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1
20*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特大地震、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维稳任务异常繁重等严峻形势，区政府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区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扎实工作，顽强拼搏、攻坚克难，努力消除*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各项改革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全年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23.09亿元，同比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20.6亿元，同比增长2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6.6亿元，同比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263.6亿元，同比增长22%；服务业增加值233.*亿元，同比增长13.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67元，同比增长17.2%；农民人均纯收入10349元，同比增长21.1%。
一、经受复杂严峻考验，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考验，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一）抗震救灾工作高效有序。面对突如其来、历史罕见的*特大地震，临危不乱，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有序疏散，加强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稳定社会秩序。第一时间全面排查辖区房屋受损情况并实施分类评估处置。第一时间筹集抢险救援物资，加强市场供应和监管，始终保持了市场秩序稳定。第一时间组建民兵预备役等抢险救援队伍，在全市最先赶到都*市受灾最严重的中医院等地开展抢险救援，从废墟中成功营救被掩埋群众24名。发挥救援基地作用，累计收治灾区受伤群众2812人，接收安置受灾群众513人，向灾区捐款捐物达2亿元。投入6000多万元，优质高效地完**市重灾区*镇和*乡7000余套板房建设；投入5000万元对口支援*、*灾后重建。出动2000多台次救灾车辆，组织1800余名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服务，涌现了一批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二）主动应对宏观形势复杂变化。面对地震灾害影响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审时度势，围绕抓投资、促消费、保增长，果断调整决策，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化挑战为机遇。在震后第一时间走访区内重点企业，多次召开投资座谈会、专题协调会，为企业排忧解难，与阳光保险集团等10余家知名企业签订总额126.5亿元的投资协议，成功挂牌出让了*1号、15号商业金融用地，坚定了投资者来*发展的决心。积极应对金融风暴影响，强化经济部门职能，加强对经济运行中主要经济指标和现代服务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的监控；围绕投资拉动，做好政策服务，加快项目促建，成功促成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百扬大厦、成商二期、新华之星等9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围绕消费拉动，引导重点商贸企业依托各类节庆活动刺激区域消费，保持了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先导效应显现
坚持发展目标不动摇，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优转型”，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0.3：27.6：72.1，服务业对税收的贡献率达到86%，现代服务业先导效应和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一）产业规划更趋完善。深入实施“一三七”发展战略，坚持以科学规划引领城乡发展。按照“全域*”理念，精心编制和完善《总部经济发展规划》《专业服务发展规划》和《工业总部基地产业发展规划》等各项产业规划，出台了《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先导区建设20*年工作意见》《*金融核心区概念性发展意见》，完善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等配套政策，引导和推动了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类资源要素向现代服务业七大重点领域集聚。
（二）产业空间有效拓展。大力推进旧城改造，创新城市拆迁理念，将政府引导和群众自愿有机结合，在“阳光+市场+保障”拆迁办法基础上全市首创“模拟拆迁”方式，变要我拆为我要拆，使拆迁难点变为惠民亮点。启动16个危旧房改造项目，完成拆迁总面积25.19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总户数3638户。完成花果、大观、粮丰、包江桥片区4000余亩土地的征后实施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三）产业承载能力提升。实施试验区重大项目182项。天府时代广场、仁恒置地广场、*、创意科技大厦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春熙商汇、佳霖商务楼、红星路35号等重点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全年新增商业商务面积7.6万平方米。
（四）产业转移成效显著。组建*金融街企业家协会，成功举办首届*金融街论坛暨20**金融博览会，24家金融企业新入驻*。着力实施招大引强战略，引进了中怡保险经纪、丰田通商株式会社、雪佛龙等10家世界500强企业，重大产业化项目10个，新增各类地区总部及分支机构55家，引进包括奇尔顿、富登信实、伊顿电气等知名企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企业509家，意大利费雷服饰等知名品牌20个。强化锦金区域合作，成立锦金区域合作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工业园，加快实施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引进投资1亿元的锦金合作肉鸡养殖项目，带动当地1000户农户增收。全年预计引进市外到位资金66.98亿元，完成市级目标118%；实际利用外资5.54亿美元，完成市级目标116%。获“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区”和“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区”称号。
三、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纵深推进
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稳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按照“大统筹、大集中、大流转”的思路，大力实施“三改五化”，全面完成“198”区域26369.5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健全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在全市率先公开挂牌出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迈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第一步，成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
（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剥离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重点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城市管理、社区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强化区级经济部门服务经济工作的主体责任和职能，出台了街道办事处预算编制管理调整办法、工作考核办法等配套改革制度，为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能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取得新进步。全面撤销涉农街道村建制，按城市社区标准成立社区居委会。按照“政社分开，强化自治”的原则，结合街道职能调整，在部分街道开展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试点，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探索社区工作职能归位，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社区服务基层的活力进一步激发。
（四）城管体制改革取得新经验。明晰职责，界定了区城管局及其下属事业单位与街道办事处和清扫保洁公司的职能职责，强化了街道办事处属地主体责任。下放户外广告设置建议权和监管权、清扫保洁公司监管权等管理职权到街道办事处，强化了基层城市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下放140名城管监督员到街道办事处，增加监督员对简单问题即时处置的职责，实现了网格管理的重心和力量下移。探索建立了城管联合执法机制、第三方委托测评机制、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和不合格清扫保洁公司退出机制等系列配套制度，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五）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加强区属国有投资公司管理，规范企业融资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偿债能力，努力提升国有公司配置资源利用效率和贷款资金使用效率，全年区属国有投资公司累计完成融资38.01亿元，有效解决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资金瓶颈制约。组建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积极协调担保机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共为全区114家企业担保融资5.16亿元，同比增长47.9%。
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紧紧围绕中心城区功能定位，加快环境建设和城市更新，着力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管理体系，城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一）市政建设快速推进。加快区域道路网络建设，机场路东延线等道路建设顺利启动，基本完成*路等道路的整治改造工程，实施道路硬化工程64处。开工建设新型社区25万平方米、新居工程53.24万平方米，竣工39.09万平方米，安置群众2566人，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对沙河沿线排水口41户排水户及*南街实施了雨污分流工程。完成了**路共计14幢建筑的外立面装修、光彩亮化及道路铺装工作，城市功能稳步提升。
（二）环境治理更加深入。加强环境体系建设，成功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巩固“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大力开展园林绿化建设，在全市率先完成三环路整治和生态建设工作，并顺利通过市政府检查验收。全年共计完成破墙透绿2485米、新增绿地12.8公顷，区域绿化覆盖率达42.1%。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完成攀成钢等高耗能企业搬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5%。深入开展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实施绿化带提挡降土、裸土覆盖、道路硬化“三大工程”，加大工地扬尘和道路扬尘治理，实施燃煤污染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区域空气质量日益改善。深入实施小流域治理，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实现5个月达标。深入开展噪声治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小于55分贝，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84.6%。被评为“中国生态旅游百强区”。
（三）“最清洁城区”创建全面提速。圆满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创建任务，投入2.13亿元深入推进全市“最清洁城区”创建。着力优化配置城市管理资源，将全区661万平方米道路清扫保洁全面推向市场。着力开展城郊结合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全年共计清运生活垃圾15.6万余吨，收集率和处理率均达100%。着力强化城乡规划执法监督，有效遏制新增违法建设，全年依法拆除违法建设30万平方米。创新无物管院落管理办法，积极开展星级院落评选活动，老旧院落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加大城区综合管理和专项整治力度，城市执法管理立案查处率100%，结案率100%。强化户外广告管理，全年共拆除违法大型户外广告38处，共9700平方米。
五、深入推进民生改善，社会更加文明和谐安宁
始终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财政资金对社会事业的倾斜，着力改善民生，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有了新的提高。
（一）就业社保更加充分有力。建立城乡就业联动机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认真落实“962110”就业援助，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777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小于3.5％，保持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全面完成医疗保险征缴扩面目标任务。农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82.97%。投入205.8万元全额补贴，在全市率先将低保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员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抚政策全面落实，城乡医疗救助实现全覆盖。通过廉租住房补贴及实物配租、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为1312户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发放租金补贴333万元。围绕“八统一”建设要求，投入5000余万元完成9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所卫生服务站的新建和升级改造，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100%。
（二）社会秩序更加安全稳定。切实加强工作，进一步完善矛盾排查、领导包案、督查督办和稳控劝返等机制，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职工、农民工维权工作，确保了企业和谐、职工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切实加强各类市场监管，市场秩序得到有效规范。全力做好地震、奥运期间重点维稳工作，保证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深入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扎实推进“一案三制”建设，实现全区应急预案管理满覆盖。开展创全市“最安全城区”活动，加快公安“三基工程”建设，全区刑事案件发案率连续6年保持下降趋势，广大群众安全感和社会治安满意度明显提高，被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评为中国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区”。
（三）社会事业更加均衡协调。投入专项资金5600万元，全面完成9大类54项民生工程年度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困难家庭、农业户口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资助，投入2.8亿元完成龙王庙小学等中小学排危维修和实施*三幼、*育才中学、*中学等学校新建、改扩建工程。增加投入3110万元将全区新建学校教学楼抗震设防烈度提高到八度。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组织申报省、市重点技改项目18项，科技项目48项，专利申请980件。组织和引导各类投资7378.3万元，完成13个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设16个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顺利完成区图书馆二级馆达标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成效，糖画和水井坊酿酒技艺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积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新建22条全民健身路径和5个“1+2”农民健身工程，成功举办20*/2009赛季a1汽车世界杯大奖赛等重大赛事。启动创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工作，加强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全年无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发生。在中心城区率先启动计划生育家庭惠民政策试点，人口出生率控制在6‰以内。残疾人工作获“*省白内障无障碍区”称号。以争创“*省双拥工作模范区”为契机，双拥工作更加扎实深入。认真落实老干部各项政策，切实关心老干部的学习、生活、健康和福利待遇。国防教育、预备役、人防、老龄、档案、地方志、民宗、侨台、机关事务等工作持续发展。
六、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政务环境行政效能稳步提升
坚持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为目标，按照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要求，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政府履职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一）民主法制建设深入推进。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深入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清理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12项。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基层司法所运转更加规范。认真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主动报告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支持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认真听取区政协的意见与建议，全年共办理省、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202件，办结率100％，满意率100％。充分发挥*区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作用，区政府各类会议全面开放。
（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深入实施。全面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启动实施行政审批事项办理“两集中、两到位”，为社会公众和企业提供更加开放的政务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方便快捷的办事环境。围绕创建“行政效能最高城区”，不断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机关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办事质量明显提升，履职能力明显增强。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建设“绿政通”政务服务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中心”的窗口服务功能，全年共办理行政审批事项45127件，未发生一起投诉件。
（三）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积极开展以“深化作风建设，树立清风正气，为‘四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为主题的作风建设活动，切实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个人事项报告、“三重一大”事项报告、出差考察学习等制度规定，开展部门街道主要负责人公开述职述廉，强化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积极开展“两公开一评议”活动，拓宽群众诉求渠道，开通了纪检监察机关24小时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坚决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截至目前共受理举报1*件（次），办结率达97％。完善了干部绩效考评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廉洁承诺制度、群众评议制度，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向社区延伸。21写作秘书网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2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8）03-0032-04
BiS报告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央银行有金融稳定职权，中央银行拥有多种宏观审慎工具，大多数中央银行投入大量资源来促进金融稳定。通常认为宏观审慎框架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清晰的目标和可用的政策工具；二是相关机构如央行有使用相关政策工具的权利并实施；三是金融稳定的各个机构与其他政策目标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四是避免偏离使命，使宏观审慎政策不会从确保金融稳定转向管理经济周期等其他目标；五是当风险累积时，及时处置，确保宏观审慎政策不受政治因素干涉。
一、各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经验与实践
（一）宏观审慎政策要迅速采取行动才能化解风险
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政策要切实化解系统性风险，就需要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与货币政策相比，不同国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差异很大，影响了实施效果。如一个职责权利较大的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的框架下可能会更快、果断地采取有效行动。因政府希望保持对宏观审慎工具的控制，不愿赋予央行更大的权力，避免央行权力过大。
（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对金融周期产生实质影响
BiS报告提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显示，贷款价值比率①（LtVs）虽然对房价影响有限，但能强化银行对房地产冲击的抵御能力。这意味着宏观审慎政策能对金融周期产生实际影响，但其有效性取决于经济繁荣的内在属性。当房价和信贷的暴涨是源于强劲的内需和投机活动，那么相对上调印花税和提高供给等方式来说，信贷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将十分有限。
（三）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过度繁荣的效果更佳
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在应对衰退方面，效果欠佳。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策目标是为了降低信贷组合风险，这个问题便不会产生。
（四）宏观??慎政策在解决区域性差异问题上的有效性仍待考验
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工具针对特定部门、地区、机构和资本流动量身定制。一些国家（如韩国、中国、匈牙利）根据国内各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设置了不同的贷款价值比率（LtV标准），但可行性仍待进一步检验。限制贷款比率常用于遏制房地产市场风险，限制家庭过多借贷，增强银行缓冲，提高资产质量。一些中央银行（如香港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泰国银行）细分住房市场或高风险的借款人，采取不同的贷款比率。
（五）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一个潜在意外后果可能是限制最需要资金的市场参与者资获取金的机会
BiS报告援引ayyagari等人（2017）的发现，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往往会减少中小企业融资的机会，但政府可能会因为更严格的宏观审慎立场而放宽其它政策。如2008年以后，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大幅收紧的国家，财政政策更为宽松，这可能会降低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总体有效性。
（六）当前缺乏衡量如何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方法
BiS报告指出，尽管宏观审慎框架旨在增强金融稳定性、减轻系统性风险，但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较为直接的方法衡量目标如何实现。除了泰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直接监测系统性风险，理由是缺乏可靠的指标。如在制定宏观审慎框架政策的中间目标方面，尚未有固定的中间目标。压力测试虽具有前瞻性，但金融危机前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并没有指出银行业存在任何重大风险。
二、当前我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面临的问题
（一）宏观审慎政策沟通有待加强
一是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报告内容较为复杂，不利于与公众沟通效率提高。如自2005年开始，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的内容较为专业，使用的分析方法也较为复杂，社会公众在某种程度上难以理解，不利于市场主体尤其是个人准确及时判断风险。部分政策措施的出台之前也与社会公众沟通尚待加强，部分政策较为突然，导致互联网上对一些政策的曲解信息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审慎政策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诸如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银行业机构信贷规模合理控制的目标和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行业监管部门扩大信贷投放的考核目标存在一定冲突，在缺乏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极易使其曲解人民银行宏观审慎政策意图和政策效应，对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产生不解、怀疑，甚至是误读。
（二）宏观审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误伤”部分有迫切资金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一个潜在意外后果可能是限制最需要资金的市场参与者资获取金的机会。当前，人民银行在执行宏观审慎政策过程中，也存在BiS报告中提及的，受信贷调控影响，部分迫切渴望信贷资金支持的实体经济获得资金难度较大。这是由于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之前过度追求利润、过度增加杠杆，导致资产扩张速度远超其资本承受能力，因此感觉受到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尤其是mpa约束较多。例如，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中，2017年3月末贷款增速超过25%（约为全国水平的两倍）的分别有35家（占25.9%）、157家（占14.2%）和154家（占14.5%），其中贷款增速超过35%的有182家，占三类机构总数的7.9%。有的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城商行2017年贷款增长目标甚至高达60～70%①。同时，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张也超过其稳定负债的能力，不得不过度依赖同业负债，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若这些机构延续资产过快扩张势头，维持高杠杆或过度加杠杆等不审慎行为，会受到宏观审慎政策制约更为明显，为满足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要求，这部分金融机构会较大规模的减少贷款投放，这难免会“误伤”部分确实需要信贷支持的中小微企业。
（三）执行宏观审慎政策与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整体宏观经济呈现出稳健发展态势，不存在整体宏观经济过热问题，仅在局部领域如房地产领域存在过热现象。根据BiS报告阐述的，宏观审慎政策解决区域性差异问题上有效性仍待考验，即使当前我国在执行宏观审慎政策上，对房地产等行业实施了差别化的规定，但从当前效果来看，仅依靠宏观审慎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顽疾。同时，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在应对衰退方面，效果欠佳。2018年，我国将继续加快推进企业去杠杆，imF等国际组织下调2018、2019中国经济预期，在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政策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是减轻反周期货币政策带来金融风险的有益补充，而不能依赖宏观审慎政策加大信贷投放、促进经济发展。
（四）宏观审慎政策目标设定多元化
BiS报告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目标要避免偏离使命，使宏观审慎政策不会从维护金融稳定目标转向管理经济周期等其他目标。报告提出，2018年及今后要着重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目前可能会引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尚未明确，当前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目标设定也不仅仅是维护金融稳定目标，承担多元化的使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前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指标是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在具体设定方法上，中国具体考察信贷偏离程度，更重视信贷增长要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需要，即宏观审慎政策将信贷增长与资本水平、经济发展需求紧密挂钩，既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性质。政策目标设定多元化，干扰了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初衷，也不利于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
三、BiS报告对我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启示
（一）建立明确的目标制
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缓解金融稳定压力，而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开始着手处理。当前，我国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在抑泡沫、去杠杆、防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本质是控制金融风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对部分高杠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冲击，资金面偏紧状况时有发生，各界又希望以“钱荒”为噱头，给监管机构施压，希望人民银行放宽货币政策，干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因此，建立明确的目标制对我国施行宏观审慎框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强化，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营造合适的金融环境，创造条件把更多金融活动和商业银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促进金融机构更为审慎经营，使人民银行切实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确保金融稳定政策覆盖整个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不能混淆。
（二）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沟通
BiS报告指出，清晰高效的沟通能确保政策工具得到市场的正确理解，从而产生其预期效果，有效沟通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关键要素。内容和时间是沟通中最关键的方面。在金融周期的早期阶段，风险预警可能是最有益的，但缺乏有形风险意味着它们最有可能被忽视、质疑或批评。到了金融周期后期，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前夕，过度沟通会给金融脆弱性继续造成冲击。因此，清晰简洁易被社会公众理解的宏观审慎政策措施沟通至关重要。作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部门，人民银行应高度重视沟通问题，抓准风险预警的时机。可以借鉴印度储备银行（RBi）经验，对于牵涉面广且与公众密切相关的法规，精简的新闻，以简化的方式解释法规，使得金融知识有限的公众可以理解，而政策背后的理由则以更加详细的技术性解释则通过出版物进行补充。也可以通过举办媒体研讨会，解释不同监管决定背后的原因。
（三）对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要加强国际合作
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层跨国联系使其业务范围往往超越国家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宏观审慎监管风险和工具将更加本土化，这也表明需要在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监管之下确立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选择与关键合作伙伴开展双边合作，也需要依靠国际组织来达成协议。根据BiS最近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央行的调查，发现宏观审慎措施的影响可通过不同渠道扩展到其他国家，因此实施宏观审慎措施国际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政策的溢出效应对各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性提出了要求，由于溢出效应本身的复杂性，建立区域间政策协调机制存在巨大阻碍。
（四）注重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影响，加强其与反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一、引论
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经济学专业术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理方式也在转型，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
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指出：“……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这是宏观控制首次正式出现在公开报刊上。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到宏观调控的过程。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克服市场调节天然存在的某些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运行和健康发展。
二、中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的区别
在西方，并未将国家干预与宏观调控区别开来，但是，宏观调控仅仅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完全包含国家干预的所有内容[2]。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次，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在强调结构的优化；第三，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行政手段[3]。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其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教训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继续完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4]。
三、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业已进行的几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其特点是：（1）从1986年的宏观调控开始，政策当局注重运用相应的扩张性与紧缩性的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冷热状况进行调节。（2）1991年宏观调控形成经济的“硬着陆”，其原因在于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大。但此次的特点是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基本确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框架。（3）199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4）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次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5）2003年以来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据此，有学者认为：“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5]。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6]。（6）200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计划的贯彻落实，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运行，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
我国经历了30几年的摸索和创新，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还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评论中得到佐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7]。朱基指出：“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8]具体来说，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不拘泥于西方的传统，大大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既有对经济全面过热的治理，又有对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的治理；既有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有对通货紧缩的治理。从政策措施上看，有紧缩性政策，也有扩张性政策。从调控手段上看，有直接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既有全面的“一刀切”，也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从调控时机上看，既有最初的治理性的被动调控，也有近年来的主动调控、事前调控和预防性调控。
第二、凸显了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表明了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中，我国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要解决在市场体制下所存在的市场缺失、市场失灵等问题。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对于我国的宏观调控，西方主流媒体则称之为“macro-economiccontrols”。这都说明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只有那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才是我们最佳的路径选择。（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
[2]汤在新.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J].当代经济研究，2000.
[3]黄伯平.宏观调控的理论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2008.
[4]逄锦聚.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5]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
[6]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4
【关键词】宏观环境会计；会计属性；会计核算
环境会计，或称“绿色会计”，是一种对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核算与监督的会计信息系统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与承担的环境责任相协调。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较典型的是“绿色GDp”的核算，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日臻成熟。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生态环保观念持续地深入人心，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会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不断拓展着环境会计的认知领域，其中包括对宏观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尝试。
一、宏观环境会计的学科属性
从20世纪末开始，“可持续发展”议题逐渐开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国务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这之后，与该命题有关的问题随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有些研究成果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就是凭借自身的信息系统功能，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的管理职能逐步拓展，会计的服务对象日渐扩大，会计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于玉林（2012）指出，会计交叉学科研究是开拓创新的好形式，也是会计发展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有效途径。宏观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集合了包括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多种学科，所以它属于一种新的交叉学科，不同的子学科在该学科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连结的关系构成了该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这里面，起主导核心作用的会计学，凭借其专有的核算与监督功能，对存在于宏观范围的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这就延伸了会计学的触角，开阔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是打开会计学之门的钥匙，环境经济学从客观宏观环境的本质与规律出发，厘清相关主体的利益纠葛和推导相关环节的资金动向，是会计学得以施展功能的基础；宏观经济学重在“宏观”二字，它促使了一般意义上只依附于企业等微观主体而存在的会计完成了空间上的飞跃，也使宏观环境会计成为会计学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践。
二、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环境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位居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会计理论结构中其他理论要素的内容。依据会计学一般目标“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内容，宏观环境会计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宏观层面上的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存、留量信息，这些信息需求者大致上包括为政府、经济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利益相关者这三大宏观环境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相关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为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同时，这些信息也将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管理者的环境绩效考评发挥作用。
（二）宏观环境会计主体
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即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首先，由于宏观环境资源依附于国家的领土而存在，因此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另外，宏观生态环境还具有区域地理性，各级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环境资源具有管辖权，这其中也包括跨区域存在的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等，这些理论上应由所跨区域的首个上级政府实施管辖，依此类推，对一跨度特别大诸如长江、防护林带等环境资源，就应当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理应归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全国数量如此庞大的环境资源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将成为宏观环境会计实施的一个难点和关键环节。
（三）宏观环境会计计量
传统的会计计量一般是以货币为单位，反映企业的商品流、服务流和纯价值流组成的价值流，表现在财务报表通常是用特定国家的货币单位或者通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在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中，环境资源存在着多种类别，且物质形态各不相同，发挥的功能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向信息使用者输出会计信息时，如果统一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将不符合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原则，因为环境会计是一个综合信息系统，除了提供货币信息以外，它还提供以物理量为单位的物质、能量信息，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的很多统计指标是不能单纯用货币就可以度量的。这些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再次转化为其他形式的信息供决策者使用。但是，考虑到狭义的会计系统只能接受货币计量的信息，试想如果环境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物理量值可以借助一定的技术工具转化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数值，那将是一个最佳的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四）宏观环境会计对象
从上述宏观环境会计的多重计量属性来看，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传统会计公认的资金运动过程，理论上还应当包含其他非货币、物理性的方面，比如区域污染指数、环境承载量等。环境资源的物理因子每时每刻都处在不同自然状态间的运动与转化过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形成了规律性的循环过程，与单纯的资金运动过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宏观环境会计的对象应当是与环境资源自然循环过程相联系的环境资源赋存、消耗和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环境资源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就是要在确保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良性生态循环。因此，就应当系统性地从物理量度和货币量度来记录和反映各类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变化。
（五）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由宏观环境会计报告来提供环境资源方面的综合信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从其中选择最优的决策信息。它的基本格式有以下三种：一是按类报告。此类的会计信息可以采取货币度量和物理度量相结合的方式，它实际上是在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经过综合以后编制而成的；二是按地区、行业报告。此类会计信息可同样采用货币和物理两种度量方式并且分别进行编报，也以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的综合化处理为基础；三是融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进行列报。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GDp核算存在较大的片面性，没有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产生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繁荣”。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需要将宏观环境会计信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适当性的进行信息披露。
三、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我国目前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有待形成。具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比较稀缺，制度体系不完善，无论是会计准则、会计法规还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宏观环境会计的内容都涉及的较少，更没有宏观环境会计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另外，理论界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学者很难做到亲身参与到宏观会计实务中来，因此，研究的成果与现实实践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脱节现象。尽管如此，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分支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其所研究的很多特殊的内容都是传统会计或者其他学科所无法触及的，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在学科的起步阶段也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当然也并行着诸如宏观环境成本核算等许许多多需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只有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遵循着客观环境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性，循序渐进，才能将该学科做大做强，真正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于玉林.会计持续发展的路径：会计交叉学科研究[J].会计之友，201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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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明山，周银燕.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思路新探[J].财会通讯，2012（9上）：18-19.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5
一、对近期宏观调整政策的回顾
要作出正确地判定，我们首先往返顾一下近期的政策信息。
2003年出台的121号文《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严格控制房地产企业、建筑企业及商品房按揭贷款，禁止贷款给房地产企业用于支付土地款以及建筑企业用于垫资。该文实际上是宏观调控的明确政策信息。
2004年一季度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办法连续出台，密集程度之高前所少见。
3月25日，人民银行于出台差别存款预备金率制度；4月25日第三次提高存款预备金率0.5％，共收缩可贷资金约1100亿元。
4月25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亚洲论坛年会上对商业银行发出了央行可能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办法的警告。
4月26日，中心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新问题，需高度重视，妥善解决。
4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房地产资本金比例提到35％。同日，传言银监会通知各商业银行停止全部贷款业务，市场作出剧烈反应，28日，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发放贷款，部分甚至停止了票据业务，股市、债券市场大跌。虽然29日银监会发表澄清公告，但各种猜测仍然不时从业内传出。目前虽然银行各项业务逐步恢复，但在政策明了前，各银行对贷款业务均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4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作出严厉处理，敲山震虎的意图十分明确。
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信心。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两项紧急通知，一项通知决定集中半年左右时间，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内容涉及严格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等六项内容。另一项通知要求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涉及土地管理、信贷政策等多方面，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对所有项目逐个提出停止建设、暂停建设限期整改、取消立项、符合要求等四类处理意见。
4月30日，中国银监会发出通知，要求商业银行适时、适度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以及房地产、汽车等过热行业贷款进行合理控制，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得发放新的贷款，已给予授信和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当、稳妥的方式予以纠正。
5月11日，央行《二oo四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央行报告），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具体分析，并对未来猜测及具体调控办法提出了明确意见。此报告为经济发展定调的功能明显，可以理解为近期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的综合性总结。
5月14日，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有关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新问题的通知》，同时下发《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主要涉及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印刷等行业。
除以上明确的政策和信息外，目前市场普遍传言贷款利率将上调，贷款审批权将进一步上收，按揭贷款的门槛，尤其是居民购买第二套、第三套商品房抵押贷款的门槛将会提高。
以上各项办法如此密集的出台，明确显现出国家加大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力度的决心。
二、对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分析
根据有限的政策信息，结合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般原理，笔者对国家近期宏观经济的走向做出如下两点基本判定摘要：
首先，国家已作出了经济过热的基本判定，为避免因长期经济过热产生破坏性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决心和意图已十分确定。
以上政策和信息均可以证实上述判定，央行报告对此也有更系统的阐述。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经济出现明显的过热迹象。具体表现在摘要：投资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投资已接近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时期；全国新开工50万元以上的项目近2万个，比去年同期增长31％；2003年在建规模已高达16万亿，相当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5.4万亿元的3倍，今年一季度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已高达7.2万亿元；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新问题相当严重，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投资的增速比消费快近33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加剧了煤电油运供求矛盾，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等新问题，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采取总量政策果断遏制。
其次，只要国家的调控手段运用适当，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趋向不会被根本性的扭转，国家直接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使经济发展“急刹车”、“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走向不必过于悲观。
做出这个判定，是基于以下几点分析摘要：
1、目前我国面临着贫富差距加大、地区差距加大、失业人数增加、社会保障水平低、“三农”新问题等一系列社会新问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妥善解决这些新问题，关系到国家、社会的稳定。而解决这些新问题，只能依靠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将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2、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和国际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以4月27日的停贷传言为例，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全球各大股市全面下跌。另一方面，受制于美元的低利息政策，以及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我国采取升息等宏观调控办法必须相当谨慎。此外，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3、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及wto的规则约束，要求国家尽可能采取市场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加入wto后，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和金融临管手段的市场化。4月27日的停贷传言，在国际上和学术界引发了许多负面的讨论。一般情况下，国家会尽量采取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
4、1993年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造成长期的经济低靡，教训深刻。11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以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的经验也逐渐丰富，相比11年前，主客观条件均有了很大变化，国民经济管理的手段也更加成熟。
5、实际上自去年以来，管理层和学术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两派观念交替影响着决策。但无论是哪一派，很少有人鼓励采取市场以外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
6、央行报告对此也有明确的论述，报告首先作出了“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判定，明确指出下一阶段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是适度从紧，但要防止急刹车，避免大起大落，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强调对投资过热的治理必须采取总量政策，我国经济体制已发生深刻变革，宏观调控方式已逐步从直接调控走向间接调控，经济杠杆调节的功能越来越强，对我国当前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来解决。
当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一方面，经济危机往往是在量变到一定的程度时，忽然发生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市场调控失灵转而采取行政手段的可能性。
三、对近期房地产市场走向的分析
房地产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最为直接。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分析，相对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要更加谨慎一些。总体上看，房地产市场已经越过了前一阶段的“高峰”期，回落的可能性较大，整个房地产业面临调整压力。这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此次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受限制的行业，国家近期为宏观经济调控打出的一系列组合拳，几乎拳拳都直接或间接地打到了房地产业身上。
1、121号文、提高房地产项目资本金比例的决定、对房地产贷款的清查、银行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内控制度趋严，均使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贷款更难，筹措资金成本更高，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
2、对土地市场的整顿，使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更难，成本进一步提高，受到的限制更多。
3、对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全面清理，主要涉及土地管理及信贷政策，房地产业又是此次清理的重点。
4、假如贷款升息、提高按揭贷款的门槛、限制多套住房按揭贷款等传言兑现，必然将削弱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而市场需求的下降，相对于资金成本的上升而言，影响面更大，影响程度更深。
5、由于房地产业是本次宏观调控重点限制的行业，各项政策在影响开发商的同时，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旦消费者意识到市场可能降温，持币待购的将会增加。
6、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季度全国土地交易价格同比上涨7.5％，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7％）和“炒房团”的负面影响，使整个行业的形象受损，受到多方的指责和质疑。
但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回落，是相对于前一时期的高位运行而言的，而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此落入谷底的可能性较小，房地产市场从前一段时期的高位回落到较高位或正常水平，平稳运行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也不应过于悲观。这是因为摘要：
1、经济的发展是互联互通的。尽管房地产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限制，但只要国家经济整体保持发展，房地产业仍然能够从其它行业的发展中间接受益。
2、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需求中，除少数发达地区外，投机性的投资需求仍未占市场主体，老百姓为改善居住环境的消费性需求仍是市场主体。考虑到国家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发展政策并未有大的调整，房地产市场仍然有现实的消费需求支撑。
3、当前的房地产热同1992年的房地产热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投资来源不同，1992年，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中7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以国有资产为主，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违规资金；本次周期中，房地产开发资金对银行贷款的依靠度有所下降，有大量民营、外来资本参和，银行也不能直接投资房地产项目。二是消费主体不同，1992年，集团消费是市场主体，对价格不敏感，有非理性的特征，一旦受到政策调控就丧失了消费能力；本次周期中，房地产市场已完成由集团消费向个人消费的时代转变（个人消费占90％以上），个人消费（尤其是个人现有的消费能力）不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三是产品结构不同，1992年，产品以商场、写字楼等高档物业重复建设为主。本次周期中，住宅产品成为投资和消费的热点，办公楼和商业物业的投资比例相对不大。
4、从目前信息看，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主要侧重于总量调控，并不是绝对禁止资金流向房地产。实际上，由于居民存款增加和银行贷款受限，同样面临市场竞争的银行更需要寻找平安、有效益的投资渠道。而房地产贷款有土地、房屋抵押（按揭贷款还有保险），加上住宅市场需求仍然较大，仍是各银行相对平安和效益较好的优良业务。信誉好、实力强、有项目支撑的开发企业仍会是银行青睐的重要客户。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6
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及纸媒发展态势的把握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今年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可能接近8％，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明显的止跌回升趋势。从GDp季度环比情况看，去年三季度增长2％，四季度增长0.1％。今年一季度增长0.5％，二季度预计增长2％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此轮经济下滑的底部应该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
与宏观经济走向相对应。传统媒体广告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止跌态势。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提供的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广告业普遍偏冷，除电视保持4％的增长外，电台同比下降8％，报纸下降4％，杂志下降0.1％。CtR4月份的数据显示，电视增长6.0％，报纸下降1.7％，杂志下降2.7％，电台下降8.2％。
从今年一季度和4月份的数据不难看出，电视的增速加快，报纸的跌势减缓，电台和杂志，仍在低位运行。电视广告在逆境中保持增长，还不能就此认定全国范围内的各家电视台广告都在增长，这里边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央视广告的增长。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央视广告收入同比增长20％。央视的一大和央视广告在全国电视广告中所占的比重。是没有哪一家报纸和杂志所能达到的，央视的强劲上扬对电视广告的拉动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不能以电视广告特别是央视广告的走向，来研判传统纸媒的广告走向。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数据不可忽略，就是GDp同比是增长的，尽管增长幅度小，但却是增长的态势；而纸质媒体广告，却是下降的，尽管4月份跌势趋缓，但仍是下跌。这是最值得报业人去沉思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纸媒走向并不乐观
宏观经济企稳了，传统媒体的跌势趋缓，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者说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正常的运行区间，传统纸质媒体将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呢?
有人认为，中国报纸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有人认为，纸质媒体已成“夕阳产业”，正进入一个衰退期，或步入一个消亡区间。笔者认为，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内纯市场化纸质媒体，的确风光不再。后金融危机时代，纸质媒体的生存境遇可能会比眼下好一些，但想再回到2003年、2004年那样的辉煌，可能性极小。纸质媒体的衰退，不可阻挡。作此研判，有下列基本依据：
宏观经济运行没有急转弯。纸质媒体止跌回升路漫漫。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每当高涨期和低迷期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年～1997年的高涨：1998年～2003年年初的低迷；2003年2008年上半年的高涨，现在又进入低迷。从以往经验看，目前我国这一轮经济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延续3年以上。
报业经济与宏观经济关联度极高，不仅同向，而且步伐还大大慢于宏观经济走势，一般会滞后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不乐观预计，今年二季度，纸媒广告仍会处在跌势中，因为六七月份本身就是广告的淡季。尽管宏观经济面持续向好，会达到甚至超过年初8％的增长预期，但纸媒很难有这样的作为，能够持平或略增就是不小的胜利。
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3G手机目前已开始放号，“3G”时代已经到来。“3G”奏响的是新媒体的欢乐颂，但同时也为传统纸质媒体奏响了哀婉的“咏叹调”。当传统纸质媒体对“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冲击还没有找到良好的破解办法时，第五媒体“移动网络”又扑面而来。二者给传统纸质媒体带来的直接冲击是读者的流失和读者结构的老化，更深层面的是广告的流失。3G之前很多报业集团或单个纸质媒体推出了“手机报”，遗憾的是。这一新兴媒介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将面临为3G所扼杀。无论时效性还是信息量，纸质媒体都无法与3G抗衡。在手机时代，纸质媒体的空间在哪里?
纸质媒体的变化远赶不上读者观念的变化，纸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已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诉求。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说金融危机还有一点好处的话。那就是给国人观念带来的影响，是多年教育所达不到的，股民、大学生、小店店主、农民工，言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结结实实给国人上了一堂经济课。而报纸的悲哀，也恰恰在这里。以股民为例，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大幅提高，中国股市受国际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影响极大。众股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国际股市走向，板块轮动趋向，然后决定自己对中国股市开盘走向的分析、手中股票的抛留。由于时差的原因，美国股市收盘，我们的纸质媒体就要付印上市了，不可能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股民依赖互联网、依赖手机，也在情理之中。过去特别火的证券类报纸、证券周刊，现在江河日下，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境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不会有任何改观。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越快，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高，纸质媒体能满足读者诉求的程度就越低，读者的流失现象就会越严重。
当然，这还仅仅是就资本市场而言，就时效和容量而言。纸质媒体不能满足读者诉求的地方还很多。
传统媒体公信力下降。金融危机时代，传统媒体中的纯市场化纸质媒体为了生存，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短期收到了效果，长期看却留下了一些很难愈合的硬伤，比如公信力的下降。
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这是媒体基本的义务和责任。现在的报道不能说不客观，不能说不公正，但很难说全面。投不投放广告，投放多大规模的广告，成为左右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砝码。这里面。既包括正面报道，也包括负面报道。今年五一期间，某城市一知名商场发生保安追打中奖人恶性事件，尽管网络上炒得如火如荼。但同城纸质媒体几乎是集体失语。何也。广告使之然。一家都市报，曾在前一天头版头题痛批某减肥产品言过其实，欺骗消费者，第二天，笔锋却一转，报道的却是该产品如何好。何以前倨而后恭?个中原因值得玩味。这种不择手段的生存之道。使媒体的公信力大大受损。
报纸越来越薄，信息越来越少，广告越来越多，软文越来越多。生存的需要，当然也是竞争的需要，不少纸质媒体目前采取广告高折扣、软文多配送政策，使报纸除了广告，就是广告主的软文，可读性很差。部分媒体为了降低成本，采取大幅度减叠、减版，本来是a、B、C三叠，往往只出一叠或两叠；本来常态是48个版，往往只出24个或16个版，这样既降低了纸张成本，又降低了编辑成本。某都市报今年上半年广告收入下降15％，但新闻纸张用量下降30％，如果再加上广告高折扣和软文配送的占版，新闻信息的供应量下降在50％左右。报纸越来越难看，这是不少读者的共同感受。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金融危机使本来就式微的纸质媒体更加雪上加霜。严冬中纸质媒体的许多无奈之举，又在断自己的后路，即使是经济回暖、广告市场回暖，纸质媒体也很难有特别大的起色，很难有昔日的风光无限，至多会比眼下的境遇好一点，想赚得盆满钵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纸质媒体，主要是指各级党委机关报、各职能部门所办的垄断性很高的专业报之外的报纸，特别是发行和广告完全靠市场化运作的报纸。
这里，笔者还想特别提醒各位报业同仁，要消除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经济低迷期会带来文化繁荣，文化繁荣会带来新闻繁荣。经济低迷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多，会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这非常有可能。但文化的繁荣未必就是报纸的繁荣，就像服装业的繁荣未必就是缝纫机业的繁荣、交通的繁荣未必就是自行车业的繁荣一样。关键要看，你所生产的产品，是顺应时代的需求，还是正被时代所淘汰。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7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官方利率；决定
自1997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但到目前为止，货币市场利率体系还比较复杂，市场化的短期利率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存。在这种利率环境下，我国大部分学者选取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采用历史分析法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法来预测利率决定，以获得货币政策立场，［1］［2］这些成果都有益于利率变化的研究，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只是把观察到的利率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而没有考虑中央银行沟通对利率的影响；第二，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市场利率的变化规则，而很少有学者针对中国国情来研究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也有少数学者区分了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但是在估计方法上又是统一使用Gmm来估计。［3］经验反应函数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技术来进行估计银行拆借利率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研究官方利率却很少有吸引力。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不会改变官方利率，即使官方利率需要改变，货币当局也是把官方利率提高（降低）0.18%或者0.27%，因而采用有序概率模型更适合。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中央银行沟通影响利率方面，Kohn和Sack发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及格林斯潘的证言都会影响金融市场。声明会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利率，而格林斯潘的证言却会影响全部期限的利率。同时他们发现，格林斯潘的演讲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显著。［4］(175-206)Reeves和Sawicki利用上述同样方法，发现英格兰银行的沟通也对利率有影响，尤其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货膨胀报告》对市场影响更加显著。同样，他们也发现演讲对市场没什么影响。［5］然而，ehrmann和Fratzscher发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成员的采访和演讲普遍对金融市场都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都是朝着合意的方向变化，即当声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高的利率，当声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低的利率。他们认为演讲对市场有不同影响的结论，或许是由于选择沟通事件的程序不同。［6］
中央银行沟通预测利率方面，pool和Rasche发现美联储在1994年2月后，意外货币政策的成分有了明显的减少。［7］(1-10)Swanson发现美国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对未来几个月的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能力提高。重要的是，私人部门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却没提高。这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沟通对预测有特别影响，而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率普遍的下降。［8］(791-819)上述作者都认为，美联储在1994年后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对货币政策决定进行了沟通。然而，Jansen和Haan利用欧洲中央银行官员讲话来预测利率决定，却发现它不能很好预测利率的决定。［9］
前瞻性沟通，如对美联储政策的风险权衡或偏好沟通，不仅对金融市场有显著影响，而且对货币政策的预测也会产生影响。thornton和wheelock发现在1999年5月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比以前更好了，他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1999年5月之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意图只是在内部通告，到下一个会议之后才公开，而在1999年5月以后，他们会在会议后沟通这种意图，为公众提供未来政策决策的可能信息。［10］(1-16)此外，清晰的沟通可以提高利率的预测能力。如Fracasso等通过对19国家通货膨胀报告的质量进行分析，发现更高质量的通货膨胀报告通常能提高利率决定的预测能力。［11］
尽管国外中央银行沟通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但国内尚缺乏利用中央银行沟通信息来预测利率决定的实证研究，仅有的一些相关文献也只是对中央银行沟通进行定性分析。［12］
二、模型
本文从一般形式的泰勒规则出发，来构建中央银行沟通的估计模型。尽管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欧盟和英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不同，既包括市场利率，又包括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且央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这无疑会让泰勒规则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实践性进行研究与探索。更何况我国已对旧的金融体制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公众的预期，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继而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中央银行在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过程中，为了引导人们的预期，也逐步对利率进行微调，具有利率平滑的特征，并且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中央银行会通过采访、讲话等渠道表明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与意图，以便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引导公众预期。这些都表明我国利率与中央银行沟通能引导预期，进而间接调控经济，而这恰好是泰勒规则的核心所在。因此,探讨泰勒规则及其扩展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里S表示央行对通货膨胀倾向的信号值，Syt表示经济增长的信号值，且～n(0,1)。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我国2001-2009年的季度数据，总共36个样本数据。沟通数据和预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一）宏观数据选择
1.官方利率。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2.产出缺口。本文根据累计名义GDp可以推算名义季度GDp。对名义GDp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得到实际GDp。再对实际季度GDp数据利用X-11方法进行季度调整,然后根据Hp滤波法推算出潜在GDp。产出缺口=（季节调整的真实GDp-潜在GDp）/潜在GDp。
3.通货膨胀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目前计算通胀率的方法包括Cpi和GDp缩减指数等方法，但考虑到GDp缩减指数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这里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价格指数，并以此计算出季度通货膨胀率。
4.预期通货膨胀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城镇储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13］本文采用预期物价服从均匀分布的概率来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5.预期产出缺口。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与GDp存在紧密联系，反映未来GDp走势，且只有很短的时滞。本文用他们来计算预期产出缺口。预期产出缺口=100［wln(CCi/CCi)+(1-w)ln(eCi/eCi)］，CCi表示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季度内的三项月度消费者信息指数的平均值表示；CCi*为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eCi表示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eCi*为企业家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w表示他们之间的权重，本文取w=0.5。
（二）中央银行沟通测量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花费大量精力来对待沟通。为了能迎合不同的目标群体，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沟通工具，如《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采访、演讲和新闻会等。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自2001年以来，已成为沟通货币政策信息的核心媒介。该报告包括内容摘要、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与展望等部分。报告不仅传达经济的细节，而且也描述了其对经济的评论、分析与预测，这些都代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好。
报告每部分的开始，有一个综合评价，然后是真实部分的具体分析。本文主要根据报告每部分的引言部分（中央银行对各部分的评价）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的经济展望和货币政策倾向，来构造沟通指示器。鉴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构造二类指示器变量：(1)真实经济活动的评价，考虑真实经济活动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会影响未来通货膨胀的决定；(2)通货膨胀的趋势以及对策。
为了使这些评论能够计量分析，我们给这二类中央银行评论进行赋值，这个数值应该能够体现价格稳定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原因在于风险越高，未来货币政策干预的概率就越高，而公众就会对此产生预期（换句话说，市场利率就会发生变化）。原因很明显，风险越高，在下一个过程风险达到更高的概率就增加，央行为了达到稳定货币币值的目的，就会引发政策干预。
总体上，我们集中注意宏观经济分析的评论部分，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指示器采用五个值：-2、-1、0、1、2。0值是通过报告的评价，认为当前利率水平是非常合理的。-1暗示通货膨胀可能是低的，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表示报告毫无疑问地认为利率下降是合理的。+1则表明有通货膨胀倾向，真实经济活动偏热，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则表示通货膨胀已经很高，真实经济活动已经过热。
由于评论不是精确的数据资料，利用央行未来利率的设定行为来进行排序，可能受到个人判断影响，因此不能排除在某个例子中错误分类的可能。但为了尽量减少这类错误，我们根据解释学与文本分析原理通过两个人相互独立的分析很重要的评论，以减少错误分类的机会。假如在此过程中对评论的赋值不能确定或者不同，我们随后重新来核对该评论。
四、检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表1表示了利率决定的有序概率模型的结果。第1列使用当前宏观信息（通货膨胀率，GDp）的结果。第2列表示了前瞻性宏观信息（预期通货膨胀率，信心指数）。第3列则是中央银行沟通信息的结果。
基于沟通信息的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R2达到0.25，使用当前和前瞻性宏观变量的模型，R2都为0.13。通货膨胀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与预期产出缺口的系数都显著不为零。沟通信息中只有经济增长的指示器变量显著不为零。
注：在所有的模型中我们使用Hubert-white方差稳健估计。*、**、***分别表示为10%、5%、1%水平上显著。
表2报告了三种设定模型的边际效应。对于前瞻性宏观变量我们发现了比较显著的结果。预期GDp缺口增加1%点会导致利率提高的概率会增加1.75，导致利率减少的概率只会减少0.07。我们也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提高1%，会导致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09，而通货膨胀率升高1%，则会使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1。然而，沟通变量的影响是相当小的：对于产出缺口指示器变量减少一个百分点，使得政策放松的概率会增加0.08。
从以上结果看出，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但是沟通变量边际效应非常小，这或许是由于测量沟通时使用的标量相对于利率变化值偏大，才导致其边际效应很小。
与张屹山和张代强就拆借利率对预期通胀率和预期产出反应不大的结果不同，［3］本文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产出缺口对利率变化的影响都很显著。这个结果更加证实货币当局做决策时应该考虑公众预期。
那么这些估计模型中，哪些模型适合预测下一个利率变化呢？为了回答此问题，本文利用估计模型进行预测。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利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模型都能给出较好的预测。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利率不发生变化的概率等于或者大于50%。预测模型中，前瞻性与当前宏观变量模型结果完全一致，预测情况都不是很好，在利率不发生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为68%，而在发生变化是，这两种模型预测的正确率都没有达到50%。而沟通模型则在预测利率上升与不变时则要好于前两种模型，在利率没有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达到80%，在利率上行变化时也超过50%。但是在预测利率下行时不能胜过前两种模型。
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进入2004年以后，我国经济由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在关注通货膨胀压力，考虑是否需要提高利率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及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与沟通信息自然也就增多。货币当局考虑利率下降的情况极少，且利率下降主要是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比如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这种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在发生之前很难被货币当局所预测，宏观经济信息或者中央银行沟通反映这方面的信息也极少，所以在预测利率下降时效果比较差；其次，在预测利率不变或者上升时，沟通信息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原因：宏观经济信息只是货币当局决定是否需要提高利率的参考依据，对这些宏观经济信息如何研判，还要依赖于货币当局偏好。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则表明了货币当局对宏观数据深入分析的一些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货币政策的意图和动向，表达了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信息的一些判断。所以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获取的沟通信息预测利率决定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通过深入分析经济形势、稳健宣告经济动向，起到了适时理清问题、稳定预期和窗口指导的重要作用。公众与其利用复杂繁琐的宏观经济信息去预测利率变化，还不如利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货币当局对经济的评论，既简单明了，又能了解货币当局意图，而且其预测利率决定效果还不比宏观经济信息差。
五、稳健性检验
我们从几个方面检查了结果的稳健性。(1)尝试在沟通的模型中加入了货币政策倾向这个指示器。然而，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系数在10%水平下不显著，R2为0.16，反而小于没有纳入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模型的R2。而且没有提高基于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这种利率环境中，我们也考虑了更多滞后的宏观变量，都没有影响我们的主要结果。(2)在计算预期通货膨胀时，我们也尝试了其它的概率分布，如正态分布和对数分布，在计算预期产出缺口时，也调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权重，再重新估计，没有改变主要结果。(3)引入利率的滞后项，例如把的滞后项引入沟通模型，得到了具有利率平滑特征的利率规则，虽然利率滞后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不为零，但沟通模型R2仍然是0.25，没有提高，也没有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这些都表明，文中估计的模型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通过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涵义：(1)利率变化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预期的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然而，中央银行沟通的经济增长信号和当前的通货膨胀宏观变量也会影响利率变化。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考虑沟通变量对利率变化的影响是有益的。(2)当利率没有发生变化时，沟通变量模型和宏观变量模型都能很好地预测利率决定，但沟通变量模型的准确度更高。沟通变量模型在利率上升时，其预测能力明显好于宏观模型，但在利率下降时，其预测能力与宏观模型没有差别。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总体上要好于宏观模型。(3)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在公众与央行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与制定。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拓宽中央银行沟通渠道，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内容,而不局限于以一个简单公告的形式发出，这些都有助于央行就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与公众交流,不仅可以引导公众的预期,也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为有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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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entralBankCommunicationBetterHelppredictofficial
interestRateDecisions:Basedon“theimplementationreportof
Chinesemonetarypolicy"
LiYunfengabstract:Usinganorderedprobitmodelofataylorrule,thispaperexplainsofficialinterestratedecisionsonthebasisofmacroeconomicvariablesandcommunicationindicators,andpredictsofficialratedecisionsbetween2003and2009.thispaperfinds:(1)ourcommunicationindicatorsimproveexplanatorypowerinandoutofsample.(2)officialinterestratedecisionsaresignificantlyrelatedtotheindicatorofeconomicgrowth,expectedmacroeconomicinformationandinflation.(3)thecommunication-basedmodelperformsmodelsbasedonmacroeconomicdatainpredictingchangeofofficialinterestratewhenofficialinterestratebecomeshigherorconstant.
Keywords:CentralBankCommunication;officialinterestRate;Decision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8
事实上，“上限”和“下限”重申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
从数据角度看，宏观经济的“下限”就是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具体这两个指标大致确定在什么位置？总体看，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率“下限”有几个判断：一是依据年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7.5%应当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合理下限；二是按照党的十提出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设想，要求经济增速大致保持在7%，这可视为一个中期“下限”。未来若干年内，经济增速的区间保持在“七上八下”，似乎已然成为共识。“下限”的另一个指标是就业，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对今年的就业给出了预期目标，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就业水平将极大考验政策决策。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较多，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无疑给保就业的“下限”增加了压力。
防通胀是经济运行的“上限”。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始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2012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到2.6%，这是去年控制通货膨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而按照今年初设定的目标，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要控制在3.5%左右，这被业内视为全年物价涨幅的“上限”。
毋庸质疑，7.5%的经济增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低增速，与2007年第二季度11.9%的增速相比，确实差距甚大。然而，考虑到近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都大不一样。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是客观规律，增速放缓实际上也是各级政府“有意的”政策选择。
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较一季度的7.7%小幅下滑，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和就业水平也都处在年初设定的目标区间内，没有突破“上下限”的底线。从当前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各项主要指标依然处在合理区间内。
提出经济运行的“上下限”，不是仅仅用来衡量经济“成绩单”，而是为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提供依据与参考。只有摆脱“唯GDp论”的桎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转型升级之路。当前，中国经济中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宏观政策应充分把握好经济运行“上下限”，进一步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给市场以稳定预期。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9
蟾嬷赋觯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综合全年情况，预测2016年经济增长6.7%，Cpi增长2%左右。
报告预测，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全年经济增长6.5%，Cpi增长2.1%。
报告认为，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七大困境，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已成为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
报告建议，在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逻辑顺序；另一方面，防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是关键，是保证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
由国家高端智库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2017）报告会”11月19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6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疲弱、我国增长周期调整、产能过剩依然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但随着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改革攻坚力度，经济增长呈现底部企稳迹象；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6.7%，工业生产缓中趋稳，企业利润增长由负转正并持续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领域通缩进一步收窄，9月当月ppi更是由负转正；但由政府主导力量带动的经济趋稳基础并不牢固，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m2与m1剪刀差持续扩大，货币政策边际效果递减；资产泡沫问题不断凸显，局部风险不断扩大，对宏观经济和民生影响甚重的房地产领域泡沫不断积聚，房地产价格暴涨；民间投资增长下滑；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日益凸出，尤其是非金融企业、产能过剩与局部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等等。基于对泡沫和风险的担忧，我国宏观调控基调在上半年已经由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货币政策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风险”；而随着不断加码的房地产调控持续出台，由房地产市场复苏带动的实体经济的回暖正面临回落的风险，三季度土地购置、新开工面积增速有所下降。总体来看，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的滞后效应，四季度宏观经济仍将延续前三季度的增长态势，但明年上半年将面临下行压力。综合考虑全年的情况，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经济增长为6.7%，Cpi增长2%左右。
报告认为，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从中长期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也随着人口抚养比底部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储蓄率的回落而发生逆转，“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从中短期来看，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增长动力依然不强、加上新政府上台后政策的不确定性；欧盟除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外还将受英国脱欧的进一步冲击，外需难有明显改观。增长动力还有赖于内需，而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其走势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较平稳；投资需求取决于基建、房地产、制造业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行业调整周期的变化决定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难以明显改善，稳增长的主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提速的空间也有限；而从产业发展来看，新动力难以充分替代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能否持续实质性推进依然决定了中国经济底部是否达到；而在向服务型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事实将制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债务视角看，中国目前稳增长的路径依然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这决定了2017年中国总体债务仍将攀升，考虑到偿债周期，2017年年初或是需要警惕的“明斯基”时点。而中国的政治周期波动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综合来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GDp为6.5%，Cpi增长2.1%。
与此同时，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七大困境，具体来说，一是“去全球化”趋势升温，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增强；二是房地产依赖不减，“量价齐升”的市场表现冲垮“量升价稳”的预期目标；三是制造业尚未走出底部调整；四是基础建设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力军，保持整体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难度加大；五是去产能、去杠杆面临过剩行业信用风险加快释放与出清机制不健全的困境；六是资本流出压力对国内金融市场影响或将加强；七是民间投资大幅改善的概率较小，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尤其是仍处于调整周期的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凸显，这表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有所深化。
这七大不确定性本质上还是由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所决定的，货币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债务形式投放给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以此开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泡沫、企业债务高企和债务率攀升等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其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渐弱化了“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效用，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已成为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总体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持续攀升，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隐性担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预期，包括城投企业负债的广义政府负债率超过109%，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政府负债，更是高达163.2%。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却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此外，居民部门债务扩张速度远超其他国家，并且债务结构主要是以中长期的房屋贷款为主。从与美国和日本危机前的水平比较来看，我国以房贷为主要驱动的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空间或许不大。事实上，中国目前总体债务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来看，总债务率水平（254.9%）已经远远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机前的债务率（77.7%）和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债务率水平（188.8%），也略高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债务率（238.5%），并接近西班牙金融与经济危机前的债务率（262.1%）。此外，从信贷扩张和信贷缺口等反映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来看，也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各国危机前的数值。虽然从各国的债务周期看，并非所有的信用扩张都会触发“费雪―债务”周期连锁反应。但处在这样一个系统性风险的临界点，虽然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债券市场违约带来的冲击，还是信贷市场融资收紧产生的负面效应仍是短暂的、非连续性的。但由于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敏感性日益抬升，不排除非预期的外部事件冲击引发债务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篇10
此时，距全面完成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只有7年时间。7年时间在浩瀚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谓长河一瞬，堪称短距赛跑。
在2月底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起跑决定后程”。他说，今年工作抓得怎么样，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
而透视国务院总理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政府蹬离“起跑器”时的姿势、力量与所获速度的参数。
——这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的“跳跃式起跑”，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其所奠定的蹄疾步稳的正确姿势，可避前面不平坦赛道上的各类发展陷阱。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色调贯穿2014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仅以“改革”一词所提频率而论就高达77次。
这份政府工作报告鲜明指出：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报告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而纵观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其部署的改革涉及经济、行政、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等领域，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突破之深、实质之多，均属空前。
比较而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在篇幅上是最多的，同时锁定了财税、金融、国企、投融资、服务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并力求获得实质性突破。
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呼应。在总共分三大板块、16个部分的《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篇幅也是最大的，共占6个部分，超过总篇幅的1/3。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诸如“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办法”等一些具体改革很可能将在今年首次实施。
另外，对一些诸如征收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之类的暂时条件不具备、不能立即启动的改革任务，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抓紧前期准备的部署，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以后适时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作为最为艰巨、最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全面深化改革，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最主要突破口，以谋“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是改革议程优先顺序的客观体现、轻重缓急的科学安排。
国家发改委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性部署，将使经济转型升级在今年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并有力地牵引联动其他各个领域实施深化改革。
坚持改革创新宏观调控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深刻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与宏观经济运行在黄金平衡点上实现协同，即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创新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了突出强调。报告指出，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
在报告中解释说，今年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强调，要加强财政、货币和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配合，做好政策储备，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纵观政府工作报告，宏观调控的创新与完善主要体现为，在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前提下，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并将其作为预期调节的警戒线。
这意味着，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既定的配套宏观政策就保持基本稳定，而政府就主要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国内外大多数分析人士预测，尽管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愈显明朗，但是，2014年中国经济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一些西方舆论发起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依然会落空。
首提“发展三内涵”与“改革三改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层秉持着一个客观论断，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分析人士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发展三内涵”与“改革三改起”。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提高质量效益、推进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这实际上是在新历史起点上，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新方法论。
“发展三内涵”的提出，因应了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的客观现实，标志着实质性地从以往过度追求经济规模与速度，转入以提升质量与效益为中心，以推进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三改起”的提出，则更加明晰了改革的工作原则、政策取向和突破口，“三个改起”分别代表了当前改革的紧迫之处、重要所在和力量凝聚之法。
王小广说，纵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所作的各项改革部署和措施安排，充分体现着上述理念与思路，它将证明我国政府的年度改革路线图是能够按照预定进度转化为现实的。
实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后，中央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如何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实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着墨颇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加强自身改革建设。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如何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如何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机制，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改革，如何全面接受人民监督，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均作出了具体部署。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表示，这表明，我国正在从经济社会“管理”的历史阶段进入经济社会“治理”的历史新阶段，治理结构将从一元单向治理转向多元交互共同治理，以适应发展的新需要。“这将有助于打破一些地方一提政府职能转变就卸责、一提政府全面履职就扩权的‘历史怪圈’。”许耀桐说。
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对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作出了部署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