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1
【关键词】苏联意识形态；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
【作者简介】王佳，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基本原理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哲学与社会发展。
一、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的背景
沙皇统治时期，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激化严重，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甚至仅在两年内，全国农民暴动就发生三百多次。俄国的封建性经济从工业革命开始后向近代工厂转变，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但俄国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是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封建势力，所以俄国农奴制依然在国内占据着主要位置。此时在自然经济条件占主导的发展下，农民的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远落后于西欧。外部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致使俄国耗费大量人财力、物力，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各种矛盾浮出表面。沙皇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于1681年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废除了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奴隶制，使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随着俄国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壮大。
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经历野蛮、反动沙皇制度的压迫下，如饥似渴的寻求着正确的革命理论。在半个世纪期间，这些先进的思想者，时刻关注着外部发生的每一种“最新思想”经过不断的努力、坚强的毅力、舍身忘我的精神和不断的失望，最终参照欧洲的经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俄国。1892年，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在伏尔加河一带宣传马克思主义，下一年在彼得堡开始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即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轰隆的炮声攻击冬宫，拉开了苏联十月革命序幕，震撼世界。十月革命是历史上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革命，它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结束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也评价“十月革命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1]。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它的领导者列宁也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建设无产阶级和国家的建设。而从此，苏联领导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思想。
二、苏联意识形态的变迁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思想形成于列宁时期，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由于诸多原因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文化专制统治同一时期也达到顶峰。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危机征兆，但是统治者所做的措施并没有防止这种危机，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到来。最终，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苏联的社会总危机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爆发，成为前苏联整解体的导火索。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及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前苏联意识形态的诸多失误最终导致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被破坏，乃至整个国家的解体。所以研究其解体原因、过程、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1.列宁苏联意识形态建立者。列宁作为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者，苏联的缔造者，也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建立者，在今后的理论创作和一切的实践活动中，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处理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来研究、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感召力，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基本内容有：一是意识形态有党性也被称为阶级。即“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国家稳定，利用意识形态中的导向，教化功能使民众承认其统治地位的合理化、合法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也应该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应该把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提高与党性提高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此意识形态工作者把应自觉担当起建设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宗旨，在报刊、书籍、文献等一切印刷品和交往形式中表现出作为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思想方式、目标和利益，使自己的一切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反对把个人事业作为赚钱和获得名利工具。反对宣传“无党性”思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原则，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做的宣传。意识形态党性理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继承与发展，也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基石，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提供理论方向，也阐明了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事业深刻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中最重要的“灌输”理论。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培养，是工人阶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认清自己的使命。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也不能在工人意识中自觉形成、建立，必须要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接受科学理论和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而工人自觉性意识，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例如：工联主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纯粹的工会运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渊源久远得多，它经过更加全面加工,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3]。既然自发工人运动易使错误思想流行，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理论。为此，必须重视在工人阶级中选出优秀知识分子接受、吸收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无产阶级斗争方式、内容以及最终目标后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承担着“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去得历史任务”。
列宁是前苏联的缔造者之一，是国家制度、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主要建设者。列宁作为一个坚定的辩证唯物论者，在强调物质的社会关系对意识形态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结合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的能动改造作用。因此，列宁提出了“意识形态党性”问题，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不存在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必须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积极的斗争。列宁提出另外一个“灌输理论”是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进行本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总结。列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者，提出的“意识形态党性”思想问题，对以后苏联的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2.斯大林主要意识形态理论――“斯大林模式”形成。列宁曾言：“报纸有时是比炸弹、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给敌人出版自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4]斯大林统治时期继承了列宁对于报刊、书籍、文献等传播媒介和教授、作家传播者的重视，建立一种多层次、较全面、严密的舆论监控、书报检查制度，以做到严格过滤“不纯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产生，并对民众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更加严密监控。斯大林借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等暴力机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批判、大整肃和“大清洗”，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相违背的思想。同时“灌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斯大林成为思想的源泉、真理的化身、理论的权威者，判断意识形态标准成为以斯大林理论为准。还有斯大林为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辩护所构造的意识形态，种种原因促使了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形成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对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标准。由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及斯大林本人的巨大影响，使得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一直被共产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对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在二战后夺取政权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注重、专制形成了其文化的一元制而不是多元、对外思想交流的封闭、国内对思想高压管制政策，使的苏联思想缺少活力、创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思想产生、发展，也与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本质要求相背离。
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者，他在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绝对的权威性、控制性导致苏联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文化专制达到顶点。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虽与“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相适应。但是，个人崇拜滋生，思想一元化、僵化性、伪科学性，阻碍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为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混乱、解体埋下诱因。
3.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意识形态相对于斯大林的高压控制时期，出现了“解冻”，也带来意识形态混乱。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变迁中起着“加速器”的作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人借批判斯大林全盘的否定苏共和苏共的历史。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严重歪曲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抵制与批驳。由于苏共工作的软弱和非斯大林化拆毁苏共执政思想基础，导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混乱。这种混乱，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产生更严重变异乃至最后意识形态崩溃。
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反马列主义、、主义思潮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潮。在主流意识文化混乱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改革与新思维”，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改革。改革宣传的意识不仅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相背离。而且坚持思想的多元化理论，错误思潮占主导地位，使共产党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消除剥削阶级及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侵蚀。
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前苏联意识形态在不断变迁中最终走向崩溃，起着“助产师”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改革在“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思想上搞多元化，军事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5]。这些做法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戈尔巴乔夫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照搬与苏联。1991年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无战争和外敌入侵下，自行解体。此后，苏联的政治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三、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1.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苏联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并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国内与国外的各种思想影响，必须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的把握舆论导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为此，要确保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手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仅要正面宣传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要对错误思想即时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反对和批判。
2.重视西方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略，同时加强国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全面开放、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信息大爆炸产生，使人们思想也出现多元化。列宁、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传播媒介、传播者、教育者进行严密控制的文化高压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当今社会的需求。但是，对各种舆论工具、传播者的导向作用，必须要重视并加以利用。例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等观念时，应充分利用其宣传作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做出贡献。列宁的“灌输”理论应用之今，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导致思想僵化、伪科学性。我们应借鉴，思想只有发生碰撞，相融合、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不断创新、社会才会更加进步。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向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学习而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革，做法更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要引以为诫的地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现存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会引起国家意识的动乱或者可能产生。
3.确立马克思在思想中的统治地位，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对精神文化的急需丰富与满足。2011年10月15-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中心思想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主义强国”。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与精神空虚都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推动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我国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精神文化体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必须要加强我国内部意识形态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主流意识文化、人民大众中的地位。借鉴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变迁的经验可知，必须要避免出现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否则性质等同于统治阶级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一样。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杨文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方法的选择》，载《理论探讨》2009年第5期。
[3]包毅：《意识形态是革命的武器―列宁意识形态观探微》，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5期。
[4]马龙闪：《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2
市委宣传部：
按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问题整改通知书》（XX号）要求及反馈问题清单，XX认真研究分析，举一反三，结合我会工作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并将继续抓好落实，力求整改取得实效。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迅速部署整改工作
收到整改通知书后，XX及时召开会议，传达文件精神，研究分析督导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深挖病根，精准发力，综合施策，集中整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整改落实工作上来。督导指出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制度不健全；二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机制不健全。经过认真讨论研究，明确要求严格落实整改要求，该建立制度的建立制度，该健全机制的健全机制，要操作性强、实用性强，切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
二、紧盯问题，立行立改责任落实
一是要求全体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落实整改工作，主动认领整改任务，切实推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存在问题的解决，并举一反三推动同类问题的解决。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逐一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整改时限，细化具体整改措施。要求有什么责任，就要落实什么责任，紧扣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加强对各部室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整改力度，不回避立行立改，不敷衍改出成效。
二是要求对《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自治区《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以及全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文件进行再学习，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识。进一步修订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确立了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目标管理“三个纳入”的工作机制。明确了XX领导班子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党支部书记、XX主席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各部室履行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责任。明确领导干部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领导干部年度目标考核。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侨联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内容，与侨联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三是认真研究制定《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制度》及《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方案》。《分析研判制度》确立XX分析研判机构，明确每年分析研判时间、次数，提出分析研判重点内容，要求定期通报结果。《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方案》建立了XX网络评论监督小组，加强对微信工作群“XX工作交流平台”进行日常监管和安全防护，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求网络评论监督小组成员日常积极组织、引导群成员经常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积极引导全市侨联干部、侨务工作者及广大归侨侨眷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三、深入推进，务求整改取得实效
一是理清思路，狠抓落实。以此次整改落实工作为契机，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规定，继续加强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调查研究，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实际问题。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以学习成效带动XX工作健康开展。
二是管好阵地，积极把握舆论导向。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监督检查范围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提高政治站位。严格管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积极做好涉及我会职能工作的舆论引导，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按照《分析研判制度》经常性地分析研判我市归侨侨眷意识形态领域情况，要求机关人员要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归侨侨眷来访，密切观察社情民意中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坚持深入社区侨联工作常态化，广泛联系归侨侨眷，积极引导各级侨联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为侨服务活动，不断夯实侨联基层组织，发挥阵地辐射作用，凝聚侨心，维护侨界稳定。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3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高等院校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是培植大学生深厚爱国主义情感的孵化器，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沿阵地。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必须学会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大学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具有信息辨别力的思维方式，要能够理性判断并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国际未来发展的趋势。由于处于当下信息实时更新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现阶段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教育方式单一化“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的网络环境使得网络空间的各类信息快速传播，不论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件，还是随意捏造的歪曲谣言，都会迅速地在大学生群体中引发关注，大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复杂而又多元化，使得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然而在传统教育中，高校教师拥有巨大的权威性，对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主要来源于正面的理论灌输，相较于“互联网+”背景下时时可得的海量信息资源，五彩缤纷的视听信息，传统教育习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却使大学生深感枯燥乏味，在心理上产生厌倦感，单一的灌输教育法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入大学生的头脑，甚至还有可能让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抵触理论灌输。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单一性，极大地影响着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工作。
2.教育环境复杂化“互联网+”时代，网络环境使得大学生更加偏好于通过各种智能化的信息手段来获取并传播各类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世界多元化了当代大学生与世界各地各类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途径，地理观念下的国家界线也越来越模糊，根据兴趣爱好或者思想的一致性，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团体活动，不分国家与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呈现出理想化的存在。然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却乘机利用他们国家自身的发展优势及其在网络世界中的舆论主导权，大肆公开或隐蔽地兜售传播各种所谓普世价值的歪理邪说，宣扬无主权的民主，宣扬绝对的人权与绝对的自由，居心险恶者刻意捏造或者故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现实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煽动大学生从思想上与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分化，并恶意夸大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大肆抨击，煽动大学生，歪曲舆论导向，企图扰乱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进而颠覆我国大学生主体价值观，这些新的复杂局面使得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变得更加复杂而严峻。
3.教育监管机制亟待完善当前对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教育的监管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随之而来的自媒体蓬勃发展，大学生从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快速增强，他们的信息传播也变得更快，尤其对突发事件的传播，甚至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地添加各种素材以使信息变得更加夺人眼球，从而造成信息的歪曲性传播。因此，大学生的某种顺手的传播行为，为不良信息的传播及隐藏提供了有利条件，甚至导致野蛮暴风式传播。面对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信息，大学生难以及时进行正确判断，而我们的监管机制仅限于建立班级群或者关注学生的异常行为，根本无法约束或者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行为，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冲击当代大学生已经建立的正确价值观，严重地威胁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
1.扩展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时空性针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传统的教育手段中主要是由从事思政工作的专业人员在课堂，通过面对面的理论灌输方式来进行的，或者是开展主题鲜明的教学活动，围绕固定而有限的信息来开展的，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呈现明显的单向度信息输入。进入“互联网+”时代，各种教育信息资源和教学方式呈现爆炸式信息输出：课堂上的头脑风暴、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及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课后大学生还能够借助智能终端随时享受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便利，这都有意或无意地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大学生的头脑之中。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活动打破了时空限制，不受课堂场地的影响和限制，为大学生实时共享信息或者接受在线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大学生通过各种终端设备共享丰富的满含“正能量”的图像视听资源，而这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突发事件，大学生通过与教师的实时互动，可以有效抵制不良言论及思想对他们的侵蚀，从而自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2.提升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效性“互联网+”时代，高校愈发迫切改进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方式。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主要取决于高校思政课堂的教学，教育教学的内容主要是由专家精准概括的意识形态的纯粹理论，由高校教师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讲授和解读，教材以外知识内容则比较少，这种传统且枯燥的灌输教育方式极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产生负效应。而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可以通过网络使大学生快速获取信息，同时实现学习资源的交流共享，还可以实现实时互动，使教育主客体间的交流与学习更加便捷，也可以引导大学生对各类信息加以分享或评论，使他们经过探讨比对后得出正确的思想观点，这种共享共建的学习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3.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三方”合力要全面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高校、社会及家庭三方具有不可推卸责任，“三方”一定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合力做好相关工作。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借助“互联网+”，可以使高校、社会、家庭彼此之间的教育合力达到最大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提升学校教育的效率，通过新媒体平台有选择地将意识形态教育素材融入大学生各阶段的学习过程，大学生家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推送或者登录相关的app软件实时了解并掌握大学生在校的各类动态，高校与家庭的双重监管可以及时引导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持续巩固和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与此同时，社会上相关的职能机构通过“互联网+”积极推动并履行社会教育义务，负责任地配合高校、家庭来全面监督大学生的日常言行，以正能量传播为主要依托，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确保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对策
1.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互联网+”时代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只有不断革新教育手段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适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发展要求。第一，拓宽高校思政课堂。思政教师应积极探索构建“互联网+思政课”模式，打造思政“金课”，把思政课建设成为大学生最喜爱的课程之一。通过“翻转课堂”创新教育方式和建立教学平台，鼓励大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教师及时引导，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课堂阵地。同时大力推广意识形态教育的线上线下互动、线上正能量资源的共享、热点事件的共同探析，从而进一步落实思政教学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效用。第二，创建校园特色文化。把“红色文化”引进校园，“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校党委或团委可以积极组织“革命英雄”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全面激发大学生的英雄情结，形成崇尚英雄、热爱英雄的浓厚爱国氛围，调动起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激情。努力创建优秀的校园特色文化，要拓宽“红色”文化阵地，也要拓宽优秀的革命文化，实现现实与网络世界同接触，用奋发向上的各类事迹鼓舞大学生，从而巩固意识形态的教育成果。第三，大力推动社团宣传的影响力。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社团组织活动紧紧相连，通过公益社团的帮扶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友爱精神，组织大学生团体走访老红军，使大学生切身感受到革命先辈舍身为国的高尚情操，与此同时可以将各项活动的过程进行视频直播，或者制成微视频上传至网络与大学生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大学生可以实时互动探讨，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新发展，从而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提升师生意识形态安全素养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地，强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大学生中的渗透力与感染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网络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全面增强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素养。尤其是面对地区热点冲突事件，教师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客观分析，有效干预和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某些暴力事件，时刻爱护国家，维护祖国利益。要让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站好队，教师首先就要以身作则，坚决不传谣、不盲从。因此，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要紧扣立德树人这一环节，把思政工作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在大学生关注网络舆情信息、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与大学生的信息沟通，以创新的思维打造爱国主义主旋律。通过高校线上线下教育方式的实施，做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使大学生能够以理性的觉悟、端正的立场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师生“互联网+”思政工作新环境下的独特教育功能，正确运用多姿多彩的信息化资源，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大学生忠诚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大学生群体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践行者。
3.整合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资源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为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带来的复杂环境，就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的通力合作。首先，政府要推送正确的舆论信息。政府应主动占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制高点，加强监督管理工作，有效发挥各类红色平台及网络信息主体“推送人”的作用，紧紧掌握大学生获取正确舆论的引导权。其次，高校要不断创新校园文化。“互联网+”时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一现实问题，因而需要积极拓宽互联网环境下思想信息交流的渠道，全面整合丰富的校园文化资源，牢牢地把握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向。最后，社会要营造正面的传播环境。社会在烘托营造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应始终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把握主动脉唱好主旋律，依托各类智能终端，通过媒体推送为大学生营造积极的信息传播环境，正面解答大学生存在的思想困惑，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去引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4
自20世纪中期“冷战”爆发以来，国家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个制度“阵营型”外交活动的政治灵魂。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对苏联实施意识形态外交，意识形态侵略也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大失败”，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不战而胜”，所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苏联解体后，以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随即将意识形态外交的触角伸向了中亚独联体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中国自然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手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演变。
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其实、它也同时是向世界各地“输出”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美国的这种政治理念对本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增添了美国国民自身极强的政治自豪感、优越感和尊贵感，但另一方面也使所谓自由与民主的势力触角深入到了本国以外，在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同时，也成为自由与民主的悖论者。21世纪初，在中亚多国先后爆发了。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成功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成立了新的政府：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由于亚努科维奇在选举中舞弊激起大量民众示威游行，他的对手维克托・尤先科最后掌握了政权；200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中，总统阿斯卡・阿卡耶夫及其政府。有大量证据显示，中亚爆发的一系列背后，美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苏联刚解体，美国便启动了“支持新生独立国家”计划，动用一切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营造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树立民主榜样”，要把独联体各国打造成“新型民主国家”。美国通过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等政府或非政府性质的基金会，向这些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利用当地报社、电视台等媒体，急切地将美国“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输出。表面上是美国在帮助后社会主义国家由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但实际上是美国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培植亲美势力，企图在战略上孤立俄罗斯，“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这便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开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调整了意识形态外交的手段，开始利用经济贸易或者跨国企业的经营为手段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扩张，在实施经济霸权的同时达到实施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目的。例如，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交往的扩大，传播其价值观念，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借助于知识产权贸易的增加，直接扩大美国和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影响；利用货物贸易范围的扩大，带动美国和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通过服务贸易的广阔开展，多途径地传播西方生活方式；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使一些人逐步接受西方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还有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贸易中附加政治条件：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提出“人权”、民主方面的要求；通过经济制裁，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使一些国家的改革按照西方的意图进行：利用援助和贸易，培植亲西方势力。
最近几年，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也已经成熟，并逐渐走向大众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信息是一种资源，对这种资源占有得越多，就越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载体，信息的传播也是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和效果也不断提高。所以，利用信息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手段。而互联网上信息相对自由的流通与传播，使之成为美国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有效途径。并且，因为互联网自身的一些特性，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网络传播使美国意识形态传播更加突出民主化。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输自身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本国文化及政治思想的过程。网络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意识形态扩张的强制性，使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了一种民主化的色彩。网络结构的无等级观念，保证了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在信息社会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而网络中无主体自由的格局，使得网民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相对自由地传播自己的观点甚至政治思想，而客体也可以在网络中自由地接触来自各个主体所传播的思想。
其次，网络传播使得美国意识形态传播更加高效化。网络传播体系是十分敏感的，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微小举动，都能在互联网上有所反映，并迅速波及现实世界中的任何角落，从而对现实的外交活动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速度快、共享性强、覆盖面广，网络凭借其极快的传播速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某个国家的新政策、新理论、新思潮传播给受众，而其他国家的网民可以迅速并随时了解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这便大大提高了传播速度。另外，由于网络传播速度的加快、信息和受众数量的增加，必然会间
接提高传播的效果。而网络开放灵活的管理体制以及高效运行的传播机制，也为提高美国意识形态传播效率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最后，网络传播使美国意识形态传播更具整体性效应。网络是一个体系，它具有整体性、协同性的属性。网络内各个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把众多的社会领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特性。在非网络条件下，由于传播主体在不同的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彼此之间在传播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难以联系和配合，容易导致传播能力分散、减弱甚至抵消。而在今天的网络传播条件下，可以做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这样。美国以及一些西方传播机构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就可以实现政府、团体、公司、个人多种力量便利地交流信息、沟通情况、配合联动，从而使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一种综合性效应。因此，网络技术的这种关联性，也大大提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整体性效应。
网络条件下，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对其意识形态外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互联网上实施的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扩张也开始呈现出强势化的特点，对其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信息方面，网上的信息传播是非常不对称的，信息的流向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文化信息也开始整合移入，从而使其他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压抑和影响。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从而掌握了信息的控制权，促进了其信息霸权的实施。而这一现实强化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使文化全球化、意识形态全球化实际上成为西方化，国家惯例也将变为西方规则。像中国这些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受经济技术方面弱势的影响，将难以抵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击。
因此，我们在清楚地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方法的同时。还要看清美国利用各项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上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断侵入，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部完整的意识形态安全应对战略，合理地对抗美国网络意识形态侵略，有效地避免走向意识形态危机的局面。
首先，要加强我国内部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只是逻辑上的或纯理论上的，而是在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中得到证明的，而且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由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而形成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都是这一理论品格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并不代表要绝对地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包容和整合也十分重要。此外，还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不断推出新的整合方式，才能不断完善其社会功能，并增强其控制力。
其次，要增强国家的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在《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一文中指出，“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是该民族文化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它主要表现为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精神风貌”。民族凝聚力能够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文化和政治认同；它能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民族思想文化的进步；它能抵御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强权的侵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由此可见，民族凝聚力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和不利影响的今天，提升民族凝聚力刻不容缓。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5
一、新闻宣传战线的主管领导思想“僵化”导致了新闻宣传工作死气沉沉
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和特殊原因，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现象比较突出，以思想“僵化”强硬著称的苏联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是一个代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其中很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明显。虽然形式上一直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管理宣传思想的干部经常受到管理经济工作和干部工作领导的蔑视。社会思潮中对物质社会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苏共和全社会对宣传思想和理论工作的重视和思想引导，导致了社会上排斥理想信念思潮的出现，不少新闻工作者乃至新闻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都感到信仰迷失、思想混乱。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也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而苏共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权集团及其追随者主动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一个缺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从意识形态上对苏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赫鲁晓夫尝试进行所谓“新闻改革”，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但让赫鲁晓夫没想到的是，一批“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借攻击批评斯大林之机攻击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不久之后迫于党内压力又重新加强了新闻管制。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害怕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苏共又摈弃了赫鲁晓夫的思想和做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倒退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将“斯大林模式”凝固化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又影响了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使得苏联的新闻事业和舆论环境又恢复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僵化”景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这也说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极不满意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也没有找到适合此项工作的人选。勃列日涅夫本人思想僵化，其内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各大新闻媒体长篇累牍地宣传，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以讥讽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没有成效的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和社会的信仰危机，使得苏联社会在苏共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和对新闻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新闻宣传的“僵化”模式，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最终为苏共对意识形态的失控埋下了祸根。
二、新闻宣传战线的主管领导全面“西化”导致了控制权丧失和意识形态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主管新闻宣传战线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均以“西化”闻名。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具有博士学位的盖达尔崇尚资本主义制度，他和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盖达尔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被称为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后发现，盖达尔们接受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对整个新闻宣传战线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然而他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主义分子。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掌管苏共新闻宣传战线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会是怎样一个混乱的局面。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头几年，雅科夫列夫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在掌握了新闻宣传战线乃至整个苏共意识形态大权后，雅科夫列夫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
主管苏共新闻宣传战线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全面“西化”，不仅使得坚持真理的人声音变弱，而且不少人还被孤立起来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更多的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典型例子就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在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这封信引发的风波。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封信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的“改革派”更是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曾留学美国的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此后，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
三、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被撤换导致苏共新闻宣传战线领导权全面失落
为进一步掌控整个苏共的新闻宣传战线，雅科夫列夫还安排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使这些媒体成为他可以自由使唤的主义的急先锋。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这样的刊物包括：《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这标志着苏共新闻宣传战线领导权全面失落。此后，这些在全苏很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为苏共、苏联解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文献中这样描述：“大众传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给了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手中。他们使用心理战的方法，向群众灌输大量恶意中伤苏联及其历史的信息，对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势力听之任之。”再加上西方国家积极扶持反马克思主义、主义者控制各种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这些本来应该是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成为苏共的反对党，以致反苏、、主义的宣传在全社会大肆泛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加速了苏共亡党的进程。
面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肆无忌惮的攻击，苏共一些领导人也曾感到事态严重，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党和国家的形势，对、主义的思潮予以反击。而雅科夫列夫却说：“值得这样吗……改革正在正常地进行着。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不要这样不安。”由于雅科夫列夫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主要媒体也只能主动或被迫按照其意志去做，这时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继续成为媒体的主要任务。白俄罗斯共产党对此的评价一针见血：“落入诽谤和挑拨者手中的大众传媒工具，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大肆污蔑，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及联盟国家的力量开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实现了反革命的国家”。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更是原形毕露，不仅在1991年8月6日宣布退出苏共，而且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对苏共。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也再次暴露出了其本来面目，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四、戈尔巴乔夫支持新闻改革和“新闻自由”导致反苏、、主义宣传肆意泛滥
1986年3月，在戈尔巴乔夫掀起的“重评斯大林”运动中，他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在官方鼓励下，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使苏联新闻体制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闻出版法》规定，舆论从此不受检查，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各种组织和私人均有权办报，并扩大办报人的自。这实际上纵容了反对派报纸的大泛滥，不但没有改变新闻界的无序状态，反而使其混乱局面有增无减，以《真理报》为基石的苏联社会主义党报体系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直走下坡路并一蹶不振。
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鄙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忠于社会主义者变成少数，并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因此，西方势力一直在想尽办法通过支持苏联传媒和自己掌控的传媒，对社会主义苏联展开全面的进攻。为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分别建立起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面对这种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积极进行应对，反而为虎作伥，不仅在1987年1月指示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使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而喻。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五、更多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对立面导致党员和群众思想日益混乱和迷茫
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闻改革宣布“新闻自由”，《真理报》为代表的苏共党报在市场上面对以揭露所谓“苏共丑闻”、批判列宁和斯大林等苏共领袖所谓“罪行”为主要噱头吸引读者的竞争对手时越来越没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多媒体甚至一些党报党刊也迅速掀起了一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狂潮。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主义者控制的新闻媒体在“重评斯大林”运动中更是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再加上右翼势力乘机推波助澜，苏共的新闻宣传战线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步步深入直至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领导人的浪潮，苏共党员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面对媒体上这些颠倒黑白的文章，当苏联人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时，苏联人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坍塌了。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有29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苏共失去了信心。
这时的苏联，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其中几位年轻记者创办的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就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了人民代表选举。苏共的反对派更是抓住竞选活动这个难得的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的声音传遍全国。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苏共反对派的重要舞台。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因此，可以说是苏共对媒体的失控导致、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共亡党的步伐。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6
当仔细审视和剖析生态建设时,将发现和面临一系列为什么:①为什么许多群众对生态建设兴趣不大、较少投身于生态建设,社会团体和国外企业更少介入生态建设;②为什么许多群众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前功尽弃;③为什么生态建设规模小且分散,不集中成片,难以产生生态效益,更难产生经济效益;④为什么从事生态建设的公司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缺乏活力和效率,而且不少生态建设公司企业生存期不超过5~6年,便消失了.这些“为什么”的结果都是生态经营不善.而生态经营不善导致了我国生态建设效率低下,举步维艰,制约可持续发展.
2导致生态经营不善的重要原因
导致生态经营不善的重要原因:第一是生态经营管理学未建立,生态经营管理学以一般经营管理为基础和指导,针对生态建设规律和对象而形成的一门学问.而广大农村则缺乏经营意识、生态经营管理意识和技能;第二是政府-公众(农民)-企业的“权、责、利”未很好界定,职责不清,关系不顺,摩擦冲突不断,互相推诿塞责,社会合力无法形成,社会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政府-公众-企业缺乏有效协作,制约着生态建设的顺利展开.
3基于政府-公众(农民)-企业的生态经营管理内涵和意义(价值)
仅有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生态建设活动对广大群众缺少吸引力.如果有经济效益且效益可观,能够满足多种需求的生态建设活动,才能吸引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生态建设活动中去.因此,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将生态建设活动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来吸引广大群众.生态效益转为经济效益的转换速度、转换数量、转换成本、转换难易等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实现的速度和数量,直接影响到广大生态建设者的热情、积极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而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生态经营活动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生态经营管理对可持续发展影响极大.尤其在贫困落后地区生态效益能否及时转换为经济效益,意味着能否“脱贫致富,奔小康”.贫困落后地区普遍缺少生态经营意识和能力,很难将生态效益转换为经济效益,从而严重地制约着贫困落后地区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生态经营管理学,培育广大生态建设者生态经营意识能力、营造生态经营的文化氛围,是促进贫困落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生态经营能力是政府、企业、公众(农民)顺利开展生态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4.1政府生态经营职能和生态经营能力素质构成政府应转变职能,面向市场.对政府的角色、功能、方式、手段、机制合理界定和审视,改革工作方式转向宏观调控,将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处理,集中力量搞生态建设.政府应加大生态建设投入,扩大生态建设资金存量和流量,建立生态建设的投资融资机制和完善生态建设金融服务体系,方便融资.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提供配套服务,激发和吸引民间资本投向生态建设领域,盘活社会闲置资源和资金,建立经济援助机制和补偿机制,对生态建设者予以优惠和补贴,使生态建设活动变成有利可图的社会性投资活动,吸引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建设.政府应加快生态建设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生态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环境的建设,为生态建设活动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氛围.政府应直接投资,兴建大批生态工程,为生态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如信息、交通、能源等,为增强生态建设能力提供支持保障条件.
4.2公众(农民)生态经营和生态经营能力素质构成城市公民和农村农民行为生态化和生态经营化是生态经营管理的基础和社会背景.公众生态经营能力高低决定生态产品、服务需求数量和市场规模,影响生态产品、服务转换为经济效益、收回投资的难易程度和速度.城市居民应形成绿色消费和绿色环境行为: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分类回收、循环再生;珍爱生灵,不猎杀动物,保护物种;形成生态投资意识,为生态建设捐款;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等.农民应走产业化和企业化的生态建设道路,扩大经营规模,将经营规模上升到农户型企业,提高经营艺术,获取集约规模经营效益.农民应熟悉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熟练地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及时地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渠道,应用各种融资工具,获取资金.农民还应学会与各种行业协会、中间服务组织接触交往,获取信息、技术、管理、营销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广大农民生态建设者应联合协作,形成各种类型生态建设组织,例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经营组织,有利于在强烈市场竞争中获利,有利于解决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中的难题,尤其是单个农户无法解决的困难.
4.3企业公司生态经营职能和生态经营素质构成企业参与生态建设,具有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既能降低经营成本,又能获取规模经营效益.因能获取可观的利润,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生态建设,成为生态建设重要主体.企业能否获取可观利润关键取决于生态经营能力.企业生态经营能力是由众多能力和素质构成的.(1)融资能力:资金短缺是永恒的经营问题,资金和资源缺少了,不融资,整个生产过程就停顿或者无法开工生产.融资能力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企业必须能够随时随地通过融资,解决资金周转困难.(2)市场分析能力:在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中,预测中长期消费动态、市场需求,这是决定能否科学决策,投资能否及时回收的是关键.(3)建设能力:技术含量、劳动技能熟练程度、生产工艺设备的先进水平决定生态建设初期的成功率,例如植树造林的初期,就要求极高技术含量.(4)运营管理能力:生态建设中、后期运营管理是主要任务,运营管理时间长,矛盾易滋生积累,摩擦冲突会不断发生,同时运营成本高昂则无疑令企业难以承受.因而,保证企业稳定,降低运营成本需要经营艺术和技巧,否则,将陷于经营不善而失败.(5)市场营销能力:生态建设中后期的主要任务是生态产品加工和销售,必须及时销售收回成本,进行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必须建立营销网络和营销队伍,掌握各种营销方式,强化营销的各种活动.
5政府-公众(农民)-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
政府、企业、公众不仅自身行为、功能生态化,而且要建成生态经营联合体,联合建设,扩大生态经营规模.生态经营联合体既有协同作用,又有制约作用.
5.1政府-公众生态经营联合体政府-公众生态经营联合体是政府-公众(农民)-企业生态联合体中基础性的联合体.目前,我国生态建设模式基本以政府-公众(农民)联合体为主.
5.1.1政府-公众(农民)生态经营联合体的协作关系
政府应要求在各类学校长期不懈地开展生态经营管理教育,并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普及生态经营管理知识,营造生态经营文明,增强广大群众生态经营管理意识.采取各种措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尤其是要建立市场信息收集传递网络和风险防范机制,帮助广大生态建设者适应和把握市场需求变化.#p#分页标题#e#
5.1.2政府-公众(农民)生态经营联合体的制衡关系
广大群众应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监督政府行政管理,检举和制止政府在投资、建设、运营等环节的各种失范行为.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打击各种破坏生态建设行为.
5.2政府-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与协作关系
政府越来越多地引导企业参与生态建设,并联合企业,共同建设,形成政府-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政府应明确产权制度,明确“责、权、利”,防止政企不分,权限不清,责任不明,减少政府职能交叉,过多干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使企业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运作主体.政府应制订保证投资者盈利回报的收费政策及相应法律框架,引导企业投资生态建设的基础公共设施.还应积极地联合企业共同投资生态建设中公共设施的建设,联合协作方式多种多样,其中Boi投资-建设-移交最为常见.
5.3政府-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的制衡关系
企业应提高法制意识,监督政府管理行为,及时揭发和制止各种失范行为;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5.4公众(农民)-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的协作与制衡关系
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公众(农民)联合,形成各种类型的生态建设组织,常见生态建议组织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服务组织+农户”等.以公司为核心的生态经营联合体将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衔接为一体,形成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的组织机制,通过组织边界的扩张,借助于组织对市场的替代,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部交易,从而解决广大农户进市场难、风险大的问题.生态经营联合体不仅能有效解决销售难问题,而且有利于组织开展生态建设活动,进行规模化生产,例如:浙江省、广东省的生态经营联合体中不同成员,可以将投工投劳或投生产资料、劳动工具折算为入股资本,获得分红,有效地将各种资源、资金积聚和集中,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公众-企业生态经营联合体制衡关系主要任务是防止各种侵权行为和各种损害对方利益,例如,撕毁订单、合同、契约等各种侵权行为.
6政府-企业-公众(农民)生态经营统一体
政府-公众(农民)-企业在联合建设中,三者逐步磨合,逐步融合为一个生态经营统一体,三者协同效应开始发挥,生态建设规模开始迅速扩展.根据磨合状态和协同程度,政府-公众(农民)-企业生态经营统一体可分为非均衡、低效的生态经营统一体和均衡高效的生态经营统一体.
6.1非均衡、低效的生态经营统一体
非均衡、低效的生态经营统一体存在许多缺陷,主要有限制合力形成和资源优化配置等,作用不对称和关系连接不协调等限制因素.
6.1.1作用不对称的系统制约效应
以*表示作用重心,那么政府-企业-公众作用的重心几何分布和概率为:①政府*-公众-企业、政府-公众*-企业、政府-公众-企业*;②政府*-公众*-企业、政府*-公众-企业*、政府-公众*-企业*,相互作用不对称,使生态经营统一体不同成员的作用,畸强畸弱,未进入力量均衡的最优化状态,妨碍系统协同倍增效应的发挥.
6.1.2关系连接不协调的系统制约效应
以政府*公众企业的连接关系为例说明关系连接不协调的制约效应,在这种连结中,公众与企业未形成联合体,合力未形成,资源未共享,优势未互补,生态经营统一体的经营效率低下.生态经营统一体关系连接不协调,连接上存在破缺,不可避免地引起摩擦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力量、资源、智慧逸散的缺口.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7
二、正确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坚定
、、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我们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以hjt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求真务实、为民爱民的作风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思想成为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宣传思想工作导向正确、基调鲜明、把握平稳、扎实深入，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敌对势力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里应外合，同流合污，加紧对我渗透。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鼓吹西方的司法制度，攻击我国宪法和司法制度;鼓吹西方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贬损党的方针政策，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抓住我们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局部问题加以抹黑，夸大为全局性问题，进而否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其实质和要害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从传播途径上看，敌对势力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和境外网站进行传播，在境内一些小的网站、网页和个别把关不严的小报小刊、出版物上也有反映。二是从策略上看，主要是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恶意炒作，造谣污蔑，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三是从手法上看，主要是利用网络、内外勾结、借题发挥、重点攻击。四是从主要理论根源看，主要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在政治上宣扬用多党制、三权分立，在经济上宣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价值观念上宣扬用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新闻舆论上宣扬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社会公器”。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由于中央高度重视，措施果断得力，没有影响到社会思想的主流和舆论的主调，没有妨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我们一定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麻痹大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再次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敌对势力有代言人物，有明确观点，或幕后组织，或“公开叫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基本制度，指向我们的党和政权，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结合我市的实际，我们也应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市委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今年以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听取宣传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对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全市上下风正气顺心齐，团结和谐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全国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我市来看反映不是很突出，但也存在一些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比如，在新闻界公开鼓吹新闻自由的情况没有发现，但有的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对党委宣传部门加强新闻舆论管理的制度措施有反感和抵触情绪。在阵地和传播渠道的管理上，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互联网管理方面，管理职责不清、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总体是好的，但商业网站、企业网站的管理还不到位，非经营性网站的管理基本上是空白，有些没有资质的无证网站、个人网站随意新闻，即时聊天、群发电子邮件，网站备案、内容管理亟待加强。民间组织特别是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有些组织逃避审批和监管。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社科类学术活动日趋活跃，也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尤其是高校、企业举办的这类活动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手机短信虽然较好地控制了群发信息，但对于“点对点”式的信息发送，从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上都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控制了境外节目的落地，但网络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网吧、电子游戏厅的管理还不尽如人意，全市还有相当一部分无证经营的网吧。一些不法图书经营业户暗中销售非法出版物，尤其是一些影响很坏的政治类书籍也时有出现。
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正确认识，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麻痹松懈、掉以轻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我们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抓紧对本地本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专门部署，把中央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三、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
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围绕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八个力”上下功夫。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理论的说服力;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舆论的引导力;加快文化事业建设，增强文化的感染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改进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撑力;以宣传泰山带动宣传泰安，增强对外宣传的影响力；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决策，增强舆情信息调研的预警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要突出抓好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省委宣传部正在代省委起革《关于认真贯彻中办发(2004)2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科类的报告会和研讨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文化市场等管理办法。市委宣传部也将参照省里的做法进行专门部署。各有关单位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对本部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进行一次集中、系统的研究部署。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阵地的管理。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加强对各类报刊特别是小报小刊的管理,加强对电视和电台谈话类节目、现场直播节目、热线电话类节目、互动式文娱节目的审查和监管。要落实管理责任制，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把好关、把好度、负总责，重要稿件亲自审定，重要问题请示报告，层层把关各负其责。要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编辑、记者、主持人一律要经过培训、考试，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加强对政治性、敏感性新闻报道的事前审读。坚持新闻出版阅评制度，加强对报纸、刊物、节目的日常监督，严格执行违纪违规警告制度。清理整顿私自接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严禁擅自安装和违规销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对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要迅速予以严肃查处。
2、加强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管理。目前我市上网用户呈快速上升趋势，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要利用当前的有利契机，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专项内容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形成互联互通、严密高效的依法管理网络。宣传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互联网工作的宏观协调和指导责任，扶持重点新闻网站，激活、用好政府网站，引导有影响的商业网站、企业网站，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占领网上宣传阵地。政府新闻办公室、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都是重要的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要明确责任，搞好协调配合，加强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登载新闻的管理。加强对网络文艺作品、网络广播电视节目、网上出版发行的前置审批和监督管理。要加强网上论坛的监管力度，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有意识建立网上评论队伍，及时有效地引导社会热点问题，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要加强对手机短信的管理，抓好市场准入、资质审批、服务接入等关键环节，有效防止有害信息的扩散传播。
3、加强社会科学社团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要全面加强对社科研究机构和社科类群众学术团体的管理，凡是带有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的社团，都由宣传部通过社科联进行管理。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实行民政部门和社科联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由市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登记，市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前置审批和业务管理。
4、加强社科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管理。要坚持控制发展、从严管理的方针，原则上不批新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要加强和改进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年检工作，全面检查其业务活动、组织机构、人员聘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等，使其规范有序地开展活动。对年检不合格的，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发现有传播违宪观点和非法活动的，要依法撤销登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其他单位要对本单位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的人员加强管理。要严格落实审批制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经单位党组织批准。举办全市性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经单位党组织批准后报市委宣传部审批。要落实内容审查制度。各单位党组织在审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时，必须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并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错误观点，主办单位要及时制上，并消除影响。要严肃新闻报道纪律，新闻单位报道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征得主办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并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对于未经批准召开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新闻单位一律不作报道。
5、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整治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严厉打击黑网吧，提高网络文化市场准入条件，鼓励连锁经营，让规模化、主题化、品牌化的网吧逐步占据主流市场。要加强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市场管理，彻底清除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要建立快速反应预警和监控机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6、加强驻泰大中专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把做好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要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这三支队伍为重点，加强高校师资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强调课堂教学纪律，对一些专家学者讲课、发表言论要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对高校讲座、沙龙、学术报告会、研讨会、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学校出版社，要正确引导，严格管理。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民办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7、加强舆情信息工作。中央十分重视舆情信息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宣传文化单位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责任部门，要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群众所思所想和社会思潮。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强化措施，舆情信息工作从无到有，全年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但县市区还不够平衡。新时期，中央、省市委对这项工作之所以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舆情信息已经成为上级了解民意、提供决策参考的重要参考之一。要认真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舆情信息工作的意见》精神，扩大网络覆盖面，建立经常性的舆情分析制度，把舆情分析与舆情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舆情风险做出科学预测，提高引导意识形态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坚持守土有责，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要切实加强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意识形态是全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切实担负起对本地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加强思想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定期听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汇报，研究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安排部署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加强管理、行业自律、微观主体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按照“三个体系”要求，把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的各项任务加以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工作重点、保障措施、完成时限和考核标准，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奖惩。
要坚持守土有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负起把关责任，负起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责任。要看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媒体，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所属互联网站和各种媒体成为传播有益信息的渠道，所属学校、社科研究单位成为宣传科学理论的重要阵地。要及时发现和主动处理问题，不互相推诿，不把矛盾上交。市委宣传部作为市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及时向各部门通报情况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要正确掌握原则和政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既敏感又复杂，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如果判断不准、处置不当，就会影响大局。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头脑清醒、冷静观察、掌握动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慎重处理”的方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又不人为炒作、授人以柄。要坚持原则，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要旗帜鲜明、敢抓敢管，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和抵制，决不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要掌握政策，注意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多做工作，积极引导;对学术问题，要提倡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8
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正式确立其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已经逐渐跳出一个行业的范畴，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新引擎。
响应总理号召，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全国各大智库中率先出版“互联网”智库系列图书，本文摘选自全国首部详解“互联网+”理论框架的实践著作——《互联网+：跨界与融合》(100ec.cn/zt/kjyrh)。据目前全国新华书店、机场中信书店，天猫、京东、当当、亚马逊中国、苏宁易购、淘宝、微店、拍拍各大o2o渠道全线热销中，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本书作者团队汇聚了国内一线互联网+领域权威专家，包括主任曹磊、易观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长陈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互联网金融专家郭勤贵律师、传统企业转型专家卢彦联合编著，堪称“豪华”，本书是首部真正意义上讲解从“互联网+”的理论与框架到产业、企业实践的专著。以下是本书抢先试读：
知识社会的来临、无所不在的网络与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共同驱动了无所不在的创新。“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传统行业了，更会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推动了创新2.0时代的智慧城市新形态，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互联网+”是对创新2.0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高度概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创新2.0，而创新2.0又反过来作用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重塑了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的互动与演进推动了“互联网+”的浮现。互联网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入应用带来的创新形态演变，本身也在演变变化并与行业新形态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如同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以及FabLab及创客为代表的个人设计、个人制造、群体创造。可以说”互联网+”是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的提出也引发创新2.0研究群的热议。“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涵盖了当下创新2.0研究与发展中的新工业革命(工业4.0、第三次工业革命)、开放开源、众包众筹、创客浪潮、智慧城市等一系列热点趋势。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常态”下实现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也将紧跟”互联网+”演进和发展的脉动，并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
“互联网+”提出的背景与思路，有点类似美国的工业互联网理念。“互联网+”是希望用国内相对优质与国际领先的互联网力量去加速国内相对落后的制造业的效率、品质、创新、合作与营销能力的升级，以信息流带动物质流，也会与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相结合，推展整体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创新2.0是推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强大引擎，要将当前在中国大地正在掀起的创客的创新创业大潮引导其使用互联网及创新2.0这个利器，以期完成中国当前新常态的经济转型和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也为“互联网+”时代为全面发展信息经济做好开局。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威客等社交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工业生产、管理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android这种开源开放的创新模式已远远超过原有的封闭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力。一个以用户为中心、面向服务，注重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大众创新的以”互联网+”为大背景的创新2.0时代已经全面到来，激发了各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从科学创新2.0来说，我们应看到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推动在智能测控、机器人、新型传感器、3D打印等领域的创新，推动产业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从技术创新2.0来说，应借鉴工业4.0采用“虚拟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和物理化的智能制造技术的融合”，利用新一代信息应用技术，让工业生产过程更加灵活，实现产品独特的可识别性、个性化产品定制。从管理创新2.0来说，应注重管理、机制、制度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重视配套体系、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让中小企业也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
立足创新2.0时代，我国必须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把握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趋势，借鉴德国推进工业4.0的经验推动我国从“全球制造大国”向“全球智造强国”的转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张楠副教授及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宋刚博士结合创新2.0研究社群的讨论以及本栏目去年的相关内容，就2015年创新2.0十大研究热点进行展望和点评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用户参与的下一代创新(创新2.0)演进。创新2.0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创新2.0的交互与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产业、政府、社会、民主治理、城市等领域的建设应该把握这种趋势，推动企业2.0、政府2.0、社会2.0、合作民主、智慧城市等新形态的演进和发展。总结创新2.0研究社群一年来各位老师、专家的讨论，我们总结了2015年创新2.0研究的十大重点方向。
方向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与创新2.0的互动与演进趋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创新2.0，而创新2.0又反过来作用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重塑了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创新2.0模式的发展和演变，LivingLab(生活实验室、体验实验区)、FabLab(个人制造实验室、创客)、aip(”三验”应用创新园区)、wiki(维基模式)、prosumer(产消者)、Crowdsourcing(众包)等典型创新2.0模式不断涌现。
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思维是当前创新2.0研究与实践推进中的一个热点。除了无所不在的网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一起推进了无所不在的创新，以及数字向智能并进一步向智慧的演进，并推动了”互联网+”的演进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以及无人机、无人车、智能穿戴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群体系统集群及延伸终端，将进一步推动人们现有生活方式、社会经济、产业模式、合作形态的颠覆性发展。创新2.0推动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下的创新2.0模式演化趋势，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值得高度关注。
方向二：开放开源与创新2.0。从开放源代码、到开放数据、开放知识管理正成为知识社会创新2.0时代的趋势。连电动汽车特斯拉都开源了，连政府这个最保守的组织都尝试开放数据了，连中科院也要开放科研、开放知识管理了。创新2.0时代的开放数据、开放源代码、开放知识如何发展演进并推动共享型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还有@崔之元提到的“点混合所有制”、“点共产主义”。
方向三：“新常态”下的创客浪潮与创新创业。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信息和知识的扩散推动了创新的民主化进程，新技术革命浪潮会同经济发展转型、结构调整，带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新格局。”新常态”强调走创新2.0时代的群众路线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创新驱动、内涵发展道路。
FabLab及其引发的全球创客浪潮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引发了从个人通讯到个人计算，再到个人设计、个人制造的社会技术发展的转变，推动了以用户为中心、面向应用的融合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用户创新环境的构建，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放创新带来新机遇。创新2.0所蕴含的以人为本，注重用户创新、用户体验正越发凸显其价值。
方向四：下一代创新推动下的新工业革命发展与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都是创新2.0形态下的工业新形态、新趋势，我们如何应对其机遇与挑战？在工业发展领域，英美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提出工业4.0。德国期望在实施工业4.0时按创新2.0的模式实行颠覆性创新(工业1.0-3.0是工业社会创新1.0模式，工业4.0是知识社会创新2.0模式)，通过构建”虚拟-物理系统CpS”以建设全球一流制造强国。我国十八大后推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需在创新2.0指导下实行颠覆性创新，变”全球制造大国”为”全球制造强国”。新工业革命汇同生态革命、创客浪潮，进一步推动了新能源、绿色生态、智能制造、开源创造等趋势。
方向五：创新形态演变下的智慧城市研究。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不仅仅应注重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等智能基础设施的构建，还应借助创新2.0理念，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与生态，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塑造城市公共价值并为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价值，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理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日益被智慧城市的研究领域所关注，如何推进大成智慧理论在智慧城市中的指导和应用也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方向六：创新2.0视野下的政府2.0。在政府治理领域，创新2.0重新定义了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政府应服务而非掌舵更非划桨，应把握这种政府服务模式及形态演化的趋势，同时注重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使能者的角色，通过政府数据开放、维基、微信、微博等web2.0的应用以及开放数据、云端应用推动开放创新、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
方向七：创新2.0时代的合作民主机遇与发展。创新2.0是科学2.0、技术2.0、管理与制度2.0共同塑造的。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重申依法治国、重提群众路线。如何走好创新2.0时代的群众路线、构建创新2.0时代的制度环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在民主治理领域，应把握创新2.0时代合作民主的新机遇，超越”直接民主的失败、协商民主的无力”，推进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通过云计算、维基、社交网络等技术和社会工具的应用，基于创新2.0让公众更自由和主动地进行交流和互动，更加深度地参与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协同，实现基于新技术的协作共治、群体智慧和公共价值塑造。
方向八：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建构。知识社会的创新民主化进程推动了创新形态的转变，也重新定义了用户的价值和开放的意义，推动了对创新生态模式的认识。如何实现政府2.0转型，如何适应这种创新民主化趋势将”用户”更深入的纳入协同创新体系，发挥用户的作用、特别是领先用户的作用，推动政、用、产、学、研合作，从过去的企业垂直组织间的合作演变成创新生态模式，从”产学研”、”政产学研用”迈向面向知识社会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9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人才培养体系；设计学；工科大学；互联网+
“互联网+”是一种利用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社会新形态。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的互联网+时代已悄然走进人类生活。设计学作为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主要包括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公共艺术等多个专业。互联网+时代，设计学学科专业将对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国际分工合作产生更加独特的作用。将教育生态学原理方法应用于现代工科大学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探索培养体系生态结构功能和动态调控，落脚于教育教学环境生态创新、功能价值生态创新和方法与手段生态创新，有利于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设计学人才培养环境与评估体系更新完善，实现典型设计学学科专业教育生态系统模式的实验示范与推广。
一、互联网+时代，设计学学科专业教育教学环境的生态学分析
教育生态学是以人才培养的教育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揭示教育生态结构、生态功能、生态原理、生态规律、行为生态、教育生态的演替。设计学学科专业教育生态环境是以设计创意人才培养为中心，对教育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调控作用的多元环境体系。对其生态环境的分析研究始终离不开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离不开教育对象内在的生理和心理环境。[1]互联网+时代，设计学学科专业教育生态环境系统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世界性“工业4.0”的智能环境
“工业4.0”的本质是工业互联网。它是机器、数据和人的融合，机器、数据和人共同构成工业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是实现数据价值的技术集成，是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工具。传统行业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实现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两大主题，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感知、移动的应用、云端的资源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各类制造要素和资源的信息交换和数据集成，释放数据价值。“工业4.0”最终使产品需求个性化，突出用户至上，产品完全按照个人意愿进行生产，成为自动化、个性化的单件制造。“工业4.0”使生产平台实现标准化，使各种终端设备、应用软件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换、识别、处理、维护等都基于一套标准化的体系，执行单一的共同标准，实现模块化和自由更换设备模块，推动产品设计的标准化和模块化。[2]
“工业4.0”的智能环境使创意设计成为世界性战略资源。仅以工业设计为例，美国工业设计联合会调研显示，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销售收入将增加1500美元。工业设计的现代制造业灵魂作用，成为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工程技术、客户及市场的重要桥梁。
（二）《中国制造2025》的强国战略
为了应对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2015年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战略。它预示着中国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将全面推广应用以绿色、智能、协同为特征的先进设计技术，攻克信息化设计、过程集成设计、复杂过程和系统设计等共性技术，建设完善创新设计生态系统。通过培育设计创意企业、发展创新设计教育、设立国家设计创意奖励等措施，迎来文化创意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化的历史新时期。[3]同时，采取政府与社会合作、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机制新模式，建设协同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规范服务标准，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金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综合利用水平。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生态设计，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广泛实施绿色战略、绿色标准、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开展绿色评价。积极加大绿色制造、创意设计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研发、生产、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设计创意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全面超越，最大程度发挥设计创意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引领拉动作用，使之成为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设计学学科专业人才面临的时代挑战
设计学专业人才是设计创意产业的主要智力支撑，面对“工业4.0”的世界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人才培养体系面临巨大挑战。
（一）设计学学科专业性质范围变化对人才培养体系的挑战
2012年，艺术学成为中国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设计学作为艺术学的一级学科，实际上包含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属性，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专业领域不仅包括交通工具、设备仪器、生活用品、家具、电子产品、家电、玩具等产品设计，还包括服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甚至城市规划和新材料、新技术开发，以及与人居环境有关的新产品、新环境、新生态等都将列入设计学范畴。设计创意不仅要满足审美需求，还要成为科技生产力，最大限度发挥产品的物质功能作用，使创意产品实用性、艺术性、科技性如鱼水般融为一体。就像it企业非物质的数字化产品服务设计（服务设计、软件信息架构、用户界面等）一样，使设计对象范畴转变扩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众创、众筹、众包、众享模式的不断拓展更新，设计创新空间和创新潜力将极大提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更是不可预估，创客运动不断兴起成长，设计创意技术、方向等不断增加，对设计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挑战程度可想而知。[4]
（二）设计创意新理念新方法创新对人才素质能力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设计创意是用生态可持续理念、生态系统工程的优化方法，实现设计创意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佳能量平衡，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环境意识设计、绿色制造、持久发展的工业、绿色工厂、创意生态系统等。绿色设计的环保概念，以更低的环境冲击，对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原料、产制、运销、使用、弃置过程形成绿生生命周期。应用生态学物种共存、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原理，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和分级别利用的绿色工艺设计，使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能兼顾经济与环境的同步繁荣。传统艺术设计产业管理理念已被推倒，企业内部框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固有思维必将突破，更加推崇现代管理意识、良好团队意识、沟通能力及和谐的工作环境，人性化、“极客（Geek）”型、个性化人才文化更受推崇。创意产品要求设计人才创新意识更强、视野更加开阔、资源配置能力更高，具有牢牢把握创新方向、踏准创造节奏的综合素质。
当今世界移动互联网用户将近20亿，利用互联网进行的购物、娱乐、协同商务、云计算储存和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物联网，其自动化、自我反馈与智能控制的特点成为推动世界高速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智能家居、智能消费、交通物流、公共安全、工业及个人健康监测等非物质的移动互联网设计，既为客户提供持续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也促使设计学科专业教育与设计创意、创新生产形成利益共同体，使高等院校、创意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系更加紧密。[5]互联网+时代要求设计创意人才成长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技术研究训练、设计创造能力培养，经过现代化创意设计、创意企业的生产施工、工程设计实践、设计组织管理的实际磨炼，具有一定的设计学术研究水平和满足设计市场动态需求的专业能力。
（三）设计创意产业新常态对人才人才培养知识结构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老龄化、用户体验、个性化定制等设计创意产业将呈现常态化。
设计创意文化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群体的不同价值、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风俗习惯界限逐渐打破，某些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价值观，使流行文创产品和流行日用产品的使用方式迅速自由地传播，地球空间隔离障碍逐渐弱化，“地球村”范围的全球化不期而至。针对高龄年龄群体的人性化成为新宠，围绕老年人视力、听力减弱，记忆、意志力下降，活动能力降低等特性，进行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通用化、无障碍、情感化、临终关怀等创意设计的产业所占比重会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老龄人口总量大，产业份额比例高，需要大量的创意设计人才。
体验性创意设计从人们的生活情境出发，塑造用户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是提高品牌认知度，开发创意产品生存价值与空间的新方法。用户体验设计的创意产品是有形的，服务却是无形的，体验方式更是让使用者难忘。用户体验的互动性创意设计人才，将具备各种混合技能，通过以用户为核心的方法来设计实体部件或基于计算机的部件，促使设计创意与人文、科学技术的边界彻底被打破。个性化定制设计是用户参与式的创意产品设计，是满足个体特性需求所提供的设计服务，如各种专业演员、特定场景、动漫制作等服装、道具定制；手机、桌游、影视等人机界面定制与包装设计；创意产品3D打印组装等等。要在产业新常态中，最大程度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设计创意产品必须是多领域、多行业、多环节的综合交融，明显需要高端机械、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技术，因此就会要求设计人才充分掌握跨度更宽的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储备，具备更高的认知水准、专业等级、应用技能以及研究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6]
三、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生态构建
工科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每年为社会输送数以万计的设计学类专业毕业生，形成了与文科大学、艺术院校并行的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设计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人才培养体系的生态构建，是针对设计学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规律，科学应用生态学原理方法，国内外设计创意产业行业环境状况，培育优化形成具有生态环境理念、身心和谐发展、知识能力动态发展、系内生循环更新的人才成长环境与动力系统，是互联网+时代的历史使命。
（一）人才培养体系整体环境生态构建
整体生态环境包括设计学人才培养的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及教育对象内在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等多个方面。
互联网+时代，工科大学设计学人才培养的自然环境生态创建，就是完善育人场所的校园规划设计，突出地形地貌、生物植被、水体景观自然景观优势，建设具有学科特色的校史馆、图书馆、展览馆、艺术馆等文化建筑设施，统筹校园建筑与公共文化景观，从表现艺术风格、材料与科技水平方面体现出工科大学延续的文化内涵、科技含量、生态理念，产生校园景观环境“以文化人”的文化凝聚效应。更为大胆的举动将是去除大学校园的围墙阻隔，通过用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记忆来替代，与城市自然、社区及社会生活有效对接，方便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互动，营造人才成长良性生境，形成具有时代特色校园环境的文化学术氛围。
社会环境生态建设，对照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中关于设计学多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加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接和学科建设，与科研机构、设计单位、生产企业开展基础性、通用性、前瞻性设计创意研究。建立创意生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办学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学校、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等输入与输出的平衡点，使人才培养社会环境生态系统内部稳定，而各子系统又相互开放流通。用人才培养生态体系的原动力和影响力，推进实现设计学人才培养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设计学人才培养的规范环境包括哲学伦理、道德风尚、社会习俗、、民族文化、科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环境。这是从生态控制角度规范人才培养活动的“事理”和人才行为的“情理”，强调规范环境的可行性，即合理、合法、合情、合意。只有切实重视人文教育，进行全人和高素质公民教育，才能使培养出的设计学人才不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理想和洞察力，更完美、更成功的人。积极建设学生敢于质疑老师、课本，敢于向固有理论挑战的软环境，培养独立思辨能力、独立心智人格，使学生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精英设计人才。
（二）人才培养体系理念与功能价值生态构建
人才培养系统生态理念是从根本上揭示人才培养问题的实质，对推进人才个性化发展，促进教育生态平衡，克服培养效果滞后性具有决定作用。通过教育的生态平衡原理及科学检测方法，能动地调节人才培养周期，让教育教学生态理念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提供人的终身学习条件和个性化学习服务，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智力乃至启迪智慧、获得幸福生活的永久“加油站”。设计学人才培育系统要在全球化生态整合中，成为一个超级智库，以凝聚人类智慧去克服同质竞争关系，使人才培养修学时间长短不受限制，学科理性阈限得以突破，成为智信合一的人类精神熔炉和人类文明的伴随者。人才培养系统生态平衡理念，还表现为在设计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学习和交流活动基于人的便捷和高效，随人的需求而发生，不因人因地而受限，不因课程预设和教学进程而错失，是从手段到目的，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信息化成为设计学教育教学的生态名片，主动进行多种多样的跨界混搭、定制、多重任务、数据挖掘和合作。[7]设计学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内在功能毫无疑问是人才培养，外在功能主要表现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功能，协助个人社会化并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等等。人才培养系统功能价值实现离不开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用竞争机制促进工科大学设计艺术与人文、科学、技术、工程等学科、院系之间及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实现相互竞争的协同创新。
系统科学的设计学人才培养方案是生态理念与功能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要把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创新素质培养作为核心要求，注重智商、情商、逆商的全面培养，增强服务社会的设计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实施要以学生承载力为前提，关注学生自身具有的有限性及自我调节能力；要以增强培养体系抵抗力为关键，它是抵抗外来负面干扰并维持方案系统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之一；要以保证方案系统循环的连续性为重点，通过实施后方便优化更新，形成人才培养方案在不同年级、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旨在提高设计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问题。[8]
一是课程设置方案计划面向专业实践、面向跨学科、面向尖端科技、面向全球问题，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技术与管理结合、知识能力与道德伦理结合，把握设计产业创新中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瞄准高端技术，建立跨产业、跨领域、跨系科合作的课程群。方案课程计划可为学生拓展知识面和加深专业能力提供不同选择，提升专业课程设计的智能化、国际化程度。二是加强课外拓展，建立稳固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方便各种层次学生的参与提高；实践课程设置紧跟实训、生产性、项目性实习环节；加强实践交流沟通能力训练和团队工作能力协调训练。[9]三是打造科研、教学和富有设计产业创新经验的师资队伍。重视教师产业经验和工程背景聘用考核，建立访问工程师制度，优化理论研究、设计实践和教学创新的专职和兼职教师的结构。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知名公司兼职实习，用一流教师队伍保障培养方案落地生根。
（三）人才知识结构培养路径与评价系统生态构建
互联网+时代，人才知识结构培养体系生态构建与课程教学等微观系统休戚相关。课堂教学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而展开，是教育方式方法产生有效性的直接动因，学生主动性潜能激发是方法手段实施的重要目标。低年级阶段用大量图片、案例、资料及专题片进行教学，注重学生体验积累、思维方式、学习兴趣的培养。中高年级则以参观调研、交流讨论、设计指导、专题实践为主要授课形式，上课地点可以是商场、工厂、设计创意园区，形成以设计为主线、以阶段专题任务为目标的生态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手段。加大多媒体资源、mooC及微课程建设，形式上体现联网+时代的科技、新媒体特色。从数据网络、空间地理及可视化技术范畴开展团队教学研究，学生学会生产应用“数据挖掘”、“情感挖掘”、“语义挖掘”，透析大数据背后隐在的工业设计趋势和相关性。[10]
实践教学则围绕专业技能，增强实践项目的综合性设计，强化创意项目设计、开发和技能实训，强化科学、技术实践能力训练；开展校企协同教学，实施创意设计全程工程化、艺术性训练。引入机械及装备制造业；轻工食品外包装、家具、体育用品、现代家电产品开发以及形象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展示设计、装饰设计甚至传统手工艺设计等行业资源，开展特色化实习实训平台建设，形成真实有效的校内特色实训环境。把行业性、前瞻性作为设计实践课程建的主要特色，鼓励学生毕业设计在生产企业、设计公司内进行，按照社会需要完成相关设计流程并进行动态更新。建设产学合作的互动平台、教育网络，推进名企高校产学合作教育，实施校企联盟战略，联合知名企业建设一批校外大学生创新工场、工程创新训练中心、设计创意孵化中心、设计创新见习基地，推行实习生制度。建立产学合作教育专项经费资助制度，定期聘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举办重大科技领域专题讲座，重点介绍国际设计创意产业预研、设计、研发、组织及实施等环节的经验教训，开展特色教材建设。以设计学相关学科竞赛、展览为着眼点，把竞赛、参展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中，组建学生创新工作室。学科竞赛、展览与学分、课程、课时挂钩，形成关联学科竞赛、专业展览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改革设计学人才培养系统的评价体系。创新学生课程成绩考核方式，增加团队学习成果考核内容，实行互动评价，不唯结果论，实施对过程和结果的双重评价，扩大过程性成绩比重，增加实践环节考量，一些实践课程成绩可以是实习或成果应用单位评定算数。可借鉴香港理工大学的评价与考核标准，以感受力、创造力、表达力、推理与设计能力、美学判断力、分析与筛选信息的能力、多学科学习和应用的能力、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力等为主要指标，开展课程学分的互动评价。在设计学人才培养质量考核评价中吸收创意产业界评价意见，学习借鉴欧洲国家工程师学会联合会、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等相关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估体系。制定设计学人才培养的中国标准，如除艺术创意水平外有效地表达与交流的能力；有对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的了解；懂得设计创意问题对全球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具有有关当今时代问题的知识等等，加强互联网+时代设计学专业人才需求动态预测，完善人才信息库，构建设计创意人才信息平台，探索建立国际化培训基地。
参考文献：
[1]CreminLawrence.教育生态学[m].吴鼎福，诸文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39-70.
[2]乌尔里希・森德勒.工业4.0[m].邓敏，李现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46-81.
[3]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eB/oL].[2015-05-19].http：//fortune.
[4]王晓红，于炜，张立群.2014中国工业设计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10.
[5]章丽萍，姚威，陈子辰.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工程科技人才培育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2（10）：25-29.
[6]苑清敏，赖瑾慕，杨蕊.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3（34）：165-166.
[7]黄宗模.全球化视野下的未来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5（9）：18-24.
[8]文祯中.生态学概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0-177.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篇10
关键词：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挑战；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49-02
我们党历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由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在大学生全面素质中的根本地位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执政党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其根本任务就是守好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正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冲击和挑战，有被弱化的危险。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定的阶级总要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作为维护这种利益的思想工具必然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从资本主义意识到自身特定的阶级利益以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辩护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消解。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格局虽遭受重大挫折，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世界社会主义暂时低落而放弃或淡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反而以新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强势渗透且呈现新特点，为我们回应这些渗透提出挑战。
1.渗透方式的日常化与青年人“抵抗力”的弱化。新时代条件下，某些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控制的方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在潜移默化和长期熏陶下达到其目的。比如以文化交流、学术沟通、文化消费的形式，把其价值观念包装成人类“普世”价值，以融入高科技含量的文化商品的形式出现，引人注目，赢得关注，获取影响力。利用大众传媒工具搞攻心战，利用人权旗号干涉内政，利用人员往来培植“内应力量”，特别注意利用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等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渗透方式的日常化和隐蔽性，很容易让青年学生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失去“免疫力”，受其影响还浑然不知。
2.渗透手段的综合化与青年学生抵抗方式的分散化。某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渗透时，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手段，交叉并用。比如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培植亲西方人并提供强大经济资助，做大文化产业，传播金钱至上，以消费、消遣、娱乐为主的“消费主义”，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推行“新干涉主义”；凭借政治强势，推行“人权”双重标准，搞所谓“人权外交”，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渗透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为其他手段开辟道路；文化手段则是其他手段实施的载体，主要在于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反观渗透对象，一是抵抗主体的分散化使得抵抗方式极其分散。被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个体分散，他们很难以综合方式进行自觉抵抗。二是渗透对象很难判断他所接触的东西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从而加以拒绝，即使能够拒绝，也难以消除日常化的影响。
3.渗透技术的先进性与有效抵制的滞后性。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使用，它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媒介。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在控制和输出意识形态方面占有主动权和话语权。被渗透者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很难有效及时抵制，抵制也总是滞后和带有补救性质的。网络技术已广泛地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如何及时有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4.渗透主体的一致性与渗透对象的失调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决定了他们意识形态渗透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比如某些电台对华广播主要负责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他们经常商讨协调对华攻击的方式和过程，他们之间相互配合、支持，构成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主体。这一攻势下，渗透对象往往处于无组织状态，分散各地，地域间隔，联合起来方式有限，这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造成巨大的冲击。
二、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挑战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适逢全球化浪潮和信息网络化浪潮的时期，市场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三股力量结合，导致社会深刻变革，思想观念多元、多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难度。
1.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局面客观上消解和动摇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急剧变化，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阶层变化和利益分化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各利益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一些人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表现出困惑和迷茫，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减弱。有的沉迷网络和虚拟世界，其兴趣远远超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向往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政治制度模式，贬低马克思主义及其一元指导，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等。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
2.政治转型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巨大，依法治国方略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基本实现，民主法治实践稳步推进。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仍然存在复杂矛盾，与人民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职能不清、利益表达不畅、公民参与不足，社会不公，特别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甚至出现少数利益集团，某些弱势群体得到的实惠不多，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不完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失望，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和否定。有学者概括为“政治信仰危机”、“政治认同危机”、“政治信任危机”。
3.经济转型中市场经济导向的生活价值观冲击着我国主流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价值观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倡导敬业、奉献、吃苦耐劳、勤奋进取，倡导扶老携幼、助人为乐。这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遵循的。然而，市场经济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追求利润和效益最大化，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一些商家奉行这样的经济行为和商业原则，客观上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生活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世俗价值观念滋长、蔓延提供了土壤，使青年学生深受其害。
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信息化、网络化是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门槛降低，我国网民数量不断增多，互联互动、即时传播、共享共用的特征，使互联网媒体功能日益明显。网络传播的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等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也带来了新挑战。
1.互联网信息的多样性和难控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同于报纸、书籍、课堂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途径，互联网新媒体是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者，“传播有边界”变为“传播无国界”，海量信息中各种思想泥沙俱下，其中不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互联网已成了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相比之下，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此认识不清，端着“主渠道”架子，空洞说教，单向灌输，久而久之使得受众敬而远之。以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的传统权威媒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均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2.互联网新媒体的虚拟性和复杂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素养、政治敏感度、教学手段和方法都提出新挑战。互联网发展所造成的新兴经济的兴起，虚拟政治的广泛发展及新的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挑战；互联网的全球性、虚拟性、隐秘性等特点将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方式的功效降低；互联网的全球性及其对国家观念的消解、互联网对个人的张扬以及网络空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造成强烈冲击。对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进行前瞻性研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就会淡化、削弱。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提高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说服力、感召力；提高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避免空洞说教和脱离学生实际，真正发挥意识形态教育主渠道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