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1
一、阻碍和谐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一）基层政权组织弱化，群防群治发挥作用不明显。一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相当薄弱，相当部分的村委会、治保会名存实亡，姓氏宗族插手农村换届选举秩序的案（事）件时有发生，群防群治组织队伍不稳定、报酬落实难，发挥作用不明显。
（二）矛盾纠纷错综复杂，稳定局势更加脆弱。因山林、水源、房屋用地、大小工程建设等引发的群体性或上访事件苗头时有发生。一些逐渐形成了自发组织，产生了较为严密的组织者，而且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历史的与眼前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各种利益群体交叉聚集，处置难度加大。
（三）“留守儿童”问题值得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突出。“留守儿童”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问题。一些未成年人在疏于管教下形成了犯罪低龄化、作案手段成人化、活动团伙化特点明显,并且作案后不计后果,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走上不归路。
（四）刑事案件量大类型多，治安案件查处难度加大。刑事案件的种类朝多元化趋势发展，治安压力逐步加大。有害气功、组织以强身健体、祛除病魔为幌子，向农村尤其边远村庄进行非法渗透,在今年5月份我所就配合安徽省渤洲市国保大队抓获一名人员。盗窃禽畜、水利设施、农用物资、广电电信设施等侵财案件比较突出。聚众等治安热点问题根治难。殴打他人、寻衅滋事、民间纠纷多发，处置难度加大。一桩简单的民事纠纷，一起偶发的治安事件，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
（五）公共安全隐患多，农村交通、消防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仅在我所辖区内,一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数字很高,主要原因是:一、人们交通安全意识薄弱；二、道路上，特别是一些交通路口缺少明显的标识；三、农村交通工具多为摩托车，缺少管理。四、农村消防设施基础建设薄弱，消防队伍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村民的消防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原因分析
（一）基层警力不足。随着治安形势的日趋复杂，农村原本紧张的警力既要处理各类治安、刑事案件又要应付各项检查督查评比；既要做好防范、控制，又要搞好管理、服务。警力不足客观上造成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处理不及时、打击不力，不能有效地震慑犯罪。
（二）基础工作薄弱。“重打轻防”思想仍然严重存在，农村派出所防范机制不健全，流动人口管理松弛，“猫鼠不同步”问题突出。调查研究不深入，对治保会指导不力，群防群治组织利用不充分。特情耳目建设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很容易造成案件不能顺利突破，使违法犯罪人员脱逃。农村法制宣传力度不健全，法盲较多，法律意识过于淡泊。
（三）经费紧张。经费紧缺是多数基层公安机关不可回避的事实。当前，由于经费紧缺，民警自己“找米下锅”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靠罚没款返还来维持办案经费仍是基层派出所保证业务工作正常运转的主要措施和办法，但也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四）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不发达，基建资金紧缺，目前很多公安机关基层单位的基础设施极其简陋，不适应当前公安工作的要求，截止目前我所的办公用房和民警宿舍还存在困难。交通工具、武器器械、通讯、取证器材不足等问题仍较突出。
（五）民警素质亟待提高。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狠抓素质教育，民警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农村经济不发达，信息闭塞，民警对与自身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熟悉、不精通，造成农村民警总体素质不高，难以成为行家里手。
三、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几点建议
（一）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把公安工作真正融入到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去。要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积极主动履行好公安机关在构建和谐新农村工作中的职能作用。一是要虚心学习，增强本领。虚心向农民群众，向村干部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苦练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二是要树牢“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三是要认真办理农民群众案件。热情接待来访农民群众，耐心倾听他们反映的问题，做好思想稳定工作。对农民反映的实际问题，尽快协调解决，对于特别困难的上访农民，协调有关部门给予帮助，积极主动为农民排忧解难。四是要广纳谏言，进一步改进作风建设。进一步推行警务公开制度，定期听取党政、
人大、社会各界人士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改进工作方法。进一步改进公安机关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充分发挥行政执法职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构建和谐新农村保驾护航。（二）扭转重打击轻防范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村不和谐因素。要摒弃“重打轻防”的做法，将工作重心放在防范工作上来。一是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坚决遏制黑恶势力插手农村基层政权、干扰破坏农村换届选举秩序，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协助地方党委、政府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和做群众工作能力，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恢复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战斗力。二是要提高发现控制能力，及时化解纠纷隐患。坚持矛盾纠纷定期排查调处制度，建立贴近农村实战的情报信息预警机制，严格实行纠纷调处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三是要打防结合，全面整治农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农村案件多发时段、路段的巡查打击力度，实现“猫鼠同步”。严厉打击组织和非法宗教活动，坚决遏制其在农村发展蔓延。关注农村弱势群体，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坚决铲除危害一方的农村恶势力犯罪团伙。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侵害农民利益的犯罪，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突出整治摩托车维修业、废品收购行业，严厉打击销售、收购赃物违法犯罪活动。定期不定期排查治安混乱的集镇、路段，组织力量集中整治。大力整治农村活动，净化农村社会风气。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破坏生产、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件，做到快侦快破。四是要盘活社会防范资源。充分发挥基层政权组织的优势，加强农村治保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村（居）委会书记兼任治保主任的做法。加强业务指导，由责任区民警向治保干部、联防队员传授必需的法律知识和防抢防盗常识，识别发现违法犯罪可疑人员的技巧及必要的自身安全防范技能，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建立工作考评机制，推行奖惩措施，每月由责任区民警根据治保会、联防队和各户主的表现情况，落实一定奖励和报酬。五是要大力推行农村科技创安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地组织农民群众加固门窗，安装价格适廉、农民易于接受的防盗报警器、防盗门，改变农村建房全开放式的设计，提高农民自我防范能力。有条件的乡镇，可在农村治安问题突出地区安装监控设备，并接入公安指挥中心，切实加强对社会面的有效控制。六是要努力维护农村公共安全。严格农村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监管，适时开展“治爆缉枪”专项整治，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枪涉爆案件和事故的发生。加强和改进农村交通管理，积极整治农村道路交通“乱点”和事故“黑点”，预防和减少农村交通事故的发生。落实农村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防火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深入排查整改火灾隐患，最大限度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
（三）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服务、促进和保障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确保农村安定稳定，维护好和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部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要增强服务农民意识。畅通与农民联系沟通的渠道，变坐等农民报警为经常主动上门，深入到农民中去，了解掌握他们最需要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担心什么，传授防范知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各项公安保卫工作，预防和减少各类案件和事故的发生。定期通报辖区治安情况、发案特点及规律，布置下一步巡逻防范工作的重点和对策，增强防范意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及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期限，积极推行送身份证上门等各种便民、利民措施。二是要着力加强农村文化和法制建设。农村文化阵地的匮乏和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后果，远甚于社会行政管理功能弱化造成的危害。要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积极协助基层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文化建设和法制教育，提高广大农民文化、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从根本上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环境。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深入人口密集地区、田间地头，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农民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解决各类争端和纠纷，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大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力度，防止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做好有前科史青少年的帮教工作，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利用学校这一普法宣传教育阵地，通过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让农村孩子把法律知识、防范知识带回家，影响其父母亲属。三是要最大限度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治乱先治穷，扶贫先扶智。要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社会治安形势，还有赖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要以开展结对子、帮脱贫等扶贫帮困活动的形式，经常性地走访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送温暖、献爱心，传递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四是要极力创新管理办法。积极探索人口管理的新办法、治安管理的新途径、安全防范的新举措、服务群众的新思路，促进公安工作的持续发展，开创农村治安工作的新局面。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2
一、我区农村社会治理现状
（一）社会治理基层基础不断夯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工作，区委成立了以XX书记为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不断完善基层防控工作体系，加强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目前，全区镇级综治中心已全部建成并挂牌运行，全部村（社区）综治中心建成并挂牌运行。通过综治中心的建设，搭建起政法综治工作新平台，基本形成了纵贯全区三级的综治中心网络体系。搭建镇村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将社会管理服务有关内容全部纳入其中，使人民群众能够得到一站式服务。大力推进全区城乡网格化管理服务，全区共划分网格11个，配置网格员805人。其中农村网格8个，其中农村网格8个，网格员641人，城市社区网格3个，专职网格员164人。
（二）社会治安满意度不断提高。我区建立了维护稳定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社情民意收集与研判机制、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切实加强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建设,扎实开展扫黑除恶、特殊人群管理、校园周边整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严打整治不放松，上半年共立各类刑事案件XX起，破各类刑事案件X起，抓获作案成员X人，抓获各类网上在逃人员X人。深入开展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成功破获跨区域系列盗窃电缆案X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X人。立各类经济案件X起，打击处理X人。破获各类涉毒案件X起，缴获毒品X克，打击处理吸毒人员X人。受理查处治安案件X起，打击处理X人，其中行政拘留X人。对“黄赌毒”、“食药环”等治安突出问题全力打击整治，共查处涉黄涉赌案件41起，打击处理137人。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区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二、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目前国家出台了种粮直补、农村危房改造、最低生活保障、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盲目的曲解法律法规，导致土地流转、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上访问题突出。从信访局提供的数据来看，截至目前，我区涉及农村各类上访件X件，其中涉及宅基地纠纷X件，土地承包X件，土地流转X件，退耕还林、林权问题X件，扶贫领域纠纷X件，农资补贴X件，水利纠纷X件，其他68件，这些都充分说明目前我区农村地区仍然是信访的重灾区，农民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二）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基层一线警力不足，从政法部门提供的数据来看，全区各基层派出所平均只有5个正式干警，像X、X、X派出所正式民警才只有3个、各镇、街道司法所都是1个人，不利于执法办案，也对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带来严峻考验。
（三）特殊人群管理难度较大。来X打工的外来人员，有少部分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不安定、居所不固定，管理起来难度较大。我区目前有X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虽然都落实了监护人责任，但是个别农村的精神障碍患者由于家庭困难得不到有效治疗，流散在社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
（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相比较城区，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的人力、财力、物力上投入较少，视频探头少、投入警力少，再加上“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及儿童自我防范能力较弱，财产和人身安全易受侵害。从公安系统掌握的情况来看，截止9月底，我区城区治安案件发案X起，乡镇发案X起。其中侵犯人身、财产权利案件城区X件，乡镇X件；妨害公共安全案件城区X件，乡镇X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城区X件，乡镇X件；扰乱公共秩序案件城区X件，乡镇X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乡镇相对于城区治安案件发案率较高，这和城乡视频探头数量、治安巡防力量强弱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五）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还不够高。我区农村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特别是很多年轻有文化的人才流失更大，留守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这些人参与村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维护村集体利益的意愿相对淡漠,常常抱有“各自打扫门前雪”“事不关己”的心态,主要精力基本上放在自己的小家庭上,对村集体这个大家庭事务关注度不高,社会治理主体相对弱化。
三、意见建议
党的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既可能是稳定的根源，也可能是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必须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一）深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和创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所以必须首先把在基层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放在首要的核心位置。基础环节就是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成果的取得和整个农村面貌的改善，都要靠基层党组织来领导。农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与否，取决于当地党组织尤其是书记的综合素质和影响力。一名优秀的村书记，可以带动一个高效的基层党组织，进而引领整个村级自治工作走向良性运行。所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关键，而关键中的关键又是村书记的作用。无论是从当地推选任命还是上级组织下派，前提都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切实为村民着想为村民办事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人来担任村书记。还要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为农村未来的发展储备中坚力量，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和引导，让更多年轻人尤其是青年人加入党组织。
（二）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农村社会的法治氛围较城市有很大差距，群众没有形成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用法治方式解决的思维习惯，甚至一些干部也没有以法治思维开展工作的自觉，再加上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相对较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采取什么样的最贴近农村现实的宣传教育方式就特别重要。可以引导村干部有侧重地利用农村文化广场等平台，适当加入一些以法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的节目类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向群众进行法治宣传教育，这样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又可以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逐步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从而使群众逐步形成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
（三）扶贫坚持“志智双扶”。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到了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已经不再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报告中说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问题，在脱贫攻坚阶段，怎样在思想上改变贫困状态是一个难题。所以必须把思想引导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治贫先治懒，扶贫先扶志。要努力让贫困群众思想认识到位、心态积极、主动作为，从贫困走向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实现自立、自强。必须要引导农民树立自立自强意识，尤其要克服“等靠要”思想，摒除陈规陋习，让积极向上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良药，这样的农村也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动力。
（四）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整合利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文化室、卫生室、计划生育服务室等现有场地、设施和资源，推进农村基层综合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3
公权力寻租是“老虎”、“苍蝇”腐败的共同特征。m区地处上海市城郊结合部，随着城镇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至2012年底，该区所辖13处镇（街道）、工业区管委会中仍有136个行政村（村民居委会），镇（村）级公司工作人员2270人，有耕地面积5587公顷。自2003年始，伴随重大市政工程的大规模运营，m区属动迁安置房建设工作全面启动，经认定的区属动迁安置房项目共计84个，认定用地面积1103公顷，农民动迁安置房总量位于全市前列。由此，作为基层组织的乡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等被赋予较大的管理权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少数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甚至监守自盗，窃取国家、集体财产或者挪用公款用于等非法活动。本文选取m区检察院2009年至2013年间立案查处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为实证分析样本，客观分析主体特征、犯罪高发领域，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惩防措施等，为发挥廉政文化建设作用，推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建言献策。
m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犯罪
实证分析
2009-2013年五年间，m区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5件22人，占到同期职务犯罪立案总件数和查处人数的10%以上;查处案件全部属大案，涉案总金额达人民币7000多万元，案值在50万元以上的9件，案值1000万元以上的3件，个人受贿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7人。
・农村基层组织中村级党员干部为反腐重点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件管理数据统计口径的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包括依法从事公务的村干部，也包括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和工商所、税务所、土地所、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在m区检察院查处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村级组织成员14人，镇党委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5人，区属职能部门工作人员3人。党员有18人，占81.8%。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受贿犯罪突出
在m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22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中，初查立案的案由分别为：涉嫌14人、涉嫌贪污罪5人、涉嫌挪用公款罪1人，兼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1人，贪污和受贿犯罪占全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86.4%;涉嫌渎职类犯罪3人;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用于等违法活动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贪腐人员3人。前述人员被提起公诉2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3人、无期徒刑1人。具体刑罚情况见表1。
・社会影响恶劣，集体上访突出
犯罪嫌疑人收受贿赂后，故意不履行职责或，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给村集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往往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易引发群众上访。2009年至2013年，m区检察院共受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线索169件，其中，首次62件，重复107件，转本院自侦部门106件。其中，村民直接向检察机关署名举报的占到50%以上，通过来人来访和实名举报方式反映问题的占有相当比例，因举报反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问题甚至引发重复越级集访26件。m区检察院2009至2013年涉农情况见表2。
・涉“土”涉“房”领域贪腐犯罪突出
土地应当成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覆盖领域。在m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22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中，近80%的犯罪嫌疑人因土地转让、征地拆迁、建房拆违而涉案，小到农民因宅基地申领动迁补偿款，大到评估转让集体土地，土地成了极个别“村官”坐地敛财的工具。比如，某生产队长在虹桥枢纽动迁中，为某花木公司通风报信，后又坐镇测算，帮助该公司获得高额补偿款，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210万元。也有极少数基层组织人员利用掌握的支农惠农补贴政策，截留、侵吞补助款，中饱私囊。
查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存在
的问题
关于村官。顾名思义，村官是指任职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经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村级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习惯上，人们一般把村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称作村官。但村官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思想认识和司法实践中存有分歧。
・村官职务犯罪相关立法有待完善
惩治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应当提高法律的针对性。法律在威慑犯罪、打击“老虎”的同时，也要正视当前法律制度缺陷为村官职务犯罪提供的“便利”，加强重点环节的立法。当前在规范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行为上，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照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宪法性法律，这决定了它不能对村民自治制度作出系统的规范，用组织法去规范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部内容，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即村党支部，按照《中国共产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行工作，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问题是，在一些村（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与村民委员会主任甚至村办企业负责人，全由一人担任，党政不分，大事小情一人说了算，村民监督徒有形式。因此，必须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健全刑事法律体系，发挥其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
・界定村官职务犯罪主体地位
村一级基层自治组织人员主要分为三类：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委员和村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有学者认为，不应将村党支部纳入农村基层组织的范围，理由是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相关法条明确指出其属于农村基层组织，自然其成员也失去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能。另有学者则提出，村党支部成员可以成立职务犯罪，理由是村党支部发挥的作用与村委会是等同的，因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已经明确“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既然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成为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其领导主体――村党支部的成员，在有交叉任职、参与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下，也符合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规定。
尽管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人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但他们在参与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活动中代表基层党委、政府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并且，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刑法规定的某些特定的行为中，如参与或承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等具体行政管理工作，当然地符合职务犯罪构成要件。而当“村官”作为村自治组织人员行使自我管理职责时，则不具备职务犯罪的主体身份。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4
一、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主要表现
概括起来说，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主要有四类：
（一）经济违纪违法严重。近些年，农村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呈高发态势。这类案件主要表现为贪污公款、收受贿赂、非法占有等。基层财务管理混乱，少数农村干部用假发票在集体资金或生产费中报销个人的各种开支。
（二）工作作风粗暴。近年来，有的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不依法行政。有的农村党员干部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事，工作缺乏责任心，甚至失职渎职，给集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有些乡村干部不顾本地实际，热衷于达标升级，建“标志工程”，形成不良后果。
（三）“三乱”现象突出。一些农村党员干部为了表现政绩或给小集体谋利益，搞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
（四）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一是公款吃喝玩乐问题仍较为突出。农村基层干部日益盛行的奢侈之风，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二是案件有增无减。农村比较普遍，基层党员干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三是案件增加。
二、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有的乡镇没有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导致部分农村干部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正确认识。政治意识和自律意识明显下降。有的乡镇党委迫于某些错误舆论的压力，碍于情面，放松了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少农村党支部软弱涣散，常年不开展组织活动，农村党员中不承担义务、不参加活动、不缴纳党费的“三不”党员已不是个别现象。
二是现行农村管理方式改革相对滞后。一是财务管理体制缺乏约束力，不适应农村多元化经济的需要。特别是村级财务自行管理模式和乡镇基层站所自收自支的财务管理方式，使农村基层干部经济违纪违法行为极易得手。二是个别乡镇干部人浮于事，不仅诱发了多种消极腐败现象，而且增加了非生产性开支，使本来薄弱的农村集体经济难以长久支撑。
三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缺乏人力。农村干部官小责任大，利轻担子重，因地位低，待遇差，人身和财产安全上又缺乏激励保障制度，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有的甚至擅离职守、不辞而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中文化政治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大量外流，农村干部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三、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对策
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应始终坚持与农村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结合农村实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一）落实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县、乡两级党委政府要把它作为保稳定，促改革，谋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抓。要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用责任制的形式把基层党组织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明确下来，一级抓一级，真正抓落实，抓到位。要认真部署县乡两级机关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重点开展部门和领导包村，支持和帮助乡村两级干部开展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办实事，形成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廉政建设齐抓共管的局面。
（二）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农村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高低，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成败，以教倡廉，至关重要。当前，要在广泛开展党的宗旨教育、传统教育和政策法规教育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农村干部在政治觉悟、思想作风、廉洁自律、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选准配硬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在于选好一个支部书记，配好农村党支部班子。要顺应农村改革的新形势，广辟干部人才渠道，积极推行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公示制和民主选举制以及县、乡干部在村级党组织挂职等制度，严把干部入口关，确保农村干部队伍的纯洁和主要干部的素质优良。要重视建立和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使他们政治上有盼头，工作上有劲头。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5
当代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管理实行的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日渐成为村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有效中介。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村委会的组织原则、产生与组建方式、功能与任务等正式做出法律上的规定。村委会制度在乡村社区的推行，使村民在政治思想上逐步走向现代。但是由于村委会制度的权力化，农村基层干部中职务犯罪现象频频发生，致使部分群众集体上访，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形成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西安市未央区雄踞西安市的西大门和北大门，是西安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必经之地，全区总面积262平方公里，总人口47方，其中农业人口19.31万，占总人口的41.09。全辖区10个街道办事处，44个社区，212个行政自然村，近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中职务犯罪现象频频发生。自2000年一2005年9月未央区检察院反贪局共初查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97件110人，共立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9案10人。为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我院党组对此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
一、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有以下特点
1、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发生的形势呈多元化。
图标1：2000年一2005年9月我区受理的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数
随着省市区建设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手中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引发的不法行为已成为一个新型的犯罪主体。在管理集体经济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金、挪用集体资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村官”权力失控，造成集体资产和集体资金大量流失，集体土地和村民可耕地面积逐年缩减，由此引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和对抗因素不断增长。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使得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来信来访和举报在增多。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作为一个新的犯罪主体，在管理集体经济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资产、挪用集体资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此类犯罪呈多种形式，同时法律法规也存在一些盲点，使我们基层的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时遇到了定性、定罪难、取证难等问题。
2、农村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低，法治观念淡薄，是导致其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村委会组织法》贯彻实施以来，村民的民主意识普遍得到了提高，依法选举，规范运作已成为选举村民委员会的主流。但在现实中，受农村世袭制、家族制、裙带关系等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黑恶势力的干扰，家族势力的参与和金钱关系的诱惑，使选举过程难以规范，其结果难以代表大多数村民的真实意愿。为了当上村干部，有的利用农村黑恶势力的影响，以恐吓的方式胁迫村民给其投票；有的借助家族势力狂揽选票；有的以请客送礼、发红包的形式，贿赂村民选票；还有的采取以不交税金、不收水、电费以及无原则许愿等违法承诺蒙骗群众等不正当手段，拉拢村民操纵选举。这样以来，不但使一些公道正派，有能力有魄力的优秀村民选不上来，反而使一些思想意识恶劣，能力低下，甚至有前科和劣迹的人进入村委会班子。由于素质低，动机不纯，心态不健康，把当村干部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从本质上就不可能为广大村民牟利益，而是伺机侵吞集体财产和集体资金，以弥补自己上台时的投入，海捞一把。
3、农村基层干部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是诱发其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农村基层干部集事务决策权与资金支配于一身，对其监督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一规定，使部分村千部打着自治的旗号，专制横行，滥用职权，使手中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一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的村干部一手遮天，家长制作风严重，一些重大事项，不经过民主协商，不听取群众意见，私自决定，造成大多数村民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达不到真正的村民自治；有的村务没有真正的公开，重公布，轻反馈，虽然公开了一些村务，但公开后群众有何意见，有何反映不能及时反馈、收集，没有真正起到公开监督的作用；有的村干部甚至产生“我不交账，不交公章，你奈我何”的错误认识，有的村干部下台时间很长了，但仍账务不交，印章不交，党委政府也束手无策，使其权力严重失控。二是村民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村干部哪些行为是违法或违纪，即使利益侵害了也不告官，不愿或不敢告官。
4、农村基层组织制度不落实，财务管理混乱是其利用职务之便
，构成犯罪又一重要因素。
村级干部的违法违纪离不开财经管理。我们有的以“账务不清，财务管理混乱”为由推翻了上一届村委会班子，自己上台后又尽力削弱会计的职责，要求会计做假账等现象时有发生，使会计用职能来制约村官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跟不上，账务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收支随便，白条下账、假发票入账、私设“小金库”等现象比较普遍，致使财务管理透明度不高，为诱发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有关职能部门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缺乏定期不定期的清理检查和审计，有时还出现真空，给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造成了可乘之机。
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定性问题
从办案实践来看，农村基层干部犯罪所立案件数与初查案件数的比例还是很小的，追究原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定性问题，是新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该解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犯罪主体区分的关键是：看其是从事自治行政事务还是受政府委托从事行政管理性质事务。当其从事行政管理性质事务时，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当其从事村自治事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犯罪的则以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根据上述法理规定，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犯罪不难界定。难以界定的是：对非村民委员会委员的小组长、会计、出纳、村民小组的会计、出纳以及受村民委员会聘用从事管水、管电等事物的村民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目前还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存在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主体身份的认识不同，对于这一部分人员均以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来定罪处罚的，这就存在案件管辖权的问题。
三、查办此类案件应采取的对策
完善法律法规，理顺管辖关系。
由于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民委员会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使其同时肩负着从事国家公务和集体事务的双重职责。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除了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体有差异外，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都是相同的。现实中，存在着村民委员会委员有同时犯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或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其犯罪行为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如果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立案侦查，对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质量，及时、准确的惩治职务犯罪行为，有效地保护国家集体财产不受侵犯是不利的。最好由涉案金额大，犯罪情节严重，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主罪管辖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处理，共同形成打击合力。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即使执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所以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受案范围，便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犯罪。
2、发挥职能作用，加大打击力度。
基层检察机关是打击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职能部门。首先要广泛收集农村发展中，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和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犯罪问题要及时进行剖析研究，以掌握其犯罪规律，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提高立案率。二是要开展职务预防工作，及时发现农村基层干部的违法犯罪线索，做到露头就查，快立、快捕、快诉，以震慑“村官”犯罪。三是要加强与会计、审计、税务等部门及人员的联系协作，为侦查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审查账务、调取证据、提供帮助。四是发挥职能作用，与地方党委政府、纪监委加强联系，取得支持，确保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以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
3、落实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深入开展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各项规章制度，以法治人，是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建立、建全村务公开、财务管理和集体财产登记使用制度，严禁“白条”入账，私设“小金库”，规范农村的经济活动。二是要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不断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建立民主评议制度，使村干部村务管理置于各项规章制度的监督、制约之中，以减少犯罪。三是把好选举关。严禁下列人员成为候选人：（1)受到法律制裁而现实表现不好的；（2）参加邪教组织或从事地下宗教活动的；（3)欺压群众、横行霸道、参与黑恶势力的；（4)法制观念淡薄，长期无理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5)非法串联拉票，胁迫蒙蔽群众的，或操纵、破坏选举的；（6）体弱多病，不能正常工作的。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力求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老龄化、地域化、学历偏低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4、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法律意识。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6
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三农问题仍将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主要问题。农村和谐与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农村治安形势好坏是和谐农村的一个首要标志。当前全国正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热潮，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建立维护农村治安稳定的防护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我们公安机关当前面对的一个首要的紧迫任务。下面就推行农村警务改革，打造适合新农村的警务机制进行浅尝探讨。
无庸讳言，当前我国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农村的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非整治不可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要因素。客观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使我国从贫穷的国家快速向小康社会过渡。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整个社会正处在从贫穷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化，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中，特别是社会治安会处在一个不稳定期。具体典型例如巴西。我国当前正处在gdp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期，各阶层、团体、个人对利益的追逐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整个社会正处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壁如在农村，以前丢荒无人理彩的土地、山林，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升值，加上村民的思想从以前小农经济的追求衣食无忧向求富心态的转变，现在则变成了香饽饽，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土地、山林纠纷和宅基地纠纷。有个人对个人的，有小集体对小集体的，甚至有村对村、乡对乡、县对县的。以前以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自觉服从国家、集体的决定，现在则以个人利益为重，不服从国家、集体的决定，漫天要价，胡纠蛮缠，甚至激烈、暴力对抗，造成现在大量的征地、拆迁纠纷。在城镇，以前汗涝保收的工厂、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企业重组、改制、倒闭，引发了许多的利益纷争。加上社会生活保障体制不健全，下岗职工、失业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无着落，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维护等等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
主观上，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处在经济上追求高速增长而不计其他，个人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不顾一切的氛围中，一些需要坚持和加强的制度和方法没有坚持，甚至放异了。而一些要坚持不懈地禁止和打击的东西地放松了，或任其泛滥。壁如公民的法制教育，道德建设，不是加强而是放松了，仅有的也形同虚设。比如以前的违法分子公开处理大会，公判大会，到处张贴法院审判公告等做法，既有力地震慑违法犯罪，也对人民群众起到强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改革开放后，由于考虑到违法分子的人权问题，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手段取消了，但却没有其他办法来代替。壁如社会治安管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城市扩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而我们对各种社会治安形势的针对性研究却未得以加强，甚至出现脱节的现象。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要求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研究投入，但目前却非如此。以某县为例，从1980年至今，社会生产总值增长近二十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8倍，案件发案率增长近二十倍，而公安局的民警编制从八十年代至今还是维持不变。八十年代公安民警是满编的，而随着民警队伍的退休、减员，至尚缺编18人，至今尚存在只有2位民警的派出所。在经费投入上也远远无法满足当前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需要。在增加警察编制上，由于警察编制是由中央管理的中央政法编制，二十多年来无法增加一个警察编制。在录用警察方面，由于受财政困难制约，多年来虽屡次招收民警，却未有一次一次性录满编制额。而其他一些部门，有的干部职工整天一张报纸，一杯茶，下乡检查检查，其编制有增无减，人员满编甚至超编。从这些现状可以看出，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重视不够。
正是由于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思潮兴起，交织缠绕，无法理清，对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致使执法活动受到各种影响。如执法与人性化问题，执法与对待弱势群体问题，严格执法与人权维护问题，依法行政与维护群众权益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得不到平衡，在执法中就出现偏差。比如目前全国关注的“同命不同价”问题。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现实上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对事故伤亡人员的损害赔偿在不同国家，不同省市，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赔偿额也是不同的。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从理论上讲，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交通事故人员死亡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同命不同价”就显得不公平。那么在执法上该如何平衡这个问题。比如在当前的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一方面是公共设施用地征地，标准是政策规定的，一方面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承包方高价索偿，而社会舆论大多倒向承包方的权益维护，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法律权威。又比如，陕西汉阴县的邱兴华杀害10人案，满天铺地的都是同情邱兴华和家属的报道，都是为邱兴华家属捐款和为邱兴华做法医鉴定以求为其免责的呼声，而忽视被害10人的无辜生命和遗属的孤苦无助，轻视司法机关在审理此案上的专业精神，给司法机关施加了强大压力。虽然邱兴华最终被依法执行死刑，但给司法机关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还有当前公安机关在警务机制的建设上远远没能跟上时代的需要。警力配置不尽合理，执法程序不够规范，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针对性研究不到位，防控手段单一。一些法律法规对执法行为的规范不明确，给民警执法上带来许多顾虑和压力。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的能力。
在当前全国社会治安的大环境下，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农村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缺失，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道德意识退化
以前在农村的电影巡回宣传，法制宣传窗，农村文艺巡回演出等农村法制、道德教育行之有效的办法，如今已了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充斥暴力、黑恶英雄主义文化的电视、录像等。以前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在农村深入人心，他们报效祖国，英勇献身的精神影响了农村的几代人。记得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广西各村动员支前民兵时，老少青年踊跃报名，到处涌动着一股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热情。而如今，在农村，金钱至上，谁横谁是老大的思想泛滥横流，到处是黄发、黑风衣等一些港台黑恶势力影视上的黑恶老大形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矛盾、纠纷，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打架斗殴，逞凶斗狠。一些土地、山林纠纷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也不服，自以为人多势众，集众毁坏他人庄稼，公然与政府、司法机关暴力对抗。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农村治安状况逐步恶化。
二、农村基层治安组织面临崩溃的边缘，大多数已名存实亡
以前不涉及到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一般不会报到乡镇派出所，对于打架斗殴，邻里纠纷，土地纠纷，宅基地纠纷等大量的民事纠纷，基本上都在村一级的基层组织解决，由村治保主任、村干部等出面调解。如今，村一级的治保主任一职大多已没有人愿意做，有治保主任的也难以发挥作用，形同虚设。一方面近年来农村的民间纠纷大量增多，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治保主任的素质、水平、能力已无法适应需要。另一方面许多纠纷的当事人把不利于自己的调解结果迁怒于治保主任和村干，产生了很多报复村干的行为。而绝大多数报复村干的偷砍村干果树，毁坏庄稼，给村干的牲畜投毒，往村干田地倒玻璃碎片等案件由于取证难而无法破获，村干又无法得到应有赔偿，致使村干承受巨大风险和压力而不愿意当。或即使当了也好事才做，难事则避开或不理。对民间纠纷的不及时调解处理，就会使矛盾纠纷激化，酿成激烈的冲突和严重后果。
三、农村的宗族势力有抬头的趋势
解放后，为维护本宗族利益，处理本宗族内部事务，等同于农村小王国的农村宗族势力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为维护群众权益，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基层政权。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大量的土地、山林纠纷，民间纠纷的产生，而农村基层组织在经济大潮中逐渐弱代，一些村民为争取本人或本村的最大利益，利用祭祖、聚会等一些活动，把村民聚集起来，逐渐形成新的有组织的农村宗族势力。宗族势力一形成，为本身利益，他们聚众械斗，哄抢土地、山林，甚至集众闹事，暴力抗法。近年来，许多的农村群体械斗、抗法事件就是由这些宗族势力组织发动和操纵的。逐渐抬头的农村宗族势力正在成为农村治安的一大毒瘤。
四、农村恶势力有逐步蔓延的趋势
当前，全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展失衡，大量农民工往前城市、东部打工。由于这几年读书无用论又在农村抬头，许多的农民父母认为与其花钱让子女上学后也难以找到好工作，不如读完小学、初中就让子女外出打工。有的父母则是否读书随子女的意愿，造成农村许多小学毕业或初中未毕业的少年缀学。这些少年缀学后，外出打工年龄不达到法定打工年龄，达到年龄了由于无知识文化，没有技能，难以找到工作，找到的工作既辛苦，待遇又低，也不愿意做。加上现在农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不愁吃穿，所以这些不读书又不打工的少年在农村逐年增多。通过对农村的观察，我们发现，目前在农村除了老人，女孩子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而整天在乡村闲逛的绝大多数是十几至二十岁左右的少年。这些不读书、不打工、不干农活的农村的少年整天无所事事，逐渐就纠集在一起，有的以村为单位，有的以屯为单位，有的多个村屯联合起来，结成团伙，逐渐成帮成派。他们学习影视片的黑恶势力的做法，实施盗窃，打架，斗殴，开设堵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农村恶势力逐步蔓延，有的甚至插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利用村民委民主选举等机会，通过非法手段当上村干部，进而利用村委和村民掩护从事违法活动。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违法犯罪活动中，未成年人和二十岁左右少年作案的比率大幅增长，他们已成为农村违法行为的重点人群。
五、农村中违法活动日益猖獗，有的成为违法活动的根据地，有的成为违法分子的藏身地
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山深林密的特点，农民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淡薄，以及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思想和害怕报复的心理，一些农村正逐步成为违法分子活动的天堂后。他们利用农屋、山林开堵场，放高利贷。他们从城市或其他地方犯案，藏身到农村。在农村，当警方打击的时候，他们方便躲藏，逃避打击。村民对于打击违法活动不配合，甚至为违法分子通风报信，打掩护，公然阻碍民警执法。由于线索少，取证难等因素，警方对农村违法活动的打击也一直处于难以开展之中。
六、农村的治安难点乱点增多，有的甚至成为一些村屯效仿的典型
一些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村民团结，民风强悍，屡屡公然聚众抗法；一些地方由于多年来土地、山林纠纷，使村民聚在一起，结成一块，抱成一团。这些村屯自行约定了一些规矩，有事召之即来。比如，谁不参加村屯里的行动，全村人就孤立他，以后该户村民有红白喜事全村不帮忙等，以此要胁村民参加集体活动。对于这些村屯各级政府部门无法进村开展工作，比如税收、计生、牲畜防疫等，公安部门无法进村抓捕违法嫌疑人，如进去，则群起围攻。由于历史、地域的原因，以及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层层顾虑，使这些管理失控的村屯得以长期存在，其他一些村屯也竞相前去取经效仿，在农村逐渐形成一些村中村，国中国。这种状况长期发展下去，将成为中国农村治安的重大隐患。
七、农村群众对农村公安机关的信任感和依存度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升高
面对当前农村治安形势复杂，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着警力严重不足，经费无保障的窘境。农村群众报警后，热切盼望的就是公安机关能及时出警，能为他们作主，讨回公道。但大量的警务却依赖仅有的几名民警来解决好是不现实的。比如一个乡镇派出所同时接受几起报警，出警的警力就调配不过来。有时旧警情未解除，新警情又来。能及时出警了，但天天时时忙于出警，没有时间调查处理案件，群众同样心中有怨气。有限的警力，还要应负各种各样的教育，检查，评比等，有永远做不完的台帐，永远整不完的档案，令民警不堪重负。据基层民警反映，多年来，年年有教育，有活动，动则要求三四万字的读书笔记，多少篇不下多少字的心得体会，有多少个学习会议记录。年年有建设，有检查评定，几十本的工作台帐，令基层民警望而生畏。一个一般的治安案件，那怕是处罚一、二佰元，也要整二十多份材料，花费大量的精力。基层民警说，不但工作累，心也累。农村群众说，报警了也处理不了，不如不报警，求警察不如求自己。甚至一些群众说民警收了别人的好处，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同时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公安民警被袭击事件，也让一些村民感到公安民警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更不可能保护到他们。长此以往，农村群众对基层公安机关失去信心和耐心，信任感和依存度逐年下降，不满情绪也日益升高。
对当前农村日趋恶化的治安形势，我们公安机关必须转变思想，积极探索农村警务机制改革，主动出击，对症下药，全力以赴地扭转这种局面。
一、全面改革农村警务机制，将公安机关的触角延伸到村、到屯。当前公安机关在乡镇所在地设立公安派出所总揽全乡镇的治安管理的模式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现在人口流动快，信息传播快，交通快捷的时代，掌握信息，掌握先机，快速反应，就会取得掌控治安管理的主动权，大大提高破案的成功率。我们要提前掌握农村的治安动态，就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布署到农村一线，布署到村、到屯。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在社区、在村中设立农村警务室（警务站），派出包村（社区）民警定时到警务室办公，下各屯专访，方便群众报警求助，及时调解各种纠纷，化解各种矛盾，随时掌握各村屯的群众思想动态和治安动态。警务室民警只负责日常的接受报警，调解纠纷等活动，不参与案件的调查侦破工作，让他们有足够的精力下沉到农村一线。同时在村（社区）警务室设立法制宣传栏，利用案例、法律知识等进行法制宣传，重新占领农村法制、道德教育阵地。
二、整合农村基层组织的治保力量，建立农村治安管理的统一战线。在设立驻村警务室（站）的情况下，重新建立农村的治保力量。每村设一名治保主任，两到三名治安员。警务室与村治保员各隶属于不同部门，但共同办公，村治安力量在警务室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样既能壮大警务室的力量，警务室又可以给村治保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有条件的村（社区）还可以建立隶属于村委的村治安巡逻队，在警务室的指导下负责本村的治安巡逻防范工作。
三、开展打黑除恶活动，彻底铲除农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严厉打击设场开赌、敲诈勒索等农村违法行为。面对农村日差猖獗的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公安机关要组织精干警力，采取各种手段方法，从挖积案入手，摸底排查，逐个打掉盘踞于农村的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当前农村群众对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虽然深恶痛绝，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或不相信公安机关能除掉他们，在此类案件中不配合公安机关破案，也不出来指证，甚至自身受到伤害也不敢出来举报。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入后，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寻找突破口，力争突破一些案件，进而扩大战果。盘踞于农村的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不铲除，农村便无宁日。
四、调动一切可用之警力，对农村的治安难点乱点进行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一些治安混乱的村屯逐步成为与法律、与政府对抗的恶势力堡垒，他们把自己当成独立王国，抗税抗法，在村中肆意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独霸一方。他们的存在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危害农村基层政权，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对此类村屯，要先从外部入手，秘密调查取证，把首要分子，中坚分子，有案底的违法分子先行抓捕，而后动用一切可用之警力，进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整治活动。整治要不留死角，不成功不收兵，向农村群众表明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
五、加大农村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投入和经费投入，简化办案程序，减轻农村基层民警的负担。推行农村警务制度改革一个成功的关键是警力和经费投入。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完美的设计，再精密无隙的方案，没有警力和经费支持，农村警务改革开展不了，开展了也不会有任何成效。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7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也不断加快。百姓得到实惠，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此过程中农村干部职务犯罪也屡见不鲜，有时让我们望而生畏。农村腐败现象的种类繁多、数额巨大，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032件10935人，涉案金额13.4亿余元；立案侦查涉农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097件2692人。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腐败现象：贪污、挪用、侵占集体资产；克扣和截留上级拨款；公权私用，收取好处；公款消费、公款接待；无视农民意愿流转农地；冒名、虚报领取征地拆迁补偿款；协助政府、开发商征地拆迁从中获利以上几种腐败的行为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毒害了广大农村的社会风气，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健康发展，甚至严重影响和威胁社会稳定。
二、农村腐败的特点
（一）村干部群体性、结盟性腐败现象严重
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群体性腐败案件呈现多发趋势。乡村干部因为手中权力比较小，个人行为难以达到私人目的，因此在现实中，为维护私利，乡村干部之间往往形成利益同盟、事实共同腐败行为。据权威部门统计，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农村腐败多数成员为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国把反腐作为一项国家重要任务，农村反腐也势在必行。
（二）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腐败现象严重
随着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经济转型期，多数企业由沿海发达地区转向内地发展。在产业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近年来，集体土地被非法转卖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村基层干部就会在这一过程中经手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因此基层干部手中握有的权力就为自己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据统计，自2004年以来，山东省某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32条，涉案金额330余万元；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案17件28人，其中，贪污、挪用公款案13件22人。这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城镇引进的一些项目被搁置，因为借好多贷款，买卖土地来维持收支平衡。而且好多公共项目如水资源，自来水管理，都已承包给了私人。
（三）专门立法比较欠缺
由于广大农村地区远离上级国家领导管辖视线，中央政府的对其重视不够，虽然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关于腐败渎职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农村基层组织腐败方面的法律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去年1月22日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才逐渐被引起重视。但是依然欠缺专门的立法，除重大案件的主要负责人绳之以法，很多人员都逍遥法外。
三、农村腐败问题的原因
我国“三农”政策实施以来，让百姓减轻了负担，也为百姓谋了福祉。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向小康水平迈进，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农村扶持力度不断增大，财政支出增加。但是，资金和资源利用率低，上传下达渠道、信息不流通，农村腐败现象也日渐突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部分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政治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当前，村干部以本村农民为主，虽然他们相比一般村民而言是村民中的佼佼者，但是整体文化水平仍然较低，比如在我们村算是发达地区的城镇乡村，有好多的村干部都连高中都没有读过，他们没有为民众谋福祉的思想，对自己应担负的责任和职责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政治和法制观念普遍较淡薄，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认知和敬畏之心，面对物质诱惑时自我约束和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较差。另外，当前农村文化程度较高、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多出外务工，剩下的多属对政治相对冷漠、信息较为闭塞的老弱妇孺群体。对村干部的监督不是十分有力。
（二）部分农村管理模式一元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
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农村村民自治政策已经超过20个年头，客观来看，虽然在基层民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不少农村仍实行家长式管理，仍然沿用村里大小事务都由村支书或村主任一个人决定，村民自治异化成了村党委、村委会自治。“一把手”的作用无足轻重。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职责混淆不清，权力高度集中，在村务管理上往往实行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决策方式，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参与到村务决策过程，影响了决策结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被剥夺。
四、农村腐败问题的对策
（一）通过教育，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几代领导集体执政智慧的沉淀，也是我国主流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抵御腐败思想的重要法宝。因此，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应当加强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宣传教育，在农村掀起学习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热潮。通过开展讲座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让基层干部从思想上得到洗礼。集中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基层干部，发挥干部领导带头作用，使得社会主义廉政思潮之风真正吹拂进基层，为基层干部树立起坚固的思想堡垒。
（二）关注农村基层干部本身，创新基层干部保障机制
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部对金钱的不正当追求或者说对自身的薪金不满造成的。首先，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对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薪金水平，采取就高不就低的政策，不应当对基层干部的薪金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合理满足农村基层干部的薪金需求，以期减少对腐败的需求；再者，农村基层干部处于国家政权的底层，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做出了很多贡献，着力创新农村基层干部物质和精神激励内容设计和保障机制建设，提高基层干部待遇，提高补贴标准，让农村基层干部干有所得，明显增加收入弹性，建立一套完善的村官绩效考核体系，对于工作出色、综合考评优秀的村干部实施优秀村干部重奖制度，各乡镇街道党委也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激发广大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思想。
（三）强化监督，构建完善的监督机构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8
一、当前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调查中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基本稳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出现了数量增多、类型多元化且趋于复杂化等新的特征，甚至治安形势恶化，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影响和谐农村建设的主要治安问题
1．农村各种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频繁发生。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农村各种犯罪诱因激增，刑事犯罪案件多发。一是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案件日趋突出。特别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村地区的盗窃案件明显增多，且暴力化、职业化特点加剧，安全隐患极大。二是打架斗殴、杀人、等恶性伤害案件屡见不鲜。三是地方黑恶势力逐渐向农村渗透，有的勾结宗族势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同时插手民间纠纷，煽风点火，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利用族群势力操纵基层选举或对抗基层政权，严重危及基层稳定。另外，当前农村发生的治安案件中，除了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且日趋职业化外，一些在城市已难以立足的“文化垃圾”开始涌向社会管理和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许多农村在传统庙会、集市上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庸俗的表演，还有在一些农村地区，活动不断滋生蔓延，这不仅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败坏社会风气，成为各类违法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增多的主要诱因［1］（p31）。据调查发现，因受文化侵蚀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年农民，在各类犯罪中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封建迷信和活动依然猖獗。目前，农村地区的封建迷信活动不断滋长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的打着“科学”的旗号，用不断翻新的花样愚弄群众，骗取钱财甚至谋害生命。此外，“”、“门徒会”等组织在农村还有相当的市场，他们以伪装慈善、帮助困难群众等为手段，蛊惑拉拢群众，广泛发展农村信徒，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诈骗钱财，甚至残害生命，有的还插手人民内部矛盾，挑动群众闹事，严重危害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建设发展。
3．各类愈演愈烈。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当前农村社会调控机制不健全，部分基层干部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矛盾纠纷由小转大。不论是传统的赡养老人、宅基地等民事纠纷，以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劳资矛盾等经济纠纷，还是环境保护、资源争夺等权益纠纷和涉及村民自治、行政执法方面的行政纠纷，都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从而引发的持续增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4．治安灾害事故频繁发生。当前，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地区的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生产、经营中的科技含量也不断增加，而农民的文化素质还不能与之相适应，安全意识淡薄，导致生产经营中诸如车祸、火灾、爆炸等交通安全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时常发生。诸多治安灾害事故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5．农村“打工家庭”新生治安问题日益显现。当前青壮年外出打工仍是我国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大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家中留守的都是老弱幼童，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在遭到不法分子的侵害时，有的缺乏应有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不敢反抗和及时报案，给后期的案件侦破带来了难度。还有一些留守孩子由于缺乏父母的管教和约束，容易受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p15）。一些夫妻双方异地相处的，则容易造成夫妻感情疏远，产生隔阂，由此出现伦理道德问题，非常容易导致家庭破裂，为此引发的争端甚至仇杀比比皆是，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引发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
导致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综合影响的结果。
1．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三农”问题的制度、政策痕迹过深，“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二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人们的收入分化而导致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日益凸显，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三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紧缺状况日益显现，同时提高了人们对紧缺资源价值的重视程度，导致争夺资源的纠纷大量增加。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为农村治安问题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2．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对农村治安的控制减弱。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社会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一是农村政治结构改变后，由于实行村民自治，农民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依赖性减少，且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方式尚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导致农村基层组织的控制力下降。二是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流动，使得本地区治安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客观上增加了社会治安防控的难度。
3．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落后和法制宣传教育滞后。因所处环境及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加之农村地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跟上，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所受到的文化知识教育、科技知识教育和法制教育都较少，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综合素质还不高。不仅思想觉悟低，价值观念偏差，而且法律意识淡薄，自我防范意识欠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会用非法手段解决合理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相纵容了犯罪。
4．一些职能部门的社会治安防范不力。公安机关已经成为农村治安秩序治理的主要职能部门。但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和公安机关自身所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诸如警务资源配置方面向城市倾斜，这种结构失衡导致农村基层警力薄弱，配备不足［3］（p24～25）；现行农村警务运行机制不尽合理，各类案件和纠纷调处工作占用时间长，民警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农村地区，工作乏力，基层治保组织弱化，基层信息掌握不灵。另外，许多农村派出所办公经费缺口较大，警务设备和技术设备较为简陋，科技含量较低，严重影响了农村治安防范工作的开展，导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治理的效果不佳，甚至产生失控状态。
二、加强农村社会治安防范机制建设的构想
与城市相比，农村治安防范之路更为漫长和艰难。针对影响农村治安秩序的主要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是农村治安防范工作的重要策略。尤其是在当前的农村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对新出现的一些治安问题进行重点性的防范。
（一）传承与完善传统的农村社会治安防范模式历经多年演变，农村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邻里守望、家户联防”治安防范模式，这种基于乡规民约之上的防范模式的本质，在于通过广泛而紧密的公共活动，形成对违法犯罪活动的牵制和约束。尽管现代化浪潮在冲击着农村，但农村基本上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凝聚了高度亲缘关系的村落社会尚未遭到彻底毁坏。农村的社会和地理环境特点决定了“邻里守望、家户联防”是当前需要传承和完善的农村治安防范模式［4］（p170）。虽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农村人口外流和私人生活空间增大等因素的冲击，传承与完善公共生活基础上的传统防范模式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但要看到，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与日俱增，社会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度和认同感也在提升，农村留守人员相对而言对地缘、亲缘的认同感、归属感更高，更容易组织起来，同时媒体正在成为农村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在传承与完善传统治安防范模式时，应该结合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治安特点，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赋予“邻里守望、家户联防”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
（二）加强农村地区社会治安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农民的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当前农民治安意识比较缺乏的事实，农村基层组织和部门要经常深入农村，结合农村警务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防范常识，营造防范氛围，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治安防范的重要性，增强法律意识，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止遭受不法侵害，并使他们了解违法犯罪、各类案件或突发事件的现状、特征及规律，正确认识违法犯罪人员的行为表现和体貌特征，增强他们的识别能力和紧急处置能力［5］（p132～133）。与此同时，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村群众掌握治安防范的必要知识和基本技能，如家庭火灾预防方法、家庭防盗知识以及防范诈骗的方法等，提高他们治安防范的能力。
（三）多管齐下，利用多种手段综合防范农村治安防范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广量大，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同步实施。一是利用经济手段防范。通过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完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以及以经济奖罚为杠杆，在农村地区开展治安承包责任制，变以往农村地区巡防的义务性质为以承包合同为载体的有偿服务，使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范与经济利益挂钩，调动农村治安防范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利用法律和制度手段防范。通过制定颁布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范奠定良好法制基础，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防范制度，如治安防范工作责任制度、治安巡逻和检查制度、防范业务学习和培训制度等，让农村群众共同遵守，确保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三是以农村警务战略为主导，探索农村治安防范的新模式。在推行农村警务工作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警务协调运作，科学使用和培养民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其综合执法能力。并带动各种群防群治力量构筑起高密度、多层面、立体化的农村治安防范格局，大力推行“一村一警务室一治安管理员”的管理制度，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调动其积极性，将社会管理的触角真正延伸至农村基层。
（四）加强农村地区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防止矛盾纠纷激化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农村矛盾纠纷最突出的时期。如何加强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当前农村治安防范机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不仅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形成合理的组织体系，而且要构建排查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必须建立和推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大力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完善和强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司法机关在介入农村纠纷时，必须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6］（p46），真正使得各类农村矛盾纠纷的化解达到先期预防性、可控性的无缝隙治理。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9
基层组织；监督制约；惩防并举
1.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概况及特点
2010年1月至2011年4月，a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71件96人。其中，涉案主体为村支部书记22人，村民主任28人，财务人员5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7人，高中文化程度的22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67人。涉案金额3万元以下32人，3～10万元36人，10万元至20万元以上19人，20万元以上8人。涉嫌贪污罪68人，9人，挪用公款罪的11人，行贿罪3人，罪4人，介绍贿赂罪1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36人，3～7年有期徒刑是6人，7～10年1人，10年以上3人，适用缓刑43人，免于刑事处罚2人。由此可见，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村支部书记和村民主任且文化水平较低。在涉案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中，村支部书记和村民主任共50人，占总人数的52%。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67人，占总人数的69.79%。
二是触犯的罪名主要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所立案件中，a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农村基层组织涉嫌贪污罪68人、9人、挪用公款罪的11人，分别占总人数的70.83%，9.37%，11.46%。
三是犯罪形态多为共同犯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为了隐蔽犯罪活动，不为村民所知，采取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方式作案，获取不法利益。
四是犯罪手段上较为隐蔽，即大多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将资金偷偷转移己有。具体表现为隐瞒收入、截留公款，虚列开支、虚报冒领，冒名顶替、伪造凭证等。
五是犯罪的领域多发生在国家支农惠农环节。具体来说，涉及的领域主要发生在国家“救灾、救济款”发放、“燃油补助”、“普九化债”等环节。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的惠农支农的政策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掌管、经手的资金量也随之加大，职务犯罪的几率也增加.
六是案值小，刑罚处罚较轻。涉案金额3万元以下的32人，3万元至10万元的3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3.68%，37.9%。由于案值小，依据刑罚规定，判处的刑罚比较轻。判处缓刑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36人，适用缓刑4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9.56%，47.25%。
2.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素质低，法律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大多数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如前述所述，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67人，占总人数的69.79%，文化素质低。他们的大多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容易被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导致了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员犯罪。
制度不健全，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农村自治的特殊性质，相关监督制度没有建立，致使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这就为基层组织人员的监督留下了许多漏洞。
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且不公开透明。近年来，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但相应的正规化财务管理制度并未形成，假票据入账，白条入账，审批手续随意等现象仍然存在，财务管理暗箱操作，财务制度流于形式。
处罚轻，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不够，如前所述，判处缓刑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36人，适用缓刑4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9.56%，47.25%。如此低的犯罪成本，导致承担罪责与犯罪收益不成比例，诱使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铤而走险。
3.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对策分析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队伍建设。一要健全完善农村的干部选拔制度，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文化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人来担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还要选任优秀国家干部到村挂职锻炼，加大选派优秀大学生担任农村组织人员的制度，改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现状，为农村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和新农村建设提供队伍保障。二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三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规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法律观念淡薄问题。各乡镇党委政府要经常组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学习法律知识，进行经常性法制教育，司法机关要采取送法下乡、以案说法、举办图片展和法制讲座等丰富载体，在农村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检察机关要利用已经查办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敢以身试法。
健全监督机制，制约权力运行。一要明确各乡镇党委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监督职责，切实发挥政府检查工作和审计等方面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监督作用，防止监督流于形式，例行公事的出现。二要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之间互相监督机制应当建立起来。深化村务改革，建立民主议事规则及决策机制，凡是村内重大事务，均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对村务决定进行监督，定期公开村务，接受群众监督。三要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工作和加大支农惠农国家政策的宣传，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日常工作置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在透明的管理模式下得以转化和实现。
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方案篇10
[关键词]党的领导，农村基层民主，村党组织，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58-03
[作者简介]范俊彦（1954-），男，山西万荣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吴敏（1947-），男，山西阳城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我们党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实践。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党领导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理论的宣传教育
在党领导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民主以及基层民主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要求，对于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的民主素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农村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还缺乏较为系统的发育过程，一些党员和群众对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直接影响人们对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认同和支持，难以调动和发挥广大党员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理论的宣传教育，科学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加强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领导的基础性任务。
第一，注重宣传教育的全面性。要加强对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教育，引导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及党内民主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实现条件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对党中央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大政方针的准确把握，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正确认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正确认识党员主体地位和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第二，突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复杂环境和条件，考虑到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的实际状况，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大众化教育，尤其是结合农村基层民主实践进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系统教育。注重从认识和实践上清除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了解和把握农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愿望和诉求，正确引导和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注重分析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制度框架以及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释疑解惑的宣传教育工作。注重分析和把握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和具体环节，尤其要注重分析党组织和群众的行为是否符合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要求。
第三，提高宣传教育的实效性。要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组织力量编写具有农村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通俗读本，加大对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重点加大对乡村干部培训轮训教育力度，注重换届选举前后对乡村干部的培训，并建立严格的培训考核制度，把培训考核合格作为乡村干部任职履责的必要条件。要建立乡村干部年度培训考核制度，通过严格的岗前岗后培训考核，不断提高乡村干部民主素质，更好地指导基层民主实践，同时有助于乡村干部把基层民主实践的经验和问题带入学习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不断深化对基层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民主意识，培养民主作风，形成民主习惯，使他们真正成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骨干力量。
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的政策和法规
村民自治是党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内涵着多方面的角色定位。首先，它作为执政党的一部分，承担着国家人的角色。党支部在村一级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根基在农村。其次，它作为直接向乡镇党委和政府负责的主体，承担着政务推行者的角色。在农村基层“乡政村治”的格局下，村委会不是乡镇政府的下属，国家政务的推行和实施不能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更不能以强迫压制的方式。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既熟悉国家政策意图，又了解本村实际情况的，只能是村党支部。借助于村党支部的中介作用，可以把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工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变成村委会的实际需要，把村委会对乡镇政府的协助变成有效的合作。再次，根据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赋予的职责，当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与公共事务的原则、方向、计划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确定以后，党支部主要从监督保证的角度发挥作用，村委会和其他组织则从执行者的角度发挥作用。
为了确保村党组织在村务管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进一步完善村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的地方立法和配套政策法规，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农村党支部同乡镇党委的关系、农村党支部的地位、党支部同各种村级组织的关系、村务管理的原则、村务管理的具体方法、村务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两委会议与工作制度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通过地方立法和配套政策法规，可以明确规定：国家政务由村党支部具体负责、村委会协助推行；村民自治重要事务先由村委会提出方案，再由党支部讨论通过，最后交村民大会民主表决；村级集体开支实行村主任和村支书“两笔合签”；定期召开两委联席会议，互相通报工作情况、相互交流意见和建议，等等。这样既有利于从原则上划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责范围，突出村党支部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又有利于发挥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的重要作用，保证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各负其责，合作共事。
为了在村委会选举中体现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作用，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专门赋予乡镇党委或村党支部对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提出的建议权。赋予基层党组织建议权，既不是指定、任命和委派，也不是强制干预民主选举，而是找到一种将多数群众意愿同党组织意图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找到将党的领导作用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着力点和具体依托，使村委会选举中党组织获得制度上的新空间，能够切实有效地防止农村基层选举中利用选举搞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防止农村公共权力被少数不正义势力获取，保障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高党组织威信和战斗力。这种建议权的行使，能够弥补“乡政村治”格局中基层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断层，使国家人同社会人能够在制度化基础上谋求合作。
三、健全村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
加强和完善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必须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这是我们党对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提出的原则要求，也是抓好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必然途径。
1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选举机制。在民主选举的前期工作中，村党支部要组织推选好村民选举委员会，尤其要重视将村党组织负责人依法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村民选举委员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选举办法，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及时建立候选人选前教育培训制度。村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多种途径依法宣传、推荐各类优秀人选进入候选人行列。在投票选举过程中，村党组织要积极推动“公开竞选”的做法，组织好候选人特别是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进行演说，并对演说内容事先进行审查把关；要周密组织投票选举，保障村民依法行使民利，依法引导群众真正把那些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村委会班子，特别是选准选好村委会主任，形成选举工作中的正气和主流，防止和抵制违法行为和不正当竞争。
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决策机制。凡是涉及村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其他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后群众的原则实行民主决策，逐步推行票决制。村务决策一般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1）由村党组织或村委会提出方案（由村委会提出的，须经村党组织同意），提交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形成决策方案。村“两委”联席会议由村党组织负责召集，村党组织负责人主持。（2）将决策方案，提交党员大会讨论，达成共识。（3）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决策方案进行讨论表决，形成决议。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由村委会负责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对村民会议负责并由村民会议授权。为了增强村务大事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决策方案制定之前，村党组织要会同村委会通过走访农户、召开“民主恳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决策方案。当然，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发展很快，农村党组织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有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新技术推广等有关新农村建设问题，都直接关系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面对这些事关村务发展的重要决策，显然，农村干部群众无论从知识面还是实践经验方面，与民主科学决策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些差距，解决当前农村干部群众民主议事决策能力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一方面要重视农村干部群众素质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坚持民主决策，完善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在民主决策之前，凡是遇到不熟悉不了解的问题，两委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知识，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把握相关的基本情况，要认真听取有关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必要的咨询论证寻求有关信息和智力支持，在重要村务决策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权衡利弊，规避风险，切不可自以为是，盲目决策。同时，要扩大村民的知情权。在民主决策中，对于村民不熟悉不了解的问题，党组织和村委干部要广泛地向群众进行说明解释工作，增强民主议事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广大村民及时了解决策的内容和相关信息，以便在参与民主决策中体现村民的话语权，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村民民利被边缘化，防止民主决策中“一言堂”和个人专断现象的产生，确保村务重大事项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