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调研现状篇1
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由来已久，情况复杂，矛盾众多，已成为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县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县和人口大县，乡村负债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一、乡村债务现状
**县乡村债务具体体现为“两大两多”：“两大”即：一是负债总额大。截止去年底，全县乡村债务总额为13.21亿元，其中乡级债务8.86亿元，乡均负债2216万元；村级债务4.34亿元，村平负债50万元。以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背负乡村债务1618元；二是债务增幅大。其中，村级债务利息增长快。以20xx年3.37亿元为基数，20xx年、20xx年分别递增4399万元、4626万元。“两多”即：一是重债单位多。全县40个乡镇全部负债，其中债务1000万元以上的29个，5000万元以上的3个，上亿元的1个，即观音寺1.21亿元。全县853个行政村，零负债的村仅有2个，负债上100万元的95个，其中200万元以上的11个。二是欠个人的债务多。全县乡镇一级的债务中，欠个人债务达到3.42亿元，占乡镇债务总额的38.6%，涉及2.93万户；村级债务中，欠个人债务达到3.19亿元，占村级负债总额的74%，涉及5.03万户。
二、债务成因分析
1、灾害损失成债。自五强溪电站1994年蓄水发电以来，沅水成洪水位抬高，导致**县洪涝灾害损失明显加剧。特别是1995年到1998年，全县连续多次遭受特大洪灾，直接经济损失34.6亿元。为抗御洪水，县委政府举全县之力，不仅新建县城防洪大堤，还开展了“百库整治”工程，特别是对重点堤垸进行全面加固处理，共投入资金7.8亿元，由于该县未列入洞庭湖一、二期治理范围，基本上由县乡村三级自筹，仅堤垸建设一项就负债2.7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18%。
2、公益事业成债。从债务的支出用途来看，乡村两级用于农村学校建设、道路水利建设、计卫优抚等方面的公益性支出，占债务总额的大头，乡村合计3.88亿元，占负债总额的29.8%。特别是前些年各种考核达标项目过多，乡村配套压力十分沉重，自身又没有建设资金来源，不得不举债完成配套任务。
3、垫缴税费成债。1996年前，国家实行单一粮食收购渠道，户卖村结，粮款代扣，农民欠缴税费的情况较少。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食价格大幅下跌，严重挫伤了农民上交的积极性，导致税费尾欠急剧上升。同时，乡镇税费任务还包括国地两税，因此，在农业税拖欠、国地税源不足的情况下，乡村两级不得不借款完成税费任务，这样共形成债务1.4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10%。
4、乡村企业成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企不分，乡村两级主导办企业的现象较为普遍，行政组织出面为企业集资、担保、借贷的情况时有发生。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县以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改制破产。但乡镇企业这一块，依法破产没有法律依据，以往乡村出面借贷、担保的债务无法解脱，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债务包袱。全县乡村两级共因此负债3.46亿元，其中乡镇一级3.17亿元，占乡村负债总额的26.2%。观音寺、九溪、双溪口3个乡镇情况尤为严重，分别负债8188万元、6500万元、3093万元，占乡镇债务的74.9%、72.5%、73.8%。
5、财力不足成债。农村税费改革前，该县每年乡统村提收入有1.08亿元，其中乡统筹收入3368万元、村级提留收入3428万元，此外，还有诸如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各种不规范收费4000多万元，国家取消乡统村提后，乡村两级基本失去收入来源，全部靠县级财政和转移支付来保障运行，特别是村级经费一块，就比税改前减少1500多万元，维持基本运转尚且十分困难。1995年以来，乡村两级为保运转负债1.56亿元，占债务总额的12%。加之近几年新农村建设、综治维稳、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任务更加艰巨，很多时候不得不举债运行，此项债务规模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三、化解债务对策建议
乡村债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更是严峻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化债难度日益增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推进。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要化解庞大的债务包袱，仅靠乡村自身的能力很不现实，必需在上级的统筹安排下，整体推进，逐步实施。我们认为要化解乡村债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1、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加快农村综合改革步伐，进一步精简机构，扩大国家投入，切实减轻乡村两级公共服务的负担。建议从转变管理体制入手，对乡镇站所进行彻底改革，由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实行全省统筹操作，对现有站所人员实行全员置换，再因事设岗，公开聘用，由“花钱养人”变“花钱养事”。属于公益性的岗位，纳入财政全额保障范围；属于经营性的岗位，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2、出台化解乡村债务政策。鉴于目前县乡财政困难，无力化解巨额债务的现实情况，建议按照“依靠法律，依靠政策，依靠群众”的三依靠原则，出台化解乡村债务的相关政策，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一是对政策性负债，建议国家给予全额转移支付，逐年安排偿债资金。特别在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后，迅速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工作。二是对农村公益性建设负债，在“谁受益，谁负担”的总体原则之下，建议国家充分考虑乡村两级的财力实际，给予适当的化债补贴。三是对农民历年尾欠税费任务负债，税改前历年税费尾欠，建议以村为单位组织群众公开评议，确无偿还能力的对象，可以挂账或减免，确有偿还能力的，立足现实，做出规划，逐年偿还；税改后的农业税，建议采取依法依规清收。四是对兴办企业形成的负债，建议参照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进行处理，属于企业的债务从乡村行政组织剥离，并依法实施破产、改制。另外，对人为新增债务实行行政首长问责制，坚决杜绝人为新增债务。
3、提高乡村转移支付规模。农税改革后，尽管上级财政对乡村给予了一定转移支付，但很大程度上需要县级财政给予补助，使本来就较为困难的县级财政更加不堪重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村级组织维持基本运转，每年约需5.8万元的经费保障，目前实施的2.56万元补助标准还远远不够。对此，建议国家在每年新增的支农资金中拿出部分比例，提高对乡村的转移支付，保证乡村基本运转，不发生新债。特别是计划生育、综治维稳、民政优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广播电视、农村经管等社会事业，国家应出台专门补助政策，彻底解决资金无来源的问题。
乡村调研现状篇2
明年是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年，我镇将把村“两委”换届选举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级班子整体素质，健全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和村民自制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契机，高度重视此次换届选举工作。近日，镇党委组织工作人员提前深入农村基层一线，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对本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明年我镇换届选举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整理报告如下：
一、村“两委”工作现状。
**镇位于弥勒县南部，地处珠江水系南盘江支流甸溪河沿岸，北距省会昆明175公里、县城37公里，南距州府蒙自89公里，国土面积204平方公里，辖10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民委会员，106个村民小组，20xx年末总人口56844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的人多地少农业大镇。第三届村“两委”干部成员共36人，分别是：总支书记10人，主任8人（其中“一肩挑”的3人，妇女3人），总支副书记3人，副主任11人，大学生村官主任助理2人（分别在**和花园村委会）。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下的4人，35岁--40岁的6人，40岁--50岁的16人，50岁以上的10人。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3人，高中（中专）以上的13人，初中以上的20人。20xx年5月，村级组织换届以来，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来说，我镇10个村组织和1个居委会各项工作运行良好，村“两委”班子成员能自觉服从各级党委、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干部队伍情绪整体稳定，村民代表能够正常行使职责，制度运行情况良好。但也有少数村干部明年将换届选举，工作有所懈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责任意识不强，个别村委委会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陈旧。
二、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领导的问题
在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我镇参选村民的法律意识较强,经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在加强组织领导中，应建立机构，明确责任，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各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特别是要明确各村党总支书记直接责任人的工作职责，形成党委领导亲自抓，联系领导具体抓，工作人员层层抓的工作机制，使整个换届工作做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制度到位，确保整个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建议县委把有工作经验、掌握换届选举法、熟悉工作程序、作风严谨、工作扎实的领导干部，特别是**籍领导或在**任职年限较长，熟悉**情况的领导抽调到我镇的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中，及时研究布置，负责指导协调整个换届选举工作。
三、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程序设计问题
结合**历次换届选举的实践，在此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除参照《换届选举工作手册》之外，要制定符合**选举工作具体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经多方调研，镇党委班子成员和多数村干部提出在明年的换届选举程序上建议作出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先进行党总支的换届，再进行村委会的换届，即先选出村党总支书记，再进行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二是推行“一票制”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新模式，即村委会选举不提名候选人，一次性选举村委会成员。这两个选举程度上的创新，简化了选举程序，提高了选举效率，降低了选举成本和“贿选”对选举过程的干扰，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镇党委在选举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同时要结合我镇历年来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易变问题，制定选举突出发性事件防治预案。
四、总支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问题
村级“两委”班子换届选举提倡“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把作风正、办事公道、能自觉带领群众致富的村级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交叉任职“一肩挑”，从体制上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强化了领导效能,从制度上促进了村级“两委”班子的协调运转，提高了服务效能,从操作上降低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成本，体现了精简效能。但“一肩挑”在**历次换届选举实践中的潜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两委”班子一把手实行“一肩挑”，“党政权力集于一身”,易滋生权力过重，唯我独是，一切由我说了准、由我说了算，易损害班子整体功能，不利于长远发展及服务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镇是一个拥有56000多人口的经济强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弥阳镇，村组干部的经济、政治意识较强，实行总支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要因地制宜，经调研显示，“一肩挑”的对象应选择在人口较少、村级事务不多，民风纯朴的村实行。从历届村级组织运行情况来看，确实有一二个村子村级班子成员存在不团结，各项工作推进缓慢的现象，问题主要在于村党总支书记和主任各种关系没有处理好，这种村子就可实行“一肩挑”。但对于一些村子主干领导本来关系就很和谐，彼此协调配合工作较好的村，就不必实行“一肩挑”。
五、村“两委”换届选举人选资格问题
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要把农村技术能手、致富能手、民营企业带头人、优秀农村经纪人和在村民有威信、作风正派的各类能人依法按程序推选出来。我镇通过以往换届选举的实践，明年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在人选资格上做一些创新：一是优化班子结构，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提倡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般不超过5人；二是设立妇女干部岗位，保证每个村配备一名妇女干部进入“两委”班子成员，力争妇女干部当选率达到村干部总数的20%；三是村级领导班子中，要求80%的成员懂经济、会管理，具有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和能力；四是班子成员的学历要明显提高，年龄结构要明显优化，党员比例要达到90%以上。
六、村“两委”换届选举宣传动员问题
宣传动员是村“两委”换届选举的重要环节。我镇早在7月1日召开了全镇1200余名的党员大会，镇党委书记在会上提出了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的任务目标，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作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对明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问题，在此次大会上作了宣传动员。因此，我镇在换届期间，除以广播、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选举法律、法规之外，建议采取低调换届，即镇域内媒体一律不报道选举内容，尽量形成内紧外松的局面，避免因声势太大增加换届选举工作的复杂性。同时，在调研中广大干部提出换届选举宣传动员应在即将进行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一并开展。
七、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如何参加选举问题
对于户口在村人不在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采取指定村委会专人负责，掌握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详细情况，逐人进行联系确认，对确定不能按时参加选举的外出创业人员登记造册。建议给确定不能按时参加选举的流动人员每人发一封挂号信，告知其村“两委”换届工作的意义及有关程序。对确定不参加选举的党员，经镇党委批准后，在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公示，由全体党员表决通过后，可不计入应到会党员。对确定不能参加村委会选举的群众，进行张榜公布，也可由其家属或亲戚等签字确认后报镇村“两委”选举工作委员会备案。
八、“软懒散”村级组织的处理问题
针对部分村级组织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存在怕事、躲事、不想干事、不敢干事的情况，我镇已安排布暑在选举工作前期，计划在9月份开展村级干部公信度测评，切实掌握村级领导哪些会干事，能干成事，正确引导群众把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真正能在本村起到“火车头”和“领路人”的人选入村干部队伍中，平时注重从村干部工作作风上抓起，树立村干部有为、有位、有威的群众公信度。
九、村“两委“换届后交接工作问题
新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后，镇纪委将督促村民选举委员会召集上届村民委会向新一届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交接手续，特别要督促好财务账目、债权债务资料、集体资产清单的交接，并且设立群众举报电话，发现移交工作有重大问题，及时进行制止和教育，对存在违法违纪且情节严重的，将按照相关程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办理。
乡村调研现状篇3
关键词金沙县；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体育锻炼
文章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找出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体育教育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以期能提供一些可行性参考对策。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即源村乡、官田乡、后山乡、木孔乡、沙土镇）农村中小学（其中中学7所，小学38所）体育活动状况。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对农村中小学学生及老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56份，回收率为95．6%，其中有效问卷867份，有效率为86.7%。
（2）观察法:通过对农村中小学的体育设施的观察，对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中小学开展体育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好与差，与它的师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其决定了能否上好该门课程，决定了完成该门课程的质与量。从以下几方面对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中小学体育教育展开了具体的调查。
（1）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体育教师配备情况，调查情况如下表（见表1）
调查显示，体育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在调查的30名体育教师中，本科学历只占13.3%，大专学历只占20.%，中专学历的占66.7%，这样的数据不得不令人担忧，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该学科的教学质量，同时也是考察一所学校能否顺利完成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的标准，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的体育教师专业知识的远达不到国家所规定的标准，与教育部要求的体育教师配置相差甚远，不仅如此，就连最低要求都无法满足,特别是小学体育教师差得太多,绝大部分小学都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师。
调查显示，一部分体育教师只是体育爱好者，喜欢体育运动，是非体育专业毕业的，在调查的10名中学体育教师中，专职体育教师占70%，兼职的体育教师占30%；在调查的40名小学体育教师中，专职的体育教师只占12.5%，兼职的体育教师占87.5%。
（2）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情况。根据调查得出，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的体育设施与要求配置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部分器材是用了很多年的而且已经被淘汰了的，有很多的体育项目根本无法开展，大部分学校特别是村级学校体育设施和场地极不完善。
（3）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课间操开展情况。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课间操开展情况较好，中小学开展的情况基本一样，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开展了课间操，但是学生参加的热情度不是很高。其中每周开展5次的有45%，每周开展三至四次的有76%，二次以上的100%。虽然开展了，但是每周开展的内容都比较单一，80%的学校都是以广播体操为主，一学期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没能有效的发挥出来。
（4）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生课余体育锻炼情况。调查得出，金沙县东片区四乡一镇农村中小学中，有60%的中学生和55%的小学生不经常参加课外活动，有33%的中学生和45%的小学生是在学校的组织下进行课外活动，能自发的组织参加课外活动的只有25%的中学生和15%的小学生。但他们所参加的项目都是一些动作难度较小的运动，例如：打篮球、打羽毛球、打排球、踢足球、跑步、跳绳、丢沙包、玩游戏、跳皮筋、踢毽子等运动。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由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十分有限，某些地方交通和信息都相对落后，导致大量的人才外流。很少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新的知识也无就法传进来。
（2）学校面积狭窄。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很狭小的空间里来开展体育活动，所以这样的学校的学生娱乐的时间相对场地较宽的学校来说要少，活动形式也相对较单一，从而导致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3）政府引导的力度不够，没有从各方面去了解学校体育的发展，忽略了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性。
（4）部分学校领导只重视升学率，忽略了体育的发展。部分体育教师忽略了学生这个主体，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当，导致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专业教师缺乏，体育教师的工作压力较大，负担重，于是忽略了对学生的引导。
2.建议
乡村调研现状篇4
[关键词]村卫生室；现状调查；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9701（2011）35-17-02
StudyontheStatusofRuralClinicsinSouthernareaofXinjiang
ZHanGtao1HUShujiang1wanGpengfei2Linwei3wanGYu4
1.themedicalinsuranceofficeoftheSecondaffiliatedHospitalofXinjiangmedicalUniversity，Urumqi830063，China；2.theBethunemedicalCollegeof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21，China；3.thepartyCommitteeorganizationDepartmentofXinjiangmedicalUniversity，Urumqi830011，China；4.theClinicalmedicalCollegeofXinjiangmedicalUniversity，Urumqi83001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probeintothecurrentsituationofmanagementofhealthservicesinvillageclinicsinSouthernareaofXinjiangitsinfluentialfactors.methodsUsinghealthresourcesdatasystemtostudycurrentsituationofvillageclinicsinKashiandHetian.Resultsthestudydisclosedsomeproblems：ruralphysicians’structurewasunreasonableandmedicalservicewasinsufficient；theruralclinicwaslackofmedicalequipmentandmedicalroom.Conclusionthemeasuresthatshouldbetakenintoactionareasfollows：thegovernmentshouldincreasehealthfinancialinvestmenttotheminorityremotevillage；taketheestablishmentofruralphysicians’retirementmechanism，increaseofruraldoctortrainingmeasuressuchasimprovingtheoverallqualityofvillagedoctors.
[Keywords]Ruralclinics；Situationinvestigation；Suggestion
在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中，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村卫生室的卫生资源状况直接影响着广大农牧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及利用，关系到广大农牧民的健康[1，2]。新疆南疆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偏远地区，具有地域广、人口密度低、服务半径大等特点，使村卫生室在农牧民卫生保健体系中的作用尤为重大。如何在边疆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结好“网底”，健全和完善村卫生室的功能，发挥好医疗服务网络的“网底”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本研究通过对新疆南疆喀什、和田两地区村卫生室建设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为今后卫生行政部门更加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共3034个村卫生室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时间2010年6～9月。
1.2研究方法
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资源填报系统对喀什地区、和田地区3034个村卫生室建设状况进行调查。
1.3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①村医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执业资格、行医方式等；②村卫生室的面积，村卫生室卫生服务提供情况，设备情况等。
1.4统计学处理
将所收集的数据资料用excel2003建立数据库输入计算机，在数据校对无误后，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结果
2.1调查地区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地区为喀什、和田两个地区，共3034个村卫生室。其中喀什地区共11.18万平方公里，辖1个县级市、10个县、1个自治县，共168个乡镇，2296个行政村，共397.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4.5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92%；和田地区共24.78万平方公里，辖7个县1市，共86个乡镇，1371个行政村，共17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53.3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97.0%。
2.2村卫生室建设现状
2.2.1村卫生室基本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有65.06%的村卫生室是属于乡镇卫生院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和村联合举办的，接受乡镇卫生院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在行医方式上，绝大部分村卫生室以西医为主，仅有7.61%的村卫生室是以中医为主，这是值得思考的；有大约42.68%的村卫生室是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农牧民可以直接享受到医保报销政策。见表1。
2.2.2村卫生室房屋面积调查的3034个村卫生室，总占地面积合计127252.21m2，平均每个村卫生室41.94m2；房屋建筑面积合计68609.97m2，每个村卫生室平均22.61m2；其中业务用房面积合计65539.55m2，每个村卫生室平均21.60m2；危房面积合计16922.20m2，占总房屋建筑面积合计的24.66%。
2.2.3卫生人力资源投入情况本次调查3034个村卫生室，共有3404名乡村医师，有54.08%的乡村医师年龄在35岁以下；在学历上，调查乡村医师普遍学历较低，以中专及中专以下居多；调查的3404名乡村医师中有80.23%的乡村医师具有乡村医生证。见表2。
2.2.4村卫生室设备配置状况调查的村卫生室中，现有的设备数量最多的是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镊子、冷藏包基本上每个村卫生都具备；最少的是便携式高压消毒锅、地站灯、简易呼吸器、吸痰器、氧气包、资料柜、电脑，配备这些设备的村卫生室不足20%，可见村卫生室设备配置严重不足。调查发现，部分村卫生室配备了tDp神灯、电针仪等设备，但是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乡村医师不会使用，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
2.2.5村卫生室业务开展情况所调查的村卫生室均有能力开展基本的医疗服务及疫情监测、儿童预防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受收入所限，大部分村卫生室更看重诊疗工作。开展比较少的公共卫生服务有健康档案建立、健康教育、婴幼儿发育监测等项目。
3讨论
3.1村卫生室业务用房不足及医疗设备不足
调查发现，每个村卫生室平均业务用房面积较低，仅为21.60m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上80%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面积小于40m2，个别村卫生室仅10m2，为村医住所改建而来。而且在调查中发现，村卫生室危房面积所占比例较大。在医疗设备方面，大部分村卫生室的医疗设备为老三样即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而紫外线消毒灯、高压灭菌设备、电脑、治疗台、电冰箱、中药饮片柜的设备比较匮乏，严重制约着村卫生室综合服务能力。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村卫生室的资金投入力度，改建或扩建村卫生室，为村卫生配备医疗设备，由于南疆地区大部分县属于部级贫困县，建议在村卫生室的投入方面应该以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为主，特别是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县级财政及乡级财政的负担[3]。
3.2加强村卫生室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及素质
调查发现，样本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队伍学历普遍较低，大部分乡村医师的学历为中专及中专以下，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仅占0.8%；而且在乡村医生队伍中，绝大部分医生都没拿到执业（助理）医师，这与卫生部规定的2010年绝大多数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政策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政府应该做好以下措施来保证提高乡村医生的队伍的数量及素质：一是改革用人机制，建立乡村医师养老机制，使其无后顾之忧；二是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乡村医师的收入，以吸引受到正规医学教育的大中专学生到村卫生室工作，达到优化乡村医师队伍结构的目的；三是加强对乡村医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医疗技能。政府应和高等医学院校合作，建立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制度，鼓励乡村医生接受继续教育，并对参加继续教育的乡村医师给予财政补贴[4，5]。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26（10）：5-8.
[2]阳华兵.四川省村卫生室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5（8）：50-51.
[3]张庆宁.农村卫生室现状分析及对策[J]．中国现代医生，2008，46（1）：119-120.
[4]王绪武，熊巨洋，谢年华，等.我国中西部农村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现状和影响因素[J].医学与社会，2009，22（9）：25-27.
乡村调研现状篇5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perspectiveforthestudyofruralsports
LUoXiang-lin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12,China)
abstract:today’sstudyofruralsportsfocusesmoreonsubjectcontents,butlacksinstudymethodsandperspectives.Byanalyzingthecontradictiverelationbetween“nearexperiences”and“futureexperiences”inruralsports,theauthorprobedintothenecessityoflocalperspectiveintoday’sstudybycomparingtherealisticdifferencesbetweentheimaginationof“futureexperiences”and“nearexperiences”,explaineditsfeasibilitybyanalyzingtoday’sachievementsinlocalstudyofruralsports,consideredthatweshould,inordertocomprehensivelycontemplateandcontrolruralsports,maintainalocalperspectivebesidesreferringtowesternsociologicalmethodsandtheoriesandholdingtothegroundofmodernsports,andthereforeputforwardthefollowingstrategiesforlocalizedstudyofruralsports:firmlyroottothelocalground;relymoreonlocalstudymethods.
Keywords:sportsociety;studyofruralsports;localperspective
当前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图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即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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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乡村调研现状篇6
通过对C省10所乡村学校中小学生学习现状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地区中小学生学习现状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学习观和学习态度较好，学习方法有待提升，学习管理需要加强。同时，由于受性别、年级、父母关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学习情况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和特点。因此，需要重新认识乡村教育的价值，重塑积极的学习观;加强学生学习的科学性，优化学习方法;建立学生的自我学习管理机制，提高学习管理水平;强化留守儿童教育，改善留守儿童学习现状。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乡村教育;乡村学生;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管理
乡村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村学生作为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既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曙光，又是乡村教育的活力所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乡村儿童数量减少，乡村儿童的学习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C省部分乡村学生学习现状进行调研，探讨其在性别、年级、家长关注程度和留守与否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从而在整体上掌握乡村学生的学习现状，并根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以期为乡村学生学习现状的改善和学习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目的抽样方式，以C省10所乡村学校的中小学生作为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问卷1023份，回收率97.43%，其中有效问卷935份，有效率89.04%。总体样本分布如表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课题组相关成员在已有学生学习现状研究问卷的基础上，基于已有学生学习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对编写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之后形成。问卷由指导语、学生基本信息和问卷主体构成。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管理和学习方法四个方面，共计24道题。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正向计分，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三)问卷信效度
本研究通过Cronbach’salpha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一般而言，信度系数越大，则表明问卷的可信度越高。通过检验，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6，各个维度之间的系数分别为:学习观0.523、学习态度0.745、学习管理0.647、学习方法0.796，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在0.523到0.796之间。通过相关因素分析，发现问卷各维度与总体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799至0.894之间，表明问卷各维度与问卷总体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同时，问卷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26到0.484之间，表明问卷各维度之间为中低度相关关系，说明各个维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此可见，问卷内容能够较好地反映调查的内容，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水平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从学生的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和学习态度四个方面，并对不同性别、年级、父母对学生学习的关注情况、学生留守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和相关性分析，由此考察乡村学生学习的总体现状，详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学体均值①为3.59，高于中间值3。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和学习态度四个方面的均值分别为:3.68、3.52、3.42和3.72，说明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处于中等偏上。通过图1能够直观地看出学生学习现状的具体发展水平从图1可以看出，乡村学生学习现状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和学习态度四个维度之间的发展水平在3.4－3.8之间，表明学生学习的各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学习态度的均值最高，为3.72，表明乡村学生的学习态度端正，对学习持有正确的态度。通过观察发现，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规划较少甚至没有规划，不知道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也不知道有效利用学习资源。有学生说:“我从来不去图书馆，除了书本以外几乎不看课外书。我上课学习，下课就玩。”学生在学习管理上得分最低，仅为3.42，表明乡村学生在学习管理上的水平较低。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的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
(二)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水平的性别差异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探讨性别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不同性别乡村学生的学习现状进行方差分析，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表明，不同性别的乡村中小学生在学习现状各个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p=0.025，p＜0.05)。同时，在学习方法(p=0.000，p＜0.001)、学习管理(p=0．007，p＜0.01)和学习态度上(p=0.005，p＜0.01)存在着显著差异。从图2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不同性别乡村中小学生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和学习态度维度上的发展水平和变化趋势。男生的平均值在3.35－3.68之间，各维度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女生的平均值在3.42－3.79之间，各维度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此外，在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学习态度上男生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女生。在调研中，通过课堂观摩发现，女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会用笔画出关键词，而部分男生则无所事事;虽然一些女生学习成绩不是很突出，但学习态度很端正，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够顺利完成。相反，班级里面最为调皮和成绩最差的大部分都是男生，他们对于学习极为不认真，甚至不愿意学习。通过图2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出男生和女生在学习态度上的差异。
(三)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水平的年级差异
不同年级阶段的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存在着一定差异，本研究调查了四年级至九年级的学生，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年级阶段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00，p＜0.001)。同时，在学习观(p=0.000，p＜0.001)、学习方法(p=0.000，p＜0.001)、学习管理(p=0.000，p＜0.001)和学习态度(p=0.000，p＜0.001)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从图3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不同年级阶段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水平和变化趋势。四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五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六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七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八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九年级的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和学习管理上差异显著，并且不同年级、不同年龄学生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学习态度上具有显著相关性(p=0.000，p＜0.01)。在访谈中，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说:“爸爸妈妈太辛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师说的话都是正确的，我应该按照老师的要求，好好完成作业。”而一名六年级的男孩子却说:“我更喜欢长得漂亮的女老师或者幽默风趣的老师上课，我们都那么大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习，老师总是说我们应该这样或那样，我们学习很不自由。”这可能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学习各方面的反应不同，对于教师的认可程度也不相同。学习经验、知识基础以及对待知识的态度等影响了不同年级学生在学习观上的差异;不同年级学习的知识类型以及获取知识的方法不同，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规律、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能力等因素影响其学习方法;不同年级学生的成熟程度不同，对知识的理解等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态度。
(四)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水平在父母关注程度上的差异
为了探讨父母对子女学习的了解程度对乡村学生学习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从父母对子女学习“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五个方面进行了方差分析，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不同了解程度与学生的学习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00，p＜0.001)。同时，学习观(p=0.000，p＜0.001)、学习方法(p=0.000，p＜0.001)、学习管理(p=0.000，p＜0.001)和学习态度(p=0.000，p＜0.001)各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父母“非常了解”方面各维度表现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观、学习管理;在父母“比较了解”方面各维度表现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在父母了解程度为“一般”方面各维度表现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在父母“不太了解”程度方面各维度表现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管理、学习方法;在父母“完全不了解”程度方面各维度表现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管理、学习方法。父母的关注程度对于乡村学生的学习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各方面的均值水平越高，父母对于孩子学习的关注程度对孩子的学习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调查发现，目前的农村逐步衰败，乡村学生的父母更多的是在为生活而奔波，大多数乡村学生父母认为，只要孩子不饿着、不冷着便是对孩子负责任，对于孩子的学习关注程度较低。乡村家长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孩子的物质条件，而非学习类的精神条件。有1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学习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调查发现，乡村尤其是在偏远乡村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甚关注。其中，一位在外打工的父亲曾说:“在我们这么偏远的农村，读书没什么用，还不如出门打工赚钱来的快。”另一位在家的母亲如是说:“我们生计本来就已经很难了，要不是义务教育，我三个孩子都无法上学，迫于生计，我和孩子爸爸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养家上，哪还顾得上孩子的学习。”这些都证明父母对于孩子学习的关注程度影响着孩子学习的方方面面。由图4可以直观地看出，从“非常了解”到“完全不了解”，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学习态度的均值依次降低，相对而言，学习观的波动最小，学习方法的波动最大。图4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在父母关注程度上的差异(五)乡村中小学生学习现状的留守差异为了能够更为准确地探讨留守情况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留守儿童②与非留守儿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留守情况在学生的学习观上存在差异(p=0．035，p＜0.05)。在学习观上，父亲在外打工的比母亲在外打工的学生的均值高，父母单方在外打工的留守学生的学习观均值高于父母双方都在外打工的均值。父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均值表现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管理;母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均值表现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父母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均值表现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父母都在家的非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均值表现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态度、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不同留守情况对于学生的学习观影响最为显著(p=0.035，p＜0.05)。由图5可以看出，父亲在外打工的学生在学习观维度上得分整体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和母亲的不同教育方式的影响导致的。经调查，在留守儿童当中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学习观，一种是“读书万能论”，而与之相反的是“读书无用论”。如有的父母即使有一定文化且在外面靠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地，但也会觉得读书没有用，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也能赚到钱;另外一些农民工在大城市受尽欺辱，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学生的父母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读书，争取有朝一日在大城市里生活。从图5可以明显地看出，母亲在外打工的乡村学生除了学习观比父亲在外打工的略低以外，其他维度在各方面都比父亲在外打工的学生高，这可能是与父母亲不同的教养方式有关。
三、讨论与建议
通过对C省乡村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乡村学生学习现状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学习观和学习态度发展较好，学习方法有待改进，学习管理水平亟需加强。第二，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除了学习观以外，其他各维度上女生的发展水平均高于男生。第三，乡村学生学习水平存在着年级差异，级学生的学习水平较低。第四，乡村学生学习水平与父母对子女学习情况的关注程度呈正相关，父母越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则子女的学习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第五，乡村学生学习水平与学生的留守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父母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学习水平较低，而母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除了学习观以外其他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较高，父母都在家的学生的学习处于中等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在学习观、学习方法、学习管理和学习态度四个方面的均值分别都处在中值附近，同时也存在差异，学生的学习管理均值最低，说明学生不善于自我学习管理或者没有自我学习管理的意识;而在学习观上，留守儿童的学习观均值低于非留守儿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母的陪伴对儿童学习观有一定的影响。基于此，为促进乡村学生的发展，提升乡村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新认识乡村教育的价值，重塑积极的学习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教育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进入乡村学校教育系统，使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教育遭遇着现代化的冲击，学生的学习观出现偏差。教育公平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旨在让每一位学生得到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不应强制推行城市化教育，乡村教育必须重新审视其价值取向，纠正学生学习观的偏差，促使学生认识到知识本身的价值，增进个人本身的幸福。具体而言:第一，有关部门在遵循有序实现教育城镇化原则的基础上，应在加大优质教育资源投入以重点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同时，真正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切实解决好留守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有利的环境。第二，配合城镇化建设，乡村教育虽然应把城市教育提上日程，但应克服绝对的“离农化”、“城市化”倾向，要更加关注学生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所产生的困惑、需要、兴趣等，引导学生改变功利化的学习目的，不断端正乡村学生的学习观。第三，在乡村逐步萎缩、城市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应重新认识并充分挖掘乡村教育价值，让学生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学会学习。
(二)加强学生学习的科学性，优化学习方法
变革现行的学习方式方法，是顺应时展、关注人的发展以遵循学习规律的必然要求［1］。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学生发展才智的重要条件之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学生的学习方法提出了挑战。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学习方法的平均值是3.52，得分较低、仅次于学习管理，学生学习方法有待完善，方法的适当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首先，“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教给学生相应的学习方法，比如知识记忆的方法、记笔记的方法等等，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科学性和学习效率，当然教师在进行方法指导时，须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心理发展程度，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其次，学习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学生自身应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或选择科学的学习方法，能够独立、主动地学习。最后，家长及学生的监护人也应该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应该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监护和引导作用，为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供相应的支持。
(三)建立自我学习管理机制，提高学习管理水平
学习管理制度是用以规范、约束、发展和评价学生学习过程和行为的一系列准则和规范的总称［2］。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学习管理的平均值是2.42，在学习现状四个方面得分最低，也就是说乡村学生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学习管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提高学生学习水平，须加强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建立起一个真正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自我管理机制。乡村学生自我学习管理机制建设应包括学习动机机制、计划机制、自我监控机制三个方面。第一，建立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机制，主要包括目标、条件和激励三个方面:一是设置目标，教师可引导学生树立有关学习的近期目标及长远目标，目标树立之后学生根据相应的目标“步步为营”，逐步实现;二是要创设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使学生的各项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建立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乡村家长应该适度地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展;三是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第二，建立学生的学习计划机制。乡村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具体状况引导学生对自我的学习进行计划，计划可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类，各计划之间应该体现一定的层次性。第三，建立学生的学习管理监控机制。计划制定结束之后并不是放任自流，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应该对学生的学习计划进行外在监控，除此之外，学生自身也应该对自身制定的计划进行实时监控。
(四)强化留守儿童教育，改善留守儿童学习现状
留守儿童问题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相伴相生，无论是站在教育的角度还是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都应该着力解决好留守儿童问题。通过调研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观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留守儿童学习观总体平均分处于中等偏上，但通过统计发现，大部分留守儿童学习仅仅为了“去大城市生活”或者“离开农村”。解决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可以改变他们在学习方面的相对弱势局面，这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解决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相互合作，才能有效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现状。针对乡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解决乡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现实途径及对策:第一，学校应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认真解决好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如乡村学校对留守儿童进行统计，并对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提供相应的补助。第二，留守儿童父母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切实重视子女的教育，家长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本身的价值，而不仅仅只是给孩子灌输“城市比农村好”的观念，正确的、恰当的学习观对学生的学习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积极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促进留守儿童学习现状的改善和学习水平的提升。注释:①问卷采取正向计分方式:“符合”计5分，“比较符合”计4分，“基本符合”计3分，“部分符合”计2分，“不符合”计1分。②本研究中的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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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调研现状篇7
关键词：休闲农业；美丽乡村；协同发展；厦门市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7）10-0017-04
1引言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依靠乡村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发展休闲观光、创意产业和农耕体验的休闲农业产业，农村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可以成为休闲农业产业的依托，两者都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能够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当下，对于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的分析研究，基本上都是将这两者分开研究。到目前为止，休闲农业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美丽乡村的研究成果尚少，但仍然缺乏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研究，缺乏系统的、科学的实际分析，尤其是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的具体对策方面的研究。在休闲农业快速开发、美丽乡村建设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对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两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对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为研究区及有关地域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转型提供科学根据与决策参考。
2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同发展机理
2.1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的协同关系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两个系统内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两个系统作为个体存在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两者的协同关系是一种优势的互补关系。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基础，休闲农业保证发展。贝塔朗菲作，对系统观基本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从研究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即“1+1>2”[1]。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就是两个有机组合整体，两者的协同就能达到“1+1>2”的效果。
2.2美丽乡村建设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条件
2.2.1环境方面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是处理农村突显的环境问题，其中有自然生态环境的控制和人文居住环境的改善。绿色生态环境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点，也是开发休闲农业的核心，它保证了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旧乡村改造，对村庄的道路、房屋和公共用地进行换面升级，有助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化和居住环境健康化。
2.2.2物质方面美丽乡村中对农村道路美化、建筑包装和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能为休闲农业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依靠。乡村自身具有的特色农产品、田园景观与农业本身等资源，是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载体。美丽乡村建设将实现产业的融合，使乡村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更加牢固，使之成为休闲农业的助力，推动休闲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2.2.3文化方面美丽乡村虽然是旧农村改造，但要保留核心的文化内涵，显示乡村的文化魅力。休闲农业正需要这种魅力，提升产业的内涵，让游客体会农耕文明。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开发，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对非温饱支配投入增加，提高了村民的素质，乡村文明得到提升，可为休闲农业的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休闲农业产业的良性发展。
2.3休闲农业开发促进美丽乡村发展
2.3.1经济方面美丽乡村的发展不仅是实现环境美，更重要的是让村民获得收益。休闲农业作为农业产业，具备了传统农业产业所没有的优势，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通过对农村、农业资源加以合理利用，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农业的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并加以延伸。同时，可推动农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能有效地带动附近农民的就业和创业，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强农村的经济综合实力，促进美丽乡村的永续发展。
2.3.2规划方面休闲农业的开发规划遵循科学、可持续的原则，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美丽乡村的乡村改造过程中，遗留的旧建筑与荒地，休闲农业能够科学地对其进行规划与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休闲农业的规划布局增添了农村景观中的创意点，整体上使农村景观更加协调，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对于安全、娱乐和服务等休闲产业方面配套设施建设，使美丽乡村基础系统更加完善。
2.3.3人文方面休闲农业促进乡村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沟通互动，休闲农业的受众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在参与农业休闲娱乐活动的过程中与村民接触交流，有助于提升村民眼界，也能够提高农民的语言表达和待人处事的能力。休闲农业运用乡村文化开展活动，有助于传统农业化的继承与创新。
3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研究区域概况厦门是沿海经济开发特区，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呈现稳定发展态势。厦门的行政区域划分6大区域，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和翔安区（各区基本概况详见表1）。
3.1.1区位交通发展状况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离不开区位交通条件。公路建设方面，厦门市推动全市一体化发展，完善海沧、集美、同安、翔安四大区域基础交通设备建设，逐渐形成了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城市快速道路为核心，经过县乡、镇道路漫延成交通体系网。铁路建设方面，厦门市完成对铁路基本资金投资10.12亿元，健全铁路系统。航空运输方面，共有42家航空公司在厦门机场营运，境内外通航城市达到，总共开通航运线境内168条，境外33条。公共交通方面，增加了21条公共交通汽车线，升级改进了60条问题问题线路。全市共有出租汽车相关公司14家，在线营业的计程车5962辆，包括电召计程车200台，出租车行业更加稳定发展。
3.1.2旅游业发展状况厦门市的旅游业具有强大的游客市场，而休闲农业的发展跟厦门的旅游市场是息息相关的，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如交通旅馆业等，从而增加相关产业的收入[3]。所以厦门旅游市场能够为休闲农业发展带来充足的机会，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客源基础。（厦门市旅游发展状况的相关数据详见表2）
3.1.3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发展状况厦门市休闲农业从20世o80年代兴起，从“看”到“体验”的转变，使得休闲农业制度化与科学化。当前厦门市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都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根据厦门市统计局2016年厦门特区经济年鉴数据显示，全市共有休闲农业项目130个，其中24家休闲农业产业被评为市级示范点，年接待游客总数达到450万人次，收入金额达到4.5亿元。目前设有9个全国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6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3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镇和5个乡村获得中国美丽乡村称号。
3.2数据来源本文对区域概况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福建省农业厅、厦门市政府、厦门统计局、厦门市旅游局。福建省农业厅的网站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4厦门市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调查分析
厦门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政府针对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出台，厦门市的休闲农业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数量逐渐上升。但是由于投资人与乡村带头人对项目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仍处于探索阶段。为了研究厦门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休闲农业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点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对厦门市80家休闲农业项目和60个美丽乡村进行调查，涉及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总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问卷135份，其中有效问卷132份，有效率为97.78%，根据对问卷数据的整理进行研究。
4.1协同现状分析以问卷对象作为参考数据，美丽乡村建设与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时间的不同，导致93.42%的休闲农业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没有协同关系。随着厦门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落实，一批批的乡村开始投入建设，建设重点主要是落在乡村道路、环境卫生和基础设施配备上，并且由于农村发展意识上的缺乏，根据问卷调查显示87.5%美丽乡村建设村没有发展休闲农业。
4.2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
4.2.1发展水平不一由于休闲农业发展的时间较长。据调查结果显示，89.47%的休闲农产业业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剩余10.63%的休闲农业的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初步完成，所以基础资金成本已经投入，美丽乡村为休闲农业节省成本的优势荡然无存。可见，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了两者的互助作用的天平倾斜，影响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协同发展。
4.2.2政府引导缺失近年来，厦门政府出台《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建设美丽厦门要“共同缔造”等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美丽乡村的建设。但是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4]。美丽乡村建设与休闲农业在市场资源上趋于相近状态，而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完全依靠市场对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进行资源配置是具有隐患的。厦门市政府机关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和休闲农业开发的政策是分成两个方向进行开展的，缺少两者有机结合的政策。据调查，100%的美丽乡村建设都是有政府主导开发建设，31.58%的休闲农业产业获得政府的资金奖励，两者的安排是独立进行的，显示出政府引导作用的不足之处。
4.2.3利益分配困难在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有：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交通资源、市场资源、人力资源、政府资源。在动力机制中，“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适合开发休闲农业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在这种模式中，涉及了3个利益分配主体，导致利益分配不均等现象；80.36%的村民的意向是参与休闲农业的经营，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矛盾，所以专业合作社的职能作用就至关重要，需要为两者搭建好沟通的桥梁，达到利益分配的平衡。
4.2.4发展意识不足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的发展的重要核心是抓住市场机遇，休闲农业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建设具有有效性、决定性和执行性。相比之下，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规划要考虑到村民意见因素，在这过程中，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阻碍建设的进行。81.58%的休闲农业产业担心村民意识影响到产业发展，村民的发展意识目前来看相对欠缺，具有保守和传统的特征，可能导致错过市场机遇。
5厦门市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协同发展的对策
5.1以协同为主旨，提高两者发展的协同水平首先，以休闲农业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同发展为主旨，加强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联动作用，解除两者相互限制的问题。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加强两者合作与协同发展，统一管理产业区域内的资源、市场、文化、技术和人才，为强化两者的产业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持和服务。其次，以休闲农业产业为核心，充分发挥休闲农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将相关产业有机联系起来，建立美丽乡村与休闲农业产业链。再者，将美丽乡村的资源与休闲农业的产品进行合理搭配与创新项目，创造具有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特色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共同制定可持续性的生产标准、服务制度、营销手段等。依靠这样的基础核心，建设规模大、服务佳的产业模式，发挥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的综合性优势，通过驱动因素的协同，实现整体产业的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加强。
5.2以政策为导向，注重对政策的引导和落实政府政策支持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休闲农业开发建立基础条件。休闲农业发展前期依托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基础设施，减少相关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政府要增加针对两者结合的政策进行完善服务，加强引导作用。在政府针对美丽乡村建设和休闲农业提出措施和奖励时，产业主和带头人也需要对实时政策的关注和了解，掌握第一手信息与机会，积极主动与政府沟通参与政策的实施。在政策的施行阶段，针对相关政府工作，做到完成时间短、完成质量高的工作水平，与相关部门协调关系，针对部门功能提出需求，双方进行工作对接，思想交流互动，使政府的政策得到有序开展和实际的成果。
5.3以合作社为支点，促进利益分配的平衡建立合作社，成为产业业主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在两者协同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5]。合作社由产业业主代表和农民代表组成，合作社采用透明式经营，保证双方利益合理分配。合作社利用现有资源，合理的保留、升级、改造等方式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形成特有的市场竞争力，打造出特色品牌。在产业引进方面，合作社应具有合理的管理模式，产业跟据实际情况，合理与科学的规划而引入，减少发展过程中产业混乱，恶性竞争的问题。企业投资由合作社审核接收，安排人员管理和经营。创建一条线的管理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了收费乱象，利益分配问题。
5.4以人为核心，加强宣传和提升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在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才队伍的带动、管理和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驱动力。因为参与休闲农业产业的农民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一是注重本地人才的挖掘和培养，两者协同发展意识的宣传，依靠对当地熟悉了解的优势，更快投入工作和解决问题。二要引入相关职业的专业人才和高校人才，强化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学科科学性，完善人才队伍的结构体系。三是创新激励奖惩机制，调动在职人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切实改善在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引导在职人员牢固树立服务第一的观念、提高专业意识和敬业精神，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总之，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应急于求成，要稳步推进，保证人才队伍的有序性、科学性和整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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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调研现状篇8
摘 要 农村乡镇体育作为农村体育的基础内容和群众体育的重要部分，其对于提高农民群众身体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作为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湖南农村乡镇体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归纳总结了湖南农村乡镇体育的现实状况，并分析了影响乡镇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一些发展农村乡镇体育的对策。
关键词 群众体育；乡镇体育；农民；发展；因素；对策
abstractasthebasicincludingofthesportintheruralareaandtheimportantpartofthesportforall,thesportorvillageintheruralareaplaysanimportantroleinimprovingpeasantsbodyquality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societyintheruralareathestudysummarizesthepresentsituationofthevillageSportintheHunanprovinceanalyzesthosemainfactorsinfluencingthedevelopmentofVillagesportandgivessomecountermeasurefordeveloping
Keywordssportforallvillagesportpeasant development factor measure
1前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对此，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把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作为安邦定国的大事来抓。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繁荣和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人民的富裕：没有农民的强身健体，就没有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同志曾题词号召：“发展农民体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也提出：“提高农民的体质与健康水平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协全国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会同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9月和11月先后对北京、大连和上海三市体育俱乐部进行调研后指出：目前，我国农民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大部分指标低于工人、科技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部分地区农民仍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在我国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尚不发达和完善的今天，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而患病率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研究农村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农村体育重要组成部分和两个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的乡镇体育，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小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将扮演越来超重要的角色。研究分析乡镇体育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对于促进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对于促进农村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湖南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连接带上，面积21万平方公里，1998年末总人口为6501．5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1％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65元，居全国第14位，处于中游水平。由于地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湖南农村体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研究湖南农村乡镇体育的发展，对于中西部诸省市区具有普遍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由于农业人口比例很低，而且，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虽然在形式上存在某些差别，但在体育消费观念、资金投入和参与情况上并无显着区别，所以专门针对农村体育的研究较少。国内有关农村乡镇体育的研究多着眼于珠江三角洲、江浙等发达地区，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
2．1．1文献资料法。在图书馆、省市县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大量查阅有关农村群众体育活动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文献资料。
2．1．2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以县市为调查样本单位，由县市体育部门综合辖区内全部乡镇的情况后填写。研究共发放问卷88份，回收48份，回收率为54．5％。
2．1．3座谈调查法。课题组成员深入县市、乡镇和学校找人座谈，实地了解情况。
2．1．4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论证。本研究利用CaSio—3900处理调查数据。
2．1．5综合分析方法。运用比较的、历史的多种方法对现状进行因素分析。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湖南省全部2352个乡镇（1998年底数据，含99个民族乡）为总体研究对象，以88个县、县级市所属的2006个乡镇为抽样调查对象，以48个反馈信息的县市所属的1170个乡镇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情况见表1。
表1研究对象在各市州的分布情况
长沙
株洲
湘潭
岳阳
衡阳
益阳
常德
永州
郴州
娄底
邵阳
怀化
张家界
自治州
县
市
区
3
2
4
4
1
4
1
乡镇
74
61
18
58
168
40
101
105
108
12
145
114
31
135
人口
274.6
113.6
80
155
595.8
125
270.5
262.3
201.6
20
475.5
142
乡村调研现状篇9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国县各有关规划，按照以人为本、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分期实施原则，扎实推进我县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编制农村自来水工程，促进我县农村自来水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配置，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保障我县城乡供水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任务
通过资料收集和调查研究，摸清我县规划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水资源状况、自来水工程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新时期城乡“三化”统筹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要求，明确自来水工程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研究并提出总体思路布局与实施意见，为县政府研究部署农村自来水工程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并在年10月底以前完成我县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报告编制。
三、编制内容和责任分工
1、基础资料收集调查。资料收集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自来水工程现状等其他有关资料（含-2020年各种规划报告）。
责任分工具体如下：
各乡镇和县城建局负责按附表一格式收集调查年县城自来水和农村自来水供给基本状况;
县发改委提供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县统计局提供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县国土局提供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县水利局提供县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
县环保局提供县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
县城建局城市饮用水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规划和县总体规划;
县扶贫和移民办提供县农村扶贫开发规划和县移民搬迁规划;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县工业园区等园区建设规划;
县委农工部提供新农村建设规划;
县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提供年城市和农村自来水工程水质检测结果汇总材料;
县教育局提供年各学校基本情况汇总材料;
县财政局负责解决编制工作经费;
各乡镇提供乡镇总体规划;
县水利局还负责其它一些基础资料收集调查。
本次规划现状水平年为年。各收集调查的资料于年3月底汇总到县水利局。
2、规划编制。按发改农经字[]46号文件及县级农村自来水工程规划报告编写提纲要求编制。
责任分工：由县水利局会同发改委组织编制，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做好配合。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健全机构。
我县成立以县政府县长为组长，副县长为常务副组长，主任、局长为副组长，县委农工部、财政局、城建局、卫生局、国土局、工信局、环保局、教育局、农粮局、林业局、扶贫和移民办、统计局、疾控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为成员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负责农村自来水规划编制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水利局，由县水利局局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创新思路，健全机制。
根据政府引导、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用水户参与的新思路，切实加强政府引导，研究制定农村自来水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加强农村自来水工程运行管理，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保障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
3、统筹兼顾，优化整合。
要根据城乡“三化”统筹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要求，给本地区的农村人口分布、水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整合农村饮水安全十二五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城镇发展规划、移民搬迁规划等有关规划，统筹水源和人口分布，确定农村自来水工程覆盖县、乡、村的供水范围，推行“一县一网、一乡一网、多乡一网”等区域性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
4、明确分工，密切配合。
由县水利局会同发改委组织编制，各有关部门和乡镇配合，按照上级要求及时完成规划的编制工作。为方便协调,各有关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并于3月10日前报人员名单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乡村调研现状篇10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企业，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南街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农村。目前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教育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公共物品的有序提供，却可能成为乡镇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如浙江温洲农村的情况。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农村的恶疾，即为明证。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着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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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