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概念篇1
【摘要】历史概念教学对于历史学科能力的提升，高效课堂的打造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清历史概念、比较历史概念、分解历史概念、构建历史概念体系、注重历史概念的生成是强化概念教学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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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概念；学科能力；生成
如何强化历史概念教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教师引导学生理清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
历史概念一般包括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历史事件的性质、特征、影响等诸多因素。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准确梳理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为全面准确理解历史概念奠定基础。
以必修2《罗斯福新政》为例，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厘清该概念的内涵、外延。时间，1933年~1939年；地点，美国；人物，罗斯福；事件（措施），整顿财政金融体系、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调整农业、加强社会救济、保障体系、推行以工代赈、加强社会立法；性质，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特征，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影响，使美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缓和，避免走上法西斯专政的道路，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这样，通过教师引导学生梳理这些历史要素，学生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的时间、地点、人物、措施、影响等外延就有了准确把握，同时学生也能理解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的内涵。
二、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对于这些历史概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比较的方法帮助学生厘清历史概念。
所谓比较，就是把同类历史概念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点，从而把握历史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属性。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个历史概念同属于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很多学生容易混淆。教师可以试着从“划分标准”、“传承的方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定性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就容易得知：分封制是以血缘为主要划分标准、以世袭方式进行传承，对中央政权来说，分封的诸侯很强的独立性；郡县制则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以皇帝的任免作为主要的传承方式，对中央政权来说，地方郡县完全听命于中央。这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学生就能够准确把握同类历史概念相同的本质和不同的特征。
三、教师引导学生分解复杂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复杂的历史概念无从下手，难以全面把握。这时，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概念进行分解。
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历史概念，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学生把握起来比较困难。教师这时引导学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解为强化皇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为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两个概念，引导学生列举出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史实：君主专制制度，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设立、清朝军机处的设置；中央集权制度，秦朝的郡县制、元朝的行省制度。进而引导学生总结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
四、教师引导学生构建历史概念体系
历史事件不是孤立、零散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样，历史概念的存在也不是孤立、零散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历史概念置于历史知识网络中去，实现历史概念的体系化、网络化。只有这样，历史概念才能长时间的留在学生的记忆中也就不会陷入历史知识、历史概念一背就会，过两天就忘的怪圈。
比如必修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知识点复杂，历史发展的阶段多，学生很难入手。教师可以从构建概念体系入手，问题就迎刃而解。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概念体系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运动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子历史概念。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概念体系包括19世纪60、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1912年~1919年，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927年~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1937年~1945年，民族资本主义日益萎缩、陷入绝境等子历史概念。构建了完整的历史概念体系，学生也就能够准确理解同一概念体系下诸多历史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真正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五、历史概念教学也应注重学生的生成
由于历史课时的减少，不少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走“捷径”，直接把重要的历史概念印制成读案，学生在课堂俨然成了一个“背书匠”，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历史概念教学不应是灌输式、填鸭式，而应该是启发式、生成式。只有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学生才能对历史概念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全面把握历史。
比如必修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中“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一上位历史概念的把握。首先，教师可让学生先迅速浏览全文，引导学生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产业结构、经济模式等角度整体把握，然后教师给出“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图”,引导学生分析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概括美国经济阶段发展的原因，从而学生生成二战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调整的子概念特征。这样，通过学生的生成，历史概念就能牢记于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历史概念教学这一课堂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学生学科素养、能力的提升和高效课堂的打造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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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2
【关键词】资产；要素；概念
一、研究内容的提出
会计概念框架作为会计知识体系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指导、引导财务与会计从业人员形成认识和解释会计对象的一种认知结构。然而，会计概念框架又对从业人员形成的认知结构具有局限性，影响会计人员如何想、如何处理经济业务，并注意经济事实的某些方面，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程式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惯例产生会计认知刻板，框限主观认知会计世界的活动，导致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会计人员根据自己的会计认知结构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主观解释，建构企业现实的财务、经营和现金流量图像。会计概念框架体系包括已有的各种会计概念框架认知理论理念和会计研究者及从业人员各自的概念框架认识以及相互影响，两者之间应存在一定高度的相关性。
资产概念作为会计概念框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会计主体确认计量资金现在及运动的去向，在会计概念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会计概念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不可或缺，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具有很久远的历史。随着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经济主体中各单位对资产有效使用的竞争、不同时空条件下资产价值的发现与消逝，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资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形成各种流派的资产概念框架，深刻影响了理论与实务界对资产的认识，本文研究旨在探讨各主要资产概念框架表述的内涵及各种资产概念框架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从空间不同层面对资产内涵进行探求，以期进一步明了资产内涵。
二、资产概念框架综述及分析
资产的概念框架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历史成本为主导的“资产成本观”概念框架。该观点认为资产就是（历史）成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度具有广泛的影响，直至今天，虽然仍无法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历史成本在资金运动中可以想当然的转移为企业新资产价值，但历史成本由于其真实可验证性被一直沿用，用以确认资产价值的计量。
第二种，以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流入为主的“未来经济利益观”概念框架。该观点首先在美国1980年FaSB的SFaCno.3《企业财务报告的要素》中被使用以后，成为至今资产主流概念之一，2006年我国新准则就采用了该概念，在《企业准则――基本准则》中规定，“资产是过去交易和事项形成的，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然而就未来经济利益来看，“虽然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但资产并不是未来经济利益本身”，未来经济利益流入需通过未来实际发生及发生多少予以证实，其描述是在说明资产运用的目的和可能的概括性结果而已。
第三种，资产的“权利观”概念框架。该观点认为“资产虽然含有未来经济利益，但资产不等于未来经济利益，而是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权益”，显然，该观点也内含着“该经济利益能够在未来多大程度上实现，则需通过未来实际发生多少经济利益来证实”的观点；但资产的权利观更侧重经济利益实现的条件，即企业是否具备实现的法律上、制度上的条件，显然其强调的也不是资产本身，而是说明资产运用的局限条件和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几种结果，至于实现为哪种形式需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和运用而定。
第四种，资产的“资源观”概念框架。该观点显然是在资产“历史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权利观”基础上的完善扩展与综合，认为资产是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发生的结果，该结果形成的是一项由会计主体控制的经济资源，该经济资源可能为企业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该观点也是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中对资产概念研究的倾向性意见，该概念框架体现为对资产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从会计的基本职能来看，“会计是反映性的，……任何将企业价值精炼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是历史的选择，人们关心的不是数字，而是数字下面的事实”，是反映与客观真实的一致，因此资产的“现时资源观”更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中经济主体不同时空条件下对资产有效使用的竞争和资产价值的发现与消逝，更能体现资产自身的本质。
在实践中，资产“成本观”、“权利观”、“未来经济利益观”和“资源观”同时在使用，比如资产购置多以历史成本计量，准则中资产被定义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权利观）资源（资源观）”，分期收款销售则按资产经济利益流入现值（未来经济利益观）计量。“成本观”是资产来龙去脉中的过去记录，“权利观”反映在制度框架内行使经济利益的可获得性，“未来经济利益观”侧重资产在实际经营运动过程中发挥作用，“资源观”则更注重静态看待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物质。当前资产主流概念囊括了“资产局限条件下过去、现在和将来”，虽然该定义具有综合、全面的效果，是从时间序列上揭示资产内在属性，但显然是资产定义争议的妥协折中结果，也容易掩盖资产的其他方面，对资产本质体现不够。
三、资产微、宏观层面维度的内涵分析
特定历史条件下，资产内涵除了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时间维度进行综合揭示概括外，还可从资产所处空间局限角度来考察，其资产概念定义还可从微观会计主体层面和宏观会计行业层面两个维度进行探究，据以辨识两方面对现行资产内涵的影响。
（一）微观会计主体层面
从微观会计主体层面来看，第一，应从动态经营管理过程研究资产。资产之所以为资产，因其处于会计主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是经营管理当局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耗用所做的准备或者经营资产的回收，资产一直处于经营管理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周而复始的不断运动，从而获得大于耗用的收益。资产以其动故能获得收益，以其静故能获得暂时的稳定，因此，考察资产应从资产暂时稳定和循环往复的运动中进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探查资产的本质属性。
第二，资产是经营管理发生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现时状态。会计主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交易或事项形成资产，随时间流逝资产当前状态因经营环境的时空变化与过去不同，呈现出一种当前新经营环境下的现时状态；现时状态强调资产的动态性，资产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因时空变化将影响其收益及收益的实现状况。比如一项产品卖方通过销售获得收益实现，买方可能需通过一系列生产价值创造过程，并重新通过销售实现收益；再比如企业购买设备用于投资，后因经营决策变化而闲置，显然处置设备一般要发生折价损失。
第三，现时资源在合理经营管理下才可能产生有效和有效率的经济利益流入。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大小即取决于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也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或采用了）合理的经营管理。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在局限条件下可以为持有者带来经营利益――即现金流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正常合理的、有效率的、得当的经营管理前提下，才能有效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流入，否则资源就不能称其为资产，仅仅是资源而已，就如空气是一种资源一样。再比如专用性资产其专用性越强，可能带来的超额利益越高，但其可逆性也越差，离开特定环境将降低使用效率，甚至是负效率；而专用性越差，可逆性就越强，但其收益性也较差，极端的例子就是保留过多的流动性最强的现金。
第四，受制度约束的排他性利益。特定资产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以其为依据，通过制度规范的各项权利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包括会计主体所处空间范围内现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且是在制度规范的权利束集合中会计主体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不同时间、空间环境，决定会计主体其能够享有的资产的权利束集合内容因制度框架不同而不同。实践中，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也自觉不自觉的在遵循着各自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同时，各国会计准则作为特定制度规范，其实施的经济效果也非常显著，将导致企业特定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率有所不同。如在我国，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作为一项无形资产进行核算，但实际上并不能自由决定土地的用途，须在规划审批项目范围内经营使用获利，否则将面临制度风险而遭受损失；比如收入实现要求与销售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本质就是要求各项制度规范内的合法权益所能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的转移；比如，衍生金融资产其如何确认、确认多少、是否终止确认的判断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规定；再比如我国新会计准则中要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型企业预计弃置费用，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履行义务做出强制性制度安排，据统计，“2007年9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86.6亿元，2008年12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38.56亿元，2009年18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15.79亿元”。
（二）宏观会计行业及社会层面
从宏观会计行业及社会层面来看，首先，资产内涵是以会计行业理论概念框架基本前提假设为前提的。资产定义的给出依赖并受限于会计概念理论框架中基本前提假设，比如货币计量假设内含货币币值是稳定的，即使围绕价值上下有所波动，但波动较小不影响会计信息系统以此价值计量输出会计信息的公允性，显然此时会计信息系统以历史成本为资产概念框架反映会计主体资产的计量是合适的。
其次，资产概念从行业角度、社会角度看，与具体会计主体不同。社会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则更倾向于关注市价、公允价值等现时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反映企业外部无法避免的系统性因素影响，从而评估其共同关注的企业各方面情况。
第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富，但并不代表能够带来财富积累的高效率，其效率实现需要依赖很多社会性因素。当社会高度专业化和标准化时，在很大程度上企业需要专注于核心能力，而将企业相关任务分配到相关联的社会专业化部位去，从而整体提高效率，换言之，资产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网络中的其他资产资源，比如大企业会分包部分非核心技术零部件的生产。
四、资产内涵界定小结
资产内涵既可以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时间序列中局限条件下资源状态角度研究，也可从空间格局不同层面进行探究，或可弥补历史研究资产内涵之不足，更全面反映资产的本质属性。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的层次性及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体系内各层次概念内涵的界定，既要有层次性又不能重复交叉或超出会计概念框架体系，以更好地反映资产本质内涵，因此通过辨析我们认为，资产在本质上可界定为：特定前提条件下，会计主体为实现目标所控制的现实经济资源。而特定前提条件则是指会计概念框架中内在一致的目标、假设及原则等对资产内涵外延的界定，比如“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权利观”所述其他资产特性方面，将其构建于会计假设或目标相关内涵中显然更合理。
【参考文献】
［1］成小云，任咏川.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中的资产概念研究评述［J］.会计研究，2010（5）：25-28.
［2］葛家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比较和综述［J］.会计研究，2004（4）：3-10.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3
关键词：成本控制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社会利益分配
近现代经济中成本概念的早期使用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面，重点在于考察和控制（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相关的价值耗费。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及经营环境的变化，成本概念更多地进入管理领域，在内涵及外延各方面有了极大扩展。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成本观念的出现以及会计社会化趋势的加强，则使成本概念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使用，也使其含义变得更为含混和难以理解。近来我国关于一些特殊行业收费及产品价格调整的讨论中，都特别地牵涉到对成本的理解，但其中的混乱及一般理解与专业意义间的差异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化环境中成本控制视角的选择及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问题，其意义既在专业方面，也在一般的社会问题理解及处理方面。
有关成本概念的学说
成本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成本的社会意义。导源于近代公司制企业的成本会计，很自然地将对成本的关注引向了微观层面。尽管如利特尔顿等学者对成本会计的意义给予了极大肯定，但这种肯定却多是从企业内部需求的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导致了现代成本会计理论及会计成本视域的相对偏狭。直至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交易费用及社会成本的考察出现，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中成本观念的变化。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业成本、价值链成本、质量成本、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环境成本、战略成本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其社会根源，除了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外，成本观察中视野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讲，近现代经济是一种企业经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其兴衰与变迁，乃是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现代会计理论的体系架构以企业为核心，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但是，这一属于阶段性的必然，不能证明成本的真实本性。
从本质上来讲，成本所涉及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各个社会阶段中必须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成本的考量是资源配置中所关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观念在德国早期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杜能在分析中将成本和价格作为确定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因素。在他的成本项目中，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常常把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列，以强调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在他关于孤立国六个圈境的分析中，运输费用和距离始终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自然也成为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核心问题。杜能著作中所揭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成本因素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组织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有这种关于经济圈境的划分，其共性在于考察和规划社会组织架构中对距离及成本因素的考虑。对成本的考量是决定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从成本角度分析和研究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关系在马克思、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讨论中有深刻揭示，科斯的交易成本观念实质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用成本因素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反证出社会关系与成本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分析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实体的经济行为由于存在未付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即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等人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视角将社会经济诸多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关注成本的社会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广泛性，其行为选择（包括资源耗费）都将产生某种社会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属于独立的组织必然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中，作为其社会经济基本成分的（经济）实体，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属于社会制度选择的结果。而这种制度选择中，亦必然地包含成本因素的考量。不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讨论中，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关于分工的经典论述中，都可看到成本费用因素的痕迹。这些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关于成本及成本控制的选择，需要采用广泛的社会视角。
总的来看，不仅整个社会组织范围内的成本及成本控制考量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视域，即使一个微观经济单位的成本选择，因其影响的广泛性，亦不能作为纯粹的微观意义上的个性选择来考虑，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其社会意义。一方面，一个组织个体的成本决定，尽管有许多内在的属于个体特别所有的决定因素，但却在实质上因为个体本身所处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约束（比如市场要素的约束、技术发展水平的约束、经济规模的约束等）；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的目的，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施行对个体成本耗费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组织个体的成本高低反映着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耗费水平，更因为个体成本数据的高低，会通过价格、利润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比如某些垄断行业高工资、高成本导致总体上的微利或亏损，实质上是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组织个体的利益剥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成本决定，显然绝非简单的个体自身的内部管理行为。概言之，个体的成本决定，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过程，因为其可能具有的巨大社会利益分配功能，从而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有效的利益调节甚至剥夺手段。
在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中，成本抉择始终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性质的交易成本解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将这种观念作一延伸，应用到其它更为广泛的领域，必然具有同样的可行基础。对企业产品成本的考察，也只有纳入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出更为恰贴的理解。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及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有效地控制成本是社会个体自身的利益选择问题，简单地将其视为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耗费水平，忽视其社会意义，这无疑是片面的。关于成本控制的考察与设计，必须进入超出微观个体的视域，并深入到社会利益决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所谓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
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分析
会计中的成本观念，尽管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体系构成，但却依然只是社会成本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成本观念客观地经历了一个随着环境变化及管理理念的演进而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其逻辑特点及规律性在于：对成本的考察，最初是以产品生产成本为核心，重点在于理解成本的经济意义及其具体确定，是一种基于基本经济理论的生产成本概念。随着生产的发展及认识的逐渐深化，对成本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理解，也从“工厂在制造和推销产品时所发生的一切耗费总数”，到“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一定量的价值”，再到“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日益广大而深刻。这种改变同时反映出一种在考察成本视域上的放大：即由“产品”到各种“经济活动”，其基本的考察范围则经历了由社会到企业，再由企业到社会的演变。
自产业革命以来，产品生产成本核算与控制曾是会计界关注的重点，并促成了成本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会计界对成本的关注，也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科林德鲁夫（ColinDruvy）曾经指出：成本对象是指需要单独计量其成本的任何活动。换言之，如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想要知道某项事物的成本，该事物则称为成本对象。成本对象之实例包括一项产品的成本、为一位银行客户或医院病人提供服务的成本，经营一个特定部门或某一地区销售的成本，或计量其所耗用资源的成本。尽管有许多理论家对成本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及阐明，也有不少会计专家对成本及费用等概念做过理论上的区分，但正如许多人在讨论成本问题时发现的那样，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及概念本身含义的变化，关于成本概念以及与费用等相关或相邻概念的辨识与区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不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问题的考虑中，关于成本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理解，都应该持一种动态发展的、开放的观念，尤其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观念上的调适，进行积极的适应性变革。
在历史及理论研究中，基于研究的系统性及一贯性考虑，应采用广义的、源于总体历史观察的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在成本概念的使用中，既要对各个相关概念作出细致的区分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具体需要，也要学会适当地模糊相关概念的细微区别，以免在进行一些基本的观察以及将成本概念的使用扩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时陷入概念的泥淖。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4
从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根本变化，经济体系的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术语在经济词汇领域爆发的趋势。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新的，刚刚被小范围的经济学家所熟知的经济学术语。像经理人，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抵押，租赁，倾销，不景气，战略企划，宏观经济指标，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外债重组，控股，跨国公司等。分析日常生活中经济学术语，以及对其分类原则和标准的拟定探讨，以便能够有效的确定新生术语的语义结构类型，和与其相关学科的基础术语。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术语。像：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投资资金,服务,投资基金,公债买卖业务,债务人欠款,固定基金,周转基金等。有的术语对大家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术语概念还可以找出很多，像：合作社,农业综合体,破产,利益,贸易折扣,股东,利润,租赁,承租人,商品生产者,供货商，承包商,债务人,行政管理模式,计划经济,贷款,竞争,购买力等等。但是，由于在社会经济范畴里的全球变化，很多这种术语开始具有附加的意义。
我们对这么一个例子进行分析,货币/钱/资金和贷款，原则上说，这两个单词并不新鲜。然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这些概念表现了新的内容，比如：以前不能自由兑换的纸币（被称为死板的货币）变成了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贷款，也有钞票的涵义,术语的概念界限从本质上分化了，如果以前这个术语仅仅和贸易领域有关,比如用钞票买东西，那么现在这个经济术语的概念界现从本质上分化并且延伸了，例如在银行业里得到贷款给商业团体或房屋建设等，在对外经济活动范围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的外汇通道贷款给人文计划。
这些术语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汇率,外汇通道,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存款,信用证,发行等等。由于这些术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所以对它们的理解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专业手册和术语词典。基本上我们明白它们的含义，虽然是比较简化的，也就是说并不像这些术语在经济，财政，银行业等专业领域所理解的那样。
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他们的语言意识与某个经济学术语单位接触的过程中慢慢理解它的呢？
当然，在语言交流学里术语被看作是思维单位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每一个术语都表达一个固定的概念。很多经济学术语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另一方面，经济学术语即与基础经济学的术语概念有密切的内部联系，也与其它的许多科学领域关系紧密。例如，普通科学领域里的术语(如系统，体系，制度)的概念，也被应用于很多其它的知识领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专业经济领域中的这些术语的含义了，像经济体系,税收制度,财政系统,对外贸易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等。
对于那些对某个具体学科的术语体系进行研究的语言学家来说，广泛的有条理的意义体现了该科学领域的不同概念之间在名词性层面上内容的和逻辑的关联。
在科学领域的概念或理论的名词性层面上，概念间的内容关联一般用于同一层面的各个领域的课题的系统化，而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则用于不同层面的各个领域的系统化。例如，在整理经济学概念时，在概念间内容关联的基础下可以分成《社会生产》和《工业（专业）生产》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到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特性的概念体系，如经济领域，而第二部分则与民族经济体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有关。
在社会生产部门和专业生产部门的某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把一些最通用的概念划分成独立的一部分。以下这些术语或术语词组所表达的概念就属于这一类：物质财富生产，进款，利润,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生产能力/设备,周转资金,固定资金,需求,供应,最大利润,价格）,价值等等。
在某一课题领域的范围内概念的内容系统化取决于它们所属的对象，性质，关联，条件，数量，进程等范畴。这些范畴是概括名词性内容信息的工具。在任何科学领域里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都有与其相符的具体的型式。在“市场及其结构”的领域内，概念（如价格制定和价格歧视）是属于对象范畴的，那么在“国家财政和预算政策”的领域内，这些概念转变为别的内容方面的概念（比如：制定价格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价格制定的国家调控等）。因此，一方面，术语概念内容的特性在每个科学知识领域继续保持下去，而另一方面，再其它的科学领域里也出现了它们与术语结合的联系。
经济学术语领域里，在名词性的知识层面上，内容的系统性具有不同属性的范畴间的种类关系“现象――本质”，“对象――状态”，“对象――关系”，“对象――数量”，“对像――过程”等。例如，在投资政策和投资活动领域的基本概念里，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流入这两个概念就是被范畴间内容的关系“对像――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科学概念的亚系的范畴中随着名词性的科学知识的层次范围的逐渐缩小，也体现了概念分类的层次。内容的系统性给定了各个范畴内部的关系“整体――部分”，“系统――元素”，“原因――结果”，“独立的――派生的（导出的）”等。在经济学范围内经常能够碰到“整体―部分”，这种概念关系的例子：税―所得税,资本―信贷资本等。
分出范畴间和范畴内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容关系的意义在于，确立任何与这个关系有关联的所有的经济领域的原始概念特性。这些特性包含在相应的概念的属―种的差别里。
个别的名词性层面在概念分类的范围内形成了科学概念的不同的细分，这是对同一类型的概念的主体根据不同的划分原理来合理划分的基础。内容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与各种类似的分组有关。这一类的例子有：概念“交易”在国内贸易里和“贸易业务”在国际贸易体系中。
最后，在概念的分类次组的范围内不同的并列从属的概念可能与内容的关联有关，这些内容的关联制约了对这些对象（现象）的概念符号的特性的总结。在对相应的并列从属的概念的内容进行平行的多元划分的情况下，形成了所有划分原理的特征结合的条件。例如，在表现通货膨胀过程和经济危机的概念的分类次组里，比较概念失业和滞胀（当通货膨胀与失业结合在一起时的经济状态）之间的内容的关系，在一元划分的情况下是比较相应的并列从属的概念内容。
科学概念除了在组分类，次组分类和细组分类中的内容关联外，还在同属的和从属的特定概念之间有逻辑关联，这些关联是以用合理的方式对该概念做出相应的说明并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下从种的概念内容中引出同属的概念内容的方法为基础的。例如：下列概念就体现了逻辑关系：行业壁垒和价格歧视，这个概念内容“行业壁垒”就是从概念内容“价格歧视”引出的。
概念的逻辑关联保障了种的概念向同属的概念的定义的还原性，归根到底，是指向具体的科学领域或者理论的原始概念。这种还原性最清楚的表现在原始概念的某些成分的理论中。由于科学领域原始基本概念的组成部分的不确定性，使它们借助于内容与上面所分析的相应的定义的关联，不能形成原始的概念，而是形成同种的概念。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5
关键词:经济法;商法;部门法
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1.从不同经济法概念所引起的争论
在西方国家中,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他们往往把经济法概念分为较窄或较宽的两类。但不论较窄或较宽都与商法有关。
就较窄的经济法概念而言,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施加直接干预的全部法律规则,即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和商品化进程中进行管理和干预的法律。这种法属于公法或经济公法。而商法是调整私人经济关系的法律,属于私法。在经济法中,不包括商法。即使存在商法自制体系的国家,经济法也可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种观点在法国、德国都占压倒优势。但是这种狭义概念在事实上要想划清哪些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规则,哪些是调整私人经济关系的规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把法律划分为自由经济的私法和国家调控经济的公法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国家为了对经济施加影响而制定经济法时采取严格的态度,也不免在有些方面涉及到私人利益。这样,国家对经济施加干预时,又不得不介入私法领域。这正如法国C.让泰所说:“在经济法中,‘法’不是法律规则的首要渊源和基础,那是从属的方法,是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它只是使法律有了特定的环境。它的特点是多变性和惩戒性。”1这种多变性往往导致政府“自由决定权受到颂扬”,市场主体“个人合法权益的正常保证越来越少”。所谓惩戒性,主要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施加影响,确保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在管理方法上,除直接积极的“强制性许可”外,更加越来越多的采用间接手段。此外,经济法的学问和艺术,应更多地研究协同合作的作用,把有利害关系的参与者组织起来,形成协调的规模经济成就。狭义概念虽然认为经济法是个独立的部门,但认为经济法是统治经济的专制措施和法律框架,而且认为经济法只涉及宏观经济关系,不包括私人经济的微观经济关系。这样经济法只能是经济公法。
广义经济法概念认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管理经济生活,尤其是管理生产和财产的流通2,并认为经济法的使命是规定全面的经济生活。这一概念的主要精神是把经济作为扩大商法的使用范围和更新传统商法的一条新途径。经济法只是把刑法、民法及社会法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精神融合到古典的商法中去,是对传统商法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系列不同规则的独特的法律精神。按照这样的观点,不仅使经济法和商法及有关商事企业法得以区分,而且使商法由于未注入全新的理论而使它的传统体系和形象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就是把经济法包含在商法之中,建立大商法体系,从而取消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这种理论和观点在比利时最为突出。在比利时,经济法的概念首先是用来指“商业和工业的自由以及愿望自主,以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全部规则”3。重商主义认为经济法是商法的延伸,并认为,在商事活动规则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商法有被使用范围更广的法律——即被经济法吞并的先兆。因此应更新拯救商法,建立起以商法为中心的经济法律秩序。另外,有人认为经济法的内容是适用于企业的全部规则(不论是公法规则,还是私法规则),不过这种企业规则主要是指用商业方法经营的企业,因此,商法与经济法相结合,但以商法为主。这种方法对商法的更新未赋予全新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法采取合并的办法,这是不可取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经济法其基础就是传统的商法。但加进了现代经济引出的许多规则”4。这样又把经济法分为“一般的”经济法和“特别的”经济法。同时它观察经济活动的方法不是按照某一法律规则的观点,而是按照从事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适用一定的经济形势和需要所引出的一系列不同渊源规则的所有人的观点。根据这些范围较宽的概念,经济法既属公法,又属私法。既涉及宏观经济关系,又涉及微观经济关系。现在范围较宽的概念在多数国家占上风。甚至长期坚持较窄概念的德国也有一种扩大调整范围的强劲趋势。不过这种广义的概念,也招来一些批评,如批评比利时的广义概念是一种鸡尾酒调剂方法的概念,未能指出它的实质性缺陷。
另一种是以市场经济的方法为基础来确定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法律已不能充分适应新的需要,主张保留传统商法体系的基本部分,并使之成为经济法的核心,这也是为商法、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并立存在而且自成体系寻求根据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更新商法,也不是把商法改名为经济法,而是主张商法完全取消或成为经济法的特别法。而经济法则自成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这一经济法新概念主要是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为契机,它受到欧洲绝大多数法学家的赏识,并受到欧盟独创性的实践探索。
这一思想,认为经济法与商法是不同的两种法律模式。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主义模式的产物,商法是政府对经济奉行不干预主义模式的产物。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发展经济的法律,它超越传统的公法与私法之分,在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控的同时,对微观经济关系进行间接的监督管理。这种对经济的组织、调控、监督、管理、保障,不论对国有、私有或混合经济都一概适用,它以政治经济学所及的范围为基础,它的重大主题是国家对经济施加影响使市场经济具有充分的活力。并且使经济法律规范能直接影响经济制度、权利义务、经济效益。通过经济法规的制定,建立起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国内市场和某些部门的特殊规则,并最终导致某种程度的法律整体化。
在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法方面,欧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以相同的市场经济观为基础,力争各成员国在法律制度上保持一致。他们的原则是逐步创造本身足以保证生产最合理分配的条件,联盟旨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才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并且只用“有限干预的方法”来完成使命。他们在建立共同市场方面,制定了农业、货币、贸易、投资、银行、运输等共同政策。他们在建立共同市场经济法规方面,制定了禁止歧视,建立共同关税同盟,使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取消开业和提供服务的限制,有关倾销和滥用支配地位的规定,国有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垄断等。这些都成为“一般的”经济法。而对煤、核能等特殊部门,则做出特别规定,这些被称为“特别的”经济法。同时欧盟法优于国内法,这样实际上是欧盟法逐渐取代了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法。这是欧盟发展经济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经济法自成体系,与传统民法和商法,公法和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毫不相干。这种经济法原理主要是建立在社会整体本位理论基础之上的。
在英美国家,经济法与商法的情况则是另一种格局。在英国可以说既无独立的商法概念,又无独立的经济法概念。英美法强调实用性,概念对它们关系不大。所以,他们的法律也不重视公法与私法的本质区分。商法在美国经过长期的演变,与普通法结合后在18世纪末才形成。英国至今无统一的商法典,只有一些单行商事法和一些商事判例法。在二战后,他们认为商法体系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学术界提出“企业法规”新概念。不过这种企业法规更重视商业者创立的法规,并力图加强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商法的制定和深化。至于经济法的概念,在英国还只是学术性概念。他们认为经济法只是国家对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进行干预的法律。传统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待经济活动的基本态度。商法的基础是双方按自己的独立意志自由经营自己的交易事业。而经济法的基本哲理是统治经济论,即对自由意志进行必要的限制。经济法介于商法和行政法之间,它与商法共同对经济事务进行调整。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认为经济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甚至会成为商法和企业法规之外的一个法律部门。英国现在不仅有国防经济法概念,而且把财政法规、竞争法规、物价法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规视为国内经济法。在美国,同样不喜欢法律门类的概念论,美国的商法首先是在宪法中规定了商业条款,这一条款赋予国会管理经济和商事活动的决定权。从商业条款开始,逐渐涉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制定了《统一商法典》,并基本被各州所接受。正如施米托夫所说:“该法典在精神上是现代化的,处理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概念上是综合的。它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商法。”5
美国至今虽还未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但它最早颁布了反托拉斯法、食品和药品管理条例,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颁布了各项经济措施令,还有证券管理条例、运输管理条例等,这些都被认为是“联邦经济法”。尤其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更有助于其他各国经济法的发展。
在我国,目前经济法与商法的争论可说不是主要的。因为在我国从古到今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从未取得独立的法律地位。我国也从无独立的商法典,国家也从未实行过国家商业本位政策。中国在历史上是以儒学思想为主导思想的国家。儒学以礼、义、仁为主导思想,总认为治生、经营、求利等商事活动,与义与理与道相冲突,并在价值论领域总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这样又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所以长期形成了轻商抑商政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曾形成“工农兵学商,一起来兴商”的局面,但仍然不是以商业为本位作为国策。虽然也制定了一些按传统习惯属于商事法性质的单行法,但实际上是未定疆界的共管地。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虽然商法被国家定为一门独立的法学课程,使它在高等学府的课堂正式登堂入座,但商法仍是一种学科体系,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有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历史传统惯性势力是不可低估的。目前,中国的商法还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商法。
商法按传统观念属于私法,所以它与民法有着血肉联系。但现代商法又具有公法性,所以它与经济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像商事贸易管制制度、商事主体登记制度、商业会计制度等,既可属商事法律制度,又可属经济法律制度。
2.从经济法与商法的历史发展轨迹看两者的关系
商法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中世纪,在地中海、西欧和北欧地区,随着航海、贸易、殖民主义的发展,在一些城邦国家,商人阶级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他们成立各种商人基尔特行会,组织自己的法庭,选举自己的裁判官,制定自己的市政管理规则和交易规则,并向政府购买各种特许经营权。他们所控制的城市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治体,他们已享有广泛的对内对外的贸易经营权。商人在法律上已获得独立的人格,这时的一些城邦国家也推行商业本位政策,已形成许多海陆性的商事习惯法。如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康索拉度法(LexConsolato),流行于大西洋沿岸的奥列隆法(Lexoleron),流行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威斯匹法(Lawsofwisby),这些都是当时的海事习惯法规汇编和海事判例汇集,并把它们称为欧洲人的着色文化。另外在欧洲大陆上有各种城市法,如1244年的《威尼斯条例》、1331年的《米兰条例》、1415年的《佛罗伦萨条例》、1353年英格兰的《商业中心法》等。除此之外,还有教会颁布的各种教规,国王、领主颁布的单行法规。上述构成以维护商人利益为中心的商人法,它是后来欧洲商法的前身和主要渊源。
17世纪以后欧洲率先制定了独立的商法。如法国路易十四于1673年制定了《商事敕令》,1681年又制定了《海事敕令》,开创了独立商法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1807年制定了《法国商法典》,这更是商法法典化的嚆矢。后来德国于1897年又制定了《德国商法典》。以后其他一些国家,纷纷效仿法、德的商法典,制定了本国的商法典。现在世界上有八十多个国家有独立的商法典。可以说19世纪是一个“商法时代”。美国的统一商法典虽然颁布较晚,但它树起了商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商法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具有固定的内容。
经济法与商法比,它的史龄则较短。一般认为,经济法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在立法方面,除原捷克斯洛伐克制定了《经济法典》外,至今尚无其他国家有单独的经济法典,甚至有的国家至今还不承认这个概念。在理论上也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不过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后来者居上。经济法虽然产生较晚,但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新颖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它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非常活跃的法律部门,对协调各类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从经济法与商法的调整对象看两者的关系
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有区别。商法是调整营利性主体在商事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商事关系。这种商事关系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主体的商人性、目的的营利性、方式的营业性、组织的企业性。所谓商人性,即商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各种商人,凡无商人参加的活动,不构成商事关系。法律上究竟如何确定商人?有采取主观主义取向的——如德国,也有采取客观主义取向的——如法国,也有采取折衷主义取向的——如日本等。总之,要具备商人或商行为的人才适用商法。所谓营利性,就是商事活动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要受限制,不是任何团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能从事商事活动。反之,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商事活动。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无利非商之说。所谓营业性,即商事活动都必须以营业的方式去从事。商法上的营业性要求目的的营利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同一性。不具备营业性的活动也不属商事关系。所谓企业性,主要是指商人的组织形式是各类企业。企业是多元产权所有者从比较优势出发自愿联合所组成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益共同体。它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细胞,企业在市民社会中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经济人,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明框架和经济决策单位。
企业与多种法律法则有联系,但主要是与商法和经济法发生关系,但两者各有侧重。经济法调整的主要是有关企业资格的审查、产权的界定、企业融资、税收、财政、审计、环保以及其他监督管理等,尤其是有关影响企业的宏观发展的管理等方面。商法对企业的调整主要是把它作为商事主体——商人对待。并且企业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这与商人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至于企业的营业活动更是商法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种商行为的主要体现。可以说商法调整的对象——商事活动的商人和商行为,集中体现在企业身上。
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以国家权力去干预、调控、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它可使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可以说它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调控器”。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虽与商法也有一定的交叉,但像物理学中的数学一样不是主要的。
关于企业作为商法的调整对象,在国外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以商人为调整对象的主观体系已经过时,商法应以企业为调整核心。因为它揭示了商人和商行为这一商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所以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和认同。
但是,也有人认为,从法律政策性和法律技术上着想,取消商人概念不利于保持商法自身特点,也不利于商法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商人是个法律人格概念,它既是企业财产所有者,又可以是企业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甚至是企业的具体经营者,这不论从习惯上和理论上都较为吻合。相反企业概念,至今缺乏法律界定,在立法技术上也不如商人概念概括性、抽象性强。尽管企业与商人有内在联系,但企业不等同于商人。有些虽名为企业,但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是以营业的方式进行,有的行为也不是商行为,这样的企业不具备商人的本质特征。同时,企业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与许多法律规则有联系,如在商法中,首先要确定这家公司,是否属商业公司,是否必须履行商人的义务。在投资法中要选择企业拥有产权最有效的形式。在税法中选择哪种企业形式对纳税最有利。在劳动法中它关系到企业雇员的招聘、解雇等劳资关系,在民法中,关系到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在经济法中,关系到企业设立的监督管理以及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督,等等。这种综合性的调整对象,更容易使商法失去特色,同时也容易与其他法发生摩擦,这样不利于商法的发展。
4.结论:经济法和商法将殊途同归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6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缺乏会计准则的领域，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起到规范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作用。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体制方面存在缺陷，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滞后于经济环境形势和实务的发展。
现行经济环境下出现了许多会计实务的新问题，如市场创新中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产品融资以及物价变动影响、国际结算、衍生金融工具等会计新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新的会计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加以指导。
1.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
与会计准则相关的一些重要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需要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的目标与基本概念协调一致的体系来指导和规范。
1.3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正与西方国家日益趋同。
2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议
目前我国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时机尚未成热，但我们应该时刻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木市场发育程度。倘若时机成热，则应当及时建立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于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2.1逐步建立，不要急于求成
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不可能一步到位。美国也是逐步建立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的，美国从1978年第1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到2000年第7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历经12年之久，同样，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须逐步建立，不能一蹦而就。
2.2要有系统性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一套理论体系，应考虑其完整性。只有当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包含了所有应包括的概念要素时，才能长期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同时用来解决会计准则中未规定的新问题。
2.3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经济全球一体化使跨国经营和跨国合并、全球合作、资本的跨国流动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实现各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具体会计准则的趋同不仅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
2.4考虑前瞻性
在何理论都不能一成不变，但一个成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其稳定性。因此，在制定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须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注重长远目标，不能朝令夕改，而且要引导今后会计准则的制定，并通过前瞻性保证概念框架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前瞻性建立在其对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会计环境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变化的现阶段，更是要求概念框架把握住实践发展规律，对具体准则的制定起到前瞻的指导性作用。
3总结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7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L.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marketsociety）、市场机制(themarketmechanism)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RobertL.Heilbroner，makingofeconomicSociety，prentice-Hall，inC.1962，p.29.
[4]（日）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thomasC.Cochran，economicHistory，oldandnew，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ume74，no.5，pp.1561-1572.
[10]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8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定目标国际会计协调化
一、引言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Framework）的研究最早源于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国际会计标准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6年12月发出的“概念框架的范围和应用”的讨论备忘录中如此描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性“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一部宪法（constitution），一种相互联系的、目标与基本概念的协调一致的体系”，“目标识别会计的目的（goals）和意图（purposes）。基本概念是会计基础概念……其它概念是由这类概念所派生。在制定、解释和应用会计与报告准则时，可能需要反复地应用它们。”尔后,1980年5月，FaSB在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时再次强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相互联系的目标与基本概念协调一致的体系。这些目标和基本概念可望引出前后一贯的准则，并对财务会计与报告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确立目标和识别基本概念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财务会计与报告问题，而是目标指引方向，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由此可见，如果说会计准则是解决会计实务具体问题的规范，那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是制定这些准则的内在指导思想，以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前后协调一致。从这一程度上讲，我们又可认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财务会计基本假设和基本假定为前提，以目标为导向，而形成的一整套相互关联，协调一致的概念体系，因此，纵观各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类似文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一般由制定目标，会计质量特征，财务报表的要素，确认计量等五个部份[①]构成。在这五个部份中，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目标——或者说，财务报告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有两种：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以何种财务报告作为制定目标，将会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财务报告要素、确认和计量等方面内容的定义和界定，从而影响到会计准则的制定，最终对国际会计协调化产生影响。国际会计协调化是指通过对会计实务的变动程度加以限定从而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Christophernobes、Robertparker,2000）。如果各国或有关国际组织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定目标上达不成一致的看法，那么将会对国际会计协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成为国际协调的障碍。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与分类
以财务报告的目标为标准来进行分类的话，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分成三大类，以受委托责任为目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决策有用观为目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以受委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并提为目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以受委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并提为目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又存在着谁主谁次的区别。目前，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和iaSC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进行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区别。美国FaSB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定为向投资人、债权人和其它类似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这是受特鲁伯罗德报告（truebloodReport）——“财务报表的目标”影响的。这份报告是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表的。该报告虽然提出十二项目标，但其实是以一个目标——决策有用性——为主，其它虽名为目标，实为对该目标按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的四个问题分层次进行的补充说明。该报告提出的基本目标即为决策有用性——用于做出决策（Decisionmaking）。由于美国最早从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因此它关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的定义对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iaSB对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定义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层受托责任的信息。澳大利亚对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定义是：为通用的财务报告提供信息给使用者，用于做出并评估有关稀缺资源分配的决策。从这里可以看出，iaSB和澳大利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作为目标的。英国关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定义是提供有关企业财务业绩，财务状况的信息要有助于帮助一系列使用者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和进行经济决策，即以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并重，以受托责任为主，决策有用为辅。加拿大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定义是：传输有助于投资人、组织成员、捐赠者、债权人和其它使用者用来进行资源分配决策和评估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信息，即以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并重，以决策有用为主，受托责任为辅。目前，还没有国家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单纯定为受托责任的。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一个国家的会计标准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评估并据以修订既有的会计准则；可以指导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发展新的会计准则；在缺少会计准则的领域内起到基本的规范作用。因此，如何确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从而对国际会计协调产生影响。现在各国都致力于会计准则趋同的研究，如果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这个根本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的看法，将会成为国际会计协调进程中的障碍。目前，有的学者已经对iaSC直接把FaSB采用的决策有用的目标作为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提出异议，认为iaSC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国际会计协调的障碍（Ludwingerhard,2004）。由于iaSC在国际会计协调进程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如果iaSC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界定问题上存在不当之处，那对于国际会计协调进程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国际会计协调目标受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影响，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又取决财务报告目标，那么，不同的财务报告目标又有何区别呢？在受托责任观中，实际是以收入——费用法（Revenue-expenseapproach）来定义会计要素。在收入——费用法下，把收益表、收入确认原则、收入计量原则放在第一位，而将资产、负债的定义确认、计量作为收入和费用的“副产品”（by-product）。在决策有用观中，实际是以资产——负债法（asset-Liabilityapproach）来定义会计要素。在资产——负债法下，刚好与收入——费用法相反。它是把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放在首位，而把收入的定义、确认和计量视为资产和负债的“副产品”。在受托责任观下，以已实现的资产回报率作为判断管理层是否履行受托责任的标准，从而使财务报告成为判断的可靠基础，并且暗含真实与公允的概念。在决策有用观下，会计是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是否买、卖或持有金融证券——提供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强调未来现金流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这一程度上讲，决策有用观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判断企业价值的。从目前来看，决策有用观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国家所采用，受托责任观主要为大陆模式的国家所采用。不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影响着各国会计协调目标，那么，在各国会计准则趋同的大形势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应如何确立才会更好地推进国际会计协调进程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三、关于不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内涵的比较
首先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的实质。财务报告目标的定位从受托责任观转变为决策有用观，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从受托责任概念内涵的变迁过程看[②]，最初的受托责任是单一的、一一对应的，体现中世纪庄园管家对主人交付财产的管理；随后受托责任演变为职业经理对资源投入者交付资源的保值和增值责任，此时，受托责任依然存在着明确的、数额确定的委托方，这保证了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私人契约的可行性；以后，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分离，所有权细分的结果造成了每个所有者所拥有的所有权份额只占很小的一部份，此时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评价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作用已经降低，更重要的体现为一种决策效用。小股东往往将追求定期的股利收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们不能够获得预期的股利收益，他们往往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而不希冀撤换、控制或监督管理当局。目前，100%的市场经济环境是不存在的，目前市场经济亦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况且，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因此，本文认为，绝对地将财务报告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或决策有用观都是不恰当的。尤其作为在国际会计协调过程中处于特殊位置的iaSB，如果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单一定位为决策有用观，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例如，aSB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就将这两种观点融合并提。
其次,经济学与财务会计理论的区别。如前所述,“决策有用观”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判断企业价值的，强调使用未来现金流量概念。传统会计理论强调历史成本、收入配比原则。众所周知，财务会计与经济学在计量上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反映成本，后者要求反映企业的价值。价值是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在计量上带来主观随意性，并且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大影响。因此，“可靠的计量”必然成为一句空话。许多评论家也认为美国和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最大问题是在确认与计量项目上的失败。FaSB自己也承认，在它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财务预算报表不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判断受托责任的标准（1978，para.53），因为一个实体的经济价值是管理层行为与经济环境（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期）的综合产物。不确定性对会计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未来现金流量的基础计算企业价值，未必就是正确的。因为，未来现金流量是预期性的，很难归属于每一项特定资产的；其次，如何确定合理的折现率也是一个问题（葛家澍，2003）。
最后，国际资本市场目的假设。决定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否成为障碍或基础的关键在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国际资本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还是为了提高公司管理层的受托责任水平？经验证明，后者才是国际资本市场的真正目的。因此，国际资本市场并不需要美国和iaSB资产负债会计模式下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他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只是以想当然的协调目标——帮助投资者预测非盎格鲁——萨克逊公司的现金流量和股票价值——作为编制基础。事实上，iaSB偏向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做法已经引起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不满。而且，自iaSB实行可比性方案后，iaSB所制定的许多国际会计准则已转向传统方法的运用，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受托责任上。这样类似的国际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导思想不符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有体现。这就使得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处于尴尬的地位。如前所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虽然不是强制实施的，但却是“准则中的准则”。可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制定出来后，却又很少应用于准则的制定，就连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至今也很少应用于实际准则的制定，甚至有时还会出现相左的情况。
四、结论
本文在比较不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的基础上，认为各国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应当考虑目标对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在确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时，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同时也要兼顾前瞻性。如果只从本国实际出发，势必会影响到国际会计协调化进程；可是只注重前瞻性，又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的问题，使得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为一种昂贵而又不实用的摆设。特别对于iaSB而言，尤其要注意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对于国际会计协调化进程的影响。本文认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演变的，它们无所谓孰优孰劣，但决策有用是受托责任的目的，受托责任是决策有用的基础，两种观念已出现融合的趋势，有时人们在利用会计报告时，已无法区分到底是出于受托责任还是决策有用，因此，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目标时，应注意这种趋势，从而更合理地制定会计准则，推动国际会计协调化进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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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2003.回顾与评介——aiCpa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的研究.会计研究.11
3．葛家澍.2004.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比较与综评.会计研究.6
4．葛家澍.1999.中级财务会计学(上).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36
5．葛家澍、杜兴强.2004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英)诺比斯、帕克.潘琰主译.2002.比较国际会计.第6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经济制度的概念篇9
[关键词]经营者；概念；营利性
[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2）02—0036—05
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显然，法律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限定在营利性经济组织和个人的范围内，排除了现实中参与竞争和对竞争秩序有影响的所有非经营者主体，如医院、学校、殡仪馆、新闻媒体等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也排除了企业职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无照经营者等。另外，法条中经营者概念的突出特性是营利性，然而，社会经济生活中，尚有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营利性，也会危害竞争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损于市场竞争秩序。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过：“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1]如果未能弄清经营者概念，那么就无法保护、救济无辜者，同时，“概念乃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问题”[2]。因此，经营者概念的问题无法回避，需要理论界对此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以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及时完善相关规定。
一、经营者概念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理论界关于经营者概念主要有两种学说：主体资格说和主体行为说。主体资格说通常从主体资格角度理解经营者，认为只有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以及营利的具有法定从商资格的主体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即只有经依法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具有从事经营活动资格的单位和个人，才能成为经营者。
主体行为说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对经营者进行广义的解释，认为“虽不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主体，但参与经营活动而实施不正当竞争时，也认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经营者，企业的职工代表或者他人实施经营行为的人、无营业执照而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营利性推销活动的个人以及行政机关等都可以归入此类经营者，而不再是经营者的例外”[3]。
主体资格说对经营者如此严格的解释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受到了诸多限制：首先，企业职工显然不属于经营者的范围，也就不能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而国家工商总局1995年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已经明确企业职工（个人）可以成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体，即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言，个人属于“经营者”的范畴，很显然在这里的“经营者”是按照行为性质来界定的。其次，经营者向对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具体经办人行贿时，后者显然不是经营资格意义上的经营者，此时也就不能成为商业受贿的主体。再者，没有经营资格的主体，尽管从法律角度讲其活动是违法的，但因其无资格而无法受该法的规制。《关于公办学校收受商业贿赂行为是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2006〕90号）中指出，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中的“有关单位”，是指在商品交易中收受商业贿赂的单位，不受单位性质的限制。
主体行为说虽然相对于资格说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有些主体例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仍然难以纳入其中，作为一种新兴的学说，其影响力仍不能抗衡资格说，而且行为说的学者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行为说未给出认定经营者主体的具体标准，经营行为的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很难类型化，例如，出版著作获取稿酬行为很难说清是否属于经营行为[4]。并且，无论如何扩大解释，该行为与经营者之间不外乎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用经营行为来界定经营者就难免有循环定义之弊。况且，该观点也是单从保护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对该法的其他保护对象如消费者、竞争秩序等没有顾及到。
在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主体的经营者身份也有过不同认定，认定标准混乱不一。
在艾志工业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摩擦协会发出涉案声明的行为已经介入市场竞争，虽协会章程明示该协会具有非营利性，但该协会会员均系《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经营者，且多与艾志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该协会作为全体成员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作出涉案声明的行为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经营者行为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二审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一审判决{1}。该案表明，非营利性的行业协会可以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但是也有相关判例却不认同行业协会的经营者主体资格。
在北京中汇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诉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电器协会是进行行业管理的社会团体法人，电线电缆分会是其下属分支机构，专门履行电线电缆行业管理的特定职能，并不从事商品经营或提供营利，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的有关规定。二审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一审判决{2}。
司法实践中标准的不统一为经营者行为性质的认定带来了很多困惑，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3}与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诉宜昌市工商局一案{4}中对于医院的经营者资格也有相反的认定。明确法律的适用范围，切实保护好相关当事人的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都要求我们对经营者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理中，法院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当事人是否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主体。如果无法准确地定义经营者的概念，就无法准确地适用法律，同时可能造成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给司法不公带来可乘之机。
二、经营者概念的重新认识
界定经营者概念的目的之一应是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体与其他法的主体区别开来，方便法律关系辨识，廓清适用范围，如果达不到这一功效，其在适用层面上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笔者认为有必要变换思考角度，重新审视经营者概念的定位。
（一）从经济法的理论看经营者概念的重新定位
“经营者”概念的科学性既需要得到经济法规范实践证实，也亟待以经济法原理为基础进一步展开理论推演。一个概念必须依赖于某一项制度，法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而后再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基本法理。揭示经营者概念的内涵需要从经济法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从经济法的理论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对于经营者概念的规定过于强调营利目的，是从商法的角度来定义经营者的，抹煞了经营者作为经济法主体理应具备的特质。
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5]。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上文提到的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案、江苏省人民医院案中，相关法院之所以认定行业协会、医院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其主要理由便是这些机构从事的不是营利，其实质是抛开了经济法而从商法的角度认识与判断经营者。
法律概念是以法律理念为定向的[6]，而我们知道，商法侧重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保证商事主体以合法手段实现其营利目的；经济法则坚持社会本位，侧重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旨在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平等进入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条件。所以用商法的视角来定义经营者存在视野过窄的问题。正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黄茂荣教授在分析地下经济业者是否属于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调整主体时指出的：“（其）虽未为其从事地下经济而向经济主管机关办理营业登记，以取得法律上之形式的主体地位，但在像公平交易法及税法这种法律，在其意义下之权利能力的认定，不适当与公司在公司法下之权利能力的取得问题同视。盖在公平交易法及税法，如以设立登记为必要，将不能达到规范竞争秩序或稽征税捐的目的，而法律用语之定义或解释必须取决于其规范目的，亦即从实现规范目的之功能的观点解释之，以探求其真意。”[7]
各部门法主体的特殊性，并非在于其创造一种新的主体，而是基于本身调整任务、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赋予主体以特殊的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主体制度[8]。同一主体，由于受不同法律规制，因而其角色可能会有所不同。对经营者而言，同样如此，经营者可能受到商法、经济法等不同法律的规制，因而具有不同的主体身份和角色内涵[9]。经营者并非经济法所特有的概念，若要使其成为经济法主体，必须遵循经济法的本质和基本原则。而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和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经营者理应具备经济性、综合性以及公私融合性等本质特征，注重平衡协调的基本原则，遵循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准则。
人们必须将人这一法律主体的概念视为一种不是建立和限定在法律经验之上的，而是具有逻辑必然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观察之范畴[10]。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营者，在进行经济法律行为以及在受到经济法律调整时，应当体现该部门法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任何法律概念本身，均折射着其所承载的部门法的利益和理念。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如果某一主体的活动影响到市场竞争或交易安全，就要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这将超越商法的调整；如果并不影响到市场竞争或交易安全，即可直接依据民商法的规范加以规范。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在于经济法确立其主体制度时有着特殊的视角即着眼于经济运行的实际，与其他法律部门有着明显的区别。
所以，经济法上的经营者概念应当立足于社会本位、实质正义。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概念的域外比较
从域外比较看，经营者概念的内涵也不同于我国上述法律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已演绎百余年，积累诸多先进立法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经营者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不失为明智之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示范条款》反映了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与导向，对于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在其第1条概念的规定中隐含了有关主体的内容：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行为的任何行为或者做法，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在其注释中指出：工商业活动一词应当在广义上理解，即不仅适用企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活动，特别是此类商品或者服务的买卖，而且包括职业活动，如律师、医生，不管是私人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因此，就示范法的目的而言，个人或者企业的活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无关紧要。据此，示范条款及解释明确地指出了竞争法的主体界定原则，即不以营利目的为要件，任何主体只要处于工商业领域且实施了违反诚信原则的竞争行为，即受规制。
美国反托拉斯法中没有“经营者”的概念，《谢尔曼法》的适用范围为“anyperson”。根据最高法院判例，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anyperson”具有极为广泛的含义，除了各州认定的自然人、企业、公司、其它组织、市政机关外，还包括各种外国法所规定的商业主体。可见，任何主体，不论是私人经济实体还是公权机构，不论是否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只要从事了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都是该法的适用主体，均可受到规制。
法国《公平交易法》第37条规定：任何人违法使用国家、地方团体及其公共机构之公有财产，为出售产品或提供劳务之要约者，应予禁止。企业或行政之非营利社团或合作社不得经常性地为出售产品之要约、出售产品或提供劳务。但上述活动规定于章程者，不在此限。第53条规定：本命令之规定适用于所有生产、经销及劳务活动，公法人之行为亦包括在内。
德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行为人在商品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可向其请求停止行为和损害赔偿。可见，德国法也未明确主体资格类型。
考察上述立法，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大多并不限定该法的主体范围，限定的只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只要施行了该法规定的不法行为，无论是何主体即受规制。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2条在规定适用主体时指出：本法所称事业包含：公司；独资或合伙之工商行号；同业公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之人或团体。对于第4种主体即“其他人或团体”的内涵与外延，台湾学者依据立法本意与司法实践进行了扩大解释，不仅放弃了获取收入的要件，包括营利及非营利事业，而且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将政府机关、地下经济业者、非营利社团、财团法人均纳入事业者范围，从而成为竞争法的适用主体，以符合公平交易法之规范目的及维护市场之竞争机能。可见，无论是对于营利性要件的放弃，还是对主体范围的扩大理解，均区别于商法的理解。台湾法虽然界定了主体，但范围极广，穷尽了进入经济生活领域的所有主体。我们可以认为台湾法与上述其它国家立法例并无本质区别。
三、经营者概念的重新定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提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主体“经营者”的概念，应该与该法所列举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一般而言，行为法如合同法更多是侧重于对行为的规制，主体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侧重于对某类主体予以特别保护或限制。《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实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所以性质上属行为法而非主体法，应该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角度思考该法的适用范围，按照行为的性质来界定经营者概念。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为此，不论行为人属何身份，只要违反该商业道德、损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或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就应当受到该法规制。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例子，甲医院对乙医院进行诋毁，显然损害了经济秩序，不论其是否具有营利的特征，都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有的地方立法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较为细化的规定，已经把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的范围扩展到非营利的组织和个人。吉林省、海南省还单独规定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的相关行为也应受到规制，符合从行为性质来界定“经营者”范畴的立法本意，这为全国性法律的修改提供了启示，积累了经验。
由于我国相关的经济立法广泛使用“经营者”这一概念，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完全在行为主体上不使用“经营者”这一概念似乎不现实[11]，因此可以考虑保留行为主体为“经营者”，但对“经营者”的概念重新加以阐释，从词义出发，强调其经营性质，而非以是否营利作为其特质，以个案中行为功能的经济性作为认定依据，以在市场交易中的某种特定条件下是否获得了某种利益为标准，也即在市场交易中是否获得对价，而这种利益、这种对价的获得是否直接影响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和公平竞争。笔者认为，第二条第三款可以定义为：经营者是指在存在竞争的商品化市场中，进行交易时获得对价，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和公平竞争秩序的社会主体。
竞争机制是市场这一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主要手段，竞争能够为不同商品的生产和各种服务的提供实现一种资源配置，而这种配置又能够使某些特定产品组合的产出达到理想的产出数量[12]。《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要介入市场竞争并以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对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主体都应当纳入经营者的范围。
角色是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或团体中所占据的一定地位或拥有的身份，每个主体只要在社会上担当了一定的法律角色，就有一套与其角色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担当一定角色的主体，按照法律为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的活动，就是角色行为，反之，超越或背离法律规定所从事的与自己身份无关的行为，就是非角色行为[13]。根据角色理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在社会上承担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角色，就应该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受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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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概念篇10
在危机四伏的当今经济时代，对于资本经营的发展与掌控，必须了解以下的经典法则与概念：
1.资本经营的精英逻辑
追逐快的、大的和强的——创造性地对社会资源进行重组，就能够赢得追随者的金钱，社会热钱最愿意追捧的就是这样经营的精英。
2.资本经营的“韦尔奇法则”
这是韦尔奇一个非同常人的观点：在资本经营中几乎所有行业隔几年就必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组，以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3.人才资本的经济意义
人才资本会流向需要他的地方，而且会选择长期待在那些地方。强占头排座位的经济意义：第一，消费者大脑储存空间有限，第二，必须成为焦点人物：第三，在第一回合的赢家在竞赛中的后几个回合中能够享受累积的优势：第四，形成知识的连锁效果，加速积累财富的过程，第五，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第六，小小的先机会帮你抢滩成功。
4.资本经营的“马太效应”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相对经营表现来决定奖酬，是赢家通吃资本市场的主要特点。赢家通吃就是“马太效应”（原意是说：凡有的都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你越是成功，就会变得越成功。
5.资本经营的偏差概念
资本市场具有如此神奇的创造力和游戏精神，使追求成功的人惊叹不已：而在经营管理或努力方面的微小偏差往往造成所得的巨大差距。需要矫正这样十个在认识上存有的偏差（windage）概念：
windage-l：“速富（Soonrich）”概念
很多人以为，资本经营是使操作者在短时期积聚巨额财富最好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也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般来说，稳健而利益丰厚且长久的资本经营活动都是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并最终以提高产品经营水平为目的的，而这绝非瞬间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的确，也存在某些“一夜之间”暴富的资本经营活动，但这种”投机取巧”性的资本经营是以基于特殊的机遇存在和相当高的操作技巧为条件的，否则，对于操作者来说，不会是“速富”，而只会是“速穷”。
windage-2：“万能（all-powerful）”概念
这种概念把资本经营看做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不仅可以无本套利，还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产品与产业结构，不但可以盘活资产，还可以革新体制等等，有的人还认为，资本经营是严重亏损企业扭亏增盈的有效途径。把资本经营功能神化，不仅会导致忽视其他有效的经营方式，还会使操作者陷入“南辕北辙”的困境。
windage-3：“包容（Forgive）”概念
这种概念实际上是把资本经营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放。明明是任何经济条件下都存在的经营内容，偏偏要往资本经营上扯，明明是以产品为作用对象的操作，一定要冠上资本运作的名称。似乎联上资本经营，就显示出操作者的能力、技巧水平的高超。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把资本经营看做是高于其他经营形式的概念引发的虚荣心所致。
windage-4：“包装（packing）”概念
这种概念认为，资本经营在本质上是玩“空手道”，而使“空手道”玩成功的诀窍在于“包装”，即通过构造能满足某种需要且符合交易，经营规则的“壳”来牟取实利。但资本经营从主体上说不等于“空手道”，为了契合运作环境的需要，在某些非本质性环节进行适当“包装”是必要的，但在本质性环节不能“包装”。过多依靠“包装”忽视操作，最终会把“资本经营”引向绝路。
windage-5：“上市（appearonmarket）”概念
一些地方和部门大力号召所属企业搞资本经营，具体内容则是把企业搞“上市”。而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不约而同。于是，千军万马跑北京，万众一心奔上市，于是，“包装”也好，“运作”也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它的确推动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其中不乏“垃圾企业”）上了市。把资本经营等同某种操作内容，不仅会脱离客观要求人为造就某种热潮，从而带来经济上的损害，而且会造成许多非经济的不良行为的产生。
windage-6：“高级（Highclass）”概念
这一概念是把资本经营置于其他经营形式特别是产品经营形式之上，认为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的高级形式。甚至认为资本经营形式是对产品经营形式的否定，断言企业经营是由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再到智力经营逐渐更替的。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产品经营是主体，是永恒的主题，是其他经营形式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存在所谓从产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的问题，绝不可把资本经营同产品经营及其他经营形式对立起来。
windage-7：“主题（topic）”概念
认为资本经营应当成为当前企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或者说，企业应当把从事资本经营当做经济活动的“主题”。这一看法是不科学的。事实上，社会必然是以从事财富生产的产品生产企业为主体，因而，这也决定了资本经营难以成为企业经营的主体，即使是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对于所有企业来说，资本经营应当是一种服从于特定目的相机而用的经营形式，它是构成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一个方面的内容。
windage-8：“主导（mainleadership）”概念
这种观点强调，资本运营应该以市场为主导。应该说，对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言，这一观点并不错误，但对于眼前我国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来说，如此强调则有失偏颇。与产品的市场导向不同，从主体方面看，在中国搞资本经营，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得服从政府导向，以“政策”为主导。当然，政府不可随主观好恶而进行行政性强制的“资本经营”。像“归堆式”的企业组合、“乱点鸳鸯谱”式的好企业与坏企业“捆绑”、“拉郎配”形成的企业集团等做法，都是极为错误的。
windage-9：“扩张（extend）”概念
这种概念认为，资本经营是实现企业规模扩张的最有效而又最省事的手段，应充分利用资本经营进行企业规模扩张。事实上，科学的资本经营实际上坚持的是灵活调整、相机吐纳的原则。在把资本经营与企业规模高速联系起来时，要特别重视收缩的一面。贪大求广，面面俱到，很容易陷于“尾大不掉”，不堪重负、粗放性经营的窘境。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把对某企业的控股变成非控股，甚至服从长远的战略要求，把目前经营好的企业转让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