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1
1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森林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塞罕坝地区社会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得到改善，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其次是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人们更加乐意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最后，在旅游活动的开张中，塞罕坝的知名度日益提高，这也就促使当地人有一种无尚的自豪与骄傲，从而更加主动的保护旅游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森林资源以及自然环境。森林旅游的开发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烈，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单单是局限在行业内部很是扩张到了横向或纵向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作战已经越来越被淘汰，并且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也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整合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当地的优势资源――面积大而且分布集中的森林资源与当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效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实现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在目前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有力地证明。由于生态保护方面的考虑，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从以木材林为主的国有林场转化为依托森林资源的森林旅游业，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不光是远近闻名的观光目的地，同时，也是河北省内人均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比或者国内平均水平比较，这些都表明森林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
通过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以林业为依托的旅游业的开发，当地的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到旅游业中来，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如：餐饮、住宿、导游等，或者可以通过种植或者采摘山野产品来进行销售，直接或者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同时能够从经济上获得经济效益。
目前，发展旅游产业与林业的融合发展符合大旅游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塞罕坝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扩大了京津周边地区的休闲范围，同时也扩大了城市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想塞罕坝地区的流动。
综上所述，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进行旅游业与林业的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能够从社会、经济等全方面促进其发展，能够实现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全面提升。
2能够丰富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的关系，政出多头，管理上存在重合，只有政府部门给予高度的重视，有专门部门来负责才会真正的保证林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的方向以及规范化。随着旅游业发展，塞罕坝于1997年成立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景区旅游管理，景区环境规划，多种经营，旅游市场营销，环境整治等职能；在2007年成立森林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森林公园旅游地接业务旅游咨询及策划、业务接待、导游服务等。有政府部门的引导，融合发展各方面数据才能比较统一，有利于统计分析，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而形成区域内发展的典范，为其他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成为在该领域内代表，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实现当地经济的新发展，进而丰富本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旅游对于引入资本、提供信息以及促进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已被业界所接受，所以我们应该在塞罕坝地区围绕旅游业的发展适当的调整林业的发展，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好实践。
3能够实现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历史发展实践证明，只有不断造林绿化、扩大森林资源、保护好森林资源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塞罕坝一直坚持绿化荒山、垦荒造林、科学经营、狠抓防火，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不断增加，林分质量和价值不断提升，林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三大效益日益增加。良好的生态氛围、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发展的载体，是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发展的生命力。没有了生态这个前提，旅游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从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利用当地森林资源旅游业目前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森林资源是旅游业发展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保护森林资源就成了林业以及旅游业的共同呼声。如果能合理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就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同样，旅游业发展的好就能促进人们更好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因为这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收益。总之，增强林业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两个产业的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能拓展两个产业的发展空间以及延伸两个产业产业链，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当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并且围绕着塞罕坝以森林为依托的旅游业的发展农家乐也遍地开花。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深入的探讨旅游产业与林业的融合发展，能够克服旅游产业的淡旺季的矛盾，使林业的生态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林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是对自然与生态最大程度的利用。旅游淡季是以林业的相关活动（林业的育林、伐木等）为主，旺季则以旅游接待为主。运作重心随着旅游的淡旺季转换而转换，可以在淡季时开发更多与林业相关活动，使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得到更充分、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2
关键词：农村；一二三产业；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4.5；F3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69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65
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industrialConvergence
andDevelopmentinRuralareas
FenGwei，SHiRu-juan，XiaHong，GenGQing-qing
（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engineering，Beijing100125，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industrialconvergenceanddevelopmentinruralareasisanewstrategicmovebyChinesegovernmentagainstabackgroundofnewnormal，whe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Chinahasenteredaperiodofmediumandrapidgrowth.Fromthebasicconnotationoftheindustrialconvergenceanddevelopmentinruralareas，theconstructionofevaluationindexsystemofindustrialconvergenceanddevelopmentinruralareaswasstudiedbythebasicideaofcomprehensiveevaluation，hopingtoprovidebasicreferencesforanalyzingandevaluatingthestatusanddegreeoftheindustrialconvergenceanddevelopmentinruralChina.
Keywords：ruralarea；first，second，thirdindustries；industrialconvergence；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
近年恚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条件高度紧张、国内外价格倒挂等严峻挑战。为此，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审时度势，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首次明确要求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并首次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提出的重要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出引起了媒体、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从文献上来看，学者们主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对农业与农村二三产业的融合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深，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信息、金融、物流、能源等领域出现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给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日益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乃至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1]。周振华[2]认为产业融合就是以数字融合为基础，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姜长云[3]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根本上属于产业融合；梁伟军[4]从中国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环境出发，对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类型、意义以及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何立胜等[5]认为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径；李俊岭[6]指出产业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此外，还有文献对旅游业与农业的产业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7，8]。张义博[9]系统地梳理了国内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的政策演进轨迹，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实践模式以及政策支持进行了探讨。总体上看，目前有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讨论大多涉及概念、内涵、意义、模式及路径方面，对融合发展及其融合程度的评价及度量方面则很少涉及。本研究借鉴综合评价的基本思路，尝试构建一套对当前中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
自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日本提出的“六次产业化”或“第六产业”概念关联起来。20世纪90年代，日本今村奈良臣针对日本农业面临的发展窘境，首先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因为按行业分类，农林水产业属于第一产业，加工制造业则是第二产业，销售、服务等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而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10]。那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呢，本研究认为需要从三个基本概念出发来加以辨析。
1.1关于农村
农村是个地域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农村通常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资源的积累，各种资源的积累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以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11]。建国以来，中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l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积累了资金。学者们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8000亿元[11]。即使到现在，这种农业和农村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也没有扭转过来，这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为扭转这一局面，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方针，为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实施反哺农业和支持农村战略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农业、在农村。
1.2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
产业（或行业）通常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企业的集合。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三次产业分类，比较完整的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提出的。科林・克拉克在他的代表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对三次产业的内涵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界定。克拉克认为：第一产业即指农业，其中也包括所有的畜牧业，如饲养业和狩猎业等。第一产业中各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人类的活动直接作用于大自然，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这也是农业与工业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第二产业即指工业，其特点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不仅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其生产过程是利用大规模、可移动、连续操作的方式进行的。第三产业又被称作服务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以及国防和行政管理部门。此外，还有私人家庭服务等。现在国际上通行的三次产业分类法是联合国所使用的分类法。按照这一分类方法，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建筑和公共工程、水、电、煤气及卫生部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银行、保险业、不动产行业、运输、仓储及通讯行业、服务行业及其他不易确定归属的行业[12]。
1.3关于产业融合和融合发展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表述。张建刚等[13]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从技术视角出发，把同一技术向不同产业扩散的现象定义为“技术融合”；二是从产品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三是从产业视角出发，例如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认为“产业融合是技术网络平台、市场和产业联盟与合并三个角度的融合”，该定义的出现使得产业融合的内涵得到了极大拓展。李美云[14]从狭义、中义和广义三个层次将有关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进行了归纳：狭义的概念是从信息传输产业的融合来叙述的，认为产业融合是在数字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产业边界模糊化现象；中义的概念从服务部门的结构变化来定义产业融合，如澳大利亚政府信息办公室在其《融合报告》中将融合直接定义为“由数字化激活的服务部门的重构”；广义的概念是从更广泛的内容和范围，或产业的演化发展角度来界定产业融合，例如认为“融合是分离的市场间的一种汇合和合并，跨市场和产业边界进入壁垒的消除”。虽然不同学者、机构和政府部门关于产业融合的理解和概念界定不同，但广泛的共识是产业融合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已广泛影响产业的发展，甚至正在重塑产业的结构形态。
综合上述讨论，本研究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指以振兴农村、强大农业、富裕农民为目的，以产业链延伸、技术创新、产品整合、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等为手段，将现代科学技术、经营业态、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理念等引入农村，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升级改造，推动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关联产业融合互动、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实现农业附加值的显著提高、农业多功能性的充分发挥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有分析法、Delphi方法、交叉法、综合法和指标属性分组法等，其中分析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分析法是将指标体系的度量对象和度量目标划分成若干个不同评价子系统，并逐步细分，形成各级子系统及功能模块。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对评价问题的内涵与外延作出合理解释，划分概念的侧面结构。明确评价的总目标与子目标，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步；第二步，对每个子目标或概念侧面进行细分解，越是复杂的多指标体系构建问题，这种细分解就越为重要；第三步，重复第二步，直到每个侧面或子目标都可以直接用一个或几个明确的指标来反映；第四步，设计每个子层次的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指标”是广义的，并不限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量化指标，还应该包括一些“定性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标志”[15]。通常确定的总目标与子目标构成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总目标与子目标的层次分解构成指标体系的准则层；每个子层次指标构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层。本研究也将采用分析法的思路来构建农产品加工业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指标体系。
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可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目标层分为两个：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是指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是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可进一步分解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项功能指标；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二项功能指标。这五项功能指标构成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图1）。
2.1农业产业链延伸
农业产业链延伸是指以农业为依托，前延后伸，将农业种植养殖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农资生产销售、农业科研服务等有机结合起来，合理优化链条，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当前，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农业附加值。
2.2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r业多功能性发挥是指稳定农业的食品供应保障和经济社会功能之外，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文化传承、资源环境保护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业的休闲文化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当前，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点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打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
2.3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指农业与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提供中间服务的农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互动与协调发展。农业服务业主要包括农资配送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服务、疫病防控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基础设施管护服务、劳动力转移服务以及金融保险服务等。当前，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利用电子商务、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加速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2.4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
农民增收及就业促进是指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大幅提高非农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政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占比水平；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等方面产生的促进效应。
2.5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指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推动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和改造升级，促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要在众多反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标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指标因素，形成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要遵循目的性、全面性、可行性、稳定性、协调性和结合性等基本原则：①目的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从评价目的出发，选取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关于评价目标的特性指标；②全面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尽可能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涵盖评价对象的各方面特性；③可行性原则，指标数据应可以保质保量地获取，来源可靠；④稳定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当不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具有稳定性；⑤协调性原则，指标应与我们所选择的评价方法相协调性，不同评价方法的机理要求指标具有不同的特性；⑥结合性原则，即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15]。据此共筛选出5组20个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及其含义见表1。
4结语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手段，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中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要途径，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下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如何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和评价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状况及程度，并据此构建有效的发展机制和制定得力的扶持政策，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期望能为学术界同行进行相关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和讨论的依据，也为国家制定相关发展规划与扶持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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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3
[关键词]产业融合；文化产业；理论述评[中图分类号]F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0075-03
产业融合现象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两两产业之间原有固定的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处进行融合，甚至发展成新的产业形态，这种现象被称为产业融合。最初，产业融合主要出现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后来扩展到金融、物流等服务性行业，并逐步向制造业和农业渗透扩展。这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扩散为契机的产业间的融合，成为产业价值的主要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源泉与动力。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融合理论。
文化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意，这是一种具有天然渗透特征的要素，使得其更易与相关产业进行融合，拉动双方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为新兴产业，学术界对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相对较晚，大部分文献集中在旅游业、信息产业、金融业这些和文化产业已经出现融合现象的领域，有少部分文献研究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问题。现有文献研究主要涉及文化产业的产业融合的内涵和意义、融合动因、融合模式、融合路径等方面。
1文化产业融合的内涵及意义
任何新现象的出现、新理论的诞生，其研究总是最先从其内涵和外延开始。对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最先出现融合现象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出发，试图从这些现象中找出产业融合的内涵和意义。
pine和Gilmore（1999）指出，在体验消费时代，文化旅游产业中的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会引导他们把产品供应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营者主要利用文化创意手段和过程，通过引导游客体验去完善自己，来创造新型的经济价值。[1]Richards（2005）认为文化旅游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动去学习而非被动观赏，如此在实现个人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2]Christenm.Rogerson（2006）以南非为例，专题研究了创意文化对城市旅游的促进作用。[3]国内学者李江敏等（2000）对文化旅游的创造性开发的概念、内涵以及其与传统开发的区别做了探讨。认为文化旅游的创造性开发就是指在对原有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后引入新的文化载体或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揭示出新的文化内涵，从而进行创造性的旅游开发。这种创造包括文化的再开发、文化的引入、文化的创造3个方面内涵，其与传统开发的基本区别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内容上对文化的创新，也包括形式上开发角度、开发方式的创新。[4]更进一步的认识是陈永正（2007）明确指出，文化旅游与旅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创意为前提，文化旅游不过是众多人对于一些人提供的某种创意的体验，其灵魂是创意，把文化旅游定义为创意产业，就为发展文化旅游找到了方向。[5]
刘辛田和刘金元（2010）从产业竞争力角度指明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意义，认为新时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式发展是建构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必然选择。[6]蔡旺春和李光明（2011）重点考察了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认为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相互渗透与交叉，提升了制造业的附加值，促进制造业升级，也扩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7]
2文化产业融合的动因
关于融合的原因，每位学者根据自己研究角度的不同各自做出不同的判断。杨颖（2008）指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来自三个方面：旅游的体验性、闲暇的二重性以及经营者对经济性回报的追求。[8]董桂玲（2009）对动漫产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的动力系统进行了分析，探讨产业融合的动因，指出动漫业和旅游业之间融合的动力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推力子系统、引力子系统、支持力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共同推进产业融合的发展。[9]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从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指出技术进步促进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形成，而从产业构成要素的角度，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创意这一核心要素的变更而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10]
除旅游业外，有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比如林榅荷和吕庆华（2011）从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角度分析认为，产业下游化是推动力量，需求高级化是拉动力量，这两种力量推动着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11]
3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模式
就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方式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基本上都遵循了产业融合理论的一般规律，普遍认为存在三种融合模式：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合和延伸型融合。如杨娇（2008）率先利用产业融合理论剖析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机制，分析了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合和延伸型融合三种二者融合的模式。[12]蔡旺春和李光明（2011）提出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主要有三种类型：延伸融合、交叉融合与关联融合。[7]焦斌龙和王建功（2009）以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为视角提出了以转化、渗透、提升三大机制，发挥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和关联效应，以实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13]
当然，大部分学者还是从具体要融合的产业视角出发，提出更贴近所研究的产业的融合模式。如李美云（2008）从旅游景点业与动漫业之间的产业边界特征出发，提出两者融合发展的四种模式：动漫主题公园式融合发展模式、旅游景点动漫化融合发展模式、动漫产业园区景点化发展模式、动漫节会式发展模式。[14]花建（2011）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联动发展存在五大模式：从创意设计到时尚体验的联动模式、从空间再造到创意社区的联动模式、从遗产传承到创意旅游的联动模式、从影视演艺到体验消费的联动模式、从美食产业到创意之都的联动模式。袁俊等（2011）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产品模式、产业联动的新型旅游营销模式、产业链延伸的文化产业景点化模式。占耀宗和金颖若（2011）通过对旅游资源状况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分析，提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三种类型：旅游业主导类型、主导倾向不突出类型、文化产业主导类型。崔向阳（2008）以南京市为例分析了都市圈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互动关系，提出了两者互动的基本模式：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支撑的信息产业、以信息产业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新型信息文化产业。
4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路径
多数学者分析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它们的融合路径。杨娇（2008）指出文化创意旅游产品、旅游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文化创意旅游客源是二者融合的核心三要素，然后分别从供、需、政府、环境四个维度去探讨推动我国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对策，以促进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12]李美云（2008）认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首先要提高认识，形成产业融合共识；其次需要政策支持与法规保障；最后要培养既懂旅游又懂动漫的复合型人才。[14]杨颖（2009）从产业比较视角、业态多样性现象的视角分析了旅游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提出两者融合的三种途径：创意与旅游吸引物的结合、创意与旅游运营模式结合、创意产业的景区化。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基于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在于重视科技与民族文化的结合，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创新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养文化科技人才等。[10]
除旅游业外，部分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路径。Banks（2010）以文化产业与手工业融合为例，认为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对手工业者依赖越来越大，关键是培训合格的手工业者与相关技术人员，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王鹏（2010）分析了澳门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互动，认为应该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积极因素，促进澳门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发展，提升澳门业的创新意识与文化含量，从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澳门特色的创意业。温学勤等（2011）对河北省农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尽快促进三业融合，融特色农业和特色文化产业为一体，以农业为抓手，以休闲旅游为媒介，以文化创意为动力，发展体验农业经济，既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又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林榅荷和吕庆华（2011）以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独立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应当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协作，提高综合竞争力；拥有自主研发能力、明确和独立的产权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11]
上述文献研究主要从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的现状出发，进行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只有少部分学者对融合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鲍洪杰和王生鹏（2010）在产业集群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关系的分析，建立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模型选择、判别标准。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与系统协同性的关系。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提出从文化旅游业基础竞争力、竞争潜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角度构建出文化旅游竞争力业的评价指标体系。顾江和郭新茹（2010）通过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来测算我国各文化产业和高新产业的融合程度，按照赫芬达尔指数的高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对我国30个省区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产业业态创新、加强政策扶持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5对文献的述评
通过前面的文献整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融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信息产业、金融业这些和文化产业已经出现融合现象的产业，其中旅游业更是占了多数笔墨；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问题。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意，这是一种具有天然渗透特征的要素，这种天然渗透性质，使得文化产业融合的领域远不止此，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对经济的突破带动作用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产业融合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在研究层面上，目前有关文献主要停留在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上，大部分文献只是分析具体的案例、描述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以期找到融合发展的对策，具有一定抽象度的理论分析比较少，特别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现象进行一般性理论阐释，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能适应文化产业融合环境的理论体系，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的重点。
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文化产业融合文献的研究方法过于落后，多数文献只是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如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等，较少进行定量分析，这可能与目前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有关，今后应该多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从多交叉学科领域对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比如使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比较分析中外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作用提供参考和建议；使用数量模型来衡量我国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并测算其对双方产业绩效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的突破带动作用，从而探求出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等，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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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4
理论分析
（一）理论基础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本文假定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可能演绎成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变迁的有效载体，这是由制度层面开放式属性决定的，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的制度共融性。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基本经验与惨痛教训，运用国有制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诠释，再贴切不过了。无论是鸦片战争后的国有商办的洋务运动，还是共和制的国家资源动员机制与外商的合作架构；无论是的国家买办，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过去的经济发展失败是忽略或弱化了这一客观属性和发展要求；当下经济发展经验解释需要重视或强化这一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解决对应的制度创新，已经演化成为制度共融性的固化激励结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创造的基本经验。经济发展需要制度结构的持续性创新。它是人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要求。无论何种国家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发展的制度共融性。其表现至少包括四层理论含义：一是生产方式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最高的发展境界。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制度，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共融性的基本表达。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有机契合，缘于科技成果成为新生产工具与生产要素组合创新变革的第一驱动力，经济制度安排首先要包容科技发展生产力的“试错性”，保证经济变革与科技发展的制度共融共生。三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共融性。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律”，要求不同经济制度做出技术层面的制度预留，链接不同制度共融成分的“接口”，确保生产关系变革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层面的制度共融性。四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适应互动的共融性。张聚昌（2007）研究认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之间的互动机理是介质结构的激励缘故［29］。即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在，就是一种制度共融性，旨在搭建起一个可持续性的制度互动架构，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基于上述研究讨论，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共融性的激励结构：在制度变革演化过程中，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介质结构的持续激励。在制度自我完善层面上，属于制度创新型的制度演化，实现不同制度积极成分的集成与包容的互交。（二）模型拓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实践探索的制度创新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不同经济成分包容与共融的发展结果。笔者与张聚昌教授（2010）曾以共有信念（sharedbelefs）为核心要件，发展和拓展了张聚昌（2007）介质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30］，但该研究的核心仅聚焦在公有制的非刚性制度接口功能对各种积极制度成分的吸纳，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不同组织成分的制度化共融性问题。由此看出，诠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实质是对公有制制度变迁微观补充的理论补充，其理论研究的兴奋点在于，从生态共生的角度实证基本经济制度对国有与非国有的制度性包容存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与妥协，而是一种发展智慧的制度合意与组织共生的社会契合。笔者假设，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创新的新尝试。创新本意是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公众福祉，提升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基石。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于一个共融性的生态共生体系。它的生命力、成长性与包容开放，既要彰显竞争策略对制度种群积极进化的功效，又要体现出不同属性的组织单元集成生态共生体系的良性互动。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支撑。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功能性自我完善的演化结构。制度从互斥到共融，不是淡化利益发展，而是找到一个多元的制度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组织装置，将人民意愿、国家法律、文化融合、环境优化与制度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深度的组织重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激励的理论解析。（三）模型深化基于上述假设，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主要源自制度簇群的空间“苗床”效应［31］的客观存在：对“同类相聚，异类相分”进行了理论摧毁与实践重构，更加注重“强调异类相聚”制度簇群“杂交”体现出制度生态共生共存的生命力。
实证研究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5
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四年下发了四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抓住和利用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始终把金融支持“三农”工作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农村信贷投入，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现状
总体看，“十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三农”的信贷投入逐年增加，支农服务方式逐步改进，较好地促进了“三农”发展。2005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类机构涉农贷款（包括农村信用社各类贷款、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贷款和农业银行用于农村龙头企业、扶贫、乡镇企业、电网改造、基础设施贷款等）余额达到4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20.7万亿元的19%，比“十五”初期增加1.6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1.7%。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资金投入不足是目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银行信贷和金融服务提出了更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首先，资金需求总量更加巨大。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5万亿元左右。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即使考虑到公共财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情况，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其次，服务需求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更有各类银行卡等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在这些方面显然还存在明显不足。第三，中西部金融服务需求更加突出。现有的金融服务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不足，金融网点不足，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如何突出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确实面临新的挑战。
二、制约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因素
以上存在的问题，反映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体制上、机制上、方式上仍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机构本身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制约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支持“三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城市金融体制改革；二是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合力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财务包袱重、风险补偿能力低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近年来通过改革和政策扶持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管理体制特殊，目前面临的风险仍然非常严重，制约着支农作用的发挥；四是由于商业银行撤并农村机构网点、上收权限和邮政储蓄资金运用不合理，导致农村资金倒流城市，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矛盾；五是风险补偿和政策支撑体系不完善，制约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予以解决。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对策
针对农村金融面临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银监会党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总的思路是：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合力，积极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增加支农投入，适当鼓励支农融资方式的创新，逐步完善金融支农的配套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四个“不断”，即确保支农力度不断加大，支农质量不断提高，支农功能不断完善，支农效果不断显现。
(一)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各自优势，增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合力。
1、政策性银行要积极探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农业发展银行将继续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没有完成之际，农发行将仍然发挥粮棉收购方面的作用，此后还要发挥支持小城镇建设、农田基本开发以及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等方面的业务。尽快改变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萎缩、服务领域狭窄的状况，提高商业性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国家开发银行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模式，力争在运用开发性信贷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民就业和培训、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有新突破。中国进出口银行要大力支持农产品出口创汇，运用信用手段，支持涉农企业“走出去”。
2、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改革将主要立足于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各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研究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服务的特点，适当调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政策，扩大对基层行的授权授信，改善农村网点布局，完善服务功能，突出支持重点。特别是农业银行严格执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方案。“面向三农”，指出了农行改革发展方向必须为“三农”服务，农业银行要在其中发挥主要商业银行的作用。“整体改制”，是指整个农业银行系统要在整体改制这种框架下，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消除不良资产，要摸清家底，然后商业运作。“商业运作”，是指由于体制原因，尽管农行是商业银行，但仍然有一些政策性贷款等业务。但下一步要搞全面商业运作，经营业务必须基于商业化基础。“择机上市”，如果前三项任务都达到，也可以在方便的情况下上市，运用上市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农行进行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改善。紧随新农村建设进程，农行要合理布局机构网点，更多关注和满足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农产品产业带、主导产业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的有效需求，提高对优质农业重点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
3、农村信用社要不断增强支农主力军的功能。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改善资产质量，加快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步伐。利用点多面广的优势，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办成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坚持“七个一起抓”，即，在支持“三农”上，坚持开拓资金渠道，增加资金数量与保证质量一起抓；在服务创新上，坚持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机构创新与体制创新一起抓；在风险防范上，坚持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一起抓；在管理上，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一起抓；在培训上，坚持前瞻性培训与实用性培训一起抓；在改革上，坚持巩固成果与稳步推进一起抓；在文化建设上，坚持树立信用文化意识和培育“三农”感情一起抓。突出“五个重点”，即，重点抓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支持“三农”；重点抓巩固五级分类成果，确保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重点抓案件防范，确保专项治理大见成效；重点抓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后的方向引导，机构培育，政策配套，操作完善；重点抓以管理培训为主的企业文化建设。农村信用社根在农村，农村市场是信用社的主阵地，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信用社的天职，农村信用社要围绕“农”字做文章，积极探索支持“三农”的有效途径，努力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切实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4、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功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2006年底开业，要继续发挥它在农村地区的储蓄汇兑等便利服务方面的功能；另外，完善、增加其小额信贷功能，使其充分发挥支持“三农”作用，使其资金“来源于民，反哺于民”。
5、加快新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新导向、新机构、新标准”加快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农村设立机构（包括贷款子公司等），发展业务；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开办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子公司；鼓励农民群众按照“自愿入股”原则投资创办的资金互助组织等。更大范围地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积极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充分发挥各自服务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分散信贷风险，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为“三农”着想，找准信贷投入的立足点。
1、立足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田水利、灌区节水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六小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模式，重点支持城乡公路建设，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土保持以及农业综合开发的贷款投入，对荒山造林、天然林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等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信贷需求积极给予支持，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
2、立足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产业化经营。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规模涉农企业，大力提高农业科技现代化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项目建设，加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产业的信贷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积极支持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整体竞争力。优先支持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重点扶持“公司+基地+农户”等产权明晰的经济联合体，培植一大批专业乡镇、专业村、专业户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基地，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3、立足于完善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投入。把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作为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采取“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办法，及时做好信贷规模配置和系统内资金调度，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更新改造和生产环节的合理资金需求。同时，注重将信贷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与扶持农户农副产品生产结合起来，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生产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水平与农户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探索和创新信贷担保手段和担保方法，切实解决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资金不足问题，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市场开拓能力。支持农产品外贸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对企业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业务、贸易融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应收账款融资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提供配套服务。
4、立足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大对县域经济和农村劳务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把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作为信贷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企业配套产业、农村服务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其他优势产业，提高产业聚集程度。进一步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增强小城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创业、就业和居住。建立“政策引导、企业参与、金融推动”的工作模式，探索信贷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途径，增强对农村劳务输出组织和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信贷扶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5、立足于促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加大对农业科技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信贷投入，对良种培育、先进种养技术推广和资源消耗少的节约型农业项目给予优先支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发挥金融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形成地方财政、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农户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介入高新技术农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积极实施“扶优扶强”战略，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信贷投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
6、立足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加大扶贫贴息贷款投入力度。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按照扶贫发展规划和“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经营思路，积极探索创新扶贫贴息贷款的管理模式，逐年增加扶贫贷款的投放，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集聚效应。
7、立足于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助学类贷款，继续做好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推广工作。开办教育类贷款，通过金融支持，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职业技能、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整体提高农民技能和素质。拓展创业类贷款，对城镇下岗人员、进城创业的农民提供创业贷款，增强农民自主创业能力。
8、立足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大农民消费信贷支持。拓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农户住房、大宗农机具、大额耐用消费品、就医等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发挥信贷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积极作用。
(三)改进服务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1、简化手续，适当控制利率上浮的幅度，方便“三农”贷款。一要适当简化贷款抵押担保手续，优化信贷流程，缩短审批时间；二要增强贷款的灵活性，贷款期限的设定要与农业生产周期相适应；三贷款额度的确定要与农业企业和农户的合理资金需求相匹配，便于借款人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四尽可能给农民以利率优惠，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让利于农，反哺于农。
2、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提高结算服务质量。加快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系统网络建设，扩大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覆盖面，疏通汇划渠道，向县域企业、涉农企业和农户提供、推广多种便捷的支付结算工具。强化支付结算管理，坚决杜绝随意压票、退票以及无理拒付、挪用截留客户资金行为，公开银行结算方式、业务处理时间和收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
3、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功能。要进一步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强化农民工金融服务，完善农村银行卡功能；积极创造条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服务；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要大力开办代收水电费、电话费和民政补助款、扶贫款、计生奖励扶助款、死亡伤残家庭扶助款、保险等中间业务，支持开办农村金融超市，让农民享受到各类金融服务。同时加强金融服务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意识，引导其合理利用金融资源。
4、增强与“三农”交流，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农业、农户的双向交流和相互了解，及时向广大农村、农户推介适合农村、农户、农业的各种金融产品，组织各农业、农户及时向金融机构推介自己的项目，拓宽金融机构投资渠道，拓宽农村、农村中小企业等的融资渠道，有效解决银行贷款难和农业企业、农民难贷款的矛盾。
5、积极做好县域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金融机构要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管理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分类信用评级和授信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要鼓励和组织召开多形式、多层次的银企洽谈会、银企座谈会、金融产品介绍会、农业发展项目推介会等，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持续发展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依法维护金融债权。
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努力营造银、政、企和个人和谐发展的社会信用环境，有效防范企业和个人失信行为的发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争取政府和司法部门对维护金融债权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企业改制和破产程序，改善维护金融债权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为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创造有利条件，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及时沟通交流维护金融债权的各类信息，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作用，加强对贷款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资金营运状况的监测。
(二)完善征信系统功能，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要继续开展创建农村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活动，进一步完善农村企业及农村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功能，加快开发建设农村信用社自身综合业务系统，尽早实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网络连接，促进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发挥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作用。加强调查研究，探索建立适合中小企业和农户特点的信用档案，组织开展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信用评价，最大限度地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疏通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
(三)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公众信用意识。
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当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等参与的金融生态建设协调联动机制。继续加大协调和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点向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宣传货币信贷政策、金融法律知识、金融工具和产品知识，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利用金融产品的能力。大力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社区建设，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培育诚实守信的文明风尚，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加快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四)要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6
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四年下发了四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抓住和利用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始终把金融支持“三农”工作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农村信贷投入，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现状
总体看，“十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三农”的信贷投入逐年增加，支农服务方式逐步改进，较好地促进了“三农”发展。2005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类机构涉农贷款（包括农村信用社各类贷款、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贷款和农业银行用于农村龙头企业、扶贫、乡镇企业、电网改造、基础设施贷款等）余额达到4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20.7万亿元的19%，比“十五”初期增加1.6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1.7%。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资金投入不足是目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银行信贷和金融服务提出了更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首先，资金需求总量更加巨大。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5万亿元左右。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即使考虑到公共财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情况，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其次，服务需求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更有各类银行卡等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在这些方面显然还存在明显不足。第三，中西部金融服务需求更加突出。现有的金融服务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不足，金融网点不足，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如何突出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确实面临新的挑战。
二、制约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因素
以上存在的问题，反映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体制上、机制上、方式上仍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机构本身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制约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支持“三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城市金融体制改革；二是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合力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财务包袱重、风险补偿能力低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近年来通过改革和政策扶持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管理体制特殊，目前面临的风险仍然非常严重，制约着支农作用的发挥；四是由于商业银行撤并农村机构网点、上收权限和邮政储蓄资金运用不合理，导致农村资金倒流城市，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矛盾；五是风险补偿和政策支撑体系不完善，制约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予以解决。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对策
针对农村金融面临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银监会党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总的思路是：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合力，积极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增加支农投入，适当鼓励支农融资方式的创新，逐步完善金融支农的配套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四个“不断”，即确保支农力度不断加大，支农质量不断提高，支农功能不断完善，支农效果不断显现。
(一)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各自优势，增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合力。
1、政策性银行要积极探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农业发展银行将继续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没有完成之际，农发行将仍然发挥粮棉收购方面的作用，此后还要发挥支持小城镇建设、农田基本开发以及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等方面的业务。尽快改变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萎缩、服务领域狭窄的状况，提高商业性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国家开发银行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模式，力争在运用开发性信贷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民就业和培训、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有新突破。中国进出口银行要大力支持农产品出口创汇，运用信用手段，支持涉农企业“走出去”。
2、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改革将主要立足于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各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研究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服务的特点，适当调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政策，扩大对基层行的授权授信，改善农村网点布局，完善服务功能，突出支持重点。特别是农业银行严格执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方案。“面向三农”，指出了农行改革发展方向必须为“三农”服务，农业银行要在其中发挥主要商业银行的作用。“整体改制”，是指整个农业银行系统要在整体改制这种框架下，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消除不良资产，要摸清家底，然后商业运作。“商业运作”，是指由于体制原因，尽管农行是商业银行，但仍然有一些政策性贷款等业务。但下一步要搞全面商业运作，经营业务必须基于商业化基础。“择机上市”，如果前三项任务都达到，也可以在方便的情况下上市，运用上市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农行进行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改善。紧随新农村建设进程，农行要合理布局机构网点，更多关注和满足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农产品产业带、主导产业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的有效需求，提高对优质农业重点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
3、农村信用社要不断增强支农主力军的功能。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改善资产质量，加快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步伐。利用点多面广的优势，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办成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坚持“七个一起抓”，即，在支持“三农”上，坚持开拓资金渠道，增加资金数量与保证质量一起抓；在服务创新上，坚持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机构创新与体制创新一起抓；在风险防范上，坚持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一起抓；在管理上，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一起抓；在培训上，坚持前瞻性培训与实用性培训一起抓；在改革上，坚持巩固成果与稳步推进一起抓；在文化建设上，坚持树立信用文化意识和培育“三农”感情一起抓。突出“五个重点”，即，重点抓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支持“三农”；重点抓巩固五级分类成果，确保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重点抓案件防范，确保专项治理大见成效；重点抓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后的方向引导，机构培育，政策配套，操作完善；重点抓以管理培训为主的企业文化建设。农村信用社根在农村，农村市场是信用社的主阵地，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信用社的天职，农村信用社要围绕“农”字做文章，积极探索支持“三农”的有效途径，努力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切实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4、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功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2006年底开业，要继续发挥它在农村地区的储蓄汇兑等便利服务方面的功能；另外，完善、增加其小额信贷功能，使其充分发挥支持“三农”作用，使其资金“来源于民，反哺于民”。
5、加快新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新导向、新机构、新标准”加快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农村设立机构（包括贷款子公司等），发展业务；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开办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子公司；鼓励农民群众按照“自愿入股”原则投资创办的资金互助组织等。更大范围地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积极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充分发挥各自服务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分散信贷风险，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为“三农”着想，找准信贷投入的立足点。
1、立足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田水利、灌区节水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六小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模式，重点支持城乡公路建设，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土保持以及农业综合开发的贷款投入，对荒山造林、天然林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等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信贷需求积极给予支持，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
2、立足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产业化经营。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规模涉农企业，大力提高农业科技现代化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项目建设，加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产业的信贷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积极支持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整体竞争力。优先支持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重点扶持“公司+基地+农户”等产权明晰的经济联合体，培植一大批专业乡镇、专业村、专业户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基地，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3、立足于完善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投入。把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作为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采取“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办法，及时做好信贷规模配置和系统内资金调度，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更新改造和生产环节的合理资金需求。同时，注重将信贷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与扶持农户农副产品生产结合起来，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生产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水平与农户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探索和创新信贷担保手段和担保方法，切实解决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资金不足问题，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市场开拓能力。支持农产品外贸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对企业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业务、贸易融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应收账款融资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提供配套服务。
4、立足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大对县域经济和农村劳务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把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作为信贷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企业配套产业、农村服务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其他优势产业，提高产业聚集程度。进一步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增强小城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创业、就业和居住。建立“政策引导、企业参与、金融推动”的工作模式，探索信贷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途径，增强对农村劳务输出组织和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信贷扶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5、立足于促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加大对农业科技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信贷投入，对良种培育、先进种养技术推广和资源消耗少的节约型农业项目给予优先支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发挥金融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形成地方财政、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农户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介入高新技术农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积极实施“扶优扶强”战略，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信贷投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
6、立足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加大扶贫贴息贷款投入力度。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按照扶贫发展规划和“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经营思路，积极探索创新扶贫贴息贷款的管理模式，逐年增加扶贫贷款的投放，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集聚效应。
7、立足于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助学类贷款，继续做好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推广工作。开办教育类贷款，通过金融支持，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职业技能、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整体提高农民技能和素质。拓展创业类贷款，对城镇下岗人员、进城创业的农民提供创业贷款，增强农民自主创业能力。
8、立足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大农民消费信贷支持。拓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农户住房、大宗农机具、大额耐用消费品、就医等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发挥信贷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积极作用。
(三)改进服务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1、简化手续，适当控制利率上浮的幅度，方便“三农”贷款。一要适当简化贷款抵押担保手续，优化信贷流程，缩短审批时间；二要增强贷款的灵活性，贷款期限的设定要与农业生产周期相适应；三贷款额度的确定要与农业企业和农户的合理资金需求相匹配，便于借款人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四尽可能给农民以利率优惠，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让利于农，反哺于农。
2、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提高结算服务质量。加快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系统网络建设，扩大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覆盖面，疏通汇划渠道，向县域企业、涉农企业和农户提供、推广多种便捷的支付结算工具。强化支付结算管理，坚决杜绝随意压票、退票以及无理拒付、挪用截留客户资金行为，公开银行结算方式、业务处理时间和收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
3、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功能。要进一步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强化农民工金融服务，完善农村银行卡功能；积极创造条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服务；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要大力开办代收水电费、电话费和民政补助款、扶贫款、计生奖励扶助款、死亡伤残家庭扶助款、保险等中间业务，支持开办农村金融超市，让农民享受到各类金融服务。同时加强金融服务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意识，引导其合理利用金融资源。
4、增强与“三农”交流，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农业、农户的双向交流和相互了解，及时向广大农村、农户推介适合农村、农户、农业的各种金融产品，组织各农业、农户及时向金融机构推介自己的项目，拓宽金融机构投资渠道，拓宽农村、农村中小企业等的融资渠道，有效解决银行贷款难和农业企业、农民难贷款的矛盾。
5、积极做好县域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金融机构要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管理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分类信用评级和授信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要鼓励和组织召开多形式、多层次的银企洽谈会、银企座谈会、金融产品介绍会、农业发展项目推介会等，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持续发展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依法维护金融债权。
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努力营造银、政、企和个人和谐发展的社会信用环境，有效防范企业和个人失信行为的发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争取政府和司法部门对维护金融债权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企业改制和破产程序，改善维护金融债权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为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创造有利条件，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及时沟通交流维护金融债权的各类信息，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作用，加强对贷款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资金营运状况的监测。
(二)完善征信系统功能，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要继续开展创建农村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活动，进一步完善农村企业及农村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功能，加快开发建设农村信用社自身综合业务系统，尽早实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网络连接，促进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发挥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作用。加强调查研究，探索建立适合中小企业和农户特点的信用档案，组织开展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信用评价，最大限度地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疏通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
(三)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公众信用意识。
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当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等参与的金融生态建设协调联动机制。继续加大协调和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点向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宣传货币信贷政策、金融法律知识、金融工具和产品知识，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利用金融产品的能力。大力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社区建设，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培育诚实守信的文明风尚，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加快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四)要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7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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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8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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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9
一、银行保险的定义
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是一个法语词，初始意义具有明显的“银行”与“保险”融合特征。什么是银行保险?是一种销售渠道还是创新产品?是一种业务形态还是新型组织?正如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一样，银行保险的概念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业内学者分别从销售渠道、经营策略、组织形式、业务流程等不同角度对银行保险进行界定。本书将各种定义归纳为三种：渠道说、产品服务说和经营策略说。
1.渠道说。渠道说是对银行保险最为直观的理解，也是银行保险发展早期的主要定义方式。从银行保险的最初形式来看，所谓的银行保险指的就是利用银行等渠道来销售保险产品(寿险产品)。多利萨?K.弗勒(DolisaK.Flur)就得出这样的结论：“Bancassuranceisatermforsellingofinsurancebybanks.”寿险营销与研究协会(LifeinsurancemarketingandResearchassociation,LimRa)所编写的保险词典中认为银行保险指的是“通过银行与建房互助协会下属全资分支机构，而不是保险公司提供寿险服务。”我国台湾学者也对此作出类似定义：“透过银行将保险产品销售给银行客户。”（凌氲宝，1999）在世界著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2002年发表的《亚洲的银行保险》报告中也认为，从最为简单的形式上看，银行保险就是经由银行销售保单。SwissRe,Sigma,BancassuraceDevelopmentsinasia-shiftingintoahighGear,July,2002.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的报告《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中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通常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mostcommonlyreferstobankssellinginsuranceproductsandusuallyviceversa)。
2.产品服务说。产品服务说是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学者alanLeach在其出版物《欧洲银行保险中的问题及2000年发展前景》一书中提及：“银行保险是包括传统银行、储蓄银行和建房协会在内的，对保险产品进行制造、营销和分销的服务。”英国保险业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的一种经营行为，即银行销售通常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美国学者michaelD.white博士，将银行保险定义为“由银行或其分支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交叉持股的机构，经营具有资产管理功能的保险类产品、交叉营销或销售银行和保险产品所能带来的任何产品或服务。”michaelD.white,aComprehensiveGuidetoBankinsurance,thenationalUnderwritingCompany,1998.atp.XXV.在德国，银行保险也被视为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所能提供的满足客户需求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我国的学者郑伟、孙祁祥也从产品提供的角度来理解银行保险，认为“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安排，其中，保险公司负责产品的制造，银行负责产品的销售。”
3.经营策略说。经营策略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与其主业经营相关的商业策略。瑞士再保险公司1992年发表的《银行保险：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的调查》中，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旨在金融服务市场以一种或强或弱的一体化方式经营的策略”。根据慕尼黑再保险集团(munichReGroup)在2001年的报告《实践中的银行保险》中的论述：银行保险是指“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同时(或者)向一批相同的顾客提供保险与银行产品和服务”(Bancassuranceistheprovisionofinsuranceandbankingproductsandservicesthroughacommondistributionchanneland/ortothesameclientbase)。munichReGroup,Bancassuranceinpractice,2001.经营策略说强调银行与保险公司两个不同的金融部门联手进行产品开发、营销和分销。在我国，学者栾培强(2000)对此定义为“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银行既可以通过设立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销售保险产品(Start-up)，也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中介人销售保险产品，还可以与保险公司建立合资公司(Venture)经营保险产品。”(栾培强，2000)张洪涛则将银行保险视为“保险公司和银行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是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张洪涛，2003)
通过上述三种定义，我们不难发现：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为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渠道说还只是停留于对银行保险现象的表面特征和初期表现的归纳，无法反映银行保险所具有的建立销售联盟、合资企业、新建企业等其他高级经营模式的特征，而且还容易使人产生银行保险就是在保险人、经纪人销售以外的第三条补充性渠道的误解。其实，随着银行保险的逐步发展和深入，作为企业的经营战略，银行保险可以创设和包容更多的银保合作，而不仅仅是借助银行的分支网络销售保险产品这种银行保险早期的模式。产品服务说更注重的是银行、保险两大金融部门联手开发、营销和分销保险产品的特性。此时的银行保险，已经拥有更多银行和保险相融合的特点，银行不再是单一的分销渠道，而是参与保险产品的前期设计和开发，此时的银保产品具有更强针对性、更适合银行销售的特点。这种说法显然比渠道说更进一步，但还不是全部，一个成功的银行保险经营还包括诸如文化、技术、渠道整合等其他因素，因而产品服务说也失之偏颇。经营策略说强调的是，银行、保险的结合是双方的一种策略选择，根据不同的市场条件，双方间的策略选择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相同国家的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策略选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有效地实现各自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双方不仅要在渠道、产品方面实现整合，而且要在技术、文化等方面实现融合，因而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
在归纳汇总并比较了国内外研究对银行保险的几种定义之后，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普遍接受的“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品
而进入保险领域”定义方式，还是有失宽泛，并未将合作双方、全部内容涵盖其中。因为从金融一体化的角度来看，银行不仅仅可以销售保险产品，而且还参与到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向客户提供的银行产品同时具有保底、保障、投资等几种功能［一般认为，保险业务可以划分为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manufacturing)和销售环节(distribution)，其中制造环节包括产品设计、承保和理赔，传统意义上只有保险公司才具有制造环节的专业性；而销售环节可以外包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来做，并非保险公司的核心技术和竞争力所在］。
我们认为，银行保险是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资金互动、工具复合和业务交叉的“全方位融通”。对此，本书理解的是广义的银行保险概念，特提出如下定义与读者探讨：“作为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服务融合和创新的产物，银行保险是指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和协同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为共同的客户群体、提供兼备银行和保险特征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一种综合化金融服务。”
二、与银行保险相似概念的区别
在理论探讨层面，有几个概念与银行保险相类似，在理论研究中经常相互借用。但实际上，下述概念具有较大的差异：
1.银行保险与保险金融
根据Sigma的理解，银行保险并不仅仅意味着银行单方面进入保险领域(bancassurance)，也包括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领域，即保险公司出售与传统银行业务相关的产品，后者被称为保险金融(assurfinance)。也就是说，广泛意义上的银行保险不仅仅局限于银行经营保险业务，还包括保险公司经营银行业务，实现的是交叉销售和相互渗透。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银行产品由银行提供的理念深入人心，银行保险往往是指银行进入保险领域，本书也是基于这个理解为出发点。相反，保险金融在实务领域中少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专用性，由于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领域的成本往往高于银行进入保险公司的成本，因此保险金融远远未发展到银行保险的程度。
2.银行保险与银保合作
银保合作是国内的“专有名词”，在英文中并无特别的术语与之对应。一般情况下，银保合作是指银行和保险公司所能够从事的所有业务合作。与国外发展银行保险的经验有所不同，国内处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两方主体，难以到达银行保险最高程度——一体化的程度。因此，在国内“银保合作”是较银行保险出现频率更多的一个词，主要涵盖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多方面的合作内容：一是合作，主要有销售、代收保险费、支付保险金及理赔金等，即银行保险的初级发展阶段；二是互补合作，主要有协议存款、资金汇划结算、一般性融资和信用式融资、保险资产托管、购买银行代销基金、电子商务、银行卡业务以及固定资产投保和员工保障计划等，这主要是基于银行在资金结算和保险公司在风险保障方面的优势；三是深层次合作，包括数据库连接、人力资源合作、产品的联合开发等。可以看出：银保合作是基于两方独立主体之间的业务合作，而银行保险则是基于共同的利益、使用共同的业务平台、为共同的客户提供经双方共同研究的银保产品，在发展的最高阶段有可能合二为一。
3.银行保险与保险
所谓保险，是指银行作为兼业人，保险公司向个人、公司、机构客户销售被公司的产品。从上面对银行保险的几种定义比较中可以看出，保险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是进行产品方面的合作。而银行保险的发展历程，逐步由初始阶段的销售、到资本渗透、到银保一体化(即银行同时实现了保险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并将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有机融合，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的高级层次)。因此，银行保险是更为宽泛的概念，保险只是相对狭义的理解。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银行保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银行保险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已经由最初的保险公司产品向银行单向流动、发展到银行和保险相互交融的双向流动。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均可向对方渗透，通过资本、工具、业务相互交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局面。
三、银行保险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事实上，银行业与保险业相互结合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例如，比利时的CGeR，西班牙的LaCaixa以及法国的Cnp等公司，自19世纪就开始全面提供银行与保险服务了。但真正意义的银行保险，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开始的。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银行保险的发展遍及全球，不仅仅是欧洲保险业的主要销售方式，更成为美洲、澳洲、亚洲等地区金融机构拓展全能型集团的重要模式。伴随着花旗集团将旗下的旅行者财险和寿险相继出售，现阶段的银行保险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书在梳理了全球银行保险的发展脉络之后，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银行保险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的银行保险是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保险仅仅局限在银行充当保险公司的兼业人(insuranceagent)角色，即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收取手续费介入保险领域。严格意义上说，银行保险尚未真正出现，因为银行只是介入到保险领域的分销环节。这一阶段，银行尽管也直接出售保险单(银行信贷保证保险)，但只是作为银行信贷业务的补充而进行的，其目的是减少银行承受的风险，例如当时许多银行在发放抵押贷款时要求借款方必须对其所抵押物进行保险。在这一阶段的银行保险，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关系纯粹是合作关系，不存在保险产品制造环节的竞争，但为银行以后介入保险领域积累了一定的销售经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银行保险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开发出与其传统业务的不完全相同的资本化产品，如养老保险年金产品(投保人在银行按年度支付保费，在约定的某一固定期限之后，一次性或分次归还定额年金，并附加保障功能)，从此开始全面介入保险领域。银行涉足资本性保障产品的开发，被认为是银行保险的真正起源，因为客观上银行已经涉足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与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但这一阶段，银行保险的发展主要是银行为应付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扩展业务范围所致，并非主动地进入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欧洲是这一阶段发展银行保险的主要市场。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银行保险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一是银行保险的主动发展，银行主动参与到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二是银行保险开始向全世界扩散，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亚洲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本阶段，银行为应付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采取了新设、并购、合资等措施，将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结合起来，不仅推出的保险产品较上一阶段大大增加，银行介入保险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在银保产品的更新方面，银行逐步介入了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推出了复杂多样的保险产品。如英国的银行开始直接提供纯保障的寿险产品，西班牙的银行也推出了终身寿险产品。在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方面，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机构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在原来销售的基础上，探索出银行保险的几种方式：(1)协议合作，即银行与保险公司通过合作协议或非正式的合作意向建立合作关系，建立销售联盟。(2)合资公司，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资成立新的金融机构，结合双方优势，由新的机构经营银行保险业务。(3)兼并收购，通过并购将两个独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4)新建模式，银行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设立自己的银行。可以说，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或银行逐步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不仅能够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在该阶段，首先是欧洲掀起了银行保险的热潮。在金融、税收和立法产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更加快了各国金融立法的统一，使不同的金融业务逐步融合。而且，银行随着同业数量的增加，其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纷纷寻求包括保险业务在内的新业务的发展机会。1999年初，欧元的启动使这一趋势更为显著，商业银行借助于其特有的资源与网络优势，使得通过银行销售的保费收入占保费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在银行保险相对发达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奥地利)中，其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寿险市场业务总量约60%；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挪威、荷兰、德国、英国、瑞士、芬兰和爱尔兰等)这一比例在20%至35%之间。2002年，寿险市场保费收入按照销售方式划分的比例为：银行保险65%，人8%，经纪人5%，保险公司职员13%，电话直销8%。
随着欧洲银行保险业的发展，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到来，欧洲、美洲、澳洲的商业银行在发展注重批发业务的全能银行和注重零售金融业务的银行保险方面各有建树。
1990年荷兰保险公司(ameV)与荷兰银行VSB合并，并与比利时银行aG合并成立的富通集团(Fortis)，成为欧洲第一家综合性金融集团，专注于银行保险事业的发展；1991年荷兰银行、荷兰邮政银行、荷兰国民保险公司合并成立了荷兰国际集团(inG)，业务范围涉及批发银行、零售银行、inG直销、美洲保险、欧洲保险和亚太保险；1995年瑞银集团(UBS)与瑞士第一大寿险公司瑞士人寿(SwissLife)缔结合约；1997年瑞士信贷银行(CreditSuisse)与丰泰保险(winterthur)合并、组建瑞士信贷集团。1998年11月花旗公司兼并旅行者集团后共同组建花旗集团，更是将银行保险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开创了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为一体的金融集团，成为全球架构“集团混业、法人分业”全能式金融保险集团的典范之作。在这股风潮之下，2000年英国大型商业银行与劳埃德保险集团公司收购英国第六大寿险和年金公司——苏格兰威德斯保险公司，形成英国最大的金融集团；2001年德国安联保险(allianz)并购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Bank)、组建了德国版的花旗集团，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案实现银行保险规模经营的典型案例。
在亚洲，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的银行保险逐渐占据鳌头，在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银行销售保险更是方兴未艾，对引领国内银保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各家保险公司争先推出适合银行销售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主要以银行保险的形式出现。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了银行保险的后成熟阶段，也被称为专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银行保险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化趋势：一种是向银行保险一体化的更高形式迈进，如欧洲的富通集团、安联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等，这些集团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不仅在产品开发、销售支持能够运用统一的管理和技术平台，而且具有很强的开发银行客户的能力，真正实现了客户资源的共享，能够向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农村，繁荣农村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形成了三鼎支农的态势，本应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重要支持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非常差，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造成了三鼎难支农的局面。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求改进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金融生态的理论，通过构建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以期能够为分析和改善农村金融质量做出一点贡献。
1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学概念，由周小川博士(2004)最早系统性地引入金融领域，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研究金融问题，开创了研究金融问题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金融生态的理论，研究了我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将金融生态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的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定义为金融与非金融成分环境之间通过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参考他们的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村金融生态定义为农村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它具有关联性、适应性、相互依存性、演进性等特点。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的和谐以及各种生物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和谐构成良好的自然生态一样，各类金融主体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金融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也构成金融生态平衡的根本标志。其中金融主体包括农村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各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以及农村保险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信用、中介服务、法治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等。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法律环境、社会诚信、中介服务，还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构建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时必须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评价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
2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必须基于农村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程度，并能够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收集和整理数据，以充分度量农村生态金融系统的质量。
2．1．2系统性原则金融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问题，是个系统性的理论，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既要选择反应农村金融机构的指标，如金融机构流动性指标、资产安全性指标等，也要选择反应金融机构所处的金融环境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所处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社会诚信、政府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等，通过系统性分析才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质量，也才能够找出农村金融质量差，农村资金外流的真正原因。
2．1．3 层次性原则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又可以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在确定指标时，指标间要有一定的层次性，避免简单加总而导致评价的低效性。
2．1．4 可操作性原则由于国家在做调查统计时，并没有像统计城市数据那样对农村数据进行逐项统计，使得农村的很多指标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选取指标时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的问题，保证所选指标数据能够如实获得且易于量化，对于数据难以获得又不能用相关指标替代的对金融生态系统影响的指标，要从指标体系中剔除出去。
2．1．5 可比性原则 农村是个大区域，包括若干个村、镇、县，在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选用指标要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在相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的比较，纵向比较是对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选用的指标不能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该指标体系的可信性就十分差，利用该指标体系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从而也就失去了该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2．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设计
农村金融生态是由农村金融主体和其赖以存在的金融环境构成，为此农村金融生态指标评价体系也相应地由金融主体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构成，基本框架如图1。
2．2．1 金融主体指标的设置 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状况是衡量农村地区金融主体实力和金融生态进化演进的动力的重要方面。本文选择三项基准指标加以衡量：①安全性指标。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一旦发生，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局部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选择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加以衡量。②流动性指标。流动能力是金融机构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衡量银行变现能力和偿付能力的主要指标，金融机构只有保证资产的流动，才能保证信贷资金的正常循环周转，金融机构才能生存和发展，流动性不足，就极易造成支付风险，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本文选取流动资产与总资产比、贷款与核心存款比和现金与总资产比三个指标。③营利性指标。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果最终都会反应到收益或者亏损上，取得合理利润是金融机构增加积累、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基础，同时营利性指标既可以衡量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也可以反应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本文选取平均资产收益率、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两个指标加以衡量。
2．2．2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设置本文在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农村经济基础。农村实体经济是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根据、服务的对象和生存的空间，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好，产业结构合理，就会吸引较多的资金服务农村经济，为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农村经济的壮大，使得农村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在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等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得处在经济基础较好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也较好。为此本文选取经济规模(农村GDp、农业产业化产值、农村工业产值)、产业结构(传统农作物产值占农村GDp的比重、农村工
业占GDp的比重、工资性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和市场化程度(民营企业占农村GDp的比重、农产品的社会收购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农村的经济基础。
二是农村社会诚信。一个地区的诚信文化、企业和个人诚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机构改革信贷经营的空间结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农村作为一个广大的区域，信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进入农村的资金量，同时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有很大的影响。在此，选择农村逃废债额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农村拖欠款增额(包括电费、税费、通信费等)、农村信用户数占农户总数比重三个指标。
三是法治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保护金融主体产权，有效地遏制恶意信用欺诈和逃避金融债务行为的发生。目前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业的经营效益不高是一个原因，农村的金融法治环境不完善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建立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才有利于农村地区形成“资金洼地”，吸引大量资金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基础，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才能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以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用农村每亿元GDp经济案件发生率、法院结案率、金融债权诉讼费用率等指标加以衡量。
四是地方政府行为。政府干预经济和金融的现象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以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综合各国及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适当干预能够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不当干预会阻碍经济金融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农村地方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选择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占农村GDp的比重、因政府干预当年产生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政府工作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三个指标加以衡量。
3 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及意义
农村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农村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所处的金融环境进行评价，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计算。
3．1因子分析法介绍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把一些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当几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达到80％以上时，就说明这几个公共因子集中反映了问题的大部分信息，且彼此之间不再相关，信息不再重叠，再以各主因子贡献度为权重的大小，即可以分别求出所研究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本文之所以选择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评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就是因为因子分析法可以克服所选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和信息的重叠，可以很好地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各因素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影响程度。
3．2 评价步骤
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di表示标准化后数据；xi表示原始数据；x表示某项指标的平均值；σ，表示某项指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时候注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等逆指标，要先将其转换为正向指标。
第二步：计算因子得分和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并根据因子选取原则(累积方差在80％以上)选择主因子。
第三步：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出具体区域的农村金融生态综合评级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