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1
卡尔•w•多伊奇（Karlw.Deutsch）清晰地阐明了一个最明确和广泛的关于民族主义中沟通的角色的理论。在其第二版《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一书的引言中，多伊奇强调与当前争论有关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观察到民族国家是“处理事务的主要政治工具”，并强调，考虑到民族的弹性，超越民族的整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多伊奇理论的主要命题是：“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本质——是个体之间沟通的互补性或者说是相对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不过规模上更大罢了。”多伊奇认为“人”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反过来说，这与“民族国家地位”不同，即利用政权来追求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及其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尽管没有清晰命名，这一理论蕴含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无国家的民族”（thenationwithoutastate）——这一理念既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又作为一种旨在现存的国家国际体系中重新定义民族自治权的政治目标，近年来变得日益显著。多伊奇认为，对国家权力的使用最终依赖于“相对协调和稳定的记忆、习惯和价值结构”，而这些反过来又“取决于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及同时代之间的沟通能力”。社会沟通理论包含聚集社会文化群体的方法，以及内聚力形式如何影响制度和社会文化互动。沟通的整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生产出社会封闭。争论的核心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强烈地被其社会性沟通互动结构所限制这一观点：“人们通过这种沟通效果和其成员获得的沟通能力的互补性而被从内部凝聚到了一起。”民族性因此具有沟通能力和归属感的客观功能。
二、高雅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与平庸民族主义
多伊奇关于社会沟通的潜在概念——如果不是他理论上的习语——充其量一半被认为紧密依托于最新的著作，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以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原则进行了阐述。盖尔纳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伴随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工业社会所创建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为了有效运转，人们原则上需要能够做任何事，这就需要“通用的培训”。这种实际知识的传递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化的教育体系，适用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媒介。就是这一过程引发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层调整”，即民族主义，“人类群体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中教育的、文化同种的群体”盖尔纳的理论把工业化的解释模型与典型的多伊奇社会沟通概念联结起来。盖尔纳认为，文化指的是“特定群体各种风格的行为和交往”，在当代世界中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对这种政治形态中的成员来说，“文化现在是必要的共享媒介”。文化的边界被民族文化所定义，传播着一种文明（教化）的“高雅文化”，是国家教育系统的关键介质。因此，民族文化被官方文化所广泛定义。这一理论较少关注民族内部的不同和冲突的来源，而更关注是什么让民族得以凝聚。因此，如同多伊奇的理论一样，盖尔纳主要关注民族文化如何被创造，而不是如何维系和复兴，他同样强调被民族国家保护的文化的独立性。因此，尽管多伊奇只是顺便被提及，但是作为盖尔纳的跳板来简略思考媒介在民族文化中角色，实际上他的影响比看起来要深远得多。
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相呼应，盖尔纳部分地认同媒介即讯息，但是这一准则考虑到“语言与风格”而被修改了。所谓“语言与风格”即常见的行为准则如何引领观众去意识和理解到，他们是某个集体（通过那些常见的行为准则所构造出的集体）中的一员。媒介因此承担起一个分类体系的功能：公众对民族空间的普遍认同便被认为是这种文化体系形式产生的影响之一。媒介是分界的标志物，与“盖在文化上的政治屋顶”密切相关，并使那种文化进入一个民族国家之中。这种说法夸大了一点。“语言和风格”不仅仅是用于传播它们的媒介，它们与“内容”方面的问题也密切相关。这是文化产业所生产出来的基本要素，也是电影和电视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国家对于自身“民族”内容的态度通常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经常体现在民族交流政策中。因此，盖尔纳对社会沟通理论的演绎，重现了多伊奇对沟通共同体内部因素的专注，而不去考虑引进外部的因素和思考外部因素会如何影响内部因素。它忽略了那些能在实质上决定特定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内在论的观点也贯穿了近几年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e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该书已明确地为大多数近期民族电影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开端。在解释欧洲民族的出现时，安德森和多伊奇一样，甚至比盖尔纳更强调交流媒介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重要性。“积极的意义上，半偶然性地但是爆发性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交流和人类语言多样性逐渐消失之间，使新的社区成为可想象的。”然而对于盖尔纳的论点，国家的教育系统产生的文化姻亲以及聚贤，安德森主要的论点是“印刷语言产生了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语言本身”。因此，强调的是在假定合适的物质条件下，在想象共同体建构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依安德森所说，“印刷语言”是通过书籍和报纸市场传播使特定方言标准化的方式。他的描述绝对是古登堡式的：移动影像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被说明。机器复制的印刷语言整合了语言交换领域、固化了民族语言，创造了新的权力成语。安德森称，“民族主义叙事”与将“历法意识”作为组织原则的报纸，是塑造民族意识的两种关键媒介。通过协调时间和空间，这些甚至能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就阐明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安德森思索过民族故事是怎样经过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后殖民地国家被讲述的。虽然，不是安德森故事中的一部分，但是移动影像对形成后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演变作用，已被他人所强调。尽管安德森没有引用多伊奇的论述，他的方法依然很明显地处在社会沟通理论的框架中：想象的共同体处在社会文化和民族国家的沟通空间中，它是民族形成主要利益的内部过程。
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争论以一个极具特色的解读方式被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Billig）采纳。然而，毕利希强调的民族主义陈词滥调，就是把民族主义纳入日常生活的一些仪式和习惯这个可论证的命题。毕利希认为，在当代世界，所有人只是把所在国家的代表性事物印入脑海。他们国家的国旗每天都在公共建筑物前飘扬，但是大部分都被当成装饰品；新闻报道将一些大事件分类成国内事务，而与外国的报道区别开；天气预报强化了人们对政治地理学的认识；体育英雄们体现出民族美德，调动了集体荣誉感；危急时刻，尤其是战争，政治领导人要进行爱国主义演讲；通过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传达，人们滋生了共同体意识等等。这就是民族认同常规的、不引人注意的、不断重复的内在支撑。与盖尔纳和安德森一致，毕利希的分析填补了“沟通互补性”的空白，并且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毕利希不像其他前辈一样，相比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他对如何维系民族更感兴趣。
三、民族的边界与民族电影的范围
电影研究关注电影在民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是内在式的，主要关注的是移动影像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怎样构建了民族的集体性。然而，这种内在主义必然被把外在性作为一种塑造力量的认识所调和。的确，民族性实实在在地被好莱坞产品进口到本国的文化压力所影响，构成了民族电影在当下的问题。这些对民族理念的外部挑战被解释为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对于苏珊•海沃德（SusanHayward）来说，她认为如何描述民族电影的这个问题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根植于“关于一个民族多样而特定机制的神话被创造”的过程，被国家主义范式所深刻影响：“电影的作用在于一个民族文化的融合……电影赋予一个民族语境，而后围绕一些概念建构一系列联系，首先，是国家与公民，然后是国家、公民与其他因素……一部‘民族’电影不可避免地被概括成一系列围绕两个基础观念的阐述，这两个基本观念分别是：同一性与差异性。”
在这种建构中，民族被视为单一的，特定国家的电影生产研究审视着“民族电影”。民族电影可通过对电影本身的分析、电影所引发的语篇，及体现在档案和展览中的遗产来研究。海沃德的观点深受法国塑造民族历史的自觉偏好和与好莱坞长期明确的对抗所影响。“同一性”的概念强调了内向聚焦，而“差异性”的概念通过对比和比较，指明了民族电影的外在因素。对于海沃德来说，分析法国民族电影的可行办法就在于强调电影生产问题，以及包含在电影生产中的鲜明的电影文体论。莎拉•斯特里特（SarahStreet）在描述英国的情况时，提出了相似的对民族电影实用主义定义，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即强调本土生产，也就是理解为“在英国注册的电影”，考虑到在资金、合作制片人和电影制作创意性人才等方面的多国混合因素，这个定义有很多含混之处。然而，这种简化被英国风格（Britishness）的接受所调和，成为“一个在日益国际化、互文多样性的现代电影流派中的元素”。基于相同的领域，安德鲁•西格森（andrewHigson）提出，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电影都应该以一个过程化的视角来看。他提出，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特征来界定民族电影，包括：电影产业和商业，在展示、消费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方面，在文化政策制定和评论界所使用的定义等方面，最后，特别是对（国家）特定流派的支持。西格森接着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电影经常有助于展现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通过植入电影体验的基本框架，这类电影以戏剧化地表达人们当前的恐惧、焦虑、快乐和愿望，构建了一个将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想象的纽带。因此，一个多样和互相敌视的群体的人们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的单一体，并与其他文化和共同体对抗。当然，这一点从来没完全成功过。”当西格森提出应该如何定义英国民族电影并主张电影文化提供一种可以划分群体的方式时，他也明显持有政策制定者和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所推崇却无法实现的文化保护观点。与海沃德相反，西格森让这种争议与电影的生产脱离，强调观众如何消费的重要性。于是，所有的问题都演变成了“观众是如何通过多样的国内外影视作品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这一论点也有反驳者。例如约翰•希尔（JohnHill）区分了保护民族电影产业的经济学观点和支持民族多元呈现的文化观点。他认为后者更需要认真关注，因为全球政治经济交流设定了好莱坞以外电影生产的贸易条件。他认为如按照西格森诉说的，为了强调消费而提升观众理解观看方式的重要性，是对民族电影概念无法成立的利用。希尔特别谈到了英国的情况，认为西格森的方法将会使好莱坞电影被划分为英国民族电影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好莱坞电影被英国观众所消费。他反驳说，区分“在英国的电影”和“英国民族电影”很重要。保护后者要走向规范化，并认为民族电影应该代表文化的多样性，它没有必要承担民族主义的使命。希尔指出，关于“民族”的同一化观点在面对英国日益明显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分崩离析了。黑人电影和苏格兰及威尔士电影制作对狭隘的英国风格（englishness）概念构成了挑战。希尔的观点可以解读为是一种请求，目的是保持批判性文化话语在思考电影在民族公共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与时代潮流相一致，但是将文化生产降低为经济问题来考量，的确严重限制了争论的可能框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承认消费如何可能构建集体主义身份并不需要放弃关于民族电影生产中文化价值的争论。相反，它提供了另一个平行的理解电影在民族空间中如何伴随着标准化和经济化观点运行的模式。这一观点被皮埃尔•索尔兰（pierreSorlin）所发展。他认为电影在代际的消费是理解意大利民族电影的关键，“看电影的四代人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对不同声音和影像的重写本，国内的和国外的，并用这些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特定地方，来组织他们的生活。他们像欣赏国内电影一样欣赏美国电影，但是他们吸收和重新使用这些素材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这就是他们挪用不同种类的电影素材来建立意大利民族电影产业的方式”。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2
[关键词]心理学；民族学；民族心理学
心理学（psychology）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民族学（ethnography）是对人及其文化的科学描述，包括风俗、习惯、相互差异等。其综合研究的学科民族心理学则定义为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从三个学科的名词意义上看都有对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人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共通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地大物博。各民族团结繁荣，共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势头迅猛。新中国建立以后，给各民族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的巨变，文化的变迁也给少数民族的心理及其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高，因而就会影响到其基本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加快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开发少数民族潜能，进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必要结合各个学科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并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体系。包括心理学与民族学的综合研究，以及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体系的建构。
一、心理学之于民族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德国感官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起了较为直接的促进作用。1897年冯特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出现，从此，心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程。随着其不断的进步与创新，研究内容与形式的日益科学化，其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地拓宽。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运用心理学的科学性来研究民族的特性，其发展历程也是基于冯特晚年研究成果开始。弗洛伊德也同样为民族学的心理学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心理学之于民族学的研究意义如何体现，作者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讨论。
（一）研究内容的共通性
心理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种事物具有的内容，是主宰或统帅思想认识活动的主体。心理学是以心理作为直接对象的人类思想认识活动，是人类通过哲学思想认识活动，从人类的日常活动或行为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出来的，具有从混沌中发现、彰显和产生出心理这个事物能力的本体事物。民族学研究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和心理学确有紧密联系。
种族和民族关系是一个范畴非常大的领域。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西方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力大多直接放在态度、定型等概念上，并试图解释这些概念如何被结合进跨文化心理学中，以及如何用来理解和解决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产生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探讨种族和民族行为的归因。归因是指推论人的行为的内部原因。如归结到个人的某些品质或外部原因归因于某些情形或环境的因素。[1]
种族和民族歧视。文化上有差异的人们的确被更大范围的社会鼓励保留他们的差异，以便把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个危险已被许多跨文化心理研究者认识到，确认为澳大利亚社会中个人“生活风格”限制个人“生活机会”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所使用的歧视概念不仅包括强制性排斥如隔离和边缘化，还包括强制性包容如同化。他们认为，在整合模式的社会中，个体才能自由选择他们对现有文化。[2]
民族文化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成员对群体的依恋感或认同。在单一文化社会中，这种认同既不是成员的显著特征，也不大可能造成什么问题。然而，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个体的民族认同标志着他是什么人，即属于哪个民族群体，这种归属感或依恋感有时可能被混淆，或丧失掉。这些方面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具有研究意义。[3]
（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也同样如此。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各种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资料搜集方法包括实验法、度量法、调查法、观察法和档案法。除上述之外，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文献综述法、个案研究、发展研究和模拟法等。
在学术的不同领域总有一个共通性：科学具有规律性和客观性，因此才称为科学。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在不同学科里进行交叉利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民族学的研究方面，利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证实或者分析民族学各方面研究成果。当然民族学研究的方法的科学性也同样了可以给心理学研究做借鉴之，其影响是相互的。
（三）心理学与民族学发展
心理学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可能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而心理学对民族发展有何种作用，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探讨。西方心理学家们通常以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的概念来解释民族发展。他们大多把“民族发展”确定为在整体层次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方面的变迁和在个体层次上在态度、价值观、动机等等方面的变迁。他们认为，构成发展的这些变迁必须指向更有价值的目标。发展这个定义普遍出现在多年来的心理学文献中心理学家们指出，心理学有可能对民族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把发展定义为个体和群体由某种现在的状况向某种更有价值的目标状况运动的过程，那么心理学能够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4]
理解现状是发展的出发点，许多心理结构都能对社会和民族发展产生影响，如技能认知的、技术的、社会的等等，对变迁的态度，可能帮助或妨碍变迁的个人特质，维护事物的以往面貌或现状的价值观，以及对各种变迁进行选择的兴趣。当然，政治因素如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因素如自然资源的利用必然对描述现在的状况发生作用，但是心理学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当前形势的特殊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解价值目标状况。在各个文化社会中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讨论发展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当地或本土意义，这个方面也是心理学可能对民族发展研究作出的贡献之一。心理学家还可以运用志向、需要、价值和偏好等传统观念来研究发展的目标状况。理解变迁过程。心理学有助于人们理解如何从现状走向未来的价值目标。此外，运用心理学的动机、驱力、应变机制等概念和理论来检验人们的行为动力因素，包括提高人们行为动机、驱力水平和整体效力的可能性，也是心理学对民族发展可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设计、完成和评价发展项目。心理学家普遍受过人类行为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心理学背景能够极大地帮助发展群体推断特定的发展项目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在这个领域里，跨时间变迁的研究和统计评估等可以做出显著的贡献。[5]
心理学这些显著地深远意义都是对民族学发展提供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思路的正确的向。心理学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民族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多角度的结合心理学来进行研究，不仅在保证其学性的前提下，还可以为其研究提供借鉴。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6]、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等等[7]。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8]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科界限，缺乏清晰定位。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其次是缺乏综合研究的人才培养，研究势力单薄。学习发现，我国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都是比较分散而且项目单一的，并且数量也是有限。这也是导致该领域的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
通过文献查阅，不难发现，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共同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只是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内容。两个学科并不是简单地综合就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分开来看，两个学科从其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再到研究取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同时二者存在的差异也是为什么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发展由来的重要原因，不能直接将两个学科并用。因此如何科学的处理好心理学和民族学综合研究，以及如何发展民族心理学都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要契合点。
参考文献：
[1][2][3][4][5]李秋红.心理学对民族学研究贡献[J].世界民族，1996（2）：25-27.
[6]张世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57-61.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3
关键词：建设；民族文化；思考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不同地域中长期并存，构成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经济建设成为了各个地区政府迫切想要尝试的经济发展方向，各种文化大省的建设口号如雨后春笋般被提出。然而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否真能建设出“民族文化大省”？在我看来如何建成真正的“民族文化大省”至少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特点有那些，是构建民族文化大省的理论前提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民族的文化也各具形态。这些都涉及到民族文化的理解，首先必须得搞清楚文化与民族的涵义。
“文化”一词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们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等。狭义的文化概念则指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关于民族的概念，一般沿用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以及表现出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种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以及与此相联系产生的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群体在文化观念上具有不同于别的群体的基本特点，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而任何民族都具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但是并不是说民族文化都只是本土文化，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都会吸收别的文化形式。“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是没有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可以相互交流和传播的，而且民族文化并不会因为文化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因此，构建“民族文化大省”首先必须要对各民族的文化有一个客观而又科学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对民族文化的歪曲和损害。
二、如何避免发展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建设间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难点
有人说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然而对民族文化来说，市场更是一种视角。有时，以前认为没有价值或只有精神价值，不值什么钱的东西，从市场的角度一看，便会发现其中巨大的“商机”。如一个可以编成小说，乃至拍成电影、电视的古老传说，一处可供旅游的美丽风景；有时，一些现在看来没什么利益，甚至赔钱的工作，从长远的角度看，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如民族文物、古籍的搜集、整理，民族古迹的保护等等。近年来大江南北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民族文化运动”似乎也都在透露着“民族文化值钱！”这样一个讯息。于是，一些“嗅觉灵敏”的人纷纷吃起了“民族文化饭”。但是，用文化的产业化与文化的市场化解决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喊出一句“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口号那么简单的问题。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嬗变。从近年来民族文化在市场中的境遇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市场化正在导致民族文化不恰当的“变形”：一是胡嫁乱接。由于缺乏深入研究，张冠李戴。比如表现服饰、音乐、歌舞时，穿这个民族的衣服，用另一个民族的音乐，跳第三个民族的舞。这种情况虽然表面看起来不甚严重，但实际上却影响很大。因为一个民族的建筑、服饰、音乐和歌舞等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体现着这个民族对世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阐释，而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和市场价值所在。一旦失去了对这些载体的准确把握，不仅得不到被表现的民族的认可，还会因为缺乏真正的“特色”而最终丧失在市场中的存在感。二是把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意展示的东西搬上市场。如纹面、天葬和某些民族习俗等。这些现象一旦变成“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脱离了具体的环境和民族背景，加之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理解和阐释上的差异，从广义上讲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真实性”，甚至还会破坏民族间的良性互动和科学的相互理解。三是歪曲、丑化某些民族风俗。这一现象在所谓“婚俗”方面表现尤甚，比如云南泸沽湖“走婚”习俗断章取义的宣扬，导致一些外地游客不明所以的去猎奇，进而冒犯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引发纠纷等。四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变形保护”。如对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民族文化遗址、景点的粗劣开发、修复等。这类“变形”往往打着“保护文物”、“开发旅游”、“脱贫致富”等旗号，立意合理令人不易察觉，然而造成的损害却可能很大、很持久。
面对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接触过的现象，民族文化在市场上遭遇了什么？是我们都应当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民族旅游在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开展；民族题材的影视、歌舞、小说在媒体中频频获奖；民族服饰、饮食在全国的风行……固然是我们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努力成果，但如果我们不能从有利于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正确地利用市场发展民族文化，而是把市场当成了手段，为了赢利而随意改变、歪曲甚至捏造所谓的“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成了大家猎奇的代名词。那样不仅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同时也将损坏民族文化在市场中的形象，破坏它应有的市场潜力。
我们不否认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主导的社会中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其关键是发展民族文化经济。无论“民族文化大省”还是“文化大省”都需要对文化进行产业化运作，离开产业，文化这种无形资产将无法持久壮大和光大。只有将文化经济化，产业化，文化大省才立得起来。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牢记“民族文化大省”与“文化大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的民族性特点，这才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理论支柱。
参考文献：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4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学民族文化民族视角
中国的现代设计起步较晚，在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需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道路。在现代设计中散发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芳香无疑能使中国的现代设计独树一帜，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设计师的使命和责任。而现代设计教育是培养设计师的摇篮，就需在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的熏陶，让民族文化更深入广泛地影响他们的设计思维、设计方法、设计元素选择等方面，为实现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突飞猛进打下坚实基础。那么，在教学中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民族视角呢？
一、在教学中加强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识
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看待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包括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特指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各民族共同表现出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甚至是有着共同点，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具有特质的文化面貌，是现代文化的根基和土壤。
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首先需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认识、了解和分析。而对于它们的认识和分析，应该是从内到外、从文化精神到物质表象的。比如，中国古代的造物思想如何对对现代设计有何现实意义？剪纸艺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何，满足当时社会人们的何种需要，人们的审美趣味对其艺术形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现代设计中有何意义，能否实现现时代的新发展？再如，古代茶文化对茶具设计有何影响，对现代茶具设计有何意义？在教学中，应提供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了解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去开启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宝库的大门。只有打开视野，增强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后，才有可能被学生理解和掌握。否则，在现代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就无从谈起，宛如空中楼阁。
二、在教学中注重对民族文化精髓部分的传授和讲解
在民族文化及各种民族文化艺术中，文化精髓好比是民族文化之树的“根”，而各艺术形式都是“枝叶”。在教学中解决了对“根”的问题的传授和讲解，就能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把握了民族文化的根本，有利于理解各艺术形式及其物质表象存在并呈现出如此面貌的原因；第二，把握了民族文化的根本，有利于分析其现时代的意义以及各艺术形式的现时代价值；第三，把握了民族文化的根本，有利于艺术形式及视觉符号的提炼运用和开拓创新，使得民族个性在现代设计中得到发扬。在教学中，先解决了最为中心、重点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民族文化，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中是如何发展的，中华民族有着怎样的精神本质？那么对其“枝叶”的理解就会更加容易，也利于学生把握尺度，不断地丰富枝叶。
三、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对民族文化及其艺术形式的运用
在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后，在教学中一定多鼓励学生运用民族语言。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学生的确对某种民族文化及艺术形式很了解，在具体的设计中却无法建立起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桥梁，或者学生在面对一个设计主题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可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来表达，这时教师就需要多引导、多鼓励学生去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给学生以勇气和力量。这种鼓励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成功实现民族性的现代设计进行剖析，不管是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或是奥运会祥云火炬设计及开幕式的舞美设计等典范，都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怎样才是将传统与现代设计良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建立起学生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的认识，了解一些设计的切入点，增强学生将传统文化应用于设计中的自信。第二，对学生大胆运用传统文化形式及符号的设计应该先给予肯定，后提出意见。即使学生的运用可能有点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但在得到认可的基础上，学生更易于接受教师提出的意见，会学习教师的分析角度、改进思路等，也更愿意去继续思考，并完善设计方案。在不断的训练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得到提高和完善，逐步走向游刃有余的境界。
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及其符号形式进行创新
在教学中必须明确，不管是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传授，还是带领学生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视觉形象进行研究，目的不是希望学生为体现文化而表象地利用文化，其结果必定是传统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在现代设计中被滥用、乱用或者是简单地被重复和再现。张道一先生曾说：“从传统中获取想象的源泉，决不意味着就是简单地再现历史。……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某种设计资源，其意义所在，决不仅仅是商业因素的，其本身还意味着文化的传承……”①因此，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及其符号形式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是两方面：一是鼓励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的视觉符号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更新，使其在富含文化意义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满足人们的现代审美需求。二是鼓励学生在文化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符号的全面创新，使得新的符号形式不但具有形式美感，而且也传达出文化的精神内涵。无论是哪种创新方式，无非是在拉近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距离，使得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运用得比较得体、妥当。当然，这种创新不仅有利于现代设计，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结语
在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注重对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精髓的讲解，对其艺术形式和符号的把握、运用以及创新，有利于培养学生建立设计时的民族视角和理念。通过一代代的努力，培养出更多能驾驭民族语言的设计师，在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中能张弛有度、融会贯通，这才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开启中国现代设计的辉煌篇章。
注释：
①张道一.工业设计全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088.
参考文献：
[1]张道一.工业设计全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5
关键词：民族音乐音乐教育佤族
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历史悠久，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我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共同创造了我们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有着令世界惊叹的自然风光，也同样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灿烂的音乐特性、歌唱精巧、独到的乐器更是各具特色。这些极富原创性、独特性音乐已大大超越音乐本身的范畴，更传承着很多源远流长的生活习俗、民风的文化形态。这些音乐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财富。
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最复杂的省份，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独有，并且每个民族都有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征，致使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资源丰富多彩、色彩斑斓。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这是我们文化资源中相当丰富和宝贵的一笔财富。但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各地的原生态音乐文化资源正面临着强大的冲击和破坏。西部开发的实施在为西部地区经济腾飞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会给西部的民族文化产生诸多影响。如何弘扬传承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解决民族音乐资源严重流失和人才匮乏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难题。
“保存”与“发展”是新时期边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工作的中心内容，也是我们音乐教育者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思想观念应该与时俱进，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更新这一客观现实。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西部开发的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经历的发展并不是那种由历史积累所形成的一点一滴、自然而然的渐变式进化过程，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突变，这种变化是由初级到高级的直接跨越，在文化传承上很容易产生断层现象。如果旧的文化形态不能及时予以记录保存，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会销声匿迹，无迹可寻。人类历史上有多少遗失的文明，多少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为后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这种损失一旦产生，是无法弥补的。
在当代，教育与媒体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教育与媒体结合起来，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青歌赛设立原生态组别代表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媒体的进步反映了社会需求，也体现了社会理念的革新。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去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些有价值、有特点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部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由于没有得到较好传承，一些已濒临灭绝，另一些甚至已经消失了。
居住在阿佤山深处的佤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佤族能歌善舞，传统原生态民歌民乐品种繁多，题材广泛，风格独特，其原始、古朴、原汁原味的独特风韵犹如绕梁之音，让人回味。为了保护和传承佤族原生态文化，我们开设了“西盟佤族自治县阿佤文化传承小组”班，聘请了深谙佤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老艺人来授课，学生将学习音乐基础、原生态民歌、原生态器乐、民间文化等课程。通过学习，学生将学会表演本民族民间歌舞琴艺，用语言和文字来阐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备初步的民族自我传承意识，使佤族文化保护得到良性后续，最终实现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阿佤文化的目的。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场域；惯习
一、文献综述
纵观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采取何种形式的探讨，以双语教育为例。重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双语教育的开展建议（如授课语言、讲授形式）；或是当前少数族群地区的双语教育开展中遇到的普遍困难，如师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到少数民族学生所处场域的特殊性，双语教育对于他们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只是简单的停留在肤浅的现象呈述。二是，关于民族教育公平的研究。这方面研究集中于探讨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平等权利的保障，主张通过国家及地方层面的优惠政策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平等。这一类的研究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教育机会平等，即入学机会的平等，但忽视了对教育过程或结果公平的研究。taweny曾说过：“让每只蝌蚪都变成青蛙是不可能的”不是说机会平等，就能保证结果的平等，对少数民族教育公平的完整研究，要保证涉及到机会、过程、和结果。三是，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补偿性政策的研究，如少数民族预科制度的探讨。此类研究的风格依续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主要探讨政策与其执行机制的良性运行状态间或探讨目前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以上关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但是都没有涉及到中心问题，即沉淀着一定特殊民族文化的、有着独特惯习倾向的少数民族学生如何能在高等院校这个竞争激烈的场域中习得技能，顺利实现资本的转化。这些关于现象的研究也无法对少数民族教育目前遇到的囹圄做出解释。只有理解了问题的产生的机制以及行动主体的特点，我们才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合适的解释路径，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充满关系意味的理论“惯习―场域”有利于我们较为历史的、全面的、内外结合的、关系互构的理解发生在学校场域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互动机制。而不单单停留在对某一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或是教育形式的探讨。
二、场域与惯习的概念意涵
场域与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重要的社会理论工具，突破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虚假二元对立，提出了一种互构的、关系的、历史建构的解释路径。布迪厄的学术风格深深的印上了历史与关系的烙印，渴望突破单向的、共时的简单封闭的社会解释。他十分注重对社会行动者的历史文化脉络的考察，解构客观主义的绝对预设，凸显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感。场域和惯习则是这一理论风格的核心成分，场域和惯习的观念摒弃了个人自发性和社会约束、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从而避免了个人与结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进行人们所熟知的那种抉择。
布迪厄认为“社会”这一概念太过虚无空洞而用社会空间和场域来代替。首先，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并非是浑然一体的状态，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集合且每个场域都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的游戏原则。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此外每个场域的形态并非封闭定型，而是充满着历史性的动态和变化。惯习更多的是历史建构的一种结构形塑机制（structuringmechanism），惯习脱胎于一整套历史，它就和这整套历史在一起，筛选着各种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了其中的某些反应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认知图式。布迪厄惯习理论的独特之处体现在惯习的“具体”（embody），即惯习的身体体现，其言外之意要求我们注意惯习独特的历史文化沉淀。自然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解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联。一方面，体现为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为认知建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
三、惯习―场域――双向解释路径
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实的双重历史生成性，一条路径是社会行动者惯习的个体生成，另一条路径来源于场域结构的系统生成。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考虑社会行动者或社会现实时我们需要以关系的视角，一方面要理解社会行动者独特的认知图式形式。另外一方面，要将行动者置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进行考察。布迪厄这一充满关系意味的社会实践理论，即对社会事实的双向解释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研究。这样的解释逻辑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兼顾到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助于融贯少数民族教育机会、过程与结果三个阶段的关系。
惯习的倾向代表了行为的主导模式，这个主导模式贯穿了人类行为的认知、规范、与身体的方面，它们存在语言非语言的交往、趣味以及价值、知觉与推理模式等方面。从惯习的个体生成路径出发，对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研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惯习倾向”。惯习或是性情倾向的研究涉及到态度、价值等方面不好把握测量的内容，但是不要忘记惯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具体性”即惯习是具备身体的，可以体现为个人的行为活动。对于处在高等教育这一场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惯习就是“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生从小生活在有着独特的文化脉络中，习得并不断的强化着本民族的语言惯习，不论是社会交往还是文化学习都带有着独特的文化符码，而他们也可以很好的适应当地对于他们行为规范或是旨趣的要求。这种适应性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另一条解释路径，即场域的系统生成。系统生成其实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在行动者之前就有很多人践行着相似的规范或是标准，久而久之成为一套共享的制度或规范。行动者便成长与这一积淀着独特历史文化的场域当中，个人的性情倾向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场域的影响。在场域成长的过程中，个人也积累了独特文化资本，比如说是民族语言。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界定社会背景的结构，惯习就在这个背景结构下运作”即在暗示着场域与惯习在运作中存在一定的契合性。而这样的契合或许会让行动者的行为有如鱼得水的感受，一切的行为、观念、态度看起来是如此行云流水。上文中我们分别从惯习――个体生成与场域――系统生成，双向解释了某一认知图式的产生。认知图式如果被少数民族学生运用于产生这一认知图式的场域中，如家中、当地的院校或是亲密的朋友圈中，他们会感到恰当合理，但如果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场域时，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对于带有本民族独特文化惯习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讲，高等院校是一个全新的不同场域。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沉淀着民族历史文化的惯习显然不同于在高校教学场域中的其它带有不同惯习的大部分学生。而认知图式的区别势必会对不同群体的社会交往造成区隔。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讲，能够进入大学场域意味着他们都经过了一种符合高校场域运作规则的筛选，拥有着能够顺利在这一场域“如鱼得水”的资本形式。就像布迪厄所言，“当惯习遇到了产生它的那个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他感觉不到世间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能很快的发现高校场域中存在的种种“利益”（interests）所在，并凭借自己累积的资本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利益存在于场域中的各个角落，它可以是学业成绩、人际关联、自我管理、师生关系、教学资源，分布在教室中、图书馆、学生会、自习室、篮球场等等有形场所或者更多的是我们无法察觉的无形场地中。而大多数学生能够适应，就在于他们的惯习或认知图式与高校场域中生产和再生产的逻辑是一致的，不管体现在知识的生产还是对思想、行为的要求。这也是他们可以进入这里必须要提交的一笔“入场费”。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进入高等院校所要提交的“入场费”与大多数的学生存在不同。在这一方面，国家为保证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公平通过教育政策来调控这笔“入场费”确保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进入高校场域当中。而问题的症结也许就出现在这里，独特“具体”的惯习在短时间内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可能无法适应高校场域的运作逻辑，也缺少长期浸淫在此的大多数学生对场域中“利益”的敏感度，而之前积累的部分资本也许也会出现不适应的状况，如在高校场域中的主要教学语言以汉语为主，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的是双语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要辅以汉语教学，对于他们来讲用汉语讲授的较为复杂的内容往往要经历一个“转码翻译”的过程。种种因素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很难在时刻充满竞争的，到处都是竞争高手的高校场域中处于有利位置。而致使一部分人将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归因于他们的智力水平、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等方面，而忽视深层惯习―场域作用的机制。
惯习―场域双向解释路径也在告诉我们，对于少数民族教育公平的保证，不仅停留在教育机会上，如对“入场费”的保证，还要考虑的是进入高校场域中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保证上。即如何积累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资本。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如何在提倡兼容并包的高校场域中找到适合少数民族学生认知图式的积累文化资本的教学方式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美]詹姆斯・科尔曼著.何瑾，张人杰译.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a].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苏德.以多语教育促进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J].民族教育研究，2013，（3）
[5]宝乐日.民族地区高校蒙汉双语授课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3，（3）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7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语言词典》<《韦氏词典》。我想，中西方语言互译中难免的意义部分流失以及语言自身的生命力会不断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呈现新的生命姿态或可以解释三者的同中有异。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难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①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56页。
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8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语言词典》<《韦氏词典》。我想，中西方语言互译中难免的意义部分流失以及语言自身的生命力会不断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呈现新的生命姿态或可以解释三者的同中有异。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主权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宪政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劣等民族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难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主权”。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主权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宪政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宪政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①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56页。
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9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和谐文化多元共存
虽然一些新左派及民族文化新保守主义者对全球化发展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清醒，主张坚持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纯洁的传统文化，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几乎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冲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形态。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文化视角对待全球化？以怎样的民族文化姿态对待这多元文化的发展？怎样确立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与立场？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随着信息革命、新知识经济的全球兴起，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多元概念。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上首先融入了世界经济大潮，参与了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循环，国际贸易与跨国企业发展促进了中国今天经济的腾飞。“全球化”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开放与多元，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意识，更多的民主、法制、环保与责任意识，更多的与世界交流与话语表达权力。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不断产生，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这四大问题对我国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也同样构成了挑战，特别是贫富差异问题，国际贸易逆差问题，文化传统与文化更新问题，国际性与民族性问题等。
与“全球化”文化背景相伴的的另一大社会文化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哲学思潮。很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从历史的眼光看，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在美学上、形式上的一种扩展、一种修正与一个变种。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首先，是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覆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其次，是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再次是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第四是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二、世俗化与当下民族文化心态表现
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生活理念与理想追求发生了一些颠覆性的表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追求社会权力与资本崇拜。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全球化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最大利益是继续坚持改革与开放，人们在改革与开放中更能获得实际利益。全球化首先表现的是“资本”的全球化，中国民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比今天发现资本的无穷魅力，各种投资、基金、保险、跳槽、学习、培训、进修及各种关系背后都是对资本的无限推崇。人们的价值观判断不再是以人格与道德的纯洁与高低来衡量，而是以个人拥有的资本与财富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与价值。由于中国社会资本与权力的暧昧关系，除了对资本本身的崇拜外，很多人追求的是权力。权力在某种特定的时代可以转换为资本的利润，所以拥有权力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优先，更是隐藏资本的巨大诱惑。权力过去是一种神话，而今天的资本更是全民追逐的全智全能的“上帝”，因此，全球化对人们最大的冲击是资本在中国的“复活”。
其次，热衷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狂热消费及享乐主义，而中国当下的一个社会显著特征就是刺激消费与享乐。过去，人们把金钱存入银行防老防病，而今天是人们提前从银行贷款及透支进行享乐。房价在五年期间犹如孙悟空的魔幻一天一个飙升与猛涨；各个大城市的车流以突破百万的几何数字年年递增，以至北京的机动车高达四百多万辆，每天车流如海，汹涌澎湃，前堵后涌；“五・一”、“十・一”黄金假期更是各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房奴”、“车奴”比比皆是，但是，人们对高消费的热烈追求与激情并末减弱。时尚、服装、化装、美食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兴趣。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物欲化的刺激与满足，人们还对情感进行过度追求与消费，情人、二奶、网恋、419()、Sm(虐恋)、gay与lesbian(男女同)等情感现象已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并且越来越被大众所理解与接受。
再次，消解传统精神与意义隐退。全球化与后现代给国人最大的观念冲击，除资本的觉醒与享乐主义的盛行之外，就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在金钱控制下的浮躁、喧嚣、势利、铺张及对公共道德与价值的冷漠和消解的文化心理。非理性主义、非崇高追求、非英雄冷漠，传统的道德主义与人文思想逐渐被消解，各种理想与主义已经被削平，历史的意义与深度已经黯然，个人的精神与理想主体性追求已经隐退。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现实与资本，而原有的传统人文思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追求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生存法则，“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与道德主义理想，追求民主、个性、自由与独立的人格价值观念，今天都变得模糊。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追求的是“实用主义”，人们对各种主义、理想、学说已经感到思想疲劳与审美疲劳，不愿意再在这些所谓的崇高意义中感到自身的精神困顿与劳累。
第四、沉溺艺术猎奇与媚俗情趣。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对高雅与理想的解构，人们的艺术精神指向则沉溺于猎奇与庸俗。读者对艺术的审美口味转换，意味着一个国家文化精神追求的转换。90年代末期到现在，占领文学阅读地位的是“身体小说”，神魔故事与玄幻小说，一部《鬼吹灯》和《哈利波特》横扫中国南北大地。读者当下文学阅读趣味的低俗，是中国当今时代精神危机的最突出的征兆之一。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道德皈依，一切都是从现实的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出发，追求当下的阅读刺激和快乐，而关注理想与人生，关注人类普遍性真理追求的作品在阅读的态度上完全拒绝。
三、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民族文化姿态
民族文化姿态包括在全球话与后现代文化心理的语境中，我们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民族个性，民族价值观念与道德精神。民族文化姿态与选择包括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及如何对待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全球化不排除传统文化的坚守。很多人非常反对全球化进程，认为全球化就是对民族个性的逐渐退隐，而代之而起的是“后殖民文化”境地下的“新奴性”民族文化个性与文化心理。这种观点十分片面和简单。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有一些民族价值与理念的变化，但决不至于彻底颠覆与摧毁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核心。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之根，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历了各种时代的考验，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个性尊严、尊老爱幼与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等儒道思想是决不会消失。中华民族的价值哲学与坚韧勤劳的品质个性不会因全球化进程而失却。事实上，每一个民族之间虽然有文化个性的差异性，但人类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如：爱国忠诚、道德理想、崇尚英雄及报答恩情。全球化可以促进人类相互理解，促进落后的文化逐渐摆脱腐朽与愚昧，而走向一种更为文明、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先进文化领域。我国传统文化中，过于崇拜权力，过于追求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精神，过于注重情感与人治，而相对缺乏理性与秩序，缺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缺乏现代民主与法律意识，如果继续融进全球化进程之中，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必将对保守的封建传统文化意识产生强烈的冲击。
其次，后现代主义倡导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相互相存，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前现代的步划与任务还没完成，我国根本不存在“后现代”文化因子，其实，这是一种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中国在当下价值观念及文化心态极其复杂，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融合与冲突。既存在残存的封建意识形态，又有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念，还有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在对待本土民族文化与全球各种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并提倡多元文化主义(pluralism)。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后现代的口号是“允许他人存在”，我们不能以一种思想统一所有思想，一种主义废除其它学说，一种行为认知模式规范所有社会实践认识。我们正确的姿态是以吸收融汇中西优秀文化精神为基础，立足本土，创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个性创造特征。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篇10
【关键词】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学
一、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
要了解梅里亚姆以来的民族音乐学给传统音乐学的理论带来何种冲击，首先要了解：在梅里亚姆提出他的理论观点前，民族音乐学存在的典型、重要的理论积淀。这些前人的学术经验积累跟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这些异同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有何促进作用？
50年代，学术领域逐渐使用“ethnomusicology”这个称呼逐渐取代“比较音乐学”，从学科名称的几经更换中可以看出此学科由“封闭式”的学术研究转变到逐步带有社会性、人文性针对有关音乐的人类活动以及其它事务研究。“ethnomusicology”学科命名的两重性在于：它既是音乐学范畴，又具有民族学的性质。
“由于受比较音乐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在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之初，对民族音乐学所下的定义仍然是从地狱和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的。”i在50年代，从施奈德和涅特尔等学者有关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的见解中可看出此阶段学者们把音乐的地理区域划分视为重点关注对象，此种划分是一种从比较音乐学沿袭过来地单纯的“研究异国文化音乐或‘非我’音乐的学科要求，但经过学科演变，也发现把音乐作为一种静止孤立现象按照地域来划分缩减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而孔斯特对此门学科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是他意识到音乐因素的相互影响问题并提出“这门学科是研究一切部族音乐和民俗音乐以及西洋地区以外的一切种类的艺术音乐……而且也研究音乐社会学方面，而西洋的艺术音乐和娱乐音乐则不属于它的范围。”孔斯特理论的先进性在于他没有拘泥于地域划分的限制，而是将欧洲也纳入学科范围，并提出音乐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音乐社会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他站在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并没有将其孤立地看成一个由地域划分形成的研究对象，他考虑到了音乐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变异、混合现象，并试图研究、解释这些在此之前没有人关注的问题。但孔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中将“西洋的艺术音乐和娱乐音乐”从研究对象中排除，这种从音乐类型做出的考虑使得孔斯特的理论在学科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后显得有些局限。
直到1964年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音乐具有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与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十大功能”等观点，确立了“声音――概念――行为”的研究模式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内容更加的丰富深化，跨学科的双重性本质明确地被指出。梅里亚姆提到：“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此种观点突破了以往的界定，突出了学科的特点，站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立场并试图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环境背景下由文化引发的音乐问题。他把音乐当做一种文化来研究的学术理论不仅拓宽了之前民族音乐学者们对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更是从理论思维上深化了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内涵认识。
二、梅里亚姆以来的民族音乐学给传统音乐学所带来的冲击
在建立于以音乐为共同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学者们的理论在不断深化发展。从孤立静止的单一音乐地域研究――音乐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音乐社会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的概念认识以及学科内部构造变化，整个演变不仅体现出研究对象的拓宽以及研究意义的深化，还体现出民族音乐学者对民族音乐学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
从涅特尔――孔斯特――梅里亚姆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变化来看，正如最初是单纯的罗列不同地域的音乐，再到研究某特定音乐与其他音乐所形成的关系，再深化并明确在某种环境下音乐与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关联。这种深化演变的共同之处在于，音乐始终是其研究对象。而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单纯的音乐本体研究在其研究对象中所占比例变化还有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内涵认识的变化。
从欧洲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来看，由最初承袭比较音乐学“研究欧洲以外地区人们共同体的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非我音乐”的研究转变到“认识自我”。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从“自我音乐”逐渐开阔视野认识“非我音乐”。这些由客观历史因素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轨迹共同的特点都是从狭隘的局部逐渐开始认识整体，从单一走向多维，认识到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对某个地区单纯的音乐研究，而是通过音乐研究来探索人类活动并揭示社会、人文的世界性音乐文化研究。
此种逐步深化以音乐本体为轴心向四周辐射的学科理论建设，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认识，所带来的冲击是从单一的音乐分支学科研究深化到联系人文、社会等研究，是理论思维模式的改变，也是学科建构的变动与丰富，它需要民族音乐学者从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造等多角度去思考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中的音乐的存在状态及目标成效等诸多问题。作为一个先进却并不够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既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提醒民族音乐工作者应看到更宽广的地方，也带来了更多学科自身的困惑。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梅里亚姆提出音乐应该包含文化考察这一突破性理论观点后，并没有完善这一观点。从《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中可发现，梅里亚姆也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性的想法，但具体实施过程却显得并不详尽，这就给民族音乐学者们带来了更多需要思索的问题。
三、如何理解梅里亚姆理论方法对民族音乐学的冲击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进展都是由浅到深，从局部走向整体，事物都是在不断整合过程中得到完善。就如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为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带了新的挑战，既推动了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更多问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梅里亚姆对民族音乐学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可能性，拓宽了学科范围、深化了学科内涵。他将文化因素纳入研究对象范畴，将针对音乐本体而产生的各音乐分支学科演变成针对因人类群体活动而引发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活动，无形中将民族音乐学研究贴近了社会，对实际的生活多了关注度，也让非音乐人士更能从文化联系来理解音乐本体存在的目的性。而他的不足在于：概念性的纲要缺乏具体地实施操作指导，也就是更细致的学科内部建构方法以及评判标准。
对于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而言，勇于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够好的推动学科建设。在共同文化的语境下研究音乐，将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彼此推动促进，加强人们的认同感，也是对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持。
注释：
i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2012.7重印）：23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