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1
一、单项选择题：
1.行政管理机构存在的依据是()
a.阶级的存在B.国家的存在
C.等级关系的存在D.行政权力的存在
2.实行总统制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方式的主要代表国家是()
a.巴西B.美国C.巴基斯坦D.墨西哥
3.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是()
a.英国B.美国C.德国D.意大利
4.世界上长期实行委员会制政府制度的国家是()
a.美国B.英国C.德国D.瑞士
5.在行政管理机构的类型中，为协助行政首长的领导工作而设立的机构是()
a.咨询机构B.参谋机构C.信息机构D.辅助机构
6.从行政管理机构的性质来看，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属于()
a.领导机构B.执行机构C.辅助机构D.监督机构
7.下列机构中属于国家执行机构的是()
a.统计局B.审计局C.教育局D.学术团体
8.从行政管理机构的性质上看，公安派出所属于()
a.辅助机构B.派出机构C.监督机构D.信息机构
9.根据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划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
a.经济类行政管理机构B.社会类行政管理机构
C.政治类行政管理机构D.文化类行政管理机构
10.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最基本原则是()
a.法制性原则B.适应性原则C.权责相称原则D.精干高效原则
1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最基本原则是()
a.适应性原则B.协调性原则C.权责相称原则D.精干高效原则
12.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和力度很强的行政机构改革发生在()
a.1988年B.1993年C.1998年D.2003年
二、多项选择题：
1.实行内阁制政府制度的国家有()
a.巴西B.日本C.印度D.新加坡e.意大利
2.采用半总统制方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有()
a.巴西B.芬兰C.葡萄牙D.瑞士e.冰岛
3.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适应性原则B.协调性原则C.权责相称原则
D.精干高效原则e.法制性原则
4.行政编制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a.物资管理B.职能管理C.机构管理D.行政经费管理
e.人员编制管理
5.导致行政管理机构变革的外部因素主要有()
a.经济体制的转变B.政治制度的转变和更迭
C.社会发展程度D.国际环境的转变e.机构的过度膨胀
三、简答题：
1.简述行政管理机构的特性。
2.简述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原则。
3.简述我国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
4.简述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
四、论述题：
1.试述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原因。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1262.B/1313.B/1314.D/1335.D/135
6.C/1357.C/1358.B/1369.a/13610.B/137
11.a/13712.C/156
二、多项选择题：
1.BCDe/1312.BCe/1323.aBCDe/1374.BCe/1445.aBCD/146
三、简答题：
1.简述行政管理机构的特性。p126
(1)合法性。(1分)(2)主体性。(1分)(3)系统性。(1分)
(4)性。(1分)(5)执行性和管理性。(1分)
2.简述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原则。p137
(1)适应性原则。(1分)(2)协调性原则。(1分)(3)权责相称原则。(1分)
(4)精干高效原则。(1分)(5)法制性原则。(1分)
3.简述我国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p149
我国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总目标：
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干部队伍，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1分)
具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1分)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1分)
(3)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1分)
(4)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法制建设。(1分)
4.简述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p151
(1)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1分)
(2)行政机构内部的决策与执行职能及机构的分离。(1分)
(3)行政管理机构的分权化。(1分)
(4)强化综合协调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1分)
(5)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弹性化。(1分)
四、论述题：
1.试述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原因。p145
外部因素：
(1)经济体制的转变导致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2分)
(2)政治制度的转变和更迭导致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2分)
(3)社会发展程度也影响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2分)
(4)国际环境的转变也会激发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2分)
内部因素：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2
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调查原则调查内容
一、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调查
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
行政执法调查是指行政机关收集证据、查明事实的活动。调查与证据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调查活动的目的是收集证据,证据是调查活动的结果。行政决定的作出是一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在作出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先调查、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决定。
调查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调查主体是行政机关。第二,调查活动的目的是收集证据,解决行政决定的事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会。第三,调查是行政决定过程中的阶段性活动。
二、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
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是行政执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体现了行政执法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调整行政执法关系的普遍性规范。结合行政执法基本原则及法律要求,笔者认为在行政执法调查中应严格遵守以下原则要求。
(一)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调查的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并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从行政法治原则要求看,在行政调查中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确保在程序上合法。
根据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在行政执法调查中,应树立如下观念:
1.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行政执法职能是法律法规赋予的,其执法权限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以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有超越职权、放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发生,自觉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
2.必须树立严格执法及守法观念
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的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作为执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
3.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在行政执法中的相关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充分尊重。在执法过程中,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出发点。
(二)客观全面原则
《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行政处罚必须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公正、公开原则体现在行政调查中,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要客观全面的查明案件事实,只有在调查阶段客观全面地查明全部事实,才能实现行政处罚公开、公正的要求。具体来讲,就是不仅要搜集证明其违法的证据,也要搜集证明其没有违法或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证据。为此,调查询问中要注意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申辩,要求其提供不违法或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等方面的证据,同时予以记录,并且在以后的查证中予以认定或者排除。
(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4条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与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人员为查明和证明案件而进行的调查活动,本质上都是证据调查。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树立重证据的意识,即在办案活动中,要树立证据第一的思想,对一切案件事实的认定,都要依据确实充分的证据。
口供在行政程序中的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的陈述,它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所谓不轻信口供,不是说对口供一律不信,更不是不要口供或者轻视口供的作用,而是对于一般案件而言,仅有当事人的陈述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补强,即通过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来证实或证伪当事人的陈述。
在调查中,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口供与其他证据的关系。口供既可以为执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指明调查取证的方向和突破口,同时,口供也需要其他证据的证实或证伪,只有充分收集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准确的认定案情,确保作出的行政决定符合法律要求。
(四)相对人权利保障原则
有的调查措施的实施会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也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因此,必须规范调查权的行使,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调查权损害相对人的权利。相对人权利保障原则不仅要保护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还要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保障和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及合法权益,向相对人说明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其意义是对相对人人格的尊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行政机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8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决定过程中如果出现程序违法或程序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就有可能被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确认违法,所以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及程序权利意识,确保我们的执法行为严格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作出。
(五)个别调查询问原则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询问对象,应当分别进行询问,以防串供或其他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多人集合调查询问,存在泄露调查情况的可能。如果将多人集合在一起调查询问,就可能使本来只有个别人才知道的有关重要案情、线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就难免其中的个别人会将这些重要情况泄露出去,甚至被行政相对人知道后构筑反调查、反询问的防线,不利于调查工作,因此,在调查中一定要遵循个别调查询问的原则。询问的情况,检查人员应写成笔录,要一人一笔录,即每份笔录只记录一个被调查人情况,并告知被询问人不如实提供情况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六)严禁以粗暴简单和威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证据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档案依据。”用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言或行政相对人陈述,其危害是及其严重的:一是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为法律所禁止;二是把案情搞得真假难辨,易于造成冤假错案和悬案;三是有损行政执法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损伤党和政府的威信;四是因违法行为导致国家赔偿时,还将给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此在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相对人违法与否及违法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粗暴简单和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当事人陈述。
三、行政执法调查的内容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调查中,应将同案件事实有联系、可以证明案情的客观事实都纳入收集范围,具体来说包括:(1)有关能证明涉嫌行政违法行为主体情况的证据材料;(2)有关证明行政违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证据;(3)有关证明行政违法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证据;(4)与行政案件处理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等。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多种方法、途径收集证据。总结现行行政法律规定,在行政执法调查中经常用到的收集证据的方法主要有:(1)依法询问当事人和证人,了解案件情况,制作询问笔录;(2)请有关部门、单位调取材料,如检验检疫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请求海关部门调取当事人报关数据等;(3)请有关部门、单位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结论,如检验检疫机关对涉案进出口商品委托有关鉴定机构进行的产品质量鉴定;(4)进行现场检查和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如对案件发生的现场或者物品进行的勘验及检查行为,通过勘验笔录将勘验活动中发现的物品的数量、特征及物品被发现时所处的位置及状态记录下来;(5)采取拍照摄像的手段收集证据。拍照、摄像适用于书证、物证,也适用于反映现场真实情况,能全面和客观的反映案件事实全貌,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6)复印、抄录。对于可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如进出口商品采购合同、装箱单、报检报关资料等,一般不能收集到原件,不能将这些材料从所有者处取走,因此对这些证据进行收集的办法主要是复印和抄录。复印或抄录应当与原件核对无误,应当注明出处,并经该原件持有者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或者签名;(7)抽样取证等。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3
【关键词】基本原则法律程序价值取向具体内容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1]它针对的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具有产生行政行为效力的结果。这使行政程序区别于行政诉讼这种事后救济程序，因为在行政诉讼判决之前，该行为是已具备法律效力的。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该法的理论基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构建合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体系。因此，笔者认为亟需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有关内容进行研究。
一、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
（一）“基本原则”的内涵
“原则”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为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规或标准。[2]在法律英语中，原则具有以下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3]所以，原则应当有别于规则，规则是原则的具体化，原则则是规则的抽象反映，具有概括性。
同时，具体原则也应当有别于基本原则：前者是一定领域内规则的反映，而不包括每个领域；后者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包括所有领域。可以说，具体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方面的体现，较之具有范围的限定性和内容的灵活性。
（二）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范围不同，前者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因此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层次上有所区别，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较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其具体原则，只适用于行政程序这一领域。它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方面的延伸和扩展，在行政程序法方面更具有指导性和补充性。这也是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意义所在。
（三）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法具体原则
如前面所述，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区别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有利于更好的应用特殊优先于普通这一原理，同时在具体原则无法解释时用基本原则进行补充，使行政程序的执行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
综上所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具体适用于行政程序领域具有普遍实用性的根本原则。其应具备三个构成条件：（1）基本原则应贯穿于每一个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整个过程；（2）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行政程序的各方面；（3）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的适用上具有特殊性，区别于其他法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
（一）法律程序的价值
法律程序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形成法律关系的过程。法律程序在英美的普通法系中成长壮大，美国甚至将“正当律程序原则”写入他们的宪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宪法规定明确了法律程序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与英美普通法系重视程序的传统相适应的，它对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甚至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程序立法上提供了示范。程序是现代民主公正的象征，它的先定性使人们可以预先对程序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有效的实现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充分保障各方的利益，避免了过去那些暗箱操作等专制行为，可以说是法律程序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
如上所述，法律通过由人们普遍认可的程序让法律的决定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公开，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尽可能的保护，这体现了法律程序公正一面的价值；同时法律程序人们在处理法律事务时有据可依，减少了相互协商的成本，排除了某些无用的争辩，这又是法律程序在效率价值上的体现。
（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针对具体事项或特定的人，对外部采取的能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使具体事实规则化的行为。[4]由于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行政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行政机关是强势群体，行政相对人是弱势群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等诸多特点使这种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强的内部性和技术性，促使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制定自己的行政程序法规，但因各国的情况不同其在行政程序立法上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代表。继承了英美普通法系的传统，以判例法为核心的美国法制特别重视程序，突出表现在对权力的救济甚至以救济程序的存在为前提，即没有救济程序就没有救济权利。尤其在行政程序的重视上，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联邦1946年制定行政程序法，适用于重要的行政程序，统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程序，在不能使用行政程序法，也无其他法律关规定特别的程序时，适用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宪法中的条款不仅拘束行政机关，而且国会的立法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条款时，也将被法院宣告无效，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很少发生。[5]
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于1946年完成，其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稽延。美国制定联邦行政法的根本原因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职能扩张和集中，形成了行政国家的现实。[6]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个人商品经济被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所代替，人与人在经济上彼此更加依赖。在过去讲求充分自治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角色只是“守夜人”，基本不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个人的局限性和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此时必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环境污染）和他人利益（如垄断行为），这都是市民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市场万能”的观点慢慢被瓦解，社会开始纷纷呼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政府的触角开始伸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并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政府的职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集中。
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在适当处理社会事务的同时也极易被滥用，侵害人民的权利。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必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在行政权力扩张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联邦行政程序法》通过对听证程序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政府信息的充分公开使行政职权的行使处于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下，确保行政职权的公正行使。可以说，美国的这一立法也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延伸，在程序的价值上以公正为先。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以成文法为主，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与统一，将各种法律规范统一于法典之中，所以行政程序法是自然形成于德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提高行政效率是立法的明确目的。
拥有悠久法制历史的德国，繁多的地方行政立法为联邦提供了完备的立法基础，涵盖了行政领域内的所有内容，但在适用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繁杂和混乱。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也应将各类法规汇集成普遍适用的法典。严谨、简约的德国人为统一行政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协商和冲突，通过使行政法法典化来简化行政，提高效率。由于行政程序的确立使行政行为按照既定的程序行使，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操作性，是简化行政的必备途径，所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在简化行政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同时行政救济程序也是行政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自然应包含在行政法典内。另外与美国立法不同的是，德国立法更为抽象概括，具有普遍适用性；而美国立法更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具灵活性与具体性。
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主要是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标准，因为先前颁布的《行政法院法》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必要的程序，这赋予法院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的权力。但对于什么是“必要的程序”法律并未说明，而在处理中往往依赖于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使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变得很被动，因为无法确定“必要的程序”而完全可能因为法院的解释使该行为被撤销。在这种重重的背景下，1925年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草案。
可以看出，奥地利的这一立法是为了消除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牵制，避免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过度干涉，属于权力机关内部在分权原则下各自相互制衡的体现，这是由先前立法不够完善造成的历史局面所决定的。行政程序法的确立是为了更好的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提高行政效率。
（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由于法制起步较晚，立法相对滞后，在法制体系上很不完整，并不能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拥有完备的立法基础，而我国也常常对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进行移植或借鉴。虽然我国在20世纪后期，相继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具体行政程序立法，但由于彼此的相互分割，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和普遍的标准，我国在应当适用行政程序的领域还存在很大的空缺。
我国立法向来以实体内容为主，而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是法制领域的通例，在注重法律决定本身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对公正性的把握，对当事人的权利因程序的不足也得不到很好的事中保护，而停留在事后救济上，如法律诉讼。另外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上，由于公民在政府信息了解上的不对称性，外部的监督并不能起很大作用。而且，虽然我国其他权力机关加强了对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但由于行政执法的技术性使其他权力机关在操作和判定上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具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全球性的普遍扩张的行政职权在范围和强度等方面较其他权力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国现阶段行政职权的不合理行使状况等现象仍然存在，同时这也是我国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法律程序的价值中，若单考虑效率，“高效”的独裁制度大可代替程序；同时，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的存在，行政程序表面上是增加了行政成本，但民主公正的程序加强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减少了行政行为执行中的阻碍；同时减少了行政执法中的错误成本，降低了事后提起行政争议的可能，这样反而提高了行政效率。所以当今民主国家的行政效率应当是建立在公正之上的，没有了公正，效率除本身形式外无实质意义可言。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所以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行政执法上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公正行使，这也是符合世界普遍认识的。缺乏一定的行政“界限”容易滥用职权，但光靠监督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从行政执法过程自身入手。行政程序的介入正是将行政职权的行使限定，通过法定程序的形式使行政权力本质上得到控制，同时也给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提供了标准，增强了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保证行政的公正性。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内容
在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内容的学说在学术界并未统一。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原则、合法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8]还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法定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诚信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相对人参与原则。[9]由于我国并未制定行政程序法，所以以上观点都只是在学理上的论定，但对于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确立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时，除了应当注意前面所叙述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但由于这只是在性质上的认定，笔者认为还需注意的是；
1.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应以程序上的规定为主，对程序本身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说明，包括程序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几个要素；实体上的规定针对行政主体在行使程序中自由裁量权，但对于行政程序组织方面的内容，由于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子部门法，程序法只对程序运作过程的内容进行规定，组织方面的内容在行政法中规定即可，这也体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统一性。据此，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上也应分程序本质上的原则和程序行使上的原则。
2.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间不应具有交叉性，而应保持相互独立。虽然基本原则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仍应却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在法律适用上会造成混乱，与法律的确定性不符。
3.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在内容和标准的理解上具有唯一性，使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符合行政程序法本身的特质，不应与行政程序带来的社会效益相混淆。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认识，笔者认为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应是在程序本质原则上包括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和时限原则；在程序形式上的原则包括法治化原则和平等原则。
（一）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外，行政程序的行使应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以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力行使。
公开原则是我国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其中的“民主”应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即人民可以广泛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公开原则让人民充分了解行政执法的过程，为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提。同时公开原则使程序为人们所预先了解，增强了行政行为的可接受程度。
公开原则首先要求行政程序本身公开，让人们了解程序的流程和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分配，这是程序公开的基础；其次，行政程序的行使过程公开，防止行政机关暗箱操作，体现公正，这是程序公开的重点；最后，行政程序的结果、信息公开，这是对程序实体上的要求，以保证是指公开与形式公开相统一。
（二）参与原则
参与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参与行政程序，就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进行阐述。
虽然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其做出无须通过相对人的意见，但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当赋予其参与的权利，以保障行政程序顺利进行；[10]参与原则使相对人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是当代公正民主的要求；赋予相对人参与权是表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行政决定对其更具说服力；参与原则促使行政主体在当事人监督下公正行使职权；参与原则是我国人民政治民主的直接体现。
参与原则要求行政程序在设置上应考虑行政相对人参与的实际可能性，在方式、时限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渠道和便利，保证其意见充分表达；同时，除特殊紧急情况，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应作为某些可能严重影响自身权益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另外，其他法规也应落实对参与相对人人身安全的保护，保证其参与的积极性。
（三）时效原则
时效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的行使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关于时限的规定，及时地行使行政权力，具有高效性。这一方面要求行政相对人在法定的时限内主张维护自己的权利，逾期则不对其主张的权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时限内处理该行政案件，做出行政决定，逾期不处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无论是对行政行为的实施还是对相对人的救济，法律都要求其在公正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效率性。因为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法律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行政主体所面临的繁重行政事务要求其处理具有效率性；社会事务的发展变化要求行政管理具有效率性，社会总是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及时地针对当时的情形做出合理的行为，符合行政法的精神，任何滞后的行政管理都可能不再适合变化的情形，反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行政程序的效率性还可保证对相对人的及时救济，保证相对参与的积极性，维护行政权力的威严。
时效原则除上述对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程序内容上的要求外，还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考虑行政程序本身的效率性，仅保留实质内容，去除赘余，精简程序；其次，考虑行政程序适用的必要性，即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应当引入行政程序（如紧急情况的适用）；还有，考虑行政程序适用的效率，即有多种程序方案可选择时，选取最为便捷的，但以充分实现公正为先；最后，在行政程序上可引入司法中的判例制度，优先适用先前情况相同的处理方式，但以相对人未提出合理抗辩为限。
（四）法治化原则
法治化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对行政主体执行行政程序提出的基本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就是为了规范行政程序行为，让行政主体以法律的规定行事，否则法律将失去意义。
法治化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确规定适用行政程序的，必须适用该程序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要求进行，不得随意变更适用其他程序或变更程序内容或不适用程序，否则该行政行为无效。
（五）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与先前行政行为保持一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由于行政执法上的技术性，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人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适用也一样。平等原则即是对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其建立在法治化原则之上，即羁束性法规之外的条款才适用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具有合理性，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并不平等，但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地位则应当是相等的。法律平等应体现正义观念，即每一个人必须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相同的的情况必须给予相同的待遇，不同的情况必须给予不同的待遇。[11]可见，法律的平等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原则的区别对待。平等原则有效的控制了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行政主体对行政程序实体内容的公正操作性和相对人对行政程序实体内容的预见性。
平等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的适用上对相同情况下的行政相对人给予同等对待，同等处理，不同情况应合理的区别处理，保证行政程序适用前后的统一协调。
[结束语]本文对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确立从程序的选择适用到开展进行，再到程序的结果都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反映了行政程序的普遍特性；同时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作为程序参与人提出了新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的三个构成要件。而且在实现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程序效率的提高，使法的价值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我国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通过行政程序立法来保证行政职权公正行使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必将使我国的民主法治更进一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陈红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王名扬：《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6]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53页
[7]（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8]路建：“试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9]张效琴：“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构思”载于《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行政法；立法；执法；政府管理；公共权利
行政法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而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一个国家制定行政法律及法规，完善行政法律制度，都要以行政法来调整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达到有效实现国家行政的目的。行政法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行政法立法的最终作用。行政法作为国家政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具有法律的一般作用，即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指导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作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器之一，行政法必然与其他法律一样，要积极影响现实社会，发挥保障公民权益，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的作用。[1]然而，行政法毕竟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作用应有特殊性。行政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中，要积极发挥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1.保障行政主体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其具体体现是：确认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职权；明确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被委托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与程序；明确对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和妨碍行使行政职权的违法行为的制裁。
2.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其具体表现为：建立和逐步完善保证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国家法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参与权；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监督权；预防、制止和制裁侵犯和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2]
行政法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的合法性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法在其立法和实施的过程中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也是宪法立法所要求的原则精神。
一、关于行政法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行政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其授权的国务院等；行政法规的立法权在国务院及其部门。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立法法》的立法程序中明显缺少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或环节的原则意见。根据我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程。公民应当有权参与与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行政法的立法过程。这种权利被制约了。《宪法》中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与公民参与立法过程并不违背。这是一条原则。实际上，可以认为：民权与国权的争论问题。虽然本文并不建议使用”国家权利由人民授予“或”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是人民“的具体措辞，但是，不应该否认，国家权利不是第一位的，因而，公民立法权或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是不违背《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定义的。现在的情况是，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意愿表达的途径是不充分的，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公示或听证会的做法。
从立法监督的角度上讲，公民参与行政法的立法过程，是公民对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监督过程，是对政府行政的有效监督。正是因为行政法的职能是调整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在行政法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政府）行政的相对人更多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等受到行政法管理制约最多。如果法律或规定不合理、法律有倾向性或歧视性，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从法律根源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在法律适用面前的不平等，实际造成的危害将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如果可以认为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的话，契约的订立需要参与订立契约各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契约的效果才是真实的、有效的。法律与此有相同之处。就目前情况而言，公民在不得不接受行政部门制定法律法规并执法的现实。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3]吸收更广大民众的意见或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将是立法过程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也将是一种民主和法治的趋势。
另外一个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被提起诉讼的问题。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立法原则违背了《宪法》精神和公民权是一切法律权利来源的原则；更准确地讲，违背了政府权利来自于公民权的国家/政府建立的法理原则。
国家（政府）是由于公民授权组成的，其权利和义务来自于全体公民，其行为从根本上是公民公共权利的集中行使。同样的道理，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以损害公民普遍的基本权利为先决条件。请看一案例：
近年来，抽象行政行为被诉的案件接连发生，北京发生的一起案件就颇具代表性。私家车主刘工超状告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交通局及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尾气排放通告案。该案中，原告在自家轿车上安装了韩国生产的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不符合被告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局及公安交管局三家单位执法机关联合的《关于对具备治理条件轻型小客车执行新的尾气排放标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化油器小客车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的要求。刘工超由于未装置“通告”中所指的尾气净化系统，其车当年未获准年检。刘工超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三被告联合作出的“通告”有关内容违法。此案例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通告”究竟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划分标准，凡是针对非特定人且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均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由于“通告”是针对所有1995年1月1日以后领取牌证的桑塔纳、富康、捷达等化油器小客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法院认为该三个执法单位的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且“通告”对上述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即所有在1995年以后购车的人都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加之“通告”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反复适用的行为，无论什么人，购买几辆车，都必须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所以，该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既然“通告”是一项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就不能直接审查“通告”的合法性。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法院不审查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实质性争议。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第二，该通告同时规定了不执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如果该通告适用范围内的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就无法通过汽车的年检，不能上路行驶，而不经过年检的车辆在路上行驶，随时面临被交通管理部门处罚的危险；第三，该通告已经对原告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性损害。对原告来说，尽管他为了达到“通告”关于减少尾气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治理方式，自费安装了1200多元的韩国生产的马哥马-3000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由于未执行“通告”中关于所指的车型必须到“各汽车制造厂家认定的特约维修站”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的规定，所以无法通过汽车年检，“通告”成为限制其使用交通工具、影响其财产权利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法院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处理方式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也难以解决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从本案的结果看，由于存在现行法律的障碍，法院未对被告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本案以原告最终败诉告终。
本文要郑重指出的是：行政立法的目的是要达到行政的目的，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行政部门行政的惟一目的是对汽车尾气的治理，而不是在使用指定的某种产品的基础上的汽车尾气达标治理上。这就形成了立法与执法的悖论。政府在指南性文件或推荐优选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时，更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借鉴社会契约关系原则，实施政府治理。
转贴于
从此案件的审理依据和判决结果来看，对行政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行政立法的不合理性的结果损害了公民的权益；从权利角度看，立法过程的不合理，是对公民权利的实质侵害。
这是本文讨论的关于行政法立法冲突的观点。
二、关于行政法执法
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结果而言，行政执法更具有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更体现政府行政的实际意图。但是，行政执法要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否则，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将是直接的。
下面再举一个案例：运煤司机李某驾驶一辆超载的运煤卡车从S省经B市到t市。由于该车超载，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S省、B市、t市的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给予了同样的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处罚”的规定，李某提起行政复议。其结果是，各地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答复是：他们按照有关法律执法，处理适当，没有违反“一事不再处罚”。本文在这里不就处罚的多次性进行讨论，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处罚的目的，即执法的目的与法律立法精神和行政目的的统一性问题。政府道路管理部门的职责是维护道路的安全、畅通，保证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这是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惟一目的，也是行政的惟一目的。就本案例而言，三个地方的道路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行政的目的，甚至违背了行政的目的和立法的精神。
可以很简单、很普遍地假设，道路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是维护道路的安全、保护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性；而道路管理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只注重了形式上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过程，却没有使超载的车辆在管理过程中达到符合安全运输标准的行政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对超载这个危害道路安全的问题实施具体的行政干预与强制解除危险的行政行为，依然维持了超载车辆对道路安全的危害性、对其他使用本道路的公民的危害性，可以认为这是行政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其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有关法律。因此，上述三地的道路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违法了，违背了立法精神。
现实生活中行政执法的具体问题很多，多是这样的执法违法的行为（如《北京晚报》2003年6月19日第13版），具体讲就是违背行政法立法原则，只注重执法过程，没有达到执法目的的行为；甚至借执法之名行违法行政之实。
三、关于行政立法与行政实施的冲突
本文较为简单地举例讨论了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反映了对待权利观念上的差异。立法须尊重的是权利来源这个核心问题，执法同样是这样。这种冲突的本身反映了目前行政依然是权利行政的观念，即“天赋权利”的延伸和发展。
实施立法的权利和职责在国家立法机关，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没有争议。但是实际运作当中将权利的惟一来源的公民排除在立法过程之外，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将公共权利视为独享的权利了。这种授权与权利惟一来源的冲突的核心是否定权利来源，即国家权利的民有、民享以及国家的民治性，依然是精英治国的观念。
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包括了五项最基本的责任，即：⑴确定法律基础；⑵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⑶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⑷保护弱势群体；⑸保护环境。[4]为实现上述目的，国家建立的本身就奠定了公权的使用。实施行政的权利和责任在政府，这是不能被否认的。但是，行政和行政执法的目的在于普遍维护公民的权益，而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执法的目的损害了公民权利，这种行政及其执法的公权必将回归于民，如民众起义、政府更迭。出现上述行政执法的问题，其本质依然是将政府的行政立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看成独享的权利，只考虑到权利的使用，而不顾及权利运用的目的。推行公民监管政府与社会舆论或政党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成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另外的一种冲突表现为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行政立法与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上。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国家建立以来所固有的权利——国家权利；同时，同样不能否定为建立国家而固有的公民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同时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不可以想象只有国家权利而没有公民权利，就像是奴隶社会。同样，不可以想象只有公民权利而没有国家权利，就像是原始社会。但是，必须看到，这两种权利有一种是另一种的根源，这个根源权利是公民权利。只有在清晰地认识权利之间的从属关系，理顺相互关系，冲突才可以避免。国家权利一定要服从公民权利。当然，这里的公民权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总和，而不是单个或部分公民的权利。
人类自结成社会、组织国家以来，关于权利的争论和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不会停止。解决冲突的惟一方式就是正本清源，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享有权利就要履行义务，国权与民权是一样的。
四、结 论
本文以行政法为对象，从行政法的立法和实施角度，简要讨论了行政法现实冲突的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全体公民权利是所有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在我国现在行政法立法与实施中的冲突问题可以依据权利来源的原则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公共行政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5
1.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是：()
a.财政法律关系B.财政行为
C.财政关系D.财政法律行为
2.对于财政收入主要方式之所以选择税收，表述错误的是()
a.税收数额巨大且稳定B.税收征收易于操作
C.税收的无偿性D.税收具有强制性
3.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改革过去的财政管理体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财政管理体制?
a.地方财政包干体制B.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制
C.中央地统收统支制D.分税制
4.我国目前的财政监督机关是:()
a.权力机关B.政府财政机关
C.审计机关D.司法机关
5.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之间的关系是：()
a.财政法的功能就是财政的职能
B.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没有任何联系
C.财政法的功能是保障财政职能的实现，二者既有区别也有密切联系
D.财政法的功能与财政的职能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一致的
6.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效力范围包括()方面。
a.财政法的立法领域
B.财政法的执法领域
C.财政法的司法领域
D.财政法部门全部领域，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都有普遍约束力和一般指导意义
7.下列()基本原则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a.财政民主主义B.财政法定主义
C.财政健全主义D.财政平等主义
8.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法的历史?
a.行政法史B.经济法史
C.财政法史D.民法史
9.目前，下列哪一法律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中形式上居于基本法的地位?
a.预算法B.财政收支划分法
C.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法D.税收征管法
10.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财政平等主义仅仅限于()范围内的平等?
a.财政部门与财政相对人之间B.财政相对人相互之间
C.同级财政行政机关相互之间D.上下级财政行政机关相互之间
二、多项选择题
1.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下列关于财政概念的表述，正确的()
a.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
B.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
C.可以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
D.可以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
2.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阶段，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国家行使财政权力的手段或工具。具体的表现主要有()
a.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
B.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
C.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
D.财政法在总体上已经不再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3.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可以分为()具体的社会关系。
a.财政收入关系B.财政管理关系C.财政支出关系D.财政监督关系
4.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内容。
a.预算法B.税法C.国债法D.费用征收法
5.现代财政法的具体功能包括哪些?
a.财政权力授予功能B.财政权力规范功能
C.财政权力监督功能D.财政权力行使功能
6.财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
a.财政民主主义B.财政法定主义
C.财政健全主义D.财政平等主义
7.一般而言，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对财政事项的决定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进行?
a.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B.直接行使各种财政权力
C.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D.通过舆论进行监督
8.财政平等主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则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平等?
a.财政收入方面义务人的平等牺牲B.财政开支方面权利人的平等受益
C.财政程序方面的同等条件同等处理D.财政权力行使方面的同等地位
9.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曾于1912年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的基本职权包括哪些?
a.预算B.决算C.募集公债D.财政司法
10.1949年至195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法的建立时期，这一时期财政立法的基础是什么?
a.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B.1954年的《宪法》
C.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D.1950年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三、简答题
1.简述财税法体系。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行政执行；双轨制；依法强制执行；依申请停止执行
【正文】
关于诉讼期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法律的规定相互矛盾。《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但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同时又规定了诉讼期间暂停执行的原则。实践中则实行双轨制：对行政机关依照法律享有强制执行权的行为，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对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而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执行。对此，学术界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建议把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严格坚持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1]；二是建议确立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的原则[2]。笔者认为，现行的诉讼期间行政执行的双轨制，符合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前述两种建议的理由都不充分，我国应继续坚持这种双轨制，但应予适当修改。
一、诉讼期间行政执行双轨制的规范和实践
《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这确立了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66条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实际上确立了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44条与第66条显然相互冲突。规范的冲突导致了实践的困惑。在向“1999年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提交的《关于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问题及建议的报告》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谈及“关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形成的条件”时指出：
对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认识。第一种认为，要形成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必须是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既不履行，逾期又不起诉。理由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第二种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因此，只要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尽管相对人已经起诉，依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在诉讼期间和诉讼审理期间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同样会形成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理由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律文书形成后，无论相对人是否起诉，该文书均产生法律效力，这与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诉后不生效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效力在行政法学上称之为先定力，即推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什么时候才不合法，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时才失去合法法律效力。既然在诉讼期间和诉讼审理期间具体行政行为推定合法，那么，对相对人就具有强制力、约束力、执行力。所以，相对人是否起诉并不影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形成。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特别是《行政复议法》生效后，相对人提请复议期长达二个月，加上复议期限二个月，不服复议诉讼期间十五天，等到具体行政行为被维持后，已经长达一年以上，行政行为长时间停顿，被执行财产会被转移或毁损。[3]
这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或许也是四川省行政审判的做法。但该做法实际上似乎是中国行政审判的例外情形。根据笔者对河南（许昌中院）、上海（高院）和广东（广州政府法制办复议处和广州中院）的调查，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之原则的实践状况比较复杂。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但也有部分属于行政主体。如果行政主体拥有强制执行权，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自然得到较好的贯彻。可是，如果行政主体没有强制执行权而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相对人提起复议和诉讼时，人民法院通常不予执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种制度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判权和对未经审判的行政行为的执行权交给了同一个机构。这把法院置于很难堪的境地。对于执行案件的审查和对诉讼案件的审查，法律规定了两套标准。法院对前者的审查较宽松，主要限于形式审查；法院对后者的审查则非常严格，是全面审查。这很可能导致下述结果：法院执行了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又判决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之。这一方面扩大了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损害，另一方面又使法院很被动、很尴尬，等于让法院自己扇自己耳光。法院显然会竭力避免自讨苦吃：“结果，只要当事人提起了行政诉讼，一般都要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这就使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变成了事实上的停止行政行为执行为原则。”[4]另外，在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要求法院未经仔细审查就强制执行行政行为，这会损害相对人对法院的信任，损害法院的形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的实际做法的合理性，但《行政诉讼法》第44条与第66条、《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的冲突依然无法化解。面对该冲突，最高法院的法官再次肯定了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双轨制的合理性，把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情况仅限于“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并自己执行的情形”。甘文法官认为：“《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此原则只适用于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并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5]蔡小雪说：“大多数同志认为，尽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中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该条规定的‘不停止执行原则’仅适用于行政机关有权并自行执行的情形。”[6]
最高法院法官的这种解释，总体上化解了规范之间的冲突，但却依然面临另外的冲突。因为，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不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要服从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条件，而且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要服从该条件。这就与《行政诉讼法》第44条和前述两位法官的解释相冲突。但前述的诉讼期间行政执行的实践状况和最高法院法官之解释，显然是否定了《行政诉讼法》第66条所规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要服从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条件和时机成熟后，《行政诉讼法》第66条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作限缩性解释，或由全国人大作相应修改，删去“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总体上说，《行政诉讼法》第44条和第66条、《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和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威解释，共同构筑了诉讼期间行政执行的双轨制：对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且自己执行的行为，适用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简称“不停轨”）；对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而要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适用诉讼期间暂停执行的原则（简称“暂停轨”）。这种双轨制符合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双轨制是否合理？
二、诉讼期间行政执行双轨制的合理性
（一）关于诉讼期间行政执行的两种极端观点不能成立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诉讼期间行政执行有有两种极端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采纳行政执行模式，实质上即采纳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该观点提出了三条理由。[7]笔者认为，这三条理由都不成立：（1）认为行政执行模式有利于树立法院权威的观点很成问题。法院的权威主要不是指它相对于老百姓的权威，而是指它相对于行政机关的权威。双轨制允许法院对某些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一定程度的审查、并在其显属违法时不予执行之，这其实更有利于树立法院的权威。（2）认为行政执行模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的观点不能成立。法院在执行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水准丝毫不比行政机关差，它还能保障了被执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3）认为行政执行模式有利于相对人寻求救济的观点也不成立。“暂停轨”实际上更能避免由行政强制执行而带来的损害，因为它实质上是事前救济，要比纯粹的行政执行模式更有利于相对人权益保护。
第二种观点主张把不停止执行原则完全修改为停止执行原则，其理由是“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宗旨是为了充分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应当作出有利于相对方的法律规定。”[8]这种说法本身并没什么错。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观点要把现行原则颠倒过来。推倒重来式的重大变革必须要十分审慎，必须充分证明这样做的必要性。它首先要证明现行的制度不能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地地提出了其修改建议稿；再者，这种建议稿在规定停止执行原则之后，又规定了六项例外。如果不拘泥于形式，而是深究其实质内容，读者就可发现，这六项之多的例外情形实际上已使停止执行原则不再成其为原则，也就是说，该意见实质上和现行的双轨制基本相同[9]。
（二）对双轨制的质疑不能成立
学术界对双轨制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是发达国家（如美、法和日）通行的原则，也是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决定的[10]。这一观点其实包含两个理由：一是诉诸发达国家；二是诉诸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对于第一个理由，笔者答复如下：也有些国家并不严格接受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德国《行政法院法》确立了诉讼期间延缓执行的原则，德国的联邦和州有大量法律在很多专门领域确立了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的原则。[11]就实质来说，德国也是采取双轨制。即便是诉讼期间不停
止执行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原则，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有普遍的合理性，不意味着它在中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中也同样正当。对于第二个理由，笔者答复如下：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认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公定力（即被推定合法的效力）、确定力和执行力。[12]“暂停轨”只是在诉讼期间暂时停止被质疑的行为的执行。首先它只是暂停。其次它只是暂停执行的过程。它并不否认行政行为的上述三种效力。暂停执行不是效力中止，这点也为德国法承认。德国法学在这个问题上有执行说和效力说的分别。[13]效力说认为，在相对人启动救济程序后，行政行为就丧失效力，理由是：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对第三者效力——授予相对人权益但却损害第三人（主要是相邻人）”的行政行为的暂停现象。与此相反，联邦行政法院认为，暂停执行并不是效力的延缓；在暂停执行之时，行政行为的效力仍然被维持。
另一种质疑涉及很具体的现实问题，即批评“暂停轨”伤害了公共利益[1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成立的。第一，“暂停轨”是与“不停轨”和谐共存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拥有执行权且自己执行的行政行为，在诉讼期间是不停止执行的；另外，并不是所有行政行为的暂停执行都会损害公共利益。我国行政法分配强制执行权的重要根据便是：那些停止执行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如城建、工商、公安、海关和税务等领域），法律一般都赋予了行政机关以强制执行权；只是对那些暂停执行不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才要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才在诉讼期间不予执行。第二，即便是要求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很多依然是不会遭到相对人质疑的，依然是顺利执行的：首先，中国老百姓的通常心理是尽量不和政府对着干；其次，提起异议可能使相对人遭遇更大的风险和代价：或者是滞纳金等执行罚，或者是被政府视作刁民。不是万不得已忍无可忍，相对人通常不会挑战行政行为，从而使其处于异议状态而得不到执行。第三，即便是相对人提起了复议和诉讼，这只表明原则上该行政行为可能不予执行，但是并非必然如此：正如《若干解释》第94条规定的，“不及时执行将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也充分保证公共利益不受损失。第四，即便是在异议期暂停了行政行为的执行，但若“行政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若干解释》第92条）这就进一步避免了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基于上述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应继续坚持我国现行的诉讼期间行政执行的双轨制。当然，这并不是说，现行的双轨制就是完美无缺，它也有其缺陷，此即：“不停轨”中的依申请停止执行的例外条款被虚置。下面笔者就简要分析其缺陷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
三、依申请停止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
如果依照笔者在前面的建议，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并自行执行的情形”，那么，双轨制的“不停轨”便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在三项例外情形的规定中，依申请停止执行原则在实践中被虚置。这在复议法的第二十一条上体现得更明显。
就“不停轨”而言，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基础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目的是要维护积极作为的行政秩序，促进公共利益。但是，该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有些情况下，行政行为暂停执行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却有可能损害重大的基本人权。基于这些考量，为保障基本人权，为平衡公私权益，复议法和诉讼法还设置了例外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1条）规定的例外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诉讼法的例外是：“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这些例外情形，大致可分为依职权停止执行和依申请停止执行两种。依职权停止执行的情形在实践中还是常有的。但是，依申请停止执行的做法，几乎很少见，这最集中地体现在规划许可和强制拆迁领域等城建领域（行政机关自己拥有强制执行权）。以广州市为例：十多年的复议实践中，依申请停止执行的做法仅有一例；[15]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则从未有过依相对人申请而裁定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案例。[16]这种状况不仅违背立法的原意，对相
对人权益保障来说也非常不利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第一，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该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停与不停完全由复议机关或法院说了算，后者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尤其是复议法，它规定依申请停止执行的条件极其模糊：只是“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这种“大而无意”的措辞更扩大了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第二，复议机关和法院不独立：复议机关和被复议行为有共同的利益，服从共同的领导，自然要偏袒被复议的行为；人民法院也不愿和行政机关正面冲突，既然裁定不停止执行并不违法，而且还能避免这种冲突，所以它自然就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裁定不停止执行。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强化复议和审判（尤其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目前，可以通过严格复议和审判机关的责任、限缩其自由裁量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对“不停轨”的依申请停止执行的条文作出修改，并对复议和诉讼的情形统一规定如下：第一，原告申请停止执行，如果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该损失不可以通过赔偿予以救济，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裁定停止执行；第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如果该具体行政行为以财产给付为内容，且相对人提供了担保，应当裁定停止执行。如果申请人不服上述裁定，可以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并有权要求赔偿。
【注释】
本文受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20060390350）。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刘跃南庭长、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的张国强主任、郑州大学法学院的沈开举教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李涛法官、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赵刚毅庭长、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蒋瑞芳法官，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并热情配合笔者的调查，特此致谢。
[1]参见杨建顺：《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载2002年8月12日《人民法院报》。
[2]参见马怀德主编：《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和理由说明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研讨——99’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材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这段引文的若干词句有语病，但原文如此，笔者在此只能照原文来引用。
[4]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5]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6]蔡小雪：《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7]杨建顺：前注1引文。
[8]参见马怀德主编：前注2引书，第307页。
[9]同上，第306页。
[10]参见杨建顺：前注1引文。
[11]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刘飞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504页。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涉及的是立法权的划分问题，各国在行政处罚的设定上具有不同的作法：在英国和美国，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原则上必须由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经过议会的授权，行政机关也可以自行设定行政处罚。在德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议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原则上不能超越联邦议会规定的处罚种类和适用范围，另行设定新的行政处罚。日本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设定权集中在国会。在地方，地方议会和行政长官经法律的一般授权，就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在奥地利，行政处罚必须依据法律实施。在意大利，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但地方议会的规定不得与国会的法律相抵触，国会没有规定的行政处罚，地方议会不得设定行政处罚。从上述国家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不同规定来看，各国在行政处罚权的设定上，一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立法机关。二是行政机关设定行政处罚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具体的授权。三是行政机关设定的行政处罚一般是程度较轻的处罚种类，并且要受议会和法院的严格控制。〔1〕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必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同时又是分层次的。为此，我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也应当是统一的和分层次的，《处罚法》规：第一，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三，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四，规章原则上不享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只是在以下两种特殊的情况下才享有有限的设定权：一是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二是在法律、法规没有设定行政处罚的领域，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于规章应否赋予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立法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只能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处罚的具体标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行政管理是依据规章进行的，如果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权，行政管理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为此，《处罚法》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对规章赋予了有限的行政处罚权，但同时又给予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规范了行政处罚的主体
（一）行政机关-法定的处罚主体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行使行政权力的法定主体，当然也是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定主体。为此，《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一规定表明，第一，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主体。第二，只有特定的行政机关才行使行政处罚权，具体哪些行政机关有权行使行政处罚权，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三，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在其主管的范围以内行使处罚权。第四，特定的行政机关在行使处罚权时具体给予何种处罚种类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在处罚实施中，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问题较为普遍。各级政府习惯于设立一些临时机构来开展工作，如各级政府设立的财税检查办公室、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等。这些临时机构是否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这些临时机构在实践中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行政处罚的权力，并且临时机构是行政机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视为法定的处罚主体。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不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处罚主体资格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虽然临时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处罚权，虽然行使这些处罚权力的依据来自于国务院或省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的规定，但是，这都不能构成其成为合法的处罚主体的理由，目前在处罚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临时机构行使处罚权的行为应当看作是一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行政处罚制度，严格行政处罚执法来解决。〔2〕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二）非行政机关-法定主体的必要补充
由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十分广泛，单纯依靠行政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再加上在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中，有相当部分的主体是属于非行政机关，如果完全否认非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那么，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为此，《处罚法》规定了通过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赋予非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
《处罚法》第17条规定了授权处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授权处罚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授权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法规。第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三，授权的范围必须是在授权对象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如根据《铁路法》规定，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对旅客无票乘车或者持失效车票乘车的，应当补收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铁路运输企业可以责令下车。禁止旅客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铁路公安人员和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铁路职工，有权对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运输安全检查。
《处罚法》第18条规定了委托处罚主体：“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委托符合本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委托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委托的前提是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即只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的，该行政机关才能够依法进行委托处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委托的，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决定委托。第二，委托的权限范围只能在委托的行政机关自身的职权范围以内。第三，委托的对象仅限于《处罚法》第19条规定的组织。即受委托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2）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3）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地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第四，委托主体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体表现在委托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并且对自己的行为不能独立地承担法律后果。授权主体不同于委托主体，二者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第一，法律依据不同。授权的依据是法律和法规。委托的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第二，对象不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公共管理事务职能的组织。委托的对象则是符合《处罚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第三，权限范围不同。授权的权限范围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以内。委托的权限范围则是只能在委托行政机关自身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第四，法律后果不同。授权主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处罚，并对其行为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委托主体则以委托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罚，并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三）确立了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
《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确立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其积极意义主要有：一是在处罚实践中，有许多地方已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综合执法，综合管理卫生、工商、市容、交通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对社会秩序进行监督管理，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如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城市监察大队，负责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佛山市成立巡警大队，负责管理佛山市的市容、治安、交通等问题。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执法的成本，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三是能够避免对同一管理对象的重复处罚。
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遵守以下几项基本规程：（1）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是在综合管理领域，如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运输管理等领域，在这些领域行政管理权限交叉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有利于减少冲突，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2）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不得违背专属处罚的规定，即在处罚中不得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如治安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海关处罚权只能由海关机关处罚，税务处罚权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等等。（3）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必须报经特定的机关审批。根据《处罚法》的规定，有权进行审批的机关只能是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
但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虽然在《处罚法》中确立了，但只有一个条款较为简，在实践中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国务院授权的问题，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需要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进行处罚授权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如果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的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都需要经国务院的批准，那么，这个工作量将十分巨大，具体操作起来也较为困难，国务院也疲于应付。如果国务院“一揽子”授权给各地的省级政府批准，在实践中是否会失控，出现混乱的局面，又难以把握。有人把前者称之为“零售”的方式，把后者称之为“批发”的方式。在目前到底应当采取何方式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应当把这两方式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形确定不同的授权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应当确立以“批发”为主的授权方式。
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主体的地位问题。目前在实践中，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由政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市建立的巡警大队，在市内广场和主要街道由巡警负责检查，对治安、市政、卫生、工商等进行综合管理并实施处罚。二是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实行联合检查，根据具体的违法行为，分别以不同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处罚，以谁的名义处罚，谁就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多一些。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况，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其优点是便于管理，保证处罚的效率。其困难主要在于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与行政机关职权法定、各司其职的原则不一致，在行政诉讼中其被告的主体资格不确定，如果将设立的综合执法机构作为一个实体，又不利于行政机构的精简。第二种情况的做法比较可行，与职权法定原则相符合，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较易确定其适合的被告，但在行使处罚权的过程中如何强化其内部的管理则是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行为，防止在行政处罚中出现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处罚法》明确规定：第一，实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明确了处罚管辖的标准，规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第三，明确出现管辖争议的解决途径，规定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三、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与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
（一）重视对处罚权力的制约
1.区分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在《处罚法》的第5章中分别规定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处罚法》第33条至第35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第36条至第41条规定了一般程序。并且用专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法定条件：（1）违法事实确凿。（2）有明确的法定依据。（3）符合《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其种类有两种：警告和罚款。其罚款的幅度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一般程序中，具体规定行使处罚权力的规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程序：表明身份、调查取证、听取声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处罚决定书。
2.设立了听证程序
《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并且规定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以及具体规定了听证的程序。
3.实行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
在《处罚法》的第37、38条中确认了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确立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克服和防止腐败现象，提高行政处罚的质量。在某些地方，处罚案件从立案、调查、处罚到执行，全部环节都是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就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为此，在一般程序中，执法人员在调查终结之后，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交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罚决定。对于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由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4.实行罚缴分离的原则。
《处罚法》第46条确立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实行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乱罚款的问题，剪除基于经济利益上的驱动所进行的罚款行为的毒瘤。为此《处罚法》明确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法定的当场收缴的罚款外，由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并且规定，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不能将行政经费拔款与上缴罚款多少相“挂钩”。
5.严格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处罚法》首先在总则中确定了公正、公开原则，明确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要公布，使公民和组织能够知道，实施行政处罚要公开，以便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第54条又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处罚的申诉或检举，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6.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处罚法从不同方面对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滥用处罚权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1）行政机关在进行处罚时，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的处罚程序的。（2）不使用罚没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没单据的。（3）不按法定程序收缴罚没所得或者将罚没所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4）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拒不移交，以罚代刑的。根据上述行为情节的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在执法中造成的损害，要依法给予赔偿。
（二）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无救济便无处，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第一，在权利的赋予上，全面具体地规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1）在处罚实施之前，相对人享有知情权、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权和包括听证在内的声辩权。知情权源于公民的了解权，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受处罚人有权知晓以下情况：a.执法人员的身份。b.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c.受处罚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在处罚过程中和处罚之后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3〕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第41条）（2）在处罚实施的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享有听证权。（3）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如果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4）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还享有请求行政赔偿的如果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取得赔偿。
第二，从程序的设计上，充分重视对行政处罚相对人权利的保护。（1）在简易程序中用专门的条款规定相对人的救济权利，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35条）（2）在一般程序中，明确规定如果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作为法定的内容之一予以规定。
（3）如前所述，在《处罚法》中，还专门设立了听证程序来保护相对人的声辩权。
注：
[1]高志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红旗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5～26页。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涉及的是立法权的划分问题,各国在行政处罚的设定上具有不同的作法:在英国和美国,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原则上必须由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经过议会的授权,行政机关也可以自行设定行政处罚。在德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议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原则上不能超越联邦议会规定的处罚种类和适用范围,另行设定新的行政处罚。日本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设定权集中在国会。在地方,地方议会和行政长官经法律的一般授权,就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在奥地利,行政处罚必须依据法律实施。在意大利,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但地方议会的规定不得与国会的法律相抵触,国会没有规定的行政处罚,地方议会不得设定行政处罚。从上述国家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不同规定来看,各国在行政处罚权的设定上,一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立法机关。二是行政机关设定行政处罚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具体的授权。三是行政机关设定的行政处罚一般是程度较轻的处罚种类,并且要受议会和法院的严格控制。〔1〕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必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同时又是分层次的。为此,我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也应当是统一的和分层次的,《处罚法》规:第一,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三,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四,规章原则上不享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只是在以下两种特殊的情况下才享有有限的设定权:一是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二是在法律、法规没有设定行政处罚的领域,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于规章应否赋予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立法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只能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处罚的具体标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行政管理是依据规章进行的,如果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权,行政管理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为此,《处罚法》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对规章赋予了有限的行政处罚权,但同时又给予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规范了行政处罚的主体
(一)行政机关——法定的处罚主体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行使行政权力的法定主体,当然也是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定主体。为此,《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一规定表明,第一,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主体。第二,只有特定的行政机关才行使行政处罚权,具体哪些行政机关有权行使行政处罚权,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三,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在其主管的范围以内行使处罚权。第四,特定的行政机关在行使处罚权时具体给予何种处罚种类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在处罚实施中,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问题较为普遍。各级政府习惯于设立一些临时机构来开展工作,如各级政府设立的财税检查办公室、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等。这些临时机构是否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这些临时机构在实践中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行政处罚的权力,并且临时机构是行政机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视为法定的处罚主体。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不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处罚主体资格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虽然临时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处罚权,虽然行使这些处罚权力的依据来自于国务院或省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的规定,但是,这都不能构成其成为合法的处罚主体的理由,目前在处罚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临时机构行使处罚权的行为应当看作是一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行政处罚制度,严格行政处罚执法来解决。〔2〕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二)非行政机关——法定主体的必要补充
由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十分广泛,单纯依靠行政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再加上在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中,有相当部分的主体是属于非行政机关,如果完全否认非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那么,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为此,《处罚法》规定了通过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赋予非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
《处罚法》第17条规定了授权处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授权处罚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授权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法规。第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三,授权的范围必须是在授权对象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如根据《铁路法》规定,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对旅客无票乘车或者持失效车票乘车的,应当补收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铁路运输企业可以责令下车。禁止旅客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铁路公安人员和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铁路职工,有权对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运输安全检查。
《处罚法》第18条规定了委托处罚主体:“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委托符合本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委托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委托的前提是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即只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的,该行政机关才能够依法进行委托处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委托的,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决定委托。第二,委托的权限范围只能在委托的行政机关自身的职权范围以内。第三,委托的对象仅限于《处罚法》第19条规定的组织。即受委托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2)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3)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地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第四,委托主体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体表现在委托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并且对自己的行为不能独立地承担法律后果。授权主体不同于委托主体,二者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第一,法律依据不同。授权的依据是法律和法规。委托的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第二,对象不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公共管理事务职能的组织。委托的对象则是符合《处罚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第三,权限范围不同。授权的权限范围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以内。委托的权限范围则是只能在委托行政机关自身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第四,法律后果不同。授权主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处罚,并对其行为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委托主体则以委托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罚，并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三)确立了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
《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确立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其积极意义主要有:一是在处罚实践中,有许多地方已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综合执法,综合管理卫生、工商、市容、交通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对社会秩序进行监督管理,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如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城市监察大队,负责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佛山市成立巡警大队,负责管理佛山市的市容、治安、交通等问题。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执法的成本,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三是能够避免对同一管理对象的重复处罚。
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遵守以下几项基本规程:(1)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是在综合管理领域,如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运输管理等领域,在这些领域行政管理权限交叉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有利于减少冲突,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2)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不得违背专属处罚的规定,即在处罚中不得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如治安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海关处罚权只能由海关机关处罚,税务处罚权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等等。(3)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必须报经特定的机关审批。根据《处罚法》的规定,有权进行审批的机关只能是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
但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虽然在《处罚法》中确立了,但只有一个条款较为简,在实践中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国务院授权的问题,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需要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进行处罚授权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如果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的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都需要经国务院的批准,那么,这个工作量将十分巨大,具体操作起来也较为困难,国务院也疲于应付。如果国务院“一揽子”授权给各地的省级政府批准,在实践中是否会失控,出现混乱的局面,又难以把握。有人把前者称之为“零售”的方式,把后者称之为“批发”的方式。在目前到底应当采取何方式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应当把这两方式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形确定不同的授权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应当确立以“批发”为主的授权方式。
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主体的地位问题。目前在实践中,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由政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市建立的巡警大队,在市内广场和主要街道由巡警负责检查,对治安、市政、卫生、工商等进行综合管理并实施处罚。二是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实行联合检查,根据具体的违法行为,分别以不同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处罚,以谁的名义处罚,谁就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多一些。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况,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其优点是便于管理,保证处罚的效率。其困难主要在于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与行政机关职权法定、各司其职的原则不一致,在行政诉讼中其被告的主体资格不确定,如果将设立的综合执法机构作为一个实体,又不利于行政机构的精简。第二种情况的做法比较可行,与职权法定原则相符合,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较易确定其适合的被告,但在行使处罚权的过程中如何强化其内部的管理则是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行为,防止在行政处罚中出现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处罚法》明确规定:第一,实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明确了处罚管辖的标准,规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第三,明确出现管辖争议的解决途径,规定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三、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与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
(一)重视对处罚权力的制约
1.区分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在《处罚法》的第5章中分别规定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处罚法》第33条至第35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第36条至第41条规定了一般程序。并且用专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法定条件:(1)违法事实确凿。(2)有明确的法定依据。(3)符合《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其种类有两种:警告和罚款。其罚款的幅度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一般程序中,具体规定行使处罚权力的规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程序:表明身份、调查取证、听取声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处罚决定书。
2.设立了听证程序
《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并且规定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以及具体规定了听证的程序。
3.实行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
在《处罚法》的第37、38条中确认了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确立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克服和防止腐败现象,提高行政处罚的质量。在某些地方,处罚案件从立案、调查、处罚到执行,全部环节都是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就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为此,在一般程序中,执法人员在调查终结之后,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交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罚决定。对于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由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4.实行罚缴分离的原则。
《处罚法》第46条确立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实行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乱罚款的问题,剪除基于经济利益上的驱动所进行的罚款行为的毒瘤。为此《处罚法》明确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法定的当场收缴的罚款外,由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并且规定,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不能将行政经费拔款与上缴罚款多少相“挂钩”。
5.严格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处罚法》首先在总则中确定了公正、公开原则,明确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要公布,使公民和组织能够知道,实施行政处罚要公开,以便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第54条又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处罚的申诉或检举,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6.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处罚法从不同方面对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滥用处罚权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1)行政机关在进行处罚时,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的处罚程序的。(2)不使用罚没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没单据的。(3)不按法定程序收缴罚没所得或者将罚没所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4)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拒不移交,以罚代刑的。根据上述行为情节的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在执法中造成的损害,要依法给予赔偿。
(二)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无救济便无处,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第一,在权利的赋予上,全面具体地规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1)在处罚实施之前,相对人享有知情权、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权和包括听证在内的声辩权。知情权源于公民的了解权,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受处罚人有权知晓以下情况:a.执法人员的身份。b.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c.受处罚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在处罚过程中和处罚之后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3〕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第41条)(2)在处罚实施的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享有听证权。(3)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如果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4)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还享有请求行政赔偿的权利。如果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取得赔偿。
第二,从程序的设计上,充分重视对行政处罚相对人权利的保护。(1)在简易程序中用专门的条款规定相对人的救济权利,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35条)(2)在一般程序中,明确规定如果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作为法定的内容之一予以规定。
(3)如前所述,在《处罚法》中,还专门设立了听证程序来保护相对人的声辩权。
注:
〔1〕高志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红旗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5～26页。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9
（一）研究目的和方法：
为了客观地了解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系统（包括：18个区县分局和市食品药品监督所）对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的基本现状，如实分析执法人员对构建和规范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态度，探讨餐饮监管领域中此项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a和问卷B，问卷a以上述19家执法单位为调查对象，全面统计和分析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2005年至2010年在餐饮监管中适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客观情况和处置方式，问卷B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系统95名执法人员（各单位5名）为调查对象，采用统计学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评价一线执法人员对构建和规范餐饮监管行政处罚实施简易程序的理解认识和有关建议。
（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B的数据统计分析，被调查对象的人员结构：（1）工作年限为4年至10年的，占25%，10年以上的，占66%。（2）工作职务为分所长（副科长）以上的干部占63%。（3）接触过餐饮处罚简易程序案件的占71%，其中经常接触的占43%。由此，本课题研究对象关于构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制度的基本观点和现状评价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2006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相关工作制度文件后，上海市实施餐饮处罚简易程序案件数量显著增加，行政效率获得大幅度提高。根据统计数据发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2006年以工作制度文件形式出台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对适用范围、操作程序、责令改正、备案制度进一步加以明确后，适用简易程序实施餐饮类处罚案件的数量呈绝对化增长态势，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其中，“餐具、饮具不符合卫生要求的”案件，从2005年11件，上升至2007年79件、2008年74件；“违反健康管理的”案件，从2005年264件，上升至2007年425件、2008年383件。由此，工作制度文件的及时出台为监管执法提供了依据和指南，也使执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实施行政处罚更具可行性（图3）。
2、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适用简易程序处罚案件数量显著递减，上海市重新构建相关制度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统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分别于2009年6月1日和7月20日起正式施行，确立了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律制度，对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食品安全法相关义务性规定对应的法律责任，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如对于餐具、饮具不符合卫生要求、违反健康管理等部分案由，法律未直接设定相应罚则。以往常用案由的违法案件，一时无从处理。这可能是2009年至2010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简易程序处罚案件数量大幅度下滑的重要原因。当然，随着后续出台的卫生部部门规章和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补充规制，部分简易程序案由重新获得了生命力。此外，《食品安全法》许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设定，为“递进式”责任条款。即首次违法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定数额罚款；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由此，不少新的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由亟待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加以补充和完善。
3、上海市实践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尚处于探索试行阶段。根据调查问卷a数据统计，全市19家餐饮监管执法单位中，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食品卫生监督处罚简易程序指导文件基础上，已有9家单位进一步建立了相关制度，餐饮监管中实施过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有10家。其中，实施过当场收缴罚款的有3家。由此，全局系统内尚有9家执法单位从未实施过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执法人员对于此项制度的审慎态度，使我们认识到制度类文件的实施评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和加强执法培训，进一步确保规范性文件的执行力，不断提升行政效能，节约行政资源。
4、执法人员在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调查问卷B，课题组采用统计学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multifactorlineregressionmethod）的检验方法，运用Lisrel软件客观分析了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及上海市执法人员对各因素和可采取措施所持有的态度。根据实证调查分析结果，C1均值达4.4737，且标准差≤1，由此得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系统执法人员普遍认为建立和完善上海市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相关制度具有必要性。同时，根据分析可以看出在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1）执法人员对于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可适用情形分歧较大。包括：减轻处罚后能否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已立案的，能否适用；涉及少量违法物品，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销毁予以整改的，能否适用等。对于这些问题，执法人员观点不一致，且相关立法也未予以明确。（2）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送达方式是否应限定为直接送达，执法人员观点不一致，导致实践中部分送达的有效性存在争议。（3）根据C9均值达3.8842，可以得出适用简易程序过程中，存在当事人不配合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对其是否要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执法人员观点不同。（4）简易程序中是否要全面收集证据、是否需要当场收缴罚款，执法人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易造成执法不规范。因而，在全市范围内，亟需建立一部统一、细化的规范性文件指导和规范执法实践活动。
二、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制度构想
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3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即时作出决定和处理，拖沓的行政效率在行政程序中是不公正的表现之一。近年来，随着饮食行业的不断发展，结合上海市2300万人口每年消耗近1000万吨食品中六成以上来自于外埠的现状，食品数量和质量的源头控制力相对薄弱，餐饮监管执法工作面临着面广量大、人少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理论和客观现状都要求我们在监管过程中不断探索如何创新执法手段，提高行政效率。但在实施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执法人员需要集调查身份与决定身份于一体，且现场调查和行政处罚必须当场完成，很容易发生因执法人员的个人因素影响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公正性，行政机关承担的风险也远高于一般行政处罚程序。因而，只有设定一套科学完整的程序体系，才能把这项法律赋予的程序运用起来，并规范合理地加以实施。对此，课题组对构建和规范上海市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制度提出如下几点构想。
（一）严格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严格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制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滥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发生。依据问卷调查分析，执法人员对于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可适用情形分歧较大（C3、C4、C5，表2）。包括：减轻处罚后能否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已立案的，能否适用；涉及少量违法物品，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销毁予以整改的，能否适用等。由此，简易程序制度有必要在程序设定上，进一步明确：一是当事人对违法事实、法律适用、执法程序有异议的，应当立即转为一般程序查处，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当事人仅对处罚裁量幅度有异议的，则可以适用；二是已经适一般程序立案调查的案件，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并且排除减轻处罚后符合简易程序条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此外，为便于当事人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对于能当场自行销毁的情形，当事人配合的情况下，允许适用简易程序予以查处。
（二）坚持现场全面收集证据的执法意识
构建和规范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全面收集证据的执法意识。证据制度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行政程序是围绕证据的调查收集、认定而展开。有学者提出，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一般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即可。4然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等行为应当采用比较严格的证据标准，依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排除、实质性证据、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3虽然简易程序的过程比较简单，但同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一样，违法事实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完整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需要执法人员特别关注的。根据实证调研，执法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分歧最大（C6标准差为1.28798，表2）。由此，构建和完善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制度，有必要强调：执法人员在实施当场处罚前，应采取有效措施固定有关证据，确认违法事实。一是对违法现场进行全面、客观、详细勘验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将违法事实如实记录在案；二是对当事人和证人进行询问，在询问时要突出主题，紧扣违法事实，制作询问笔录；三是对有关证据进行固定，对餐饮服务企业、食品摊贩经营的违法实物进行登记并拍照摄像，对购进发票、账册及销售记录进行复印。以上证据须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确认后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三）强化尊重当事人救济权利的保障
餐饮监管中运用简易程序实施当场处罚，务必强调规定程序和步骤不能省略，必须按照法定要求予以实施，这是行政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程序保障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当事人相关权利的保障，相关权利包括：行政处罚告知和陈述申辩等。不能为图省事而对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如果当事人对拟处罚决定存在不同意见，要求进行陈述申辩时，执法人员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收集。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执法人员有义务进行重新复核，不能因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四）有效确保当场处罚的即时性
第一，在送达方式上，规则宜排除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等方式，明确简易程序的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目的在于体现当场处罚的即时性。一般情况下应由法定代表人签收并盖章。为了方便操作，也不排除以确保事后追认的可行性，即由同住的成年家属或当事人指定代收人可代为签收，并事后由当事人以委托书方式加以追认。对采用留置送达的，则对见证人的身份条件应明确规定“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场所的管理人员”，以确保留置送达的法律效力。第二，为有效确保当场处罚的即时准确执法，有必要制定格式化文书，提高行政效率，体现“当场处罚”的当场性。针对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适用简易程序处罚案件数量显著递减的情况（图3），有必要及时将食品安全法和上海市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涉及的符合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条件的相关案由，进行厘清。由此，课题组经过判断和梳理，明确目前餐饮服务监管和食品摊贩监管中当场处罚的适用情形和法律依据，通过制定格式化的当场处罚决定书加以固化。（1）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适用案由包括：生产经营许可条件发生变化未按照规定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反食品采购查验、记录规定；未按规定要求贮存、销售食品或者清理库存食品的；餐饮服务生产经营环境、场所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维护、清洁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违反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规定的；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的。（2）食品摊贩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适用案由包括：违反禁止生产经营食品规定的；经营条件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违反票据保留保存规定的。第三，鉴于上海市餐饮企业和划定的临时区域（点）和固定时段的食品摊贩主相对固定，经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论证，课题组慎重考虑，为避免当场收缴罚款引起执法纠纷和冲突，造成负面影响，以及考虑到尽可能确保罚缴分离原则的贯彻落实，上海市餐饮监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制度排除了当场收缴罚款的执行方式。
（五）提高行政效能，重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餐饮监管行政处罚是实施食品安全餐饮环节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再发生。由此，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当事人立即整改的情形，创造了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空间。在快速处理违法行为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对相对人的劝导教育，帮助餐饮行业行政管理相对人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机制和控制体系，真正体现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精神。同时，注重处罚过程中的说服教育，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运用好有限的行政资源，有效保障上海市百姓群众的饮食安全和生命健康利益。
（六）加强培训管理、统一认识，提高执法
简述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篇10
自2013年1月1日起，《小企业会计准则》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施行，《小企业会计制度》同时废止。制定和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是促进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我国小企业原施行的各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评述
1．行业会计制度。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财政部制定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等共十多种分行业的会计制度，分别在各行业的企业中施行，原有分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全部废止。后来又先后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后被《企业会计制度》替代）、《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在多数企业替代了行业会计制度，但部分企业仍在执行行业会计制度。
2．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改变了行业会计制度的分散状态，将各行业会计事项的共同处理原则和方法规范在同一会计制度中，并且针对各具体行业账务处理、报表列报的特点，分别制定了有补充规范性质的具体核算办法。但是，《企业会计制度》按规定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母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小企业等单位，不适用于一般小企业。
3.小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在小企业范围内执行，财政部规定在施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小企业会计制度》即行废止。
4．《企业会计准则2006》。我国一般小企业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2006》，只有下列三类小企业执行该准则：（1）股票、债券公开上市的小企业；（2）金融机构或具有金融性质的小企业；（3）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复杂，客观上给小企业究竟执行何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造成困扰。通过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明确《企业会计准则2006》和《小企业会计准则2011》分别适用于所有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统一规范了企业的会计处理。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还有其外部背景：（1）现有小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2）为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收与会计处理的差异，有必要就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的趋同，相应调整会计核算规范；（3）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金融部门认为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小企业会计准则，使小企业的财务报表能够作为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从而降低金融信贷风险；（4）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2009年制定了《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我国制定自己的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工作也是客观要求。
（二）制定、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重大意义
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是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强小企业内部管理，促进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加强小企业税收管理，促进小企业税负公平；有利于加强小企业贷款管理，防范小企业贷款风险。
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靓点和政策研读
（一）账务处理简便、务实
根据我国小企业的特点，《小企业会计准则》对小企业交易或事项的账务处理力求简便、务实。比如：（1）实物资产按照实际成本或实际成本扣除规定折旧、摊销后的价值计量（实际净值法），不采用诸如公允价值、可收回金额与成本孰低法等小企业财会人员难于掌握、小企业领导者也不愿解读的计量办法；（2）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都采用成本法，不采用相对复杂的权益法、实际利率法等核算方法；（3）应收债权损失采用按税法规定的可在税前扣除的条件直接核销的方法，不再通过先计提坏账准备再转销、补提的备抵法；（4）所得税核算统一采用应付税款法，按当年实际应交所得税确认所得税费用，不采用区分所得税费用属于往年、当年、下年的纳税影响会计法；（5）对于会计政策变更、前期差错更正统一采用未来适用法，不采用记今年账、调上年报表这类计算难度大、实际意义不太大的追溯调整法、追溯重述法；（6）《小企业会计准则》不规范合并财务报表，有母、子公司结构的企业集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2006》。
（二）贴近税收，纳税调整、纳税申报相对简单
《小企业会计准则》下，除了政府补助业务会计上与税收上处理方法差异较大外，其余业务处理基本上都采用了会计贴近税收的政策原则。比如：（1）《小企业会计准则》比较严格地适用历史成本原则，这与税收上初始计税基础的定义是一致的；（2）准则中的资产账面价值、净值，与税收上资产的“净值”概念范围一致；（3）原《小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中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时，按照投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投资成本，《小企业会计准则》改为以投出资产评估价值计量投资成本，这与税收上按公允价值计量投资的计税基础规定相一致；（4）原《小企业会计制度》下作为短期投资的股票、债券持有期间不确认收益，《小企业会计准则》下改为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或在债券计息期确认投资收益，改变后的会计处理与税法上规定一致；（5）《小企业会计准则》列举的债权损失和长期股权投资损失的确认条件，与税收上相关规定文字表述几乎完全相同；（6）《小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原则和方法，文字表述与税收规定也几乎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