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要素篇1
税收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如下：
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也称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对象又称征税客体，是指对什么东西征税，是征税的标的物；税目：税目是课税对象的具体项目；税率：税率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数额之间的法定比例，是计算税额的尺度，体现着征税的深度；纳税环节：纳税环节是商品在过程中缴纳税款的环节。任何税种都要确定纳税环节，有的比较明确、固定，有的则需要在许多流转环节中选择确定；纳税期限：纳税期限是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最后时间限制；减税、免税：减税是对应纳税额少征一部分税款；免税是对应纳税额全部免征；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包括加收滞纳金、处理罚款、送交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等。
（来源：文章屋网）
税收制度要素篇2
一、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因素分析
（一）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主要是指外部风险因素。外部风险因素其主要是指产生于税务部门外部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税收征管外部风险。外部因素使得税收征管偏离预期目标，导致税收损失发生。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法律依据的实操性与规范性风险因素、社会大众法律维权意识的高低的风险因素及征收过程中不同区域的风俗习惯等。
（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与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不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是税收部门内部风险因素。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可结合具体征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对风险因素进行把控。主要包括：
1.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中的风险因素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情况是否相符。如果制度与现实脱节，将会影响征税工作的效率。
税收管理员制度。国家虽然出台了《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等相关制度文件，但该制度是税源管理的权宜之计。整个制度中对管理员职责的设计过于理想化，很多实际运营过程中的职责根本没有抓手，无法操作执行，导致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潜在税收管理成本有所加大。
现行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有待提高。现行纳税评估体系以实际征税管理中企业申报的纳税信息数据为依据，评估指标是理想化企业运行中缴税行为，往往与实际脱节。因为在现实经济中，从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到大型股份或合资企业，普遍存在会计信息虚假虚报的情况，这就使得纳税评估体系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有违必要的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
2.税收部门专业分工体系有待提高。我国税收部门先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强调分工，按照税收分工条线的职责开展部门工作。专业化分工可以实现专业高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强调分工，对于税收职责交叉部分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不同分工部门间信息对称性较差，综合协调运营成本高。管理部门、征收部门、稽查部门往往权限混淆、职责不明晰、以部门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使得税收征管工作效率较低。
3.监督管理机制有待改进。税源监管不到位。税源监管的作用是使税收实现“应收尽收”，防止税源流失的问题。因此，对税源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税收管理工作。同时，人员风险因素也是风险产生的重点因素。对实际税收征管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管制度与机制不健全，形成实际操作风险。
4.技术风险因素。征收软件不统一。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不同的环节按照实际需求使用不同的运行软件。从每一环节来看，效率可能会有所提高，但是从整体环节来看，软件并不兼容，自成体系，为整体汇总、分析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数据采集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数据采集质量较低，数据并不精准。有的数据甚至是伪造的，缺乏真实性。这有技术人员原因，也有企业虚报会计数据信息的原因。
二、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及监管力度
根据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实施修改修订现行的税收规章制度，及时的将新情况、新问题及解决对策编入制度，只有积极做到与时俱进，制度能够反映现实情况并涵盖现实可能发生的情况，才能实际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加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的监督管理，通过内部监管，外部检查的多种有效手段，切实查找问题并积极解决。
（二）统一软件运转系统
要实现整个税收系统数据完整、横纵向间可传递，就必须统一运行软件的标准。统一软件运行系统，在大的运行系统中通过不同模块的设计，来实现不同部门不同运转功能的实现，当然，各子模块之间、子模块与大系统之间不能存在冲突，要彼此兼容有序。对数据的录入及采集标准进行相应规定，提高实际分析的能力。只有数据科学、软件分析系统可共享，才能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作出分析及信息共享的贡献。
（三）强化整体税收征管管理的工作原则
积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起点。要实现对整个税收征管风险防范的一致高度共识，明确风险防范的意义、目标，从思想上加强未来行动的执行力。风险管理要常抓不懈，实现风险全流程管理，将风险控制作为税收征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部分，要时刻关注风险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积极化解潜在的风险事件和风险因素。
（四）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
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保证。根据实际税收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因素，设置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应对。同时，要设置风险管理岗位人员，通过不同条线、不同部门风险岗位人员的设置，开展风险信息对接、风险应对经验对策交流借鉴工作，实现风险管理的有效防范。
（五）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
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关键。这是符合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原则的。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事前的预估评估工作，通过事前调查给出预判，并形成相应的解决预案。一旦风险发生，可通过前期的评估的准备开展相应工作，实现风险管理工作的可控。
（六）设计科学有效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
借鉴国外先进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设置情况，积极进行合理改进。目前主流的税收征管风险管理控制的主要步骤为：确定税收征管风险控制目标、利用软件录入实际信息、测算并识别税收征管风险、根据不同的风险制定不同的解决控制预案、对风险管理实际效果的后评估。我国的税收征管风险工作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完善上述环节。
税收制度要素篇3
今年以来，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一季度GDp增长7.6％）超出了年初大家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是物价继续低迷，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同时与前几年相比，财政收入一季度仅增长3.4％。由此，财政问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部分专家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仅是发国债、扩大支出，而应减税；一部分专家认为，目前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态势值得密切关注，减税效果有限，不宜执行；还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应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力度，以支持经济增长，缓解通缩压力。我们分析认为，对财政收入增长的高低应结合实际情况辨证看待，关键还是要规范财政制度，同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对财政收入增长的看法
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3807.8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财政支出3511.35亿元，同比增长23.9％。财政收入3.4％的增幅，不但是近年财政收入增速的最低点（去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27.9％），而且也明显低于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在近年来也是少有的。这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但仔细分析，今年一季度在多数宏观经济指标较好的形势下，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政策性减收因素增多所致。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形势很好，其中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收入。比如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置税并纳入预算管理；减持国有股收入专项上交财政等等。这些都是特殊性增长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一是受进口增幅下降、关税税率下调等因素影响，关税收入减少，海关消费税和增值税也略有减少。二是出口退税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相应减少了收入。三是受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下调等因素影响，中央金融保险营业税明显减少。四是证券市场低迷以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应减少等。由于这些减收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财政收入上，因此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若扣除上述不可比因素，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4％，仍然高于经济增幅。因此，应对3.4％的低增长作具体分析。
同样的，前几年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增长17％，其中就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存在：第一个因素是打击走私、加强海关的征收征管，加上进口的增加，进口税比上年增长了664亿元。第二个因素是2000年股票市场特别好，那一年，光是从股票市场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比上年增加了195亿元。第三个因素是从1999年的10月1日恢复开征关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1999年10月1号出台的时候，当年没有收到多少钱，2000年翘尾巴了，全年都征了，全年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46亿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纳到预算中来，增加了110亿元。2000年，实际一共增加的财政收入是1950亿元，若退出上述这些特殊因素，财政收入增长7.1％，还低于GDp的增长。
因此，对财政收入增幅的高低及其所表达的内涵，不能简单地仅仅从统计数字上分析，应做更深层次的探讨，看他究竟是税赋变化了，还是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二者的寓意是完全不同的。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到1999年突破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到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税收快速增长的途径一是“制度性增税”，即提高税率，或开辟新的税种，或扩大征收范围；二是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因经济、管理、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收增长。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经济学定义上的“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所得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由此看来，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是政府主动“增税”造成的。
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导致税收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然性增长”因素。这与税制无关，而且也与税收管理构架无关的纯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税收增加。二是“管理性增长”因素。这是指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增长。三是“政策性增长”因素。这主要是指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而带来的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另外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总起来说，导致近几年税收高增长以及今年一季度的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和管理上的原因。
因此，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急剧减速应该讲只是一个短期现象，有一些短期因素在集中起作用，尚不能过早下财政将出现危机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会逐渐衰减，有的因素会随着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消除。比如适当增加一点进口，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搞活生产、消费和市场交易等，都会改善税收环境。进入4月份，财政收入当月增长15％，又恢复了正常增长，从中可见一斑。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今年尽管财政收入增幅会出现一定的下降，但仍将在合理范围内，如果真正做到合理控制支出，加强管理，那么实现今年财政预算目标，赤字规模控制在计划的3098亿元，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即使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也没必要紧张，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坚持制度规范更重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四年，今年是第五年，应该讲效果是明显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1.7个百分点，2001年拉动1.8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了财政预算的赤字，特别是如果赤字在逐年增加，也可能会对未来经济产生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会有长期、深远的后果。因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否认这种负效应。
无疑，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弊端在于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因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扩大经济职能和活动范围的冲动和需求，可能产生政策越位，导致政府过度膨胀，长期不适度地推行赤字政策。为了平衡赤字，又要增加税收、增发国债、扩大货币发行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负面作用。同时，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被赋予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决策自由，可能导致对权力的恣意运用，追求预算资金支配权的最大化，结果产生经济社会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因此，任何国家财政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淡出”、以多大的力度“淡出”？这主要要看四个前提和条件：其一，通货紧缩压力是否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显著的预期通货膨胀；其二，实际下岗失业率是否由“明显提高”转变成“稳定”或“下降”；三是投资方面是否已经出现民间投资对政府国债投资的替代，非政府投资增长是否出现机制性回升；其四，经济增长回升趋势是否已经明显确立。如果这四个条件不具备，或者有两、三个不具备，“淡出”就不合时宜。而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四个条件我们一个也不具备。所以，尽管近一段时期，经济界和管理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通货紧缩时期市场作用弱化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然选择。至于国债投资低效的问题则应通过加强管理、工程招标监理和完工审计等途径解决，而不能因噎废食，放任经济下滑和资源的闲置而不作为。从现实情况出发，参考国外的经验，我们也不应当老是抱着旧财政观点不放，谈赤字色变。从稳妥的观点看应当努力将赤字率控制在3％这样一个国际警戒线以内，但这是一个平均趋势，不排除某个年度暂时超过3％，况且在经济调整时期利率低，国债融资成本低，如果将本应在这个时期实施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拖到经济繁荣时期去搞，不仅成本高，而且同样一个赤字率会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所以在财政安排时，要有长远眼光，既要适当考虑当前的短期平衡，又要替后代人着想，为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对财政收入增长高低或财政赤字在特定年份的增加，应客观看待，不能因此而置疑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突然转向。
至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应由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决定。2002年，显然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淡出为时尚早。
既然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能不涉及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方法问题，这其中减税与否仍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
从税收方面看，一方面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同外国相比的确不高，甚至明显偏低，但另一方面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又确实不轻。比如，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但如换算成与国外可比的口径，即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则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达23％左右，已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也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税率才与我国相同。考虑到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事实，我国企业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确实不低。因此，呼吁减税确实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结构下，实施全面减税其效果难免会打折扣。比如若对个人所得税采取减税措施，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也难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在商业银行更注重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动机不强，面对整个消费的不景气，减税对整个社会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大。当然减税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利润预期，从而增强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但在分配秩序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可能是这边减税，那边却在增加收费、摊派。因此，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具备，即使减税也是白搭。
从理论上看，一国在设计税制时要考虑两个因素，即税基和税率，但实际上，设计税制时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实际征收率，实际的税负水平是由这三者来确定的。1994年新税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确定税基和税率时结合考虑了我国税收的实际征收情况，因此确定的税率实际是偏高的。现在，由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正逐渐逼近理论值，因此税率偏高的现实也就逐渐凸现出来了。我们知道，从政府的收入构成来看，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的收入还包括其他三个层面，即预算内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可统计收入、没有精确统计的制度外收入。2000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4.16％，但据有关专家计算，如果加上第二种和第三种收入，则达到了29.43％，加上第四种收入即制度外收入，则可能为35％左右。可见，除了单纯“税”的负担外，包括“费”在内的我国企业的总体负担水平是相当重的。但到目前为止，“费改税”的工作进展迟缓，“税”以外的收入仍然构成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未随着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而下降。这样，一方面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其他形式的收入并未相应下降，因此，企业负担的加重就可想而知了。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企业的负担过重，主要矛盾在于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过多、过乱，各种“升级”、“达标”等活动过滥。在许多地方和企业，企业非税负担的增加额和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当期税收的增加额和增长速度，从而成为影响企业效益及投资能力的主要障碍。所以，目前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相对比较规范的税收上，倒不如把重点放在各种非税收入的整顿方面，减少各种五花八门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减税更有助于企业利润预期的形成，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
由于经济尚未进入靠内在动力推进的自主增长的轨道，加大国债投放的方向在近年内不会改变，这就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调整。同时，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我国面临的财政风险也日益加大。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收制度与现阶段经济运行之间的磨擦也日益加大，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可以讲，改革原有税制已势在必行。
实际上，现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因此，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先立规矩后行动”，而且要加快这个步伐。
就2002年而言，由于短期内财政收入较前几年偏紧一些，而支出又有刚性和惯性效应，尽管农民和企业税费负担重，也很难在近期推出全面减税的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实施结构性调税措施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只要紧紧围绕搞活市场、增加内需、调节差别、提高效率来增减短期税收内容，对哪些限制竞争、抑制需求、扩大差别、影响效率的方面实行加税，而对哪些促进竞争、刺激需求、平抑差别、改进效率的方面实行减税，不仅不会显著地影响税收总量，而且有利于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扩大需求。比如，个人所得税以800元为起征点已经20多年了，明显偏低，使得个人所得税成为了大众税，而并没有起到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或说作用不大。建议实行结构性调税政策，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基础上，严格实施高额累进税制，大幅度提高高收入的课税率。这可达到稳定税收、实现公平、刺激大众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多方面的目的。同时，目前的农业税自给自足也要交税，它不是按市场交易量来计算的，而且人多地少的城郊农户赋税较轻，相反，人少地多的边远山区赋税较重，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不利。可以考虑将这两、三百亿农业税减免掉，用别的办法来补偿财税的缺口。
税收制度要素篇4
【关键词】税收遵从；税收遵从度；税收遵从成本；优化；定量分析
一、影响我国税收遵从的因素分析
（1）信息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和掌握对遵从度是关键。这因素体现在：一是征税人对纳税人应税信息的掌握；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认识和对办税服务的满意程度；三是纳税人对办税程序的了解程度。（2）税收成本因素。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越低，税收遵从度就越高。（3）税制因素。税制设计越简明、合理和稳定，税收遵从度会越高；税制越复杂、不合理和变化越多，税收遵从就越低。澳大利亚实施合并评估制和修正税制中存在的问题，减少了纳税人隐瞒收入的机会和动力就是很好的证明。（4）查处因素。也就是纳税人对处罚率和查获率的估算。如果税收检查频繁且惩罚很重，纳税人认为逃税所受的罚款很大，被查处的可能也很大的时候，纳税人就依法如实纳税或者减少逃税，就会越遵从。（5）博弈因素。这包括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在此因素中，税务部门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能主动围绕税收遵从采取措施，那么，遵从度的提高就会有保证。从三个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都认识到税收遵从的重要性，把促进纳税人长期遵从确立为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建立起新型的影响纳税人遵从行为的模式。
二、税收遵从度的衡量
1．客观税收遵从度指标体系。otC(objectivetaxCompliance)代表客观税收遵从度，本文将从正面比率测定和侧面总量估算两个角度进行综合衡量。从正面角度，参照美国国内收入局（iRS）提出的nRp（thenationResearchprogram）系统，本文同样采用三项指标：申报遵从率FC(FilingCompliance)、支付遵从率pC(paymentCompliance)、报告遵从率RC(ReportCompliance)进行比率衡量评估区域性税收遵从，建立DRp(theDistrictResearchprogram)。这三项指标分别按以下四个公式进行测算。
从侧面角度，采用某地区税收缺口（taxGap）的总量估算衡量客观税收遵从度。基于税收缺口=公开经济中的逃避税+地下经济中的逃避税，本文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全面估算税收缺口，以期能更加客观真实的反应税收的流失规模。对于地下经济规模的估算，可采用国内外常用的现金比率法；对于公开经济中的逃避税规模的估算，主要是通过分别计算该区域非农部门逃避税、关税逃避税和个人所得税逃避税，并对其进行加总，求得其地上经济中的逃避税规模（熊鹭，2006）。本文旨在提供一般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计算方法不再详述。
图1客观税收遵从度的一般分析框架
2．主观税收遵从度指标体系。StC(SubjectivetaxCompliance)代表主观税收遵从度。税收的客观遵从度和主观遵从度衡量的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客观遵从度高不代表主观遵从度就一定也高。纳税人只有同时具有高的客观遵从度和高的主观遵从度，我们才能说纳税人具有真正高的税收遵从度。主观税收遵从度的测算可通过用StC（主观税收遵从度）评价指标体系所构建的层次分析模型得到。其中，StC表示主观税收遵从度，a～n分别代表选取的各种指标，ai～ni分别代表所选指标中各个备选答案的分值，ai～ni是所选各个指标的权重，k是各个指标备选答案的个数。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指标的选取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结合理论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模型对区域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关键变量，进而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对StC进行有效评估。
表1StC（主观税收遵从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根据层次分析法，结合已建立的StC评价指标体系，构建StC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将StC评价问题分成3个层次，将每个层次按类进行评价，最后再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间的综合评价。设要素层因素集为(a......n)，指标层因素集为(a1,a2......ak)，……，(n1,n2......nk)。
三、提高税收遵从的基本思路
（1）保持最低限度的税收遵从收益的政策选择。从税收遵从收益的构成看，相当部分是有必要给予纳税人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以税前扣除收益来说，合法的税收遵从成本无疑应当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其次，从现金流量收益来看，在纳税人取得应税收入后，为了使其有必要的时间核算和准备申报，也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纳税人在这段时间内所获得的现金流量收益(换句话说是政府在这段时间内的现金流量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当进一步调整纳税申报期和提高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比例。（2）最优处罚率的确定与税务罚则。最优处罚率的确定应当与违法行为被查获的概率相适应。如果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高，则处罚率可降低;反之，则要提高处罚率。提高那些目前法定处罚偏轻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同时进一步细化税收罚则，最大程度地确保税收罚则的具体性和确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目前我国税收罚则中模棱两可的条款的条款也必须予以明确，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的处罚，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施，应当予以明确。（3）新一轮税制改革税制设计与税收遵从。在税收立法方面：首先，更新税法理论，树立保护纳税人权利、强化国家义务的税收新观念。纳税人权利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得到的或应当得到的法律确认、保障与承诺。其次，适时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是税收领域的根本大法，它是统领税收实体法、程序法等税法的母法，是对所有税收活动的法律规范。税收基本法应围绕处理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三大类税收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作出法律规范。再次，完善税收实体法。虽然税收法规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有税无法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的强制性，故国家应尽快将一些可以预见长期适用的税种完成立法程序。最后，修订税收程序法。（4）完善以计算机为依托的管理监控系统。在整个监控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常规管理与重点监控的关系。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明确管理职责，规范管理行为，强化对税源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刘东洲．《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税收遵从问题》．税收研究．2008（7）：75～77
税收制度要素篇5
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税收收入的实现要依靠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纳税义务人在纳税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征税成本也称征税费用，是指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比如税务机关的房屋建筑、设备购置和日常办公所需的费用，税务人员的工薪支出等。纳税成本也称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比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纳税人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二、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
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隶属于税收的效率原则。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就是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研究影响税收行政效率，应考虑一定时期的经济、地域、管理机制、人员和社会环境，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效率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一）影响征税成本的因素。税收征收费用是指税务机关为取得税收收入而发生的行政管理及其他各项费用。征收成本至少应包括人员经费、办公费、业务费、基建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研究分析影响税收征收成本的因素是优化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目前，影响税收征收费用的主要因素是：
1、征管观念。税务机关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职能、权限和义务。如果税务部门包办各种纳税事项，不仅混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会使税收征收成本大量增加。因此，转变征管观念，理顺征纳法律关系，明确各种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归属，是降低征收成本的基本条件。
2、征管模式。征管模式是指不同征管要素的组合与分离形式。不同的征管模式对征收成本有不同的影响。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征管模式必然形成征纳行为的障碍，也必然造成内部监督制约的无力和管理效率的低下。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是征管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适应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经贸发展要求的，也必将对降低征收成本起到促进作用。
3、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机构设置是指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人员配备费用包括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征管模式决定。在新的征管模式下，要综合分析地域和税源规模，科学设置基层征管机构，打破行政框架，为降低征收成本打下组织基础。人员配备方面，必须改变机关人员多、基层人员少；服务人员多、业务人员少；税政人员多、稽查人员少；一般干部多、专业干部少的局面，按新的征管模式和现代管理的要求，科学定岗定人，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4、税收执法环境。税收执法环境是税务部门在征税活动中的社会制约因素，它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约束力、公民的税法观念和依法纳税习惯、各部门对税务部门的支持配合情况、税务机关在地方的地位和整体形象、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的资金运营情况等内容。一般而言，征税成本的高低与税收执法环境的好坏成反比。税收执法环境好，征税成本较低，反之则高。
（二）影响纳税成本的因素。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如将纳税申报的时间折算成货币，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来说，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申报，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在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纳税人需要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
三、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途径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就是要控制行政成本。控制行政成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降低税收成本；二是优化税收成本结构。降低税收成本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而优化税收成本结构则是在征税成本总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成本结构来提高税收效率，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
（一）优化征管模式，促使税收征管功能最优化，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关键。税务机关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政策，建立简繁适度的税制结构。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根本。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大致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税制的繁简与税收部门工作效率有着密切的联系，优化税制能够大大的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了关于税收行政效率的原则，即：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量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三）提高征管人员素质。针对当前税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除了要求熟悉税收法规、财会制度，掌握调查研究和查账技术外，还要求税务人员有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备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特别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有出色的领导才能。
税收制度要素篇6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涵义及主要影响因素
1.税收征管效率的涵义。税收征管效率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的税收征管效率一般包括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特指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取得税收收入与为取得这部分税收收入所付出的税收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
2.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1）宏观因素
①经济因素
经济是基础，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该时期国家、地区的税源总量，且经济结构状况决定了税源分布结构，决定了税收收入的总量和结构，进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
②税制因素
一个国家的税收征管工作是在该国的税制模式下进行开展的，税制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依据和基础，从制度上对税收征管工作起到制约作用，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制度的健全程度、复杂程度以及税制与征管模式的适应程度都将对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起影响作用。
（2）微观因素
①税收征管因素
税收征管因素包括税收征管的模式、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它们都对税收征管效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②课征方法因素
税收课征方法难易程序也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非常繁琐，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二、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现状分析
1.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总体表现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却是建立在始终居高不下的各类成本费用的基础上，“高成本、低效率”已逐渐成为我国税收工作潜在的问题。
（1）征收成本率总体水平较高
据有关资料统计，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很低，征收成本率在1%左右。数据显示，美国1992年税收征收成本65亿美元，占税收收入总额11207亿美元的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2000年，美国共征税20927.5亿美元，而征税成本为每百元0.39美元。目前我国的税收成本率还很低，与很多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估计，上世纪末，中国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至8%。在人均征税额方面，我国也较西方发达国家偏低。加拿大1984年联邦税收人均征税额为406.67万加元；1993年美国国内收入局人均征税额约1000万美元，而我国直到1997年人均征税额平均为82.61万元。
（2）区域分布失衡
受经济区位等因素的制约，各地受经济规模和经济运行质量所决定的经济税源状况差异悬殊，税收能力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各地之间的税收努力程度，最终体现为税收收入上的差别；经济税源不足、分散的欠发达地区，因设置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同的税务机构，税务机构和人员相对过剩，造成征收成本升高、税收征管效率低下。一般而言，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收成本高于发达地区，农村高于城市，山区市、县普遍高于平原市、县。例如，?据相关专家估算，到上世纪末，东部地区的税收成本率仅为4%～5%，如山东为4.3%、广东为4.7%；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较高，为10%左右，内蒙古为9.6%，贵州为11%；中部地区大致为7%至8%，如河北省为7.96%。1
2.制约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各因素分析
我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水平受到相当多的因素制约，主要表现在个别税收制度尚不够完善，征管信息化水平偏低等方面。
（1）个人所得税制尚不够完善
①税制模式不公平合理。我国目前实行分类定率、分项扣除、分项征收的模式，实行源泉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方式。这种税制模式容易使纳税人通过化整为零的办法分解收入，进行多次扣除费用来达到避税和少纳税的目的，会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
②税率设计不规范，边际税率过高。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计税率相结合的税率制度，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扣除标准，适用不同的税率。特别是工资薪金的边际税率很高，且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等项目本质上都是个人付出的劳动，边际税率越高，不同项目的税负率越大，逃税的动机越强。
③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分别按不同的征税项目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扣除方法，这在计算上是非常繁琐的，需要有一定税收知识的人才能准确计算，给征纳双方都带来了计算上的困难。同时，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外籍个人的费用扣除标准项目多且政策上模糊，操作难度大，存在外籍个人利用租房补贴等项目进行避税和逃税的漏洞。
（2）征管信息化水平偏低
①涉税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待提高。一方面是涉税数据采集准确性有待提高。主要有纳税人本身报送的涉税资料不真实，也有税务人员在计算机应用中的误操作等原因，导致计算机采集的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涉税数据采集的全面性有待提高。
②缺少跨部门信息的共享交流平台。目前，我国税务系统的信息化尚处有一种独立和封闭的状态，没能实现与相关部门联网。由于国税、地税、工商、银行、公安、国土、房管、规划等部门的信息化建设程度各不相同，要实现税务与相关部门间的网络互通和信息交换，缺少一个部门信息的共享交流平台。
三、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具体建议
1.进一步完善税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第一、以分类综合税制取代单一分类税制。鉴于我国目前采用的单一分类税制已体现出很多弊端，但还不具备马上实行综合税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采取符合当前条件的分类综合税制，从而可将个人的多渠道收入综合纳入个人所得税调控范围，加大对税源的监控力度。
第二、拓展税基，减少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将税基分为经营性所得和非经营性所得两类，不再进行列举，将原个人所得税列举的征税项目之外的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从而扩展个人所得税税基。在税率和税收级距设计上要坚持公平的原则，保证中低收入者低税，高收入者重税的原则，减少税率档次，加大税率级距差别，以调节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调整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项目中，除了现有的可扣项目外，还可增加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等，扣除标准需考虑纳税人婚姻、年龄、赡养人口、健康、医疗等因素，并可按年根据收入、物价水平等适时进行调整。
（2）完善地方税制
第一、合并现行部分地方税种，起到简化地方税制的作用。对于目前地方税中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合并征收房地产税，税种划归地方，由地税部门负责征收。
第二、各地可针对各区域的情况，取消各地征收的相关基金、费，开征环境保护税。目前各地都征收防洪基金、绿化费、排污费等等，结合目前全球倡导的低炭经济理念，我们可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税种划归地方，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
2.完善税收征管体制
（1）强化税源监控
税源监控就是要通过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推进与第三方数据共享等方式，全面收集、整理、掌握与税收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行业和市场信息，以及纳税人的户籍信息、生产经营和纳税信息等，形成宏大的税源信息数据库，并结合户籍管理、发票管理等工作，充分掌握税源情况，为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等税收征管和风险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税源监控的实质是通过对税源运行状况的跟踪观测，用观测所得指标和标准指标比对，发现税源运行中的风险点，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排除风险点，使得税收和税源的运行保持稳定协调关系的过程。
（2）强化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工作需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运用纳税评估软件，通过建立合理的评估预警指标，对纳税人的申报、税负情况作出客观全面评价，从而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行为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有效地防范征纳双方涉税风险，降低征纳成本，还可以为税务稽查提供准确的案源。
（3）推进税收征管社会化
第一、拓展委托范围。目前税务部门主要针对一些集贸市场内的个体户税收实行委托市场管理部门税款，下一步可以拓展委托范围，针对一些专业市场、大卖场内的个体户税收征管实行委托；对建筑项目集中的区域，要求建设方进行委托；对私房出租业务繁多的区域，可以委托居委会、社区部门进行委托开票并税款。
第二、进一步拓宽会计师事务所在纳税申报环节的服务作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只有极少数纳税人进行自行申报纳税，绝大多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都是通过委托税务人进行纳税申报。我国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环节的监管从税务部门逐步转移到税务中介机构。
第三、在日常的相关征管环节引入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力量，提高征管效率。具体的可在税务注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及土地增值税清算等比较复杂的业务环节引入事务所中介力量，充分利用事务所会计知识，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规避涉税风险，提高征管效能。
3.深化税收征管信息化
（1）构建税源监控体系，提升征管效能。税务部门要开发税源监控平台，建立税源监控体系，实现涉税信息采集、分析、预测、监控一体化。多渠道进行信息采集，包括从纳税人处取得的信息、税务部门通过历年数据比对分析的加工数据、利用协税护税网络取得的外部门信息。通过对涉税信息的科学比对分析，为税收预测提供依据，为评估管理提供参照数据。同时通过对监控数据和实现数据进行比对，可以为税务部门绩效考核提供依据。
（2）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征管服务方式。税务部门在征管服务方式上要大胆创新，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出征管服务新方式。如建立网上税务办税大厅，拓展网上办税业务范围；在税务系统推行Ca认证，降低办税成本；实现网上开具发票、网上购票；开发个体户定额管理软件，规范定额管理等。
参考文献：
[1]崔兴芳，樊勇，吕冰洋.“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税务研究》，2006年4月.
[2]郭立新.“试析税源管理与征管效率问题”，《财会研究》，2006年6月.
[3]应亚珍，陈洪仕.“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评析”，《税务研究》，2004年11月.
[4]吉淑英.“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思路”，《税务研究》，2004年5月.
[5]谢旭人.《中国税收管理》，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税收制度要素篇7
论文摘要: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税权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司法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可以有效防止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滥用。按照不同税种的归属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税法学中，人们对各种税收权利的界定已经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模式，每一种权利都由于其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所处领域和阶段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特质。”[1]因此，要准确把握税权的涵义，必须从税权的主体､内容､所处的领域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税权所处的领域看，税权之“税”，限定其只能属于税收方面的权力(利)，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权力(利)。而从税收过程看，税收应当包括征收与缴纳两个过程，不应包括税收的使用或支出，因为税款缴纳入库后，就转化为财政收入，对其支出或使用属于财政支出法规范的内容，就不再属于税收过程了。在税收征收阶段，享有征税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税收征收机关只是代表国家征税。在税收缴纳阶段，其权利主体是纳税人。其次，从税权的主体来看，若税权的主体是国家，则其内容就是征税权，收入归属权是征税权的当然转化;若税权的主体是纳税义务人，则其权利内容又会有所不同。再次，从税权的内容来看，税权的主体不同，所处的领域不同，则税权的内容当然不同。若税权的主体是国家，那么，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就分别表现为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项内容。
本文认为，税权中的“权”是指国家权力，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内容是征税的权力，权力所处的领域是税收领域。这样，税权的涵义应当是: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是国家依法享有的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的总称。
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是财政体制法的重要内容，也是财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既有利于对财税法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从调控权纵向划分的角度研究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调控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经济法的进一步研究。
一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
(一)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首先是以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为基本条件的。从理论上讲，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形式，而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必然以政府为具体形式体现，因此，税收在实际运行中就表现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政府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具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它们在不同的级次上都可以成为税收分配的主体，享有税权。但是，如果国家不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收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地方没有独立的税收，那么，税权就只能归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有税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首先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为前提条件。只有税收划分为中央税与地方税之后，才能确定中央税和地方税税权的归属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分税制财政体制就是中央与地方依法划分税权而确认税收收入归属权的财政体制。
(二)税权的内容必须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
从法律价值的取向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立法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民主性。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必须以追求民主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行政权本质上属于一种执行权。为了有效地和更好地执行法律，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况，行政权就要具有快速反应的特性。因此，行政权是以追求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司法权的核心是保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权的制度和程序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公正的价值取向而设计的[2]。
为了保障各自价值目标的实现，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的民主;行政权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行使，更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司法权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司法公正。从一般意义上说，立法权和行政权具有可分性，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而对司法权来说，除联邦制国家特定的司法制度外，单一制国家一般不进行司法权的纵向划分。同理，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划分的，而税收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是不可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的。正如有学者所说:“税收司法权多为中央专属权，不宜分割划分，因其具有消极､被动性质(不告不理)，且具有全国一致之性质，故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问题。”[3]
二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著名法学家凯尔森从法学的角度区分了集权与分权的概念。他认为，集权法律秩序的概念意味着它的所有规范在其延及的全部领土上都是有效力的，即它的所有规范都具有同样的空间效力范围。分权的法律秩序是由具有不同空间效力范围的规范组成的，其中某些规范对全部领土是有效力的——否则这一领土就不是一个单一秩序的领土;而其他规范只对该领土不同部分才有效力。那些对全部领土有效力的规范称为中央规范，只对该领土的某一部分有效力的规范称为分散的或地方规范。法律秩序的集权和分权可能在数量上有不同的程度。集权或分权的程度取决于那个秩序的中央和地方规范的数目和重要性的相对比例[4]。由此可以认为，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地方拥有相应的立法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理，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必须首先进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分税制的直接结果是依法划分了中央税与地方税。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既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又是作为划分中央税权与地方税权的主要依据。依此为据，就是按税种来划分税收立法权。中央税由中央立法，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由地方就全国事项进行立法;而地方税则既可以由中央立法，也可以由地方立法，还可以部分由中央立法，部分由地方立法。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或者享有多大程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没有立法权，那么，就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这种方式可以称作集权式的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模式。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有完全的立法权，则是一种完全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模式。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拥有部分立法权，中央也对一些地方税行使立法权，这种方式可称作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税收立法权划分模式。
因为税收立法权是依法决定税法的构成要素的权力，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也可以按税法构成要素决定权的划分而进行。中央税的税法构成要素决定权力应归属中央，而地方税的税法构成要素的决定权既可以归中央，也可以归地方，还可以部分归中央，部分归地方。相应地，税收立法权划分模式就表现为集权､完全分权､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几种方式。与按税种划分立法权的方式相比，按税法构成要素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常常是一种辅助方式。大多数实行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分权的国家，对多数税种按其属于中央税或者地方税而分别将立法权划归中央或地方;对个别税种，如果采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方式划分税收立法权，则必然要按税法构成要素进行，即由中央决定具体税种税法构成要素的主要内容，由地方决定其他一些构成要素。如果不按税法构成要素来使中央与地方共享某一种税的税收立法权，那么，就会出现中央与地方对同一地方税分别立法的情况，造成法律冲突。因此，按税法构成要素划分税收立法权，既能保障中央与地方在必要时共享某些税收立法权，又能避免法律的冲突。
地方拥有税收立法权，就拥有开征､停征､免征相应地方税收的权力，并有权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具体的税制要素等手段实现税收的职能，而且掌握地方税收的征收管理权。在一定意义上讲，税收立法权就是征税权。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这是地方政府依法获得稳定财政收入，保障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一种有效手段。若中央完全掌握税收立法权，就可以通过单方面立法改变原有的税收分配格局。
地方缺乏税收立法权，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地方政府通过扩大收费或其他手段筹集财政收入，税收法定原则就起不到约束地方政府收费行为的作用。如在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一方面擅自变更税法的构成要素，随意扩大征税范围或减免税，另一方面扩大收费范围，以费挤税。这些做法避开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约束。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具有税收立法权，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必须通过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予以实现，它就必须遵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地方政府乱收费或不依法征税不一定是地方政府缺乏税收立法权所造成的，但如果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那么，其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做法必然受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约束，它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乱收费和随意减免税或征收过头税的问题。
地方拥有税收立法权，使地方政府享有了根本性的税权，那么，这是否会造成地方政府滥用其税收立法权呢?制度的一个隐含前提条件为: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因此要用制度对政府施以必要的约束。地方税收立法权也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法治国家很少出现地方政府滥用税收立法权的情况。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一是宪法和法律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限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税收基本法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基本事项､基本程序都作出规定。宪法和税收基本法必然要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作出规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不得违背宪法､税收法律的规定。二是司法权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制约。司法权对立法权有限制作用。汉密尔顿早就指出:法院就是行使限制､监督立法机关权力的合适的机关，对实施限权宪法尤为重要。税收立法权是立法权的一项主要内容，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权同样具有限制作用。在美国的宪法发展史上，发生过不少涉及司法权对州税收立法权的限制的判例。三是民主制度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限制。自英国的《自由大》确立了“无代表则无税”原则以来，征税须经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代表机关的同意成为民主制度对征税权的限制的主要途径。分税制与民主制度有着特殊的关系。“分税制与民主法制等政治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分税制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国家机构之间通过法律形式民主分配税源的制度。民主的基础在地方，中央与地方分税的主要矛盾也在地方……没有一定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基础，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分税制。”[5]地方立法机关由地方选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来自当地，熟悉当地情况，与当地的利益切身相关，因此，它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最直接地､最充分地体现人民性和民主性，对地方的立法权的正确行使最为有利，当然也能有效地防止税收立法权的滥用。
三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的划分
税收立法权确立之后，与之相随的就是税收行政权的行使问题。地方拥有地方税收行政权对税收的地方属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确认条件。有人提出，判断一种税是否属于地方税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该项税收收入归哪一级政府所有;(2)该税由哪一级政府决定开征;(3)税基由哪一级政府定义;(4)税率由哪一级政府决定;(5)由哪一级政府进行管理。若这五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地方政府”，那么，该税种无疑是纯粹的地方税。而由中央政府决定开征并定义税基，地方政府拥有该项税收收入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决定税率的税种也符合地方税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地方税。这种税既可以仅由地方政府征收，也可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依各自的税率共同征收(对地方政府而言，可称为税基共享式地方税)[6]。这五个问题，第一个是税收收入的归属问题。第二个属于税收立法权首先要确立的内容，因为税收与税法的关系密不可分，有税必有税法，因此，立法机关在决定开征某种税收后，就要对其进行立法，并规定相应的税法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第三､第四个属于税法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第五个属于税收行政权。可见，税收行政权与税收立法权是密切相关的。
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的划分，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按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来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即中央税的税收行政权归中央政府，由中央税收征收机关负责中央税的征收管理;地方税的税收行政权归地方政府，由地方税收征收机关负责地方税的征收管理。中央税由地方征收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在情理上说不通。如果地方税完全由中央税收征收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则地方税的“地方性”特征就很受怀疑。按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来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与税种的归属原则和征管效率原则相一致。征管效率原则的前提条件就应该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征各税。因此，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基本上都分别设立中央税收征收机关和地方税收征收机关，分别行使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税收行政权。当然，中央与地方按税种的归属划分税收行政权，也不排除某些税种尤其是税基共享式的税收由中央委托地方或地方委托中央征收。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林．走向的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杨小强．税法总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税收制度要素篇8
关键词：税收成本；征管模式；税收法制；税收环境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大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斯密对于税收成本概念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完整地提出了“最小征收费用”的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并突破了税收成本仅限于有形费用如税务费用、纳税费用等的范围，涉及到课税经济效应的领域，这体现在他分析人民付出与国家收入不等的第二条原因中，即“它（指税收）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基金，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至于消灭。”斯密的这一重要思想对现代税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工作中不仅要税收收入列为首位，同时还要考虑税收成本。
所谓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集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和损失。税收成本按其影响范围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税收成本一般指征税成本；广义的税收成本除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外还包括税收经济成本。征税成本是指税务部门在实施税收政策、组织税收收入、开展税务检查所投入的各项费用；纳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所付出的费用；税收经济成本是指在实施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过程中对经济产生的效用损失。
一、目前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税收成本随之增加亦属正常，特别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无论从人员机构、办公场所，到交易工具、业务经费等都必须增加投入，不论其来源于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总体上税收成本都是要增加的。由于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比较落后，税务人员具体业务能力及执法水平也较欠缺，跟不上征管改革的发展需要，税收征收管理中的效用不广，现代化程度不高。另外，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机制设计上，出发点往往是最大限度地组织税收收入，而不是力求以最小的税收成本业换取最大的收益，税务机关为了便于监控、避免税收流失制定了许多严密甚至苛刻的征管制度，这些都会给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带来很多不便，增加了税收成本。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在1%至2%，低的如意大利为0.5%，美国为0.6%，日本为0.8%；高的如加大拿大为1.6%，法国为1.9%。我国由于长期对成本和效率问题缺少系统的认识，自然也就谈不上广泛运用，因此，税务部门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的成本计算，税收总成本的高低，分税种成本的高低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可供考核和参考，据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资料显示，我国各地区税收成本有说5%至6%的，有说7%至8%的，各案调查有说达20%的，无一定论，而且差距悬殊，我国各地区税收征收成本大致与经济布局相吻合，东部及沿海地区较低，为4%至5%，如山东为4.3%，广东为4.7%，西部及欠发达地区较高，为10%左右，如内蒙古为9.6%，贵州为11%；中部地区大致为7%至8%，但北京较低为4.6%。
二、我国税收成本偏高的形成原因分析
我国税收成本之所以偏高是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的。
（一）税收法制不健全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现代税收事业的基础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在税收上表现为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加上税制不健全，法规漏洞多，偷逃税或越权减免税现象严重。1994年我国实行的新税制，多数以条例形式出现，法律地位不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清，税目、税率过于复杂，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易产生分歧，具体操作很复杂，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使税收成本加大。从现行税制的税种设置来看，现行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款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较为繁琐，不利于纳税人简单明了的缴纳税款，提升税收成本。特别是目前我国设置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执行税务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讲，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但这种重复管理、征收、检查和复杂的税收制度，都无疑加大了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二）税收环境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环境看，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的现实经济运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由于信息不灵、政策的贯彻难度大，给税源的监控带来很大困难，税务机关要把潜在的税源变成收入就必然要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增大了征税成本．从社会环境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逐渐明确，相应地由财政利益分配引发的政令不通现象日益严重，表现在一些地方过多考虑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强行收费，弱化收税，甚至越权减免税，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追求所谓政绩而不顾税法的严肃性，严重妨碍税收执法．从文化环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纳税人法制观念和纳税意识很差，税收法规的执行不仅得不到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税义务，有的甚至抗拒、敌视税务执法行为，这必然会为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带来难度，为了维护税法尊严，税务机关必须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结果导致征税成本的增加。虽然新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税务机关同其他政府管理机关实行信息共享。但各职能部门的配合不够，税务部门与工商、公检法、银行的有关数据达不到共享，有关信息目前不能实行联网，一些政府管理机关为了部门利益会导致国家整体税收政策落实遇到阻力，使税务机关为全面掌握纳税人情况，加强监督而加大税收成本支出。
（三）税务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
税收征管和正常纳税秩序的维护，要依靠广大税务人员。税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目前，我国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低，专业人员少，据有关资料显示：国税系统税务人员研究生学历以上仅占0.08%，大学文化程度占4%，大中专的占57%，高中以下的占38%。尽管各级税务机关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现代化办公设备，但由于目前缺乏既精通税收业务又掌握现代化科技的税务人才，计算机的应用仅限于征管方面业务的操作，但是在此基础上的稽查选案的计算机处理仍缺乏充分、完整和有效的数据依据，大量的工作仍需要人工来完成。随着国家有关法律的完善，一些规范税务机关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
和实行，税收工作中不但要求重实体，更要加强程序的规范，因此税收工作需要一批高素质，懂税收、会计、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税务机关需要加强培训力度、并且引进高素质的人才。而这都会加大税收成本支出。
四）纳税人纳税意识方面的原因
虽然经过多年税收宣传，全社会整体纳税意识有所提高，但在市场化进程中，许多新办企业、新兴业户对税收的本质功能仍缺乏应有认识。农村地区、零星税源分散隐蔽很多私营业主、个体业户账证不全，迟迟不办理登记。使税务机关无法实行税务监控．还有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税务系统采用的iC卡、数据采集器等电子申报手段不能适应．落后的办税能力与高科技电子申报的反差很大、制约了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整体纳税质量，干扰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竞争秩序，是制约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五）其他方面的原因
因征税而导致私人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增加的社会经济利益，就会发生税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额外损失；如果税收对市场经济运行产生了不良影响，干扰了私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即发生了税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额外损失。
三、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及措施
（一）树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
要降低税收成本，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成本观念并非是企业的专利，税务机关也要强化成本观念，那种不计投入，不问产出，只求完成任务的观念是与市场经济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的。长期以来，税收征管工作被视为纯粹政府行为，税务部门为完成税收计划，保证应收尽收，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人员、增设机构，造成税收成本过高。因此，必须在思想上彻底摒弃过去的“无本治税”的旧观念，增强税收成本意识，把税收成本观念贯彻到税制改革、征管机构改革和税收日常管理之中，科学地进行税收成本的预测、决策、计划和考核，变税收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型管理，变人海战术为现代化管理，变进一步明确税务经费的支出去向和结构，促进税收机关采用更科学、更有效的手段，充分挖掘税务部门人、财、物的潜力，使税收工作达到最优化。作为税收事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应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树立税收成本观念，既注重税收事业发展，又考虑税收成本的优化和节约。
（二）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努力提高征收效率
首先，税制设计要考虑税收成本。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税制结构和程序的过分繁杂，会加大税收成本，使税收征管弱化，薄弱的税收征管反过来又损害了所期望的税制结构的有效性。如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时应尽可能减少交叉，避免两套机构的摩擦损失效率；应尽可能共用税基，节约征管稽查费用；另外税种、税目、税率的设计应尽量简洁。
其次，要建立科学、高效的征管模式。2003年，我国税务总局明确提出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较原有模式更突出了“强化管理”的要求，强调进一步优化和重组税收业务，科学设计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最终达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在改革的过程中，税收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征管改革的逐步完善，在提高征收效率的同时税收成本必然不断下降。
最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就是要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适应现实征管环境，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统一开发征管软件，统一规范征管业务流程，使办税程序公开、简化，大力推广电子申报、邮寄申报、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和方便、快捷的税款缴纳方式；建立联系密切的网络，与工商、银行、企业等单位联网，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数据共享，有效进行现代化的严密税源监控、征管；加强税务稽查，加大惩罚力度，增加纳税人违反税法行为的风险成本，促进全民遵守税法。
（三）调整优化结构设置，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首先，税务机构设置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框框，其机构和人员密度应视税源而定，撤并部分收入规模小的税务所，全面推广实行多元化申报纳税以降低税收成本，从根本上控制机构膨胀、人员增长过快等问题。其次，调整税务人员分布，职能分工应上粗下细，这样既能强化管理、堵漏增收，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第三是要尽可能地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最后，合理设置各级税务稽查机构，充分发挥稽查职能，防止稽查机构的重设和虚设。此外，税务机关要切实更新工作理念，改变传统的管理办法，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密切与公、检、法及工商、财政、银行、海关、质检、电信等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和信息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从而降低税收成本，为纳税人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
人力的节省是最大的节省，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降低税收成本，必须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敢打硬仗、高效廉洁的税收队伍。针对一部分税务干部还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情况，应该大力举措致力于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从培训现有人员和引进人才两方面入手，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强干部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拓宽知识面，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政策水平，努力实现一支思想成熟、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文明高效的税务干部队伍，使税务行政管理人员更适应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条件。
（四）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改善税收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主要是解决税收法制和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公民自觉纳税意识不强，良好的治税环境尚未真正形成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应该依法治税，依率计征，严格执法。首先要制定科学进步的税收法律制度，提高税法的级次，增强税法的刚性与震慑力，降低税收机会成本；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协税护税网络，走税收工作社会化路子，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积极营造机关部门配合的环境，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全体公民的税收法制意识；其三坚决治理地方领导对税务执法的干预；最后要完善税收司法制度，健全税务司法保障体系，组建税务警察队和设立专门法庭，严厉打击涉税犯罪，提高税务行政执法效率的执法质量。
结论
税收成本牵涉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降低税收成本必须综合考虑，除了树立成本意识、建立科学的征管模式、调整优化结构设置，提高税务人员素质以及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和改善税收环境方面对税收成本影响较大外，税务经费的管理、税务等中介机构的推行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等问题也制约着税收成本的高低。只有全面治理，才能从根本上寻求出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提高整个税收经济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童大龙.关于税收成本的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0，（1）.
[2]贾志勇.税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3]赫占良.对降低税收征收成本的几点思考[eB/ol]南方网,2003-07-31.
[4]中国经济周刊.降低税收成本从何入手[eB/ol]中国税务网,2004-05-25.
[5]湖南日报.努力创造良好税收环境[eB/ol]新浪网,2004-07-13.
税收制度要素篇9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全省税务工作会议和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坚持“科技加管理、素质加法治”建局方针，以“创新活力”为主题，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数据管理为重点，强化宏观责任意识，扩大征管改革成果，建立“有效执行”长效机制，实施精细化管理，规范“两基”建设标准，搭建素质教育平台，培育地税团队文化，营造团结和谐氛围，为促进我市地方税收事业的科学发展创新活力。
抓住组织收入这个中心，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围绕“创新活力”这个主题。突出“数据管理”这个重点，着眼“两基”建设需求，构建素质教育新体系；确立“数字地税”基础框架，构建税收管理新支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构建税收征纳新秩序。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职能税收意识，淡化数字税收观念。高质量地完成税费收入任务
一）明确组织收入指导思想和阶段工作目标。今年,正确分析税费收入形势。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第二年,税费收入受大环境影响较大，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同存，但不利因素给收入任务完成带来的难度和风险，不可忽视，必须正确分析税费收入形势，明确组织收入指导思想、主要矛盾和阶段工作重点。
扩大收入规模，今年组织收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提高收入质量。注重收入结构，做实各级财力”阶段性工作重点是上半年加大基础税源管理力度，挖掘小税种增收潜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下半年加强对新增税源监控，确保收入规模，力争超额完成年度税费收入任务。
二）加强有效税源监控。今年将继续实施双重计划管理模式，转变计划管理重点。以税源模拟计划为主，以基数计划为辅，逐步取消税收计划调度会，定期召开税种税源管理分析会，认真落实“五变”要求，实现动态调度；调整计划考核方式，重点加强税源管理能力考核；突出对数据结果的分析、比较和运用，完善区域经济和税收分析预测制度，建立税收进度和税源监控预警机制，提高税收风险预期判断能力。
二、实行税源精细管理，夯实征管基础建设。切实提高税费源转化为税费收入的能力
一）将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今年。进一步明晰税源管理责任。同时，强化税收管理员对税收政策的理解、运用、解释能力，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税收管理员队伍。要建立下户巡查、信息采集、资料上报、工作考评、能级管理、廉政督察和定期轮岗等制度，开展责任区达标、评优活动。激励税收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一般税源分级监控；区分、界定税源管理科与地税所（分局）税源管理范围和责任；根据税源规模和区域分布及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实行税源分类管理。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和重点税源集中管理。合理确定分类管理方法和标准；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和重点税源企业中，全面推广应用网上报税系统；建立个体税收征管责任区制度，完善定期定额软件管理系统，规范持卡纳税管理办法；对未达到起征点的业户实施动态管理；认真开展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工作，对aBC三类纳税人采取不同管理措施。
三）实现税务登记同城网上办理；简化报表，夯实征管基础建设。充分利用地税外网。积极推广“持卡”纳税、网上申报纳税等多元化申报方式；继续做好税务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的普及应用工作，以经纬网将税收征纳活动锁定到点，实现网格化税源管理；适时在宾馆、餐饮、娱乐、洗浴、大型电子游戏等场所强力推行税控装置，遏制税款流失；建立征管要素管理制度和规程，满足实现税源要素管理要求；建立“时点形成、阶段归档、电子档案按户、纸质档案分类”档案资料管理新模式；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和税收票据的管理，扩大定额刮奖发票的使用范围，实现发票领、供、存的全程监控；进行户籍管理复查，细化普查录入登记表；坚持“三个淡化、三个强化”考核原则，以“要素”为依据，以税源转化税收能力为衡量标准，建立健全征管质量动态考核机制。
税收制度要素篇10
税收征管效率一般包括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其中，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也被称为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税收收入的实现，离不开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即征税成本；也离不开纳税者在计缴税款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即纳税成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即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税务机关征税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对比关系。
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主要有征税成本率。
征税成本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征税收入×100％
根据该指标，可以具体计算某地区或征收单位、某个税系或税种的征收成本率。可以横向比较同期不同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的征管效率高低、不同税系、税种和征管难度；纵向比较不同时期一个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税务管理水平的演变情况，同一税系、税种的费用变化情况。
二、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分析
（一）我国税收成本构成
我国的税收成本构成主要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1．征税成本。即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种费用。
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过程包括制定税收制度、组织征税活动、开展纳税检查并处理违章案件3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征税成本也由立法成本、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3个部分构成。其中，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税收立法而支付的费用包括在国家管理费之中，一般无法单独成立预算，所以,,征税成本一般是指税务机关为组织征收活动、检查纳税情况以及处理违法案件而支付的征收管理费用，即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每部分征税成本基本上由4个项目要素构成：（1）人员费，即有关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2）设备费，即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及交通和通迅的价值损耗，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3）办公费、即必需的公务经费，如资料费、调研费、诉讼费、查处违法案件协作费及各种对内外的交往费用等；（4）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费用、税法普及费、税务人员的培训费用、协税护税费用、代扣费用及税收征管有关的其它费用。
2．纳税成本。即纳税人在计缴税款过程中付出的费用。
纳税成本在西方税收学界又称为“奉行纳税费用”，在我国则称为“税收奉行成本”。一般来说，在下列4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1）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完整规范的账册让税务机关核查。（2）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报或电子申报、邮寄申报、委托申报等，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3）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地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4）纳税人为了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即节税。对于这一项，西方称之为“相机抉择成本”。
计算纳税成本比计算征税成本困难得多，因为除了可以在纳税人账簿上反映出来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另外还有无法用货币表现的时间耗费和心理费用。
虽然纳税成本难以量化，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济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因为：（1）过高的纳税成本会激发纳税人千方百计寻找税法漏洞，甚至冒险违法，通过逃税或者黑市交易取得利益，以补偿其承担的纳税成本。（2）纳税成本具有累退性。生产经营规模越大，生产经营收入越高，其负担的纳税成本相对越小，使得纳税人极易滋行逆反情绪，从而导致征纳关系恶化，增加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二）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另一方面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付出的各类费用上升也很快。“高成本、低效益”已成为我国税收工作潜在的问题。
在我国，关于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少，只有少数省市曾进行过征税成本方面的统计调查，结果是征税成本占税收总额都在3％以上。仅以1993年为例，我国年征收费用总额的3.12％，目前已达5％–––6％。而美国国内收入局1992年年报上公布的数据，当年费用占征收数的比例为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仅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在瑞典，即便是成本最高的所得税，其征税成本率也仅为1.5％。由此可见，我国的征税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另外，从纳税成本方面来看，也不是没问题的，只是较为隐蔽。例如，“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的税收制度结纳税人带来极大麻烦；各种各样的纳税申报表也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地税分设、征管查三分离造成的多人多次进企业检查给纳税人增加了时间及心理上的负担；税务人员素质低给纳税人带来更多的耗费；一些地区税务部门的行业不正之风，使纳税人不得不承担一些敢怒不敢言的开支；纳税人花心思千方百计逃税的现象严重………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成本虽然很难进行理论上的统计，但从偷逃税现象日益严重、纳税人呼吁减轻税收负担的情况来看，我国纳税成本也不低，而且呈上升趋势。
（三）影响征管效率的因素
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很多，有制度上的，有征管上的，有方法上的，也有人员素质上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1．税收征管体制.
目前我国设置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接收收入。但这种重复管理、征收、检查，加大了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2．税收制度及课征方法
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非常繁琐，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3．税法的严密程度。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是个粗线条的，还无法保证查处大型涉税案件整个执法过程的需要，即影响征管效率，同时又增加了征税成本。
4．征收管理手段。
税务系统近年来购置了不少计算机，由此造成税收成本在短时间内的较大增加。但是利用率不高，多数用于会统票证处理，电脑化管理对控制偷税末起到应用的作用。
5．人员素质。
目前税务系统间接征税人员比重较大，直接影响了税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在全国100万税务大军国，仅有18％至25％受过高等教育，这也直接影响了税收工作效率。另外，纳税人员素质高低也必然影响税收成本，对于纳税意识差、办税水平低、财务管理混乱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培训、辅导、管理、检
查，增加了税务机关征管难度，也加大了税收成本。
6．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
事实上，税务成本与企业成本一样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两部分构成的，而且，其补偿的最终来源仍主要依靠税收收入。可见，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只关心税收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重视税收经济调节作用，不考虑税收成本、忽视税收成本核算是极其有害听。
三、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思考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管理手段、队伍建设、税法宣传、纳税申报等各个环节贯彻效率原则，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树立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从决策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进行税制改革，简化税制,优化税制结构，提高整体税收效应。从征税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要严格依法治税，严格税收征管，简化规程，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税收征管手段，全方位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征管效率。从纳税人的角度讲，应提高自身的纳税意识和税收业务水平，自觉申报纳税。从用税人的角度讲，应明确厉行节约的观念，提高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纳税人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使纳税人感觉到纳税是享受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以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净化税收环境。
（一）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
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包括两层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列举了4项税收原则，除平等原则外，其余三项皆与税收征管效率有关，这就是：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力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二）优化征管模式
从税务机关来看，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提高工作效率。
在征管模式上，应改变以“人海战术”为主的征管模式，强调专业化分工，按登记、征收、检查三大系列设置税务机构。
在征纳方法上，应更多依靠税务人办理纳税事项。
（三）提高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程度
我国税收征管电脑化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取得了一定成绩，计算机基本普及到一级税务机关，并建立了一支计算机专业技术队伍。但是与其他广泛运用计算机于税收征管领域的国家相比，应用面小，应用深度也很晃够。因此首先要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在没有运用计算机的地区应尽快实现征管电脑化，并建立起计算机网络。其次，尽快开发和运用功能齐全、安全可靠的业务管理软件，争取在税务工作多个环节上发挥计算机的作用，特别是推行电子报税及税款征收无纸化。第三，扩大计算机系统与其他部门的联网范围，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交易信息，便于税务检查选案。
税收征管电脑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时间，但其他投入的回报却是长期的、高额的。它是提高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四）建立成本核算制度
我国建国50年来，税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可供考核。即便是当前公布出来的少数区域性成本，其统计口径差别也很大，缺乏可比性，准确程度也值得怀疑。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规范、系统、科学的税务成本核算制度，由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统一的税务成本目标管理制度，包括：税务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监督、降低成本核算方法和违章处理等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税务成本开支范围和成本核算方法的确定。
1．税务成本开支范围。
（1）人员经费，如工资、补助、福利基金、养老保险等；
（2）办公经费，如差旅会议费用、印刷费、保管运输费、科研经费、代扣代缴手续费等；
（3）纳税人消耗费用，如培训、宣传咨询、各种报表印刷费等；
（4）设备设施费，如低值易耗品购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租凭赁维修费等。
2．税务成本核算基本方法。
将税款征收过程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归集后，必然选择适当的方法，分配到各税收核算对象中去。基本方法有按实际耗用直接摊入、按耗用工时进行分摊、按收入额比例分摊等。
税务成本应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向政府报告，并向公民公开。对非资金性耗费和纳税人耗费也应进行调查并加以估算。
（五）合理配置税务人员
应贯彻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面向征管、面向基层”的精神，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间接收税人员，加强税收征管第一线的力量。
首先，征管力量应倾向于能带来高税收收入的纳税人身上。如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量应加以调整，将征收精力主要放在大型私营（个体）业主、歌星、厨师等娱乐业、饮食业、文化体育业高薪人员、包工头及其他承包人等的身上，委托合适的机构征收；对个体户应抓住大户，促进小户，带动中户，以降低税务机关征收成本。
其次，运用抽样审计技术进行稽查人员的配置。每年对所有纳税户进行一次普遍性检查的办法并不可取，既增加征税成本，又影响检查深度。应改为运用科学的抽样技巧，即把检查密度、实际执行次数与造成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一些因素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尽量使收入与成本的边际效益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