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研究篇1
生态安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然生态的安全，其包括地震、海啸等;第二种是生态系统的安全，有海洋、森林、湿地和微观系统四个部分;第三种是国家生态的安全，有组成部分。实际上生态安全是对社会安全的继承和发展，让人类从其他角度来思考社会和交易安全，使人们能够在三种安全的交融下迎接社会的挑战。生态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只是对社会安全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2］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生态安全渐渐成为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生态安全强调与人的生活有密切相关，也强调系统的安全，更强调用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将生态安全运用到法制建设之中。因此，生态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应受到法律保护。这涵盖了生态安全的两层含义。第一，生态安全是其自身和人类环境的可持续的一种状态;第二，生态安全是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意义。生态安全的由来表明人民对生态安全赋予法律保护的期盼，生态安全的发展表明人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急需提高。目前，我国环境问题还是非常糟糕，环境恶化日益突出。如今，脆弱的地球环境已经经不起人们的折腾了，所以，人们要提高自己保护环境的意识，政府也出台了不少相关保护政策。
二、法律意义上的生态安全
当前，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法律自身也要通过一定的改革来满足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人与自然对于生态安全，人与自然是其起点，生态安全突出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自然安全、社会安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总的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护生态安全的根本，生态安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对象。生态安全表明的是人类生活环境的必备状态。从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生态安全。［3］它是人类活动、生活的首要问题，因此是全球人类的最终安全。生态安全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我们同自然和谐相处。在生态安全中所谓的人并不是现实中单个的人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代表的是一种主体。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它们是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利益为次要的理性的人。
(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生态安全的一种媒介，它是一种利用传统法的技术来对社会进行的改革。传统法具有一定的弊端，我们需要在一些法律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从而达到合适的目的利益。对于环境法，如果从片面上很难找到那种理想的状态。为了找到环境法的合适、理想的状态，就需要通过查阅与环境相关的一些材料，无论是对自然还是社会领域，都要进行研究。因此，我们运用有关的技术来形成环境法律的一些制度，可以形成确定的安全观念，有效的保证生态价值，使之有别具一格的特征。最终我们在与改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使之能完美的适合我们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4］同时，我们要吸取一些新兴的技术，推成出新，不断创造适合我国的社会技术，构成完善的生态安全秩序，对生态安全的深化具有支撑作用。
(三)环境权利生态安全得以实践，环境权利必不可少，通过一些新型的权利义务机制来实现。人类生活环境的必备状态是生态安全的重要要义，而环境权利是人有享受舒适生态环境的待遇。因此，环境权利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能有效的避免生态安全的虚无，又能为建设生态安全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环境法的反思
生态安全不仅要对传统部门进行改革，还要考虑其法律核心。老实来说，实现生态安全要有合理地掌握法律含义，建构环境法的观念与制度。
(一)生态安全的反思人类对生态安全的认识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辩证过程，在环境法的审查中，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不足之处，建立新的生态安全观念，即将人带入生态系统中，提出生态安全是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安全，它们是一个整体，这进一步展示了传统部门法安全观念的重要性，面对生态安全问题存在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哲学方面探索，并以此扩展传统法哲学领域，促进法哲学的改革。［5］我国在高风险的背景下，更需要在哲学方面来反思环境法安全观念。所以，生态安全不仅仅是概念出新，它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生态安全致使我们对价值和立法的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来保障生态的安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化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法的目的是用某些特定的法律手段来降低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可以看出，环境法已经不再是交易和社会安全，而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因此，环境法面临着变革。从法的概念上来讲，环境法需以可持续发展为新理念，在哲学的背景下进行一代向二代更替。新的环境法不仅要保护当前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三)制度的回应从经济学来看，制度即可指具体的一些制度安排，也指社会中各种制度的综合。我们这所谓的制度的回应指许多环境法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的回应，当然也指具体环境法制度的反响。1．一体化制度体系一体化制度体系包括规则、法律、政策，我们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源头防护，把保护环境意识穿插于各个环节，提高发展能力。建立与俄罗斯相似的法律体系，以生态安全为前提，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此外，由于系统的复杂和不稳定性，法律渐渐改变了生态系统。由此，法律人从原先理想的，喜欢的规则管理到新的认知，适应的机制，法律通过新的调整办法解决了管理问题。因此，可以重新考虑规则在生态安全上的功效保证，实现对生态安全的系统化保障。2．一体化的框架体系联动框架体系有立法、司法和执法，在生态法律方面，我国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因此，因促进环保立法，在环境保护中建立一些基本理念，落实主体功能区的布置、生态功能区的布置，在源头上保证生态安全。从生态执法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应该扩大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生态安全保护的责任，督视监管部门严格执法。从环境司法上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一些法律建立了公益诉讼的制度，但却在各个方面存在限制。因此，在我国法律的修订中，对一些环境破坏问题，公民和一些非政府人员有权利对环境问题提出诉讼。由安全观念的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部门法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转换概念或者对理论的假设，而在于对思考角度的转变和对现实中问题的关注。
四、结语
生态安全研究篇2
关键词:“微时代”;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1“微时代”下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思路
从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教育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美国、英国等国家将网民安全意识作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出台政策推动公众网络安全意识教育，针对大学生群体则致力于营造网络安全文化氛围，通过建立专门网络安全学习网站和课程进行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国内则结合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频发的实际情况，对网络安全意识教育的必要性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将网络安全意识教育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中，利用法律进行规范约束，通过网络教育、网络监管等途径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1］。总体上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问题，缺乏对实践情况的深入分析。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吉林市各高校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以在网络安全方面提出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新思想为指导，提出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水平的对策，继而更好的推动高校网络教育工作的开展。
2“微时代”下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调查
2．1调查基本情况
在调查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现状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对东北电力大学、吉林化工学院、北华大学三所高校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进行了500份调查问卷的发放，成功回收479份，回收率95．8%，其中有效问卷46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其中，文科专业210人，理科255人，男生285人，女生180人。采用的调查问卷共包含15小题，由调查者基本情况、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构成，能够全面反映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状况。采用SpSS19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问卷效度系数和信度系数分别为0．808和0．792，因此能够证明调查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
2．2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现状
从调查结果看，吉林市大学生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客观看待社会风气等道德领域的问题，但是整体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缺乏危机意识。在“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的调查中，58%的大学生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推动国家的发展，27%的学生表示树立该种核心价值观念有其合理性，但也有15%的学生表示不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过时”的调查中，尽管46%的学生表示并不过时，但也有37%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说服力，即将过时，另外有17%的学生认为已经过时。由此可见尽管微信、微博在政治宣传方面发挥了引导大学生主流思想形成的作用，但是高校却未能在传统思政教育中加强微传播方式的充分利用，导致说教化的内容无法满足学生信息接受习惯。在“您觉得为什么每年都有大批高知分子移居海外”的调查中，57%的学生认为是由于教育失败导致人们爱国情怀淡薄，25%的学生认为移居海外依然可以为国效力，另外18%的学生表示人们应该自由选择更好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出在“微时代”大学生拥有了更多信息接受途径，能够从多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形成多元思想价值观念。而在“您怎么看待西方思潮”的调查中，33%的学生表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泊，27%学生表示有一定合理性，25%学生表示符合社会思潮多元化发展趋势，15%学生认为不符合国情。综合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通过微传播途径，大学生更多的接触到了西方不良思潮，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对西方“自由”“平等”“多元主义”等思潮较为推崇，使得群体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3“微时代”下吉林市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对策建议
3．1抢占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阵地
结合“微时代”背景，高校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上还应对教育宣传阵地进行抢占，通过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更好的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促使学生坚定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理念。为此，高校需要加快官方微信、微博公众平台建设，通过平台传递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而迎合大学生群体的喜好进行时事新闻的评论，更好的表达官媒的观点，则能迅速掌握话语权，更好地进行学生思想观念引导［2］。此外，高校需要加强网络平台上意见领袖的吸纳，培养专业信息技术人才，准确进行大学生群体舆情分析和研判，加快新媒体宣传功能开发，以便通过高效运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宣传，引导学生取得健康发展。
3．2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创新
在学生得以通过微传播途径获得丰富信息的条件下，高校只有提供时效性较强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确保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相关理论和知识。所以在安全教育内容方面，还应选择更能与生活化和碎片化的“微时代”信息传播形式向融合的内容完成积极向上文化氛围的营造，引导学生抵制低俗思想和行为，实现对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有效弘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时，还应实现中国化，利用近年来涌现的新理论打牢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到更好的体现［3］。结合社会实践对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成就进行展现，可以使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形成稳定政治信仰，在行动上主动进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继而更好的抵御西方思潮的诱惑。
生态安全研究篇3
关键词:生态;农业;食品安全
1我国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的现状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常出现在民众的视线范围，媒体和舆论也把焦点聚集在了食品安全问题上。食品安全不只是一个地方所需要引起的重视，更是应该被全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在生活质量上有着新的追求，更加关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了一大趋势［3］。食品安全与否与食品的源头大农业有着较大的关系，生态农业下的食品安全应成为政府广泛关注的问题。
2我国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2．1相关部门监管问题。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常与相关部门的监管的力度和范围的广度有一定联系。国家和政府的监管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但执行的力度以及覆盖面有较多的差异。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参差不齐，不一定能理解和贯彻相关规定中的每个条例具体的要求，在传达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偏差，执行的力度和广度难以达到预期要求。
2．2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国家虽已制定及执行生态和食品相关类法律条规，但生态农业产出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有空缺，部分涉农企业和农业从业人员没有按法律要求来执行选料以及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推广力度较小，许多涉农企业没有组织学习相关法律，这部分涉农企业的违法成本也较低，所以导致在法律范围覆盖下依然有较多的农业食品企业依然无视法律的规定。
2．3生态农业下食品市场问题。越来越多的食品打上生态的标签进入了市场，但其中不乏有不符合要求的食品也通过非法渠道标上了生态食品的标签。市场对生态食品的认证没有统一标准，消费者时常面临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导致消费者对生态食品的接受度和可信度受到影响，因为受到这样的影响，许多生态食品的销量也随之下降，有的甚至滞销。市场察觉该信息也较缓慢或者是处理不当，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条例来要。
3我国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生态农业在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中会起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也要保证相关食品安全的条例得以实施。食品不可缺少，食品安全也必须稳定，不能确保食品安全对每个国家都有较大的影响。确保我国食品安全具有生活意义、经济意义、生态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根据现在国内实情，按照正确的对策来解决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问题是较为重要的。
3．1重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食品农产品的源头都与农业有较大的联系，农业的生态与否直接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生态农业背景下，应更加重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土地整理、水利设施建设、农田道路及通信设施建设等。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能适应符合生态农业的宗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食品的安全。先进的基础设施可以节约劳动成本，让劳动力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把关食品安全，降低生产成本。良好规范的农业基础设施也能保护好生态环境，解决源污染问题。
3．2提高生态农产品品牌公信度。我国现行市场上已出现部分生态食品品牌，打出了“无公害”以及“绿色”食品的旗号。但由于部分商家只顾利益，未按生态农产品的相关标准来执行生产，导致不合格的生态食品时常出现在市场上，成为了媒体新闻和舆论的焦点。消费者对生态食品品牌的公信度大幅度降低，既而导致合格的生态食品也出现了滞销的现象。在农产品品牌危机中，消费者不同的自我威胁对负面信息传播的影响有差异，但总体上都是有较多的负面影响的。提高生态农产品品牌的公信度，使生态食品加工的过程透明化合法化，消费者的信任度才会是良性循环。
3．3转变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类型较为固定，在全面深化改革下，我国的生态农业模式也应加强转变。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发展当地适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例如推从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治理型，该类型以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多地的村庄都可开展乡村观光旅游生态果园采摘等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让农户在生态农业的大目标下，兼顾生态食品种植以及观光旅游休闲项目的开发，收入效益翻倍。生态化转型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但也需要注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反生态”现象，这种现象也会影响食品安全，只有平衡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4结论总结
我国生态农业下食品安全相关问题是引起了国家以及社会较大的重视。我国的农业发展正在逐步迎来第三次浪潮，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有关的科学出现突破进展以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能力、生产服务能力已经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旋律。农业食品也应当出现各方面的突破，在产品质量以及公信力度上都应有较大的提高，在全面深化改革下，生态发展方式也应发生转换和突破。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能为生态农业下的食品安全增加可存依据，让市场透明化，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相关问题。
作者:唐艺嘉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岩春等．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的关系及发展趋势［J］．食品研究与开发，2004(3):30－34．
生态安全研究篇4
1“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国家公顷”的概念是相对全球尺度提出来的,是指国家土地平均生产力的标准面积,为在国家生产力水平上衡量省际土地供需量提供了方法。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将生态生产性土地划分成相对独立且不相重复的耕地、林地、牧草地、水域(不包括海洋)、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六大类,按照全球平均产量将消费项目转换成土地面积,并利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转换成可以运算的总面积,即得到研究区域土地需求量,然后运用产量因子和区域土地面积计算得到区域土地供给量。在“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中,用全国单位公顷土地的平均生产能力与省际各地类生物产量计算得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替代传统模型中全球尺度的相应参数。
1.1“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中的转换因子
1.1.1全国平均产量全国平均产量是指单位公顷土地上生物作物的产量[1],即:
1.1.2均衡因子均衡因子是为不同类型的土地消除生物生产力差异从而转化成可比较的标准面积的转换因子[8]。“国家公顷”的均衡因子是通过各类土地平均生物生产力占全国全部土地平均生物生产力的比例计算得到的,其计算公式为:式中,ri是国家第i类土地的均衡因子;代表第i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代表全国全部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Qi表示第i类土地的总生物产量(109J),Si表示第i类土地的生物生产性面积(hm2);表示第i类土地的第k种生物产品产量(kg),表示第i类土地上第k种生物产品的单位热值(103J/kg)。
1.1.3产量因子不同区域因气候环境、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等差异会导致同类土地生物生产力不同,因此需将省域各类土地平均生产力与同类全国土地平均生产力相比,得到产量因子,从而把省际生物生产性土地而换算成“国家公顷”的标准面积。产量因子的计算公式如下:其中,指j省第i类土地的产量因子,指j省第i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代表全国第i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表示j省第i类土地的总产出(109J),表示j省第i类土地的总面积(hm2),Qi表示全国第i类土地的总生物产量(109J),Si表示全国第i类土地的总面积(hm2),代表j省第i类土地的第k种产品的年产量(kg),其他系数如上式(2)中含义一样。
1.2“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方法瓦克纳格尔等学者在假设人类能确定资源、能源消费及废弃物数量并折算成相应的不重复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等条件成立的基础上,将生态足迹模型概括为三个部分,即生态足迹计算、生态承载力计算和生态盈余/赤字的计算[8]。
1.2.1生态足迹的计算根据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六大分类,可以将生态足迹的计算概括为生物资源账户、能源资源账户和建设用地账户核算三个方面,其中生物资源账户包括了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四类用地,能源资源账户核算用于计算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迹,建设用地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与其承载力计算方法相同[1]。(1)生物资源账户。生物资源的生态足迹计算是将不同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通过均衡因子转换成可比较的统一生物生产性面积,其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4)式中,efi为人均生态足迹(nhm2?人-1),i为消费商品及投入的类型,j为土地类型;rj为第j类土地的均衡因子,aai为第j类土地上第i种生物产品转化的人均土地需求面积(hm2?人-1),ci为区域第i类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kg?人-1),epi为第i类消费品的全国平均产量(kg/hm2)。其中,广东省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由年人均总生物产量代替,并通过徐中民提出的价值比例换算方法[9]调整得到人均生态足迹,即按照产品净贸易量占总产量的价值比例扣减对应生物生产性面积。(2)能源消费账户。能源消费账户的生态足迹是通过核算吸收人类经济活动消耗的化石燃料所需的林地面积得到的,在此采用碳汇法计算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迹,其方法如下[10]:(5)式中,efc为吸纳化石能源排放Co2的人均土地面积(nhm2?人-1),rc为林地的均衡因子,f为人均Co2的排放量(t),是通过人均标准煤年消耗量与有效氧化系数和单位标准煤的含碳量的乘积计算得到的,其中,有效氧化系数为0.982,单位标准煤含碳量为2.67t[11],且人均Co2排放量中只有2/3的Co2被林地吸收,1/3被海洋吸收;ω为每公顷林地所能吸纳的Co2量,根据ipCC的报告显示每公顷林地吸收Co23.67t[12]。
1.2.2生态承载力的计算生态承载力是指区域能够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综合,即可视为区域生态足迹供给量。(6)式中,ecj表示j类土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nhm2?人-1),a为j类土地的人均生物生产性面积(hm2?人-1),rj为j类土地的均衡因子,yj是产量因子。
1.2.3生态盈余/赤字的计算将代表区域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供给量的生态承载力与代表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消费需求量的生态足迹相减,就能得到判断区域生产性土地是否满足消费需求的生态盈余/赤字。(7)式中,ed为人均生态盈余/赤字(nhm2?人-1),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扣除12%的保留生物多样性用地),ef为人均生态足迹,是生物资源账户、能源消费账户和建设用地账户三类账户人均生态足迹的综合。当ed>0时,区域生态系统状态为生态盈余,表明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足以承受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消费,区域经济发展为可持续状态;当ed=0时,区域生态系统处于发展均衡状态;当ed<0时,区域生态系统状态为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人均占用资源量超过了自然资源的生态承载能力,区域经济发展为不可持续的状态。
2数据整理与计算结果
2.1数据整理通过收集和整理,将全国及广东省1996~2008年间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物产量共计43个项目的动态数据,分别对应于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再按照《农业技术经济手册(修订版)》[13]的生物产品单位热值统计,将每种生物产品产量转化为能量的形式,并通过上述(2)、(3)式计算得到了历年全国各类土地的均衡因子与广东省的产量因子。其中,把水果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归为耕地,耕地数据为原园地与耕地数据加总,草地面积为原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的总和,水域为其他农用地(即养殖水面和坑塘水面)与河流湖泊的面积之和。通常情况下,化石燃料排放的Co2是由林地吸收,因此化石燃料用地的均衡因子与林地相同,而建设用地的扩张通常是占用耕地,所以其产量因子与耕地相同。将广东省生物资源消费账户分为27项,能源消费账户分为20项,全国平均产量参照李智强相关研究中的数据[14],分别计算得到1996~2008年广东省各类土地利用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其中,由于化石燃料用地是通过转换成吸收Co2的林地面积核算的,为不重复细算林地生态承载力,将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承载力记为0,建设用地的生态承载力与其生态足迹相同。计算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9)[15]、《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7~2009)[16]、《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7~2009)[17]和广东省土地变更调查统计资料[18]。
2.2计算结果与分析
2.2.1均衡因子基于“国家公顷”的土地均衡因子如表1所示,我国单位面积耕地的相对平均生产力最高,其次是林地、水域和草地,随着近年来土地利用结构和生物性生产作物结构的变化,耕地相对平均生产力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草地和水域的相对平均生产力则不断增加。
2.2.2产量因子1996~2008年广东省各类土地的产量因子如表2所示,由表中数据可见,广东省各类土地产出水平较高,其中林地的产量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耕地、草地、水域的产量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年间的平
2.2.3人均生态足迹通过计算,得到1996~2008年间广东省各类土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如表3所示,广东省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总体态势,其中各地类人均生态足迹所占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又各有不同。耕地人均生态足迹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0.6075nhm2?人-1下降到2007年的0.4186nhm2?人升幅度高达103.37%,说明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广东省生产生活中能源消费的迅速增加,需要留作吸收Co2的化石燃料用地需求也在逐步扩大。另外,人均草地生态足迹与人均水域生态足迹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分别从1996年的0.0003nhm。从整体构成比重来看,耕地人均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比重在下降,而草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林地与建设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比重呈现上升且有微弱波动的趋势。综合上述人均生态足迹变化可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96~2008年期间广东省的消费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粮食作物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减小,对水果和水产品的消费正在逐步增加,对建筑用地与能源的需求逐步提高。
2.2.4人均生态承载力1996~2008年广东省人均生态承载力组成及变化数据如表4所示,土地利用总生态承载力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的比重最大,其总体下降趋势也最为明显,从1996年的0.4300nhm2?人-1下降到2008年的0.3061nhm2?人-1,占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比重由72.24%下降到65.74%;人均建筑用地的生态承载力比重从24.19%上升至29.40%,显示出微弱的上升态势,同时,牧草地和水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也均呈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分别从1996年的0.0010nhm,而林地的人均生态供给却持续下降,由0.0104nhm2?人。由此可见,建筑用地的扩张和农业内部产业调整带动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是导致1996~2008年广东省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预留地的前提下,将人均生态承载力与人均生态足迹相减,得到表5中广东省各类土地的人均生态盈余/赤字。数据结果显示,人均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持续出现供给赤字,其中人均耕地供给赤字在1996~2005年间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005年出现微弱的供给盈余,而后又持续出现赤字;在其他地类中,林地人均生态赤字显着上升,建设用地的人均生态赤字持续波动但变化不大,与此同时,草地与水域的生态供给由盈余转向赤字,并不断扩大。总体而言,1996~2008年间广东省生态土地供给持续赤字,人均生态赤字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行为效应大约滞后两年。
生态安全研究篇5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生态环境承载力；生态限制因子；生态弹性指数；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协调力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7）08-0090-04
abstract：thisarticleevaluat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ofYiduCitybasedonecologicalsecurityperspective.withthemethodofaHp，thisarticlechoosed15indicatorsfrom4aspectsofecologicalrestrictionfactor，ecologicalelasticindex，resourceenvironmentalbearing-capacityandordinationcapabilityofsocialeconomy.thesesultsshowedthat，theholisticecological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ofYiduCityisgoodbuttherearebigdifferencesbetweenvillages.mostregionshavehighcarryingcapacityandregionswithlowcarryingcapacitydistributedsporadically.onthewhole，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ofthesoutharebetterthannorthandtheriparianareasalongriverarebetterthanotherareas.
Keywords：aHp；ecological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ecologicalrestrictionfactor；ecologicalelasticindex；Resourceenvironmentalbearing-capacity；ordinationcapabilityofsocialeconomy
1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空前加大。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生态安全问题。将发展限制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即保障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是保障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1798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原理》，讨论了人口增长的极限问题，提供了研究承载力的基本框架[1]；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上，将限制因子增加到了粮食、资源和环境，着重讨论了不可再生资源消费的问题[2]；1986年，Catton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3]；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和wackernagel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使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从生态单一要素转向整个生态系统[4]；郭娜等从榆林市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资源和环境要素，采用承载指数法，建立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评价了榆林市生态环境承载力[5]；王奎峰等利用层次分析法选取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人口环境和污染环境4类一级指标对山东半岛6个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做出了评价[6]；张引等采用耦合分析法，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指标，评价了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水平[7]；金悦等以唐山市为例，从生态弹性力、承载媒体的支撑力、承载对象的压力3个方面对生态承载力进行量化，指出唐山市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是制约其提高的主要因素[8]等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都对生态承载力的评价方法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生态足迹[9]、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0]及其他多种方法[11-12]。本文遵循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围绕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基于生态安全视角，评价宜都市生态安全承载力状况。
2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自然经济概况宜都市位于鄂西南部，隶属宜昌市，属于湖北省县级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地跨东经111°05′51″～111°36′40″、北纬30°05′54″～30°35′56″，系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市域气候属中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性特点的大陆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季气温回升快，夏季炎热多雨，秋爽冬无寒。年平均气温16.7℃。市域地质发育比较齐全，地|覆盖以沉积岩为主。平原区主要分布于境内东北部，面积为90.92km2，占全市总面积的6.8%；丘陵区主要分布于境内中部，面积1094.63km2，占总面积的80.5%；山区主要分布境内西南部，面积为171.29km2，占总面积的12.7%。全市土壤质地以中性为主，共有红壤土、黄壤土、黄棕壤土、石灰岩土、紫色土、潮土、水稻土7个土类。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有杉木、马尾松、油桐、茅草和蕨类等。矿产资源贮藏丰富。
宜都市隶属于三峡宜昌“半小时经圈”，经济主体为工业，占2/3以上；建材、化工、医药、电子及农副产品加工是其主导产业。2014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549251万元，比上年增长10.8%。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2012年的9.7：63.1：27.2变为9.0：62.6：28.4。
2.2土地生态安全承载力评价
2.2.1生态安全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以及动态与稳定性、区域与普遍性相结合原则，从生态限制因子、生态弹性指数，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协调力等4个方面共选择15个指标，构建体系如表1。
2.2.2指标获取及数据处理（1）数据的采集：收集2014年宜都市各乡镇土地、环境、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建立评价指标数据表。（2）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评价指标可分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正向指标值越大，生态承载力越高；负向指标值越大，生态承载力越低。通过正，负向指标标准化计算，消除不同指标之间量纲的影响，建立统一标准。（3）指标权重（wi）的确定：本研究对生态安全承载力的分析采用基于“目标―准则―指标”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经各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CR的计算，结果均小于0.10，故认为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即总权重和各子系统权重的分配是合理的。
2.2.3生态安全承载力子系统评价（1）生态弹性指数：
生态弹性指数可用下式表示：
[CSiela=i=1nSielawiela]
式中，[Selai]为生态系统特征要素；n=1，2，3，...，分别代表生态弹性力各评价指标，[welai]为要素i对应的权重值。
（2）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可表示为：
[CSicar=i=1nSicarwicar]
式中，[Scari]为资源组成要素；n=1，2，3，...，分别代表资源环境承载力各评价指标；[wcari]为要素i对应的权重值。
（3）社会经济协调指数：
社会经济协调指数可表示为：
[CSicor=i=1nSicorwicor]
式中，[Scori]为社会经济协调性组成要素；n=1，2，3，...，分别代表社会经济协调性各评价指标，[wcori]为要素i对应的权重值。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生态安全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计算结果计算结果如表2，其中目标层（a）已省略。
3.2生态弹性指数与资源环境承载指数计算结果与分析按照2.2.4节所述方法，计算得宜都市2014年各乡镇生态弹性指数与资源环境承载指数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宜都市红、聂、潘、王、松生态弹性指数高，均大于0.1，这些区域远离主城区，生态环境受人为干扰小，主要是林地和草地，植被覆盖率、生物丰富度较大；高、五、枝生态弹性指数较高，均大于0.05，说明区域生态环境较好；姚、陆生态弹性指数较低，均小于0.05，由于临近主城区，植被覆盖率、生物丰富度较小，影响了生态弹性指数。聂、潘、王、松资源环境承载指蹈撸均大于0.1，存在较大的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红、高、姚、五、枝的资源环境承载指数均大于0.05，存在一定的资源环境承载潜力；陆城办事处资源环境承载指数为0，由于其为宜都市城区所在地，人口密度大，与其他乡镇相比可挖掘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小。
3.3社会经济协调指数计算结果与分析按照2.2.4节所述方法，计算得宜都市2014年各乡镇社会经济协调指数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协调指数最高为0.0935，是由于其为宜都市主城区，经济发展密集度、集中程度更高；其次是枝城镇等四镇，协调指数均大于0.02，多为工厂企业所在地，经济较为发达；高坝洲镇等四镇，协调指数均大于0.01，这些区域面积较大，工厂企业较小，主要是林地、草地，经济发展落后；王家畈乡协调指数最小为0.0095，该乡面积大，离主城区远，经济落后且发展集中度低。
3.4生态限制因子评价结果与分析
3.4.1高程和坡度高程越高，生态安全承载力越低。市域高程按照小于100m、100～200m、200～300m、300～400m、400m以上进行分级，分别对应高承载、较高承载、中等承载、低承载和弱承载。经分析得：宜都市大部处于中高承载力，仅有西部和南部少部处低承载力，总体较优。
坡度越大，生态安全承载力越低。市域坡度按照6°以下、6°～10°、10°～15°、15°～25°、25°以上范围进行分级，生态安全承载力分别对应高承载、较高承载、中等承载、低承载和弱承载。总体上看，沿江城镇带大部分坡度不超过6°，高程多在100m以下，从地形上看用地条件较为适宜；而山区大部分坡度在15°以上，用地条件较差。
3.4.2土地利用类型及地质灾害林地草地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部，分布面积较大；耕地、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分布面积较小。宜都市无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其中，王家畈乡和松木坪镇属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其他乡镇都属于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地质灾害低承载力地区面积96524.95hm2，占市域面积的71%；地质灾害弱承载地区面积38727.36hm2，占比29%。
3.5生态安全承载力结果与综合分析以图斑为评价单元，对宜都市生态安全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上节指标权重以及指标评分，计算出宜都市生态安全承载力范围在0.3303～0.6178，利用自然断裂法将宜都市生态安全承载力分为5级，分别为弱承载、低承载、中等承载、较高承载和高承载，评价结果如图5所示。从图5可知，宜都市生态安全承载力可分为5级，分别为弱承载、低承载、中等承载、较高承载和高承载。宜都市整体生态安全承载力状况较好，但乡镇之间差距较大，大部分区域处于中等承载和较高承载，这些区域都有较高的潜力可以挖掘；弱承载区域零星分布在红花套镇、高坝州镇、姚家店镇和松木坪镇。总体来说南部生态安全承载力优于北部，沿江地带承载力优于非沿江地带。
4结论与讨论
（1）通过借鉴前人对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研究经验，依据指标体系的原则，建立了由4类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指标权重，较大程度地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在生态环境承载力体系指标的设计中，每个指标都融合了各个区域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所以在采取生态保护及整治措施时要因地制宜，充分参考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特点。
（3）通过本次综合评价，发现宜都市整体生态安全承载力较好，但乡镇之间差距大，大部分区域处于中等承载和较高承载，这些区域都有较高的潜力可挖掘；弱承载区域零星分布在红花套镇、高坝州镇、姚家店镇和松木坪镇。总体来说南部生态安全承载力优于北部，沿江地带承载力优于非沿江地带。
（4）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在于植被，弱承载力区的植被覆盖度往往不高，所以要推行生态建设，促进生态恢复。人为过度毁林开荒、城镇化等因素都会使植被覆盖度降低，在生态恢复和建设中，可以实行适当的搬迁工程，将生态退化严重地区的部分农民集中搬迁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减轻区域生态压力，使其逐渐进入良性循环[15]。
（5）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应该同时协调进行，不可顾此失彼。要寻求合理的发展模式，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环境效益的同时，也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tRmalthus.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J].prometheusBooks，1999.
[2]DonellaH.meadows，JorgenRanders.LimitstoGrowth[J].ChelseaGreenpublishingCo，2004.
[3]wackernagelm，onistoL，Bellop，etal.ecologicalFootprintsmissionedbytheearthCouncilfortheRio+5Focum[J].internationalCouncilforLocalenvironmentalimtiatives，toronto，1997：4-12.
[4]williame.Rees，theecolog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J].theecologist，1990，20（1）：18-23.
[5]郭娜，王伯i，崔晨，等.榆林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7（S1）：104-107.
[6]王奎峰，李娜，于学峰，等.山东半岛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J].中国地质，2014，41（3）：1018-1027.
[7]张引，杨庆媛，闵婕.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J].地理学报，2016，71（5）：817-828.
[8]徐中民，张志强，程国栋.生态足迹方法：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以张掖地区1955年的生态足迹计算为例[J].生态学报，2001，21（9）：1484-1493.
[9]常志华，陆兆华，马喜君，等.台州市生态足迹[J].生态学杂志，2007，26（1）：83-87.
[10]FengLH，HuangCF.ariskassessmentmodelofwatershortagebasedoninformationdiffusiontechnologyanditsapplicationinanalyzingcarry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J].waterResourcesmanagement，2008，22（5）：621-633.
[11]徐琳瑜，杨志峰，李巍.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理论与评价方法[J].生态学报，2005，25（4）：771-777.
生态安全研究篇6
关键词：农业产品；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农业政策
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zixxje-90
1引言
本文为了使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以实现，建立了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农业组织、政府等各个微观主体的存在和发生作用，而相关主体的参与方式对农业发展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为了运行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全面设计与构建，不但要启动系统内部协同促进机理，周时也应做好外部导向工作，并相关主体参与机制进行重点的关注，使系统之间相互协同，运行机制向高效演进，以取得更好的效应。
2运行机制的组成
多角度、多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发展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有以下五个系统组成：
2.1目标系统政策
为了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和生产者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要发挥其经济功能，充分体会到生产者生产过程对农业生态安全系统的反馈功能，把消费者的消费半径和生产者的生产过程要素控制在农业生态安全系统阙值内；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也扮演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吸纳者的角色，依靠政府政策的影响约束去规范和管制相关主体行为，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极大化，用来决策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实现，进而实现农业产品安全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
2.2利益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是两个发展进化过程中相关利益的主体，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运行机制演进的过程中，生产者追求最大的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的消费实惠，政府希望得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因此，各个主体的利益本身就有着相辅相成而又的联系。因此，推进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统一，也可以理解为相关主体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和制定。既可以保证生产者利益的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可以体现社会公正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2.3技术系统的政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日益膨胀的人口。而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得到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必须的农产品数量尚未完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了人类进步又一桎浩。因此，农业技术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和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是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运行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管理得当，可以在保障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协同实现，并产生惯性的良好趋势，推动农业技术的良性循环。
2.4信息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为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实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生产者、消费者等主体的自发约束功能，促进环境资源安全投入要素选择和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发展中的信息主要是要通过信息平台建设，因此上要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现，农产品的信息也应该走“三位一体”的道路。政府应该做到搭建平台，并负责提供服务，也可以培育农产品的信息提供单位和家产品的供给机构，进行服务外包；做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生产产地认证；培育消费者有理性消费文化，让消费者参与到农产品的信息供给和社会监督中来，政府应定期向农产品的消费者购买信息，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调整行为。
2.5组织系统的政策
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利益极大化行为直接影响农业环境生态安全与质量安全的发展。通过对现有的农业生产单位的整合，培养新的农产品生产者、使生产者与消费者成为理性的政策受体，通过对现有农产品经营企业的规范和引导，把运作规范、管理科学、相对成熟的农业生产单位、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农产品生产合作社等作为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政策的直接受体，政府制定出激励和管制政策，各个主体协同运作，使生产者、消费者及政府到合理利益，借用农业生产品生产组织的福射和带动功能，更快更好地协整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让政府制定出的相应政策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力，促进各个主体之间长期的战略协同和发展协同。
3结论
本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从生产者的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政府的政策规定等主体的行为研究拓展到农产品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同时研究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扩张到宏观政策受体问题，在交叉学科应用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以系统的观点关注了农产品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系统架构分析基础上论证以质量与生态为导向的农业发展的必然、机理和运行机制，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微观主体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扩张到了社会、环境、文化、法律等视角下，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系统、协同、发展的思想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峰，基于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与农户生产行为研究一以江苏省无公害蔬菜生产例：[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
生态安全研究篇7
一、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产品质量系统的自然逻辑关系剖析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水、大气、肥料等环境因素，一方面从属于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另一方面也是农产品的直接生态要素。从系统的角度看，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是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的交集。在这里，我们把农业生态系统向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的各种资源与信息的流入称之为溢出效应(正价值)；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向农业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与信息的流入称之为反馈效应(负价值)。如上所述，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之于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也存在这样的正溢出和负反馈效应。两系统间正的溢出效应与负的反馈效应绝对值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的安全性。上述分析表明，一方面，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属性，这种属性又会通过物质流、信息流、价值流的传导间接作用于微观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除了受农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外，还有大量的人工要素投入，其运行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范围和程度的影响。
二、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产品质量系统的技术逻辑关系剖析
人类自身利益极大化诉求支配下的改造自然行为多数情况下体现为外源性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系统的掠夺式发展。外源技术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改变了动植物生长规掉、污染食品产业链条，对生态系统和人类构成严重威胁。与外源技术正好相反，内源技术是对以增强生态系统产出能力且无污染的技术，可两生、无污染，利用而非取代自然系统的生产能力，辅助生态恢复、增强生态功能。农业生态安全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由外源技术向内源技术转化，从技术和组织层面上保证安全农产品供给，如图1所示。
三、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产品质量系统的信息逻辑关系
剖析农业生态安全可以为农产品供给提供安全的产地环境，进而减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市场竞争地位。目前我国消费者与安全农产品间的消费意愿与供给能力严重不成正比，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频发，从而导致了供求失衡和市场失灵。打造对称的市场信息，可以实现农业生态安全与安全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双向促进，现有的技术中，产地归属识别是最有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的技术。产地归属不仅易于识别，而且难以伪造，可以促进优质有价的市场规律真正发挥作用，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使得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传动机制发挥作用，作用过程和机理见图2。
四、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价格逻辑关系
农业生态安全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特性，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和激励性手段和措施斤能推动其有效供给，因而，多数情况下供给不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反映供求，并与质量保持一致。可以认为，内化的食品安全被隐含于安全农产品的高价之内，其市场价格作为生态安全的投资成本而得到补偿。规律的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安全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从而促进农业产品安全与有效供给，市场规律作用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可以极大的推动农业生态系统安全与农业质量系统安全。，作用机理和过程见图3。
生态安全研究篇8
【关键词】生态问题；土地整治；技术；经济；社会
自从我国开始进行土地整治以来，在增加农田面积、提升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经济收入等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凸显出由于采取不正确的整治方法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因此，建立可靠的土地整治生态安全调控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对土地进行合理地整治和规划，才可以让生态系统得以可持续发展。
1土地整治中的生态问题
1.1不恰当的土地平整方式所引起的生态问题
在土地整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就是土地平整。在土地平整时，我们通常会使用大型工程机械，如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运渣车等，在使用这些大型工程机械进行压实和挖填作业时，很易引起原有的耕田土壤产生板结，继而破坏了原来的土壤层的肥力、湿度等；除此之外，因土地平整这类大型施工项目通常是在干旱少雨的季节施工的，也对原有的耕田土壤层带来潜在的生态问题，例如风蚀、面蚀等。
1.2硬化道路、挖填沟渠方式所引起的生态问题
在我国，通常使用硬化道路和挖填沟渠的方式进行土地整治中，这些势必会带来较多的生态问题。首先，硬化道路和挖填沟渠会把原有的生态环境划分为许多孤立的“生态小岛”，即破坏了整治区域内部原有生物的迁徙，对野生生物的栖息和繁衍造成不利影响，使得部分生物濒临灭绝、生物品种的多样性也会降低；其次，在对沟渠进行挖填时，通常考虑到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沟渠建设的经济成本，因此多数在挖填沟渠时采取渠身笔直、渠底平坦的方式，但是这种挖填方式很容易造成原有的涵养生物无法附着于沟渠里，使得它们会被湍急的水冲走，从而破坏了原有的水中的生态环境，使得许多生物无法继续生存。
1.3不合理的地类合并所引起的生态问题
增加农耕田面积是我们进行土地整治的主要目标，但是，在整治过程中不科学使用不合理的地类合并，反而又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第一，在很多地方进行土地整治时，常对河沟和坑塘等进行大面积的填埋，不仅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损害，还会大大减弱了农耕田地对水的滞蓄能力；第二，采取将原有沟渠进行取直挖填，虽然可以增加农耕田的面积，但这种做法很容易改变原来的河流流速和流量，不利于水生生物生存；第三，不经仔细勘察，直接对整治区域内的荒草地、水草地等进行开发，虽然可以整理为农耕田，但也导致了原生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以至于发生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
2土地整治生态安全调控制度的分类
2.1技术调控制度
建立生态安全技术调控制度可以在土地整治时提供技术保障。通过采用规划技术调控可以对土地整治进行合理的、科学的规划；使用生态影响评价技术可以对预测在土地整治时可能发生的生态风险，可以此快速地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2.1.1土地整治规划技术调控制度
根据科学的土地整治规划技术，针对不同的自然资源以及地理限制等合理的、科学的选择土地整治区域。第一，对于土地整治的规划区域进行调整完善，不单只重视农耕田的面积指标，而且还要对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视。对土地整治的基础数据要加强规划，并且要充分地调查、评价、分析，要做到全面摸清土地整治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然后根据整治区域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重点地评价分析多个方面，例如是否会对土地整治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是否适宜使用耕地后备资源等，只有这么做才可以为土地整治规划制定时提供依据。第二，土地整治需要进行科学、合理地分区，根据各地方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自然资源情况、社会人为等多种因素，进行合理的分区，特别是对生态脆弱区更要谨慎，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土地整治而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等。
2.1.2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调控制度
采取土地整治中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调控制度，这种手段可以在进行土地整治规划时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第一轮开展的土地整治规划的主要目标是“耕地占补平衡”，但是第一轮开展的土地整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了土地整治带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建立土地整治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体制，第一，建立相应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第二，拟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第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土地整治规划进行有效的环境管理。
2.2经济调控制度
利用经济这一有力杠杆可以更好地保护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首先，可以针对不同地区，建立相应的土地整治项目管理资金和生态问题相捆绑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土地整治的项目资金投入到生态问题较小的土地整治项目，对生态化设计项目的资金加大投入，于此同时，对于那些较好的土地整治项目积极给予资金的支持，例如采用生态化田、水、路、林等设计的土地整治项目。其次，建立有效的生态经济补偿制度。为保证在进行土地整治时的生态安全，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调控制度，对土地整治所产生的外部济效益进行细致的核算，然后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对于那些不能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的，可以采取从土地整治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专门的生态建设使用。
2.3社会调控制度
土地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具有多目标性、复杂性、长久性等特点，需要社会调控制度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解决在进行土地整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
土地整治的社会调控机制主要是构建土地整治的公众参与调控制度。采用公众参与土地整治的方式可以更好的保护、尊重公众利益，而且能够有效限制行政部门过多的权力，从而使土地整治决策体现的更加合理、公正。公众可直接对土地整治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通过公众参与提出意见，来弥补在土地整治运作中所发生的技术研究的不足，使土地整治项目设计、规划更加科学；有公众、特别是当地农户的直接参与，也会土地整治项目得到更加顺利。欧美发达国家在土地整治时就特别重视公众的参与，他们认为土地整治目标能够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是公众的积极参。例如，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重大土地整治项目中，通过对公众意见的广泛收集和采纳，并且在整治过程中对公众实时通报项目进展情况，才使得其土地整治项目得到最佳的完成效果。
但是，目前在我国公众参与的土地整治项目很少甚至没有，许多整治区域中的民众对该区域土地整治的目标、方案以及土地整治后的权属调整方案等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的发生，以至于在进行土地整治时，很多当地民众会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事情，和自己无管。如果我国要完善土地整治的安全调控问题，必须得有公众的参与。第一，要确定公众参与的主体，其整治区域中的民众、农业部门、环保部门、水务部门等；第二，要实现公众参与式的土地整治项目设计，要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参考公众的意见去进行；第三，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整治过程中的公众知情权，例如，对产权的调整、土地评估价格的知情权。
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目前土地整治所带来的的生态环境等问题，并对土地整治生态安全调控进行归纳总结，只有在尽快地构建技术调控、经济调控以及社会调控制度，才能更好进行土地整治。
参考文献：
生态安全研究篇9
关键词：生态安全评价；格网；时空变化；东营市
中图分类号：X8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5）12-0004-04
1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生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即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程度[2]。近年来，对区域性生态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已成为研究的热点[3～7]，其中格网Gi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精度。
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将黄河三角洲生态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东营市作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区，对其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更不容忽视。但目前对东营市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级尺度[8～10]，尚未突破行政区的限制。本文采用生态安全指数法，结合格网Gi技术，基于200m×200m格网，对东营市200年、2009年和2013年生态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分析东营市生态安全状态变化特征，探索生态安全变化成因，旨在为东营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参考与理论支持。
2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6°′～38°10′，东经118°07′～119°10′（图1）。东、北临渤海，西与滨州市相邻，南部与淄博市、潍坊市接壤。研究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9mm，多集中在夏季。整体地势平坦，最高海拔与最低海拔相差27m。全市土壤质量较差，以潮土与盐土为主，约占总体土壤面积的94%。东营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等。海岸线全长412.67km，易发生风暴潮灾、土壤侵蚀和土壤盐渍化等自然灾害。
本文所涉及数据包括自然资源统计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年、2010年和2014年出版的《东营市统计年鉴》[11～13]，东营市县级市区统计年鉴与公报。遥感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共享平台。
3研究方法
3.1生态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东营市属石油工业型城市，通过调查东营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结合东营市自身发展特点和前人研究成果[3-7，14]选用pR（压力-状态-响应）系统框架概念模型[1，16]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遴选基于科学性、代表性、整体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具体指标详见表1。其中，系统压力指标6个，系统状态指标12个，系统响应指标6个。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较多，主要包括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但各有利弊[17]。为提高指标权重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本文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先分别求取指标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再加权求和得最终权重（表1）。
5结语
（1）200年、2009年和2013年中，东营市生态安全状态整体呈良性发展，生态安全状态优于临界安全土地面积不断提高，低于临界安全土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这主要得益于东营市政府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经济，使得生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空间上看，东营市生态安全状态由沿海向内陆安全性不断降低，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成陆时间较晚，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2）本文基于格网Gi技术评价东营市生态安全情况，突破了行政区的界限限制，使研究尺度缩小到200m×200m网格，呈现了各行政区生态安全内部差异，可为东营市生态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与参考。另外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研究区现状制定的生态安全指标仍不尽完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贾艳红.基于格网Gi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
[2]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4～38.
[3]李佩武，李贵才，张金花，等.深圳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与预测[J].地理科学进展，2009，28（2）：24～22.
[4]薛亮，任志远.基于格网Gi的关中地区生态安全研究[J].地理科学，2011，31（1）：123～128.
[5]段锦，康慕谊，戴诚，等.基于格网的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空间综合评价[J].生态学杂志，2012，31（8）：207～2081.
[6]朱卫红，苗承玉，郑小军，等.基于3技术的图们江流域湿地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J].生态学报，2014，34（6）：1379～1390.
[7]龚丽妍.基于格网Gi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演变趋势分析[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2.
[8]韦仕川，吴次芳，杨杨，等.基于R和Gi的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安全研究――以东营市为例[J].水土保持学报，2008，22（1）：18～189.
[9]谢兴震.基于R与Gi的东营市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10]林珍铭，徐超平，夏斌，等.东营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8）：1119～11197，11212.
[11]东营市统计局.东营统计年鉴20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12]东营市统计局.东营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3]东营市统计局.东营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4]左伟，王桥，王文杰，等.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与标准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67～71.
[15]魏兴萍.基于pR模型的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动态评价[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9）：109～1099.
[16]李中才，刘林德，孙玉峰，等.基于pR方法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J].生态学报，2010，30（23）：649～603.
[17]薛亮.基于格网Gi的关中地区生态安全评价与格局变化分析[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18]叶靖，杨小唤，江东.乡镇级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的格网尺度效应分析――以义乌市为例[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0，12（1）：40～47.
[19]李军，周成虎.基于栅格Gi滑坡风险评价方法中格网大小选取分析[J].遥感学报，2003，7（2）：86～92，161.
生态安全研究篇10
作者简介：张智光，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与环境经济系统工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共生理论与模式研究”（编号：70873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产业共生关系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研究”（编号：71173107）；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生态与产业共生视角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编号：201132041100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经济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研究”（编号：2010JDXm018）。
摘要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人类文明；生态文明；生态安全；共生理论；产业-生态复合系统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1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人们并没有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环境的制约性和生态的脆弱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文明的不断进步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人类改造自然、进军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加速了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步伐，但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加重、资源消耗加速、生态平衡破坏等惨重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行动”：自然灾害频发、自然资源耗竭、生物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加剧、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新疫病爆发等等。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到21世纪初提出的低碳经济理论，都标志着人类已经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意识到生态安全的威胁，为此提出了全新的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模式和绿色行动纲领。当今中国也十分尊崇绿色哲学和绿色文化，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观点，并正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鉴于以上背景，近年来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都与生态环境及生态安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目前已形成了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划分的共识，即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阶段，并正在向生态文明阶段演进。但是，关于人类文明各个阶段，尤其是生态文明阶段的本质属性，以及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演化规律，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本文依据共生理论，将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理论相结合，从系统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共生空间演化理论。
1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1.1现有研究的分析
关于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研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及其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尤其是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缺乏本质性的认识。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过渡地带”，许多学者提出了诸如“现代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新工业文明”等不同的说法。2001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全球化与人类文明模式”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文明，即工业文明；即使是现代文明后期出现的所谓信息文明，仍以工业化为依托，其工业文明的性质并未改变；而新工业文明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文明”，使得人类可以摆脱工业文明所遇到的天然化学资源枯竭和化学污染严重的困境［1］。但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仍然欠妥。实际上，新工业文明也只能缓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仍然没有达到产业与生态相互促进的状态，生态安全的危机并没有根本解除，因此还是没有改变工业文明的性质。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生态文明才是后工业文明（postindustrialcivilization）。但它与工业文明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目前还未找到明确的界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