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1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人，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融，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状况。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理之中。但这还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在当时人（甚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事实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时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改革，已初步显示出北方统一之气象，经济逐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学也较他省发达。须附带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比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二省大概都与后周或者赵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为赵宋皇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虽然一直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的罗绍威，据史书记载就是“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罗）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收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大部分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也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河南之后，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与四川都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之地，亦为当时文人荟萃之所。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乂”⑤。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学之盛，由来已久。又据《福建通志》载：“闽文章为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之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能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宋兴，名儒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政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传矣，其次犹得以雕龙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闽，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镠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与他国修好，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而独能保境内平安，正如叶适所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⑩，“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可以成败论。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11)。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12)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论，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这首先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稳有关。宋平孟蜀后，将其府库之积尽输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之数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连发生了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这不能不对四川文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蜀中士风有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文，却以淡泊名利为尚。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14)后得张咏奖掖，两川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越集中之趋势：所及省份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部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颇堪注意。其中变化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变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变化更大：山东原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来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赵宋开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到仁宗时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比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可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虽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几个时代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变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变化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则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
上述种种变化或者是在预料之中，如河南、陕西，看似有所升降，其实并无变化，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上期并无太大变化（上期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不必讨论；而首先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福建何以能异军突起？原因何在？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分布时已经指出，闽、浙两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保持长久之发展和增长，这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长。吴松第指出：福建本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曾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742)，全区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46.8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2户。”“入宋以后，福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以及《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算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长率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为9.4%，治平二年至元丰元年(1078)为5.4%，各时期的增长率都不低。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1078)的户年平均增长率达7.9%，证明当时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的人口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福建的增长率只居全国第十一位。然而，当元丰以后大部分区域的人口增长显著放慢时，福建的增长速度却不曾下降，元丰至崇宁元年仍保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因而增长率在各区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20)人口的持续增长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当时就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21)虽不无夸耀，但大抵也是实情。
四
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表4：
从各省情况看，浙江与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为319人，占本期总人数的42%左右（第一期闽浙二省占全部诗人数的24%，第二期占30%，第三期占35%），这似乎都表明浙、闽二省在诗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只是与上期相比，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闽居后。不过，如果考虑到科第的情况，闽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约为62%；而浙165人却只有86人，约占52%，又比闽少了10个百分点。那么，也可以说二省并未有高下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国以来诗人增长率最快的时期。从总的数目上看，本期只有765人，似乎比上期减少了近100人，但是不妨来看看四个时期的人、时之比：第一期六十二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四十年，诗人767人，人、时之比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诗人858人，人、时之比为23.8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长了12个百分点以上，比第二期增长了近1倍，比第一期增长了约4.4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条明显攀升的增长曲线，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绘出北宋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本期单位时间里人数比例的大幅增长，不排除统计时技术上所造成的误差（在南北宋交替之际，诗人之划分实难把握），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文化发达的结果。此处可以举科举一事为例，据王明清《挥麈前录》记载：“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到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22)从国初的9人中选，到现在的万人赴南宫试和805人正奏名殿试，其间差别已不可以道里计，文学的繁盛亦由此可以想见矣。
五
如前所述，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还是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比如文学史常讲北宋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等过程，这一说法自然不错，但给人的感觉未免抽象而空泛。如果从北宋诗人地理时空的分布来看，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见上节）；又比如研究者常说南方文学之盛，亦可由上面所列数字得到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印证。不过，诗人地理分布研究之意义也许并不在这些具体的说明上，甚至也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的研究线索以及所隐含的某些问题，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上文已就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进行了一些分析，但这显然还不是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内容，比如从诗人总数来看，北宋时期占籍可考的福建诗人共507人，占全部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比浙江诗人数多出1.27个百分点（浙江为470人，占总数的16.15%），但福建的科第人数却比浙江多出5.12个百分点（福建为339人，占科第总数的20.67%，浙江为255人，占总数的15.55%），而浙江的诗僧数却比福建多出近7个百分点（浙江为82人，占诗僧总数的26.03%，福建为60人，占总数的19.05%），闽、浙两省的诗僧总数为142人，占全部北宋诗僧人数的45.08%。又如苏、豫、鲁，其诗人数分别列于第三、第五、第七，而其诗僧数却分别列于第五、第十、第十二；与此相对的是赣、川、皖、湘，诗人数分列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而诗僧数却分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诸如此类甚多，难以细述，下面试拈出两个问题来略加申说。
1.关于诗人数量、分布与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似乎和一般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而人们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事实，二是在对于如何理解“繁荣”的涵义上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时可以取不同的步调，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也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北宋初，诗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广，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也不算少，但此时的诗歌不仅从“量”上与中、后期无法相比（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上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质”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发达时期。但宋初诗歌的不可忽视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其质之高下好坏，而在于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不同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与中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才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北宋末的情况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诗歌数量又非常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盛世。但与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期明显缺少诗歌“名家”、“大家”，如谢薖，有诗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藻，有诗五卷；王庭珪，有诗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卷；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三卷，这些人在宋代诗歌史上可以算得上几流作者呢？其实讨论或者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也许意义并不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繁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北宋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歌逐渐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转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供研习的课程或学问，转变成一种世俗生活中应酬往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高贵、文雅的身份标志，因而与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文学判然有别，而与南宋文学尤其是与元明清文学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23)。这也许远比单纯地比较高下要有意义得多。
2.关于宋代“文化中心”的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北宋时期文化中心在北方，以汴、洛为中心，至南宋而南移（宋史及经济史亦有此说法）。如果从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再结合宋代文学之演进情形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还缺少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注意的是，北方诗歌虽然略输南方一筹，但北方以文名家者并不少，据《全宋文》所录，宋初时北方散文家要比南方为多，即使到后来，文的数量也不逊色于南方。而且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是那种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性”的文，而是以实用性为主的质朴无华的文，它不是像南方那样通过文来显示文人的艺术才能，而是通过文来表达思想、政见，传达信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成就在文。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重稳健，南方地域的轻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有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在讨论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其次，从动态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时、地利、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其余时段里，北方一直处于劣势，河南也从第二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南方诗人数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尤其是闽、浙、赣、苏、蜀等地，从最初即与河南分庭抗礼，到后期更是遥遥领先。再从静态的地理分布看，诗人数列第一至第五位的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五省中南方有其四），这五省诗人分别占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这前五省之和为1913人，占北宋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65.74%，近三分之二！而其他十七个省份才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断言，在北宋时期，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就存在着多元化的格局。无可否认，由于封建时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政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成了北宋的“文化（文学）中心”，但是诗人数位居第一至第四的闽、浙、苏、赣呢？难道可以否定它们的文学重要性吗？难道可以否定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文学）中心”地位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没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没有相当浓厚的创作热情和风气，要想出现这么多的诗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4)！当然，闽、浙、苏、赣与汴、洛毕竟有所不同，虽然同样都是“文化（文学）中心”，但汴、洛显然又是当时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心”。正是这一多元化格局构成了北宋诗歌的基本架构，这应该成为学界对北宋诗歌评估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实不仅文学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自唐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每年通过漕运向京师大量输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入宋后，数量更是大得惊人。正如北宋刑部侍郎王觌所说：“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25)富弼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伏思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锡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淮南东西二路、江南东西二路、荆湖北路、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仰给也。”(26)北方的经济仰仗于南方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在如此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文化和文学也完全可以和北方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但是由于南方在北宋时期还不是政治中心，因而对于注重在社会性实践（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古代文人来说，北方（尤其是京都）便很自然地会成为他们聚集、活动之中心。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带入到北方文化中来，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和鼎盛。因而最后的结论便是：北宋时文人之活动中心在北方，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之南移，文人活动中心也移至南方，但是宋代始终存在着文学（文化）中心的多元化格局，南宋时如此，北宋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5年9月23日）
注释：
①《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建宁府》引《建安志》，［明］黄仲昭修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纪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685页。
③《五代诗话》卷二《罗绍威》，清代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又，罗绍威曾屈尊下拜罗隐，称其为叔，见《五代史补》卷一“罗隐东归”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
⑤《十国春秋》卷九《闽·司空世家》，［清］吴任臣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九《福建路》，郭黎安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康熙《福建通志》卷五一《文苑传》，《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⑧参见《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八《两浙路》。
⑨叶适《民事中》，《水心别集》卷二，《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鲁、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4页。
⑩《五代诗话》卷一引《野人闲话》，［清］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五代诗话》卷一引《边州见闻录》。
(12)《十国春秋》卷五二《前蜀·毋昭裔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769页。《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等均有记载。
(13)参见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张乖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9页。
(15)按：宋平定荆南、后蜀、南唐、吴越等地，为招徕各地人才，曾出台相应举措，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太祖乾德末年，“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太宗开宝中，“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罢，上卒相钦若。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75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谓准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第1920页）
(18)北方41人分别为：开封府9人，京西7人，京东6人，河北14人，河东2人，陕西3人；南方29人分别为：淮南4人，两浙6人，江西6人，福建9人，成都路3人，阆州1人。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
(19)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50页。
(20)吴松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498页。另，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21)蔡襄《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蔡襄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2)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国初取士极少，无逾宣和之盛”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拙文《试论柳永词的词史意义》，载于《语言文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需要说明的是：据有关人口史、移民史的研究结果来考察，除了五代十国和靖康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不在本文统计的范围之内）分别有较大规模的移民外，整个北宋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幅度和数量都不太大，其人口的增长还是以本地的自然增长为主，外来的人口影响较小。比如河南省有一部分人口是由北迁入者，苏、赣则有移出亦有移入，而北宋时期诗人数最多的闽、浙二省，其人口移入者远不如移出者为多。参见吴松第《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六章、第七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是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基础理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编写好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对提高高校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以至社会上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编写和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教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从学术水平和社会需要来说，大都不尽完善，差强人意。最近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课题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的文学活动实践，广泛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理论资源，吸取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一、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该书首先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过去世界上一切文学理论的不同特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立后文学理论出现的历史性变化。接着简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来源，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以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和文学艺术与人学理论的关系的论述，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是没有提到或很少提到过的。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科学内涵，做了全面、正确而深刻的论述。比如对人们理解分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做了这样客观而公正的论断:“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完全一致。由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愿望，是由阶级和群众的政治以及革命事业来集中体现的。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为革命事业服务是统一的。”这就扫清了罩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重重迷雾，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完全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理论命题，恢复了它的本来涵义。又如该书把新时期以来重要历史文献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几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首次综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并对它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做了权威性的解释。认为“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些思想总结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发展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文艺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新时期以来不同发展阶段文艺理论与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发展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指南。
二、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首先阐明文学理论的学科对象、性质和方法。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和文学活动，是分析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个要素、环节及其联系。文学理论具有实践性、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文学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分析总结文学活动的基本性质和规律，并因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不同，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分支。接着分别阐述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即文学性质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和文学发展论，这“七论”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对人的意义和作用、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文学的演变规律和在当代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间题的回答，说明了文学活动诸要素、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一与过去一般文学理论著作的“五论”体系比较起来，该书增添了文学价值论和文学接受论两论，对其他五论也做了更为新颖深刻的论述。在文学价值论中，除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从真善美汽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内涵和评定之外，还着重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多样性和主导性，特别指出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价值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批评了把文学当作追逐利润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或泄私愤谋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等不良倾向。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历史进步。从而使文学价值理论既有时代使命感，又有现实针对性。在文学接受论中，对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接受与二度创造以及文学接受的差异性和共通性等问题的论述，都是富有创见和新意的。在文学发展论中，从当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全球化语境与文学发展等方面，对文学活动的当展问题，做了富有时代特征的论述，这也是过去的文学理沦著作所不曾论述过的。
三、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该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吸纳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等活动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内容精炼、体例得当，减少了生僻的中西文论术语，简化了理论问题的历史演进，非常适合高校师生教学使用。该书论述每一个文学理论问题，总是先阐明概念和范畴，再揭示特征和规律，并选择古今中外典型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做例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简明扼要，深人浅出。不仅概念明晰、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过程严密，而且讲究语法、修辞和表达方式，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优美。比如在论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精神性特征时，该书写了这样一段散文诗般的文字:“借助语言，文学可以将人们所能体会和认识到的各种心理活动描述出来。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深谋远虑，勾心斗角，心忧天下，宁静致远等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在作家笔下纤毫毕现。借助语言，作家可以出人每一个人的内心，忠贞诗人去国离家时的悲哀，正直史臣遭腐下狱后的屈辱，慷慨富翁千金散尽，被人离弃时的愤怒，野心女子拭君后的疯狂，小公务员冒犯高官后的惊恐，辛苦的银行职员物化为甲虫后的凄凉……文学的语言能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存在状态。”逻辑概念与艺术形象的结合，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把抽象深奥的理论问题论述得如此具体生动，并且这样富有激情和文采，一点也不呆板和枯燥。又如在论述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时，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总体上具有平衡性”，“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局部上又具有不平衡性”这样突出、醒目的小标题，这就清楚、明自地帮助人们全面、辩证地理解这个容易含混的问题，避免片而性和绝对化。作为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我们深感这是迄今最好的一部教材。为了把这部教材修改得更加完善和精美，我们不揣冒昧提出儿点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谨供参考:
一、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部分，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讲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似也应该论述斯大林的贡献。斯大林员然犯有错误，但他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比如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在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同时，又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特点及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论述;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等演说和著作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在对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文化的不同性质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原则。在致高尔基等作家的书信和演说中，对正确地开展文艺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他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论断，精辟地指出了文学对于塑造人的灵魂的巨大功能和作家对于改造人类社会的崇高使命。他还总结了高尔基等前苏联作家文艺创作的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促进了前苏联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并对我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文艺产生过巨大影响。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果部分，论述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文艺思想时，除了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推陈出新”的方针外，我们认为还应论述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的“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论断，以及“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论断实际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两结合”的创方法绝不如有的人所说，是“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应当予以根本放弃”。而是毛泽东从1939年到1958年长期探索、精心研究、深思熟虑，并民集中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一些专家学者智慧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充分的文艺依据，并已为我国一些文艺家正反两方面的创作实践经验教训所证实。我们绝不可以轻视或放弃这种创作方法。此外，该书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区别开来，并把毛泽东建国后的文艺论述，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之中，这似不合事实与逻辑，怎样确切表述还值得研讨。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二程；朱熹；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辅助性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意，宋明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经进路。在这样的解经过程中，我们深窥宋明儒学，尤其是两宋儒学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观。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两宋儒者语言哲学的文本观及其解经进路
在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看来，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如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然而，两宋诸儒在解经过程中则要求不先立说，不人为地设置理解的障蔽，努力从文本中寻批古圣贤的意思。如朱熹所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这种寻求经典原意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思想显然有较大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宋诸儒主张解经时要除“私”去“蔽”，如张载就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力图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去“旧见”才有利于获得新解。这同现代西方解释学主张有暗合之处。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去“私”除“蔽”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朱熹还说：“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说。”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先入之说”就是个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评时人以己意代替圣贤之意，并给了一个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贤之意、经文本义，正如烛笼骨子障蔽笼中外放的光明。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虚心”，不要“立见解”、“先立说”，“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这样才能达到“熟读涵味”的效果。他反复告诫学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读经要“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说看他说”。
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陆九渊也主张除去“前见”、“前识”，不能让先入之见障蔽了对真知的认识，既要“平心”去读，又要空其已知，“打叠田地净洁”，立志去读书。陆氏之所以强调这样，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虑，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二是认为“前见”往往会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虚妄”不实，“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陆氏看来，“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而“私意是举世所溺”，由于这种“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学不见道而成为私智穿凿的“小人”，“学不至道，而囿于私见”。不过。陆氏也深深地意识到，即使是贤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见”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时候，所以，他提倡一种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说：“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加剖剥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从习俗与闻见中超拔出来，“闻善而慕，知过而惧”，从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会本原”与得理忘言
两宋诸儒将“自得”精神落实到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著之于文本的圣贤之意的体察，即如何由载道之文契通圣贤之意，这就必然涉及到他们文本观中的“言意之辨”问题。
朱熹主张要去“理会本原”，“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从册子上讲论文字。在他看来，“理会本原”其实是为了“涵养于未发”。他批评时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在他看来，读书当“切己体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且当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一切从原头理会过”，“须要就那个大处看”，因为“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着眼于“壁角”，就会“地步窄，一步便触，无处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来，“义理”与“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铺”，一切自然地呈现着。他们认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与人道相贯通，故格物穷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认为万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贯通”。他还说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但只要不“拘滞于文义”，“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晓”出此番道理。
在对理——经——传三者的关系上，大概也可以说是在文义——文本——历史上的解经者之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也认为通“经”可弃“传”，得“理”可忘“经”。朱熹认为，所谓“通经”，其实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与“大概路脉”，不用理会“边旁四畔”，不能强求对于经书细部的理解。在朱熹看来，“理会文辞”是通达“理义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没有得“理义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达“理义大本”为目标，对经典文辞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会”，不能“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得“理义”于心以后，便可“视言语诚如糟粕”了。二程主张学者应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反对“固执”文本而要求“通达”，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过，程颐又说：“得意则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这样，在言意之间还没有走到完全轻视语言的地步。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建构主义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
一、引言
建构主义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所谈论，它最早被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人运用于教学研究中，并用来指导教学。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谈论、研究建构主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建构主义愈谈愈热，可是至今尚未出现在文学批评中。本文以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为参照，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从语言学转向谈起，建议在将意义解构之后应该将其再建构，即将建构主义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
二、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当时一统天下的“历时性研究”（diachronicdescription），提出了“共时性研究”（synchronicdescription），还指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即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任意的，然而语言学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的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冯寿农，2003）。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那么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渐渐地人们开始对语言的表征能力产生了怀疑和否定，语言开始出现了“表征危机”，尤其是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提出，他指出，人一降临到世界上，就掉落在“先在”的语言怀抱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加入到一个语言的系统中，别无选择。哲学家发现：人无法直接认识实在世界，而首先要转向认识这个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于是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冯寿农，2003），并且迅速波及其它人文学科。
“语言学转向”促进了文论、批评眼界的更新，即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知识取向”，二是“思想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路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引发的“方法―知识之路”，另一条是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的思考引发的“思想―真理”之路。在“方法―知识”之路上走来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在“思想―真理”之路上走来了存在主义等文论流派（孙辉，2002）。
在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如研究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可能会给作品带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之后，到了结构主义，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上，强调对文本“形式”的研究，主体被排斥，它强调主体的个性差异，认为每个人对文本的解读都不一样，意义的生成是无限制的、任意的。然而意义的生成真的是无限制的、任意的吗？
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在国内颇具影响力，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否定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范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但他不是简单地沿袭，而是广泛综合当代西方解释学、语言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各派理论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韩红，2005：2）。交往行为主义认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悟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另外，交往行为理论还强调“复数主体”，即社会主体的概念，认为在个人的前理解结构中，尽管有差异性，但它不占据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人类知识的共性。它用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阐明了这一问题，即第一世界（外部实存世界）与第三世界（个体主体精神世界）没有能量和信息的直接交换关系，它要经过第二世界（社会群体世界）才能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正是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这样就否定了个体差异在理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吕俊，2005）。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建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它究竟比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好在哪里？
首先，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完全确定性和自给自足性，认为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中生成的，强调主义的个性差异，然而解构主义并没能把握好这个度，使得意义生成缺乏制约，反而成为它的危机。而建构主义强调“复数主体”，它承认个体差异，但由于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归纳、总结、梳理、整合后才传授给个人的，因此个体差异在理解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其次，建构主义对之前的理论采取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它不像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那样毫无保留地批判和全盘否定，建构主义既保留了结构主义的语言构成具有规则性这一面，又接受了解构主义的对话理论，但克服了对话中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不足，提出了制约性条件。
最后，建构主义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通过交往的合理化，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能独树一帜（韩红，2005：2）。
四、结语
解构主义在否定了结构主义之后，并没能提出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结果却陷入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那么解构之后的重构任务必然要由另一种新的、合理的理论来完成，那就是建构主义。它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吸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优点，摆脱它们的缺点，告诉我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无限制的、随意的，因为社会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归纳、总结、梳理和整合之后才传授给个人的，从而克服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的缺点。
参考文献：
［1］冯寿农.“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J］.外国语言文学，2003，（1）.
［2］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1，(6).
［5］吕俊.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J］.中国翻译，2005，（4）.
［6］孙辉.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品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J］.暨南学报，2002，（5）.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5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6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性行为。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1]stevenseidmananddavidg.wagner,postmodernismand socialtheory,basilblack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2,p6.
[2]zuzanaparusnikova,isa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march,1992,p25.
[3]ihabhassan,the postmoderm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andculture,columbus,1987,p92.
[4]j·e·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knowledge,ma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4.p66.
[5]nanceymurphy,scientificrealismandpostmodernphilosophy,the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4,1990,p292.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神秘主义文本阐释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1.艾柯对当代文本阐释的忧虑
五十年代晚期以来,在许多研究领域,甚至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学者们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寻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型。索绪尔大师推出“能指”与“所指”两个概念。为了了解所指,我们总是要不断借助其他的能指,这样所指的意义便在这种不断借用其他能指的过程中被“延宕”,“丰满”,“变异”了。索绪尔对“能指任意性”的强调早已成为最近一些理论研究和探索的出发点,特别是德里达对写作中意义“不确定性”的令人耳晕目眩的研究更是以其娴熟而精湛的技巧将这些理论探索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却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尤其是受德里达激发自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那一套批评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本文的权利。艾柯认为这是对“无限衍义”(unlimitedsemiosis)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从“无限衍义”这一观念并不能得出诠释没有标准的结论。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象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1〕(p28)
2.以神秘主义理论为特征的分析框架
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关于“阐释与过度阐释”的辩论中,艾柯把阐释学思想与神秘主义联系起来,洞察到了阐释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危机。艾柯借吉尔伯特《人类科学与传统》一书提出了以下这一观点:整个现代思想体系实际上都是靠赫尔默斯神秘主义力量所支撑。艾柯称吉尔伯特所开列出来的名单发人深省,这些名单既有反本质主义者、反理性主义者,又有本质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还有倾向于神秘主义的阐释学家。〔1〕(p42)这与艾柯所指出的“阐释学发展有两条路径”这一观点是相对应的:一条是理性主义的,而另外一条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尽管它(限度)并不能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确立某种界限,但它至少可以用来区分两种基本的诠释态度”。〔1〕(p31)不仅如此,艾柯还指出,当其中的一条路径显得十分突出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径始终相伴相随,在神秘主义的非理性模式中孕育着其新的对立面,即现代科学理性主义。〔1〕(p41)现代性、科学理性破除了奴役、压抑的根源,却又设置了又一新的奴役和压抑,设置了新的“权威”、“本质”、“中心”。这两条路径都受到了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
艾柯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是基于对以下两个做法的否定:其一是后现代主义只重视文本的语言特点,忽视文本内部连贯性的做法。其二是科学本质主义强调本质、普遍规律的做法。〔3〕(p19)艾柯认为这两个观点分别是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阐释学派的哲学基础,二者都与神秘主义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
具体说来,一方面是对索绪尔能指的极度发挥,文本成了“万花筒”,在文本中能发现各式各样、甚至稀奇古怪的阐释,“在神秘主义者的眼中,即使神的本文也失去它的形式而获得另一种不同的形式”,“显示出的沉重的、在一定方式上是单义的、非含混的言词,现在被填充上了无穷的意义,而就其本身而言没有意义的言词却蕴含着意义”。〔2〕(p273)因此文本阐释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另一方面是索绪尔的“能指任意性”与结构主义“追求深层结构”思想的结合。能指有了终极所指这一推动力,从而不断追求本质后面的本质。
3.探寻神秘主义的根源
3.1“阐释学”的词源学意义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阐释学”一词的英文Hermeneutics来源于赫尔默斯。赫尔默斯本是希腊神话中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给人们传递诸神消息和指示的一位信史。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赫尔默斯的传达需要翻译和解释。这不仅需要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间语言,而且还要对诸神的晦涩艰深的语词进行读解,把意义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熟悉的世界。“阐释学”一词的来源与阐释学的原初任务是分不开的。原初阐释学的工作就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5〕(p1-2)伽达默尔在“古典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一文中曾就阐释学的现实意义做了如下的阐述:“赫尔默斯是神的信使,他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告诉他的消息。
神秘主义又称赫尔米斯主义。赫尔米斯是所有技艺之父,同时体现着年轻和衰老。在赫尔米斯的神话中,对同一律、无矛盾律及排中律的否定处处都可以看到,因果关系也呈螺旋状地卷曲着。
有趣的是,赫尔米斯的英文表达是Hermes,而阐释学的英文是Hermeneutics,所以从字源的意义上说,阐释学中的神秘主义迹象也可算是一种机缘巧合。
3.2寻找神秘主义遗产之根源
一种知识类型越是隐秘不宣,人们就越觉得它神乎其神,可望而不可及;你越是一层层地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解读出其隐秘的编码,人们反而越是觉得它深不可测。因为往往只有进入“前堂”之内才愈觉“后室”不测之深。潜藏在这种诠释传统下面一个共同的心理原因是,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对于自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理性主义而言,获得知识意味着理解产生这个知识的原因。因此,对上帝进行界定意味着对某个终极原因进行界定。结果,“神秘主义者一直不倦地把上帝赞美成最高的和最低的,最伟大的和最渺小的;他被说成是白昼和黑夜,全有和全无;他周围环绕着粗野的语词舞蹈,这些词每一个都否定着前一个”。〔7〕(p194)但另一方面,公元二世纪的神秘主义却在寻求一种连它自己也不知道的真理。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因为只有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于是真理就被等同于未曾言说的东西或隐约其词的东西,它必须超越于本文的表面之外或深入到其表面之下才能得到理解。
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思想试图解释:由于我们语言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用清晰的语言对“上帝”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但神秘主义却声称:我们的语言越含糊,越具有多义性,越使用象征性符号和隐喻,她越适合于对那个包孕着重重矛盾的“太一”进行命名。一个秘密被发现后,它就会指向另一个秘密:它就这样不断地运动下去,直至发现那个终极的秘密。然而,终极的秘密是不存在的。其结果是,诠释成了无限的东西。那种试图去寻找一种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也不得不向这样一种观点屈服:(下转第21页)
(上接第26页)意义没有确定性,它只是无休无止地漂浮。〔1〕(p38)
4.当代神秘主义两条线索:非理性模式与理性模式
在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意义“漂浮”与“游移”的观念。如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反对最终所指的观念,在他看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区别,想要知道一个能指的所指,将会带入更多的能指,意想反复,没有意义表达上的方向性。因此,语言的意义始终滑动在一条不尽的能指链上,捉摸不定,因此存在着多种潜在的意义。保罗～瓦莱里也曾说过:“根本就不存在本文的原义这样的东西。”这正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观念。〔1〕(p42)在艾柯眼中,德里达就是典型的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把语言和意义看作是无序和不稳定的,赞同无限的符号“延异”过程。德里达尤其以诡秘的解构阅读见长,在解构的时候,德里达经常将焦点集中于一个文本中那些细微、边缘化的地方,通过“奇妙”的联想方式,找出二元对立的矛盾,达到对真理否定的目的。
另一方面,艾柯敏锐地看到了现代科学理性中的神秘主义尾巴。他指出,神秘主义和理性的科学主义不能孤立起来看,它们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科学的外在形式就是不断地揭示现象后面的本质,但由于本质后还有本质,因此也是一个无穷倒退的过程,而神秘主义为了追求所谓的终极意义,必然导致无穷倒退。理性主义阐释派的观点与神秘主义对第一性的追求、对本质和绝对的痴迷如出一辙,总是对漫无边际的衍义加以斥责,但其目标是不断追求处于深层的意义。
5.结语
在阐释学中,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不管是漫无边际的联系还是不停的寻根究底,都逃脱不了掉进神秘主义的窠臼。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艾柯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的讲话中虽然对瓦莱里“根本就不存在本文的原义这样的东西”一说表示怀疑,但他接受本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诠释这样的观点,反对那种认为本文可以具有你想要它具有的任何意义的观点。其次,语言是一种社会产品,具有任意性的同时也具有规约性。它的任意性使能指和所指在语言系统中自由地结合并产生关系和价值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语言可以作为规约系统为人类交际意义的建构提供资源手段。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规约问题。〔8〕(p173)我们在阐释本文的时候,对于语言使用规则或语言符码,大可不必衍生过多的好奇心。如果一定要去寻根究底,最终只能又回到人为的规定层次。文本阐释也是一样,语言规则就是语言规则,本来就不需要探询其背后的根源,理性主义不断追求阐释的终极目标,最终也只能又回到语言的层次上来。正如阿佩尔所赞同的:“我们不需要追溯先于语言的本质和渊源,也不需要从语言之外的世界寻求根据,我们所要寻求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就来自于语言本身。”〔6〕(p166)
参考文献:
[1]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埃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m].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董丽云.重建文本阐释的约束理论从艾柯与罗蒂之争谈起[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8.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9](日)筱原资明.埃柯:符号的时空[m].徐明岳,俞宜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Umbertoeco.thelimitsofinterpretation[m].indian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0.
[11]Umbertoeco.interpretationandoverinterpreta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8
一、文言文字词教学中的难点分析
文言文的字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有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四种用法。虚词不具有实在意思，只是起到勾连句意的作用。初中学生掌握不好文言字词的意义和用法，主要由于以下一些原因：
（一）一些古代汉语的字词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按现代人的常规思维来加以理解，给学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比如“贼”“盗”二字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刚好互换；又如“河”在古代特指黄河，现代则指所有河流；“子”在古代指子女，现代特指儿子，如此等等。
（二）古代汉语在现代缺乏植根的土壤。语言只有使用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古代汉语难以找到“用武之地”，人们对其并不重视。学生也只是因为要考试才学习文言文，所以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并不高，学习的热情和决心也不大。
（三）文言字词的教学活动比较枯燥乏味。一般老师在开展文言字词教学时，主要采用串讲法，直接讲出文言字词的意义或用法，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的方法虽然最省时省事，但枯燥无味，难以引起学生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生掌握不好文言字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文言文与学生缺少关联，既与现今学生的日常生活缺乏关联，也与学生的认知能力缺少关联。因此，研究如何把文言文字词教学与学生加以关联这个课题，探究文言文字词教学中的关联策略，对于促使初中生掌握好文言字词，进而学好文言文有着关键意义。
这里所说的关联策略，指促使学生的感官、思维与文言文字词知识紧密联系的方法策略。法国学者DanSperber和英国学者Deirdre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中提出了“最佳关联”的概念。“最佳关联”指“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用尽可能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①。这一概念刚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所用的关联策略的意义：教师通过关联策略的运用，使学生能够通过最小的努力来获得对文言字词意义和用法的理解，进而理解文言段篇的意义。
二、文言文词义教学关联策略举隅
（一）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字词的本源相关联
在文言文字词教学中，有些字词的解释不容易理解，或者容易搞混淆。究其原因，可能是时间过于久远，该字词的本义已经与现在我们常用的意义距离很远，甚至好像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探究该字词的本源，通过本源理解和牢记该字词的意思。
比如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一箪食，一豆羹”容易解释成“一篮子食物，一锅豆煮的汤”。这是因为学生想当然地把“豆”理解成了现在生活中的“大豆”“黄豆”等植物果实了。这时老师可以跟学生讲讲甲骨文的“豆”字写法——，学生就很容易地理解了“豆”其实是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具，也就自然明白了这句话中的“豆”和前句的“箪”一样都是作量词的。
又比如文言词“即”解释为“靠近，接近”，“既”解释为“已经”。这两个词的意思就很让人费解了，而且学生还搞不清两个字的写法和用法。怎么区别呢？还是来看这两字的本源——、。“即”与“既”的左半边是相同的，在甲骨文中都是“豆”，表示一个盛满了食物的器具。而“即”的右半边是一个跪向食物的人，表示人靠近食物，即将就食，所以该字表意为“靠近”。而“既”的右半边也是一个跪着的人，但他是反向而跪的，说明他已经吃饱了，所以该字表意为“已经”。这样，不必死记硬背，学生就能掌握两字的不同含义和用法。
（二）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成语相关联
有很多实词或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影子仍出现在我们至今还常用的一些成语中。所以，我们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实现互相映照、深入理解的目的。
比如《唐雎不辱使命》中“以头抢地”的“抢”字解释为“撞”，不好理解。我们把这个字与成语“呼天抢地”联系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再比如《陈涉世家》中“楚人怜之”中的“怜”解释为“爱戴”，如果与成语“惹人怜爱”相映照，就自然理解了“怜”字的含义。又如《伤仲永》中“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一句，“奇”“宾客”分别解释为“认为……奇怪”“把……当作宾客对待”，都是意动用法，学生一直理解不了。我们可以搬出具有同样特点的一些成语，如“不耻下问”“不远千里”“厚古薄今”等，让学生明白其中的“耻”“远”“厚”“薄”都是同样的用法。这样对照着理解，学生就会形成“意动用法”这样的用法概念，也就能够举一反三了。
这样的办法在文言文教学中可以广泛适用。下面的例子中，老师在《陈太丘与友期》的教学中用表格的形式，把文言字词的教学与常用成语进行了很好的关联，使学生能够比较牢固地记住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
（三）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学生的身体或肢体语言相关联
在文言课文中，有一些是描写人物言行的字词语句。本来这样的字词意义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因为文言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有些字词的意义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已经消失了，所以学生在读到这些字词句时还是感到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尝试把这些字词与学生的身体或肢体语言相关联，以帮助学生理解其含义。
比如在《核舟记》一文中：“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其中的“比”该如何理解呢？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让两位学生扮演黄庭坚和苏轼，让他们来模拟这两个人坐在船上的情状。通过模拟，学生就会发现，这个“比”与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比较”之意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只能解释为“靠近”。再如此文中另一句“矫首昂视”，“矫”字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解释为“矫正”，在这句话中，只要让学生学着做一下“昂视”的动作，那么学生必然就会把“矫”解释为“抬起”。
这种关联可小可大。说“小”是指在课堂中让学生针对某个或某些字词句的理解来进行模拟，从而理解字词句的意思；说“大”则可以开展课本剧的改编和表演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不仅能准确深入地理解文言字词句的意思，而且还能通过表演感受到文中人物的性情，把握住文章的主旨。笔者就曾指导学生对一些叙事性的诗文（如《石壕吏》《曹刿论战》《愚公移山》等）进行改编和表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生活相关联
学生之所以觉得文言文不好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文言文与他们的生活距离太远，觉得文言字词的意义有很多与他们的生活中的常用意义没什么关系，所以有人戏称文言文为“第二外语”。如果我们注意把文言文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联起来，把文言字词的意义与我们的日常用语关联起来，那么就能使学生比较容易地掌握一些文言字词的意义。
比如《夸父逐日》中“欲得饮，北饮大泽”一句。第二个“饮”做动词，解释为“喝”，这个大家都懂。但是第一个“饮”解释为名词“喝的水”，有些学生就不理解。我们就可以把学生熟知的“冷饮”“冰饮”引入课堂，学生自然把这两个词解释为“冷的饮料”“冰镇的饮料”，也就自然明白这里的“饮”字是个名词。依此类推，就能理解“欲得饮”的“饮”是作名词理解的。再如《曹刿论战》中“故克之”的“克”，我们可以联系感冒药“快克”，那么学生就自然理解了“克”字的意思是“战胜”。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下面一些例子：
（五）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已学字词知识相关联
有些实词是一词多义的，而许多虚词的用法也是变化多端的。要想靠死记硬背来记住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肯定是费神劳力却又效果不佳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在学习过程中的横向联系，通过比较来了解字词意义和用法的多样性和关联性。
比如文言实词“许”，其意义是多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初中文言文课文中所有包含这个字的句子都找出来比较一下：①高可二黍许（《核舟记》）；②曳屋许许声（《口技》）；③不知何许人也（《五柳先生传》）；④潭中鱼可百许头（《小石潭记》）；⑤时人莫之许（《隆中对》）；⑥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⑦杂然相许（《愚公移山》）。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把“许”的用法归为四类：一是表示估计数目，可解释为“上下、左右”，如例①和④；二是拟声词，为例②；三是解释为“处所、地方”，如例③；四是作动词，解释为“同意、答应、赞同”等，如例⑤和⑥⑦。这样的比较联系在学习文言虚词时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学习文言字词知识，采用新旧知识的联系和比较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手段。尤其到了初三的中考复习时，教师就会把三年学到的重要实词和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行梳理、比较、归类，形成知识系统，最终列出“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和常用虚词用法表，来帮助学生搞清楚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
（六）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课文人物形象或作者相关联
有些文言字词的意义可以有多个说法，所以有些学生就会认为只要随便选择其中一个作为义项即可。但是，如果我们在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把字词的意义与人物形象的特征或者作者的感情倾向等相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选出更为切合文意的义项，这样的选择也就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章，感受主旨。
比如文言词语“鄙”，其义项有二：目光短浅；见识短浅。这两个解释乍看之下好像区别不大，但如果进入到语境之中，那就可能区别很大了。在《出师表》和《曹刿论战》分别有两个含“鄙”的句子：先帝不以臣卑鄙；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们联系两句所论述的对象——臣（即作者诸葛亮）、肉食者（文中指鲁庄公）。联系前句是诸葛亮在自述出山经历，为的是突出先帝刘备礼贤下士的特点，显然是自谦之词；后句是指责当权者的缺点，即后文中鲁庄公把打仗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近臣和神灵。这样联系之后，我们就比较能肯定，前句中“鄙”字解释为“见识短浅”比较恰当，而后句中的“鄙”则应该解释为“目光短浅”。
（七）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其他文本相关联
有些字词表面看来意义比较简单，很容易翻译。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直白地翻译一下，学生或许能够明白其意义，但对于整篇文章的解读可能帮助不大。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故事和意义，那么不仅能使学生明白这字词的意思，还能够进一步理解文章的内涵，对于理解文章主旨也会有所助益。
比如《孙权劝学》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这句中的“论议”二字，解释一下很简单，就是“议论、谈论”。但是如果就这样解释一下，学生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究竟“论议”了些什么，让鲁肃如此“大惊”呢？这时老师可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所记的“论议”之事交代给学生，学生就自然理解了鲁肃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而且也对孙权善劝的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八）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关联
在解释文言字词的意义时，有些字词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的意义出现了偏离，学生一下子难以准确解释其意义。在这时老师可以找与之相关的艺术形式来进行关联，比如音乐、美术等，以帮助学生正确解释字词含义，正确深入理解文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把对文意的理解与绘画这种艺术形式相关联的做法。有两位老师，分别教学《童趣》和《狼》这两篇课文，都用到了绘画，但用法各不相同。在教学《童趣》时，老师先是要求学生研究课文插图，要求学生找到与插图相应的课文语句，然后要求学生自由选择课文中的语句，学习插图画法口头构思画面内容，用这样的办法来促使学生正确解释文言字词，深入理解课文语句。在教学《狼》时，老师绘制了两幅“杀狼图”，让学生根据课文语句来给这两幅图挑错，通过挑错的活动使学生理解了文中的重要字词。这两种方法异曲同工，都是把相对抽象的文字与直观的画面关联起来，从而起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正确理解字词意义，深入理解文章主旨的作用。
三、文言文字词教学中关联策略运用的要点
（一）激发好奇心
之所以运用关联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对文言文兴趣不大，甚至有些许鄙弃。要想改变学生这种不正确的态度，那么就要想一些办法让学生转变对文言文的固有看法。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初中学生的好奇心理，使他们对学习文言文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在运用关联策略时，要注意想办法让学生在学习文言字词时产生并保持兴趣，以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注意力保持得更持久，学习的效率变得更高。
上文中提到的几种关联策略都是很有实效的，比如在解字释词时展示该字词的源起和变化，学生看到汉字由甲骨文的图形特征慢慢转变成现在的符号特征，趣味盎然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了字词的含义；又如教师把字词意思与绘画相关联，或要求按句意画图，或要求给配图挑错，学生既学习了字词知识，又发挥了观察、想象能力，可以很好地激发其兴趣。
（二）选用适当策略
这里所说的选用，就是选用不同的关联策略学习不同的字词知识。大致来说，对实词的解释比较适合使用那些与肢体、生活、相关艺术等联系密切的关联策略，而对虚词的解释则比较适合用与已学知识相关联的策略。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关联策略应该是各有针对的字词的。比如一些字词要通过汉字本源——象形字才能够理解其意思，那么这些字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该字的古义与今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此古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不见了。比如上文中的“豆”字，现在已经不再表示“盛食物的器具”这一含义了。因此，语文老师应该细细研究文言字词的类别及特征，以选用适用的关联策略来帮助学生理解其意义。
（三）解决学习难点
学习文言文时，教师应该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放手让他们去自己想办法解释文中的字词意义，只有在学生确实遇到了困难时，教师才运用一定的关联策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以便顺利地进入到下一个活动环节。
因此，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预见性和灵活性。在备课时应表现出预见性，预先了解学生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难解决的困难，而针对这些困难，可以运用哪些关联策略加以解决。有了这样的考虑，教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准备，这样就不至于在授课环节中出现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情况，或者一遇到困难教师就“一言堂”加以解决，而使得学生得不到锻炼。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要表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因为备课的内容毕竟只是预设，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教师以为是一个难点，而在课堂中学生却靠自己的学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教师就只好舍弃之前的预设；而有时也会出现教师认为并不困难的知识，学生却面面相觑、束手无策，那么此时教师就要急中生智，运用合适的关联策略引导学生解决疑难。
————————
注释：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英语教学词汇教学语境
1.引言
学生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提高，是当今英语教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提高学生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基础在于准确理解词汇的意义，如何有效地进行词汇教学研究是目前英语教学领域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语言运用中的负载信息主体是词汇，而词汇往往是英语学习的难点，因此，学好英语首先要克服生词障碍，准确理解词汇意义，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然而，在英语教学中，教师深深感到，由于学生的词汇量少，难以进行英语交流，阅读时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对英语词汇教学方法的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英语词汇教学方法，并实施于英语教学中，必将会收到良好效果。
2.在语境中，理解词汇关联意义
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只注重词的字面意义，即理性意义，而忽视了附加在词汇后面的内涵、情感的和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直接影响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应该既注重词汇的理性意义，又要引导学生注重词汇的关联意义。词汇意义大致可分为理性意义和关联意义，其中掌握词汇的关联意义是准确理解词义的关键所在。一个词除了其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其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关联的意义，这就是词汇的关联意义。关联意义是一种开放的、无限定的意义。词汇的关联意义分为四种类别: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语体意义(stylistic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
2.1内涵意义是指通过语言所指示是传递的意义(Leech,1987:33),由理性意义（概念意义）引起的附带性的意义或关联。它比词汇理性意义（概念意义）更为复杂，它不是意义的基本成分，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内心所产生的各种联想。内涵意义具有不稳定性，它随着文化、历史和个人的经历不同而变化。如，family一词在中国孩子和西方孩子心中唤起的感情可能很不一样。内涵意义不仅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变化，而且即使在同一社团中，也会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如：Cross对不信仰基督教的东方人来说，不过是个“十字形的东西”；对西方基督教徒来说就是耶稣受难、为人类赎罪的象征；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来说，在心中引起的联想就更加强烈、复杂了。
2.2词汇的语体意义是指由于交际方式、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交际内容等方面的因素，所需要的词语在其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文体风格色彩。语体意义分为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如：theconcertconcludedwithaperformanceofBeethoven’s5thsymphony;
theyendedtheconcertwithBeethoven’s5thsymphony.Conclude源于拉丁语，常见正式文体；而end是古英语词汇成分，多用于非正式文体。由于历史的原因，源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的词汇多见于正式文体中。
2.3情感意义是关于讲话人或写文章那个的人对所谈事物或人的感情或态度的意义(Leech,1987:33)。通过选择适当的词就可以表达这种意义。具有感情意义的词可以分为两类：一为褒义词;二为贬义词。这些词汇含有感情上的联想意义，能激发别人的情感。如褒义词可以用来表示赞赏、支持、肯定的态度能体现说话者或作者对所描绘的事物所持有的颂扬、赞许、肯定的情感，如，famous,brave,kind,determined等；使用贬义词则能反应出说话人或作者的否定和蔑视的态度，如，foolish，sly等。
2.4搭配意义是指词处在搭配之中所获得的各种意义。一个词汇的部分词义是由该词之前或之后其他相关词所决定的。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词由于不同的搭配能力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如，heavy(大量的)rain,heavy(伤心的)heart,heavy(难以灌溉的)soil,heavy(泥泞的)road,heavy(乌云密布的)sky,heavy(浪大的)sea,heavy(油腻的)food，句子中词语之间的搭配要符合词汇的语义要求。如，pretty和handsome都有“漂亮、好看”的意思，但是它们修饰的对象各不相同。尽管有其共同的基本义，在语言环境中，有时还可以交叉使用，但它们的搭配能力不同，所产生的意义也有所不同：aprettywoman与ahandsomewoman其意义就不同，前者是外表漂亮的女子，后者是仪态端庄的女子。由此可见，交际中的词义确定，必须借助于其他一些意义明确的前后搭配，即与几个词义已经确定的词相互搭配。（张维友，1999：91）
3.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正确理解词汇意义
要想正确掌握和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就需要对该国的历史、制度、风土人情有所了解。中西方文化因其地理、历史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到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中来。在东西方文化中，对动物所赋予的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如英语itrainscatsanddogs翻译为下倾盆大雨,但东方文化中，汉语却不用“猫、狗”两词来形容雨之大。Sheisacat却不能翻译为她是一只猫,应翻译为她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女人。把“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却不是汉文化的产物。“词汇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根敏感的指针”（李丽生，1998），词汇的理解有时是离不开文化这一大背景的。如：英语词“individualism”译成汉语是“个人主义”，在汉语中，与“集体主义”相对立，因此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和汉语中的“个人主义”在各自的语言中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如果在教学中忽视对文化背景的阐释，学生即使了解该词的字典上的意义，但在实际中还是没有真正掌握其真正含义。东西方在颜色指代特征等词汇中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如：itwasbluemondayandhejustdidn’tlikegoingbacktowork，“blue”一词的文化内涵是“令人忧郁的”。即使都是英语国家的人，某些词汇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一英国作家第一次去美国，在朋友家做客，作家出于对主人热情招待的感激，就对女主人说道:“Youareveryhomely.”不想女主人脸色大变，美国人理解homely是“丑”的意思，而作家不过是想夸奖她的朴实好客罢了。所以，语言的表达永远不能脱离文化背景而存在。
在教学中,教师应介绍一些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常识，告诫学生不要望文生义,还要鼓励他们广泛阅读,多了解一些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只有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避免产生误解,以达到真正地理解语言材料的目的。
4.从词源学的角度，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传统的英语词汇教学主要从共时的角度涉及拼写、发音、词类、释义、搭配、惯用法、相关复合词和派生词等方面的内容。然而，由于词的产生和消失是常见的事实,并且词汇的意义随着客观外界和使用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词汇和词汇意义都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痕迹。任何共时的词汇研究都不能彻底割断同词汇的历史的联系。因此,寻觅具体词的来龙去脉的词源教学,不仅与共时的词汇教学不相抵触,而且能拓宽词汇教学的思路,增进学生的词汇知识,加深他们对词义的理解。
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词汇的意义也在发展变化着，就词义变化而言，在现代英语中，nice是个褒义词，跟good,fine同义。但在过去，nice来自于古法语，曾经是“愚蠢的”、“傻里傻气”、“无意义”的意思。教师在课堂讲授词汇时要让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在日常词汇教学中，必须注重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5.从语义角度，掌握英语词汇
从语义角度分析，英语词汇又可分为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英语词汇的主观义是指人们所持有的看法，具有：“表态”语义特征，多修饰人（也可修饰物），译为汉语的“表示出……”；客观义具有“使人感受到”的语义特征，多修饰物（也可修饰物），译为汉语的“令人……”、“可……”、“使人……”。有些词既有主观义又有客观义，如pitiful(主观义：有同情心的;客观义：令人可怜的)。又如suspicious作表语修饰人时，含主观义：Heissuspicious.意为：他好猜疑，而不是“他可疑”；修饰物时则带客观义：Hiswordslooksuspicioustome.意为：他的话可疑。有时介词也有主客观义之别：itwasausefullessonforhim.介词for常表示客观义，从客观上说，这对他是个有益的教训。而：itwasausefullessontohim.介词他to常表示主观义，从讲话者看法上说，这对他是个有益的教训。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要重视英语中的词汇在意义上的语义特征。教师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也要重视和利用这种语言的特殊现象，不仅能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英语词汇，而且也能巩固学生对词汇的记忆。
6.从英语词汇的形态结构，扩大学生的英语词汇量
在英语教学中，加强英语构词法的教学对扩大学生词汇量十分必要的。词根是词汇的基本含义，前缀常常改变词汇的意义，如：形容词前加前缀un-,in-,im,ir-,non-,dis-,a(an)-,de-等构成反义词，如，important-unimportant。在名词前加前缀uni-,mono-,di-,bi-,tri-,poly-,multi-,semi-,hemi-,milli-表示数字的变化；如，unicycle,bicycle。在名词前加pre-,post,fore表示时间的变化，如，prehistory，postdate,foretell。后缀即改变词汇的词义，也改变了词汇的词类。形容词加-ness,-ity构成名词,如，carelessness。在动词后面加后缀-ment,-ation,-ion,-tion名词，如，excitement，action。名词后面加后缀-al和-ous构成形容词，如，national，dangerous。在形容词后面加en构成动词，如：darken,soften,stiffen。学生了解这些词汇的构成特点后，即使遇上不认识的词汇也能根据前缀和后缀，准确地把握其词汇意义。
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还要重视词根教学。词根是英语单词最重要、最基本的词素，是英语词汇的核心部分，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抓住词根，然后在词根的基础上加上附加部分，这样，通过一个单词的学习便能发散出很多词汇，形成一个词汇群，使词汇记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claim有要求，声称的意思，如果把它作为词根，会衍生出declaim(慷慨陈词),exclaim（惊呼，惊叫）,proclaim（公布，宣告）,acclaim（欢呼）一些与说话有关的单词来。学生如果能掌握住词根的意思，那么在此基础上来记忆其他相关英语词汇，这既能降低英语词汇的记忆难度，也能提高掌握英语词汇的效率。
人文地理学的意义篇10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始阶段上具有文化启蒙的特质
中国近现代历史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性文化接触、冲突以及融合。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封建时期都具有封闭的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稳固性，外来文化往往无法动摇其根基反而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和改造。近代历史开始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性和稳固性地位，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社会时，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开始凸显出来。但是，初期人们并没有深层地把握到这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立，往往寄希望于在传统社会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器物因素。这一时期，“知识界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点和思路”。人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把西学仅仅看作应用层面的问题，没有透视到中西文化对立乃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甲午中日战争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仅仅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制度层面，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文化的弱势地位。维新派主张通过变法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则进一步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它们都缺乏社会文化的基础，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民众进行现代思想启蒙，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和梦想才能变为现实。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作了总体否定性的审视和批判，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新文化运动已经触及到文化转型的问题，但是当时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军阀统治在根本上是阻碍文化转型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一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就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创立刊物、宣传等为传播途径，是新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实践，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改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是真正致力于探索人的彻底解放的理论。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不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坚定地参加中国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层面。无可置疑，观念层面的文化启蒙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不能越过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文化比喻成金字塔，那观念形态的文化就是文化金字塔的塔尖。这就决定了通过西方先进文化在观念层面来进行传统文化改造不能触动文化金字塔的庞大基础，因为这种启蒙和改造具有外在性。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就必须深入到文化的基础层面，通过彻底改造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来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真正做到了在基础层面上改造社会文化。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实践的诉求，以改变现实世界为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改造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生成为中国独特的革命文化传统。
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重视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时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的认识曾出现偏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应该转向改造落后的物质世界，为提高人们的自由和解放奠定现实的基础。但是，错误的认识导致人们只看到革命的阶级性也即政治性，遮蔽了革命的社会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邓小平理论扩展和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内涵的理解，充分显明了革命所具有的社会内涵: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推进体制改革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本质。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全面现代化的阶段，这必然会推进城镇化建设，从而深层地改变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乡村社会具有大量的人口和地域比例，在文化上则构成一个庞大日常生活世界。传统文化主要栖身在乡村社会的庞大生活世界之中，它具有自在性、习惯性和稳固性，对现代性文明具有排斥特征。要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一个核心的步骤就是进行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先进性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发挥它的引领作用。从马克思中国化进程中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在观念上简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基础上发展自身并参与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是在历史的纵向过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和革命品质并没有成为过去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以自身继承为前提的。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作用得到了迅速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革命品质，能够坚定人们的信仰，能够把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批判始终保持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在我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解放则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又必然成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发展离不开教育，因为只有现代大学教育才能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人才。大学培养人才必然涉及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么培养的问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通过它可以很好地透视这两个问题。
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
从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它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决定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使它和知识教育区别开来。科学知识教育具有客观性，在本质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并无关联。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们的主观意识直接相关，涉及到人们对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不仅与人们的认识相关而且和人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知识教育很少考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则思考人的本质和文化属性，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此内在地包含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
1．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重性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在本性上偏好权力，他强调的是人具有追求善和幸福的本性。政治概念的这种古典内涵是排斥阶级压迫和统治的，它强调美好的共同体生活对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从奴隶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一直是制度变迁的历史。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以各自形态的阶级压迫和统治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意识。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总是以人的阶级对立为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无产阶级通过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强调人类解放，最终消灭国家机器和阶级本身。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两重性。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重性体现为狭义层面的政治性和广义层面的人类性。从狭义层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关联。“任何统治阶级都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人民群众灌输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通向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然选择。”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取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在全球化时代里信息流通的障碍大大减小，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断加剧，人们倾向于追求多元化的价值，但又容易陷入价值平面化的空虚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形成政治冷淡的心理。现代年轻人容易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反传统、反政治意识形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文化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尤为紧迫。这也是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在狭义的层面上，人们容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误读，尤其在时期，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会压抑人们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性。在理论层面上，大学思想政治课过去受传统教科书体系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僵化，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误读。现在还有很多学生依然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理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在上课过程中存在着抵制心理。因此，要有效地实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消除人们现有的误解，一个主要的途径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狭义解释过渡到广义层面的解释。在狭义层面上，可以强调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科学地解释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进步意义，防止机械地把它解释成统治意识。在广义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它阐释的是人类最终的解放，政治解放是未完成的解放。在人类解放和文明的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既弘扬人类的总体性解放又弘扬个体的解放。人在本性上具有追求解放的诉求，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人性的认识、对普世价值的分析、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关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广义解释，能够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2．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功能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狭义上是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在广义上则是文化素质教育也即人文主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文化属性，它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生成，强调教育的立人功能，批判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容易造成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误区，使教育发生异化。加强大学人文教育可以防止教育的自身误区，提升文化的启蒙功能。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局限于课堂教学，以师生之间单纯的“讲———听”关系为主。这不利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功能的实现。前文我们已经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它所具有的文化启蒙功能并不停留在纯粹观念的领域。我们也指出在理解文化时不能停留在文化金字塔的顶端，文化是社会生活的血脉，是内在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文化现代化的内涵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必须落实到“人自身的现代化”层面上，这要求它不能仅仅以课堂教学为主，应该把它内化到大学生活之中，延伸到社会实践之中。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使他们实际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自愿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3．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