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定义篇1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摸着石头过河”，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道路。确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江泽民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江泽民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胡锦涛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28.
现代文明定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系统科学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4-0113-0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探索,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建立过程中的艰苦探索。同时,这一过程也反映了系统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建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刚刚建国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可是怎样搞建设对一个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先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在举行开国大典前半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决策者,中共既要借鉴苏联的已有经验,又要不断摸索自己的新路子。所以这种认识在建国初期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深化,但还不可能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了要在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并且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是中共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它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不仅仅局限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此后,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中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鉴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更趋于现实。
到了1956年,党召开了作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作了非常明确的决定。党的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明确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已经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系统中工业、农业以及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其中的重要要素,各要素不会孤立地存在,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一个最为重要的位置,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已经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一个初步的体系。但是,这个初步的体系与后来的“四个现代化”有内容上的差异,这是体系在实践中不断被修订的结果。
党的后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进行了新的探索。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两次讲话中都提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现代科学文化”已经作为系统中的要素被关注到,而且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并提,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然而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只是一个雏形。直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至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如果与后来较为完整的目标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时确立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但是,即使是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后来也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而偏离了方向,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十年“”期间,“四个现代化”目标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法实现。
二、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新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
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偏重于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完成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同时,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原则和立场,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9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而整体性和关联性是系统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开始后,系统科学知识已经在我国被普遍接受,并且受到重视,学术界也热衷于研究它在我国的运用。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明确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正式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目标体系的认识加深了,对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各要素的认识更全面了。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的总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过程的三个阶段。系统论认为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也是所有系统的共同基本特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分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体现出系统论中关于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基本原则。
三、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在新的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道路又遇到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适应当今国际形势和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了不懈探索,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大创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要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强调建设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更趋成熟和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作了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最终形成。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形成过程体现出系统科学的积极作用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里,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分别对应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构成了一个大系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这个大系统的运行有了科学的轨迹。
现代文明定义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方式；文明融合；文化体制
【作者简介】张志，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师，四川成都610000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05-05
文化体制研究上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复兴，下启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本质地阐释和运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集中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的《决定》还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民族化、科学化与大众化的三重要求规定出中国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道路与方向。民族化体现了文化和文明融合并本土化落地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要求；科学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般规律的学理和学科要求：大众化则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号召群众、凝聚力量的现实运用，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集中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活跃而多元，其中不乏冲突和对抗。最为典型的即是普世化与民族化、实利主义与科学精神以及精英化与大众化三个层次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性规定使得人们的生活能够行进在正确而有意义的道路上，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实践运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贯彻。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演进层次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洞彻人类历史与人类发展的深刻动力系统，并总结了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研究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重大发现使得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人类文明的演进状态有了深刻地把握。
人类社会的发展若按照从“物”到“史”的结构框架次第而分，可以大致表述为三个层次：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包括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若干次技术革命直至今日全球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都在继代积累并演绎着社会进步的物质动能，谓之生产力的现代化；第二，旧的生产关系历经革命和（或）改革不断被刷新，并且随着全球生产一体化和技术的逐渐同步进程的加剧，生产关系也有强烈的全球化冲动，这为不少人宣扬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提供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因为，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现代化的推动下自然演进的方向就是现代性，谓之生产关系的现代性；第三，一个民族文明和文化在经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或是被消解或是被肯定被重新解释、被传承，被融合发展，这是文明独立性的宣言和反制。谓之文明的衰落或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涉及上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一部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三个层次都涉及，并特别涉及到第三个层次。因此。要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确立并获得终极的学科逻辑性。就不仅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如何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发展各阶段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还必须切实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次的社会发展逻辑上导致了某种全球化，而文明和文化层次的发展则不完全是全球化、普世化的。例如，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去分析，就当代而言，现代化和西方化具有相同的地方；但从文明和文化对于生产发展、社会形态线性发展的强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修正能力方面来看，现代化决不意味着“西方化”这一单向度的发展。毕竟，“西方”之所以为“西方”不是因为其“普世性”，而恰恰是因为其独特性。同样，缺失了对于独特文明研究的向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会是悬在抽象的半空而不能落地；要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华化，即与中国文明融合无二、不分彼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正是马克思主义令当代中国文明获得独特性，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华化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本质要求。这一切都必将在推动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并作为思想武器、意识形态推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帮助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取得革命胜利并为建设与发展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在这一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与中华文明艰难的但卓有成效的融合之旅。
首先，文明的怀疑与重建。中国近代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开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怀疑的态度，对于西方众多社会思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推求比较，以此廓清中华文明的地基并在近现代重构之。这一过程艰难曲折，多次试错，多次反复，历时久远，思想多元。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显露曙光。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中国工人群体在中国近代化生产力发展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两者历史性的结合标志着持续多年的“找”与“送”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其标志性的事件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学者认为在当时，“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i主张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社会；二是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三是抛弃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念。”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作为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的实践主体。两种文明或文化的斗争与交融在共产党人身上也就体现得最为充分。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思想上建党这一新课题并进一步强调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该《决议》明确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思想上建党即是将中西方思想的矛盾、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以获得充分的融合并夯实革命队伍愈挫愈坚的思想基石。1942年2月在运动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是通过共产党人为这个民族重新打上了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和思想融合的理论基础。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化筚路蓝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进步。
第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的确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于“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等表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推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并形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方针。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有其民族形式、国别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无论在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对旧文化的改造经历过激烈、温和和反复等不同阶段，但都是沿着历史建构性的文明融合道路不断向前推进的，决不是简单的用一个“新”东西取代“旧”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兼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规律与各个文明文化的前现代性、传承性、阶段性和融合性等特点。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的一体化进程。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达至独立、完备的大成之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作为旗帜、道路、理论、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从务虚到务实、从理论突破到实践落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标明清晰的、具有排他性的语义力量。制度的配置方式通过制度的边界设定来确保自身的“硬核”与可修定性预设的存在可能性，这是通过凝聚思想的深度来确立划界的广度的切实做法。中国社会主义在当展的高度同时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和文化融合的深度，并且，究其根本而言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度融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进一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论之树长青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善于批判、性地融合各种文明之悠长，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新解读、诠释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明，使得融合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代表生产力方向的当代中国最先进文化。这一伟大进程仍将继续下去，并会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汲取丰富养分。
现代文明定义篇4
关键词：恩格斯;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代意义
关于文明的思想理论是随着人类对文明发展史的认识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关于文明的重要思想主要体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该著作是恩格斯根据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马克思生前对《古代社会》所作摘要和批语所写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体现了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以辩证批判的分析方法从多个层面阐明了文明时论产生的历史缘由及其蕴含的丰富内容。
一、文明时代的历史缘由
在摩尔根之前，人们对史前社会充满了未知和疑问，正如《共产党宣言》说的“社会的史前状态，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但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后，彻底改变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社会的史前状态，填补了人类这方面认识的空白，也成为恩格斯后来关于文明时代相关论述的重要思想来源。比如恩格斯认同摩尔根把人类的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并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前两者分为低中高级三个阶段的分法，并认为前两个时代是向第三个时代过渡的，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到来。
在文章的开始，恩格斯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分期及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两者间的区别和对立，“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他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这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1]（p23-24）可见，尽管恩格斯认同摩尔根“文明时代就是从野蛮时代过渡而来”的观点，但是，他认为摩尔根没能很好地说明野蛮时代是怎样过渡到野蛮时代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
那么，野蛮时代是怎样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呢？在此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发挥主要作用呢？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给我们作出了回答――“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p22）推动文明时代出现和形成的动力主要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恩格斯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1]（p2）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板和木板造船……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p23-24）文明时代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基础上，在后来的三次大分工的催化下，逐步过渡而来。
二、文明时代的丰富内涵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在文明时代脱胎于野蛮时代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力作用。那么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或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相比有哪些显著特征呢？经研究分析和与野蛮时代的比较，恩格斯主要从以下维度进行回答，这使我们能较全面地把握文明时代的丰富思想。
（一）经济层面，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深知经济是文明时代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其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那么人类由原始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也应该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变革上。
首先，这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出现。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最显著的进步就在于生产的发展，人类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恩格斯明确指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p23-24）劳作工具的进步和活动实践的深入使人类从只能获取或增加天然产物发展到能加工天然产物，促使人类从蒙昧时展到野蛮时代并最终过渡到文明时代。恩格斯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p174）这也进一步指出了文明时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而成为现实的，社会分工在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恩格斯没有把生产当作唯一的动力而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他在后来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讲到，“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生产”的作用，要看到“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1]（p177-178）。
再次，私有制的确立。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实行的是土地共有、共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的氏族制度。直到文明时代到来，商业生产中出现了货币资本、商人、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劳动。“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1]（p176）而且，随着阶级社会的建立，不同阶级之间的互相斗争始终贯穿整个社会，比如，在文明时代里，“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1]（p176）尽管三者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是阶级剥削、奴役和对抗，并伴随着文明时代的始终。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要注意的地方也有两点。一是“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之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p63）二是“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p177）可见，恩格斯既肯定和赞扬文明在对抗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又揭露和谴责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矛盾和罪恶。
（二）政治层面，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上层建筑会依据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当日益成熟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逐步代替往日平等的经济关系，人类就会由从原始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国家的产生是文明时代典型的政治特征。在野蛮时代的氏族社会，人们压根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更别提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和为什么需要国家了。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社会分工的催化下，社会必然分裂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或集团即阶级，传统的单凭血缘和宗族关系依存的氏族制度将不复存在，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国家就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当社会发展超出了氏族制度的范围时，仅凭舆论造势的社会力量难以解决正面的阶级利益对抗问题，而只有国家才能“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氏族制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此同时国家横空出世，成为文明时代不可或缺的政治特征。
但是，恩格斯也坚定地语言，阶级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p174）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是大势所趋和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层面，恩格斯很大程度上也认同摩尔根的观点――文化层面的成就是衡量文明时代最准确的标志，文明时代就是人类开化、教化的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一系列教化人类的成就都可被看作是文明时代在文化层面的特征。
首先，文字的使用是衡量文明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恩格斯明确指出，“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且，从恩格斯的时代分期中我们不难看出，仅“拼音文字”就足以说明人类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就说明，在众多文明时代的特征或标志中，“拼音文字”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当然，恩格斯的这一主张直接源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拼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可见，摩尔根和恩格斯都认为，文明时代实际上就是成文史时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在以地区团体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的新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显然，恩格斯以成文史为文化标志来衡量文明时代。
其次，艺术与科学的繁荣。恩格斯曾指出，“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作为艺术的建筑术、装饰的手工艺、绘画的陶器等等已经出现，艺术基本上发展起来。金属加工技术、造船技术、建筑知识、农业栽培技能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经验科学知识的雏形。因此，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p24）
（四）社会层面，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社会生活、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城乡分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
首先，城乡对立的出现。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在恩格斯看来，城乡对立开始于文明时代，是文明“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1]（p176-177）。在文明时代之前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城市和乡村无差别地统一于一起，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仍未发展出城市，人类居住在与自然合一的纯粹的天然环境中。直至文明时代，人类的生存技术已经能建造出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种分工：一种是由居住在城市的人主要从事脑力方面的劳动，如实施管理、提供服务等;另一种是居住在乡村的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如农业耕种、手工业生产等。最终，由此发展出文明时代所固有的城乡对立和劳动分工。
其次，专偶制家庭的形成。“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1]（p58-59）在文中，恩格斯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几种主要婚姻家庭形式，还将其概括如下：“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1]（p73）不可否认，从群婚走向对偶制最终走向专偶制，打破复杂的性关系和血缘维系的家庭关系，逐步实现个体婚制，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这不仅实现了人自身生产方面的进步，还“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但是，这种个体婚制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唯一目的是保持丈夫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因为此时的家庭还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感情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显而易见，这只是对妻子的专偶制而不是对丈夫的专偶制，这种家庭形式仍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三、文明时代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在前文中，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论述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并从中反映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或标志。而在当下，随着我国文明建设实践的不断拓展和关于文明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的论述及其思想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具有借鉴意义。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理论，在整体上可追溯到恩格斯的文明时代思想。恩格斯的文明时代思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曾说过要把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为了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邓小平指出既要抓物质文明，又要抓精神文明，只有将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了以时期，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将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列相提，这也意味着“三个文明”建设的思想已正式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认识程度不断深化，在继任的历届领导人的带领下，其推进的广度也增至到包含“三个文明”在内的“五个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至此，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历程无疑很好地说明了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的论述及其思想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二）现实意义
首先，要坚定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方向。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实践历经曲折。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该何去何从？恩格斯的文明时代思想给予了当时中国正确的旗帜导向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必将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复活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进入共产主义文明时期。即文明时代必将为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所代替。根据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社会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是恩格斯的文明时代思想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赋予我们最深刻的时代启示。实践经验和教训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要坚定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方向。这样能使我国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不至于像无头苍蝇般乱撞，也为在今后面对困难、迎接挑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次，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既创造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却不能共享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恩格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从对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批判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将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结论。这对我国在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目标导向作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当代，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文明实质上就是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更高发展程度的文明。
再次，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创新。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社会向前推进的动力。在恩格斯看来，新机器、新工具、新技术的发明和发现，必将带来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生成新的物质文明要素，影响整个社会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创新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又会引起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如确立新的制度、新的法律等。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的出现都是创新的结果。那么，我国在当代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程中也要重视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
最后，要坚持协调和谐的发展观。根据唯物史观，一个国家的文明整体上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层面，而且各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比如，从决定关系上讲，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必须相应地建立怎样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否则就会制约文明的整体发展。所以要保持文明整体向前进步，就必须保持协调和谐的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程中，具体表现为坚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总之，学习和研究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文明理论的深刻论述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对我们加深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明定义篇5
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以艺术批判为中心。理论家们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艺术作出辩护。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的高度自律性的品格与他们尽力维护艺术的自主性的美学倾向达成了一致;现代艺术的审美选择与他们的美学改造观念相关;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批判功能也正是社会批判理论所期望和需要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人道主义旨趣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文化情绪相融合。法兰克福学派时现代艺术的辩护对当下中国艺术实践及其理论建构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midcult)。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为现代主义艺术进行辩护，对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阐释是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文化和美学问题主要是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特殊研究领域。而其中，阿多尔诺为现代主义作出的辩护最多。“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相当于一种现代主义理论或先锋派主义理论。现代派艺术理念实际上是阿多尔诺的艺术理想。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什么要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或者说，他们推崇现代主义艺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首先，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律性品格，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尽力维护艺术的自主性的美学倾向达成了一致。现代主义艺术从其先行者所开创的由传统引导的艺术模式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一种自律的个人引导的艺术。不仅如此，正因为严格的自律，现代主义艺术同时也与受他人引导的大众艺术以及后现代主义艺术划清了界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尤为强调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在他们看来，现代艺术是一种自律的艺术，现代艺术的自律性本身显示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统治的不调和姿态，而把这种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代艺术也因之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本雅明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文学标准是正确的，它才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可以视之为本雅明对艺术自主与艺术的政治倾向二者之间关系理解的极好的理论注脚。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特质是其审美形式，它是艺术永恒的审美品质。同时，他又认为，艺术的自主性源于美学形式。他通过对形式这一“审美之维”的理论肯定来维护艺术的自主性。他坚决主张:一种真正的反主流艺术必须坚持艺术的自主性，坚持它特有的自主品质;同时，艺术品只有作为自主的作品，它才能在政治上达到目的。在此，他与本雅明的以上认识形成了一致。我们又注意到，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更多地强调的是艺术自律的否定性;而且他还指出，艺术的自主性反映了个人在不自由社会中的不自由。就这样，马尔库塞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论述成为对于否定的、颠覆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辩护;甚至可以认为，它正是对现代主义艺术一个方面特质的解说。《美学理论》是阿多尔诺为现代主义艺术进行辩护的重要著作，他同样宣扬、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在他看来，散布调和、提供慰藉并对社会现状持赞许态度的传统艺术极大地损害了艺术的自主性，它是受动的，艺术只有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不顺应现有的社会常规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艺术，才可能通过其单纯的存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产生一种政治倾向。他批评萨特的“介人”论，而坚持艺术的自律性。他认为萨特的那种理念式的“介入”已经滑到了不顾客体性的地步，它必然地会葬送艺术本身所固有的批判功能。在这里，我们看到，阿多尔诺强调艺术的自主性，更多地是在对艺术与社会二者间关系的阐释中体现出来的。这一运思和考察方式与他一生致力于把哲学、社会学、美学等融为一体的理论努力相协调。
其次，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选择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改造观念相关。现代主义艺术百年的反叛伴随着一个审美选择的历史过程。从一个特定的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是一种不断地选择审美趣味的艺术。当然，其中的审美趣味是通过艺术自身的历史性的被美学改造而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选择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进行美学评判和艺术的美学改造的实践是一种潜在的事实凭借和理论依据。本雅明注意到，随着前工业社会的终止，“经验”已然丧失，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事物或事件不是被经验而是被经历。他以一种‘’同情之了解”阐述普鲁斯特的现代主义艺术创造的意义:普鲁斯特正确地看到传统经验的“无意回忆”与“有意回忆”的完整统一在现时被分裂;现代社会的分散化、原子化状态毁灭了人类经验的完整性，而普鲁斯特则试图以艺术创造的形式努力恢复其完整性。但是，当现实完整性的恢复要以艺术创造的审美选择来加以完成时，它凸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哀。普鲁斯特运用审美的现代主义艺术在那个用“碎片”填补的现实生活中着力追忆曾经触手可感然而现在已经逝去的真实存在，“普鲁斯特的八卷著作表明了他要在现在一代人面前重新树立讲故事的人的形象的意图”。除了普鲁斯特的作品以外，波德莱尔抒情诗歌中的主题也表现了这种经验“内容的整一”的丧失。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及其命运。在这一零散的文化废墟上，人们思考着文化发展的未来。在对波德莱尔作品的意象进行分析和论述之后，本雅明指出，“’诚如在17世纪寓言是辩证法的意象准则”，在19世纪“新奇”却“成了辩证法的意象准则”;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奇”艺术的反对派，反对派抗议这种艺术向市场投降，他们聚集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下”，从这一口号中产生出了艺术作品整体的概念，它的目的是要使艺术同技术的发展脱离开”。这种被零散性占据的然而又力图恢复其整体性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正是本雅明的审美艺术理想，他的重要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的艺术表现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做出这一判断提供论据，其文本创造就是一种有别于普泛的审美趣味的美学改造。在与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比较中，阿多尔诺认识到了现代主义艺术对抗现实而激发人性的第二维度—否定性和批判性—的震惊力量。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进行了新的审美选择，即现代主义艺术以其艺术形式的呈示，同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对现实做出了否定性的批判。他强调，在审美创造中，艺术对现实的否定是借助于否定艺术现有的语汇、语言和结构等形式来实现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选择体现在它拒绝传统和流行中的艺术形式的整体性观念，彻底摧毁传统与流行艺术的和谐、均衡、统一的外部形态，营构出一种变形的、破碎的艺术结构。事实证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完成了他们的现代艺术的审美选择理论在实践领域的扩张。
再次，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批判功能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所期望和需要的: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奠定批判理论基础的是霍克海默。1937年，在《社会研究杂志》上，霍克海默发表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正式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著作所开创的批判传统的继承，但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为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他把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它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是对之进行批判。批判思想的主体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在真正的批判思想里，解释不只意味着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整个社会结构和理论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即主体和思想的作用都发生了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理性认识，揭示其否定的、批判的功能。本雅明指出，反传统的、否定性的现代艺术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社会的冲击和批判。受布莱希特等人的影响，本雅明强调艺术的政治化;而艺术的政治化就是指通过“文学倾向”体现出革命的、批判的文化姿态。阿多尔诺认为，现代艺术最充分地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其《美学理论》认为现代主义艺术自觉地暴露了自己对整体性和自足性的虚幻要求，因而它比坚持虚饰的传统艺术和流行艺术更能够否定现实，甚至比相对否定的哲学还要优越。在他看来，现代艺术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对经验现实和存在的否定。艺术必须形成“对真实世界的否定性认识”，亦即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现代主义艺术通过不断地否定自身而为自己赢得生存，它以‘’社会的反题”的形式获取一种与现实相对而言的确定的位置来实现它的社会批判功能。从其整体思想出发，马尔库塞强调，艺术的批判功能，以及它对解放斗争的贡献，寓于美学形式之中。也就是说，现代艺术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得以确立的关键在于它的审美形式，从而现代艺术美学形式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体现为它构造批判尺度的重要性。
现代文明定义篇6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简称“5.31”讲话）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贯彻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述，正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文明，通常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具体说，政治文明是指每一种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或水平。因为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是具有全局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
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来看，在古代奴隶制、封建制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明，是根据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把奴隶不看作人和把农民看作依附于土地的半自由人的政治理念所设置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人治方法的运用；在近代，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明，是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所设置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治方法的运用，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根据人民是社会主人的政治理念所设置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方法的运用，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点和正确方向
当代民主政治，主要包括政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区别也主要体现这三项制度上。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奠定了党在新
的历史时期的执政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必
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利益。由于当代民主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即执政党与其他政党、政治
团体相互关系的政党制度。这就是说，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必须通过一定的政党制度
来实现，在我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这种政党制度，调动全国
各民族人民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发展。我们决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邓小平语）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
人民当家作主，是指社会主义民主性质和实现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性质，人民是民主的享有者，是政权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
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行使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立的政治制度。民主是指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集中是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组成的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从政权组织原则上看，这样的政治制度
优越于“三权分立”的西方议会制和总统制。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决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和总统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是我们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政权的作用时指出：国家是缓和矛盾冲突的，目的是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国家缓和矛盾冲突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人治的主要特点是，把人民群众只作为管理的对象，不管它是为了统治人民群众，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都属于人治。法治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管理机关及管理者的活动，要根据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这表明，法治与民主是不可分的。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法制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法治同西方国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法治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权利；西方国家的法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因此，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之本、执
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党通过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党通过领导人民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依
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维护人民的权利。这三项制度相互结合，都统
一于党的领导。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更广泛、更深刻、更具体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强调了法制、制度对于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核心就在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根据邓小平理论，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用制度设计安排好，并用规范固定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界定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容，而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增加的“民主政治程序化”，则是指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方法、手段规范化，这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需要。如果只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作规定，而对如何实现民主内容缺乏程序化保障，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很难实现，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比如，中央最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主要内容是围绕如何实现选拔任用好党政领导干部这个目的，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该条例所规定的内容，如“民主推荐”、“考察”、“酝酿”、“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等，都是为了保障如何选拔出优秀党政领导干部的程序规定。没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或者不能严格履行程序，都是不可能选拔任用好优秀党政领导干部的，也不可能解决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容的程序用规范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制度，成为法律，以防止“长官意志”和其它因素对实现民主政治的干扰，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推动我国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称之为物质文明；对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称之为精神文明，并且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两种文明协调发展。但人们对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则没有明确其文明属性，只把这些成果看作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表现。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长足发展，我们在实际上也在不断进行着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大”以后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方略不断得到实践。但这些都未被明确提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江泽民同志“5·31”讲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加速政治发展的含义，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种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首先，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基本结构构成的，其文明结构也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应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体现的内容不同。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化与发展过程，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导。所以，只有这三种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现代文明定义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认识的结果。这一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创新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特征。它对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形成过程
现代化目标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设定得科学合理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目标具有不同的历史界定，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其提法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时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问题上曾认为：中国先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思想：“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确定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直到1954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次表述，自此以后“四化”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然而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只是个雏形。直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至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上我们可以得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它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完成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同时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要“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强调建设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更趋成熟和完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总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形成，体现了我们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理性。
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表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目标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新认识，它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一)鲜明的时代性
在当今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全球经济保持总体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面对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我们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现代文明定义篇8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性行为。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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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定义篇9
人类文明建设应当是全面的。既要物质文明建设，又要精神文明建设，还要政治文明建设。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就是文明建设。通过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方式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构成物质文明；通过改造主观世界，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构成精神文明；通过改造社会，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和进步构成政治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文明的国家”、“现代文明”等，其内涵都包括了政治文明。世界近、现展史也证明人类文明进步的全面性。现代社会包含三项最伟大的文明成果：其一，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的应用为标志，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进而导致了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和全球化，构成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其二，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起点，科学的飞速发展，思想、道德、观念的剧变，以及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巨大成就，构成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其三，通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建立和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需要建设更高形态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也应当是全面的。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才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且，正如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生产力一样，社会主义要建设具有更高形态、更进步的政治文明。然而，社会主义实践中却遭遇了种种挫折。前苏联、东欧由于没有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没能真正找到和遵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有规律，简单化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运作方式，使党和国家政权逐步脱离人民，最终导致悲惨的结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对政治发展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导致政治生活严重被扭曲，人治、专断，法制遭受践踏，公民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等，直至发生了。经过拨乱反正，我们才开始逐步意识到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6页。）1986年，邓小平讲得更明确：“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新世纪要求加快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理论取得三次大的突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确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定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确定了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环节的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三次思想解放，三次理论突破，使我们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之路，并通过实践的努力，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飞跃发展，令世人瞩目。在政治建设领域，虽然认识有所深化，实践也取得一些进展，比如从十二大提出加强法制建设到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法制得到加强；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了政企分开；推行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等，但是同物质文明建设相比，政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未曾召开一次重大的专门性的会议来部署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政治建设中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突破困难，比如，党政关系认识模糊、出现反复，民主选举、民主监督难以真正到位，民主集中制走向集中，依法治国任重道远等。三是政治效率低下，、形式主义盛行，腐败严重等。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都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进入新世纪，西方政治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较量将更加激烈，这也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以应对“西化”的挑战。
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什么是政治文明？回答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人们对“文明”一词用法和理解不甚统一。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使用的“文明的国家”，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讲的“文明时代”是指奴隶制时代。再比如，《辞海》对“文明”一词的解释，一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二是指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因此，要界定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有必要作如下约定：第一，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明，这里只能指现代的政治文明，即现存的最具有进步意义和最具有本质特征的的政治状态和政治成果。第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文明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只能指政治领域人类最高形态的文明成果。第三，要放在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地位来考察政治文明的内涵。物质文明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即经济基础的进步，精神文明表现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进步，那么，政治文明则表现为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体制和机制的进步。基于上述约定，笔者认为现代政治文明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
1.政治民主化，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和最本质的特征。在批判“君权神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思想——人民思想上是近几百年来最具有本质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政治理念。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政治目标和最伟大的成果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在反封建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立宪制、选举制、议会制、政党制、公民参与制等等，无一不是建立在“人民”原则基础之上，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政治权力运作中带有根本性的原则，如制衡原则、程序化、制度化原则等，都是实现民主的基本要求。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为了实现民主，实现更高形态上的民主。目前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无不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需要。
不可否认，从本质上看，有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区别，从理论上看，人民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但也应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而且民主的运行模式较为成熟，而人民民主的运行模式，却有待实践中继续摸索。因此，界定政治文明内涵不应把西方政治民主一概排斥在外。
2.政治法治化。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然而，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不可能直接进行统治，必须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并授权给少数社会精英，通过组织国家政权的形式来实现统治。由此而带来：①委托需有一定的程序（选举是一种最基本的委托程序），而且程序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②为了使国家政权的运行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立法，要求国家政权依法运行。③为了使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不违背人民意志，应通过立法来使权力互相制衡和接受监督。上述三个方面，即权力委托、权力运行、权力制衡和监督都要依法，这就是依法治国。因此，法治源于民主又为民主服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又一重要特征。
3.政治现代化。一般意义上说，民主化、法治化都属于政治现代化，但这里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研究中，颇受人们重视的是亨延顿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全国性、理性化的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即落后的政治权威，对外坚持国家，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权威。二是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即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等，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三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注：［美］亨延顿：《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5-37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施政能力的增强，社会参与作用的提高，即政治效能化。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本质，法治化是民主政治的程序或手段，现代化是民主政治的效率，三者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
确定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目标，首先要考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性和基本成果（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常常被忽视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特有国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最具本质的特征。现代政治离不开政党的参与，但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多党制，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中国特有国情所决定的。
二是坚持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本质要求。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政治文明最本质的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实现更高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还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三是坚持依法治国，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重要的环节。现代政治不仅要求政权的产生和运行要程序化、制度化，并用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来约束，同样，政党的活动也要受到法的制约。
上面三个方面中，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做主是根本，依法治国是保障，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因此，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可以表述为：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当前和今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度、扩大民主完善法制、加强民主监督等等，都要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
其实，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曾作过回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从体制角度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作了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里，十五大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或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三、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突破口：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为了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今后要着重明确和理顺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者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如果是从属关系，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地位和利益高于一切。邓小平曾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也指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还从历史兴衰角度阐述了政权、党权来源于人民，他说：“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必然。”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受人民之托执好政。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的要害，是党的执政权的本源问题。
二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要不要依法？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党的领导取得要依法，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权的运用要依法。如前所述，法治源于民主，是民主的方式或手段。为了使国家政权的运行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立法，要求国家政权依法运行；同样，为了使执政党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也通过立法，要求执政党依法取得领导权、依法行使领导权。前者是依法治国，后者是依法治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其中，既包括权力的取得，也包括权力的运用。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那么，在依法治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其一，党领导立法，即通过立法程序，党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其二，不仅党要带头守法，而且要监督执法。
三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党政（指国家政权）要不要分开，怎样分开。党要领导政，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来体现。但同时又不能以党代政，党政职能要分开。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政权机关都有自己独立的职能和运行方式，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以党代政、包办代替，不仅不可能，而且还会降低权力效率、削弱党的领导。邓小平曾多次讲到要党政分开。“七一”讲话强调党政要各司其职，他说，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在实际中，上述三个关系还未理顺，主要表现：一是人民委托党执政的授权机制和对党监督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二是以党代法、以权代法的事情时有发生；三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情况严重。而且，在这三个关系的矛盾中，党的领导，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党政机构臃肿、权力效率低下，、形式主义盛行，不正之风蔓延、腐败严重等都根源于此。因此，在新世纪要加快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效率的党执政的路子，并以此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1.要构建和疏通人民授予党执政权的授权路径。在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党执政必须经过人民授权，以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总统制国家由政党推出总统候选人，通过竞选总统而执政，议会制国家通过议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执政或联合执政。西方政党政治的这种形式，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优点也很明显：一是执政党通过授权而执政，既体现人民原则，也体现法理精神。二是执政党的行为始终处于选民的监督当中，避免了执政党特权的形成。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实行，这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面向21世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既不能仅仅以理论来说明，也不能由党自己来确定，而是应该通过人民的授权。因为，①过去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人民的选择；②通过授权符合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以及符合法理精神，也是政治上同世界接轨的需要；③通过授权，党可以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避免特权的出现；④通过授权，不仅不会削弱和威胁党的领导地位，相反，是党保持更为长久的执政地位，经受更长历史考验的需要。
在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如何通过授权，建立可行的授权机制，使党的领导符合法理要求，这既是政党理论和实践，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作出回答和积极探索的难题，还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我国而言，授权的路径可以是：
①选民——县乡人大代表——上一级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即通过人大选举，选出全国人大，由人大制定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执政地位。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可由人大制定“政党法”，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与派的合作关系。
②选民——党员人大代表——党员人大常委——人大党组。即共产党党员以其先进性，通过人大选举，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并组成党组，党组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③选民——基层党代会代表——上一级党代会代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即选民（包括党员选民和非党员选民）选出基层党代表，再通过层层往上选，选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新晨
④普通党员群众——党的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即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及其负责人的产生，既要通过党员大会的选举，又要让普通群众参与。最近，杭州萧山在农村发动党外群众民主推荐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候选人的做法，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2.要完善党接受人民监督的监督机制。对执政党的监督分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但党外监督，即党接受人民的监督更为重要。人民对全党和对各级党组织的监督的重点是干部任用、党员发展、重大决策等。监督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以下几个制度：①列席会议制度。任何一级党组织召开任何重大决策会议（军事、外交等有保密要求的除外），都应有相当数量的非党人士和新闻记者列席会议，以便于决策公开、接受监督。战争和革命年代沿用至今的党委会议保密制度，已不适应建设年代、法制社会以及公开透明、权力制衡的政治文明进步潮流。②公示制度。发展党员、任用干部都要通过公示。现行的公示方式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③民主测评制度。多数人认为不先进的党员要除名，多数人认为不称职的干部降级或免职。④党务公开制度。同政务公开一样，党务也应公开。
3.要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执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关系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体内运行，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内的党组织或党员来实施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二是居高临下，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之上，直接对国家政权发号施令。三是简单取代，执政党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第一种执政方式最符合民主的原则，能够获得类似韦伯所言的“法理型权威”。目前，我国党政关系中后二种情况都存在。专家指出，党政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因此，理顺党政关系，就是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为主，而不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为了理顺关系，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需要进一步制定出比较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制度，其中，建立和完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组织结构非常重要。
4.要进一步理顺党与法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党。党的活动、党的执政权的运行，仅仅依靠来规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依法。因为没有通过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来规范党的权力的运行，权力就会演变成一种特权，权力就会脱离人民。坚持依法治党，重点应在三个层面：一是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要依法授予，二是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更替要依法，三是党的各级组织的执政活动要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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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定义篇10
【关键词】政治文明党员干部思想素质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地由蒙昧走向进步,是人类在政治生活问题上思想意识的发展与进一步的自觉,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成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政治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现代的政治文明区别于专制社会的政治统治,它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现代的政治文明要求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理论素养、道德水平、服务意识和更高效能的执政能力。在当代中国,党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者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强调一手抓依法治国建设,一手抓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强调以德治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两块基石,而人民当家作主更从根本上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述
政治文明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政治文明是人类围绕公共权力而进行的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和开明状态,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范畴,是由多层次、多要素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阶级性。政治文明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政治文明伴随着政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形态的政治都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政治,其政治文明所体现和维护的都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政治文明产生以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比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显著差别。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二是民族性。任何一种政治文明必然受制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社会结构等因素,受到特定民族和民族特征的影响,带有民族的鲜明特色。一旦形成就有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和相对固定的规范程式,具有独特性和世代传承的特点。可以说,不同的民族都会有不同特色的政治文明。而正是这不同特色的政治文明,却为不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形式。三是动态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逐步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文明也必然要向前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依次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种形态,相应地出现四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每种形态的政治文明都是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前三种政治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质没由发生改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出现了质的飞跃,使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政治文明总是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征。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文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是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基本方略的政治文明。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的领导是决定性因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实践证明,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总体上是有效的。中国共产党拥有最为广泛的代表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特征。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让人民享受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自由,就是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遵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样就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着重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历史使命,以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正确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新使命、新形势、新要求下进一步提高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总体思想的指导下要进一步从思想意识和实践工作中明确职责使命,克服当前在实践工作中过分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政治建设的思想倾向。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只要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一主线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这种认识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正是过分强调经济建设,才使我们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针对这个问题,同志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此,我们不能因经济建设而忽视或者掩盖政治建设,尤其是新形势下的政治文明建设。新形势下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因此,党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本领。只有如此,我们的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统一。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质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是时代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低迷的时期,国际和国内的敌对分子从未放弃对我党采取多种形式的分裂与演变,可以说我们的国情和党情尚不乐观。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立足长远,一方面紧跟时代的步伐,注重学习和提高,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勤于学习,加强自身理论素养建设,提高执政素质,从而抵御各方面的侵蚀与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国内,立足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基层工作能力。我们要在全党内部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加强党员执政能力教育,使文明执政、依法执政的观念深入人心,要把党员干部自身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党性原则紧密联系,从党性原则上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水平,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提高服务意识。从基层工作方面来讲,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节约执政成本,对科学合理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广大基层党员同志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将更多地表现在处理干群关系的问题上,可以增强干群之间的感情,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普遍支持,从而能够有效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质可以有效地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中存在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