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理论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增长质量；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论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日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已进入相对平稳增长的阶段。相对高速阶段，我们现在应该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将财政经济手段与公共管理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互动协同。然而，目前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管理效率低下、行政色彩浓重等。因此，需要各级政府从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入手，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在了解公共经济管理概念之前，我们应当明确，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它的内涵极广，涵盖了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可以形成不同的概念，因此多年来学者对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争议较大。国外学者以政府是公共经济管理主体为出发点，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中政府所发挥的管理和领导作用。而此后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纵深发展，学者们又把新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如市场调节机制、工商管理等。这样的改变，把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创新，使得公共管理的主体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
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至今观点众多。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把产量、质量和生产效率等综合因素的同步增长，构成经济质量的提高；也有学者将其纳入更广阔的范畴，将经济、社会、道德、环境、人文等多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侧重于量的积累，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突出“质”的飞跃。总之，无论那种观点，都无外乎侧重于经济质量的主观方面。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宏观概念，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方面综合加以考虑，重点不是主观方面的量或者质增长，而是把整个社会系统有机融合进去。
相对经济增长质量来说，公共管理创新的概念较为清晰，是指公共管理创新的主体，为了公众利益，对公共管理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加以改革完善，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合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是政府内的公共组织或政府外的非政府组织。从公共管理的职能来看，两者是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向，要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需要以公共管理做载体并予以保障；同时，为了使市场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从以往经验来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的数量先于质量而行，导致生态和社会成本过高，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三、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公共管理理念陈旧。为了使主体思想的观念更加规范，公共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时秉承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原则构成了管理理念。就我国公共管理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无限政府”理念。显而易见，计划经济以来，政府一直是公共管理的主体，行政色彩过于浓重，行政机关内部“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政府更侧重于管理者的角色，而非服务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公民与政府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没有话语权；二是“唯GDp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痛的，尤其是把经济增长看成简单的GDp增长，导致粗放型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GDp成了官员评定和管理绩效的硬指标。而对公共资源和产品的分配、环境治理、服务建设等缺乏关注，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二）公共管理模式存在弊端。第一，市场经济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还只是设想。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型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政府主导管理。目前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管理作用有限，而我国政府内部机构等级制度明显，政府人员的权限和职责、领导的指挥方向、行政权力的运作、信息传递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官僚体制明显；第三，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期和地域设立临时机构，并且雇用非正式的员工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但这些临时机构和员工在高密度的工作和行政命令之下，注重的是按时完成任务，而对管理的过程相对放松，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
（三）公共管理体制落后。首先，如上所述，政府管理存在官僚制现象。由于管理体制中的层次划分清晰，上下级关系明确，导致官僚气息浓重。这种制度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者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较差；其次，政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和公众的地位严重不对等，政府作为管理者，公众作为被管理者，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被管理者没有发言权，缺乏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有效通路，因此被管理者无法选择管理者，只能被动接受管理，对管理者实施的管理方式也无法选择，从而导致供需不符，最终导致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分配不均。要想实现经济质量的提高，各级政府就应该加强对社会、环境、市场等方面的改进和完善，而政府却利用行政手段进行了不当干预，落后的管理体质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社会失衡。
（四）公共管理主体存在缺陷。首先，当前公共管理的方法比较落后。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官本位思想的约束，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时候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强制性，信息不对称，信息的透明度较低，主要通过下达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缺乏管理手段的创新，导致公共管理的滞后；其次，当前公共管理供给的主体范围太窄，主体过于单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管理事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复杂，同时深化改革阶段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这就需要公共管理的主体也随之呈现多元化。传统手段和管理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公众利益实现的需求。政府要学会放权，让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但是政府仍然利用权力掌握公共管理，成为了最大的“股东”，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限，使得公共管理的效率低下。
四、以公共管理创新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质量
（一）将公共管理主体范围扩大，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公共管理中来，与非政府组织协同管理。前期阶段可以以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为辅，后期可以进一步扩大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以优化管理结构，此时政府应当逐步缩小公共管理中的权利范围，侧重于对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与监督。
首先，政府职能需要彻底转变。当公共管理主体范围扩大，实现多元化，政府职能势必削减，在微观经济上，政府要适当减少干涉公共管理的力度，不能成为管理的主导。政府应当以提高社会效益为目的，由社会变量来决定政府的决策机制、权利运行和组织结构，丰富管理层次；其次，扩大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从经济角度来看，非政府组织在资源配置上较政府有一定的优势，体现在可以有效节约经济成本。另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较为灵活，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公益活动，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化解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划拨资金进行公共管理的困境。同时，广大民众也可以通过这些通路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一方面提高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节约了社会成本，提高了公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最后，扩大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职能。尽管非政府组织在管理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其弱势也比较明显，因此应当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以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和良性互动格局。
（二）以法治思维提高公共管理创新水平。首先，将法治思维运用到公共管理中，处处以法治为前提。各级政府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提高服务质量，从管理制度的拟定到实施全部实现法治化，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其次，应当进行行政制度的创新，按照阳光行政、责任行政的要求，通过公共管理手段实现公平正义，进一步优化行政管理环境；最后，注重风险预防和监控。任何管理政策及管理制度的出台都存在着一定的实施风险，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要在政策出台之前做好充分的调研，对政策实施进行可行性分析，尽量降低实施风险，结合民意和实际情况，促进创新过程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治理方式。要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就必须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创新管理体制，通过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公共经济和资源的高效配置。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来创新管理体制：首先，评估机制进行完善。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共管理事务进行有效、公开、合理评估，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制度创新和良性互动；其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回归经济规律本身，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设立公共管理网络平台，将公共管理涉及到的各项信息向社会公开，加大执法力度和公众监督力度，优化民众的建言通路，做到及时沟通，及时解决，切实提高公共管理效率。
（四）营造优良的创新政策环境，保障经济质量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必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上述思想并明确提出，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高科技必须与传统产业全面结合。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因此，各级政府应当以会议精神为导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执政智慧，通过产业孵化区和高新产业园区等基地建设和政策扶持，将创新理念落到实处，真正扶持企业自主创新，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通过鼓励、激励政策以及税收优惠，使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五）创新公共管理理念，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就目前的公共管理现状来看，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还带有比较浓郁的官僚色彩，社会管理模式比较陈旧。由于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忽略了社会管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没有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管理主体中来，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管理过程中主要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忽视了源头治理；管理手段陈旧，法律思维运用不足，行政色彩浓重。这些问题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当前的重点应当将社会管理进一步创新，提高层次，扩大视野，更新观念，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在公共事务管理及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处处以群众的利益为先，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优化管理结构，把服务群众落到实处，使社会运行安全有序，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金太军，王建润，汪波.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探索及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3.3.
公共经济理论篇2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范式；解读
前言：公共选择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与分析为工具，针对政治制度结构以及相应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是新政治经济学分支，具体来将，则是将政治市场中人的动机假设成经济市场中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此种假设的提出实现了对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补充。在该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为布坎南、塔洛克等，其中布坎南认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思想成果在传播的过程中将思想转变为现实，进而对他人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新时期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针对“经济人”范式这一公共选择理论进行诠释。
1、相关概念综述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科学家在研究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种共同逻辑与方法，而公共选择则属于政治观点范畴，与政治学主题相同，也就是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来实现对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其所研究的主题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政治制度与最佳经济状态间所存在的关系、官僚体制层面的经济理论、政治制度运转过程中所呈现出规律与不足之处、以具体概念来证明政治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的经济因素。基于研究的主题不同，相应理论观点丛生，与西方相应领域的研究相比而言，公共选择理论呈现出了如下特点：构建政府一般理论、且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较为严谨，同时将政治市场虚拟成个人参与的经济市场，进而以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并对相关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提出对政府的质疑声，进而表明要缩小政府活动范围的观点。从目前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看，可以将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范式定义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方法等对政治市场上人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将相应人的行为动机同样假设成经济市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这一“经济人”范式则成为了当前公共选择理论各研究学派所共同接受的范式。
2、公共选择理论下“经济人”范式的解读
2.1《同意的计算下》的解读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将收益分析法运用到了政治决策的分析之中，进而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不同决策下宪法与规则的选择给行为主体所带来了影响，这一研究给政治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研究带来了较大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研究成果为：多数决策规则所指的是多数人做出的一种决策规则，并使全体接受此种决策，而并非是为了使多数人接受所制定的决策规定，究其根本，这一规则所表明的是全体一致性下所达成的社会契约。与此同时，作者还以个人成本效益等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分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等，进而成为了“严格的政治理论”模板。
2.2“经济人”范式推导的必然结果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出发，国家与政府本身就如同一个稻草人一样，是由政治家与官员共同组建而成的，而政府决策则是由这些人提出来的，因此，政府决策等的实现都是受相应人员主观动机影响的。而基于人的共性，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难免会犯错误，所以，要想解决国家与政府和“经济人”之间的问题，就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基于政治制度与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着很多共性特征，因此，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政治决策行为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点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便能够看出，因此，“经济人”范式假设观点便成立。而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时，表明普通选民对选举这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所产生的约束作用并不强，政府的操纵者是政治家，而这些人通常为了获得选票，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用政策“武器”，而官员则为了获得相应的薪酬与名望等，同样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二者都会促使政府预算规模扩大，相应政府规模也随之不断拓展。而结果则从当前西方国家现状上可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在建设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统治者将其归纳为市场经济制度失灵，而究其根源更恰当的表述为政治制度弊端凸显。政治决策本身就隶属于一种经济行为，其目的是相同的，即不断更新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经济人”范式推导的必然结果便是“政府失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便是将市场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市场中，以避免政府干预政策的落实消耗过大成本。
3、相应评价
应从其贡献与缺陷两方面进行客观分析。贡献上，将政府决策构建在“经济人”范式之上，进而实现对政府决策行为下个人出发点的分析，并得出在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上，支配人主观意识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差异性，都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与此同时，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下的“经济人”范式能够实现对社会活动中各种问题的有效分析，并从经济学观点来实现对政治学内容的分析，进而实现对政治学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补充。此外，政府虽然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这种代表中存在着其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完全的“大公无私”，所以在制定宪法、颁布政策的过程中，要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避免因、徇私枉法问题的发生而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而缺陷上则呈现出：这一范式本身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且存在着对政治与经济活动所存在差异性的抹杀，同时对于个人利益对个人行为支配影响的重视程度过高，忽略了其中的利他主义、牺牲主义等的存在；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间所存在的关系尚未理清。
总结：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公共选择理论下“经济人”范式相关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经济人”范式进行了解读，并对此作出了评价。而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对领导班子道德滑坡等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以为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我国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制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对“经济人”范式的全面解读，在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选择机制的基础上，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翟岩.从经济人范式到公共选择理论――评布坎南互动统一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J].学习与探索，2004，06：39-41.
公共经济理论篇3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着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着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公共经济理论篇4
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公共财政与公有经济尤其是与国有经济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一方面要承担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满足不断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这些特点表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西方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相配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准和消费需要，缓和了社会矛盾，充当了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我国以往的社会保障对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那些真正需要“济贫”的贫困人口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社会保障性支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30％～50％，在发展中国家占20％左右，但在我国还不到2％。因此，必须将社会保障纳入财政支出规划，建立和完善与国企改革各项措施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国企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家介入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国企作为社会保障的支付主体带来的沉重负担，弥补企业作为主体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使财政成为社会保障的坚强后盾。
公共经济理论篇5
十七至十九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仍要坚持与封建主阶级进行斗争，以肃清封建残余，防止封建复辟；在哲学上，资产阶级要以“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学说驳斥“君权神授”的神话，以迷惑无产阶级，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经济学上，资产阶级则必须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取代维护封建主阶级利益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宗旨的重商主义学说。总之，资产阶级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制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行政法作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得以产生，并且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控权论”1，而“公共权力说”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诞生。本文拟以西方经济学为视角，阐释“控权论”与“公共权力说”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们演进的轨迹，以触摸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历史脉络，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发展规律。
二、 从重商主义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控权论”的产生
作为一种行政法治理论，“控权论”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界，并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行政法理论。该论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制行政权的程序和方法的法。也就是说，行政法是行政程序法，是有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等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以及通过立法和判例建立起来的要求行政机关遵守的程序规则。行政法是控权法，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用来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和行政专横，防止行政权侵犯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时予以补救，从而保障个人自由的程序和方法的法。行政机关及其享有的行政权，对公民及其享有权利并不具有固有的优越性。2总之，“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3“控权论”的产生有其法制基础、政治基础和哲学基础，也有其经济学基础。我们认为，“控权论”产生的经济学基础这一问题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理论为“控权论”提供了怎样的思想基础。对此，行政法学界已经取得了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了“控权论”的产生。4 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控权论”能够在英国产生，而“公共权力说”则只能在法国产生，在经济学理论上能否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对此，学者们亦有所认识。例如李娟博士在《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控权论”在英国，而没有在法国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国国情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异，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特点。”5但在该书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却并未深入和系统。我们认为，只有对英国封建社会晚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学说的产生、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把握，才能深刻认识“控权论”产生的经济学基础。
西方经济学是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开始的。6 马克思曾断言：“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即是重商主义。” 7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最为重要的时期。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限制了商业资本的活动，威胁着商业交易的安全，因此商业资本家坚决支持国王加强力量，消除割据，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以保证商业活动能够在国内市场上顺利进行，并使他们能够以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建立殖民地，以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同时，国王为了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需要大量货币，因而也关心加强商业资本的力量。这使得商业资本家与国王结成联盟，西欧各国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学说和政策。
重商主义者认为，封建割据的国家是妨碍产业资本充分发展的，而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广泛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因而，他们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并积极主张国家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实现贸易保护政策，并和国家政权相结合进行殖民扩张。8正如重商主义者蔡尔德所说：“……财富产生权力，权力保护我们的贸易和信仰。”9普遍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使封建专制统治得以维继，而且也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发展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是较早的，因而英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尚未成熟。从整个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来看，封建势力也远远大于资产阶级的势力。这就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较为曲折。资产阶级联合法官、律师，利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同以英王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经历了议会斗争、革命战争和“光荣革命”等多个阶段、多种形式的较量与妥协，甚至一度出现复辟后，资产阶级才最终取得胜利，夺取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也得以确立。
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在总量上超过了封建主阶级的利益，成了公共利益，但却不占优势。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封建主阶级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继续存在。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资产阶级虽然与封建主阶级达成了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却不同于英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主阶级的联盟，而是一种对抗条件下的妥协。这表明英国资产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铲除封建残余，消除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论证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生产方式的完全确立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开始由反映封建主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学派经济自由主义过渡。并且，这种过渡是渐进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对立。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就生活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时期，他的学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特点。在配第早期的著作中，他主张国家应合理地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点虽与以前重商主义者关于国家应积极地干预经济生活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是提倡国家干预的，从而也说明了他对国家作用的看法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10到了晚年，配第的重商主义见解才被完全克服。马克思在评论配第于1695年出版的《货币略论》一书时就曾指出：“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11配弟以后的经济学家，如洛克（J.Locke）、诺思（D.north）及孟德维尔（B.mandeville）等，基本上是沿着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剔除他们理论中所保留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封建残余。马克思曾指出，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是一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12这表明，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实现自由经济行政的前提是，建立经济平等原则，给予经济自由权和废除重商主义经济限制。”13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主流经济学过渡的渐进性必然在法制上有所体现。在当时，封建主阶级的利益随时都有超过资产阶级利益的可能性，面对封建复辟和行政专横的危险，资产阶级不得不宣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要求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实行严格的控制，从而限制、取消重商主义政策，防止行政权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为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创造条件。于是，“控权论”在英国产生了。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控权是实现阶级分权，是一个统治阶级运用统治权去控制另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从而，控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成为这一时期“控权论”的主题。
三、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公共权力说”的萌芽
同英国一样，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也广泛地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经济学家孟克列钦（a.montchrétien）和柯尔培尔（J.B.Colbert）就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但是，与英国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以封建专制统治而著称，封建堡垒仍很顽固。在法国，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远落后于英国，工场手工业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而且即使是农业，因为深受剥削和压迫，也极为落后。而农业的衰落和农民的破产，又使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甚至遭到破坏。马克思在描述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的经济状况时说：“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停滞的状态和生产者挨饿现象的一种讽刺。”14所以，法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资产阶级还处于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封建主阶级抗衡，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却认识到，虽然重商主义在法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当法国资本主义需要进一步成长时，重商主义便转而成为它发展的障碍，而重视农业和坚持经济自由则至为重要。于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开始从重商主义向以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为主流观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不过，这一过渡在法国却不同于英国。在英国，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渡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肃清封建残余的过程中，是渐进式的。但在法国，这一过渡却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且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断然决裂，是在与重商主义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自然秩序”的观念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整个重农主义学说的基础。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C.C.montesquieu）和卢梭（J.J.Rousseau）等，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批判。他们提出，自然和社会应当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并把“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相对立。在他们眼里，“自然秩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秩序，是完全合乎人类本性的，因而是自然的和合理的制度；而“人为秩序”则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言的，这种秩序被认为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和不合理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这一理论给了重农主义者以很大启发，但是重农主义者又给予了它新的解释。按照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K.Quesnay）的说法，人们的幸福是寄托在“自然秩序”之上的。“自然秩序”是“所有的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力”都必须遵守的，是“坚定不移的，不可破坏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最优良的规律”。如果人们不遵守“自然秩序”，就要视程度大小，而使社会蒙受不利。魁奈认为，“人为秩序”也应是公正的规律，它的目的应是“规定行政和统治的秩序”。只有保证认真遵守“自然秩序”，即根据“自然秩序”的准则来组织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等，社会才能处于健康状态，人类才能享受最大幸福。因此，“人为秩序”的确定应以“自然秩序”为准则。只有自由竞争才符合“自然秩序”，而一切垄断、政府对贸易自由的限制和干预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国家的行政职能在于保护私有制，而不在于干预经济生活。15重农主义的理论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尽管它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是在阶级属性上却是资产阶级的。重农主义者所描绘的是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曾指出，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16“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17所以，重农主义虽然产生在法国，但它的影响却不限于法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就是与之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而，重农主义学说为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重农主义学说的发展和重农主义政策的推行不仅使法国的农业得以复苏，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和成熟，从而使法国国内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相比更为尖锐。这就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只能是爆发式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主流经济学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限制政府干预的方面看法是一致的。因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需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越性，也无需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去否定、战胜反映封建主阶级利益的经济主张，而只需讨论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推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善，以维护其阶级统治。
同时，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法制上表现为，司法机关在革命期间充当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角色。革命胜利后，夺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宪法尽可能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禁止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正如奥里乌（m.Hauriou）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会取消最高法院之后，毫不犹豫地确立了两权之间的分离，行政权的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权的缩小。”18法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不仅有公法和私法的分野，而且行政案件也由独立于普通法院而隶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行政法院管辖。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归责原则以及纠纷的解决机制均不同于私法。这就为法国行政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即科学地界定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揭示行政法的本质和特点，以及行政法区别于私法的内在规律，从而为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地确定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和原则提供依据。因而，法国的行政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国行政法学也就必然要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对行政法院活动的学理阐述便构成了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是法国行政法学“明显的形成发展期”19.当时公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法院的作用，制止行政机关实施越权行为，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以福卡尔（e.Foucart）为代表的“普瓦捷学派”主张将公法分为“权力法”和“执行法”两部分，其中“执行法”是关于国家、地方团体以及行政裁判所的组织与物的管理行政的一种行政组织法，而当时法国的行政法应仅仅是“权力法”中的一种“对人权的限制法。”20奥里乌就曾指出：“‘普瓦捷学派’思想方法的特点，在于通过将行政法规范理解为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地与人权研究相结合。因此，在理解公用事业征用时，并不认为它是行政作用的一环，而是视为对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21在福卡尔看来，行政权是一种对公民的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公权力，因而行政法也就是限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我们认为，“普瓦捷学派”的这一主张初步体现了划分权力行为与非权力行为，以及限制行政权作用范围的观念，从而成为“公共权力说”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说是它的萌芽。22
四、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行政法治理论走向成熟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也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合法化的“圈地运动”以及掠夺式的海外贸易使得资本原始积累已经接近尾声，英国也已成为了工业国家。虽然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仍是工场手工业，但是它发展的局限性同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工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工业中蓬勃展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表明封建残余已经苟延残喘，封建复辟的危险也已经不存在。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已占绝对优势，成为唯一的公共利益。无产阶级虽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无产阶级利益作为整体利益得以存在却是事实。因而，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本来，后者只是其中的次要矛盾，但每个利益集团为了战胜其他利益集团，往往需要利用无产阶级的利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这必然使得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被分解、吸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地位也得以巩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得以继续发展。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阵地上，尽管威廉。配第开创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但却一直未系统化。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便是根据适应产业资产阶级要求的、新的原则来系统阐述政治经济学，从而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提供理论武器，彻底摧毁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
公共经济理论篇6
公共交通一直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交通，但在前几年由于人们购买力的增强，大部分有能力的人都购买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一度衰退。私家车剧增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最直观的便是交通拥堵，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期，北京交通几乎陷入瘫痪，其他中小城市情况略微好点，却也不乐观。在低碳经济这个概念提出后，公共交通运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些缺陷。
1交通管理不符合城市规划
国家对公共交通投入大量资金，但交通管理不当会致使资金浪费，如果交通管理有碍城市规划，反而会使公共交通达不到交通便捷的目的。城市规划与人口分布息息相关，公共交通则是大部分人的出行工具，如果交通管理安排不当，在人口少的地区投入过多的交通设备势必造成能源的浪费。同样的，如果城镇居民密集区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不足，必将造成居民出行不便，起不到公共交通的作用。从哪种情况来看，交通管理与城市规划不相符都将导致能源浪费，有违低碳经济的初衷。
2交通工具不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
交通设施迟到现象在公共汽车上表现比较明显。公共汽车是我们最常接触的一种公共交通设施，公交晚点情况相信大家都深有感受。公路上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是公路拥堵的主要原因，公交运行期间赶上交通阻塞必然致使到站晚点。交通阻塞只是公交晚点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资金不足，公交车辆不够，如果有车辆出现突发状况，没有其他车辆补充，会致使公交短期瘫痪。资金不足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公交车不能及时报废更新，老旧的车辆在运行速度及尾气排放方面都存在问题。
3信息系统有漏洞由于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迅猛
在很多城市完备的信息系统还没有确立，这就导致公共交通管制不完善，在交通运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入21世纪后，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掌握第一手信息就占据的先锋地位。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信息同等重要。不能及时更新信息会导致管理方针的制定有偏差，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在指定地区投放公共运输设备，信息系统不完备直接造成资源浪费。
二针对现今不足
提供以下管理方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改正问题才能优化体制改革，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也不例外。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公共运输包含于城市规划
但又有其独立发展的趋势。由于公共运输在近几年才发展迅猛，日新月异，致使管理方针制定不是很完备，有些运输途径还会与城市规划相冲突，为避免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投入的资金浪费，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变得尤为重要。公共交通运输要考虑人口密集程度，在商业繁华区、校园所在地、旅游景点等地加大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保证人们出行便捷。除了考虑人口问题，公共交通运输还应注意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地铁的建设应避开地下运输管道。为保障煤气、天然气等运输安全，地下运输管道会定期检查，如果地铁与运输管道相近，管道检查期间会影响地铁的正常营运，为人们出行带来不便。而且一旦管道出现问题，发生煤气、天然气泄漏，地铁里人们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合理的管理方针不仅能提高人们出行率，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还能从根本上节约成本。
2加大资金投入
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公共交通运输日益壮大，现有资金不足以使公共交通进一步发展，很多现有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因为资金不足。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共交通舒适度，吸引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此便可减少私家车上道率，不仅有利于道路通畅，更能实现节约能源，减少尾气排放。在车辆更新上也投入大量资金。以前的车辆在速度方面不及现在的车辆，而且排放量大，对环境有一定污染。投入资金购买排放量小、对环境污染小的公共交通设备，从而达到绿色公交的目的。增加新型公交车能在提高乘车舒适度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达到低碳经济的目的。
3落实信息系统管理
信息的完备性是公共交通运输事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公共交通运输也需完备的信息系统。信息是公共交通运输的一种资源，它不同于汽油柴油等可见的能源，但在公共交通事业中的地位不容质疑。车辆信息能保证车辆正常运行，降低在运行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道路信息能保证车辆畅通，在经过交通拥堵的地段提前做好准备，制定应对措施。人口信息能保证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得当，交通设备分布合理。政策信息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也很重要。政策信息是政策主体制定正确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计划、控制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直接决定公共交通事业能否开展。由此可见,信息的完备和畅通是公共交通运输过程中正确决策和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因素。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着力开发公共信息平台,提高信息的综合运用。
三结束语
公共经济理论篇7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方法评述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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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理论篇8
[关键词]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
人类社会中财政的出现和发展就其渊源可追溯至原始公社时代。但发展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是在16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中，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沿革
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理论创立了。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政府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马斯格雷夫侧重从对市场机制进行指导、修正、补充的角度界定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他认为市场机制在事实上是无法发挥全部经济功能的，它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导、修正和补充。以马斯格雷夫1959年的《公共财政论：公共经济研究》和布坎南1960年的《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为标志，涉及了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等观点，使得当代西方公共财政学实现了以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为核心的重大转折。至此，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基本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边界，同政治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政治学成为公共经济学的内在部分，公共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詹姆斯·布坎南是当代财政学家的主要代表，他们以经济机制为核心，寻找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将政府财政职能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财政学家十分关注重构政府资源配置功能，把焦点放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效率进行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研究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他们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两者的最佳均衡。
二、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的财政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和辨析，一度引起许多关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理论争论。
自1957年许廷星教授提出“国家分配论”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这期间出现过多种其他财政理论，如“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等等，但是其主导地位仍是不可代替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
公共经济理论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财政的国家主体性?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财政?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应景?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公共经济理论篇10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对公共管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引入是必然趋势，本文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为基本内容，充分讨论新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在新公共管理视野下面临的问题，提出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进建议，以期为相关管理提供参考数据。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利与弊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的典型代表。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它是基于一个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理论，主张依靠自由化和市场竞争机制，改变公共管理范式。这一新的管理范式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研究课题、研究范围、方法和实践模式，成为政府管理的主流，特别是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管理方法，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目标管理，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方法，全系统响应的管理方法。这些管理方法的使用，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新公共管理方法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和创新之处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传统行政理论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是政治科学、传统的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而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管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最生动的解释。以“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逻辑起点，是进行专业管理、绩效评价、战略管理、客户导向的新公共管理，也是绩效工资制度的具体管理方法，其目的是寻求公共管理绩效的最优化。尽管有不同的理论基础，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水平并没有较大提升，对公共管理理性层面的关注成为研究的焦点。从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发展到了关键阶段，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公共行政就开始了实践。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的这段时间，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始了其市场自由化的实践，面向企业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方法论方面，经济理论与应用从传统公共行政管理向一系列精准化管理发展，这些新的管理方法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和学科结构。这种方法的优势体现在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中，为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为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新公共管理方法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也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弊端
（一）新公共管理有过于保守的倾向。在系统发展的新公共管理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保守的问题，一些行政部门还是把对民营企业管理的方式应用复制到公共管理领域，这和传统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公共管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落实到基层，往往导致原有的管理理念不能更新，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滥用。经济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一样。经济学理论在一些地方的开展属于滥用公共管理的过程，并不是创新的结果。这种管理模式的应用对民营企业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但它不使用特殊的公共管理系统优势就无法体现，缺点就是还处于准备实施推广的阶段。根据销售和采购的形式进行公共管理服务，管理需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的情况，仅有经济理论作为系统开发的依据，显然是不够科学。经济系统本身是社会学的衍生物也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稳定为目的的应用经济学知识，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引入，才能提高运用阶段的公平性，滥用理论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三）忽略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的差异。公共管理体制是由政府部门开发的，是面向社会群体进行的。个人和政府单位不同，新公共管理系统并不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完全把私人部门管理经验生搬硬套，虽然能够获得短期的结果，但它并不能解决长期发展目标中遇到的问题。在新公共管理系统中优点和缺点并存，任何制度的诞生都不是完美的，新公共管理系统已经能够得到一定的应用实施，能够满足大部分的应用要求，可以解决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管理的局限性。
三、新公共管理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作用发挥
（一）协调创新发展战略。新公共管理系统应成为就业的前提条件，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整合管理经济和公共服务的方式。人力资源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应坚持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相关部门发挥作用进行新公共管理的途径，调查了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作为加强对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的一个参考依据。
（二）充分了解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以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以社会发展机制中占有的比例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开展公共服务需要以社会安全为出发点，扩大调查范围到全社会，结合城乡不同地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服务体系。在公共建设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提高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服务质量自然会明显提高。
（三）树立宗旨意识。公务员增强管理服务意识，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新公共管理，在服务过程中要明确主体，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应注重社区的反馈，发现不合理的现象要及时调整，提高公务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属于管理性质的工作，也摆在首位应当是服务性质。传统的管理体制，会有执政当局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些冲突，不仅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还可能威胁国家法律的威严。在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后，这样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服务中政府监管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可以解决新公共管理体制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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