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教育的政策篇1
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社会分工逐渐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职业教育作为独立教育类型的出现，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效率，但是专业化分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与产业之间天然联系的断裂，职业教育逐渐游离出产业环境，并且有欲行欲远的趋势。为拉近两者的距离，并让其在新的发展阶段重现先天融合之状况，必然需要社会力量的推动，尤其是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主导推动力。然而，目前已有政策，对于提升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的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中观的校企合作还是微观的工学结合，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1][2]。因此，通过研究已有政策的历史变迁，分析政策产生的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于完善产教融合的政策支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界定
“产”就是对“产业”的简称，从传统意义来说，产业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物质生产部门，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业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也不断扩展。产业是指利益相互联系、具有不同分工的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泛指一切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集合性组织。“教”即“教育”，在此特指职业教育，是指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满足社会再生产发展，产业对人才素质提出的专业化要求而产生的独立部门，其目的主要在于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融合”指的是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合成一体，是指相关事物之间主要发生质的变化，并成为一种新事物，这种新事物在形式、内容方面可能不同于原有事物，质量有所提升和改变[3]。因此，“产教融合”是指职业教育与物质生产、社会服务等行业共同开展生产、服务和教育活动，并且形成不同于单纯的教育与产业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此组织的核心是从事教育、物质生产或社会服务工作，并为产业部门提供合格、成熟的劳动者。其不同于校企合作中企业和学校权、责、利的分配，而是必须形成一个具有不同于学校或者企业功能的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承担起学校毕业生顺利走向工作岗位且能胜任工作的重任，是学校和产业之间有效衔接的桥梁。因此，制定适合此组织发展的支持政策，对于产教融合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变迁是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目标而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和制度结构的重新调整，是一种社会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4]。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提高制度的效益，为制度推动者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变迁也是为了产业和职业教育两者利益的最大化。职业教育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产业则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中市场既是推动者，同时也是收益者。为此，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受政府和市场双重规制的影响，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范式，即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与市场本位的政策范式。
（一）《职业教育法》颁布前与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
1978-1996年间，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停滞的不同历程。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成来看，这一时期可以归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初期，国家政策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化为主。1978年后，中央领导人和政府相继讲话和文件，表明了发展职业教育的观点，且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途径，即改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也因此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给予学校拨款和社会力量相关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的发展。如1983-1985年间中央财政共划拨了15000万元的职业教育补助经费[5]；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吸引企业投资职业教育；同时也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力量，成为学校和社会力量衔接的桥梁，将招生、就业与市场产业进行很好的衔接。此时政府是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着，其目的在于确定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从社会吸取办学资源，并将毕业生投放市场，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带有很强的计划培养特点。国家本位、政府主导的政策，曾经一度造就了职业教育中产教结合的可喜成绩，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持续上升，1996年达到了188.91万人[6]，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高度吻合，受到了市场的欢迎，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和争抢的局面[7]。但在国家本位的政策导向下，职业教育对政府形成了强烈依赖，在政府政策及相关配套改革工作滞后的情况下，90年代后期职业教育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衰落的状态，招生数量持续下滑，“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约1200人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8]。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也逐渐脆弱，职业教育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二）《职业教育法》颁布后与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
鉴于职业教育中出现的困境，为改变现状，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并在第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确立了产教结合的法律地位。为贯彻此法，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对贯彻产教结合进行了工作部署。接下来颁发的相关文件都对产教结合工作有明确体现，如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也要依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2004年《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高职教育发展道路；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出现了“产教融合”的要求，是对产教结合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从产教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对于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要求，及其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变化。不仅为产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作出了相关指导，也明确了产业部门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件完善了“行业企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的宏观（产教融合）、中观（校企合作）和微观（工学结合）的要求”[9]，且极大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形成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并重的良好势头。但是这些文件并不是与《职业教育法》配套的下位法律文件，它们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有限，对于产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并不具有约束性，且政府对于自身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主导作用缺乏清晰的认识，对于参与主体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导致职业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在处理产教融合的相关事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国家本位政策失灵现象比较普遍，产教融合缺乏良好的前期基础。
（三）《高等教育法》与市场本位的政策范式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高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并且明确提出“要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标志着高教政策由国家本位向市场本位的演进。1998年《高等教育法》颁布，标志着市场本位政策的正式确立，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从中央向地方转移，高校自主办学权力逐渐扩大，由此也意味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市场治理模式的确立，政府的教育职能相应缩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渐减少。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1999-2005年，高校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从2962.37元降至2237.57元，许多学校都曾一度面临严重的经费问题，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从数据显示虽有增加的趋势，即从1999年的228.58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336.66元[10]，但从生均支出数额上可以看出，国家政策更加倾向于普通高校，其生均开支将近中等职业教育的十倍，职业学校办学经费相比更加拮据。其次，许多学校脱离行业、企业的管理，成为了独立的办学主体，同时行业部门、企业组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职能也被弱化，行业指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产教结合的良好势头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市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逐渐降低。第三，随着《高等教育法》的实施，高等教育体系中引入了市场机制，所有学校都需要在市场中获取办学资源，尤其在其他高等学校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到了来自教育体系内部的挤压而逐渐缩小。另外，职业教育自身办学力量薄弱，社会地位不高，职业教育体系中缺乏上下贯通的发展道路，社会认可度进一步降低，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无法获得政府和产业部门有效的政策支持，产教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桥梁，产教结合也由此陷入困境。
总之，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曾一度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了产教结合的发展，随着市场本位政策范式的确立，高等教育走向市场，职业教育受到了来自教育体系内外的挤压，产业部门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逐渐降低，产教间因缺乏有效衔接而使两者的结合陷入困境。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历史需求下，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问题再次突显，成为了政府、学术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产教融合政策变迁的逻辑
（一）同构逻辑与政策变迁
所谓同构逻辑，指的是环境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即政策必须适应环境变迁的方式，同时，也不排斥政策对环境的能动性。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分工后的产物，其政策必然受到社会宏观政治、经济的影响。
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与社会集权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各种人才短缺，政府看到了职业教育在解决人才短缺中的作用，随即提出了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的思路，并出台了提供财政拨款支持和给予企业办学的优惠政策，职业教育与产业人才需求市场对接，使其顺利从市场中获取了办学资源，毕业生也能顺利投放市场，满足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此时的产业和教育完全置于政府的集权管理之下，它们都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和产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主导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二是教育运行方式以计划调控为主。政府直接干预职业学校和产业部门的活动，产业部门缺乏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意识，教育部门也缺乏主动对接市场办学的理念，但在政府计划指令下，职业教育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产教结合也出现了可喜趋势。
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的调整转变，职业教育组织群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政府作为办学主体的职能开始转变，办学权力开始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学校，职业学校也纳入了自主办学的主体范畴，但在获得自主权的同时却失去了政府和产业部门的有效支持。其次，市场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手段逐渐受到重视，产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的指令性要求被撤销，他们面临更大的教育市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择更加有利的教育合作对象，那些竞争实力强、人才培养能力水平高的大学成为了产业部门青睐的对象，蓬勃发展的高校与产业对接状况进一步挤压了职业教育与产业衔接的空间。再次，产业部门自身也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如何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优胜劣汰中获得生存的机会，是各企业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于职业教育的参与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在缺乏计划指令的情况下，原有政府架接的产教桥梁也逐渐坍塌，产业部门与职业教育也就日渐疏远。这种市场经济失灵带来的产教分离后果，促使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干预，以促进产教关系的改善。
总之，由于政府政策导向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产教关系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从计划经济下的“产教合一”到市场经济下的“产教分离”。产教关系的这种变化与中国长期形成的“极强政府――极弱社会”的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在强势政府的计划集权之下，职业院校和产业部门都缺乏自主权，且缺乏资源有效配置的意识，习惯了按照政府计划指令做事。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府选择了下放办学自主权，以激发学校自身办学的活力，提高地方办学的积极性。然而，由于产业部门和学校的自主能力太弱，市场经济体制还欠完善，无序竞争的状况时有发生，在教育体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大学获得自主办学权之后，自主权出现了垄断和滥用现象，它们逐渐扩大招生，密切联系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多样化且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的职业化倾向比较明显，挤压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逐渐下降。为此，政府本能的反应是加强控制，规范大学办学行为，为职业教育拓宽发展空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需求也应运而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要求也频繁在政府文件中出现，但对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且获得自主权的产业部门来说，文件的指导性大于实践性，对产业部门的约束力很小，所以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成效甚微。这种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原有计划经济和集权管理思想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表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的社会背景，“同构逻辑制约了政策的创新和变迁”[11]。
（二）认知逻辑与政策变迁
认知逻辑是指行动者认知方式在政策变迁中会发挥重大作用，政策的制定可能源于行动者群体认识上的某种思维定势，同时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政策的变迁。因此，对政策决策者如何在其结构和框架下认识形势进行深入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恢复及其发展阶段，国人关于职业教育办学的讨论主要通过落实政府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为产教之间架构衔接的桥梁，以使职业教育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业发展的人才需要。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出了典型的政府集权与计划经济的特点，产教一体化状态发展较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原有计划、集权的思维无法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国人对职业教育办学的讨论也从政府主导转向了市场主导，认为市场应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风向标，也应发挥市场主导职业教育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很好地顺应了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分化的需要。对于职业教育中产教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对于产教关系的发展也不是基础的。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产教融合来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于职业教育中产教关系的决定作用，其制造了产教结合的假设前提，认为只要政府主导，职业教育就会实现产教合一，达到融合的效果；或者认为只要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产业资源就必然流向教育部门。这种思维方式在实践层面展开后就会发现，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都只是形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质关系并没有得到改观。因而只要外界环境发生改变，两者之间脆弱的链条就会断裂。二是由于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对自身在产教融合中的自主性缺乏意识，亦或自主性太强，使得他们在摆脱政府的单一控制后，又陷入了市场经济的陷阱，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在市场的洪流中并没有像预期地融为一体，反而愈走愈远。三是这种思维模式缺乏对产教关系一体化前提的认识，即教育与产业本属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社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彼此提高效率和效益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强，两者之间重新确立了各自的“边界”，且距离慢慢拉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间地带”[12]。对产教之间如何跨越“中间地带”的思考，才是处理产教关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政策制定的良好思维方式。
（三）积淀逻辑与政策变迁
积淀逻辑是指政策在变迁中会受到历史积淀的影响，国家政策一般都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积累性，主导当前实践的价值观和理解力都带有历史遗留的痕迹，因此，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并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内部办学力量的缺失影响了政策的倾向。从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中综合教育质量比较低的学校改造而来，这样的学校一般都被贴有“四低”的标签，即“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在竞争中面临生存危机，为谋求发展，不得已改办职业教育。而高等职业学校也是由一些企业主管的职业大学改造或中专学校升格而来，在高等教育层级中处于最低位置。因此，从一开始，无论中职还是高职其教育组织内部都缺少精英力量，缺少与政府对话的机制，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应有的办学实力，对产业部门也缺乏吸引力。
其次，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并且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而非教育与产业分工及其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当初举办中等职业教育的目的主要为打破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高中一统局面的单一化教育形式，高等职业教育主要为中等职业教育提供上升的空间，或为完善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形式。因而，在教育部门并没有催生职业教育的原动力。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行会在教育中的影响力很小，缺乏参与办学和教育管理的主动性，同时产业部门都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社会责任，教育责任并没有完全纳入社会责任内涵之中，即便在政府指令计划下参与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或管理活动，其主要出发点也是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或为企业人才培养提供便利，并非主动承担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鉴于产教关系中双方的出发点和目的存在差异，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意义，对于产教关系并不会带来实质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比较艰难的原因所在。
四、产教融合政策系统的构建
纵观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关系的变迁，可以看出政策呈现出“政府主导作用强大，市场力量明显不足”的特点。主要原因有：其一，宏观制度背景制约着职业教育中产教关系的变化。在同构逻辑作用下，产教关系必须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结构。职业教育产教关系最初出现的产教合一状态是计划经济和集权管理制度背景的选择和决定，而后，随着国家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和转型，产教关系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二，行动者认知方式也制约着产教政策的变化。职业教育中产教关系至少涉及到两个层面，即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在产教关系中的身份确定，政府、学校和企业作为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分配。由于行动者思维的局限，我国的产教政策一直游离于这两层关系的，产教关系也就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其三，政策的积累效应也影响着产教关系的变化，在产教关系的确定上，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学校发展历史都沉淀了政府指令和市场失灵的烙印。因此，产教关系要在合法性范畴内，突破传统创新发展，达到产教融合的效果，政策的体系构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转变认知方式，形成产教融合“中间地带”存在的共识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都是作为独立的社会部门，在基于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开展产教合作，产业部门作为甲方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为实现产教融合，需要进一步转换思维方式，由关注两者作为独立主体的存在转移到双方都有可能渗入的“中间地带”[13]。所谓中间地带，是指由社会分工自然产生的一个既不属于教育部门，也不属于产业部门的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是职业教育人才成长为产业部门人才不可跨越的关键区域，此区域的阻隔在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人才成长过程的断裂。在弥补裂痕中，产教融合变得尤其重要。但职业教育部门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独立承担中间地带建设的能力有限；而产业部门开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且对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会有直接的不良影响，在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产业部门，由其独立承担中间地带建设也存在很大的难度。既然是中间地带，产教双方就都不存在天然应承担的责任。由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问题的主要责任人，有必要重视中间地带的存在，制定行之有效的干预政策，突破产教融合“中间地带”的困境。
（二）转变政策范式，从“供给侧”开展制度创新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从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出发，调整职业教育结构，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实现职业教育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原有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有国家本位和市场本位两种，这两种政策范式的出发点都从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出发，举办适应相应层次学生发展的教育，职业教育的中高职教育规模逐渐趋向均衡，但是对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资源的整合还存在“拉郎配”的现象，产业部门在职业教育中一直处于乙方的身份地位，资源整合效率比较低，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都存在貌合神离的现象。为此，必须转变政策范式，从“供给侧”开展制度创新，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政府根据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的相关规律，从教育、经济、劳动等方面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宏观性法律政策框架，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的实施提供合法性保障。其次，必须出台转变产业部门身份地位的政策文件，确定产业部门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优惠待遇，为产业部门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清除障碍。第三，出台相关政策，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经费保障机制，让职业教育主体在改革活动中既有坚强的后盾，又有充分的自主性。第四，制定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促进政策，通过职业教育专业调整与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率和效果，以实现职业教育的“精准供给”[14]。
融合教育的政策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企业权益；风险规避
作者简介：刘春艳（1979-），女，湖南益阳人，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聂劲松（1964-），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教育制度、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一般资助课题“产教融合实现‘双赢’的条件与机制研究”（编号：XJK015BZY016），主持人：刘春艳。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3-0036-05
产教融合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基本经验，也是近十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热词。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职业院校与产业或企业之间的交融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策略性自愿选择行为，呈现出连续的、积极的和不确定的过程，且处于不同管理目标与功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1]。产业或企业能否积极应答、主动融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或企业权益的实现。本文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职能定位入手，分析企业权益的影响因素、风险及其规避策略，并通过建立组织动力循环系统和联动机制，探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双赢”机理。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职能定位及权益界定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即职业教育与产业或企业的融合，是职业院校与产业、企业相互交融形成的一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组织实施方式，也是广义的教育资源整合、扩充与运用的一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拥有的工业化制造技术、产业化市场开拓优势、商品需求信息及资金筹措优势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将与职业教育资源发生交融，甚至重组，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提供巨大的空间和机遇。因而，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企业的职能定位主要包括：（1）协作者职能。主要为职业院校实践教学提供真实情景和指导教师或师傅。（2）引导者职能。主要为职业院校提供人才和技术市场需求信息及标准，引导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向。（3）共同体职能。主要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监督并促进课程教学的实施，接收学生顶岗实习，与职业院校共同参与政府各项科研计划，共同为企业技术创新争取经费资助和积累知识，转化职业院校科技成果，不断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实际上，企业运用成果转化的经营管理优势，提前介入项目科研从而降低技术吸收消化的风险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而且，企业通过与政府、职业院校等主体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能够整合和运用各项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快速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企业权益即企业决策权力、发展权力，以及经济利益或者投入产出效益等。从经济学视角看，企业权益指的是资产，是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即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从管理学视角看，企业权益是指投入产出所产生的效益、需求供给的平衡及技术系数、边际效益等相关经济规律对人力资本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国家、区域创新主体，企业是基于技术创新所形成产品产业化的动态链上的主导，也是影响国家和区域未来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环境中起着技术创新、吸引人才的作用。同时，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盈利能力、促进自身发展并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权益，既有融合过程中的决策、知情、发展权力，也有融合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具体而言，至少有两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资源共享权益。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资源价值的有效与否不仅在于企业自身，而且在于企业将资源配置与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比较，判断分析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企业借助于产教融合中的职业院校输出人才和科技成果，获得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通过税收、政策补贴等享有财政、物质、信息资源。可以说，共享是企业进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原动力。二是成果转化权益。于市场环境中的企业追求技术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而职业院校则侧重于知识创新和获得学术成果，企业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获得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将技术转化为产品，从而提升教科研成果服务于市场的能力，充分利用企业教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权益，将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实际上，理想状态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该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双重特征，并依存于国家法律、政策的外在环境，依附于产教融合各主体组织的内在能力。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内生能力包括企业的反应能力、信息沟通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在内的复杂系统。因此，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定义，企业权益即企业竞争力优势，属企业经营权益的范畴。企业通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合作平台，利用政府营造的良好外部生存环境，具有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品和服务，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此外，正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uter）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所指出的，创新是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链及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2]，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寻求技术、金融、政策等支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为自身技术创新而服务，以确立本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企业权益的影响因素
目前，由于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不明确，信息不对称，制度环境、产权环境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资金和资源投入以及引导、监督、规范发挥不了相应的作用，以及信任机制和产教融合组织方式等“政府失效”、“市场失效”的种种问题，使得企业权益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受到严重影响和损害，进而导致企业与职业院校融合度不高，甚至使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流于形式。
（一）外在政策环境的影响
包括对产教融合具有推动作用的供给政策、对产教融合具有拉动作用的需求政策，以及起到间接促进作用的环境政策。政府介入并实施有效干预，正确发挥职能，对产教融合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是否真正借助政府的帮助取决于企业对其权益的平衡比较，这是政府起到中间桥梁作用的关键。宽松而有保障的政策环境对企业权益有正相关关系，在产业加速转型背景下，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化进程越快，企业权益体现就越充分。比如，如果企业确定能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就可能达成产教融合；如果政府不积极有效履行其职能，对企业权益发挥不了保障作用，企业丧失重要的商机，自身发展速度延缓，产教融合进程也就无法推进。
（二）产教融合方式的影响
这种组织方式主要在产业需求和职业教育专业发展趋势间寻找定位，形成对适应产业关键和共性技术创新需求资源的认识，选择获取与产教融合组织相匹配的技术、知识、信息资源，实现资源积累，通过组织内部间的沟通、吸取、激活并进行有效融合，形成独特的适合产教融合组织发展的新资源。进一步讲，就是通过学术前沿的准确定位、资源整合能力、技术与知识的监测能力及技术创新等，形成政府主导建立非盈利性组织方式、混合所有制组织方式、“产教融合”联合型组织方式、“企业与企业”构建第三方组织方式、“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盈利性企业化的组织方式等。不同的组织方式对企业权益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灵活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形成先进技术转移的通道和技术创新共同体，要求企业不断改进组织结构，建立能促进企业合作交流的机制，促进和开发有学习价值的工作环境。在此之中，产教融合使企业以教育为载体，结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智力资源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流动，重视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培训，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合理优化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结构，打造企业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同时，还充分利用政府智库作用，正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把职业院校的教科研成果作为技术资源和知识转移平台，不断引进并进行内部技术消化吸收，实施技术创新，强化技术竞争势力，最终形成产业集成优势。
（三）合作对象选择的影响
产教融合是以合作目标为基点，选择好职业院校作为合作对象是首要，合作对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产教融合的效果，一旦合作对象选择出现偏差，企业不仅收不到产教融合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不了交易成本，而且融合周期过长、风险承担比重大幅度增加、技术外部效应得不到“内部化”转化等，企业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合作对象的匹配度也直接关乎企业权益的影响。产教融合中选择双方以知识溢出为特征，由基本属性构建，要求发展目标一致，具有较强的知识、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融合对象。合作对象的优劣与匹配度对企业权益有着正相关关系。外在政策环境同等条件下，合作对象的适合度越高，其内生组织优势越明显，企业权益越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而，企业应结合自身实力，明确企业权益，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产生权益影响的项目转化为生产产品，降低研发成本，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如果选择的合作对象不合适，企业的合作风险大大增强，严重损害企业权益。
（四）信任机制的重要影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间存在着彼此相互了解并建立初步信任的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就是对a教融合带来成功的预期。企业一方面树立自信，通过信息沟通、主体对象选择，并结合自身实力，把握机遇，在确定不损害其权益的基础上完成未来预期的合作；另一方面对合作方的信任，包括合作方的原有经历、名誉或声誉、相互依赖性、组织特征差异、愿景、信息共享、组织能力、机会主义、利益分配及价值取向，形成相互信任。信任机制对企业权益有正相关关系，信任机制越强，交易成本中的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就越低，企业权益就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企业权益增进的一种机制。
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风险及其规避策略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除给企业权益产生增益外，也因产教融合各主体组织性质的差异而给企业带来风险。理论上讲，产教融合各主体的组织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企合作的目标，并通过目标达成来完成各自的权益分配。而这种利益分配，往往受到决策、道德、技术、产权、管理等多个因素的制约，共同构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风险源。
一是决策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和职业院校的性质差异往往导致选择合作对象上的决策风险。通常情况下，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利益取得，院校更加注重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双重目的，而企业更关乎从技术应用到产品生产，通过营销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基于双方的初衷存在利益分歧，在合作过程中也就会影响产教融合的效率并产生决策风险。在此，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实质上属交易成本范畴[3]，但相较于其他成本而言，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风险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
二是道德风险。产教融合各主体只有在基本互信的基础上方能顺利地合作，达到所确定的目标。如果各方在合作基础、资源占有、合作过程、矛盾协调、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分歧，无法承担社会法律责任和履约责任，也就会产生风险。
三是技术风险。包括研究水平的差异，科研经费、信息沟通和成果转化能力等的差异。实践中，当技术成果不具备应用条件，缺少后续技术支持导致技术转化进展缓慢，或是由于产品市场测算失误，遭遇外来技术的冲击等，就可能给企业利益带来风险。
四是利益分配风险，产教融合中成果的产权归属、权益分配及成本投入分配不清晰，使合作各主体间产生纷争，导致目标无法实现，甚至合作终止进而给企业带来风险。
五是管理风险。由于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不一，在选择组织方式上已产生初步的决策风险，在后续的组织管理中，存在企业文化差异，组织结构不健全，内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共享不及时及管理局限性等带来的风险。
要解决产教融合中企业风险问题，需要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关系出发，建立适应企业融合的组织方式与机制，加大企业与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力度和紧密度，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一）优化政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策略选择
一是制定鼓励企业增加产教融合投入的政策，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企业在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资金的投入，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增加对产教融合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加快和提高产教融合的主体，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建立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因此，应鼓励和支持有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建立健全技术研发中心，引导企业成为产教融合的投资主体，建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多渠道的产教融合创新投资机制和体系。
二是建立有利于促进和保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优惠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支持政策，包括科技计划、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政策等，对符合区域经济特色及有利于优势资源融合的产教融合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为确定产教融合中知识产权的归属权、使用权的划分提供法律依据。在税收政策方面，政府对实施产教融合的项目给予优惠，继续实行和完善产教融合中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内容的税收减免等奖励制度，强化利益对企业的牵引力；在资金来源渠道方面，政府集中有限资源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再从增加税收中划取一定比例创建和引入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机制，实施流动递增建设思路，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得以健康、稳定、持椟发展。
三是发展并完善多渠道筹集风险投资。加快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风险投资体系，填补企业与职业院校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筹资、政府财政支持、民间融资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4]。寻求多元化投资主体，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如引导有实力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建立产教融合技术开发保障基金。风险投资要有完善的政策支持，政府应采取税收优惠、担保财政补贴等措施，引导资金流动，调动投资者参与产教融合的风险投资。
四是促进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应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咨询服务、为产教融合的发展收集、提供相应的市场信息等。这种第三方服务机构可以由政府组建，也可是民间学术团体自发组成，还可以由企业、职业院校联合建立，有正式投入的经济实体并在政府部门注册。政府对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应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作为服务者的政府也应创造示范效应，培养企业对咨询服务的了解和需求，并使产教融合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产业化，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这种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强服务效果。
（二）优化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策略选择
一是充分发挥职业院校自身优势[5]。职业院校需拓宽产教融合的教育思路，以实现人才在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全方位培养为目标，促进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力求专业设置对接产业结构，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相适应，专业教学突出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专业群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就业为导向对专业进行优化调整。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严格按照产业发展及市场人才需求规格，优化课程结构。以人才培养为根本，通过学习与实践等教学环节，强化学生对产教融合的参与，系统优化资源整合，促使学生形成知识、智力、个人能力、专业技术等合理的智能结构。
二是完善产教融合的质量评估体系。建立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评估体系，对产教融合的构建具有指导、优胜劣汰、分等鉴定、问题诊断、咨等的作用，推动产教融合的进程。对产教融合中的学生培养质量要严格要求，确定思想品德、业务知识、体能素质、审美心理、工作经历、综合技能等六项质量评价指标，在质量分析中，通过量化的方法来进行评估，深化产教融合，为评估指标的合理分配提供导向性信息，进一步拉动教学改革，体现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中的特色教育。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以切实保护职业院校教师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评价机制，对较大科研成果、技术转移成功的科研团队和教师个人，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引导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创建成果转化平台，支持和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专利发明，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建立学生创客中心和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各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为企业选拔科技创新人才，与企业共同开展政府组织的各类科技攻关项目和产品研发。
（三）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方式的策略选择
应建立长期有效的产教融合联动机制，保障其组织方式的运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是通过职业院校、企业和政府相互间提供人力、资金、物质、知识、信息资源，突破资源分散、不足的瓶颈，通过资源互补，产生组织的协同效应。各类资源融入组织系统后，作用于组织的人力资源层次，培养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实现一种目标与功能之间连续循环、持续积累，并与组织能力间断性跃迁相结合[6]，建立产教融合各主体要素间的联合机制和动力循环系统，保障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有效运行。同时，要适应产业技术创新发展需求，建立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合作，妥善解决企业与职业院校融合的动力机制、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等问题，均衡外在政策环境与内在条件，重点发展“组建产教融合实体”等科研要求较高的组织方式，明晰产权利益，促进组织持续性的技术创新，提升与国际化接轨的技术研发能力，适应国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一体化需求，从而不断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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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政策篇3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就业指导；融合问题
一、前言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面临着就业难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与时效性不高的双重难题，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更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问题，因此如何实现高校就业水平与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双提升，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高校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就业方面来看，据《2016典范企业人才招聘状况报告》显示，100家典范企业计划招聘2017届本科应届毕业生45577人，比2016年的招聘量减少7.3%，然而2016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但2017年仍在快速上升，据教育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将有毕业生727万人，加上往届尚未就业的大学生，由此可知2017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仍难以彻底好转。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一直难以提升，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均不高，这是高校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研究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的必要性
(一)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可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是解读党和国家政策、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点评分析、对法律法规进行普及教育等，其本质是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众所周知，思想认识决定行为举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基础，是真正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性保障，尤其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当下，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是走得快、走得久与走得远的必备素质。因此，若能将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想融合，必定可以有效的可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继而有利于其科学职业价值观的形成。
(二)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与时效性偏低的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在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教学支持等各方面的政策都没有取得可持续的正面效果，从问题的根本上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时效性不高，核心原因是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均不高，而造成积极性与参与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够生动活泼，不够于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从而使得高校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理论说教，进而形成内心的抵触，最终进入恶性循环。因此，将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相融合，通过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来提升高校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三)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可强化高校学生就业的综合竞争力
俗话说：思想境界决定人生高度，事实上思政教育的内容是丰富而有使用的，强化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与解答，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敏感性，还能强化学生对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能知晓自己就业过程中国家提供的帮助措施有哪些，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与此同时，在时事政治的分析中，不仅可以强化自身的分析能力，还有利于自己对就业形势的正确把握，更可以了解就业中的法律规范，总而言之，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可强化高校学生就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的对策探究
(一)将党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与就业政策的分析相结合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严肃性方面把握的比较到位，但由此也衍生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一种距离感与抽象感，最终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思想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被动的灌输教育模式又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与时效性。因此，文章建议我国高校应该将党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与就业政策的分析相结合，重点来突出对于就业方面政策的截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学习热情，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相关就业政策的把握度也会极大的提升。
(二)将时事新闻热点事件的分析与就业形势的判断相融合
时事新闻热点事件的解读与分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是强化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让学生积极的了解社会与提前融入社会的有效途径。目前来说，在思政教育的各个板块中，学生对于时事新闻热点的关注度比较高，原因在于其新颖，接近社会生活实践，但是这只是学生好奇心的作用，并非是主动式的学习太多，从而经常造成“看完热闹什么都不懂”的尴尬局面，因为没有用心去分析与学习，若将时事新闻热点事件的分析与就业形势的判断相融合，将进一步强化时事新闻热点对学生的吸引力，既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就业。
(三)将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教育与正确的价值观培育相配合
强化学生职业规划教育，促进学生的就业、择业、创业能力是高校就业指导的核心内容，而塑造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如前所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基础，是真正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性保障，尤其是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在加速升级、经济增速也在逐步换挡、经济驱动在全面转化，学生就业压力更加明显。由此，在对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方面进行优化的背景下，加入价值观教育，可以让学生形成伟大的理想与抱负，从而实现就业与思想政治学习的双赢。
(四)将就业指导实践与法制知识与观念的普及教育相勾连
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就业供给大于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大学就业受挫，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且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当前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经常出现被欺骗或者被忽悠的情况，从而使得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一直难以提升，事实上这与大学生判断是非能力不强，法制观念不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所致。从内容的划分层面来说，法制知识与观念的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将就业指导实践与法制知识与观念的普及教育相勾连是符合当前我国高校教育实际情况的一种做法，并且这也能提升我国大学生在法律层面的认知，最终提升大学生迈入社会后迅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高校应该积极的将就业指导实践与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制观念的提升相结合，在提高大学生就业成功率与质量的同时，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四、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相融合是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市场环境所要求的教育措施与路径，是切实提升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必然途径，其融合的效果直接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从而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科技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可以有效的促进高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促进他们树立理想与信念，从而在择业、就业、创业方面能有好的效果；与此同时，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也可以快速的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将与其息息相关的就业融入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可提升学生的思政学习积极性与参与度；最后，随着学生在思政学习中，加强思想、强化判断是非的能力，在表达、交流、分析、协调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最终还能强化高校学生就业的综合竞争力。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在加速升级，许多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过剩产能的产业与企业都在推行“供给侧”改革，这就造成了就业岗位在短期内的减少，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速也在逐步换挡，继而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会不断增加，虽然在经济驱动的过程中，新兴产业会带来一定的就业改善，但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更加明显这个事实短期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文章认为，高校必须将党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与就业政策的分析相结合、将时事新闻热点事件的分析与就业形势的判断相融合、将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教育与正确的价值观培育相配合、将就业指导实践与法制知识与观念的普及教育相勾连，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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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政策篇4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知识教育
金融消费者教育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手段。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高水准的信息咨询服务，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自2009年以来，就积极探索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主动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确定每年9月为“金融知识普及月”，2011年选择宝鸡、铜川两地先行试点，2012年全省推开，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和陕西实践，建议国家设立“金融知识普及月”，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
一、金融消费者教育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基础
（一）金融消费者教育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有利于构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综合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与实践，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应包括：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协会、金融监管机构、仲裁或司法机构、理论界、媒体舆论监督。因此，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增强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金融消费者教育通过提升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使消费者明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把握金融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从而从源头上消除金融消费纠纷隐患，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
（二）金融消费者教育有助于帮助消费者购买合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分享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社会公众对各类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增多，但由于金融知识薄弱，对现有金融产品的性质和功能却不甚了解，往往在选择金融产品时误入歧途。而通过金融消费者教育，可以使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较快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充分了解金融产品的风险与收益，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理财，将家庭收入合理分配于投资、消费、偿还贷款等方面，从而分享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金融消费者教育有利于督促金融机构改进服务、规范行为、消除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通过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提升金融素养，更好地参与金融机构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促使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并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出更多合适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规范业务经营行为、增强产品透明度、消除潜在的金融风险，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良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消费者教育有利于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推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又好又快发展
通过加强金融教育，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国家出台的各项经济金融政策，并对经济金融走势进行合理预期，从而推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同时，中央银行也在不断地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从而使公众充分、及时地了解金融政策，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增强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国外关于金融消费者教育的经验和做法
（一）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简称oeCD）创建的国际金融教育网络在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发挥了指导性作用
次贷危机后各国在推进金融供给方和金融监管方改革的同时，也更加重视金融需求方的改革：即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消费者教育。为促进和推动全球金融教育问题的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国际合作，oeCD于2008年创建了国际金融教育网络（internationalnetonFinancialeducation，简称inFe）。
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inFe建议：（1）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应促进公正、公平的金融教育；（2）促进方法论的发展，以评估现有金融教育计划的有效性；（3）金融教育应从学校开始，使人们尽早受到该方面的教育；（4）金融教育应该成为金融机构良好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并建立问责制；（5）金融教育要有别于商业咨询，应制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6）金融机构应鼓励检查客户是否阅读和理解资料信息；（7）金融教育计划应侧重于重要的生活规划，如储蓄、债券、养老金等方面；（8）项目和执行战略应当着眼于能力建设，对特殊群体要有针对性并尽可能个性化；（9）应提倡国家宣传、特定网站、免费信息服务和金融消费者高风险预警系统。
（二）世界银行在“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与金融扫盲”方面提供了良好经验
2012年6月，世界银行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经验》。这些良好经验是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扫盲工作开展调查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准则，纳入了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和新型经济体的改革经验，并为一国全方位监测识别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工作提供了评估手段。
在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这些良好经验包括：（1）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金融教育计划，并根据消费者的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文化等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方法。（2）参与制定和执行金融扫盲计划的组织，应该包括政府、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3）相关部门或机构应采取一系列举措来提高消费者有关银行产品和服务的金融素养，应鼓励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教育、信息和指导。（4）应制定一系列金融扫盲措施，包括：小学生金融教育计划、针对年轻人的计划、金融教育演示、出版物和网站、电视、广播和戏剧作品等。（5）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应通过网络、印刷出版物提供主要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关键特征、收益和风险的独立信息，并采取措施以确保消费者能更好地理解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6）相关部门或机构应该采取大规模市场研究的方法来评估金融扫盲措施的效果，衡量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以决定哪些措施该继续、该修改或终止。
（三）其他国家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的主要做法
这些主要做法包括：（1）制定金融消费者教育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2003年颁布《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法》，把面向国民的金融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法案。新泽西等6个州通过立法将金融教育列为从启蒙教育至大学教育的12年学校教育必修课程。2007年，美国众议院将每年4月确定为“金融知识普及月”，或称“金融扫盲月”。（2）重视消费者行为研究，建立评估金融教育成效的指标体系。美国相关组织提出了金融教育成效评估体系，其指标包括：一是金融知识、技能和态度，主要考虑金融教育与金融知识、技能和态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二是金融行为，行为变化是评估中最重要的成效指数，也是金融教育的主要目标；三是金融成效，主要反映在与金融教育直接相关的领域中，例如储蓄增加或者债务管理能力提高等；四是机构执行指标，通过对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金融教育有助于提高机构的财务表现。（3）确保金融教育经费。美国用于金融教育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联邦政府从2009年起每年拨付2.5亿美元的金融教育经费，平均分配供中小学和大学使用；二是美联储从公开市场业务和有偿服务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注入专项基金；三是美联储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中，由参加合作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提供资金。（4）央行网站设立金融教育专栏。如欧洲中央银行网站“FaCtSpresentation”专页有一系列的幻灯片与讲稿，详细说明欧洲中央银行的组织、货币政策、欧元货币及过去50年欧元地区的整合等。韩国中央银行自2006年起特别为学生及年轻人设立网站（youth.bok.or.kr），提供在线经济金融教育。（5）利用货币博物馆开展教育活动。如德国联邦银行货币博物馆有说明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并展示货币历史的活动，并通过钞票印制与硬币铸造展以展示货币的功能，访客还可自己动手操作管控由多媒体设计的货币存量，观察能否达成物价稳定而非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目标。
三、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积极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
（一）确定每年9月为“金融知识普及月”，2011年选择宝鸡、铜川两地先行试点，2012年在陕西全省推开
为了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经过深入研究，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决定每年9月为“金融知识普及月”，2011年选取宝鸡、铜川两地先行试点，2012年在陕西全省推开。作为一项公益活动，“金融知识普及月”以宣传普及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应必备的金融知识为主要内容，2012年还根据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侧重宣传有关存贷款利率政策、助学贷款和就业创业贷款的申请与使用、征信、投资理念与投资风险、自助设备和网上银行等工具的使用、业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民间借贷的政策法规以及防范非法集资与金融诈骗等方面的知识。要求各地区创新活动方式、注重活动实效，鼓励金融机构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使金融法规、金融政策、金融知识深入人心，探索金融知识普及的长效机制。
（二）每年3·15组织陕西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所属各级分支机构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已连续两年在3·15期间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2012年基于“消费与安全”的3.15主题，开展了以“金融消费与金融安全”为主题的宣传周活动，宣传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消费者安全使用银行卡、网上银行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常识；金融消费者应用自助机具、防范atm犯罪、预防金融诈骗的金融知识；金融产品的风险提示；金融消费者的投诉渠道和投诉程序；金融消费者在办理金融业务时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等。通过宣传周活动的开展，普及了金融消费知识，引导社会公众增强了金融消费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促进了辖区和谐金融的建设。
（三）针对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象，积极开展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始终把面向广大农民普及金融知识、增强风险意识和维权能力，作为维护农村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切入点，积极推进陕西省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工作。2009年，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按照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安排，选择渭南白水、铜川宜君、榆林绥德三个县开展了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2010年又扩大到六个县。三年来，试点地区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创新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方式，教育成效逐步显现：农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有所提高，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的观念逐步树立。
四、几点启示
（一）建议国家设立“金融知识普及月”，构建提升全民金融素质的长效机制
在当前我国金融业飞速发展、而广大人民群众金融知识却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建议国家设立“金融知识普及月”，广泛动员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各类学校、新闻媒体等多方参与，营造浓厚的金融教育氛围，面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扩大金融教育的覆盖面。同时，制定出台金融教育的长远计划，组织编写围绕群众生活的金融知识教材，将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逐步培养群众的金融理念，构建提升全民金融素质的长效机制。
（二）建立多方参与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机制，发挥部门合力
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国家确定一个政府部门，或中央银行，来领导和协调国家金融教育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同时建立教育部门、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学校和新闻媒体等多方参与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机制，协调教育、金融、媒体等各方力量，整合金融教育资源，发挥多部门合力，形成左右联合、上下联动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机制。
（三）合理设计金融消费者教育内容，注重因材施教发掘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
为增强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教育内容应当事先进行严格的消费者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同时，由于不同人群的金融知识需求不同，如购房者侧重于住房金融产品的知识需求，大专学生侧重于助学贷款的金融知识，资金富裕者侧重于投资理财的金融知识，因此在设计金融教育计划时，应注重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倾向和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特点来设计，同时注重掌握最佳的金融知识教育时机（teachablemoments），即在消费者准备做出重要财务决策的前夕加强教育，以增强金融教育效果。
（四）探索丰富多样的金融消费者教育途径，拓展宣传渠道
可以发挥大众传媒传播快、受众广的优势，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同时，探索创新教育方式，如举办金融专题讲座、举办金融知识竞赛、编制金融知识手册、组织参观钱币博物馆、开设报刊金融知识专栏、创建金融教育网页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真正使社会公众普遍受益。
（五）建立金融消费者教育评估制度，衡量金融教育效果
为了衡量金融消费者教育效果，应该选取科学指标和方法来衡量公众的金融素养，并通过分析评估，了解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金融消费者教育效果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大概每四到五年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关键措施开展一次评估，以估量其对公众的影响，并帮助政策制定者决定应该继续哪些措施、应该修改或终止哪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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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政策篇5
关键词：教育银行；必要性；可行性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规模的日益扩大，相关政策提出了运用金融手段发展教育。关于建立教育金融机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相关政策多次提出要建立教育银行，许多专家学者也对教育银行的运作模式做出了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至今仍未实现，本文旨在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在我国建立教育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研究现状
1988年，中央提出了建立教育银行的构想。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建立教育银行，运用金融手段扩大教育资金来源。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开展对中国教育银行的前期可行性研讨和论证工作。1999年，国家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关于教育银行的组建，教育部门可积极向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反映，结合实际认真进行研究。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蒋凤池建议，可以考虑设立教育银行，来具体执行政策性金融行为，此外还可以在各省设分行，监督各省市区的教育经费。此外，在许多文献研究中，多名学者建议成立教育银行，并对教育银行的运作模式进行了较完善的构想。
三理论概述
1.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是指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
2.教育银行。教育银行是通过接受政府教育拨款、吸收社会存款和利用其他融资渠道筹措资金，再把这些资金采取适当的形式拨、贷给教育机构，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四我国建立教育银行的必要性
1.教育的发展需要专业银行的支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中期，银行专业化经营是一种普遍规律，我国现有的专业银行包括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储蓄银行及抵押银行。在我国，教育事业是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成立教育领域内的专业银行有利于借助政策性金融手段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2.教育领域内的资金需要专业银行进行管理和分配。随着教育事业规模的日益扩大，教育领域内融有大量的资金。从经营角度而言，银行可以通过货币经营使资本增值。从管理角度而言，教育资金的经营活动的专业性较强，需要委托专门的金融机构代为行使，以防止其流失、亏损或被挪作他用，如由教育领域内部财务管理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因为学校内部财务本身已十分繁琐复杂，并且内部财务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难以保证资金管理的效益，而作为专司货币经营与管理的银行则在法律的监督和管制之下，因此适合承担起这项重任。
3.教育信贷中存在的风险需要教育银行加以规避。教育信贷主要包括学校发展贷款和学生助学贷款，解决了短期内办学资金不足的问题，改善了办学条件。然而，由于高校扩张带来的债务危机，助学贷款较为消极的还贷情况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盈利性，导致银校合作处于一种较为紧张的格局之中，建立政策性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高校债务中的绝大部分是各商业性机金融机构发放的学校发展贷款，还款期限较短，利息率较高，高校面临着较大的本金偿还和利息支付压力，影响了银行贷款的按期收回；此外，由于政府是学校贷款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很多学校由于贷款规模过大和偿债能力过低而引发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银校合作以来，助学贷款利润低，管理成本大，自进入还贷期以来，全国助学贷款的违约率居高不下，银行无法按期回收贷款，产生大量坏账。教育产业利润低、风险大、投资回收期长，这种风险性是商业银行所难以接受的。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的专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执行国家教育政策为导向，适合承担教育信贷业务。
五我国建立教育银行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角度。教育银行由政府出资建立，依靠发行金融债券或向中央银行举债，其资金来源政府部门能保证拨给，其政策性亏损由政府如数补偿，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出资建立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可以保证其顺利建设并稳定运行。设立银行的条件主要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管理人员；符合规定的营业场所和设施；法定最低限额以上的货币资本及与机构规模相匹配的业务量。在政策的支持下，前三个条件较容易达到，最关键的在于教育银行是否有与其规模相匹配的业务量。我国居民的教育储蓄、学校发展贷款和学生助学贷款可以带来足够的存、贷业务量。
2.社会角度。
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加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美国一些学者分析了1929至1957年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发现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加所做出的贡献比率为33%。苏联一些学者分析了苏联国民经济动态，推断出国民收入增加部分是因工人教育程度和业务水平的提高而获得的。日本文部省调查局分析了1930至195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数据，发现大约有25%的增长额是因增加教育投资取得的。由此可见，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专业性的金融机构，运用经济杠杆，协调教育内外部关系，沟通多层次集资渠道，创造良好的教育投资环境。这种经济组织，只有教育银行才是最适合的。此外，教育银行服务于国家“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功能之一是通过发放助学贷款帮助尽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水平。
3.文化角度。为避免近年来商业助学贷款中出现的学生违约率居高不下的情况，教育银行注重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通过给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教育银行在发放助学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国家应出台相应法律条文，将凡是有工商登记的各种类型的企业纳入教育银行信用体系，规定企业在录用大学生时要查询其还贷情况，如有欠款，应在用工合同中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相应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该生的身份证号码。其次，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进行定期检查，一旦发现单位内存在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的行为，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连带还款责任。设立信用档案这一做法，不仅能降低学生的还款违约率，而且能加强大学生的诚信道德建设，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
六教育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关系
我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后，业务发展迅猛，在稳定宏观经济、支援基础建设、促进出口发展、协调区域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农发行稳定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发展，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大型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出口，对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提高护外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作出了较大贡献。国家幵发银行提供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重点建设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平衡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增强了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能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政策性银行立法在法律、行政法规的层面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定位逐渐弱化，它们利用其政策性优势长期垄断政策性业务，并且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竞争性业务，与商业性银行展开利益竞争，逾越了国家对其规定的业务范围，违背了建立政策性银行的初衷，破坏了市场竞争的经济秩序，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化改革。
教育银行的建立，应正视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吸取经验教训，认准自身的市场定位，界定业务范围，避免出现与商业银行展开利益竞争。在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以及以行政命令明确其业务边界的基础上，教育银行的运营并不会与商业银行产生利益冲突，而是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广泛的紧密合作关系，既有业务合作、资金支持，也有产品开发、技术援助、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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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政策篇6
[论文摘要]在过去20年，美国针对高中与大学的衔接问题，不断探索高中至大学的过渡政策，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行多样化的学生学费负担与融资政策；关注课程的有效衔接，实施双学分课程模式；通过自发性力量与精简教育管理来改善领导与管理。当前，我国高中课程改革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大众化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分析美国教育改革中大学过渡政策的演进，借鉴美国的政策与经验，将对我国高中与大学的衔接起到借鉴与启发意义。
[论文关键词]高中大学 过渡政策
一般地说，大学过渡政策包括各种国家政策，目的是促进中学和中学后教育体系之间的衔接，以使学生更好地完成过渡。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政府部门积极运用这些政策去开展工作。当前政策主要包括大学学费负担与融资政策、一系列课程政策、p－16整合责任机制以及评价标准和招生体系等。为提高k－12级的教育水平，美国过去20年间，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小学标准和责任承担的改革运动，很多杰出的国家政策组织机构，例如美国教育委员会、国家立法会议、国家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中心，对初中级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之间整合性的缺乏给予了关注，并且对由于这种分离而导致的机能障碍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解决的办法。
一、美国大学过渡政策的演进
(一)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学生学费负担与融资政策
教育资源的供给都是有限的，只有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教育公平以及质量提升。学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关注与重视。在美国，大学教育逐渐增长的费用，以及家长们如何经济有效地计划为孩子接受大学教育，20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届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自1974年以来，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里的学费大概每年以一般通货膨胀率两倍的速度增长。急剧增长的大学费用使许多全薪家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国家开始计划实施新的学生融资政策，以促使家长为孩子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做经济上的准备。
美国学生学费负担与融资政策呈现出贷款化、多样化和市场化的特点，但其政策的完善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最早采纳的政策是国家预付学费计划，即大学的储蓄机制允许投资者签订一次性的国家协议来保障在这一时期有足够的学习费用。这里主要有两种提前支付学费的计划方案。预付单位计划方案是出售一些单位代表学费固定的百分比。相反的，协议计划方案则出售协议，家长同意支付几年的学费。购买的价格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协议计划通常对年龄越小的孩子价格就越低。预付学费计划不用支付国家赋税，根据2001年经济增长和减税协调法案他们也不必支付联邦税。1988年密西根州和佛罗里达州建立了第一个州预付学费计划。如今有超过20个州建立了预付学费计划。预付学费计划的一个限制是，必须是在提供该项目的各州公共机构内执行这一计划。如果孩子上的学校不参加这个计划或者到其他的州上学或不上学，通常家庭只能收回当初投进去的资金。由于联邦财政援助法则把学生的平衡值作为一种资产，预付学费计划可能对学生获得联邦财政援助资格有消极的影响。大学储蓄计划在美国国税局代码段里以“529计划”命名，美国税务局详细说明了“529计划”的税收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大学储蓄计划是各个州以鼓励家庭为孩子上大学储蓄学费为媒介所采用的第二种融资策略形式0。529计划和标准的共有基金投资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的可利用的税收优势。近年来，基础广泛的优秀学生奖学金计划是第三种融资新方法，预付学费计划和大学储蓄计划是为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准备上大学的经济奖励，而基础广泛的优秀奖学金是为学生准备大学学术上的奖励。美国大学学费负担与融资政策，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对学生给予经济上的和学术上的奖励，对学生的多元需求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促进了政策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二)关注课程的有效衔接：双学分课程模式的实施
课程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要素，美国大学过渡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同样离不开适合的课程体系的建构。美国高中——大学双学分课程(Dualenrollment)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指高中学生在校期间注册大学或社区学院的部分课程，考核通过即可得到大学或社区学院的学分。近10年来高中——大学双学分课程越来越引起各州政府的重视，目前已有38个州通过高中——大学双学分课程的相关立法。高中——大学双学分课程的主要类型有以下两种：一是标准双学分课程。高中生学习大学课程，由大学教师授课，地点在大学、中学或者通过远程教育等手段。二是学院高中课程。高中与大学或社区学院达成协议，在高中开设大学课程，由高中教师授课，大学或社区学院主要负责课程设置和制定考核标准。纽约州采用的是一种限制性政策，主要指给予学生接受双学分课程的机会，但不给他们提供经费或其他方面支持。这一计划首先由纽约州布鲁克林德的凯斯布罗社区学院于1984年发起，其主旨是允许一些经过筛选的高中高年级学生在高中学习有学分的大学课程。该计划发展十分迅速，在2000－2001学年，约有5000名学生注册参加这个计划。双学分课程的实施，不仅可以开阔高中生的学术视野，拓展他们的理性思维，课程设置上的连续性、互补性等特点，更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实现高中到大学的良性过渡。虽然在实施过程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课程实施中的学费负担与教学质量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学分课程实施的效果，但在过去10年，美国高中——大学双学分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极大关注与欢迎，应该在全美范围内加以推广和改进。
(三)改善领导与管理：自发性力量与精简教育管理
在美国，臃肿繁杂的教育管理机构，导致了教育政策的混乱与无序；政府主导制定与推行的教育政策，导致了教育工作者与民众的被动与抵制。通过激发自发性力量与精简教育管理，有效地改善了领导与管理，促进了美国大学过渡政策的有序与合作。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州通过高中、大学、基础教育不定期举行的会议与合作，已经改善了某些学生为大学做准备的境况。合作表明了提供长期干预、具有挑战性的课程结构、积极的相互支持与资金资助以及对学生给予鼓励的重要性。
教育委员会与教育理事会是美国重要的教育管理与决策机构，而理事会是唯一有资格来领导全州教育的。他们的领导能够帮助分解的具有历史性的普遍的假设，即K——12学校和高校的政策应该由各个部门单独指导。
多数州已经实施了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譬如，佛罗里达州通过宪法对一体化教育管理进行修订。1998年11月，选民向国家宪法进行一些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幼儿园至中学后教育的州教育董事会和州首席教育官员均由州长任命。该州教育董事会有权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财政预算和制定相关政策、目标、长期的和短期规划、问责制标准，并且进行绩效监控、技术援助和执行问责制。2001年，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立法实施宪法改革。改组后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实施统一的教育问责制。通过统一的学生单元记录系统和集中化管理，教育董事会能够了解一个学区的学生人数比例，并确定在进入该州4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和入学时是否需要补习教育。
二、美国大学过渡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系统分析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并且相互交织、渗透。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系统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教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整体性和连续性，不能孤立地制定某一阶段的教育政策，必须着眼全局，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的系统性。美国大学一个值得关注的过渡政策是升学准备、标准与招生，这需要统筹协调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而我国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缺乏统筹，不能相互兼顾，二者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之处，阻碍了我国教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因此，政府可以考虑设立基教与高教统筹司，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统筹规划，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系统分析，使得教育系统各阶段的教育目标政策、学制政策、课程政策、教师政策、行政政策、教育经费政策相互协调一致，使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新阶段的学习与生活。
(二)加强不同地区教育决策部门之间的联系
大学生学费负担和学生融资政策是美国大学过渡政策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建立完善的大学生学费负担和学生融资政策，需要不同地区教育决策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我国各省颁布的高中政策与大学政策，多数基于本省的省情，并没有充分考虑其他省份的社会发展状况。各地教育决策部门要设立对外联络部，负责也中央和其他地方沟通交流与合作，互相交换教育情报，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融合教育的政策篇7
关键词：公办高校融资风险规避方法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高校中人数占比最大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由1998年的340.87万增加到2006年的1738.84万，增长超过5倍。随之而来的就是高校已有的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高校需要扩建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引进人才等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对发展资金的需求日益强烈，但国家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资金投入相对不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徘徊在3%左右，高校只能不断寻找新的融资渠道，其中贷款是最重要、快捷的途径。因此，对公办高校融资风险的讨论成为社会焦点，也使靠融资发展的公办高校面临新的难题。
一、公办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
我国高校的收入来源有财政拨款、税收减免、教育收费、产业渠道、社会渠道、基金渠道、科研渠道、利息渠道等八个方面，但是绝大多数普通高校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这两项收入占学校整个收入的比例可达90%以上，融资的主要途径就是向金融机构贷款。
二、公办高校的融资风险解析
（一）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导致融资风险。
我国1999年以前高等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均在60%以上，如果没有1999年以后的高校扩招，那么高校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维持生存和发展是可行的。但扩招后的1999—2001年国家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迅速下降11个百分点，国家政策引导高校扩招又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校为了实现规模和效益的平衡发展，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到基础建设和增加教学设备上，“举债”筹措资金是无奈之举。因此，国家的扩招政策是产生高校融资风险的重要原因。
（二）对公办高校定位认识上的误区加剧了融资风险。
持续十多年的高等教育产业化讨论无疑将公办高校置于产业化浪潮中，主张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认为《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得，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决定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性质和高校的定位，基于此种理念，作为企业经营的高校为了获得更大利润，将主动进行发展性融资以满足规模扩张的需要。因此，对高校定位认识上的误区加剧了融资风险。
（三）现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执行上的偏差，增大了融资风险。
因为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理解的偏差，片面认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就是将教育成本由国家转移到受教育者个体。这种理解弱化了国家作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意识，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相对比重下降很快，使高校收费收入增加，学生家庭教育负担过重，产生社会不公平感，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受到非议。因此，限制高校提高收费成为社会呼声，教育成本分担的重任实际落在高校头上，增加融资的同时也增大了融资的风险。
（四）高校发展中的某些不理放大了融资风险。
公办高校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及部分高校行政效率低下、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近年来高校资金贪污与挪用案件屡有曝光，某些高校花费数百万装点校门或将大量经费用来搞政绩工程。这些现象尽管只在少数院校中存在，但社会效应巨大，造成恶劣影响，在一定程度地掩盖了高校融资的迫切感，也放大了融资的风险，使社会对高校融资的目的产生质疑。
三、公办高校融资风险的具体表现
银行贷款是高校的负债，必须按贷款合同如期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高校使用贷款须支付资金成本而存在财务风险。高校不能无偿使用银行贷款资金，不仅需要偿还本金、支付利息，还要支付与筹资有关的各项费用，这就是高校利用贷款的代价。适度的银行贷款可以保证高校扩招任务的顺利完成，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相对的，盲目过度规模的银行贷款则会使高校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形成对高校事业发展的不利局面，最终将阻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速度。
近年来有多所大学由于无法支付高额贷款利息出现财务危机，为了偿还贷款本息，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压缩教育成本的方式节省办学费用，包括减少实验课，更多人共用人体标本、实验动物等耗材，少更新甚至不更新仪器设备，降低教师薪酬，大量聘请兼职教师，造成优秀人才流失、人才培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从而严重影响高校正常教学运转，最终将妨碍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其倒退。
四、规避公办高校融资风险的方法分析
公办高校从本质上来说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组织，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完全推向市场。高校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的资金耗费，不可能像企业那样通过生产经营成果的销售，实现价值补偿并取得利润，进而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对于学生公寓、食堂等后勤服务设施及体育场馆等可以采取引进社会资本和采取Bot等合作方式进行建设，能节省一部分建设资金。但是对于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办公楼、图书、实验仪器等教学和科研设施，由于其性质及资本的逐利性，不能由社会资本和外资介入，只能依靠融资进行自身建设。因此，国家在宏观政策导向上要采取措施，防范高校贷款出现风险；高校自身应强化风险意识，认真做好贷款融资的风险防范工作，不能一味地大量举债，追求规模扩张。
（一）国家作为公办高校的所有者和受益人，应明确自身的责任，从政策层面消除已产生的发展性融资风险及风险隐患。
公办高校作为非盈利机构，自身创收能力非常有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贷款总额过多的问题，就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从本质上看，高校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均属国有资产，不是高校师生的资产。高校对这些资产仅有经营权，而非所有权。高校扩建为政府增加了巨额国有资产，但正是基本建设导致高校的巨额银行贷款。不仅如此，高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作为高校扩招的最大受益方，根据责权统一原则，政府应对高校贷款承担责任，并对高校的巨额投资成本给予补偿。
1.明确教育投入的问责制，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不履行教育投入责任时，人大常委会可以对行政负责人或财政部门负责人问责，学校和受教育者也可依法对政府不履行教育投入责任提讼，等等。
2.国家应早决策，担负救助高校的主要责任。政府应及早清理目前公办高校的累计贷款，采取贴息、按一定比例或全额还本等措施，尽量将负债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3.对经过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建设的高校增拨基建款项，弥补高校基建投资的资金不足，或由政府和高校共同出资建立偿债基金专户，提供切实的资金保障，防范风险的再度产生。
4.国家应不断完善高校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加大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和覆盖面，从而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成本的合理负担。目前国家助学政策对高校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与许多实行教育成本分担的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存在。据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统计，2003—2004学年全日制大学生有76%得到过各种经费资助；62%的学生得到奖学金、助学金；50%的学生获得贷款资助。国家应根据财政收入情况继续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和方式，进一步缓解高校的资金压力。
（二）公办高校作为国有资产的使用者和管理者，理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消除发展性融资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损失。
1.公办高校应调整办学理念，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坚持勤俭办学，合理安排资金，按照轻重缓急使用资金，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以加强教学基础的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为主，避免资源浪费，防止融资风险扩大。
2.鉴于体制原因，我国公办高校普遍缺乏经营观念，管理水平与企业相比有很大差距，应该把企业管理的经验引入高校，使高校管理由粗放转向精细，建设节约型校园，降低办学成本，增强还贷能力。从增收方面，高校拥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和人力资源，师生内部消费的市场庞大，应该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合理经营，使高校在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的同时也创造其他价值，促进后勤社会化、产业化，从而增加高校收入。
3.公办高校应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偿债能力。积极争取社会捐赠，筹措社会资金；积极培育科研力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充分挖掘教学资源，促进联合办学，从而既实现人才的定向培养，又为学校筹集建设资金；对新校区建设学生公寓、食堂等设施采用pt、Bot、tot等方式建设，对价值高的大型试验设备也可采用融资租赁等方式，以缓解学校的资金压力。
4.公办高校应以综合财务预算管理为切入点，将贷款资金有机地纳入预算管理。在编制预算时仍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将当年需要偿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列入财务预算，并在预算编制、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根据贷款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从而保证贷款的偿还。
（三）金融机构作为公办高校发展性融资发放的主体，在重视教育融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银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由于近年的连续扩招，公办高校的容纳能力已经接近极限，生源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公办高校的收费标准在今后5—10年内不会有大的增长，即公办高校的收入增长空间极为有限，偿债能力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一旦高校资金链断裂，引发财务危机，就必将影响银行贷款的按期收回，造成大量的呆滞贷款，引发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应完善信贷资金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制度，即控制贷款的项目、规模，监管贷款的使用并控制贷款回收，从而加强对公办高校融资的风险监控。
（四）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与普通的基础教育不同，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对个人来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资本，即人力资本。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不仅存在于受教育者的人体内，为个人所直接拥有，同时能提高受教育者（投资者）的收入，为受教育者带来种种收益或满足。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受教育者进行成本负担，不必以国家财政性投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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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政策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融入，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和新的时展相同步的表现，只有充分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才能更好的引导先进的思想影响高校学生，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理论研究，也是进一步促进教学发展的动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及作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能按照相应的原则，这样才能使其更加合理。首先要将理论说服和实践体验两者得到有效结合的原因得到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及践行是群众化以及大众化的系统性工程，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培养离不开理论的说服，同时也要能够将实践体验得到有效结合，将两者的作用充分发挥［1］。再者要能将多元并存和一元主导得到协调呈现，要积极的通过核心价值观作为主导，带动和引领其他的一些社会价值观，这样学生才能够在思想上得以接受。另外，还要遵循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相结合的原则，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以及普遍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能够将高校的软实力得到有效提升，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性质以及发展的方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并有效将立德树人的理念发展课题得到落实，也是对错误的社会思潮的抵御方法，是对高校育人环境优化的重要途径［2］。通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让学生明确肩负历史使命，对大学生的良好道德风尚能得到有效培育等等。
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和优化策略
(一)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分析。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高校一些老师的综合知识的缺乏以及专业知识的落后等，是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一些政治老师自身的教学工作量较大，所以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将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的设计。还有一些老师在政治立场上不坚定，政治的敏感性不是很强，以及有的老师在爱岗敬业的精神上不是很强，对教学工作的热情还不够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也有待提升等等［3］。这些影响因素要及时的进行排除，从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环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的实施，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分析，首先要能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队伍建设要能得到加强，不断的对教师队伍整体的责任意识进行强化。这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长期任务，所以要能从多个层面进行实施措施，教师的责任意识要能从几个重要层面进行加强，首先要牢记党和国家的责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意识形态的本质要能加强重视，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坚守政治立场以及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中央要能保持一致性［4］。再者是要担当对教学质量责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传授得以重视，还要能考虑对每个学生的责任等。第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课堂主渠道的建设要能加强，这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要能够主导的作用，要能引导价值的认同，推行知行合一实现思想上的统一等。再有就是要能将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得到充分有效发挥，高校对人的培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校园文化是重要的途径，不仅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这就需要结合新的发展特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旨，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在这一渠道下加强学生的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第三，在当前的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充分的利用网络渠道，占领网络媒体新的阵地，这样在教育宣传的形式上也能够丰富化。网络时代高校要能占领网络阵地，从而让其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空间，让网络成为宣传思想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5］。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下就能够真正的对学生产生影响，加上当前的一些微博微信的流行，高校也可建立微信公众号，让学生收听微信公众号，这样就能随时随地的一些先进的思想政治内容，供学生阅读，这一方法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率上也能得到提升。
三、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树立就有着积极作用，高校在这一方面也要得到充分重视，积极的应对新的教育发展情况。此次主要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以及作用和策略等几个层面进行的研究，希望对实际教学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刘洋单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何潇．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3)．
［2］杨杰．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01)．
［3］金菊．新世纪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08)．
融合教育的政策篇9
【关键词】银根；紧缩；高校；风险；探究
2007年5月18日，央行再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如此在同一时间段内连出三拳，动用三大货币工具的组合套路，以高压态势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国内外的金融历史上绝无仅有。仅2007年度存款准备金率10次上调，贷款利率6次上调，创20余年历史新高。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定：实施10年之久“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中信证券宏观经济学家陈济军表示，我国货币政策由“稳健”调整为“从紧”，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将在2008年被更加频繁和主动的使用。他还预测：“央行2008年度将至少加息3次，但也不排除加息5次的可能。”这次大幅度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是抑制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将对我国财经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国家收紧银根对高校理财创新机制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高校扩招政策和教育主管部门建立的五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客观上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高校投融资决策的主观缺失所诱发的高校基建规模扩张和巨额银行贷款的财务风险存在普遍性的前提下，再次遭遇国家“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高校风险防范和财务管理出现了新特点、新变化和新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比如：收紧银根环境下高校的资金链衔接、资金周转、资金使用效率、增收节支、内控机制以及财政风险、投融资政策等诸多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高校风险防范、资产安全与完整和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公共财政改革、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探索国家货币政策从紧视角下高校财务风险、内控制度等高校理财的创新机制和效能机制，确保高校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的问题已日益突出。
一、高校财务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投入与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财务风险不断增大
1.教育投入不足。从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以来，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和关心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增加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仍然不足，远远跟不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之需，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近10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5年的10.86%到2006年的20%左右，1993年-2006年间高达18.94%的年平均增长率，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并没有随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有关资料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所有的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000年2.87%，2001年3.14%，2002年3.32%，2003年3.28%，2004年2.79%，2005年2.82%，2006年2.28%，2007年3.01%。而与此同时，政府行政开支：每年小汽车使用费3000多个亿，考察费用3000多个亿，吃喝玩乐3000多个亿，这三项加起来就是1万个亿，而法定普及的农村基础教育才2000多个亿。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明确提出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正常用于教育的投资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发达国家达到9%。
2.高校资金需求大，超度贷款越来越大。近年来，高等教育乘着扩招政策和“科教兴国”的东风快速发展，全国大学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近2000所，在学人数从1998年扩招前的108万人，发展到1999年扩招时的413万人，2001年为719万人，2007年达到2500万人，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2%，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奇迹！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促使高校基建投资越来越大，项目贷款额度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负债经营”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公办高校负债运作”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议话题之一。2005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蓝皮书》预测，我国高校的银行贷款在1500亿元―2000亿元之间。而业内人士认为：高校债务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在4000亿元。国家审计署2006年3月29日的《审计公告》报告，被审计的18所高校2003年末债务总额为72.75万元，比2002年末增长45%，基建超常规的巨大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和收取学费所得资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施贷款融资，才能解决高校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目前，高校在利用贷款加快事业发展的同时出现巨大财务风险不容忽视，甚至已是迫在眉睫。
（二）教育部“贷款办学”的政策支持
扩招运动增加了学生，相应的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也要增加，而国家的财政性拨款并没有随之增加，解决资金紧缺问题就要依靠贷款。教育部2001年7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使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该计划为高校与银行间的资金需求业务提供了政策支持，也是目前高校巨额贷款的财务风险形成的主要因素。
（三）投融资决策失误
学生扩招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教育主管部门建立的五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使高校基本建设投入倍增，许多学校进行了扩建或迁址重建，全国各地“大学城”林立，举债兴教蔚然成风，贷款、圈地、基建一瞬间成为很多高校的头等大事。此外，校社间、校际间违规担保已得到商业银行的默认。还有部分高校缺乏勤俭办事业的思想，不切实际地依靠贷款铺摊子，上项目，盲目追求高指标。事实上，豪华高校建设背后潜藏的金融风险已露出冰山一角，西安交大开元集团就是典型的个案。同时，高校在对外投资如联营企业和投资三产以及举办中外合资等投资过程中，往往未经过科学的投资决策论证，不经评估，盲目投资，容易造成投融资失误。
（四）高校内部控制制度缺失
一些高校的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和财务监督相脱节。特别是在基建项目建设过程中，在工程设计、咨询、施工、监理和设备、材料采购中，没有相应的招投标制度；在项目资金预算拨付前，没有建立健全项目资金预算编制制度和项目投资效益预测分析报告制度；在资金拨付中，对于财政预算、工程进度、专款专用、工程预决算审核和经常性监督与专项检查监督等方面，缺乏严密的监控制度。
（五）政府监督职能缺失
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和财务风险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对于现阶段我国高校贷款引发的各种问题，政府监督职能没有与时俱进地重新思考如何增加高校的融资和造血功能，没有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相应地建立健全高校投融资监管机制、债务预警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以有效遏制巨额贷款失控的强劲势头。
二、高校财务风险的主要形式
国家“从紧的货币政策”视角下，高校财务风险的主要形式有：
（一）金融风险
据统计，廊坊东方大学城投资达50亿元，宁波市高教园区投资32亿，南京市江宁大学城远期投资40多亿元，仙林大学城投资50多亿元，广州大学城投资120亿元，这些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清华大学贷款10个亿盖学生公寓，公寓的收费（1500/年/生）根本不够付息。收紧银根环境下高校的在建工程、资金链衔接、资金周转等等问题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旦发生逾期、呆账、坏账，在目前“高校”和“银行”的产权归属存在“产权不清”的情况下，酿成金融风险并非空穴来风。同时，来自国际的资本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更是深不可测。
（二）利率风险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一方面国家收紧银根，以抑制货币信贷增长过快，高校贷款门槛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加息会更加频繁和主动地使用。因此，高校巨额贷款存在很大的利率风险。仅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就从2004年5.76%上升到目前的7.83%，增加了2.07个百分点。
（三）校产责任连带风险
一方面，校社间、校际间违规担保已得到商业银行的默认，并成为事实；另一方面，高校在对外投资如联营企业和投资三产以及举办中外合资等投资过程中，债务纠纷和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校办产业停产、倒闭。这些因素都为高校带来了校产责任连带风险。
（四）资产流失风险
重复建设、决策失误、坏账损失、资金占用以及资金运作等等风险引发资产流失姑且不说，仅支付不断提高的利息，更加上高校长期以来“重钱轻物”、“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就很容易引发资产流失的风险。
三、防范高校财务风险的主要对策
国家“从紧的货币政策”视角下，防范高校财务风险的主要对策有：
（一）实施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政策，合理控制高等教育规模
国家对高等教育宏观调控。1.政府要切实履行办学的社会责任，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扩招是国家政策，使众多学子受益，从2000年到2005年五年间，我国大学扩招了本、专科生1000万人，高校对国家的扩招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很多人才，但扩招的成本和压力却由高校自己来承担，这完全超出高校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违背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必须加快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因势利导，在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以缓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资金紧张难题。2.加快对扩招政策调整步伐。3.国家在政策导向上要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大学治理体系，强化项目审批制度，防范高校举债追求规模扩张所出现的风险。
（二）依法理财，民主管理，提高高校投融资决策水平
高校要正确理顺投入与管理的关系，把政府补偿性的有限投入与自身积累融合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以市场调节投资行为和以投资主体决策自主、风险自负为基础的新型的投资机制，按照“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思路，把高校的市场、资源、布局、规划、资金与管理统一研究落实，依法理财，民主管理，提高投融资决策水平，努力降低财务风险。
（三）建立健全高校内部控制制度
高校必须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和财务监督三管齐下制度，特别要加强工程项目财务控制，建立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核算规范、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对风险的预警能力。实行项目负责制和项目问责制，做到制度管人管事，按章办事，努力降低各种风险。
（四）发挥政府监督职能，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突出自我评估与外部审核的监督机制
一方面，国家要构建高校贷款的政府监督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对加强高校贷款管理、明确还贷责任、防范财务风险、确保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对高校贷款如何控制、风险如何防范、如何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未作更详细的说明和规定。为此，国家应及时出台其详细的操作规程。同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高校预算的管理，强化对高校财务状况的监督，加强对高校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和检查。
另一方面，加大高校内审的监督力度，积极化解各种风险。内审人员要积极参与投融资决策，参与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概算等前期管理工作，加强对工程招投标的监督，实行合同会签制度，严格审查合同条款、付款方式等内容，跟踪工程施工、监理、验收、决算等环节，从工程开始到工程完工的各个控制点和贷款申请与付息还本进行全程监控，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使工程建设和融资的每个环节都置于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下；加强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的检查和评价，不断提高资金和投资效果，防范基建风险和融资风险，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日常监督和全过程控制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黄欣.教育投入，离“4%”还有多远.中国教工，2007.4.
融合教育的政策篇10
关键词：创业环境；创业观察；北京；合肥；广州；创业模型
目前，创业企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社会各相关机构对创业企业及其发展环境日益重视，相关实证研究也日益增多。我国地域辽阔，创业活动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多种多样，城市间的区位、规模、历史、文化以及各自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等都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可以理解为区域经济系统与创业人员之间的中介，即创业者与其所在城市(创业地)之间的中介。如何正确、科学、深入地认识一个地区的创业环境，其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将北京、合肥、广州的创业环境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了解其创业环境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创业环境政策提供参考。
1理论背景
创业环境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由规范的制度（normativeinstitution）、认知的制度（Cogni-tiveinstitution）和规制的制度（Regulatoryinstitution）3个维度组成。Spencer和Gomez认为规范的制度反映社会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尊敬程度，与文化、社会规范有关。认知的制度与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有关；而规制的制度则包括法律、制度、规定和政府政策等促进和限制行为的方面。Spencer和Gomez利用Scott提出的分析制度环境的3个维度，研究了国家的制度结构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分析不同的制度环境维度与创业活动类型之间的关系。StottShane［1］认为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包括收入、资本税、财产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包括自由、法律和财产保护的有力措施、地方分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对创业的尊敬、创业的压力和特定的文化信仰。
我国创业环境研究起步较晚，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了全球创业观察2002、2003、2005和2007年的中国报告，就我国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和类型特征、创业环境的优劣势、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创业政策进行了研究。张玉利、杨武斌、郭元源、蔡莉等［2，3］也从不同的方向对区域的创业环境进行研究，本文借鉴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模型（Gem）比较研究3个城市的创业环境状况。
2研究模型Gem（Globeentrepreneurshipmonitor）
研究提出了反映创业环境的条件，认为可以从9个方面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环境。如图1所示，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根据各个社会文化和政治氛围，创业环境分为一般环境条件和创业环境条件，创业环境条件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创业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有形基础设施、市场开发程度和文化及社会规范9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就是运用Gem创业模型9个方面的指标（见表1）研究3个城市创业环境的异同［4］。
3三地创业环境比较
分析本文采用调查问卷和专家访谈法，根据创业环境条件的9个方面，各城市在每个方面选择4位以上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作为访谈对象。数据采用Linkert量表的方式，一个问题数值为1～5分，最高分为5分，即是专家对该项内容完全正确，1分为完全错误，“4”、“3”、“2”分别代表比较正确、既不正确也不错误和比较错误，最后得到统计结果。由于该调查形式为访谈，所以所选的专家数就是创业环境条件：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及社会规范社会、文化、政治氛围创业能力：技能、动机国家经济工作机会创业机会创业合成一般环境条件：政府、开放程度、金融市场、管理、劳动力市场、开发程度中小企业主要的现有公司图1Gem的创业模型表1创业环境的内容金融支持权益资金；债务资金；政府补助。
个人（非创始人）资金支持；创业资本创业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ipos）融资等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如公开采购）优惠；优先考虑扶持；一周内获得所需要的准许和许可证；税务不构成公司的负担；政府对公司的税务和其它管制是可预见的和稳定的；应付政府官僚机构；规章制度及许可证需求方面不是特别难等政府项目通过单一机构获得广泛的政府支持；科技园和企业孵化器提供有效的支持；有足够数量的政府项目提供；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支持新公司工作是能胜任的和有效的；从政府项目中获得公司所需要的帮助；政府的支持项目是有效的等教育和培训中小学教育鼓励创造性和个人原创；中小学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市场经济原理的指导；中小学教育充分关注创业和创办公司；高等院校为创办企业和新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为创业和新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职业专业和继续教育为创业和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等研究开发转移新技术、新科学和其它知识迅速从高校、公共研究机构的转移；拥有和大型、成熟公司同样的机会接触新技术、新研究；负担得起最新技术；政府提供给足够的资助用于获得新技术；科技基础在某一领域能够有效地为世界水平的新技术创业提供支持；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通过新公司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有良好的支持等商业环境有充分的分包商、供应商和咨询机构为新成立和成长型公司提供帮助；可以负担得起分包商、供应商和咨询机构的费用；容易找到好的转包商、供应商和咨询机构；容易得到好的、专业的法律和会计服务；容易得到好的银行服务（会计核准、外汇汇兑、信用证和其它）等市场开放程度消费品和服务的市场每年的变化很显著。
企业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每年变化很大；新成立和成长型公司能够很容易地进入新市场；新成立和成长型公司负担得起市场进入成本；能够进入有成熟公司的市场，不受已成熟公司的不公平阻挠；反垄断的法律是有效的并得到了有力的执行等有形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道路、设施、通讯、废物处理）提供良好支持；比较廉价地获得通讯（电话、互联网等）服务；在一周内开通通讯（电话、互联网等）服务；负担得起水、电、气等基础服务费用；在一个月内获得水、电、气、排污等基本服务等文化及社会规范民族文化非常鼓励个人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民族文化提倡自立、自治和个人原创；民族文化鼓励创业冒险；民族文化鼓励创造和创新；民族文化强调个人（而非集体）管理自我人生的责任等有效问卷数（如表2）。
表2城市专家调查人数城市专家人数（人）
北京36合肥42广州36数据来源：Gem2007年城市专家调查。
各地专家给所在城市创业环境9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打分，数据汇总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三地专家评分及其标准差北京合肥广州得分均值标准差得分均值标准差得分均值标准差金融支持2.770．142.680．202.870．27政府政策2.820.403.090.292.560.30政府项目2.770.463.130.602.890.33教育与培训2.610.362.830.582.870.48研发转移2.890.473.000.403.110.26商务环境3.040.283.090.242.900.29市场开放程度2.880.392.910.412.920.59基础设施3.760.333.860.303.670.30创业文化3.180.313.350.393.800.15数据来源：Gem2007年城市专家调查。
由调查数据发现，三地具体评价指标的得分分布呈现出不同态势。就得分来看，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得分最高，金融支持得分较低，三地得分在这两个方面的得分没有显著的差异。广州在金融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市场开放程度、创业文化5个方面与其它两市相比略胜一筹，但在政府政策、政府项目、商务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合肥得到专家更多的肯定，北京创业环境评价得分的总体情况在3个城市中最不理想。本文将从三地得分最高、得分最低、得分差异最大、得分标准差4个方面深入分析创业环境条件的各项指标（见图2）。
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商务环境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创业文化北京合肥广州图2三地专家评分对比3．1三地得分最高指标在9个方面的评价中，三地得分最高的都是基础设施，北京为3.76分、合肥为3.86分、广州为3.67分，其中合肥基础设施得分在所有的得分中最高。基础设施方面主要衡量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质量和获得的难易程度，比如通讯设施、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等。Ragnarnurse强调社会管理的作用在于它能够优化社会的基础环境，提高资本在该地区投资的回报率。良好的基础环境是创业环境中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北京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区位优势最强的城市之一，位于我国环渤海经济区域的中心，这个经济区域拥有全国其它经济区域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合肥是全国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在“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战略下，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而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城市带中心，毗邻深圳特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了完善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三地基础环境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都具备了支持与鼓励创业的基础条件。
3．2三地得分最低指标分析对三地得分最低指标的分析，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描述：
（1）从单项指标分析，三地得分最低的指标不同。由图2及表3可知，北京的教育与培训、合肥的金融支持与广州的政府政策指标在本市的环境条件指标中得分最低，分别为2.61、2.68、2.56分。
（2）整体分析，三地的金融支持和教育与培训得分较低。创业活动的金融支持，其基本含义是指新的和成长型的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可得性，这是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综合表3和表5可知，在金融支持的6个问题中，三地的得分基本上没有高于3分的。3分意味着对问题中的命题既不认同也不反对，低于3分就说明对该方面的评价是否定性的，也就是三地的金融支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不积极的，金融支持仍是鼓励创业中的瓶颈。就表5中的单项得分来说，北京的债务资金，合肥的权益资金，广州的权益资金、债务资金和创业投资相对高一些，三地的ipo融资得分都很低。但是，广州的金融支持总体情况比其它两地较好。
表4金融支持分项指标构成要素编号指标金融支持a01在我市（指明哪个城市），有充足的权益资金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a02在我市，有充足的债务资金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a03在我市，有充足的政府补助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a04在我市，有充足的个人（非创始人）资金支持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a05在我市，有充足的创业资本由创业投资者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a06在我市，有充足的首次公开发行（ipos）融资提供给新成立的和成长型的公司表5金融支持分项指标得分a01a02a03a04a05a06北京2.713.032.752.612.722.77合肥2.932.682.792.712.622.34广州2.973.002.863.252.672.47数据来源：Gem2007年城市专家调查。
北京市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多数问题的评价都还是“消极”的。合肥和广州的得分相似，总体情况比北京好（见表6和表7）。但三地在在学制教育阶段，学校一般都没有开设与创业相关的课程。创业教育与培训是形成一个地区创业文化和提高创业管理的最好途径之一，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创业活力指数。三地在教育与培训上急需提高。
表6教育与培训分项指标构成要素编号指标教育与培训D01在我市，中小学教育鼓励创造性、自立和个人原创D02在我市，中小学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市场经济原理的指导D03在我市，中小学教育充分关注创业和创办公司D04在我市，高等院校为创办企业和新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D05在我市，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为创办企业和新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D06在我市，职业、专业和继续教育为创办企业和实现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表7教育与培训分项指标得分D01D02D03D04D05D06北京2.572.262.142.802.813.09合肥2.592.412.023.103.483.38广州2.782.502.193.083.533.14数据来源：Gem2007年城市专家调查。
3．3三地得分差值指标三地得分差值较大的是政府政策，由图2和表3可知，合肥的得分最高（3.09分），超过了3分，广州的得分最低（2.56分）；在政府政策方面，合肥与广州得分差值为0.53；三地得分差值最大的创业文化指标，广州3.80分，北京3.18分，前者比后者高0.62分，但二者得分都超过了3分，广州接近4分，得到了专家的普遍认可。
三地在开放程度指标上，得分差值最小。
3．4标准差指标标准差是反映一组数据离散程度最常用的一种量化形式。三市在金融支持6个问题指标上得分的标准差最小，即各城市被调查的专家对本市的金融支持政策认可度较一致，波动小，金融支持调查的得分情况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真实情况，专家对本市的金融评价可靠性更高。由图2知，三地的金融支持得分低，所以，金融支持对创业企业的发展支持力度低。合肥的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广州的政府政策、市场开放程度等的标准差大于0.5，城市的专家对本市的这些指标认可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其中，合肥的政府项目指标标准差最大（0.6）。
4结论
及建议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北京、合肥、广州三地创业环境条件呈现出不同态势。就得分来看，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得分都是最高的，金融支持得分较低，三地得分在这两个方面的得分没有显著的差异。广州在金融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市场开放程度、创业文化5个方面与其它两市相比略胜一筹，但在政府政策方面，其与其它两个城市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政府政策、政府项目、商务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合肥的创业环境条件得到专家更多的肯定。
北京创业环境评价的总体情况在3个城市中最不理想，其有5项的低分最低，分别是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市场开放程度、创业文化，而且没有得分最高的。因此，创业环境的优劣与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中等城市也一样能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创业环境条件的9个指标中，3个城市各有优劣。创业环境是创业活动的温床，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文地理因素、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素、政府的政策因素等相互作用下形成。因此，各城市存在创业环境发展不平衡，部分城市支撑体系发展水平不配套，创业活动对本地区创业资源认识不足和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本文分析了三地创业环境的特点，就如何在现有的创业条件下继续完善其创业环境提出建议，以期为相关的研究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4．1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融资难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从三地的情况来看，创业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权益性的投资，包括自然人的投资和法人的投资，以及基于个人信用的私人借款。
而国际上较流行的创业资本(VentureCapital)和公开上市融资(ipos)等难以成为广大创业企业的资金渠道，尤其是公开上市融资，对新创企业来说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改善新创企业融资难的难题。政府需要出台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设立创业企业引导资金，引导社会闲散资金集聚起来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同时设立创业企业社会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理清创业企业间及其与金融机构间的各种信贷关系，对信用等级高的新创企业予以金融支持。
4．2培育鼓励创新的创业文化世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认为，创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鼓励创业应成为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内容，鼓励创业就是带动经济的增长。开放包容、敢闯敢试、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可以催生大量有激情有活力的企业家，造就有思想、有务实精神、能够同甘共苦的企业急需人才，一个城市的历史沉淀、文化氛围、人口素质、教育条件等，都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文化环境。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科技、文化及经济中心，国际交往频繁，容易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思想、理论、经验、惯例。
徽商文化源远流长，合肥市是安徽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受徽商文化熏陶，人们普遍认可创业这一职业选择，但是徽商文化中“贾而好儒”的思想又制约了合肥市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广州市在文化方面，崇尚创新，有较强的赚钱欲望，对商业行为认同度也十分突出。但是，三地的创业文化中都缺乏针对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的培训。因此，应通过教育、培训、宣传来营造一种强烈的区域创业文化氛围。
4．3完善政府项目和政府政策的相关法规三地的政府在政策和项目方面的认可度波动比较大，只有合肥的政府政策得到了偏肯定的评价（3.09分）。这也是由于合肥是国家首个创新型试点市，是在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对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失败给予30%补贴等政策的推动下形成的。但在政府直接补助方面，合肥市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北京与广州在政府政策方面得到了不到3分的评价，而广州的政府政策得分最低，与经济发展的规模不相称。因此，各地政府需要建立强调政府在宏观创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因地制宜，“特事特办”，制定与区域发展相适应、支持与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府在完善各自的创业环境时，需要建立与之相关的配套服务体系，政策先行，监管在后，鼓励创业者投身于创业事业中。同时，需要在各科技园区和经济园区内为包括创业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提供某些形式的资助。尽早建立政府针对创业企业的采购制度，从行动上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
4．4培育全方位的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体系研究表明，三地的创业环境构成要素发展不平衡，广州在某些要素上得分很高，但有一些的得分又很低；专家对政府政策、市场开放程度指标的认可度在指标范围内波动较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和合肥两地。创业环境是一个包含市场、政府、中介机构等多要素的有机体，其优劣影响着其构成要素，要素的优劣又反映到总体上来，因此，改善区域的创业环境需要“点面”结合。所以，各地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者，需要从政策、资金、信息、人力资源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建立服务于创业企业的城市创业环境支撑体系。完善创业中介服务体系涉及立法、行政、金融、信息乃至文化道德等各环节，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如政府项目，则有可能在短期内在一个局部环境内收到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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