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1
一、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省关于机构改革的方针和原则，从我市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际出发，加快机构改革步伐，既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又要扎实稳步前进。总的指导思想是：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促进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各区、县级市、街道、镇的机构改革，一定要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转变职能为重点，大力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强对市场的培育和管理，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各区要从维护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整体体制和统一性出发，围绕搞好服务这一中心，发展经济，强化服务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县级市和有农村的区要在注意发展二、三产业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上，进一步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镇党委和政府要把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要通过发展经济，全面推进农村的各项建设，尤其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努力把农户急需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项目兴办起来，真正加强为农服务的功能。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要按精简上层、充实基层的原则，适当充实力量，发挥其管理城市、联系群众、服务居民的作用。
理顺市与区的关系。要根据各区的不同功能和特点，合理划分职责权限，把该下放的管理权力下放给区，调动各区的积极性。关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管理权限，包括制定实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地区产业政策、经济的综合平衡、土地资源管理、开征地方税种等权限，应集中到市一级，以市为主。对于为居民的社会服务、环境卫生管理、商业网点设置，应以区为主。城市建设的管理、社会的综合治理、集贸市场的监督，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业等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理顺市与县级市的关系。适当扩大县级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权限，调动各县级市的积极性，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农业、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搞好城乡合理分工，全面规划城乡发展，统筹投资规模，调整不合理的布局，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理顺县级市、区与镇的关系。农口各站所和文化广播等技术服务性的机构和人员，以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机构和人员由镇和县级市、区主管部门实行双重领导，原则上以镇管理为主，业务上接受主管部门的指导；设在镇的工商、地方税务等具有经济监督检查职能机构和人员，由县级市、区主管部门与镇实行双重领导，以主管部门管理为主，但其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奖惩要征求镇党委、政府的意见，意见不统一时，要报请上级部门决定。要划清同级党政部门之间、党委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之间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重复。
根据转变政府职能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要精简，职能交叉重复、业务相近的机构要裁并；适宜合署办公的机构应合署办公；非常设机构大部分要撤销，少量需要保留的改为议事协调机构或临时机构，原则上不设实体办事机构，其具体工作由有关业务部门承担。
二、机构限额和规范设置机构
根据中央、省对地方各级党政机构设置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各区、县级市、街道、镇党政工作部门设置数额如下：
区委、区政府工作部门设33～35个。原则上设33个，有农村的区可设35个。县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设置限额：属二类市的番禺市设40个左右。属三类市的增城、花都、从化市设35个左右。
区党政工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均为处级，其内设机构为科级；县级市党政工作部门均为科级。区和县级市的政府工作部门不设委员会；区、县级市一般不设副局级工作部门，个别确实需要的，可在限额内设置。街道的机构设5个左右。
镇的机构设置：一类镇设8个左右。二、三类镇设5个左右。镇的类别确定，以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粤机编〔*〕8号文为准。以上机构限额，各地不得突破。
根据中央编委、省编委关于区、县级市必(应)设机构的意见，结合我市的实际，规范区、县级市、街道、镇的机构设置。
区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老干部局。政府设：办公室、计划局、统计局、物价局(统计局、物价局与计划局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三个牌子)、工业局、商业局、对外经济贸易局、建设局、农业局、粮食局(有农村的区设农业局、粮食局，可单独设立也可以与业务相近的机构合署办公)、教育局、科学技术局、财政局(在财政局内设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局、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国土局与房地产管理局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市容环境卫生局、人事局、劳动局、侨务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与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个牌子)、民政局、司法局、审计局、计划生育局、卫生局、文化局、体育局、人民防空办公室。
县级市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老干部局。政府设：办公室、计划局、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统计局、物价局、工业局、商业局、对外经济贸易局、农业局、水利局、粮食局、建设局、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国土局与房地产管理局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交通局、教育局、科学技术局、财政局(在财政局内设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人事局、劳动局、侨务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与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工商行政管理局、审计局、计划生育局、卫生局、文化局。
市辖区的街道设：党政办公室、城市管理科、居民管理科、经济管理科、计划生育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镇设：党政办公室、财政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建设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以上规范的机构可以单独设，也可以合署，个别机构不适合本地情况必须进行调整的，须经上一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除规范设置的机构外，其余为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对台工作任务重的区、县级市，单独设立党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县级市物价局独立设置。县级市和有农村的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政府农业办公室，承担农口协调职能。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可以单设，也可以与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区、县级市的城市管理办公室保留，仍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科技任务重的镇，设科技办公室。不占区、县级市党政工作部门限额的机构：监察局(与纪委机关合署办公)，人民武装部，直属机关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保密办(保密局)、机要局(归党委办公室管理)，区公安分局、工商分局、规划分局(事业单位)分别为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城市规划局的派出机构，不占区的机构限额。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按照中发〔*〕7号文件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市、县、乡镇的机关人员编制要根据分类重新核定。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核定我省行政编制总额制订方案，报省委、省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重新核定的编制，各地不得突破，不得在编制总额之外自定编制。按照市委穗字〔*〕7号文的要求，各区、县级市按*年底实有人数的30%进行精简(不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和国家安全系统以及人民武装部)。
重新审定的编制总额，按以下比例分配。区党委机关占16%(含纪检、监察)，政府机关占74%，其他机关占10%。县级市：党委机关占15%(含纪检、监察)，政府机关占78%，其他机关占7%。区、县级市以及镇的领导职数按中央、省、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区和县级市党政工作部门的领导职数，一般配一正一副或一正二副，个别工作任务较重的配一正三副。上述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职数按5名编制配1线，6至10名的可配2线，11名以上可配3线。街党委设正、副书记各1名；纪委正、副书记各1名，纪委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街道办事处主任设1名，副主任1__2名，最多不能超过3名。
各级机关定编定员后，必须按中央、省、市的有关规定，妥善安置好富余人员，人员分流的政策措施按市委穗字〔*〕7号文的规定，结合本地的实际组织实施。
四、纪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机关的改革
区、县级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区、县级市监察局合署办公。街、镇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街、镇监察室合署办公。
区、县级市人大、政协机构改革按照中共中央中发〔*〕7号文件及省、市的部署，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法院、检察院机关的改革按中央有关规定进行。
五、机构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
区、县级市机构改革方案，以区、县级市党委、政府名义报*市委、市政府，由市编委和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市委、市政府审批，并报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备案。区、县级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由区、县级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制订，经同级党委、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备案。街道、镇机构改革方案，由区、县级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制订，经同级党委、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备案。区、县级市党政工作部门的“三定”方案由区、县级市编办、机改办审核，报同级编委、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或区、县级市党委、政府审批，以区、县级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名义行文，并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备案。
六、实施步骤
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分步实施。区、县级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于9月底前要将方案上报，在11月底基本完成。已经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要认真组织实施，做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并要进行配套改革和组织检查验收。
街道、镇的党政机构改革，各区、县级市要在10月底前审批方案，在12月底前基本完成。区、县级市事业单位的改革，今年主要做好调查研究，拟订方案，*年全面铺开。有条件的也可结合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进行。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2
摘要美国金融改革方案经历很长的发展过程。最新改革方案艰难实施后对不同市场参与者产生了不同的效应,虽然这次改革方案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其仍然具有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金融改革效应局限性
美国金融改革最早可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此项工作是一个长久并且艰巨的工程。美国金融改革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过程,同时各个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不断地完善。美国的金融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促进了美国经济不断地发展和前进。本文中最点介绍奥巴马政府最新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
一、美国金融改革方案的发展和演变
美国历史上的金融改革方案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分业制度的确立;第二、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混业经营制度;第三、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最新金融改革方案。
1.《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分业经营制度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是当时盛行的观点。此时,美国实行的就是一种混业经营制度。随着1929-1933年大危机对美国的金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自由竞争的金融世行抱有怀疑的态度,美国民众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继而,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对银行体制改革的法令,旨在构建一个新的银行制度。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法案确立了美国金融融市场的分业经营。它把银行、保险与证券市场分隔开来,禁止相互之间涉足对方业务。此法案标志着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诞生。后来连续颁布《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银行控股公司法》、《银行公平竞争法》对此法案加以补充和完善。
2.《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混业经营制度
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金融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分业制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新的挑战暴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美国银行业自由竞争与发展的限制。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拆除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栅栏,实行混业经营。该法案的通过对全球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意味着在美国最早实行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对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走向终结,并揭示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3.最新金融改革方案
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投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等,使得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民众开始对美国的自由竞争,宽松的监管制度开始报以怀疑的态度。美国民众和政府都认为过度的放任使得美国金融市场过度的向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监管部门的监管过度宽松导致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民众从危急中走出来要求认清了方向,其极力的要求政府干预经济,加大监管力度。此时奥巴马政府处于金融改革是否进行和怎么进行的思考。这次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颁布和通过是经过了多轮的博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不仅计划扩大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职权、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还将增设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等,此项方案中的严格监管金融衍生品等条款必定对华尔街的一些大金融机构和大富豪们的利益产生影响,他们联合对抗政府,并且改革计划中的重点问题是改革金融监管机构,如果促使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者。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这是一个艰辛和困难的过程。
二、美国金融改革的影响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和出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先看一下此法案的主要内容: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特别是由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和对互助储蓄控股公司、工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公司和“非银行”银行进行监管,其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和超级监管者;增设职能机构,保留和健全职能监管;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监管;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和协调。此法案的颁布对社会上的各个机构和金融投资者都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就具体有以下方面:
1.对金融投资者的影响
此项改革方案中,重点出台一项措施--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其主要职责是:在信贷、储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保护消费者,规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其具有制定消费者金融保护立法规则的权力。此项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众在金融消费时的利益。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根源在于风险,而风险根源于市场参与主体匮乏关键信息甄别风险概率分布,信息披露不充分和较高信息交易壁垒使消费者获取信息及其困难。因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能通过防范系统风险,构建合规性的制度,尽可能消除市场交易壁垒,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缓解信息非对称性风险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为了保护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免受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的影响,金融改革方案中提出更大的监管要求。新法案中要求资产不少于一亿美元的基金公司,以及差不多所有资产在1.5亿美元以上的基金公司,都需要在SeC登记,而规模小于上述企业的基金公司将受到州政府的监管,并且大小基金公司都将被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它们的投资产品、客户、交易对手和借钱交易时资金的具体用途等,这样将会降低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给金融投资者的利益的损害。此法案还规定,评级机构对不准确的评级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甚至会失去评级资格。同时,法案允许投资者以“故意或草率”地未能进行合理调查为名控告信用评级公司。
在法案规定的一系列的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其将成为这此金融改革中最大的收益者。
2.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影响
此法案中重点改革的是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具体有扩大政府金融监管体制的职能和权力,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系统监测和应对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风险,并努力消除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机性金融套利,并将以前缺乏监管的场外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视野。
此法案的颁布对美国大银行的盈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盛分析师曾报告称,美国新金融改革法案可能令美国的大型银行利润减少13%,其中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受到的冲击最大;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很可能导致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在2013年利润缩水5%-20%。
对于美联储对高风险投机性金融套利产品的审慎监管,由于金融衍生品通常都是庞大和不透明的市场,美联储对场外衍生品市场颁布全面的监管规定。衍生品市场改革将大大抑制衍生品市场的过度交易。《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特定自营交易的限制、银行部门与部分衍生品业务的分业经营以及大量其它变化将使最大型证券公司的利润减少10%以上。
三、华尔街的应对策略
此方案中严格的限制性和监管性的条款会给华尔街的大富豪们和大金融机构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在此法案没通过前,金融行业就四处游说反对加强监管,理由是过多的监管将阻碍金融创新,过度限制和监管金融业的发展将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随着立法进程的进行,一些大银行开始举行每日电话会议,共同于商讨如何抵制政府加强对信贷违约掉期和其他衍生工具的控制。对于此法案成功通过美国美国参议院与众议员的审议实施后,华尔街的机构们也忙活起来,有紧急回避的,有设法应对的。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已对客户发出新的紧急通知,要求用户不要使用他们的信用评级;标准普尔、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评级近几天相继发表声明,不准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中引用它们的评级。
同时,为了应对新法案中给银行业带来的利润下降等冲击,美国各大银行也开始提高来弥补在降低透支额和借记卡交易费后所带来的收入损失;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为应对法案中对借记卡收费的新限制,开始向支票账户征收费用;而摩根大通和高盛,则开始建立他们的衍生品经纪业务,以期弥补可能会损失的利润。
同时,华尔街计划以转型来应对这次金融改革。美国媒体曾报道称,承受着资金面驱紧的压力,摩根士丹利打算在地产业收缩阵线,以减少监管法案带来成本的增加。
四、美国金融改革局限性
美国金融改革在艰难中缓慢推进,虽然监管法案取得一些成就,但其仍有一些局限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方案有改良无革命
对于新方案来说,其涉及面虽然广泛,但仍然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从根本上说,本法案并没有完全颠覆以前的金融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只是1999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的《金融现代化法案》补充和扩展,并没有打破以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形式,只是在以前的模式中加入“监管”这一因素。基本上说,此法案只是一个以前法律扩充和完善版本。
2.新法案中仍存在盲点
评级机构是新法案中监管的盲点。新法案中保留了备受争议的华尔街评级机构的运行模式,即债券发行机构向评级机构付费,让其给金融产品定级。这种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评级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与债券发行机构进行暗箱操作,债券发行机构为了给自己债券定力较高的级别而采取金钱换级别交易,即付给评级机构更多服务费。而评级机构为了自身的业务量或者利润而与债券发行人进行私下交易等。这使得监管部门监管任务加大,并且可能出现监管不全面的问题。
3.美国金融监管未涉及到跨国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
美国金融改革新法案中没有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跨国金融投机和市场操纵,这正是美国金融监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内容。因为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有充足的金融机构支持,本国的金融机构对外投机和市场操纵可以给美国跨国金融机构带来很大的利益,这能保证这些金融机构在新法案实施后继续有利润来源,和给美国经济带来充分的资金支持,给美国金融机构留下一片保证利润来源的空间。
美国新法案的颁布,有其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本人认为这次改革的以后实施进程中将会面临艰难、坎坷。此此金融改革的成效具体如何,还需要美国社会用实际情况来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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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磊,肖莹莹.美国新金融法案生效华尔街转向“合法生意”.经济参考报.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3
一、深化对改革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依靠体制机制先发优势，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改革不够到位、体制不够完善、机制不够协调的问题仍然存在，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再创我市体制机制新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深化改革。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的决心推动改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改革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增强改革的协调性，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形成改革的整体合力。
二、加强组织领导，总揽改革全局
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指导和协调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审议全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审议决定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及试点范围；适时听取有关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情况汇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提出重大改革建议；研究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重大事项。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改革办”）。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日常工作。市级各部门要明确承担本部门改革工作责任的专门处室。
各县区要加快建立以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改革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将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协调，以科学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不断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三、建立工作机制，合力推进改革
（一）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市改革办要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改革决策，促进各项改革措施有机衔接、相互配套。一要制订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提出全市性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各县区重大改革和市级部门专项改革统一纳入年度改革实施意见，经批准后组织实施；二要加强综合协调。加强与县区政府和市级部门的联系，及时掌握全市改革动态，做好总体改革和专项改革以及各专项改革之间的衔接配套；三要突出改革重点。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加强重点改革课题研究，每年要突出抓好几项有亮点、有特色、有影响的重大改革；四要加强指导监督。协调督促全市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和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对重要改革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五要开展总结评估。全面客观分析、评估有关改革项目的实际成效，总结利弊得失，不断提高改革工作水平。
（二）建立改革工作责任制。根据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县区和市级部门要按职能分工组织实施，制订改革推进计划，细化落实改革任务，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工作进度。对已经启动实施的改革事项，要集中精力、认真实施，确保抓出成效；对条件已经成熟的改革事项，要精心设计方案，加快启动，尽快实施；对条件尚不成熟但又必须实施的改革事项，要深入调研，提出对策建议。
（三）建立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改革项目的牵头部门和参与单位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做好改革工作。牵头部门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主动和参与单位协商沟通，深入开展调研，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各参与单位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共同为完成承担的改革项目任务而努力。
（四）建立改革信息交流制度。各县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定期向市改革办反馈改革信息，通过定期召开会议或其他方式，及时交流改革情况，分析改革形势，研究协调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布置阶段性工作，共同推进改革工作。
四、规范工作程序，有序推进改革
探索重大改革事项前期工作、协调论证和后评估制度。重大改革事项由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书面向市改革办申报，市改革办结合国家和省对下一年度改革工作的部署综合考虑，于每年年底前，起草下一年度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进入报批程序。
综合性改革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拟定；专项改革方案由市级有关部门负责拟定，市改革办参与协调方案的论证。改革方案需市委、市政府审批的，由牵头部门按程序报批。其中市委、市政府专项改革领导小组推进的改革事项，按有关规定报批；不需市委、市政府审批的改革项目，改革方案报市改革办备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改革方案，以公示和听证等形式引入科学决策机制；对风险较大的改革事项，坚持先试点后推广，引入试点纠错机制。
对实施一段时间或基本完成后的重大改革事项启动后评估机制，牵头部门要及时向市改革办书面报告工作情况。市改革办要加强改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对改革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适时组织评估，对存在问题较多的方案，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要切实增强改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参与度，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协调各方利益，逐步实现改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五、完善政策配套，保障改革实施
（一）保障改革工作经费。市财政设立经济体制改革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改革规划编制、课题研究、改革方案的制订、论证以及改革绩效评估等。全市性综合改革项目由财政保障工作经费，各单项改革的牵头部门要在部门业务经费中安排落实改革项目工作经费。
（二）建立改革监督检查机制。重大改革的督查工作由市委、市政府督查机构负责。市改革办要加强日常督促检查，并做好重大改革监督检查的基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市两办督查机构报告，由市两办督查机构向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发出督办通知，落实整改，推动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4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精神及工作部署，推进法院司法改革进程，我院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按照相关要求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完成了既定改革试点任务目标，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实了员额法官独立办案，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组建了八个新型审判团队（执行局暂按原模式），按照上级法院要求，停止了未入额法官独立办案，已经定岗为司法辅助人员的干警不再作为合议庭成员参审案件。重新修订了《关于院党组成员审理案件的规定》，推进院领导带头办案。院长、其他院领导、其他业务庭法官（立案、行政、审监）、民事法官（民一庭、民二庭、桑园法庭）按照1:3:5:10比例分案。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职能责任，建立了相关考核办法。
二是积极按照县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推进建立跨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平台。从软硬件上加大投入，在健全机制、集中管理、清晰流程、明确责任、处置到位等方面，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的存放、保管。
三是稳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制定《吴桥县人民法院
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建立以审判工作为中心，设置科学合理、职能划分明确、运行高效顺畅，符合审判机关特点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的内设机构体系。改革后的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3个减少为5个，分别为政治保障处、综合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审务监督中心、执行局，新设机构预计年底前到位。
四是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精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积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实效。
五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完成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序列等级评定工作，开展兼职法警清理，所有兼职法警均已归队。目前，各类人员已在各自岗位履行职责。稳步提升司法人员职业待遇、职业安全、职位稳定等方面保障力度，推行办案终身负责制、错案追究制，充分保障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其中法官工资套改、绩效考核均已稳步开展落实，基础性绩效已按月精准发放到位。认真落实《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坚决遏制干预司法的行为，对一切干预司法行为如实记录并通报追责。
六是稳步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今年以来，按照上级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我院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有层次、有创新地部署和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当事人调解、和解比例进一步提高。对家事审判区整体设计、布局突出“以和为贵”、“人和家兴”的家庭美德文化元素，将法的严肃性、刚性和家庭的和谐温馨、柔性有机结合，尽可能为家事审判提供配套硬件支撑。同时，以多部门联动为基石，打造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合理配置家事审判司法资源。在现有人员和编制不变的情况下，成立了家事审判合议庭。
七是积极开展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为推进本院的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更加便捷的进行尝试改进，建立了小额诉讼案件速裁机构，推进阶段暂将该机构设在审判管理办公室，机构名称为“小额诉讼速裁合议庭”，简称“速裁庭”，履行职责重点突出简化和便捷，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二、改革工作中的创新经验
一是充实一线办案力量。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十几名未入额法官及过去具有法官法警双重身份的人员不再承办案件，这些干警以前的办案数占全院40%左右，对审执工作造成较大冲击。通过制定《入额法官分案办法》，由院庭长带头办案，全体员额任务均衡，为审执工作的开展和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科学配置新型审判团队。根据本院实际，建立改进专业化新型审判团队，探索1+1+1的团队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团队合力。
三是加大家事审判软硬件投入。投资30余万元，对家事审判法庭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家事审判场所的温馨氛围。选派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家事审判合议庭。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
目前的聘用人员待遇较低，对其工作热情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也对队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统管改革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后，原与行政职级挂钩的住房、医疗、差旅等待遇保障如何落实尚无明确文件依据。建立跨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平台等工作需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统一指导协调推进。请上级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尽快出台相应制度，进一步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强大保障。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7年10月30日在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邓今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仙桃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2014年以来，我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以加快落实改革举措、健全完善配套制度为抓手，以强化司法责任、推动创新发展、加强队伍建设为依托，全力搭建司法体制改革①的“四梁八柱”，检察重点改革得以平稳有序推进。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着力构建检察管理新机制
坚持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构建检察管理和检察权运行新机制，蹄疾步稳地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实。
1.圆满完成检察人员分类管理②。从2015年起，我院陆续推进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检察辅助人员招录机制、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分步完成了检察人员的分类定岗工作，初步形成了各归其类、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的管理格局。一是科学配置员额③。在省院确定的39%员额上限的前提下，择优选任首批员额检察官46名，保证让高素质的检察人员进入员额；坚持“以案定额”“以职能定额”相结合，综合运用司法办案“大数据”，科学考察各部、局所需要的员额数量，将82.6%的员额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办案力量更加优化。二是严格遴选标准。实行全员选任、综合考评、专业比选的工作方法，在坚持政治标准基础上，注重实绩、突出专业、竞争择优，保证入额检察官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办案能力和职业操守。经过省遴选委员会审核和市人大常委会任命，首批员额检察官已在2016年3月1日集体宣誓，正式履职。目前，第二批4名员额检察官的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中。三是分类定岗其他检察人员。综合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实行双向选择，将38名检察官助理④、29名书记员、2名检察技术人员和6名司法警察，全部分类定岗到位。在政治部、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局配备司法行政人员15名，在市纪委派驻我院纪检组配备行政人员3名，有效保持了司法行政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的稳定性。
2.稳步推进人财物统一管理。根据省院统一部署，我院人财物上划省级实施统管。一方面，配合做好机构、编制清理上收工作，建立由省检察院配合省编办统一管理、动态调整、按需调配的管理机制。检察长由省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市委管理。检察官选任和公开选拔、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招录、检察人员交流，严格按规定报送上级院及有关部门批准执行。另一方面，及时做好财物的统一上划管理工作。经费保障方面，2015年省统管以后，在省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院经费支出基数逐年调增至3600万元，有效确保了检察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经费统管方面，实行预（决）算、国库收付和涉案财物统一管理。资产上划方面，我院及时将土地、房产、设备等各类资产清理登记，统一划转省院管理。
3.严格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⑤。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根据省院制定下发的8大类10项配套制度，着力构建权责明晰、监督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新机制。一是改革“三级审批”⑥办案模式，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按照“充分放权、应放尽放”的原则，制定实施检察官权力清单⑦，健全完善办案指挥、指令、审核、决定制度，赋予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对案件作出决定的权力，使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的办案主体。二是实行“大部制”⑧管理方式，优化检察官办案形式。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适当分离的要求，将原有16个内设机构整合为“八部一局”⑨，取消原中层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职务序列和行政管理职能，全部让其回归办案一线。同时，依据业务类别、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不同要件，推行独任检察官⑩和检察官办案组⑪两种办案组织形式，建立新型办案团队。三是强化对检察官履职的监督制约，确保放权不放任。根据省检察院关于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规定，严格落实领导直接办案制度，对领导干部办案提出明确的数量要求，鼓励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复杂、疑难和新类型案件。今年以来，入额院领导共办理各类案件95件。采取“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发挥流程监控、检察官联席会议、案件评查等辅助机制的作用，加强对司法办案活动的全程监督，确保办案质量和司法廉洁，防止权力滥用。
4.逐步完善检察职业保障体制。建立与人员分类管理相配套、与办案责任制相匹配的职业保障体系，全面激发改革动力。一是建立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完成了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的等级确定和按期晋升工作；提升了高等级检察官职数配备比例，基层检察官的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二是严格落实检察人员薪酬待遇。完成了司法警察职务套改和工资套改工作，员额检察官执行新的工资标准；建立了与办案质效直接挂钩的奖金分配机制，2016年度绩效奖金的核定、发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三是切实落实检察人员执业保障。检察官依法正确履职具有豁免权，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辞退或调整。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通报问责制度，切实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二、全面推进检察重点改革，着力构建法律监督新格局
坚持将制度机制创新与检察重点改革深度融合，主动适应新形势下检察监督的新变化，不断提升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1.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⑫。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相关规定，强化检察环节的审查把关和监督制约功能，确保案件证据事实经得起法律检验。一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我院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强化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把关，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适用不批捕、不起诉、撤回起诉等制度。三年来，共依法不批捕470人、不起诉80人；共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62件次，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二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庭审中指控犯罪的主体作用。全面加强公诉人的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建设，主动适应庭审对抗性和博弈性明显增强的新变化；高度重视庭前准备工作，积极与法院就案件管辖、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定性等问题交换意见；庭审中注重把握节奏，充分发挥适当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优势，推广多媒体示证系统应用，切实提高公诉人当庭讯问、示证质证和辩论说理的能力。共依法申请16名公安民警、7名鉴定人出庭作证。三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的法律职能。强化诉讼监督实效，主动适应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升、审判监督难度不断加大的新变化，发挥参与庭审、全程监督的优势，及时调整监督重心和结构，加大对生效裁判文书的复查力度，提高发现、核实和纠正审判活动违法的能力。三年来，共提出抗诉20件35人。
2.圆满完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⑬。我院牢牢把握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心，全面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份，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件，追缴国家专项资金110余万元，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我院先后查办了部分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90余万元的窝串案件；查办了我市部分乡镇工作人员，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90余万元的窝串案件。依法向对专项资金负有监管职责的市财政局、市卫计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履职、追缴资金。今年3月，我院审查发现，市国土资源局怠于追缴土地出让金和违约金，遂向市国土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在市国土资源局仍怠于履职的前提下，依法向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月29日，市法院已依法立案受理。经过全国检察机关近2年的探索实践，今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修法，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写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3.不断深化检务公开。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进一步加大案件信息公开力度，及时案件法律文书、诉讼程序和重大信息等内容，增强司法办案透明度。三年来，共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3561条、法律文书1698份。大力推进“互联网+检察”模式，着力构建“检察网阵”，积极宣传检察工作。我院连续7年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不断拓展互动交流平台，认真落实检察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去年10月、今年9月，分别就服务非公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两个专项法律监督工作召开了新闻会；推进“公众开放日”活动制度化，积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我院参观指导，听取宝贵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4.大力推动“智慧检务”建设工程。坚持将体制创新与科技应用创新一体推进，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科技含量。升级改版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搭建纵向贯通、横向集成、资源共享的司法办案统一平台，实现了所有案件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运行、办案活动网上监督的新格局；与全市18家行政执法单位共建“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⑭，督促和指导录入行政执法信息3000余条，监督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18件18人，使监督更加高效、精准；加强检察人员信息化应用能力培养，积极参加全省各级信息化应用“大比武”，先后有26名干警被评为信息化应用能手；侦查部门有4起案件被上级检察机关评为信息化初查精品案件。
三、全面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着力提升检察改革新成效
近年来，我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正是因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关心和悉心支持，才让我们一路负重前行、义无反顾，在此，我谨代表市院党组和全体检察干警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理念、体制、方式的重大调整，牵涉面广、政策性强，虽然目前完成了一些改革任务，但仍有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各类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够完善。基层院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辅助人员的职业“天花板”较低，如何调动检察官积极性，稳定检察官助理等后备力量，防止综合性业务人才流失，成为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二是购买服务制度不够完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留人难，综合工作面临“事多人少”的局面；检察业务一线力量虽然得到了充实，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范围、比例，解决各类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三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实行大部制后，在处理与上级检察院对口部门的关系上，“一对多”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工作衔接不畅的问题有待解决。省检察院虽然下发了基层检察院检察人员工作职责、各业务部门权限划分的文件，但详细规定较少，职权划分和考核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委“贵阳会议”和省委相关部署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作风、更精准的举措，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持续发展。
（一）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改革越往纵深发展，面临的困难就越多。我们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要做战士而不做绅士，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自觉加强与各级人大代表普遍、直接和经常性联系，主动接受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积极邀请人大代表参加检察机关公众开放日活动，虚心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强化督办落实，不断改进工作。加强改革督促检查，将改革精神落实到每一位检察人员、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推动改革从形式到位向实质到位的转变，努力提高司法效能。大力弘扬只争朝夕、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以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闲不下的使命感，倒排工期，担当履职。
（二）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及时回应干警关切，有针对性做好政策宣讲、思想疏导和情感引导，坚持改革推进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切实增强全体检察人员对改革的认同感。坚持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加强专业素能和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检察人员履职能力，为改革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三）进一步加强改革统筹。更加注重司法改革和业务工作的精准对接，确保改革、业务与队伍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抓好标志性改革任务的落地生根，确保配套性改革措施及时跟进、衔接有序、推进有力。更加注重建立健全检察官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联席会议”议案制度，强化业务研究探讨，群策群力推进司法公正。更加注重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交流沟通，通过巡查监督、信息共享、提前介入、及时建议和纠正违法等方式，形成改革合力，不断解放和发展“司法生产力”。
（四）进一步提升改革成效。秉承“工匠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务实重行、开拓创新，不断提升司法改革的整体成效。坚持建立健全员额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做好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确保员额管理严格规范；坚持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健全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与时俱进地创新司法办案监督方式，促进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成熟成型；坚持提高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发现能力、提高检察建议的监督质量、增强公益诉讼的监督实效，更好地发挥公益保护职能作用；坚持发挥好各项改革的融合效应，建立繁案精办、简案快结的诉讼模式，从更高层次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坚持在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背景下，积极研究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的途径，为上级检察机关新一轮改革部署提供决策参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听取我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既是对我院司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也是对我们检察工作的悉心推进和有力监督。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会议审议意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加强和改进各项检察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司法保障。
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其目的是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实现司法公平公正。自改革工作开展以来，我院在县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有力监督下，在县政府、政协及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扎实推进各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检察人员编制情况
全院现有政法编93个，工勤编9个，实有在职在编84人，其中，政法编78人，工勤编6人。
（二）检察人员学历结构情况
研究生学历12人，占总人数的14.29%，其中在职研究生9人，占总人数的10.71%；大学本科学历63名，占总人数的75%；专科5人，占总人数的5.95%；专科以下4人，占比4.76％；
（三）检察人员年龄结构情况
我院平均年龄：38.5岁。25岁以下：5人，占5.95%；26岁至35岁：39人，占45.43%；36岁至45岁：13人，占15.48%；46岁至55岁：23人，占27.38%；56岁及以上：4人，占4.76%。
（四）各类检察人员划分情况
把检察人员划分为员额内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具有检察官资格的58人，首批入额检察官34人（已经调出2人），检察辅助人员33名，司法行政人员13名。
二、主要成效
（一）以落实员额制为重点，优化检察官队伍结构素养。
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落实检察官员额制，使检察官的队伍结构、职业素养得到明显优化和提升。在首批员额制检察官遴选中，我院出台了《平南县人民检察院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确保了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顺利进行。一是坚持从严从紧、留有余地，科学制定检察官员额规划。严格按照上级检察院的要求，把检察官员额配置比例控制为编制数的40%，首批入额比例是33.3%，把6.7%的比例规划为今后检察官员额的补充，确保员额检察官梯队发展、良性循环。二是严格入额标准和条件，确保入额检察官素质。我们规定了首批入额检察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以及相应的办案能力和办案经验，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等条件，同时对首次选任设置严格程序，即必须经过个人报名、报名审批、个人业绩展示、资格审查、考试、考核、院党组研究、自治区检察院党组研究、自治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审议、公示、确认、提请任命等程序，经过层层遴选，在具有检察官资格的58人中， 确定了34名检察官作为首批入额检察官。三是坚持入额检察官配置到办案一线。检察官必须办案，是实行员额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此，我们把34名入额检察官（含入额的院领导检察官）全部配置到业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不再配置员额检察官。四是明确分类原则，完成了检察人员分类定岗。根据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原则，现有员额检察官32名、检察辅助人员33名、司法行政人员13名，占队伍编制总数的31.37%、32.35%、12.75%。
（二）以司法责任为核心，落实检察官在执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
按照高检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广西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要求，积极推进司法办案责任制落实。一是建立具有检察特点的办案组织，实行了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两种办案组织形式，对批捕、公诉及诉讼监督中简单案件及一般事项等由独任检察官办理，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的侦查等则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确保案件的质量。二是实行非员额检察官不再分配案件独立办案。实行独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部门，案件管理办转案件到相应部门内勤，内勤收案后按顺序分流至员额检察官的统一业务系统内，按办案责任、权限进行案件办理，非员额检察官不再分配案件独立办案。三是建立检察官权力清单，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明确了决定不批捕、不起诉、提起抗诉、职务犯罪案件立案、不立案等职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外，其他均授权主任检察官或检察官行使，检察长或检察委会行使的职权比改革前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大幅上升，办案效率明显提升。四是明确界定司法办案责任，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解决“办案者不定案，定案者不办案”问题。
（三）以实现办案组织科学化管理为目标，积极推进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
根据《广西基层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指导意见》，制定了《平南县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及人员安排方案》，按照“检察业务”、“业务管理与服务”、“司法行政”等三大功能模块进行整合提升，将原有的16个内设机构整合成为8部1局，其中业务类部门6个，分别为：侦查监督部、公诉部、未成年人检察部、反贪污贿赂局、诉讼监督部、业务管理部；司法行政类部门3个，分别为：政治监察部、检务保障部、警务保障部。院党组结合全院工作需要科学统筹调剂，把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合理配置到各个检察岗位上，发挥了有限人力资源的最大优化，进一步调动全体检察人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
三、主要做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院首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内设机构改革、司法责任制等司法改革基本完成，检察权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检察官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平稳有序，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组织工作。成立了由党组书记、检察长任组长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检察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全院干警积极参与的改革格局，并结合我院实际，相继出台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案》、《内设机构改革及人员安排方案》等多个配套方案，为司法责任制改革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加强思想工作。通过召开党组会、改革领导小组会、中层干部座谈会、全体干警大会、部门会议、“一对一”谈话谈心等多种形式，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引导全体干警树立合理改革预期，理解、拥护、支持改革，凝聚推进改革的正能量，确保队伍稳定、工作有序、改革有力。
（三）加强探索实践。我们紧扣中央顶层设计，严格按照分类分步推行实施、逐步完善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建立健全首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内设机构改革、司法责任制等的改革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在探索中推进，在推进中实践，边改革边完善，确保了改革扎实有序推进。
（四）加强带头办案。入额的领导干部带头办案，要负责案件办理全过程，亲自完成阅卷、讯问、形成处理意见、撰写法律文书、出庭公诉等各个环节的办案流程工作。截止目前，包括检察长在内的6名入额院领导检察官已办理各类案件59件，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又为全体干警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五）加强舆论引导。通过检察门户网站、平南检察“两微一端”、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各级党委和检察机关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及开展改革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做法，为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存在问题
（一）人少案多矛盾的问题。目前我院检察干警编制配备与辖区人口比例为万分之0.68，远远低于全区万分之1.3、全国万分之1.8的配备水平。因司法体制改革要严格控制入额检察官比例，导致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入额的检察官少，检察辅助人员配备不足，现行编制状况与案件增长幅度不匹配，案多人少问题更加突出。
（二）分类人员队伍稳定发展的问题。改革后，员额内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不仅在薪资待遇方面拉开距离，且岗位职责、工作责任等也有不同，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稳定和发展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解决。
（三）改革配套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三类检察人员的管理和内部交流机制、业绩评价机制、员额退出机制、与职务序列配套的薪酬制度、晋升制度、履职保障制度、检察辅助人员的配置等制度文件还不到位，缺少人事、组织、财政等方面具体改革配套措施。
（四）原中层干部职务保留的问题。内设机构没有整合前，内设机构的中层干部既是各项具体检察业务工作的指挥员，更是工作的排头兵，但在确定新的内设机构负责人后，是否会影响到这些中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他们的职务是否保留、如何安排、如何解决级别等问题，还需相应的配套机制衔接。
五、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继续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改革进展情况，紧紧依靠党委坚强领导和人大监督支持，形成合力推动检察改革，确保上级改革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任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详细梳理、逐一研究、对症施策，细化检察人员的工作岗位职责，努力做到各归其类、各尽其责、各尽其才。
（三）有序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过渡。做好应对改革期间出现各种问题的准备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进程，确保做到改革期间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5
据分析，此次上海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避免职责交叉、政出多门。
上海的大口工作党委体制建立于1983年，至今已有25年历史。就政府机构改革而言，上海市于1995年、2000年、2003年先后3次进行市级机构改革，上海的政府机构设置自成特色，并不与中央部门一一对应。
经过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后的相应调整，上海共有综合、经济、金融、国资、建交、社会、教科、合作交流8个大口党委。当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进行地方机构改革，增强政府调控经济，协调社会事务的能力，组建国资委，成立大经委，撤销了旧的经委和商委，改革后设置部门45个。
按照原定计划，在接下来的2005、2006年，将按照市级机构改革的思路，对区级机构进行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二级改革并未如期推进。
探索新路径
一直以来，上海市政府被称为强政府，一是指政府的行政能力强，常能以政府之力推动大事；二是指行政首长作风硬朗，很多事情是由政府在做，而不是市场在做，强势政府的存在也导致了企业的弱势地位。强势政府对于上海市的GDp高增长虽然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模式真的可以支持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吗？
2008年上半年，上海的GDp增幅首次降至全国平均值以下，6个重点行业上半年的增长率和利润率都不高。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上海以往以政府强力推动大项目、以第二产业为主拉动GDp的模式已经走到头了。”
一直以来，上海瞄准的目标是纽约、伦敦，但是和这些城市相比，上海的经济依然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上海在国内的坐标系是北京，但是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也比上海高。”
大项目大投资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上海能否找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是上海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探索新路径的同时，也为上海市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上海根据特大型城市政府的职责重点，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实行综合设置。
敢于率先能够率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推进“四个率先”，关键是看我们想不想率先、敢不敢率先、能不能率先。上海机构改革的率先并不一定体现在时间上的最早，方式方法的创新也是一种率先。
上海本轮机构改革除了有将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工作党委的调整集合起来的通盘战略意义之外，就其行政机构改革来说，体现了三重目标。一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建设；三是加强和改善重要领域的管理，促进科学发展。
有权威人士表示，市场的问题本应由市场自行解决，而政府则应该关注于效率、民生，回归政府的本来职能。而上海经济是否能借此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再次实现腾飞，我们拭目以待。
房地分家
在这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被称为上海第一大局――拥有23个处室，执掌土地审批大权的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被拆分，其房屋管理与土地管理分离，房地局翻牌成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土地管理方面与规划局合并，组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的土地管理将改变以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一家说了算的局面。
房地局机构撤并的时间表是，今年年底，市级改革完成；一年的过渡期后，到明年年底，区里的改革完成。
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精神，其核心是各地将土地资源单独管理，最终目标是中央部门统一垂直管理。但就此次机构改革实际方案来看，并未实现垂直管理。
目前，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和上海市正在探索土地管理新机制的试点。《共建保障上海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的试点方案》已获通过，据悉，上海对新增建设用地将实行全过程监管。
公推直选
上海在基层民主方面的改革一直小心谨慎，但今年在上海基层党组织全面试点的“公推直选”，被公认为是一次力度很大的改革尝试。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6
2010年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附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对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实施方案明确了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并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申报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接到通知后,我委与新区管委会迅速组织人员进行了研究，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
国家将重点围绕五个方面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一是培育主体功能突出的国家或区域服务业中心。方向是选择集聚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地区，通过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业化水平高、影响力大的服务企业或机构，逐步形成国家或区域服务业中心。
二是建设生产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方向是以工业园区或产业聚集区为重点，针对工业园区或产业聚集区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积极发展研发设计、信息咨询、检验检测、节能环保等配套生产服务业，促进相关生产服务企业或机构集聚化发展。
三是创新生活服务业发展方式。方向是支持具有自然、人文、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但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工业的中小城市，大力发展旅游、养老、文娱、健身等生活服务业。
四是完善农业综合服务体系。方向是建立传统交易市场与新型商业业态相结合、有形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流通体系。
五是科学调整服务业结构和布局。方向是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制定优化服务业结构和调整布局的规划，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增强城市服务业辐射带动作用。
二、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意义
一是提高知名度，促进区域发展。国家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列入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地区，将极大的提高地区知名度，并得到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二是政策支持。对列入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地区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解决的，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并尽可能予以解决。鼓励试点地区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知识产权交易活动。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技术创新型企业，符合规定的可以享受创业投资机构的有关优惠政策。
三是资金支持。国家将安排4亿元资金用于试点地区服务业重点项目和新兴服务业发展。
三、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申报条件
一是申报试点区域应是县级（含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或产业园区。
二是申报试点应具有全国或区域领先的相关产业基础，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影响力大等优势。
三是申报材料齐全。包括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保障措施涉及的相关承诺文件等。其中试点方案要思路清晰、定位准确、远近结合。保障措施方面要将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建立强有力的服务业领导协调机构和工作机制。
四、我市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我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新区具备申报条件，应以“创新服务业发展方式”为切入点开展申报工作。近期，我委与省发改委进行了沟通，省发改委已明确表态全力支持××*新区申报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并承诺河北省只申报××*新区一家。
五、下步工作建议
申报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意义重大，若××*新区成为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将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将进一步提高城市知名度。申报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涉及范围广、任务比较繁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进。
1.成立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协调机构。这既是申报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必备条件，也是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市政府应尽快召开专题会议，确定服务业发展领导协调机构和责任分工。并建议设立服务业发展办公室，适当提高行政级别（威海市、石家庄市为正县级），统筹协调全市服务业发展工作。
2.组织力量开展申报工作。国家发改委要求4月30日前报送申报材料，考虑到省发改委初审和协调时间，我市应于3月底前完成申报材料准备工作。时间紧，任务繁重，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编制试点方案、市政府需要出具相关承诺文件。建议市政府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由牵头部门负责申报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7
关键词：组织机构;内设业务机构;检察官;功能;设置标准;方案
中图分类号：DF83文献标识码：a
在司法权的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司法背景下，组织机构具有管理学意义之外的诸多关联性属性和功能。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机构，特别是内设机构改革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以实际需要为基本导向的操作性的、带有行政色彩的机构调整，少有学术研究和论证。从中可见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对组织机构改革的基本立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相比较，结合中国检察改革的发展要求，这种状况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思考。本文结合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内设机构改革实践的梳理和分析，参考域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一般规律，在相关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研究意见。希望能够推动理论界、司法实务部门对机构改革问题的关注，并提供一个法学研究的新视角。
一、机构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始终贯穿着改革的主旋律。改革对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渊源上看，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主要不是本土生成的，以移植为主要途径的制度创建形式客观上必然附带一个适应和定型化的过程；二是法治化进程中，检察制度的定位和功能实现需要经过一个理性认同的过程；三是近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检察制度需要顺应其发展要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检察改革基本的发展维度，也决定了素有“特洛伊木马”[1]
之称的现代检察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更多了些摇摆和探索的历程，这也构成了我们研究机构改革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考背景。其中，组织机构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地位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从检察改革的发展阶段看，组织机构改革是现阶段检察改革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从改革对于制度建设的贡献看，我国检察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的确立。这是新中国检察制度从创建伊始摸索前进，直到20世纪80年代检察改革深入发展的主要指向和成就。其次是近20年来的检察改革方向和成就，主要集中在检察职能和职权的完善方面。检察工作的改革结合《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修改，使得检察职能和职权朝着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更体现程序法治要求的方向发展。而从现阶段来看，分析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要求和200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所规定的检察改革的任务和主要内容，第三个阶段的检察改革应当是功能性的强化检察职责。实现这个任务的主要的途径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注：如《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规定，未来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改革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完善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和内部制约的制度，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创新检察工作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改革有关部门、企业管理检察院的体制；改革和完善检察干部管理体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切实解决基层人民检察院经费困难问题。（zeB/oL］/2005-7-30.）]而其中所谓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我们认为主要是在现有的司法制度的框架下的工作体制和具体的职能实现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从检察改革的历程来看，现阶段实现这一任务所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修改和制度摇摆，而是组织机构，是人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有所呼应：强调了要健全和规范执法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度，重点明确执法领导责任制和执法人员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合理确认执法责任；推行检察人员分类改革，对检察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我们认为，如何从组织功能的角度促进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进而强化检察职能，是未来检察改革的基本思路。
第二，机构改革已成为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发展的一个瓶颈。近年来，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运行状况与检察理论研究的发展存在相当的差距。从检察权的准司法属性以及检察权独立行使等基本原则的贯彻和保障上看，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以及由此决定的检察权的运行和管理模式，都存在着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检察改革中的诸如“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因其实质直指组织机构和检察官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备受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和推行。如今，这些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停滞状态。如何围绕职权设置机构，科学合理地界定机构的职能定位，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组织机构改革是司法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关键问题。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遵循的发展路径显然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同的，其渐进性更突出，更注重类似于诉讼程序、权能配置等技术性的问题的改革和完善，而对于司法体制、组织机构、人员管理机制等制度性的问题则较为慎重。这种选择与司法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国家性、公共秩序性等特性有关，有利于维护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减少改革成本。但从体制改革本身的规律性要求来看，检察改革要想取得切实的成效，必然要触动组织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必然要涉及人的因素。
第四，对实践中冤错案的反思，提示我们关注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配置机制。权力配置跟机构设置改革有着相当的联系。谁是司法权的行使主体？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如何落实司法权的行使主体的？国家应当如何落实和承担司法责任？在整个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实践中，司法人员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履行怎样的义务？要确保司法工作实现公众所期待的社会功能，迫切需要关注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及其组合方式。这是司法工作的内在规律性要求所在。
二、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问题的两个理论前提
（一）广义理解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在系统中研究内设机构的功能
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是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是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
关于组织机构究竟所指为何，在概念上，有“组织结构”和“组织机构”之分。通常认为：“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如何建制以及检察机关的不同级别之间和一个检察机关内部如何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运作。”亦即，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包括“组织体系”和“内部组织机构”[2]。而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章“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的任免”中第2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通常“组织机构”又与“内设机构”混用，即取狭义的理解。
我们主张广义理解“组织机构”，并且主张从检察权行使的组织载体的角度看，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机构，是由各级、各类人民检察院及其内设机构和检察官共同组成的，内部密切联系、外部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
[注：此定义也偶见王莉整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题研究材料之三――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机构》，但是在具体分析时该材料仍然沿用两分法。]亦即，广义的组织机构包括三个部分：组织体系、内设机构和检察官。
将检察官的设置纳入组织机构的视野，超出了传统的概念。我们的观点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检察官法》的规定，检察官具有依法行使检察权的主体资格，检察官具有组织机构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从组织机构运行的机制和国外相关的立法例来看，强调检察官的主体性涉及到司法规律的遵从问题；三是从机构改革的实际状况来看，组织机构改革与检察官的地位和设置分不开；第四，从词义上进行求证，无论是组织，还是机构，都有是由内部单元和内部单位的构成的有机体的意思，其中有单元的指向。检察官的地位符合这一含义。[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组织”一词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许多功能和形态相同的细胞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或：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而“机构”是指机械的内部构造或机械内部的一个单元；或机关、团体等的内部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81：1532，513－514.）]
检察改革中，应当统筹协调三者的关系。其中，组织体系是检察权运行的制度依托和保障，它解决的是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包括检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检察权在各个位阶上的关联关系，即领导体制问题等，进而决定中国检察权的权力禀赋。内设机构，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能分解、权力析分和管理形式问题。对于检察权的运行而言，内设机构提供一种工作机制上的影响和保障。而检察官，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单元。就组织机构与检察权的关系而言，组织体系是保障，内设机构是关键，检察官是根本。也就是说，研究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问题，必须关注检察机关组织机构的这样一个系统。
（二）对内设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在检察职能分解与检察官的独立性之间
我们认为，内设机构是检察职能的分解形态和检察官行使职权过程中的行政组合。
很多国家虽然也在检察机关分设一些内设机构，但由于观念上和制度上将检察官视为一个独立的官厅，其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且很少发生变化。[注：例如，德国检察机关只设业务部门承担不同种类的案件办理，检察行政人员不是由统一的非业务部门专门管理，而是受检察长领导。韩国检察机关除根据承担案件的种类划分若干部门之外，设事务局管理非检察官，并且为检察官履行职责提供保障和服务。根据韩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厅是统辖检事事务的官署，其对应的不是诉讼意义上的法院，而是作为行政法意义的官署法院；而检事是官厅，对应诉讼法意义上的法院的是检事。（马相哲.韩国检察制度简介（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2):150.）]内设机构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通常并不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日本除外，见本文第二部分），因此，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一般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则有所不同。在设置上，内设机构是检察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内设机构的名称和基本职能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上有原则的规定；在具体地位和作用上，有关法律在规定检察工作的程序时，有明确的内设机构的职责规定。[注：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由审查逮捕部门办理；第92条规定，审查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机关的其它职权的行使程序中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内设机构具有较为明确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惟其如此，内设机构的功能定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内设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
首先，我国内设机构是检察权分解的结果和组织表现形式。中国检察权一个根本特点在于，它是一项以法律监督权为本质属性的集合性权能。横向划分，检察权由侦查、、诉讼监督等职权构成，这些权能是需要彼此制约，同时也有不同的运行规律的职权。比如侦查强调一体化、强调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诉讼监督包括多个环节的监督，需要不同的监督途径和监督手段，更需要协调进行等等。而国外检察机关的职能大多比较单一，往往是以公诉权为核心，附有侦查权等。与此相关，我国内设机构的设置非常关键，因为它往往承载着类似国外的检察院的管理职责，内设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很多重视。这是因为，检察权运行的合理、有效性首先要通过第一层次的权力分解体现出来，有明确的组织保障是一个必要的判断条件。没有组织保障，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无从实现其具体化运作。这是内设机构在组织结构意义上的位阶和价值所决定的。内设机构附有的管理、协调功能，以及因他的存在而使得相应的主体地位和职权具有合法性的特点，是某一项检察职能运行所必须的。换言之，内设机构是具体检察职能实现的组织载体。而我国检察权权能的符合性的特点决定了内设机构的设置必须以符合检察权的分解为科学标准。这是由检察权之权力的基本特点决定的。[注：当然，某一项检察职能可能会有一个以上的内设机构负责，比如反贪污贿赂局与渎职侵权案件检察部门，就是共同行使检察机关对于依法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权。也可能多项检察职能由一个部门承担，公诉职能和审判监督职能，统一由公诉部门承担。若某一项职能没有任何内设机构承担，则表明该项检察权能实际上不存在或者少有落实，因为，一般而言要发展某一项检察职能，必然要借助于建立和发展相应的内设机构来实现。]在量化关系上，内设机构设置与检察权的分解的关系是正比关系，即职能越多，内设机构则多，职能单一则内设机构少。极特殊的情况下，内设机构可能与上位组织――检察院合而为一，这是由内设机构的划分标准（本文第四部分阐述）决定的。
其次，内设机构是检察官行使检察权的行政组合。如前所述，广义的检察机关组织机构包括组织体系、内设机构、检察官三部分，三者当中内设机构的设置是一个关键。从这个框架来看，内设机构是连接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和最基本的元素――检察官――的核心和枢纽。它一方面充实和构成了检察院使其得以形成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它组合了检察官，并被检察官构成和说明着。从内设机构与检察官的关系而言，内设机构不能够完全代表或取代检察官。因为实际上，检察官在内设机构当中，也可能在内设机构之外――比如主诉检察官有权决定法律规定应当由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之外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事项。对于内设机构的存在和功能，检察官的地位和状况具有说明和支配意义――检察官独立性的大小，说明了内设机构职能作用的大小，其中是一个反相关的关系。即内设机构的职责如果过多，则检察官的独立性小，反之亦然。
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内设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维度：即它要在检察权的分解及其关系中寻找理论基础，在发展检察官的主体性方面建立界限。
三、国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基本模式
由于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不同，各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也各不相同。大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除设置业务机构之外，均设置非业务机构为行使检察权提供保障。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主要问题在于内设业务机构如何设置的问题，在此主要从这方面进行分析。
从内设业务机构的角度看，国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大体分为两种模式：[注：以下除了注明资料出处的，都参见高检院有关考察团的考察报告。]
（一）多个内设业务机构并存模式――按照案件种类或者职权加案件种类的标准划分业务机构
检察机关设置多个内设业务机构的国家，有的不设置非业务部门，如德国，有的设置多个业务机构的同时也设置非业务部门，如日本、韩国。其划分内设业务机构的标准主要有两类，一是按照案件种类划分；二是按照职权加案件种类的标准划分。
按照案件种类划分业务部门的，如德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州检察机关一般设立：法律研究部门、少年犯罪检察部门、交通罪检察部门、谋杀伤害罪检察部门等。市检察院一般设5个业务部门：第一个部门办理经济政治案件，它办理的案件要直接向州检察院报告，市检察院不能直接决定。第二个部门办理谋杀、抢劫、拐卖儿童、等刑事案件。第三个部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第四个和第二个部门职责相同，也是办理刑事案件。第五个部门主要是副检察官办理的轻微案件，向独任审判法庭提出。可以看出，其总体上是根据案件来划分的。
多数国家是采取混合的标准设置内设业务机构，即主要根据职权，同时结合特殊的案件种类划分业务机构。如日本、俄罗斯、韩国等。日本各级检察厅内部机构的设置都由政令加以规定，不能随意设置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地方检察厅以上检察厅一般按照部（局）课（室）股的层次设置内设机构。最高检察厅内设机构只有5个，分别是总务部、刑事部、公安部、公判部和事务局；部设部长，下设股；局设局长，下设处、室。高等检察院以及地方检察院的部门主要以下3类：（1）搜查与公诉部门；（2）检察事务部门；（3）事务局。各个高等检察院的内部机构设置不尽一致。地方检察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分为四种模式：一是设总务部、刑事部、交通部、公安部、特别侦查部、公诉部6个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地方检察院）；二是设总务部、刑事部、交通部、特别刑事部、公诉部5个部（横滨、千叶等7个地方检察院）；三是设总务部、刑事部、特别刑事部、公诉部四个部（广岛）。四是设总务部、刑事部、特别刑事部三个部（仙台、高松等地方检察院）。438个区检察院中，只有东京、保土谷、大阪和名古屋等区检察院设有内设机构，其它区检察院不设内设机构。日本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实行首长负责制，检察官办理的案件都要经部（局）长进行审批，部（局）长有权直接更改所属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疑难复杂的案件，由部（局）长提请检察总长或次长检事（或检事长、检事正）决定。但检察官独立办案的权力不受干涉。
俄罗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的设置也是比较多的采用职权标准。根据1995年《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是联邦集中统一的机关体系，代表俄罗斯联邦对联邦现行法律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在联邦总检察院，分领导机构设、综合管理机构设[注：有总检察长秘书局、干部局、法律保障局、公文处理局、事务管理局、信息和公共关系处等6个局或局级处。]、业务机构设设置。业务机构有侦查局、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监督局、犯罪侦查监督局、法院刑事判决法律监督局、刑罚执行情况法律监督局、保证检察官参与调解程序局、运输和海关机构执行法律情况监督局、联邦安全机关执行法律情况监督局、国际法律局、青年和未成年人事务局、第二局、总检察长重大案件侦查监督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处、犯罪侦查处、处、接待处、一处、民防事务、非常局势和安全事务处等19个局、处，共计26个内部机构。在联邦主体检察院（相当于地方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里，相应设置[3]。
韩国《大检察厅法》的规定，大检察厅设有企划调整部、中央侦查部、刑事部、强力部、麻药部、公安部、公判讼务部、监察部等8个部，由作为部长的大检察厅检事指挥监督其部和部署课的事务[4]。其特点是检事是对应诉讼法意义上的法院的官厅，其主体地位比较突出，比如在地方检察厅基本不设部，检事作为主体行使检察权；其次是业务机构的划分标准也主要是采取职能和特殊案件来划分的。
（二）相对单一的内设业务机构与非业务机构并存模式――以检察官负责制为依托
还有一些国家检察机关的内设业务机构设置主要体现为单一的业务机构和非业务机构并存，业务机构并不突出的特点，其中以英国为典型。英国皇家检察院总部，由皇家检察长领导，下设6个机构，其中秘书长职位1个、厅长职位5个。秘书长，亦叫行政主管，负责皇家检察院行政事务。秘书长职位比厅长职位高半级，相当于副检察长的职位。5个厅长职位是：业务厅长，办理最严重、复杂和卷帙浩繁的案件，包括涉及恐怖主义、国家安全法、种族仇恨、欺诈、共同谋杀、投诉警察、跨国和有组织犯罪、引渡、欧洲联盟法、没收财产的案件。此外，对于一些过度慈悲的判决就适用法律问题向上诉法院和上议院上诉；政策厅长，负责完善政策，向皇家检察院检察官及辅助人员就法律和程序问题提供具体指导。政策厅长在国际国内刑事司法领域的立法和创制过程中代表皇家检察院的利益，以促进皇家检察院的目的与目标，拓宽刑事司法领域；财务厅长；人事厅长；业务、信息系统厅长。苏格兰检察院总部的主要内设机构为4个：一是执行处，出席高等法院、上诉法院、苏格兰慈善局等准备案件；二是政策处，负责检察政策、实践和议会事务；三是管理处，提供经费、人事、办公场所与互联网等服务；四是案件质量与实践评估处，审核与报告检察工作质量，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美国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有所不同。业务机构设置单一，其内部分工和设置又带有混合标准的特点。司法部长同时担任总检察长，下设首席检察官和副总检察长一名。司法部内设5大部门：部领导办公室（包括总检察长办公室、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助理总检察长办公室、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综合管理部（下设司法管理处、争议处理办公室、监察办公室、立法事务办公室、职业责任办公室）、诉讼部（下设刑事诉讼处、民事诉讼处、民事权利处、反垄断处、环境与自然资源处、税务处、司法区检察长事务办公室）、法律与政策部（下设社区关系处、移民审核办公室、社区关系指导办公室、信息与保密办公室）、调查与执法部（下设联邦调查局、执法部、联邦监狱局、国际刑警组织美国国家中心局、国家反情报中心、美国假释署）。各州检察院和联邦检察院的内设机构设置有所不同，大多是按照诉讼阶段与案件种类相结合的方式划分内部机构的，实质上也是按职能划分的。例如，在伊利诺斯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事处，业务机构设有1个民事处、5个刑事处：刑事收案与上诉处；一般犯罪处；特别处；团伙犯罪处；团伙犯罪执法专业队。再如，在库克县的州检察官办事处，州检察官为领导机构，业务机构设有7个局：刑事局；特别局；调查局；麻醉品局；法律支持局；民事诉讼局；公共利益局。
综上，国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模式有如下特点：一是内设机构基本上分为两类，即业务机构和非业务机构，有的如俄罗斯还分出领导机构一类；二是检察机关的职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内设机构设置类型。检察职能的多少决定了内设业务机构的划分标准和数量，职能多的则主要依据职能划分，职能单一的则业务机构单一，主要根据案件种类划分，所以，原则上，内设业务机构的划分标准是依照职能来划分的，第二位的以及第二个层级的划分才是案件的种类标准。我们称之为：横向的职能划分为主，案件划分为辅，纵向的案件划分为主。
四、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存在的不足
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是伴随着检察制度建设的进程逐步发展的。自建国以来，内设机构设置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初建、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至1983年内设机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1983年至2000年内设机构调整，以及2000年至2003年检察机关集中改革完善内设机构设置等4个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根据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形成了分3类设内设机构，即领导机构、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的设置模式。同时，也形成了依据检察职能划分内设业务机构的设置标准。而在规范方面，1979年曾经强调上下相对一致，到1983年则突出灵活性[注：1983年修改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定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这一规定突出了内设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为实践提供了发展和探索的空间。正如有学者称：“这一规定把内部机构设置的灵活性置于规范性之上，方便了执行，却损失了必要的统一性，导致后来各级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不稳定和不规范”。（谢鹏程.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J］人民检察,2003(3):41-45.）]，2000年始进行综合调整。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年）第8项规定：“根据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从有利于保障公正执法和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出发，科学调整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充实加强业务部门，精简、调整非业务机构，根据业务归口的原则，进一步调整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职责范围。精简基层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并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改革在2002年前全部完成。由此，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完成了内设机构的改革，内设业务机构设有侦查监督厅、公诉厅、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控告检察厅、刑事申诉检察厅、监所检察厅、民事行政检察厅、铁路运输检察厅、法律政策研究室、职务犯罪预防厅、等11个厅、局、室；综合管理机构设有办公厅、政治部、纪检监察局、外事局、计划财务装备局、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等7个厅、局；领导、决策机构有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三类共计20个机构。2001年至2002年，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先后完成了机构改革，其大体上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对应，大部分省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内设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为15个（如重庆市、江苏省）至18个（如江西省、青海省）。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意见》，地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数量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案件受理数量等情况，分类确定，不搞一刀切。2002年上半年地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改革全面展开，目前内设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为5至15个不等。
纵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状况和运作实践，我们认为其中尚存在的不足或问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内设机构的功能定位不甚清晰，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从检察职能的分解来看，职责的合并和分设的依据是什么，没有论证；由于检察官制度不完善，检察官待遇难以落实，内设机构担负了太多的解决检察官职级待遇的负担，甚至增设内设机构成为解决干部职级待遇的主渠道；内设机构成为检察委员会或者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之下的一个业务决策部门，负有相当的审批案件的权限，检察官的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内设机构的行政色彩导致其内部工作机制的科学性不足，比如很多地方存在着案件统一办理，不重视人员和案件的分类办理，而是平均分案，统一由处长管理。
第二，不同层级的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的职能没有很好的区分和体现。这导致实践中片面强调内设机构上下对应，没有体现不同层级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实际需要，乃至于内设机构过多，出现“一人科”、“两人科”现象[注：以广西区崇左市7个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各县（市、区）人民检察院共设科（室、局）等内设机构64个，平均每个基层院为9.14个，其中由1人组成的科（室）（即“一人科”）有19个，由2人组成的科（室）（即“二人科”）有22个，“一人科”、“二人科”相加共41个，院均5.85个，占基层院内设机构数的64%。而据资料反映，以上情况在广西乃至全国的基层检察院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广西区人民检察机关2002年控申部门“二人科”、“一人科”分别占60%、16%，渎检部门亦有近一半基层院只配一至二人，其中“一人科”占14%。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所属4个县（区）院、安庆市人民检察院所属8个县（区）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所属各县（区）院也都存在上述问题。撇开其他实质问题不说，单从调查取证等检察业务工作应由2名以上检察人员进行的办案要求来看，“一人科”、“二人科”的设置就存在分工过细、力量分散的问题。平时各部门开展办案等业务工作，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其他科室“借”人，如果其他科室不配合，不肯“借”人，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任务，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以完成本部门的工作为首要任务，那么分工过细必然导致互相扯皮和矛盾，形成机构间的壁垒，这不利于检察工作的大局。（黄东基.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问题研究［J］gxjc.省略/FaCt_woRLD/fzsy.asp?id=875.）]，分散有限的人力资源，影响工作效率，工作成本加大。
第三，内设机构设置与检察机关的编制规模和业务工作量之间缺乏科学的统计和测算标准。
第四`，内设机构的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内设机构的整体解构重点不突出，综合管理类机构在其中所占比例过大，如政工、办公、技术、行政装备等非业务机构在基层院为30%至40%，相应的业务部门的人员和资源配置不能适应工作量的要求，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甚至存在检察官不愿意去公诉、批捕等业务量大的部门工作的现象。
五、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思路
（一）完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
检察机关机构改革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直接反映了我们对于机构改革问题的整体认识和把握程度。对此，有三种思路：一是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0年――2002年进行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过程中所强调的原则；二是对检察机关机构改革原则的学术研究意见；三是整体司法改革包括检察改革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内设机构改革的原则，分析来看，其中有联系也有分歧。我们认为，司法改革的原则应当是制约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一个大的背景，它决定了机构改革的基调，比如循序渐进、严格依法办事等等。而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机构改革的总的意见中，反映出机构改革的现实目标，比如精简、统一、效能。学术意见则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特殊规律所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如何科学地区分检察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不同，如何有效地消化和体现“权责一致”、“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优化队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机构健全”和“内部制约原则”等等要求。
我们认为，在坚持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检察改革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分别研究不同层面的组织机构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如，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总体上需要以三个要求或者三项原则为指导：落实检察权行使的组织形式；强化检察工作的法治功能；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而基于对内设机构的地位、功能、价值的分析，其改革应当坚持四项原则：
一是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原则。内设机构的设置标准要科学，符合检察职能的分解理论和检察权的运行程序即诉讼规律。一般来说，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的各项检察权都应当有相应的内设机构来承担，不能使检察权在组织层面落空。同时，也应当防止经由内设机构而不适当地发展检察职能。
二是保障检察官相对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内设机构的设置应当解放思想，整合资源，促进工作机制的完善，充分发挥检察官的主体地位，避免机械地对口设置。
三是依检察院层级区别设置内设机构原则。区分不同层级检察院的职责、功能和作用，分别设置。对检察工作负有领导职责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对全面的依照检察职能设置内设机构，有助于其加强对检察业务工作的分类指导和调控，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宜按照业务工作量和人员编制规模，相对集中地设置业务机构，避免分工过细。
四是精简、高效，优化检察人员的结构。这是在普遍意义上尊重机构设置的一般规律。“精简”，就是要少设机构，只有在某种职能的工作量达到一定程度，不设置内设机构就难以维持检察权正常行使的情况下才设置机构。“高效”，要求内设机构设置遵循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工作效率。
（二）完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标准
我们认为，完善内设机构的设置，应当建立如下标准体系：
一是内设机构的划分标准。坚持我国三分内设机构的基本模式，即将内设机构分为领导、决策机构，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三部分。
二是内设业务机构的划分标准。鉴于我国检察权的属性和权能复合性的特点，我们认为，内设业务机构的划分应当遵从依检察职能为主要标准，同时兼顾特殊案件的办理需要的设置标准，同时基于我国检察监督职能的诉讼化的特点，内设机构的设置应当尊重诉讼规律。[注：这主要是以刑事检察工作为重心而言，而从总的工作来看，案件划分标准是主要的，如：可以将内设业务机构分为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等三类。]比如批准逮捕和职能在诉讼规律上是需要分设而不能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各项检察职能有其内在的组合规律，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权由侦查、、诉讼监督权三大类组成。这应当对内设机构的设置具有基本的指导作用。
三是内设机构数量控制标准。人员编制规模不同的检察院其业务工作量、保障和管理需求也不相同。我国检察工作乃至整个司法工作中，始终缺乏一个科学的案件量统计体系，从调查来看，仅人均办案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哪怕是在某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中，因此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测定检察业务工作量，在结合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详细、可行的人员编制配备标准，实现检察机关编制和人员的动态管理，以此为参照实现机构设置的数量控制。
四是内设业务机构分设二级机构的标准。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州市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的刑检部门人员编制规模庞大，不实行分设就难以提供有效的检务保障和案件管理。应允许人员编制规模较大的部门分设二级机构，设置的标准是根据工作量确定的编制规模。其中的问题是，采用纵向分设还是横向分设的标准？实践中多是横向，如设公诉一处和二处。我们认为，纵向的分设即统设公诉部门，之下按案件分设可能更有利于管理和协调公诉政策。另一方面，发展检察官分类分组办案模式，是内设机构的发展方向，也是机构与工作机制的关联点。即在内设机构内部实行以案件为标准划分办案组的设置思路。比如建立简易案件办案组、未成年人案件办案组等等。实践中已多有这方面的探索和做法。[注：比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和侦查监督部门均建有办案组。这种办法比较符合工作规律，但是在制度上需要有科学、规范的检察官管理制度为依托，否则，与第一种办法相比，其不足之处就是不利于解决检察官的职级和晋升问题。]也有国外立法例可供参考。
（三）内设机构设置改革的方案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对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如下初步建议和思路：
第一，坚持和完善三分内设机构的体制。从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和检察实践的情况看，分领导决策机构、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三类设置内设机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应当在各级检察机关中得到有效的贯彻。在此前提下，需要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机构建设；有效地精简合并综合管理机构；[注：参照工作量统计和编制统计标准，以及检察官分类管理过程中的检察官比例标准，结合重庆等地的试点经验，合理确定内设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的比例关系，控制综合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而对于内设综合管理机构的精简合并问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观点，如将机关党委并入政治部、外事局和离退休干部局并入办公厅等等，在此不再论述。（谢鹏程.论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J］,人民检察,2003(3):41-45.）]重点加强和完善内设业务机构的设置。
第二，不同层级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在数量和模式上分别设置。数量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自上而下按照“倒三角形”的状态分布。地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内设业务机构不宜设置过多，县级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数量应当最少。内容上，自上而下采取三种不同的模式设置：
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采取按照具体检察职能细化设置业务机构模式，目前的内设业务机构设置，除作必要的增加之外，可以基本保持不变；
二是按照三分检察职能的标准设置地县两级检察机关的内设业务机构，特别是地市一级人民检察院。为此，建议推广重庆等地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过程中探索的“三局两部”或者“三局两部一办”的模式。以重庆市渝中区的“三局两部一办”为例，该模式是将内设机构合并调整为：刑事检察局、职务犯罪侦查局、诉讼监督局、政治部、检察事务部、检察长办公室。这种模式适用于地县级人民检察院。
三是在“三局两部一办”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的内设机构设置方案。如案件工作量和人员编制规模都比较大的地市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对应省级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设置。而在极个别人少、案件量小、经济欠发达的偏远的县一级检察院，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检察长加检察官型”的检察院。
第三，通过发展以案件为线索的办案组合，完善内设业务机构的二级机构建设并推进工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即在每一项具体的职能部门之下，如侦查、公诉和诉讼监督部门之下，基本采取以案件类型为标准（或称为横向分工）确定业务组或检察人员的组合，这一建议意在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的成果相衔接，弱化内设机构的业务职能，突出检察官的主体性、推动检察官相对独立行使检察权。对于案件量过多的地方，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纵向规范设立二级机构。
第四，规范刑事检察业务机构设置。建议作如下调整：
一是根据侦查案件工作量和人员编制规模决定侦查机构分设与合并设置问题。我们认为，高检院设置反贪、渎职侵权两个侦查部门是必要的。省级检察机关以合并设置为原则，个别地区根据侦查案件工作量以及侦查人员编制规模，以分设为补充。地县两级检察机关统一设置职务犯罪侦查局。其中分设二级机构或者办案组来完成不同类型案件的侦查。
二是原则上将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归入侦查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部分省级检察院可以分设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地县两级检察院作为主要的职能和办案检察院，其预防部门分设不利于开展工作，容易造成打击和预防“两张皮”，以及增加工作成本和降低工作效率。
三是单独设置刑事审判监督职能部门。为加强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有效地指导全国的审判监督工作，协调解决检察机关的公诉与审判监督职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关系和问题，建议将审判监督业务从公诉厅中分离出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单独的刑事审判监督厅。省级检察机关原则上单独设立。地县两级以及如等地可合并设在诉讼监督厅中。该机构承担抗诉等审判监督工作以及死刑案件的监督职责。
四是合理归口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一些地方在试点中将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部门并在部门中，统称为刑事检察部门，并基于实践中所取得的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成绩，有固化这种设置的主张。我们认为，这是机构设置的改革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职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当性。捕、诉职能在根本上属于两项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权力，合并行使有违程序公正。可将审查批捕即侦查监督部门放在诉讼监督职能部门中，但不能捕诉合一。
第五，民事行政检察机构实行三级设置，地级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机构可以设在诉讼监督局中。基层检察院可在诉讼监督机构中，指定专人负责接受公民、组织对民事行政裁判提出的申诉，及时移送上级检察院。
第六，法律政策研究室原则上实行三级设置，县级可归入检察长办公室。鉴于地县两级检察院主要是办案部门，承担了检察系统95％以上的案件，大多数研究室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这是一个相对阶段性的状态，这部分工作实际上应当由相应的办案部门完成。有的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与业务工作存在脱节现象，有些法律政策研究室实际承担的是宣传职能，背离了设立法律政策研究机构的目的。所以，建议在县一级和部分案件比较少的地市级检察机关不单设研究室，相关职能由检察长办公室涵盖。
（四）相关立法与司法改革建议
建议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整合该法与《检察官法》的有关内容，加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规范化建设。其中应当明确4条内容：一是将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放到第3章“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中，总则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直接表述为检察机关的内部领导体制；二是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监督职责需要、办案工作量和编制规模，设置相应的业务机构和综合管理机构，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三是适当明确内设机构设置的名称和内容；四是将《检察官》法第1条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加以体现。此外，还应当补充完善《公务员法》，落实《检察官法》关于检察官等级制度的规定；切实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推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唯其如此，机构设置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取得成效，并对检察改革乃至司法改革作出重要的推动。
参考文献：
［1］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66.
［2］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5.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8
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塑造振兴发展新优势
（一）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制定《XXXX市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十四五”规划》、《XXXX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启动组建XXXX交通投资公司，推进与省交投集团深度合作，加快盘活交通系统国有资产。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体系，落实黑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实施民营企业梯度成长培育计划，完善“个转股、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机制，加快培育一批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
（二）完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省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实施举措，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产学研合作，鼓励支持企业承担部级、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创建建三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制定建三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建立厅市科技合作会商机制。出台加强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落实《关于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配套文件。
（三）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我市配套政策。推进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按省部署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畅通市场主体对隐性壁垒的意见反馈渠道和处理回应机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打造我省东部区域物流中心。复制推广XXXX电商产业园建设经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落实好省知识产权执法协作工作机制。以交通圈拓展都市圈、带动经济圈，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依托牡佳高铁、佳鹤铁路改造等项目建设，构建以XXXX为中心的黑龙江省东部城市群1小时经济圈。
（四）完善经济治理体制机制。落实省关于促进消费相关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稳定大宗消费，拓展服务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制定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持续推进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紫丁香计划”，培育上市后备企业，支持企业上市。
（五）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落实省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进对俄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合作，推进对俄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跨合区建设，着力规划打造开放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对俄开放新格局。积极推进黑龙江（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同江片区创建工作。完善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示范区综合配套功能。持续推进地方间区域合作，实现与中山市对口合作优势互补。
（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巩固扩大“走千企访万户”成果，深入推进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和走流程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深化“一照多址”，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优化事业单位布局结构，整合机构编制资源。按权限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审批工作，按省有关要求完成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政事权限清单和章程管理的审批工作，高质量完成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任务，全面完成市、县机关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脱钩。完善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体系。推行行政审批信用承诺制改革。建立市场主体包容免罚制度。推进“数字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有序推动政务大数据管理、共享、应用制度化、法治化。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推行政务服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深入推进企业登记“多证合一”改革，扩大事项整合范围，提升企业市场准入便利度。推广桦南县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强乡扩权”改革试点经验。
二、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七）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出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责任分工方案》，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深化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管理机制改革。推进桦南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部级试点示范。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四个三”示范创建工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管控和分类处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
（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政同责抓粮食安全，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障能力，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220亿斤以上。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储备体系。深入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出台《XXXX市黑土地保护指导意见》，探索实施“田长制”，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休耕轮作制度试点。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出台《XXXX市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实施意见》，以东风区为中枢，以桦川县、郊区为两翼，开展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建设，积极争取桦川县、郊区入选部级制种大县，建设东风区建国种业小镇，带动全市农作物、畜禽、渔业等种业建设全面提升。
（九）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稳慎推进桦南县部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推进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创新闲置农村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路径。
（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运用，完善集体经济组织选举办法等相关配套制度，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消除集体经济“空白村”“薄弱村”，2021年力争实现村集体经济1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100%。加强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建设，提升综合性交易服务，有效盘活集体资产资源。
（十一）深化农业金融保险改革。逐步推广“农业大数据+金融”模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稳妥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业务，形成多元化抵质押融资模式。扩大大灾保险承保规模，继续开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以奖代补试点。
（十二）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广兰西模式，制定出台《XXXX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推进实施方案》，培育多种形式的托管服务组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力争全程托管面积达到200万亩以上。
（十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探索创新支持保护工具和实施机制，落实省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聚焦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落实省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要求，落实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十四）深化供销综合改革。通过创新供销社组织、服务、经营模式，推进落实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积极打造为农服务主渠道、主阵地，进一步增强为农服务能力，乡镇基层社覆盖率提高到95%以上。
三、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释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十五）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落实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稳步推进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力争10月底前完成挂牌,构建省市县三级融合联动、分级运营、多渠道传播、多终端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实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内涵提升行动，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媒体+政务+服务”运营模式，app下载量达到本地常住人口数量20%。
（十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健全完善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编制《XXXX市文化强市规划（2020—2025）》和《XXXX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加快推进东北小延安纪念馆、东北银行钱币博物馆、XXXX文化中心、三江口文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贯彻落实国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合江省委省政府旧址、松花江铁路桥头堡重点文物的保护。落实省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出台《XXXX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制度》，完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长效机制。
（十七）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贯彻落实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关于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推动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快推进宣传文化系统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重要宣传阵地回归公益属性。探索成立《青少年书法报》传媒公司、XXXX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院。
（十八）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围绕建党100周年，开展“三江之声”“文化进万家”“社区文化节”等文化惠民活动，举办百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有效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城乡公共文化覆盖率和服务效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基层图书馆、文化馆达标建设。
四、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十九）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入额遴选机制，探索建立员额递补机制。完善申诉事项回复、督办机制。加快推进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和涉案财物管理信息平台推广应用。
（二十）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制定《XXXX市委政法委员会政治督察暂行办法》和《XXXX市委政法委员会派员列席同级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民主生活会暂行办法》。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强化审判监督管理数据集约管控，赋能审判监督管理新途径。健全检察机关听证审查制度，探索公益诉讼公开听证案件适用范围，建立公开听证工作方式。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按照全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标准，推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完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加强对戒毒、社区矫正、司法鉴定、公证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管理。
（二十一）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制定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意见。完善城乡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打造网格化服务管理2.0升级版，全面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水平。
五、全面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二十二）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保障制度，推动财政、金融、投资、消费、产业等政策聚力支持就业。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创新和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构建劳动者终身培训机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制度，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进一步提高低保、特困供养标准。加快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体系，全市新增公租房租赁补贴500户。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落实省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
（二十三）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平稳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统筹做好高中基本办学条件保障工作。按照规定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制定《XXXX市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XXXX市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完善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机制。落实《黑龙江省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清单》，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劳动教育、家庭教育、校园文化三个示范校建设。
（二十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推行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省促进生育与社保、就业等相关政策配套衔接的具体措施，按省部署开展取消再生育审批改革试点。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
（二十五）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快建立多层级、立体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方联动疾病防控机制，强化联防联控实效。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争取省级区域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六、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治理水平
（二十六）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乡空间规划编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建立跨市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落实全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和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二十七）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探索“生态银行”运行模式，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估监测和确权登记，促进资源资产化，推动自然生态价值转换。建立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健全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完善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体系，落实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政策举措。实施能源、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完善秸秆综合利用制度，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积极营造碳汇林，谋划推进碳汇经济。
（二十八）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建立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机制，强化河湖长制，巩固松花江XXXX段部级示范河湖建设成果，全面推行林长制，出台《XXXX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落实禁牧休牧制度。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管理体制。开展好耕地质量分等定级调查工作。
（二十九）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部门合作、资源共享工作机制，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七、全面深化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十）健全完善民主制度。深化地方立法改革，制定《XXXX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建立健全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工作机制，积极创新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方法路径。持续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
（三十一）健全完善基层治理机制。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巩固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深入落实国家关于加强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八、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9
一、聊城市行政执法机构概况
聊城市本级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共34个，执法队伍60支，执法人员1517人，设多支执法队伍的部门有11个。各县（市区）执法主体共397个，执法队伍169支，执法人员共7481人。执法范围涵盖食药、质监、卫生、安监、文化、环境、国土、农业、水利、城管、卫计、交通等十几个执法领域。行政执法机构庞杂繁多，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水平参差不齐，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职责交叉、边界不清，存在一个领域多头执法、一个层级交叉执法、一个部门重复执法现象，损害了执法机关的执法权威，影响了政府形象。
二、摸底先行，确定改革路线图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作出批示，并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要真正解决多头执法问题，减少行政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真正把权力和职责调整到位，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工作要求。成立了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宋军继任组长，组织、人社、法制、财政等22个部门为小组成员单位，强化改革统筹协调能力，并明确改革的推进路径、时间进度、责任分工。
开展调查摸底，摸清各级各部门执法队伍、执法机构情况，是科学决策、顺利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聊城市编办制作了调查摸底表格，对部门行政执法权限、行使主体、法律依据、主要内容、执法对象、执法方式、执法范围、处罚频次、上下级权限边界等40多项执法和机构编制事项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摸清了各部门执法机构、权限情况，为执法机构整合奠定坚实基础。
确定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统筹推进改革。一是纵向推进重心下移。针对多层执法的问题，进一步厘清各级之间的权限边界和责任，推进执法重心下移。根据不同领域执法的性质、范围、专业技术要求以及执法权限等，确定以市为主或以区为主执法。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就近管理的优势，完善基层执法体系，实行县级综合执法机构派驻执法队伍，建立综合执法平台，由乡镇（街道）统筹辖区内派驻机构和基层执法力量，开展联合执法。二是横向实行整合优化。聊城市执法队伍同一层级执法主体较多，导致执法交叉重叠、各自为政、分散执法的矛盾比较突出。对执法力量分散、具有多支执法队伍的11个市直部门，积极探索整合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确保“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管执法”。同时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实现“多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
三、选定试点，实现试点工作“开门红”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聊城市选定阳谷县先行探索。阳谷县组织相关人员到滕州、高密等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学习考察，随即开展行政执法调查摸底，先行推动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部署后，又选择了设有多支执法队伍的市交通运输局作为试点单位。
按照部署要求，聊城市交通运输局和阳谷县制定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要求和改革思路。聊城市编委对改革工作方案进行了批复，制定印发了《聊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聊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阳谷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并报省编办备案。
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招万招不落实都是虚招。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最终要落实到执法队伍整合上。市、县直接面对基层一线，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的问题较为突出，整合任务更加繁重，需要结合实际统筹推进。聊城市此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要求机构规格不升、领导职数不增。在市级层面，重点做好部门内部执法资源整合，尤其是在农业、文化、住建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确保一个部门只保留一支执法队伍。
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篇10
关键词：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裁决机构
中图分类号：D922a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_0544(2012)05-0097-03
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制度法律化。如今，《行政复议法》已施行十年之久，行政复议的制度缺陷日益凸显，不能实现其既定目的，新一轮的改革方案呼之欲出。2008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出通知，明确在北京、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广东、海南和贵州8个省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采用“政府主导、专业保障和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案件审理模式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改造。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不同的路径，出现了不同的想法，值得我们对此进一步探讨。
一、行政复议制度之困
1999年，前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杨景宇在《关于的说明》中曾说“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说，相较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制度具有专业性强、便民、快捷，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也有权审查行政行为合理性的特点。同时，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之下，复议机构不但有权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也有权审查规章以下的其他规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这使得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理想状态下的行政复议制度，为相对人提供了一条较行政诉讼更为快速、专业和宽阔的救济渠道。如果上述特点和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应当远远高于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大部分外部行政争议都应当通过行政复议的渠道加以解决，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减轻司法压力的目标。但事实上，原本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行政复议制度却日益萎缩，有学者统计，有70％的行政纠纷未经复议直接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于行政复议制度一些先天缺陷所导致。
(一)公正性不足
“公正是法律程序的核心价值，如果一个程序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明显感觉到不公平，通过该程序而产生的行政决定就难以被相对人接受或执行，更进一步，人们甚至对这样的法律程序失去信心。”对行政复议而言，缺乏独立性是它的致命伤，复议机构的独立性是保证结果公正的必然要求。在目前的体制下，行政复议机构只是复议机关内部负责法制工作的内设机构，它没有复议权。不能以独立的名义对外作出行为。更有甚者，《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这更是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治原则。
(二)集中性不够
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县级、市级、省级人民政府，市级、省级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以及县级人民政府部分工作部门都拥有行政复议权，这就导致行政复议机关及其分散，行政相对人很容易无所适从。在政府工作部门里广设复议机构又造成发展不平衡和专业性不足。像公安机关这样复议案件多的机关，可能复议机构较健全，人员较充足，但像财政局这样的机关，一年可能也没几件复议案件，复议机构不可能健全，复议人员只能是兼职，这就必然产生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再者，上级政府工作部门与下级政府工作部门是“条条关系”，具有直接隶属关系，作出行政行为时常常会互相沟通，有些行政行为作出前，早已经和上级“打过招呼”或作过请示，而上级部门也可能早就对下级部门的行政行为作出过指示或答复。这进一步削弱了复议的公正性。
(三)公信力缺乏
中国老百姓素来有“官官相护”的观念，复议制度的独立性缺失和分散性又进一步使人们对其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而行政复议的结果同样印证了这种怀疑，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全国各地行政复议的维持率基本都在60％以上。这就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力面临全面性的危机。这里面原因可能较多，但制度设计的缺陷亦难辞其咎。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以原机关为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为了避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复议机关宁肯维持原行政行为也不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有些地方的复议维持率高达90％以上。
二、改革与探索——复议委员会的设立
针对行政复议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和各级政府都在寻求改革之道。2008年，国务院法制办发出通知，在八个省市进行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的试点。
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所谓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是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市县两级政府集中办理下级政府和本级工作部门行政行为引发的复议案件，市县两级政府工作部门不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在改革的组织架构上，各试点省市采取的方案基本都是成立行政复议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行政复议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直接对政府负责。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或叫主任委员、常任委员、非常任委员)，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委员则由政府内部从事法制工作的人员和律师、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组成。行政复议委员会下一般设行政复议办公室。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经此改革，政府的工作部门一般不再受理对下级政府工作部门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案件。
以上是此次改革试验各地的一些共通之处，但在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和结构上，各地却显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山东省潍坊市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共设委员51人，其中行政机关委员35人，均是政府各组成部门分管法制工作的领导。社会委员有16人，由高校教师、律师和中介机构人员组成。社会委员占全部委员数的45.7％。而北京市的行政复议委员会，现有委员43人，非常任委员(专家学者)30人，占全部委员数的69.8％，每次审理案件的9名审理委员中，非常任委员都要占一半以上。更有哈尔滨的行政复议委员会35名委员，社会委员占比达93％。
社会委员的参与无疑使得复议机构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大大增强，避免了“官官相护”的嫌疑。但复议委员会组成结构的差异反映的却是对复议委员会的不同心态，如何对待复议委员会的决定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复议委员会的决定能否成为一个行政复议案件的最终决定?政府能
否否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决定?
对这一问题。事实上已经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出现两条不同的路径。哈尔滨的改革认为复议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最终的效力，但山东的改革认为复议委员会的意见只是咨询性和参考性的，而非决策性的。后一种观点的理由在于根据《行政诉讼法》，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若当事人不服，则以复议机关为被告。由于复议机关是政府，而依法理，任何人只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复议决定不是政府作出的，而是由一个临时合议机构作出的，政府怎么能为这样一个机构承担责任呢?所以复议委员会可以提出专家意见供政府首长参考，但最终决定仍要由政府首长作出。
三、根本分歧—行政复议的性质之争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其最根本的分歧还在于对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定位。“行政复议的性质是行政复议的根本问题，它关系到设置行政复议制度、程序的内容、方向与模式，只有明确而恰当的定性，才会有自成一体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正确的而不是偏差的制度模式与制度内容。”对一部法律性质的界定决定着它的生成和实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即指出行政复议制度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国务院法制办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立法起草说明中表明了该法起草的指导思想，即“体现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的程序，使行政复议‘司法’化”。在1999年5月6日的《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
当推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时，复议的行政性和复议委员会的司法性就产生了冲突。复议委员会是按照司法的模式来运作，采用集体合议的制度，不管是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还是投票表决作出决定，它都是依司法的原则对纠纷的裁决。行政复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反映着这一矛盾，哈尔滨的行政复议委员会93％的委员是行政系统外的社会委员，他们的独立性得到了保障，但若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又怎么能够让政府为复议委员会的决定承担责任呢?潍坊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委员都是行政系统内的官员，只有三分之一来自社会，山东省将复议委员会定位为咨询性的机构，复议委员会可以拿出意见，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政府。但是如果行政复议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只是提供参考意见而已，它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
四、复议委员会的改革方向——相对独立的行政纠纷裁决机构
行政复议委员会是应对行政复议制度困局的改革措施，它的运作模式可以探索、可以讨论。在笔者看来，行政复议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益，它应该是一种权利救济程序，是一种通过解决行政纠纷而救济个人权利的制度。而如果行政复议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就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机构具有独立性，这已经成为一项世界认可的普适原则。
笔者认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模式，因为从形式上它符合专业性、独立性和公正性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如果外表显得是公正的，并且程序看来是公平的，则很可能得到公正、公平的结论。同样，外表影响共同体对于那些代表共同体行使权力的人所作决定的信心。”珩政复议委员会作为居中裁判者，按既定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最终的处理决定。整个行政复议的过程就是行政复议委员会接受、审查和处理他人之间行政纠纷的过程。而当行政复议委员会成为一个行政纠纷的解决机构时，它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就应该成为终局的决定，无需政府首长对其决定进行审批。如果仅将行政复议委员会作为一种民主参与形式的咨询性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毫无意义。但同时，一旦行政复议委员会成为了一个行政纠纷解决机构，它就不应该成为被告，政府首长也不必对复议决定承担责任。当事人若对复议委员会的决定不服，可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行政争议的相对方，诉讼期间复议决定失效，司法决定具有终局的效力。若法定期间内，当事人对行政复议的决定没有异议，行政复议决定就具有了最终效力，应当得到执行。
只有将复议委员会的这一性质明确，行政复议制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力，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才能够圆融自洽的建立起来。
五、余论一改革的衍生问题
1999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法》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实践中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导致复议制度无法发挥应有效力，所以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改革的过程仍需注意几个问题。
(一)依法行政与改革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法治政府的建设阶段，法律制度、政策法规都尚不健全，而社会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这就意味着法律法规经常需要根据现实的发展状况作出调整，这与法治所要求的稳定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如何平衡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始终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就行政复议而言，为了解决行政复议运行中的问题，2006年开始，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支持下，各地就开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试验，2007年国务院还颁布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但无论是改革试点还是《实施条例》的，始终都面临着争议。首先，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方式于法无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并规定了相关权限，而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改革形式显然突破了法律规定。其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超越了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应该依据《行政复议法》制订，其职能在于执行法律的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就执行法律作出具体规定，法律的效力始终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而我们看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设置了和解、调解、取证、听证等程序，而这些程序都是其自身的创设，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书面审查相违背。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已经提出“要适时修改行政复议法”，这话让人振奋。但法律的修改需要时间，思想的统一更有待实践的检验，而现实的矛盾又总是显得迫在眉睫。这就是依法行政语境下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去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尊重和遵守现有的法律体系，警惕那些以改革创新为名，随意突破法律的行为。所以，行政复议的改革试点必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一旦通过实践统一了认识，就必须尽快修改法律，实现法律与现实生活的平衡，维护法制的统一秩序。
(二)地区差异性的问题
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的大方向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基本认同，然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我们又会遇到我们的老问题——中国国情。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发展还非常不平衡。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比较容易建立，无论政府内部还是政府外部，都具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大量的法律专家可以充实到复议委员会的队伍中来，复议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都有保障。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真正懂得法律的人都很少，复议委员会的专业性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到了县一级就基本进入了“熟人社会”，不仅复议委员会的专业性无法保障，独立性也会丧失。可是如果把复议委员会仅设在省会城市或较大的市，则又会使复议丧失它原本具有的效率优势，增加行政相对人的负担，给相对人行使复议权带来不便，从而影响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这同样是一个两难问题，需要通过试点改革寻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金国坤，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困局的突破口[J]，法治经纬，2009，(6).
[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