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制社会篇1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时，往往会由于建设经验较少而导致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一定的阻碍，影响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而且，我国的人口、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还可能影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以下就是对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简要概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我国所建立起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的法律等都有一定的纰漏，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做出更为严谨的管理和制约，严重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我国一直秉承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另外，我国对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程度仍然不够，法律的制约还不成熟。这些都将会导致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严重阻碍了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第二，我国在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主体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在对建设主体的教育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十分严谨的工作，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对法制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地更为彻底地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隐患，不利于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
第三，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约性法制等都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将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到较高的法律地位上，这些都不能使得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发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较大程度上地影响。
二、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主要措施
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制约问题的法律规定等都还不成熟，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寻找出一些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措施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法规，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方面做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工作。我国需要在自然环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约，促进环境的科学发展，确保环境清洁卫生。另外，我国还应在对自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法律制约，确保自然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
第二，我国要注意对国际上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设经验等进行适当地吸取，摒弃较为落后的建设发展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主体，确保建设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避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另外，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中，我国还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促进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
第三，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修整、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适当的奖惩制度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避免国际上阻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三、结语
建设法制社会篇2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其内容体系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一个词。也有人译为社会安全。美国在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中最早使用了这个词。以后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中也沿用了这个名称。我国50年代的民政工作文件也使用过“社会保障”这个词。在当代，社会保障对世界各国来说已经不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使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
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价值取向、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社会保障的项目内容体系各有差异。有的国家社会保障项目非常庞杂，包括十几种甚至上百种。但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几大内容体系。我国1982年在国家“七五”计划中提出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四项内容。社会保险又称职工社会保险，也是我国劳动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指劳动者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或在职业中断期间，为保障其基本生活，依法强制实行的一种保险制度。社会救济也称社会救助，是国家对因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致于无法正常生存的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提供生存保障的制度。社会福利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在享受基本生存权利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制度。优抚安置也称社会优抚，是国家和社会对军人或其家属提供一定生活水平的救济金、伤残抚恤、退伍安置及其他社会优待的制度。我国多年来研究社会保障内容体系，主要是对这四个方面内容的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的范围和内容已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目标纲要》中提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目标是：“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今后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现在有人研究社会保障时将住房公积金制度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甚至将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也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包括进来。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是重点部分，是整个体系的支柱。我国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是城镇劳动者。将这部分作为重点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首先重点在城市。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和支付是刚性的，需要严格依法执行。而社会保障中的有些项目带有一定的弹性，如救灾、慈善事业中款物的使用等等。社会保险资金是特殊的专款专用资金。在整个社会保障资金中占有最大比例。如1995年我国离退休资金支付额1522.4亿元，加上在职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占整个社会保障的70%以上。因此社会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点。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最早的社会保障法，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当时规定通过征收济贫税 对无力谋生的贫民发放救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是伴随着各国工业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实施了新的《济贫法》。新《济贫法》与工业化前的旧《济贫法》不同，工业化之前的立法带有传统的慈善事业特征。而工业化之后的立法，将社会救助确定为公民的合法权利，确认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救济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项义务。德国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政时期，为防止社会矛盾，在1883年至1889年先后颁布了疾病、工伤、老年三项法案。德国以社会保障中三个重点项目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其他各国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罗斯福当政时期，为了缓解失业、老年等社会矛盾，于1935年正式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主要包括失业保障、老年保障及其他各种津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为了减少社会冲突，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也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伦敦学院院长和劳工介绍所所长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起草《社会保障和有关福利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主张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受保者按统一标准缴费；按统一标准领取津贴和救济；发放津贴或救济以保证正常生活的需要为标准等等。这个计划原则上被政府批准，历史上被称为“贝弗里奇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有了一个长期的基本的和平环境，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西欧北美一些国家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或“从胎儿到天堂”的福利政策。当代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现在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当代各项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保障制度的真正实施，需要有一整套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为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主体非常广泛而复杂。包括国家、用人单位、职工、公民、社会保障各种承办机构、各种社会互助组织、以及社会保障中的其他受益人等等。各个主体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义务的履行是法律强制性要求的。社会保障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依据法律而设定的。因此一般通称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它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就其总体来讲，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或相对应的。即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法律，也没有只有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门法，就具体内容来讲，有的法律主要规范的内容是权利，或者其中权利规范的内容多，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等。社会保障法属权益保障范围。社会保障法涉及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它保障的是我国公民的生存权。它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社会保障法中以下四种保障权：
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险法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人们一生中的风险来说，老年风险是最普遍的，是人人都存在的。我国也和世纪许多国家一样，要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目前全国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年人已占9.7%，到本世纪末将会超过10%.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争取权利的口号中除了反对性别歧视、民族歧视等等之外，提出了反对年龄歧视的老权口号。
失业保险：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因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失去工作的人。法定的失业保险是长期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律保障。我国目前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500多万，下岗人员10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亿多。预测2000年以后，
我国失业率将达到7%以上。失业保险无疑是我国的另一个立法重点。
医疗保险：有的国家还具体分为一般医疗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我国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疾病风险是每个职工一生中都将不同程度的遇到并需要保障的，也是人的生存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弊端很多。近几年来，在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管理、支付标准、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医疗保险也是急需完善的法律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法律保障是社会保障安全网中面积最大的最后保障。为使社会各种成员因为各种原因遇到经济风险不致坠入深渊，主要靠这道最后的安全网。
（四）社会保障的功能及健全社会保障法制的原则
社会保障的功能或作用，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多种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1.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有保障的、正常的、健康的生活要求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愿望。但各种社会制度下，由于种种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总是存在自然灾害下需要救助的群体，贫困地区需要救助、伤残人员的特殊救助、劳动者因年老、失业、疾病、生育、工伤等情况下需要的物质帮助等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这些弱者群体的物质帮助，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社会贫富差别所进行的社会补偿，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虽然这些物质帮助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或维持最低水平为标准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保障，社会经济生活将无法正常运行。这是社会保障最基本的功能。
市场机制的首要作用是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如果把劳动力资源束缚在不能发挥作用的单位中，是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如我国纺织行业，60年代要票，而现在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全国棉纺锭4170万锭，估计全国12亿人口再加上出口，最多3000万锭就够了。多出的人和设备再继续生产下去，无效劳动造成的损失将是惊人的。现在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战略性改组，必须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作后盾。没有社会保障，多出的劳动力就不敢进入市场，因为他们感到离开了企业就找不到社会依托，下岗人员即使进入再就业中心，也不愿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就是不愿意脱离企业。如果有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劳动者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人们就不怕流动，因为统一的社会的社会保险可以作到“劳动力流到哪里，社会保障跟到哪里”。因此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推进器。
社会保障中另一个经济功能是一部分积累性或储蓄性社会保障基金，如果依法可以投入市场运营机制的话，可以起到投资、融资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险中的基金尚处在短缺情况下，运营中的这种作用是很难发挥的。
2.社会保障的社会功能
社会保障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安全网”和“减震器”。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种制度，社会上总是存在老、弱、病、失业、灾害等需要救助的人。各国政府都把社会保障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已被普遍认为是稳定社会政
治经济秩序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大量事实证明，经济性贫困是导致社会动荡、反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70年代盛行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现在虽然遇到了困境，但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却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起了作用。有的国家在某一时期，虽然有很高的失业率，但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几乎西方各国的竞选活动中，都在消除贫困、充分就业等社会政策上作出承诺。现在我国已把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经济的四个目标。对一个社会的评价、不能只看经济增长，还要看社会发展，包括各方面的发展，如人口素质、教育程度、科技水平、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水平等等。要看它如何用法律手段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包括对老人、残疾人、妇女、城市贫民、灾区公民等弱者群体的保护。人们如果比较具体地知道，在他的一生中，遇到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各种困境时，国家实施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不能得到保护，如果不能时，找谁解决他的问题，用什么程序得到救济和帮助。这样，即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人心也是较稳定的。社会保障这道安全网的社会功能是很明显的。
3.健全社会保障法制的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竞争与稳定并重的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活跃的市场主体体系。企业是这个体系中最主要的主体。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在三年内摆脱困境。国有企业必须考虑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减员增效。但是我国社会性质和两种经济体制转型的特点，决定了不能将大量冗员抛向社会。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效率兼顾。为兼顾社会公平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和财力的。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国家已拿出80个亿。这种投入不是消极的救济，是一种积极的投入，达到的效益是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真正成为活跃的主体。市场经济所鼓励的是效益、竞争、利润。它为强者提供了舞台。而在竞争中的各种弱者群体必须有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在劳动市场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竞争和稳定必须同时并重，才能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我国党和政府对在深化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制，很难彻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近几年以来，因职工下岗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部分下岗职工逐渐放弃了过去的主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方式，转而把群体上访、请愿、静坐、游行示威、堵塞交通等过激行为作为主要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这种不安定因素引发的一些事件虽然在1000多万下岗职工中属少数，但其负面影响很大。我国目前出现的某些不安定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职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依赖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机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转轨时期，党和国家已经以最大的魄力，采取特殊政策和一定的财力正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法制化需要适当的处理效率与公平、竞争与稳定的关系。
第二个原则：国情特点与国际标准的结合原则
社会保障法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人权、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党的十五大已把人权保障放在重要位置。所谓人权，就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总称。这种基本权利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人身的、文化的等等。社会保障体现的是有直接经济内容的生存权。社会保障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需要物质帮助的人们所赋予的物质帮助，也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性救助。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从根本上涉及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为了保障这种经济利益上的人权，我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逐步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提出了社会保障权利：“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确认人人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等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自1976年1月3日生效，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我国已签署了这个公约，如果立法机关审议批准，就要实施履行义务，要定期向国际人权组织报告实施情况，接受监督、检
查。除此之外，我国已批准的19个国际劳工公约也包含不少社会保障内容，如《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关于事故赔偿的同等待遇公约》、《残疾人职业康复与救济公约》、《就业政策公约》等等。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也是积极为批准国际公约作准备。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中，对尚未批准的有关社会保障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国际劳工建议书也需要注意吸收和借鉴。
第三个原则：国家、用人单位、个人责任分担的原则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改革中国家责任与个人自我保障责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现代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加强国家干预的结果。社会保障中国家责任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如何承担或承担多少责任是要在社会保障法制改革中考虑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基本由国家包揽。这种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不仅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在社会保障上导致国家、企业、个人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国家实质上承担了无限责任。即城镇公民达到劳动年龄，国家就要给一份工作，一直包揽到死亡。这种作法也是与法制精神相违背的。在社会保障中的社会福利设施、减灾、救灾、扶贫、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国家无疑充当了主要角色，国家是义务主体。社会保险中工伤、生育保险用人单位是义务主体。而在一部分社会保险项目中，个人承担部分责任是必要的。比如在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中，需要有个人自我保障的责任。这是法制化中权利义务一致性所要求的。目前下岗职工生活费的资金来源，规定了国家、企业、社保基金各承担三分之一，这只是一定时期的特殊政策，从长远来讲，需要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和测算，确定社会保障各个项目中责任的分担，并通过法律形式将其确认下来。
二、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一）各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所谓社会保障模式，是各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各国的国情特点，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方案。社会保障模式有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性的模式，也有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模式，如养老保险的几种模式。社会保障总体性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按社会保障资金筹款方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国家型、个人储蓄型。以国家和地区分类可以分为联邦德国模式、福利国家模式、前苏联、东欧国家模式、东南亚模式等等。对各国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现在一般将其归纳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型”模式。这种模式在社会保险的项目中，强调个人责任。支付标准与个人收入、交费相联系。费用根据不同项目由两方或三方负担。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实行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福利型”模式。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实行这种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强调全民性原则，统一缴费统一给付，基金主要由国家承担。第三种是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资金全部由国家承担，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这种模式，现在都在进行改革。第四种是“储蓄型”模式。强制性的由劳方和资方交费，以职工个人名义进行储蓄，新加坡等少数国家采取这种模式。
各国无论选择哪种社会保障模式，经过多年的实施经验，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1）每种模式经过实践，都可看到其利弊，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国情特点，都在进行改革。（2）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模式是适合于各国的统一模式。（3）各国的模式不断发生变化，这个时期选择这种模式，另一个时期可能选择另一种模式。因此，各国之间可以比较研究，但不可能移植和照搬。我国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险模式，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项目有别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我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吸收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同时又有我国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模式。如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是企业缴纳基本养老金与个人储蓄性养老金实行强制保险，企业补充保险是自愿性的。
（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趋势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综观各国的立法，虽然各有差异，但仍然可以从中归纳出几个带有共同性的规律和特点。
1.社会保险立法中的国家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涉及的是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关系。社会保障法律所调整的往往是利益冲突关系。经营者为了追求效益、利润、降低人工成本不会主动为社会保障基金增加投入。社会各种弱者群体为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又要求实现社会公正。综观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各项社会保障的具体规定，都是国家为缓和利益冲突，由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向前推进的。社会保障从“家庭互助责任”和“慈善救济”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正是各国政府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转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各国共同的规律。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能离开各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从“慈善救济”进入“社会保障”，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产物。中世纪封建庄园时期，劳动者虽然以牺牲个人人身自由为代价，但有一定的就业安全感；只是在进入大工业生产以后，有职业能力、就业要求，身体也健康的工人，但可能突然有一天会大规模失去职业。这种风险工人个人是无法避免的。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失业、工伤、职业病等等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为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各国陆续放弃自由经济政策，强化国家干预，制定颁布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等，将早期的慈善救济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各国的保障范围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保障项目从少到多，无不随着经济的发展阶段而逐步完善。例如德国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从开始到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上调了二十三次，是原来的七倍。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离不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德国建国初期，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1965年上升为25%，1990年为30%，1995年占1/3，数额为1万1千亿马克。现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等，其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15%到18%；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一般接近30%.法律上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是要以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
3.社会保障法律内容的选择有鲜明的国情特点
虽然各国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较晚，但社会保障法律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内容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的选择重点，同时，重点内容的选择又离不开各国的国情特点。例如，人口进入老龄化以后，就加强养老保险的立法。出生率下降，引起政府和社会的不安时，就加强家庭补贴的立法，以鼓励生育。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时，就加强失业保险的规定。一些国家还针对离婚率的增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增加了对单亲家庭的补贴，对非婚生子女的补贴等等。在一些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男子是家庭主要生活来源的国家，社会保障法中就加强寡妇补贴。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社会保障法中还有特殊类别或特殊项目的规定。如英国社会保障法专门规定了王室仆从的社会保险，武装力量的社会保险。我国劳动法中确认的社会保险项目，与国际劳工组织102号公约《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中所列的九个项目比较，我们没有家庭津贴。这种津贴是为多子女的家庭设立的。根据我国国情特点，不可能选择这个项目。而我国在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选择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如社会保障体系中有优抚安置保障，退役军人是社会保障的特殊主体。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们为履行军人的义务贡献了他们的青春。退役后，应该保障他们享受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待遇，在就业、职业培训、住房等方面有优惠规定，军人的优抚保障对国家安全稳定有重要作用。我们选择了这个项目，并且纳入社会化、法制化轨道。
在对社会保险项目的选择上，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社会保障项目的选择上不一定是先进的。如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影响妇女就业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的托幼事业不发达。我国香港地区虽然经济很发达，但多年以来，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老年保障制度。香港只为公务员设立了强制性保险，而其他各类社会成员的养老靠综合援助计划，并没有形成一种合法权利。人们心理上的感觉只是一种社会施舍，在香港经常有争取老权，反对年龄歧视的群体活动。
4.当代各国都在进行各种社会保障的法制改革
各国社会保障法制化都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各种保障模式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各自的利弊。为适应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各国都在进行各种社会保障法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1）高消费、高福利国家由于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太大，开始出现了福利危机，迫使福利国家开始削减福利支出；（2）受世界性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养老保险上，进行着两种不同的改革：一种是延长退休年限，以增加养老金供款数量；另一种是提前退休，以减轻就业压力；（3）在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模式上，也在相互比较与吸收借鉴，完善适合自己国情的筹款和供款模式；（4）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各国在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上，都在开始考虑减少国家责任，增加个人自我保障责任的办法。由于社会保障权是对经济利益的保障，为了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防止社会动荡，各国对社会保障法制改革均采取了谨慎的渐进的态度。各国在改革中，都在对社会保险中诸多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和科学测算，如社会保险基金积累率的大小、支付人均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费率比例、退休年龄延长的依据等等。严谨而科学的各种测算，是制定与完善社会保障法的经济社会依据。
5.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保障法的挑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保障法制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新的挑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体化，各国为维持或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将国内社会保障水平与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相联系。有的国家已开始考虑用降低福利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实力。例如韩国去年发生的工潮就是因为劳动法的修改削弱了劳工权益，现在劳资谈判从原来的工资第一位转化为就业安全为第一位。最近，国际社会对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提出了新观点，即亚洲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更广的角度是“人的危机”。金融危机表现的是货币贬值，企业破产等等，而“人的危机”表现的是“人的痛苦”。危机爆发以来，1700万印度尼西亚人已重新陷入了贫困，100万儿童被迫失学，40%的俄国人正生活在贫困中。世界上有将近8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30美分，他们处在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之中。所以新观点认为不能把解决危机局限在金融改革上，必须同时关注社会问题。如果没有更多的平等和社会正义，没有建立社会安全网，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无论金融改革花费多少钱都不会带来金融的稳定。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各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就业、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法律上，已不能仅限于一国的社会保障权。各国已经或正在进一步考虑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中，用双边互惠协定等方式解决社会保险待遇的衔接问题。加拿大《养老保险法》中规定，部长可以代表政府签订互惠协定，他们称为“延伸管理”。瑞士在社会保障法中，除国内立法外，还同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议，解决各自在对方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
遇到世界性经济动荡与危机的非常时期，将会打乱各国经济秩序。失业队伍扩大、提前退休增多、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数加大、社会保险开支就要大幅度增加，如果社会保险积累资金没有应付特殊时期的支付能力时，将会面临严重的局面，如新西兰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困境，政府批准修改法律，削减福利，结果导致上千人上街游行，许多人给部长写信表示抗议。在此压力下，1998年7月政府准备让步，但8月份联合政府就垮台了，由少数党执政。
全球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各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利益。中国第一例反倾销案就是一个证明，1998年我国公告，从7月10日起，对加拿大、韩国、美国的进口新闻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因为他们问中国出口的新闻纸存在7.11%至78.93%的倾销幅度，不实行反倾销措施，将会使中国的10多家生产新闻纸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将要失业。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立法有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我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国家对社会保障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农村社会救济、合作医疗和扶贫救灾等方面，都建立了基本制度同时也制定了大量法律规范。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是从社会保险的立法开始的。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规，也是建国后40多年我国企业职工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1978年以来，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不断加快，198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到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在模式的选择、过渡期办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全国已有8750万职工和2250万退休人员实行养老费用社会统筹。1993年国务院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扩大了失业保险范围。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有8000多万人。1994年开始，国务院组织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试点，试点已扩大到57个城市。1998年11月召开的全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会议上，提出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机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建立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基本医疗保险是核心。切实保障职工基本医疗。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已进行改革试点工作。此外，1997年国务院还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我国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作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宪法原则，这个原则对我国有着深远的意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两种体制的转型，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上遇到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1.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的补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中将遇到诸多的问题和矛盾。而最为突
出的是国有企业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补偿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有企业能不能顺利改革，新的社会保险制度能不能得到实施。“历史债务”补偿，有人也称为“隐性债务”补偿。就是指我国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数量庞大的离退休人员，在承认他们过去对国家贡献的基础上按规定支付养老保险后；但新的制度中又没有这部分资金的积累，再加以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破产、分立、兼并、股份合作制、合资、收购等等，将对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复杂情况和严重困难。现在必须考虑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如何解决这部分转轨费
用，这笔资金概算起来数额是极为庞大的。对这个突出问题的解决，将是对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2.社会保险适用范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没有与之相适应，大量有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规定的名称均是“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多种经济成份中的许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没有纳入进去，至于乡镇企业职工、城市农民劳务工、外派劳务工等等更是不完善。综观各国社会保障法，在立法技术上均采取了适用范围的除外办法，规范了比较大的适用范围。
3.社会保障实施机制较弱，法律的强制作用不能很好发挥
社会保障的实施机制包括行政执法、司法、争议解决的仲裁活动，法律监督程序等。实施机制较弱，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的责任规范是有自身特点的，如工伤保障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发生了工伤事故，无论雇主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补偿责任，实际上是推定雇主责任原则。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挪用、挤占、截流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有力的惩治。用职工的“救命钱”盖房子、购汽车、吃喝送请等等应该受到惩治、但我国刑法第273条只规定了“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导致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并未将社会保险基金列入特定款物的刑法保护之内。今年上半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只有82%，1996年全国企业累计拖欠社会保险费300多亿元，社会保险费历年累计违规违纪数额达90多亿元。拖欠、挪用、拒缴社会保险费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亚于偷税、漏税的危害。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1.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债务”补偿是国家、企业、社会的共同责任
为了使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能够顺利转轨，需要多种渠道筹集这部分资金，以防止发生大范围的风险。目前已有很多建议：（1）对现有的一部分基金积累，投入一定比例的无风险经营使其保值增值。如购置国债，国家集资项目，等等。但绝不可投资股票交易，亚洲金融危机在一些国家已有深刻教训。但这种投资运营必须有严格的机构权限、监督程序的法律保障；（2）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追回拖欠、挪用的社会保险基金；（3）严格禁止提前退休，减少养老保险支付压力；（4）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提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过去职工贡献的补偿，这在理论上可以有依据的。
2.法律的调整与特殊政策相结合
任何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都可能遇到不同原因、不同性质的特殊困难。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政府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新增就业压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人口老龄化，各类突发性事件等等，都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困难。这些困难是为了达到将来的经济目标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党和国家已经用最大的努力和勇气面对这种特殊历史条件的困难。综观各国情况，各国对待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困难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有：（1）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走出困难。如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时一些国家采取的职业移转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采取的削减福利，维持国家竞争实力的做法；（2）维持一定时期，用市场机制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平衡；（3）国家用一部分财力凭借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策渡过难关。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我们过去的治国经验，完全有能力和有条件用法律制度和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困难。法律和特殊政策的结合，在法学理论上可以称作“权利补救”或“权利救济”。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原有的法律不能完全保证权利的实现时，就要制定一些特殊政策和法律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我国实施的再就业工程，虽然不是法律，但在执行有关劳动就业法律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是重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政策性规定。通知中所规定的劳动合同期未满的下岗工人，也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三年内在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还规定了下岗职工从事其他职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规定，既不是劳动法的内容，也不是劳动合同的内容，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一般来讲，这种特殊政策都是急需的、又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如通知中资金来源的三三制，不一定是长期政策，三年后，一批批下岗工人将要彻底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到那时，也可能根据需要，再制定一些特殊政策，逐步地化解特殊历史阶段的困难。
3.对全国性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适当削减原有标准，均采取慎重态度。这是福利国家的教训。我国正在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又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社会保障的法制化道路将是很艰难的过程。社会保障涉及人们切身的利益要求，法律上对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社会的反映。1995年11月至12月法国因政府公布社会保障改革，发生全国性大罢工。这次罢工是1968年戴高乐政府下台以后的最大的一次罢工，参加人数达380多万，持续了二个月，涉及全国大小城市。12月12日一天，就有100多万人走上街头，公共交通瘫痪了一个月，其结果导致当时的朱佩政府垮台。我国的社会性质及长期的治国经验表明我们有能力维持社会的总体稳定，但慎重的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及支付标准，是两种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法律条件。
4.制定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立法规划
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了出来。法律成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要手段。制定短期、中期、远期社会保障立法规划是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依法学理论和立法技术的要求，一个部门法的立法工作，最好先制定一部统一的综合性的法典式的法律。在此基础上陆续颁布单行法、实施细则、立法及司法解释等。但目前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一部法典式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社区服务等广泛而庞大内容体系的法律，是非常困难的。德国自1970年开始编纂社会法典，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照顾、社会救济三大部分，但至今还没有完成。
尽快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部法律最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使其成为一部重要法律，并建议农村社会保险可另行单独立法。农村的社会保险主要将重点放在养老保险和继续完善“五保户”的保障制度。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数量大。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在一定历史阶段，城乡养老保险必须分别立法。农村养老保险立法模式的选择不同于城镇。在相当的历史阶段，基本上还是农民自我储蓄积累的保险模式。由于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虽然目前农村养老保险问
建设法制社会篇3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产生伟大的思想。
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法制思想，是当今时代的产物。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只有三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阶段。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逻辑起点。首先提出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制化”这一论断。完整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法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80-1986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国历史上开始实施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伟大工程，并在实践中发展了理论。主持制定了1982年的宪法，用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了我国的民主制度，并首次宣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首次明确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科学揭示了法制建设决定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首次提出并开始实施“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伟大工程。阐明了树立法制观念要靠教育人，并要求法制教育“从中小学抓起，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思想；全面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与司法的问题，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的统一，民主与法制的结合，提出并实施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和经济犯罪活动。
1987年以后，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更加成熟的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把民主与法制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民主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决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尤其是1989“六四”风波期间和以后“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在改革开放中求稳定，在社会发展中讲稳定，强调法律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和特殊作用“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
当然，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与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政治生活中“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的高度，提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高度，表明了他对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视，这一思想在邓小平法制思想中贯穿如一，既是邓小平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我国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时期里，虽1954年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曾起到保障作用，但是由于经济与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党的“八大”后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我们也并没有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甚至某种程度上存在之法律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普遍存在着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的局面。灾975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主张“法律之上”的观点被批判为“依法抗党”，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公开颂扬“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一思想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在“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支配下的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起点，正像第一部分所阐述，他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论，而且他的治国实践也进一步证实，丰富了这一思想也更加贾坚定了他对依法治国的立场与认识。
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八一个当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以两个人的威望上”的思想，不断强调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为了保站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三、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标志，选择和坚持法制实际上就是选择和实现现代文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并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宏伟目标，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也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治国方针的重大转变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建设法制社会篇4
关键词:法制守法中心环节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即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有法必依(即守法)是健全杜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实现和加强杜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障。本文拟结合我国目前的守法现实，就守法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及守法的条件作一粗浅探讨。
一、守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
首先，从法的本质来看，法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在我国，国家意志即人民意志。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的法，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因此，法就具有了要求人们遵守的属性，这就为守法提供了前提。同时，法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又具有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特点，既它要求人们必须守法，否则会招致国家强制力的干预，法的这一特点又使守法成为现实和必然。
第二，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来看，法的制定固然重要，法的实施更为重要。无法可依不行，而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如何使之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现，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法的实施，而法的遵守又是法的实施的基本形式和关键环节。因为法的实施除了依靠国家机关的切实执行外，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遵守更是法的实施的基本要素，更何况国家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本身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是守法的重要方面。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再完备的法律，如果不能为人们所遵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第三，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为法的遵守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体现了历史的具大进步。在私有制社会，法体现的是剥削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守法从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被剥削阶级的事情，同时，又往往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这种强制力是作用于法的实施的全过程的，其手段也是血腥的、残酷的。因此，这种强制力的作用是崎形的。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从本质上讲，资产阶级的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最终不能真正实现为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循。在我国，法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法的特权，这就为人们普遍守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也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但我们这种国家强制力的后盾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作用于法的实施的全过程。事实上，我们更主要地是依靠人民群众守法的自觉性。社会主义法的人民意志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法的强制性和自觉性的统一。这相对于剥削阶级依靠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守法，无疑是历史的具大进步。
二、当前我国守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立法方面，我们相继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受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间题仍然十分严重。这主要体现在法的实施，特别是法的遵守这个环节上。
第一，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把老百姓作为犯上作乱、违法犯罪的根苗而加以惩戒和预防。“刑不上大夫”、“法律约民不约官”的观念代代相传，以至在今天我们许多执法者、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还无知地认为，守法只是普通百姓的事情，只要老百姓“听话了”，工作就“好做了”。片面理解守法的含义，把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仅仅局限于预防违法和犯罪，这就意味着把99%的人都当成潜在的罪犯或不法分子，守法教育也只是消极地训练公民做“法律的顺民”。这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感情绪，影响守法教育的效果。
第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后继性影响，许多社会成员把法律等同于刑法，认为法律是专门规定义务和责任的，这种刑罚法律观和义务本位观，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社会主体行为趋向近可能远离法律，避罪远罚，并且消极对待运用司法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这种现象为贯彻普遍守法原则造成严重的思想障碍。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守法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相一致，法律就更容易被普遍遵守，反之，则不利于人们守法。
第三，由于受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许多人所祟尚。特别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置法律于不顾，大搞权钱交易，为了迫逐权利和金钱，不惜执法犯法、拘私枉法，不仅不能带头守法，反而姿意践踏法律，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谋求私利和特权的手段。这些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杜会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风、败坏了人民公仆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自觉守法的积极性。
三、守法的基本条件
从理论上讲，守法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们守法的程度和状况，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对守法活动具有重大影响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自身的条件。法律能否被有效遵守，法律本身的条件至关重要。这些因素主要有:法律是否公开，法律体系是否统一，法律语言是否明确、易懂，法律内容反映客观规律的程度等等。社会主义法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杜会性和科学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广大人民能够自觉遵守杜会主义法。影响人们守法的法的自身条件是很多的，有本质和现象问题，内容和形式问题，规则与技术问题等。在诸多因素中，法的本质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因素。
第二，守法主体的主观条件。守法行为直接受守法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和法律意识的影响和左右。通常情况下，法律观念、道德修养、纪律观念、理想人格等因紊，是驭动和控制守法行为的心理条件。如前所述，刑罚法律观和义务本位观，为贯彻普遍守法原则造成严重的思想障碍。在新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观念、法律文化。当前，在全体公民尤其是领导千部和青少年中，通过普法教育，逐步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耍的法律观念，如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观念、民主法制观念等，已成为关系到杜会主义法律能否被普遍遵守的至关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
第三，守法的客观条件”守法主体以外的社会存在(法律除外)，都可以视为影响人们守法的客观条件。其中主要包括民族传统、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国际关系等因索。就我国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完善，缺乏民主与法制传统等，都是产生消极法律意识并进而阻碍人们守法的主要客观条件。
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及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这一切又为人民群众自觉守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建设法制社会篇5
[论文内容提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发表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却举步维艰｡本文试图从中西法制对比的角度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且一一给出求解之策,以期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有所帮助｡
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完善,2004年9月7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然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却举步维艰,原因何在?有观念的､制度的､经济的､体制的等诸多原因,本文试图从法制角度作一阐述,并结合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历史及现状对比分析,以期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有所启发｡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危险､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按照《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所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取得了较大进步｡据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截止2006年“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133个县(市､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了农村“五保”从农民集体互助共济向财政供养为主的转变｡”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已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了保障的范围｡”但是与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享受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极低,“从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来看,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10%左右,而占总人口的20%的城市居民,却占到社会保障费用的90%｡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来看,城市居民是农民的20倍以上”[1]尽管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举步维艰｡以全国最早试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烟台为例,1992年该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县,从1991年以来,该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投保人数一直在下降,尤其是1995年和1998年,分别比前三年下降20%和19%｡2001年以后,投保人数下降的幅度有所缓和,但相对而言,农民参保所缴纳的保险费额却急剧上升,2001年相对三年前,保险费额上升了49%,2002年则比上年上升15%｡从人均缴费额来看,保险费不断上调,从1998年的人均75元上调至2000年的人均135元｡但另一方面,人均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却很低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和1993年的人均7.68和87.00元下降至2003年的50.56元｡[2]由此可见,即使像烟台这样一个相对发达且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如此之早､运行如此之久的地区,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其他地区则更为艰难｡
二､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举步维艰之法制原因
在现代社会,国家制度的安排往往是立法先行,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具体的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举步维艰与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1.国家的立法理念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很多制度的建设上奉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思想,由此反映到立法理念上便有了城乡有别､分别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的观念｡这种理念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也颁发过诸如“劳动保险条例”和一系列的“决定”､“规定”及“暂行办法”,但其实施对象多为城镇,涉及范围虽包括了失业､退休､医疗､抚恤､救灾等现代社会保障诸内容,但除极个别项目惠及农民外,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仍停留在传统的家庭保障上,其经济保障依托仍然是靠土地这唯一的经济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不断完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未能摆到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之上｡虽然近十多年来,国务院也制定过“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保护法”和“保障法”,可是相对于国家颁布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和法令看,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法规还是太少了｡
2.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分歧较大使得相关立法迟迟无法出台
当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然而,建立一个怎样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建设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展要求和广大农民意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目前一般将其归纳为四种模式:一是福利型模式,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实行这种高消费､高福利的模式,强调全民性原则,统一缴费､统一给付,基金主要由国家负担;二是传统型模式,政府通过有关社会保障立法,实行强制性保险,该模式在社会保险项目中强调个人责任,保险费的支付标准与个人收入､缴费相联系,费用根据不同项目由两方或三方负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采用该模式;三是国家保障型模式,前苏联及其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均采用此种模式,政府和企业缴纳保险费,公民无偿享受社会保障权利,其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两部分组成,现在这些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四是储蓄型模式,强制地由劳动者一方和用工一方缴纳费用作为公积金,以职工个人名义进行储蓄,新加坡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具体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对应地存在着以上几种不同的模式｡
上述几种模式各有利弊,各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正确的制度模式,关键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正是开始探索的时期,在很多的制度构建思路选择面前,如何找到一条最合适的模式实属不易,需要尝试､需要鉴别､需要探索,因此在难以有定论之前要求有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也是不现实的｡
3.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缺乏规划､层次较低难以激发农民参与的热情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必须有整体的规划,必须有周密的安排,需要考虑多方因素,逐步推进,分步实施｡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一些单个法规的基础上的,而且这些法规也往往是在形势所需的情况下出台的,不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体系上看,这些法规都缺乏统一原则的指导,也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的体系｡而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有着健全的法律,联邦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国家｡根据基本法的精神,德国的各项社会保障项目都有专门的法规加以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正是因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缺乏整体规划,才会常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这势必会造成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与混乱,损害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热情｡
同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也阻碍了该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从近十年来我国农村涉及社会保障项目和内容的改革和创建实践经验看,工作开展依据多是建立在国务院部委的“暂行办法”､“工作方案”及“通知”和“决定”上,而实际运作则需要地方政府(主要是县市政府)征订并出台“具体意见”(才能推动),即便如此,农村社会保障这项有益的事业遇到的难度很大,为农民设想的带有根本利益的好事却不被多数农民所理解､所认识,没有激发起农民参与的热情｡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广大农民并不认为“它”是法律规定,甚至误认为有些做法是违反国家根本大法的｡
4.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其在实践中的效用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作保障,才能有效地促进该制度的健康运行｡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就缺乏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一方面,法律规范本身缺乏有效性,使得司法的适用性大大降低｡完整的法律规范应由假定､处理､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和强制功能｡在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中,明显地缺乏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的内容,这将导致在出现纠纷时,当事人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院或仲裁机构处理案件也无法可依,从而使得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国司法机关对此认识不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近年来外出打工人数急剧增加,农民素质还不高等等,但在现实中我国许多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等程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漠视农民利益的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对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十分重视,普遍采用了专门法院审判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保障纠纷｡
5.农民“话语权”的薄弱使得农村社会保障立法难以广泛反映农民意愿
在中国,农民“话语权”的微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不管是从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看,还是从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看,农村代表人数占全体代表人数的比例与农村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极不相称;同时,由于很多社会保障制度都是由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其在听取农民意愿的主动性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农民的话语权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剥夺｡在西方,制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会广泛吸收民意,甚至很多制度都是由民意直接推动的,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正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给大量劳动者带来了种种风险,无保护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不断呐喊､斗争,最终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妥协,开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当然不存在类似西方国家政府与人民激烈的阶级冲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农民这个特殊群体在表达自己意愿方面还是没有很大的“话语权”的,甚至在制定关系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其参与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这不能不说是阻碍该制度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积极推进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1.适时推动国家立法理念的转变
世界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过程中大多采取了“先城镇后农村”的做法,这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只有在经过了工业化发展的长期历程后,当工业有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时,农村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才会提上日程｡如德国是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其通过1883年､1884年和1889年的法律建立了“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三项义务保险只以工人和部分职员为保障对象,在1911年这三项保险一并归入帝国保险法,同时随着职员保险的建立,出现了为职员建立的独立的伤残和老年保险,1923年为矿工建立了专门的社会福利保险,1927年产生了失业保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7年才建立了农民的法定老年补助,开始实施“农民养老保险”｡日本在1941年开办厚生年金保险,但30年后即在1971年才建立农民年金保险｡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全面小康”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方面具体目标,这一特殊阶段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因此,适时转变国家立法理念,及时把立法重点转移到农村,应当成为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任务｡
2.尽快确定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思路和模式
诚然,要在中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断尝试､不断探索,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于求成,但也不能久拖不决,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成功范例,早日确定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立法是要有超前性的,如果一切都要等实践检验正确后再去立法,往往无法达到立法的目的,难以起到及时调整社会秩序､调整社会生活的效果｡同样,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在有了制度构建思路后要及时将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要总是犹豫不决,犹豫付出的代价要比失败付出的代价更大｡
3.制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规划,提高立法层次｡
要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分散的､个别的社会保障立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有整体的观念,首先就要制定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立法规划,要有周密的安排,要有立法的具体步骤｡其次要提高立法层次,立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制定出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具体法规,尽量减少县市级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运作中常用的“命令”､“条例”,不断提高立法层次,这对加强该制度的立法权威､提升农民参与的热情都是极其重要的｡
4.重视司法机制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在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司法救济起着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司法保障机制更显重要｡借鉴外国的普遍做法,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专门法院审判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保障纠纷;如果这一方式在中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无法实现,我们也可以通过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门人民法庭的形式来解决｡除此之外,还要提高法院对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重视程度,及时受理､依法审判由此引发的纠纷,重视执行工作,切实维护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
5.建立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立法的制度机制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就是要体现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不难想象,一个没有农民参与的社会保障立法是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的,因为它无法广泛反映农民的意愿,也就难以在农村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农民“话语权”的薄弱是阻碍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体制性障碍,不消除这一障碍,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将举步维艰｡在今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中,一定要广泛听取农民的意愿,“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才能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相信只要明确建设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思路,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将会有更快､更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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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得余,梁鸿.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挑战､试验与新思路.首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文集[c].2006.
[3]刘俊哲,张林海.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建议[eb/ol]
建设法制社会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德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制通常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者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法制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旧的法制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意志。它包括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基本原则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律由国家统一制定和实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十五大以后，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党逐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此后的十六大加以确认。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内涵
1996年2月,明确提出“依法治国”。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深刻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涵义,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阐述完善了依法治国的涵义、内容和要求。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的核心是确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权威,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的宗旨是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第一,加快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到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是,我国的法律体系仍有待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做艰辛的努力。
第二,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有了法,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重要的是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政府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完善司法体制,切实做到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加强执法、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对执法活动和司法工作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机关不能保证其公正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公正的司法既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社会正义的盾牌。没有公正的司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不仅要有制度的保证,而且要有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如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过,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都是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的法律体系仍有待于健全和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干部队伍在内的全民法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需要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
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第一,“法治”与“德治”。法治,其实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除了政治层面,还有器物层面和观念层面。器物层面的发展构成物质文明内容,制度及规则层面的发展,构成制度文明的内容,智力及观念层面的发展构成精神文明的内容。法治即法律治理,法律与制度紧密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社会生活制度化。
德治,今天我们所坚持的德治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古代传统德治,即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这是儒家的一种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德治”,不仅仅是社会治理方法的概念,也是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概念。我们今日所言的“德治”,主要是从治理方法上而言的,同时德治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德治对法治文明的作用可以从多方面说明。不过,最为突出的在于对法治文明的精神功能上。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德治对法治文明具有批判作用上体现了它的精神功能;二是德治通过社会舆论方式维护法制文明,体现它的精神功能;三是德治可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话、交流方式实现社会控制,体现它对法治文明的精神功能。
建设法制社会篇7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产生伟大的思想。
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法制思想，是当今时代的产物。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只有三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阶段。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逻辑起点。首先提出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制化”这一论断。完整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法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80-1986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国历史上开始实施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伟大工程，并在实践中发展了理论。主持制定了1982年的宪法，用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了我国的民主制度，并首次宣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首次明确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科学揭示了法制建设决定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首次提出并开始实施“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伟大工程。阐明了树立法制观念要靠教育人，并要求法制教育“从中小学抓起，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思想；全面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与司法的问题，坚持民主与的的统一，民主与法制的结合，提出并实施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和经济犯罪活动。
1987年以后，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更加成熟的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把民主与法制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民主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决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尤其是1989期间和以后“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在改革开放中求稳定，在社会发展中讲稳定，强调法律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和特殊作用“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
当然，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与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政治生活中“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的高度，提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高度，表明了他对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视，这一思想在邓小平法制思想中贯穿如一，既是邓小平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我国新中国成立到“”前的时期里，虽1954年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曾起到保障作用，但是由于经济与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党的“”后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我们也并没有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甚至某种程度上存在之法律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普遍存在着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的局面。灾975年的反斗争中主张“法律之上”的观点被批判为“依法抗党”，本人后来也公开颂扬“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一思想在“”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在“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支配下的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起点，正像第一部分所阐述，他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论，而且他的治国实践也进一步证实，丰富了这一思想也更加贾坚定了他对依法治国的立场与认识。
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八一个当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以两个人的威望上”的思想，不断强调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为了保站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三、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标志，选择和坚持法制实际上就是选择和实现现代文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并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宏伟目标，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也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治国方针的重大转变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建设法制社会篇8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完善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制体系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经程序。近年来，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相继出台了一批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发挥社会保障法制体系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作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已成当务之急。
一、构建社会保障法的重要性
(一)社会保障及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是依法建立的，在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时，为了保证有困难的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由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提供物质帮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补充保障等。社会保障法最早产生于英国，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该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保障从临时性走向制度化，从随意性走向法制化。社会保障法是指调整关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以国家、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为了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以及解决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生活困难而发生的经济扶助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它是由社会保障基本法和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优待抚恤法等社会保障单行法规所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社会保障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涉及全民，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的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刑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一样，同属于宪法之下的第二层次的部门法。社会保障法必须借助法律制度，以法的强制性作为制度实施的基本保障，社会保障法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1．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
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就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属于社会法的劳动法调整的是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和雇主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社会保障法调整的是“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双方的实力不对称，一方是强势主体，另一方是弱势主体。
2．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崇尚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经济法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二者都体现着国家干预的精神，都将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益作为其立法宗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法具有很强的经济职能，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
3．社会保障法不同于民商法。
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内容来看，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与民商法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仅在社会保险法和商业保险法在保险原理和保险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
1．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或因年老、急病、自然灾害等导致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于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保障其基本收入，维护其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解除其后顾之忧，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调节社会收入，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对社会保障关系进行调整，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实施再分配，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贫困者、低收入群体，以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作用，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3．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保障的基本权利，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提供救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工伤保险法、生育保险法、失业保险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法规或条例，特别是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提出在全国建立城乡统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城乡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加之以前欠账较多，社会保障水平仍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社会保障法律立法层次低。
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从立法层次上来讲分为:宪法、社会保障基本法、社会保障法以及其以下的各层次的社会保障法规。目前除宪法外，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只有《残疾人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少数几部特殊群体法律，社会保障制度多是以行政法规出现，还有更多的项目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和地方行政命令的层次上，导致社会保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体系，社会保障立法缺乏整体规划，临时性政策多，长期性政策少。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民政、农业、卫生、人事等立法主体责任不清，权限不够明晰，政出多门口径不一，甚至造成冲突矛盾，不同制度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社会保障领域还有许多立法空白地带，导致社会保障立法基础稳定性不足，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缺乏权威性。
(三)社会保障法律效力不足。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管理机制、筹资机制、保障机制、监督运行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非法挪用、挤占、套取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由于历史欠账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社会保障资金亏空日益扩大，处于空账运转状态。急需出台相关的社会保障法，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社保资金来源和征收渠道，确保社会保障资金有稳定的来源。
(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需完善。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层次比较低，大多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散乱于法规政策之中。我国对最低生活保障采取的是一种城乡分治的制度格局，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发挥社会保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作用。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建设已相当完备，包括养老保险等五险、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由于城乡收入存在剪刀差，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差悬殊，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甚至被贪污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扭曲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应注意的事项
(一)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立法工作。
一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监督和引导。制定《社会保障法》、《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失业保险法》等法律社会保障基本法，明确实施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范围及项目;加快各类社会保障专项法规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监督机构，完善其职能，保障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侵犯。二是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应借鉴发达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观念，把社会保障制度由被动、事后的补救性机制，转变为积极、注重过程管理的保障机制，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效率低下问题，从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三是做好社会保障立法及与其他立法的配套衔接。特别是要做好与经济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形成合力。改变社会保障即简单的施舍的认识误区，保护和扶植弱势群体的同时，形成由输血变为造血的能力。
(二)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考虑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必须建立在国情的基础之上。我国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若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政府财政背上了沉重包袱，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竞争力。保障水平过低，则难以维系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由此可见，建立怎样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能依照人们的主观意愿，也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国外的做法，而是根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社会保障法应做到普遍覆盖。
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进一步完善，积极扩大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直至全部覆盖。要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法律体系的实施范围切实扩大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者，使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依据社会保障“普遍性原则”，将城乡居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强化对低收入阶层的救助，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健全司法机制确保社会保障执行到位。
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需强力部门贯彻实施，从而能够公正地维护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益。建议我国建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纠纷，对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的违法侵权案件，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使当事人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获得司法保护和司法救助。总之，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社会发展程度作为立法基础，这个过程绝对不会一蹴而就的。我们应下大气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体系，兼顾公平与效率，建立强有力的制约机制，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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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制社会篇9
立法相对滞后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20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社会保障立法还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这种滞后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立法理念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不明确。改革前，计划模式下的高福利、低工资保障政策强调极端的公平与高度的均衡性；而随着改革后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却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大多是经济政策，而不是追求公平的社会政策。表现在社会保障的基本定位上，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表现在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分化的整合方面，不是缩小了分化和差距，而是“碎片化”，加剧了整合难度；表现在社会保障的政策研究上，法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不足，而效率优先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则日益弱化社会保障的功能。
第二，立法体系不够健全。《宪法》第44条、45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是非常有限、非常原则的，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实践的需要。中国至今仍未出台专门的“社会保障法”；讨论很长时间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于2007年底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因还有很多争议至今没有通过；“社会救助法”等也仅仅在立法调研中。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体系是不够健全的。
第三，缺少立法的整体规划性和前瞻性。这表现在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往往在社会问题尖锐时才应时而生，缺少立法的整体规划性和前瞻性。
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适用范围窄。目前，许多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没有纳入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存在更多的问题，除了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以外，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还存在很多困难。
第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分担尚不清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不清。体现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上，即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这种“混合式”的制度设计，既难以分清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又给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是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单位的责任不清。政府感觉到责任越来越大，而市场机制包括商业保险公司的作用却发挥不够，慈善公益事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家庭保障如何巩固也未有相应的政策。最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没有划分清楚。现在更多的是企业找政府，地方找中央。
法律实施机制弱化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因此，存在法律实施机制弱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保险费的收缴不严。当前企业逃避、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尤其在企业中占相当大比重的私营、三资、个体等非国有企业经营实体少交、不交保险费的手段层出不穷，使这些企业成为社会保障的一个“死角”。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不到位。贪污、挪用、挤占社会保障基金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一，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当前应集中力量做好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相关保险等的立法和实施工作。中国目前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进程。随后，还需要制定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等。
建设法制社会篇10
1.现实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为解除或预防贫困以及某些经济和社会灾害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维护人格尊严,通过立法和一系列措施,为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安全提供保护。社会保障对政府而言是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是解决一定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是通过立法的行为把这种保障功能上升到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权威保障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利于维护和改善被保障对象的经济生活条件,保护劳动力资源,维护和安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从而维护和巩固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面对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问题,以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新问题。因此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随着这一目标的迫近,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依次建立和铺开,一些问题亦逐渐浮出水面,亟待从立法层面加以破解。
2.法理基础
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所有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都享有社会保障权”,第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属所需的生活水平,举凡衣、食、住、医疗及必要的社会服务均包括在内,于失业、患病、残疾、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的事故使生活能力丧失时,有权享受保障。”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该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逐渐达到公约权利的充分实现。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确认,是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国家有责任去建立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有义务去保证公民社会保障权的逐步实现。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3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两条修正案的增加,标志着我国公民社会保障权有了宪法基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再次强调,国家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善和落实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发展的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建立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围绕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立法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各领域均出台了相关法规或政策,基本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框架。
社会保险方面,劳动部出台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4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失业保险条例》(1999年)、《工伤保险条例》(2003年)等。社会救济方面,先后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4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等,其中尤其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福利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专门的法律法规,有关的内容只是体现在相关的法律之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3年)等。社会优抚方面,主要立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84年)、《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1987年)、《军人抚恤优待条例》(1988年)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许多的不足:
1.立法滞后
2004年9月我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从总体看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明显滞后于社会保障实践。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各部分立法不平衡,作为核心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进入立法程序,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还没有核心法律出台。另一方面,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用于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而且有关社会保障的单行法规,几乎都是由国务院或各部委制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这显然与社会保障法律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在社会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相称,说明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还刚刚起步。
2.结构二元
城乡二元体制也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有关规定并不是对每一个公民平等地适用,而是附加了“企业职工”或“城市居民”等前提条件,其结果导致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保障范围都很广泛,而在我国真正能享受到较全面的社会保障的人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许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劳动者,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参加。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的层面上,主要是五保户、领取部分养老金和优抚救济金者。即使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实施,没有普遍推行。此外,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
3.内容缺失
从立法规范看,条文过于粗疏,法律适用困难。社会保障立法沿用了我国以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路,法条简约,对许多问题的规定不十分明确,特别是通常缺乏对制裁的规定,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打击,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受到侵犯得不到司法救济。虽然针对社会保险费征缴困难等问题,我国先后颁布了《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200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但是仍然惊爆了上海“社保基金案”。2006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强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禁止违规投资经营。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的建议
2001年3月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将社会法定格在与民商法、经济法并列的地位,将社会法确定为一个法律部门,并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这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1.确立立法原则
(1)普遍性与区别性相结合原则。社会保障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每个人都应普遍地、无例外地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而社会保障的实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因而普遍性原则的实现仍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英国著名学者贝弗里奇早在1942年就已经提出了“全面和普遍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并分别指出前者是指社会保障覆盖对象是全体国民,后者则是要求根据不同的社会成员,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
(2)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社会保障的基本方式就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主导的原则是追求公平。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和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主要体现公平,由政府供给和组织,符合条件者可以无偿享受。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相比具有明显的效率体现,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项目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费用,做到既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又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以个人账户形式体现劳动贡献,缴费不同的劳动者在保障水平上的有适当差别,正是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3)国情特点与国际标准相统一原则。国外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在立法当中必须考虑到基本国情,对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不能过多,标准不能过高。保障水平必须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保障标准国际化、普遍化的趋势。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各成员国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需要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基本条件。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签署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中的社会保障国际标准就为各国普遍认同。
2.选择立法体例
社会保障法律的立法体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分散式立法体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式立法体例。如德国1883年制定《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制定《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制定《残废和老年保险法》,以上三项立法于1911年合并为《帝国保险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保险法规。这种立法体例灵活性大,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由于没有一部总揽全局的基本法,容易造成社会保障各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是第一个由联邦政府承担义务以解决老年和失业问题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立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内容于一身的社会保障立法。这种体例有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和统一,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其立法要求过高,只能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才能采用。
从目前我国实际来看,先立一部社会保障法典,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内容广泛而又体系庞大的法律是非常困难的。大法覆盖面太宽,各个方面条件都不同,可采取先立子法,待条件成熟时再立大法。
我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已经进入二审,今后再逐步制定《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等单行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如《社保基金法》等,最终形成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主干,以社会保障法单行法为具体体现的完整、统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法体系。
3.完善救济途径
从社会保障权最终实现的角度来看,司法救济是社会保障权最为有效和最终的保障方式,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应优先考虑司法救济方式,树立“权利依赖救济”的理念,最大程度的保证社会保障权在法律上的实现,并进一步细化,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社会保障法律救济的核心内容,包括宪法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三个方面,我国目前没有确立宪法诉讼机制,因此,社会保障权的司法救济机制只包括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方面。
《社会保险法(草案)》第八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讼”。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司法救济的途径,与此相适应可以考虑修订《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第11条第1款第6项仅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范围过窄,应将所有行政机关未依法向公民授予社会保障利益的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其接受司法审查。
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支持。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要加快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建设的进程,有效减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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