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环保方案篇1
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最近正在北京新光天地忙他的影展，近200张动物图片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这位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自然中”的环保主义者。提起食品安全的话题来却近乎绝望。
“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肮脏的星球上……没有一样食物是真正安全的……”他消极地说，“可能跟我老呆在没被污染的环境里有关，我的味觉比一般人灵敏。”
奚志农的夫人史立红也是一位环保工作者，她说：“奚老师(她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不吃北京的木耳菜，鸡毛菜又叫豆腐菜，炒出来滑滑的那种绿叶子菜。”
可疑的农药气息
奚志农曾经在北京的木耳菜里尝出了可疑的味道，和他年轻时在云南老家乡下种地时用过的农药“666”及其相似。这种农药几年前就被禁止使用了。“整株都有这样的气味，还不仅仅是叶片……”奚志农说。
他还发现菠菜头也有过这种可疑的气味，甚至苹果，1998年，他买到的一箱苹果，果肉里也有666的气味。他曾经找质检部门去检测苹果的成分，结果不但花了大量的时间，对方还开了一个挺昂贵的价格。
“掰开玉米，玉米轴核心那里有时候也能发现那种气味。”奚志农说。
史立红没有奚志农对666的气味那么敏感，不过她尝过没有被污染的蔬菜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撼。“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这让我非常痛恨大白菜，一到冬天大白菜就是唯一的蔬菜了。不过上次在云南德钦。从家中院子里拔出真正没有用农药化肥的白菜的时候，我才明白了白菜真正的味道，白菜应该很甜，很好吃。”
云南的味道不能每天享用，这个家庭毕竟还要把多数时间放在北京这个超级大都市里度过。
各种无奈的禁忌
看到家里有客人来，奚志农活泼的女儿加入关于食品的讨论，大声地念一位朋友发来的短信，是那条流传已久的《幸福中国人的一天》，在牛奶事件之后，这条短信更丰富了：
“早上，喝一杯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两根地沟油炸过的油条……中午，吃一盘激素和避孕药喂大的炒黄鳝……这就是幸福中国人的一天。”
史立红看着女儿说：“孩子还在长身体，我们还没有完全不吃肉，但是鸡肉激素含量很高，不敢给孩子吃，许多孩子吃鸡肉多了会早熟。现在就是觉得牛肉和羊肉，或许可以吃一点。奚老师喜欢吃一些豆类和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藕、莴苣、土豆、南瓜。今天晚上我们家吃的是南瓜，这些菜尽量不炒，油烟对人不好，多蒸煮。”
一家人一起吃早饭和晚饭，早饭无论多紧张，坚决不在路边吃油条和小笼包。由于工作太忙，晚饭只能委托给小时工，“只能多叮嘱她，把蔬菜多泡一泡，好好洗一洗。”史立红说。
由于奚志农对食品安全比较上心，有的朋友传来传去，就成了“奚家不吃很多东西，吃草莓要煮熟。坚决不吃西兰花。因为表面很难彻底清洗……”史立红说：“没那么夸张，不过草莓那么肥，我们确实几乎不吃，西兰花我们也会吃。我们不吃腐竹、干木耳、粉丝，怕硫磺熏或者其他化学品的处理。”
“我们家从2003年开始，不吃金枪鱼这样的深海鱼，我有个朋友不吃鸡蛋，怕不安全有激素，他家只吃深海鱼。后来我翻译了一本国外关于金枪鱼的书，作者说，金枪鱼在大海里的地位就相当于草原上的狮子，你会吃狮子吗?我就明白了，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吃了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家就再也不吃深海鱼了，当然我们作为环保主义者也不会吃任何的野生动物。除此之外，如果出去和朋友聚餐，我们也不会刻意地不吃什么，只能是在选择餐馆的时候选一些正规和卫生等级高的餐馆，大家还是要互相迁就的。”史立红说。
牛奶和蜂蜜
全家还在喝牛奶，家里订的“三元”牛奶没有在这次三聚氰胺的黑名单上，这让全家人松了一口气。但奚志农对这种暂时的安全并不乐观：“我曾经带一个家在内蒙古的动物所研究生去找猴子，在藏区的村子里。他看到了牦牛挤奶，问这牛能挤多少斤，村民说。两三斤吧。他大吃一惊，说内蒙的奶牛，每天至少挤60斤奶!”奚志农有时候会选择豆浆代替牛奶。
奚家还有一种健康的饮料，蜂蜜。
“超市里的蜂蜜，我从来都不用眼睛扫一下的!”奚志农说，“真蜂蜜尚且可能有农药污染，何况还有可能买到硫酸、糖、甜味剂调制的假蜂蜜。”奚志农每年出去拍摄动物，会收到许多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工作的好朋友送来的蜂蜜。大桶背回北京来，小瓶分赠给亲朋好友。
“真的蜂蜜，我叫它熊猫蜂蜜。”女儿说。“有花的香味，有时候还带着点蜂蜡。”
“也许就是熟人才可以信赖的，”史立红说。“咱们这里还没有那种很独立的消费者监督组织，台湾地区有主妇联盟，集体购买，很有力量，日本也有类似的组织，6月我去日本看见有的农民，不用农药和化肥在他的稻田上，就那一小块跟别的田完全不同，这些稻米就是给专门需要安全食品的组织准备的。如果有市民组织和消费者组织，有力量抵制一切不道德的商家。生产者就不敢再作假了。”
家庭环保方案篇2
事实上,从2009年起,就有多位湖北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单独设立环保法庭的意见与建议,但如今这一愿望在湖北仍然没能得以实现。
为此,《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关注单独设立环保法庭的代表委员。
受制于编制与专门人才缺乏
记者了解到,2009年,蔡学恩提交《呼建环保法庭审判污染案件》的提案;2010年,湖北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曾提交集体提案《关于尽快在我省各级法院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或法庭)》,蔡学恩是主笔人之一;2011年,湖北省人大代表提出设立“环保法庭”的建议案;今年,蔡学恩再次提交《关于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的建议》。
蔡学恩说,自己之所以围绕设立环保法庭屡提建议,是因为当前环境案件的多发和维权的难度让人触目惊心,单独设立环保法庭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为什么湖北省到目前还没有设立单独的环保法庭?
蔡学恩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湖北省高院曾对他的提案给予回复,称环保法庭这一机构的设立,不是省高院一家能够决定的,涉及到增加编制数量等问题。
事实上,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
在蔡学恩看来,湖北省高院所说编制算不上是单独设立环保法庭的障碍。目前,在云南省的多个法院都已设立了环保法庭。“他们同样存在编制上的问题,不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编制等方面适应了环保法庭设立的需要。”
湖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对此曾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单独设立环保法庭,不存在困难。
受案面过窄致“无案可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6个省(直辖市)自行设立了61家“环保法庭”。
“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环保法庭都运作的非常完美,有很多环保法庭面临着‘吃不饱’、‘无案可审’的情况。”蔡学恩并不回避当前中国环保法庭所面临的困境。
“现有立法,完全能够支持满足环保法庭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蔡学恩认为,之所以出现部分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情况,根源在于人为缩小了环保案件的受案范围。
据了解,目前设立了环保法庭的中国法院存在三种受案模式:第一类是仅受理某一类环境案件,如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就只受理涉及环保问题的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第二类是有选择性地将资源类案件纳入环境案件,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将涉及环境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纳入受案范围;第三类是集中受理涉环境、资源、生态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代表是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清镇市环保法庭,集中受理环境污染类、生态破坏类、资源类案件。
蔡学恩认为,要破解“无案可审”的困境,目前需要改变按狭义“环保”概念人为缩小受案范围设定的做法。
环保司法需要“有法操作”
据了解,虽然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相对比较完善,但可操作性相对比较差,以致被业内人士戏称为“有法可依,但无法操作”。
蔡学恩认为,这是因为目前全国还没有一家合法的环境损害鉴定机构。
家庭环保方案篇3
关键词：司法专门化环境法庭专门法院
中图分类号：D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分化，法律机构也必然会发生这样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法律的专门化。然而审判专门化是法律专门化的应有之意，它不仅符合理性法律的基本要求，更成为司法独立的价值追求。由于环境案件具有专业性强、影响面广、取证困难、类型新颖等特点，审理起来相对困难，其复杂性迫使审判机构对环境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判断方式异于其他普通案件，所以将环境案件从普通法院提取出来通过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庭），进行专门化的审判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面对环境纠纷案件的频繁发生和无力解决的现状，使解决环境案件成为目前环境司法的一大难题，因此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庭）无疑成为了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和有效手段，也终将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一、设立环境法院（庭）争论
近年来，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的普及使得公民对环境的感知度、环保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很大提升。环境案件不同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其特殊性使其与传统的审判机制无法有效契合。在法制框架下，为环境案件的审理寻找一个合理的突破口，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环境案件的不断发生使环境司法专门化从理论变为现实应时而生。我国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设立环保法院（庭）或者环境审判合议庭等专门机构来解决环境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它也存在许多暂时无法解决的困境和问题：环保法院（庭）的设立是否真的于法无据，是否在我国具有设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环保法院（庭）的研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热门领域，相关的理论成果还不是很多。就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于设立环保法院（庭）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成质疑派和支持派。
（一）“质疑派”
一些学者对设立环境法院（庭）持质疑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法学博士、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刘超。他在对贵阳市两级环保法庭进行考察之后，从现有的法律制度方面反思了环保法院（庭）设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认为当前设立环保法院（庭）缺乏法律依据，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基层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审判庭的权力，目前基层法院的环保法庭设立有超越制度创新的嫌疑。他同时还认为在缺乏环境诉讼机制的前提下设立环保法院（庭）缺乏实际操作性。他在《反思环保法庭的制度逻辑》一文中从法律的具体规定入手，对环保审判庭(法庭)的内在困境进行了分析。还有的学者认为设立环保法院（庭）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和有效手段，只有转变我国“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目前所谓的环境公益诉讼都是在对环境私益进行救济过程中对公益的辐射。几个试点环保法庭在运行中遭遇的种种困难都都说明在我国设立环保法庭时机还不成熟。还有学者认为司法的能动性并不能为环保法庭的设立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环保法庭的设立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我国三大诉讼法也没有给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发展空间，所以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应该依靠行政机关。由此认为当前环境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仍然是依赖于行政救济。那么环境法庭是否能有足够的案源，这都是我们研究环境法院（庭）设立时应当考虑的问题。
（二）“支持派”
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是持支持态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正处于历史性转变时期，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应在充分发挥现有法院对环境案件审判力量的基础上，设立专门法院或在最高人民院及客观条件允许的三级法院中设立专门审理环境案件的环境庭。他同时指出，在对重大环境案件进行审理时应当成立环境合议庭。福州大学法学院郑艺群教授认为，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法律价值取向以及环境案件的独特性决定了我国应当建立综合的环境审判制度来应对环境纠纷。因此设立环保法庭已经成为解决环境案件的必需，是司法对现实作出回应的能动性的表现。
实践也证明我国环境法院（庭）在处理环境纠纷中表现出的能动性，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生态效果和社会效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王树义教授阐述了我国环境司法实行专门化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建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环保法庭试点地区做详细调研，掌握其价值和存在的问题并继续做好试点工作。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周伯煌副教授认为在我国设立环保法庭是现实需要，但在我国没有正式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台之前就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有违法之嫌。环境法院（庭）的管辖范围也因为环境污染的特殊性而存在争议。同时他还认为法官应当与环境专业人士结合共同参与环境案件的审理。
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环境法院（庭）的设立和运行给予了充分关注。“质疑派”与“支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有质疑也有肯定，但他们的学术理论为我们拓宽了环境法院（庭）的研究视角，开阔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的逻辑思维，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环境法院（庭）设立的理论基础及其审判体系等还处于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研究加强。
二环境法院（庭）的基础理论
(一）环境法院（庭）的界定
根据《法学词典》对法庭的几种解释，本文中的法庭即是法院专门审理不同诉讼案件的组织机构，是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所以本文中的环境法院（庭）应该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设立的，专门审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公民、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等)之间，在利用资源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由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规范所调整和处理的环境纠纷的组织机构。广义上既包括我国在实践中设在中级法院内部的环保审判庭，也包括按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相关规则设立的环保法庭。
（二）环境法庭特点。
环境法庭实行“多审合一”
即将本应属于传统法庭管辖的环境民事案件，环境行政案件，环境刑事案件，甚至环境执行案件一并纳入环保法庭的管辖范围。云南省和海南省的环保法庭实行“三审合一”，管辖环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环境执行案件仍由传统的法院执行庭管辖。贵阳、清镇环保法庭实行“四审合一”，将环境案件的执行也纳入管辖范围。“多审合一”使环保法庭在进行环境案件的、侦查、审理、判决、监督和执行中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使环境案件得到科学快速地解决，有效地提高环境案件的办案效率，更好的解决了环境案件“久拖不决”的尴尬局面。
2.环境法庭突破了传统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制约
三大诉讼法中都将原告限制在“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如果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讼，法院往往以原告不适格而不予受理。基于环境案件特殊性要求，环保法庭势必突破该规定，扩大原告资格范围，将环境公益诉讼推而广之。原告资格的扩大可以增加环境法院的案源数量，从而可以解决环境法院等米下锅的无奈，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可以鼓励更多的利益第三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发展和推广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不断发展也有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深化，对我国未来司法专业化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我国环境法院（庭）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设立环境法院（庭）的必要性
1.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需要设立专业法庭审理
由于环境纠纷的复杂性、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以及涉及面之广,决定了在审判过程中对专业性人才的渴求，而现实中由于缺乏环境诉讼人才，使得法院在处理环境案件时在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技术上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诉讼的久拖不决,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加之，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的增加了环境案件的数量，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的纠纷也在日益增多，因此生态环境的保护，公众环境利益的维护都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司法救济方面下工夫，环境法院（庭）的设立正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式。
2.现有法庭设置不完全适应环境诉讼的要求
我国现阶段的法庭设置主要有刑庭、民庭、经济庭、行政庭，而环境案件主要集中在刑庭、民庭和行政庭，也就是说针对环境案件的审理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审判机构，缺乏连贯性、协调性和专业性。环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首先是环境概念和范畴下的环境案件，而不是单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于缺乏专门的审判机构，也必然缺乏专门的环境诉讼专业法官，这既会导致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投诉无门的尴尬局面，又会导致涉及环境私人利益审理不专业、保护不及时、不到位局面。此外，由于缺乏环境诉讼的专门人才，再加上环境案件的日趋增多和公民运用司法手段维护环境权益的频繁，法院在对待环境案件的审理上必然会越来越陷入被动，现有的法庭设置也没法承担起如此复杂和繁多的环境诉讼，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环境诉讼的久拖不决，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因此要想更加有效地解决不断增加的环境诉讼，环境法庭的设立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机制。
（二）我国设立环境法院（庭）的可能性
设立环境法院（庭）于法有据
依据《宪法》1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而环境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类似民事法庭、行政法庭和刑事法庭的分类，本质上属于人民法院的专业法庭。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设立环境法庭具有宪法依据。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3条第2款：“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6条第2款：“高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这里的“其他”可以包含环境法庭及其他专门法庭。
2.近年来对设立环境法院已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是从80年代起，将我国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为试验点，试图在审判庭内首次特别设立专门审理环保案件的合议庭，以提高环境诉讼的针对性和满足审判工作实际的需要。尽管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批复认为“环保法庭与人民法庭性质不同，目前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尚无法律根据。”否定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拟设立环保法庭的请示报告，但该举已起到为我国构建环境法庭开局谋篇的作用。2008年11月，中国第一个环境法庭正式诞生，这就是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道路就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开始起步。此后，中国数个环境法庭的相继设立，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15个省，市，直辖市一共有环保法庭、环保审判庭、环保合议庭，环保巡回法庭一共77个。这些均为我们设立专业化的环境法院（庭）奠定了较为坚定的实践基础。
3.国外环境法院（庭）设立的经验可供借鉴
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院），及时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纠纷、提高处理环境资源纠纷的效率，是许多国家在强化环境保护上的一个通行做法。早在1969年，瑞典出台第一部环境法的同时，即成立了环境法庭，保证快速有效地处罚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7法治历史比较悠久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直把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和法院适用环境法判决案件的多少作为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8据学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约40个国家设有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全球共有270个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司法手段保护环境，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有鉴于此，借鉴国外成功的环境资源审判制度，在我国法院系统设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以解决环境诉讼的现实困境已经势在必行。
总之，在我国设立环境法院（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立法、实践以及丰富的域外资源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为环境法庭（院）的设立提供了法理依据和经验借鉴，环境法院（庭）在我国的设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尽管目前环境法院（庭）的研究和实践小有成就，但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境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深化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促进环境法院（庭）在我国的普遍设立，更好的发挥它的专业性，以期有效解决环境纠纷，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机制和环境司法机制。
参考文献：
[1]刘超.反思环保法庭的制度逻辑——以贵阳市环保审判庭和清镇市环保法庭为考察对象[J].法学评论，2010，1:121-128.
[2]常红.设立环境法庭的几点思考[J].法治论坛，2010，3:217-223.
[3]陈学敏.设立环境法庭的冷思考[a].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境法治2011年卷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4-68.
家庭环保方案篇4
关键词:征收;直接征收;间接征收;环境保护
一、国际投资中的直接征收
传统上国际法就承认国家有权征收外国人的财产，征收问题早于当代国际投资法。在当资条约中一般都有有关征收的规定。有关征收的习惯国际法寻求实现国家和投资者权利间的平衡，现在投资法明确规定了构成征收的条件和征收的法律后果。征收需要服务于公共目的。环境保护措施无疑满足了公共目的的本质特征。习惯国际法中的征收往往是为了协调国家权力与投资者财产权利间冲突。在国际法领域，征收的合法性没有争议，但是必须满足四要件才能符合合法征收。第一，征收必须为了公共目的。联合国大会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为了公共事业、安全、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内外的个人或私人的利益。投资者不能挑战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就国家征收决定其本身而论，其可以认为是国家决策的表现，投资者很难对抗东道国为了公共目的的决策。第二，征收措施不得武断和歧视。国际法庭在eLSi案中首先对武断进行了定义，其认为仲裁者故意忽视法律的正当程序，其行为动摇了司法得体。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判中的定义在后来仲裁裁判中当作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仲裁庭在azuris诉阿根廷案中将武断定义为为仅来源于主张，反复无常的、任性的，放纵的、不受约束的，专横的，其定义包括了布莱克大辞典中的定义和国际法院在eLS案裁判中所做的定义。仲裁庭在occideental诉厄瓜多尔案中，认为征收是建立在偏见和偏好基础上，而不是在事实原因的基础上。武断的定义必须建立在该术语的一般含意的基础上，也应当在国际投资法具体情境中考察。国际法一般要求东道国对外国人或外国投者进行武断的待遇行为进行克制。国际习惯法并不要求东道国对所有的外国人公平对待，或者将外国人和本国国民同等对待，甚至无正当理由不公正的待遇可能也是不可诉的。为了在特定领域保护外国投资，大多数的投资协定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仲裁实践表明，相对于主观意图，仲裁庭更倾向于以措施的实际后果为武断的认定标准。在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中，主观意图对于认定歧视待遇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定是否存在歧视的决定因素是相关措施对于投资的实际影响。第三，征收程序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对于这一要件至今存有争议。正当程序原则是国际习惯法给予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类似。另外，程序正当原则往往明确规定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否构成征收措施合法性要件也就产生了争议。在国际最低待遇标注和公平公正待遇原则下，再规定程序正当显然是重复的。有人认为征收中的正当程序不同于违反投资保护待遇中的正当程序要求。但仲裁庭在与征收有关的争议中并不考虑正当程序。有关正当程序的考量是在投资待遇中解决的。第四，征收需要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学者对于该要件争议也较大。及时、有效要求补偿不能不合理的延迟，并且赔偿的支付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补偿的充分性要求一直存在争议。当今的标准要求补偿应当在征收发生之前或者征收决定为公众所知悉时的公平市场价为准。一般将公平市场价格作为实际的补偿标准。
二、国际投资中的间接征收
间接征收的构成要件很早就有人论述，也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多边文件中，《保护外国财产公约草案》、1992年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行为指引》、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以下简称naFta)等规定了间接投资或相当与征收的措施。间接征收是国家采取的管制措施，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管理上的措施都可能引起投资条件单方面的改变。投资仲裁中有大量有关间接征收的案件。在RewerCopper诉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案件中，牙买加政府在合同中明确做出了不上涨税收和专利税的保证。仲裁庭指出，虽然Copper的当地分支机构仍然拥有条件变化之前的投资财产权利，但是不能再对投资进行有效控制。在Cme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发现捷克媒体委员会干预了Cme的当地分支结构CntS的合同权利，并且指出“如上述的捷克媒体委员会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Cme当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权受到了严重破坏，CntS变成了一个有资产但是不能经营的公司。”被破坏的正是申请人的投资，这种破坏正是申请人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在Sabtaelena诉哥斯达黎加案中，仲裁庭认为，当东道国采取的措施对投资者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和收益产生影响时，东道国行为构成了征收。在S.D.meyers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征收包括不仅包括公开的、故意的公认的财产掠夺，而且还包括对投资者的全部2016•2（中）或大部分的财产的使用造成损害的国家干预。technicasmedio-ambientalestecmedS.a.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为了区分国家的管理行为和征收行为，国家必须核实投资者的财产因为东道国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经济价值。
三、环境保护与征收
在投资中引入环境保护要晚于在贸易领域。贸易领域的环境保护可以追溯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sandtrade,以下简称Gatt）第20条（b）、(g)项；1991年《能源》在第18条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第24条有关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第19条允许成员国采取谨慎措施保护环境等条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14条规定了环境措施。晚近的双投资协定完善了相关规定。例如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12条规定了投资和环境保护，本条第5款规定“本条的任何一款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维持或实施与条约一致的、易于保证境内投资活动的、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在第8条第3款（c）项允许成员方采取或维持包括环境在内的措施，“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与保护生物或非生物可耗竭自然资源有关”。有关环境保护的征收案件构成仲裁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当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也不意味着赔偿不正当。tecmed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依据投资条约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尽管投资对居民的健康和环境产生影响，但是在庭审中仲裁庭发现这些环境影响并不足以引起终止许可的后果，事实上这种终止许可起因于社会动荡。仲裁庭也明确指出，相关措施是否构成可补偿性的征收需要考虑环境保护的社会背景。更特殊的是，仲裁庭指出一般管制性征收并不阻碍本案措施的征收法律效果，仲裁庭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是征收取决于环境措施的特性，即环境措施的客观效果。在本案中仲裁庭开始采纳效果和目的因素来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在CompaniadelDesarrollodeSantaelena,S.a.诉哥斯达黎加政府案中，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环境征收措施无论多么值得赞赏、也无论对社会有多大好处，与国际采取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似，即使是为了环境保护的目的，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外国人的财产进行征收，国家的补偿义务仍然要承担。有学者指出仲裁庭考量有关环境问题的征收时应当限于调查决定征收的最低科学标准，作出征收决定的措施是否以合法和科学的手段和程序，并且调查是否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潜在的损害。如果仲裁庭确信证据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那么，应当认定征收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这一分析重点在征收目的的合法性上。其要求仲裁庭在做出裁定时依据做出征收行为背后环境保护的原因。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环境保护无疑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仲裁庭需要确认被征收的投资是否会造成环境风险。但也要考虑其他征收要件，将其他征收要件作为实施征收措施的前提。仲裁庭主要的考量应该是东道国采取的征收措施是否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首先满足了东道国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后，还要满足于非武断、非歧视性。若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国家的措施就不会认定为武断和歧视，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合法。2012年美国新定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将投资争端中的环境措施排除在征收之外。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第6条规定除了在极少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等的非歧视性管理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与国际习惯法关于征收的规定略有不同。
四、新一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及其发展趋势
国际法中关于征收的有关规定是为了解决保护投资者的所有权和东道国管理本国公共事务间的冲突。合理的环境保护不仅要符合国家的公共管理权和立法权，而且要符合合法的公共目的。东道国环境保护规则影响投资者投的资决策。东道国环境立法具有不确定性，新环境规则可能改变投资者初始所赖以投资的财政和管理体制，很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继续经营。东道国所采取的环境措施很容易构成征收，其中包括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征收。国际习惯法不排除东道国对征收对象的补偿义务，即使出于公共目的、非歧视并且符合正当程序。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所规定环境保护构成征收的例外。那么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受到此类措施影响时，东道国将免除补偿责任。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缩小了征收条款的适用范围。不仅附件B4(b)第四项将国家因环境保护目的而采取的非歧视的措施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而且附件B4(a)也为仲裁庭提供了认定间接征收的标准。这一规定将对有关环境措施是否属于征收的仲裁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具体的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环境措施符合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规定，除非投资者有证据证明受到了歧视待遇。因此，如果双边投资协定采取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模式立法，环境措施将被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那么投资者将会为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负责。美国依据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签订了一些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条约，
五、结语
无疑环境保护问题应当受到各国的关注，它也是促进国际投资法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去努力寻找平衡东道国环境保护利益和投资者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法律规则。将环境问题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并不符合投资法律体系的原始目的，也对投资者的商业期待不公平。仲裁庭将会明确什么条件下一项措施可认定为环境保护措施。在不久的将来，有关环境征收的案件仲裁庭可能狭义解释有关环境措施的规则，使得间接征收不赔偿的范围最小化。
作者:葛宪运罗庆勇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家庭环保方案篇5
县公安局派出所
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公安机关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公安系统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在领导的重视支持下，我们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公安民警的培训教育，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家庭暴力报警案件的处理力度，化解家庭矛盾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取得了一些成绩。下面我作为一名来自基层派出所的警察，向大家作简要汇报：
一、法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反家暴工作有章可循
粗略统计，湖南省和长沙市关于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相关法规政策共有5份，按时间顺序排列为：1996年1月，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市级规范性文件，以政府名义公开反对家庭暴力。1999年，市公安局出台《贯彻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的意见》，对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2000年3月，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的出台，成为全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法规。同年，省公安厅、省妇联联合下发了贯彻《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的专门文件。2010年,长沙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深入推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司法执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由市级政法委牵头规范反家暴的司法执法工作，强化联动合作。同时，湖南省和长沙市还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长沙”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考核，通过刚性指标，来强化和督促公安机关处理反家暴工作。这些文件，都下发到了各级公安机关，成为我们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依据和指引。
二、研讨培训活动持续不断，反家暴理念渐入人心
就个人来说，我先后在公安局指挥中心、即家庭暴力110举报中心、县公安局妇委会主任兼妇女维权专干、基层派出所所长、中心派出所教导员等岗位工作过，这些岗位的工作性质都与妇女维权工作紧密联系，使我有机会10余次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种培训学习，也可以说持续11年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工作。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两次，一是去年我曾经参加过省厅举办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大轮训，课程中设置了半天的反家暴培训课程，今年7月初，我被省厅通知参加了“联合国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实操规范研究项目”培训班的二天培训。这些培训形式活跃，令人印象深刻，收获很大，例如“打破家庭暴力的循环”、“理解受暴妇女综合症”这些观点，我都是在培训中才接触和了解的。通过培训，我也才知道，家庭暴力是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其他国家的警察也和我们一样，在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受暴妇女，如果中国创造出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有可能为国际反家暴运动作贡献。
三、狠抓家暴案件五大环节，防治家暴效果显著
从我们县以及我们所里的工作来看，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狠抓了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受理环节。对于接到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事件举报，值班民警及时受理，进行110接处警登记，不得有任何推诿，严格按照110勤务执法规范要求操作，并纳入综合考评严格考核，加强督查，建立健全倒查追究机制。
二是出警环节。对涉及家庭暴力的警情，由值班民警进行初步研判后，通知反家暴专干参与，有条件的主管所领导参加，及时预防和制止制止家庭暴力行为。与此同时，通知乡村妇联干部一并参加，充分发挥其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协作联动。出警过程中强调使用规范语言，明确表明立场，口头警告施暴方，告知其法律后果，着力打破暴力循环，防止二次伤害。
三是办案环节，所内明确一名主办侦查员为反家暴专干，此类案件统一归口由其办理，涉及家暴的每一起纠纷、案件都要求录入公安执法系统警综平台，纳入执法质量考评。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立案，并及时、全面、客观地进行调查、取证。要求专干从出警阶段开始就广泛搜集固定相关证据，对伤情、损毁财物等现场进行照相，有必要的进行录音录像，开具法医介绍信，建议受暴方及时进行伤情鉴定，对当事人、知情人分别进行调查访问形成笔录，作好办案准备，呈报县局法制部门法制专干审核审批，最后形成卷宗备查。
四是调解环节。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组织调解。一般有反家暴专干、社区民警、乡村妇联主任、司法调解员、村治保主任等共同参加，发挥各自优势，分别征求意见，共同做思想工作。对达成调解的形成书面调解协议书，并责令施暴方写出保证书，由乡村干部或双方都认可的有威望人员予以担保，并表明保留追究其违法责任的态度。
五是回访环节。对于办理中、办结、考验期间的当事人，社区民警和乡村妇联干部及时跟踪回访，掌握动态，互通有无，信息共享，防止事态恶化，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尽管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工作越深入，案件处理越多，思考和讨论越充分，各种困惑和难点也就不断出现，例如，我认为，在目前实践中，有四个难以把握：案件处理的尺度难以把握，干预家暴的时机与边界难于把握，非典型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难以把握，多机构的协作与支持难以把握。
目前，宁乡县成为反家暴联合项目的试点县，我们所同时也成为省厅联合国反家暴项目的试点所，这对于我们开展反家暴工作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我们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探索与实践，创新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理念，提高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水平，探索更有实际操作性的反家暴实操规范，推动多部门合作与支持，既达到阻断暴力循环、警告施暴者的目的，又达到化解受害人和施暴者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家庭社区和谐的目的，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统一，实现执法效果的最大化。
家庭环保方案篇6
一、指导思想
以“共建美丽家庭、共享品质生活”为主题，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以创建“洁化、序化、美化、绿化”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以提升妇女素质和家庭生活品质为着力点，发动妇女、教育妇女、培训妇女、引领妇女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改变生活陋习，建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达到庭院美、室内美、景色美、生活美、村庄美等“五美”的目标和庭院净、居家净、厕所净、畜舍净、仪表净的“五净”要求，带动美丽村屯、美丽乡村建设。
评选创建活动要坚持以下5项原则：
――坚持合力共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要依靠全社会合力共建，依靠农户自主建设，形成上下一心、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广大家庭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推动“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坚持妇女主体。创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工作阵地在家庭，主体力量是妇女。注重发挥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深刻对接妇女需求，利用“妇女之家”活动阵地，结合“妇女之家”文化节，开展环保绿化、文化健身、素质提升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动妇女、宣传妇女、组织妇女、吸引妇女积极参与创建，在参与中接受文明教育、提升文明程度、提高生活质量。
――坚持家风引领。以广大妇女和家庭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家风建设为重要切入点，将建设家庭道德文明和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统一于建设中，实现可持续创建。
――坚持效益双赢。开展庭院经济、庭院保洁、庭院美化、庭院文化、身心美化，将美丽乡村农户庭院建设成为乡村旅游的景点、农民增收致富的平台、农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撑点，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坚持探索创新。要将“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活动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规划中协调运作。要在实践中探索，注重突出地域特点，加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研究，善于挖掘创新体制机制的经验做法，加大总结、推广和宣传力度，以提高“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水平。
二、创建目标
在全省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先进地区和一些重点村屯，选择一批经济基础较好、家庭经营管理有方、庭院布局整齐美观、绿化美化亮化到位、环境卫生治理达标的农户，作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对象，树新风、改陋习，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申报准备阶段（2016年1～3月）。广泛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活动大宣传，各地新农村办和妇联部门要联合制定适合本地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创建工作方案，提出创建计划，明确创建目标和任务，确定具体工作措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组织填写评选申请表。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2016年4～10月）。各地依托“妇女之家”，组建巾帼卫生保洁队、巾帼卫生监督队、巾帼卫生评比队等队伍，上门指导创建工作，开展家庭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彻底消灭卫生死角，清理庭院杂物，引导广大妇女群众更新观念，强化环保意识，养成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实现庭院序化、美化和绿化目标。
第三阶段：评选验收阶段（2016年11～12月）。各县（市、区）新农村办和妇联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活动。积极组织实地验收考核，明确考核细则，评选结果要进行公开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市、区）新农村办和妇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并授牌授匾。文件报省里备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各地新农村办和妇联部门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标准和目标，联合制定实施方案，落实专人负责，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这项活动取得实效。
（二）群众参与，广泛发动。坚持开门搞创建，从创建开始就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充分发挥村级妇代会的作用，让广大妇女投身到创建的热潮当中来，营造创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的良好氛围。
（三）与时俱进，总结创新。在制定方案时，要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积极探索，与时俱进；活动内容要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实效性于一体；活动形式要灵活多样，令群众喜闻乐见，增强活动的吸引力；要定期进行总结，开拓思路，探索和创造新形式、新办法。
（四）选树典型，示范带动。要对“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好家庭、好典型，进行评比选树，加大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参与面，形成户户争创、妇女争优、农民受益的和谐氛围。对评选出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示范户进行挂牌表彰，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家庭环保方案篇7
近日，涉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事项的公益诉讼，历经多年波折，终有破冰之意。
2012年8月31日，经过三审，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决定中采纳了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含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上述“决定”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最高法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最高法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办公室主任孙佑海看来，新增的关于“公益诉讼”的条款是我国法制史上“十分重要的突破”。
多年来，国内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缺乏法律依据，面对多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大量的公共环境利益受损，却鲜有人提讼。直接利害人无力告状、热心公益者无权诉讼，这使大量涉及环境类社会问题绕道司法途径，甚至引发。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公开表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没有解决。“举例来说，针对家门口被污染的河流，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眼下，新增的“公益诉讼”条款，以三个关键词明确原告的主体资格：“法律规定的”、“机关”及“有关组织”。
检察机关做原告是一种妥协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5年12月。
当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2005年12月7日，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中国律协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劲是等6人“代表松花江”发起了一场在司法界被认为具有典型性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汪劲等人深知，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可能不被法院受理。于是引入鲟鳇鱼、太阳岛等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构建一种新的“直接利害关系”。在周密准备诉讼文件后，由汪劲和北大法学院教授甘培忠自费前往哈尔滨办理。
两位法学专家刚到达哈尔滨，一位黑龙江高院内部人士就私底下告诉他们，“你们千里迢迢跑来，但这案子的余地不大。”果然，向法院递交诉状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表示拒绝受理。
中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每个人都像是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而其实没法操作。”汪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检举和控告”是一个宽泛概念，类似向公权机关“报告”，与立法上的“诉权”不是一种性质。
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要求，原告与所诉的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而环境公益诉讼多是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原告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
立法的困局未能影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地方的探索。2007年开始，贵阳、无锡、昆明等地相继试点设立了专门受理环境诉讼案件的环保法庭。
在现行法律放宽诉讼主体资格前，贵阳、无锡两地先行一步，放宽了对诉讼主体的“直接利害关系”要求。贵阳规定“两湖一库”管理局、环保局、林业局、检察院等4家单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无锡则进一步将环保社团组织、居民社区物业管理部门也纳入进来。
尽管对放宽诉讼主体抱着先行先试的态度，但无锡市环保法庭还是确定诉讼主体“以检察院为主”。“这样的选择是妥协的结果，”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庭长赵卫民说，“以检察院作为原告更大的好处是防止滥诉，因为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最不可能代表私人利益，同时宪法也规定它有控告、检举、揭发他人的权利，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恰当的。”
而学界和司法界对于检察院的原告资格存在争议。汪劲认为，在检察院判断、筛选案件的过程中，面对涉及地方政府的公益诉讼案件，如果检察院选择不怎么办?在人员、编制、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皆有关系的前提下，检察院的选择谁来监督。
赵卫民承认，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发起环境诉讼“的确没有太多积极性”，毕竟检察院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检察院也不一定具备搜集环境公益诉讼证据的专业能力。
“零诉讼”与诉讼难
无锡、贵阳两地的环保法庭试图建立起一套环境公益诉讼的独特立案规则和审判规则，这项工作被赵卫民形容为“像是造房子”。当时，“造好的房子”并没等来“房客”。2008年5月无锡环保法庭成立，一直到2009年上半年，受理的环境公益案件仍然是零。
云南、贵阳的环保法庭也曾面临同样局面。昆明环保法庭甚至在成立后近20个月内无案可办。这样的局面与环保法庭成立之初的各界热切期待形成鲜明对比。
据公开报道，全国范围内共有15个省(直辖市)设立了77个环保法庭，但环境公益诉讼的案源普遍很少。从2009年至2012年6月，官方背景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有6起，其中胜诉2起，调解结案3起。
2011年10月19日，云南曲靖中院受理了自然之友等组织就铬渣污染事件提起的公益诉讼。这是国内法院受理的首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
家庭环保方案篇8
一、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变迁与确立：从《98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
美国从1982年起就开始关注其投资条约范本的制定。截至2012年，美国正式形成了《198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84年范本》)、《199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94年范本》)、《200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04年范本》)和《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12年范本》)。这些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经历了“无环境规则一抽象的环境规则一具体的环境规则”的发展过程。其中，《2004年范本》以较为成熟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则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章(目标)第104条(与环境和保护协定的关系)和第11章(投资)第1106条(履行要求)第6款、第1110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第1114条(环境措施)就涉及了环境问题。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2004年范本》环境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199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随着环境规则立法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演进，环境规则的内容也得以确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明确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比《1994年范本》“序言”中“同意不放松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或标准实施的目标”的表述，《2004年范本》“序言”中“迫切希望通过与保护国民健康、安全和自然环境以及推动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实现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合作和投资的目标的表述无疑强化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明确了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1994年范本》仅以“序言”中的“目的”或“宗旨”的表述来体现美国双边投资条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涉及“环境”的表述。而10年之后的《2004年范本》对环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环境规则多达4条，包括“序言”、第6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a)项、第8条“履行要求”第3款(c)项和第12条“投资和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第1110条第1款和《2004年范本》第6条第1款均规定，为公共目的措施不属于缔约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征收或国有化措施对合格投资进行征收或国有化的范畴，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明确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而《2004年范本》附件B专门对“间接征收”的认定作了规定，即“……间接征收，指缔约一方具有与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但未发生正式产权让渡或公开占领的行为。
(a)决定缔约一方的行为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逐案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并考虑以下因素：(i)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但缔约一方的行为仅仅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能构成间接征收;(ii)政府行为对投资预期有明显、合理的影响的程度;(iii)政府管理行为的性质。(b)除在特殊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公共利益(如公众健康、重大安全和自然环境)的非歧视性规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有利于仲裁庭确定东道国的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3)明确了环境与投资的关系。《2004年范本》更注重投资与环境的关系，专门制订了“投资和环境”条款，并以2款规定细化缔约双方在“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协调，即《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a)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降低和减少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是不可取的，因此，缔约双方承诺不通过放弃或减损这些法律的方式来作为对其境内设立、并购、扩大投资的鼓励。如果缔约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了类似的鼓励措施，可以要求与另一方进行磋商。双方应当力求避免采取类似措施。(b)缔约方可以采取、维持或执行其认为与本条约相一致的、能保证其境内的投资活动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可以说，《2004年范本》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基本框架和理念，使投资者在投资时不得不考虑环境因素和东道国的环境立法，同时也使得东道国的环境立法能无歧视地适用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促进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
二、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仲裁实践经验：以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为例
自1994年美国投资条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争端解决机制下，外国投资者和美国政府之间、美国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发生了5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这些争端既有在《2004年范本》之前发生的，也有在《2004年范本》之后发生的。这些争端比较直观地体现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通过对这5起投资争端的考察，不难发现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是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的核心问题。虽然这5起争端均涉及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问题，但对于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上述5起争端的仲裁庭裁决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判断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不同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非歧视、符合目的与效果原则且科学证据确凿、充分。例如，在1997年“艾斯利公司诉加拿大案”②(以下简称“艾斯利公司案”中，加拿大政府最后也承认，没有证据显示低量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汽油抗爆剂)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损害，因而其承担了有关征收的赔偿责任。在2000年“梅耶公司诉加拿大案”®(以下简称“梅耶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其有从东道国政府实施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目的和效果进行审查的权力，加拿大政府采取的废物出口禁令措施属于政府规制权力，因而不构成征收。在2005年“梅赛尼亚斯公司诉美国案”④(以下简称“梅赛尼亚斯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基于公共目的的一项非歧视性措施，符合正当程序、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产生影响，不认为是征收和可补偿的。而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则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判断依据是该措施对投资者或投资合理预期的经济利益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1997年“马塔卡拉德公司诉墨西哥案”⑤(以下简称“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以东道国政府采取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实施效果为标准，认为“如果东道国政府不针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及时有序的行动，则征收就已经发生了，因为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性，会使该投资者的合理预期投资经济利益被剥夺”。在2007年“格拉米斯黄金公司诉美国案”®(以下简称“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也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求矿区回填措施对于申请人的投资没有产生具有足够经济影响的征收效果。由上述案件的仲裁不难发现，无论在哪种标准之下，仲裁庭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经历了从早期的认定构成间接征收到近期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样一种发展过程：20世纪末，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艾斯利公司案”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两个仲裁庭的仲裁员认定被申请人——加拿大政府和墨西哥政府——所采取的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进入21世纪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梅赛尼亚斯公司案”、“梅耶公司案”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个仲裁庭的仲裁员均认为东道国采取的环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从这3起案件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环境规则，仲裁机构已接受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的理念。
2.美国完善的国内环境立法为美国政府或投资者的胜诉奠定了法律基础。上述5起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中以美国当事人(包括美国政府)胜诉的居多，仅“梅耶公司案”的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败诉。即使在“梅耶公司案”中，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也是“虽败犹荣”。因为该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没有正当环境事由可以引入该项禁令……作为案件证据的材料显示，暂时禁令和最终禁令主要是试图保护加拿大的印制电路板废物处置产业以防止美国企业竞争;所涉禁令是暂时的，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待遇和国民待遇，不构成征收”。可以说，完善的美国国内环境立法、财产法以及征收法等为征收行为和政府规制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虽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应当依赖国际法，但当国际法对间接征收缺乏明确规定时，国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往往会使具有完善国内法律制度的国家占据上风。换言之，国内环境规则对于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也体现了《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的理念。
3.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衔接有利于协调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规则下，除引发涉及美国(人)投资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争端外，还引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的规定有效解决了该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⑦但事实上该条仅规定了当两义务相冲突时优先承担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而不能解决实践中具体问题。例如，针对加拿大政府采取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的禁令，“梅耶公司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并没有允许加拿大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其实，在《巴塞尔公约》生效时，印制电路板是否属危险废弃物尚无定论，但仲裁庭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否定了加拿大的环境规制权，显然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没有明确解决其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有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该案为美国修订《2004年范本》并在《2012年范本》中明确双边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新发展：《2012年范本》
2012年4月，美国了《2012年范本》。就环境规则而言，《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订，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强化了环境规则。
(―)修订背景
在21世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随着《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生效，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自此，美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和碳减排义务的实施步伐。其具体措施如下：(1)重视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法律。2005年8月8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即《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这部法案的基本宗旨是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保护环境、维护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延续了美国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政策，先后出台了《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电力法案(草案)》，这两部法案的关键目标即在于环境保护。⑧虽然这两部法案尚未生效，但显现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信心。(2)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履行。美国认为，在投资条约中明确加入遵守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有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更加有利于甄别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实施，“缔约国政府当局通过在投资条约中寻求其他方式的推动气候政策目标，如通过对清洁、低碳能源方面投资的保护，可以促进环境保护的目标。如果新兴的美国气候政策能涉及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或为美国公司参与国际补偿计划创造机会，则美国政府应当保证有关此类交易的合约的实施，特别是涉及投资内容的项目能够从投资条约保护中受惠。另外，投资者与国家、国家对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同样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国际投资在清洁能源和碳减排领域能够对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特别是诸如全球环境变化问题”。⑨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美国已经通过国内法中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效推动了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碳排放交易。然而，这还不够，美国还期望通过修订《2004年范本》来激发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2004年范本》中的环境规则虽然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则，但因其对国内环境措施以及多边环境公约义务履行的定位不明确，已经很难适应美国国内环境立法的发展以及其对国际社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认同的现实，也不利于美国环境政策的实现，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
(二)修订内容
与《2004年范本》相比，《2012年范本》虽然延续了《2004年范本》的环境规则立法模式，但在环境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再次进行了明确、细化和强化。其具体表现如下：
1.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2012年范本》将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明确为既包括专门规范环境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含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2012年范本》脚注16规定，《2012年范本》涉及的环境法律、法规是指“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或为了实施国会制定的法律而由中央政府颁布的规章”，仅限定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包括地方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法规，但《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与环境)第4款“或者”的规定又将中央和地方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纳入“环境法”的范畴中。在国际层面，《012年范本》第12条第1款为协调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冲突，专门将缔约国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与缔约双方共同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明确规定：“缔约方认识到，其各自的环境法律和政策，以及双方参加的多边环境协定在环境保护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规定把多边环境条约与投资条约进行了有机结合，有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问题。不仅如此，这一规定还利于提高缔约各国国内环境法律、标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拓宽了东道国执行环境措施的范围。
2.强调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规制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之六的规定，规制权是每个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减少潜在负面影响而享有的对外国投资的设定准入与经营条件的主权权力。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首次把其作为国家制定投资政策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的方式来确立规制权，足见该权力的重要性。与《2004年范本》未就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的环境保护规制权作出规定不同的是，《2012年范本》赋予了双边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例如，《2012年范本》第12条第3款要求缔约双方作出承诺，相互认可对方外资监管机构对于外国投资在监管、合规、调查等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并对资源分配享有权力。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范本》第12条第4款还特别强调缔约国政府在处理、管理环境事务方面享有优先权，并通过列举的方式将缔约国在投资与环境问题上的规制权加以明晰，从而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加上《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防止了缔约国为吸引外资而放宽本国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的“逐次”现象。如此一来，可以有效化解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其具体内容如下：1)环境规则更加细化。如果说《2004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以“一条两款”模式强调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那么《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则以“一条七款”模式细化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并结合其他条款在履行要求、征收和补偿、争端解决机制等各个环节作了规定。(2)环境规则更加硬化。从表面上看，《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与《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相同，均要求缔约国要保证在引进投资中不“减损”或“放弃”各自国内环境法规的实施来吸引投资，但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明显的不同。《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要确保”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而《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则要求缔约国“要力求避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要确保”强调“要承诺”，“要力求避免”则隐含“尽量保证”。语言表述的不同说明美国开始重视投资条约缔约国在防止“逐次”竞争行为方面作出“明确的承诺”，而不仅是作出“努力”。
家庭环保方案篇9
一、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基本内容
(一)文本结构及立法目的、精神、适用范围
1.文本结构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最初制定、实施于1998年，2007年做了全面修订，新增了第二章民事保护令的第二节执行，并对若干条文进行了修正。此后在2008年、2009年又做过3次小的修订。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改变最初立法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原法律有52条，修法后的条文共66条，仍然由7章构成。如表1所示:
2.立法目的、精神与适用范围
(1)立法目的
最初1998年通过、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条规定了该法旨在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在2007年修法时仅保留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该法于1998年立法审议期间的形成的最初草案，其实并没有把促进家庭和谐作为立法目的之一，但由于担心被误认为该法是一部鼓励离婚或者争取监护权的工具，在最后通过的法案中增加了该目的。对此，一直有女权运动者认为促进家庭和谐的法律目的缺乏性别意识，①并且有碍司法人员足够重视受害者人身安全，而以家庭和谐之名积极劝解当事人进行诉讼外和解或要求被害人原谅、宽恕施害者。②《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目的几经变动，无疑是关于该法定位为性别平等方面的法律还是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或是促进家庭关系的法律的观念差异和博弈。这种观念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修订而消失。③
(2)立法精神
该法以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为目的，针对的是以往家庭暴力问题被忽视，尤其是公权力救济松弱或缺失、受暴者持续处于暴力环境、家庭暴力导致受害者心理和身体伤害、家庭产生于复杂的原因等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惩罚施暴者。因此，在立法时，体现了如下主要几方面的精神:④
第一，让被害人安居家庭中(第14条第1项、第61条第1项、第31至33、38、39条);
第二，为被害人及加害人建立处遇或辅导制度(第14条第1项、第61条第1项、第38、39条);
第三，保护年幼子女之安全(第43至45条);
第四，公权力积极介入家庭(第14条第1项、第16条第3项);
第五，健全组织机构，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防治中心(第5条、第7、8条)。
(3)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
《家庭暴力防治法》把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第2条第1款)。这一定义包括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突破了对暴力的一般性认识，符合家庭暴力的特性。
同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了较宽的定义:夫妻或曾有夫妻关系、家长与家属关系、同为家属关系及现有或曾有直系亲属关系、现为或曾为四亲等内之旁系亲属关系、同居关系(第3条)。这一定义使家庭成员的范围不局限配偶或共用生活的近亲属，把曾有婚姻关系、祖孙关系、同居关系者等之间的暴力行为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符合当代社会中家庭亲属关系经常变动、同居关系普遍存在的状况，适应了社会情势。
(二)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第4条规定主管机关为:在全台湾的层面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并且，第7条规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协调、研究、审议、谘询、督导、考核及推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应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其组织及会议事项，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全台湾层面的主管机关和地方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职责不同，前者重在研拟法规、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工作，后者重在对家暴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对家暴受害者的救济等(分别详见第5条、第6条)。根据2002年制定、实施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在内政部设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
第8条规定地方政府下设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并设定了该机构的职责，因此，这一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组织功能，是一个跨机构的整合性机构，对于全面组织地方的家暴预防、对受害人的救助于庇护、安排处遇计划等具有中枢神经的作用。
(三)民事保护令制度及其执行
保护令内容具有多种(第14条、第16条第3项)，保护令的执行，可声(申)请警察机关、社政机关、法院或其他相关机关执行或强制执行(第21条至第26条)，保护令制度如能确实执行，不仅可保护被害人不必离家即可避免再受侵害，也使被害人可以在向加害人提出离婚或提起刑事告诉等较激烈手段外的另一种选择。
民事保护令制度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最为重要的一项立法特色，并不局限于诉讼过程方可提起申请的限制，其对既有人身安全保护制度有重要突破，符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所具有的持续循环性、隐蔽性等特征，旨在构建限制施害者行为、保护受暴者人身安全的重要的机制。
1.民事保护令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章第一节对民事保护令的种类、申请及审理进行了规定。该法第9条确立了3种民事保护令，即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及紧急保护令。①第11条明确了保护令管辖法院，第12条规定了保护令的申请方式，第13条规定了保护令的审理，第14条、第15条分别规定了通常保护令的内容和有效期问题，第16条专门就暂时保护令进行了详细规定，第17条则是专门规定命相对人迁出或远离的保护令的效力问题，第18条是关于保护令的发送期限，第19条就被害人或证人的保护问题，第20条是规定了可对保护令进行抗告(抗诉)。为便于区分和认识三种不同的保护令，请见表2(详见后页)。
2.民事保护令的执行
最初开始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规定民事保护令的具体执行，导致警察在实践中就如何执行保护令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程序，因此，2007年修法时因应2003年司法院释字第559号解释增加专节细致规定了执行的问题。②第21条对保护令的执行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并在此后的若干条款依照保护令性质的差异明确了不同的机关执行及其职责，执行机关包括:(1)法院;(2)社政机关;(3)户政机关;(4)学校;(5)税捐机构;(6)警察机关。因《家庭暴力法防治法》的文本表述较复杂，要厘清对保护令的执行需要把民事保护令的内容(第14条)与保护令执行(第21～28条)以及第三章刑事程序的部分条款对照和联系起来看。为更直观地呈现保护令的内容、执行机关、机关职责，笔者制作简表3(详见后页)。
3.社工人员的介入、安全出庭环境等在家庭暴力事件和案件的处理中，被害人的无助、权力关系失衡、安全威胁一直是传统法律所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3条的规定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对于保护令声(申)请程序或要件有瑕疵但是能补正的，可按期补正，是为申请人利益着想;第二，法官可依职权调查证据，必要时得隔别讯问，且询问地点可在庭外，方式多样，使案件的处理更富人性化、弹性，增进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第三，增列亲属及社工人员、心理师可陪同被害人在场，并得陈述意见，这充分考虑了受暴者在心理等方面所需的帮助。第13条等就是试图通过重构保护令的审理制度、增强对受害人的扶助来克服受害人的弱势和不安全问题。
第19条规定要求法院提供被害人安全出庭环境与措施，并且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第11条中，具体化了法院应提供被害人或证人安全出庭之环境与措施，包括下列情形，以维护其人身安全并免于心理恐惧:(1)针对危机或极度恐惧的受暴者，能提供视讯或单面镜审理空间。2)规划有安全危机之受暴者，到庭时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线。(3)其他相关措施。第(3)项应理解为包括准许社工人员陪同受暴妇女出庭等措施，这一规定给予了法院自行研究措施的空间。该细则第11条第2项规定了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于法院自行或委托民间团体设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务处所，并规定法院应提供必要之软、硬体设备，及其他相关协助，视法院办公空间、资源及实际需要，包括:(1)提供服务处在法院所需相关设施设备，包括传真机及电话线路等。(2)于法院办公空间使用允许条件下，提供可保障隐私的会谈场所。(3)提供服务处查询家暴个案庭期资讯之便利性服务。(4)有定期的联系会报，3个月1次或至少半年1次。(5)其他有助于服务处推展业务之协助。第13条第4项、第6项和第19条的规定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突破传统法律的非常重要方面，不仅着眼增进当事人的安全保障，且旨在使诉讼与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辅助措施有效联结，以应对家庭暴力案件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特性，促进家暴事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有效处理。
(四)刑事程序部分
刑事部分的要点主要是放宽迳行拘提要件(第29条)，对加害人未入监执行或出狱者，依第31、33、38、39条的规定，法官或检察官得定类似保护令救济范围之缓刑或释放、假释条件，或再行羁押，以禁止加害人对被害人采取报复或继续施暴。
该法第29条第1项则规定了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第2项规定对于非现行犯，警察人员如认其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情况，可迳行拘提。此规定放宽了警察及警察官迳行拘提权限，旨在应对家庭暴力案件发生的特殊性，突破了台湾刑事诉讼法第88条所定的迳行拘提要件为现行犯的规定，①因为，家庭暴力通常发生于极具隐密性之家中，且常在夜间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急，若只能对现行犯拘提，将起不到预防、制止暴力发生的效果。同时，为兼顾程序正当性与第一线执法的需要，第3项明定检察官依第2项规定亲自执行拘提时，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2项规定执行时，应以所遇情形急迫不及报请检察官者为限，事后再报请签发拘票。而第30条旨在强调检察官、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在执行第29条迳行拘提的职权时，为促使相关程序有所依循，避免急迫危险认定不一情形，对于急迫危险的认定作了示例规定。
(五)家事部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章父母子女部分的目的是确立法院审理涉家暴案件的注意事项以及建构由社政部门设置相应机制配合家事事件的处理，以确保受害者的权益尤其是安全。
1.未成年子女免于暴力以及目睹暴力
第43规定，在审理子女监护事件时，对已发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监护不利于子女。此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如果在一个目睹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将会带来许多不利后果。该法旨在不仅使未成年人免于暴力，还能免于目睹暴力带来的伤害。②
第44条规定:法院依法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之人或会面交往之裁判后，发生家庭暴力者，法院得依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为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之。旨在及时改变未成年人监护权等，以把未成年子女从新发生的家庭暴力环境中脱离出来。第45条的规定，赋予了法官相应的手段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裁判中依评估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性措施，预防和消除在探视中可能出现的暴力，因此构建了监督探视等制度，命加害人在法院指定的第三人或机关团体监督下会面交往，或完成处遇计划或特定辅导为探视之条件。并于第46条要求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设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处所或委托其他机关(构)、团体办理。
2.限制家暴事件的和解和调解
第47条规定，法院于诉讼或调解程序中如认为有家庭暴力之情事时，原则上不得进行和解或调解，并对和解或调解设立了条件。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以往家暴案件调解的社会学观察而确立的，即受暴者由于各种因素在声(申)请保护令之后又对加害人常常处于矛盾或摇摆的心态，一旦没有合适的调解人，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会出现权力的失衡，达成的和解或调解的结果有可能不利于受害人的安全或利益。③
(六)预防与处遇部分
该法第五章关于预防与处遇部分，旨在规范警察等各机构的职责、赋予其手段以及构建跨机构(结合警政、社政、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的防治网络，全面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对受暴者提供不同的帮助，对施暴者开展治疗。
1.警察的保护性职责
第48条第1项规定了警察在保护令尚未核发之前、处理家暴事件中应提供的保护和协助事项，第2项则规定了警察人员处理案件书写卷宗的义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警察消极应对家暴事件，规范其职责行使事项，并强制书写卷宗，此举旨在为督查警员工作提供必要的证据，也有利于案件信息的留存以备研究等用。而第49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及保育人员为防治家庭暴力行为或保护家庭暴力被害人权益的过程中有遭遇侵害的可能时，警察提供协助的义务。这是考虑到参与家暴防治各环节的不同机构的人员的安全问题，如果这些人员不能获得安全保障，那么受害者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帮助，此条实属必要。
2.构建救援、服务网络与教育
第50条构建了通报制度，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对家暴事件的通报义务，以此避免受暴人员不能及时获得帮助和救济。第50条还规定设置24小时专线。这两项制度旨在帮助受害者能够即使获得救助以及相关救助信息，同时也要求防治机构积极介入。
第52条是对医疗机构的要求，不仅要提供诊疗还要出具验伤诊断书，为进入法律程序后留下相关证据。
第54、55条是关于加害人处遇计划的规定。
第54条则是针对加害人的处遇。因为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往往与心理疾病等有重要关系，并且如果不能使施暴者终止暴力，那么受暴者回到施暴者身边将继续处于危险状况或者施暴者将继续对下一位伴侣使用暴力。①此条规定要求卫生机关制定加害人处遇计划，旨在从加害人角度防治家暴的再发生，对改善被害人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第55条就加害人的处遇计划执行进行了规范。
第56条、第57条规定了地方主管机关对于提供家暴防治治疗供医疗、警察、学校、婚姻登记等机构，并要求这些机构对其服务对象提供家暴防治的资讯。
第58条则是规定为被害人提供生活扶助、医疗等补助等。这一规定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此条文为目标的大量的行政法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详见下文)。
3.开展防治家庭暴力的教育
《家庭暴力防治法》要能够被有效和顺利实施，防治家暴网络中的各机构能否顺畅运转就至关重要，其基础就在于各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对家暴事件的认识、态度、工作方法、相关知识就非常重要，因此，第53条规定了卫生机关组织开展家暴防治教育的责任，第59条规定了社会工作人员、保姆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医护人员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第60条规定了学校开展防治家暴的教育。
(七)法律责任
1.刑事处罚
根据第2条的规定，家庭暴力罪是指指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因此，此罪的科处是依刑法的各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确立的罪名，非常重要的突破是第61条确立违反保护令罪，即5种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
2.行政处罚
第62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未尽通报责任以及医疗机构拒绝救治家暴受害者的行政法律责任。第63条规定了违反第51条无正当理由拨打专线电话，致妨害公务执行经劝阻不听者的行政处罚。
二、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扩展法律与政策体系
除《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2007年10月2日)对家保防治法部分条款进行了细化，以及《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2007年9月28日)专门对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等问题进行明确和细化之外，还有数十件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着与《家庭暴力防治法》衔接的问题，以及支持家暴防治网络的构建和运行。笔者按照所涉及的问题的类别对这些主要的法律、规范的要点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一)细化主管机构的职责和组织规范
主要有《内政部处务规程》(2002年)第2、3条明确内政部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防治事务;《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2002年)详细规范了内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运作规范和要求;《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建立管理及使用办法》(2007年)是实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条第3项即电子资料库之建立、管理及使用的专项规范;《儿童及少年保护通报及处理办法》(2011年)第13条补充了有关儿童和少年申请保护令的规定，即依该办法保护的儿童及少年有适用家庭暴力防治法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视儿童及少年需要代为其声(申)请民事保护令。
(二)明晰警察、司法、检察等系统的作业规范
第一，对警察涉及家暴事件的业务办理之要求的补充和完善。《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2005年)对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全面规范;《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办事细则》(2006年)第14条对刑事警察的妇幼安全工作含家庭暴力防治等职责进行了规定。
第二，关于对司法审判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主要有:《法院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2012年修订)全面、细致地对法院系统如何办理家暴案件进行了明确，并厘清适用于涉及家暴案件审判的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要点;《少年及儿童保护事件执行办法》(2000年)第32条规定了少年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加害人者的纪录及资料涂销规范，即去标签化的问题;《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2010年)第2条明确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民事保护令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管辖;《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期限规则》(2012年)第11条，对法庭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家事案件需要海外取证等事项而未能于三个月内完成或获得结果的，经承办法官或司法事务官叙明理由，报请院长核可者，不视为审理超限;《法院设置家事调解委员办法》(2012年)第5、10、17条，对家事调解委员会的培训、调解委员会职责进行了规定，并特别要求涉有家庭暴力情事之家事调解事件，应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条，指定曾受家庭暴力防治训练之家事调解委员进行调解《家事事件法》(2012年)第166条增加了法官权限和职责，对于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法院审理家事事件认有必要时，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家事事件审理细则》(2012年)第166条限制了涉及家暴案件的和解和调解的运用，即法官可评估债权人及债务人会谈可能性并促成会谈，但有家庭暴力情形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条之规定(对和解和调解的限制);《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2012年)第4、7条规定了法院有关涉家庭暴力事件中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第三，对检察机关办理家暴案件的规范，主要有《检察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项》(2009年)。第四，税收机关执行保护令问题。《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作业要点》(2012年)第6条是对税务机关对受暴者信息保密的规定，即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1条第1项第4款规定，持禁止相对人查阅所得来源相关资讯之保护令向稽征机关申请执行。
(三)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的处置和加害人的处遇计划
主要有《办理家庭暴力被害人紧急安置处理程序》(1999年)，核心是对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接获各单位处理家庭暴力被害人或自行申请紧急安置事件如何办理的程序的具体化;《(县市全衔)办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与交付处所设置办法(范例)》(1999年)是对原法第46条关于施暴者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等的安全防范的具体化措施;《直辖市、县(市)政府推动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补助作业要点范例》(2001年)，核心是规范如何协助有接受意愿且经济确属困难之家庭暴力加害人接受处遇，补助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执行机构办理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2011年)第64条，针对的是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及少年，列为保护个案者的家庭处遇计划制定范围;《法务部矫正署处务规程》(2010年)第9条规定了矫正医疗组负责家庭暴力等特殊收容人心理治疗的规划、指导及监督。
(四)对被害人的扶助和救助
主要有:《全民健康保险法》(2011年)第12、37、50条及《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2012年)第19条，专门对办理健康保险中涉及家庭暴力事件时的处理规范;《住宅法》(2011年)第3、4条，社会住宅(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应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其中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社会救助法》(2011年)第5条及《社会救助法施行细则》(2011年)第4条，规定了独自扶养未满十八岁未婚仍在学子女之家庭，因受家庭暴力已完成两愿离婚登记的，以及受其前配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护令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协助申请人对未履行扶养义务者，请求给付扶养费;《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2011年)第4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扶助;《特殊境遇家庭创业贷款补助办法》(2009年)第2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政府创业贷款补助;《就业保险促进就业实施办法》(2011年)第18条是关于促进家暴受害者就业的规定，核心内容是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该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被托单位，受理失业期间连续达三十日以上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之求职登记，经就业咨询无法推介就业者，得发给雇用奖助推介卡;《家庭暴力被害人创业贷款补助办法》(2009)是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8条第3款辅助家暴受害者创业的落实;《犯罪被害人保护法》(2011年)第3、30条是对家暴受害人的补偿，即犯罪被害人可向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申请补偿、社会救助及民事求偿等之协助。
(五)社会工作者全面介入家暴防治
此部分法律、法规、行政规则主要涉及到社会工作人员全面介入家暴防治，资质获取及获得相应资助和鼓励等。主要有:《内政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2001)第2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志工可获志愿服务奖励;《心理师执业登记及继续教育办法》(2003年)第9条规定，心理师执业每六年接受专业法规考试;《社会工作师法》(2009年)第7、10条是社会工作师资质取得、撤销的规定，即家庭暴力罪犯罪者不得充任社会工作师，已充任者，撤销或废止其社会工作师证书。尚未取得执业证的，不得发给执业执照，已领取者，撤销或废之。
(六)对外来居留受暴者的相关居留规定
主要有:《入出国及移民法》(2011年)第31条规定，外国人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可继续居留;《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2000年)第4、5、6、13、25、32条分别规定了:(1)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程序;(2)遭受家庭暴力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者，觅保证人之规范;(3)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或申请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可以许可;(4)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者，可以许可;(5)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区，觅台湾地区人民一人为保证人的顺序，保证人责任、保证内容。
(七)运用信托、税收手段推动家暴防治
主要有:《内政业务公益信托许可及监督办法》(2003年)第3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可设立公益信托;《公益彩券回馈金运用及管理作业要点》(2011年)第4条规定，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缴付财政部之回馈金可用于推展社会福利事项，包括家庭暴力防治;《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2012年)第8条、《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2012年)第16条第4款规定，涉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办理社会福利服务业务所需之劳务免征营业税。
从以上规范及其要点的梳理可以看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要旨是:既要解决家暴受害者的安全和司法救济问题，又要从预防与处遇方面全面治理家庭暴力，试图从司法、执法、扶助、处遇等不同方面切入，因此，是一部跨越了民事、刑事、行政、程序、社会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可以说，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既是一部专门性法律，也是一部所涉甚广的综合性法律。该法如果要得以有效实施就不得不依赖于在司法、执法、行政等各个环节的细致的规则建构，因此，围绕着家暴防治法形成了庞大的、融社会政策于其中的法规体系。
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范式转变
范式问题是由科学史学和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提出的，范式是指:科学实践中的一些人们接受的例子为某种一致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模式。科学实践的例子包括法则、理论、应用以及仪器的使用，成熟科学的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革命从一种范式不断地向另一种范式转变。①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成果，但是对于理解法律构建的不同模式、构造仍然是合适和可行的。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制体系全面地突破了传统法律的构造和原理，实现了法律范式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
(一)家暴全面入法增进政府的保护性能力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构成，不仅要求执法、司法人员及时介入，从制度上改变和防范法不入家门的观念。而且，整个家暴防治的法制构建中，在教育、预防、制止、惩罚、审判、矫治、扶助等各个涉及家暴的环节、领域，形成了详细、明确的操作要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反家暴的法制状况，把家暴防治问题全面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中。家暴全面入法，表明了政府对家暴的立场和态度，向社会传达了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评价。同时，在各个环节中要求了有关公权力机构及时介入、对家暴的受害人进行保护和救助，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职责的履行。
(二)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并重构建组织和信息监控体系
按照台湾现行的家暴防治法制体系，家暴防治和案件处理不再仅仅是警察、司法系统的工作，全台湾层面及地方的家暴防治主管机关还必须整合教育、卫生、社政、民政、户政、劳工、新闻等机关和单位。通过细化主管机构和职责，形成了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高度合作的家暴防治组织体系，这就使复杂、涉及众多问题和环节的家暴防治有了稳定、明确的实施机构和人员。这样的法律组织、实施体系全面改变了台湾地区以往单纯依靠警政、司法机构控制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形成了一张与法律机构、社政机构的联动之网。并且通过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的建设，使家庭暴力事件的信息和处理情况纳入了全面的信息监控和信息分享，确保了主管机构对家暴事件的掌握，并有利于及时研究家暴事件发生的规律、变化，以及时调整相关的制度和工作程序。
(三)以安全为核心构建时间、空间法律控制机制
台湾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的构建力图改变传统法律以惩罚为主，在事前、事中、事后各关键环节缺乏有效的防范和保护措施的状况。防范和保护措施的设置需要高度契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规律，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抓住了关键点。家暴事件的发生，时间上多发生在深夜，空间上多发生在私人住宅内，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密闭性。因为时间的紧迫性和空间的隐蔽性、私人性，导致家暴的受害人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前文已经阐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置了三种不同的民事保护令，这三种保护令的申请程序、核准审查要件等不同，分别对应了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时间状态，使保护令能够较全面地运用到紧迫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对时间的把握及紧迫性的回应，其典型是紧急保护令的设置，这一保护令的声(申)请程序极为简化，体现了立法者关于及时制止家暴事件的基本理念。紧急保护令的声(申)请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核发错误或者声(申)请人滥用保护令，但是，正是这种以错误为代价和成本的制度使那些需要公权力及时介入的受害人能够获得最为迅捷的帮助。对家暴事件的时间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保护令制度，在其他环节和问题中也体现出立法者对时间维度的敏感，例如，前文介绍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条第1项、第2项，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和对家暴犯罪嫌疑人的迳行拘提权。《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法规还有许多规定回应了家暴事件发生时对公权力介入的紧迫需求。
在空间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的立法体系致力于解决环境的安全性问题。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条对于施暴者不可接近、限制接近受害人，以及其他条款中对施暴者会见未成年子女的空间和环境条件建构等的行动空间控制，正是运用法律建构起对于受害人、未成年子女生活环境的安全性。
(四)治疗性与扶助性的法律实践
前述表明，在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台湾家暴防治体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制度、机构和程序的创设，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等扶助性、治疗性专业人员全面介入反家暴法律实践的各个环节。这一法律范式的确立，促成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改变:第一，以往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在面对家暴案件时存在各种社会学上的认识和知识困难，例如，如何在裁判中考量家暴的因素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影响，如何处理家暴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关系等等超出警察、检察官、法官知识和职责之外的问题，使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及其工作人员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知识和力量的帮助。第二，通过社会工作者、心理师陪同受暴者出庭以及提供心理治疗等措施，使受害者在与施暴者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和心理被动中，获得了一定的平衡和治疗，使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可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第三，社会工作者、心理师等为主实施的对加害人的认知教育辅导、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或其他辅导、治疗对于帮助加害人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复正常的行为和心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长效地解决家暴事件的重要方面。
(五)彰显法制的社会政策维度
在认识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法律体系时，不能忽略的问题之一是，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彰显了社会政策的维度。这使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制不仅要解决及时制止暴力、对受害人提供保护、惩罚施暴者等这些传统议题。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关于家庭暴力现象、家暴受害者的社会学观点。在实践中，处理家暴事件有许多难点，比如受暴者难以摆脱受暴环境和施暴人，长期处于暴力循环中。①围绕着这些难题，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通过法制的构建，把一系列扶助、辅助、救济家暴受害人及涉暴家庭的儿童、未成年人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法制化，使家暴防治法律、法规具有了突出的社会政策特点，具有明显的扶助功能。
四、比较:当前大陆《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不足
经过关心家暴问题的各种力量长期、艰难的努力，2014年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反家暴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14征求意见稿)具有不少亮点，③但是，对比反家暴法制所要解决的立法目的和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2014征求意见稿仍然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法律实施是否顺利及效果，并可能影响到未来进行的修法工作:④
(一)组织结构和防治网络缺乏系统性和可实施性
2014征求意见稿所构建的反家暴组织结构有较大的缺陷，系统性不足且各相关机构、系统相互间关系缺乏明确的组织规范，未能构建成形的防治网络。该稿中，一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作为实施该法的牵头、负责单位，且未赋予监督的权力、明确监督方式，这种设置将导致该法的负责单位权威不足，难以有效推动法律实施;二是对于草案中列举的各涉及单位的职责未能明确描述和要求;三是一些重要的部门未列入该法责任单位;四是组织实施的负责单位、所涉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相互衔接等，均缺乏明晰的规范，这一问题导致家庭暴力法治的网络构建缺乏明晰的系统性、操作性;五是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家暴事件的统计，但是未能搭建信息监控和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不利于家暴防治的监测和研究。
(二)对家暴防治中受害人及未成年子女的安全需求回应不足
2014征求意见稿虽构建了人身保护裁定制度，但是由于现行规定存在若干偏差和遗漏，导致提升受害人、未成年子女安全的措施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回应家暴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特点，缺乏及时回应性。一是人身保护裁定的回应性很弱，不符合家暴事件的基本规律和当事人需求。(1)人身保护裁定与民事诉讼捆绑。现实中家庭暴力的发生既可能是没有诉讼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是诉讼前或诉讼后发生。受暴者对人身安全的保护需求也不必然与诉讼或离婚相关，众多的当事人最迫切需要的是及时制止、预防暴力的发生。(2)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单一，且均需书面申请和证据审查两规则的设置也较为单一，没有按照十分紧急、一般情形、过度情形来区分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和当事人请求，对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家暴事件完全不能进行及时回应。(3)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较简单，没有完全体现受害者或未成年子女对安全的需求。(4)对于违反人身保护裁定的相对人虽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1、115、116条处置，但这是事后的处罚，本身并不能促进、实现公权力机关对人身保护裁定期间的受害人或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而应当负有重要保护责任的公安机关没有被要求负责人身保护裁定的执行或提供保护，这就导致人身保护裁定的威慑和保护效果大大减弱;二是对于受害人出庭、调解过程等一系列的环节中没有建构起安全保障措施，受害人在面对和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三)对受害人的扶助系统缺乏构建
家暴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长期处在暴力循环的环境中，更加剧了其弱势，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多出现不良的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生存、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机会。⑤因此，需要特别的扶助。2014征求意见稿对于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关怀有一定体现，但是缺乏帮助受害人发展的维度。具体讲，没有就如何扶助受害人发展出脱离施暴者、受暴环境的生计能力、机会等进行基本的规定和要求，例如，就业、创业贷款、保险、教育等等的扶持。现在的草案没能把民政、税收、金融、卫生等系统有效地纳入到反家暴的政策网络中，这对于下一步构建针对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各类社会政策将造成立法上空白和阻碍。
(四)对加害人的矫治系统未能全面建立
在如何对待加害人的问题上，除了惩罚外，仅有第12条规定把被判处刑罚或被拘留、逮捕的加害人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该规定明显缺乏针对性和回应性，家暴事件的处理，惩罚必不可少，但于当事人而言，及时制止暴力、预防暴力是首要需求。而施暴者之所以施暴，有多种原因，如长期没有公权力介入、缺乏对施暴者的威慑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施暴者有各类心理疾病、生理性病变，要戒除暴力、预防暴力行为，就需要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治。因此，仅把矫治针对已经被实行人身控制的加害人，遗漏了绝大部分的加害者。此外，对于如何实施矫治，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如何介入等等重要的问题未能建构起可操作、可实现的规范。
(五)未能构建起对法律系统的辅助措施
在家暴事件的处理中，常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其实反映了警察、法官、检察官对家庭暴力事件的认知、理解、把握和应对上有较大的知识和技能困难。比如，有的受害人向警察报案后，警察一旦决定拘留加害者，受害人反而又要求释放加害人，从表象上看对待加害人的态度非常复杂，警察在处理过程中经常无所适从、难以理解。类似的情形和困扰，在法官、检察官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均可能遇到。①因此，要使法律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置家暴案件，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心理医师等专业人士介入，形成对警察、法院(法官)、检察(检察官)的辅助系统，帮助法律系统中的工作人员更好地把握案件以及应对法律外如加害人、受害人的处置等问题。然而，2014征求意见稿不仅未能建立这样的扶助系统，更令人堪忧的是，该草案甚至未留下建立此种辅助系统的法律空间。
家庭环保方案篇10
【关键词】情景模拟；家庭护理程序；角色扮演
【中图分类号】R4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537
社区护理程序是社区护士应用护理程序的五个步骤对社区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整体的健康进行护理的过程。由于护理对象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所以在评估、确定护理问题、制定护理计划、实施及评价上都各有其特殊性[1]。我院在教学中发现学生普遍能较好的运用护理程序来分析个人护理案例，但在分析家庭和社区护理案例时往往感到无从下手。为了达到护生能在家庭护理实践中正确运用护理程序的教学目标，我院在家庭护理程序教学中引入了情境模拟教学方法。通过模拟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理解护理程序步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良好效果。
1一般资料
选取2012级护理大专3年制学生100名，均为女性。年龄19～21岁。教学实施时间为第4学期，护生已经学习了基础医学、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等课程。
2方法
2.1教学环境设计
家庭环境采用有床的环形护理示范教室，加上桌椅构成一个家庭空间，制造家庭氛围。
2.2精选案例
采用一例老年骨折经保守治疗后出院恢复期合并高血压病例，编写社区护士首次进入家庭进行护理的模拟病案：患者雷某，女，78岁，高血压病史20年，2周前跌倒致左踝骨骨折，经保守治疗后返回社区恢复。家庭关系：患者与儿子、儿媳、孙女同住，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儿子因工作忙不能照料，其儿媳为家庭主妇，平日颇顾忌婆婆，孙女颇得患者疼爱。患者病后一直情绪不佳，时常对儿媳发脾气，儿媳感觉照顾压力大，经常与丈夫发生争吵。
2.3教学实施
2.3.1教学准备撰写教学内容设计模拟病案及环境布置；挑选护生扮演角色；扮演者熟悉模拟病案内容，模拟表演练习。
2.3.2教学过程（1）复习护理程序的方法和步骤。精讲社区护理程序中针对家庭健康问题资料收集的内容、特点和方法，以及护理计划制订、护理措施实施、护理效果评价的特殊性。（2）挑选6名护生扮演案例中角色及社区护士，按首次家访步骤实践案例情境，其余护生为观察员。（3）要求表演组护生从3个方面表现模拟情境：①病人表现出一侧下肢活动障碍的症状和体征；②照顾者叙述病人身体、心理、生活状态和家庭经济条件、亲情关系；③社区护士询问病情、病史，查体，指导家属测血压、功能锻炼。（4）护生分4组根据场景呈现的内容，指出社区护士在家访中出现的错误，讨论本例中家庭存在的健康问题、解决的方法及相应护理计划。讨论结束后由每组代表陈述，全体护生共同制订本例中的家庭护理计划。（5）表演组召开家庭会议，由社区护士将护理计划告知访视家庭。（6）教师归纳总结在家庭应用护理程序的特点。教学过程共2学时，一次完成。
2.4效果评价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了解护生对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评价，调查表包括学习兴趣、教学效果、教学改进3个方面，共9个条目，教学改进为开放式条目。在课后发放调查表，护生以无记名形式填写，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100%。护生对情景模拟教学效果的评价见表1.在调查中有学生提出表演组更能发现家庭中的护理问题，身临其境效果更好，建议增加表演机会；但观察组更能发现护理过程中的错误，更有助于思考护理措施的改进方案。
4结论
调查显示90%护生赞同本节采用情景模拟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情境模拟法通过身临其境，使护生对不同角色进行换位思考，增强了对他人的理解与同情，使之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职业道德教育[2]。应用情境模拟法进行护理程序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更有催化思维活动的功效，有助于学生掌握护理程序在家庭中的运用方法。情景模拟教学使护生主动观察学习，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培养了护生全面观察、分析、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3]，有助于达到教学目标。但由于社区情景过于复杂很难模拟，此法在如何引导学生运用护理程序解决社区健康问题方面不便开展。
参考文献
[1]赵秋利.社区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