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1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2
一、当前中部地区经济环境特点以及税收优惠制度的不足
中部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人文资源得天独厚；矿产资源丰富；都是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和水产等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大多以钢铁、机械等为主，产业布局趋同，市场竞争激烈，国有及控股企业仍是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农村人口转移困难；税收占GDp比重较低，工商业增值税贡献率不高。
从中部地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涉及面过窄，更多的纳税人享受不到税收优惠。二是优惠层次低，贫困地区难以享受税收优惠。按现行对中西部及贫困地区普遍执行的优惠税收政策，仅仅限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而且减免的税种也局限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事实上，贫困地区企业一般生产一些低级产品，产品附加值很低，减免所得税大多是“墙上饼、水中月”；贫困地区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数额更少。三是没有体现中部地区产业、资源以及经济特色。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农副产品及林特资源十分丰富，种、养、加工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农林水特、养殖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等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中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政策上支持和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没有必要的优惠政策。
二、促进中部崛起的税收政策建议
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有利于鼓励中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开发和科学合理配置；其次，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与振兴；第三，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具体讲，应实行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地区。中国实现小康，重在发展中西部。中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种植业、养殖业十分发达，农林水产品、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深加工将是中部地区实现增产增收、做强农副产品产业的必由之路。要制定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实行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4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二）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众所周知，中部地区是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理应执行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建议比照东北的增值税转型有关政策，尽快在中部地区进行试点。目前，东北地区正在试行的转型模式是实行当年新购置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但抵扣限额不得超过机器设备购置当年新增的增值税税额。以此作为第一步，视财力逐步过渡到“一次抵扣”，直至“全部抵扣”。改革初期在抵扣范围的选择上宜窄不宜宽，只宜对固定资产增量实行抵扣，而对存量不作安排，只允许企业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而对非机器设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予抵扣。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中的非生产用、未使用、不需用机器设备及陈旧的已使用过的机器设备也不予抵扣，以鼓励企业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三）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税收优惠各异，税负严重失衡，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同时，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带有明显的地区色彩，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税负明显不公。建议中央在“两法合并”时，调整现行优惠政策，使中部地区可享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对受让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
（四）对新办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比照执行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如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放开高新技术企业地域界限，对建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只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企业，即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五）对中部地区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包括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对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对其股权投资收入不征营业税等。
（六）完善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税收政策。建议调整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中部优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增值税上实行一定比例的先征后返政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初期阶段，实行延期纳税或贴息返还的扶持政策。同时，对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进口设备，实行增值税、关税的先征后返。如对企业新上项目进口设备，执行有关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一律先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自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核查，每年返还20%，5年内全部返还进口设备所征税款。
（七）鼓励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富余人口转移压力大。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给予自投产之日起3年免征营业税，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以促进中部地区更好地开发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税制；税收政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
整经济结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持久发展能力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因为我国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一是继续依靠国外能源资源供应来发展经济不可持续，二是国内外“减排”要求进一步约束了粗放型增长，三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发展战略也难以为继。特别是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寻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美国要以发展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为龙头，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抓紧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
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体现“有保有压”，更多的是需要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因而税收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税制是相对固定化的税收政策，与实行短期的税收政策相结合，可以使税收调控更加灵活有效，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企业和个人行为的调节也更加有效。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取向，要按照中央这一重大决策来进行调整。
一、实行鼓励企业技术
创新的税制与税收政策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和源泉。我国已确立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是在企业，而不是在科研院所。多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将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或下放到企业中，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科技力量。与此同时，我国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一段时期，要根据中央所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进一步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制和税收政策。
(一)落实和完善企业研发
投入的所得税抵扣政策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制定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扣除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可加计50%予以税前扣除。这项税前抵扣政策力度是比较大的，从各地执行情况来看，主要反映的问题是抵扣条件限定的比较紧，许多企业无法享受。下一步，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研发投入项目的范围和标准，使更多的企业能够享受这项政策的好处，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二)研究企业无形资产投
入的增值税抵扣政策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和规定，增值税法草案被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的法案，将于2010年10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提交的增值税法草案，这就明显加快了增值税立法进程。在推进增值税立法的同时，要同步考虑推进增值税的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考虑1寻企业无形资产的投入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从而使企业无形资产投入与机器设备投入一样，可进行抵扣。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竞争中，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组合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专利、品牌、商标等无形资产，能够获取巨大的利益。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其无形资产前期投入往往数额较大，经济效益只能在后期显现出来，如能将前期无形资产的投入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1寻进一步鼓励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完善技术转让的税收
政策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应用之后，还涉及技术成果的转让。只有疏通技术成果的转让渠道，才能进一步扩大技术应用的范围。我国已经制定了促进技术成果转让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①营业税政策规定：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②下一步，可进一步完善技术成果转让的税收政策。
二、实行促进新兴产业
发展的税制与税收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关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增强国际竞争力，关系增强应对国际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关系增强我国经济持久发展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正组织力量抓紧制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件和规划，国家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扶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必须具有高新技术和能够实现产业化，是高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两者缺一不可。
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在产业发展中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交叉性。
实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税制与税收政策，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新兴产业中某一具体产业发展的特点来定。下面，以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完善汽车税制，实行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税收政策
从我国国情出发，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一是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发展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2009年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379万辆和1364万辆，当年汽车及上百个关联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4%，汽车相关产业就业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6。二是我国石油严重依赖进口。2009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目前国际石油价格在80美元左右高位运行，不仅国民消耗成本高，而且受制于国际市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直接减少对国际市场石油的依赖。三是我国城市最大的污染源之一是汽车尾气排放。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直接减少空气污染，特别是纯电动汽车已实现零排放。简言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于我国加强节能环保、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西方国家正抓紧制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宏伟计划，美国、日本、德国纷纷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和大规模产业化的计划，各国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制定了优惠政策。我国对新能源汽车发展也正抓紧制定规划，并对新能源汽车应用制定了财政补贴政策，下一步，在财税支持政策中，可考虑在完善汽车税制的基础上，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在消费环节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
（二）完善新能源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太阳能发展的税收政策
发展新能源包括重点发展新一代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目前，我国已对发展核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惟独对太阳能尚无专门的税收优惠。而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能源，是新能源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比较太阳能发电、水能发电和风能发电，太阳能综合使用效益最高。一是能源转换效率高。太阳能发电的能量转换是直接将太阳辐射能转换为电能，转化环节少，利用直接。
如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
率实用水平在15%～20%，实验室水平最高可达35%，是可使用能源中一次性转换效率最高的新兴能源。二是资源消耗少。以占用土地资源为例，若太阳能发电占用土地面积为1的话，风力发电是太阳能的8～10倍，生物质能则达到100倍，而水电用的大型水坝往往要占用数十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三是资源蕴含量丰富。从可开发的资源蕴含量来看，生物质能1亿千瓦，水电3.78亿千瓦，风电2.53亿千瓦，太阳能是21039亿千瓦，生物质能、水电、风电和光电所占比例分别为0.46%、1.74%、1.16%和96.64%。此外，太阳能在发电过程中没有废渣、废料、废水、废气排出，没有噪音，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物质，因而不会污染环境。可以说，太阳能是最经济最清洁最环保的可持续能源。所以，下一步要有针对性地对太阳能产业发展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
三、实行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税制与税收政策
（一）推进资源税改革
我国1984年开征了资源税，其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目前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矿征收，实行从量计征。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是当前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要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广义的资源概念不限于矿产，还应包括水、森林、草原、滩涂等；二是要对部分资源品种改变计征方式，首先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三是要适当提高资源税税负，现行资源税税负是多年以前制定的，随着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目前税负明显偏低，难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2010年6月1日，按照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率先在新疆进行资源税改革试点，先对新疆石油、天然气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新疆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这项改革，每年将给新疆净增加几十亿元的税收。在新疆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到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推行。
（二）研究开征环境税
在费改税的基础上，推动环境税立法，重点考虑对污水排放、碳排放、二氧化硫排放征收。
污水排放属于费改税，同时相应
考虑设立碳税、硫税税目，择机进行开征。
（三）完善消费税政策
消费税是中央税，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但我国消费税名不符实，主要是在生产环节对企业征收，对消费者而言，属于隐性税收，调控功能被隐蔽和弱化了。要进一步完善消费税政策。
一是将消费税政策逐步显性化。
消费税是价外税，对消费者征
收，就能起到明显的奖惩作用。
我国消费税对企业征收，一提高
消费税，企业就会涨价，消费税对企业行为的调节就会弱化。同时，消费税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可能起到逆向调节作用，如对某一产品（如烟、酒等）提高消费税，本想起到抑制作用，但该产品税高利大，反而会进一步刺激地方政府加大产业的投资，获取相应的利益。如将消费税改在消费环节征收，税源不在生产地，可抑制地方政府乱投资行为，并真正发挥对消费者的调节作用。二是将一些高污染、高资源消耗、限制性高档商品纳入消费税调节范围。三是将一些原来作为奢侈品但逐步转化为大众消费品的，可适当减征或免征消费税。
四、实行促进服务业、小企业和就业发展的税制与税收政策
（一）改革和完善服务业的税收制度我国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弊端有关。目前在物流业等一些行业采取营业税差额征税的试点，就是力求克服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但从根本上说，要调整税制，主要是稳步推进增值税“扩围”的改革，最终消除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
（二）完善扶持小企业发展
的税收政策目前小企业困难最主要的是三个问题，即“负担重”、“融资难”和“准入门槛高”。当前要澄清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小企业税负偏重。实际上，我国对小企业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相对其他类型企业而言，小企业税负较轻。由于目前收入分配秩序不尽规范，广大小企业还面临收费负担较重等问题，社会上往往将收费混同于税收，导致对减税的期望值超出了实际需要。因此，大力清理和规范收费项目，严肃整治乱收费行为，有助于解决小企业困难问题。为着重解决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较高问题，可研究支持小企业融资和为小企业担保的税收政策。同时，要落实好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扶持政策，政策有效期截止后，可根据形势需要进行完善。
（三）完善支持就业的税收
政策现行支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凡是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减免8000元限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凡是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3年内按实际招收人数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各省份可上下浮动20%。这项税收优惠政策审批期限将延至2010年年底。根据目前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我国就业工作的重点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等，现行政策无法涵盖这些新的就业困难群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和完善支持就业的税收政策。
五、实行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向东部地区倾斜、向外资企业倾斜，这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东部地区发展比较落
后，中央没有钱，只能给政策，促使其快速发展。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我国地区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若任其下去，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时，要逐步调整区域税收政策，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有个原则，今后将以产业政策为主，逐步淡化区域税收政策。这个“淡化”，是针对东部地区和外资企业而言的。在新形势下，重点发展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是必要的，需要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4
第一，税收政策要保证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税收政策最基础的作用始终是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外部制度条件，对纳税人来说应尽量减少除税额和奉行成本之外的税收成本，对征税人（政府和税务机关）来说应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此外，税收政策还应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采取鼓励性的税收政策，通过经济利益诱导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经济结构向预定目标调整。鼓励性税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鼓励研究与开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2）鼓励企业兼并联合、资产重组，鼓励企业集团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3）鼓励投资于落后地区，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税收为城镇建设筹集资金，实施城镇化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第三，采取限制性税收政策，抑制某些经济行为，辅助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限制某些与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高档娱乐消费行为等。
总之，税收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中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经济主体的市场选择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通过鼓励性和限制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
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
（一）当前税收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1.1994年税制改革时面对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过热，因此税制改革侧重于用重税抑制投资，调控宏观经济。为了达到此项目的，国家对增值税的税基和征税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从税基角度看，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一直较重，这导致各行业增值税税负不平等，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过多地流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从征收范围角度看，我国对在本国境内销售、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在本国境内提供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外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由于大部分的劳务被排除在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外，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其“中性”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和劳务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要消耗大量的劳务，但对劳务征收的营业税并不能作为劳务使用者的进项税额来抵扣。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会因为增值税不广泛的征收范围而承担较重的税负。可见，我国当前的税制不利于产业重心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产业转移，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我国税制抑制投资的另一措施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即通过限制可扣除性的费用来高估应税利润，以减少企业税后利润抑制投资。费用不能在应税所得中扣除，致使税后利润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要达到预定盈利目标所付出的成本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而加大，这可能会使企业改变经营方向。例如，计税工资制较低的标准工资扣除不鼓励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
2.地方市场分割的存在使要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不利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更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培育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地方市场分割的重要根源则是分税制的不合理性。另外中央和地方划分财权的标准不是按事权财权一一对应原则来确定的，再加上当前政治体制的某些不合理环节，使得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的地方利益，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地方市场分割。此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二）税收政策缺少对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支持
1.缺乏实现企业集团化的税收政策。除了源于分税制不合理的地方市场分割使要素不能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自由流动，阻碍资产重组外，另一个不利于企业集团化的因素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力流动风险难以化解，劳动力倾向于滞留于原来的企业，企业为解决冗员问题困难重重。社会保障资金以收费形式而不是以税收形式征集，权威性、强制性不足，拖欠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
2.缺乏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吸纳劳动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小企业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政府应采用一定的金融、财政（包括税收）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但我国目前却没有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税收政策。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税。此规定的对象并非是全部小企业而只是盈利少的企业，这会诱使企业避税。这种以应纳税所得额，而非企业规模为标准判定适用税率的做法，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营业税优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中观税负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不符
理论上讲，要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应有较优惠的轻税政策相配合。可是我国目前三个产业的实际税负率分布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如表1所示，1996年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大大高于第一产业，也高于第二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逐年上升，而第二产业则逐年下降。从税负方面来说，相对其它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重税政策，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矛盾的。
表2中列出的部分产业的“两税”税收负担率中，基础产业较高，而轻工业和商业则低的多。主要行业中与产业政策意图相左的税负分布状况反映出税收政策未能及时根据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
（四）税收优惠政策手段单一，产业导向薄弱，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不足
税收优惠可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税率式优惠以降低税率的形式存在（免税可视为零税率的税率式优惠），而税基式优惠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我国税收优惠（1）的主要形式是税率式优惠，税基式优惠较少且力度不够。
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不明确，产业导向作用差。主要表现为：（1）以区域作为界定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急需税收政策扶持的西部地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税收优惠。（2）以资金来源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使内、外资企业面对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待遇。（3）以所有制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由于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企业资源难以按照产业导向进行配置，产业结构难以向预定方向调整。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应发挥一种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但现实中税收优惠政策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奖励，而非对科学研究和中试过程的支持，同时对转化阶段的支持也不够；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新建高科技企业，而忽略了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使高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
（五）税收收入目标与税收政策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税收收入中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占绝对比重，说明税制的累进性不太强。按理论分析，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应大致维持在1左右。但是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历年来GDp与税收收入的资料（见表4），可以看到与以上理论分析相悖的结论：1994～1996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弹性系数却一直低于1；1997～200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弹性系数却快速拉升至2左右，1999年甚至达到了3.37.
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弊端在于：一是税收计划的编制存在问题。我国的税收计划编制和分配一直采用“基数×系数+特殊因素”的方法，税收计划任务逐年加码。二是税收计划过于刚性，灵活性差。在我国，税收收入是各级政府执政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允许财政超支但不允许短收，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税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层层追加任务的情况，这使得税务部门疲于应付收入任务，而执行税法、落实经济调控的职能难以贯彻。在不发生税制调整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地方就可以“藏富于纳税人”，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完不成任务的地方便会发生“寅吃卯粮”、征“过头税”的现象。
指令性税收计划歪曲了税法利用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图。税收脱离经济状况的独立发展，篡改了市场形成和税法修正过的税后受益的部门分布状态。更进一步，由于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各地区形成了不均衡的中观税负分布。地区间税负水平的不统一引起资源低效率流动，容易导致地区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受此影响，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自行调整、自行转换机制也难以成熟。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一）税收政策主体应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订和实施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是通过税法表现出来的，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合理化，首先，应改进立法授权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对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评价，对达到要求的行政法规及时上升为法律，消除立法主体与执法主体一体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增加税法的权威性。其次，根据《立法法》规范税法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代表公众利益，所以税收政策的制订要坚持平等原则，即使是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其前提应该是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而不应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福利。这要求税收政策的制订要民主化——充分听取来自各部门、各地区、政策执行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公开制订过程，防止集团利益的产生。
一项科学的税收政策，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守法的税收政策执行主体——税收机关的贯彻执行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所以税务机关的正确执法是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保证。为了保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效果，就应严格执法，加强征管，但不能就征管论征管，还应做一些其它工作，比如，修正和改变影响税收执法和征管的因素（如税收计划等）和加强司法监督。
（二）弱化税收收入目标，保证税收调控目标（特别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弱化税收收入目标的关键就是改革指令性的税收计划，主要建议如下：（1）改指令性税收计划为指导性税收计划，尤其是税收计划不能硬化为任务，其关键是将税务机关的考核标准由收入改为执法水平。（2）实行零基税收计划。零基税收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基数在计划编制和分配中的基础作用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重新编制每个年度的税收计划。从效果来看，零基税收计划优于基数法中的税收负担率法。零基税收计划的编制必须以科学的税收预测为基础，为此必须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税收预测机构。
指导性的以税收负担率法编制的税收计划或零基税收计划的目的是使税收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有利于实行依法征税，确定税收收入目标的恰当位置，完整、准确地贯彻税收政策。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1.改革不利于经济结构自动调节和优化机制形成的税收政策。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为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水平竞技场”，保证同类企业公平税负，维护经济结构自我调节和优化机制的运行，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必须消除和改革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改革增值税制度。第一，尽快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第二，尽快拓展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完善增值税链条，进一步发挥其中性作用。当前应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提供劳务（如广告、技术和无形资产转让）的部门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解决由于企业投入不同而导致的税负不公平问题。第三，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以解决当前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按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标准改革现有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应废除计税工资制，放宽对其它费用或基金的税前扣除，让税后利润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激励企业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收入因素和会计核算水平因素暂不废除计税工资制的话，则应适当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数额，以促进企业引进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改革消费税。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相比，消费税的部分税目有些过时，而应当征收消费税的一些劳务或产品却迟迟没被纳入征收范围。对此，第一，废除过时税目，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护肤护发品、轮胎等。第二，新增税目。有些产品或劳务如桑拿浴、高尔夫球、夜总会服务等已达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消费税调节的标准，为了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应对其征收消费税。
——改革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在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土地增值税与增值税会发生重复征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应考虑废除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也有重复之嫌，建议合并，以促进房地产交易的进行。房产税和城市房产税是对房产的价值或租金征税，而房产中包括地产的价值，同时租金是房产价值的现金流，自然也包含地产的价值，而另外一个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恰好是对土地征税，所以两个税种有重复征税现象，建议协调两者关系，通过改革，降低房地产成本，刺激房地产消费，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发展。
——改革现行分税制下的税收返还机制，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量化后的比例，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财力，满足各地执行事权的需要，以期达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一致。为此就必须改革税收返还机制，淡化地方收入与地方产值的联系，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2.改革与产业组织有关的税收政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保障费拖欠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收缴。但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只能保证收入及时入库，却难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还得依靠其它措施，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减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联合，实现企业集团化，同时也可促进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应将现行企业所得税按应税所得额划分适用税率的做法，改为按企业组织类型决定税率，为小企业专门设立一档低税率，小企业不论应税所得额的高低均适用低税率。同时由于目前小企业的判定标准为产值、产量等指标，不包括雇佣人员数量标准，为鼓励小企业吸纳劳动力，建议修订小企业的判断标准。
3.确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复式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税率式优惠（包括免税），较少运用税基式优惠政策，特别是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方式。“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免税期和公司税率的降低）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的方法”，但“在激励投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成本效率”（2）。而且实践中西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正在从侧重于税后优惠的税率式优惠向侧重于税前优惠的税基式优惠发展演变，其原因是税基式优惠总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及技术开发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有助于增加其资金来源，充分体现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推动作用。因此，我国的税收优惠应努力实现由税率式优惠为主向税基式优惠为主的转变。当前已有的一些税基式优惠（如加速折旧）运用范围较小，力度不够，今后应面向高科技企业和科技改造的企业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快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其发展。
要发挥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应做好两件事：一是明确税收优惠的效力范围。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起作用，那些不适宜税收优惠政策的领域应交由财政支出政策来调控。为此；我们应该清理当前税收优惠政策中效果不明显、漏洞较大且易引起税收套利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福利企业、高等学校后勤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简化和明确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主线中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目标，使全国的税收政策系统化、条理化，废除对享受税收优惠所规定的无谓限制，如区域限制、资金来源限制、所有制限制、盈亏限制等，保证凡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均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农业开发项目、技术过硬竞争性强的出口产品项目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在产业为主导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政策重心应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并且东西部优惠方式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在原来基础上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应成为其优惠目标，所以宜采用税基优惠，其效果会更好。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当前应侧重于对其增量结构的调整，保证新增投资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结构，所以，税收优惠采用较长时间的税率优惠（包含免税）会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并在新增投资中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进一步改革。第一，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已是当前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我国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也应从对企业、科技成果的优惠转向对科技研究、中试和转化过程的支持。增加R＆D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税收抵免等都是可采用的方法。另外，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对风险基金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应当实行优惠。第二，放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扩大优惠额度。除了软件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企业外，生物制药、化学制药、新材料、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电工程等新科技行业都应划入税收优惠的范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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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5
一、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起源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不仅揭示了完全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分配并不都是社会最需要的分配，而且暴露了一些发达国家长期通过负债维持个人消费或政府开支的增长模式已经无力继续成为激活经济复苏的引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形成了倒逼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抓住世界经济步入新的上升周期的有利时机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长足进步。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逐步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面临着加快转变的迫切需要。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协调，偏高的投资率、偏低的消费率、偏大的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形成的拉动效应不可持续。长期通过耗用大量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的经济总量扩张，在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各类约束性矛盾日趋突出的状态下无法延续。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推动，以低水平产业重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畸形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合理的状况，无论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都不相适应。因此，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深层次上是对传统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向依靠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围绕这一总体要求，需要在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上形成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税收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税收实际上是把企业和个人掌握的部分资源依法转为政府支配。我国目前是实行复合税制，征收的税种可以分为货物劳务类、所得类、财产类和行为类。其中，货物劳务类和所得类税收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90%。这些不同种类的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收入与财富分配，以及生产和交易等行为。通过科学运用调整税基或税率、设置征收标准等税制要素，制定实施减税政策，将原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由企业和个人支配，可以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下，改善供给和需求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取向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四年时间。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倍受巨额政府赤字困扰，在财政政策上穷尽思忖削减政府开支或增加税收相比，我国政府在合理控制赤字总规模的同时，不间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结构性减税政策。相对于具有普惠意义的全面减税而言，结构性减税是有选择的税收优惠。2008年以来，通过采用直接优惠（包括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和间接优惠（诸如投资抵免、加计扣除、减计收入、允许计提风险准备等）方式实施的减税措施累计已有70多项，涉及十几个税种，每年减税规模达数千亿元。主要减税措施的政策取向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增加居民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2008年10月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2008年3月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的基础上，从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当年第四季度因减税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约500亿元，全国有900多万个体工商户税负下降；2012年开始降低包括居民日用品在内的7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对219个品种蔬菜免征批发和零售环节增值税。这些措施为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累计减少税收500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投资和技术进步；2008年对企业的国债利息收入等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9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单边征收，2009年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给予营业税等优惠，支持金融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2009年开始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发展；从2009年起实施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产业、动漫产业等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今年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也属于一项力度较大的减税措施，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三，切实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从2008年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2008年以来，为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建设，实施有关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优惠政策；2011年，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实施增值税等优惠政策。2008年至2011年，每年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免税收均有数百亿元。
第四，有效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08年起，我国先后调整和完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税收政策，对国内企业为生产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设备而进口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抵免部分企业所得税，目前已累计减免相关税收1000多亿元。
第五，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关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为期十年的促进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国家扶持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所得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继续实施或新出台支持特殊困难地区、民族边疆地区等区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2011年在海南进行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政策试点。
第六，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点之一。按照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要求，2008年以来，国家相继延长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出台鼓励就业创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并将大学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等作为扶持的重点，其中下岗再就业人员和残疾人员等享受的税收减免已有几百亿元。为支持解决群众住房问题，2008年以来先后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建设和运营实施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第七，全面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09年国家出台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所得税前扣除等税收政策；2010年出台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等政策；2011年又出台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结构性减税政策，体现了多税种并用、多环节共促、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税务部门要不折不扣地将各项减税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指出的是，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减税规模最大的税种，构成了减税的主体，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供求关系，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各项减税政策的具体效应，还有待通过对翔实的数据测算分析后，做出定量评估，进而不断积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经验。
三、未来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主要方向
按照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要求，“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进一步突出重点，与深化税制改革统筹协调，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逐步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妥善处理好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保持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一，实施结构性减税要力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减税政策的安排应着力促进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突出体现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自主创新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支持促进就业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第二，实施结构性减税要结合深化税制改革形成长期制度安排。按照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体制机制的要求，在深化税制改革进程中，可以考虑将一些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税收政策作为长期制度安排。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措施，将更加凸显减税政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激励、引导作用。
第三，实施结构性减税要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税收不是无所不能的调控工具，在稳定经济、调整结构、调节分配方面，各税种所起的作用亦不尽相同。在实践中，运用预算和货币政策等调控工具可能会对减税政策的实施产生挤出效应。为了顺利实现减税政策的预期目标，不仅要正确认识税种的特点和税负归宿问题，也需要预算、货币等政策工具巧妙配合，努力提高调控的一致性和精确性。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6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历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尚不完善。
因此，协调三产业比率之间的关系，现代农业的发展，第二产业、技术革新和节能减排的发展为切入点，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生产业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取向。三次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业和其内部结构，增加了低下”的过程中调整，或其他的柔软的行业的税收政策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如增值税扩围,支持小微企业,等等,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总体而言,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设计,针对性不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当前的税收政策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激励功能,税收政策取向、组合和政策工具使用等也有一些问题。
1．受财政收入职能的强力制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确保税收功能是促进我国税收制度和政策设计和变化的重要因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低,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但是坚持税收功能,将导致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执行“但财政收入”为最高指导原则。在满足施工需要的短期财政收入和关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利益的平衡,很多,可以促进GDp在第二产业的现有产业结构取决于税收形成,然后成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接近资源和环境承载一个临界点,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两高一资”产业项目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这表明加强趋势。可以70%的工业能源消费在我国近年来,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总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长率。没有准备好“两高一资”行业项目的GDp和税收,税收政策决策和制造商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功能作为一个“篮子”的主要组件税功能。
2.驱动方式是单一的，效果有限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导向一样有三种类型：(1)税收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者等农产品的销售外，宠物饲料饲料产品，农业生产资料收集角色和存储粮食收购和出售国有粮食企业征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免农业企业。［2］支撑了第三产业的税收政策的发展，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非营利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邮政服务，免征营业税金融业务的一部分，企业文化电影拷贝收入征收增值税，文化的产品出口增值税出口退税，经营性文化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后的问题的转换和类型的收入征收增值税，动画企业服务征收营业税税率为3%减少，高度的技术服务企业所得税的征收15%的速度减少，职员工教育费扣除，外包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3)鼓励技术的进步，节能环保的税收政策。显然，激励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主要税收优惠，超重也是有限的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直接间接税税收优惠比。范围的意思，税收优惠政策的功能局限于特定的纳税人，相当覆盖了整个产业链，以及缺乏产业链的所有参与主体的利润税影响导电机制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激励的效果。
3．对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优惠政策较少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认识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成效可喜。但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还参差不齐，核心竞争力缺乏，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形势。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税收政策主要以结构性优惠为主，对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研发、设计、核心技术开发等优惠政策缺失。综合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形势来看，对引进先进技术的优惠政策多，反而对自主创新研发环节的优惠政策少，这种优惠方式导致企业把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上，由于新技术研发的成本及风险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7
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两种政策取向
产业竞争力指的是某个产业或行业应对市场竞争(含国内外同类产品与服务市场,国内外替代或相关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并在竞争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能力,其主要包括产业或行业的市场份额,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商业信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市场适应性等多方面的能力。从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等目标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着共同之处;但无论是从理论依据还是从政策手段春,二者之间都有着重大的差别:
产业政策一般以经济后起国家的“市场残缺”和“后发优势”为理论依据。“市场残缺”有别于我们通常所指的像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等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而是指经济后起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从而导致市场机制无法稳健运行。如果说市场失灵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的共性的话,那么市场残缺则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特性。经济后进国家的市场残缺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中市场化程度低;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全,其结构和行为往往是扭曲的;市场体系不完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割裂,要素市场发展缓慢;市场信息经常阻滞与失真;最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框架作为保障,后进国家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和信用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后发优势”则是指因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性所产生的可模仿性,由于后进国家的产业结构层次往往较低,因此可以向先进国家引进、学习并模仿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从而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实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市场残缺”与“后发优势”的存在,决定着后进国家必须在实行赶超战略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另辟蹊径。
产业政策的基本立论是,如果缺乏政府直接的或间接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支持,企业就难以有效地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和结构调整,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并最终削弱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推行产业政策的国家都十分强调政府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一方面强制性地移植市场制度,培育市场主体,以克服市场残缺;另一方面则根据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选择并确立战略性的、具有较大关联效应的主导产业部门,通过财政、金融、管制、外贸等政策手段,大力予以政策上的倾斜,保护和扶植其发展,迅速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在提高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产业政策遵循如下的思路:
“市场残缺”与“后发优势”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强干预倾斜式的产业发展策略旨在保护、扶持特定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竞争政策是政府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而确立的经济政策与法律体系的总和,它以“市场有效”和“政府失灵”为理念,倡导经济的自由民主化,主张借助有效的法律框架和实施机制,创造公平、透明的经济环境,促进竞争,限制垄断。竞争政策的目标指向是由各种原因而不断衍生出来的对市场竞争秩序的侵蚀和破坏因素。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角度看,竞争政策并不为特定产业的发展提供保护与扶持,而是为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创造公平、透明的经济环境,因为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性市场本身就能够为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提供至为强大的动力和源泉。也就是说,在一个供求双方都存在足够数量的独立参与者的竞争性市场上,每个参与者为了能够在相互争夺中成交,需要向来自另一方的伙伴提供优惠条件,包括低于同一方的竞争价格,优惠的支付条件和供给条件,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等,而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则是当事者最重要的竞争策略。因此,竞争性的市场提供了激励产品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为各种新的想法、新的技术、新的组织、新的管理方法提供了演练场和试验地,一旦技术与组织创新获得成功,就能够在市场上赢得回报。在此过程中,一个个富有生机活力的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产业竞争力自然就会因之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竞争性的市场本身虽不直接青睐于哪个产业,却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极大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由此,竞争政策对于促进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思路如下:
“市场有效”与“政府失灵”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弱干预自然演进式的产业发展策略旨在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透明、公平的经济环境的政策设计提高产业竞争力。
表1财政政策及制度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的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江小娟(1996.pp.80)整理并补充
二、产业政策取向之下的倾斜式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政府借助一定的政策工具对特定产业的发展加以干预的过程。按照政府的干预方式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产业政策所采用的手段可以分为政府直接干预型和间接引导型两类,每一类又可以分为支持型和限制型两种。因此,产业政策手段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直接干预型支持手段;直接干预型限制手段;间接引导型支持手段;间接引导型限制手段。依此,我们可以把财政政策及制度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的内容归结为表1:
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倾斜式的财政政策及制度作为产业政策工具加以运用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为产业政策的实施筹措资金。在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国家于1979年开始以举债的方式集中资金,所取得的债务收入除用于还本付息外,大部分用于建设性财政支出,支持重点产业建设。比如,1994年国家债务收入的56.9%用于支持建设性支出,而42.4%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国家统计局,1995)。为了支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政府于1983年起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范围包括国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以及这些单位所管的城镇集体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直到1994年实行新税制、取消对国有企业征收该基金之前,国家财政每年征集的该项基金大致都在100亿元以上。
第二,国家对鼓励发展的产业或地区实行低税率、减免税、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限制发展的产业则实行高税率,征收附加费的方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行业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我国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持的对象,因而一直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益者。我国现行税制规定,新办的从事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和经营单位,可以从开业之日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从事能源、交通、港口、码头等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建设的重点在东部,政策大量向东部倾斜。在以特区为龙头的对外开放中,税收优惠是国家用以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经济杠杆。我国对经济特区实行的一套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包括:(1)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分经济性质和隶属关系,一律实行15%的所得税税率。(2)特区三资企业还享受“两免三减”和“从第一个获利年度开始纳税”的优惠政策。(3)除交通运输、服务、银行、保险业外,矿物油、烟、酒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其他产业免征工商统一税。我国特区实行的税收优惠,既降低税率,又定期免税,再专项照顾,可谓多法兼施。后来,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区、边境对外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城市、内陆开放城市等的先后设立,以及西部大开发等的进行,原先赋予经济特区的一些优惠政策相应推而广之。
第三,在对落后地区实施产业扶持计划中,财政充当着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以“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三西(山西、陕西、蒙西)农业建设专项基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贷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等形式向经济落后地区提高财政贷款和政策性贷款,支援这些地区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发展当地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1989年,政府又拨款10亿元人民币作为垫底基金,建立了民间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1994年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支持。
第四,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投资建设项目征收不同税率的调节税,这主要体现在1991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规模实行差别税率,即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对不同类别的投资项目分别征收0.5%、10%、15%和30%等五挡不同税率的调节税。
第五,国家为需要加以保护和扶持的产业设置各种进口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这是最能明确反映我国产业政策取向的形式之一。比如,出于保护国内汽车工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轿车整车进口减税税率,当年税率达到220%。从1992年起,基于“复关”等需要,减税开始大幅度下调,到1997年10月三日调整为80—120%,汽车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约为55%。为了促进轿车技术引进和零部件国产化,国家对国产化率较高的车型制定了零部件进口的优惠税率;部分汽车关键件进口的非关税措施已被取消。再如,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国外受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对国内农业生产和市场造成冲击,我国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保护性的关税政策,虽对粮、棉、油进口免征关税,但对其他农产品进口则设置了50一100%以上的较高关税率,并对农产品进口实行计划配额、进口许可证、技术卫生标准检测等非关税措施。
三、产业政策及倾斜式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内在缺陷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8
《通知》规定，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按照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具有行政法规效力文件规定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以下办法实施过渡：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的企业，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原执行24%税率的企业，2008年起按25%税率执行。
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
实施过渡优惠政策的项目和范围按《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表》执行。该表详细列举了实施过渡的30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涉及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设在海南岛等特定区域企业原来可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国家旅游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政策等，总计30项。
《通知》规定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文件精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中规定的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9
关键词：税制改革统筹设计稳步实施
一、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这是在全面总结1994年税制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分析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反映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税收制度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迫切要求改革现行税制，创新税制体系。与10年前相比，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开始实施；市场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转变为结构性过剩，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抑制通货膨胀转移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和全球产业调整趋势的带动下，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主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之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利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现行税制所包含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残留和经济过热时期的阶段特征，明显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虽然1998年以后我国陆续对税收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税制总体框架和政策基本取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税制不统一、税基不规范、税率不合理、税负不公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内外二元”、“城乡二元”的税制格局特征依然十分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只有通过全面深化税制改革，消除现行税制弊端，创新税收制度体系，营造统一、公平、透明、规范的税收政策环境，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税收职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二，关注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迫切要求调整税收政策取向，强化税收调节功能。近年来，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再就业压力加大，“三农”问题突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现行税制格局制约了税收政策取向的调整，导致税收政策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不仅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反向调节。因此，为更好地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使税收政策更紧密地与中央的宏观政策保持一致，就必须通过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突出税收政策关注民生的取向。
第三，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调整优化积极财政政策，必然要求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为主要内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财政风险积聚、政府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等方面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为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和完善扩大内需的方针，就需要调整和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将重点从扩大政府支出转向优化供给结构、刺激市场需求等方面。这就要求进一步突出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重要工具的地位，发挥税收政策在启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外贸出口、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使之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着力形成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可行性
第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税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税收的快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源泉。从2000～2003年看，税收收入（含农业税收，不含关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分别比上年增长22%、19%、13%和20%，年增收额分别为2396亿元、2529亿元、2088亿元和3458亿元，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收额分别占各年增收额的61%、29%、48%和44%.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再翻两番的目标，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不出现重大意外事件，GDp年均增长率可望保持7%甚至更高的水平，税收收入也将因此保持相应的增长势头，从而能有效地缓解甚至消化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二，税收征管效能的提高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各项措施的全面推行和征管改革、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税收征管的效能有了较大提高，对税收增收的作用逐步显现。在2000～2003年的税收增长额中，综合性征管因素分别占到26%、45%、56%和45%.这说明，当前我国税收正步入一个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法治环境优化、征管手段改进和征管机制完善为依托的增长阶段。随着“金税工程”三期建设的全面铺开，随着相关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启动，可以预期，上述综合性征管因素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发挥，这将为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管理基础。
第三，当前的税负状况为税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2003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为17.5%.这一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属偏低，但是在世界性减税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的增长使这一差距正逐渐缩小。如果剔除社会保障费因素，我国现有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1999年日本16.4%的水平，接近美国21.6%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税外收费状况，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不低的。同时，从边际税负的角度看，近几年我国宏观边际税负水平（即新增税收收入占新增GDp的百分比）已处高位，2000～2003年分别为32%、32%、40%和37%.这说明，税收在新增GDp的分配中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因此，通过实施税制改革，对纳税人的负担结构和负担水平进行合理调整并适度降低，是具有一定的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和部署，需要对新时期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予以明确。对此，笔者认为，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强调：适应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完善税制要素，优化税制结构，营造统一、公平、规范、透明的税收制度环境，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为使税制改革方案更加切合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更加体现时代的特征，需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统一内外税制，统一城乡税制，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规范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消除现行税制存在的对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税收待遇，实现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税收待遇平等、税收负担公平，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二，优化税制，明晰税权。一方面，要立足我国国情，参照国际惯例，科学构建税制结构模式，合理选择主体税种和税种类别；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和规范相应的税制要素，提高税法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在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在统一税政前提下，明确界定税权，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利益，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三，规范政府分配方式。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从收入的角度看，就是要大力实施税费改革，清费立税，进一步确立税收在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负担，提高社会经济效率。
第四，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一定要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力求使改革后的税制简便易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机制，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降低征纳双方税收成本。
第五，促进税收与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强化税收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确保税收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实现税收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四、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策略思考
第一，需要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实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避免年度之间财政收入的大起大落，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必须在收入的增减方向和时间的进度安排上统筹协调。这种协调既体现在一个税种内部，也体现在不同税种之间。对于单个税种，在全方位改革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对某些税制要素进行局部调整，逐步予以推进。对于不同税种，在综合考虑改革的迫切性和改革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搭配，选择恰当时机予以实施。
第二，需要在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中考虑税制改革成本，把税制改革纳入公共财政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进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从财政角度看，既有减收的因素，也有增收的因素。虽然改革初期财政会面临暂时性减收，但是减收的幅度可以通过策略性安排加以控制。一方面，分步实施税制改革，注意增税政策、减税政策与不同年份财政收支规模的合理搭配，使税制改革对财政的影响控制在财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在财政支出预算总体框架中事先安排税制改革成本，统筹配置财政资源，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使国家财政由于税制改革而承受的压力得以有序释放。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运用国债资金，弥补因减税而导致的财政缺口。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财政上耗用的只是机会成本，并不实际表现为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不会直接损及有关方面的既得利益，而税制改革的力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却能较好地统一起来，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新经济政策的特征篇10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一，中国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开放市场的各项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一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中国应当履行的义务，中国应当调整或者废除国内补贴措施中与该协议不符合的各项规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逐渐被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承认，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政策遭受反补贴起诉的可能性增加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实施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大多数被国有企业所享有，另外，银行贷款也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有可能造成这些优惠政策成为对国有企业的专向补贴，从而被国外进行反补贴起诉。《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对公共机构的定义是含糊的，这就有可能导致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或者国有企业自身的资金资助被认定为补贴行为。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修改了国内法律，使得反补贴措施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美国将反补贴措施运用于我国企业扫清了障碍。2007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铜版纸案”采取反补贴措施，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府将改变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征收反补贴税的措施，未来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反补贴起诉。
一、《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关于补贴的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管辖下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6条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条款和第16条一般补贴条款内容的具体化。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如果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对企业给予一项专向的利益或者实行了《SCm协议》第二条禁止性补贴，由此导致企业获得了特殊的利益，则被认定为实施了补贴行为。
二、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扶持的方式
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方式既有财政资助、价格支持方式，也有非利益扶持方式；既有针对国有企业的专向补贴，也有并非针对国有企业的非专向补贴。表现为财政补贴、优惠的土地、银行贷款利率等政策。
这些专向性的补贴政策主要见之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5a：《根据第25条作出的通知》中。补贴的类型包括几种：第一，赠款和税收免除形式；第二，区域经济补贴；第三，贷款和外汇的便利性优惠；第四，对于特定行业和企业的补贴..这些专向性补贴中有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照，也有仅仅是产业优惠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而并非单独给予国有企业的专向补贴。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照包括价格支持、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和贷款和外汇的便利性优惠。
1.贷款的便利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从事贷款业务，对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的可能性下降。我国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中国中西布地区的能源、运输、电信和水利、资源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实质上获得了大部分国家开发银行的基础设施贷款，形成了补贴中的事实专向性。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政策主要用于保证商业银行的出口信贷，小部分用于直接出口信贷。出口信贷补助大部分被国有企业获得，也构成了事实上的专向补贴。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进行贷款项目选择时，往往是依据政府的行政指令或者国家产业发展计划，具有较小的自主性。另外，在银行提供的市场利率贷款中，贷款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流向了国有企业。造成流向国有企业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吸收资本，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吸收资金上不及国有企业。但是贷款便利性并没有形成价格支持或者财政资助，贷款的便利性不能构成补贴行为。
2.特殊的价格支持
我国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但是，对于某些特殊商品，政府是可以进行指导定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规定的政府定价的商品有，“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自然垄断的商品，重要的公用事业商品，重要的公益性服务”，此外，于《价格法》中未做规定的利率、汇率价格政府也可以进行指导定价。例如，我国煤炭和石油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按照计划价格实行低定价，造成补贴向下游的发电、运输、石油加工行业传导。2002年，国家取消了对电煤的国家指导价格，但电煤价格双轨制以及电煤由政府指导定价的形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在2006年政府决定全部放开电煤价格之后。不分重点合同内外，均由供求双方协商确定。但在五大电力集团与煤炭企业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时，国家仍旧选择了对煤炭市场实行价格干预。2001年我国实行新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以新加坡、鹿特丹、纽约的石油成交价格为基础，由国家发改委按照海洋运费、关税等流通成本和税费调整为国内成品油销售价格。中石化、中石油在发改委销售价格的基础上再适度调整，形成成品油零售价格。人民币汇率形成也是一种特殊的价格。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我国政府低估人民币汇率，形成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多次要求我国上调人民币汇率，减少外汇倾销行为。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对所有出口企业均提供了相同的便利性和利益，并未使国有企业获得优于其他企业的优惠，没有形成补贴专向性，不能视为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运价是否构成补贴。
3.区域性的差别补贴
我国政府区域性的差别补贴既有中央政府给予的区域差别政策也有地方政府的区域差别政策。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别，国家实行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性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形成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优惠政策开放的经济格局。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实行有差别的区域经济政策。这些区域差别的政策并非针对某些企业授予，而是对于在该区域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国有企业仅仅作为区域内市场竞争主体而获得这些优惠政策，则不会被认定为构成针对国有企业的专向补贴。
4.税收政策
我国政府对于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分为直接税和收优惠政策和间接税收优惠政策。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或者免税措施，特定优惠税率安排以及再投资的抵扣。间接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折旧加速、特定准备金提取和盈亏相抵等。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不同，间接税收优惠政策是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的补贴措施，而我国对于国有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直接出口退税，其表现为出口退税和减免税相结合。出口退税一般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只要已经征收的间接税超过政府对出口产品的实际退税。但是如果出口退税过多，以至于超过政府对该产品征收的间接税，则超过部分将会被认为违反《SCm》构成出口补贴。
国有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最明显的表现为企业所得税率优惠。从事高新技术的国有企业享受15%的税收优惠政策；从事经营文化产业的国有企业，则根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享免征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从事涉农产业的国有企业个面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得税征免问题的通知》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被农业部评为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其绝对控股的下属的子公司，从事农林牧副渔初加工、种养植业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暂时免征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事业等法人经济实体，从事农林牧副渔初加工、种养植业经营获得的营业收入，暂免征所得税。未能享受国家区域政策或者产业政策的国有企业仍旧可以享受地政府免征的企业所得税。对于正在改制中的国有企业也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创办经济实体，用以解决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进行主辅业分离，可以在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现有的服务型企业和现有的商贸企业（从事批发、批零兼营以及其他非零售业务的商贸企业除外）新增加的岗位，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含30%），并与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3年内对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减征30%。
在所得税基的认定上，国有企业也享受优惠政策，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其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在所得税额抵扣上国有企业也享受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在改制之前发生的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改制时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之前扣除，3年内的应收账款，确实已经形成坏账的，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之前扣除。
另外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除所得税之外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不征收营业税。对于债转股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在新设、合并重组、分设企业时，对于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三、我国政府应当如何调整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政策
1.废除进行补贴行为
我国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和战略性领域通常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民营资本不允许进入这些领域经营。国有企业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产业有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航空运输、航运等产业。这些领域普遍的优惠价格支持和财政补助行为，由于民营企业无法进入该领域，将被国有企业单独享受，很容易造成专项性补贴的口实。因此，我国政府应当调整产业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资本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股份制改造，降低国家在企业中的持股比重，增加公众在企业中的持股比重，将国有企业改制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形成科学的法人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