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1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2
关键词：数字化数字证据视听资料书证数字证据规则
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法律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首先是实体法的扩展与创新，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尚处于初始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解决，但在程序法上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证据制度进行再研究（注：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数字证据概念评析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必须能够把表现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关于数字证据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evidence（数字证据）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的大多是it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注：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一文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3期的《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一文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发表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数据电文等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了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在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数字证据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的比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各个概念所使用的语词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个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形态。
1.“计算机证据”概念。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依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不能够涵盖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电子证据”概念。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但对电子证据的具体含义则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储存的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3]“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4]加拿大明确采用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electronicevidence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狭义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information）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入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都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一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digits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地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地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地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些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真实性。SwGDe（ScientificworkingGrouponDigitalevidence）与ioD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nDigitalal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internationalHi-techCrimeandForensics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取得的，两种资料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真实性、合法性等规则上，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规则，却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传统的纸面形式就认为是书证，从而适用书证规则。
二、将数字证据纳入我国证据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更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注：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出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出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policeandCriminalevidenceact）也作出了类型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V.mcmullen（ont.C.a.，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得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3
【关键词】统计学学科特点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11C-0152-03
统计学是研究统计数据的艺术和科学，凡需要用数字来分析的地方，就有统计存在。统计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通常以社会经济统计为内容开设统计学基础课程，该课程是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一直以来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有很多方面，随之而来的教学改革层出不穷。学者们大多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进行尝试和探讨，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将选取另外一个切入点作进一步探讨，即从统计学学科特点入手，着眼于分析高职学生学习统计学基础课程的瓶颈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一、统计学学科特点
“统计”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拆分为“统”与“计”，“统”指的是把社会经济中总体现象的数量方面归集到一起，为“计”提供前提和依据；“计”指的是对总体数据进行汇总、计算、分析，找出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统计学的学科特点比较明显，即：数量性、总体性、具体性和实用性。
二、学生学习瓶颈分析
（一）从数量性分析
由于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数量方面，因此，数量性就成为社会经济统计的首要特点。数量性特点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数量特征，即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大小、水平等；数量关系，即社会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比例关系、相关关系等；数量界限，即引起社会经济现象质量互变的数量界限。例如，完成计划与未完成计划有质的差别，计划完成程度100%就是质与量互变的界限。可见，对数量性认识的关键就是需要学生理解数量的特征和涵义，即对统计指标的理解，并运用数学方法，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并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数量的界限问题。
学习瓶颈一：对统计指标认识不清，缺乏理解和应用。统计指标是十分重要的统计学基本范畴，是统计的语言。不管是统计初学者还是统计学家，都应该非常重视统计指标的理解和应用。然而统计指标从概念上来看似乎非常简单，即统计指标简称指标，是反映总体数量特征的概念和数值。例如，“2014年我国的GDp为63.6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这里有两个指标，前者是总量指标，后者是相对指标。对于初学者的高职学生来说，往往只是简单的认为这只是两个数字，前者是个很大的数字，后者说明“多了些”。具体指标含义是什么？说明什么社会经济现象？怎么统计得到的？有何意义？学生对这一系列说明统计指标的涵义、特征及意义的问题，缺乏认知和理解，也就不会去思考和计算分析数量关系以及数量界限了，更谈不上对指标的应用以及拓展了。
学习瓶颈二：对数学公式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只为考试记忆，不去理解其涵义。统计学研究的是数据，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公式，而在高职统计学基础课程中，需要运用的公式是比较基础、相对简单的，比如，相对指标的计算、平均指标的计算、动态水平指标的计算等，计算公式通常只涉及基本的四则运算。但高职学生往往觉得这些公式抽象而复杂，不容易理解；通常只是简单的采取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应付考试，其结果或者是记漏了公式中个别重要符号或数字，导致计算错误；或者完整把公式记住了，但不懂怎么把数据代入公式，究其原因是对公式的涵义不理解。因此，高职学生对于数学公式在计算上应该有足够信心，摒弃对数学公式这种天生的恐惧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公式涵义的理解上，以及拓展到现实案例的应用上，即做到从理解中应用公式，从应用中认识公式。
（二）从总体性分析
统计的研究对象不是个体现象的数量方面，而是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数量方面。研究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首先需要明确界定统计总体，即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整体，是由客观存在的、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许多个别事物所构成的整体，简称总体。构成总体的每个个别事物称为总体单位。例如，研究某地区物流企业的发展状况，该地区所有的物流企业构成的整体就是总体，而每一个物流企业就是总体单位。总体具有三个特征：同质性、大量性和变异性。从概念上来讲，总体和总体的数量特征是两个不同概念。
学习瓶颈三：容易混淆总体与总体的数量特征，造成对基本概念“总体”的理解混乱。统计总体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整体，即具体事物的集合；而总体的数量特征指的是这些事物的数量方面，即数据的集合；显而易见，统计研究的对象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数据的集合。所以，总体从概念上可以理解为具体事物的集合，而在统计上总体是一组观测数据，而不是一群人或一些物品的集合。例如，研究某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从概念上总体是该企业所有员工集合，而在统计上总体是该企业所有员工工资收入的数据集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有经验的统计人员来说没有区分的必要，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却很容易造成对总体概念理解的混乱。
（三）从具体性分析
统计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不同于数学上纯粹的、抽象的数量研究，统计学所研究的数量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的数量表现。例如“数据显示，2015年1-3月我国累计进口汽车25.8万辆，同比负增长17.1%”，就是很具体的。如若没有了具体性，那就只剩下数字了，失去了统计指标的意义。
学习瓶颈四：对统计信息职能重视不够，容易忽略数量的具体性。统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统计信息，指的是统计具有信息服务的功能，也就是通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以数量描述为基本特征的统计信息，服务于经济社会。忽略数量的具体性，信息将毫无意义。高职学生面对一个数据往往容易只关注数量本身，而忽略了这个数据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这对于一个现实数据来说是不充分的，而从中获取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
（四）从实用性分析
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其含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常所说的社会统计学是介绍有关社会现象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推论的统计方法，是人们认识经济社会有力的工具。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是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而发展起来的，为多个学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比如，自然学科领域的农业、医学、地理、工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精算、金融、管理、社会学等。统计学的多学科性及其通用性就需要初学者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常识，为更好的理解和应用统计知识做好准备。
学习瓶颈五：缺乏社会经济常识，宏观理解能力不足。高职统计学基础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通常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学生从高中刚进入大学，对社会经济常识的积累和理解还相对欠缺。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在同一个学期给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分别讲授统计学原理这门课程，发现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有较大差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大一新生相对于大二学生来说，对社会经济常识的积累和理解有明显欠缺，具体体现在：一是大一新生的社会经济常识严重匮乏，比如一个班55人，听说过GDp的人数不多，听说过Cpi的几乎没有；二是大一新生对社会经济现象不是很感兴趣，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思；三是大一新生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不足。
三、教学对策
（一）强化统计指标的理解与应用是认识数量性特点的最主要内容
统计指标是统计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学习统计知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描述统计通过统计指标来描述总体的数量特征；推断统计需要用样本指标来推断总体指标。两者都会涉及到统计指标概念、类别、性质的理解和应用。然而，传统的高职教学对于统计指标侧重于理论概念和类别的讲解，通常是按照统计指标内容体系（见图1）逐一讲解、举例、分析、计算。试想，学生面对这么多指标概念和分类，忙于死记硬背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理解体会了，更不会把指标应用到实际当中。
因此，对统计指标的课堂讲解应该以实际应用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目标，按照综合指标和动态数列指标两大类，选取合适的热点论题开展课堂讨论，让学生在理解和应用统计指标的同时，提高统计学学习的兴趣。具体做法如图2所示，首先课堂围绕合适的热点论题展开，比如学校评价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问题等。其次，学生分组讨论，进行指标设计，与其他小组相互分享思路和结果。第三，教师参与讨论，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的思路，帮助学生确定科学合理的指标。最后，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归纳总结统计指标，并就其概念、分类、作用及拓展进行分析。
（二）弱化数学公式讲解，注入统计思想分析
统计思想指的是关于“为何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的认识、理解或观念，也是人们关于统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计学中的数学公式，不同于数学上纯粹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它其中往往蕴含着具体现实问题的基本统计思想。例如，组中值的基本计算公式为“上限加下限除以二”，其统计思想是：组中值是上下限之间的中点数值，以代表各组标志值的一般水平；组中值并不是各组标志值的平均数，各组标志数的平均数在统计分组后很难计算出来，就常以组中值近似代替；使用组中值代表一组数据时有一个必要的假定条件，即各组数据在本组内呈现均匀分布或在组中值两侧呈对称分布。如果实际数据的分布不符合这一假定，用组中值作为一组数据的代表就会有一定的误差。认识了组中值的基本统计思想，组中值的计算公式就好理解了，进而，开口组组中值公式中“通过相邻组组距作为该组组距来计算”也就不难掌握了。
（三）强调教学案例的实际化、专业化，有助于总体性与具体性特点的理解
教学案例的选择是关系到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一个合适的案例能让学生豁然开朗，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反而会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更加困惑。目前，高职案例教学有两个较明显趋势：一是考虑到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案例越来越通俗易懂。比如，班级人数统计案例、班级成绩统计案例、学生消费统计案例等；二是考虑到学生的计算能力，案例中的数据越来越简单、好算。诚然，这两个趋势的出发点都是为学生考虑，但这样的教学案例未免有些枯燥、脱离实际，不利于学生对总体性和具体性的理解，同时也影响了学生对统计学的兴趣。统计学教学案例的运用，应该把统计概念同经济实际联系起来，站在企业角度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应通过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分析、比较，引导学生准确地运用统计知识去认识经济现象总体。
（四）引导学生对社会经济常识的课后阅读与思考，有助于实用性特点体会
社会经济常识是理解统计基础知识必备的前提，也是知识延伸、创新能力提高应具备的基础。比如涉及到经济热点的一些常见名词和概念：GDp、Cpi、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经济常识的获取是要靠日常生活中的多留意、多阅读、多思考的，这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效果明显。有了社会经济常识的准备，学生才能对社会经济中的数量进行分析，可以透过数字看现象本质，能读懂经济数据资料，能写统计分析报告，具备较强的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特别是具备应用统计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经济或管理问题的能力。
（五）通过统计调查实践，帮助学生自主构建学科特点体系
传统的统计教学课堂通常以教师为主体，学生的学习主要靠的是外界的强加性输入，已有很多研究表明，学生在这种灌输式的学习方式下获取的知识，其输出效果是不佳的。如何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主动吸收和主动建构者，成为统计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之一。统计调查实践将帮助学生自主构建学科特点体系，具体做法是：由教师拟定一些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调查任务，让学生分组完成。每个小组需要完成的任务有：选定调查主题或自拟感兴趣的、有现实意义并可行的主题；拟定调查方案；实地调查；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撰写调查报告；ppt演示、分享。这些任务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提高。首先，通过统计调查实践，学生能更有效的理解和拓展抽象的统计概念与指标。其次，学生能较系统的运用所学统计基础知识完成统计调查实践。第三，学生通过努力完成一项自己感兴趣的、有现实意义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兴趣的培养以及职场能力的提升。第四，学生构建了团队意识，强化了沟通交流能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渐提高目标的要求下，高职的入学门槛整体在降低。高职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强日益凸显。为适应新的形势，高职院校必须深化教学改革，高职教师必须从不同角度，不断改革和提升教育教学方法。统计学原理课程是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具有明显的学科特点，是学生感觉到最难学的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统计学学科特点的剖析，归纳总结了学生学习统计学基础课程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在课程教学改革上，为统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对别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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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4
[关键词]数字素养；数字能力；教育映射；整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08（2013）03-0024-06
一、引言
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会性技术的日益发展并被各个阶层的人群所使用，极大改变了人们工作、学习、交流、获取信息及娱乐方式。根据全球市场信息集团tnS对16个国家的2.7万名18至55岁网络用户进行的调查发现：全球25岁以下的受调查者平均每天花36%的休息时间上网。美国和英国低于平均水平，分别是30%和28%。而在中国，年轻人却把50%的空余时间都泡在网上，只将其作为娱乐的主要手段，应用于学习、创新乃至创造生产力方面非常少，年轻人对数字化的使用步入了误区。数字技术使用并不能自动引导数字能力的发展或者提高，因此，世界各国都将国民的数字能力发展视为未来全球新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因素，把数字能力发展置于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战略高度，冀望通过教育教学系统变革，鼓励发展国民数字能力，以确保未来确保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欧盟无疑是先行者，2011年，欧盟委员会了《映射数字能力：迈向一种概念性理解》技术报告，系统回顾和阐释了与数字技能相关的概念和理解，并首次为21世纪的数字技能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和建议。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在综述数字素养和能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及概念框架，并通过知识、技能和态度三维度将数字能力概念框架映射至教育领域，重构其能力要素，建立数字能力的整合模型，为数字时代个体素质能力发展提供基础。
二、数字能力：21世纪学习目标新指向
站在当下来遥望15年前尼葛洛庞帝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不仅感慨信息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塑造力，“信息Dna”已经嵌入普通人的生活环境，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经悄然融入普通人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数字世界是现实社会的模拟，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与创新。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现代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技能，也非常熟悉数码游戏和社交网站，似乎已具备“数字天赋”。但这并不等于“数字能力”。数字能力意味着基于iCt的知识应用于数字世界。个体的数字潜力和创新能力亟待开发。
数字能力成为数字时代世界各国教育创新的重要目标指向。近几年。国际上多个研究组织就21世纪的教育和学习目标做了全新规划和设计，这些学习目标框架无一例外都指向数字时代的关键素养和技能——数字能力。如表1所示。21世纪技能联盟（partnershipfor21stcenturyskiHs）针对新经济环境中学生成功学习开发了面向21世纪的学习框架，该框架定义了新时期工作者解决问题必备的几种基本能力：团队合作、判断信息、运用科技及国际观等，尤其突出强调“信息、媒体及技术能力”：由思科、微软和英特尔资助，墨尔本大学主持的21世纪技能教育与评估项目组从2009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名研究员和专家对教育现状进行评估，提出了四种能力包括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工具以及生活技能等；美国北中地区教育实验室（nCReL）也针对21世纪的学习者，提出了21世纪技能框架，包括数字时代的素养等四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针对新时期学习者教育技术能力要求。对第一版（1998）进行了及时的修订，提出了学生教育技术能力标准（netS-S-2007），共包括6类24项指标。事实上，相对1998版，netS-S-2007对学生的教育技术能力要求更高了。主要表现在对数字时代能力素养以及创新变革的要求。iSte认证与标准委员会的DavidBarr曾指出：net-S第一版旨在使学生学会使用技术，而第二版则强调利用技术学习。可见，技术工具的使用不再是netS-S-2007强调的重点。对于利用技术提高自身能力、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已成为当前netS-S第二版的时代使命。各个学习目标框架的维度表明，公众应该认识到当今的学习者必须掌握21世纪能力：学校必须依据对人是如何学习的、如何有效利用新技术以及如何结合学科发展21世纪能力等新认识来重新设计学习活动：政策制定者必须结合学业成绩与21世纪能力对学校进行督促考核。总之，数字能力的发展应该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体系之中。
三、素养连续统：数字素养的概念流变
显然，数字素养或者数字能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关乎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技能的、复合的、横跨的重要技能。这种技能能够促使个体获得其他的一些重要技能（比如，语言、数学、学会学习、文化意识等），甚至标记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eshet-alkalai）”或者“信息社会的重要资产（vanDeursen）”。表1也显示，作为一个横跨多学科的概念。数字能力与其他相关概念常常在不同层面上混用。数字能力的面貌是如此多样化，以致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或者广泛认同的定义存在，因为不同概念的研究和文献强调了人们需要的数字技能的不同方面。而这一事实也正说明了数字能力对个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主要提取了媒介素养、iCt素养、互联网素养、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概念，实际上，这些概念体系构成了一个素养连续统，这些概念在不同层面多种方式相互交叉。因此。试图关注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是没有用的。不如聚焦面向当前和未来数字环境的、需要学习的必须技能。
数字素养正是在上述素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是信息素养在数字时代的升华与拓展。其实，“素养”概念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态性的、开放式的概念，当一种生活行为或方式日益大众化并影响加深时，传统的素养内容的作用或价值日益边缘化。其教育效果逐步递减。客观上需要提出并倡导一种新的素养要求来与之相适应，可以说“数字素养”也是在其他各类素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了更好的构建“数字能力”的概念模型，现将五种主要的素养概念做一梳理。
（1）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信息素养”一词早在1974年就已被提出，当时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Zurkowski）指出：“信息素养就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资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990年以来，“信息素养”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并且逐渐取代计算机素养。
（2）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以广播和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的社会生活以极大冲击，有专家学者便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
（3）计算机素养（computerLiteracy、iCtLiteracy）：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提出“计算机素养”概念，美国北肯塔基大学把计算机素养定义为“对于已获得知识和经验的大学生及教师在其学科领域内必须具有熟练地和有效地利用计算机的能力”。从计算机素养一词的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计算机素养是指知道且能够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方面的能力。
（4）网络素养（internetLiteracy、networkLiteracy）：信息及相关过程的网络属性有时指的是“互联网素养”或者“网络素养”。有时。在意义广泛的“数字素养”文献中也使用网络/互联网素养。网络素养是指人们了解、分析、评估网络和利用网络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也有人认为网络素养是对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网络素养与信息素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承接交融的关系，即：信息素养是网络素养的前身，网络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发展。总之，网络素养是个体在网络社会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工作、交流和发展的一种综合能力，是一个由信息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积淀和心智能力有机结合的能力系统。
（5）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e-Literacy）：“数字素养”早在1994年就由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Yorameshet-mkalai）提出，他根据多年研究和工作经验以及分析了相关文献并开展试点研究之后，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这个理论框架被认为是数字素养最全面的模式之一。也被《远程教育百科全书》列入数字学习的主要模式。
上述素养概念体系可以都是建立在媒体路径上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表现出素养这一基本文化概念在不同媒体时代的基本诉求。事实上，除了上述普遍性较强的素养概念体系。当前还出现了一些面向专业领域的素养概念体系，如游戏素养旧、数字化阅读素养等等。因此，对数字素养概念的构建，并不是对之前相关概念进行删选进而提出一个统一性的概念，而是通过对各个概念的重要元素进行分析和整合。本文认为，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性、动态的、开放的概念，是经过媒介素养、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的流变所形成的。通过对数字素养和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抽取出一些共同的成分，这将作为后续建构数字能力概念模型的基本要素。
教科文组织曾建议。任何时候一种新环境都需要一种新的信息素养（Catts&Lau）。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机素养是最狭窄的数字概念，其主要集中于技术知识以及计算机和软件应用的方面，是数字素养的核心部分。网络素养增加了与工具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在网络媒介环境中成功发挥作用的思考以及能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数字素养大部分重叠。但是两者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即：信息素养更多地是发现、组织以及处理信息，而媒介素养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强调参与和解释，以及使用并创造媒介的技能。但是态度对两者而言都很重要。总之，数字素养是最广泛的概念，正如Yorameshet-alkalai的定义，数字素养包括其他相关概念的主要方面。即：计算机素养和网络素养是作为数字素养的基础、核心成分存在的，而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则是在数字化情境下的技能被包含在内，这也成为建构数字能力概念模型的基础。
四、要素聚合：数字能力的概念框架
从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到数字能力（digitalcompe，tency），还必须跨域素养与能力之间的概念差异。一般而言，“素养”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涉及听、说、读、写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素养也是个不断变迁、与时俱进的概念；素养常常包含能力要素。“能力”意味着有足够的技巧和能力、有效地完成一些事情，“到了科技先进的社会……为了有效的参与社会，需要拥有一种积极的素养。它允许人们使用语言以提高思考、创造和质疑的能力”（Campbell）p12；单就“能力”和“素养”来讲，很长一段时间“能力”一直作为“素养”一词的组成部分，而且经常在文献中出现的是“素养”一词。随着素养概念的不断演进，基本能力只是第一步，像在工作、学习中一些创造性的表达新观念的认知能力，以及对社会和文化方面问题的态度等高级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也就限定了本文中的“能力”一词是高于“素养”的。如果说“素养”指的是一般的能力。那“能力”则是指高级的能力。
数字能力是一种为了工作、休闲和交流，自信和批判地运用信息社会技术的能力。数字能力的提出。正是应对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诉求，在社会层面，年轻人将被要求拥有的这些技能和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在21世纪这样的知识社会中让年轻人成为更有效率的工人和公民，因此，数字能力被欧盟界定为个体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之一。在技术层面，随着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的普及与风靡，数字化工具和媒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数字化社会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参与和分享，这些要求需要具备新的能力，如游戏素养、执行力、多任务处理、分布式认知能力、团体智力、信息识别、网络协商能力等等。因此，从能力要素上来看，数字能力强调除了基础技能外，还应该强化技术素养、技术设计、技术思维等高级技能，这些新的能力通常被打上“21世纪技能”的标签。通过表1所示各个学习目标框架要素分析，可以提取所谓“21世纪能力”中的某些因素，聚合为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这将成为数字能力概念框架建构的基础。部分示例如图1所示。
在此基础上，参考Kirstiala-mutka（2011）的数字能力模型，构建了图2所示概念框架。数字能力概念框架的建构非常必要，实际上，当今的学生由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世界）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被称作“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的教育者则是“数字移民”。因此。当今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作为“数字移民”的教育者，说着过时的语言（前数字化时代语言），正在吃力地教着说着一种全新语言的人群。因此。对数字能力的渴求成为跨越数字大断点（discontinuity）的前提和基础。数字能力包含工作、娱乐以及交流中自信且批判地使用信息社会技术，强调基于iCt的基本技能：利用计算检索，获取，存储，制作，呈现并交换信息。利用计算机交流并参与合作网络闭。此外。通过对比各个学习目标框架发现：多文化素养与全球意识、应对复杂情境、自主学习、创造性、承担风险、个人责任感、社会与公民责任感、时间管理等能力对数字时代的人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故可以纳入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范畴。
五、教育映射：数字能力的整合模型
数字能力的概念框架为教育领域的学习目标重构提供了依据，但如何成为指导信息技术教育教学中的指南，还需要建立起数字能力构成要素到教育目标体系的映射。从而建立起其操作模型。这一操作模型必须详细分析数字能力的层次、层级以及类别；从一般上看，学习和教学目标主要由知识、技能和态度三层次构成，其他层次要求都是对其改进的结果。
首先，在三层次构成上，鲍登（Bawden）曾经提出数字能力四要素模型，其模型主要从基础、背景知识、态度与观点、核心能力等四个方面，该模型强调了一个与必备的要素相似的结构、几个相互支持的重要技能和技能有效应用的关键态度；其次，在层级方面，马丁等（martin&Grudziecki）在数字欧洲素养（DigeULit：DigitaleuropeanLiteracy）项目中改进了数字能力的一个概念模型，提出了一个结构方法及相关工具，构建了数字素养等级模型，这一等级模型把数字能力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数字能力基础（技能、概念、方法和态度等）、数字能力应用（专业及学科应用）、数字能力创新（改革与创新）。这三种水平描述了所有人的一般数字能力的需要。再往上，他们应该提高自身专业的或是其他具体目标的个人数字化用途。在个人和社会水平等级上。这也导致在过程和活动中通过数字化改变来改革和发展创新性。再次，在数字能力类别上，冯德生（c.VanDeursen）曾提出并证实了一个由两大类（内容相关、媒体相关）四种互联网技能组成的模型，由复杂程度排列如下：操作技能（比如使用网络浏览器、搜索引擎的操作技能等）、常规能力（如网络导航和正确使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信息能力（如定位、选择和评估信息的互联网技能）：信息策略（如在成功的目标导向活动的策略信息技能等）：信息能力和信息策略也包括在运用时批判的和目标导向的态度。不过，该模型主要集中在网络信息技能上，缺少了像媒介创新、交流与合作这样要素分，这是后续整合模型需要补充的要素，但该模型在数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详尽的分类，同时提供了一种非常实用的观点。
在图2的概念框架基础上，充分整合上述文献中与数字能力相关的结构模型。大的方面由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应用态度三个方面构成；上述各个模型中的基础技能提出来被归为同一个类中，组成工具性知识与技能：应用和策略层面组成高级知识与技能：态度方面（引导技能应用的思维方式）按自身的论题来分离和归类为技能和知识应用的态度。技能根据意识到的认识复杂程度来排列。知识和技能不能因具体内容而分开，因为在这个水平上，知识和技能是相关的（技能是关于知识的应用）。在详细分析了数字能力的各个构成要素之后，将这些要素有逻辑的组织和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三大领域（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应用态度）、六种知识与技能（操作性、媒体相关类、合作交流、信息管理、学习与问题解决、有意义参与）和五种应用态度（跨文化、批判性、创新性、自主性、责任感）。图3为经过教育映射后的数字能力整合模型的具体框架。
如图3所示，数字能力是在数字素养等一系列“21世纪新技能”诉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视为数字时代个人综合能力的新指向。这就决定了数字能力的概念内涵是比数字素养宽泛的，在经过充分整合数字素养相关概念体系流变以及数字能力和21世纪技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欧盟数字能力概念模型，下面具体阐述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
（一）工具性知识和技能
主要包括两大类知识与技能，即操作性知识和技能和网络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其中，操作性知识层面涉及到在具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使用数字工具的意识以及对这些工具及其功能和用法的理解：操作性技能反映了数字工具的技术操作层面，例如鼠标操作、具体软件的操作或文件存储操作等。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是其他任何工具使用的先决条件。
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则涉及到对相关媒体的理解以及如何安全使用。这些技能不仅仅是操作性的，同时也要求具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媒体的认识与技能、媒体风险和限制的意识。数字能力在这个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数字网络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如，导航、书签、简单信息聚合、RSS订阅）、多媒体技能（数码照片操作、创新在线结构框架）和数字环境的安全性（个人隐私、技术安全风险）。
（二）高级知识和技能
——交流与协作。有效地表达和交流、理解每种类型媒体格式的优缺点。这对数字化环境的合作非常重要。要达到全球范围内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个体能够适应和赞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观点。通过深度交流与合作，最终人们应该能够建立和保持与有关人士和相关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人通信网络系统。这种数字环境扩展了人们所处物理环境之外的社会和专业社会网络，能够使个体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益。
——信息管理。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信息数量是巨大的。但质量却是良莠不齐，这就凸显出了与信息相关的技能和能力在这种环境中的重要性。每个人都需要精准定位、批判性的选择并组织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进而分析和评估信息内容、进行多媒体演示和运用到具体情境中去，这些都需要融入个人的数字能力，并能够体现在所有的网络活动中。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信息处理过程。能够发展自己的个人信息系统，并通过有效过滤信息来维持个人和共享资源的鲜活度。
——学习和问题解决。所有个体都应该能够通过在学习、工作和问题解决中使用的数字工具和媒体中来掌握知识和技能。应该能够在专业和个人的领域中有效地发现和评估符合自己目前需求的学习机会。从联通主义的角度来讲，能从合适的人和资源网络中找到方向并从中受益。此外。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确定学习目标，规划学习和开展学习并获得一定的学习成果，在众多可能的数字路径上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预期效果，以期解决问题。
——有意义参与。无论是独自或与他人合作，不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与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参与到数字活动中。这就需要他们能够理解并创建一种适合每个活动和环境的数字身份。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够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活动中捕捉到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机会，从而使数字化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影响方式，同时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应用态度
——跨文化。如前所述，从数字通信中获得最大的利益需要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交流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以开放的态度来相互理解和洽谈。这涉及到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以及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想法、与他人一起为共同的目标或利益而奉献的意愿。
——批判性。与传统出版媒体相比，大多数情况下。在网络环境中没有正式审查谁能参与或者哪些资源可以出版。用户在将自己融入到数字化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反思，考虑信息的质量，并要不断的思考信息的产生、媒体和资源的可靠性以及不同数字工具和媒体与他们任务的适应性。
——创新性。数字化工具和环境提供大量的、几乎满足任何需要的信息资源，其中最大好处在于：这可以使你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消费者。创新性态度体现为：思想开放并乐于表达个人看法、与朋友合办项目或发起社区活动、为个人和在更大规模上产生社会和经济利益提供机会。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和媒体，可以为个体提供开展任务或呈现结果的创新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激发自己去学习或发明，准备改变现有的方式来适应新时代。
——自主性。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则和行为模式的良构资源（well-structured）。人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目标，并为了能够从互联网中最大获益而积极地、主动地努力。这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要得到利益，就要努力找到对任务最合适的数字工具和媒体，明确自身目标，必要时适应和反映新环境。
——责任感。网络数字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带了很多风险。除了对资源和其他人要有批判性外，自身活动可能造成的结果及其可见性意识也非常重要。用户必须理解数字安全问题，并将之融入到数字环境中的活动和交互之中。当使用来自他人的资料、被关注或会影响他人的创新资料（照片、邮件）时，必须要考虑到道德方面的问题。
六、实用取向：数字能力发展建议
上述整合模型具体构建了面向数字时代个体能力的一种新指向，但绝不是一种客观化的、标准化的模型，数字能力全貌应该是多层次的。因此，在理解本模型的时候，需要秉持一种实用观，避免在纷繁复杂的概念体系中囿于“冒进”或者“懈怠”窘境，有如下四点需要特别提示并且达成共识：
（1）需要认识到数字能力对于数字时代的所有人都是必须的。对于儿童、年轻人、工人以及老年人以及处于社会排斥风险中的阶层以及一般所有市民来说，缺乏了将导致各种各样的危险。数字能力并不会随着大多数人所使用的网络和计算机而自动获得。
（2）21世纪的数字能力必须包括面向工具和媒体使用的工具性知识和技能、高级技能和知识，为了交流、协作、信息管理、学习和问题解决以及有意义的参与。这些必须得到跨文化的、关键性的、创造性的、可靠的以及自治的态度。
（3）工具性知识和技能是发展或者使用更高级技能的前提。这些必须在所有合适的层次上得以确保。然而，认识到这些工具性技能还不足够是重要的，数字能力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数字工具和媒体。安全的和高效的态度形成将被整合到学习技能的所有层级之中。
（4）形成一种高级层次的数字能力的教育映射模式。仅仅是第一步，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并且认真整合到操作化的信息技术课程学习和评估问题之中是必须的，这对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个体数字能力发展是紧迫的、有用的和可用的。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教育教学领域亟待转型升级，信息化教育及其深度融合也正在推进，本模型将为上述变革提供一种参考模型，具体应用到教育教学领域，需要注意：
第一，工具性技能是发展和应用更高级技能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所有人都用得到。可以按照自身的目标来学习一些技能。在学习者开始任何独立的数字活动之前，都要求掌握关于机会、法律和道德内容、操作性技能方面的基本知识。然而，学习者也应该能根据与自身的相关性来选择更多的高级工具技能（如，使用电子表格软件、创新社交网络框架）。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在我国）许多信息技术课程会将数字能力理解成工具导向的。所以，这些课程都关注教学和评估中的工具性技能，但是应该将这种工具导向转为能力导向。即让学习者是为了掌握一种能力进行学习，而不是为了学会一种软件如何进行操作。
第二，在具体领域的背景下。内容相关的互联网技能是需要学习的。因此，具有批判性质的高级技能和知识的发展应该被融入基于主题的学习中，比如，学校的历史课、为其他弱势群体开设的就业培训课等。这些技能和知识按顺序排列如下：首先是用于具体功能性任务的技能，然后是策略水平的技能，最后是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的技能，这个顺序也是个体发展的顺序。在高级技能和知识这个领域中。知识和技能有很多选择。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数字工具和媒体的用途有限时。因此，数字能力的教与学的方式可以根据目标群体的需要来选择相关的技能领域。
第三，在态度这一领域，是没有确定的、独立的好方法去提升学习者数字能力态度的，需要在具体的主题下或是与具体目标相关的内容学习中融入态度学习，或者整合到技能应用的学习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内容学习之中。因此，在学校教育中也要注重通过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激发学习者自主、独立的态度来促进数字能力的提升。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5
［摘要］
前人对网络缩略语的研究多采取描写性方法，就语言本体进行研究，割裂了语言与认知的紧密联系。本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相关理论，对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生成动因主要有语言内部因素，如汉语的对称机制、双音节化趋势，以及语言外部因素，如认知因素、语用因素和心理因素;其语义建构的认知机制有概念转喻、概念隐喻和重新分析。
［关键词］
网格四字格缩略语;生成动因;语义建构;认知机制
1．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化的普及，各类网络缩略语如雨后春笋般开始涌现，其中以形式上貌似汉语成语的四字格缩略语尤为显著。例如:“人艰不拆”、“累觉不爱”、“男默女泪”、“十动然拒”、“喜大普奔”等。Gibbs(2001:25)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具有时代文化特色和奇特逻辑的新型语言，其发展速度之快和变体形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Crystal(2001:6－14)探讨了因特网对语言的重大影响，并将网络语言分为电子邮件语言、聊天组语言、虚拟世界语言、万维网语言、博客语言和即时信息传输语言等六种类型;于根元(2001)系统探讨了网络语言的性质、网络词语的属性特征及构词方式、网络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赵华伦(2005)对网络语言的修辞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网络语言的修辞主要有比喻、借代、谐音和缩略等;Crystal(2009:92－95)认为网络语言具有四个突出特征:文本数量巨大、变体众多、文本可及性较差和网络词语出现时间的确定性;白解红(2009:82)根据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将其分为网络复合词、网络缩略词、网络谐音词;白解红、陈敏哲(2010)以“X客”为例研究了该类汉语网络词语的在线意义建构;蒋向勇、白解红(2013)对汉语aBB式网络重叠词语进行了认知研究。上述研究丰富了网络词语的研究，但对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及其生成动因与意义建构背后的认知机制缺乏研究。基于此，本文拟运用认知语义理论，对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进行研究。
2．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
2．1界定汉语四字格缩略词语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其构成形式与已有的缩略词语相似。王吉辉(2001:40)认为缩略词语是指音节较长的组合形式通过缩略而形成的音节较短的形式。周荐(2004:212)指出四字格结构是汉语中数量庞大的一类语言单位，包括属于词和固定语中的所有四字组合以及存在于现代汉语中的专有词语。我们认为，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模仿现有缩略语的形式，不断生成新的缩略词语。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指汉语中音节较长的组合形式通过截取其代表性语素或词重新组合而形成的由四个语素或词构成的常用于网络中的缩略语或缩略形式。从意义上看，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其整体意义不等于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从使用效果来看，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具有幽默、委婉、调侃、讽刺、自嘲等语用效果，是人们追求语言交际的省时省力和标新立异、追求个性化的结果。
2．2类型本研究收集了300条来自主要网络媒体(搜狐、网易、腾讯等)的四字格缩略语，按照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构成方式，我们将其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和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
2．2．1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是指通过截取原来表达形式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字或词或语素重新组合构成的缩略语或缩略形式。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通常是缩略自词语单位和句子单位，通过重新组合构成缩略语或缩略形式，前者如“喜大普奔”，缩略自“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后者如“男默女泪”，缩略自句子单位“男生看了会沉默，女生看了会流泪”;“不动然泼”缩略自句子单位“不为其所动，然后泼了对方一盆冷水”。经统计，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总数为101个，占所收集语料总数的33．67%。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构成遵循了经济和省时省力原则。缩合前的语言形式多复杂繁琐，缩合后的语言形式简洁明了，结合一定的语境，人们就能清楚地了解缩略形式所表征的概念意义。
2．2．2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是指利用谐音机制构成的缩略语。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又可分为两种:构成成分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和整体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构成成分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是指缩略语中的部分构成成分是利用谐音机制构成的，例如:“十面霾伏”(“十面埋伏”)、“前腐后继”(“前赴后继”)、“酒精考验”(“久经考验”)、“提钱释放”(“提前释放”)、“检查宴收”(“检查验收”)、“火钳刘明”(“火前留名”)、“山前刘明”(“删前留名”)等。整体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是指缩略语中所有构成成分均是利用谐音机制构成的，例如:“飞蝗芜湖”(“非黄勿护”)、“西斯空寂”(“细思恐极”)等。经统计，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总数为168个，占所收集语料总数的56%。我们认为，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形成和大量使用原因有二:一是和汉语本身的语言特点紧密相关。由于汉字属于音节文字，一个字由一个音节表征，因此，同音字词现象非常普遍;二是和输入法软件有关，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产生多是由于利用输入法软件有意或无意地错误选择字词的结果。由于网络交际的随意性和人们追求交流的经济性，以及追求最大限度的省时省力，有时默认输入法的首选匹配词项，造成误选字词(如“火钳刘明”)，或者人们为了制造新奇化的效果或出于其他的语用目的故意为之(如“前腐后继”)，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语网络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
2．2．3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指的是通过赋予原有的语言形式以新的概念意义而形成的缩略语，此概念意义与原来该语言单位所承载的意义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例如:“不约而同”(原义为“事先没有约定而彼此意见或想法一致”，在网络语言中被赋予了“很久没有和异性约会而成了同性恋”的意义。)。“杯水车薪”(原义为“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草，比喻力量太小，解决不了问题”。网络语境下的新义为发泄对部分社会现象的不满，表示“领导们每天在办公室喝着茶水，月底就能拿到买一辆汽车的薪水”)等。经过统计发现，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总数为31个，占所收集语料总数的10．33%。旧形新义式的缩略语是利用汉语中原有的且已固化的四字格成语的形式，网民认为原有成语形式更易于记忆和使用，可以减轻记忆负担，同时意义的反差更容易制造陌生化效果，符合人们的求新求异心理。另一方面，由于原有形式及其规约意义已固化在人们的心理词库中，二者构成形意配对体(form-meaningpairings)，而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欲将其配对关系打破，赋予其原有形式以新意义，必然会增加人们的识解负担，甚至会造成交际失败，这是该类缩略词语所占比重较小的主要原因。
3．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生成动因
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生成动因可分为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语言内部因素包括汉语的对称机制和双音节化趋势;语言外部因素包括认知因素、语用因素和心理因素。
3．1语言内部因素
3．1．1汉语的对称机制汉语中的“2+2”对称式的四字格在汉族人心理中造成了一种强大的语言定势(武占坤、王勤，1983:356)。对称式的四字格结构的形成受《诗经》语言的很大影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被儒家尊为经典，位列五经之首。《诗经》中的语言多为四字格结构，对汉语的语言结构的形成(特别是成语)和修辞手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或促进了汉文化以偶为佳、以四言为正的语言表达习惯和追求和谐、均衡、对称的审美习惯，这一审美习惯反过来又会加强人们对四字格语言结构的喜爱。四音节的优势特别表现在现代汉语里存在着大量的四音节熟语即“四字格结构”这一事实(吕叔湘，1963)。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形成和流行正是汉语的对称机制和汉民族追求对称和谐的审美观的体现，例如:“人艰不拆”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了”的缩略形式，“社病我药”是“社会病了，为什么要我吃药”的缩略形式，缩略前后意义相同，但缩略前的原表达形式较为繁琐，缩略之后，形式仿拟汉语成语，意义和原来不变，形式简洁且对称(“人艰”和“不拆”互相对称;“社病”和“我药”互相对称)，符合汉语的对称机制和汉民族追求均衡和谐的审美观。
3．1．2双音节化趋势双音节化趋势是现代汉语词汇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吕叔湘，1963;孙维张，1989)。汉语的对称机制极大的推动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趋势。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顺应了汉语的双音节化趋势，因而受到人们欢迎和追捧，成为网民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语言发展规律促成了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产生。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大都可以分为二二韵步结构，由两个双音节构成的复合语言单位，例如“累觉不爱”由两个双音节部分组成:“累觉”和“不爱”;“说闹觉余”由“说闹”和“觉余”两部分构成，体现了汉语的双音节化趋势。
3．2语言外部因素
3．2．1认知因素人类的记忆和处理信息能力具有局限性。人们的记忆容量，特别是短时记忆容量有限，信息保存时间短，这会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巨大的影响(mcGaugh，1973)。因此，记忆容量的有限性客观上使人们删繁就简。使用缩略语可以节省短时记忆容量，便于人们记忆和认知加工处理。心理学界认为，人脑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是以组块(chunk)为单位的。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在其《神奇数7加减2，我们加工信息能力的某些限制》论文中证明了就人的短期记忆容量来说，正常成年人都是在7±2，即是5－9个组块之间波动，5个组块是最易被处理和记忆的(杨治良，1994:73)。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本身是四个音节，也就是四个汉字，再加上整体结构一起，刚好构成5个组块，最大程度地符合了人们信息加工的特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使用。例如:“细思恐极”是“仔细思考觉得恐怖至极”的缩略形式，前者相对于后者形式更加简洁，具有节奏感和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且前者是由5个组块构成的，便于人们进行认知处理和记忆，减轻了人们记忆的负担，更符合认知的经济性和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原理，也更利于传播和广泛使用。
3．2．2语用因素经济原则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基本原则，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总是试图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人们为了提高语言的交际效率，在表意清晰明确的前提下，倾向于采用简洁、经济的语言符号(Haiman，1985:195)。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语言使用者为满足表达和交际的需要总是倾向于“尽量减缩”来实现表达方式的经济简洁，从而达到省时、省力、高效的目的(Leech，1983:67)。因此，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是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生成的重要语用动因。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追求效率和速度，“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念空前加强。这就客观上要求人们在语言交际时也更加注重语言表达的经济性。缩略语形式简洁，表意丰富，其大量生成和使用迎合了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缩略语“喜大普奔”代表了“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四个并列语言单位所表达的概念意义，符合人们追求省时省力的目的，极大地实现了语言表达经济性，增强了语言交际效率。
3．2．3心理因素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和个性化。语言的个性化是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的方式之一。网络缩略语形式新颖、结构独特、高度概括、表意丰富，体现了人们求新猎奇、追求新鲜感的心理需求。网络语言的创造者借语言结构的个性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大行其道体现了人们的这一心理。例如，网络情感类文章中多以“男生看了会沉默，女生看了会流泪”作为标题，制造噱头，以吸引读者的眼球。由于高频的使用和传播，此标题已不再具有最初的新鲜感，人们对其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网民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产生了具有新鲜感和陌生化效应的的新语言表达形式———“男默女泪”，以实现语言表达的与时俱进和彰显自己的独特个性。
4．汉语网络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
4．1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机制主要是概念转喻机制。Lakoff＆turner(1989)将概念转喻视为一种发生在同一个iCm内部表述和理解“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即可用一个部分来认识另一个部分或整体，或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两者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Radden＆Kvecses(1999)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操作过程，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在同一iCm或同一认知域内，为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及。他们以英语缩略词为例，认为英语缩略词是基于语言形式的部分代语言形式整体(paRtoFaFoRmFoRtHewHoLeFoRm)的转喻机制而生成和建构意义的，如Un形式上来源于Unitednations，意义上二者相同。可见，转喻映射不仅可以产生在语言的概念意义层面，也可以产生在语言的形式层面，语言形式上的转喻映射使得我们可以用语言的缩略形式来代指语言的整体形式。我们认为汉语网络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产生和其意义建构是基于发生在语言形式层面的转喻映射之上的。
4．1．1缩略自词语的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我们发现，缩略自词语的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机制是转喻机制。下面以“喜大普奔”为例来说明其意义建构。“喜大普奔”属于缩略自词语的四字格缩略语，其缩略自“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前者比后者更为凸显和简洁，可以作为喻体和参照点，为后者即目标体“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提供心理可及。该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是以语言形式的部分代语言形式整体的转喻模型为基础的，由于缩略前后的概念意义是保持不变的，我们把该部分形式还原为整体形式之后，即可以通过整体形式获得该缩略语所表征的概念意义。
4．1．2缩略自句子的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缩略自句子的缩合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机制同样是转喻机制。以“十动然拒”为例分析如下:“十动然拒”属于缩略自句子的四字格缩略语，缩略自“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别人”。喻体“十动然拒”是“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别人”的缩略形式，是目标体的一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个行为事件框架或称行为事件iCm，故具备转喻映射发生的基础———邻近性，其意义建构过程如下:基于语言形式的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机制，“十动然拒”作为相对凸显的认知参照点，可以引导通达目标体，即整体“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别人”，从而得到其整体形式，相应地建构出其概念意义。
4．2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是基于语音隐喻机制和概念转喻机制的共同作用。概念隐喻映射过程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系统地、单向地映射，按照恒定原则(invarianceprinci-ple)，始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被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其实质是以始源域的事物或概念来理解或经历目标域的事物或概念。由于隐喻映射时，始源域和目标域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域的，所以概念隐喻是跨概念域(cross-domainmapping)的系统映射，发生映射的基础是二者的相似性(similarity)，这是概念隐喻机制和概念转喻机制的本质区别。语音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Vuletic(2003)认为语音隐喻(soundmetaphor)是不同的内容实体通过各自的语音相似性或邻近性所进行的联想。换句话说，语音隐喻是指不同的概念意义借助其语音间的相同或相似性而进行的跨域映射，其映射产生的基础是语音间的相同或相似。基于在语音相同或相似而发生的的语音隐喻是语言隐喻现象的重要方面。
4．2．1构成成分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构成成分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机制是语音隐喻机制和转喻机制。以“繁荣娼盛”为例分析如下:“繁荣娼盛”是“繁荣昌盛”的谐音形式，利用“娼”和“昌”谐音而构成的，属于构成成分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前者来源于后者，二者读音相同，故能产生关联，发生隐喻映射，使二者所表征的概念域或认知域产生接触和互动，从而获得“繁荣娼盛”的首层意思“繁荣昌盛”，再基于语言形式部分代语言整体的转喻机制，“繁荣娼盛”指代的是“娼妓业的繁荣昌盛”，还原成该整体形式之后，便可获得其意义。
4．2．2整体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整体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机制同样是语音隐喻机制和转喻机制。以“飞蝗芜湖”为例分析如下:“飞蝗芜湖”属于整体谐音式四字格缩略语，其作为来源域，用来激活目标域“非黄勿护”，二者具有语音相似性，故而能发生语音隐喻，使二者所代表的概念域之间能够进行联想和跨域映射，构建出其实际所指“非黄勿护”，之后再基于语言形式的部分代形式整体的转喻机制，我们可以得到“非黄勿护”的完整形式“本贴子非黄贴，请吧主勿删除以维护贴吧纯净”，从而完成该缩略语的意义建构。
4．3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意义建构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概念意义与原语言单位所承载的意义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我们发现，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的产生及其意义建构和重新分析密切相关。重新分析发生在语言的横组合层面，是一个表达结构的内部变化，不会即刻改变该结构的表层形式，但常导致成分之间边界的创立、迁移或者消失(Langacker，1977:57－139)。Harris＆Campbell(1995)也认为重新分析是一个改变句法结构内在关系的机制，一般不会引起表层形式的改变。Hopper＆traugott(1993)将重新分析视为语法化的主要机制之一。我们认为重新分析是语言的使用者或理解者对原有语言结构的深层结构进行重新阐释和创新分析的过程，其结果经常带来语言结构的语音、语义、句法等的变化。旧形新义式四字格缩略语的新意义的建构机制是重新分析。以“杯水车薪”、“不约而同”为例。“杯水车薪”的原意为“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草，比喻力量太小，解决不了问题”。在该成语中，“薪”的意义为“柴草”，网民将其重新分析为“薪水”，以此来反映一些社会现象，构建其新意义即“领导们每天在办公室喝着茶水，月底就能拿到买一辆汽车的薪水”。“不约而同”中的“约”被重新分析为动词，意思是“约会”，“同”被重新分析为名词，意思是“同性恋”，建构出该缩略语的新意义“很久没有和异性约会而成了同性恋”。上述词语在经过重新分析之后，语义或内部语法结构发生了部分变化，导致其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先前的范围，也就是说，其使用范围扩大了，可以用于更宽泛的语境，表达新的意义。
5．结语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6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非理性繁荣
不管是经济系统还是现实生活活动，脱实向虚趋势并非天生，而是人创造的工具本身附属属性的演化物。数字化生存样式运转中，产生脱离实体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因为人类实践对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效率的天然追求，体现到现实世界中。
一、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近年来，有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报纸、文献和文件数量众多，但是少见在进行论述或论断前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这两个概念进行具体界定的，基本都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直接进行观点阐述。这样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论述时的目的性和准确性，从国内外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认知进行梳理归纳，得出相对明确的定义有助于更好地论述当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及相关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党政机关为代表的、以营利和创收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在国内发展迅速，但经济实体主要是指以企业形式为代表的商业活动实体，是对社会认知的概括，并非学术上的抽象概念。政治经济学概念上关于实体经济的提法并未出现。紧接着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学界对于虚拟经济的关注增多。比如中国知网收录的虚拟经济相关主题论文，由1996年以前的年均约12篇增至1997年的30篇、1998年的49篇、1999年的78篇，2000年的146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学界对于虚拟经济的关注迅速攀升。在国内，实体经济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导报》上论述如何看待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以“供给”含义使用了实体经济一词。同年，曹红辉、宋翰乙等学者将实体经济作为与虚拟经济的对应概念使用。在国外，无论是《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都没有收录“realeconomy”一词，而在elsevier文献库中，以“realeconomy”为题的文献截至2020年6月共计不到35篇，且发表时间最早是在2002年。由此可见，“realeconomy”一词不但是比较新的词汇，而且在国外并不常用。并且，国内将实体经济译为“realeconomy”并不严谨。刘晓欣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实体经济（Realeconomy）也与名义经济（nominaleconomy）、符号经济（Symboleconomy）、货币经济（monetaryeconomy）以及金融经济（Financialeconomy）相对应，实体经济和这些经济形态的区分往往是以能否计入GDp作为衡量标准[1]。“realeconomy”与国内所说的“实体经济”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在国际上，“realeconomy”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与名义经济相对应，指的是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实际经济。第二种是与账面经济相对应，指的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系统之外能够产生现实经济效用的经济活动。徐康宁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不以经济为目的的服务部门，如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不应纳入实体经济部门[2]。而虚拟经济这一概念应该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拟资本”一次引申出的，国外学者相较于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的提法，更多地使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这两种说法。比如，美联储认为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合起来就是非实体经济的全部。刘骏民等认为，如果虚拟资产的价格是受实体经济的成本支撑的，则虚拟资产的价格波动与实体经济成本波动之间应存在比较紧密的关系[3]。田国强认为，所谓虚拟经济，一般有两种定义：一是指与虚拟资本有关、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循环运动……二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相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4]。综上所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对概念是国内学者的理论创新，目前暂未在国际上被大范围引用。国际上，类似于实体经济的概念可能是工业化，类似于虚拟经济的概念可能是去工业化或金融化。国内学者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概念的界定大多涉及到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这一界定实质上暗含着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对立的逻辑，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无所谓体力或脑力，关键在于财富增长背后的劳动与非劳动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划分依照其中凝集的抽象劳动更为合适，经济系统脱实向虚实质是资本数字化的表征。
二、非理性繁荣的源起
理性繁荣有个前提：即使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以理性进行商品交换活动，至少绝大多数市场中的主体可以以理性做出决策。由此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是：在平均利润率为零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赚到钱的时候，市场才能达到理想均衡。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自市场诞生之初，差额交易就随之产生，人们对于商品的价值无法做出绝对切合的判断。同时，人们认识到存放于账户中的钱即使在数值上没有减少，在实际效用上却在贬值，让其进入流通环节是使资金保值增值的最好办法，基于这种预期进行的交易，本质上就倾向于从交易中获得顺差而非平等交换。另一方面，人天生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强行割裂这二重性在现实中与人的天然属性相悖。实际上，对立统一的感性与理性，成为了非理性繁荣的源起。与理性繁荣相对应，非理性繁荣类似于凯恩斯所提出的“动物精神”。凯恩斯认为，关于结果要在许多天后才能见出分晓的积极行动，人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结果[5]。即人们大多数的主动行为是出自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预期和判断。同时，非理性繁荣还与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紧紧关联。经济系统中脱实向虚的过程并非现代才出现。比如，货币发展的过程，贝壳、铜币、金银等一般等价物逐步被契约、纸币等货币符号代替，到了现代，货币的实体形式也逐步消解，而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使用便捷度在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也能折射出经济系统发展的过程，甚至是生产生活样式的演变过程。虚拟形态由于其便利性逐步替代受到环境制约较多的实体形态，反映到现代社会，可以说是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样式逐步替代实体生产生活样式。在此过程中，生产生活虚拟化的物质基础是不断发展的技术，而其心理基础是对于便捷和信任的追求，即使这种信任有时仅仅表现为人们对减少猜疑所能带来的便利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的虚拟化过程是人们追求便利的过程，这是虚拟经济肯定性的来源，但这种对于便利的追求是否在过程中使得便利走向自身的对立面——不便，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虚拟经济在根本意义上从属于实体经济的外延。外延意味着非独立运转，虚拟经济必须依存于实体经济，正如房地产公司的生存根本在于一栋栋现实的房屋。经济脱实向虚是经济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一，数字化样式的迅猛发展使得二者间的统一性式微，矛盾性突显。
三、当下经济系统脱实向虚现象的归因
对于便捷或效率的追求，促使实体经济系统具有向非实体发展的趋势。与脱实向虚进程所契合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进程的非理性发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与稳定。
（一）文化因素
1.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对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主要影响可以用罗伯特·J·希勒的一句话概括，“肤浅的观点比深刻的分析更受欢迎，这就是有声媒体的本质[6]。”总的来说有三大方面的影响：一是吸引公众注意力于投机活动；二是对虚拟经济前景的过度乐观推测；三是通过反馈机制放大繁荣与衰退的影响，大幅增加经济波动幅度。毫无疑问，在报纸、电视、手机问世之前就存在价格投机活动，但以往的投机活动基本上都具有实体基础，即使是哄抬物价或投机倒把，实物的存在还是必不可少的。虚拟经济的到来，使得实体的存在都变得不再重要，而新闻媒体一方面激发了大众投机的兴趣，另一方面为虚拟经济提供了默认的合理性阐述。2.全球化浪潮下的乐观主义。在经济市场中，人们对于经济系统现实情况的判断并不严谨，面对新生事物，人们很容易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个事物可能有带来时代变革的巨大潜力。例如，面对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众在众多非正式学者的引导下，普遍认为互联网将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思考由代码建构的互联网是否真的会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时，我们需要将它与过去的近似产物相对照，比如铁路、电话、汽车、飞机和高速公路等。所有的这些设施设备都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助力了经济和产业的升级。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互联网对当下经济的重要性高于上述的任何设施对那时的经济的增长作用。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互联网会产生比过去更快的增长。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已经反映到经济系统中，特别是虚拟经济系统。最为典型的是比特币，一连串由字符构成的代码，却能够吸引大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诚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进步，但是远非如乐观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当世界经济增长3%的时候，往往市场中的预期能达到10%甚至更高，这一点从不合理飙升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可以轻易看出。
（二）心理因素
1.从众心理。整体上，人们难逃从众心理的影响。一是行业的繁荣总会刺激到人们对参与财富分配的欲望；二是人们在评估虚拟经济的可靠性与合理性时，往往不愿意选择复杂的思考和求证，而是诉诸于其他多数人与部分权威。很多时候，即使人们自身有着犹豫和怀疑，但对自己判断的信任程度并不比对他人与权威的高。比如油画，是否夸大了诸如《星空》、《蒙拉丽莎》、《格尔尼卡》之类油画的价值？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油画作品比另外一个作品能好的多得多，以致其估价是另外一幅作品的数千倍甚至数万倍？人们心中有着疑惑，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在做出最终决定时选择抛弃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现实并没有与自身实质性的或直接性的关联时。但这样往往表现为恐慌的迅速传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众态度出现截然相反的转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怀疑的态度或观点早已预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当支撑怀疑的事实出现了或者未出现能消解怀疑的事实时，人们的选择整体上体现出从众心理。2.赌徒心态。从全球角度看，平均每年5%～10%的货币贬值率使得人们对于存于账面的钱并不那么满意。对账户中“数值固定”的钱能转变为“聪明钱”的预期，促使人们选择性忽视市场经济中的多重风险。特别是出于幸运的繁荣助长了这种感性心态的滋生与漫延，比如自2020年初至年中，国内外黄金价格飙升，大量资金涌入黄金交易市场，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黄金etF持仓量迅速增加。然而自8月起黄金价格逐步回落，黄金etF持仓量也出现快速减少。面对一段时期内的繁荣表象，人们的赌徒心态暴露出来。3.低投入、高回报带来的快乐。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增值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启动资金、土地、设备等为代表的原始资本，以一种默认或部分公认的形式，成为了资产所有者“不劳而获”的物质基础。当人们只需要将银行里的存款投入股票市场，在焦灼的等待中发现“钱能生钱”的时候，这种快乐感就会愈发强烈。虚拟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并未在实体世界中创造出与其虚拟增长规模相当的价值。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预计约为1.9%，经济增幅对比前几年出现明显的下降。与这种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证指数自2020年1月2日至12月初累计涨幅约10.89%，可以看出不少人对经济预估的乐观程度较高，远远超出年度实际经济增速。
（三）结构性因素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7
一、遗产概念中的“合法性”限定应予排除
遗产，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就是遗留的财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界限。首先，在时间上是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因此是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其次，它是一种财产，不具有财产性的东西不能作为遗产。因此，在身份具有财产性的时代，身份也是一种遗产。罗马法中关于“法律地位”的继承实际上就包含了身份的继承。[1]各国对于遗产的界定均是在此两个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规定:“自一人死亡之时起，其财产全部转移给另外一人或数人。”这一规定虽未直接规定遗产概念，但“死亡之时起”和“财产全部转移”的限定已间接给出了遗产的含义。《瑞士民法典》第560条有关“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取得全部遗产”的规定，则是概括性地直接规定了遗产的含义。我国现行《继承法》关于遗产的界定采取的也是概括式的方式。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一定义为遗产概念的确定设置了四个限制性条件，即时间限制、性质限制、主体限制、来源限制。据此，确定某项客体是否属于遗产，就应从这四个限制性条件入手。
其一，时间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前就已存在。以公民死亡为时点，死亡时已经存在的财产才可能成为遗产，死亡后产生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比如认为死亡赔偿金应属于遗产的观点，[2]实际上是忽视了遗产概念的时间限制。
其二，性质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客体必须具有财产性。继承的对象就是财产，一些人身性的客体不能作为遗产，比如荣誉。荣誉是社会对人的某种特定事项的评价，与荣誉获得者的人身密不可分，人存荣誉存，人亡荣誉灭，因而对于荣誉无继承之说。传统民法把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以财产为客体，后者以人身为客体，两者构成民事权利的两大基础性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分界逐渐出现融合之势，财产权中蕴含人身权的内容，人身权中也含有财产权的内容。因此，一些通过财产而取得的身份属于可以继承的客体，比如通过金钱购买而获得的各种会员资格，以及通过投资而取得的股东地位等。对于这类客体，须分辨出其中的财产性而作为遗产继承，不能简单地因其表象的身份性而否定其可遗产性。
其三，主体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具有个体性。在确定遗产范围时，只能以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为限，不能将共同财产全部当成遗产。
其四，来源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个人财产必须是来源合法的。《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合法性限制针对的是财产的合法性。依此规定，非法的财产是不能作为遗产的。
在上述遗产含义的界定要素中，时间性、财产性和个体性的限定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或地区继承法的共同规定，而对于财产的合法性限定则仅见于我国继承法。我国继承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当初继承法制定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继承法制定时，人们的法律观念还很淡薄，规定财产的“合法性”有助于人们对遗产的正确认识。二是符合我国民众的思维习惯，即法律保护的应该是合法的财产，如果将非法的财产规定为遗产，则会误导人们追求非法财产的不法习惯。然而经过考察可以发现，用合法性来判断财产是否属于遗产是不科学的，应将“合法性”表述从遗产概念中排除。因为对于财产的合法性判断，需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而不能由继承人自己进行，继承人自己判断作为遗产的财产是否合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财产的合法性实际上指的是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与之对应的“非法财产”无非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如果是被继承人侵占他人财产而获得财产，基于我国民法中的侵权责任或物权保护制度，权利人均可通过返还原物或损害赔偿的方式获得救济，而国外立法往往通过规定共同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予以救济；[3]而真正的权利人如果不主张救济，根据私法领域实行的“不告不理”原则，法律无须主动对其进行干预。如果是被继承人通过犯罪行为而获得财产，则继承人没有义务为国家负责，自有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追究。因此，在遗产继承中，对继承开始时死者遗留的财产往往采取的是推定合法，而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机关确定财产的合法性。对于非法的财产，一般是在对其非法性进行追究的过程中启动非法性认定程序的，在没有追究财产的非法性时，非法性认定程序就没有启动的必要。因此，在对遗产概念进行界定时，应将合法性的限制要求予以排除，只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即可。
二、规定遗产范围时应明确其包括债务
遗产的性质是指构成遗产的财产是积极财产还是消极财产，不同立法例所规定的遗产的性质也不尽相同。在罗马法时期，遗产继承采取的是概括继承模式，继承人不仅要继承被继承人的积极财产，对于被继承人的消极财产即债务也要一并继承。正如盖尤斯所说:“遗产继承不是别的，而是对已故者的权利之概括承受。”[4]这里的权利既包括积极的权利，也包括消极的权利。此后的理论发展导致形成了大体两类的遗产概念，一类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狭义遗产概念，仅指积极财产，即仅包括被继承人的合法收人、房屋、储蓄、生活用品、牲畜等。另一类为大陆法系采用的广义的遗产概念，其不仅包括积极财产还包括消极财产，即主要是指被继承人的个人债务等财产义务。[5]从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来看，其所列举的七类财产都是积极财产，并不包括消极财产。有学者就此认为，我国继承法中的遗产仅指积极财产，而不包括债务，所以得出我国《继承法》采用的是狭义遗产概念的结论，[6]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
关于我国继承法对于遗产概念的界定到底是采狭义说还是广义说，除了重点考察我国《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外，还要结合其他规定来考察。《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这一规定并不像采狭义遗产概念的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来对待被继承人的债务。在英美法系国家，继承开始后，由遗产人负责清偿遗产债务后再将剩余遗产分配给受遗赠人（包括继承人）。[7]如果还有可供继承的遗产，这些遗产就只可能是积极财产了。而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的债务偿还并不是先偿还债务再继承遗产，而是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继承遗产就要偿还债务，实际上也是对债务的继承。可见，我国继承法中的遗产范围包括了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只不过是立法没有明确对其加以规定而已。
法律在规定遗产范围时若不包括被继承人的债务，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是不公平的。因为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公示性是有限的，如果债权人不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就无法进行诸如债权申报之类的权利主张，一旦继承已经完成，其主张自己的权利要面对的就是众多的继承人。在没有遗产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遗产管理义务人，就没有人去主动清偿债务了。
按照我国现行《继承法》的规定，遗产范围和债务清偿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条文，而且不在一个条文逻辑的层面上，从条文设计的位置排列上看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即遗产范围制度和债务清偿制度，这种分立对于债务清偿和继承进行都是不利的。继承进行时如果债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继承人就不会主动清偿债务；在债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时，继承人也缺乏继承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债权的实现。因此，建议在《继承法》修改时应对遗产范围加以明确，使之包括被继承人的债务，并将现行《继承法》第3条和第33条予以合并规定。
三、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选择
确定遗产的范围，首先要找出确定遗产范围的依据。而哪些条件可以成为遗产范围确定的依据，取决于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选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概括式、列举式和结合式这三种，但纯粹的概括式或列举式立法模式均不多见，多为结合式立法模式。而结合式立法模式根据其列举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排除性的结合与直陈式的结合两种。排除性的结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规定什么是遗产，再从反面排除哪些不是遗产。对于反面的排除规定，又有概括式的反面排除和列举式的反面排除两种。典型者要属《俄罗斯民法典》，该法典一方面规定“遗产由继承开始时属于被继承人的物、其他财产构成”，另一方面又从反面规定“与被继承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权利义务不构成遗产”，其采取的是排除性的结合式立法模式，排除性规定采概括式的排除。直陈式的结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规定什么是遗产，再以正面陈述的方式列举哪些是遗产。我国现行《继承法》有关遗产范围的规定适为其例。
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选择是一国在立法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进行的，世界上并无一个普适性的立法模式，凡是符合该国国情的立法模式就是应予选择的模式。我国现行法上的遗产范围制度主要体现在《继承法》之上，该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人；（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树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4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继承法有关遗产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结合式的立法模式。它首先概括性地规定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接着又直陈式地列举了具体的七项遗产范围，这样的规定是与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相适应的。在《继承法》制定之时，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民个人能够拥有的财产还很少，遗产所涉的范围自然也很小。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允许公民拥有的财产范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公民个人对于哪些财产可以拥有、对于哪些财产不能拥有均不明确。《继承法》第3条通过列举哪些财产可以作为遗产，可以帮助公民确定自己的遗产范围，有利于引导公民树立明确的财产追求目标。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一些特别的财产如国家专有的资源等之外，几乎所有的对人具有效用的物都可属于私有财产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地向国家专有的财产领域延伸和扩大。此外，对人有效用的物的范围也大大扩充，特别是无体物的财产属性越来越普遍，私有财产涵盖的范围已经不能与《继承法》制定时的情形同日而语了。但是（（继承法》第3条采取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形成了很难磨灭的法律传统，在《继承法》的修订过程中不应轻易抛弃，而是要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
当然，列举式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的列举都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是无限的，以有限的方式去描述和规定无限的社会生活，显然总是滞后的。因此，纯粹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在《继承法》的修订中是不宜采取的。尽管列举式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但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又都被普遍采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明确的导向性作用。就遗产范围而言，在根据其他法规范很难确定某一财产的性质时，如果明确将其列入遗产的范围，就可省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宅基地使用权，虽然已被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对其是否可以继承仍是争论不休，而如果将之列人遗产范围，则这些争论自然就可平息。
由于概括式和列举式立法模式均是直陈式的正面规定，并不足以解决遗产的范围问题，因此还须从反面限制的角度规定哪些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所以，在修订我国《继承法》时，应在采取概括式方式规定遗产的概念、以正面列举的方式规定遗产具体范围的同时，以排除式方式明确哪些财产不是遗产。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对有关遗产概念和遗产范围的立法条文作如下设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包括:（一）自然人的储蓄等动产；（二）自然人的房屋、宅基地等不动产；（三）自然人的股权等财产权利；（四）自然人的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五）自然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六）法律规定的自然人的其他财产利益。与自然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的权利、义务，不属于遗产。遗产继承应是对全部遗产的继承，不得选择其中的某一部分单独继承。”
四、特殊财产的可遗产性分析
在明确遗产范围的限定条件之后，我们就可运用这些限定性条件来分析某项财产是否可以作为遗产。从客体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财产的可遗产性；从主体即继承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财产的可继承性。在我国现行继承法实施的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些财产形式能否作为遗产来继承，这也是在修改继承法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问题
我国现行《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是否包括继承，《物权法》并未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典型的财产权的一种表现，应是可以继承的财产权利，这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决定的。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在继承时应符合身份特征。如果继承人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则只能通过流转的形式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一种用益物权，[8]应该也是可以继承的，只是应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即继承人如果非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则不能自由使用，而只能通过转让继承宅基地使用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二）股权以及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继承问题
我国《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至此，股权继承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上得以正式确立。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资合两合性，资本的联合和股东间的信任是公司成立的基础，因此，股权的继承应兼顾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不是当然的股东资格继承。
著作权、发明权、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这些权利本身包括人身权内容和财产权内容。人身权利不仅由自然人生前享有、不得转让、赠与等，而且在自然人死后也不得由其继承人继承。但是自然人基于著书立说、发明、发现、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所获得的财产权利，除允许本人生前享有外，还应当允许在其死亡后由合法继承人继承。
（三）虚拟财产之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
作为信息社会下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遗产，数字遗产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显得相当陌生和新鲜。假如将每个人的数字遗产汇总起来的话，那么互联网所承载的文字、图片、影音就形成了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共同遗产，即形成更广义的数字遗产概念，通俗地讲就是互联网上的数字文化遗产。不同种类的数字遗产具有不同的财产性。纵观当前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数字产品服务协议，不管是免费还是付费的网络服务账号，若使用者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或服务期届满，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是不会被注销的，但可能会被网络运营商收回其网络服务账号，而电子邮箱则只要3-6个月未经登陆就会被冻结继而被注销。如果是游戏账号，因为涉及数字财产的问题，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
从性质上讲，数字遗产大多是虚拟的，没有太多的现实财产属性。第一，数字财产是基于互联网存在的，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财产，其民事行为也是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来完成的，很难得到记录交易过程的信息，这是立法工作中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第二，数字遗产的民事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第三，qq，msn，e-mail、微博、游戏账号等数字遗产大多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如果其所有人离开了人世，这些数字遗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消亡，其财产价值无法得到反映。
数字遗产往往涉及个人隐私，用户在网络运营商的网站进行注册的时候，后者都会显示一个服务协议供其阅读，只有在同意了对方的服务协议后才可以继续注册。也就是说网络运营商负有保护用户个人在注册时填写的信息和隐私的义务。另外，数字遗产中不排除有死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隐私。如果数字遗产被继承，也就意味着连同其中的所有联系人的名单被一同继承，这样就违反了公民的通讯自由、通讯秘密以及隐私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因此，数字遗产的继承应考虑到这些特点。
（四）遗体和死亡赔偿金的继承问题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遗体及其器官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医学研究和器官移植等医疗活动中，这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带来巨大的利用效益。但是由于遗体不具备财产性，因此不属于遗产范围。
由于某笔财产能否作为遗产关键取决于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死亡赔偿金虽然在死者被伤害致死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但它毕竟是死者死后发生的财产，故也不应属于遗产。
五、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遗产范围的立法规定，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1）关于遗产概念的界定，可以对现行《继承法》第3条规定进行修正，不设置“合法性”限定；（2）在遗产范围中，应明确规定遗产包括消极财产即债务；（3）在立法模式上，综合采取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方式进行规定；（4）在对遗产范围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有些具有身份性的财产也是可以继承的，但应将其转换为没有身份要求的财产。比如，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人，可以将该权利进行处分后继承其经济价值；虚拟财产可在去除其身份性后予以继承等。
注释:
[1]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
[2]参见张静:《浅谈遗产范围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3]参见陈苇主编:《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4][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5]同前注[2]，张静文。
[6]同前注[3]，陈苇主编书，第249页。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8
论文摘要阐述数字农业的概念及其作用，指出数字农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化意识及利用信息能力不强、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并对数字农业的建设进行了展望和设想。
在我国2000年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将数字农业放在农业信息技术的首要位置，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谈谈对数字农业的认识、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以供参考。
1对数字农业的认识
数字农业（digitalagriculture）就是用数字化技术，按人类需要的目标，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其本质是把信息技术作为农业生产力要素，将工业可控生产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思想引入农业，通过计算机、地学空间、网络通讯、电子工程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在数字水平上对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通、服务以及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设计、可视化表达和智能化控制，使农业按照人类的需求目标发展[1]。
有的学者认为[2]，数字农业是“数字地球”在农业领域的延伸。正如“数字地球”的概念一样，数字农业这一概念体现了数据和技术的综合集成。数字农业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农业，即信息化农业，包括农业要素（生物要素、环境要素、技术要素、社会经济要素等）、农业过程（生产、管理、储运、流通等）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形成数字驱动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狭义的数字农业，是以农业空间信息机理为基础的、以“3S”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系统空间信息技术体系。
事实上数字农业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综合概念。近年来，与数字农业技术体系有关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农业的侧重点，成为极其活跃的科技创新领域。数字农业是一项集农业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空间对地观测、数字通讯、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理论与技术于一体的现代科学体系，是由理论、技术和工程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庞大系统工程。数字农业是对有关农业资源（植物、动物、土地等）、技术（品种、栽培、病虫害防治、开发利用等）、环境、经济等各类数据的获取、存贮、处理、分析、查询、预测与决策支持系统的总称。数字农业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高级阶段，是农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与数字化将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结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我国的食物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进行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粗放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可以预言，数字农业及其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应用，必将成为新世纪农业科技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必将推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及可持续方向发展，在带动广大农民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
2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信息的软硬件设备与网络体系不健全；已开发的大量农业经济信息系统、农作物病虫害数据库、作物品种资源管理数据库系统、农业土壤系统分类数据库系统等大多不涉及空间维度，难以适应当前对空间数据信息的需求；对于来源多种多样、格式也不尽相同的各种数据的实时性、地域性、综合性处理还需作出很多努力。
2.2农业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
一方面，许多基层农技人员和广大农业从业者，知识老化，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利用现代技术，收集、处理、利用农业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农业信息加工处理的技术人员缺乏，当前，就连最基本的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农产品供需信息，对网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市场形势，回复网络用户的电子邮件，解答疑问等方面的人才也不多，更谈不上能够满足数字农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2.3农业信息化效益不明显
数字农业还刚刚起步，在国内总体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实用性、普遍性的技术应用还很少，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
2.4农业信息数据的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其他农业信息管理系统为了完成某种分析工作所要求的各种农业数据往往格式与结构不同，而且往往掌握在不同的管理部门或研究机构中。因此，未来建立在网络上的农业地理信息系统要具备获取和分析分布式存储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所谓的webGiS能够协同处理来自不同组织和机构的农业数据[2]。
3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台州在数字网络建设、原始数字化数据积累、数字化信息采集及其处理等
方面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起动发展数字农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借鉴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4，5]，提出建设台州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就是要在台州已有农业信息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建立可视化的台州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构建直观形象的农业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视频体系，实现农业信息的现代化综合管理、分析、共享和，彻底改造台州传统的农业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台州农业工作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3.1整合已有的农业信息
在国家、省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以各级农业部门为依托，建设中央一省一市县信息骨干网络系统，形成一个功能完善、性能优良的农业综合信息网络系统，并与其他网络互联，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农业资源和经济信息网络系统。
3.2信息表达要直观、形象，并要实现信息系统的联网
把市内的地形、地貌、交通、村镇、行政区划等基础地理信息以及耕地分布、土壤类型、种植结构、水肥状况、农作物生长发育、气象、病虫害、农民知识、乡镇企业、农业法律法规等各种农业信息以图形图像等直观形象的可视化电子地图与相关信息的形式在投影视频系统上进行显示和表达，随着数字农业的发展，逐步做到与省级、部级类似的信息系统进行交互式查询等。
3.3强化对科研、管理等的服务工作
通过对基础地理信息和农业专题信息的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追踪分析等，实现农业科研、管理和决策人员在全市三维农业电子模型上，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高效、直观、形象地为农业工作的规划、设计、建设、经营、管理、服务、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4参考文献
[1]蒋建科.“数字农业”带动农业现代化[J].农资科技，2003（5）：41.
[2]薛领，雪燕.数字农业与我国农业空间信息网格（Grid）技术的发展[J].农业网络信息，2004（4）：4-7.
[3]曹宏鑫，王家利，郑宏伟.发展“数字农业”推动农村信息化[J].农业网络信息，2004（1）：17-20.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9
关键词：数字遗忘权；个人信息；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郑文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70
一、互联网已进入“记住成为常态”的时代
史黛西·施奈德（StacySnyder）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2006年夏天，这位25岁的单身母亲已经完成了她的学业，并且对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期待。但是很快她的梦想破碎了。她心仪的学校明确告诉她，她被取消了当一名教师的资格，理由是，她的行为与一名教师不相称。她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说她不配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原来，多年以前，她曾经将自己一张戴着一顶海盗帽、举着塑料杯饮酒的照片放在mySpace她个人的主页上，并且取名为“喝醉的海盗”。她拍这张照片的本意是给朋友看的，也许只是搞怪而已。然而，在史黛西实习的那所大学里，一位过度热心的教师发现了这张照片，并上报给校方，校方认为网上的这张照片不符合教师职业，因为学生可能会因看到教师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响。史黛西向学校承诺将这张图片从网上删除，然而为时已晚一一她的个人主页早已被搜索引擎编录，而照片已经被网络爬虫（webcrawler）程序存档了。互联网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的东西。
这个故事记载在2009年出版的名为《删除一一数字时代里遗忘的美德》（Delete.theVirtueofForgettingintheDigitalage）一书中，该书由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院教授的维克托·迈耶一肖恩伯格（Viktormayer-Schonberger）所著。作者认为，史黛西的经历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发展，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遗忘变成了例外，记住成了常态。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记住成为常态”这一观点呢？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史。自人类早期开始，我们就已经尝试记住并保存我们的知识，将其存入我们的记忆中，同时我们也发明了众多的工具，如语言、文本、媒体、介质来帮助我们的记忆。但遗忘是人类的天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遗忘始终比记忆更简单，成本也更低，遗忘一直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借助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遗忘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维克托认为，这一转变是由数字化（digitization）、廉价存储介质（cheapstorage）、易于提取（easyretrieval）、全球联网（globalreach）四大驱动器造就的。
数字化技术是通过在信号的产生、处理、传递、记录或接收过程中所使用的信息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编码，在需要时可以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再现原来信息的技术。广泛的数字化让越来越多的信息被转化为一种常见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信息。数字信息和传统的模拟信息比较，具有无噪声、可标准化储存、易传播的特征，数字化记忆不仅增加了人类记忆的规模，还促进了记忆的全球共享。数据存储技术，如纳米技术的发展，不仅增加了计算机的存储能力，也使存储介质的价格大大降低，保存数字信息已经不仅变得可以负担得起，而且往往比选择性地删除一些信息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更低，这为互联网记住人的所有信息提供了空间。
“记住”不只是将信息存人存储器，它还包括日后能随意又轻松地提取那些信息的能力。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很清楚从我们大脑的长时间记忆中获取信息是多么地困难。外部的模拟记忆，如书籍，承载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要在书中找到特定的某一项信息则既困难又费时。因而，现实中大量存储起来的信息如无法轻松提取，跟被遗忘没什么区别。相比而言，从数字存储器中提取信息则既快捷又便宜：在搜索框里输入几个关键词，点击一下鼠标，几秒钟就能搜索到你需要的信息。简便的提取工具使得我们能够史无前例地利用我们巨大的数字信息资源。廉价的存储器和易于提取的特征使数字化记忆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个工具扩展了人类能够记住的信息。然而，要想获取这些存储信息还得去该信息的所在地。全球性的数字网络消除了地理距离的限制，通过快速而又廉价的数字网络实现了全球联网，这已经不仅使得远程访问这些信息资源成为可能，而且促进了创造、再创造和共享的文化。
数字化、廉价存储介质、易于提取、全球联网实现了记忆与遗忘的反转，使记住成为常态。记住成为常态意味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记住了每个人的所有信息。我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刷微博、收发电子邮件、逛社交网站、网络购物、浏览新闻、搜索信息，这些行为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被互联网记住。
二、“数字遗忘权”的产生与基本含义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数字化记忆在克服生物性遗忘的约束和人类记忆的局限，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当记住成为常态，遗忘成为例外时，互联网记住了你所有的数字足迹（digitalfootprint），数字化记忆所具有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特征，会使个人失去对自己所有的个人信息的控制能力。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个人信息被保存在互联网上，对个人信息的访问成为可能，即使未经信息持有人同意或信息持有人未知情的情况下，这种访问仍可能会发生，比如你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苹果电脑，你在网站上注册的个人信息可能在你未知情的情形下被提供给第三方，如苹果公司、某大型超市或某广告公司。再加上数字记忆的持久性特征，他人可以访问存储在日积月累的个人不同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当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丧失对自己所有的个人信息的控制时，其所做的更多的是自我审查。当史黛西意识到除了她的朋友能访问到她的个人网页，看到她的照片，其他人也可以看到时，她应该自我审查一下，如果她知道她的个人主页可能被搜索引擎编录，照片可能被网络爬虫程序存档，她就会更加谨慎。记住成为常态，个人失去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其结果是个人信息泄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人类如同住进数字“圆形监狱”——每个人都不知道谁在监视自己，但他必须假定他被所有人所监视。
此外，当记住成为常态时，互联网记住了我们所有的过去，这可能使我们面临太多的过往信息。通过触发我们对自己原以为早巳忘记的事件的回忆，数字化记忆有能力用相矛盾的记忆让我们困惑，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从而无法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不再信任自己的记忆，进而不信任自己所记住的过去，并且用人造的过去而非客观的过去替代它。这不是我们的过去，也不是其他人的过去；它是一种从数字化记忆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因而，“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会摧毁历史，损害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及时行事的能力。”
如何解决数字化记忆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呢？维克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在数字时代通过给信息设置有效期限，重新引入遗忘的概念，将默认状态从永久保存信息调回到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删除它，即让“遗忘回归常态”。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
数字遗忘权虽然由维克托最早提出，但他在其著述中并没有做过多的阐述，甚至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但维克托在本书中隐含的基本观点，即赋予每个人数字遗忘权可以解决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给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难题，无疑给身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困境的西方国家政府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因而引起西方学界、媒体与政府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西方学者一致认为，“righttoheforgotten'’（数字遗忘权）虽然由维克托首先提出，但它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权利。数字遗忘权的英文表述为“righttobeforgotten”，也有人使用“righttooblivion”、“righttodelete”、“righttoerasure”甚至“righttoforget”。这项权利源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概念“ledroital’oubli”或意大利的法律概念“dirittoall'oblio”，当时对应的英文为“righttooblivion（遗忘权）”，原意是指对过往生活中不再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权利（therighttosilenceonpasteventsinlifethatarenolongeroccurring）。遗忘权（ledroital’oubli）早期常用于刑法中，用来指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在其刑期执行完毕之后，有权利要求他人不公开自己的犯罪记录，其背后的法理在于一旦罪犯经过了改造，其就应该享有权利让自己的名誉免于犯罪记录公开的损害。刑法中规定这样的制度，目的是想通过赋予那些有过犯罪（特别是轻微的犯罪或青少年犯罪）记录的人此种权利，使得保留在官方的犯罪记录永运都不会公开，从而起到给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人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权（ledroital’oubli）的权利主体开始由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延伸到那些短暂成为公众聚焦点的人。通过赋予遗忘权，这些人能够在自己不再是公众聚焦点的一段时间后摆脱不必要的关注。当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谷歌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youarewhatGooglesaysyouare）”的时代时，遗忘权（1edroital’ouhli）的权利主体已由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和短暂成为公众聚焦点的人延伸到所有人，传统的遗忘权（ledroital’oubli）过渡到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从数字遗忘权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数字遗忘权由传统遗忘权发展而来，并表现出与传统遗忘权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是什么呢？这涉及到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是自然人享有的要求他人在一定时间后删除关涉自己信息的权利。另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历史上的遗忘权droital’oubli，即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在其刑期执行完毕之后，有权利要求他人不公开自己的犯罪记录；二是指删除权（righttoerasure），即数据主体（datasubject）享有的删除自己被动泄漏的信息的权利。还有学者认为，数字遗忘权包括三层含义：最主要的含义是指一种要求他人及时删除关涉自己信息的权利；其二，是指一种向社会主张“清白历史（cleanslate）”的请求，即过时的负面信息不应该被用来针对请求人；其三，是指一种不受限制地随时随地表达而不用担心后果的个人权益。这三种含义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欧盟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提出了关于数字遗忘权的工作定义（workingdefinition），包括两个方面：单个人在不侵犯自由表达（显然也包括新闻表达、艺术表达和文学表达）情况下享有的要求他人从网站上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网站经营者必须从自己的服务器上立即删除侵权信息，同时尽最大努力删除第三方服务器上的侵权信息。
上述西方学者和欧盟对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但无疑为我们认识、理解与准确界定数字遗忘权概念提供了借鉴。笔者认为，任何概念的界定都应该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数字遗忘权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传统遗忘权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说数字遗忘权概念的界定应该反映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遗忘权的影响，以及对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挑战。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传统遗忘权权利主体的适用范围，即由原来仅适用于有犯罪记录的人扩大到所有人，也使传统遗忘权的权利客体由原来的犯罪记录扩大到所有的网络个人信息；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对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带来的最大挑战莫过于互联网记住了所有人的个人信息，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站、云计算、定位服务以及智能卡（smartcards）记录下了人的所有数字足迹（digitalfootprint）。
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将数字遗忘权作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遗忘权仅指数字或互联网时代的遗忘权，是数据主体享有的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关涉自己的个人信息，以防止其进一步传播的权利。狭义的数字遗忘权等同于删除权，是为了应对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互联网记住了所有人的所有数字信息，遗忘变得不可能，从而可能会损害个人信息、隐私与尊严的后果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广义的数字遗忘权则包括传统的遗忘权和狭义的数字遗忘权。
三、“数字遗忘权”的提出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意义
首先，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推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尽快出台。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是西方国家应对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挑战的结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12年1月25日，在维克托提出数字遗忘权概念两年多之后，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的保护规则》（简称《数据保护一般规则》）的建议书。其中，《数据保护一般规则》第17条明确规定了数字遗忘权（righttobeforgotten）。欧盟成员国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欧盟一样，在本国的相关立法中也承认了该权利。美国学者对欧盟的做法，虽然表示反对，但奥巴马政府还是在欧盟公布建议书不久的2012年2月13日，公布了《互联网世界消费者数据隐私：全球数字经济隐私保护与促进革新框架书》（ConsumerDataprivacvinanetworkedworld：aFrameworkforprotectingprivacyandpromotinginnovationintheGlobalDigitaleconomy），其中包括《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theConsumerprivacyBillofRights）。该法案中规定了和数字遗忘权相近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更谈不上应对飞速发展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挑战，这种状况会对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数字遗忘权概念的提出无疑大大增加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迫切性。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10
关键词：数字付费电视发展现状发展前景
自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家庭影院(HBo)开播以来，付费电视在国外己经存在了30多年。数字付费电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一种成熟、普遍的商业模式，成为发达国家电视业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入，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步步深入百姓生活，我国模拟电视时代的光环在渐渐退去，可以说“中国的电视也已过了而立之年”。
一、数字付费电视的定义
数字电视(DtV)数字电视的概念则相对于传统的模拟电视，是指从电视节目采集、录制、播出到发射、接收全部采用数字编码与数字传输技术的新一代电视，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把电视节目转换成为数字信息，以码流形式进行传播的数字形态，综合了数字压缩、多路复用、纠错掩错、调制解调等多种先进技术。数字付费电视=数字电视+付费电视在很多发达国家，在模拟电视时代就有了付费电视频道。付费电视(paytV)付费电视是相对于免费电视而言的，在我国仍是个新事物。付费电视特指的是“付费节目和付费频道”，是除有线电视维护费用之外的，通过收费来选择节目服务。数字付费电视就是“数字电视＋付费电视”，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户收看电视期间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而不受到广告的干扰，使人们由被动收看变为主动选择。数字电视与模拟技术相对应，从技术特征讲是指电视节目的采集、制作、编辑、播出、传输、接收的全过程都采用数字技术。与原来的模拟电视相比，数字电视有高清晰的电视画面，可与DVD相媲美；有优质的音响效果，伴音更趋逼真；有抗干扰功能，数字电视受其它电器的干扰很小，因此画面稳定。以前，我国没有付费电视产品，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付费电视用户。随着数字技术的使用，很多模拟的付费电视改用数字播出，就成了数字付费电视频道。数字电视广义上讲是技术概念，付费电视是商业概念，“数字付费电视等于把数字电视和付费电视的优点全部集中起来，使我们坐在家中可以享受高品质、个性化的电视节目。
二、数字付费电视的现状
在十几年前，数字电视之于中国电视业的转型和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业主管部门和从业者来说还没有概念：仅仅在五年前，“数字电视”这个概念还仅仅处于信息技术讨论层面；而在今天，无论是国家广电总局及各级广电主管部门，还是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甚至普通市民都在关心和议论“数字电视”的影响和发展问题。目前中央和各省的卫视节目已近50套，加上各省各市的其他节目，基本节目已超出了60套，同时，总局已批准开办68套数字付费电视、9套数字广播节目，还有几十套数字付费节目正在审核。为推进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进程，加快建立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根据《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今年要达到主要城市将普及数字HDtV的商用播出，北京奥运会将以数字HDtV方式向全世界转播；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要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即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中国付费广播电视是随着有线电视数字化进程而发展的。目前，在49个经济实力较强、有线电视网络基础较好的重点城市，数字化试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数字机顶盒推广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付费广播电视频道的推广、销售工作也已经启动。目前，49个试点城市中已经有41个启动了整体转换。如杭州己经提前完成了市区的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成为继青岛之后实现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并打算在两年半时间内实现70万有线电视用户“模转数”的整体平移，并在2008年全部完成杭州市的电视数字化改造工作。
三、数字付费电视的前景
在广电总局提出的“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的主题下，数字付费电视目前发展趋势良好。随着中央电视台数字付费频道的正式开播，我国付费电视将正式进军电视消费市场。从2002年到2015年，国内数字电视市场规模将由400亿元扩张到5000亿元，2010年中国数字电视机顶盒市场规模将达到2050万台，其中蕴藏的市场机会超过万亿元。而整个数字电视产业的规模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市场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的数字电视必将得到长足发展，由此带动的产业链市场价值更是以千亿元计算。数字电视将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不仅仅是技术革命，而且将带来广播电视运营体制管理方式以及用户收听收看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甚至对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数字付费电视的用户已超过3万户，短期内有望突破5万户，全国到去年底城市数字电视机顶盒用户达200万，SitV的数字频道信号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的3000万用户，其中数字付费电视全国用户达24.5万，每套节目的市场平均价位则在30元／月。但这个数据与全球数字付费电视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据知名的咨询机构in-Stat/mDR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的数字付费电视用户数为6100万，预测到2008年用户数将新增4000万，并有望在今后几年实现高额赢利，2008年全球这一市场收入将达到700亿美元。
数字电视可以为家电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有人预计，数字电视可以为家电企业带来至少两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这么巨大的产业规模无疑会刺激中国经济的旺盛发展。新技术产品通常具有宽裕的利润空间，这对于利润越来越薄的家电行业来说不亚于雪中送炭。这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事情政府当然不会不考虑，不会不关心。中国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还非常低下。因此，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应该负责的是，为行业的发展制定公平合理的规则，充分调动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尽快打通电信和广电之间的壁垒已成当务之急。数字电视本身就是融合了电视和电信技术和业务的崭新行业。如果这个壁垒不被打破，内容服务商的积极性就提不高。接入服务商应该致力于扩大覆盖面。只有覆盖面扩大了，付费数字电视的规模才有可能大起来，你的服务才有竞争力。电信也好，有线也好，千万不要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行业内的垄断。壁垒迟早要打破，竞争早晚要进来，因为这是市场的要求。投资商一定要有耐心。每个投资商都希望尽快得到回报，但是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周期。媒介产业基本属于投入资本高，回报周期长的一类。
参考文献：
[1]冯广超.数字媒体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