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1
关键词:旅游规划;知识生产;知识体系
1背景与问题
关于旅游规划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学者将可持续发展、地理生态学、空间增长极、双向规划等理论引入旅游规划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实践方面，在旅游目的地空间构建、休闲旅游发展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为今后旅游规划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在现今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如何做好旅游规划，对于旅游资源开发整合、旅游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发现，我国学者在旅游规划方面的研究往往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过渡以市场为导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研究出发点不仅破坏了各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更影响了旅游规划相关理论的研究方向。为了克服当今物质的、短浅的旅游规划研究弊端，丰富旅游规划理论体系，本文引入知识生产理论，在知识生产视野下对旅游规划进行创新性研究，可为旅游规划知识体系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切入视角，包括作为旅游规划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作为旅游规划理论创新的知识体系以及作为旅游规划经济功能的知识体系等三类基础形态，对于构建旅游规划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我国旅游规划理论相关研究进展
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在旅游规划理论相关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石培华等对旅游规划设计的本质内涵和核心理论进行研究，认为旅游规划是对旅游系统长远全面地进行系统谋划，以实现良性发展。冯立新等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旅游规划热点研究认为，现有研究集中在规划理念、规划导向、旅游资源、规划技术手段等方面，但就目前来看理论研究落后于实际发展过程。王雷等在研究中创新性地引入“反规划理论”，解释了如何在景观设计中利用旅游规划相关理论。廖培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重点分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旅游规划进行的主客观评价。张捷等认为乡村旅游规划需要在景观意向导向型旅游规划理论模式的指导下进行。黄冬梅针对现阶段旅游规划创新不足、片面追求利益、研究视角狭隘的困境进行了阐述。朱莉等认为“核心—边缘”理论能够为旅游规划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邹统钎总结我国四十年来旅游规划研究中运用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包括周期理论、利益相关者、反规划理论、感官体验理论等。旅游规划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学者缺乏对旅游规划知识体系的研究。因此，本文在知识生产的视角下研究旅游规划的知识体系，既是对旅游规划理论的创新，也延伸了知识生产理论的应用视角，有利于旅游规划知识体系构建，丰富了旅游规划研究的范畴。
3知识生产理论
3．1知识生产的属性和过程
知识是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活动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其过程可表述为知识生产。在知识生产理论中，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学术知识和法定知识是核心概念。当知识具有公共属性时才能够有效传播，而知识编码化能使其获得公共属性，从而传播开来得到社会认可。知识的最初形态是指经过生产、汇集、筛选和确定的学术知识。在学术知识转化为法定知识的过程中，产生了权利关系和形态结构的改变。
3．2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
王骥认为分析知识生产模式应该从认识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维度进行，其中认识层面包含认识模式和手段，组织层面包括组织结构和制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正是在学科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学科制度、学科组织的不同形态模式。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有两个:一是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是由相同学术兴趣所主导，质量控制主要通过同行评议进行，知识生产的特征是同质性，是基于特定学科的，组织形式为等级制且倾向于维持等级形式;二是知识处理是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表现为跨学科性、异质性和非等级性，更多关注到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对比来看，后者的知识生产模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其过程兼顾社会和政治因素，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反思价值。
4知识生产视野下的旅游规划知识体系研究
通过对知识生产全过程进行梳理发现，旅游规划学科体系内部同样包含了知识生产—知识再生产—知识使用与消费—知识生产的循环过程。考虑到旅游规划知识体系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系统性、学科交叉性等特征，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向性，是典型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当我们在知识生产视野下研究旅游规划知识体系时，应该从作为旅游规划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作为旅游规划理论创新的知识体系和作为旅游规划经济功能的知识体系三方面探究，符合知识简单再生产—知识扩大再生产—知识生产的外延(继续)的总体逻辑。
4．1旅游规划知识体系中的知识简单再生产:人才培育
旅游规划中人才培育的知识体系是指在将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培养成为“旅游规划专业人才”所需把握的旅游规划基础知识的综合，这是旅游规划学科必须具备的主体内容。这些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包括地理学中的“点—轴”理论、区位增长极理论、功能衰减理论、核心区理论、集散效应理论等;经济学中的供需定律、蝴蝶效应理论、交替关系理论、边际效应理论等;文化学中的文化原型理论、文化工业理论、文化产出理论等和旅游学研究中的旅游符号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体验的本真性理论、旅游流的运动规律理论等，这些理论知识所形成的集合被称为旅游规划知识体系。知识简单再生产体系是一个不断更新、生长和发展的有机生命体，体系在稳定中不断运行、不断重复，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众多旅游规划专业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专业型人才的需求迫切，旅游规划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需要不断地维护、更新和发展，体系构建应积极面向未来，从加强不同学科间交流交叉合作，加强单方面的专业知识向复合型知识的升级，加强研究视角的拓展等方面进行主动积极转变。通过重新制定旅游规划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和重构旅游规划人才培育知识体系，充分体现旅游规划学科学术包容性，这也是也是旅游规划专业人才培育内容不断更新的缘由所在。
4．2旅游规划知识体系中的知识扩大再生产:理论创新
旅游规划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跨学科、跨地域、跨系统、跨文化等本质特征，同时又兼具创造吸引物、创造体验等的市场经济性，这就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来不断完善。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性知识体系略显不同，旅游规划知识体系通常是要求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以具体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的知识和工作的结合。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领域也更为专业化，结果表现为新知识的产生，即知识扩大再生产。因此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和简单再生产的知识体系具有并不完全一样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以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是现今旅游规划研究中的热点，但通过对这两种知识体系的内涵及其运行机制的认识在升级，我们就会发现知识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关于构建知识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使其具有更普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要关注新知识产生的必要途径—实践。现有的旅游规划实践研究往往局限于追求经济效益，过渡以市场为导向，没有形成系统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同时，在现有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视野和角度“小”;研究形不成合力的“散”;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虚”和理论提出经不起推敲“软”等问题，制约了旅游规划理论知识体系形成的理论知识创新能力，影响旅游规划理论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有效性。因此，要解决旅游规划理论创新的知识体系问题，一要凝练研究方向，聚焦国家重大需求，聚焦政策导向、聚焦世界研究前沿;二要汇聚人才队伍，进一步做好“引育并举，以育为主”的人才工作方针;三要拓展工作平台，搭建真正体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作平台。
4．3旅游规划知识体系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外延(继续):经济功能
市场性、经济性是旅游规划的重要特质。针对市场进行规划设计不仅是一种单纯行为，而且是涉及多系统的规划。其中包括:以景观生态系统为基础，以市场体制为导向，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支撑，以产品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独特的体验为灵魂，以挖掘和彰显地域文化为魅力，以商业服务为动力，以构建政策支撑体系为依托，形成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不仅具有很强的综合属性，作用于理论研究的外部，是旅游规划知识体系中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延续，对知识生产过程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旅游规划的知识体系中应注重研究并自觉遵从市场经济规律，思考旅游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其核心是从投入产出的过程，明确其商业运作模式，尤其是盈利的模式和渠道。因此，当我们意识到经济功能是旅游规划理论知识体系构建生产过程的外延和继续，就应该推动知识转让和成果转化，将理论转化为成果，用成果倒逼理论创新，使旅游规划的知识生产过程得以延续，扩大其外延，让知识生产过程产生更强烈的“溢出效应”，变成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活的、有用的知识。但也应注意到，旅游规划领域内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用市场机制推动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石培华，龙江智，郑斌．旅游规划设计的内涵本质与核心理论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01):80-84．
［2］冯立新，任劲劲．2000年以来中国旅游规划创新热点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7，29(01):16-21．
［3］王雷，李旺君．景观设计的“反规划”理念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借鉴初探［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01):73-78．
［4］廖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旅游规划评价初探［J］．财经问题研究，2010，(06):135-139．
［5］张捷，钟士恩，卢韶婧．旅游规划中的共性与多样性博弈———乡村旅游规划规范及示范的若干思考［J］．旅游学刊，2014，29(06):10-11．
［6］黄冬梅，何学海，罗明春．旅游凝视:旅游规划的困境［J］．时代农机，2015，42(04):78-79．
［7］朱莉，万怡春．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分成［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7(06):56．
［8］邹统钎，晨星．中国旅游规划四十年［n］．中国旅游报，2018-10-23(03)．
［9］陈则谦．探析“公共知识”———概念、特征与社会价值［J］．图书馆学研究，2013，(05):2-4+15．
［10］王骥．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概念及特征［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10):76-80．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2
关键词：自主创新模式；知识产权创造；高技术产业；面板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6.44；F4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11-04
一、引言
高技术产业具有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征，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提高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率、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占据产业链高端是高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目前，世界上20多个创新型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发明专利，产品未动专利先行，通过专利“跑马圈地”已成为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赢得市场竞争先机的重要手段。我国“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考核指标，充分显示了知识产权创造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在食品、化学、土木工程和药品等传统优势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优势明显，但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则是外国的专利布局具有较高强度，这体现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尚未成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从传统领域向高技术产业领域转移，高技术企业及其专利成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向中国发起“337调查”的重灾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频繁遭遇知识产权壁垒。
中国高技术产业要走出知识产权劣势，其关键路径是坚持自主创新。高技术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主要依靠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模式，正确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对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非常关键。
二、文献回顾
“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1930年代末，他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傅家骥[1]是我国最早提出自主创新概念的学者，此后，学者们对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国内外研究把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模式。邹承鲁[2]指出，原始创新是重大项目的突破性创新，发达国家注重技术原创，如美国在微波激光器、核磁共振技术、晶体管方面的发明均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徐冠华[3]等研究了集成创新，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单项和分散的技术集成创新更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LinsuKim[4]提出了后进国家的技术创新模型——“获得—消化—吸收—改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基础上再创新，该模式被认为是从企业外部获得技术来源，开发和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产品的捷径，但千慧雄[5]等认为我国目前存在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现象。杨燕等[6]基于知识观对三种自主创新模式的区别、创新来源、创新成本和创新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和实证检验。
在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成力为等[7]提出要开发和完善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内在激励机制；陈伟等[8]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效率；郑亚莉等[9]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自主创新模式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的影响，从合理选择自主创新模式、注重协同创新在三种自主创新模式中的充分运用、优化自主创新的内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促进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的对策建议，推动高技术产业逐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进而实现“中国创造不仅是中国产品，而且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目标。
三、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用专利申请数表示知识产权创造，用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原始创新投入，用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与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之和表示集成创新投入，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与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之和表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投入。运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对三类投入进行存量计算，起始年度的存量计算公式为S=a0/（g+δ），S表示存量，a0表示起始年度的流量，g表示变量（2000～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本文的折旧率设定为5%，为消除异方差，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构建
1980年，Sims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该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可用于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分析。本文将VaR模型运用于面板数据，建立VaR模型如下：
yit=α0+k1j=1αjyit-j+ηi+φt+μit（1）
式（1）中，i代表行业（i=1，2……17），t代表年份（t=2000，2001……2010），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模式和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αj表示滞后期为j的变量系数矩阵，ηi为个体效应向量，φt为时点效应向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检验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平稳是协整检验的前提，本文采用Fisher-aDF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名称lni代表知识产权创造，lnoi代表原始创新，lnii代表集成创新，lnidai代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平稳，也就是说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面板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以eG两步法为检验思想的kao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分别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变量知识产权创造和原始创新、变量知识产权创造和集成创新、变量知识产权创造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2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1检验统计量aDF1相伴概率lnoi组1-4.918167***10.0000lnii组11.482292*10.0691lnidai组1-1.302478*10.0964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只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分别代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三个模型误差修正项前面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符合误差修正机制。这说明长期内，三种创新模式都是知识产权创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原始创新一阶差分滞后一期是不显著的，说明短期内，原始创新不是知识产权创造的格兰杰原因；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阶差分滞后一期都是显著的，说明短期内，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都是知识产权创造的格兰杰原因。
（四）面板VaR模型Gmm估计
为克服模型中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对系数有效估计造成的偏差，本文使用前向均值差分消除个体效应，使用截面均值差分消除时点效应，得到面板VaR模型Gmm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一中原始创新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原始创新对知识产权创造的促进作用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高技术产业的三种自主创新模式与知识产权创造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以知识产权创造的一阶差分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误差修正项前面的系数都显著为负，符合误差修正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可以得出，短期内，因为原始创新具有投入多、周期长、创新风险大的特点，原始创新并不是知识产权创造的格兰杰原因，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知识产权创造的格兰杰原因。从面板VaR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滞后一期对知识产权创造具有正的显著促进作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知识产权创造有正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因为高技术产业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现象影响了再创新效果，导致产业技术依附严重，容易陷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落后—再技术引进”的怪圈，无法达到世界技术前沿水平。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合理选择自主创新模式，促进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创新型国家的衡量标准是技术贡献率，即技术对GDp的贡献要大于70%，技术对外依存度要小于30%。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引擎产业，理应创造一批自主核心专利，优化专利结构，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头产业。
当前，高技术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正在成为各国增强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维护本国利益和经济安全的战略资源。我国在高技术领域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仅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不够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原始创新模式上。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源泉，核心技术的创造主要依靠原始创新模式来实现，同时，只有具备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使集成创新的效应达到最大。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要求我们在重视原始创新的同时，运用好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针对高技术产业的17个细分行业，对于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重点技术领域可以强化集成创新；对于已经趋于成熟的行业，可以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增加技术资源，为二次创新奠定创新基础。
第二，注重协同创新在三种自主创新模式中的充分运用，促进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十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原始创新偏重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开发，原始创新的技术创新源主要在科研机构和高校。教育部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计划，旨在积聚和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充分发挥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通过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大型骨干企业的强强联合，形成支撑行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高校的技术转移中心作用，使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结合，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将创新主体——企业的技术需求项目化，实现高校优势学科和地方优势产业的深度协同，促进原始创新，促进高技术产业核心专利的创造。
集成创新需要把多方技术创造性地集成，需要建立协同创新平台，优化创新资源，促进创新主体的有效合作。创新的本质是要素的整合，要充分发挥产学研金介等创新要素的协同，重点攻克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在高水平研发基础上实现产业的高端化，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协同创新平台，有效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向再创新的成功跨越。
第三，优化自主创新的内外部环境，促进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造。自主创新模式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要优化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部环境，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引领自主创新，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明确企业成本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不同的专利战略，促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果的专利化、专利的标准化和产业化，使企业进入“创新—获利—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要优化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政府层面要做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统筹谋划和宏观管理，综合运用财税、科技金融、政府采购、科技项目资助等政策和措施，健全自主创新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鼓励原始创新，加大对发明专利的奖励力度。搭建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咨询服务；建立专利预警机制和知识产权摩擦的维权援助中心，降低知识产权风险；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为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提供保障；建立高技术产业专利技术交易中心，促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产业层面，通过构建技术创新联盟，积聚知识产权创造要素；通过构建专利池，有效进行战略性专利布局。
参考文献：
[1]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97.
[2]邹承鲁，金吾伦.自然、人文、社科三大领域聚焦原始创新[J].中国软科学，2002（8）：8-25
[3]徐冠华.加强集成创新能力建设[J].中国软科学，2002（12）：2-5.
[4]LinsuKim.imitationtoinnovation：theDynamicofKorea’stechnologicalLearning[m].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7.
[5]千慧雄.“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问题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9）：56-65.
[6]杨燕，高山行.基于知识观的三种自主创新模式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4）：626-634.
[7]成力为，孙玮，王九云.引资动机、外资特征与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J].中国软科学，2010（7）：45-57.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3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041－07
郑忆石（1954―），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上海2002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9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知识、知识分子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知识是一般生产力等观点，对此作了明确肯定。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因其“反传统”、“反中心”、“反基础”、“反本质”的理论立场，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被嗤之以鼻。然而，详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一些理论，却不难发现其关于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的观点隐含着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
一、科学：“无能”与“影响力”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派鼻祖德里达，在发起“也许最激进、最全面地从内部瓦解形而上学的尝试”[1]（p26），力图从内部破坏和颠覆等级结构的大厦时，在将哲学与文学的地位等同，认为“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很少说明并且只是粗浅说明的符号概念”[2]（p121）时，认为科学与哲学别无二致，两者都是一种符号系统，“各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科学技术制度之间、各种文字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牢不可破的，而这些文字系统既不只是‘交流手段’或所指的工具，又不同于这种手段或工具；权力和一般有效性的意义可能作为意义和主宰（通过理想化）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始终只有通过‘符号的’力量而与文字的使用联系在一起”[2]（p138），因而都是通过“文字系统”在假设它们的实在世界，而不能提供一个通向不变现实的窗口。
这样，当德里达在强调无论哲学还是科学事实上都是流动的和易变的时，当德里达强调“我们必须理解科学的这种无能，这种无能也是哲学的无能，是认识的终结”[2]（p139）时，德里达通过否定科学的价值并通过这种否认而完全抹杀科学的其他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
与德里达相似，詹姆逊也从未看好并承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却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3]（p483）在詹姆逊眼中，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只是一个“用作概括受当前社会中受机器运作操纵的僵死的劳动力”的“简称”[3]（p483）而已。然而，作为一个力图融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解构主义精神于一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詹姆逊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的辩证立场，又与德里达有异。
基于人道主义的评判立场，詹姆逊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滥用”不仅造成了环境、生态等自然问题，更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的异化，“那储藏于机器中的劳动力，包含了人的动力，反自然的动力，确是人在当前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异化的能力”[3]（p483）；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动力实践”（practico－inert），其内涵的“反终极性”（counterfinality）“以大家无法控制、不可知晓的形式，为我们的集体实践及个人实践带来冲击，拓展出一个广阔的无理想的‘迪世托邦’（dystopia）层次”[3]（p483）；科学技术与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的巨大改变”[3]（p229－293），因而后现代文化的“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文化语言”[3]（p433）等，它都逃不脱干系。
从现代人对高度发展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并被它搞得心醉神迷的现实中，詹姆逊得出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内化为一种后现代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导致了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人的感官感受、精神特质，都具有平淡感、缺乏历史感的典型特征：“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3]（p293）整个社会则演变为由多方理论构成的放任领域。就此而言，詹姆逊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作用，无疑持否定和批判的立场。
尽管如此，出于历史主义的评判标尺，詹姆逊又认为，作为包含了人的能动创新性的科学及其技术，潜在的蕴含着解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能力。他强调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必须结合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要探讨科技革命中的不同阶段，也就得从资本发展的各个阶段说起；用这个方法来区分机器能力在不同时期的特性，才是最有意义的。”[3]（p483）他还赞同曼德尔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的”、“垄断的”、“后工业”的三个阶段[3]（p484）。据此，詹姆逊在将文化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3]（p485）三个时期的同时，又认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所身处的年代称为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机器时代”，而文化作为社会及其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推动。“我们要明白，既然社会及科技的发展会从一个时期演化到另一个时期，则社会文化跟机器的关系以及它对机器的再现的方法形式，自然也会因时移世易而辩证地转变。”[3]（p485）在詹姆逊看来，尽管后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其貌不扬”，不像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有着“壮观”的表达[3]（p486），但是，前者在貌不惊人的背后，“在表面上、在平面化的形象本身之中，带来一种内向的爆裂”[3]（p486），它使人们对美感的把握不再墨守成规，使“我们今天的文化重心不在机器的动态能量上，而在各种各样、日新月异的再生产过程和方法上”[3]（p486）。
这样，我们看到，尽管詹姆逊一再重申自己“并不愿意认定科技是我们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实的‘最终决定因素’”，认为“尽管当前社会的科学技术有惊人的发展，尽管尖端科技是充满魅力的”，但“其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广为人所接受的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更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3]（p488）但是，他又从文化分期的角度，通过阐释科学技术对文化发展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时，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3]（p308）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制度的扩展，今天资本主义的制度扩展，已经进入了“全球规模”时期，随着欧盟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世界经济已经由区域融合走向全球融合。“目前，我们正处于另一个转型期，面临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我们要在这庞大的体系的统辖下面对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的空间。”[3]（p508）在詹姆逊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消费主义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3]（p418）。因此，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出路，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新时期的内在阶级动力几乎没有时间发挥作用，尤其是新出现的劳工组织形式和政治斗争都适应已经改造了的商业世界的全球化规模”[4]（p309）。
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扩展”的工具，是信息和电脑技术。利用它们，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的观念和方式，而且改变了现行制度的特征，即使它具有后现代文化性。“‘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方八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其中包括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所说的‘残余’文化及‘新兴’文化等迥然不同的生产形式]，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4]（p432）利用它们，资本主义将其制度更为有效地扩展到了全球。然而，在詹姆逊看来，信息和电脑技术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展的工具，同时又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第二个基本战略（“制度扩张”是第一个战略）。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全新商品的生产”。因此，后现代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尤其是原子能和电脑技术，“既有能力生产新型产品，又是开拓新世界空间的工具”[4]（p309）。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不仅“缩小”了地球，而且根据新的规模重新组织资本主义。
据此，我们看到，当詹姆逊以资本的张力描述后现代及其全球化时，他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阈，仍然是科学技术及其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在于科学技术的有形效应，更在于它的无形效应，在于它通过其有形的物化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人们思想观念的作用，在于以它为主线构成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就此而言，詹姆逊不仅没有否认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相反，却在形式的“消解”中，实质上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
表面的“解构”与“消解”，却暗喻着实质的承认与肯定。德里达和詹姆逊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矛盾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力图“悬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基本理论，却并不能绕开这一问题。个中原委，仍然在于科学技术在今日世界对社会发展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之“巨”，已经与马克思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怎样激愤的心情、多么尖锐的言辞、何等严厉的批判，谴责科学技术的滥用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却又都能基于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对科学技术的正负效用，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技术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贯穿始终的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理论逻辑，也是后马克思主义无法摆脱的“梦魇”。
二、知识：文化动力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与后马克思主义否定“元叙事”的基本立场一致，除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其他人都没有直接涉及和探讨过关于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然而，不直接探讨不等于毫无涉及。透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迷雾，我们仍可窥见其中潜藏的相关观点。
利奥塔视“后现代社会”为高度发达的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认为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它本质上是计算机社会、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言谈或话语。科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对知识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利奥塔看来，由于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获得与传统的方式（个人的教化、心灵的培育等密不可分）已经大相径庭，由于计算机化的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力的原则，知识不再是目的本身，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出售。因此，知识是以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信息商品形式出现的。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对社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利奥塔指出，就经济而言，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是生产力人口构成的显著变化：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日减，专业技术人员与白领工人日增；就国际社会而言，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为争夺和控制信息而战。[5]（p3）由于在后现代时期，科学知识将继续保持并强化对生产力的重要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将不断扩大。就政治而言，知识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计算机化使得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功能已经愈来愈依赖机器，因此，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或应用真理标准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效率、真理、公正、美感的技术质量、伦理常识、听觉视觉等标准的问题了。在利奥塔看来，在后现代社会，知识使人们有能力构成“好”的指示性、规范性乃至评价性的表述。但是，又由谁？以什么标准？怎样对这些表述做出或“好”或“坏”的评价？当权力和知识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时，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知识呢？[5]（p63）
利奥塔的上述观点，虽然意在揭示后现代社会知识的特性，但却在其相关表述中，表达了他对知识在后现代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肯定。
对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詹姆逊则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之间的关系时，从知识构成文化动力的角度表明了其观点。在他看来，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更直接的国际文化语言”[3]（p287），是“包括电影、新闻、电视、广播、时装和建筑的款式、新的生活方式等”在内的一种全新文化或“后当代文化”[3]（p277），“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3]（p292）。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形成和发展的母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不能脱离后现代的时代变化而存在，“它根据新环境中社会和历史状况有利还是与否逐步移入新的环境中”[3]（p287－288），“‘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方八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3]（p432）。因此，后现代将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融为一体，在“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的同时，促使我们充分认识其中的“文化主导”[3]（p432）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两者是“二而一”的。
詹姆逊强调“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对于“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3]（p432）的意义。据此，他进而分析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和本质。
就其特征而言，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生活的体现与形式，具有不同于近现代社会的新特点：一是新的平淡感。“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3]（p440），它无论在绘画、建筑领域，还是在文学、理论领域，都有充分的体现，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和形式[3]（p228－290）。二是微弱的历史感。“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3]（p419），从而“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3]（p433），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浅薄”[3]（p290）。三是情感的消逝。由于它没有丰富的主观色彩和心理分析[3]（p294），因此，尽管后现代文化带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或“情感的‘强度’”，但却是带引号的“强度”情感[3]（p433），透过这种文化的表层，可以发现在“最终极、也是最浮面的金光尘埃之中，我们只可见到一种无端的轻狂和浅薄，一种无故的装潢和修饰”[3]（p442）。四是美感界限的模糊。它关注“普遍”而放弃“特殊”，只需“大众”而抹去“高雅”，追求“戏仿”而放弃“反讽”，只认“当下”而否认“乌托邦”[3]（p398－401）。美感界限的模糊，表现为“矫揉造作的文化特征”[3]（p424）。
就其本质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形式特点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的内在逻辑”[3]（p419），即：“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路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3]（p418）消费社会的商品化、“快速”化等时序特点，在导致后现代文化上述特征的同时，也表明由于后现代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消费特点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出一种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在社会整体的生产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3]（p429）因此，后现代文化在本质上，不过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时代的产物和反映，是一种彻底的商业文化。
分析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的关系，揭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和本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弊端，并不意味詹姆逊根本否认了后现代文化及其后现代资本主义。在批评那些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分析模式不适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时，詹姆逊赞同经济学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历史进化过程的分期，认为后者“把当前涌现的这个‘新’社会视为‘资本’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并论证说明“即使这样的新社会的确在现今世界存在，也只能是一个比从前的任何存在形式更‘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3]（p425－426）的观点，证明和肯定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模式，“简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3]（p484），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的全球化并使全球的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时才是可能的观点，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3]（p507－508）
在詹姆逊看来，尽管“就历史发展而言，我们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制与介入”[3]（p484），然而，他又在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相联系并进而揭示前者的本质时，通过分析其文化逻辑，指出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变化，同样将带来人的性质的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是社会形态由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的一场文化“革命”，它培养出新人，从而带来新的革命，带来新的社会结构。正因此，詹姆逊才要求人们，在“看到后现代主义再现或再生产――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的同时，视探寻其中“是否也有拒绝这个逻辑的方式”为“更为有意义的问题”和“必须将之开放的一个问题”[3]（p419）；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同时，通过肯定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在于主张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通过“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消退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便“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3]（p432），使文化得以从根本上干预经济，在发挥其应有效应中真正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詹姆逊自信自己“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3]（p287），就在实现社会发展动力从马克思的生产力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向，在肯定了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探讨价值的同时，承认和肯定了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知识分子：文化生产力的承担者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发展作用，后马克思主义涉及极少，更未有过直接肯定，相反则是多有贬斥。这在德里达的理论中表达得最为直接。
德里达在反诘马克思主义“终结论”，指出马克思思想只是一个历史“幽灵”时，谈到了受独断主义的霸权概念支配的西方文化，并在分析这一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政治性存在文化、大众传媒文化、学术式文化）时[6]（p76－77），通过批判文化霸权，涉及知识分子问题。
在德里达看来，三种文化虽然在“场所”、“形式”、“权力”上不同，但实质却相同，即都是“由我们文化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场所或机构所组成的一套装置”[6]（p76），“是由同样的机构或与它们不可分割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6]（p77）。它们借助技术进步的力量和传媒的中介，形成一种霸权话语，“是在公共场合的每一个角落组织与操纵着公众的表白或证言的东西”[6]（p76）。
在德里达看来，由于“学者型的或学术式的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文学理论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家的文化，他们的话语本身不仅经由学术的和商业的出版社所传达，而且也为一般的传媒所转送”[6]（p77），因而同样是一种与霸权和帝国主义有着交流和合作关系的文化。而作为学术式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则因其与“霸权或帝国主义一道，相互交流并且合作而生产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6]（p78）。可见，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德里达不仅不认可，而且持较为坚决的否定态度。
然而，如果我们绕过德里达关于知识分子“生产着世界上强大的力量”的霸权解构帷幕，我们却可以体悟其中包含着的另一层含义：德里达承认了作为文化生产者和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
作为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虽然申明其理论是从“知识分子领导权设计以及表达它的理论观点开始”[7]（第二版序言，p2）展开其社会主义策略的探讨的，然而，由于其主语在“领导权”，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在其相关理论中，同样没有直接涉及知识分子问题，更没有谈到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有无推动作用的问题。然而，当拉克劳和墨菲分析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时，却指出其形成了从政治的阶级同一性，向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大众同一性领导权的转换，“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两人对葛兰西这一思想的价值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使“领导权联系的合理特性不再是隐藏的，相反是完全可见的和理论化的”。[7]（p72）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葛兰西的这一思想除了表明他结束了“意识形态的还原论”，表明“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识’”外，还显著地表明“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相反，“它通过并不具有任何必然阶级属性的要素的连接而构成”。[7]（p73）
由此，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分析葛兰西领导权概念中的多元内涵，在肯定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对于认识意识形态本质的作用时，通过肯定“有机意识形态”而间接承认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而当拉克劳和墨菲进而以多元性界定“主体”范畴，认为以阶级论定位工人阶级，从而认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被看成就存在于”“扮演了特权化代表的观念”的工人阶级那里，“而没有理解工人阶级的真正定位要依赖于各种政治平衡和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本阶级之外的多元民主斗争的激进化”[7]（p199），得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的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7]（p95）的结论。他们还强调“从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政治构造。它有一个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理解其客观命运”[7]（p96）。这样，拉克劳和墨菲便在从政治构造维度理解知识分子，否定传统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主体动力的同时，再次承认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价值。
詹姆逊在阐释当代文化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时，则以自己为例探讨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他强调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市场社会里随波逐流，认为自己的工作不过是制造新产品和推销新产品”[3]（p45－46），而是应当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面对社会公众，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来自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能够直接与对方对话。在相互接触时，他们能够反击，而他们的确一直在反击”[3]（p46）商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谈到思想界、知识界结成“统一战线”的价值和可行性时，詹姆逊指出，尽管“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从未出现过，但是，“既然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得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间的接触和交换急剧加快”，因此，“知识与思想的网路也一定会抓住这种机会并利用这种可能”，而“当前世界各地不同国家里的思想文化运动或活动比诸如现代主义或帝国主义时代有着远为明确清晰的意识”[3]（p47）。他指出“尽管有某种暂时的政治上的或社会上的悲观主义，尽管世界范围里的集体实践仍然不过活跃，但现实世界里的丰富多彩和变动不居仍将使左翼知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旺盛的活力”[3]（p49），从而既表明了自己对这种可能性和价值的信念，又表明他对知识分子面对平面化、破碎化、当下化的后现代文化，在自觉担当中展现出的力量和作用的肯定，而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当詹姆逊将包括电影、新闻、电视、广播等在内的艺术方式归为后现代文化[3]（p277），并肯定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时，詹姆逊通过此，同样肯定了作为这些艺术种类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综上可见，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在批判后现代社会科学、文化弊端的同时，却又以其同样独特的方式，承认和肯定了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美）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卷）[m]．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4
人类自打制石器、刀耕火种以来就开始有一定生产知识，农业社会的时时令知识、天文知识还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技能知识有的至今还传为美谈。但是生产知识和技能的迅速发展和聚集是大工业发展以后的事情。工业社会的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之载体就是城市。城市经济的本质就是广义的知识经济。
有人界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好，我们甚至可以把“以知识为基础”的确切含义做点“定量”分析，如有人提出过的指标体系那样。例如：知识产业的比重。“知识产业”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其内涵现在并不规范。我以为，知识产业不仅仅是信息产业，它应是生产、传播知识及其软载体的产业的总称。科学研究与教育主要属于知识生产产业；邮电通讯、信息咨询、新闻传媒、文化交流等应属于知识传播产业；书本、文章、文件、报刊、电子软件等属于知识软载体．对这些载体进行生产与传播的产业自然上应属于知识产业。所有这些产业集中在哪里？在城市！发展知识产业就必须发展城市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是同义语。统计部门应对其进行具体划分，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或者作为第四产业提出来。只有当第四产业的统计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而其产值增长速度和比重相继超过第三产业，形成四次产业台阶的时候，亦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产业的产值比重形成依次增高的阶梯时，才具备狭义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果一个城市首先具备这个特征，这个城市就应被认为是知识经济城市；如果一个社会具备这个特征，这个社会就应被认为是知识经济社会。
再如，社会经济增长中的知识贡献率。这也是人们很重视的一个指标。社会经济增长与投入有关，其中主要有物质投入和知识投入两个方面．前者一般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要素，后者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素。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划分，物质投入可以分为资金（K）和劳动力（L）两个部分，知识要素可以用技术水平（a）来代表。知识贡献率应当就是由于技术水平提高给社会所增加财富在整个社会产出中所占比重。现在研究这个比重的经济学家，既有以国家为对象进行的，也有以城市为对象进行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当知识贡献率稳定的超过50％时，这样的经济才称得上知识经济的话，那么，这既适用于衡量国家，也适用于衡量城市。
不过，一个国家形成知识经济社会有一个城市化程度问题。因为知识经济社会一般认为是后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一般出现在城市化的晚期或末期。根据国际经验判断，它的下限值应是城市化率为75％左右。当然这个指标不能孤立使用．19世纪末叶英国的城市比率就已经达到和超过75％．但那时它离知识经济还很远，因为当时英国的知识产业比重和知识贡献率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则有可能在城市化率达到75%以前进入知识经济社会。
总之，知识经济不可能在农村实现，也不可能在城市化水平很低的社会实现。城市是人类知识进步的产物，又是知识集中的区域。反过来，城市成为知识的摇篮。为了促使知识经济的早日到来，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我国城市化过程。
二、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时代特征
从狭义的（即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出发考虑，知识经济的产生要晚于城市经济，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理论可以视为是新的重大的历史分期学说，这也许是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者本人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重大贡献。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的高级阶段实质是指一个崭新时代的经济，这个时代是以往历史时展的高级阶段。
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崭新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已经经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从生产力水平来说，农业社会是低级阶段，工业社会是高级阶段。但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高级阶段的到来，以前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只能认为是“前知识经济”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只有知识经济时代才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知识经济社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物质性投入为主，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知识性投入为主；生产环境也有根本性变化，前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当然，以主导产业为标志进行社会阶段性划分，也可以有三分法，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不过两分法比三分法可能更深刻、更有意义。
2、知识经济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崭新阶段我们曾经有过社会形态的划分，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四个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关系被动地为生产力所突破实现的，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自觉的行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现点有可能同知识经济的观点统一起来、一致起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知识文化极大普及为背景，人类将有从约束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真正解放出来、提升出来的现买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前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教育文化的落后，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荡涤社会一切污泥浊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则完全有这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划分比以往几个阶级社会的阶段性划分更具重大历史意义。也许可以说，前知识经济时代是人束缚于生产关系、被动行为占主导的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人有可能自动调节生产关系、主动行为占主导的时代。
3、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实现阶段人类社会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仁人志士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从来没有停止过。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分工、教育、道德、节欲等理想；我国古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思想，是妇孺皆知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等提出了“社会契约”、“人权”、“平等”、“自由”、“回归自然”、“理性王国”等一系列社会理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的种种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是尽人皆知的著名学说，多少人曾为之鼓舞．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但不管是理想也好，空想也好。都没有如人所愿的实现。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尚不具备，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知识经济社会和城市经济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却为人类世世代想的实现创造了这样的物质条件。用文学语言说，那是一个使人类的梦想变成真的时代。也可以这样说，前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追求理想和梦想的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人类实现自己的梦寐以求理想的伟大时代。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我们应该竭力争取并为之奋斗的辉煌的明天！
三、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
既然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将把人类社会引向高级阶段，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有梗概的认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社会进步是目的，而经济发展不过是达到社会进步的手段。因此要时刻注意和加强研究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在哪些方面引起社会进步的质的飞跃的方面，并应通过城市社会目标的逐一实现，谋求逐步达到整个国家社会目标的实现。对这个社会目标的期望值不仅不能低，而且应视为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进程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检验标准。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城市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预见有规划地提出社会进步的目标、条件和检验标准问题。我以为，以下三条是重要的：
1、社会差别趋于缩小社会发展总是一个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先有差距的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知识经济的兴起还会有差距的继续扩大，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一定要创造社会差距逐渐缩小的社会条件，否则这个知识经济的“知识”是有偏差的，起码是社会科学知识不发达。缩小差别的内容当然主要是这三方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理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使一直存在的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得到统一和解决。现在的情况是少数发达国家国内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而全球的差距还在扩大，这基本反映各个国家和全球距离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也会是不一致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时也提出过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现在城市经济在全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由无差别和差别甚小到扩大差别的过程，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研究这个差别扩大可以允许的“度”，要不失时机地实现由差别扩大到差别缩小的转变。
2、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显著提高知识经济应比前知识经济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提供更好的食、衣、住、行条件．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和就业机会．使人的德育、智育、体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发展，真正出现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精神文明的统一，从而，人的平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将大幅度提高。那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竞争的性质和形式也将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观、荣辱观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精神享受以及由此形成的比、学、赶、帮热潮将成为新的时尚。如果这样认识是必要的，那么各个国家和全球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说都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历来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主张两手抓、两手都要过硬；最近几年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有些文明城市的建设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尚需大大提高和加强。
3、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安定这是以上两项实现的必然结果。那时，人民安居乐业，收入稳定，生活安定、自由、幸福，相处亲和、友善、欢乐。患病率、犯罪率降到最低点，战争的阴影和威胁基本消除。如果不是这样，即使社会科技很发达，生活水平也很高，每人一台电脑、一辆车，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什么有什么，但是社会不安宁，刑事犯罪让人提心吊胆，不减当年，甚至有所发展，算不算这个社会的经济性质是知识经济，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呢？我看不能。长治久安，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社会梦想，在经济水平低下的前知识经济社会是注定不能实现的，而只有在全世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才有实现的条件。现在少数发达国家是富裕了，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安定因素的威胁，美国还在坚持要搞导弹防御系统，就说明这个问题：世界大同为时尚早。
知识经济的前景和必然逻辑在昭示人类：不仅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具有同一性，而且局部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整体的发展也具有同一性。可惜，美国总统的智商尚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平凡的真理”，他们想到的和为之尽职尽力的只是美国一国的遥遥领先，而不是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各国政府现在能顾及到的也只能是本国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有的甚至不惜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换取经济的单纯增长。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汲取，应从现在起就应首先在国内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摆平、摆正确。要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既励精图治社会安危于已然，也防患于未然。从城市做起，重点也在城市！
四、系统建设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来来，但是通向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高级阶段的道路并不平坦。现实告诉我们，一切关于知识经济的绝妙的描绘，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只是理想、陶醉、沉湎而后已。知识经济的“桃子”并不能伸手可摘，也不可能即摘即食、它若远若近、若真若幻地摆在我们面前。你若取舍得法，功夫到家，他将届时走来，同你握手；否则．也会失之交臂，离你而去。要保持清醒头脑：在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尽管十分严峻，但是机遇与有利条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十分丰厚的。如何利用机遇和有利条件，迎接挑战并战而胜之可以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有认识的、技术的、制度的、政治的、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且要配套实施。本文不能胜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仅就其中一个问题，即认识知识系统、发展知识经济系统和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问题谈点浅见如下：
（一）认识知识系统
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元物质”；知识系统，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构件”。到底什么是知识，现有的源于国外的4个w（即know－what，know－why，know－how,know—who）以及国人所加的几个w的认识，只是对知识的形态与分类作了表述，并未触及知识的实质，不得要领。我以为，知识是人类通过实践（劳动、科学实践和人际交往）对自然、社会、思维的现象和本质所获得的认识的总和，是可用以指导人类再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知识是社会生产力．是生产所以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形态和表现是多方面的，知识系统可以根据它的形成过程作以下分析：
能动的和规范的生产技术。能动的生产技术是指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以自己先天和后天素质为基础，根据切身体悟，随时对劳动经验直接进行总结和调整的活的操作准则和方法，能动的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的素质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规范的生产技术是指在劳动者能动的生产技术基础上，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系统总结，得出共同认识，而后用操作规程固定下来的操作准则和方法。规范的生产技术既受专业人员素质的制约，也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
实用的和基础的自然科学。实用的自然科学是人类在总结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人类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物质形态的理论体系；基础的自然科学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和实用自然科学进一步进行总结，揭示出自然演化的一般规律，而后形成的高度概括的理论体系，它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与应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微观的、宏观的和中观的管理科学。微观的管理科学主要是指导企业如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理论体系，它既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中物质系统的运动变化，也管理其中的人事系统的运动变化，因此它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理论；宏观的管理科学是指导企业间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以一个国家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理论体系，它对微观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或促进或促退的制约作用，实际上这只是宏观管理学的一种狭义理解，就广义而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一般宏观管理科学的诞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诞生，实际上提出了建立中观经济管理学的要求，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管理学。这种管理学是微观管理学与宏观管理学的合二而一，是管理学发展的高级阶段。[1]无论微观的还是宏观的管理科学都是人类长期进行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宝贵经验结晶，但是它比人类的自然科学技术结晶要年轻。
传统的和现代的人文科学。传统的人文科学是由古人和前人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现象和本质所进行的艺术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反映和概括；现代的人文科学是对传统的人文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现代社会中有时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是混合的，但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
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总和可能就是社会科学的主体，而经济学则分属于二者。
以上关于知识系统的分类，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各层次知识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次越高，知识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也越高，也就是它的“软化”程度越高。各层次的“软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各种有形的物质（“硬件”）运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层次越高的“软知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这种影响会越大。也就是说，以上四个层次的知识是一个整体，而且后者对前者具有调控作用。然而，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愈前愈细，愈后愈粗的问题，与实际上应该具有的愈前愈浅，愈后愈深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以至一直存在忽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哲学的价值和指导作用的观点和做法，对实践造成数不尽的危害。现在看的很清楚，越是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发生越是与哲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的落后有关，而主要不是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可惜，现在在实际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是实质上的自然科学技术救国论、高新技术重点论、自然科学人才上乘论，如此等等。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消极影响深远的认识误区之一。
（二）发展知识经济系统
由于知识系统的庞大和复杂性，知识经济的内涵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以某种某类知识为主（或为重点）的经济。同时应该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理解修改为“以系统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定义，这样可能更科学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既决定于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决定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把知识经济仅仅理解为技术经济或高新技术经济是片面的。
首先，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与知识系统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系统和管理结构系统。最能体现“能动的和规范的生产技术知识”的产业是我们一直很重视的生产企业，在知识经济社会仍然是社会的基础和骨干；最能体现“应用的和理论的自然科学知识”产业是各类学校、培训班和科研机构，在知识经济社会应有大的发展；最能体现“微观、宏观和中观的管理科学知识”的产业是各级政府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在知识经济社会主要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大大提高；最能体现“传统的和现代的人文科学知识”的产业，在知识经济社会将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具有高级人文科学知识的劳动者真正自由结合的社会团体。四者的比例关系必须协调，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后者的比重比前者总有逐渐依次增高的趋势。
其次，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知识资源开发—知识生产—知识流通—知识消费的再生产系统。知识资源的开发主要是人的智力的开发与正确运用，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德育、智育、体育）的过程。具有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为此教育产业的投资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知识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具有重要赶超意义；知识生产主要是人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感性与理性知识的积累，其核心是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管理理论和方法、社会理论和意识的创新，为此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机构与产业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而各行各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高具有普遍意义；知识流通主要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为此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保障、调控和制约的决定性意义；知识的消费就是知识的再生产，而知识的投入并不会消失、磨损和折旧。这是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最大不同和最大优越性之所在。以上再生产过程也必须互相衔接、协调发展。
最后，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精神财富的再生产过程与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相耦合的系统。就是不能把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与知识资料的再生产截然分开，不能因强调知识经济系统的重要性而矫枉过正。二者的关系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关系，而且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被动性、可重复性和有限性，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能动性、创造性和无限性。分别来说，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耦合的，没有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而没有精神产品生产（如劳动者的产品成果与劳动技能与经验成果都是同时获得的），也没有单纯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而没有物质产品的生产（如著述立说的精神生产与其物质载体纸墨、书本、电脑的生产是必须相结合的）；物质产品的流通与知识产品的流通是耦合的，没有单纯的物质流通而没有知识流通（任何经济范畴的物流，皆因市场信息知识主导的商流所引起），也没有单纯的知识流通而没有物质流通（任何经济性质的信息知识流通必然伴随和引起物质商品的流通）。电子商务则是这种结合流通的最新形式。同样道理，物质资源与知识资源的开发、物质资源的消费与知识资源的消费也具有同样的耦合性。不明确树立这种全面观点和辩正观点就容易神化知识经济，吹成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放松对它踏踏实实的建设。
知识经济系统的分析，实质就是知识经济结构的分析，与我们现在通行的经济结构分析明显不同的是加进了与物质结构相提并论的知识结构的分析。只研究有形的物质形态的结构（即通常所指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不研究无形的知识文化形态的结构调整与发展问题，不研究后者对前者的重大作用和密切关系，是我们时代又一影响深远的认识误区和实践误区之一。
（三）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
知识系统与知识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城市经济系统的建设。城市经济系统的建设首先是城市经济中心的建设，在知识经济社会则主要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的建设，然后带动周围城乡的建设。原来关于中心城市的提法主要强调它是经济中心，或者笼统提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中心，或者一般谈城市中心的“硬”功能：生产中心、流通中心、交通枢纽、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等等，或者进一步具体化为钢铁生产基地、煤炭生产基地、港口城市、边贸城市等等。而在知识经济社会谈中心城市的功能应该明白无误地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软”功能，即城市同时也是信息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智能中心。要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就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
——信息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向导和先导。主要由信息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来代表，其中又可分为信息传播中心（这是各类媒体、邮电通信产业的主要职能）、信息生产中心（这是各类图书、音响、电子信息制作、出版、发行行业的主要职能）、信息技术中心（这是各类通讯设施、器材的生产和维修行业的主要职能）所构成；城市信息中心必然要求“数字城市”的建设，全方位向外向内提供尽可能全面系统信息，加速信息流转，提高信息服务质量。
——科技中心是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制高点和推进器。主要由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引进中心和科技辐射中心所构成，这里的“科技”是广义的，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符合这个概念的产业或行业组织现在基本没有，或者尚处于萌芽状态。现在一些发达城市建设的高新技术园区大概能起到科技中心的半壁河山的作用；另一些城市设置的社会科学院、所或中心，是可望起另一半作用的雏形；
——教育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基础。主要由德育中心（城市应是精神文明最佳的地方）、智育中心（城市是各类学校的集中地）、体育中心（城市是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开展最活跃、水平最高的地方）所组成，是全面提高全民德智体素质的模范地区。在知识经济社会城市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浑然一体，义务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智能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最高表现。主要由经济的政治的决策中心（政府、公司总部等）、咨询中心（各类信息服务、经纪服务、展销服务、就业服务等）、学术中心（各类创新性学术活动等）所组成，实际起着城市和地区的神经系统的作用，对调控和促进城市与地区协调发展起着无可估量的决定作用。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城市的智能作用、质量、效率和系统性军相差甚远。
应该指出的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的软功能与硬功能一般是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不能偏废。但是一批以软功能为主的中心城市会应运而生（如大学城、科学城、文化名城以及以政治、游息、会议、管理为主要任务的城市等），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力和竞争力也将以拥有这批城市的数量和质量为转移。有眼光的城市管理者之深谋远虑的重点，也许就是要把现在已见端倪的这类城市或城区揣在怀里、捏在手心里，以最大的热情加以扶持、培养、“重用”、“提拔”，使其长足进步和发展。“创建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应是时代的最强音，发展城市的最响亮的口号！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5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服务模式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4（c）-0200-01
高校图书馆是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信息服务的文献情报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获取文献信息，而是在浩瀚的资料中快速捕获有用信息。如何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层次，进行知识的重组和再生产，更好更快的为“用户”筛选、集成有效信息，是高校图书馆在想更在做的事情。因此，如何结合“用户”的个性化的需要，构建知识服务新模式，提供方便、快捷、系统、智能的知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首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知识服务的内涵
服务的形式和内容存在着千差万别，但评价服务效果的核心都是是否解决被服务对象的问题，让服务对象感到满意或满足感。知识服务同样如此，不仅要关注是否给用户提供了文献知识情报，更要关注的是“我”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是否解决了用户在知识方面的问题。因此，就高校图书馆而言，知识服务应当是基于所拥有的文献知识资源，以用户的目标为方向，对文献知识进行选取、组织、配置、传递，为用户解决问题所进行的知识支持、知识创新和全程服务。
2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主要方向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信息资源充分共享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的用户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也更加多元化，他们所需要的是如何更加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取他们所学要的文献信息，这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只有依托丰富资源，面向用户需求，以个性化、整合化、多元化的方式构建知识服务模式，才能形成自身独特优势。
2.1个性化
高校的学科驳杂，涉及诸多领域，高校图书馆用户的总体需求是多元化，单个用户需求是个性化的，既有教学的需要，也存在科学研究或学习的需要。因此，高校图书馆需深入研究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根据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持续地进行知识服务。
2.2整合化
对于用户而言，从高校图书馆获取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是目的，而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否方便、快捷和有效同样重要。因此，知识服务所提供的产品，应当是在现有文献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工之后的完整方案，知识服务的过程，也应当是集成的和“一站式”的。
2.3多元化
高校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的途径和手段，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应当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智能化、网络化的方式为用户提炼出更多相关联、相印证的数据资料，为用户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知识获取途径。
2.4深层次
在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不仅拥有自身的庞大资源，还可以通过深化合作交流共享其他图书馆的资源，因此，高校图书馆可以借助这个优势，为用户筛选更加丰富的信息的资源，并通过分析和处理，形成深层次、系统化、专业化、高质量的知识。
3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
3.1始终以用户为导向
以用户为导向是服务的根本特征，高校图书馆要打破传统的文献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从用户的需求出发，从简单地提供文献知识专项进行信息的重组和提炼，深化、创新文献知识服务。一是要对用户的知识行为特征和需求特征进行全方位、多形式的调研和归类，掌握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方向和方式。二是要根据调研的结果，对知识服务的理念、方式、内容进行创新，通过馆员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实现知识的再创造，以更好地贴合用户需求。
3.2建设知识服务共享平台
丰富的知识资源是高校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的基础，图书馆不仅要注重实体资源的充实完善，更要重视实体资源的数字化、电子化，以及与其他图书馆的共享资源建设。还必须针对高校自身的学科、专业需求，建立学科馆员制度，通过专业搜索引擎、集成技术，打造特色数据库和学科导航系统，建设统一的知识服务平台，提供专业化服务，以方便用户更加高效地检索、获取和利用文献信息。同时，还要求用户对知识服务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能够快速检索信息，获取有用资讯，要也要求图书馆既要造就一批知识性的馆员队伍，要加强对用户的培训，让两者在知识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知识的再生产上。
3.3创新知识服务评价体系
服务的评价标准是是否为用户解决了实际问题，达到了用户的要求，因此要建立一套面向用户的知识服务评价体系，合理设置服务项目、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与服务方式等评价指标，考察知识服务目标的实现程度，揭示现时服务水平的同时反映出用户的需求导向，并根据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建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标准、规范和奖励机制，提高图书馆员提供知识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结语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图书馆工作，应当着眼和着力于知识的创新和再生产，瞄准知识服务的个性化、整合化、多元化的方向，以用户为中心建设知识服务共享平台和服务评价体系，不断挖掘和提升知识服务能力，更快捷、更系统、更全面地满足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保障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
参考文献
[1]张海涛，宋拓，刘健.高校图书馆一站式知识服务模式研究[J].情报科学，2014，2（6）：124-126.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6
[关键词]课程；基础理论；素质教育；教学改革
一、课程理论与教学技术合并研究的意义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此后二十年，应试教育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不足之处也愈见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情感方面的教育；二是对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方面的教育；三是对创新精神、操作实践、生活能力等核心素质的培养。因此，1999年起，国家开始倡导素质教育。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面对世界高科技创新的挑战，衔接素质与教育、能力与知识的仍然是课程。2001年国务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将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强国的总战略。各学段有序依次进入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在各级文件中被定义为“新课程实验或实施新课程”，但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将其理解为“新教材使用或新教材教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的栗洪武、肖世民、陈晓瑞、康伟等教育专家、教授编写21世纪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学校教育学》，在第三章“课程理论”中指出：尽管课程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对于课程是什么却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界定。他们提出了三种理解，罗列出六种观点。2015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张传燧撰文《课程改革在路上：历史、现状和未来》，概括课改现状为：理念先进、教材完美、制度选课，课堂依旧、教学依旧、书包依旧。他认为现有的课程理论都是洋人的，理念空洞，理念和实践是两张皮，水土不服。他提出未来要加强我们自己本土的课程理论建设，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科学适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由此看来，课改从一开始就有先进理念的指导，但却缺少基础科学理论的引领，没有完整科学的课程基础理论概念及体系，将使课改实践缺少基石，缺乏动力，课改不到位。
人们之所以要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和追求科学理论知识，源于生存安全与活动目标有效实现的客观需求，源于个人的能力相对于其所生存的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要顺势而为，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以提高生存的能力及质量。因此，科学界定课程概念，夯实课改实践基础；创建课程理论体系，注入课改实践动力；研发教学技术方法，创新教育文化平台，是有效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二、课程基础理论的创新
1.文化的整合与分类
达尔文曾这样定义科学：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文化是事物的特征与规律在人脑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显现，凝聚于事物之中，又游离于事物之外。课改研究中我按属性整合文化事实，获得如下三项文化类别系统，这是人们至今尚未涉及探索的新领域。
一是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指被人类相对普遍认可的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表现或代表，通用于相对的人群范围，文本化储存。标志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是科学技术探索的理论成果和结晶，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如人类社会的基准主流思想（民主、科学等）、基础通用知识（1+2=3、勾股定理等）、基本生存技能（织布、造纸等）等科学文化。
二是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指自然（或社会性群体）中的人对事物特征和规律的实际掌握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独特展现或展示，是学习主体修炼生成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个个可能的历史。起初展现出的是个性化，具有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某一个体、社会团体、某一地方乡土风俗或思想文化。随着多样性主体文化的横向传播，如果被更多的人普遍认可、通用，就成为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
三是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在人类学习进化成长中，指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或人脑原初发现构建的事物特征和规律被学习主体反映、再现于意识层面，起到衔接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与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的工具作用，是教育用来训练、培养、改变人的思想、知识和技能，是学习主体自主接收体验、感受构建，生产出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文化。课程就属于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生产文化资料的社会表征是：教科书、生活事物、电影电视等文化艺术传承传播，即课程资源；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表征是：教学、生活实践、实验实习等综合活动操作，即课程生产。
2.课程与货币的类比
我们在课改研究中发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课程与文化”如同“货币与商品”。一是货币与课程自身都具有工具性，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物质商品流通使用，课程可以用来传承精神文明交流使用。二是货币反映出的是标准商品，课程反映出的是标准文化。三是货币的生命价值存在于购买兑换之中，货币与购买兑换同生同灭，货币的意义作用存在于商场、商店；课程的生命价值存在于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到意识再现之中，课程与传承影响、教育学习同生同灭，课程的意义作用存在大、小课堂（受教育的场所叫课堂，社会生活是大课堂小教育，学校教育是小课堂大教学）。两者的特点和职能、目标和作用都相同，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仅需要对货币的占有，更渴望、期待和追求对优质课程资源的占有（见图1）。
3.课程本质的科学界定
尽管对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概念及关系并无统一的界定，但它们各自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课程论与教学论都是教育科学的一个下位概念或基础概念，属教育学的范畴。教学论研究的对象是教师及其教学的工作行为、原则和方法等。课程论研究的对象是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和过程等。课程论就是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价值取向和需要，研究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过程等教育问题和现象，探寻学生接受、发现和掌握思想、知识和技术，形成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等相关事物的本质联系及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最广义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中获得个体的行为经验以及行为变化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就是课程产生的进程，课程的终端就是人的行为能力。
课程与货币一体作为流通生产的工具，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其中，课程是基础动力工具，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被学习主体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所反映，识别接收、感受选择、分类记忆、联想分析、想象拓展、推理归纳、整合分类等完整的因果逻辑关系思维，走进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的本质内部，并伴随着喜、怒、哀、惧等情感体验，折射出一系列心理现象及过程，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上升再现于人脑的意识层面，建构生成事物的特征和规律，即经验课程，或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表征为行为能力，起到了衔接知识与能力的工具作用。课程作为教育的生产工具、特殊的文化产品，存在于主客体两个世界之中，流转再现于主客体之间，推动着人类世界文化的传播繁荣和精神文明的传承发展。由此可见，课程的本质是用事物的本质关系、特点规律来进化和发展人适应或改造生活环境的能力；课程的标准是在大小课堂的教育实现，既适合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又能够达成在意识层面的再现。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改变、修炼、生产“能力”的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简单讲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生成能力的课堂标准文化进程，隶属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范畴（见图2）。
4.新旧课程的对比
对于旧课程有两种观点：把课程只当作教学内容或者学科综合的集成，或者认为课程是活动或者经验。因此有必要对新旧课程的定义加以对比。
一是创新课程的定义指出，课程的科学内涵是学习主体自主选择的工具，即生成能力与文化进程。标准文化是指学习主体对“环境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特征规律”反映或再现于意识层面的进程。生成能力是指课程工具的功能或作用，是人外显或展示出的行为及效果，是主体文化进程的终端。这是旧的课程观点中所没有体现的。
二是新旧概念的区分度。新定义明确了课程的终端是人能力的改变，旧概念则不提课程的终端和结果，功能作用不明确；新定义把课程定义为学习主体在自主区间反映、再现的动态进程，以往的旧概念都企图寻找、视课程为主客体中的某一具体事物；新定义规范了课程内涵，是学习主体对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或原发事物特征规律的反映和再现，即标准文化，旧概念把课程内涵指向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结论或学习方式。
5.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与课程职能
关于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包括课程基本组成三要素――内容、结构和进程；课程七大特性――工具性，生产性，预设性，适合性，流转性，不定性，周期性；课程周期流转的三个阶段――制造研发设计阶段，识别体验接收阶段，感受建构生成阶段。
课程工具性基本职能包括：传承引领，操作使用，传播影响，研发改进，储备储存等。
6.课程特征的整合分类
在社会文化事实中，按照不同的课程性质和职能进行整合、梳理划分，可以获得五环课程类型及关系模式集合体“二界、三基、四能、五层、六面”（见图3）。从课程文化分类及关系看课改，会更加明晰其改革的着力点、策略、路径和目标。
“二界”，指按课程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划分为主体、客体两个世界的课程。客体世界的文本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外，客体世界中影响引领学习主体成长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基本环境，即课程资源。主体世界的课程，即学习主体的经验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中，学习体验接受、感受构建生成的主观世界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思想、知识和技能，即经验课程。
“三基”，指按课程的教育预期价值可划分为三类标准课程，包括基准思想课程、基础知识课程、基本技能课程。
“四能”，指按经验课程修炼与主体文化表征方式可分为四项能力课程。课程在学习主体身上的表征方式是行为能力或能素质，学科教学通过学科意识、学科方法、学科思维、学科综合等四项核心素养的培养来实现人的生活、学习、言语和操作等四个基本能力发展，每项能力都是由相关的思想、知识、技术组成的综合体。
“五层”，指按课程流转周期阶段层次划分为五层课程。近现代北美课程专家古德莱德（Goodlad）和凯珀（Kuiper）详细说明了课程从研发、理解、操作和实现等不同阶段及层面的课程流转形式。包括理想课程（idealcurriculum）；文本课程（writtencurriculum）；解释课程（interpretedcurriculum）；实施课程（executedcurriculum）；评价课程（evaluatedcurriculum）。
“六面”，指按显性的课程社会表现形式划分为六个方面的课程。包括学科课程（课标、教材、教案），活动课程（教学、实验、实践），综合课程（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系列课程（基础理论书籍），范例课程（电影、故事、绘画、杂技等），培训课程（专项基本技术修炼）。
三、教学基本技术的创新
按照课程定义及理论体系，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的质量，既与适合（标准）有关，又与感官（进程）有关，人体所有的感受器官都可以将接收到的环境信息传导进入大脑中枢形成反射弧。因此，人体的所有感官都能成为学习主体的学习通道，都可以反映、再现事物的特征规律于大脑意识层面。本来课程发生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没有次序的，也没有次数限制的，但不同的感官决定了不同的学习方式和不同的影响程度，是有其共性和规律的，既与次序有关（知、情、意、行），又与次数有关（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所反映的）。视觉接收信息的质量远远大于听觉，听觉判断方位的功能优于嗅觉等。单独感官体验，在没有其他感官参与确认或验证的条件下，课程流转回路难以形成，仅仅是一个符号储存，停留在知的层面，或很快被遗忘掉，更别说构建生产和生成使用。
凯洛夫传统的五步大教学模式文化是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课程概念指导下建立的，是适应单纯的系统知识接受型教学的文化传承影响平台，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其是有效的、是科学的，也是我们普遍习惯的大教学基本文化技术线路模式。课程基础理论为旧五步大教学改革转型升级为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引领基础。表1显示的就是在新课程基础理论引领下，陕西省商洛市的研究者建立的一整套课堂教学进程技术操作系统。
对于前面提到的新五环教学技术，有如下使用建议：一是新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一般宜上新课使用；二是旧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对知识系统性、结构性地接受和记诵，一般宜复习课使用；三是新旧五环并轨后的学校育人模式可以避免单纯的填鸭式“听、答、练”，也可以避免单纯的放羊式“自由、合作、寻找”，而是在三基标准课程引导下，自主开放的赛马式“看、听、嗅、议、尝、做”；四是关于新五环教学技术可参见《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论》，该著作集教育学和教学法于一体，从十三个方面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课堂大教学课程基础理论体系，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利用课程基础理论和教学
基本技术解决实践问题
一是解决课堂大教学中的理论引领问题。研究者从实际的课程起源、来源、接收到生成的相互关系中，探寻课改路径、探索课程理论，使实践与理论相贯通。构建了新的课堂大教学课程理论概念体系，引领教师改革封闭、接受、被动考试式的教学文化模式，升级建立开放、发现、自主思考式的大教学文化模式；引导学生善于认识知识的内部本质，自主建构，沟通客体（一般）文化与主体（差异）文化，实现知识与能力的有效链接。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7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音乐教育创新综合素质素质教育
何谓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西方科技高度发展的产业，是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从知识到技术再到经济的作用过程大大缩短，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进入21世纪，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正以迅猛之势冲击着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目前，我国正处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对此，它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重要的发展机遇；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智力，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智力的不断提高，而知识和智力的来源就是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深的学科知识，更强调综合知识形成的素质，但最重要的是能力，是获取、应用、创新知识的能力。诚然，新的形势对高师院校在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高素质的基础音乐教育人才方面提出了新的、更加迫切的要求。根据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高师音乐教育将更加基础化、综合化、数字化和全球化，是一种以培养多能一专、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博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为目标的复合型通才教育。过去我们重视知识的传授，后来注重能力的培养，现在强调素质教育，构筑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型教育模式，它着眼于学生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21世纪将是人类依靠知识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国家将构建以终身教育为信念的教育价值观，以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作为人才培养目标，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育内容，注重学生创作个性发展的培养，从这种角度来讲，高师音乐教育不是专业教育，更不是狭隘的专业教育，而是素质教育、通才教育。未来人才素质差别不仅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在于人才的基本素质，其中创新能力和文化素养居于重要位置，尤其是知识创新，创新能力不仅表现为对知识的摄取、改组与运用，对新思想新技术的发明创造，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追求卓越的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索的心理取向，是一种主动改变自己、改变环境的能力，知识创新将成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基础与核心，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而文化素养较专业知识能够更深层次地反映人才的质量。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师音乐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还要学会做事，学会做人。高师音乐教育是培养基础音乐师资，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音乐教育的魅力并不在于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表现在启迪、激励、唤醒、感染和净化等效应上。从这一点来讲，高师音乐教育必须加强科学文化素养教育，需要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情操结合起来，促使学生追求自身完善，获得全面发展，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科学知识和开拓能力、有志有为、德才兼备的人，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特征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和时代的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对高师音乐教育进行定位。知识经济时代是创新的时代，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本的教育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心，它要求教育超越学科边界，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一种具有更强的综合素质和开放交差意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此，作为培养未来音乐教师的高师音乐教育，理当肩负起培养创新型音乐教师的使命，树立现代教育观念：首先要以素质教育为基础，尤其是文化素质的培养，因为文化素质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能够使人把从外部获得的知识、技能技巧内化于身心、升华成稳定的品质和素养。其次要采取克服过分专门化的教学倾向，改变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调整音乐学科专业课程，强化教育学科课程，构建以培养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和音乐教育素养为宗旨的综合化学科专业结构和育人环境，要压缩课时，优化课程设置结构，将有重复的课程合并，增加教育实践的分量，加强教育技术课、计算机课，适时更新教材，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拓宽知识面，开阔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为创新能力的形成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在教学方式上要由过去的“满堂灌”转向“启发式”，激发学生敢想敢问，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构建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教师必须树立“以学为本，为学服务”的教学新理念，重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价值，给学生充分理解的时空和自主、探索、交流的过程，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再次，要坚持以能力培养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音乐教师，首先必须立足讲台，其次还要站稳舞台，因此，要注重教育实习与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适时开展多种多样的教学演习、实习活动，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这不仅能让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及时转化为能力，而且也是活跃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同时要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社团活动。学校要给予大力支持：联系实习基地（中小学），提供艺术实践场地，指派指导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实际灵活运用知识、技能，同时引导学生善于从中发现新问题、研究解决新问题，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培养应用型的音乐教师结合起来。
放眼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资源是智力，最大的财富是智慧，从事人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是教育，作为生产音乐教师的高师音乐教育，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顺应时展的需求，面对新一轮的科学革命，新兴交差学科不断涌现，不同学科之间、人文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未来音乐教师应是视野开阔、基础宽厚的通才。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才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具有更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社会飞速发展，随着扩招，音乐教师日益增加，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呈现就业难、职业岗位不断变化，因此高师音乐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要有预见性，在学科专业上，要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教育观念，粗线条构筑专业和学科的基本框架，使其具有相当的兼容性，构建完善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拓展知识背景能力基础，以适应社会发展，即使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甚至较远领域的工作，尽管用到专业具体知识不多，但学习专业过程中塑造的追求未知的科学素养和分析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思维能力，将会在新的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敏《世纪性中国艺术教育革命》[m]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8
论文摘要：人类在社会生产发展中，对资源的消耗，由对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向对人自身的智力资源的消耗。智力资源是开发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基础。人的智力，是先天素质、社会历史遗产和教育影响以及个人努力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后天社会实践和现代化教育来开发人的智力，则应受到重视。
人类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动物向人的转变；第二次是从原始社会向农牧社会的转变；第三次是从农牧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第四次，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对劳动者的体力消耗的要求逐渐降低，对智力消耗的要求逐渐增加，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如果说200年以前的农业经济主要依靠土地资源，以种植业为主，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经济主要依靠资金，以制造业为主；那未，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并由此传播、增值”。“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F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美国政府宣称，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以知识为基础的人的智力，即通常所说的智慧，即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不断代替机器和厂房。对智力资源一人才和知识的占有比在工业社会中对稀缺自然资源一土地和石油更为主要。人类要继续发展前进，主要不是依靠开发体力，而必须依靠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
智力资源的特殊性
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是开发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基础。
开发智力资源，核心问题是开发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认知反映过程。其动态活动过程叫思考，称其思考的结果为思想。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想法和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来自于人类的大脑，即思维。正如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华莱士·普拉特在《找石油的哲学》中所说：“真正找到石油的地方还是在人们的脑海里”。脑海里虽然没有石油和铀矿，但是发现它们，认识它们，需要人们的大脑思维，根据石油生成和储存的规律，可以找到石油储藏的地方。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认为从东北松辽平原到华北平原和汉江平原，都属于新华构造体系的一个沉降带，是很有希望的储油构造带。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向他问及中国石油前景时，他肯定地说，中国有石油。按照他的理论，中国石油勘探队从西北转到了东北，很快发现了大庆油田。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
个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个体智力的开发离不开所在群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优良的环境，对于人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生开始，第一个环境是家庭，第一任启蒙教师是父母。我国青少年，一般在走向社会之前的20年左右，大部分时间受家庭影响，即使走向社会独立生活之后，他们仍然与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中年甚至到老年。家庭影响，虽然不像正规学校和托幼组织那样有计划地施教，但在日常生活中，是通过家庭关系、生活方式等对孩子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启发其智力并发展其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父母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启迪着孩子的智慧。我国自古就有家教的传统，母教、父教成名的事例很多。远的不讲，“五四”以来，《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鼓励儿子钱三强学科学，成为当代有名的科学家。茅盾在《八十自述》中赞颂生母陈爱珠“慈母兼父职，课儿攻诗史”。现代作家丁玲自幼丧父，依靠书香门第出身的寡母蒋胜眉教养。她能诗善画，常向女儿口授唐诗和秋瑾故事，在幼小的心田播下了文学种子，为丁玲成长为作家打下了基础。因此，建议社会在适当时机采用适当形式对家长(特别是青年父母)进行有关家教知识和家教意义的教育。
学校是青少年生活中仅次于家庭的第二个环境。学校环境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青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学校不仅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的场所，而且也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智力环境和以校风形式体现的精神环境以及以图书资料为中心的物质环境。一方面入学年龄提前。另一方面义务教育时间延长，加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校时间大大超过了学前的家庭环境时期。在校期间，正值青少年，增智力、强体力的发育时期。一般平均智商与在校时间成正比，因为聪明者倾向于更久的留在学校，受正式教育的机会更多。但也并非上学本身就能增长智力。这既要取决于学生的主观努力，又要取决于学生所在的学校环境。
家庭和学校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缩影。在社会环境中，心理安全感和心理自由以及学术民主，是有利于创造活动和智力开发。因为在一种心理安全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民主的气氛中，容许有获得知识的多种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多种渠道。
开发智力是头等大事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智力问题资料汇编》中甚至说“智力是先天遗传特性和后天影响的‘合金一’。在这里重点是要说后天影响，特别是强调“通过现代化的教育来开发人的智力”。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更明确地说：“开发智力是头等大事”。“所谓教育，就是教育者以关于生产者的知识经验和关于社会关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知识经验授于受教育者，使之转化为他们个人的精神财富。从而把他们培养为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人的活动”嘲。现代化教育是和现代化大生产密切相联系的，是现代化劳动再生产的手段，它要根据现代化大生产对劳动的要求来再生产这些劳动力，所以现代化教育具有大生产的性质。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科学技术)；到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x科学技术；再到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如果说在蒸汽机时代是“加数效应”，在电器化时展成为“乘数效应”，那么在信息时代就是“幂数效应”，即几何级数。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贡献，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而到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研。所以近一、二十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把教育部门视为一种生产部门，把智力投资视为生产投资，并且认为是利率最高的贤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预言家提出，完全新型的教育形式能够提供致富的钥匙”。并且认为每一个国家的财富特点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技能。而技能又依赖于该国人民学习技能的能力。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时代，“教育将不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教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要有前瞻性，面向未来。“教育的对象不再只限于儿童了，每一个人都面临终生教育的问题”。美国商业顾问汤姆·彼得斯在给学生忠告时说：“教育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教育并不以你获得的最后一张文凭而中止。终生学习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是绝对必需的”。“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到明天就会过时。如果我们停止学习，就会停滞不前”。
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学生为进入现实社会作准备，要让他们了解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社会，不再需要几百万粗通文化的人在一起干不断重复的工作，不再需要怕丢掉了饭碗而惟命是从的人，而是要有渊博的科学、数学和交流技巧等知识，对政治和社会有理解力和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者，才能应付挑战，胜任所担负的工作。因此，学校“教育的理想目的应该是逐渐培育学习的能力，即教授如何学习，不是学什么。学习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学校应当明确要教“学习怎样学习和学习怎样思考”，两个科目。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说：“明日的学校不仅要教各种资料，而且要教掌握资料的方法。学生必须学会怎样屏弃旧思想和如何在什么时候去求得新思想。简言之，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学习”。“新的教育必须教会人怎样对信息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怎样判断它的真实性，怎样改变其类别，如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如何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如何去教育自己。明日的文盲不是不能阅读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学习如何学习是通向所有具体内容学习的桥梁。若学会了如何学习，那就可以在任何事物上运用这个原则。
教师是关键的资源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9
关键词：消费社会教育
今天，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将各个国家带入了消费社会和消费经济的时代，这是历史的跃迁、社会的进步。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教育，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在一次一次的变革中不断前进，教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一、消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
消费社会是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丹尼尔・贝尔说过：“消费经济借助表面事物而存在。”消费经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特重外观、热衷形式。而教育，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更多的功能体现在“润物无声”的境界。消费社会的到来给教育怎样的冲击呢？个人认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教育的发展，对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
在欧美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持续繁荣，这得益于技术创新、现代管理体系以及资本运营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工业化社会。随之而来的是物质的丰富，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尽可能多的物质保障。教育的环境更加现代化，教学过程所要的材料、仪器更加先进，供更多被教育者使用，这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法国，即使普通的中小学校也是设备齐全，除了常用的教室、办公室、电脑室、会议室、实验室、餐厅外，还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学生休息室，小学教室的装饰更是引人，教室就有自己的小小的图书馆，还有音乐、艺术、故事各个方面的画册。给学生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空间。
（二）消费社会为教育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又对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提供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性质和方式，它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些科技的传承和创新需要通过教育完成。
（三）教育公平的问题更加凸显。
消费社会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带来教育发展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受教育人数、教育环境、教育氛围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样的生物试验室，国内一台几百万的仪器宝贝似的陈列着，西方国家如法国有足够的仪器供学生随时使用。西方国家的试验设备和仪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教学环境各个方面明显高于经济水准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在我国，择校现象屡禁不止，择校费越来越高，而人们对择校的“热情”越来越高。
二、教育对消费社会的影响
（一）教育具有生产性，它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及再生产科学技术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教育担负着培养劳动力的任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再生产而实现。教育承担着生产人的劳动能力、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使命。消费社会飞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教育培养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运转。
科技革命特别是第三系科技革命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同时也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社会，而科技的进步依赖教育。科学知识在未用于生产之前，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人能掌握它并应用于生产中去，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靠教育。这一规则在消费社会同样适用。教育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同时也以极为广泛的形式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高效能地扩大学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教育通过传递和积累科学知识而发挥再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
没有专门的科学知识教育，科学就无法得到传承和积累，也无法发展。教育可以高效能地夸大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普及科学知识。
（2）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创新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发挥其扩大科学技术再生产的功能。
（二）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
同样，教育为社会稳定提供所需要的人才。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社会统治、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通过教育。另外，教育具有促进政治民主的功能。在消费社会，人权问题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民主的体现。但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民主的进步需要教育的长期贡献。
（三）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性质和方式，它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许多困惑。人越来越倚重于技术，造成人自身能力的严重退化，人对技术成果的控制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技术的工具逻辑对于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控制愈演愈烈，把真、善、美之类人文价值变成了一道技术问题，变成了似乎一按揿键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导致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人文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高新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以人文价值的柔性来软化技术的刚性，以人文内涵的丰厚来弥补技术的刻板、僵硬和冷漠。这些，需要教育的正确引导。
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更多看到的往往只是工具的价值、物质的价值、经济因素的价值，而将人文价值置之脑后，社会价值体系暴露出明显的欠缺和薄弱之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深表忧虑：“当今社会一味强调物质经济的成就，而不够重视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胜利。”经济越是发展、技术越是进步，教育越有加强的必要。教育关心的是人的整体。人的修养、人格、潜能、个性、能力、目标感、成就感、责任感和道义感等终极性、本源性的价值。
经济活动注重功利性、实效性和本位性，这一切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但不可否认，这也容易导致金钱至上、惟利是图、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等不良观念的滋蔓，造成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失落，引起理想、信念和信仰的缺失，从而导致人格的严重缺陷。通过教育，可以正确引导人们建立健全的人格，矫正消费社会给人带来的片面的影响。
其实消费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对教育的影响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在把握社会与教育两者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把握消费社会独有的特色，分析消费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把握时代特色，探索教育规律，指导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7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89
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篇10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惯习；文化资本；符号权力；美国大学；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G13/17文献标志码：a？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3-0133-03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是当代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文化再生产理论是其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根据对法国教育的实例研究，布氏的文化再生产将高等教育与社会文化相互联系起来，揭示了教育如何起到维护和再生产社会等级和结构的文化作用。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正是在其独特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文通过布氏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来解读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及其再生产的产生过程，并进一步解读该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带来的影响。
一、理论解读——布氏文化再生产理论解析
文化再生产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包含了许多具体的支撑其理论框架的概念，如惯习、文化资本、场域和符号权力等。其中，最核心的三个关键词是“惯习”“文化资本”和“符号权力”。
（一）惯习
关于“惯习”一词，布尔迪厄没有给出直接的解释。但是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家柯尔库夫指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系统的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1]”。笔者认为，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惯习”。首先，惯习是一个系统，即拥有清晰的结构和严密的组织。具体体现在人对历史文化脉络清晰的传承上。其次，惯习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社会实践，具体体现在惯习是通过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社会实践传承这一系统。再次，惯习的内化过程揭示了再生产的过程。换句话说，惯习是一个以人为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来揭示和传承再生产过程的体系。
（二）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文化资本的内涵，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贯穿到整个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体系中来。“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及文化修养[2]。”根据布氏理论，文化资本只是其“资本”概念中的一个分支。其中，文化资本特指借助不同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其他三种基本类型分别是，“经济资本”，包括金钱和物质[3]。“社会资本”包括地位关系和群体关系等。最后，“符号资本”包括运用符号使占有其他三种资本（即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合法化的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之间的交换和转化即形成了布氏理论中的“兑换”问题。
（三）符号权力
布氏理论指出“当我争辩说权力或者资本具有符号性，并施加一种特殊的统治效果时，我称之为符号权力或者符号暴力[4]。”符号系统是再生产形成的桥梁，而符号权力中的权力则突出表现在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即符号暴力。“通过教育及其制度化的体制完成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隐蔽地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为社会成员甘心接受的自然现状，这即是说完成文化的符号权力功能[5]。”而布氏理论中的“场域”概念正是指“各种力量较量的场所”。在“场域”这个“社会战场”的角逐中，符号权力完成了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文化再生产的形成离不开对文化和生产两个概念的结合解读。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周而复始的连续过程。经济学上把循环往复的生产过程称为物质再生产，文化传承这种周而复始的延续过程也可以看作一种再生产。
二、解读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
“现在，对所有学生来说，想在可负担的价格之内找到最佳质量的教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即便学生们在其需求中不是公然地主张消费主义，人们仍然会认为学位更多的是通往成功的通行证[6]。”这是对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一段描述。事实上，这只是美国大学消费主义文化的其中一个现象。而要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美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
（一）美国大学的基本特征
首先，没有全国性公立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和管理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次，市场机制是主导美国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美国社会视个人需要与价值同社会的价值与需要同等重要。“高等教育实际上发挥着沟通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联系和纽带的桥梁作用[7]。”在美国，公共经费只占大学全部经费的30%左右。“因而在奉行用钱来衡量办事权限和效能的美国，大学也不能不面向社会，特别是学生的需求来维持学校的运转和求得发展[8]。”可见，这种市场机制正是生产与消费得以运行的支撑机制，而大学则是实现生产与消费循环往复的主要场所。再次，美国教育的结构体系中心偏低。“高等院校自主、政府比较超脱、办学体制灵活多样以及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国中心偏低的富有活力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9]。”以学生为主的学分制适应学生需求为本办学，来构建大学教育和管理体系，即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为导向构建大学教育的生产体系。
（二）解析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生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逐渐成形。一方面，在招收有天赋的学生方面不存在问题的大学对学生能够缩短时间完成学业乐见其成。另一方面，在选择较少的学校里，大学生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加速获得学位。这种在美国高校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浪潮并非一纵即逝，而是在不断的文化再生产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1.惯习：生活态度与学术品位的再生产。惯习是一个以人为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来揭示和传承再生产过程的体系。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生产者（大学机构及其职员）和消费者（大学生）以及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周而复始的延续。受其影响，美国大学生们的生活态度产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学校的不良现象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情况是‘饮食紊乱（58%的学校），课堂破坏（44%的学校），滥用（42%的学校），酗酒（35%的学校），（25%的学校），自杀倾向（23%的学校）[10]’。”可见，消费者们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心灵上的打击，他们悲观脆弱的消费心理则通过校园不良行为来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更胜以往，他们的学习成绩在总体水平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不仅逐渐影响了消费者即大学生们的生活态度，而且也使得大学生的学术品位有所倾斜。
2.文化资本：公司文化的再生产。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明白一个事实，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足够的资本化。“1860年到1930年之间，美国高等院校的所有权移交到了由商人、银行家和律师控制的董事会手中[11]。”美国大学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形的式公司发展。“将每所高校的行为置于一个市场背景下，通过与其他教育机构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个学校的具体声誉和影响[12]。”同时美国大学公司式的管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成为了高校内部组织管理的重要方式。再加上，媒体对各教育机构的排名对决定大学的声誉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公司文化的再生产逐步强化了学生消费者对大学公司制管理的适应与认同，并使之参与到整个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去。这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扩张与繁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
3.符号权力：教育场域的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完成是离不开文化资本再生产，惯习和符号权力之间的相互合作的。知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参与到整个的教育场域的角逐中。而学校的管理部门在承担起对学校各项工作的全面监督责任的同时，也拥有了统领学校管理和分配的权利。为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理事们起着复杂的象征性作用，他们的权利存在于他们代表学校的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13]。”教育场域是由一连串的模式化活动组成的，这些模式化的活动以基本的社会功能为核心。其中资本争夺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再生产。文化的掌握者与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抗，前者是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而后者是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
三、分析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的影响
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表明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文化通过不断地再生产维持自身的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对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产生影响，并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改变和高校文化矛盾的日益凸显。
（一）快餐式消费意识——节约经费和以拿文凭为目的的消费方式
在美国，“收入差距在八九十年代时已经扩大，这表明用来支付所增加学费的家庭，在经济尺规上最下层的家庭收入增长已到了极限[14]。”这也就促使了广大的美国普通家庭的大学生不得不考虑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来应对日益凸显的学费问题。目前，许多大学生都采用缩短在校学习时间，缩短获得文凭的方式来节约消费。一些大学更是将学生能够提前完成学业为骄傲。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股快餐式的社会风气。
（二）高等院校的企业化——管理制度、劳动力分配、市场导向
美国高等教育的企业化采用了多种形式，其中以企业化的管理制度、劳动分配和市场导向最能体现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的影响力。“现在的企业领导都非常想让教员和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了解他们个人甚或整个集体的感受[15]。”大学将自己视为商业市场中的参与者，但这个市场经济是以知识为导向的，由此高校对市场导向的投入实际上是对知识导向的选择。结果是美国高等院校很难摆脱用市场价值来肯定知识的自主性。
（三）高校的文化矛盾日益突显——商品知识与象征性知识的对抗
美国大学的文化矛盾实际是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本身文化矛盾的征兆，而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与再生产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每所高校都存在文化战争，而这场战争则是从能在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知识的商品知识和与思想科学相关的象征性知识的角逐中展开的。由于受市场需求的驱动，广大消费者对以通识文科和人文学科为代表的知识，更是难以证明其价值。知识本身并不分贵贱，但美国高校的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所加剧的美国文化矛盾却实实在在地不断影响着每一位美国大学的消费者。
四、总结
文化再生产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从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使许多显而易见的文化现象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惯习、文化资本、符号权力和场域等概念始终贯穿整个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的始终。将整个美国大学消费主义文化领域看作一个教育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观念，行为和心理都受到了影响，他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共同作用使得消费主义文化再生产影响到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5.
[2]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4-286.
[4]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6..
[5]Bourdieu.theoutlineofatheoryofpractice[m].Cambrige：CambrigeUniversitypress，1977：140.
[6][11][12][13][15]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27，53，60.
[7][8][9]乔玉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15，18，45.
[10]arthurLevineandJeanetteS.Cureton.CollegeLife：anobituarry[J]themagazineofHigherLearner，may/June19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