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1
【关键词】德国；财政契约；欧洲稳定机制
德国政府的欧债救助策略不但在欧洲遭受诸多非议，在德国本土也争论重重。为建立欧元区永久性金融“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原计划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但德国国内在批准欧洲稳定机制的过程中出现了激烈争论。德国主张实施紧缩型的策略，要求各国进行稳步的财政削减，以建立稳固的财政政策[1]。为执行这一政策，德国政府力排众议，在欧洲通过了新的财政契约。但在德国议会也未能将财政契约顺利转化为国内法，决策被推迟到9月。本文试图简析德国国内关于欧洲稳定机制和财政契约的讨论。
一、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
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是德国欧债策略的重要实施措施。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能够为渡过信任危机奠定坚实的基石，有助形成一个稳定的欧元。
财政契约全称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除英国和捷克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在2012年3月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通过了该财政契约。财政契约规定各签署国必须做到预算平衡或保持盈余，要实施更严厉的成长赤字预防和惩罚机制，将整体公共债务水平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引入了黄金法则和自动纠正机制，规定各国扣除债务再融资成本以后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5%，如果一国债务水平高于GDp的60%，高出的部分应当按每年5%的速度予以消除。由欧洲法院监督，各国需将相关规定以国内法的形式予以保障实施。欧洲法院将有权处罚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成员国，但最高罚金不超过该国GDp的0.1%。欧元区国家的罚款将归入欧洲稳定机制，非欧元区国家的罚款将进入欧盟预算。为了缩短批准程序，契约规定若有12个欧元国家批准财政契约，财政契约即可与2013年初引入，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签署之后可暂不实施。
欧洲稳定机制作为欧元区永久性金融“防火墙”，旨在向融资困难、需要帮助的欧元区国家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计划实缴资本金为800亿欧元，并提供约7000亿欧元的担保，计划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一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议会已经批准了欧洲稳定机制。但欧洲稳定机制必须经由至少占其总资产90%以上国家批准后才可以运行。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出资比例分别为27.146%、20.386%、17.914%和11.9037%。德国在欧洲稳定机制总共800亿欧元认缴本金中，德国将出资近220亿欧元，此外还需提供约1683亿欧元的担保，是欧洲稳定机制最大出资国，若没有德国议会的首肯，欧洲稳定机制将无法运营。
二、德国政党的争论
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给经济运行带来了系统性的改变，让德国长久地陷入救助的责任当中，欧洲稳定机制将国家财政政策持久地和欧洲层面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由此彻底地长久地改变了德国议会的预算责任。即使德国可以保有每一次对具体救助行动的决定权，但德国议会将持久地承担救助重债国的责任。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需要在立法机构表决中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赞同才能够获得通过。为此执政党需要反对党的支持。然而执政党和在野党对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存在很大分歧。执政党对在野党的投票依赖，让在野党在与执政党的政策路线讨论中占了主动，社民党和绿党希望能够用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投票权换来对本党奉行政策的更多实施机会。
德国国内不但各政党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争论持久不休，而且各政党内部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也意见不一。社民党的左派认为不能由社民党的领导们独自决定该党的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策略，而要求利用现有机制，在党代会上实施基础性投票，以保证决议在党内具有广泛基础。一些绿党著名人物，如前主席毕提考夫要求绿党的联邦议会议员投票反对财政契约。绿党欧洲议员、绿党金融专家歇克也提出举办特别党代会进行投票。两党在今年6月16日和6月24日分别举行党代会统一全党认识、形成了各自的政策主张。
各党派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意见分歧主要体现在投票安排、增长策略、金融交易税、州财政规定等问题上。
1.投票安排
德国政党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既存在内容上的异议，也存在对投票安排上的分歧。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希望能够在2012年议会夏季假期之前通过财政契约，但社民党和绿党认为没必要着急，应该推迟对财政契约的表决，并表示最迟应该会推迟到年底。执政党派希望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捆绑表决，而社民党和绿党则认为没必要捆绑，应该就财政契约单独表决。
执政党希望能够在夏季假期之前实施投票的原因在于，如果要想在7月引入欧洲稳定机制，就必须在6月底就该问题进行表决。而执政党希望合并表决的原因是通过将欧洲稳定机制和严格的财政契约相联系，希望财政契约能够为欧洲稳定机制的可靠性做背书，以遏制本阵营中欧洲稳定机制的反对者的声浪，期望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能够获得多数票通过。社民党上届总理候选人施泰因迈尔则表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是否能在夏季假期之前通过，实际上取决于德国政府是否能够拿出一个能够在德国和欧洲获得赞同的增长策略，以平衡各党派的意见纷争。
在6月29日欧盟峰会达成关于建立银行联盟的协定后，又掀起了关于投票安排的讨论。社民党党主席加百利指出，欧盟峰会的结果和联邦议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决议正好处于对立面；左派财政专家认为欧盟峰会的决议带来了太多的变动，因此应该推迟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表决[2]，而自民党成员则表示无理由推迟这项安排；社民党和绿党的领导人认为，各党已经就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就这两个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不能因为欧盟峰会的结果而推迟投票。德国立法机构在6月底完成了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投票。
2.增长策略
社民党认为依靠欧洲救助机制对重债国的注资无法解决欧债问题，希望扩展财政契约，财政契约的通过需要有增长促进措施作为基础，要求默克尔重新回到了社民党两年前即要求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上去，应给出一个具体的促进增长方案，以实现对财政契约的补充，而且财政契约的目标并不现实，应加强欧盟委员会对各国财政的监督，另外投资赤字也不应被算入结构性赤字中，财政契约规定的达标期限应该被延迟。社民党开出的同意财政契约的条件有：促进增长，引入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的解决措施，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金额[3]。
绿党也认为财政契约中需要加入增长元素，绿党党团主席特廷指出，默克尔阻碍了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应该为重债国提供更多的援助。绿党同意财政契约的条件是联邦政府改变其迄今为止错误的救助政策[4]。
自民党认为，现在需要促进增长，需要对抗青年失业。自民党前党主席韦斯特维勒表示：欧洲需要更多地促进增长，但促进增长的方法不是通过举债，而是通过提高竞争力。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凯尔特也表示，只有实施明智的节约措施和可持续的增长，财政赤字长期才可控[5]。
德国联盟党终于180度大转弯，放弃了其对增长和投资议题的反对。联盟党表示，希望以降低干预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欧洲坚实的财政和持续的增长是硬币的两面，位于首位的是应对青年人失业。德国政府提出了旨在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六点计划”：推广德国增长经验，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下放劳资谈判的权利、提高退休年龄、推广二元制教育体系，私有化重债国国企，建立欧元区特别经济区，对南欧实施更多投资等。如默克尔政府主张在南欧建立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宽松劳动法规和特殊环保标准的经济特区，以吸引投资。同时应减少欧元区官僚运作障碍，将成员国的铁路运输自由化，将能源市场网络化，将可再生能源市场一体化，邮政业务对网络交易开放，扩大宽带建设，为欧洲投资增加100亿欧元的资本金。对于重债国亏损严重的国企，重债国建议可以参照原东德处理亏损国营企业的做法，建立信托基金等。
3.金融交易税
社民党开出的同意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条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为加强金融市场管制。如开征金融交易税、用金融交易税收入支持增长、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实施欧洲范围内的银行业监管、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金、建立欧洲债务清偿基金、建立欧洲评级机构等。
有绿党成员建议将设立清偿基金和支持财政契约相联系，如绿党党团主席特廷认为，从长期的视角看，债务规则意义重大，但短期看来，仅有规则是不够的，需要建立旧债清偿基金或者引入金融交易税，以此来促进欧洲增长计划。金融交易税可以弥补金融市场的“公正性漏洞”，而清偿基金能够通过利用共同欧洲共同债券的低利率优势成功地削减重债国债务，与发行欧元共同债券相比，各国只需在有限时间内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应考虑引入。
自由则认为不应考虑引入金融交易税，而是应引入金融市场税。金融交易税是对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征税，可以稳定货币的汇率，但是不可能阻止危机。自由建议，也可参照英国模式引入印花税和证券营业税，并且证券营业税也应覆盖衍生品交易。
德国政府因为英国的反对，开始不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财长朔伊布勒曾明确表示，在欧盟层面以及在欧元区层面都不会引入金融交易税和证券营业税。但救助西班牙银行业的紧迫性让德国政府备受压力。社民党在救助西班牙银行业问题上向联邦政府施压，希望联邦政府在引入金融交易税问题上能够同意社民党的主张。社民党财政专家施耐德表示，救助西班牙银行业不应具有优先权，纳税人也不应为救助买单，因此在救助西班牙之前，应尽快对金融交易税问题进行决议。绿党党团主席特廷也表示西班牙银行业危机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银行业危机引发了欧债危机，因此应让银行业承担救助欧债危机的成本。并认为德国最好应和法国一起共同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提议。自民党意见也出现了转换，自民党表示，可以引入金融交易税，但对金融交易税影响应该仔细分析，涉及退休人员和小额储蓄者的公司不征税，因为他们无需对金融危机负责，应防止对金融交易税对退休人员和小额储蓄者造成负面影响。
各方终于达成妥协，德国政府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但社民党和绿党必须放弃其关于建立债务清偿基金的建议[6]。但在形成一致意见后，德国总理府高官的鲍法拉的不当言论又点燃了关于金融交易税的讨论热潮。鲍法拉私下表示，在本届联邦政府任期内，事实上是不可能引入金融交易税的，因此本届政府尽可以对社民党和绿党妥协，而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改变。自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引入金融交易税的计划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种言论，反对党非常愤怒，威胁要抵制财政契约。绿党党团主席警告执政党，战术性手段不会胜利。社民党党团主席奥普曼也表示，金融交易税没有回头路，更没有后门，鲍法拉的言论是财政契约讨论中的一个严重后退。社民党需要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引入金融交易税的承诺。绿党则指责联邦政府未曾为引入金融税做出努力，并指责基民盟/基社盟的策略性手段[7]。财长朔伊布勒对此灭火性的表态是，反对党应该相信联邦政府，但引入金融税并不只取决于德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坚定地反对金融税。联邦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政府会坚定有力地为引入金融税而努力。
4.州财政规定
财政契约的减赤规定，也包含了对区县财政状况的限制，会给各州带来额外财政成本，所以各州也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财政弥补性支付。由社民党领导的各州利用他们在联邦众议院的投票权，提出了一份名为《拥有永久保障的财政契约》的文件。以通过财政契约为要约，向联邦政府提出了改善州财政状况的强硬条件，表示只有当该文件的内容得到执行时，各州才可能会批准财政契约。参与各州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将一些责任从联邦下放到州，而州财政紧张，很难再为这些额外的工作支付开销，财政契约又会给州和区县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和节约压力，所以应该由联邦政府，而不是由州政府承担这部分压力，相关内容也应该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表述。例如，联邦政府应逐步承担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费用等。2010年各区县政府为63万残障人士提供了124亿欧元的融入费用[8]。
作为解决方案，联邦政府同意，联邦会为各区县提供总额为40亿欧元的资助，以帮助严重残障人士重新融入社会[9]，但联邦未能同意今年即减少120至130亿欧元的费用的要求。联邦政府表示若州或区县若因负债过高需向欧盟缴纳罚款，则由联邦代缴；并且幼儿园建设上，联邦将一次性投入5亿欧元；另外，每年支付7500万欧元以支付幼儿园的相关费用；为减轻财政契约对各州的影响，联邦和州将启用一个债务管理程序，自2013年开始采取承担部分责任的方式共同在资本市场发债。各州希望通过此种方式能够享受联邦国债的低利率[10]。
巴伐利亚州州长瑟豪夫和萨克森-安哈特州州长哈瑟劳夫都表示，关于财政契约的讨论的最大益处在于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区县的财政问题，因此愿意同意财政契约。自民党主席罗斯勒表示，联邦和各州达成妥协对欧洲而言是个利好消息。而莱茵-普法茨州州长贝克则表示，在未来还是存在各州和区县财政负担上升的风险，仍需为得到联邦的财政帮助而努力争取，但也应该看到但目前这些协定其实减轻了区县层面的负担，因此他建议社民党领导的各州可以考虑通过财政契约。
三、合宪性讨论
在各党达成妥协的前提下，2012年6月29日晚德国议会和众议院都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分别批准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但议会和众议院的决议仍未能消除国内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质疑，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表示反对欧洲稳定机制。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由德国最大的350个家族企业组成。他们担心许多议员根本无法清晰地知道欧洲稳定机制的意义和为欧元重债国提供担保的实际规模，而且欧洲稳定机制如同一个黑匣子，让德国又成为欧洲稳定机制的主要付款国，不能将德国纳税人置于不可撤销的自动责任机制之下。
左翼党表示反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国际法法官费桑和施耐德表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会让福利国家解体。左翼党更指出了财政契约的合宪性问题，左翼党党团主席格斯表示，财政契约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财政联盟来建立欧洲联邦，《基本法》未准许建立财政联盟，财政契约限制了国家的预算，因而是违宪行为。
民间机构“公民意志组织”号召德国民众参与在柏林和卡尔斯鲁尔的欧洲稳定机制抗议活动，“公民联合会”则直接与议会议员对话，要求议员抵制欧洲稳定机制。家族企业等资助的“欧洲政治家”组织也抵制欧洲稳定机制。这些组织既不是右翼分子，也不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认为不能为了救欧元而忽视民主原则，因此反对欧洲稳定机制。71%的德国民众表示，应该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应向欧盟转移更多权力，只有27%的民众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交于德国议会决定。调查显示若举行公决，只有39%的人会选择向欧盟上交财政权和预算权，55%的人会选择由各成员国保持财政权和预算权。
社民党前司法部长格梅琳和莱比锡宪法法官德庚哈特、国际法法官费桑和施耐德等分别向卡尔斯鲁尔的德国提出了违宪诉讼，要求联邦禁止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生效。他们认为议会最神圣的权力即是对财政预算的决定权，而财政契约让联邦议会失去了预算。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逾越了红线、存在民主赤字，削弱了议会的预算权和控制权，违背了德国《基本法》，对德国和欧洲的民主会产生严重的影响[11]。
联邦接受了诉讼，表示需要约3个月时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进行合宪性考察，在此期间，联邦要求德国总统高克在德国议会和众议院通过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后暂时不签署这两项决议。等的裁决出炉后再做决定。德国总统高克表示会同意联邦的要求，静候联邦的裁决。联邦于9月12日判定欧洲稳定机制没有违反德国《基本法》，但德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出资上限为1900亿欧元。10月8日，在比预期日期推迟了3个月后，欧洲稳定机制得以正式启动。
德国国内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讨论耗时长久，且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被暂时搁置。在既有体制中，各方游走在各种规定的边缘，不断形成妥协，希望能在不严重影响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为欧元的体系性问题找到出路。德国议会虽然认识到欧洲稳定机制将德国国家财政政策持久地和欧洲层面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由此将彻底地长久地改变了德国议会的预算责任，仍然以多数票通过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社民党和绿党就投票安排问题做出了让步，同意在夏季假期之前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做出表决。德国联盟党在与社民党和绿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之后，放弃了其对增长和投资议题的反对，并将其策略定位为，希望以降低干预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表示坚实的财政和持续的增长是硬币的两面，首先应该促进青年人就业，以解决南欧重债国所面临的严重的青年人失业问题；并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南欧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等创新性设想。在面对社民党和绿党所要求的金融交易税和债务清偿基金的强硬立场，德国政府亦与社民党和绿党达成妥协，同意引入社民党和绿党所要求的金融交易税，但作为交换条件，社民党和绿党也放弃了建立债务清偿基金的设想。联邦政府为赢得各州议会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同意，联邦同意为各区县提供严重残障人士融入基金、为各州幼儿园提供相应补贴等提议，联邦政府更以表示由联邦为各州或区县向欧盟代缴罚款等财政优惠手段来加快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启动步伐。
这场讨论这一方面体现了德国国内民主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既有机制性解决欧债危机的艰巨性。同时类似于向欧盟上交财政、建立经济特区、设立债务清偿基金等设想，又遭遇到诸多阻力，推进乏力。欧元区旧有体制漏洞百出，缺乏自补能力；创新机制阻力重重，没有自我实现能力。两方面的弊端最终拖延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
参考文献
[1]S.Casdorff，m.D?bler，S.Haselberger，“merkelundSarkozylegenneuesKonzeptfüreuro-Rettung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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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iskalpaktnurmitFinanztransaktionssteuer”
[7]“Sch?ublebezweifeltrascheeinführungeinerB?rsensteuer”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2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分业经营的模式给“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愈加显得紧迫。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探讨，认为我国应该立足国内分业监管的客观现实，建立并完善以央行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我国的金融监管确立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业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全新的竞争格局，金融创新加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尤其是综合经营的趋势在逐步深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有的学者比较赞同的方案是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协调机构。巴曙松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想状况是成立一个常设的、类似于协调委员会的机构，对“一行三会”及财政部的监管进行协调。刘燃、韦新莲认为，应在“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长期协调机构，负责与人民银行对话。郭春松认为应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全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理。李论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应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将其定位为监管协调机构，解决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专业监管机构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发挥协调作用，并不直接参与监管。
有的学者认为在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时应该明确建立牵头制度，明确监管责任和权利边界。江世银认为，应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体地位和牵头组织功能。许传华建议，建立全国金融稳定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主要负责人，高法、高检、财政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下设办公室，人民银行牵头办公室具体工作，负责货币稳定、重要监管政策协调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政策的制定及部门协调。
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探索
（一）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状
从国外的情况看，在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法律一般都会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作出规定。归纳起来，加强协调合作的法律机制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由法律直接规定协调与合作的框架和相关制度安排，由协调机构专门行使协调职能。如美国1978年的《金融机构监管和利率控制法》规定成立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协调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储贷监理署五家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表格式，统一各监管机构的政策和监督检查活动。
第二种是由专门的法律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事项。如韩国1997年通过的《设立金融监管机构法》对负有金融监管职能的韩国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委员会（FSC）、证券与期货委员会（SFC）、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服务局（FSS）相互之间的职责分工、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种是由法律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出原则性要求，具体的协调合作框架由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合作安排确定，如在监管机构之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如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FSa）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根据这一规定，英国金融服务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作了具体的监管合作安排。德国建立了由金融监管局和中央银行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协调监管局与央行之间的监管事宜，并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出建议，该论坛由监管局派人担任主席。澳大利亚成立了由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方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就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的改革、协调与合作等问题交流信息和看法，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委员会主席由央行行长担任，秘书处设在央行；另外，央行与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与证券投资委员会还分别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央行副行长任主席，协调双边合作的具体事宜。
从国外的经验看，虽然采用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都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协调合作的框架。如美国通过美联储、英国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局来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
总结这些国家的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个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个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
（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情况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三会”联合组成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会议成员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并邀请央行等部门参加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应和效果评估，以及其他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二是由银监会召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负责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集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互通信息，互相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三是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23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指导全国反洗钱工作，制定国家反洗钱的重要方针、政策，制定国家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政策措施，协调各部门、动员全社会开展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会议，如有需要，经成员单位提议，可随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四是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于1994年，由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目前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已扩大为28家，是我国反假货币工作的最高组织形式，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打击、防范假币犯罪活动工作，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教育、管理等工作。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机制不够健全，制度软约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第十八条规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会议时，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它部委参加。“一行三会”当然可以根据各自履行职责的需要进行沟通与协商，但这种沟通与协商是平等的、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这个联席会议的效果有限，难以发挥事先预警的作用。
现行的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进入。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不但实行混业经营，而且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将重点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将大量增加。而在目前分业监管制度下，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如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监管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常有机会利用管制差异进行监管套利，规避管制以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有待加强。尽管央行不负责金融监管，但它仍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另外央行还将通过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方面的及时反应，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货币政策目标和银行监管目标冲突外部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政策的传导有赖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职能分离后，货币政策的传导因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持，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下降；货币政策信息与银行监管信息的互补性减弱。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经验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探索，认为我国应该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分步骤稳步推进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做实监管协调工作，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3
关键词：财政金融；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策略组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2096-3157（2020）04-0152-02
精准扶贫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中非常关键，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属于主要问题，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也明确提出，一定要赢得脱贫战役的胜利，并保证我国在2020年能够使贫困群体彻底脱贫。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所有方式方法都需要的因素就是资金，而财政、金融都属于表现资金的主要形式，对于精准扶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但财政与金融在扶贫中缺少合理配合与协调，这就会导致相关政策的作用无法得到完美发挥，还会大幅度减少财政与金融对于精准扶贫的作用价值。因此，在精准扶贫时一定要针对财政金融双支柱的协调机制展开深入研究，再通过合理、有效的策略建议开展扶贫工作。
一、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的重要性
自我国在建筑、金融等多方面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后，开始逐渐步入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扶贫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成果，在1978年我国的贫困人数约为2.5亿，在2002年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约为2500元左右，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与落实，至2012年我国贫困人数已经降到两千万，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也涨到了8000元左右[1]。但在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发展之中，开始逐渐面临新的难点与挑战，例如：对于扶贫工作所投入的财政资金一直都缺少最佳规模，随着财政资金的持续增加导致资金在支出方面的比例越发不稳，越发偏向重点扶贫区域其他贫困区域容易被忽略、很多企业被选为扶贫对象而贫困家庭却很少作为扶贫对象，等等。在贫困人数不断上升，财政金融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需要针对财政与金融这两个支柱制定协调机制，再通过协调机制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从而在发挥出财政与金融的主要作用同时，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与保障，因此，财政金融双支柱的协调机制对于精准扶贫而言至关重要[2]。
二、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的现状分析
自我国在2014年初發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并实施以来，我国财政金融扶贫机制也在逐渐完善。相关政策中对全面完善并实行金融服务机制定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财政金融扶贫工作应全面创新与改革，从根本上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良好的帮助作用。针对落实我国扶贫政策与精准扶贫协调机制，需要充分提高对于贫困国民脱贫致富、充分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等方面的重视，同时也需要全面且有效地提高对农村金融机制的建设，从根本上推动农村金融体系与城市金融体系，帮助城乡金融机制的完善与发展[3]。因金融与财政是推动精准扶贫协调机制与策略组合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精准扶贫的主要因素，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在财政金融双支柱的精准扶贫协调机制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金融双支柱体系较为传统
在实际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因传统的农村扶贫措施与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同时在现代社会发展市场中，未能构建出更加完善的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体系，仅仅通过传统的发放扶贫资金方式，已经无法确保资金可以顺利到达农民“手里”，并且通过传统的方式也会促使贪污腐败的情况越发严重。
2.财政金融双支柱与精准扶贫仍处于未融合情况
在实际进行精准扶贫工作时，需要充分结合财政资金的正常拨款与信贷资金对农民的发放，但就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与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仍存在未融合的情况，这时就会对新农村的建设与农村金融机制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的策略建议
1.充分提高财政金融双支柱机制的融合
在针对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进行改善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提高财政金融双支柱机制的融合，从根本上实现精准扶贫理念与政策，而后通过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协调机制对扶贫对象进行改善与完善。此外，现阶段需要将财政资金向精准扶贫方向不断靠拢，同时也需要将财政资金向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方向划分，全面完善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信贷体系与资金下发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运用农村金融体系的各项措施，将财政资金与金融造血相互融合，通过金融造血完善财政资金，帮助实现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的构建，为农村扶贫工作的有效进展起到良好的帮助作用。
2.有效提高金融造血与财政资金的结合
在开展与落实精准扶贫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运用金融中较为独特的造血特点与优势，使其可以在精准扶贫中与财政资金之间相互结合，从而通过金融造血来实现获取财政资金的主要目的。同时，在各个地区的政府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扶贫资金链，虽然相关城市企业为农村扶贫工作起到诸多资金支持，但在扶贫时，仍然需要相关政府将企业所捐助的扶贫资金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从根本上规避出现农民在扶贫情况下才可以实现正常生活的情况。此外，在提高金融造血与财政资金的相互结合时，需要相关政府机构与村级政府帮助贫困户提高自身的生产积极性，并充分开发贫困户的劳动力，使贫困户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同时，为自身今后生活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从根本上规避出现在停止资金帮助时，贫困户出现生活困境的情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节约财政资金的支出，同时也从根本上提高了贫困户的劳动能力，最终实现推动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行与有效性。
3.合理创新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协调机制
为了可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同时加快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就需要全面更改传统的财政金融扶贫政策，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创新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协调机制。在创新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財政公寓与金融工具，例如：在进行财政支农村金融量化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针对农村内的贫困户实现优先配股、双创配股的方式，使贫困户可以得到双重保障，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实现推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的进度，同时也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帮助实现新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在创新财政金融双支柱扶贫协调机制的过程中，需要相关政府向农村下派技术人员与专业人才，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与传授，帮助农民更快地掌握技术与专业知识，并提高农民对技术与机械的掌握度，从根本上实现带动农村技术与农村知识发展。此外，相关政府需要切实进行农村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并为贫困户开放相应的扶贫小额度信贷，帮助贫困户实现借贷资金，使其可以通过借贷资金完成对自身生活的改善。
4.全面完善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
在完善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1）充分完善财政扶贫政策。在完善财政扶贫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出转移支付在农村医保、低保、社会补贴等相关政策的识别系统、评估体系、动态调节体系与监管体系，从根本上确保财政资金在下发时，不会出现因部分官员贪污现象而导致贫困户无法顺利得到下拨资金的情况。同时相关政府也需要构建出完善的资金、财政补贴、保险补贴、风险补偿等相关资金管理制度，确保扶贫下拨的各个款项不会在某一中间环节出现问题。（2）健全金融扶贫政策。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在健全金融扶贫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完善精准扶贫再贷款制度，同时也需要构建出完善的精准扶贫区分mpa考核制度，确保可以及时发现贫困户并帮助贫困户，并从根本上规避出现部分村民随意申请扶贫款项的情况。同时从微观的角度而言，相关政府需要构建出完善的金融扶贫制度、金融风险识别制度、风险防控体系、扶贫产品等，同时也需要充分完善对农民个人征信的调查，从根本上确保在发放信贷资金时，不会出现因征信资质不足而导致资金无法顺利下发的情况。（3）构建扶贫联动体系。在构建扶贫联动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且完善的构建出财政、民政、金融机构等部门精准扶贫联动机制，从根本上在财政金融双支柱的情况下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进展，同时通过联动机制帮助城镇实现城镇化扶贫体系、产业扶贫体系、农业扶贫体系、教育扶贫体系等，从而为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现起到良好的帮助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财政与金融这两者都可以在我国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起到支柱作用，所以这两者对于精准扶贫的意义无法代替。但在精准扶贫的开展过程中，这两者因为无法协调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机制较为传统严重降低财政金融的造血性能，或是财政金融的协调机制与精准扶贫工作没有彻底融合等，这些问题都会对扶贫工作造成多种影响。因此，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前，相关部门一定要对财政金融双支柱协调机制的现状与问题展开全面了解，并针对现状与问题制定相关策略与建议，从而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较为坚固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黄可权，黄珊.财政金融双支柱精准扶贫协调机制与策略组合——基于家庭收入增长与福利改善的视角[J].财政科学，2019，37（01）：67～76.
[2]张智富.稳中求进奋发有为推动江西经济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J].金融与经济，2018，（2）：4～9.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4
一、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公司政策性融资管理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公司投融资平台作用，必须规范各级政府投资公司政策性融资行为，切实降低融资成本、防范融资风险。
一是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融资层次形式。政府投资公司要尽量利用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中长期政策性开发贷款，积极争取利率低、期限长的外国政府对华贷款；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企业债券发行、信托投资、金融租赁、Bot等多种融资形式，广泛吸纳民间资金和外资投入，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格局。
二是建立融资审批制度，严格控制融资成本。各级政府投资公司政策性融资计划或方案必须报经同级政府债务工作联席会议审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政府投资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政策性融资贷款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中央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最高浮动利率；申办发行企业债券、信托、租赁等金融产品的政策性融资费用，应严格控制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三是规范对外担保行为，防止经营性风险转嫁。政府投资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仅限于对政策性融资的担保，并需报经同级政府债务工作联席会议审批同意。政府投资公司要建立健全自我约束、自行消化、自担风险的机制，将自主的经营性融资与政策性融资严格区分，严禁将经营性融资风险转嫁为政策性融资风险。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
最近，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意见》规定，切实抓好落实。
一要建立债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区（市）县政府要在一个月之内建立政府性债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政府一把手要亲自抓，定期或不定期主持召开有发改、国资、建设、财政、监察和审计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对债务状况分析、举债计划审批、风险化解方案制定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作用，切实明确任务，有效落实责任，强化审查监督。
二要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各区（市）县政府和市级部门要强化债务风险意识，市财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出台债务最高限额控制制度和“红绿灯”预警制度，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和约束政府举债行为。对举债规模超过债务最高限额或债务风险处于红灯预警的，要禁止举新债，加快还旧债，有效降低风险。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5
8月20日下午，在历经两次试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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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任重道远
8月20日下午，在历经两次试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称联席会议），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
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审视和应对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同时，也在根据国情健全和完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大金融监管”时代启幕的标志。
国务院批复的联席会议的职责和任务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巧合的是，同在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召集了十大金融监管巨头，商讨联合监管趋势；此前不久，俄罗斯也组建了隶属于央行的统一大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在全球金融创新趋势和更严格防范金融风险要求的推动下，无论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金融协调监管已成必然选择。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加强监管者之间的协调显得非常必要。原因有二：
其一，金融混业正在大踏步前进。截至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行，除了没有拥有券商牌照之外，几乎均囊括了保险、租赁、基金等所有金融牌照。此外，像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控股集团。
其二，交叉性金融产品正在呈现大爆炸的局面，其中以理财产品最为典型。截至2013年5月末，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已达9.8万亿元。而2012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7.1万亿元。五个月的时间，理财产品余额就增加了2.7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4.2万亿元。理财产品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目前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具有跨行业、跨市场的典型特征。所谓跨行业，是指理财产品的运作涉及银行、信托乃至基金、券商等多个金融行业；所谓跨市场，则是指产品的投资标的横跨债券、货币、信贷等多个市场。
在此前提下，联席会议的建立，应能为加强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创造条件。而鉴于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及其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央行参与审核，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显得顺理成章。
事实上，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最早的分工合作制度则始于2000年，在银监会还没有成立的前提下，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联席会议形式每季度碰头讨论。
2003年4月之后，央行换成了保监会，但在开过为数有限的几次会议之后，2004年起就再也没有开过。2008年，联席会议重新启动，央行虽然也加入了进来，但整个联席会议依然没有召集人的角色，以至于多年以来，联席会议的作用非常有限。
与前两次联席会议制度内容相比，此次国务院的批复中，突出了央行的牵头地位，同时确定联席会议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并强调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削弱有关部门现行的职责分工。此举意味着，与以往相比，本次的联席会议制度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表明此次是在保留现有分业监管模式基础上的尝试和探索，或许有助于为适应未来的金融发展新态势积累监管经验。
除央行之外，本轮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单位还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央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组成人员。
引人注目的是，本轮联席会议的协调单位中新加入了外汇局。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在跨境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外国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作为外汇管理部门，外汇局的监管作用明显。而它的加入，足见决策层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警觉和认识。
在具体的操作形式上，有学者建议，可由“一行三会”成立“交叉性金融产品创新联合准入委员会”，实行“联合准入制”，以联合准入来引导交叉创新的监管理念，防范金融产品创新中的系统性风险。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6
关键词资源富集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浅析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导致能源需求不断扩大，使得资源富集的陕西省榆林市能源工业迅猛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地方金融业迅速扩张，形成了特有的资源带动型金融发展模式。资源型经济爆发性增长，为金融业发展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也造成资金的高度集中，制约了资金匮乏农村的金融发展，本文将对资源富集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进行简要分析。
一、榆林市农村经济金融发展概况
（一）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2011年，榆林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2亿元，较1998年增长564.16%，年均增长13.1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同期GDp增速15.69个百分点。同期，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17%，拉动GDp增长0.56个百分点。
（二）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良好。
截至2011年底，榆林市拥有银行类金融机构636个，从业人员7363人，全市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844.51亿元，贷款余额1179.39亿元。其中全市涉农贷款余额为509.04亿元，较1998年增长6935%，年均增长35.35%；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317.62亿元，较1999年增长4026%，年均增长32.87%，农村金融有力地支持了榆林市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榆林市近1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三）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较快。
榆林市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等五种机构，截止2011年底，共有机构数490个，占全市金融机构数的77.04%，从业人数4777人，占银行业从业人数的64.88%。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榆林市已形成以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为主的农村发展银行、国有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地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榆林市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发展缺乏政策有力支持。
1、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对农村金融客体农户来说，财政支农投入逐年增加，但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财政对农村公共使用发展的保障力度仍需加大；对农村金融主体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来说，虽然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力度很大，但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制经营风险的扶持力度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差异性等问题关注较少，同时存在中央政府投入多，地方政府投入少问题。
2、金融政策支持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金融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贷款需求出现大额化、长期化趋势，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理财的需求日益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却以盈利为目的，将资金逐渐转向利润更高的城市资金需求及建设资金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大信贷指导力度，设立对于投向农村及农业相关信贷投入的奖励机制，督促农村金融机构在盈利性的前提下，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3、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支持配合应更加深入。目前，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与地方政府及财政部门已形成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协调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但是财政支农资金由政府投入，金融支农资金由金融机构投入，两者的目标不同，前者追求社会效益，后者注重经济效益，在现实中让两者结合有一定的难度，造成财政与金融在支农项目上缺乏应有的协调和配合。
（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家独大。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联社以及由其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止2011年底，共有机构数为331个，占涉农金融机构总数的67.55%，从业人员达到3015人，占涉农金融机构总数的63.11%；各项存款余额为498.37亿元，占涉农金融机构总量的53.89%，各项贷款余额为317.62亿元，占涉农金融机构总量的58.16%，占全市涉农贷款总量的62.40%，存贷款余额均超过涉农金融机构总量的一半，形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家独大，其他涉农金融机构发展不足的局面。对于农村金融客户，由于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基本没有网点，邮政储蓄银行只吸收存款，农户对金融机构基本没有选择余地，信贷需求只能通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得以实现，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三）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整体服务水平较低，和城市多元化金融服务相比差距较大，同时资金运营向城市发展，向大项目集中比较明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品种单一，除存贷款外，中间业务几乎没有涉及，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差，经营模式简单；基层从业人员业务技能、学历水平偏低，人员短缺现象严重，制约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随着农信社改革的深入，企业以营利为经营目标的确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逐渐显示出资本的逐利性，将资金投向效益好、周转快、额度大，信贷管理成本较低的非农行业和产业，偏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农村地区资金融通的本来属性，致使经济条件相对较差、资金需求额较小的农村地区成为金融服务的盲区，影响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支农的综合社会效益。
三、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政策协调机制。
1、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财政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应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对于农村信用社应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和财政补贴，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其加大在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投放，使农村金融机构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财政资金应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对重点涉农业务的适当补贴和扶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信贷业务，增加涉农信贷投放。
2、提高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对于农村金融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大协调监管力度，一是进一步加大信贷指导力度，使得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符合国家结构调整政策，二是尽力督促农村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对理财产品的需求，三是扩大农村抵押品范围，开发政府担保与农户联保相结合的综合担保模式。
3、完善政策协调机制。一是加强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充分利用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就最新的金融情况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协调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得农村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二是加强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人民银行应积极与商务、工商及农业科技等部门加强联系，相互配合，从农业生产、销售及深加工等各方面都能享受政策支持，使农村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力度。
1、强化金融支农主体机构地位。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支持其支农主力军地位，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晰农信社产权关系，明确其功能定位，实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制和职业化，真正实现所有者、经营者、监督者分离和制衡。加强农村信用社植根农村，服务农村的使命感，保持与“三农”的天然联系，提供满足农村基本需求的金融服务，保证农村地区更多的农户和涉农企业获得更多低成本资金，从而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变，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
2、激活现有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加快推进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建设，完善独立运行机制和和考核体系，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大力推进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积极开展商业性涉农贷款业务，将政策性业务拓展到符合国家政策意图的农业产业化领域。结合邮政储蓄银行风险管控水平，督促全面开办各类支农信贷业务，巩固完善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和渠道。
3、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探索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范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切实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逐步解决金融服务空白问题。
（三）依靠新技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农村地区提供低成本、低风险的基础金融服务。在低成本拓展存款、汇款、贷款和保险等基础性金融服务的同时，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提供适合农村特点的理财产品。
（作者：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农业推广硕士）
参考文献：
[1]程兴财.新形势下金融支持“三农”的对策建议.西部金融.2011年第1期.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7
二十国集团（下称G20）杭州峰会，正值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摆脱低迷，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始终相伴，重大创新不足导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让区域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各国经济政策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对于经济增长策略，各国有整体目标却缺乏全面协调;为应对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量短期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延缓了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制约着本国的经济增长。
旧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中国在此时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G20杭州峰会的主题。
中国国家主席曾向世界承诺：G20杭州峰会，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合力，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共同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其核心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紧扣发展脉搏的中国经济，在当今低迷的全球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提供自身的实践经验，并直面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引领发展潮流，为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一份中国方案，是中国作为主席国为本届G20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锋说。
强化结构性改革
主办一场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并非易事，要取得预期成果更难上加难。去年底中国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后，协同各方在杭州峰会召开前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部长会，同工商、青年、妇女、劳动、智库、民间社会等各界代表广泛对话，并举办了3次协调人会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副手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为杭州峰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仅在财政金融领域，便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展开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各方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共识性文件。
中国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其中推进结构性改革，可谓中国经济适应发展新常态的一大“法宝”，也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最大看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有周期性原因，但主要是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比如生产率增速放缓，缺乏新的增长动能，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过去多年，G20更多还是把宏观调控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卢锋说。虽然不断出招，但相机而动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将全球经济拉出低增长困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反而在不断递减。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命题，中国在近几年走出了坚实步伐：明确不搞强刺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动力方面发挥出明星作用。
这一判断有数据佐证。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3.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主要由外贸和投资驱动的结构，正在向消费主导的新格局转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历史关口，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而G20也面临着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成为了G20政策框架的主打设计。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倡导的跟国内在做的，达到内外统一，并用自身经验为全球提供改革智慧，这是一个大国引领作用的真正体现。”卢锋说。
7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确定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被视为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顶层设计”。
卢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卢锋曾作为财政部专家参与了部分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
“财政部对量化指标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卢锋说，“因为只有通过指数化的数据采集，G20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各国结构改革实际取得的进展。”
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G20还将提供各国结构性改革表现的排名。透明化的指标体系将在国内国际层面上为各国带来社会压力，从而能够让结构性改革得到切实推动。
实际上，G20会议在2010年就把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以后每次峰会都在逐步强化。“但没有一次G20像本届一样，把结构性改革摆在这么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受到这么大程度的重视和关注。”卢锋说。
在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共识的达成，“证明了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创新”首入议题
在结构性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本届G20峰会的主题，与中国确立的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
作为G20创新议题的重要铺垫，8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5-2016）》黄皮书（以下简称“黄皮书”）。
这一由科技部、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攻关的报告，对2013至2014年间G20中的1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共有10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上升，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下降，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上升了0.6分。
黄皮书指出，近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创新竞争力在G20中排名第9位，这也是G20集团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慎明表示，“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列入G20峰会讨论议题，加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合作，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是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创新议题下，G20杭州峰会着力制定创新增长蓝图、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框架，通过推动各国创新增长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
作为G20机制的重要配套活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核心工作是向G20峰会提交政策建议报告，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今年的《B20政策建议报告》特别就“创新增长方式”这一重点议题，提出了实施G20智慧（SmaRt）创新倡议，也即创新可持续性（Sustainableinnovation）、平台大众化（massivepublicplatform）、网络可访问性（accessiblenetwork）、改革彻底性（Revolutionaryreform）、技术创新性（technologicalinnovation）五个指导原则，简称为“SmaRt”原则。
这一倡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实施设立G20交流项目、建立“G20创新签证计划”、成立G20科技创新基金、打造G20技术创新分享经济平台、构建“G20大脑平台”等5项计划，建议建立一个供政府、私营部门、院校和研究机构共享资源、知识和成果的开放性网络，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G20“创新增长方式”专题会议上，与会各方支持中方倡议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就总体框架和成果要素交换意见。各方深入讨论了《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文件，就有关框架和成果要素达成原则共识。
本届峰会后，G20将开启“结构改革”和“创新增长”双轮驱动，主脉络从“危机应对”扩展到主动谋划可持续发展，对G20成员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持久弥坚的影响。
贸易投资联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尤其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影响显而易见，但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减缓等也难逃其责。
G20杭州峰会召开时面对的外部环境，包括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迭起、反倾销浪潮，等等，一系列复杂事件让全球经贸往来成本骤升，不确定性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G20更需要东道国高瞻远瞩，引领议题向既定目标前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风险，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如何让趋于碎片化的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充满活力与联动的轨道？中国至少从两个维度做出了努力。
首先，在G20机制建设上，中国推出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建议，得到G20成员的积极支持，成立了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并于2016年7月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将贸易和投资首次列入G20重要议程，了首份G20贸易部长声明。
未来，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每年还将召开3到4次会议。这表明，杭州峰会后G20贸易部长会议将长效化，平行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辅佐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其次，于7月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于消除贸易壁垒、便利化投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迟福林表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但新兴经济体参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客观上很难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不宜在短时期内过度提高门槛，这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把新兴经济体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
不同标准的对接在本届G20峰会上也得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余翔认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
基建互联互通
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亚太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早在2014年召开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提出，要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让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全体成员。
随后会议提出实施《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以投资促增长已成为G20各方共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成为G20的重点议题之一。
财政部亚太中心执行副主任武曾在《G20议程财金渠道亮点展望》一文中表示，近年来，虽然G20成员纷纷推出促进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的国别和区域计划，但总体上看，“现有融资渠道和模式没有充分调动全球储蓄，G20成员的投资计划之间还缺少协调，难以形成合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长期缺乏动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基建资金严重缺乏。”卢锋说。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机构的逐步成立，对外投资将持续铺开，基础设施投融资成为中国与G20各方重要的利益交汇点。
在此背景下，2016年G20投资议程聚焦基础设施投资，推出了三大支柱成果：一是鼓励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量化目标、推广多方合作融资模式，撬动私营部门资源等方式，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二是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三是探索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制定了推动基础设施及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8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2007年底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迅速传染到英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同时也波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实体经济，引起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影响程度、破坏力度都超过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存在资本管制，这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间接影响却不可小觑。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美国等国迅速采取了降息、市场注资、减少税收、增加公众支出等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来应对，减少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的冲击。本文仅从财政政策角度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异同，总结比较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对我们化解风险、应对危机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危机起因
要想应对危机，首先要分析一下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总的来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金融创新风险估计不足，滥用金融杠杆
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造就了它极其丰富的金融产品，从各种期货期权到资产证券化，长期以来对于这些产品的风险估计不足造成了大量资金的涌入，一旦市场脱离预期，就使得大量投资亏损。
（二）资产流动性过剩
2000年左右美国的房地产行业相当热门，涌入大量炒房者。炒房者钱不够便向贷款公司借贷，并以住房为抵押。而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于是贷款公司为分担风险找到投资银行进行融资。投资银行为分担风险发放CDo债券给避险基金，让债券的持有人--避险基金的投资者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避险基金为分担风险，找到aiG为代表的保险公司购买CDS保险，并且创立CDS基金，由于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CDS基金相当赚钱，结果这个基金可卖疯了，各种退休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2006年年底，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因为房价下跌，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aiG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同时投资避险基金的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次贷危机成为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并在全球蔓延开来。
（三）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
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局"。从1913年起至今，美联储局一直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起着"最后的借款人"的作用，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率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比率三大杠杆调节经济，旨在为美国"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稳定、适应能力更强的货币金融体系"。美国金融危机当然与美联储的失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脱不开关系。
二、金融危机下中美两国的不同财政政策
次贷危机爆发后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双重危机，资产严重缩水，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减少，消费信心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以及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积极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企业投资，扩大内需，保持市场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资。
（一）中国
2008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议提出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而且4万亿元只是投资，而减税、价格补贴等其他财政支出还不属于这4万亿元的范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再次全面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入2009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最初财政部提出的2800亿元，到上报全国人大的9500亿元，2009年的预算赤字只用了不到4个月，就已经抬升了6700亿元，中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的决心已很明显。这种决心和力度甚至使得一些刺激政策在之日前实施，以强化力度。
（二）美国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向实体经济扩散，原布什政府从它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上再次后退，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也更加激进。2008年12月，当时布什政府决定分两个月向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提供134亿美元的短期贷款。2008年12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共同提出了称为"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计划，购买以消费信贷和小企业贷款为基础发行的证券，以促进消费信贷和小企业信贷市场的恢复。奥巴马在2009年1月，进一步采用了在美国久违的宏观财政支出政策。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总额为7800亿美元经济复兴计划包括下述内容：启动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造计划，；更新联邦建筑物旧的暖气系统，使联邦建筑节能化；为全国学校建筑安装节能系统，为教室购买新的计算机；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的宽频网络系统；更新医疗机构的设备；实行总额为27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以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
三、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差异分析
（一）中美两国采取对策的时间有差异
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后，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受到影响。正是由于这种传导的滞后性，中国比美国采取反措施滞后约6个月左右。在危机初期，由于各国均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在判断此次金融危机的未来发展以及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处于劣势。因此，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更早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则在应对危机的时间上滞后于美国。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9
失业，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使欧洲的前行异常艰难，而希腊、西班牙、法国近来形势的变化，使稍事休整的欧债危机再度改道。
希腊的议会选举加大了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先是得票率获得前三的新、左翼激进联盟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组阁努力均告失败，随后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与各党派进行了持续一天不成功的协商，最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因各方相互诋毁而告吹。各种政治乱象迫使希腊在6月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重新选举背后的阴影是，按时间表，希腊需在6月30日前制定并通过110多亿欧元的2013年－2014年支出削减计划，以如期获得第二轮援助方案下的救助款项。如果议会重新选举中左翼政党上台，既定的欧债解决路线“紧缩财政、隔离希腊”就会受到挑战。一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驾马车”决定割断希腊外援资金，希腊政府的资金将于7月初枯竭。如若希腊退出欧元区，恐慌效应会引发欧元区更大范围的震动。
政治不确定性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奥朗德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胜利后，抵制德国倡导的欧盟财政契约的浪潮蔓延开来。不过，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5月14日表示，欧盟不能根据法国等国的大选结果而修改严格的财政契约。
另一个风向标是西班牙。西班牙银行业由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过高，对日渐萎缩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也过高，其资产质量让人担忧。尽管西班牙已宣布大幅削减预算和巩固银行的新计划，但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成本依然在5月中旬飙升至今年最高水平，这表明了人们对经济萎缩和不良房地产贷款的担忧加剧。
早在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初期，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Véron）的政策研究就已经把矛头指向欧洲。作为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国际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和布鲁盖尔（Bruegel）工作的经济学家，韦龙对欧洲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有独到而深入的观察。
对于依然在颠簸中滚动的欧元区危机，这位喜欢垂着头思考问题的法国前劳工部长顾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他继而表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货币联盟存在设计缺陷，没有辅以有力的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这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而欧元区目前的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他认为，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
紧缩与增长的正反说
《财经》：虽然希腊从欧洲货币联盟中退出的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段被提及，但最近的变化是，欧央行的官员首次公开讨论了这一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正变得更具体？
韦龙：希腊的政客们正在铤而走险，而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也卷入其中。这个策略是否明智有待观察。如果希腊无序退出，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会是赢家。我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财经》：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背景是，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紧缩计划，这表达了希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声。但是希腊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韦龙：紧缩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对希腊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可替代的解决之道。许多希腊政治家似乎在暗示，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内其实不必厉行紧缩，这一看法完全不现实。
《财经》：不只是希腊，在整个欧洲，紧缩政策的前景都在变得晦暗不明。以法国为例，社会党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他赞成实施“严肃的财政政策”，支持恢复公共账户平衡，但“反对长期实施紧缩”。
韦龙：奥朗德一直声称需要增长而非紧缩，但如果考虑到政策可能性，他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法国没有刺激经济的空间。深究起来，紧缩与增长，只是人为制造的对立。
《财经》：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欧元区及其各成员国即将公布一季度的GDp增速，无论具体数据如何，人们大体上有这样的共识，欧元区内部仍然严重分化。
韦龙：这要看具体从哪个方面说。就竞争力而言，我不确定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危机发生之前，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力就存在差距，而这次危机揭示了这种差距有多大。
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北欧与南欧正渐行渐远：南欧日益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境地，而北欧表现尚可。不过，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财经》：这种南北欧间的分化是否无法弥合？
韦龙：我们无法推断出分化演进的曲线，因为目前的局面非常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就增长和就业而言，目前南、北欧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差距，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认为，南、北欧未来的差距走向取决于未来数月或数年内欧洲作出的政策决策。
一场制度危机
《财经》：其实在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人们一度认为欧债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短短数周内风云突变，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韦龙：LtRo显然不足以成为欧元区危机的神奇解决方案，它只能为欧洲央行争取一点时间，让决策者们有空间调整决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及其框架搭建方面。
欧洲的问题不是外生的。纵观这场正在演进的危机，最初的震动确实来自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金融体系完美无缺。欧洲在银行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而LtRo虽然对银行资本有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项流动性政策，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要想成功解决欧元区危机，需要出台更多的举措。
《财经》：一方面，欧洲统一的货币需要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抱怨在过去两年中，欧洲所做的比过去20年都要多，到底是举措出台得不够多，还是举措不能见效？
韦龙：主要问题在于，欧洲这一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它没有将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补充进去。
这对欧元区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想要货币联盟可持续，他们必须加强或引入财政和银行联盟，而目前后两者要么尚不发达，要么完全缺位。而欧元区目前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财经》：在欧洲打造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是否有一个优先次序？
韦龙：我的直觉认为要先有货币联盟，然后是财政联盟，最后是银行联盟。这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观认知不同。我认为，比起让渡对银行的控制，一个国家更容易让渡对货币甚至是财政的控制权，后二者在政治上更容易。
《财经》：要打造这样一个三者结合的联盟，欧洲现在最欠缺的是政治意志吗？
韦龙：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欧洲存在着四重危机：一是债务危机，二是经济增长危机，三是银行体系的危机，第四个，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欧洲的制度危机。基本上，欧洲各机构未能出台处理上述问题所需的政策。
《财经》：是否有政治危机呢？
韦龙：欧元区特有的问题，除了财政和经济元素外，有很强的结构性政治因素。但我不会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一场全欧洲层面上的制度危机。当然它有不同的维度，几个维度上的问题联系日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开来。
金融抑制与银行联盟
《财经》：人们正在试图搞清西班牙银行业“黑洞”的规模，欧洲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韦龙：不。追溯起来，至少自2008年以来，欧盟一直存在系统性的银行体系脆弱问题，这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财经》：那该如何解决银行业的危机呢？
韦龙：正如我刚才所说，欧元区危机的不同层面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与一两年前的看法不同，现在我认为，欧洲无法单独去解决银行业的危机，而不去理会债务危机，不去理会更高层面的制度失灵的问题。
所以，欧元区统一财政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或者至少是在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方向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在此前提下，才可以真正讨论如何解决银行业的问题。这是欧元区危机各层面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
《财经》：有人质疑对欧洲银行联盟的争论是对真正的财政约束问题的逃避。
韦龙：我认为，这个争论背后是欧元区可能选择的两个不同走向：要么金融抑制，要么实现银行联盟。在许多情况下，金融抑制表现为对储蓄者征收隐性或实际税收，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征税，以造福国家。但这通常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储户和借款人间进行资金分配的效果。目前的欧元区成员国就广泛采取了金融抑制手段。而如果存在“银行联盟”来实行监管、形成银行业决议以及为储蓄保险，就不会出现金融抑制，或者至少不会到达现在的程度。
《财经》：现在我们是更倾向于沿着这两个方向的哪一个前进呢？
韦龙：当前欧元区各国正在沿着金融抑制的方向前进，而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银行业联盟，尽管大家嘴上都赞同要执行共同的政策。（当然也没有全都停留在口头上，欧洲银行管理局的成立可能是最重要的举措。但该管理局不够强大有力，不足以阻止金融抑制在单个成员国层面的出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一些政府在金融系统中使用自身权力――包括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利用国内金融体系实现自身特定利益，为减轻自身债务和进行融资运作服务。
《财经》：现在银行联盟似乎还很遥远，目前让人忧虑的是，欧债危机会随着欧洲各国的选举结果而改变轨迹。
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篇10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条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26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09〕5号）以及全省金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努力扩大信贷投放
（一）明确信贷目标任务。全市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双赢意识、创新意识，做到思想到位、措施有力、灵活高效，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力争2009年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18%以上，其中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最大程度地满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坚持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订单、有效益、有信用的企业加快发展。对限制类行业中的生产技术先进、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也要积极给予支持，避免按产业和行业实行“一刀切”。
（三）积极推进银企对接。各级金融办、人行、银监部门要会同发改委及各经济主管部门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多形式的银企洽谈活动，排出重点融资项目，向金融机构推荐。市直所有单位都有义务组织和帮助本系统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参加各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切实缓解资金瓶颈问题。市金融办要积极探索银企对接正常化的新形式，加快建设网上对接平台，当前要切实抓好“*市银企对接超市”的组织实施，跟踪签约项目进展，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对签约项目服务，加快审贷进度，提高贷款落实到位率。
（四）大力支持“三农”发展。各金融机构应将农村民生工程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信贷支持重点，特别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三农”发展中应发挥支柱作用。市农发行应将支持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作为品牌来打造，不断提高在农村信贷市场的份额。市人行要在现有信用村镇、信用农户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建立完善农户信用评价标准，将农户信用评价结果引入农户贷款审核过程，有效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规模，不断满足农民合理资金需求。
（五）加大对困难企业的帮扶力度。各金融机构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也要给予信贷支持。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予利率优惠，减轻企业负担。
（六）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应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和差别管理政策，建立健全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评级和风险考核机制，完善信贷人员业绩考评指标体系和考评机制。各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或部门，并积极发展分期贷款、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保理、出口退税质押贷款、信用保单融资、“速贷通”等信贷创新产品和业务。对于小企业贷款投放突出的金融机构，银监部门在机构网点设立、新产品准入等方面应给予优先支持。
（七）切实做好政策性小额担保贷款。各级人行、劳动保障和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建设”的有机联动形式，进一步落实扩大小额担保贷款的适用人群、贷款额度、贷款期限、利率浮动范围等政策要求；要以团省委与省农村信用联社联手实施的“万名农村青年创业贷款扶持计划”为切入点，全力推进我市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投放；要与教育部门共同研究小额担保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联动的方式，助推我市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各金融机构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为支持创业、促进就业和维护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八）切实加大市外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按照省委、省政府“发展合作，金融先行”的要求，加大我市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将引进金融机构列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对引进和培育金融服务机构有功的单位和人员给予奖励。市外金融机构进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或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独立法人机构，或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对其购、建或租用办公场所给予一定的费用补助，对新开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财政性存款支持，并在三年内按其缴纳的税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市本级今年力争新引进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动徽商银行在县域设立网点。
（九）积极发展地方金融服务组织。各县区农村信用联社要抓住监管政策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组建工作。力争2009年推进居巢区农村信用联社和1家县级信用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争取设立1至2家村镇银行。加快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步伐，再新设立2至3家，推动已经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增强小额贷款公司服务能力。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争取农村资金互助社设立取得突破，争取新设立1家典当行、2家担保机构，不断壮大地方金融服务实力。
三、积极拓宽新的融资渠道
（十）鼓励、推动和指导企业上市。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后备资源摸排工作，对照条件从中遴选建立上市资源库，并编制工作规划和发展目标，有重点地对入库企业进行培育、培训，逐渐形成“上报一批、培育一批、改制一批、发掘一批”的格局。制定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挑选一批有影响力、发展前景好、积极性高的企业，进行重点指导和扶持，力争2010年前有4户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其中2009年确保2户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
（十一）债券发行力争取得突破。组织和推动我市重点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项目等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组织和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积极利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开展直接融资。市人行要积极开展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知识培训，协助符合发行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市发改委要会同有关经济主管部门通过摸排，尽快确定一批发行债券的后备企业，认真做好培育工作，重点支持他们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做大资产规模，提高信用等级。市金融办、发改委、经委、农委要加强协调，按照统一组织、统一冠名、分别负债、集合发行的模式，选择重点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化等特色行业的企业探索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短期融资券和集合信托债。
（十二）大力推进股权融资。市发改委要积极推进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与我市重点建设项目、重点企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对接；引入市外创业投资机构来我市设立创司或分支机构，对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探索以我市优势产业集群为依托，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市财政部门应积极改进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探索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形成“创投资金进入—企业发展—培育上市—资金退出—进入新项目”的良性循环，使创业投资逐步成为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十三）加强政府性融资平台建设。积极整合现有政府资源，加强各类政府性融资平台建设，完善项目的偿债资金来源，为市场化融资创造条件。根据城市建设项目特点，采用灵活建设方式，取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并积极尝试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信托产品、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资金投资等方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提升服务城市建设的能力。
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
（十四）建立财政性存款与银行贷款投放挂钩机制。按照“财政性存款所占比例与贷款投放所占比例相匹配”的原则，定期调整市本级财政存款、各类基金存款等主要财政性存款资源在各家银行的存放比例，鼓励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十五）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根据财力状况，逐步扩大市本级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规模，进一步完善补偿方式，尽快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即期效应。各县区也要切实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力度。
（十六）支持担保体系建设。加快财政出资的担保机构发展，充实现有担保机构资本金。积极整合市和县区两级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资源，建立联合担保体系，发展分担保、再担保业务。对新设立的担保机构不能享受国家税收减免的，三年内按其入库税金的50%由入库财政给予补助。积极引进市外担保机构来我市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并给予适当补助。
（十七）加大财税政策支持金融业化解不良资产力度。各级财政应积极支持农村信用社尽快完成股份制改造。同时，认真总结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经验，稳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
五、打造和谐共赢的金融生态环境
（十八）积极创新担保方式。各金融机构要拓宽信贷担保渠道，积极尝试开办以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探矿权、采矿权、未来协议应收帐款以及自有动产、有价证券、专利权、注册商标等无形资产作抵（质）押，以及在农村试行以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作为抵押物的贷款业务。积极推广仓单质押贷款、应收帐款质押贷款、法人代表个人财产担保贷款、联保协议贷款、公司担保职工自然人贷款等金融产品。市农委要会同涉农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开展“订单+保单”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员联保贷款”，推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户、农村专业合作社、担保公司等多方参与的信贷联保模式，积极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