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决策的意义篇1
[关键词]HiS数据；挖掘统计；医院；管理决策；意义
[中图分类号]R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5）09（a）-0141-04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significanceof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ondecisionmakingofhospitalmanagement.methodsQuestionnaireswereusedtolearnabouttheevaluationofhospitaladministrators（3hospitalleaderships，4functionaldepartmentspersonincharge，4headnursesofclinicaldepartmentsand5directorsofclinicaldepartment）andthefrontlinestaffs（14clinicaldoctorsand20clinicalnurses）onthehospitalmanagementbefore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implementation（fromapril2012toapril2013）andafter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implementation（frommay2013toapril2014）intheFirstHospitalaffiliatedtoHebeinorthUniversity.allaspectsofthesituationandeffectofhospitalmanagementwerecomparedbeforeandafter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implementation.Resultsafter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implementation，thehospitalmanagementscoresofalllevelsofmanager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beforeimplementation，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afterimplementation，thescoresofallaspectsofhospitalmanagement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beforeimplementation，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afterimplementation，thehospitalmanagementscoresofthefront-linestaff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beforeimplementation，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theexcellentandgoodrateafterimplementation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beforeimplementation，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theminingstatisticsofHiSdatacaneffectivelyimprovethehospitalmanagementdecision，alsoenhancethehospitallevel，whichisworthusing.
[Keywords]HiSdata；miningstatistics；Hospital；managementdecision：Significance
由于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informationsystem，HiS）近几年不断得到使用，收集到了许多历史重要信息，其数量表现为几何级数特征的上升[1-3]。这些信息不但能够在医院相关的常规工作中起到作用，也是医院的重要资源。怎样对诸多的历史数据采取深层次的挖掘发现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人们通过对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其进行分析，从结果中寻找医疗业务以及经营等的许多潜在规律，进而对管理人员的决策提供一定的支持，这已经成为现如今HiS不断发展的目标。所以将患者作为重心的HiS系统，不仅可以帮助医院实施较为有效的医疗方面的服务，还可以帮助挖掘医院管理中较为深层的内容，进而通过其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对医院的管理。本文通过对HiS数据的挖掘统计，探讨其对于医院管理决策的意义，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4月～2014年4月选择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各部门领导及一线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以及当面提问等方式调查，随机选取HiS数据挖掘统计实施前（2012年4月～2013年4月）以及实施后（2013年5月～2014年4月）各50份问卷进行比较研究。问卷对象包括院领导3名，职能处室负责人4名，临床科室护士长4名以及主任5名，一线临床医师及护士34名（临床医师14名，临床护士20名）。所有研究对象必须具备清晰的意识，并且在医院留有完整资料。问卷全部回收，回收率为100%。
1.2方法
HiS数据的挖掘统计实施包括：①对挖掘的最终目标进行确定，深刻了解医学领域以及相关经验知识。对要处理的相关问题进行确定，通过用户的角度对医学数据挖掘的最终目标以及结论的评估标准进行制订。②深刻了解数据挖掘所需要的内容，查找医院包含对象的相关信息，实施数据的初步搜集过程。对保存的原始数据实施分析，确定数据的属性。③准备数据。因为医学数据较多并且较为复杂，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实施整理以及分析。并且要对不同种类的数据使用相对应的方法进行预处理，依据对数据挖掘的最终目标以及数据的特点，挑选合理的模型，进行数据之间的转换。④进行数据挖掘。应用合理的算法对数据进行合理准确的分析，这也是医学相关知识探索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实施此步骤的方法有对概念进行描述，实施关联分析，进行分类并进行预测，进行聚类分析，实施趋势分析，孤立点以及偏差分析等。对于数据的挖掘结果不断进行证实，以保证其合理性。⑤对结果进行分析。对探索到的知识使用医学知识进行阐述，并且将其和最开始的目标进行对比，此结果对于实施对象需有合理性。⑥对知识的同化以及应用。将挖掘得到的结果集成至HiS医学实践中，并且将其计划性地进行实施并且对其进行控制。
1.3效果评价
主要包括4个方面：不同管理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管理人员对医院管理不同方面的评分、医院一线工作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及医院管理效果评价。90分及以上为优；70～89分为良；70分以下为差[4-6]。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HiS数据挖掘统计实施前后不同管理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
实施HiS数据挖掘统计后，不同管理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HiS数据挖掘统计实施前后医院人员对医院管理不同方面的评分
实施HiS数据挖掘统计后，医院各方面管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HiS数据挖掘统计实施前后医院一线工作人员对医院管理的评分
实施之后，医院一线工作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明显高于实施之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HiS数据挖掘统计实施前后医院管理效果评价
实施HiS数据挖掘统计后，医院管理效果优良率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讨论
HiS系统的不断实施，对于医院的管理以及工作具有较大的影响[7-8]，其提升了医院各阶层的工作效率，使得卫生相关资源的使用水平得到明显加强。另外，HiS系统可有效降低医疗差错，改善对患者的服务水平，使医院管理更加规范，提升群众对医院的信任，与此同时提升了医务人员的社会形象。除此之外，对医院的组织机构以及相关的工作流程进行不断优化，医院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管理水平有效提升，全面质量管理因此得以实现，医院核心竞争力明显提高[9-10]。决策支持系统指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渐发展的一种较为新型的管理系统[11]，其目的在于对半结构化决策问题的解决工作提供支持，进而帮助管理者提升决策能力，强化决策的质量，最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提升医院的综合竞争力，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改善医院管理水平。本文通过对HiS数据的挖掘，统计研究其对于医院管理决策的意义后发现，实施HiS数据挖掘统计后，各阶层管理人员以及医院一线工作人员对于医院管理的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医院各方面管理的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实施后管理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前。这表明对HiS系统中的数据实施挖掘统计，有利于医院将不同的服务措施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患者群，不断优化医院组织结构，提升医院工作效率，减少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12-15]。总之，对HiS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挖掘，是医院服务持续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医院科研创新的重要方法。今后HiS系统中的数据挖掘将会把数据集成化、挖掘方法多样化、系统智能化和医疗服务个性化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促进HiS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作用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促进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医院的管理水平的提升。在对医学数据进行挖掘的方法中，进化算法、粗糙理论以及人工神经网络已经表现出独特的优越性质，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医学数据挖掘在HiS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也将会进一步深化[13-16]。
在我国，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医院信息化建设逐步发展起来，历经20余年，规模初具形成，但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远[17-19]。目前，数据挖掘技术在我国的HiS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当中的实际应用尚未成熟，一些医院在对数据库实施处理时，仅局限于录入和修改、查询以及删除等一些较为低端的处理，无法实现医学管理决策的支持以及对于相关知识的自主获取，严重限制了医院信息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建立相应的数据挖掘模型，可快速便捷地探索出睡眠数据内所包含的知识以及规律，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诊疗服务，减少日常诊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纠纷以及事故，从而促进医院有效地组织以及合理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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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决策的意义篇2
［关键词］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民主化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2.17.047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2）17-0084-02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小企业中实现管理民主化是此类企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实践中，中小企业管理民主化更多地停留在美好的设想中。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国企实现某种程度的管理民主化，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好像遥不可及。中小企业与员工通过建立劳动合同使劳动关系固定化、规范化、法律化，从而确立了员工与企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管理民主化？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建立与管理民主化的关联性如何？中小企业中管理民主化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政府可否动用一些手段推动中小企业管理民主进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可能将有助于把中小企业引向发展壮大的路途。
1企业管理民主化可简单等同于决策民主化
在实践中，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企业决策过程民主化，还涵盖管理过程中员工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等人认为，管理的核心就是决策，管理的所有的过程都离不开决策，所以管理几乎就是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管理，将管理民主化简单等同于决策民主化将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
中小企业管理民主化意味着中小企业决策权力分散化，业主与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参与了决策，决策参与度提高。中小企业决策分散的好处在于决策更具有代表性，更能集思广益，其基本出发点是想通过集中智慧，“众人拾柴火焰高”，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可行的方案。这样决策的质量较好，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能够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
目前中小企业决策民主化的发展水平较低，管理人员和工人参与决策大多停留在贡献意见的层面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决策权。真正意义的决策权在企业投资人手中，这也是企业在公司法的基础上确立的企业章程赋予投资人的权力，是有排他性的，换言之，不是企业投资人就没有决策权。所以管理民主化讨论的是在较大的范围内非投资人（管理人员和工人）对决策贡献意见的程度。
中小企业在管理过程或者决策过程中常常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视而不见，因而未能很好利用决策资源，使决策质量下降。中小企业忽视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的理由是决策的问题不算复杂，决策的难度在投资人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投资人认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能力在其之下，他们的意见对企业决策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2劳动合同未约定赋予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劳动者）决策权
中小企业通过劳动合同的确立与劳动者发生关系，双方的义务和权力界定是比较清楚的。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也在较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在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研究重大事项时，劳动者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表达意愿，提出的方案和意见由工会和职工代表平等协商解决。对于切身利益的界定，此法明确指出它是“直接的”，“间接的”切身利益未作定义；此法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对“直接的”切身利益进行诠释，即这些切身的利益包括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劳动安全、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劳动者“间接的”切身利益未加以界定意味着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界定模糊化。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劳动合同法能包医百病，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确立关系的要求也是一些主要的要求，如果用立法来强推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决策也可能违背经济规律，留下较大的空间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发展关系是有意义的。
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目前仍以股东财产权为中心构建企业内部治理模式，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包括劳动者）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一个劳动合同法可能尚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劳动合同法能够在股东有关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方面的决策上将劳动者意见包括进来，但目前没有其他法规对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进行直接调节。
在上述法律环境之下中小企业内部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劳动者等）参与管理、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更多地取决于投资人的意愿和智慧。管理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投资人是否善于发现这种需要，而后去营造管理民主化的环境，进而实施管理民主化措施，这些都将对管理民主化起到关键作用。
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是资金和市场，大多中小企业有资金建厂，缺乏资金运营；有市场，但市场不足以让它们形成规模生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弱，雷声大雨点小。这不能简单指责商业银行嫌贫爱富，商业银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约束，也不能完全响应道德呼唤然后将自己运行的规律抛之脑后；中小企业在获得商业银行的支持之前应具的一些条件有时也不具备。中小企业进入的市场大多竞争激烈，它们竞争的方式大多是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的实现还是通过压低工资、减少管理费用等方式。这两个问题让这些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很大，发展步履维艰，实践管理民主化显得不是当务之急。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3
[关键词]董事注意义务；董事忠实义务；业务判断原则
现代公司经营模式实现了由原来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化，与之相适应的是股东大会权力的弱化和董事会权力的不断膨胀。董事也就成公司内最具实际权力的人，对董事注意义务进行分析和探讨来分清董事和公司之间的权益冲突，强化和规范公司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 董事注意义务的内涵和适用
董事注意义务，美国汉密尔顿《公司法摘要》一书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定义：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履行义务时必须：“(1)怀有善意；(2)要像一个正常的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那样去履行义务；(3)采用良好的方式，这是他有理由相信符合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
(一)董事注意义务区别于忠实义务
董事忠实义务是指在执行公司业务时所承担的以公司利益作为自己行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不得追求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义务。
董事注意义务和董事忠实义务都来源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二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其联系而言，两者均属于信义义务，其结合有利于促使董事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同董事的较重的忠实义务相比，董事的注意义务是一种较轻的义务。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1)本质内涵不一样。董事的注意义务主要侧重于董事个人的经营能力，而董事的忠实义务则侧重董事的个人操守。(2)适用上不同。注意义务在适用于外部董事和经营董事时多有不同标准；而忠实义务对任何一个董事均适用相同准则。(3)有无豁免责任规定的不同。对董事注意义务，为鼓励董事尽到充分的善良管理人义务，不仅对义务的违反判定有弹性要求，还规定了免责情况；而对于董事的忠实义务，由于涉及个人操守问题，不存在责任的豁免。(4)要求不同。注意义务要求董事尽到充分的善良管理人义务；而忠实义务只要求董事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公司利益。(5)举证责任的不同。对注意义务主要是要求原告方而非董事更多地承担举证责任；而后者则是董事为免予承担责任须自行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
(二)董事注意义务的认定与适用标准
董事的注意义务要求董事具有普通人在相似情况下给予合理的注意，其履行取决于董事的经营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一般表现为董事所具有的实际技能。下文以美国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做简要分析。
在美国，实践中认定和适用董事注意义务时都是大致遵循以下准则。
(1)合理注意标准。
“合理注意”是指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应达到具有同样知识和经验的一般人在处理同样事务时所应给予同样的注意程度。
就是时间和关注标准。董事一般须参加董事会议，获知公司的经营和市场，监察公司的财务状况；对出现的或进入董事会注意范围的公司事务应做合理的调查。
(2)依赖标准。
公司的运转往往是通过内外部的合理分工得以实现的，董事不可能一一下令安排并决策各种经营，而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经验、知识，正确合理地把部分事务交由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和专家管理人员共同完成或决策。
二 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衡平：经营判断规则
(一)经营判断规则的由来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经营判断规则是指“豁免管理者在公司业务方面的责任的一个规则，其前提是该业务属于公司权力和管理者的权限范围内，并且有合理的根据表明该业务是以善意方式为之。”
经营判断规则是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判例法规则，其产生主要基于下述原因：
(1)风险分配和董事责任。
风险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由风险预防成本最小者承担风险。法律确立董事注意义务的目的在于督促董事认真决策、尽职管理公司事务，即使经验丰富的董事已完全尽到了法律要求的义务，客观上存在的商业风险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此种市场风险所造成的公司的损失由董事承担，那么高风险传递给董事的信号就是：只要公司遭受损失，无论是否其决策失误均须承担沉重的法律责任，那么董事在执行事务时就会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不利于保护董事的个人声誉和个人财产。只有将行业风险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并且这些风险完全在董事的控制范围内，董事们才是成本最小的预防者。
(2)董事经营裁量权的内在需要。
董事会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董事会会议不可能天天举行，加之董事会审议的事项众多、问题繁杂、专业性强，与之同时，市场变动激烈性、风险的难以预见性使得经营判断在事后难以尽如人意。为了提供决策的准确性，抓住商业机会，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更大程度地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经营判断规则提供董事广泛的裁量空间，以尽快形成公司决策。
(3)法官在处理与公司事务有关的案件时所持有的谨慎。
在处理与董事会决策有关的注意责任案件中，董事及其决定往往受到业务判断规则的保护。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官并不是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缺乏管理公司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很难对董事的业务判断作出恰当的评价。另一方面，决策时的情况很难事后进行重构，业务的紧迫要求董事必须迅速决定，而不能以事后的信息来评价当时的风险。虽然决策有可能使公司股东收益受损，但如果不能证明决策程序存在疵，董事的决定就受到经营判断规则的保护。
(二)董事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规则：经营判断规则的适用要件分析
顾名思义，经营判断规则仅适用于经营判断的场合，经营判断规则只保护董事自由的商业决策。美国法学会(aLi)起草的《公司治理原则》第401条就经营判断规则作了经典的描述：(C)如果作出经营判断的董事或职员符合下述三项条件，他就被认为诚实地履行了其义务：(1)他与该交易无利害关系；(2)他有理由相信其已经拥有的有关商业信息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3)他有理由认为该项经营判断对公司具有最好的利益。②这一规定已被理论界公认为对经营判断规则最有效最权威的概括。
具体来说，经营判断规则具有以下要件：
(1)存在经营判断的事实
一般认为存在经营判断事实是此规则适用的前提。经营判断的目的是尊重并保护董事及高级职员所作出的经营判断。因此，只有在董事或高级职员实际上作出了某种经营判断时才被适用。
(2)作出经营判断的董事必须是善意的
在民法上只要行为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根据或相对人没有权利，即为善意。这是经营判断规则的主观要件。当然善意针对的是董事行为的性质，而非对决策结果的定性。但凡是主观的东西，从外界的角度总是难以把握。只要董事
符合合理注意标准、时间和关注标准、依赖标准的要求，董事就是“善意”的，其所作出的决策，即使错误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3)为公司最佳利益而决策
这一要件要求作出决策的董事认为该决定是符合公司最大利益的，并且得出这种观点有正当理由的支持。
(4)没有利害关系
寻求经营判断规则保护的董事必须与决策的结果没有利害关系。即董事与某项交易不存在着经济利益关系，否则很难期待他作出的决策是完全为了公司最大利益的。
(5)有正当理由相信该判断是在收集足够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
董事在作出决策前是否进行了最为合理的信息收集，调查分析是这一规则主要考虑的方面。缺少调查分析，很难相信董事是在深思熟虑之下为公司的最大利益作出决策。但何谓“足够的信息”，很难把握，据此，美国学者所罗门提出：“只要董事有理由相信其商业判断而承担的不弯曲信息风险与当时的客观情况是相适应的，该商业判断就是受经营判断规则的保护的，并且也是符合商业原则的。”
董事的经营判断只有符合上述要件时才可以适用经营判断规则，并可以此为自己因公司事务决策而造成损失进行辩护，从而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董事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规则之平衡
董事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规则的关系本质上是董事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平衡。从经营判断规则的产生背景和适用来看，笔者认为，经营判断规则应视为对董事履行其注意义务的一种假定，即假定董事在作出经营判断时已经尽了注意义务从而平衡董事与股东地位的不对等性，激发董事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
三 我国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立法现状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超理性决策是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决策模式。从超理性决策的界定、管理者采取超理性决策的原因以及影响超理性决策的相关因素等视角，对超理性决策予以初步的学术探讨。
一、对于超理性决策的界定
超理性决策是一种特殊的决策，目前学界还未对其作深人地探讨。笔者认为，超理性决策是基于学校管理者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在综合分析各种资源的前提下，凭借直觉和灵感来做出判断的过程。超理性决策除了具有一般决策的特征之外，还需要说明的是:
(1)超理性决策不是非理。r.m克朗认为:“当没有理性逻辑推论过程或者超理性过程超过前者的时候，超理性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超理性过程不是非理，后者常由在恐慌状态下产生的紧张和焦躁所引起，但是在超理性过程与非理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可见，超理性决策与非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2)超理性决策不是超出理性的决策。超理性决策是基于经验和知识的决策，不是没有理性的盲目决策。它在实际决策中也进行充分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纯粹的无理性选择，整个决策过程中始终伴有逻辑的推测和判断，只不过是没有按照理性逻辑推论的步骤进行而已。之所以说它是超理性的决策，也主要是由于它的非常规性，在决策时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灵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更强调的是一种瞬间顿悟。
(3)超理性决策不是神秘主义决策。超理性决策过程中确实有凭借一种无以名状的直觉或灵感来判断的成分，但依据的主要是管理者本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在采取具体行动前，管理者通过直觉思维对决策问题已经心中有数了。超理性决策并不意味着决策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主义有关，更不是完全由人力之外的神秘力量来主宰决策的。
(4)超理性决策过程主要是直觉思维过程。美国现代
心理学家布鲁纳在其名著《教育过程》中说:“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迥然不同，它不是以仔细的、按规定好的步骤前进为其特征的。……直觉思维总是以熟悉的有关的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使思维者可能实行跃进、越级和采取捷径。并多少需要以后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重新检验所作的结论。”
二、采用超理性决策的原因分析
1.环境的复杂性
当前学校的管理者们面临的决策环境与过去相比复杂得多，诸如:政策导向的变化、学生家长的诉求、社会对学校的期望等等，都对决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许多问题根本无先例可援，管理者只能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来抉择。而理性决策者往往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希望用线性关系找到所谓的最优的解，而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复变函数关系，很少可以找到哪个关系是线性关系，因此，那种纯粹的理性决策模式对学校的实际决策意义不大，它忽视了环境的复杂性，纯粹的数学模型也许只能在理论上找到满意的答案，但却很少能为学校现实问题找到正确的办法。
2.事件的突发性
学校的任何一个事件是不会因为人为的安排而按时发生的，它们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如学生的打架事件、学生的意外伤害、教师的教学失误、急性传染病传播等等都是不可预期的。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和决策，如果按照一般的理性决策处理的话，往往是既没有考虑的时间，又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而基于学校管理者经验的超理性决策，常常可以得到尽管不是最好但却令人满意的结果。
3.信息的缺失性
在信息化的今天，各种信息纷繁芜杂、瞬息万变，学校管理者们也许永远处于信息缺失的地位，在决策过程中要收集到与决策状况完全有关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满足这个条件，那将意味着决策者永远会因信息缺失而无法进行决策。同时，任何一个管理者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对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处理与分析，在既缺乏信息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具有普遍承认的绝对最佳决策是做不到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百分百的最佳决策。事实上，管理者并不是在得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决定，而常常是在掌握了相关决策状况的基本信息后就做出对应的决策。
4.时间的紧迫性
在学校管理中，管理者们即使有可能完全收集到以确定地解决某一个复杂的问题的相关信息，但也会由于时间的限制，而不得不在信息还没有能够收集齐全的时候，就被要求做出决策。另外，由于事情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中发展的，即使花很长时间得到了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找到最佳方案，也可能因为错过时效，而使最佳方案变得毫无实际价值。例如:校内的意外骚乱，决策者一定是先控制事态，稳定学生的情绪，避免扩大化，然后再调查事发原因，找到有关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不会是一味地去追求信息的准确和全面。
5资源的有限性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在校生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学校的资金、校舍、图书、用地等都严重不足，可控资源明显短缺，很多学校都在超负荷运行。在这种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学校决策的成本和代价就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管理者不会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而不惜代价的一直讨论下去，在关键时刻，会根据所能掌握的现有资源在最后的期限内做出相关决策，这个决策很可能是权宜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它可以解决学校的现实问题。
可见，一向被传统观念视为属于非常规的超理性决策在学校实际管理和决策时含有合理的成分。
三、影响超理性决策的相关因素
1全面的知识
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决定了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学校管理者知识的多少对于形成超理性决策具有基础性作用，它直接影响决策的成败。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应该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懂得教育和管理学科的理论，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外历史、人文、地理，并对文学、艺术、体育等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只有这样，才能视野开阔，观察敏锐，善于明辨是非，具有远见卓识。否则，对问题的有关知识一无所知或残缺不全，就不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并做出准确的决策。
2丰富的经验
经验是对事物感性认识的总结，是理论的直接来源。学校管理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超理性决策具有很强的决定作用。当前学校都在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机遇稍纵即逝，关键在于谁能把握住，而这时经验就显得至关重要。管理者要善于总结以往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决策经验。那些从书本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并不能完全涵盖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全部，实际决策中最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什么都搞一刀切，决策要有针对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综合能力
管理者越来越处于复杂而多变的决策环境中，学校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意见整合的过程，看准问题是一个方面，能否采取统一行动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都需要管理者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能针对各种偶发、随机和不确定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学校管理者应具备的能力包括战略思考能力、协调能力、研究能力、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综合运用，能使学校管理者统观全局、权衡利弊、兼听多谋、通达权变，说服不同意见者，并最终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
4创新的精神
今后学校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每所学校能占有并控制的资源将逐渐减少，学校要想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强项和特色。学校管理者要能不被传统思维、习惯势力和环境压力所束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心，对认定的正确目标要百折不挠地去努力实现。学校管理者要有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这样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中抢先一步开辟出新路径。那种等等看、慢慢来、随大流的保守思维永远也不会催生出超理性的决策，也就无法产生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与进步。
5.超凡的胆略
学校管理者在关键时刻要具有超凡的胆略，这是管理者经过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品格。胆略不是鲁莽拍板，不是赤膊上阵，不是盲目冒进，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气魄。超理性决策能否进人执行阶肆，执行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怎么解决，由谁来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对学校管理者胆略的考验，管理者要敢于当机立断，果断决策，要敢于承担责任，顶住压力开拓前进。否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势必错过决策的最佳时机而贻误大事，痛失发展的机遇。
四、对超理性决策的评价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5
0引言
企业中的决策信息，是企业的一种信息资源。因为，信息资源管理仅仅关注表达知识的记录型信息的管理，即涉及到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却无法对人类知识的主体——隐性知识进行管理，实际上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最终起作用的是自身知识，即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难以格式化)则是那些行之有效且逻辑结构不是很完整，前因后果有些是仅凭个人心脑感悟的经验、前人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的结果，这些过程的信息往往是管理的难点，而企业的发展非常需要这些来源于企业实践且效果明显的管理经验。而正是这些作用大、数量多的隐性知识是很难管理的，①不容易存到计算机，这些知识本身是不规范的、逻辑结构不很完整的，因为每个人悟性、天赋、经历的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却是非常不容易描述出来存到计算机里面;②这些知识不容易获得，由于是个人收获、体会、经验，除非知识所有者本人愿意，别人很难知道和了解，更谈不到拿来存入计算机里面用于交流了，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通过企业制定一些激励政策来鼓励人们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企业，而前一种情况就是制约隐性知识管理、增加企业效率的瓶颈了。
1企业决策信息管理法
前面曾引用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所说：“管理的前提是决策”作为企业决策是企业管理中的重中之重的理论依据，而企业决策又是企业知识管理中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因为，企业决策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的个人素质、经验、天赋等非格式化知识。作为决策行为又是知识管理中不易格式化的隐性知识，一方面决策时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管理行为，所以必须将其进行计算机管理以求有利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决策又是非常难以进行计算机管理的管理行为，至今尚未有成熟的解决办法。
下面要介绍的就是针对这一矛盾所给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这是一个“绕开难点”“先做容易”的管理决策和决策过程的实现办法。
所谓：“绕开难点”，就是抛开决策者个人的经验、阅历、知识、天赋这些难以描述或者目前还不能描述存入计算机的隐性知识内容，不进行管理。
所谓：“先做容易”是把决策者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各种方法、数据、理论以及决策者对这些原始资料根据个人观点、经验等因素进行的筛选、修改后的资料等信息进行收集并管理起来，这些原始资料和决策者实施决策的过程中的对原始资料进行的筛选等操作形成的中间过程、最后的决策结果形成的静态资料一起所反映的就是决策者的经验、智慧、天赋。就是凝结着决策者智慧、天赋的、动态的决策过程。这些动态资料是当前的信息管理技术可以作到的，所反映的就是决策者智慧、天赋、果断、经验。
1.1几个新定义
为了详尽地汇报这个方法，需要首先定义几个新的概念：“决策现场”“决策环境”“中间过程”“决策结果”“应用环境”“智慧子集”。
定义1：决策现场
决策现场：就是决策者决策时所需要的原始数据。(在上报的论文摘要中是“发生现场”，因为当时认为“发生现场”就可以表述定义所说的定义内容了，现在感觉用“决策现场”更能贴切地反映定义1的内涵)
例如，一个负责信息系统的总工程师需要决策明年计算机硬件的购买计划是否批准。他(她)所面对计划部门呈送的购买计划、市场硬件行情、企业所能够拨付的资金数目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决策的决策发生现场。
定义2：决策环境
决策环境：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方法、理论、参考资料(在上报的论文摘要中是环境，因为当时认为“环境”就可以表述定义所说的定义内容了，现在感觉用“决策环境”更能贴切地反映定义2的内涵)。
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是总工程师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的资金折现算法、硬件市场行情趋势分析方法等有助于少花钱的方法。
定义3：中间过程
决策者，利用自己的经验、智慧，使用决策环境中的工具，对决策现场中的各种数据进行筛选、修改后所形成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就是决策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某个工具、某种方法还需要推敲和验证，致使决策结果不能完成所产生的中间结果。
定义4：决策结果
就是决策者利用自己的智慧、经验，对决策现场进行决策的最终结果。
定义5：应用环境
决策结果的应用所涉及的管理单元决策结果的应用效果评估。
定义6：智慧子集
决策现场和中间过程乃至决策结果之间的不同点，构成决策过程的智慧子集，这个子集所反映的是决策者的经验和智慧。
为什么把定义6称之为智慧子集，是因为前面5个定义都可以用集合Set的形式地加以描述，而定义6种的元素都是前面几个定义集合中的元素且不会大于其他定义的集合元素数，按照集合论的观点，比其他集合元素数目小的集合就是其他集合的子集。
1.2决策信息管理形式描述
由于这几个定义都可以用集合的形式加以描述，所以，仅用定义1的集合描述进行说明。
“决策现场”用Ujcxc={u1，u2，u3，u4，u5，…，ui｝，来表示。
i=该集合中最大元素个数。
Ujcxc集合中的元素所表示的就是组成决策现场的各种报告、数据、报表，每一个ui就是表示一个报告或者其他。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每一个元素ui也可以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就是构成这个报告或者报表的逻辑结构的各个要素。例如，一个报告本身，可以是决策现场这个集合的一个元素，和其他的元素一起组成决策现场集合，而这个报告本身一个分为几个部分，也许会用小标题来表示，那么，这些小标题就是这个报告的逻辑结构，组成这个报告的那些小标题就是报告的元素，是决策现场集合中的一个元素，而作为决策现场集合中的元素的这个报告本身的那些小标题，作为组成报告的逻辑结构，就成为这个元素自己的集合中的元素。这个决策现场集合中的元素：报告，报告中的小标题，就是它自己的报告集合的元素了。
这个元素的集合就用ui={v1，v2，v3，…，vk｝，k=报告集合的元素个数，vk可以是报告的小标题，也可以是报告中的关键部分或者关键文字，也可以把报告中的每个文字、图表都作为报告集合中的元素。如果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筛选和修改操作是以小标题为单位进行，报告集合的元素就是小标题，要是管理者的筛选和修改操作是以字为单位，报告集合的元素就是以字为单位。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计算机运行速度是完全可以支持对报告的以字为单位进行比较操作的。这样，当管理者在其决策过程中修改报告后，计算机就可以完成对没有修改前的报告和修改后的报告的对比操作，以求确定管理者的修改痕迹，就是修改前、后的报告的变化本身就凝结着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智慧(虽然没有这个智慧本身的描述)，把修改前后的报告进行存储，就等于把管理者的决策智慧保存在计算机里面，这个智慧就是有关该决策的知识。这就完成了对企业决策知识的管理。
既然报告集合的对比过程凝聚管理者在这个报告上的决策智慧，那么，对Ujcxc集合和中间过程的对比操作，也同样会聚着管理者对决策的经验和天赋的结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决策过程，因决策的管理者的不同，可能没有中间过程，只有决策现场和决策结果，也就是说，中间过程和决策结果这两个集合是一样的，这是完全正常的决策知识管理的现象。另一种可能的现象就是可以有几个中间结果，因为管理者对决策现场的筛选和修改的次数多导致的，这在我们介绍的方法里面也是正常的现象。
还有就是有关智慧子集，它可以保留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从决策现场与中间过程之间、中间过程与中间过程之间、中间过程与决策结果之间因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而导致的不同的U集合的元素ui和u集合中的元素vk，i和k都是U集合和u集合的元素的编码，可以遍历U集合和u集合的每一个元素，也可以是U集合和u集合的任意一个元素。
到此为止，我们介绍了“企业决策信息的管理方法”的通俗定义和形式化的定义。因为思考时间的缘故，一定存在许多疏漏，希望通过向各位专家的学习，进一步完善这个不成熟的方法。
2结论
刚刚介绍的这种方法可以为办公自动化系统增加新的管理功能，通过对管理决策过程的“决策现场”和“决策环境”、“中间过程”、“决策结果”、“智慧子集”、“应用环境”这些静态数据的存储，反映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这个难以描述的动态过程，用以指导与其相类似的决策过程。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特别适合于各级经营、技术等方面的决策过程的管理)。回答为什么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这个问题的根据就是管理界的一句名言：“企业管理最大的失误就是决策失误”，
这种方法还可以为数据库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管理空间和新用途，就是我们把我们某个级别的领导的管理决策过程进行决策知识的管理，以求有助于今后管理决策的效率提高。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6
关键词：财务报告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104-02
目前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于财务报告目标表述的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由于财务报告目标（会计目标）引导和指引着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所以不同的财务报告目标决定着企业提供财务报告的信息的侧重点不同。
一、受托责任观
关于受托责任概念的形成，最早出现于宗教用语，后延伸至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和管家之间的最早出现的明确、稳定的委托责任关系中，其英文表述为Custodianship。随后，随着受托责任在经济生活中的普遍化，其英文表述逐渐衍生为Stewardship（经管责任），意为资源管理者对资源所有者承担的、对资源所有者交付的资源进行有效经营和管理的责任。此后以日裔美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ijiri）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应该由accountable替代stewardship。accountable的意义除了可以包容stewardship所具备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与公司治理相关的特殊意义：资源的受托者对资源的委托方负有解释、说明其经营活动及其结果的义务。这和公司治理中的“说明责任观”是不谋而合的。此外，随着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观点”的逐渐蔓延和发展，受托责任的内涵也逐步扩展到“社会责任”。由此看来，立足于公司治理的背景，受托责任观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如下：（1）委托关系的存在是受托责任观的基石。在委托关系下，受托方接受资源投入方的委托，将承担起合理管理和运用受托资源、使之在保值基础上实现增值的责任；（2）受托方承担如实向委托方报告和说明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义务；（3）随着公司治理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扩大，公司的受托者还承担着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报告社会责任情况的信息。
受托责任观要得到明确地履行，一般要求有明确的委托关系。在受托责任观下，使用者（投资人）更关注资本保全（资本保值和增值）以及经营业绩（反映管理业绩）和现金流量（反映现金股利的金额、发放的时间安排和不确定性）等信息。
二、决策有用观
决策有用观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创新。目前，该观点已经成为研究财务报告目标的主流观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等在相关的文件中均采纳了该观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中所揭示的决策有用观包括如下内涵：（1）财务会计的目标与财务报告的目标的趋同性。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而最终向外部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就是财务报表。财务会计的目标与财务报表的目标因而是相互影响的，财务报表的目标直接影响到财务会计采纳一系列的程序与方法对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所以财务报表的目标应该等同于财务会计的目标。（2）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利于现存的、可能的（潜在的）投资者进行合理投资、信贷决策的有用信息。理论上讲，所谓有用信息，就是与特定投资者的特定决策相关。（3）财务报告应有助于现在和可能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评估来自于销售、偿付到期证券或借款的实得收人金额、时间分布和相关的不确定性信息。（4）财务报告应该能够提供关于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交易、事项和情况的信息。（5）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所得出的企业利润方面的信息，作为一个说明企业获得现金净流量的现时和持久能力的指标，比单纯依靠现金收付说明的财务情况更加有用。（6）现在的投资人、潜在的投资人、债权人、供应商、职工、管理人员、董事、客户、证券分析师、税务部门、主管部门、立法机构、工会、新闻媒体等根据他们对企业的经济利害关系和需要了解企业的情况而作出各自的经济决策，都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因此，财务报告具有通用性。通用报告主要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反映特定企业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
一言以蔽之，在决策有用观下，投资人、债权人、职工、政府有关部门等都会利用财务报告信息作出各自的决策。特定企业（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与现金流量，具有不同程度的决策相关性。但“与特定企业最直接相关的财务信息的潜在使用者，一般关注的是企业获得现金净流量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决策，都同期望中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安排和不确定性有关”。
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是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科学表述
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两种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可以互相融合。如果关注受托责任，在评估人履行受托责任的好坏时，必然作出持有、买进或抛出股票的决策和奖励或更换经理的决策；如果关注决策有用，在其作出的经济决策中，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同委托、关系有关。
要理解两者之间的融合性，首先要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受托责任观。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在其相关的财务报告目标权威性文件中往往提及“决策有用观”，但并不能够得出“受托责任观”过时或退出历史舞台的武断结论。“编制财务报告要提供企业在报告期内财务业绩的信息，还要表明企业的管理人员怎样对企业的所有者尽了他们应有的受托责任……”
由此可以推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准则制定机构往往提及“决策有用观”，原因在于他们持有的是狭义的受托责任观。遵循公司治理的发展脉络，狭义的受托责任观往往和狭义的公司治理背景息息相关。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探讨“公司是谁的、控制公司的又是谁”，换言之，狭义的公司治理一般被限制于狭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框架内进行实践的。狭义的公司治理强调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从不同视角阐释着企业管理当局和股东之间效用函数的不一致、利益目标的差异，从而提出如何对管理当局进行激励，借以实现两者目标函数趋同。狭义受托责任观下，强调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要求管理当局定期报告对受托资源履行责任的情况。这可以看做是公司治理、狭义受托责任和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观”之间的有机联系。
此外，狭义的受托责任立足的社会经济环境如下：存在着明确（不只是形式上明确，而且是实质上明确）、可辨认的委托方。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化和资本的趋利性流动，社会资源逐渐分散化，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在大多数的公司、尤其是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十分分散。这样，一个个小股东可能基于私人成本效益的约束，并不愿意去对企业的管理当局进行监督，一般情况下也不愿意真正履行委托方的权利，对管理当局的经营进行监督，而只是心满意足地接受公司管理当局定期支付的股利。这样，原本明确、对应的委托关系开始逐渐模糊化，原本在狭义受托责任下既定的委托决策逐渐演化为个人的决策，决定是否持有或抛售特定公司的证券。此时，投资者就迫切需要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来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投资决策，借以降低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此，决策有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但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非是矛盾的或排斥的，相反两者之间具有某些共同性。受托责任观下，根据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决定是否继续聘任或就此解聘本身就是一项决策；而决策有用观下通过股票市场持有或抛售特定公司的股票本身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受托责任决策，是一种间接行使受托责任关系权利的体现。如果以一种更为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受托责任概念或受托责任观，两者不仅并不矛盾或排斥，而且决策有用观往往体现为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截面上的特例。可以说，受托责任始终是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报告的根基。
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研究中对受托责任的关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最初受托责任在公司治理中占据主导和支配性的地位，随着股权的分散性，决策有用观开始出现。但受托责任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公司治理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外延不断地扩大，公司治理研究不断深入。具体来讲，在公司治理领域出现了如下引人瞩目的现象：管理当局与日俱增的高薪引发不满、敌意并购的涌现、股东诉讼案件的激增、机构股东的兴起、来自于除股东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东欧国家涌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公司治理中出现了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出现解决了股权分散情况下股东缺乏动力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的弊端，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又使受托责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得到扬弃。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财务报告原则表述”中，率先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融合性地表述，形成了财务报告的完整目标。它认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一个广泛范围内的使用者提供关于一个报告主体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以利于他们评价该主体管理当局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并进行相应的经济决策”。
对于会计目标，中国往往借鉴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成果即“决策有用观”。但是，会计目标本身就是特定会计环境下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进行的一种主观认定，会计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会计目标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可以简单的套用。一般认为，“决策有用观”比较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会计环境，而“受托责任观”比较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的会计环境——“决策有用观”下委托方往往是“虚位”的，而资本市场介入成为一种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中介；“受托责任观”下委托方和受托方往往是直接地建立各种关系。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证券市场的不完善并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效的“信号”服务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葛家澍.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9.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7
行政管理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管理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灵活性，这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和要完成的使命决定的。作为权力机关决定的任务的执行者，必须在千头万绪的管理活动中主观地快速地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因此，容易发生违背管理原则的行为，而认真、正确地依法行政则是减少管理失误的一种有效手段。
行政管理的内容十分庞杂，从国务院到基层政府，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管理都应受法律控制。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行政管理如果离开了法律控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既无法建立，也难以正常运行。
首先，宏观上的行政决策必须有法律控制。作为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功能的行政决策，尤其是宏观上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回顾11届3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的行政决策多数是正确的，这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失策。如在一定时期对农业的基本建设的投入与发展缺乏应有的重视，造成连续几年农副产品增幅不大或停滞，广大的农村市场难以快速形成;国民经济投资过大，与社会产出的比例失调，是物价上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行政决策必须科学化，即是说其决策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的原则，符合客观规律。行政决策决定于少数决策者的意志，这种主观意志作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除了决策者将其决策建立在对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加以认真核实，对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咨询系统提供的各种论证进行比较、鉴别、在权衡得失的基础上选择最佳方案之外，还要考虑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定决策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尤其是依法决策。
计划管理是行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特征。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直接调控，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行政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有计划，但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活动实行宏观间接管理。管理的手段除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之外，也包括行政手段，有些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本身也是法律手段。宏观上的计划管理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其实，计划本身就是行政管理中的一种控制手段，一种控制标准。
以价值规律导航是市场经济运行共有的属性。价值规律容易引发投资生产的盲目性，因此，运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宏观汁划调控避免重大失误更显得重要。只有依法制订计划、实施计划，保证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较大城市的宏观计划指标的基本完成，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发育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其次，市场经济的运行也需要微观上的行政管理。如果说运用计划、投资、金融、税务等法律法规实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间接调控十分必要，那么，市场运行中，尤其是商品交换中，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也不容忽视。无序的市场不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不可能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因此，以商法、市场法、合同法、交易法、价格法、股票法、股票交易法、反不正当竟争法、反暴利法等规范竟争者的行为，以法行政保护竟争者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行为成为正常市场秩序形成的有力保障。行政管理的主体如利用手中的职权参与“官倒”，以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去处理交换中发生的纠纷，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职权乱收费、乱摊派等违法行政行为不仅不能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相反破坏了市场经济，必须制裁，只有严格依法行政.才能控制上述现象的发生。二
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在管理中如果有意或无意地不顾或者忽视法律的约束，必然造成失控。如何克服法律失控，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是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必须增强行政干部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行政管理凭长官意志的习惯根深蒂固，至今仍存在严重影响，依法行政观念的形成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又在一个t[J当长的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千预方式是直接的行政管理，习惯于以长官意志办事，法制观念淡薄;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行政干部尚不习惯以法行政管理市场经济.因此提高行政干部的行政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观十分重要，具体的说，就是要使行政于部理解既依法享受国家和人民给于的一切待遇的权利，又必须依法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的义务;按照法律规范设定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去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在行政管理中既要大胆行使自己的职权，又不能越权行政。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超理性决策是一种墓于经验和直觉的非常规决策，在高校政策分析中经常运用。文章试从超理性决策的界定，采取超理性决策的原因以及影响超理性决策的相关因素等几个方面，对超理性决策予以学术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倾斜和教育投人的增加，全国高校都取得了较快发展，然而作为高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在日常管理和实际决策过程中，却常常面临着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处于艰难选择的境遇下，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稍有不慎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甚至使学校陷人困境而难以自拔。而且由于时间、资源的限制，他们往往不可能按照理性决策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决策，而是采取非常规的超理性决策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探讨新形势下高校中存在的超理性决策对高校管理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决策与超理性决策的界定
决策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高校管理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决策。国内学者通常把决策定义为:“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或调整过程。”国外学者常常将决策定义为“管理者识别并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机会的过程。从两种定义的比较可以看出，决策的主体是管理者或领导者。决策的本质是一个思维过程。决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或利用机会，即决策不仅仅要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用机会。决策的关键在于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政策分析后的选择而不是盲目地挑选行动方案。
超理性决策是一种特殊的决策，目前学界还未做深人地探讨。笔者认为，超理性决策是基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在综合分析各种资源的前提下，凭借直觉或灵感来做出选择的过程。超理性决策除了具有一般决策的特征之外，还需要说明的是:
1.超理性决策不是非理性行为。R.m.克朗认为，“当没有理性逻辑推论过程或者超理性过程超过前者的时候，超理性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超理性过程不是非理性行为，后者常由在恐慌状态下产生的紧张和焦躁所引起，但是在超理性过程与非理性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可见，超理性决策与非理性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2.超理性决策不是超出理性的决策。超理性决策是基于经验和知识的决策，不是没有理性的盲目决策，在实际决策中也进行充分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纯粹的无理性选择，整个决策过程中始终伴有逻辑的推测和判断，只不过是没有按照理性逻辑推论的步骤而已。之所以说它是超理性的决策，也主要是由于它更强调的是一种瞬间顿悟，即在决策时决策者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灵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3.超理性决策不是神秘主义决策。超理性决策过程中确实有凭借一种无以名状的直觉或灵感来判断的成分，但依据的主要是决策者本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在采取具体行动前决策者通过直觉思维已经运筹帷握、心中有数了。超理性决策并不是意味着决策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主义有关，更不是完全由人力之外的神秘力量来支配着决策。
4.超理性决策过程主要是直觉思维过程。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在其名著《教育过程》中说:“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迥然不同，它不是以仔细的，按规定好的步骤前进为其特征的。……直觉思维总是以熟悉的有关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使思维者可能实行跃进、越级和采取捷径。并多少需要以后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重新检验所作的结论”。
可见，超理性决策并不是什么神秘决策，而是一种基于决策者经验、直觉的非常规决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二、采用超理性决策的原因分析
对于高校管理中的决策而言，理性化的决策分析无疑是可取的，高校决策过程应当按照理性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是获取最优化决策结果的合理方法。然而在高校实际决策过程中理性化决策却显得过于理想化，事实上，高校管理中的很多问题是纯理性的方法所无法解决的，而且理性化决策本身也有一定的功能缺陷。正如学者伍启元的研究表明“利用超理性和反理性决策方法的次数，远较用纯理性和有限理性决策为多”。那么，决策者为什么会频频采用超理性决策模式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环境的复杂性。当前高校的决策者们面临的决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诸如:政策导向的变化、经济运行的状况、毕业生就业的压力、学生家长的诉求、社会对高校的期望等等，都对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许多问题根本无先例可援，决策者只能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来抉择。而理性决策者往往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希望用线性关系找到所谓的最优的解，但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复变函数关系，很少可以找到哪个关系是线性关系，因此，那种纯粹的理性决策模式对高校的实际决策意义不大，它忽视了环境的复杂性，纯粹的数学模型也许只能在理论上找到满意的答案。
2.事件的突发性。高校中的大部分事件是不会因为人为的安排而按时发生的，它们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学生的打架事件、学生的意外伤害、教师的教学失误、急性传染病传播等等都是不可预期的，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和决策，如果按照一般的理性决策处理的话，往往是既没有考虑的时间又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而基于高校决策者经验的超理性决策，常常可以得到尽管不是最好但却令人满意的结果。
3.信息的缺失性。信息化的今天，各种信息纷繁芜杂、瞬息万变，高校决策者们也许永远处于信息缺失的地位，在决策过程中要收集到与决策状况完全有关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满足这个条件，那将意味着决策者永远会因信息缺失而无法进行决策。同时，任何一个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对信息作出最优化的处理与分析，在既缺乏信息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决策者无法作出一个具有普遍承认的绝对最佳决策。事实上，高校的决策者并不是在得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决定，而常常是在了解了决策状况的基本信息后就作出相应的超理性决策。
4.时间的紧迫性。在高校管理中，决策者们即使有可能收集到解决某一个复杂问题的全部信息，也会由于时间的限制，而不得不在信息还没有收集齐全的时候，就被迫作出决策。而且，由于决策事件总是不断地变化发展，即使花很长时间得到了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找到所谓的最佳方案，也可能因为错过时效，原来的最佳方案也会变得毫无实际价值。例如:校内的意外骚乱，决策者一定是先控制事态，稳定学生的情绪，避免扩大化，然后再调查事发原因，找到有关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不会是一味地去追求信息的准确和全面，以求得最佳方案。
5.资源的有限性。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比以前增加了近4倍，生师比失调，学校的资金、校舍、图书、用地等都严重不足，可控资源明显短缺，很多学校都在超负荷运行。在这种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高校决策的成本和代价就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决策者一般不会因为节支问题而不惜代价的一直讨论下去，在关键时刻，会根据所能掌握的现有资源在最后的期限内做出相关决策，这个决策很可能是权宜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它可以解决高校的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在高校实际管理和决策中，决策者无法完全按照理性决策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决策，而不得不采取超理性的决策模式。
三、影响超理性决策的相关因素
尽管美国学者R.m.克朗指出“大量的证据表明，纯粹由有经验的领导者根据经验作出的决策也可以是高质量的政策行为，而且这种做法仍旧是世界上很多系统制定政策时的行为规范。然而超理性决策毕竟是基于决策者的经验，凭借其直觉和灵感作出的选择，因此它与决策者自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作出正确的超理性决策。笔者认为下列因素将影响超理性决策的准确性:
1.全面的知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决定了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高校决策者知识的多少对于形成超理性决策具有基础性作用，它直接影响决策的成败。作为高校的决策者要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懂得教育学和管理学的理论，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外历史、人文、地理，并对文学、艺术、体育等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只有这样，才能视野开阔、观察敏锐、善于明辨是非，具有远见卓识。否则，对问题的有关知识一无所知或残缺不全，就不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并作出准确的决策。转贴于2.丰富的经验。经验是对事物感性认识的总结，是理论的直接来源。高校决策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超理性决策具有很强的决定作用。当前高校都在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机遇稍纵即逝，关键在于谁能把握住，而这时经验对于决策者就显得至关重要。决策者要善于总结以往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决策经验。那些从书本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并不能完全涵盖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全部，实际决策中最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什么都搞一刀切，决策要有针对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综合能力。高校决策者越来越处于复杂而多变的决策环境中，高校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意见整合的过程，看准问题是一个方面，能否采取统一行动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能对各种偶发、随机、不稳定事件迅速作出反应。高校决策者应具备战略思考能力、协调能力、研究能力、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综合运用，能使高校决策者统观全局、权衡利弊、兼听多谋、通达权变，说服不同意见者，并最终作出令人满意的决策。
4.创新的精神。今后高校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每所高校能占有并控制的资源将逐渐减少，学校要想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强项和特色。高校决策者要能不被传统思维、习惯势力和环境压力所束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心，对认定的正确目标要百折不挠地去努力实现。高校决策者要有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这样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抢先一步并开辟出新路径。那种等等看、慢慢来、随大流的保守思维永远也不会催生出超理性的决策，也就无法产生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与进步。
5.超凡的胆略。高校决策者在关键时刻要具有超凡的胆略，这是决策者经过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品格。胆略不是鲁莽拍板，不是赤膊上阵，不是盲目冒进，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气魄。超理性决策能否进入执行阶段，执行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怎么解决，由谁来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对高校决策者胆略的考验。决策者要敢于当机立断、果断决策，要敢于承担责任、能够顶住压力开拓前进。否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势必错过决策的最佳时机而贻误大事，痛失发展的机遇。
四、对超理性决策的评价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管理决策的意义篇10
公共管理范式是在对公共行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主要希望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通过引入经济人假设理论和复杂交换范式，力图用市场中的竞争关系、契约关系、服务购买关系等社会机制，在社会的管理中实行混合式的交叉管辖和权威分散的组织安排，把公众的偏好和价值追求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惟一依据，试图从公共决策规则与组织形式的高度上彻底改造传统的官僚行政体制，以实现社会管理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公共管理范式的提出，使得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其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有意识地改变行政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以及社会管理的功能，努力塑造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的开明政府，切实解决政府在社会管理当中“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其二，注重观念更新，贯彻以民为本的精神，通过不断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方式，起到加强社会力量的作用，用分权式管理取代高度集中的科层结构，最终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公民自治，建立政府、市场、社区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其三，强化政府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视公众为顾客，关注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呼声，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其四，在压缩开支、销减政府规模的过程中，通过强调对私营部门管理方法、技术和风格的吸收和运用，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精神，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政府部门的竞争能力121(pS9)。与公共行政相比，公共管理抛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也放弃了公共行政所谓的“价值中立性”原则，突出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强调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作用，主张建立新的协和式组织管理模式。公共管理这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体现在政府既是社会管理者，更是社会责任者与服务者，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它的终极管理目标。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范式，既是一种权力非中心、主体多元化的复合型社会管理机制，也是一种交叠管辖与权威分散的多组织结构安有b强调从体制上有效保障公众的话语权利和民主交往权利，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投票权利，完全顺应了现代社会“还权于民”的政治发展逻辑赋予了公众表达自己偏好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成为此时经历了治道变革之后行政发展的惟一价值取向，散发出一股人文之光。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范式，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行政与公共事务，而且还包括公共政策，其研究重点从过去传统行政重视机关的管理转移到了政策的议题和政策的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政策科学是一套关于政策问题的哲学，即研究政策规律的理论体系。1951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oldLasswe1在其《政策科学:在范围和立法上的最近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31。此后随着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在科学哲学、“三论”、管理科学、各类行为科学不断发展地渲养下，政策科学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沃尔多(Dwald)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主导行政研究话语霸权的人主要是一些年长者，而年轻学者鲜有发表主张的机会，这种状况使得行政研究出现了严重代沟。沃尔多则认为行政研究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出于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在沃尔多的倡导和组织下，一群年轻的行政研究学者们聚集在美国雪城大学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了一次研究公共行政学的学术会议141。此次会议不仅探讨了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和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政策科学的学术论文，着手建立政策科学的新规范，第一次把改善政策制定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联系了起来，创造性地规划出了政策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远景。因此，由沃尔多教授所倡导与组织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不仅标志着新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学派的诞生，也使他成为推动政策科学发展的先驱者之一。总之，公共管理范式的提出不仅使得行政理念与制度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也为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公共政策的发展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公共管理在实现公共利益这一基本目标过程中，主要完成两项任务:其一是如何有效増进公共利益，其二是如何合理分配公共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公共利益的协调、整合及合理分配151。公共管理这一目标不仅强调结果上的公平，而且强调机会上的平等，不仅强调社会民主，而且还强调社会责任，使得那些具有同样能力的人们拥有了同等的生活机会，获得了自己所应得到的基本权利与根本利益。
公共管理强调社会公平的这一基本价值和理念，为公共政策发展奠定了一个建立在理性实证主义之上的哲学基础，使得实现公共利益成为公共政策实践的核心要素。如果说公共管理的诞生起初还仅是作为人类社会己经进入现展阶段产物的话，那么作为公共管理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的诞生，恰恰是现代社会生活之公共领域日趋扩张，并与私人生活领域形成鲜明对照和内在紧张之事实的集中反映，所以作为可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极大地影响着公共部门形象的公共政策，决定着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和价值导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公共管理的首要因素乃是公共政策。因为公共管理的一切有效性与合理性，完全取决于高质量的公共政策。
在对公共管理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早己普遍地认识到公共政策不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是公共事务中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引导着公众与社群的行动，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许多专家学者甚至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共管理运行的核心内容，而公共管理的相关组织就是公共政策的重要主体121(p89)。因此，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须涵盖整个公共管理领域，必须成为整个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与传统的行政研究相比，公共管理更注重对公共政策的设计与运用，从而使得社会管理更加科学化与民主化。也就是说，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运用正确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公共政策，全面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政策问题，以此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在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人们一般关注的是公共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最优化，所采用的主要是理想型的理性选择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在政策选择过程中要充分掌握相关的政策知识和信息，并通过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选择最佳的政策方案。此后，随着人们对公共管理的深入研究，更多的专家学者注意到理想型的理性选择模式过于脱离现实，从而忽视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政治因素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因而提出了渐进的与有限理性的公共决策模式。查尔斯.e林德布罗姆(ChalseLindbon)的渐进主义政策理论与赫伯特。西蒙(HebertaSm〇n)的有限理性政策理论最具有代表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公共管理范式的提出，公共政策研究开始注重社会多元价值和伦理方面的研究，强调应用更多的社会知识来规划和设计未来政策。政策设计的概念被引进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中来，这一概念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更多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尤其是考虑公共政策对社会及其成员将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只考虑谁在统治，谁是政策的获利者和谁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竞争中胜出等传统政治学问题。查尔斯.e林德布罗姆与赫伯特■西蒙认为，政策的失败与否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策设计的问题。政策设计不是一种纯技术和纯工具性的应用领域。成功的政策设计必须考虑人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环境，并能诱导人们采取有利于政策实施的行为171。因此，政策设计理论包括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内容:政策结构性逻辑的模式、个人决策模式和政策环境模式，而这些概念和模式应该是建立在经验性研究基础上的。
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利益表达与实现的过程，当某个社会利益集团或者个人提出一项政策诉求的时候，公共政策过程就开始了，而这种提出政策诉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利益的表达过程。因此，在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公共政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涵的实体在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扮演着权威性的重要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多元利益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社会资源重要分配途径的公共政策影响力的逐渐増强，公共政策必将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政府利用公共政策来调整、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己经成为其管理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与政府管理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以经验性为基础的政府决策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政府现代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必须要实现由经验型向科学化决策模式转变。实践证明，作为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重要机制，公共政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既是推动政府重大决策迈向高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公共管理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作为公共管理重要社会治理手段的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是它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具有绝对权威性。为了协调与平衡公共利益的冲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政策需要承担起协调、平衡与分配公共利益的重任。因此，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主张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向公民负责，以及积极倡导行政服务的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公共政策所特有的这种内涵与本质特征，使得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完全可以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有效地去实现公共利益的不断増进与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这一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有效促进公共利益的増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既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而公共政策的这一本质特征，是决定公共管理效率的好与坏、高与低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这一基本目标的政治逻辑过程中，就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而言，公共管理是公共政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哲学基础，起着主导性作用;而公共政策则是公共管理重要的治理手段，而且也是有效的管理工具，对公共管理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是政策行政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只有依赖公共政策才能有效地増进公共利益，才能实现合理分配公共利益的社会目标，才可以通过政策问题行管理之道，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反之就会导致公共管理的混乱，损害公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公共政策既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又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是在公共管理急需积极符号之时出现的一种积极符号，是公共管理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而且这种联姻是平衡的。总之，公共政策作为公共管理有效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重要机制，是一种探求公众参与分配、协调与整合社会诸方面利益的最佳方式，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协商的本质特征。
三、公共管理体系中的政策本质特征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的政策系统范式，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时的美国在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己经把政策的概念加入了“公共”这个定语，演化成为了“公共政策”，而这一根本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有关，它为现代公共政策产生的合法性奠定了社会基础，难怪现代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对公共政策内涵所做的六点界定中，他在第一点当中就坚定地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门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
政策从传统政策演变成为公共政策，不仅扩大了政策主体的范畴，而且对政策内容也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得人们对现代政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见公共政策概念中的“公共”二字对于界定公共政策的基本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公共政策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传统政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特别是从本质特征上讲，公共政策与传统政策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及其产生的动力源，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而“公共”二字从根本上决定了两者在决策体系、涉及的范围与内容，以及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首先，传统政策和公共政策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决策体系。传统政策是一种封闭式的个体决策体系，其政策制定主体不是民主选举的，不是公众经由法定程序赋予的。政策在本质上体现的不是民意，而是帝王将相的意志，是封建帝王的一道道“圣旨”，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因此，传统政策强调决策程序与过程的高度集中，缺乏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尤其是不允许公众参与决策，使得公众缺乏了解和影响公共决策的路径，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传统政策不能够为公众提供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与监督的途径，缺乏公众参与社会重大决策与监督执行的机制，缺乏与公众进行平等、真实对话沟通的社会基础和科学实践，所以传统政策体系是一种多位一体的决策模式，每一方都是决策的当事人，几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而是一种上下关系，缺乏超然于外的一方进行监督，更多表现为有限的自我道德监督。因此，传统政策是一种冷政策，它极大地弱化了对决策体系的全面监督，较多地蕴含着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与普遍性。
由现代民主型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是一种热政策，它积极倡导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分享使得公众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处于一种主动的状态，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公众的个人利益，避免有些出台的公共政策看似公平，实际上却隐含着巨大的不公平性。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对“私权”的敬畏，只有当穷尽一切办法未能奏效之后，才能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而牺牲个人利益。并且，由于涉及到对广泛“私权”的伤害，这样的公共政策在出台时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让涉及到根本利益的公众都能够积极参与整个决策过程，避免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和信息不对称，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是一种在公共能量不断増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开放对话式的群体决策体系，强调社会分权、政策分析、政策评估和决策中心多元化，强调公众对于重大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具有决策程序不断下移的功能，以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为工作中心，从而使得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从过去对公共决策的间接参与转换为直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