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经济现象篇1
关键词：新形势；提振；气象经济；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36-02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气象机构，进行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业务，从此也就有了“气象经济”概念。当时的“气象经济”主要体现在“农”字上，且是由“公益”气象服务产生的。1985年，国务院批准气象部门开展专业有偿服务，从此步入了由“公益”气象服务与“有偿”气象服务共同产生“气象经济”的局面，并一直延续至今。进入21世纪，“气象经济”这一名字开始在各种媒体上频繁出现，其应用也得到全方位拓展，如2003年的高考也出现了“气象经济”的题目；特别是2008年初中国南方出现罕见的雨雪冰冻天气，媒体对“气象经济”的热炒更是达到了空前程度。近年来，“气象经济”很少有人提及，媒体关注度明显降温，值得有关方面引起重视和思考。
关于“气象经济”的定义，确实很难说得清楚。譬如说，广播电台一次普通的公益天气预报播出，能说它没有产生“气象经济”吗？一条普通的公益气象短信，能说它与“气象经济”无关吗？当然，如果气象部门向用户提供的是专业专项气象服务，那么产生“气象经济”就更是天经地义了。
新形势下“气象经济”赋予了新的内涵。首先“气象经济”已经充分显现在政府科学决策，公众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趋利避害、减少经济损失等方面；其次“气象经济”更是拓展到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新经济”发展以及市民日常休闲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气象经济”的现状
（一）“气象经济”与气象灾害
据统计，在各类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占了80%以上。气象灾害主要有台风、暴雨、大风、冰雹、雷电、低温阴雨、雾霾、高温干旱、冰冻等。据中国气象局2013年1月14日的2012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主要气象灾害造成经济损失为3358亿元，因灾死亡或失踪人数1390人。由此看来，大力提升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尽最大努力减少由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提升“气象经济”效益，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二）“气象经济”与“三农”关系紧密
1.农业气象减灾增效
气象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针对性地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传真、网络等手段把暴雨、强冷空气、连阴雨、雷电大风等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发送到当地领导和农民手中，为农业减灾增效服务，千方百计提升气象服务“三农”的经济效益。
2.农业气象服务增效
目前，农业气象业务服务领域已经从传统的粮食作物拓展到经济类农作物、畜牧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创汇农业、都市观光农业等。气象部门通过“农业气象业务服务平台”向粮、茶、油、糖、畜牧、水产等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农户开展全方位的精细化的农业气象服务。通过服务，为“三农”创造更多的“气象经济”效益。
（三）“气象经济”涵盖“二、三产业”
据统计，建筑、建材、电力、旅游、交通等二、三产业与“气象经济”的关联度是仅次于“三农”的若干行业。
1.建筑业
建筑与气象关系密切。在设计高层建筑时，除须考虑地震因素外，还须考虑风荷载等气象因素的影响；另外，建筑施工与降水、温度、风速等气象因子关系密切。
2.建材业
砖厂、瓦厂等露天建材企业对突发性雷阵雨天气十分敏感；还有，持续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会使建筑工地停止施工，钢材、水泥等建材需求滞销，导致库存积压，经销商报价也随之下调。
3.电力业
气象灾害对电力影响显著。冰冻、积雪、雷电、大风、暴雨等气象灾害会对输电线路设施造成危害或破坏。
4.旅游业
随着休闲旅游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旅游业也要“看天吃饭”，而解决旅游业“看天吃饭”的“旅游气象”属于“气象经济”范畴。
5.交通业
交通对气象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轻度降水、积雪、道路积冰可能引起路面湿滑；雾霾、强降水将限制能见度；台风、洪汛等灾害性天气会影响或破坏道路的基础设施。
（四）“气象经济”的若干实例举证
1.老李是诸暨市一家电器经营部的老板，每年的4月份，他都要向气象部门咨询入梅、出梅日期以及出梅后夏天的高温程度和时间长短等情况，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中长期天气趋势预报，合理安排空调等电器的进货、销售计划。
2.位于诸暨市区苎萝东路的一家洗车店店主张先生说，开洗车店与天气关系非常密切，往往是久雨初晴这几天生意最忙碌；一旦当天气预报说将要下雨了，来洗车的人就会少很多。目前，张先生每天晚上关注天气预报成了一堂“必修课”。
3.2013年3月9日的强冷空气还没到达之前，诸暨市江藻镇草莓种植大户老钱就提早2天收到气象部门发出的气象短信，他早早做好了草莓大棚保温取暖准备，并加固了大棚。结果，这次过程降温幅度达12.8℃的强冷空气影响，基本没造成损失。
4.据诸暨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王医师介绍，因雾霾天气而感觉身体不适前来就诊的患者会较平时高出约20%―40%。这类人群往往遇到较严重的雾霾天气就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吊瓶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
二、“气象经济”面临的困境
现阶段看，“气象经济”面临的困境或隐忧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媒体关注度降温
近年来，媒体对“气象经济”的关注度降温，各类媒体上似乎很少能见到“气象经济”这一名字。可以说，目前“气象经济”遭受相当程度的冷落是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二）公众认识上存在偏见
公众对“气象经济”的认识抱有偏见，总以为“气象经济”就是花钱买“气象预报”，且这种偏见根深蒂固，使得“气象经济”始终处于相当程度的尴尬境地。
（三）“天气预报准确率”与公众“期望值”之间存在差距
“气象经济”与“天气预报准确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尽管现在的天气预报准确率较过去大大提高了，但影响天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天气预报也有报不准的时候，而公众对天气预报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这就使得“天气预报准确率”与公众“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着。
（四）“气象经济”效益难以量化评估
有关部门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的“气象经济”效益难以作出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量化评估，一定程度影响或动摇了公众接受、使用气象信息的信心和意愿。
（五）“气象经济”概念模糊不清
“气象经济”概念一直模糊不清，有关部门对“气象经济”至今不能做出一个权威的科学的规范的定义。
三、新形势下提振“气象经济”的若干对策
（一）提供精准化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快速，公众是不仅仅满足于常规的灾害天气预报，而是关心能提前到什么时候更精确地预报灾害性天气，从而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预防。因此，气象部门除了常规的提前一两天做灾害的预警，还要进一步制作提前12小时、6小时乃至3小时甚至1小时、30分钟的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提醒大家在什么时间、什么区域采取何种防范方法，这样公众就能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防御措施，减少经济损失。
（二）推进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建设
如何提升气象信息的覆盖率？气象部门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打造气象信息“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事业、进医院、进车站码头、进市场”的全覆盖工程，把气象信息传播给所有的人群，特别是边缘地区的人群当中。除了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电话声询等以外，气象部门应扩大在乡镇、公众场合、人员密集地带安装气象电子显示屏，乡村安装大喇叭，还要发挥好村（社区）一级的气象信息宣传员的作用，千方百计把千变万化的气象信息传送到千家万户的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气象灾害损失，提升“气象经济”效益。
（三）提高“中长期天气预报”准确率
一些制造业（如羽绒服生产）、家电商家（如空调销售）要求气象部门对中长期天气趋势做出准确预测，以提早安排生产或销售计划。“中长期天气预报”受到的关注度不可忽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中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还不够高。随着科技的进步，加上气象科技人员持之以恒地攻关，目前“中长期天气预报”这一国际性技术难题的理论基础和业务水平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
（四）进一步挖掘和深化专业专项精细化气象服务产品
气象部门要进一步挖掘和深化专业专项精细化服务产品。概括起来讲，这些产品主要包括：为特定用户定制的气象预测预报服务；旅游、交通、电力等气象服务；紫外线、人体舒适度、晨练、散步、洗车、空气污染、霉变、城市火险等级等气象指数预报服务；气象实时资料分析服务；重大工程项目气象保障服务；根据不同用户具体要求专门定制的气象预报服务产品及提供个性化的气象服务等。当然，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气象服务产品有待深度挖掘。
（五）加大“气象经济”的宣传力度
“气象经济”为何迟迟火不起来，甚至反而降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向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做得不够。为此，建议舆论媒体对“气象经济”要进行积极的广泛宣传，并做到持之以恒，譬如，在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中设“气象经济”栏目，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观众讲解“气象经济”的一些常识及实例，使其深入人心，为公众所熟知和接受。（下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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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气象经济”的几点思考
（一）“公益”气象服务与“有偿”气象服务共同产生“气象经济”
目前，中国的气象服务有“公益”气象服务与“有偿”气象服务之分。“气象经济”的产生包含“公益”气象服务与“有偿”气象服务两部分，且“公益”气象服务占据绝大部分，“有偿”气象服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公益”气象服务与“有偿”气象服务的划分，在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有原则性规定。
（二）新形势下“公益”气象服务面有扩大趋势
国际上有些国家（如新西兰）的“气象经济”是纯商业化模式运作，而我们没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这也是“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所决定的。目前，气象部门花大力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等把气象信息发送出去，“气象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从发展趋势看，气象部门“公益”服务的范围愈来愈大。例如，诸暨市气象局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气象，已从“有偿”服务转为“公益”服务；还有发送的灾害预警短信、气象显示屏也从以前的“有偿”服务转为“公益”服务。
（三）积极提升“新经济”发展中的“气象经济”效能
新形势下气象部门在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好气象服务的同时，如何使“气象经济”在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等“新经济”领域中发挥更大效益，这是气象部门所必须思考和努力的。
结语
新的形势下，气象部门要全面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公共气象服务、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能力，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同时，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做出努力，为新时期提振“气象经济”出谋献策，使“气象经济”尽快走出受冷落和低迷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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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现象篇2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批判性思考；思维范式；特征化事实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09，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
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常见经济现象篇3
关键词：新经济形式；经济法程序；特色逻辑关系
一、新形势下的经济法程序依赖于传统程序并超越
现代经济法或新形势下的经济法是在对民事程序（占主要）、行政程序的制度优点借鉴的接触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独立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行政机关是执行经济法的主体，另外也存在立法机关执行的现象。因是调制主体，行政机关担负着多部门法的执行，不仅包括行政法，也包括环境法、社会法、经济法与劳动法等（广义经济法包括环境法与社会法等，本文以狭义经济法概念理解经济法）。经济法是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的结合，其中主要为实体规范。行政法以程序法占主要。所以，在经济法执行时，执行的参考自然以行政法为准据。比如，经济活动中关于行政复议、处罚、许可、诉讼的规定，当然适应《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另外，就经济纠纷诉讼来说，比如消费者权益诉讼、不正当竞争诉讼等程序规范则参考民事程序。
作为新形势下的经济法，承担着解决繁杂经济问题的重担，通过不断的制度摸索，逐渐在经济法领域构建出极具特色的程序，从而超越传统程序。
（一）审批程序特殊
其一，准入、退出程序特别。比如创设金融公司时需要经“特许”与反复审批。《保险法》有关于保险公司需要经“筹建”与“开业”两个阶段的申请审批过程；《证法》有关于设置证公司时的“设立”与“业务许可证”的审批。此外，金融机构也具严格的退出规定。因为金融企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与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如保险公司退出市场受益人将受到损害。金融安全网、并购、破产、关闭是处理金融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方式。风险被金融安全网阻碍，若失败，进一步通过接管手段挽救金融企业，再若失败，则可撤销其法人资格。其二，在审批环节存在初审、主审。初审在申请筹建环节，主审在许可开业环节。审查经营者时考虑因素繁多，工作量大。因经营者具实施集中要求，若过长审查可能无法适应经济变动。所以，集中审查经营者申报，在较短时间初审申报材料，若好合乎规范则准许集中；市场秩序可能因集中产生混乱，则进行主审，该环节审查时间较长，直到决定作出。比如发行人向证监会提交证发行申请，中国证监会将首先审查提交文件，同时将审核建议反馈保荐单位，保荐单位随后做好整改。在后续的发行审核前，可预披露提交文件，然后由发行委员会决定。证会听取发行委员会关于发行与否的建议，最终作出核准与否决定。因申请发行证的材料内容涵盖广，具较强专业性，需细致审查，审核一次有点轻率。所以通过再审提升质量。
（二）救济程序特殊
其一，存在常见的前置复议程序。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不服，在救济寻求时应当经过行政复议阶段方可向法院提讼，即为前置复议程序。学界认为，专业性较强案件才适用于行政复议，即有关事实的认定需要专业知识或者解决争议的规范需要专业性的解读，否则不适用前置复议程序。在我国许多部门法都存在前置复议程序，比如经营者对管理机构作出的集中决定有异议，应当先经过行政复议，才可行政诉讼。另外，劳动法、价格法、税法等规范中也存在复议程序前置情况。据研究，经济法领域引起纠纷专业性强，复议前置较为常见，但涉及政治争议则较少。其二，常见举证责任倒置。谁主张谁举证是常见的证据出示规则，而举证责任倒置则是一种例外。广义经济法领域常见举证责任倒置，如《直销管理条例》中第26条，最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等。其三，公权力行驶举证并较为常见。如大不列颠金融服务局、pSpD、美国证监会和台湾地区等，在法律授权下，有行驶收集调查证据权利，以原告身份。
（三）较依赖专家权威
其一，盛行专家委员为体制。比如地方政府的咨询委员会、金融建设委员会，重庆市、上海市、贵阳市等设置的金融咨询决策委员会等。具实权与咨询性质之专家委员会是常见的分类。其二，审判机构较为常见。该现象在经济、法制发达的国家地区较为常见，比如英国的金融法庭、美国的法官行政工作室等。此外金融法庭也在我国地方法院可见，如上海市设置的三级金融法院。财税法院也存在，比如美国税务法院、英国两级税收法庭等、泰国中央税务法院等。再有就是竞争法庭，如美国的FtC设置的aLJ、英国的Cat、瑞典的市场法院、日本的JFtC等。
（四）较为普遍的信息公开机制
人类活动客观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在经济法与民商法领域对不对称信息做了不同的规避，民商法以假设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为准则，以事后补救、非信息工具解决信息在公权力干扰下的不对称；而经济法则通过信息工具综合运用，排除假设主体平等前提，扩大公开信息的主体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展到市场主体。
二、新形势下的经济法程序特色与逻辑关系
（一）经济法程序特色谈
1.自足性。自足性指经济法即对经济活动提供了遵守条款也对纠纷解决提供了程序要求，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工为一体的法律领域，结合紧密。这就避免了相应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制度规范。这区别于民法、刑法除了制定出实体法外还须额外的程序法为补充的现状。综合多样化的时代是决定经济法自足性的重要原因。经济活动交流的频繁加上经济纠纷的复杂性，需综合运用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现代社会人们要求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愿望通过经济法中的实体与程序合二为一实现。
2.经济法制度中的程序规范被重视程度加深。程序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主要体现。其一，从立法上分析，在立法技术与法治理念深入现状下，程序设定详细度提高且更全面，放宽了市场管制，增加了市场主体权利。其二，在国际立法领域，程序制度重要程度也有所增加。比如金融法层面，随着保护消费者（投资者）的呼声高起，公权力可行驶证据收集与代为。在诉讼法层面，竞争法庭（院）、财税法庭（院）、金融法庭（院）等专业法庭数量也增多。再如反垄断法层面，经济执法因实体规范存在确定困难与原则性出现了困境，许多国家进而通过程序规范实现执法的便利。
3.限制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在经济法程序中规定较多。针对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范围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由政府出面干预的“特许”就是限制意思自治的典型。信息公开义务促使市场更加开放透明，便于政府监管与维护消费者权益，但也限制了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复议程序前置可节约社会法制资源，通过专家理性解决纠纷，但也对市场主体的权等纠纷解决自由做了设限。为对“弱势群体”（如产品质量法中的消费者，相对生产者而言）保护，将诉讼时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强势群体”（可称为被告），不仅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理的颠覆，同时也限制了“强势群体”的权利，出现不能举证则承担法理责任的情况。这也展示了限制意思自治与提倡意思自治的经济法与民商法间的根本差异。
4.比较突出的复杂性与专业性是经济法程序又一特色。频繁经济活动与细微的经济专业划分，大型企业跨国经营与高等数学应用增加了经济管理难度，技术性增强。竞争法、财税法、反垄断法等中规定的法律主体与民法、行政法中的法律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垄断企业的出现让古典经济市场破灭，原有的小商人法、市民法无法适应新需求，大企业法由此产生。”随着经济活动专业性的提升，人们开始重视专家理性，比如专业法庭或专业委员会的诞生；程序制度也不再简单，行政法中的单次审批演变成经济法领域的重复审批。由于经济活动专业性问题，公权力证据收集与诉讼、倒置举证责任、复议程序前置等制度规定也由此产生。
（二）经济法程序逻辑关系探究
1.对信息不对称性可有效的克服。上世纪70年代“信息不对称”被首次提出，对市场失灵状态有效的概括，但其存在人类社会客观活动的是始末。民商法虽以意思自治与假设主体平等为前提，但不能由此推断其没有对信息不对称有效的规避，而是采取事后补救、基础准则措施避免公权力过多干预。解决经济纠纷往往依赖向法院提讼的方式达成，当事人的“权利意识”非常重要。但在诉讼资源紧缺、费用高昂的当今社会，诉讼拖延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不能及时的解决纠纷，贻误经济决策。通过对假设主体平等的排除，经济法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信息工具的综合运用加以规制，完善意思自治原则，是公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代表，具公法属性。
特定信息与专业性知识的不对称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比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储户的专业知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存在差距，这就是“专业性知识的不对称”；另外，关于基于购买产品的特定信息也存在掌握程度的差距，比如黄金升值空间等。对不对称专业信息现象，经济法给予了有效的规避。比如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法院与行政机关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以复议程序前置、专业法院的方式解决不对称专业知识现象。此外，举证责任倒置、申请审查两审制度等也对不对称的特定信息做了规制，公开信息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对不对称信息现象也做了直面规定。
不公平社会分配与不平等当事人地位在经济法程序中做了有效规定。与假设主体平等的民商法有所差异的是，异质性假设在经济法领域常见。高度抽象民事主体，将其看做是平等的经济人，对民事主体特性给予排除，认为社会主体地位、实力均等，共同在自由市场上自由竞争交易。对弱势群体的忽视保护，举证责任倒置存在于个别情况，以协商方式披露交易信息是民商法的重要内容。相反，经济法更加注重社会人即经济人，认为市场主体具有非均质、不平等性。所以，在信息披露、公权力的证据收集与、倒置举证责任等方面做了弥补。
2.外部性问题可由经济法程序有效的解决。外部性问题为国家干预经济找到了借口，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经济法中的规定也尤为明显。根据问题强弱，而选择不同领域法律解决问题。其中，费用是选择适用法律的主要依据。如果通过公序良俗、私法等可对外部性问题有效化解，不必适用经济法。若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则有必要适用经济法。比如，金融行业是脆弱的行业，管理不慎则可能发生金融风险，出现连锁性倒闭，引起经济危机，负的外部性是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即人民的安定生活、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有序发展、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等都与金融行业有关，正负外部性的影响都巨大。因此，仅以市场的基础调节，道德、公序良俗等来自我规范，显然不可能保证金融领域的平稳安全，只有通过特许、审查等环节加强监管，才可能确保经济安全。以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解决纠纷存在“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现象，原告成本难以收回。个人通过诉讼解决经济纠纷的积极性也更小，违法经济活动将更猖狂。通过公权力代为诉讼，诉讼成本可以忽略，所得赔偿可转交受害人。
三、结语
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法程序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比如，民主性不足的局限。通过专家理性排斥民主，因经济法设计问题专业，国家以管制委员会独立管理专门事物。但所做的决策往往取决于专门独断，缺乏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过多的干预经济活动的自主性。经济法通过强制性的信息公开义务具有保护弱势群体意思，但也可能出现市场主体不愿披露信息或者披露信息不必要的情况。总之，新形势下的经济法程序应该坚持配比原则、法定原则、问责与救济原则以及公益性的原则为指导。建立健全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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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现象篇4
[关键词]隐喻认知商务语篇
商务用途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是以服务于商务活动内容为目标、为广大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并具备较强社会功能的一种英语变体，国际商务活动涵盖了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商务用途英语中存在的大量专业术语会造成人们理解的困难，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属于隐喻的范畴。而认知理论认为，隐喻能作为理解的工具。商务用途英语中的隐喻体现了其在商务领域的认知功能,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些隐含的概念机制，就能更好地理解商务英语语篇，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一、认知理论框架下的隐喻研究
现代隐喻研究从认知理论出发，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还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人们形成概念的非常重要而又普遍的认知机制。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普遍存在，是人类核心和天赋的认知本能。人们通过比较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而认识事物的特征，从而以新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生存的世界，特别是抽象事物，建构知识体系。人们的日常生活会话中充满了隐喻，即使在严密的科学语言中隐喻也随处可见；哲学越是抽象，越需要借助隐喻来进行思考。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隐喻的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隐喻表达经人们反复使用已成为常规用法固化在语言中，一般人已感觉不到其隐喻性了。但根植于人类思维的隐喻概念有助于人类不断扩展其认知概念系统。隐喻是概念系统中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即从源领域向目的域的映射,是用一种非常不同领域的经验理解某一领域的经验。源领域的部分特点被映射到目的域上，后者通过前者而得到部分理解。而建立起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事物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是常规性的，也可以是创造性的，寻找和理解相似性的过程本质上则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互动过程。
商务活动领域中的隐喻也正是通过映射,把难懂的经济概念与较容易理解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类经济隐喻已深深根植于经济语言中，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对经济事物结构及其规律的认知，对人们经济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商务用途英语中的概念隐喻
mcCloskey率先对经济领域中的隐喻展开了深入研究，他指出经济语言是高度隐喻化的语言，Charteris-Black也发现《经济学人》杂志出现的隐喻性词汇频率远比其他普通杂志要高。隐喻所具有的生成力使得日常词汇可用于阐述和讨论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概念，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商务活动。在商务用途英语中很多隐喻因长期使用而固化，已成为从事商务活动的人们经常使用的专用术语，成为解释和说明其他经济现象和理论不可缺少的基础，人们已经不觉得是隐喻,而成为认知思维的一部分。分析英语商务报道和文本中的隐喻，典型的概念隐喻有以下几类：
1.战争隐喻
战争概念图式常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和新闻媒体中，传统的战争图式中包含了对峙、防守、进攻、伤亡、输赢等。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经济实体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场就如同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有攻防、输赢等，“商场如战场”就成了一个经典隐喻，经济竞争就是战争，pricewar①、tradewars、brandwar、advertisingcampaign、atakeoverbattle、invadingnewmarkets、Cokeversuspepsi、localbanksarefightingback、localcigarettemakersareupinarms、thisismorethanjustafightoverasinglepieceofsoftware、…threatenthesurvivaloftheworld’slargestsoftwarecompany这一切隐喻显示了经济活动中你死我活的斗争。
2.体育运动隐喻
体育运动一直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近年来在电视实况转播及全球化推波助澜下，运动已成为国际间共通的语言。正由于运动与媒体的密切关系，也由于体育在文化中的地位，人们对体育有着相当的熟悉程度。因此在经济新闻报导中，也常常能见到以体育运动作为源领域的隐喻映射。运动能非常恰当地体现经济的运作，运动与战争不同，虽然竞技性很强，但有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通常体现出一定的规则性，这也反映出商务活动领域的规律性。常见的运动隐喻有：outsider、stalemate、keyplayers、thefrontrunner、aknockoutblow、hurdles、tobeshowntheredcard、theU.S.economyturnedatripleplaythursday等。
3.水的隐喻
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人们对水有直接的体验。水可以置于容器中,可以流进流出，会聚集成江河海洋。水的流动往往是持续的,有一定的强度和力度等。人们将这些图式概念投射到目标域的经济领域里,就形成了“资金是流水”的隐喻概念。经济活动的起伏就象海水一样潮涨潮落，因此海水也是常用的概念隐喻。如cashflow、themarketisflooded、themarketisbuoyant、themarkethasdriedup、floatinginterestrate、…inflationarypressuresmaybuilduporbubblesmayappearinfinancialmarkets、thenewcorporateadvisoryandmoney-managementfirmjoinsarisingtideofboutiqueinvestmentbanks等。
4.生物隐喻
把经济活动与有灵的生命相比较也是常见的概念隐喻，生物隐喻包括了人类和动植物。
(1)人体隐喻
经济被视为象人一样的有机体，有生老病死，也有喜怒哀乐，并会呈现出有机体的各种活动方式，如intoday’sinfantelectroniccommercemarket,producingnewjobsatahealthypace、marketsseemtohavequalms、economywashurtbadlybyaglobalslowdown、businesseshavebeenlimpingalong、withBmw’sdisastroustakeoverofBritain’sRoverGroupandDaimlerChrysler’smarriagenowfacingdivorce、reportsonthedeathofinflationarethereforemuchexaggerated等。人体概念域中的血缘关系也被映射到了经济域，用来表示经济组织间的所有权关系，如：themother/sister/daughtercompany等。
(2)动物隐喻
商人和商务活动被喻为各种类型的动物或动物的行为，如：abearmarket,beartrap,bearhug,bullmarket,bullposition,lameduck,killerbees,cashcow,catandmouse,trottinginflation,sharkwatcher,snakecurrency,butterflyeffect等。
(3)植物隐喻
植物的生长过程常用于映射经济的萌芽、繁荣、没落或衰亡等发展阶段。如bud,seedmoney,flourish,branchcompany,grass-rooteconomy等。
5.交通和道路隐喻
人类对交通和道路的认知,源于直接的身体体验及对空间的感受。在这个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运动过程中,有起点、终点、起步、行程和路途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等。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和变化,与道路，以及运动概念的内部结构有相似性。常出现的隐喻概念有“经济发展是道路/某种交通工具的运动”。同时事物的状态、变化等也可通过道路隐喻概念来形象化，经济的运动就像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运动。如flagship、float、anchor、create‘ripples’whenmovingintheocean、asoftlanding,steeringacompanythroughbadtimes、theprogramoflabormarketderegulationhasbeenstoppedinitstracks.等。
6.戏剧隐喻
金融市场通常变化多端，充满不可预测性，也像戏剧一样充满了戏剧性，因此在商务用途英语中，戏剧也是常用的概念隐喻。如：banks…arestilllookingforarole,behindthescenes,mrGrassoisfamousforhisshowmanship,theJapanesestillseehighdramainthesmallestsetback。
由上述分析可见隐喻确实广泛存在于英语商务语篇中。
三、概念隐喻在商务语篇中的功能
Lakoff和Johnson提出了隐喻的认知论和建构论,认为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是人类认识世界及文化的有力工具，同时又使所使用的语言简洁、形象、生动。每当社会、文化、科技等有了新发展，涌现新思想和新观念时，就需要有词汇来再现这一切，大量新的形象和概念就应运而生。商务英语巧妙地运用隐喻的认知功能,扩大了语言的使用范围,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把读者难以理解的概念形象化和直观化。商务英语词汇中这些具有独特行业特点的词汇承载了商务方面的理论与知识，有助于人们对经济原理和运作的认知和理解。
此外，隐喻还具有在社会交往中加强亲密程度的社会功能。在商务英语语篇中，有许多原本属于隐喻的词语因长期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达，已被看作专门术语了。这些经隐喻化而约定俗成的词汇使得从事商务和经济活动的人们紧密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体现出隐喻强烈的社会功能。
在商务活动与商务谈判中，我们必须意识到隐喻的存在机制和功能，关注中英文两种文化及认知方式的差异，从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①本研究的语料来自theeconomist,theFinancialtimes,BBC及Cnn等媒体的网络新闻报道。
参考文献:
[1]李明:商务用途英语中经济类文本里的隐喻机制及功能[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2)
[2][6]Lakoff,G.&m.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0
常见经济现象篇5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他的名篇《国富论》中,他论证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财富的根源;经济秩序是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安排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一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
一、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要求,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在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要求支配之下,人类形成经济和政治秩序。他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心理,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并且认为这种努力只在人类社会才存在,乃是人类的特质,并不见于其他动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的利己心。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①
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求改良。”①
在斯密看来,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虽然每个人的利己要求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彼此协调彼此促进的。这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岁月里自发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秩序。在他看来,利己心是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经济联系的纽带。人们由于天性中追求利益的倾向而进行生产和交换,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久而久之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并促成其它经济行为的生成。利己心是人类和谐经济秩序的原因所在,压抑利己心,势必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鼓励和倡导利己心,则会顺应自然,促进财富增长,社会繁荣。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L"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L"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③
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私人的利益。尽管人与人的利益有着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人类自发而生的交换倾向和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和谐的经济秩序,就使人的自利心理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促进个人财富增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进,并不会彼此冲突而致文明衰败。
由于他把这种利己心看成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他认为对于出自人的本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一切活动,都不宜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凡是符合这种利己心的就是自然的,反之就是违背自然的发展的。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失败。所以,他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这是自然的要求。
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着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着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常见经济现象篇6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他的名篇《国富论》中,他论证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财富的根源;经济秩序是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安排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一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
一、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要求,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在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要求支配之下,人类形成经济和政治秩序。他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心理,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并且认为这种努力只在人类社会才存在,乃是人类的特质,并不见于其他动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的利己心。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①
,,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求改良。”①
在斯密看来,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虽然每个人的利己要求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彼此协调彼此促进的。这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岁月里自发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秩序。在他看来,利己心是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经济联系的纽带。人们由于天性中追求利益的倾向而进行生产和交换,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久而久之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并促成其它经济行为的生成。利己心是人类和谐经济秩序的原因所在,压抑利己心,势必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鼓励和倡导利己心,则会顺应自然,促进财富增长,社会繁荣。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L"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L"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③
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私人的利益。尽管人与人的利益有着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人类自发而生的交换倾向和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和谐的经济秩序,就使人的自利心理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促进个人财富增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进,并不会彼此冲突而致文明衰败。
由于他把这种利己心看成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他认为对于出自人的本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一切活动,都不宜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凡是符合这种利己心的就是自然的,反之就是违背自然的发展的。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失败。所以,他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这是自然的要求。
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着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着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常见经济现象篇7
关键词：气象灾害；农业经济；经济风险；风险影响；农业防灾减灾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S42文章编号：1009-2374（2016）30-0193-02Doi：10.13535/ki.11-4406/n.2016.30.094
1概述
自然灾害的频发给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据统计，2005～2014年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平均达到4300亿元，其中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平均达到3075亿元，占经济总损失的71.5%。2014年，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373.8亿元，死亡人数1583人、失踪235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4890千公顷，其中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953亿元，占直接经济总损失的87.5%。可见，气象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非常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同时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受气象环境因素更大，暴雨、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所形成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更明显。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和气象灾害多发的地区，每年农业生产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因此分析气象灾害对河北农业经济的风险影响对于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和做好为农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2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自然灾害灾情、社会经济年度统计资料和农村年度统计资料，其中2005～2014年全国气象灾害灾情资料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整理；河北省自然灾害和气象灾害灾情资料来源于各年度河北省自然灾害会商情况报告和各年度河北省灾情概况及灾情趋势预测报告等材料整理；有关农业方面的干旱损失、洪涝损失、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等数据来源于《河北农村统计年鉴》等。
3河北省主要气象灾害特征及其影响
3.1气象灾害种类多、强度大、损失重
河北省地势复杂、地貌多样，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类型，在河北省每年干旱、暴雨（雪）、大风、连阴雨、雷电、冰雹、高温、干热风、寒潮、霜冻、大雾和霾等气象灾害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同时因气象灾害引发的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也时有发生。据统计，近10年（2005～2014年）河北省因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年平均达到1965.7千公顷，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平均达到130.7亿元，占自然灾害经济总损失的比例超过了90%。例如2014年河北省因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074.63千公顷，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41.45亿元，占全省所有自然灾害经济总损失的98.8%。
3.2干旱、暴雨洪涝交替发生，灾害损失大
受季风气候影响，河北省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干旱、暴雨洪涝交替发生，其中暴雨洪涝、干旱灾害是造成农业生产损失的主要气象灾害，二者造成的损失占气象灾害损失的比例超过了50%。
据统计分析，河北省发生春旱的频率为60%～80%，初夏旱为55%～90%，其中春旱最为频繁，素有“十年九旱”之说，河北省干旱呈现出南多北少，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变暖加剧了干旱旱情，由于用水量增加，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导致土地干化、坍塌，干旱和水资源不足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近10年河北省每年由于干旱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达863442.2公顷，其中2014年河北省由于干旱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578910公顷，因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0亿元。
暴雨洪涝是河北省最主要的夏季气象灾害之一，夏季暴雨、局地强降水多发，而强降水又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以及农田渍涝等灾害。据统计，近10年（2005～2014年）河北省每年由于暴雨洪涝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达150551.8公顷，其中2012年河北省由于暴雨洪涝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456026公顷，因暴雨洪涝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62.8亿元。
3.3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年平均气温上升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目前，河北主要大田农作物小麦、玉米以及设施农业生产受天气气候和环境因素影响仍然较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发增多趋势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特别是现代农业对气象灾害敏感性增强，受灾害影响损失更大。例如，据1961～2013年资料分析，河北省雾、霾日数以每10年16天的趋势增加，持续雾、霾天气引发的低温寡照灾害给设施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而干旱、强降水以及强对流性天气也已成为制约粮食丰产、农民增收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
4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的风险影响
河北农业生产大多为小麦、玉米等大田农作物生产，而大田农作物的主要生产特点就是充分暴露在气象灾害风险之下，因此小麦、玉米等大田农作物生产受气象条件和气象灾害的影响较大。截至2014年底，河北省拥有3741.35万农民，耕地面积为9842.03千公顷，农业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频发的气象灾害也给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影响，也成为一些地区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的重要制约因素。
4.1气象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河北省旱灾情况严重，特别是春夏干旱对粮食生产影响最大。通过对近10年的分析，河北省干旱频发，旱涝波动幅度大，特别是对降水依赖程度高的夏玉米，由于干旱而导致了玉米单产的降低。通过对每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和全省农作物受旱灾总面积数一一对应分析，可以看到全省农作物受旱灾总面积数对粮食总产量有着较大的影响。全省农作物受旱灾面积数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全省粮食减产比较明显的年份都出现在受旱灾面积比较大的年份；二是农作物受旱灾面积小的年份，全省粮食产量均明显增加。可见气象灾害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近5年河北省由于气象灾害损失粮食年平均达到137.55万吨，特别是2014年由于出现严重夏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328千公顷，全省粮食因干旱灾害减产达到244万吨。
4.2气象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气象灾害影响对农民的经济收入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据统计，2002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2685.2元，到了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293.4元，从2007年与2002年的数据对比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倍；而到了2014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0186元，2014年与2007年的数据对比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37倍，2014年与2002年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79倍。但是由于河北各地自然资源不同，各地农业经济发展也不统一，其中遭受气象灾害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以2010～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化为例，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957.98元、7119.69元、8081.39元、9187.71元和10186元；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长了19.5%，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1年增长了13.5%，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2年增长了13.7%，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3年增长了10.8%。可以看出2012年、2013年、2014年三年的增长比例明显低于2011年，除去其他因素外，其中2012年河北遭受了7.21暴雨洪涝灾害，因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经济损失为62.8亿元；2013年河北局地遭受暴雨灾害造成直接农业经济损失为15.5亿元；2014年河北遭受了罕见的夏旱灾害，因旱灾造成的直接农业经济损失为100.1亿元。可见气象灾害的危害程度对农民的收入增长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3气象灾害对农民日常消费影响分析
气象灾害在对粮食生产、粮食丰欠、农民收入等方面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农民的日常消费和日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气象灾害多发、受灾严重的年份，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个人收入必然会减少，同时由于连带效应商品价格也有一定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民日常消费支出。据研究，农民花费中在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上仍然占较大比例，农民花费在生活上的日常消费支出占据着总花费的主要部分。分析近10年河北省农民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平均支出情况，发现其二者占到农民日常消费总支出的41.9%。而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5364.14元，其中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合计为2213.58元，占到总体水平的40.62%；201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8248元，其中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合计为3141元，占总体水平的38%；2012年和2014年的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支出比例均低于近10年的平均值，说明气象灾害比较严重的2012年、2014年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农民日常消费支出。
5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在气象灾害频发、多发的河北省，气象灾害特别是干旱、暴雨等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风险影响。因此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和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定量风险评估研究，提高气象灾害预报预警能力，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尽量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损失程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生产保障能力；三是加大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力度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加强人工增雨（雪）作业经费投入，提高人工增雨（雪）作业效益，建设应对干旱灾害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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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现象篇8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模型；科学程序
中图分类号：F12；F091.3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016-12
收稿日期：2014-03-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6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D024）；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SGH10008）
作者简介：崔建军，男，陕西乾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言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的物质基础和惟一源泉，经济基础决定基于并居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地位。作为目前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学已然从“显学”地位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身价陡落，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算卦式”的经济学的预测以及经济学的“认识功能”和“政策功能”了――比如十多年来中国的房价越调越高，股市作为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却翻云覆雨、变化莫测，全球金融危机没有被经济学家精确地进行预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束手无策等――用凯恩斯评价经济学家的话说则是：“自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因理论与事实不符，而有动于中，但常人却已觉察到这种不符情形，结果他们逐渐不愿意对经济学家，象对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究其个中原因，自然太多。笔者学力不逮，难以全面、准确地述说。本文在继承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经典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的粗浅想法，进而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中的失范和回归本真，谈些不成熟的意见。
二、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
熊彼特是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罕见的屈指可数的天才巨匠之一。其不朽的学术地位完全有资格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莱昂・瓦尔拉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马歇尔、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并驾齐驱，共争光辉。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者是其创新理论，并且将创新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无限制地放大了。其实，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分析史》更是其经济学智慧的高峰之作。前者是十大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影响深远；后者大气磅礴、卓尔不群，立意之高远、观点之明晰中肯、规模之宏大辽阔、涉及国家和人物之众多、材料之丰富详尽举世无双，是全球公认的经济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无与伦比的经典著作。
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科学的或分析的经济学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取得进步的。由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与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是完全等价的。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熊彼特无数次讨论过“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全面‘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基本上不同的因素所组成的。第一是，理论家关于这一社会情况的基本特征，关于特定时刻为了理解他的生活什么是和什么不是重要的事物的观点。让我们把这叫做他的看法。第二是，理论家的技术，即他用以把他的看法概念化，并把后者变成具体的主张或‘理论’的工具。”很显然，熊彼特关于理论（及理论模型）的上述一段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家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看法；二是理论家对其观点、看法的概念化技术表现。此可谓“理论模型”的经典诠释：理论模型就是理论观点和概念化技术表现（一般为数学模型等）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明确而简洁地界定了理论（及理论模型）的性质：“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我已经强调了理论这个词，而我所说的理论就是指分析的器械”。显而易见，此与1885年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就职演说《经济学现状》中的一句名言――“经济理论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可以用来发现某一类真理的通用机器”――一脉相承，涵义相同。两位经济学巨匠的“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与“通用机器”何其相似乃尔，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经济理论的工具性质。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评介马歇尔、庞巴维克、陶西格、费希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时，熊彼特12次使用“模型”或“经济模型”一词。此外，他也多次使用与理论模型意思相近的“图解”、“图式”、“图画”、“逻辑的图式”等词汇替代“模型”或“理论模型”。
在《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中，熊彼特密集讨论过与理论模型相当或意义完全相同的各种各样的图型、图画、体系、图解、图表、模式、模型、工具箱、分析工具、分析机器、器械、器具、图式等。在熊彼特的写作习惯中，很少使用理论模型一词（明确使用只有1次），他使用最多的是“图式”（182次），用“图式”简洁地表达自己关于理论模型的思想。
弄清楚熊彼特的理论（及理论模型）和理论（及理论模型）的“分析的器械”性质之后，我们进一步比较详尽地考察熊彼特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经济学理论或理论模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说：
分析工作本身就包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相像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相像中的各种组成成份以准确的概念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相像，同时也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定试验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如果说，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对理论模型的论述相对抽象的话，那么他在《经济分析史》中则进一步将理论模型的论述具体化，并且和经验实证有机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理论模型与经验实证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原理。熊彼特自谦地认为自己的论述是“很不完全的描述”，其实他的论述却是对构建理论模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诠释。
显然，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可以明确表述为：想象概念化――命题（确定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命题的经验实证――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进一步清晰的论述：
在每一种科学探索中，最先出现的是想象。这就是说，在开始从事任何一种分析工作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挑出我们想要加以观察的一组现象，并且对于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对于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它们的根本性质――首先凭直觉得出一个初步的观念。情况显然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仅仅是由于虽然我们实际上多半不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但却是从我们前辈的工作出发的，或者是从浮现在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的。然后我们进而使我们的想象概念化，并通过对事实的比较仔细的考察来发展它或者纠正它，这是两件必然会连在一起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具有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出进一步的事实调查，而进一步的事实调查又引出新的概念和关系。我们的概念和我们所确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总和或“体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理论或模型。
由上可见，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是：想象（针对一组现象或分析对象）――想象概念化――确立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或模型。此分析图式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7章讨论均衡概念时，熊彼特又一次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展开论述，并以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为例深入理论模型内部探讨了经济理论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推向了数理化（理论模型）的努力方向，实质上是对自己《经济分析史》第1、2卷中分析过程4个步骤的进一步更加详尽的说明：
我们曾经把精确的分析过程分成四个步骤，在经济学史上，这四个步骤第一次是在瓦尔拉的著作中清晰地辨认出来的。现在我们再从这四个步骤的前两个步骤开始，即探究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的性质，并根据我们对它们的性质的了解，发现我们认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用方程表示出这些关系后，我们便可以采取第三个步骤：即将这些方程纳入一个体系（即一个理论“模式”）中，看看作为变量（或“未知数”）出现在这一体系中的要素，是否有唯一的一组值来满足所有那些必须同时存在的方程――联立方程这一术语由此而来。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要回答上述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否定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假如有唯一的这样一组值――即一种“解”――存在的话，那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例如，方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而不能是纯粹的恒等式（例如x等于x）；它们必须在以下意义上是独立的，即没有一个方程一定要隐含另一个方程，或另几个方程，或所有其它方程之中；它们必须有足够的数目；当然，它们彼此不得相互矛盾。
照笔者理解，熊彼特的上述论述是要在理论模型中明确诸解释变量的性质并寻求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此外，熊彼特强调理论模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如果是联立方程，则各方程必须是完全独立的，不能循环论证。
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5篇第5章（也是3卷本《经济分析史》的最后一章）中论述凯恩斯《通论》的分析工具时，熊彼特指出：“凯恩斯的分析――现期国民收入的分析――就是在按上述5点而安排的框架之内来操演5个内生变量，这些变量是这个体系要加以确定的：国民收入本身、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利率，此外还有一个外生变量，那就是由金融‘当局’的行动加在该体系之上的货币数量”。凯恩斯认为，现期国民收入等于现期的消费加上现期的投资即Y=C+i，它由3个函数表即消费函数C=F（y）、投资函数i=F（y，r）和灵活偏好函数m=i（y，r）决定。
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汉森教授评价说：“凯恩斯把当期收入解说为等于现行储蓄加上现行消费支出。此外，又把当期储蓄解说为等于现行收入减去现行消费。设称收入为Y，消费为C，投资为i，储蓄为S。则Yt=St+Ct；St=Yt-Ct（亦即Yt=St+Ct），因此it=st。有关当期的一切变数都注上t的符号。……凯恩斯的全部分析过程尽可不用‘储蓄’一词。凯恩斯在第六章的结语中确曾宣称：‘我们以后将用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来替代储蓄倾向’。但事实上凯恩斯在全书中继续使用‘储蓄’一词。而自《通论》出版以后，在储蓄投资问题的讨论中引起了很大的紊乱”。
熊彼特更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分析存在很大缺陷：“没有一个当之无愧的理论家会接受这样的假设，即消费支出（以工资单位表示的）仅仅和收入（以工资单位表示的）相关联，没有一个理论家会把这种假设看成一种确切的陈述”。应该说，汉森和熊彼特对凯恩斯分析图式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汉森和熊彼特所指责的，恐怕就是凯恩斯分析图式中的3个方程式即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从而存在循环论证的毛病。也就是说，凯恩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解释变量收入Y和利率r来解释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消费C、投资i和灵活偏好m。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乐于金针度人，用心良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但如何依据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效创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仍然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此亦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只可意会、难以准确言传的奥妙所在。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4个步骤），可以清晰图示（见图1）。
三、对熊彼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扩展
尽管构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但也绝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在此，我们依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内在逻辑，给予系统全面和通俗简要的说明。笔者认为，要构建完整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必须经过下列5个方面相对严格的科学程序（而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分析过程的4个步骤，自然，熊彼特所说的4个步骤已经包含在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之中了）。
1.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
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经济学研究的开端，熊彼特谓之“想象”，更加通俗些说是直觉，就其实质而言则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即选题。
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革命。”贝尔纳说过：“课题的形成与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需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与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将发现问题提高到了“科学的真正革命”的认识高度；贝尔纳则将发现问题明确界定为“研究战略的起点”。基此，一定意义上讲，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也就为进一步取得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学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比构建特定的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其基础和驱动因素的发现问题的敏锐直觉。直觉是对研究对象运动特点的本质理解和本能反应，也是理解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直觉完全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学术修养。若找不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再精密、再高明的数学模型也难以找到发挥作用的支点，因而无从发挥作用也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就成为构建理论模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无能力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衡量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所有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显著差别之所在。林毅夫教授讲得好：“经济学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那么，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2.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非常抽象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哲学概念。范畴论的开山祖师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解释篇》一书中，就讨论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势、状态、动作、承受等10大范畴。当然，不同的学科有自己不同的范畴体系。所谓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的范畴化就是给予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清晰的、标准的概念界定，也就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即所谓“概念化”。此为最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地方。“我们已在许多场合看到，在从事分析的最初阶段，概念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者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不断的探索，懂得在‘解释’所观察的现象时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特别在经济学中，在分析者清楚地懂得自己工作的性质以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如何有效实现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概念化？此完全取决于经济学研究者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就是一切杰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是通过长期的科学实践积累养成的。
3.经济范畴变量化
有了明确的经济范畴（研究对象）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经济范畴变量化。所谓经济范畴变量化就是将经济范畴转换为能够用于实证分析的经济变量的过程。此需要经济学家具备良好的统计学修养。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基此，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经济范畴变量化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将经济变量统计学化，转化为可观测的实际统计数据。惟有实际统计数据的引入才能有效进行实证分析，才能“立地”，即理论联系实际地求解被解释的经济现象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现实因果关系。
4.经济变量模型化
经济范畴变量化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熊彼特所谓的“概念化技术表现”即模型化。显而易见，“建立模型，即自觉地使概念和关系系统化却更加困难”。这是一个调动经济变量并使之逻辑化的不断探索过程，其追求的目标当然“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越简单，涉及的变量越少，其约束条件就越少，其普适性越强，同时也更贴近研究对象即实际经济生活。当然，理论模型选取变量的多少，它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应该由被解释变量的性质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求所决定，以足够说明问题为佳。对此，经济学的圈外人、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下面一段话――“这正像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因为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或许能够给我们以莫大的理论启迪。克劳塞维茨对理论模型科学抽象的“度”的形象比喻和理性把握是非常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5.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
需要强调，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或者说明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分析步骤的三段经典论述中所缺少明确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要素。
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就是清晰确定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进一步讲，也就是要解析出解释变量中，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并依据外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若搞不清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依据内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必然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达不到经济学研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也会使经济学研究成果失去了应有的政策功能。“任何经典模型都是从严格的设定条件推导出来的，至于设定前提之外，都有一个‘其他条件不变’。……只要多多少少地返回现实，‘其他条件不变’也是实际不可能存在的。这时，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就会模糊起来。”同时，“任何经典模型的应用都是有假定条件或应用前提的，如果使用者忽视了或者根本不懂得模型的应用前提，故意不尊重或不能够尊重模型中变量问和模型方程式中的逻辑关系，漠视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学思想，就无法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研究的结论就势必出现偏差，有时甚至是重大偏差”。
显而易见，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构建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最后一环。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能为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操作提供应有的、必不可少的操作指南。也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算有效完成了上述5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的全部程序，也才能有效实现经济学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部探索过程。
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可简要图示，见图2
应该明确的是，上述构建理论模型的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或5个分析步骤）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次第推进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同时也必须强调指出，构建科学的理论模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丰厚储备。“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模型理当是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以及统计学、数学知识的完美组合。这种多元知识体系的精巧整合，使得模型形神兼备，构成了经济学模型的精神。”
四、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反观
与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基于熊彼特研究成果基础的构建理论模型的五个严格的科学程序相对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大量的严重的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2）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滥用；（3）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常见，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没有科学的经济学的学术积累则是我们不得不被动接受的“一个结果”。兹分述之。
1.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对此一时期，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致用的、对策性的，缺乏创造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真正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当时被禁锢和严重压抑的生产力，我们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公司制等等，经济学界也为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举措对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应有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广泛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千百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的动人魅力和巨大吸引力。但若言理论创新，恐怕难以判定。因为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公司制等在西方有上百年的实践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就有承包制的长期存在。近代中国更有股份制光彩夺目的成功实践，比如以“汇通天下”而闻名于世的山西票号（始于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不仅有普通股，而且有包含激励机制的身股和身后股。身股具有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的属性和员工持股制的属性，身后股则有股票期权的意思。近代中国金融史上这一丰饶的金融实践遗产，涉及股份制、劳动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金融管理、商业管理等广阔的理论研究领域，值得中国经济学界认真挖掘、系统整理，并探索其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以便古为今用，启示后人。
就近来看，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不约而同地释放流动性、实施增加有效需求的货币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是在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放大经济产出模型GDp=C+i+G+（X-m）中的外生变量G，试图将G有效地转化为C和i。此抓住了经济产出模型解释变量中的外生变量G，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一揽子投资计划，货币信贷天量增长（2009年新增信贷95957亿元，同比增长98.72%；新增货币供给131034亿元，同比增长27.58%）。此可谓当时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且不管是哪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中国的政策实践），但对政策应有必要的理论分析：出台政策方案的依据（理论的、现实的）是什么？政策目标是什么？政策成本是什么？政策工具和实施手段是什么？政策效应是什么？还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何？甚至要清晰列示出将要出台政策措施的“负面清单”等。应该承认，4万亿元一揽子投资计划，货币信贷的天量增长对经济“V”型复苏和“保八”任务的完成功不可没。但即使作为外生变量的G也不能任意地不加节制地放大，因为G不加节制地放大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不仅诱发了强烈的通胀预期，更延缓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进一步扭曲了经济结构（比如所有制结构上的“国进民退”，经济增长越发依赖投资驱动等），也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应该承认，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是有巨大缺陷的。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剂治标不治本的应急药方，我们一边改革却一边不经意地同时制造了未来被改革的对象。
熊彼特的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大部分经济学家却直接根据他们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这就与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工作者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既不应用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也不图对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有所贡献，尽管显然有这样做的机会。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手中，不但没有得到完善，反而败坏了”。在笔者看来，直接根据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创新（熊彼特所说的败坏分析工具倒在其次），更糟糕的是，从现象跳过应有的、不可或缺的分析环节直接提出对策（若被采纳实施）可能带来政策实施的不良后果，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灾难。
2.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滥用
经济学说史上，马歇尔和凯恩斯都是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但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对数学的应用却非常节制。“马歇尔的作品实际上是以数学图解为必需条件的。”“不仅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利的，而且是由于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才产生了这一成就；而且把斯密-李嘉图-穆勒的资料转变为现代研究机器，如果没有数学分析方法，也是很难完成的。”但是，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过度运用充满疑虑，熊彼特认为，“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他要求――奇异的野心！――能被‘商人所看懂’。他恐怕树立一个榜样，可能诱使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说马歇尔只是基于经济学传播的考量，对数学方法的滥用充满忧虑的话，凯恩斯则对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过度使用完全抱持强烈批判的、看不上眼的轻蔑态度：“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
诚然，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这里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是一门科学要“运用”数学而不是“变成”数学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无论如何，数学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大而言之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工具”，非特经济学而已），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与马克思和西方经典作家对数学运用的慎重态度截然相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却是对运用数学工具充满不适当的狂热追求。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不少论文是没有经济学思想的充满数学模型的算不上经济学论文的所谓论文，博士、硕士论文更有被认为缺乏数学模型就不成其为论文的趋势（这在理工科院校表现得尤为强烈）。然而，细究其中许多论文中运用的数学模型，基本上是西方模型的中国运用，其写作模式大概可以概括为：西方模型+中国材料+些许体会=理论创新，而作者自己针对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依据科学程序创建的新的理论模型却少之又少。其结果是，这些经济学论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成为“两不像”，数学家认为不是数学，经济学家认为不是经济学。此外，不少论文尽管应用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所得研究结论却是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甚至连经济学常识也算不上。作者却认为自己有创新甚至是重大的创新，丰富了某某理论，建立了某某理论框架，提出了某某对策，填补国内空白，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云云。对此，经济学界心知肚明，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仗义执言，发出强烈的正义呼声，却很难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当然，不正学风已然形成，要改变之亦难。长此以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必将越来越大。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师（广泛些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中，老一辈的学者有理论修养，有经济思想，也有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细微观察和深切把握，但苦于缺乏数学基础而不能将其思想观点模型化，形成有思想观点、有技术分析和精确论证的研究成果。年轻教师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也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的训练，但苦于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清晰认识，抓不住有研究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其研究状态有两种情况：一是找不到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工作无从有效开展；二是抓住无关紧要的研究现象，努力使用精密数学工具，生搬硬套，进行玄而又玄的所谓实证分析，结果由于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同样难以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他们自己也坦言因为评职称等压力而不得不写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了创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下可行的办法可能在于实现老一辈学者和青年教师的互相学习，形成优势互补。最高的治学境界是要求研究者学术思想与分析技术的同时兼备。还有一种现象似乎值得一提，就是不少学生认为经济学门槛低，只要有数学基础也就足够了。我们只有感叹：历史惊人的相似！此完全印证了马歇尔120多年前深沉而富有远见的忧虑――“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
3.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
熊彼特说过：“任何一部在科学上有地位有成就的著作，在有关的课程中都不可能不被提到。”黄达教授也明确指出：“教书要教‘基本的’、‘成熟的’内容。至于学科的前沿论辩，只能有所选择地点出，全部纳入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可能。”中美两位杰出教授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翻遍中国高校所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科书，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原理、曲线、模型，也没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论著走进教科书并成为教科书的经典讲授内容。一句“西方经济学”道尽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苦涩与辛酸。经济学是“西方的”，对中国而言，其只是舶来品。还是黄达教授一语道破了真情：“在货币银行学的学理部分中，有的只是西方所创建的原理。”自然，黄达教授所言仪及货币银行学。其实，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而言，难道不是完全适用的吗？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涌现出了那么多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获世界性的经济大奖。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奖的问题。……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由于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
笔者以为，渴望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这种观点却大成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献计献策算不上经济学分析；所谓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只是情绪化的言过其实的看法，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也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理论表达空间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实践机会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
更进一步说，上述观点不仅完全混淆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的关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是研究对象，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要求的却是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的成果，此两者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误解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理论成就奖而不是经济建设成就奖。理由很简单，有问题不一定有分析。“那些不熟悉科学研究的社会学的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实际问题就有分析，或者换句话说，分析是由生活的需要所引起的。但美国当时有许多实际问题，人们热烈地讨论它们，有时还带有同它们的重要性很不相称的一定程度的感情。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分析工具的冲动。”这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评述1790至1870年美国经济学相对落后时所说过的一段话。换句话说，此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所描述的美国150年前的经济学研究相对落后情况，一定意义上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的真实写照。它应该也能够给我们以应有的启示。
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归真之途
如何纠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失范？如何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真？最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必须净化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良学术风气。
1.中国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分工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是学风浮躁。有点研究成果者就沾沾自喜，自认为学问做得差不多了，坐不住冷板凳，去追求“修、齐、治、平”与“居庙堂之高”的人生境界。应该承认，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历代知识分子“一边倒”地热心追求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出世”思想，固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经济学家（大而言之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多信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取向，都选择一元化的“居庙堂之高”的人生价值偏好。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第一、二、三章讨论的都是分工。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此，研究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比常人更能够也更容易理解并看重分工的效率及其价值，在有效分工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今，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大部分教学科研人员都是为职称忙――搞课题、发论文、报奖项。更有甚者，其中有些浮躁难安、急功近利的教学科研人员为了得到科研成果、科研课题和学术成果奖励，不惜甘冒身败名裂的人生风险，剽窃抄袭，弄虚作假，抛弃最起码的学术道德底线。学风如此浮躁，莫要说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而博取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就是要做点真正像样的学问，恐怕也很难。
2.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客观经济世界，并探寻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及其客观规律。其工作方式实质上已然由构建经济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经济范畴变量化、经济变量模型化、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所直接而明确地决定。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经过艰苦劳动，构建出自己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完成了自己对客观经济世界的理论性认识。接下来的任务，就只是发表、出版自己的论著使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传播，影响他人的言行，至此经济学家认识世界的使命已告完成。至于经济理论如何转化为经济政策，那只能由政府去选择。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则是：经济学家只是制定“菜单”，至于如何“做菜”，则当由政府抉择。
无可否认，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渴望在自己耕耘的经济理论的土地上，能够开放出绚烂的经济政策之花，也就是完成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是必须明确，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是“知”而不是“行”，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此就要求经济学家要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科学配置自己的才能。此外，经济学家能否有幸提出自己横空出世的革命性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除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之外，毫无疑问还需要时代环境等客观条件即外部机遇。而这种时代环境即外部机遇，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中国经济学家要淡化课题意识
纵观经济学说史，大凡伟大的、流芳百世的经济学著作，诸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好像都不是课题研究成果（而是经济学家个人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基金项目的支持。甚至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客居伦敦，还处于贫病交加的生活状态中。此外，马克思《资本论》写作时间40年，第2卷、第3卷生前尚没有完成出版，不得不由其挚友恩格斯继承其写作事业，倾注心力整理出版。结果，第2卷、第3卷出版署名是马克思著、恩格斯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时间是25年，除了出访法国，终生再也没有离开英国苏格兰小城格拉斯哥半步。熊彼特写作《经济分析史》耗费了生命历程中的最后9年时间，也未能全部完成，最后由其夫人（也是经济学家）的伊丽莎白・波蒂・熊彼特作为遗作抱病编辑整理直至去世，同时在其他的学者阿瑟・w.马吉特、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m.斯威齐、理查德・m.古德温、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威廉・J.费尔纳、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弗里达・S.厄利恩、安娜・索普、罗伯特・库恩和瓦西里・列昂惕夫教授的无私帮助下，方才令人遗憾地不够完整地出版面世。
我们要改变目前对课题过分重视的倾向，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去长期从事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研究活动。
4.中国经济学家要强化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固然，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享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更有傲人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贡献于世界。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发明，更多地是实用技术。对于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和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已有深入详实的研究，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困惑，此就是众说纷纭的“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客观地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以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而论，挂在口边津津乐道的就是经国济世。经济学既然要经国济世，其研究目标自然是致用而不是为学。为学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应该承认，经国济世这种传统的理论教条是有失偏颇的――重“术”而轻“学”，重“技”而轻“道”，不利于科学研究特别是形而上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其实，科学不等于技术。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问有用无用的。20世纪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说过：“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退一万步说，致用即改造世界也必先以认识世界为前提。
5.中国经济学家要切实端正学风，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家真想真正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成果，惟有端正学风，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和规范，建立基于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包涵经济学研究价值的理论模型。因为“不建立模型，我们就无法前进”。当然，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有其特定的丰富内涵，理论模型=学术观点+概念化技术表现+约束条件。显而易见，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和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与作为认识客观经济世界的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完全是两码事，二者相去甚远。
六、结束语
经济学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范畴、原理、定理、曲线、模型、系数、图式等基本元素所构成。同时，经济学又是一门逐步演化的科学，这种演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经济学说史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三本闻名世界的、里程碑的经典教科书独领，风靡全球50年，已然说明50年中经济学体系的相对稳定性，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步。基此，经济学研究要取得革命性进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可见理论创新的艰难性。尽管人类的经济生活实践是生生不息的，正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蕴含其中的经济学的“原理”却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学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认识经济生活的工具，用熊彼特的话说是“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用马歇尔的话说是“通用机器”，用熊彼特所欣赏的、经济学说史中最杰出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无比智慧的比喻则是“工具箱”。
尽管贝克尔搞“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其研究边疆是有界限的。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公平分配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福利；如何有效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并有效改善政府调控效率，恐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真正伟大的经济学理论是永恒的，它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并会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巨大的影响人类行为的作用。还是凯恩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道尽了经济学思想的力量和价值：“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只要经济运行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理论必然会重新复活；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家和国家利益，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基于国家经济学的关税壁垒理论的影响就永远不会绝迹；只要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非常非常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恩格尔定理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的客观标准，其真理性就永远不会消退。
常见经济现象篇9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
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助性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
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 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 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
，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常见经济现象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总论调整对象经济法学史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