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1
关键词：农业专业合作社;融资;供求衔接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形式和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载体，具有天然的内部资金互助特性，外部金融支持也与企业等其他经济主体具有本质的区别，如何实现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的有效对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是当前应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需求特征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近年来各地农民自发组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从注册情况看，分为没有参加各类注册、参加工商部门注册但注册形式为非法人形式和参与工商部门注册且注册形式的法人的三种形式，其中没有参加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占比最高。但不管那种注册形式，与传统企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之间具有天然的信用互助职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需要外部融资给予适度支持，缓解其融资难现状。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高度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综合性合作社演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内源融资约束，但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高度异质性。从社员之间博弈关系看，异质性导致大部分社员没有向合作社投资的激励，仅愿意投入少量资本，获取成员资格，得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结果导致资金互助囿于有限的农户资金规模、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金融专业知识，甚至社员之间互不信任、生产周期的同质性而不愿加大资金互助，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内部信用互助规模。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范围动态性。信息是交易双方必备的重要条件之一，交易双方如彼此了解掌握对方生产经营信息，供给需求双方可以在这个信息基础之上做到彼此匹配，有效地完成交易，实现共赢。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组成形式看，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通过同质性生产合作，双方所面临的是长期的、发生在各个方面的重复博弈，社员之间的经营能力、人品道德、历史行为及口径等软信息相互间是透明的，从而降低合作社社员间信用互助风险。近年来，随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其社员范围呈现扩大化、分布广等趋势，社员“地域依附性”下降，信用合作信息优势降低。
（四）社员产品流与资金流流动要依托农民合作社平台。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情况看，经营领域涉及种植、养殖、林业、植保等农村各个产业，业务活动内容涉及农资供应、农技推广、土肥植保等各个环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降低农民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规模化、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提高合作社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大部分合作社社员一般实行产品和资金委托合作社进行运行的方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具有产业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统一，这就为信用互助和外部融资的对接提供了较高的风险保障，同金融机构对单个社员贷款相比，不但信息透明度较高，而且有资金流作为保障，融资风险大大降低。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供给现况与存在问题
在将单户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向专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过渡的过程中，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上升。因此，为了能够保证合作社的正常运营，必需寻求稳定的资本来源，但是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高度稀缺，大部分小农均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
（一）内源融资先天缺失
内源融资方面，大部分社员没有向合作社投资的激励，仅愿意投入少量资本，获取成员资格以及投票、异议、退出等权利，结果导致合作社资产严重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从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组成情况看，绝大多数能符合这一要求，保证了农民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阶段农民整体经济实力不高，也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绝大多数成员的实际投入水平偏低，大大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的筹措。以同心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整体出资额最少的只有0.5万元，最多的达200万元，平均出资额为45.55万元。其中，有32%的合作社出资额不足10万元;而出资额超过100万元的，仅占16%。具体到人均出资额来看，平均为4129元，最少的仅几十元。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发展成员，只要出资几元到几十元就可加入合作社，有的合作社甚至不出资也可以成为成员，这无疑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的筹措雪上加霜。
（二）金融供给面临多重制约
1、机构约束。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中仅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用服务，而在农业银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中，对实体性合作社按照农村小企业贷款政策执行，对服务型合作社按照农户小额或大额贷款政策执行，实质上也是将合作社排除在外，没有将其作为一级法人机构看待。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受资金、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限制，主要业务以农户贷款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为主，没有能力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2、方式制约。从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小额农贷模式，即借鉴小额农贷模式形成合作社农林畜牧等伞形产品体系，以合作社社员为对象，对其进行动态授信，贷款利率执行小额农贷利率。二是合作社发起人贷款，融资规模严重依赖于这部分“合作社发起人”的资金实力，农村金融机构要么不给合作社放款，要么仅向这部分具有资金实力的合作社发起人放贷。三是企业贷款模式，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程序完全按企业贷款模式进行。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中真正意义的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政策还未制定，从而增加了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风险的难度和面临风险的评价，降低了其获得贷款的可能。
3、风险成本约束。首先，合作社以农业为经营对象，农业的投资回收周期长，受自然和市场不确定性影响风险高。其次，合作社缺少足够的有效抵押或质押品，而且难以找到愿意为合作社贷款提供担保的组织或个人，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高使得其惜贷和慎贷。再次，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分散的农户信用信息采集、筛选、评级并转化为金融信用的载体的成本高，成为银社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根源。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模式使其更青睐于农村的优质大户，很少主动深入合作社，导致银社信息不对称问题未得到解决。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金融即期对接模式与中长期制度设计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情况看，信用互助缺陷加大了对外融资需求的依赖，而农村金融体系产品与信贷政策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现有正规金融对接存在问题，因而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需要实现与银行的有效对接。
（一）金融机构功能衍进：即期融资对接模式
1、打包授信模式。根据合作社社员生产相对趋同、区域相对集中的特点，设计相应的银行贷款支持模式，这种模式是以集合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为贷款对象，统称之为打包授信。这种模式的关键是选择发起人经营管理水平较高、银行高度认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银行授信管理平台和社员融资服务中心，由发起人确定授信社员组成，由符合条件的社员组成授信组合体，由金融机构对组合体进行授信，取得金融机构贷款后，由合作社作为运转资金在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使用，必要时通过抵押等措施进行增信。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信息的对称性和内部信用筛选机构，降低贷款风险，解决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交股金而无法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现状。可以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社员不同数量、不同期限的短期融资需求。
2、“合作产业链”信贷模式。从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看，以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合作产业链拓展了农村地区的有效信贷需求，与传统农户相比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产业链融资模式对于处于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其最主要的抵押是其经营的农产品，银行在对产业链相关的资金流、物流有效监控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链融资的方式对合作社进行贷款，由上游企业根据其与合作社之间的供货合约制定相应的贷款额度并控制贷款风险，产业链融资使得合作社的动产农产品具有可抵押的特征。抓住“供应链”这一核心，跟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资流、现金流，既提高了业务效率，又降低了信贷风险。
3、委托贷款合作模式。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外部融资形式看，虽然内部信用互助规模小，处于自发、探索与模仿阶段，相对外部金融支持，具有自身的地缘、人缘、亲缘，具有甄别中小贷款者资信状况的信息优势。因此，可以设计一种正规金融向农民专业合作社购买信息的合作模式，即正规金融委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的合作模式，正规金融提供资金，委托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据其确定的贷款要求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和协助收回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在帮助正规金融实现一定贷款收回率的前提下，收取一定比例的咨询费和管理费。通过融入合作社，可以发展内部融资互助方式取得支持，对银行而言，通过委托贷款，可以批量发展客户群，省时省力地发掘新的信贷市场机会。
4、转贷款合作模式。与委托贷款模式中正规金融全部承担贷款风险不同，在转贷款合作模式中，正规金融把贷款风险转嫁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规金融以优惠利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再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选择贷款对象进行放贷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以自有资产作为抵押担保以取得正规金融的优惠利率贷款。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了对中小贷款者的全部风险，在转贷款合作模式中，正规金融扩展了信贷渠道，降低了客户集中度，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正规金融取得优惠利率贷款解决了自有信贷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中长期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制度选择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非正规金融能充分利用地缘性的信息优势，通过互相监督，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比银行更好地解决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缺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提高服务社员的水平和意识，提高社员的综合比较收益，以此换取社员入股资金或闲置资金存入合作社，增加互助资金来源，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合作，发展内生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融资需求的，在充分发挥“内部功能”条件下解决“内部失灵”的内生性融资。二是要在创新商业性金融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于农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政策性或准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外融资既能解决“市场失灵”，又能及时摄取“外部资源”，有效化解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特有的金融梗阻，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优势，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与资金合作体系的良性循环。
四、相关建议
优化政策环境机制。加大政策激励力度，提高发展能力和潜力，建立起长期、完善的扶持政策体系，包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起步、生存、成长全过程的扶持策略，充分发挥其生产合作融合信用合作的比较优势。
完善法律环境机制。建议以明确具体的以法律等形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位给予确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改进经济环境机制。一是加大对合作社的财政补贴，通过给予专业合作社一定的优惠政策，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二是建立农村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提供贷款担保。三是要加强对信用互助功能的正确引导，继续把生产合作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基础，提高信用合作的稳定性。
建立合作引导机制。搭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和正规金融支持之间的联运平台，加强对合作社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合作社信用互助服务水平和能力，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合理控制发展规模与合作半径，降低信息积累成本和信用互助资金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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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theConnectionofFinancingSupplyandDemandofagriculturalSpecializedCooperatives
wanGShixiang
（wuzhongmunicipalSub-branchpBC，wuzhongningxia751100）
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2
关键词:担保融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创新
abstract:onaccountoftheplightofprofessionalcultivationandfarmers’securedfinancing,aswellasbreachofcontractonhighrat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ShandongBluemountainGroupadoptsthewayofprovidingmortgagecredit,notonlyeasingthefinancingplightofprofessionalcultivationcooperativesandfarmers,butalsocontrollingtheproductionandsaleeffectively,stabilizingtheentiresystemof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todevelopenduringly,steadilyandhealthilyanditachievesatotalbenefitofallparties.
Keywords:securedfinancing,leadingenterprises,farmers’professionalcooperatives,product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7-0043-05
一、引言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基本延用了“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合作共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系统状态。一般而言,龙头公司提供生产技术和产品销售市场,基地(生产合作社)负责组织、安排农户分散生产。但这一理想状态的延续,需要通过合理的利益或价格调节机制,来确保龙头公司、基地(生产合作社)和农户在合作中获得应有的收益。但实际上,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十分频繁、剧烈,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订单农业”各参与方的利益。当市场价格低于订单价格时,基地(生产合作社)和农户会执行订单,把产品出售给龙头公司,市场风险就由龙头公司独家承担,此时可能会发生龙头公司私自降低产品收购价格甚至毁约等违约行为。但当市场价格高于订单价格时,情况则恰恰相反,基地(生产合作社)、农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采取各种方式拒绝执行订单合同,直接向市场或龙头公司的竞争对手出售产品。在产品价格因素之外,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同样也会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但这些因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所引发的双向违约行为,都直接影响到“订单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相对而言,龙头公司一旦违约,不仅对整个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龙头公司也可能会因此陷入绝境,其违约成本或者代价要高于基地(生产合作社)、农户。因此,“订单农业”的违约现象一般不会在大型龙头公司身上发生,更多的是发生在基地(生产合作社)和农户的环节。对此,在整个合作环节占有主导地位的龙头公司,往往通过“高进高出”的方式增加对下游各合作环节的控制。比如,山东省庆云县的部级龙头企业――中澳集团,就采取了一种对鸭农高价出售鸭苗、然后在高价回收产品的策略,以防止鸭农私自向中澳集团以外的市场出售成品鸭的问题(山东省金融学会课题组,2010)。滨州市六合饲料公司则采用商业化担保、定点采购农资和资金封闭运作的方式,确保对整个养殖产业链条的控制(李庆胜,郑方敬,2008)。可见,在价格或利益调节机制之外,合理的控制措施,同样有助于“订单农业”的执行效率。山东省蓝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蓝山集团”)则采取了“担保渗透”的策略,通过对缺乏信用担保的生产合作社和农户提供担保和融资便利,要求生产合作社以资产反向抵押和农民销售产品为前提,一举较好解决了困扰整个产业链条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
二、蓝山集团“担保渗透”的基本起因及其操作流程
蓝山集团是一家集油料、饲料、肉类加工与种畜养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9年末,公司总资产达163415万元,下辖34个养殖专业合作社,累计带动2.52万专业养殖户,肉鸡养殖规模达到2250万只。蓝山集团是“公司+农户”模式经营较为成功的企业之一,已被多家商业银行授予三“a”级企业。2007年以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集团对原材料特别是对肉鸡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企业生产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大难题:
难题之一是养殖资金缺口大、成本高。随蓝山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张,养殖专业合作社、专业农户数量不断增加,其融资需求也快速增加。以高唐县养鸡类专业合作社为例,2007年末,3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共需资金1.46亿元,社均540.74万元,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到资金9700万元,资金缺口4900万元,资金需求满足率仅为66.43%。尽管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大量政策,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但由于农业弱势禀性以及农户信用资源少且分散的特点,农村信用社从风险管理角度对农户放贷仍然持谨慎态度。在资金问题之外,融资成本也居高不下。由于养殖专业合作社、专业农户均在农村信用社贷款,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利率上浮50%以上,2007年加权平均利率高达12.81%,如果再把入股农户使用资金时缴纳的保证金计算在内,其融资成本更高。在当前养殖业一次性投入明显增加时,融资成本已经超过许多农户的承受极限,影响了农户养殖的积极性。
难题之二是蓝山集团的货源得不到保障。蓝山集团规模的扩张,对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以至于蓝山集团在整个产业链条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最大的问题是,农户违约现象越来越常态化。鉴于蓝山集团与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合同存在一些漏洞,公司与农户之间契约约束力较弱。这其间,肉鸡市场价格不断攀升,旗下农户的趋利行为导致农户单方违约现象明显增加。2008年集团与农户契约的履约率由2007年的45.1%下降为37.4%。为此,蓝山集团对合同条款进行了多次调整,比如,鸡苗、饲料和肉鸡收购价格改为浮动制,按月调整,鸡苗、成品鸡参考全国农业产业化总商会公布的当月价格,前者就低不就高,后者为平均值;饲料价格取当地物价局公布的同类饲料月初与月末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对价格调整情况以及调整依据每月公布;同时有偿服务为无偿服务,在防疫方面仅收取成本费,在技术推广方面免费进行人员培训等。但这些合同订单上的内容修订,并没有完全阻止农户违约的问题,从运行效果看并不理想,履约率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
在上述两大难题的共同困扰之下,蓝山集团发展乃至生存都面临着很大的冲击和考验。在2007年6月-2008年4月间,肉鸡市场价格不断上升,毛鸡由最初的3.95元/斤上升至5.8元/斤,而同期执行的合同价格为4.1元/斤,市场价格最高时高出合同价格1.7元/斤。虽然蓝山集团不断上调收购价格,但始终落后于市场,因此合同农户出现了大范围的违约现象。2008年1-3月份的平均契约履行率仅为23.1%,尽管旗下农户因违约支付32.7万元的违约金,但明显高于合同价格的市场行情诱使农户违约现象进一步增加。当年合同的平均履约率较2007年下降了7.7个百分点,蓝山集团因此仅完成了全年订单的6成左右,不仅支付了高达65万元的违约金,而且较2007年减少利润1100万元。
困境之下,蓝山集团意识到,当下自己最需要的,是谋求稳定的货源;而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农户最缺少的,则是融资及其信用担保。2007年初,为解决养殖农户融资难问题,起初有关部门提出由县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然而,担保公司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不合理为由,拒绝为其提供担保;其后农村信用社采取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信和五户联保等方式,但因贷款手续繁琐和额度较小,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一般来说,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存在较大的互补优势:专业合作社有产品自主生产和供给的便利,但具有融资及其信用担保劣势;龙头公司拥有原材料供应、市场销售、技术和网络资源等比较优势,而在货源及产品价格波动中处于被动或不利地位。显然,龙头企业与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合作动力和利益渗透机制。对此,蓝山集团清醒地看到,自己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为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提供信用担保,并以此为契机,找到兼容点,把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稳定在蓝山集团旗下,确保有一个稳定而且不断增长的货源,进而确保整个产业链条就此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基于这种考虑,2008年上半年,蓝山集团、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入股农户、农村信用社四方就担保成本、贷款成本、贷款方式、销售折让四方面的问题进行反复协商,并达成共识:(1)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按蓝山集团的贷款利率(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实行“随贷随用、余额管理”的贷款方式,蓝山集团的担保总额以该企业在农村信用社总的授信额度为上限;(2)龙头企业免收担保费;(3)农民专业合作社确保以低于市场价2%的价格优先提供肉鸡,如果全年销售收入超过1.5亿元,则销售折让降为1%;(4)联合社及入股会员以全部资产抵押给蓝山集团,并出具有效抵押合同。
2008年9月,蓝山集团与当地农村信用联合推出的信用担保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在当地农业局等主管部门的协调下,2008年12月18日,34家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员重新入股组建新的法人联合社,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设立理事会等管理机构,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产生了新的法人代表。原专业合作社均设成分社,不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仍然相应设立管理人员;其次,蓝山集团与联合社重新签订担保、购销协议并与农村信用社达成全面融资合作意向。
由蓝山集团所主导的融资担保模式大致有如下流程:第一步,相关部门对蓝山集团进行资产评估,由联合社人员将评估结果录入信用档案,并在每年评估后及时更新,通过网络技术实现与农村信用社及蓝山集团的数据共享。蓝山集团按资产评估价值的70%向额度农村信用社提供贷款担保,期限为一年,第二年按抵押合同同步更新。第二步,专业合作社各分社根据入股会员的贷款申请,经过初审(依据资产、信用状况等),再经过分社入股农户表决后,确定每户最终申请贷款额度,汇集后向联合社提出贷款申请,联合社汇集后向农信社提交贷款申请,同时出具经公证处公证的资产抵押合同,期限为一年,次年按评估价值更新。第三步,农村信用社审批后发放贷款,贷款拨至联合社账户。联合社根据分社的贷款申请将资金分配到每个分社。分社根据入股会员的申请,规定10万元以上的必须有5名入股会员连带担保,10万元以下的由3名入股会员连带担保,签订连带保证合同后分配资金。第四步,贷款到期后,联合社及时将分社的还款资金存入信用社的专用账户,农村信用社根据资金余额情况计收利息。每还款年度前10日,联合社发出贷款还款通知,到期后归还农村信用社。
到2009年末,蓝山集团为其养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提供了总额为4300万元的担保,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2650万元,支持联合社入股会员297人,人均贷款8.9万元,当年实现年经营收入11378.07万元,虽然同比少获得利润227万元,但由于贷款利率的优惠以及担保费用的节约,仍然多收入31万元。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户均增收2424元,人均增收441元,比当地非成员多增263元。蓝山集团2009年合同完成情况良好,肉鸡的销售量较上年增长21.7%。而且,在蓝山集团与养鸡专业合作社合作成功后,不仅吸引了大量养殖户加入,壮大了养鸡联合社的实力,而且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加入,主动要求与蓝山集团进行合作。
三、蓝山集团信用担保渗透的合理性分析
产业化龙头企业之所以愿意提供担保,而众多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又愿意联合,主要是博弈双方为实现各自利益的博弈中,选择了既满足对方要求又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策略,从而达成合作均衡的结果。
(一)龙头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具有比较优势
在“公司+农户”格局下,龙头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具有以下比较优势:一是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都是市场激烈竞争的佼佼者,积累和拥有相对雄厚的市场运作经验和经济财富,自身资产充足,信用资源丰富,而且与农村专业合作社是利益关联体,理应成为信用担保的理想供给者。蓝山集团是一家综合性的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资产超过16亿元,是当地金融机构支持的重点对象,其协作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为11.7亿元,完全有能力为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农户提供信用担保。二是较强的控制能力和信息对称的比较优势。龙头企业与农户在是同一产业链条上互为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和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双方是一种标准意义上的契约式共生关系,合作共赢是双方一致的理性选择,因此双方具备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龙头企业借助清晰的契约条款与农户耦合在一起,农户从生产到销售都执行公司所提供的标准化技术,龙头企业对农户一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而,由其所提供的信用担保可以视作无风险或低风险的。
(二)蓝山集团的信用担保渗透具有稳定作用
蓝山模式表明,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激励,通过信用担保渗透,采取联合增信、强化风险控制等措施,将农业合作社、龙头公司和农村信用社三方有机结合,打通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之间的障碍,在稳定资金供应、稳定货源供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
(1)促进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发放,满足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及入股农户的融资需求。目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工商企业,其特殊法人地位的有效性受到质疑,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被金融部门边缘化,而且也被担保组织边缘化,这也正是有关部门协调,由县财政出资的担保公司为蓝山集团旗下的专业合作社担保却遭到拒绝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民专业合组织多采取租赁他人场地经营的方式,其固定资产有较强的专业属性,流动资产也多是生物活体物质,不仅银行难以识别其价值,而且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不足以成为银行认定抵押物品。因此,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抵押进行融资难以实现。农村专业合作社虽然可以通过联保等方式向信用社申请融资,但这种模式融资额度较小,并不足以解决农户生产中资金缺口问题。因此农村专业合作社要想得到足够的融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担保等手段借用其它信用资源,达到农村信用社要求的风险控制与效益增长的双重要求。本案例中农村信用社通过这一模式充分运用了闲置资金,并获得了风险可控的利息收入。由于龙头企业的担保参与而不需要进行风险甄别,从而大幅降低了贷款成本,也为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入股农户带来了供应充分、价格低廉的信贷资金。
(2)蓝山集团信用担保条款中资产反向抵押,意在谋求产业控制。龙头企业旗下的专业合作社众多、分散,企业为其分别提供担保不仅管理难度大,而且成本较高,龙头企业担保介入,客观上要求专业合作社进行联合,成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便统一管理。这正是蓝山集团要求旗下的34家专业合作社组成联合社的主要原因。同时,专业合作社联合后,将单个农户的经营风险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将专业农户个体的风险转化为集体的风险,不仅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而且道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通过抵押、担保的信用传递,实现了农业产品的可抵押。本案例中,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以自身的资产和产品向龙头企业进行抵押,再通过龙头企业向银行的担保途径,实质上是通过经济体中信用传递的方式,使银行认为不可抵押的资产成为可抵押资产,实现了养殖农户可抵押资产多元化的创新。
(三)信用担保渗透后的合作共赢机制
农村信用社、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作为博弈三方之所以能达成“联合+担保”的融资结果,主要是博弈三方在策略的选择,不仅实现了利益共享,而且使各自的利益关系深度渗透,成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案例中,农村信用社为确保资产质量安全,选择的策略是:以抵押充分的蓝山集团提供担保,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行利率优惠(基准利率上浮30%,以往联保或抵押贷款利率一般是上浮50%以上)和简化贷款手续(实行“随贷随用、余额管理”的贷款方式)。这一策略的采用,不仅农村信用社资产安全得以保证,而且贷款管理成本明显下降,经营收益得以最大化实现。蓝山集团为确保原材料来源充足,选择的策略是: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免费提供担保,但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联合,并以低于市场价2%的价格优先提供肉鸡,如果全年销售收入超过1.5亿元,则销售折让降为1%;而作为承贷对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户)为获得融资需求,选择按要求联合并将资产抵押给蓝山集团,严格按合同约定价格优先为蓝山集团提供原材料。上述蓝山集团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合作条件,表面看有失公平,但实质上,这些合作条件不仅确保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和增加,而且因利益关系深度渗透使双方利益关系更加稳固。以2007年为例,当年34家养殖协会的销售收入为8100万元,虽然按2%的折让比市场收益减少162万元,但通过集团担保所获得的优惠利率使融资成本也同时下降126万元,而且不用缴纳理应承担的122万元担保费,总体计算,相当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年套利86万元。龙头企业虽然不收取担保费,但低价收购原材料节约成本162万元,足以抵消担保费用。因此,三方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各方所选择策略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确保对方的利益实现,使博弈各方不仅利益共享,而且深度渗透,从而达成合作均衡的结果。
但是,蓝山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专业合作社虽然具有信息对称度高和产生基础好的特点,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或农户具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并有硬性合同条款限制的基础之上。蓝山集团与旗下的专业合作社虽然利益共享,但合作条款中所设定的违约成本较低,不足以起到对违约方的惩戒作用。在个人趋利行为下,一旦有局外交易利润大幅超过局内交易利润时,交易一方便极有可能违反合同条款进行局外交易。其次,由于农村信用社是一次性针对联合社发放贷款,其它如贷款分发、跟踪管理、还本付息的结算等复杂而且重要的工作均转嫁给农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不仅提高了联合社的工作难度,而且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明显提高。在目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人员普遍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贷款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第三,由于联合社的信用管理系统与农村信用社的农户评定系统不存在任何联系,而且联合社贷款并不显示贷款的最终使用者信息,因此入股农户可以向专业合作社提出贷款申请,也可以按个体农户的身份直接向农村信用社提出贷款申请,可能形成农户重复贷款的问题,在资产有限的条件下,一旦出现风险将出现贷款的双重损失。因此蓝山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四、简要结论及建议
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的信用担保渗透具有多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当前破解农业产业化链条除价格机制之外,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蓝山案例表明,龙头企业依托其资源优势,通过对旗下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入股农户提供贷款信用担保,使农村信用社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提升融资激励,增进规模效益。既缓解了养殖专业合作和农户的融资困境问题,又借此实现了对其生产和产品销售市场的有效控制,确保了整个农业产业化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了各方共赢,这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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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3
关键词:土地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引言
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土地流转形式的产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用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不需要改变当前土地承包政策,却可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并可将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
土地流转后,农民仍然和土地产出捆绑在一起,不仅保证了企业利益,而且也保证了农民利益。这种模式相对于合作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规模小、产品单一、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收益低、增收慢等问题,可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发展,最终促进农民增收。
二、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以农村土地入股的方式,促使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有机结合,不失为一项有益的尝试。不仅丰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形式,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成为可能,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一)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实现了特色产业的规模经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围绕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通过土地入股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业资源的效益和作用。农村承包土地由于受质量等级限制,“条块田”现象普遍,极大程度上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发展及土地集约经营。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形式把组民“条块田”集中起来,连片发展设施蔬菜,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生产条件得到改善,通过技能培训使农民素质普遍提高,通过规模经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产品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提高,有利于实现蔬菜产业的规模经济。
(二)创新了土地经营模式,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民以土地折资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在不改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的基础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目标。通过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生产,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大大降低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生产,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衔接,是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张家沟村二组,地处秦岭脚下渭河南岸,土地肥沃,日照充足,无工业污染,种植蔬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组53户,220口人,耕地300亩。该区将全组53户组民一家一户零散的108亩土地进行整合,成立了张家沟蔬菜专业合作社,集中连片发展设施蔬菜,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成为该区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充分保障了成员的合法权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利益的共同体,一切以农民的共同利益为基点,既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有序进入市场的领头羊,也是维护和代表农民利益的重要社团,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愿方式把农户组织起来,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缺乏利益代言人的局面,更好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禄丰县碧城镇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了《禄丰县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烟叶生产技术规程》,根据章程规定,合作社与社员在生产经营中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在烟叶种植上的收益包括烟叶销售收入和上级政策性补助。支出有:土地折资股本、生产资料投入、机械作业费、劳务费等。分配方案是:专业合作社从经营利润中提取5%的公积金和5%的公益金,其余90%的收入以按股(土地折资)分红的形式分配给合作社社员。据测算:该合作社社员通过土地入股,仅烤烟一项每亩可获得收益1130.90元,其中土地股金收益每亩平均725元;按每亩经营利润451元的90%分红为405.90元。还不包括社员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所得每天30元左右的劳务费收入。按每亩用工17.3个,每个工30元来计算,每亩劳务费为519元。三项合计,社员每亩收益为1649.90元。专业合作社的收益按每亩经营收益的10%提取,为每亩45.10元。
(四)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在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农民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逐渐实现农产品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禄丰县碧城镇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在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方面的有益探索,有利于提高各种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专业合作社制定了《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烟叶种植管理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农户以自愿的方式将土地折资入股,由西河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烟叶生产经营。这种农业专业化生产方式,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专业技能和水平,从而实现土地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三、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破产债务清偿时,存在债务悬空的风险
合作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对外以合作社的所有财产独立承担责任,各入股的承包人并不承担连带责任。合作社解散的,入股的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人,但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旦合作社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进入破产程序的。
第一,破产财产。土地入股的性质为“出资”,破产财产自然包括已经入股的“土地”。既然属于破产财产,债权人当然可就其实现债权,由法院拍卖剩余入股期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同等条件下,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优先权。
第二,入股的土地并不当然退回给原承包人,理由如下:一是退回给原承包人,不符合破产法原理和规定。二是“入股”后的土地属于合作社,独立于原承包户的其他自有财产。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如果入股的土地在企业破产后还要退还给原承包人的话,对于债权人(合作社的相对人)保护而言非常不利,必然会打击到其他主体与合作社之间从事经营或交易等活动的信心,从而会使合作社无法存继,最终受害的还是原承包人,而且影响“入股”这种流转方式的运行。
(二)现实运营方面,存在农民失地的风险
以土地“入股”在实际操作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适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可能失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部分农户害怕丧失土地而对以土地入股犹豫不决,一旦合作社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进入破产程序时,农民将丧失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生活陷入困境。这种现象如果大面积出现,势必影响到农村的稳定。
(三)法律层面,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农村土地入股设立合作社存在一定法律障碍
一是股东人数问题。一个村的村民往往成百上千,容易突破有限公司股东50人的法定上限。二是出资过户的问题,《公司法》规定了“先过户再登记”的设立原则,但未经过核准登记的拟设公司尚不具有主体资格,股东在公司设立前无法获得将作为出资的物权登记到拟设立公司名下的相关权属证书。三是股东退股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作为出资,则不能随意退回。
四、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施策略
农村土地入股是一件复杂而敏感的事情,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在整个试点工作中,应本着“农民自愿、政策引导,项目支撑、能人引领,部门联动、政府统筹,市场运作、规范推进”的原则,通过采取尽可能完善的登记技术处理,消除法律障碍,降低入股风险,控制土地用途,保障农民利益,趋利避害,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可控制地开展。
(一)控制土地用途,落实国家耕地保护政策
试点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农”为主,控制土地用途,对违反国家耕地保护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不予支持。并且将企业经营范围限制为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项目,包括农、林、牧、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以及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农机具销售和维修,农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等涉农业务。
(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防范农民失地风险
土地入股试点工作应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和社会的能动性,建立起农业保险、担保、贷款融资三位一体的抗风险模式,以资金的灵活和制度的稳定为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保驾护航。一是保障农民入股后对经营活动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使农民股东能够随时掌握和监督土地的使用情况,参与决策公司的章程制定、合并、分立、组织形式变更等重大事项。企业修改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他人提供担保、单项投资达到资产一定比例、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及身份等重大事项,除依法进行表决外还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农民股东同意。以农村土地入股的股东在全额置换其出资之前,不得向农民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其股权。二是试点工作必须取得当地政府的批准,方可申请设立登记。
(三)通过立法消除法律障碍,规范和完善登记制度
在试行一段时间且未发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综合试点经验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对登记程序予以规范。首先,对于实际出资农民超过50人的,可用两条途径变通:根据股东自愿,可以书面委托本村村民委员会代行股东共益权;根据股东自愿,实行信托持股。受托人可以是信托投资机构,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股东。其次应采取有关机关协同把关和鼓励出资形式调整的方式来解决出资过户和股东退出问题:一是要求以农村土地入股设立公司,应当在登记之前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提交区县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出具的已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转移登记的书面证明或类似的证明。二是支持股东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资本公积等出资方式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登记时积极给予指导帮助,防范农民失地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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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4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农村生产和经营方式加速转变，农村金融作为融通资金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世界性难题，其原因在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可持续问题，致使农村金融风险难以把握和控制，商业性金融资本从安全和趋利的目的出发，远离农村资金市场；加之各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般选择工业化优先，致使农村金融制度、政策安排不足，农村金融抑制长期存在，农村金融资源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失血”。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途径究竟在哪里?从国外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盛行至今的合作金融体制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式。如德国早在1770年就成立了土地抵押信用协会，创造了以农村土地资产为依托的合作金融组织形式。美国是采取银行与合作社的发散型混合模式，上层为银行体制――联邦土地银行，基层则为合作社体制。日本是以强大的农协系统的合作金融为主体。国外合作金融体制在农村金融市场成功运行的原因在于：一是弱势的农民联合是对抗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本能选择；二是合作金融能够发挥农村各微观经济体信息高度透明的优势，使交易成本降低成为必然；三是农民合作可以共同利用金融资源，创新适应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组织。回顾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史，合作金融曾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昙花一现；新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属性先天不足，后天严重异化；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陷入困境，作用十分有限。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严重缺位，不能满足“三农”的需要，创新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和组织形式已经十分迫切。
一、合作金融组织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昙花一现
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史，合作金融曾于20世纪初在中国诞生和发展。20世纪早期，西方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一些开放之士最早接触了现代合作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合作经济的主张。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合作经济的先行者，他主要推崇消费合作社，主张“由社会团体来分配货物”。代表性的人物还有薛仙舟、梁漱溟等。薛仙舟在《中国合作化方案》中认为，“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然后革命才算真的成功”。梁漱溟先生的合作理论与实践独树一帜，组织农村合作社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合作社之所由起，实在是经济压迫下弱者散者的一个防卫与自救”，“中国社会是一个顶软弱散漫的社会，所以顶需要合作，顶容易走上合作的路”。他主张生产合作，“中国最大的问题，急迫的需要就是所谓‘造产’。”“造产”即我们讲的“财富增值”或“开发产业”、“改进技术”。“所以如果合作是应于需要而来的话，那么中国的合作决不是消费的合作，一定是生产的合作。”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农村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剥削，他们很迫切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他又指出：“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了合作事业，产生了消费合作社，而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合作事业向多个领域扩展，消费、信用、生产诸方面的合作事业相继兴起。中国合作社事业发端应以1918年3月3日建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为标志，它是按照现代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我国最早的消费合作社。最早的城市信用合作组织是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是在薛仙舟的倡导下，由复旦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发起组织，于1919年10月22日成立的。最早由工人创办的合作社是1923年2月7日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最早的农村合作社是1923年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此外，以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农村合作社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广大农村也蓬勃兴起。1927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农村合作社运动被全部破坏。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华洋义赈总会创办的河北香河第一信用合作社，于1923年6月1日在河北香河县成立。1931年华洋义赈总会受南京政府之委托，在皖赣湘三省组织赈灾式的互助社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已达3000多个。这些信用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渐夭折了。
二、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演变及合作金融属性异化
新中国农村信用社创办之初就没有让农民参与管理。背景是当时农民十分贫穷、底子薄，农业生产资金十分短缺，农村高利贷开始抬头。鉴于此，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重点试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组织。当时，没有让农民参与管理，只是发动农民平均人股。
1958年，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人民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将设在人民公社的国家银行营业所与农村信用社合并，基本上将农村信用社变成了“一大二公”的官办企业。农村信用社被农业银行控制。至1959年3月结束。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又了《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人民银行又将原先合并的所、社分开，并将信用社下放给生产大队变为信用分部，人员、财务归生产大队管理和统一核算，业务经营由生产大队和公社信用部双重领导。其结果是削弱了信用社的作用，造成信用合作制度混乱，影响了信用业务的正常开展。至1962年10月结束。
196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信用合作社是农村人民的资金互助组织，是国家银行的助手，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了信用合作社的独立经营体制。
1969年农村信用社下放给生产大队或由几个大队联办，名义上由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组织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业务基本停顿，严重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至1978年结束。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履行农村金融的领导职能，接管了对农村信用社的领导。这使农村信用社更带有“官办”色彩，合作金融组织性质丧失，农村信用社置于农业银行控制之下，演变成农业银行的附属基层机构。
1984年8月国务院“105号”文件批转了农业银行总行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报告》。报告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合作社真正办成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1989年，初步改变了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成立了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改变了传统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转而实行依法管理和应用经济手段管理的方式。
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人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农村信用社省(市)级联社。监管责任由中国人民银行转交给银行业监督委员会。
中国农村信用社自创设开始，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隶属过中国农业银行、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一直没有独立性。在对信用社的定性上，定性过集体金融组织，也定性过国家银行(农业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没有从根本上定性为合作金融，产权结构非常不清晰，合作经济属性也不明显。因此，不难得出以下认识：第一，我国合作金融的产生、发展、变革都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第二，在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多数发展阶段，不是社员自愿参加，从入股时开始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社员入股；农民对合作金融的知识十分缺乏，不知道自己是信用社的出资人，而一直以为信用社是官办的。第三，在管理上，时而为地方政府管理，时而为农业银行管理，没有归社员管理过。由于所有权缺位，管理权被信用社主任实际控制，他既代表上级管理机构，又把自己当成是信用社的主人，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为社员服务的。第四，农村信用社多数发展阶段缺乏出资人主体，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没有资产所有权，不是独立经济人，农户更不是法人主体。合作经济没有合作人基础，因而就不存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第五，当前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合作金融体制。因为：一是信用社是由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省级联社去管理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县联社，实际上是非法行使管理权。二是出资人不明晰，产权关系模糊，很少有农民拥有信用社的股权，即使有，股权也很小。三是经营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早已商业化。国有商业银行迅速撤离农村地区，又使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匮乏，并造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四是多数县级联社已经谋划商业化发展方向，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成为县级联社追逐的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说我国农村信用社根本不是合作金融，而是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
三、农村资金互助社难以做大且作用有限
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低门槛、严监管”原则，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境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的是要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此政策，银监会在全国批准了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试点。这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分别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查干村的融达资金互助社；位于青海省乐都县雨润镇深沟村的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清水河镇的富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洮珠村的鑫农资金互助社；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农牧场的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姚店子镇驻地的聚福源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四川省苍溪县岳东镇文林场08号的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位于甘肃省景泰县龙湾村的石林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省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如安徽省建立了财政资助型、外部捐助型和完全互助型三类试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比较优势有：服务便捷；风险可控；融资成本低；放大了财政扶持资金作用。从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经营现状看，发展不平衡，参差不齐，面临许多困境。
(一)经营现状
1.注册资本。截至2007年末，注册资本最多的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农牧场的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360万元；注册资本最少的是位于甘肃省景泰县龙湾村的石林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11.58万元。
2.农民入股。截至2007年末，参与程度最高是位于四川苍溪县岳东镇文林场08号的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参与人股自然人1767人；参与程度最低的是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清水河镇的富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参与入股自然人股东16人。
3.贷款。截至2007年末，贷款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农牧场的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余额870万元；贷款规模最小的是位于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余额28万元。
4.存款。截至2007年末，存款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农牧场的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存款余额917万元；存款规模最小的是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姚店子镇驻地的聚福源农村资金互助社，存款规模3万元。
5.利润。截至2007年末，利润最高的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农牧场的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利润41万元；利润最低的是位于四川省苍溪县岳东镇文林场08号的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利润4万元。
6.利率。经实地调研，位于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一年期利率远高于10％。
(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以上经营现状不难看出，农村资金互助社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农户参与程度不高。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应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准入问题。应强调农户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的原则，积极放低准入的农户数、资金量的门槛。只要有一定农户或单个农村经济组织牵头，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审批设立，积极培育、逐渐发展。
2.后续资金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社普遍设立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乡镇或行政村，农户闲置资金少、金融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农户经济发展需要。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初期，最好刚性规定由所在乡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予以一定额度内的、低资金成本的资金拆借支持。
3.监督管理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强调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在资金互助社发展初期要多予以指导，强化资金互助社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当资金互助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要科学监管，制定相应的制度，促进其规范化发展。
4.费率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运营需要一定的管理费用，贷款利率过低，贷款的利息收入就低，不足以弥补营运费用；而且，社员分红最低应高于活期存款利息，否则，难以调动人股社员的积极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利率过高就会改变互助社互助的本质，更会加重借款农户的经济负担。
通过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的经营现状，不难看出，农村资金互助社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农户参与程度并不高，参与的农民群体也仅局限于“穷人”，这就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穷人帮穷人还是等于穷人”，反而是“1+1＜2”。因此，这种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发挥农村的比较优势，没有有效地聚集农户的财富，不可能作为农村的金融主体存在，只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四、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形式有合作金融属性但缺乏规范性
农村民间金融是在客观供求刺激下农村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并行推进的。其一是自然发育而成的民间金融领域，由非正规金融组织媒介或者资金供求双方直接交易。其二是由正规金融机构组织或促成的金融活动。从金融发生学的角度，我们往往把前者称作内生金融，通俗地称为民间金融。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民间金融都广泛存在，而且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某种程度上说自从有了货币，可能就产生了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是不容置疑的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而且具有一定的运行规则，发挥着辅助作用，甚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发挥着主导作用。它的存在有三个原因：
1.经济原因。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在创造金融资源的同时也为农村金融不断创造需求。特别是农业再生产过程中对自然条件的强度依赖，成为传统农业弱质的根源。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以及内在的生态、自然属性，导致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要比工业部门困难得多，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局限性相对较大；农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投资的高风险性，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商业性金融资本规避农民、农业和农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章中指出“贷出取息的资本一贯被视做出借人的资本，出借人指望期满时资本会归还给他，同时，借债人可以付给他一定的年息。”农业的高风险性和资本的趋利性矛盾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先天基础。
2.社会原因。金融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是社会行为，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决定了只能在比较固定的范围互通有无，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信用的可靠性决定了借贷行为的可行性，农村社会的道德约束使“面子”成为抵押品。加之农村社会的经济信息透明度高，使农村内生金融节约了交易成本。这是农村内生金融存在的社会基础。
3.政治原因。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国家与农户的利益博弈，总是农户的利益被强行剥夺，致使中国农村资本积累薄弱，农村金融不发达成为必然。封建统治者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农村资金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二元经济结构，强行转移农业剩余以推动现代化，必然出现农村金融抑制等问题。这是农村内生金融存在的政治基础。
农村民间金融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农村民间金融的原始形式。一是私人借贷。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活动之一，在农村金融中普遍存在，到目前还没有人作出准确的定义。二是钱会。这是各种形式的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自发群众融资形式，其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一般由若干人组成，相互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开会一次，每次聚集一定的资金作为会额，交给会员中的一人使用，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每次交给谁使用一般有“摇会”、“轮会”、“标会”三种形式。三是私人钱庄和钱背。钱庄是指采取合伙制和股份制成立的，为借贷双方提供担保，以中小企业为放款对象的组织；钱背是指借贷成交的中介人，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手续费和信息费。二者均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化和半机构化的私人资金中介组织。
第二，近些年来的一些创新形式。一是农村互助储金会。最早是一种新型社会保障组织，其业务范围由救灾、扶贫、治穷扩展到兴办实业融资，后来成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雏形。二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始建于1958年，最初的宗旨是管好、用好原有的集体资金，但是不可避免地去从事存、贷等经营活动。后来经营混乱，引发了局部的支付危机，被国务院取缔了。三是农村金融服务公司。这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一种高级形式，有利于从事存、贷业务，也被取缔了。
第三，一些直接融资形式。主要是民间集资，指农户或者企业未依法也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及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以货币、实物等形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一般具有资金总额较大、利率较高、期限较长的特点。政府对此一般采取在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金融抑制安排。
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5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
一、湖南省农信社改革进展及成效
（一）新的监督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2005年5月，由省内121家农信社入股成立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并在全省14个市（州）设立了办事处。省联社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对全省农信社履行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指导农信社建章立制，加强内部管理；二是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农信社的政策支持力度，减免相关税费，特别是协调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信社清收处置不良资产；三是加强支付、结算、汇兑等电子网络建设，提高农信社金融服务效率。
（二）产权制度改革取得较大进展
2004年以来，湖南省农信社积极开展清产核资、增资扩股，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产权组织形式改革。特别是在2012年，湖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指导意见》，大力推进股份制产权改革，农村商业银行组建步伐加快。截至2012年末，湖南省共有99家统一县级法人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4家，农村商业银行18家，农信社分散弱小、功能薄弱的局面得到实质性改变。全省农信社逐步完善“三会一层”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农信社股权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大，全省65家县级行社已全部取消资格股，资格股比重下降到16.5%，比2009年末降低了近40个百分点。
（三）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一是业务规模迅速扩大。2012年末，全省农信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3858亿元和2239亿元，分别比2004年末增长4.14倍、4.05倍。二是资产质量显著提高。2012年末，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比2004年末下降20多个百分点。三是经营效益大幅提升。2012年末，全年实现各项收入、经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0.6%、35.9%。
（四）支农力度稳步增强
2012年末，全省农信社农贷比例由2004年的59%上升至79.3%；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达1921.5亿元，是2004年末的5.2倍，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农信社法人地位的稳定性、保证三农支持力度”为原则进一步推进农信社改革
（一）股份制是农信社改革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
1.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三种产权改革模式各有利弊。一是在产权结构设置上，农村商业银行优于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全为投资股，股份可转让但不能抽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发起人股份的稳定，股东参与管理的意愿较强。二是法人治理结构上，农村商业银行同样优于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三会一层”的职能作用能较大程度发挥。三是服务三农力度上，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优于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对本社社员的贷款不得低于贷款总额的50%，其贷款也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农村合作银行服务对象不局限于农民，还包括城镇居民和个体工商业者，但主要还是体现了服务三农的宗旨。农村商业银行则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出于自身发展、满足股东回报等问题考虑，农村商业银行支农力度及持续性将受到制约。
2.将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高度关注。一是金融支农的“空心化”现象可能加剧。农村商业银行将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经营理念运作，即一切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开展经营活动。在目前缺乏有效的支农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农村商业银行很难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保证支持三农力度方面找到平衡点，金融支农“空心化”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二是将经营状况较好的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当地农信社整体发展环境将受到影响。按照目前的改革标准，经营状况好、风险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农信社可以优先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这样一来，辖内留下来的将是条件较差、经营状况欠佳的农信社。这样的制度安排会使农信社两级分化现象更为严重，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农信社的生存环境将更为困难。
综上所述，实行多种产权模式并存是农信社改革的现实选择。具体选择何种模式，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性、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以及农信社自身的经营状况，因地制宜，稳步推进。要尊重农村信用社的意愿，以市场为导向规范农信社的发展方向，逐渐优化其产权结构。
（二）股份合作制需长期保留，但不是简单维持，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革完善
由于股份合作制股权分散、入股金额小，使得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不高，能够一心一意为三农服务。因此，保留股份合作制是基于现实情况分析的一种客观需要。但保留不是简单的维持，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达到“扬服务三农之长，补管理体制之短”的目的。
1.完善管理层产生机制。进一步明晰“三会一层”各自职责，规范议事规则，发挥好理（董）事会、经营高管层、监事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作用，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工作机制。同时，为充分发挥监事长的作用，改变监事长较为弱势的现状，可由监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并实行垂直管理。形成理事长、监事长、主任“三驾马车”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相互制衡、约束，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2.优化股权结构。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资格股和投资股的比例，既要保证农信社合作制方向，又要保证投资股股东的合理投资收益。二是动态扩大入股范围，调整股权结构，广泛吸收农民、个体工商户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入股，改善内部人控制问题。三是按照《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办函[2010]120号）文件要求，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农信社的改制工作，特别是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战略投资者，鼓励对经营状况欠佳的农信社进行收购、兼并和战略投资，帮助其改善经营状况，化解经营风险。
3.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一是合理安排薪酬考评、分配和问责体系，建立与长期目标相联系的薪酬奖励分配制度，并将年薪的相当部分转成股票期权，防止经营管理的短期行为和道德风险。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贷款审批、财务收支、风险控制等内控制度，建立科学完善的决策考评机制，建立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管理，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盘活不良资产，增加营运资金。四是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农信社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
（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坚定不移的立足县域、服务三农，坚持本土化、小型化发展
农信社不管是维持现有的组织形式，还是进行股份制改造，都应植根于农村，充分发挥其地域优势、网点优势和决策优势，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职能定位上，明确“三农”服务宗旨，做强不做大。如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过于庞大，就可能丧失植根本乡本土，对乡情民情知根知底的优势，其管理的行政化、组织体系的官僚化就会凸现，从而难以实施灵活有效的经营策略，以致脱离三农服务定位。因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明确“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扎根农村，履行支农重任，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人缘地缘、信息、灵活便利等优势，立足本土化、小型化发展，做强而不做大。
2.发展方法上，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依托不依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充分利用战略投资者的有利条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通过引资实现引智、引技，引进制度和机制，为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创造条件。但不能过度依靠战略投资者，否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正常经营可能受到战略投资者的影响和干涉，导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过程中行为扭曲，从而丧失灵活性。
3.政策扶持上，侧重政策引导和环境疏导，扶持不操持。农村金融的发展需要一系列配套扶持政策，但这种扶持应侧重于政策引导和环境疏导，而不是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
一是建立财税与金融支持机制。适当延长目前农信社所得税免征、营业税减征、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优惠政策适用年限；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再贷款，涉农商业汇票再贴现等给予特殊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支持力度。二是建立支农激励约束机制。银监部门定期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对其跨地域贷款进行一定限制。央行要合理规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三农”贷款最低比例和新增“三农”贷款占比。地方政府要落实财政部印发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办法，对于支农贷款占比一直较高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建议以涉农贷款投放总量为基数进行奖励。三是建立业务发展保障机制。支持中央财政资金、住房公积金存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适当授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发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不断拓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业务范围。
4.业务服务上，以“服务三农”为中心，定质不定形。由于“三农”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量体裁衣”，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支农水平。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加大信贷营销力度，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在培育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效支撑。同时，要发挥自身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包括贷款、承兑、贴现以及综合授信等信贷服务，满足企业多样需求；积极试办外汇业务，支持创汇农业、外资企业等外向型经济发展。
三、探索构建符合省情的省联社管理新框架
（一）我国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比较
目前，我国省联社改革模式或方案主要有四种：
1.组建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模式（统一法人模式）。这种模式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为代表。即在原来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各区县、乡镇农信社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统一组建一级法人管理模式的农村商业银行，实行总行-分行-分理处的组织形式。这种模式适合在地区经济发达，城乡一体化进程较快，“三农”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的地区实行。
2.组建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模式。这种方案以浙江省和广西省为代表。即由各家县联社出资，将省联社整合为一家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各家县联社仍保持其独立法人地位。相对于农村商业银行模式，该方案产权形式较低，好操作，对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社而言比较可行。但是，这种“自下而上”控股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容易走形，即出资人（县联社）未必能对受资人（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责，原来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的权责倒置现象仍未解决。
3.组建“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混合模式。这种方案以广东为代表。广东省从辖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行两制”模式，即将省内处于发达地区，具备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条件的农信社联合起来，合并组建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对于农业比重较大的欠发达地区农信社（农合行），保留其独立法人地位，由省级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参股或控股。这种模式优点是兼顾了发达地区商业化经营和欠发达地区支持“三农”发展的不同需求，但弊端是合并后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可能偏离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欠发达地区农信社风险控制能力偏弱和力量整合问题并没有解决。
4.组建控股公司模式。这种方案以宁夏为代表。在原宁夏自治区联社和银川市联社业务合并基础上，吸收国内若干家法人单位和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其余19家县联社分别改制成独立的县级农村合作银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分别进行参股，按股权比例行使相应权利。这种模式可以保持县级农信社的法人地位，而农村商业银行通过资本纽带对农信社进行管理，使得省级农信社对县级联社的控制权具备了经济和法律上的基础。
（二）设计适合省情的湖南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对省联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需注意四个问题：一是省联社与县级联社之间存在法人管法人的法律障碍，省联社行政管理色彩过浓；二是辖内农信社对省联社的行业服务需求呼声较高；三是保持县联社法人地位的稳定性，保障农信社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四是符合湖南省农业占比较大、各地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基于上文对我国目前省联社改革模式及方案的比较，可考虑以下两种改革模式：
方案一：将省联社改制为省级金融控股公司。基于我省县级联社较多、基础不一、农业经济占比较大的实际，为更好权衡各方利益，建议尝试采取“自上而下”模式，即在保持县联社法人地位的情况下，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上市公司资本，对省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走金融控股的路子。省联社在完善自身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县级法人机构有差别地进行参股或相对控股，以资本为纽带来管理辖内法人机构。
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6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合作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1-0059-04
[收稿日期]2009-11-2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9年石家庄市社科规划课题(09JJ03)《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现状与对策研究》研究成果;2009年河北省社科规划课题(09BL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金莉(1974-),女,河北定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博士后,石家庄铁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刘莹(1970-),女,河北唐山人,经济学硕士,河北省工商银行。
近年来,在中央政策扶持及各级政府的倡导之下,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尤其自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呈蓬勃之势。以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为例,该市2007年底合作社数量为237家,2008年新注册成立合作社746家,增长3倍多,至2009年10月底,石家庄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823个,为两年前的9倍。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的新型组织,通过统一培训、统一供应、统一销售等规范化运作,为农业生产起到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户收入的作用。合作社的快速发展需要充足的金融服务作保障,但据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普遍面临金融支持不足的瓶颈障碍。如石家庄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盈利状况较差,甚至亏损的状况,绝大部分都与资金不足和缺乏保险保障有关。因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合作社规模难以继续扩大,有些甚至出现萎缩。如石家庄市平乐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受损之后,因缺乏周转资金和保险赔付,近30%的农户放弃经营。而培训费用的缺乏,又使得农户技术水平难以提高,这直接加大了经营风险,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金融支持不足已成为关系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有必要加紧研究和解决。对此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探讨,①但总体来看,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研究的深度也远未适应当前形势需要。本文拟在对石家庄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总结,希望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环境的改善有所裨益。
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需求现状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1]因此从主体角度讲,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需求包含两个层面,一为农户生产经营所需,二为合作社统一经营所需。2007年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虽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一种粗放型发展。且短时间内规模迅速扩张,使得其金融需求呈现集中性、多方位、急迫性的特点。总体来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需资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环节:
1.培训费用
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农户合作知识缺乏,对专业化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生产技能参差不齐,需要聘请专家,加紧进行技能及合作知识培训。这需要一笔数额较大的培训费用。据对石家庄平乐肉鸡专业合作社的调查,该社此项费用缺口在6～7万元之间,其他合作社也存在同样问题。培训费用成为合作社起步阶段一项重要且非常急需的费用支出。
2.合作机构经营资金
为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着为社内农户统一采购原料、统一管理和统一销售等重任。在采购种籽、化肥及其他原料和设备时,大部分资金都需要合作社垫付。尤其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在开拓市场、经营管理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而合作机构恰恰因为成立时间短,资金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经营所需,也往往需要社外资金支持。
3.农户经营资金
农户进行专业化生产经营,购置生产设备及生产周转均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户经营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维持和扩大再生产也急需资金支持。
4.风险分散与补偿
与工业品相比,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受自然影响大,部分农产品如瓜果、肉蛋等鲜活产品还具有易腐烂,不适合长途运输等特点。从销售方面讲,农产品价格极容易发生大起大落。这些风险发生频率高,损失重,经常造成农户血本无归的情况。由此可知,不论从自然环境还是市场方面,农业经营都面临很大风险。因此,除现实的资金需要外,获得保险支持,分散风险,也是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非常迫切的金融需求。
二、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现状
根据调研结果发现,虽然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多方位的金融需求,但不论从社内还是社外,都未能提供与其需求相适合的金融支持,极大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与发展。
1.自有资金严重不足
社内资金为合作社自有资金,一般通过社员缴纳股金与提取盈余公积金等方式筹集。充足的社内资金可为合作社运营提供最为便捷、低廉的资金来源,也是其社会信誉及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但根据调研结果,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内资金规模普遍偏小,难以为合作社运营提供有效支撑。先从股金来看,2007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入社要有一定出资,但并未规定农民入社的出资限额,也未限定出资方式。在实践中,合作社为吸引农民入社,一般对农户出资额均不作要求。这使得社员出资额普遍偏小,且以现金出资比例过低。如石家庄养殖类专业合作社社员出资多以建筑、农机具作等财产作抵押,很少有现金出资。并且实物出资作价偏低,该市平乐肉鸡养殖合作社全社250户成员中,各类财产抵押作价仅在30000元左右,每户平均仅约120元。位列石家庄市最大规模之一的无极县万鸿蔬菜专业每户平均也刚能达到2000元。社内股金规模偏小,难以对合作社发展提供稳定支持。
公积金的提取受到合作社盈利能力的限制。但根据对平乐肉鸡养殖合作社的调查,2008年上半年以前的一年时间,禽蛋类价格较高,但合作社因刚刚起步,积累有限。2008年下半年以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饲料价格上涨,肉蛋价格下跌,销路不畅,合作社处于亏损状态,公积金的提取无从谈起。目前,此项资金基本为零。据向有关部门了解,其他地区合作社情况大体与此相同。
2.金融机构贷款支持不理想
从历史及国外合作社发展看,即便社内资金充裕,受到合作社规模限制,也难以独立支撑合作社的运营。合作社长期发展所需资金,还须依靠金融机构的有效贷款支持。但据目前情况看,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所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却几乎为零。商业银行从2004年以后,就已经撤出了农贷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为政策性农业贷款银行,但据调查所知,目前石家庄农业发展银行尚未开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业务。从全国看,其他地区农发行也少有行动。农业部研究员郑有贵对全国3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问卷显示,只有7家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共获得贷款1,552万元,仅其贷款需求量23,542万元的6.6%;从获得贷款的渠道看,有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有1家从农业银行获得贷款,2家从农业发展银行获得贷款。[2]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接触到的金融机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只办理质押放款,需足额存单质押,且手续繁琐,难以满足合作社和农户快速、便捷的贷款需求。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办理保证与联保贷款,但利息偏高。据调查显示,邮政储蓄银行的农业贷款利率高达13%以上,高昂的利息使得合作社及农户望而却步。另外,基层金融机构运营不规范,在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合作社及农户申请贷款往往需要通过请客、送礼、拉私人关系等方式,才能得到主管及办事人员的贷款许可。这使得贷款手续更加繁琐,加重了合作社的利息负担,也增加了经营成本与经营风险。
3.财政资金补贴覆盖面小,监督难度大
为支持合作事业发展,国家、省、市三级财政及农业部门每年均拨付一定数额的款项,对大规模、业绩优良、前景看好的合作社和项目进行扶持。以石家庄市为例,该市每年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拨款总额在200-300万之间,且有逐年上升之势。其覆盖范围,农业部每年资助对象仅有1-2家;省市财政厅资助面在每年5-6家,市财政也仅在10家左右。这对少数及待发展的项目解了燃眉之急,但相对于全市1,000多个合作社而言,不具有普遍性。且不利于对资金使用状况的监督,容易产生挪用行为,也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保险服务基本无着落
由于农业生产与经营的高风险性,使得农业难以纳入商业保险保障范围,国际上多通过政策性保险或合作保险解决。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政策性保险体系,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只有极少数种植类合作社投保了农业保险,养殖业等其他类型合作社参保率为零。这使得农业经营完全暴露于各类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之下。为解决合作社的保险问题,石家庄市供销总社曾于2008年向市政府申请1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通过由供销社与专业社共同承担保费的方式为合作社承保,在一定程度上为合作社分散了风险。但这种由个别单位申请资金的方式,没有形成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同样具有基金规模小,覆盖面极低的缺陷。
5.内部互助金融缺乏制度保障
在没有正规金融支持渠道的情况下,少数合作社试验通过内部合作保险和内部资金互助的形式解决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以上做法实际是合作金融的运行方式,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目前没有国家政策法规支持,缺乏合法地位,多数合作社不敢运作或不敢在大范围内推广。且因缺乏经验与指导,运行有待规范。
三、金融支持不足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金融支持不足的具体原因分析
自不待言,农业风险大,业务分散,是商业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造成当前石家庄市乃至全国农业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不足的直接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社运营规范性差。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内部运行有待规范,外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保障制度也欠完善。这直接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效益与社会信誉,使得金融机构避而远之。
(2)缺乏有效担保。当前,我国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普遍偏小、积累有限。这使得其而缺乏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而我国的土地和农业设施的国有制度,又使得农民难以以土地及其相关设施作抵押。再加上农业生产风险大、收益低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整体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使得商业性银行与保险机构不愿涉足农业领域。
(3)信息不对称。事实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具备法人资格的农民联合经营组织,是有能力为农户搭建一个信贷平台,有效防范贷款风险的。如合作社可利用对农产品实行统一销售,实际掌握农户产品的有利机会,以所掌握的农产品作为抵押,为农户进行担保,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到期时,若农户不能按期还款,即由合作社以销售款项归还贷款。但这种担保方式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得到商业银行的认可,难以实行。此外,农户联保被外界视为当前一种比较理想的担保方式,但在农户之间也因互不信任,不愿互担风险而难以推行。农业保险也因逆选择突出的特点而难以推行。
(4)国家金融政策缺乏可行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虽在法律上确认了其承贷主体的地位,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政策尚未出台。合作社法虽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缺乏可行性,致使农业发展银行迟迟未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资金支持范围。
(5)纯商业运作模式不适应农业金融需求。农业生产因其极强的季节性,金融需求具有紧迫性特点,往往要求在几天之内必须获得所需款项。但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纯商业运作模式,很难适应这种贷款需求。过于缓慢的贷款速度也成为合作社贷款的一大障碍。
2.解决金融支持不足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不足现状,既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原因,也有外部金融环境与政策原因。制度完善需要一定过程,但金融支持问题的解决却刻不容缓,我们认为,目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环境,以保障其进一步健康发展。
(1)尽快由政府协助建立有效担保机制。有效担保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充足金融支持的最关键因素,但农业担保难的现状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需要政府以政策扶助等形式,协助合作社建立和完善贷款担保机制。在这方面已有成功案例,可向全国推广。如山西省榆社县政府拨专款成立担保公司,专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再担保,并实行农民贷款贴息的政策,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增强了还贷能力。
(2)赋予农业互助金融以合法地位。农业合作金融为农户之间互质的金融形式,与商业金融相比,能够更加便捷、迅速地为农户及农民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且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部分合作社试验结果可知,由合作社牵头组织,在农户之间组织资金互助与合作保险,效果非常理想,且能利用中国民间注重私人信用的良好习惯,做到低风险甚至无风险运行。从历史及国外经验看,凡能取得持续发展的合作事业,都有一套成熟的合作金融制度。我国在现实实践中,也不乏成功案例。如平乐县肉鸡养殖合作社曾于2008年试行合作保险,由每户社员按每只鸡5分钱的标准缴纳保费,全社积累保险基金60,000多元,对因瘟疫和其他原因遭受损失的农户进行保本补贴,为一些养殖户挽回了部分损失。另有少数合作社在内部吸收存款,对急需资金的社员进行贷款支持,效果也相当不错。有鉴于此,应尽快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互助和合作保险等形式合作金融的合法地位,并加以推广。
3.改革财政补贴方式
为鼓励合作社快速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每年都通过拨付专款、减免税收等方式予以扶持,这对合作社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但这种有选择性的现金补贴形式,实际是将权力下放到了某个部门,非常容易导致寻租现象,而且不利于对补贴资金用途进行监督,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议取消无偿的现金补助形式,改为由政府主管部门以所拨资金集中开展技能培训或改作担保基金,这样可集中全市有同类需求的合作社统一培训,避免各合作社重复办班,提高资金合用效率。或者可直接充作合作社的担保基金或保险基金等方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平等的和可持续性的支持。
4.试行农业金融内部化
如前所述,当前虽有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但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为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仍然无法规避担保困难、信息不对称、贷款风险大等困难。最近国家推广成立村镇银行,专门服务农业领域。但可以预见,如果仍沿袭旧有的商业模式,仍会蹈前两家农村金融机构的覆辙,或者重新产生寻租行为,或者以高利率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风险。其结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得不到充足的金融服务。
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可以借鉴。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合作社以信用合作社兼办运销、供给、消费等其他合作社,以信用部吸收存款,针对合作社社员及社内其他部发放贷款,并根据合作社的资金需求特点,量身定做贷款品种,成功解决农业贷款的特殊风险,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3]因此,建议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兼办其他合作,或由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兼办村镇银行,通过外部问题内部化的途径,可有效解决当前商业金融服务与农业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当然,此种制度设计的可行性还需要详细论证。但由一点是肯定的,即金融内部化所带来的风险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严格监管得以规避的。
[注释]
①近期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性成果如:郑有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路径与政策研究》,《农村经营管理》,2008第4期;贾楠:《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4期;中国人民银行南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农村金融创新问题研究》,福建金融,2008年第1期;赵慧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管理刍议》,《中国农业会计》,2009年第8期;刘忠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金融服务状况思考》,《吉林金融研究》,2009年第6期等。
[参考文献]
[1]中国农业合作社法[Z].2007-7-1.
[2]郑有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路径与政策研究[J].农村经营管理,2008,(4):26-30.
[3]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变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ResearchonFinancialSupportforChinese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aCaseStudyinShijiazhuang
KangJinli1,2,LiuYing3
(1.economic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836,China;2.economicandmanagementDepartment,ShijiazhuangRailwayinstitute,Shijiazhuang050043,China;3.industrialandCommercialBusinessBank,Shijiazhuang050011,China)
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融资
2008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目前，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桎梏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而巩固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无疑是中国现阶段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与世界蓬勃发展的合作社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面小，组织化程度低，其作用未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与我泱泱农业大国的地位及不相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资金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资金已经成为制约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难题。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的原因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身投入不足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农民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我国农民是弱势群体，贫穷是他们的经济现状。虽然从道理上讲只有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才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先投入，但一方面农民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再让他们拿出足够发展的资金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即使有钱的农民由于一时难以看到收益，小农意识也会阻止其投资。
（二）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公益事业,它必须通过自身的经济活动为广大成员服务,并要有一定的公共积累。为了使合作社能在经济上逐渐自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均以国家财政为依托,通过政策性措施资助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现阶段,各级政府也把部分政策性支农资金直接投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覆盖面较小，资金量也不足。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的江苏省为例（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山东、浙江、江苏、北京、四川、安徽、河北、陕西、山西等省市发展较快），2004年,在江苏省南通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仅有2家得到了国家扶持,4家得到了省扶持(娄炳南,2005)。在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五十二条中虽然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的税收优惠”。但如何优惠，幅度多大等这些关键性问题没有说清。
（三）法人治理机构不够完善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使农业合作社很难获得商业性贷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虽然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其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责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期它不可能有足够多的资本金，也就注定它难以从正规金融组织获得发展所需的贷款。
（四）现行的农村金融体制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的供给
目前在农村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三家。但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仅负责粮棉油的购销贷款。由于政策限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其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很小。农业银行由于向商业银行转变,大量压缩在农村的分支机构,贷款业务基本退出了农村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供给主体,但由于资金总是流向经济发达和市场活跃的地方，所以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村供给资金的同时大量资金也通过它流出农村。另外，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存款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也致使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五）民间融资的高成本和不规范性构不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来源的主体
民间金融被视为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分为3个层次：一是农村各经济主体之间互无息民间借贷；二是有息甚至高息的农村民间借贷；三是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中介的融资活动。农村的生产经营性贷款主要是后两种形式提供的。民间金融尽管提供的资金量大，但由于其逐利性及农业自身的风险性，必然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高利率。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盈利能力较弱，面对民间的高利贷只能是望钱兴叹、束手无策。
二、解决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的对策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身的融资功能必须加以重视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身的投资是合作经济组织最早的资金来源，也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初物质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社最早的资金支持来自成员交纳的会费、股金。任何成员加入，都必须交纳这项费用，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最早的资金支持。在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中，社员必须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由于实行附加值战略，需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大量投资，因此社员必须支付大额股金。在美国，这种支付额一般在5000美元到
15000美元之间。这些钱必须事先支付，以便促使社员关心自己的合作社和保障可靠的资本基数。股金与单位产品相联系，一个社员必须购买与其交货量相对应的股金。在我国由于农民经济情况不佳，我们不能强制设定股金或会费的数额，但我们可以把股金分为身份股和投资股两种。一般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只需交纳少量的股金就可以了，这就是身份股。拥有身份股就意味着拥有在合作经济组织的一切权利。身份股只是解决了组织成员的身份问题，毕竟金额很少。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可以开发投资股。吸收社会资金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力量。但为了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对象，我们可以设定投资股的上限或限定其权利。
除了会费和股金之外，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公积金制度和红利、盈余挂账的办法筹集资金。为了扩大股金数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实行鼓励社员将盈余分配所得留在社内，转为股金或存款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政策，或提高允许社员个人拥有股金的上限，或要求在规定的期限之后才能支取股金。这实质上设置了股金退出障碍，修正了“退社自由”的原则。通过这种修改，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把合作经济组织所需的资金留在组织内部，促进组织的发展壮大，部分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
（二）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
1.设立专门的财政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扶助基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当分别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2.涉农部门以项目形式给予资金支持
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可以首先考虑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通过项目形式，既可以实现支农的目的，又可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问题的缓解。
3.及早明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优惠政策可以间接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在税收的优惠范围、幅度方面要具体切实可行，并且及早落实。
（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己的信用组织，建立有效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国家虽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但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农业银行开始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变，为了提高盈利，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大量撤消农村基层网点，另一方面在放贷对象的选择上大量投向盈利率高的非农领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服务的，盈利能力比较弱,而越来越注重盈利的农业银行不可能把大量资金贷给合作经济组织，以支持其发展。因此，农业银行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支持是有限的。
200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积极培育小额信贷组织，鼓励发展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通过批发或转贷等方式，解决部分农村信用社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成立合作银行，建立有效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是这一精神的具体落实。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以合作制度为基础、适应市场灵活多变特点、具有综合竞争能力、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合作金融体系。合作金融体系应该由全国性信用合作社、区域性信用合作社和基层信用合作社组成，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基层信用社由农民、个体私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等入股组成，由入股股东所拥有，区域信用合作社由基层信用社入股组成，其主要职能是充当基层信用社融通资金的中介；全国信用合作社对区域性信用合作社有各种金融服务的职能，为基层信用社和区域性信用社难以解决的业务提供支持。
另外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共同构建有效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四）规范农村民间融资,充分发挥其“第二银行”的功能
可以尝试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设立村民资金互助协会，互助的资金来源于农民的入会股金，资金融通仅面向会员农户，不对外借款和吸纳股金。另外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典当行业，典当行可以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资金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农村民间融资的同时要对农村民间融资的融资形式、受贷对象、运行机制及监管等进行深入研究,规范其行为,以充分发挥其“第二银行”的功能。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资金短缺是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必须解决的重要的基础性问题。然而破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融资难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需要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当然更需要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资金积累。另外解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并不意味着它以后的发展就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其它问题的解决，但是资金问题的解决必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它问题对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王礼力.发展中国家合作经济政策及其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3]于华江，魏玮，于志娜.试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金短缺的解决途径[J].中国农村经济，2006.6.
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8
关键词:合作社;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自治团体
中图分类号:F0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70―06
合作社是一种自治团体,这种团体是由试图通过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实现其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与理想的人们自愿联合组建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对合作社寄予厚望,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算过分的”｡[1]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合作社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合作社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认识合作社这种生产模式的独特优越性,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将这种生产模式运用于我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马克思论合作社
合作社于19世纪初起源于西欧｡1832年,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伦敦创办了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并于次年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马克思认为:“在英国,合作社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2]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北部的罗虚代尔镇(Rochdale)产生了最早的消费合作社-公平先锋社(Societyofequitablepioneers)｡公平先锋社向成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消费品,以减少中间商的盘剥,降低成本｡[3]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至今,合作社已有了160多年的历史｡
合作社问世之际,欧洲工业革命已近完成,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近代公司制度被广泛应用到工业领域｡潜心研究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马克思对合作社进行了深入､客观的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以下这些极其宝贵的见解｡
1.马克思认为,合作运动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马克思写道:“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4]
2.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5]“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6]
3.马克思认为,虽然“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均源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是被“消极地扬弃”,而在合作工厂那里是被“积极地扬弃”｡19世纪中叶以后,股份公司广泛流行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对股份公司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同样进行了深入考察｡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7]与此同时,马克思却将合作工厂视为“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这种工厂(指合作制工厂―本文作者注)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本文作者注)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8]
4.马克思还认为,“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共同贡献在于:“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9]
二､若干与评估合作社价值相关联的因素
如上所述,马克思曾经对合作社进行过深入考察与研究,并满怀希望地认为合作社的广泛发展意味着新的生产模式的诞生｡然而,1870年以后,马克思便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了对合作社的正面论述｡而且马克思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合作社的正面论述似乎也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这一局面的出现似乎与下述因素有一定关联:
1.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时代过渡｡马克思确信,此时已经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转变｡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断然排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转变的可能性｡当被问及“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恩格斯回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1]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立了巴黎公社｡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马克思在1871年4月至5月期间撰写了《法兰西内战》｡在这一光辉文献中,马克思在“合作社”这一概念前面添加了限制词和修饰语｡马克思写道:“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削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吗?”｡[12]
2.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肃地批判了拉萨尔“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13]
3.列宁逝世以后,在俄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日益将生产资料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他们认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应当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发展国有企业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
4.1870年以后,存在于西欧各国的生产合作社普遍处于不景气状态,其中许多甚至破产､瓦解｡合作社经营业绩不佳自然会对合作社的价值评价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仍然对合作社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86年,恩格斯写道:“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采用合作社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4]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1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坚决主张让农民逐步自愿接受合作社这一生产形式｡恩格斯写道:“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不能下决心的话,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16]
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专门撰写了《论合作制》｡列宁认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因为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17]列宁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18]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合作社的“偏好”是一脉相承的｡
三､合作社在中国
合作社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1918年3月30日,有60多人发起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成为我国第一个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作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合作社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之一｡[20]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向广大农民指明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至1955年夏季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已经发展到65万个,参加农户达169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15%,在一些发展较快的省份,则达到30%以上｡[21]
在1955年以前新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初始时期,农村的互助合作形式从临时性的季节性劳动互助发展到常年互助,再发展到初级农业合作社｡由于互助组和初级社基本上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农民拥有自由退出的权利,合作社则通过所谓“自我实施的协约”来解决对社员劳动的监督和度量问题,[22]因而此时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曾经表现出某种制度效率,农业生产也是不断提高的｡但是,1955年的“合作化高潮”改变了合作社的性质,合作社由自愿加入变为在社会强制下组建的实质上是准国有制的高级社,在这种高级社中,个体农民的财产已经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在不能自由退社和合作社由“干部”进行管理的条件下,除了国家不包工资外,它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区别｡[23]
1978年以后,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规模和覆盖面均呈逐步加快发展的态势｡据统计,2004年全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经达到15万个左右,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村占同期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2%左右｡参加组织的会员约2363万人(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这些组织的发展在地区分布上,从经济发达的地方到经济落后的地方都有,中部最多,东部次之,西部最少｡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分布最多的5个省是山东､湖南､陕西､河南和湖北,最少的省份为青海､海南､宁夏､新疆和福建等｡[24]
就所有权机制而言,目前中国既存在由农民出资或以其生产资料入股的各种有限责任､无限责任或保证责任类型,登记为企业法人的营利性合作经济组织;又存在各种登记为社团法人的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如专业技术(经济)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等;还存在依据农民股东化､土地股份化､产权清晰化､经营股权化的思路,按照公司以全部或部分资产及其在土地上的投入作价入股,农民以土地使用权量化入股方式组建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25]就覆盖领域而言,目前在农､林､牧､渔各个产业和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行业,都已经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资流通和农机作业领域也有合作组织在发挥作用｡这些合作组织在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科技水平､降低市场风险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村中普遍实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一定程度的分离,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农民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这一项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农民可以在“包”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经济,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6]但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难以有效解决农村中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难以有效克服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一般而言,农产品的生产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在时间上带有季节性的特点,而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在时间上具有持续进行的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弱｡这就使得小农户的供给和大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农业服务组织和机制创新,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然而,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就必须由我国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理论学术界共同努力,消除下述这些不利于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障碍｡
1.应当尽快协调统一和完善我国有关合作社的立法｡目前我国有关合作社的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农村中所有合作经济形式均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例如,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条规定:“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它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该条例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此条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27]应当承认,早在80年代初,《宪法》就将合作经济纳入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畴,这实际上是为合作经济撑起了保护伞,对于合作社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然而,作为一种自治团体,合作经济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将所有合作经济形式均纳入集体所有制经济范畴并不一定合适｡正因为如此,1993年7月2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农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农业法》的上述规定,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放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列平行的地位,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为确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创造了新的空间｡[28]
然而,由于《宪法》的前述规定,我国有关合作社的立法仍亟待协调统一和进一步完善｡
2.由于将合作社一并纳入“集体所有经济”的范畴,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合作社处于无法登记注册的尴尬境地｡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形式多样,有些是营利性质的经济组织,有些是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有些名为协会(如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实际上是合作社｡198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企业注册登记办法》,不仅没有包含合作社注册登记的条款,而且将“共同出资､财产公有､提留公共积累､股金从公共积累中逐年偿还,偿还后不再提取股金分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登记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得许多保留社员股份的合作社丧失了注册登记的资格｡1990年6月3日国务院的《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2条则明确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不适用本条例”｡[29]
3.合作社作为一种自愿参加､民主管理､自我服务的经济组织,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发展合作经济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然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在注册登记､税收､资金融通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扶持优惠政策｡
4.应当按合作制原则对我国原有的供销社､信用社以及其他名为合作组织,其实是“准国有”性质的组织进行彻底改革,让这个其网络遍布城乡各个角落的体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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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9
摘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地方性合作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也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维护农村稳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农信社是三农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载体,其改革也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在服务三农和创造利润中寻找均衡,是农信社改制首要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作为一种新型的改革模式,兼顾了支农和效益,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双赢,对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制度改革;支农
一、改制的背景及模式的选
1.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模式。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入股组成的股份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其主要特点是大股控权、一股一票、按股分红,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原则进行操作和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机制在促进产权明晰、强化约束机制、解决“内部人控制”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典型代表为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即苏南模式。
2.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主要由辖内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出资入股,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运作机制组成的股份合作制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银行由社员入股、一人一票,按股分红,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宁波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采取的就是这种股份合作制模式。
3.县级联社一级法人结构和县、乡镇二级法人结构。一级法人结构,即要求总公司、分公司做到战略统一、制度统一、机制统一。二级法人是指在一些企业组织关系中,不仅公司具有法人地位,它们的下属机构也具有准法人的地位,这些下属机构就是二级法人。比如说国有银行,除了总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外,其他的各地分行都是二级法人。但它不存在破产,只有总行有权撤销某个分行。江苏农信社的体制改革,即“江苏模式”是其最典型的代表。
二、国外农村合作银行的介绍及启示
(一)法国农村合作银行
1.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农业信贷互助组织的基层组织,其前身是农业信贷合作社。它按照合作金融的原则建立,由成员入股组成,成员有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其中,农民是基本成员。成员入股时需缴纳股金,不论每个成员的股金多少,都实行一人一票,每个成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和中央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作为一级法人,是全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法人代表,由若干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同时也是后者的领导机构;中央农业信贷银行,即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总行,是完全独立的官方行政机构,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最高管理机构,受中央政府农业部和财政部的双重领导与监督。
(二)结论与启示
1.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明晰。国外合作金融组织在其成立之初,产权是清晰的,即便是存在政府参股或控股,其股份的数量是十分清楚的,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成立之初,政府投下了大量的组织成本,却未体现在账面价值上,但政府实际上掌握了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不明晰的产权,使政府陷入被“搭便车”的境地,也是政府承担了几乎无限的责任,为政府日后的退出制造了巨大障碍。
2.政府适时逐步退出。政府的投资加快了农村信用社的产生和发展,但当社员和农村信用社的实力强大起来后,政府便从投资人角色适时退出,还股于社员。中国农信社问题产生的最大根源是政府至今尚未从实际投资人的角色退出,政府不退出,民间投资就不可能到位,国家承担其一切风险,使得农信社的发展始终缺乏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
三、鄞州银行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分散的农户所需的小额信贷服务带来的利润也比较少,对金融企业缺乏吸引力。
虽然鄞州联社(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前身)是国内最早实行统一法人核算管理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但实行县一级法人体制后的鄞州联社仍然沿袭农村信用社原有的产权结构特征。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对农村信用社的改组,实际上仅是准国有组织内部的改组。
目前鄞州区已有中小企业2万多家,农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成为该区的主体经济。在鄞州银行创立初期,其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6.13%,而到2008年底,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7%,64.72%和31.58%。
四、绩效分析
1.与传统合作制相比,农村合作银行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其股权结构设置有利于提高股东、员工的积极性,增强自主经营能力。长期以来,鄞州银行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各项业务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2007年底,各项资产达258亿,其存贷规模已在宁波市农村金融合作体系中处领先地位。
2.服务三农的贷款深度和广度加大。改制后,鄞州银行加大了对农户贷款的倾斜力度,推出了“联户担保贷款”业务,以满足当地农业领域的资金需求。鄞州银行扎根农村,积极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每年的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三农事业。截至2008年末,鄞州银行用于全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达20多亿元。①在2003—2007年期间,三农贷款历年发放额比重保持在60%以上,并呈逐年增长趋势,五年累计投放827亿元,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3.收益增加,经营效率提高。鄞州银行的市场定位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上,使得其在区域内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截至2008年底,银行存款余额为2664612万元,较上年增长18%;各项贷款余额为1928578万元,较上年增长16%,其中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55亿元,占总贷款额的80%。②改制后的鄞州银行营利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在资产质量、风险控制能力、资产运营效率等方面,均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在不良贷款的控制上,自2003年以来,资产质量持续提高,贷款不良率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11.83%下降至2008年的1.93%,资产质量已经达到优秀银行的水平,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五、对农信社改制的思考及成功原因的分析
1.产权得到明晰,产权结构更加合理。从股权结构的变化看,相比于原联社,鄞州银行的改进是明显的:(1)明晰的产权结构。改制后,其法人股和自然人股全部由私有股权组成,增强了所有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动力和规避有损所有者利益的行为。(2)外部投资入股强化了民主监督和管理。改制后,自然人股东的持股比例占了整个银行股本的58.96%,而法人股仅占41.04%,这体现了股权分散和以外部投资入股为主的原则,有利于实行民主管理、扩大资本实力。
2.农村合作银行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比较容易。如鄞州区政府应允返还部分营业税,用于消除历年负债;当地人民银行在农村合作银行的业务拓展、开办新业务品种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扶助和推广,而如果改制为股份制银行,则不能享受以上优惠政策。
3.因地制宜,不忘支农。在非农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鄞州地区,鄞州银行始终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只是“贷贫不贷富”、“支农不支商”的做法,向城镇扩展,为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产和新兴的股份企业提供服务。4.丰富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功能。在产品设计和创新上,鄞州银行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推出了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贷款,被征地人员自主创业贷款等一系列新的支农业务。
六、鄞州银行改革对其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几点启示
1.农信社改革的模式选择。在中国,农信社面对的经济环境差异性很大,农信社改革各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农村合作银行是以“合作制为体,股份制为用”的改革模式,一般适应于经济比较发达,农信社经营状况较好的地区。以鄞州银行为例,其所处的浙江省农村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经济运行中源自农业领域的融资和金融服务需求相对递减,而来自工商业经营所需相对增加,农信社在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愿望比较迫切。因而,对经济发达地区农信社而言,“鄞州模式”更具借鉴意义。
2.改制后的市场定位。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合作银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一定的商业化经营,是发展农村金融的客观要求。立足于服务三农,不断满足当地种粮大户的资金需求以及为农民、失业人员以经商等形式的自主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这不论是对于缓解当前金融危机下大量返乡农民的就业压力,还是进一步发展三农,增强农民自身“造血”功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多元化服务设计。随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多样化。因此,合作银行除满足农户的资金需要外,还可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服务平台:(1)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农户提供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方面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正确的投资方向,提高贷款的安全性。(2)资产租赁服务。根据需要,适当发展抵贷资产或自有资产租赁等非贷款资产业务,方便农户生产生活并实现资产多样化、经营多样化。(3)贷款重点支持商品基地先进技术的应用,支持农业科研新品种的种植及新的种植技术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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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出资方式篇10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农业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1-136-03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行，也就确立了在农业经营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法律定位，这也使相关的农业与农村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得以更好地落实，并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发展呈现加速的趋势，其在数量上和范围上不断增加和扩大。
我国各级政府在加强对农民参与合作社经营的宣传和引导的同时，也加大了政策扶持的力度和相关的支持投入，这一方面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于2006年10月经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四次会议通过并实施。这部法律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007年5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方面的具体规定。这表明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走上了更加规范发展的道路，其经营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法律的颁布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的组织形式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认可，日常经营有了可以依据的规范，这不仅有利于农村各项经营事业的进步，同时也为进一步实现农民增收营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在2007年文件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加快制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要尽快台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财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在2008年文件中又一次强调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要求各地配套推出扶植政策，确定税收优惠准则，并取缔不合理收费。
2009年一号文件要求，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使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要从财政上下拨资金，供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学习。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强调要支持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社，并在资金上支持经营得当、集体意识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问题
（一）组织功能较为单一，发展规模偏小，在农产品定价上没有话语权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了健康发展。合作社法不仅提供了经营的法律依据，也为扶植其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奠定了基础。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依旧处在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组织功能、发展规模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差距更加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小、内聚力不够强，组织结构比较松散，这是发展的现实情况。基层实际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较多，但能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登记注册的数量较少。另外从全国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本应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体系，而现实中我国还未建立起全国性的合作社网络，而只是在局部地区有了合作社分社和合作社联社。
普通农户在其中的话语影响力很小。因此，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在现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得到具体体现，这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联社就很难规范运行并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其章程以及监督措施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波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近年来，我国农副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比如水果、蔬菜类产品价格波动就比较频繁，在大宗农产品中水稻和玉米价格波动也比较大。这种非常规的价格波动，对相关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很大。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就使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利益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
影响我国农业投入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使得农民在经营投入上力不从心，没办法或没能力主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对于农业经营的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是降低了某些类型的农产品产量，并由此而导致供求失衡，以至于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另一方面是使农产品由于投入不足而质量下降，也就难以满足市场对于农产品不断提高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结果是生产出的农产品难以销售出去，也就产生了农产品“卖难”的现象。
如果农产品处在价格波动和“卖难”的恶性循环之中，那么单个农户很难抵御市场的风险，其经营也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样农业就难以稳定经营，农村也难以稳步发展。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能有效地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通过规模化经营一起闯市场，那样就能改变单一农户微弱的市场地位，农业经营也就能相对稳定并获得稳定的预计收益。
但由于目前我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的服务还不够完善，合作社的主要作用还是以统一购买、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为主，因此还不能够充分利用其市场地位来拓宽其在产业链上的发展空间，也无法引导农户实现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经营利润的最大化。
（三）营销能力依然是合作社经营中的显著弱点，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渠道和农产品促销上都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专业营销人才的缺失，因此还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营销策略组合和全方位的农产品营销网络，这直接阻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限制了农业经营的实际获利。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户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农产品经营的销售环节上，如果这方面的服务能力不能有效提高，那么合作社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就变得十分有限。这将成为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者发展的阻碍因素。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在提供技术支持、扶植农业生产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外，在促进农产品销售方面必须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其营销能力必须迅速提高。
首先，要倡导农民合作社进行农产品品牌建设，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和为农产品申报注册商标。要树立品牌意识，开发已有注册商标的价值。同时，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来维护某些地域特色农产品的地方特色传承并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是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未能抓住时机及时注册商标，因而没有品牌经营的立足点，结果是使经营收益直接受损。
在农业标准化生产方面，我国也只有2.4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了“三品一标”的质量认证，这一数量仅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量的6.9%；在品牌化建设方面，只有2.56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其注册商标，仅占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的7.3%。
其次，在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方面，新型销售渠道较少，主要以传统的销售渠道居多，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合作社、加工龙头企业向市场销售的。与加工龙头企业建立起的产销关系模式，会使农产品的销售成本增高、农民的流通控制程度变小，农民的获利空间也被压缩到最低水平，农民无法分享农产品后续加工环节和流通环节的丰厚利润。
最后，在农产品促销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促销途径也比较单一、营销水平和投入资金也有限，促销手段比较单一，不能将众多的营销方法综合应用。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促销整体水平也比较低。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合理有效的利润返还机制，农民利益受限
农民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利润返还机制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农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时，合作社章程上规定所有成员均享有相关权利与义务，合作社经营利润要在合作社内部公平分配；第二种是当政府部门、企业作为产业化经营的带头人，推动合作社的经营时，农户、企业与合作社之间实行订单经营，农户、企业并不参与最终利润的直接分配，他们的获利只是体现于订单所规定的利益之中。
在第一种情况下，农户能够参与到合作社利润的分配环节中，但要根据农户入社方式的不同情形来进行判别。农户进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两种方式：认购股金与缴纳社员费。比如：浙江省临海市西兰花产业合作社，就规定了农户作为社员入社时，可以在这两种方式进行自愿选择。如果社员同时选择了这两种方式，那么就会享受本社的利润分配或者承担风险；而部分社员仅缴纳社员费就只能享受到合作社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合作社的实际盈亏就与仅缴纳社员费的那部分社员无关；而对于合作社中的加工企业、中介服务机构、运销大户则规定必须要认购合作社股金。在现实经营中，大部分的农户社员都没能力去认购股金或者认购份额很小。由于他们在资金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在按股分红时农户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这极不利于保障农户的主体地位，而没有农户参与，合作社也不会有发展的生机。
而第二种情况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在订单农业经营中，农户的履约率有时会较低，同时企业拖欠货款的现象也会比较严重。当农产品价格高的时候，农户不履约比例会增长，而当农产品价格低的时候，往往又是企业不守信合同。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不够诚信，但根源与政府部门有关。在现行的管理体系中，农户与企业之间没有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理机制，更谈不上构建成利益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对于那些参与分配的农民和其他类型社员来说，其利润分配方式是多样化的，除了按股分红之外，还有按交易量分配和按劳分配。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资本占据的比重以及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因而出现了外部融资现象，这样农民专业合作社还需要对资本要素进行利润补偿。
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相关服务体系，完善组织架构，提高合作社在农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
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实力都不够强。因此其服务范围窄、经营实力弱、规模也不大，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市场影响力很小。因此，流于形式、合作不够紧密是合作社存在的普遍现象。
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实现持续发展，解决现存问题的对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明确“政府扶持、农民自愿”的发展路径；第二，要向上下游不断拓宽，逐渐形成农产品的全程供应链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实现全产业链经营。其经营不能仅仅落在农业生产环节，更要向前延伸至生产资料的购买与配送中，，还要向后延伸至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贮运中。要聚集起分散经营的农户，提高合作社整体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要逐形成一体化经营产业链条，要提高合作社在农产品市场中的话语权。第三，要不断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模。基层的合作社要在发展数量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进行提升，要不断完善合作社的整体功能，要提高合作者的一体化服务水平。要通过打破区域发展界限来发展全国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以壮大其经营实力和市场影响力。
（二）要逐渐增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控制力，有效降低原材料的价格，规避经营风险
那些由政府扶持、农民自发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逐渐将其业务范围拓展到农业的生产资料领域。这样不仅可以组织农民“团购”农资，或者通过增强话语权，来为农户争取到更低的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避免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提高所带来的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进入农资流通领域，组建起农资配送供应网络体系。从长期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与农资经销商相互融合，提高一体化经营程度，构建起完整的一体化产业经营链条，最终实现农业一体化经营。
（三）根据合作社特点创新营销组合，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经营水平和市场营销水平
在农产品营销策划方面，要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并确保生产措施的有效落实，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要促进“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用药、统一采摘、统一加工”的“五统一”经营模式的推广，以此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食用安全，提高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要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品牌化建设和经营，将品牌做大做强，加强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在销售渠道建设上，“农超对接”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农超对接”，即组织一定规模和标准化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城市中的大、中型超市进行直接对接，并将农产品直接投放到超市销售。
在促销手段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运用营业推广、人员推销、公共关系和社会宣传等促销方式，以扩大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四）改善经营分配结构，建立有效的复合分配制度，落实返利机制
要建立起按照实际业务量分配为主的合作社复合分配制度，并提升农户会员的实际盈利能力。在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中，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各地政府要鼓励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供销合同，并通过股利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扩大农民的实际收益，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实现合作社经营水平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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