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业道德
一、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商业道德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系统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但是建国后对社会学与伦理学重视不够,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也相对较晚，近年来国内虽然翻译了大量国外商业伦理学方面的理论著作，但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道德，吸收国外的一些商业伦理学观点，特别是伦理学研究方法，构筑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商业伦理体系和框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商业道德教育只是针对市场经营主体
实际上，我们不仅要培养市场经营主体的商业道德意识，还要在全社会开展广泛的商业道德教育。这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意识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内化为每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因此商业道德教育应该面向全社会，并从小就要对公民进行培养。
3.认为商业道德教育只是教育部门的事
道德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普遍性要求，实际上不仅要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要充分动员各政府部门、各行业组织、各社会团体、各新闻媒体、家庭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道德教育系统。
4.缺乏对企业信用水平公正客观的评估
在国外，企业信用评估非常流行，技术上也相当成熟，我国目前还没有社会化的信用评估机构，难以对企业的信用水平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用科学的方法，恰当的指标，对企业的信用度进行评价，并将这些信息定期向社会公布，使这些信息充分流动，增强社会对各企业信用度的了解，提高企业信用的透明度，这是改善社会信用水平的基础。
5.道德价值标准不适合经济发展水平
道德价值标准过分超前，是目前道德教育的共同问题，如认为道德就是不计报酬，只有舍己为人才是道德的。道德作为上层建筑，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是我们未来道德建设的目标，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提倡利己而不损人，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促成共赢局面，企业之间形成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切合我国实际。
二、针对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道德缺陷，使当前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1.要处理好商业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一些内在机制，如竞争、投机、等价交换、追求赢利等，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机制具有培养人们积极进取精神、促进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另一方面也具有某些可能侵蚀人们道德观念的自发的负效应。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应当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正效应，限制市场机制的负效应，将市场机制的作用界定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商业化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化、商业化。
2.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构筑，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规范，也离不开有力的道德支撑和约束，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都是以相应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价值观念为前提的，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自律准则，对保证市场运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3.逐步确立信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
从最初简单的商品交换，到后来复杂的市场关系，都需要以信用为链条来维系交换秩序和市场秩序。失去信用，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游戏规则，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信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克服对信用的干扰和破坏，从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治理两方面，对那些无视信用、不讲信誉，如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避债务等行为进行综合整治，逐步营造出人人遵守信用的社会环境，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模糊观念，逐步达到自觉地以法律手段和信用道德并用，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出公正、和谐、有序、健康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环境，使人们养成守法守信的习惯。
4.商业道德教育与道德制度建设相结合
道德教育与道德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的两个基本方面，道德教育要把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进而铸造出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教育必须通过自我的理解、认同、评价、选择而实现，而这些又与个人的利益要求、认知能力、人生体验、社会角色等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道德制度建设则是将一部分基本的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依靠制度的权威性、强制性来加以推广，这对于那些道德觉悟比较低的人，特别是根本无视道德的人，具有很大的威慑力。无论人们遵守它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不可怠慢它，它明确昭示人们：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何种行为会受到何种奖罚，不至于使人产生理解上的歧异，因此，把凡是可以转化为制度、法律的道德规范都纳入制度、法律之中，加强道德的制度建设，德法并举，对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规范社会道德生活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单纯道德教育的弱点。这对加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2
[关键词]儒商儒商伦理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不但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批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宁可一掷千金肆意挥霍也不肯奉献少许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针对这些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市场经济需要继承儒商文化，市场完善必须借鉴儒商伦理。
一、儒商
“儒商”一词古已有之，顾名思义，“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该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个人修养。儒家以“修身”为本，儒商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先做人，再做生意。许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诚信经营。儒家非常注重诚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仅将信誉作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且作为企业的经营之道，坚持靠信誉来赢得用户。三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最早的词义为“书生”，后来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讲究以“和为贵”，讲究互利合作和“双赢”。五是具有较强责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业伦理
1.倡导义利合一、以义制利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儒与商联在一起，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尽管儒家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不占主要地位，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做了调整，他们将物质利益提升至显著位置，强调“以儒术饰贾事”（《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只有到“飨身其利”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经商需要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向，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儒商作为商人群体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经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而不顾及手段的运用，他们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努力协调义利关系，强调经商应合乎“道义”原则，他们甚至认为，在逐利的同时如果能做到“以义求利”还可成圣成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从而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道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
2.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儒商是儒士和商人这双重身份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义论的价值观和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的追求是对峙、背离的，所谓“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儒商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实”二者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结合，对儒士和商人的价值观都做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找到了契合点，提炼出了新的职业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商，虽身处商务经营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则不忘修德成圣，且将“德”作为商业的根本，奉行“事商业必须先修德业”的准则，不仅是一个好的经济人，更看重的是做一个道德人，认为一个无德的商人，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3.构建起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它强调“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实“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用之于商则要成为“良贾”。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人，倡导对人实行软管理。如果“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将儒家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原则，转化为商业经营上的立业、做人的依据，创造了极赋人情色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对内，儒商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对雇员仁爱关心，营造出了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增强了雇员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对外，着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经常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谨守儒家道德信条，积极打造商家良好声誉和不断完善仁者风范。他们把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
第二，诚信待人。诚实守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作为道德范畴，即为诚实、真诚，最能体现“诚”的品德者则是“信”。故儒家常以“诚信”并称。“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言:“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礼记·祭统》）。孟子进一步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荀子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谓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把这一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活动，则形成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诚信是儒商商业伦理的首要道德信条，是儒商伦理的生命线。
第三，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营境界和伦理原则。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儒商将这种“和气”的伦理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置商家内外关系，和谐老板与店员、店员与顾客、店员与店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保证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儒商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儒商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了义利结合、理欲兼容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进行理性层面上的约束和调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适度结合，为当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这种借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儒商将商业活动和经济伦理相互渗透、结合，有效消解了现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现代经营活动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被称为“商战”，充满了火药味，将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现代经营管理的“润滑剂”，有利于和谐市场主体和客体、厂商与顾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增强管理中的人情色彩。同时，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人际间的交互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这样，使得一种死的、没有感情的商品交换、物质交易变成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人际关系交流，帮助现代企业管理者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职业观念和经营观念。
2.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养大批有德有能、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种高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结合的人格属性。作为具备知识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达到、所蕴涵的不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还维护人的尊严，体现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领的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道德理性的经济功能，他们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经济人，承担造福人类的经济责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崇高培育着精神资源和道德楷模。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3
[关键词]加强宏观层次商务伦理道德文化建设
商务伦理道德，是以商务有关政策、经济法规和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体系为基础构成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形成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遵守商务伦理道德是市场经济对从事商活动主、客体的基本要求。它涉及到由个人、组织、客户、社会公众和政府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商务伦理道德文化是商务伦理关系的全部精神成果和行为表现的总和，适用于规范和解读商务行为及行为主体，使商务原则和伦理道德原则紧密结合。例如，商法是商务伦理道德文化的制度表现，是在商人习惯的基础上，尊崇社会伦理道德而形成的规范商务行为的全部制度和规范。由商务行为过程和结果传达出的价值观念，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商务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当代社会，人们的基本活动就是通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以获得报酬，然后再去换取其他商品和服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商务伦理道德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原商业部部长同志指出：“商业道德准则不仅是有商业活动的企业的准则，也是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商业伦理应该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真正成为一个我们时代的精神支柱。”然而，近十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猛烈冲击了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学理论体系。在新旧观念变革中、特别是在经济体系转换时期,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呈现出严重的无序状态，反道德行为象瘟疫一样，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从古到今，在我国,伦理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生活到工作；从家庭到社会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何以到今天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严重缺失，以至于发生震惊中外的“朗讯贿赂门事件”（“朗讯贿赂门再度拷问商业潜规则”2007年12月25日03:01《第一财经日报》）和使全国人民为之感动的“肢残盲妇乞讨八年替亡夫还贷”事件?
据2007年12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讯就涉嫌在中国行贿一事同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调解协议，该公司将支付250万美元罚金。这是一种清晰的认罪行为。早在2005年，朗讯就因涉嫌行贿，迫于美方司法压力,解雇了中国区的4名主管人员。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涉及中国官员的314次旅行，涉及近1000人，其中包括纯粹的观光娱乐旅行。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讯赞助的针对中国官员的旅行。司法部门的声明指出:“参加这些旅行(受贿)的人物有政府官员，其中还包括国有电信公司的高管，以及省级电信子公司的负责人。”但声明并没有指出涉嫌机构和官员的具体名称。那么，“是谁接受了朗讯的贿赂？为什么在中国的违法行为，美国闹出了大动静，而咱们这里居然风平浪静、安然无事？”
也是在2007年，据《重庆晚报》11月28日《肢残盲妇乞讨八年替亡夫还贷》报道了垫江县高峰镇石丰村1组58岁的村民周安会为了完成一个承诺――8年前答应丈夫临终前的嘱托:“还欠着信用社一千元贷款，一定要还。”而“走”上了为夫还贷之路。她的想法和丈夫一样:不能欠国家的钱，借了钱哪能不还?8年来，家徒四壁，双目失明，下肢瘫痪，还带着一个9岁儿子的她，靠匍匐行乞，受尽屈辱，历经辛酸，终于还清了贷款。
如果说前一件事情让我们质疑，后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动的话，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其间的落差，在令人震惊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允许不道德的行为本身道德吗?”社会伦理道德严重缺失的重灾区不在微观层次。
商务伦理道德不只是用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用于实践的。关于商务伦理道德文化的建设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主体的利益和动力不同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微观层次，我们探讨单个的个人――雇员或雇主，同伴或经理，消费者、供应商或投资者――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以便去理解、去设想他的伦理责任。在中观层次上，不仅包含了经济性组织和公司、厂家，而且包括了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各种职业联合会等他们的行为不能简单的表述为单个成员的行为之和；在宏观层次指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金融、社会政策、国际经济关系等。
这三个层次既不能混淆，又缺一不可。尽管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任何一个层次都不能彻底左右其他层次，即使在一个层次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的解决。三层次的中心点是尽可能具体的去认识决策、行动和责任之间的联系。即在每一层次上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每一单个的角色不能将他的责任推到其他的角色身上，也不能将责任从此层次推倒彼层次上。
微观层次对商务伦理道德的规范要求是:“交换自由:平等协商;公平交易,讲究情义;诚实守信，追求信誉;优质服务，礼貌待客;公平竞争,正当求利”四十个字五条规范。
中观层次的商务伦理道德强调企业责任。当今社会,各类企业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和商务活动的主体，企业与其他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变得日趋显著。因此,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单位，企业必须处理好与其他社会存在的关系,才能和谐地融合到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生态机制中,从而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商务伦理正是为帮助企业解决和处理好上述问题的学问。中观层次的商务伦理主要涉及企业的价值、使命和目标;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和自然界的伦理关系;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建设问题。
宏观层次的商务伦理道德指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形态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伦理文化形态。作为伦理文化形态的市场经济少不了四大道德观念:一是(自由)平等观念，二是等价观念，三是互利观念，四是契约或法制观念。
宏观层次的商务伦理建设最主要的是要在经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把握商务伦理道德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即:
正义原则。正义是在社会基本制度安排构成范畴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人际关系的公正相待。正义在传统伦理文化中表现为对“义”的描述，即为人的品德公道和人格正直的品质，并具有直面邪恶的威严。
正义在经济意义上表示机会均等和市场分配公正。涉及利益分配问题,以及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安排、法律程序的公正制定与实施等。现代意义上的正义主要指：遵循等值等价交换的交换性正义原则,在商务伦理道德中表现为处理经济主体关系上的尊重、独立自主、平等和公正、互惠互利的对待问题,交互目的关系上的交换价值利益、算计依据的可区分界定问题;以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分配性正义原则，在商务伦理道德中表现为处理经济行为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平等和责任的对待问题，以消除事实存在的实际不公正;社会自为的普遍伦理道义上的道义性正义原则，在商务伦理道德中表现为处理经济后果关系上如何承担社会道义的问题,如人道主义、扶贫、赈灾、社会就业,以及环境保护，等等。道义性正义原则要求交易在合法的基础上,遵从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正义要求,对客观上的第三方不构成道义危害(如不贩毒、不制假贩假）,从而满足承担交易经济后果的社会道义。
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适性原则。要求经济主体必须以善意、诚实的态度对待承诺，这是对所有参与商务活动的行为主体、法人主体的道德准则。
信用是兑现承诺、合同、契约的前提，是实现交换价值的手段，还可以成为再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媒介。依据信用而确立起的种种制度、程序和惯例等,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框架。信用还构成“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道，对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增长产生特别意义。信用体现着双方或多方共同合意而建立起的客观关系,表现为合意目的下相关权利和义务责任的互为承担。
不负责任的行为会破坏经济主体间的相互信赖，而市场信用仅靠个人力量是难以维系的,它需要一系列的复杂程序、规则，如市场准入、市场交易秩序等都必须在参与者多次博弈之后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建立起相应的信用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早期资本家的欺诈手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才逐渐被比较人道的方式、比较可靠的信用规则所取代。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也恰恰是信用规则被普遍认同的结果。
基本道德原则与法律原则。基本道德规范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限制和禁令。基本道德原则往往被立法者赋予法律强制力，成为法律原则。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公平交易中发挥的法律职责作用,担负着公平交易管理执法功能。
是否能够在商务活动和经营行为中坚持对公平、诚信的追求，是衡量经济主体商务伦理道德意识和修养的最基本要求。我们从以上两个事例中看到,目前我国商务伦理文化建设中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脱节,重视微观个人职业道德,忽视中观企业责任和宏观经济制度建设的现象。而中观企业责任的缺失有很大程度取决于宏观经济制度、法律职责的无力所导致。因而,加强宏观层次商务伦理道德文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商业经营；商业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9月11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商人大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表现了传统商人“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商业品格，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家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商的文化精义
纵观中国商业历史，许多商人在经营活动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士商”、“儒商”、“德商”。源远流长的儒家商业文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义利之辩。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主张先义而后利。“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诚信为本。儒商把“诚信为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道德，“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履行对顾客的承诺，既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良好市场信誉的必要条件。
（三）乐群贵和。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条积极的互利主义原则，充分肯定了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从而激励人们去大胆创造，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可以调节人我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双赢、多赢”哲学，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乐群贵和”、“推己及人”，则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不牟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强调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的和谐统一。这种人我兼顾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独特的激励和调节功能，以及启发人们关心和看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作用，对于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与商业经营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价格的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中国老字号品牌的经营中充分体味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故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同仁、正兴德、全聚德、谦礼堂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胡开文墨行”，取之于南京贡院明远楼的匾额“天开文运”。“来薰阁”，则引自苏轼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艾蒿开文运”。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老凤祥（龙凤呈祥）、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广福馆（富多福广）等。
三、弘扬儒家文化，铸就现代商业文明
儒家商业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约束儒商自身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同时，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誉，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当前，在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形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呢？
第一，注重商务活动和经济伦理的渗透融合，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两者彼此交融、互相促进。所以，我们应当为商以德，诚信为本，义利并重，利泽长流，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第二，参照儒商的职业观念，从“商缘文化”的角度推进现代商业网络建设。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
第三，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商业经营人才的培养。商业经营当然要出产值、求利润，实现经营上的功利目标。同时，商业经营还有其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还需遵循“生财有道”原则，达到商业活动的全面、持久发展，这又要求商业经营人才具有德性的人格。德性和功利的完善结合，在儒商那里是通过“义利合一”的经营价值观念加以实现的，这对现代商业经营者来讲，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蔡伯元.儒家贵和思想的现代价值.社会科学，1994.7.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5
关键词道德商业道德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
道德一词在我国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儒家学说认为，道德中的“道”就是指道路，把道路与人的品行结合在一起，就是告诉人们要行正道，不要走歪路，从而引申出来了一人给他人讲道理，谈学说，教做人的原则、规矩。而商业道德则是在商品经济出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特别是商人从生产领域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之后而相应出现的。
所谓商业道德，是指工商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活动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把每一个企业推向到了市场的最前沿。在这个前提下，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要对企业自身负责，而且还要对社会、对消费者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使用价值新颖，质量高，价格合适，在市场上就会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与兴趣，消费者就会采取积极的购买行动，企业就会获得理想的利润，在同行竞争中就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有的企业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市场上打球，利欲熏心，巧取豪夺，并不断地冲破商业经营的道德底线，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此，分析与了解商业经营中道德缺失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一、商业道德缺失的原因
（一）金钱崇拜的思想作祟。
金钱崇拜是西方货币拜物教的产物，即moneyworship（金钱崇拜）。货币拜物教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方货币拜物教衍生出来的金钱崇拜，至使市场行为主体过分追求利益或利润的最大化，这样就会诱发人们的趋利性，刺激人们对物或金钱的追求。金钱崇拜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利倾斜了。有的企业由于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益，不惜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于人民的生产财产而不顾，赚取昧良心的钱。
这些不良行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表现。央视每年的3.15晚会，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不良行为进行曝光，上黑名单，但这些危害人们利益的行为却有令不止。究其原因，在于企业的决策者们过分看重金钱的价值，由此而导致经济效益大大超出于社会效益，在实现的部分经济效益中，是靠失德违法活动得到的。这些行为一旦被曝光，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企业及其产品将会被消费者所抛弃。所以，金钱崇拜是一种短期行为，企业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经走出这一误区。
（二）公平竞争遭受冲击。
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是公平竞争。这就好比是一场球赛，比赛双方处在同一个起点，要想取得比赛的胜利，一方面要看各自的实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要严格的遵守球场比赛规则。否则，技术实力再强，但屡屡犯规，也只能是失败的战绩。
竞争是商品经济社会里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竞争就会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
有些企业为了在经济活动中战胜同行竞争对手，处于有利的市场位置，把经济活动中的游戏规则视同于儿戏，不惜采取一些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手段，来达到独霸市场的目的。诸如低价倾销同类商品，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打压。制作虚假广告为自己推销劣质商品，并对同行的同类商品进行诋毁和贬损。有奖销售中，用有问题的商品作为奖品，对消费者进行商业欺诈。利用行政垄断和封建式的地方封锁的手段，划地为牢，干扰商品在市场上的自由流通，对商品在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制造人为的障碍。
上述行为都是属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破坏公平竞争，使业已形成的均等机会发生倾斜。合法经营企业在经营上遭到打压，非法经营企业却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占据市场先机。
（三）商业信用束之高阁。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又不能缺少商业信用的有效支撑，否则，市场经济秩序就会出现混乱的局面。因此，商业信用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商业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中，诚实守信是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连接的有效链条。如果企业过于看重自身的利益，各种服务规范和准则就会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各种失德行为就会发生。由于商业信用的缺失而带来的假冒伪劣商品混迹于市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建晋江假药事件，到2000年之后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在流通领域内形成的，但往往由于商品环节把关不严，给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开了绿灯。有时生产者与经营者形成默契，明知是有问题的商品，却堂而皇之地摆在货架上，消费者在消费之后，才方知消费品存在问题。为此，消费者不仅对该消费品失去信任，而且对商业企业的信用也产生了怀疑，导致商家的信誉度一落千丈，其形象大大受损。
（四）商品交易有悖公平。
公平交易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条重要的商业道德规范。即使是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商品自愿让渡、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经商者把其作为最高信条。
生园创始人冼生，教育员工“人无笑脸不开店”，决不做“一锤子买卖”，把售货员向顾客陪笑脸，视为做生意最起码的条件。但是，在现代我国市场上，商品交易有悖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如顾客对自己所需要的，但通过挑选后而不中意的商品，在最终放弃购买时，却遭到商业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甚至强迫购买，顾客的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
二、商业道德缺失的应对策略
商业道德的缺失，关键在于要加大商业道德建设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商业道德的缺失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此，笔者提出了以下一些应对策略。
（一）商业道德建设常态化。
商业道德建设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或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突击抓一下，一阵风一过，就把它束之高阁。这样，只能模糊企业员工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正确的做法是，要经常的、不间断地把商业道德建设落实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并把它作为协调商业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商业企业与同行经营企业之间、商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关系协调与完善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特别是商业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利益冲突发生时，商业道德在中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沟通商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调动商业员工的积极性，提升企业自身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商业道德建设应常抓不懈，并把商业道德建设与商业企业的各项政策、规章制度结合起来，使商业道德成为制定商业规章制度的重要依据。
（二）商业道德建设法治化。
道德与法律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商业企业的员工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商品推销过程中，夸大优点，隐瞒缺点，给人们的消费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种企业行为，受到的只是一定的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法律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相应的法律条款不够成熟，有的甚至是空白，致使商业道德对某些失德的商业行为的制裁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进程，已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企业行为的当务之急。这有利于规范商业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员工的行为，对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约束与制裁，就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商业道德的缺失问题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三）商业道德建设大众化。
商业道德建设不应只是商家、企业员工的事情，消费者也应责无旁贷的加入进来。消费者在消费生活中，通过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识别市场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违反商业道德的企业行为没有市场。同时又给文明经商、诚信为民的企业提供宽阔的市场空间。只有这样，肆意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谐的市场局面才能形成。
（四）商业道德建设普及化。
商业道德建设，仅仅作为企业领导者、决策层所关注的问题，是有失偏颇的，应成为全体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的一种共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义”与“利”的天平上，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还是重义舍利，选择的依据是商业员工的商业道德行为的自律能力。因此，对商业员工进行商业道德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商业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并在商业经营和管理活动中自觉遵守商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从根本上认识到，商业企业不仅仅是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消费品，完成由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化，实现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必须符合社会道义的要求，也就是社会效益的问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依赖于商业道德建设。据此，商业道德问题就成了二者之间结合的粘合剂。把员工的工作责任心激发出来，把为消费者服务作为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负担。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道德的力量。
综上所述，商品道德建设问题任重道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生产者、商业经营者、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缺失的问题是一种易见的现象。重要的是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协调和处理，强化商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和对不正当行为的制裁力，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健康的运行和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德商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我国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一脉相承，道家言“道”，核心就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之“德”；儒家“孝、悌、仁、义、礼、智、信”的做人道理，其根本在于如何积“德”；佛家修善大忍的“慈悲”情怀，自然也在重善积德。因而构建了具有东方人文意味的大“德商”：上合天道之“善”、中通人情之“诚”、下载万物之“厚”的纯正心性与崇高生命境界下的道德尺度[1]。传统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文明，要求社会及社会公民都应该遵循一个道德尺度，都应该具有塑造品质和规范行为的能力，这就是德商的培养。正如美国伦理学家布鲁斯・温斯坦认为“德商”应该由“不造成伤害、让事情变得更好、尊重他人、公平、友爱”五个基本原则组成，“这五个原则，就好比一瓶黏合剂，让我们在各种关系里，黏合成一个民族，一群有共同信仰的人。[2]”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高科技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和教育者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道德素养与国家、社会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德商”，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德商内涵之关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道德规范层面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公民的价值准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想人格一脉相承。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一种责任与情怀。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孙中山的“救国图存，振兴中华”，都反映着忠于国家、报效国家的一种担当和豪迈，成为我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非常朴实的爱国主义感情的流露。敬业是一种精神与情操。忠于职守，是内化于个人的职业伦理，也是外在于个人的一种职业道德。它展示出职业与劳动的尊严，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生职场成功与发展的精神力量之源。诚信是一种品质与坚守。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尊崇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古训。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于心中，“信”于心外。诚信，既来自于个人修养、家庭教育，还来自社会规范。友善是一种心态与气度。友善具有三个向度：与己友善，与人友善，与自然友善。与己友善，则可消除焦虑、缓解压力；与人友善，社会则可和谐与共；与自然友善，人与自然环境则可和睦相处。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科尔斯教授、米歇尔・博芭博士提出了“德商（mQ）”的概念，科尔斯教授认为：“德商――品格和德要更胜于情感和智力。”[3]米歇尔・博芭博士认为：德商“主要包括七大基本美德――同情、良心、自控、尊重、善良、宽容、公正”。[4]台湾心理学界则认为：“德商（mQ）的内容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诚实、合作、负责、勇敢、平和、忠心、Y貌、独立、幽默等各种美德。”[5]大陆学者蒋星五、曾琳琳认为：德商就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的三种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和。[6]”
中西方学者对“德商”内涵的探讨与界定，说明人类社会要求每一个社会人都需要有基本的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每位中国公民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规范的一种继承与发扬。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就是以“诚信、友善、宽容”为心灵准则，以“修身、进德、大成”为价值取向的衡量生命真实境界的道德尺度。大学生正处于从校园人格向社会人格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人格的完善，就应当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道德规范，努力培养人生发展成功的德商。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大学生德商现状之差距
当前大学生的德商状况，其主流有积极的一面。大多数学生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个人修养，希望自己能够具备各方面的素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们的爱国热情逐步上升，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腐败与社会不良现象疾恶如仇。他们期盼未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能够勤奋学习，并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锻炼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能力。他们有纯朴与善良的心灵，关注与同情社会弱势群体。
但是，受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学校德育教育滞后、家庭教育盲从等消极因素以及社会变革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影响，有不少大学生的德商状况令人堪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地方一般高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也体会得尤为深切。
一是信念淡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种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冲击，一些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他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没有自负压力直面社会竞争的斗志。因而对生活产生困惑和迷茫，对社会冷漠缺乏责任感。有的人精神心灵空虚，有的人消极颓废，有的人沉迷网络，有的人在谈情说爱中消磨时光。他们成为“低头一族”，寝室、教室、公共场所，吃饭、走路、集会，“目中无人”唯有掌上――网络下的电脑与手机，甚至通宵达旦。
二是诚信缺失。为人以诚，待人以信，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外在表现，是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是否诚信不但是人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要求，更是对人道德人格的一种考验。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是半遮半掩半公开化进行，有的甚至请“”代考；有些人可以编造各类证书，在应聘自荐书里夸大其词地介绍自己，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后又可以多次违约；助学贷款可以拖欠多年，甚至躲避不还。一些人既不为人以诚，同时又对社会和他人敏感、猜忌、怀疑、辱骂、仇恨，因而很多人得不到真诚的友谊；又得恩不报，毫无同情宽容之心，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至于因学习不能勤奋，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中不诚信的行为就更是比比皆是了。
三是心理脆弱。当代大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碰到困难就退缩不前，遇到挫折就不知所措，受到刺激就无法控制。他们在学习、人际交往、恋爱等方面，一旦遇到挫折就会产生无法摆脱的心里障碍，有的甚至发展成精神疾病。不少大学生意志薄弱，心理承受能力与抗挫折能力差，因而在自我学习生活上得过且过，做事拖拉；在与他人相处上同情心、包容心十分欠缺。
四是个性自我。大学生是高文化群体，他们追求自我价值、自我奋斗，但往往忽视了自我完善。他们以“自我中心”的倾向普遍严重，生活、人际交往中以自我意志为转移，替自己打算多，为他人着想少，缺乏合作精神和包容心。有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职业前景规划，更不考虑父母的养育之辛劳和对自己所寄予希望，单纯地想着赚钱，随意地休学、退学，甚至出走。
五是行为失范。大学生在多年的教育过程中，一般都有着正确的道德认识，具备一定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践行道德规范，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相乖离。缺乏劳动观念和吃苦精神，工作上吃不了苦，学习上不肯钻；眼高手低，小事不想做，大事做不来；看问题片面偏激；爱慕虚荣，贪图生活享受；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平时疏远老师，求助时跑关系；恋爱不文明，公共场所搂抱亲吻，旁若无人；上课睡觉、吃东西、手机上网，课桌文化；乱插队现象；寝室违章用电，毁坏公物；践踏草坪、损毁绿化等等行为，无一而足。
其种种德商低下，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缺失的表现，实在令人汗颜与遗憾。要改变他们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则格格不入的德商状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实在是任重道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大学生德商培养之意义
大学教育“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大学四年是学生最宝贵的黄金四年，是奠定其成长、成才与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完成两大转变，一是要完成由基础知识向专业理论知识、技术能力的转变；二是要完成由校园人向职场人的身份人格转变。在其由校园人格向社会人格转变的过程中，德商的培养无疑会在他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公民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提高德商有利于大学生的成才发展
著名作家毕淑敏老师说：“德商是打开发展与幸福大门的金钥匙。”大学四年，是学生追求人生发展、成功与幸福的起点，也会奠定其人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云：智商决定学习能力，情商决定适应环境，德商决定做人。做人不成功，成功是暂时的；做人成功，不成功也是暂时的。因此，大学生德商水平的高低，可以用来评价学校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也可以作为评学生是否成功、成才的先决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帮助大学生提高德商，一方面使大学生形成和谐人格，他就会经得起挫折的考验，守得住诚实守信的做人尊严；他就会做人正直，做事果敢，对人宽容；他就会学会选择，懂得放弃，勇敢担当。另一方面，培养学生高德商可以帮助他迈开人生成功的第一步，从而获取持续的成功。小成功靠机遇，中等成功靠能力，大成功靠品德。社会用人单位挑选人才更看重的是学生的个人品格，有了较高的德商，就会成为社会的首选人才。人的一生，物质是否富足，事业是否成功，婚姻是否美满，朋友是否忠义，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有赢得人心的高尚道德品格。有了高德商的大w生毕业后在追求自己事业的过程中，他就会懂得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就会懂得以诚信为他人服务、替他人着想，以较强的竞争力求生存、求发展；更会懂得正确对待追求事业成功中的挫折，正确判断“对”与“错”，从而使自己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二）提高德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大学生是最有朝气，最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群体，是国家社会的未来。他们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好何，关系到未来中国的面貌。建设美好和谐社会，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全面和谐的社会。季羡林先生在其随笔杂谈《季羡林谈人生》[7]中反复强调：人生于世，主要要解决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人的自身修养，也就是人的行为与感情的关系。处理好这三个关系，人就能顺利发展，快乐生活，社会就能阔步前进；处理不好，就会磕磕碰碰，停滞不前。所以，培养和提高青年大学生的德商，造就其个体和谐健全的人格，促使其融入自然，融入社会，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提高德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
现代社会大变革，科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已经夺走了人们充满诗意的生活。大学生已经成为“低头一族”，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他们大多数人心爱的（当然，社会上很多人也都如此）。现代人对互联网信息科技的痴迷，已经让它过度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原有的人际关系被电子连接取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很可能面临支离破碎的危机。”[8]大学生的与人交往，已不懂如何以“礼”相待和言语的得体；他们阅读的大多是网络上的“八卦”，不懂得文化经典与文学艺术对人生的启迪与熏陶。有的人甚至认为当今社会：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最该读的书没人读。因此，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德商培养，以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古代先贤的人格典范，培育他们体贴、尊重、宽容、感恩、诚实、负责、平和、忠心、礼让等各种美德，这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发扬与传承，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注脚。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大学生德商培养之途径
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工作职责，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之下，培育学生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提高学生的“德商”，是当下思政工作与时俱进的现实任务。我们应当摒弃脱离现实、大而化之、让人可望不可及甚至望而生畏的道德要求，从学生学习生活小节入手，从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规范入手，师生共同坚守基本的道德底线，从而逐步提升学生德商。
（一）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创设德商教育的大前提
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以辅导员、班主任为主体，与大学生在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是学生德商培养的主力军。尤其是辅导员，他们是学生思政工作的专业队伍，因此他们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质及知识水平对学生良好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具有直接的影响。一是学校可以通过科学测试辅导员的德商，通过学生公正有效的评价，健全监督机制，使辅导员队伍朝着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二是可以通过辅导员专业理论技能的培训与考核、辅导员论坛、道德文明礼仪讲座等专题活动提高辅导员的个人素质；三是辅导员自身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断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严谨个人行为及生活健康规律。一言一行，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应当做到。四是利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手段，传播中国传统道德的警世良言，潜移默化地让学生从道德之教，远天遣之难，结幸福之果。
（二）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体，创新大w生德商培养的载体
大学生德商培养的途径，仍然要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体。校园是青年学生求知、创新、实践的重要场所，校园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校园内的公序良俗等，无一不在学生道德养成中起着作用。校园的空间布局、建筑特色、花草虫鱼等优美环境，都会涵养学生的性情，提升其心灵境界。加上一些温馨的警示标牌或饱含诗意与哲理的名句，还有名贵树木、花卉名称习性介绍，会使学生得到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自然薰陶。学生社团是学生德商培养的常见的有效载体，学生在各类社团活动中学会学习、学会与人交往，其健全的人格心理逐步形成，他们也懂得如何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近年来，我们还不断尝试着在大学生不同年级段，突出不同侧重点的德商培养内容。大一年级侧重于文明行为规范的培育，养成大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学生认识到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大二年级侧重人文素养的培育，学生学习学院自编的学习资料及其他推荐的传统文化书目，通过知识抢答赛、辩论赛、演讲赛、撰写学习心得等形式，督促其增强为人处世、安身产命的底蕴。大三年级侧重职场道德素养的培育，同样编写学习手册，让学生懂得一些社会职场的道德礼仪修养。针对工科学院学生，更多地面向企业，让学生感悟一些与同事、上司、下属、客户、相关利益者以及家人、朋友相处的“德商”。大四年级学生走进企业生产实习，实习归来都会感觉到他们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大学生德商培养中，我们还可以依据布鲁斯・温斯坦“不造成伤害、让事情变得更好、尊重他人、公平、友爱”[9]的“德商”五个原则，从生活小节入手、从日常行为习惯的细节入手，开展更具操作可感的德育实践活动。
（三）解放思想，创造大学生德商培育的实践条件
实践是思想认识的源泉和归宿，实践体验对大学生德商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刻。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德商，就必须让他们走向社会，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大自然，寓教于情景之中，寓教于实践活动之中。校园内固然有多种道德感受与实践的载体，如学术研究、宿舍卫生劳动、励志影视观看、中外经典诵读、困难同学帮扶等等，但这毕竟是校园里学生习以为常的实践形式。近些年来，由于大学生成长经历不同，他们进校后，呈现出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生活、行为状态，加上各地高校不同意外伤亡事故的发生，于是我们谈虎色变，上级主管部门也指示我们像中学生一样管理着今天大学生们。不敢组织校外的实践活动，不能批准集体外出旅游，甚至规模较大的集会活动都要报上级审批。这实际上对学生人格塑造、德商培养是不利的。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大风大浪才能锻炼出刚强的意志。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加强引导教育，让学生在广阔的天地里感悟成长的快乐。挖掘红色旅游资源，让学生感受革命先烈的豪情壮志和崇高意志；让学生走进社区服务、走进企业行业调研、走进乡村体验，才能感觉生活的大世界多么需要良知、正义、关怀、奋斗；让学生拥抱自然，仰望星空，饱受天地山川的薰染，才能感触到肢体的舒展、心灵的净化；让学生去关注社会的变革与万像的离奇，与天灾、人祸赛跑，与病魔、死神赛跑，与有毒食品、雾霾天空赛跑，才会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幸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唯有立足于培养学生德商的高度，才会决定学生智商与情商的高度；才会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真正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公民。大学生应不断修养“德商”，才成就得了一个大写的人，充满信心，充满活力，奔向新的人生之路，追寻得到一个完美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唐明阳，朱敏雄.《大德商：最强不过道德的正能量》[m].江西人民出版权社.2014（7）.
[2][8][9]布鲁斯・温斯坦（Bruceweinstein）.德商：比智商和情商更重要[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11.
[3]耿步健.论加强大学生德商的培养[J].学术论坛，2005（9）：173.
[4]米歇尔・博芭.如何培养孩子的德商（mQ）[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10.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7
一信用：一种经济关系
信用是就交往关系而言的，用于经济领域，就是指经济交易的关系。这种信用不是从道德诚信开始的，也不是从竞争中产生的，而是从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的，是商品交换活动和货币流通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1](p534)马克思在阐述早期资本主义信用时指出，商业信用是从劳动力买卖开始的。因为资本主义首先需要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是在契约订立时确定的，而工人在拿到工资前就已经消耗了相当长时间（如周末、月末等）的劳动力，资本家是在买到劳动力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付给工人工资的，因而劳动力的让度和价值的实现之间就有个时间差，这就构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一种信贷关系。马克思说商业信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也有信用关系存在，但那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不同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商业信用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所有者互相提供的信用。这种信用是相互的，作为契约维系的商品或货币借贷就是债务和债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又接受信用；每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每个人既有要求信用的权利，同时又有履行信用的义务。在这种关系中，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经济关系；从整个信用体系来看，信用就是体现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巨大调节器。当然，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过渡桥梁，信用也是再生产不同阶段转移的媒介；从对待责任、义务和支付资本的限度来说，信用又是兑现承诺、合同、契约的可靠程度；就其商业目的来说，也可以说信用是实现交换价值的手段。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信用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里不说信用的两重性，只从它的积极作用来说：第一，通过信用可以使全部复杂的经济活动主体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使市场经济、流通过程各个环节上的人都以信用为媒介而存在和活动。第二，通过信用可以节约货币，加速货币流通、资本运动和资本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快社会再生产的进程。第三，通过信用可以调节公私、公公、私私的矛盾，促成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使分散的、孤立的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形成联合的股份资本。第四，通过信用可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推动世界资本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可以说信用作为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是整个商品生产和资本运动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具有经济规律的性质。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必然从经济领域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从而也获得更多的伦理意义。
有种看法，把信用仅仅看作道德状况，因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缺乏信任。其实，冷静地想想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信用的，它的信用作为经济关系是伴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步的。没有信用，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的。拿一个大城市来说，如上海，每天平均证券交易额达到132亿元，每天有6.3亿元存款存入中资金融机构，有3.56亿元从这些金融机构中贷出，每天收入保险市场的保费达6800万元，每天的市民消费要用掉5.5亿元。（注：参见《解放日报》2002年7月21日“上海‘一日’一文”）试想，如果没有稳定的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上海的金融还能运转、人民还能正常生活一天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到大小商店去买东西，货币稳定，消费正常，都是靠基本的公共信用和市场交易信用保证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交换信用，我们就只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中去了。
当然，我国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信用短缺问题，急需解决。据调查资料：目前我国企业之间逾期应收款平均比发达国家高约20倍。在每年订立的约40亿分合同中，完全履约的只有一半，经济纠纷案件占去了法院工作量的半数以上。至于经济交往中的种种不守信用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存在这种状况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不但必须讲信用，而且一刻也不能停止信用运转的调节器。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企业和顾客、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信用关系，以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取得了广泛的、良好的信誉。这就是我们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它告诉我们：解决社会信用问题，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诚信：一种道德规范
诚信是一个道德概念，就是诚实、守信的意思。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两个字本是同义的，但根本之义在于善心，也就是北宋大儒张载所说：“诚善于心之谓信”。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契约形成信用关系并不等于就有了道德的诚信，因此这种关系只是在外部经济利益和契约法的强制下形成的，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增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其“动机和决定的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2](p365)。在这里，资本的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资本所有者个人发生的作用，就构成了资本所有者个人意识中的动机。如果撇开这个经济人的头脑，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在履行契约的实践中，当事人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同时，以各自的意志成善于心，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那就表现为当事人应有的诚信之德，也可以说是出于道德良好。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本质，在于道德主体的心善，品德正。
诚实、守信是指主体的主观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它体现为主体内在的行为动机和良心。作为个人的主观意志，它是任性的，带有偶然性，虽然通过信用承诺和契约使个人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形成了共同意志，订立了契约，但是由于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性，还仍然可能在信用双方的心里埋藏着失信和不法，信用的实现仍然可能受到破坏。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信用制度，它本身也还是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会有力地推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运转，保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用剥削的办法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更大的欺诈制度。所以，有了信用制度也还要重视道德诚信的作用。（确切地说，诚信体现在个体身上称为德或品德，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属于社会道德意识形式。）
不过，信用作为一种制度，总的说来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3](p300)，不守信用者必定失掉商机，受到惩罚，甚至破产。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早期资本主义发财经的那些琐细哄骗和欺诈手段就逐渐被比较人道、比较诚信的手段所代替，商业道德也就必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就这里的道德诚信而论，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这些人的道德良心发现，而是经济规律本身使然。
可见，信用与诚信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大体说来，信用体现的是双方共同意志建立的客观关系，诚信体现的是信用者诚实守信的德性和人格。在经济交易中，两者都关系到同一的经济内容和实际利益，但各自的着力点不同。交易的客观信用关系要求个人（法人）要有诚信，个人（法人）的诚信则维系着信用关系，而信用关系和制度就构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强制维持市场信用关系和制度的是法律，非强制维系这种关系和制度的是道德。个人或企业遵照法律和道德讲信用，做到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就会在商界和社会上获得好的信誉，成为“信得过企业”或“信得过企业家”。信用要求诚信，信用和诚信赢得信誉，这就是经济市场和企业健康发展的逻辑。
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守信用”，而不说他“守诚信”；说“健全信用制度”，而不说“健全诚信制度”，就因为这两个词的涵义是所不同。当然，当我们说要“讲诚信”、“讲信用”时，两者也都有讲道德的要求，二者也有相通的道德涵义。因为讲信用必然包含讲诚信的要求，否则社会信用体系就失去了道德主体的支持，信用制度的存在和作用就难以保证。
总之，我认为不要单从信用主体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信用，不能只把信用理解为道德概念，那样就会缺乏从客观的经济规律方面对信用的把握；但是也不应把诚信说成是客观经济关系，那样就会模糊道德与经济的区别，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确定的物质事实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4](p170)
当然，利益是人类教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逐渐体会到讲诚信、守信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做失信和违法的行为是愚蠢的。双赢来自信用和诚信。应当说，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不乏诚信的倡导，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诚信的意义，养成诚信的品德，不断地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三讨论：诚信不是经济规律
有学者认为，诚信是经济规律或带有经济规律性。其根据是恩格斯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然，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作者认为这段话贯穿一个思想：“诚信是现代经济规律。”其实，这是对恩格斯的话的误解。
从行文看，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的内容，是在“就是：”后面的整段文章阐发的，而不只是这一大段话的第一句。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财之道有了变化，从原来的哄骗欺诈手段转变为注意时间和劳动的节约，从而使商业道德也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也可以说是讲经济发展和商业道德的关系。恩格斯说这里有一条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这个经济规律是什么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经济发展必然引起商业道德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再用早期的那些哄骗和欺诈手段已经不行了，而要采取改良的或与此相反的手段，讲诚信，因此商业道德随之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恩格斯在这一段话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诚信”这个概念，但从“哄骗和欺诈”推想出其反面“诚信”，大体是不错的。这样概括恩格斯所说的经济规律是否合适还可以商量，但是由此得不出“诚信是现代经济规律”的结论。因为：
第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道德说成经济，或把经济说成道德。他们强调经济和道德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从来没有说过道德能够成为经济规律。恩格斯在这段话里所说的“商业道德”，当然是包括诚信在内的商业道德。可以说商业道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可以说诚信是这种变化、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商业道德就是经济规律的结论。
第二，这一大段话的最后一句说：“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工厂主感到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了。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工厂主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尤其是大工厂主们还学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等等。与此同时，大工业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
很清楚，这里所说的“同样的变化”，就是指上面所说的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引起发财手段的变化，从而引起道德的发展。这里说的“道德准则”、“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都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赚钱手段的变化，从而使资本主义道德也有所进步。就是说，后面这一大段话，同样是在叙述经济发展引起道德变化的经济规律。
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恩格斯认为，那不是由于资本家的“伦理狂热”，而是客观经济的原因，迫使资本主义从哄骗、欺诈、低劣的谋财之道趋向于诚信和对仁义让步，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
“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这句话很重要。正是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点出了制约着道德的经济规律的实质。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p120)马克思把它简化为如下的公式：“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6](p107)“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6](p619)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所说的经济规律是否是指时间和劳动的规律，还可以再研究，但是可以肯定恩格斯所说的经济规律绝不是道德的诚信。
要寻求伦理的客观规律性是很有意义的，许多谈论诚信的文章都忽略了这个方面。但是，这个客观方面是什么，应当怎样表述，却是值得斟酌的。问题在于把握信用与诚信的区别。一般说来，在经济领域，信用体现的是经济关系，诚信体现的是道德良心。如果从客观经济规律上看问题，那么可以说，体现经济规律的是作为经济关系的信用，而不是作为道德良心的诚信。诚信的本质在于心善，不能说“诚信的本质在于经济规律”。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8
内容摘要：营销道德建设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而道德的范畴是人的素质及其行为问题，故营销道德建设先要造就一批诚信守法的经营者。本文基于新儒商是将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提出培育新儒商是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的关键这一命题，并界定了营销道德和新儒商的内涵，给出了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新儒商营销道德营销道德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营销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具有重大社会意义。而要加强营销道德建设，就势必要造就一批懂营销道德、遵守营销道德的人，新儒商就是这样的商人群体。所以，从新儒商的角度思考营销道德建设，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营销的发展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引发了理论界与实践界对营销的社会责任的诸多探讨。的确，企业与竞争者、供应者、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存在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博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到道德的问题。这些利害关系需要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这要求对营销道德问题进行认识和研究，并最终形成比较成熟的营销道德体系。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及行为规范的总和。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德是“内得于己，外施于人”。“内得于己”是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并形成正确科学的认识及价值观；“外施与人”是利用已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观及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心得等影响、引导、规范他人的行为。营销活动不仅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反映人、企业与自然的利害关系。营销作为微观组织的市场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营销道德实质上是调整企业与中间商、竞争者、消费者等相关人群利益关系，以及企业与自然、社会利害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营销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营销非道德行为在“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引下甚嚣尘上。诚信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强制推销问题等时有发生，而带有欺骗性质的促销活动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妨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侵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最终也将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故不论出于消费者利益和市场的要求，还是出于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忧虑，我们都应呼唤营销道德时代的到来。
培育新儒商的意义
新儒商的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应用于商业，故有“儒商”的提法。早期儒商主要是指商人诚实经营，不把谋取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把“济世救民”放在自身利益之前。从说文解字来看，“儒”是“人”和“需”的组合，“儒”是“人们所需要的”，也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品学兼优的人才。“新儒商”是不同于传统“儒商”的，它把儒家文化以及传统“儒商”思想创造性的应用于市场经济，具有社会营销的经营理念。概括地说，“新儒商”的内涵包括：具有仁爱之心，能够满足市场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科技创新的变化，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优秀文化，吸纳国外先进文化，融合提炼，形成特色；具有渊博的知识，具有经营、管理、营销、交际、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诚实守信，博学创新，爱岗敬业；发展实业，服务人群，报效祖国。
新儒商的道德要求
新儒商具有仁爱之心，并把“诚实守信，博学创新，爱岗敬业；发展实业，服务人群，报效祖国”奉为人生信条，这就可以从动机和行为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从动机上看，新儒商不把谋取利润作为唯一的目的，在利润的赚取上，也具有科学的经营手段和必要的遵守社会法律、规范的意识，他们发展实业是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和个人价值，赚取的利润也往往投入于公益事业，所以他们没有营销非道德动机。从行为上看，新儒商诚实经营，具有渊博的市场理论知识和经营、管理、营销、交际、表达等方面的能力，他们在具体运作企业时注重将其理论知识和市场能力运用于实践，而不屑于营销非道德行为。新儒商具有爱国思想，他们不但从自身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还会在协会、行会等群众组织，甚至人大立法、政协参政议政上施加影响力，为在立法、监管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贡献力量。
新儒商营销道德建设途径
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
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已经启动，职业经理人作为一只科学管理的有力队伍已经登上了市场的舞台。近两年来，国资委已从企业家市场起用职业经理人几十人，而私有大中型企业，外资企业的使用数量更大，使用范围更宽。同时，这个市场目前还是最不成熟和规范的市场之一。有些职业经理人仅仅有市场的观念，没有社会营销的意识；仅仅懂市场，不懂环保，甚至法律；仅仅照顾公司利益，不顾消费者的权益与利益。同时，在职业经理人考核上，往往存在仅考核其经营利润，而置公司品牌建设、顾客忠诚度、社区关系、政府关系等于不顾。这些行为和做法都滋长了营销非道德行为。究其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不具有“新儒商”理念，而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成长为“新儒商”的沃土。所以，要健全这一市场要做到：引入工商或行会对职业经理人的营销道德和经营道德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其是否可以进入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标准之一；促使企业完善职业经理人考核制度，加大营销道德和经营道德考核的权重，并将其完成情况作为工商年检的内容之一。
进行新儒商教育
我们虽以孔孟之道自居，但这方面的应用教育还是远远滞后，而在商业领域，对儒家思想精髓的应用尚不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我们应加大这一方面的教育，尤其在商业领域。我们应把新儒商教育纳入大学商学院的教育体系中去，推进新儒商工程，培养“诚信、博学、敬业、创新”型新时代儒商。同时还要加大社会教育力度，通过举办“新儒商”研修班、“新儒商”年会等（现在已存在这类会议，如国际儒商会议等），加强企业高级和中级决策者的“新儒商”意识。在具体运作上，把“新儒商”知识体系写入商学院所用“两课”教材中，使新儒商的培养从大学生开始，让大学生在学校就有“诚信、博学、敬业、创新”意识。利用公共媒体，加大新儒商的宣传，并树立典型。新儒商教育成功了，经营者的人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无疑会在根本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达到营销道德建设的目的。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9
“三特”信仰是指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的信仰。浙商文化资源的主体是浙商，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初始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四大后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五大后的提高发展及党的十七大以来的转型升级等阶段。浙商的每一步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解禁和政策的鼓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广大浙商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迅速付诸于创业创新创富的生动实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浙商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上最好的法制保障和政策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走出去”的战略也为浙商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当代浙商，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未来的，而是以改革开放、市场化及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社会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商帮就是社会生态中的一个“物种”，要想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占有适宜的“生态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浙商所处的“生态位”不断改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富愿望得到尊重、创富活动得到支持、创富才能得到发挥、创富成果得到保护，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可见，30年浙商的崛起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允许，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这无可争辩的事实无疑有助于坚定学生的“三特”信仰。
文化“三自”意识是指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自觉、自强等方面的意识。浙商文化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规范和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子集，也是培养学生文化“三自”意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越来越多的浙商“走出去”行商天下。据报道，目前浙商活跃在140个国家和地区［3］，投资项目涉及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筑、专业市场等，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浙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把浙江价廉物美的商品、独特的经营模式输出到全球各地，而且把浙江人独特的商业理念和商业精神带到全球各地。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可见，宣传浙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三自”意识，尤其是文化自信意识。
“三创”教育是指对学生创业、创新、创富等方面的教育。“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已经成为浙江人民自上而下的共识，对高校学生进行“三创”教育是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促进大学生就业、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浙商已经成为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创业群体，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创富商帮”。他们的从商经历、经商商道和创业精神，为高校学生进行“三创”提供了诸多借鉴。众所周知，第一代浙商约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这些“草根人群”之所以能够创造财富神话，首先靠的是他们踏实的做事态度和诚恳的为人作风。“做企业就是做人”“人会做人，凡事可为”“先做人后做事”是浙商公认的商业准则；“四千精神”（走遍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想尽了千方百计、说尽了千言万语）和“二板作风”（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浙商典型的商业态度；“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信用为本”已经成为许多浙商基本的商业道德；“我有利你无利，生意不成；我小利你大利，生意不干；我大利你小利，生意不长；我大利你大利，生意不败”“有钱大家一起赚”等是浙商独到的商业秘诀。“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浙商在缺乏资源禀赋、国家投资、外资推动及优惠政策的省情下，求生存、谋发展、创奇迹，靠的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精气神”。浙商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发展为基础的流通体制的创新，以技术升级改造为核心的技术品牌的创新，以万向、华立、正泰、横店等企业为代表的产权制度的创新，以地方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依托的金融体制的创新等。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得浙商在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同时也为时代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广大浙商是“三创”的成功典范，其独特的商业态度、商业准则、商业秘诀及创业精神等使得他们足以成为高校学生的创业导师。当然，浙商作为商人首先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其人格的发展有一个从“生存性－创富性－事业性”递进的过程。浙商发展的早期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期，又是视经济增长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阶段，作为市场主体的浙商顺应时代潮流，将自利理性的经济人格发展得淋漓尽致，而社会人格的发育则相对滞后，表现在诚信、责任意识的淡薄和义利关系的不协调等［4］。调适这种人格结构的失衡，缩小两种人格的长势落差，需要浙商的文化自觉，更需要主流文化的正确引导。
高校德育运用浙商文化资源，目的是将浙商的创业经历、成功商道和创业精神等融入德育，以增强德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创业素养。高校德育运用浙商文化资源，应把握以下原则和方法。
1浙商文化资源主体的选取
浙商文化资源的运用是为德育服务的，其主体浙商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高校德育的方向性和实效性。商人在商业运作过程中往往处于义利关系的不断调适之中，扮演着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角色，相应地形成经济人格和社会人格。浙商随着经济人格从生存性到创富性再到事业性的积极跨越，社会人格也逐渐从义利对立到义利统一自觉转变。他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广泛地关注社会需求，自觉将相关者的利益纳入自身发展的考量中，从而解决人生价值和金钱等终极的目标诉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这种协调与统一正是商人对主流文化的积极解读与弘扬。因此，在选择浙商文化资源时应选取那些注重“责任”“贡献”“诚信”“环保”等体现主流文化要求的浙商，从而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2浙商文化资源运用的场合
学生接受教育有一个依次递进转化的过程，遵循“知－情－信－意－行”的心理运行规律，没有对某个意识形态的情感信仰就不会产生对该意识形态的意志行为。依据该规律，高校可以将浙商文化资源分别应用于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让学生学商、亲商、践商，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让浙商文化资源走进第一课堂，让学生学商，知晓浙商的从商经历、经商商道和创业精神，感受浙商文化资源的价值，并对其产生敬畏和认同。为此，高校可根据实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浙商文化纳入人文素质教学体系，编写浙商文化特色教材，开设浙商文化选修课程。思政课教师可采用浙商文化资源作为案例，以加强对学生的“三情”和“三特”等方面的教育。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或创业教育课程可以浙商为例，加强对学生的“三创”教育。其次，让浙商文化资源走进第二课堂，让学生亲商，亲近浙商和浙商文化，得到浙商文化的熏陶。高校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全过程，其中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德育的第二课堂，可把浙商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浙商文化的传播氛围，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可成立浙商文化研究机构，把握浙商文化的发展方向；建立浙商文化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艺术、娱乐活动；开设浙商文化专题网站、校报专栏，为学生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开设浙商文化论坛，定期邀请浙商、浙商研究专家和学者前来讲学；另外还可张贴浙商宣传画、镌刻浙商名言等开展硬环境建设，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濡染，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教育。最后，让浙商文化资源走进第三课堂，让学生践商，亲身体验浙商文化，践行浙商文化。所谓第三课堂就是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它是锻炼学生的熔炉，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可开辟学生创业园区，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可与浙商合作建立浙商文化教育基地，为学生德育实践创造条件；还可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为浙商大会志愿服务，到浙商企业参观、实习、调研等，使学生受到浙商榜样的激励和浙商文化的感染，促进其德育的发展。
3浙商文化资源使用的方式
商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篇10
一、信用的含义
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信用有不同的含义，从道德的角度看，信用包括信任使用或遵守诺言，实践成约的意思。诚信自古以来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失信之人为社会所谴责，故有“人无信而无不可”之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用是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如借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信用是一个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或者是一个人在良心或道义上对另一方所负的义务。从法律关系上看，信用是“指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能力和可靠性所持有肯定性意见的结果。”或者，是指“为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不直接而是允诺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
商业信用是信用的一种，是人们基于商业主体主观上的诚实和客观上对承诺的兑现而产生的商业信赖和好评。即商业活动主体所形成的综合可信度的一种外在体现。商事信用从本质上来讲，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然而由于它是商事交易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此，法律将一部分本属于道德范畴的信用关系转化为商事主体的法律义务，因而信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受法律的调整。如民商事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民商事法律的“帝皇原则”，它要求民商事主体与他人在设立、变更或取消民商事法律关系时，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履约时应做到全面完全的履行。法官及仲裁员在处理民商事案件时要贯彻诚实信用原则，要以事实为依据，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当事人的权利。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欺诈行为或虚假宣传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以法律处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严格规定，防止信息披露不实，欺诈行为等。刑法亦有证券欺诈罪等刑罚措施。应该说，我国的法律将商事主体的一些道德性质的信用要求上升为商事主体的义务和法律责任，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但是这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未能形成整套商业信用法律保障体系。
二、商业信用的作用与法律的关系
商法是提供商业信用保障的重要的部门法。商业信用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与商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因而，如何把默认的、公允的商业信用道德规范变为法律准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商业信用的作用体现在：
1.商业信用是商事交易安全的基础。维护商事交易安全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法律方式。商法的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包括强制主义原则、公示主义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及行为效力扩张主义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国家运用公法手段对商事关系的强制性规定，它对维护商业秩序和商业信用起到了基本的保障作用。但法律是具有刚性和不周延性的，而商业活动的方式则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商事关系的类型不断增多，法律不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因而只能规定一些原则用以强调商事主体的义务，诚实信用则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法官在处理民商事案件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常常引用诚实信用原则来平衡当事人的权益，救济受损害方的利益。
2.商业信用是公平交易的保障。商事交易要求商事主体各方对彼此诚实，充分披露交易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各商事主体才可能根据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交易的伙伴、方式和金额数量。也就是商事主体的地位是公平的，它可以在掌握完全真实的信息情况下，自愿的、公平的进行交易选择。商事交易复杂程度越高，对信用的要求程度也越高，在早期简单商品经济时期，人们以物易物，双方都是生产者，都只对自己生产的东西比较熟悉，因而，交易双方的信息基本上是对称的，交易也会很公平。货币出现后，持货币购买商品者，仍然需要判断出售方商品质量的优劣。由于货币是很难仿冒的，真伪很容易判断，因而商品的提供者仍具有对自己商品的信息优势，此时，信息就开始不对称了。出卖人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买受人处于劣势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商品的种类更加繁多，制作工艺更加复杂，持币购买者也就更加难以判断商品的优劣程度了。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买卖标的是权利化的证券，证券的发行者更是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为了平衡这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通常要求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承担更为严格的诚信义务及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会进一步加大。法律就需要随之做出调整，加大出卖方（包括证券发行方）的诚信义务，以维护交易的公平。
三、我国商业信用缺失的状况及原因
龙永图曾在中国加入wto记者招待会中对记者说：“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说明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已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商业信用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信息欺诈。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作假丑闻不断，如“郑百文”“银广夏”“黎明股份”等的虚假陈述事件，这种欺诈严重的打击了股民对证券市场的信心。故意违约。如故意拖欠货款，拖欠银行贷款，工程款等，以拖欠他人的资金来进行商业投机行为等，导致连锁债务的产生。假冒伪劣。如加毒奶粉，直接威胁了受害婴儿的生命。偷逃税款。这些行为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并使依法纳税的诚实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我国商业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轻商的文化使商人未形成自律的思想文化。中国古代虽然有诚信的传统，但这一般是对“君子”的要求，即对读书人、官员士大夫的要求，而对商人则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韩非子在《五蠢》书中把商人列为五种社会“寄生虫”之一，主张限制其发展。在政府的歧视下，民间亦有“无商不奸”之说，鄙视求利的商人。故很多商人也并不把诚信当作自己应追求的道德规范。而西方国家则具有较强的商业信用文化和道德约束力。16世纪时，英国人卢卡斯购买了德国商人的货物未付钱就跑了。消息传开后，异国商人一度拒绝同英国商人进行交易。为了恢复信用，英国的商人们不得不把卢卡斯绳之以法，关进伦敦塔。商业最早兴旺于地中海沿岸，后转移到西欧一带，海上贸易使贸易的交付时间、交付方式都有别于面对面交易，这对商业信誉要求很高。在长期的海上贸易中，商人们创造了商事规则和商事法院，同时也把商事交易的基本诚信变为有约束力的法律。而中国自古未有像西欧那样真正的商人阶层，也没有像大海一样广阔坦诚的商人信用文化，相反，却夹杂了很多小农经济的狭隘文化。
2.社会转型导致道德规范约束不力。信用本属于道德范畴，本来是可以通过道德来约束的。一个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是不需要法律来对信用做太多的规定的。如果一个社会真正能达到路不拾遗，寝不闭户的程度，恐怕个人内心的自我谴责要比法律更有威慑力。然而这样的社会是罕见的。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占用，以国家信用来完成社会资源在所属各部门的配置，这时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社会信用。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辅手段，信用需求既缺乏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没有成为人们的重要意识内容，从而导致了信用意识的淡漠。虽然那时提供诚实信用，但只是做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当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商事主体逐利的本性，驱使其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努力。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不少违反诚实信用的事件就说明了道德无法依靠自身解决信用缺乏的问题。
四、完善我国商业信用法律保障的途径
如上所述，我国缺乏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信用文化和商业信用自律机制，因此，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商业信用尤显得重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的，如新加坡就以严格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道德素质。笔者认为，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商业信用有以下途径：
1.完善信息的公开公示制度，实现信息充分披露的核心是实现信息的充分性。公平商事交易是建立在交易双方都充分了解有关信息的基础之上的，不诚信的得逞往往是由于信息充分的不对称。为了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必须建立实现信息充分对称的法律规则，以最大限度的纠正“信息不对称”。信息充分对称的基本原则是：（1）每一个从事公平交易的人都有权获得所需的信息；（2）当他人行为可能给自身造成严重的或不利的影响时，每个人都有权了解有关情况。根据这一原则，除了个人隐私权以及所涉及的法律所保护的其他个人相关权利外，个人的其他信息应可以作为征信对象；企业法人的信息，除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外，均应纳入信息的范围，政府掌握的依法可以公开的公共信息，都应视为征信对象，美国就有专门的“阳光法案”，该法保障了公众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