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物流产业；动态规划；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F259.2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Dynamicprogrammingisthewaytoimprovetheallocationoflogisticsresources.thetheoryandmethodshouldberegardedasthekeytosolvetheoptimizationproblemoflogisticsresourcesfortheindustrysupplychainandenterprisecostandefficiency.thispaperclassifiedtheresearchonthedynamicprogrammingofthelogisticsindustryinChinaintoseveraltypesanddidanoverallanalysisoftherelativeresearchresultsinthisareafromtwoperspectives：oneisthemacrologisticsindustry，andtheotheristhedesignatedlinkintheprocess.inaddition，anreviewwasgivenontheresearchcontents，methodsandcharacteristicsafterconsultingalargequantityofrelatedliteraturewiththehopetofacilitatethefuturestudies.
Keywords：logisticsindustry；dynamicprogramming；resourceoptimization
0引言
现代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1]，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物流业是融合仓储、配送、运输、货代、信息等的复合型服务业，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物流业也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动态规划是运筹学中一种研究多阶段决策问题的理论和方法[2]，无论是对于物流行业中供应链的优化，还是对于企业内部物流成本和效率的优化，这种理论和方法都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因此，动态规划理论和应用研究成为当前物流领域解决供应链效率低下、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了动态规划在我国物流产业的应用研究现状，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便利。
1国内外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概况
近年来，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本文采用文献检索的方法对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整理。
通过eLSeVieR公司的ScienceDirect数据库，使用“Dynamicprogrammingofgoods”、“Logisticsdynamicprogramming”和“transportationdynamicprogramming”三个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情况见表1。
使用清华同方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利用“物流动态规划”、“运输动态规划”、“货物动态规划”、“物流资源优化”、“交通运输优化”和“货物仓储优化”六个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情况见表2。
由表1、表2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对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要多于国外，这与当前国内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以上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可以将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研究；二是针对物流过程中某个环节，如库存采购、物流配送、仓库选址过程中的物流资源进行配置优化研究。
2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应用研究
针对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企业物流资源研究、行业物流资源研究、特定背景物流资源研究三个方面。
（1）企业物流资源研究。天津大学的赵双记[3]以宝硕化工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从采购、库存、生产三个方面入手，解决宝硕化工现存生产与库存之间的矛盾问题。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潘珩[4]对企业生产物流进行了研究，运用动态规划的方法，针对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多种产品，提供了优化的分析和运算方法。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刘虹等人[5]根据企业的物流优化模型，提出一种新的矩阵运算的动态规划算法，更好地解决了企业对单个用户的供应链优化。
（2）行业物流资源研究。大连海事大学的边展[6]通过分析海运行业港口集装箱堆场的相关操作事宜，以提高装卸效率为目标优化了集装箱的装船顺序。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孝忠、周慧兰，北京交通大学的董祥俊等[7]针对铁路行业的物资管理的特点，提出通过建立动态规划模型来变更存储设施选址的方法，降低了铁路施工企业物资运输和其他相关成本。华中科技大学的马士华等[8]通过考察公路运输行业中供应链物流运作能力的多项指标，对达到最优物流能力的最小物流成本进行了研究。
（3）特定背景物流资源研究。物流行业的特定背景非常多样，本文针对其中的应急物流、回收物流和不同生命周期物流进行简要总结。
北京交通大学的英升贺等人[9]针对应急物流的物资配送特征，建立了受灾地区接收点和非受灾地区发送点之间的配送网络。武汉理工大学的余浩然[10]利用多周期动态规划理论对再制造物流的设施选址和流量分配进行了着重研究，实现了节约和环保的生产理念。上海交通大学的佘小川等人[11]分析了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情况下采取的不同市场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对物流成本最小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来看，对于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研究呈现了以下特征：一是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对物流产业进行理论研究探索；二是侧重于定量分析，运用运筹学中的动态规划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来建立优化模型。随着计算机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二个特征日益突出。
3动态规划在物流环节的应用研究
对物流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动态规划研究主要是通过库存采购环节、物流配送环节和仓库选址环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库存采购环节。长春理工大学的王景恒[12]建立了配送中心的货物装卸搬运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并通过实例证明了模型的可行性及实用性。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施新平[13]通过分析汽车动态库存服务方法，构造了以时间为函数的动态物流库存管理模型，促进了企业库存管理能力和创新服务能力。曲阜师范大学的徐健腾[14]利用组合最优化理论分别对单一产品多断点、单断点和易腐产品的经济批量问题进行研究。
（2）物流配送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周森[15]利用自然数序列来编码，以遗传算法为依托来解决车辆的路径优化问题，得到了低于案例成本的方案。山东经济学院的袁杰[16]提出了先分配车辆后指派车辆的处理思路，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和蚁群算法为目标分配车辆，实现了将最短车辆路径问题向最优客户问题的转化。重庆大学的陶波[17]通过研究B2C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配送，建立整数规划的最短路径模型，并利用动态规划法为理论求解并得到质量较高的解。重庆邮电大学的任志霞[18]利用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分别对0-1规划问题、背包问题和路线优化问题进行研究，为配送环节提供帮助。
（3）仓库选址环节。南昌大学的胡章云[19]通过考虑供应商的供应量、客户的需求量及配送时间等因素，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配送中心的动态选址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思想来支持长期的动态选址决策。武汉理工大学的徐利民等人[20]针对不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选址，提出了运用动态规划求解的思想，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加入时间变量后企业如何做出选址决策。东北大学的陈冰冰[21]利用一个企业的数据进行实例分析，建立了双层规划和动态规划相结合的物流中心选址模型。浙江师范大学的卓婧婧等人[22]基于树型动态规划来简化配送网络，提出较之传统动态规划、层次分析法等更有优势的选址算法。
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各有特点：库存采购环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库存管理能力、装卸搬运方法和经济批量等问题的优化；物流配送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最短路径的优化和计算；仓库选址环节的研究则集中于在考虑不同因素情况下对最佳选址模型的建立。这些研究主要采用动态规划和其他辅助方法来建立模型或者求解，部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或者以实例验证。理论指导性较强，但实践指导性较弱。
4国内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对国内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研究既有理论方法的探索、配置模型的构建，也有与特定背景结合的探讨，研究态势多元化。本文认为，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1）结合我国供应链体系，将动态规划运用到生产、仓储、销售、配送等整个供应链中，以供应链整体优化为目标，促进物流资源的整合优化。
（2）结合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动态规划整合。
（3）结合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按照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状况、物流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等，在战略层面对我国物流环境进行规划研究。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应用是现代物流管理研究的重点，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希望本文对动态规划在我国物流产业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能够为我国物流行业和物流企业提供帮助，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Z].2014.
[2]黄立君.动态规划在企业运输物流中的应用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09（3）：98-100.
[3]赵双记.基于动态供应链管理的宝硕化工流程分析与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潘珩.动态规划方法在企业生产物流控制中的应用研究[J].物流技术，2004（4）：72-73.
[5]刘虹，孙金梅，陈德运.一种基于供应链的动态规划算法[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3（2）：122-124.
[6]边展.基于混合动态规划的集装箱装船顺序优化[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张孝忠，周慧兰，董祥俊，等.动态选址在铁路施工企业物资管理中的应用[J].经营管理，2007（7）：49-51.
[8]马士华，申文.供应链物流运作能力计划模型与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7（8）：83-88.
[9]英升贺，李毅鑫.动态规划和整数规划在应急物流物资配送优化中的应用研究[J].物流技术，2009（8）：80-83.
[10]余浩然.再制造物流网络多周期动态规划模型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佘小川，季建华.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物流系统动态规划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102-104.
[12]王景恒.物流中心货物最优配装问题的动态规划解法[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4（3）：9-11.
[13]施新平.基于动态汽车库存管理的物流企业创新服务分析[J].物流技术，2014（5）：316-318.
[14]徐健腾.组合最优化在库存管理中的应用[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5]周森.基于遗传算法的物流运输中的车辆路径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6]袁杰.基于蚁群算法的多车场车辆路径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经济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17]陶波.基于最短路径算法的物流配送车辆优化调度的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8]任志霞.物流配送系统中的运筹学问题及方法研究[J].物流科技，2007（3）：10-12.
[19]胡章云.不确定环境下的城市配送中心动态选址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0]徐利民，马良成，方芳.仓储中心的动态规划选址及应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4）：256-259.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2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3
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是应用动力学原理，研究中药活性成分、组分、单味药和复方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和毒性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体内时-量、时-效关系，并用数学函数加以定量描述的一门新兴学科。开展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对阐明和揭示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设计及优选中药给药方案，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剂型改进及质量控制，均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现状
目前中药药动学研究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成分明确的中药及复方，即血药浓度法；另一类是化学基础研究薄弱成分尚不明确的中药及复方，该类主要以生物效应法为研究手段，包括药理效应法、药物累积法、效量半衰期法、微生物法等。
1.1生物效应法用生物效应法研究中药复方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能体现复方配伍的整体性，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能反映复方中多成分的综合疗效与协同效应，能更真实地反映复方制剂的体内动态。但其理论体系及方法均不成熟，虽可测得一系列表观参数，但重现性、可比性，不尽如人意，且无法解答脏器分布、代谢途径两大关键问题。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方法学上进行着不懈的探索，试图找到一种能更准确、完整、科学地揭示中药复方药动学特征的研究方法，例如：卢贺起等以血小板聚集抑制率作为药理效应指标，研究了四物汤的药物动力学参数，认为应同时考察效量、药效、表观三种半衰期，在研究设计时应重视体现药动学和药效的双重性。
1.2血药浓度测定法大多数药物的血清药物浓度与药理作用强弱之间呈平行关系，而且相同的血药浓度在不同种属动物中得出的药理反应极为相似。中药复方制剂中不同成分的药动学特征有差异，复方制剂中某一成分的代谢情况无法反映整个制剂的水平，只是对某一成分或某一药效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即使是结构极为相似的两种成分之间一也可能存在药动学的差异，当评价中药复方制剂的药动学时，其中的某一成分的代谢情况无法代表整个复方。贺福元等对大鼠血浆中黄芪甲苷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并进行了药动学研究，发现补阳还五汤总方及总苷中的黄芪甲苷大鼠体内药动学参数不尽相同，可能是由于总方的成分组合与总苷部位的成分组合不同，各有效成分相互作用而产生不同结果。
2问题分析
近年来现代分析、生物、计算机等技术应用于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未见突破性进展。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难点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3方面。
2.1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难以选择观测成分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为中药药代的研究带来了无尽的困难。从已有的研究资料分析表明，许多中药中已知的化学成分在体内运转过程中发生较大变化，并不是该成分本身产生药效作用，也不能在生物体内测定到该成分的存在；被认为是指纹成分的化合物的作用和运转过程中也如此。不论是单味中药还是中药复方，均为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巨大复方，而且每一成分含量极微。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构成其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研究的难点。
2.2缺少多成分的药代参数综合评价方法中药及复方的复杂性导致药动学测定指标选择的困难，到底选择哪种或哪些指标能代表该味药或全方的药效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测定复方中一个或几个已知活性成分、代表性成分或主要化学成分在体内的动力学，来反应该复方在体内的作用规律。这种方法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所测化学成分的药代动力学能否完全代表该复方中其它成分的药代动力学；其二，如果检测出该复方在体内有两个甚至多个药动学特征，并且这些药动学特征彼此间差异较大时，究竟以哪一个药动学特征来指导用药。
2.3如何利用中药药代学研究的结论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中药药代学研究的终结目的是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中药复方汤药的传统用药方法为一天一剂，加水煎煮分两次服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方剂的半衰期相差较大。然而中药别于化学药之处在于：中药方剂多为大复方且组方灵活多变。中药药动学如何适应这些变化，来指导临床合理有效用药，提高其临床疗效，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3小结
中药的体内过程和生物转化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阐述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的有力突破口。中药复方大多药效温和、需长时间用药才能表现出整体的调节作用，同时许多中药所表现的药效不是单一的，也给药理指标的选择带来困难。如何将中药成分的体内微观行为与其表现的整体多方面的调节作用联系起来，建立适合中药自身作用特点的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方法是一项长期、系统而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4
一、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结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5
摘要：
种群扩散格局是研究种群扩散规律和机制的关键信息，也是制定物种保护对策的重要基础。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研究方法为扩散生态学研究的薄弱领域，并制约扩散生态学的发展。以秦岭大熊猫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年以来的种群调查数据，基于大熊猫领域的特性，利用GiS的扩展区分析功能和景观分析方法研究了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及动态；基于聚集的特性，利用GiS的核密度分析功能对大熊猫种群多度和聚集状况及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2012年的秦岭大熊猫种群分布区较2000年增加了15307．8hm2，高密度种群聚集区从2处变成1处，种群聚集程度进一步增加、聚集格局的完整性大大提升，尤以中密度聚集区增长最显著，种群格局呈明显的分布区扩张、聚集度增加的态势。表明基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立足于种群分布和多度格局变化，通过长期调查和监测可以有效掌握物种的种群扩散格局；大型动物可根据其生物学特性探索可行的方法与量化种群扩散的参数来研究其扩散格局，从而促进大型动物种群扩散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
扩散生态学；扩散格局；种群分布；种群聚集；大熊猫
种群扩散（populationdispersal）是指物种个体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移动的过程和行为，是物种对种群内、外环境变化的响应和生活史的重要特征［12］。种群扩散影响种群分布、结构和动态，增加局域种群和种群多度，还与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密切联系，是种群调节和持续生存的重要对策［34］。扩散格局指物种分布和多度格局的空间变化［5］，是研究种群扩散规律和机制的关键信息。种群扩散属于扩散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但研究方法进展缓慢［67］。已有种群扩散格局的研究大多通过标志重捕法收集与释放地或扩散源不同距离的动物数量来估计种群密度［89］，在此基础上通过扩散率（disperserate）、扩散密度（dispersedensity）和扩散距离（dispersedistance）来分析扩散格局［10］；大型动物则主要利用无线电遥测、卫星追踪（GpS）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长期观测来研究其扩散规律和格局［1116］；随着景观生态学和GiS技术的兴起，俞孔坚将景观分析方法引入了扩散格局研究，可更直观地认识扩散格局的变化［17］。扩散生态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18］，已有扩散格局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小型动物，扩散率、扩散密度等参数均不适合大型动物扩散格局的研究；研究方法缺失还导致现有种群扩散理论和假说也主要基于小型动物的研究，大型动物扩散理论研究成为扩散生态学长期滞后的领域。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大型动物体型较大、分布区广、种群密度较小，种群扩散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物种分布和空间利用信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使研究较难开展。如带GpS接收器的项圈可全天候、全时段地收集动物大量高质量的位点信息，但项圈使用的行政许可、购置和使用成本以及佩戴困难使实际应用面临诸多不便［1819］。因此，本研究拟基于物种生物学特征，以调查和监测数据为基础探索更为便捷、可行的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大型动物种群扩散研究的开展。秦岭是我国大熊猫的重要分布山系，也是我国大熊猫研究基础较好、监测时间较长，数据积累丰富的区域，近年来该山系大熊猫种群呈现显著的扩散态势，较适合开展种群扩散研究。本研究有助于认识秦岭大熊猫种群的扩散机制，对提高其种群安全水平和保护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区域及秦岭大熊猫概况
秦岭是我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主要分布于中段主脊两侧的中山和亚高山地区，涉及陕西省的留坝、太白、洋县、佛坪、周至、宁陕等区域。通过长期的保护，已形成了相互连接的11个大熊猫保护区群，使整个秦岭大熊猫的核心种群及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全国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表明秦岭现有大熊猫栖息地360587hm2，种群数量345只；与2000年比较，栖息地和种群数量分别增长3．7％和26．4％，种群呈稳定增长趋势，分布区不断扩展，种群密度始终为大熊猫分布6大山系之首［2021］。秦岭大熊猫与其它山系缺乏交流通道，面对种群的持续增长，在局域环境容量受限和社群压力增长的影响下，大熊猫不得不通过扩散来调节种群数量和结构。由于缺乏对扩散格局的认识，已有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没有开展促进扩散的相关工程措施，导致一些区域大熊猫在向外扩散过程中频频出现大熊猫迷失、病患、死亡的报道［22］。
2研究方法
由于缺乏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的研究方法，已有大熊猫研究成果中也没有扩散格局的研究方法，因此需要探索大熊猫扩散格局的研究方法。扩散格局的核心是种群格局中分布区和多度的空间变化，本研究拟比较秦岭大熊猫2000年至2012年之间的种群格局，通过以上两时段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和种群多度的空间变化来认识扩散格局。大熊猫是独栖动物，有明显的领域行为［23］，可根据其对领域的特性划定种群分布区。同时，大熊猫还具有聚集的特性，按照其聚集的程度，每个大熊猫种群都有一个或多个聚集中心和不同密度聚集区［2425］；根据全国第三、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大熊猫聚集度高的区域也是种群密度较高的区域，基于其聚集度可了解种群相对多度的空间格局。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分布区、聚集格局的变化来探索大型动物的扩散格局研究方法，并认识秦岭大熊猫的种群扩散格局。
2．1数据本研究主要根据种群分布区及聚集度分析2000年以来秦岭大熊猫种群格局的变化，种群分布区及聚集度基于不同时段下大熊猫在栖息地利用中行为留下的痕迹信息开展研究，如实体、足迹、粪便、卧迹、洞穴等。2000年和2012年国家林业局开展的全国第三、四次大熊猫调查按1样线／100hm2收集了秦岭大熊猫的实体和痕迹信息，由于两次调查采用的方法和抽样强度一致，数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基于这些痕迹信息可开展种群扩散格局研究。通过申请，本研究获许使用秦岭大熊猫分布区两次调查的大熊猫痕迹数据。
2．2方法根据大熊猫独栖和领域行为的习性，基于获取的2000年和2012年大熊猫痕迹点，通过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沿各痕迹点形成半径为3km的圆形扩展区（3km为秦岭大熊猫的家域直径，扩展区为大熊猫沿该痕迹点最可能到达的区域［25］），然后将各痕迹点的扩展区进行融合，去除一些大熊猫偶发性扩散出去的区域（仅1—2个痕迹点、且与周边最近扩展区距离大于3km），融合后的扩展区所形成的多边形即为不同时期的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基于两次调查的痕迹点数据，通过arcgis的Kerneldensityanalysis功能分别生成了2000年、2012年秦岭大熊猫分布区的聚集密度分布图［26］，并在对聚集密度平均划分后将整个分布区分为高、中、低3类密度聚集区域，聚集密度最高的区域为种群聚集中心，通过不同时期聚集中心和不同密度聚集区的空间变化可识别种群扩散的趋势和方向。
3结果
3．1种群分布区及扩散格局全国第三、四次调查在秦岭大熊猫分布区共收集到1800个和1854个大熊猫痕迹点，痕迹类型以粪便为主。基于种群分布区研究方法，2000年秦岭大熊猫种群分布区总面积283746．1hm2，去除一些偶发性区域后实际分布区280157．5hm2；2012年分布区总面积312199．3hm2，去除一些偶发性区域后实际分布区295465．3hm2（表1、图1）；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增加15307．8hm2。2000年以来秦岭大熊猫种群分布区扩散趋势明显，扩散区域最大的是原分布区西北太白、牛尾河、黄柏塬保护区之间以大树坪为中心约17000hm2的区域，其次是原分布区西南摩天岭东坡约12000hm2的新扩散区；原牛尾河种群分布区跨太白河在王家楞形成了一新分布区、原兴隆岭种群分布区向东扩散初步实现了与天华山种群分布区的连接［24］；种群分布区减少的区域最显著的原分布区东部龙草坪北部有11000hm2，其次是厚畛子东北有9000hm2的区域，另原分布区南部洋县、佛坪南部的分布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退缩的现象。
3．2种群聚集及扩散格局基于种群聚集密度的分析，2000年以来秦岭高密度聚集区面积增加了2834．2hm2（表1、图1），高密度聚集区（聚集中心）由2000年位于佛坪和长青保护区内的2处变为2012年出现在佛坪、长青、老县城、黄柏塬4保护区之间的1处，面积和所占分布区的比例都有所提高，表明2000年以来秦岭大熊猫种群的聚集程度进一步增加。聚集格局变化以中密度种群聚集区变化最显著，原存在于长青与佛坪保护区中部之间、由低密度聚居区形成的约6500hm2隔离带至2012年已演替为中密度聚集区，使种群聚集格局的完整性大大提升；在黄柏塬保护区西南部有11600hm2的低密度聚集区也演替为中密度聚集区，为中密度聚集区增长最大的区域；2000年以来种群中密度聚居区共增长19147．2hm2，呈明显的聚集趋势。
4讨论
4．1种群分布区和聚集度对扩散格局研究的适宜性本研究通过种群分布区和聚集度揭示了秦岭大熊猫的扩散区域和扩散方向，因此基于本方法可进行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的研究。种群分布区及变化是了解种群扩散格局最直观的信息，根据新分布区的变化可以确定扩散区域。本研究基于大熊猫的家域特征划定种群分布区，使种群分布区和扩散格局的确定既有理论依据，又具可操作性。已有研究大多用种群密度或数量来反映种群多度在空间上的分布，由于动物种群调查从方法到数量统计一直存在许多技术和理论方面的局限，特别是大型动物一般都在粪堆、痕迹等基础上进行数量估计，其准确性长期受到质疑［2728］。大熊猫具有聚集的特性，根据全国三、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聚集度高的区域种群数量也较高，用聚集度反映种群多度的空间变化，没有数据估算和推断过程，回避了间接数据向绝对数量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助于提高扩散格局的准确性。同时，聚集度还反映了大熊猫对不同质量栖息地的利用程度，可作为栖息地质量和恢复评估的重要指标。
4．2基于物种生物学特性探索大型动物扩散格局的研究方法大型动物的体型、栖息地需求、种群规模均不同于小型动物，必须探索新的方法和参数来研究其扩散格局。本研究根据大熊猫具有家域和聚集的生物学特性，通过GiS技术和景观分析方法确定了扩散的区域和多度的空间变化，揭示了种群扩散格局。不同物种习性不同，其研究方法和参数也有所差异。本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大熊猫的生物学习性，该方法适合与其习性相近的物种，如黑熊（Selenarctosthibetanus）［29］、林麝（moschusberezovskii）［30］。羚牛（Budorcastaxicolor）尽管有聚集的特性、但独居的特点不显著，虎（pantheratigris）、豹（pantherapardus）等食肉动物尽管有独居和领域行为、但没有聚集的特性，均不适合该方法。因此，应充分总结各大型动物的研究成果，立足于通过种群格局变化分析扩散格局的原则，根据其生物学特性探索合适、可行的扩散格局研究方法和参数。例如对食肉动物除通过家域确定其分布区变化外，还可以从家域的重叠程度分析种群多度的空间变化。
4．3监测数据可成为研究大型动物扩散格局的重要途径我国对种群扩散的研究相对滞后，尤其缺乏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研究的方法和案例，制约我国扩散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和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成效。随着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创新和技术手段的引入为开展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研究创造了机遇，俞孔坚［17］和本研究表明在对种群生物学特性研究基础上，通过GiS技术和景观分析方法不仅可以更直观地揭示扩散格局，还使扩散格局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本研究还从种群扩散的角度凸显了监测工作对物种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性，尽管本研究基于间隔12年的数据开展研究，但各保护区可基于本研究方法、结合常规监测数据分析出各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适时的种群扩散格局。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和保护能力建设，大多保护区、湿地公园相继启动了物种和自然资源常态化的监测工作，长期的监测工作及数据积累为开展大型动物扩散格局研究创造了难得的机遇。185期龚明昊等：秦岭大熊猫种群扩散格局及研究方法
4．4扩散格局研究切合当前大熊猫保护的需求大熊猫是密度制约物种［17］，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势必加大社群压力，须通过扩散来降低种群密度；人为干扰造成栖息地破碎化和质量下降，环境容纳量不足也迫使大熊猫通过扩散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表明我国大熊猫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种群扩散现象明显，尤以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山系显著［21］；近年不断出现大熊猫下山、进村、进镇的报道也说明扩散逐渐成为大熊猫常态化的生存对策。通过研究扩散格局探索种群扩散机制，了解各山系大熊猫的扩散趋势和扩散状态下的保护需求，对提高其种群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应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大熊猫保护最重要的基础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BauerS，HoyeBJ．migratoryanimalscouplebiodiversityandecosystemfunctioningworldwide．Science，2014，344（6179）：5460．
［2］ClobertJ，Baguettem，BentontG，BullockJm．Dispersalecologyandevolu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
［3］mcKinnonL，Smithpa，nole，martinJL，DoyleFi，abrahamKF，GilchristHG，morrisonRiG，BêtyJ．Lowerpredationriskformigratorybirdsathighlatitudes．Science，2010，327（5963）：326327．
［4］Hanskii．populationdynamicconsequencesofdispersalinlocalpopulationsandinmetapopulations／／ClobertJ，Danchine，Dhondtaa，nicholsJD，eds．Dispersal．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283298．［5］BullockJm，KenwardRe，HailsRS．Dispersalecology／／the42thSymposiumoftheBritishecologicalSociety．oxford：BlackwellScienceLtd，2002．
［6］肖治术，张知彬．扩散生态学及其意义．生态学杂志，2004，23（6）：107110．
［7］nathanR．Seekingthesecretsofdispersal．trendsinecology＆evolution，2003，18（6）：275276．［8］杨月伟，刘季科，刘震．东方田鼠种群扩散及活动对外部因子的反应格局．生态学报，2005，25（6）：15231528．
［9］李国宏，高瑞桐，michaeltS，孔令才．光肩星天牛种群扩散规律的研究．林业科学研究，2010，23（5）：678684．
［10］FreemanGH．amodelrelatingnumbersofdispersinginsectstodistanceandtime．Journalofappliedecology，1997，14（2）：477487．
［11］LynnLL．Factorsinfluencingdispersalintheblackbear／／ChepkoSadeBD，HalpinZt，eds．mammalianDispersalpatter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
［12］KojolaL，aspiJ，Hakalaa，HeikkinenS，ilmoniC，RonkainenS．DispersalinanexpandingwolfpopulationinFinland．Journalofmammalogy，2006，87（2）：281286．
［13］pebsworthpa，morganHR，Huffmanma．evaluatinghomerangetechniques：useof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collardatafromchacmababoons．primates，2012，53（4）：345355，doi：10．1007／s1032901203075．
［14］Geseem，mechLD．Dispersalofwolves（CanisLupus）innortheasternminnesota，1969—1989．CanadianJournalofZoology，1991，69：29462955．
［15］Broquett，petiteJ．molecularestimationofdispersalforecologyandpopulationgenetics．annualReviewofecology，evolution，andSystematics，2009，40：193216．
［16］HamptonJo，SpencerpBS，alpersDL，twiggLe，woolnoughap，DoustJ，Higgst，pluskeJ．moleculartechniques，wildlifemanagementandtheimportanceofgeneticpopulationstructureanddispersal：acasestudywithferalpigs．Journalofappliedecology，2004，41（4）：735743．
［17］俞孔坚．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学报，1999，19（1）：815．
［18］刘阳，张正旺．鸟类的扩散行为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08，28（4）：13541365．
［19］葛宝明，官天培，谌利民，马文虎，宋延龄．GpS项圈系统在野生动物管理与监测中的应用．四川动物，2012，31（2）311316．
［20］国家林业局．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1］国家林业局．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报告（已公布，未出版）．2015．
［22］GongmH，YangZ，Yangw，SongYL．Giantpandahabitatnetworksandconservation：isthisspeciesadequatelyprotected？．wildlifeResearch，2010，37（6）：531538．
［23］胡锦矗．大熊猫研究［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24］孙承骞，张哲邻，金学林．秦岭大熊猫局域种群的划分及数量分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4（增刊）：163167．［25］潘文石，高郑生，吕植．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6］张晋东，HullV，欧阳志云．家域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13，33（11）：32693279．
［27］唐继荣，徐宏发，徐正强．鹿类动物数量调查方法探讨．兽类学报，2001，21（3）：221230．
［28］HarrisRB．insightsintopopulationdynamicsofgiantpandasgainedfromstudiesinnorthamerica．actaZoologicaSinica，2004，50（4）：662668．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森林可燃物；动态特征；类型；含水率；载量；分布特征；森林火灾；林火管理
中图分类号：S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5-0040-04
引言
森林火灾是一种世界性的自然灾害，具有随机性、突发性、灾难性。森林可燃物是森林燃烧的基础，是火灾传播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林火行为的重要因子［1］，具有地域性、区域性，其动态特征是林火早期预警的基础。可燃物积累速率、结构随着时间而变化，会导致火频度、火灾类型和火强度发生改变。当前大部分可燃物动力学研究仅限于森林生态系统中细小死可燃物的变化研究。而森林可燃物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其水平分布、垂直分布具有动态的特征。因此，对森林可燃物异质性的描述十分困难，常将复杂的森林可燃物处理成同质的，这往往会导致林火预测预报的误差［2］。
研究森林可燃物的动态特征，能够归纳出森林火灾特别是重大森林火灾的形成、蔓延的物质能量基础特征，从而提出科学的预警与监控措施，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综合调控，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研究森林可燃物的动态特征有助于确定任一时期可燃物的现存量和稳定状态时可燃物的最大积累量，有助于研究林火对森林生态系统物质转化和能量循环的干扰，有助于研究火灾中可燃物的消耗，更好地评估火灾损失和火灾影响。2研究内容、方法
可燃物的动态特征包括可燃物的种类或类型、含水率、载量以及分布特征（水平连续性、垂直分布）等，是估计林火行为的主要参数。及时掌握森林可燃物的动态变化特征，能更好地预防、监测和扑救森林火灾，对林火管理、火干扰与生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2.1可燃物的种类或类型
可燃物种类或类型不同，着火的难易程度不一样，蔓延、熄灭等火行为不同，发生火灾后的林火种类和损失也不一样。可燃物的种类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应结合季节的变化特别是防火期（防火紧要期）和非防火期的更替来对可燃物种类进行划分，并采取长期定位跟踪调查，从而得到可燃物的种类属性特征。现在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技术，对aSteR影像进行分类，从而探测可燃物类型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变化［3］，图像特征法的分类技术，如提取水曲柳、胡桃楸、蒙古栎和落叶松人工林下可燃物的特征，将林下的可燃物进行区分［4］。也有用高空间分辨率Quickbird图像、监督分类法中的最大似然法以及遥感图像对可燃物类型进行划分，如塔河林业局森林可燃物类型的划分［5，6］。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省级区域，如将辽宁全省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大区的典型可燃物种类［7］，黑龙江省森林可燃物的分类［8］，湖北省6大生态区不同类型森林可燃物的划分［9］，北京市可燃物的分类［10］。更大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这些研究能够为更深入地研究相应类型可燃物的潜在火行为提供基础。
林火管理中可燃物的处理对可燃物的种类或类型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进行可燃物的移除管理，主要是处理粗大可燃物，但留下的细小可燃物会增加可燃物的连续性，形成梯状可燃物，从而引发树冠火［11］。可燃物种类的改变会相应地改变火险状况甚至火行为，如入侵的灌木会增加可燃物的高度和密度，增强火强度，加剧火烈度，入侵的草本可燃物在干燥的天气里会增加火险［12］。在林火管理的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可燃物的处理，降低森林火险，提高森林抵御火灾的能力。
2.2可燃物的含水率林业调查规划第37卷第5期王秋华，等：森林可燃物的动态特征研究综述
可燃物含水率是森林火险预报中的主要指标之一，是评价林火发生危险程度的最直接指标。不同可燃物的含水率不同，变化也不一样。含水率是影响地中海式森林燃烧性的最主要因素［13］。含水率的研究集中于细小可燃物的含水率，它决定了森林燃烧的难易程度，主要用模型进行研究［14］；地表可燃物的研究，它与林火行为密切相关，与环境因子关系密切，如大兴安岭呼中林区的地表死可燃物含水率的环境梯度研究表明，坡位与海拔二者综合作用表达了该地区森林地表死可燃物含水量的空间生态梯度［15］；福建省南平市杉木人工幼林地表可燃物含水率对主要火环境因子有着明显的响应机制［16］，并且杉木人工林内地表易燃物的含水率与林内气象因子及地表可燃负荷量存在一定的关系［17］。
研究方法主要有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影响分析，如对内蒙古乌素图林区可燃物含水率的估算［18］，气候变化相关模型法研究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可燃物干燥状况的变化及对林火的影响［19］，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可燃物含水率模型能够预测1961～2100年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城市桉树林可燃物含水率的动态变化影响［20］。
当然，也有含水率变化规律的初步研究。如长白山区常见树种鲜枝叶含水率的变化规律［9］，祁连山林区寺大隆林场的可燃物含水率变化规律［21］，吉林省23种主要森林可燃物点燃含水率和失水特性规律［22］以及16个北美针叶林的叶含水率的变化［23］。这些结果有利于管理者利用火行为和可燃物管理软件，如neXUS等，对可燃物进行规划、管理。
2.3可燃物的载量
可燃物的载量决定了森林火灾的大小，它的动态分布对预防森林火灾有重要意义。相对成熟的林型载量在一定时间后会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由于气候、生物等因素也会发生变化。火烧强度与有效可燃物载量关系密切，如果最近火烧超出了历史火烧间隔期，就会引起过多的可燃物积累，容易发生高强度火烧。森林可燃物本身是林分生态过程（生长、凋落等）的产物，因此载量的研究方法有中间特征驱动林分动态模型［24］，遥感图像估测法［25］，也有直接估测，或者用标准地机械布点法、样线截面法、模型推测法、照片推测法以及圆盘地面调查法等［26］，以及利用DCCa排序法等。
可燃物的载量与林分因子之间关系密切，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杉木林［27］，马尾松林［28］，落叶松林和白桦林［29］，红松林［30］，以及南方林区的杉、檫混交林［31］。
载量的估测对林火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决定火行为的一个重要因子。现有不少载量估测模型，如南方杉木人工林可燃物负荷量预测模型［32］。载量估测模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Bp神经网络方法和多元回归方法［33］，以像元为单位进行估测法［34］。相关的数学模型，如利用林分因子来推算不同种类可燃物的载量［35］，岭估计的方法［36］等。
载量的研究特别要重视地表死可燃物，因为它是引起森林火灾的重要原因，对预防火灾和可燃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地表死可燃物载量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时滞分类法［37］，模型估测法［38］，定量法［39］等，这些都能够很好地评估地表死可燃物状况，量化火灾风险性。
随着可燃物载量研究的不断深入，可燃物载量的测定、估测方法会不断创新，从定性到定量，从静态到动态，从人工凋查向遥感估测的方向深入发展。
2.4可燃物的分布特征
可燃物是森林火灾的载体，其数量、类型、疏密度、分布和配置，对火灾的发展、控制和扑救以及安全用火，均有明显影响。特别是针叶林下的可燃物，更易引起火灾，一旦发生火灾后难以扑救。可燃物的分布特征包括水平连续性、垂直分布等。现有研究主要是中小尺度通过地面调查的研究，如林芝地区的可燃物分布规律［13］，北京十三陵林场可燃物的结构特征、载量特征和可燃物的分布特征［40］，陕西人工针叶林可燃物类型及其分布状况［41］，杉木人工林的可燃物负荷量空间分布规律［42］等。这些研究结果能够得出该林区火灾发生的主要特点，可以更好地评估火灾危险性，从而对当地的林火管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结论及展望
由于森林火灾受环境因素、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甚至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有必要将可燃物管理纳入林火管理计划和决策中。目前国内森林可燃物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北方林区，南方林区特别是西南林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可能是南方林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森林类型和多样的林权制度。随着林业产业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和林业管理政策的不断变化，主要林区林火动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对林火动态及可燃物动态变化的研究还不能满足林火管理的需要［2］，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更准确地掌握林火发生规律，不断合理地调整林火管理政策，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需要对多种可燃物载量研究方法比较分析，通过地面调查与遥感估测研究相结合，不断提高估测的准确度。利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结合火灾历史资料、气象数据和地理数据对可燃物的动态特征进行研究是森林火灾特别是重、特大森林火灾研究的基础，也是以后研究的热点。结合国家森林火险等级区划，国家森林火险等级系统的可燃物动态监测，运用多种方法对区域、流域或省级区域开展大、中尺度的多因素森林可燃物模型研究，建立固定样地，进行长期动态跟踪、监测和研究，获取长期的可燃物动态数据，把握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森林可燃物动态特征，从而及时掌握森林可燃物能量的变化，更好地实现森林火灾的科学预防与扑救。
参考文献：
［1］林其钊，舒立福.林火概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142-148.
［2］田晓瑞，刘斌.林火动态研究与林火管理［J］.世界林业研究，2011，24（1）：46-50.
［3］陈芸芝，陈崇成.漳平市森林可燃物类型变化遥感动态监测［J］.地球信息科学，2008，10（6）：792-797.
［4］金森，王亮.4种人工林下可燃物的计算机图像分类［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3，31（5）：1-3.
［5］刘一，金森.用Quickbird图像划分可燃物类型［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9，37（1）：58-59.
［6］胡海清，张拮.基于遥感的塔河林业局森林可燃物类型划分［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7，35（7）：20-21，26.
［7］马春林.辽宁省主要林型及地被可燃物种类组成的研究［J］.森林防火，2005（2）：31-32.
［8］覃先林，易浩若.基于moDiS数据的森林可燃物分类方法—以黑龙江省为实验区［J］.遥感技术与应用，2004，19（4）：236-239.
［9］张家来，曾祥福.湖北主要森林可燃物类型及潜在火行为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2，21（6）：550-554.
［10］田晓瑞，戴兴安.北京市森林可燃物分类研究［J］.林业科学，2006，42（11）：76-80.
［11］CLarrymason，BruceRLippke，etal，investmentsinFuelRemovalstoavoidForestFiresResultinSubstantialBenefit［J］.JournalofForestry，2006，104（1）：27-31.
［12］alisonCDibble，CatherineaRees.DoestheLackofReferenceecosystemsLimitourScience？aCaseStudyinnonnnativeinvasiveplantsasforestfuels［J］.JournalofForestry，2005，103（7）：329-338.
［13］apDimitrakopoulos，KyriakosKpapaioannou.FlammabilityassessmentofmediterraneanForestFuels［J］.Firetechnology，2001，37（2）：143-152.
［14］matthewsS，mcCaw，wL，etal，testingaprocess-basedfinefuelmoisturemodelintwoforesttypes［J］.CanadianJournalofForestResearch，2007，37（1）：23-35.
［15］王文娟，常禹.大兴安岭呼中林区地表死可燃物含水量及其环境梯度分析［J］.生态系杂志，2009，28（2）：209-215.
［16］张思玉，蔡金榜.杉木幼林地表可燃物含水率对主要火环境因子的响应模型［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6，23（4）：439-444.
［17］张国防，林.杉木人工林地表易燃物含水率变化规律［J］.福建林学院学报，2000，20（1）：76-78.
［18］赵俊卉，郭广猛.用moDiS数据预估森林可燃物湿度的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28（6）：148-150.
［19］赵凤君，舒立福.气候变暖背景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可燃物干燥状况的变化［J］.生态学报，2009，29（4）：1914-1920.
［20］S.matthewsK，nguyen，J.L.mcGregor.modellingfuelmoistureunderclimatechange［J］.internationalJournalofClimateChangeStrategiesandmanagement，2011，3（1）：6-15.
［21］罗永忠，车克钧.祁连山林区森林可燃物含水率变化规律研究［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5，40（2）：239-244.
［22］沈垭琢.杨雨春.吉林省主要森林可燃物点燃含水率及其失水特性［J］.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1（6）：559-562.
［23］ChristopherRKeyes.RoleofFoliarmoistureContentintheSilviculturalmanagementofForestFuels［J］.westernJournalofappliedForestry，2006，21（4）：228-231.
［24］DeemingJe，LancasterJw，Fosbergma，etal，thenationalfiredangerratingsystem［R］.DepartmentofagricultureForestService，1972：184.
［25］金森.遥感估测森林可燃物载量的研究进展［J］.林业科学，2006，42（12）：63-67.
［26］杨光，黄乔.森林可燃物负荷量测定方法研究［J］.森林防火，2011（2）：19-23.
［27］张国防，欧文琳.杉木人工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动态模型的研究［J］.福建林学院学报，2000，20（2）：97-100.
［28］周宇峰，周国模.木荷林分可燃物载量空间分布的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30（6）：99-106.
［29］胡海清，王强.利用林分因子估测森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5，33（6）：17-18.
［30］吴志伟，贺红士，刘晓梅，等.丰林保护区地表森林死可燃物载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1，39（3）：52-55.
［31］张国防，陈志平.杉檫混交林地表可燃物载量动态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4，26（2）：178-180.
［32］邓湘雯，聂绍元.南方杉木人工林可燃物负荷量预测模型的研究［J］.湖南林业科技，2002，29（1）：24-27.
［33］何长虹，黄全义.基于Bp神经网络的森林可燃物负荷量估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51（2）：230-233.
［34］王强，金森.利用RS和林分因子估测帽儿山林场森林可燃物负荷量［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8，36（9）：35-37.
［35］胡海清.利用林分特征因子预测森林地被可燃物载量的研究［J］.林业科学，2005，41（5）：96-100.
［36］胡海清，魏云敏.利用tm遥感影像和林分因子估测森林可燃物载量［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7，35（6）：18-20.
［37］陈宏伟，常禹.大兴安岭呼中林区森林死可燃物载量及其影响因子［J］.生态学杂志，2008，27（1）：50-55.
［38］郭利峰，牛树奎.北京八达岭人工油松林地表枯死可燃物负荷量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07（5）：53-58.
［39］thomasJBrandeis，Christopherwwoodall.assessmentofForestFuelLoadingsinpuertoRicoandtheUSVirginislands［J］.ambio，2008，37（7/8）：557-562.
［40］郭富伟，王立明.十三陵林场森林可燃物分布特征与防灭火对策研究［J］.森林防火，2008（4）：9-12.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7
1.在知识传授中渗透
脱离物理知识对中学生大讲研究方法，犹如建设空中楼阁，埋头讲物理知识而不注意方法教育，则犹如给学生一堆砖瓦。故物理研究方法教育要以知识传授为载体。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素材，抓住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结合点，在知识的传递中渗透物理研究方法教育。
物理研究方法的教育应该体现在具体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中，只有把认知过程充分而合理地展示出来，学生才能看到科学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从而学到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注意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形成过程，按照学生的认知过程，合理的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案。如力是一个很抽象的量，如何测量力呢让学生观察手拉弹簧时，弹簧长度的变化，并回答原因是力作用的直接效果，且弹簧的长度变化是可以直接观察，直接测量的。通过思考，点播，启发，得出可以用弹簧长度的变化来量度力的大小。弹簧测力计隐含一个间接测量原理，把那些不便直接观察，不便直接测量的量转化成可直接观察，可直接量度的量去间接表现。转化也是一种等效，如把熔化过程转化为图像。此外，在总电阻，平均速度等概念的提出及长度的特殊测量等都应用了等效代替法。等效代替法也可以是其他相同效果上的替代。等效代替法的关键是不改变效果。
在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创设教学活动情境，激发学生探究热情，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学习知识，在探究活动中掌握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时，先让学生思考：你能用什么事例证明给大家看滑动摩擦力是否存在再引导学生猜想：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然而教师将大部分同学的看法进行归纳：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压力的大小，接触面积，物体的运动速度有关。这时教师再提出：你能用什么方法来证实你的“猜想”或是“经验”是正确的呢如果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变化了，你如何确定是哪个或哪些因素引起的呢于是“控制变量法”将一显身手。学生在合理地选择了研究方法后下面的学习和探究过程就能顺利进行了。在这个教学环节中，应该说前期的创设情景引导学生选择探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像这种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契机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是很多的，如果教师能有效地挖掘教材，不仅能顺利完成物理知识的教学任务，更有利于学生对的物理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在讲解物理学史中渗透
物理发展学史既是记录成果的历史，也是记录研究方法，学习方法的历史。著名科学家对自己方法论的评价，远比科学成果的评价高得多。科学家在科学发现的创造性劳动中所采用对比，类比，等效等物理研究方法的各种事例，应结合教材内容介绍给学生。我们对科学家的介绍应该突出科学家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在必要时结合重要的物理史料用模拟科学认识过程的方法进行物理教学，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一个有效途径。模拟科学认识过程的方法，就是让学生遵循前人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思路来学习，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具体地讲就是善于把学生推到若干年前，让他们从当时的科学背景出发去重温科学家们在什么问题上，什么环节中，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和思路做出了科学发明和发现，从而把这些关键的步骤联系起来。
3.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渗透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除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仪器的构造，原理和使用，能正确使用仪器进行观察，测量和读数外，更应该重视有关实验的一般原理和实验研究方法教育。例如“用温度计测温度”的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下述方法论的教育：一是平衡原理。温度计与被测物体达到热平衡，温度计的液柱不再变化时的示数即是被测液体温度；二是转化原理。把被测液体的温度的高低转化为温度计内液柱的高低，是看不见向看得见的转化；三是放大原理。温度计内径做得很小，以便观察的现象明显，能表现出温度微小的差别；玻璃做成圆弧状相当于凸透镜也起放大作用等。
4.在习题教学中渗透
科学方法教育既需要潜移默化的熏陶，也需要有目的的训练。教师生动精辟的讲述，学生对知识只能达到理解的水平，要达到运用的水平，就非要经过学生本人参与分折，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不可，就像学游泳必须下水一样。训练一定要与具体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具体运用中掌握研究方法，使之达到自动化，技巧化程度。因此，教师要站在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去创设情景，认真研究题型，分析归类，精选典型例题和习题，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具体的物理问题，使学生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如在课堂上用控制变量法研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压力，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后，可在教材内容之外延展，设计“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速度或接触面积大小是否有关”的习题，让学生巩固对控制变量法的理解，并进一步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8
一、证据调查学的缘起。证据调查学是研究证据调查方法、规则和规律的学科。由于证据调查普遍地存在于各种司法活动和执行活动之中，所以证据调查学是一门应用范围广的综合性学科。它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它不仅适用于侦查人员的工作，也适用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及其他执法人员的工作。然而，由于我国具有“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而且多从侦查破案的角度加以研究。至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和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问题则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以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对象为基础。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证据调查的方法。
证据调查学是在总结证据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体系，因此研究证据调查方法必须从证据调查的实践经验出发。证据调查活动存在于一切案件的诉讼过程之中。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还是行政诉讼案件，都离不开证据调查活动。而且，证据调查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要进行证据调查，审判人员、公诉人员和律师也要进行证据调查。此外，公证、仲裁、内保、纪检、监察、海关、工商、税务等人员在其相关的工作中也要进行证据调查。虽然不同案件中的证据调查方式和重点有所不同，虽然不同主体的证据调查活动各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们在基本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或内在的统一性使它们共同组成了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证据调查学既要研究各种证据调查活动的一般方法，也要研究各类案件中证据调查活动和各类主体证据调查活动的特殊方法，（2）证据调查的规则。
证据调查是司法活动或执法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以实现有关法律任务为目的的，其行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证据调查学要研究这些法律规定。而这些法律规定也就是证据调查必须遵守的规则。作为证据调查学研究对象的法律规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关程序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中有关证据调查的规定；二是有关主体的法律规定，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中有关职业行为规范的内容；三是有关各种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规定，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中有关调查取证的内容。此外，每一种具体的证据调查措施或方法也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则，如询问证人的规则、现场勘查的规则、物证鉴定的规则等，这些也是证据调查学必须研究的内容。（3）证据调查的规律。
证据调查学必须在全面总结证据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这种调查活动的规律。证据调查的规律也具有多层次性，既包括一般认识方法和思维活动的规律，也包括具体调查措施的运作规律，还包括各种调查活动的特有规律等。准确地揭示证据调查活动的各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正是证据调查学的根本任务。
三、证据调查学的体系。一门学科的内容是由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我认为证据调查学的内容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证据调查原理，包括证据调查的概念、方法和原则；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的性质和种类；证明的对象和程度；证据调查的思维方法等。（2）证据调查步骤，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途径和基本步骤；如何分析已知本证和反证的内容及可信度；如何确定待查问题并提出假设性推论；如何收集新证据；如何评断和使用证据等。（3）证据调查方法，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原则；
人证调查方法；物证调查方法；书证调查方法；视听证据调查方法；科学鉴定方法等。（4）证据调查实务，包括证据调查的技能和策略；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物流学学科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
1引言
物流学是一门综合学科，物流产业是一个新兴聚合型产业，它的理论与实践必然在
二种设计方法：
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中设立一个二级学科——物流管理工程，该二级学科下可设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等多个研究方向。将物流经济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下产业经济学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设计方法可鼓励多学科共同研究物流问题。物流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这种意见见表2。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物流管理工程
物流管理
物流工程
供应链管理
物流系统分析
等等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物流经济
等等
在上面两种设计方法中，物流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都是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三个子学科，有必要对这三个子学科作一分析。
3.1物流管理
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为：“高效、低成本地将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等由始发地向消费地进行储存和流动，并对与之相关的信息流进行规划、实施和控制，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西方物流（logistics）理论强调物流学科研究的重点就是对物流系统的管理。在我国，物流管理学科应该作为国内物流学的重点子学科进行研究。
物流活动是由物流组织来完成的，而“管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企业的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物流业务的具体运作、物流过程的控制、物流效益的考核与评估等都是管理，需要管理理论的指导。物流与许多的管理学专业有关，如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但物流管理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范围。
(1)物流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
物流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同现代生产经营、科技、经济、社会等发展相适应的物流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工具。
(2)物流管理学科的内涵
物流管理研究的对象是物流系统,它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物质资料(物品)的运动构成。物流管理研究的核心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品实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它包括物品运动的时间及时性、路径合理性、速度的经济性以及物品运动过程中的停滞和相关形质变化的必要性等。物流管理学科是研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运用现代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来分析处理物流活动,设计建立物流系统,以及对物流问题进行决策的科学。因此,物流管理学科必须以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为基础，以网络化的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
(3)物流管理学科的目标
物流管理学科的目标概述为：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方法与科技成就，阐明和揭示物流管理活动的规律，发展物流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提高物流过程的运作效率。该学科作为一个专业，培养具备坚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方法、管理数学及计算机应用等基础理论；掌握物流系统分析、物流管理方法等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物流计划、预测、决策、经营、管理等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4)物流管理学科的特点
物流管理学科具有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特点，将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物流管理实践领域，通过分析宏观和微观物流发展的规律，研究发展适合宏观管理和企业管理特点的新的物流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
(5)物流管理学科研究的意义
物流管理实际是对物流活动的管理,通过这一管理使物品得以合理配置和运动,但是,“物流”或“物流系统”作为概念所反映的物质实体是“物”而不是“人”。物品是企业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它的运动不仅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而且还由于它的运动,使社会经济主体之间形成供应链。科学地进行物流管理,不仅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还可消除或缓解经济主体之间联结点上的矛盾。
3.2物流工程
“物流工程”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学科。大型的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一般都是高度自动化的物流设施，建设前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分析和工程设计，建成后需要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和管理；物流的载体——运输车辆、自动立体仓库、装卸搬运设施的建设等，也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物流系统分析、设计、实施都涉及大量的工程和技术，因此“物流工程”涉及到工学的许多学科方向，如机械、建筑、电子、信息、材料、交通运输等等。
在众多的理论研究中，“物流工程”有多种含义（见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认为，“从工程角度研究物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流工程，国家也是把物流工程划在了工学学科门类下。
(1)物流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
物流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多目标决策的、复杂的动态物流系统，主要从工程角度研究上述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2)物流工程学科的内涵
物流工程学科主要是对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与管理的全过程进行研究。设施设计是工程的灵魂，规划设计是物流系统优劣的先决条件。物流工程为物流系统提供了软件和硬件平台。一个良好的物流系统不能仅留在规划阶段，需要通过具体的工程建设来实现，物流工程的实施过程就是完成整个系统的硬件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等过程，同时也需要规划软件的功能。在进行物流系统分析、设计和实现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其经济性指标，又要考虑技术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因此，物流工程学科主要是以工学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它既是技术学科，也有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渗透。
(3)物流工程学科的目标
物流工程学科的目标概述为：运用工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根据物流系统的基本要求，对复杂物流系统进行分析、设计和实施，以提高物流技术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4)物流工程学科的特点
物流工程学科具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的特征。物流工程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要运用自然科学中常用的科学逻辑推理和逻辑计算，同时，也常采用对系统进行模型化、仿真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常采用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5)物流工程学科的意义
物流工程学科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培养一批具有工科背景的物流人才。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大批掌握物流工程同时掌握管理方面坚实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物流工程理论、系统规划设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具备独立从事大型物流工程项目规划、实施、管理等工作能力的专门技术人才。
3.3物流经济
物流学科研究大量的物流资源优化配置、物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宏观物流产业的发展与增长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经济学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在物流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日本行政管理厅统计审议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的流通是与商品的物理性流动相关联的经济活动，包括物资流通和情报流通。物资流通由运输、保管、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以及运输基础设施活动组成。”日本的物流定义中强调了物流是一种经济活动，物流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科的角度，研究物流经济问题
无疑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物流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
物流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流产业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
(2)物流经济学科的内涵
物流经济学科应以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
(3)物流经济学科的目标
物流经济学科的研究目标为：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及其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对物流业发展提出决策建议，成为有关决策部门和企业的思想库和参谋部；加强物流经济理论体系建设并与国际物流经济学科接轨。
(4)物流经济学科的特点
物流经济学科同样具备多学科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的特征。相关学科有运输经济、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经济、信息经济和会计学等。该学科的特点就是要紧密结合物流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宏观和微观的物流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5)物流经济学科研究的意义
物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物流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同时对实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物流还以本身的宏观效益支持国民经济的运行，改善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结构，促使其优化。特定条件下，物流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一个新的物流产业可以有效改善我国产业结构。因此物流经济学科的研究必将促使国民经济向更加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4.对物流学学科体系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的相关建议
社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物流人才的培养应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物流学学科的设置应立足于培养复合型物流人才。按照这一思路,对物流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提出如下几点相关建议:
(1)保留现有某些按物流环节设置的物流类专业。这类专业有交通运输、油气储运工程、包装工程等,它们既是按物流环节设置的专业,也分属不同的行业。这些专业都有他的特定的领域适用性，不一定要全盘改造成为物流工程专业。
(2)尽快构建和完善物流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明确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等学科专业的内涵。
(3)加强高校、学术团体、企业之间的交流，对物流学学科体系问题进行不断的探讨，逐渐深化，求同存异，在适当的时候向国家提出调整学科专业目录的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1]丁俊发，现代物流与中国经济发展，首届中国物流学会年会，2002，r
[2]何明珂，物流系统论，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m
[3]宋伟刚，物流工程及其应用，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3，m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教育研究；定量；定性；结合
一、概念界定
1.定量研究。所谓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量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1]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定量研究侧重于对事物进行量的分析，通过对数字的描述、分析来研究事物，揭示事物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2.定性分析。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于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2]定性研究侧重对事物进行质的研究，是通过解决事物“是什么”、“为什么”等性质方面的问题，对教育问题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描述，来揭示事物的特征。
二、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比较
1.哲学理论基础不同。定量研究源于经验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孤立的实体，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但是主体可以通过对一套工具的操作来获得对客体的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定量研究占主导的时期，实验教育学运动使得定量研究成为研究教育研究的主要手段。定性研究则源于象征和现象学的解释主义方法论。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并不是两个截然分离的实体，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主体在和客体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
2.研究操作过程的不同。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得出结论。[3]定量研究遵循的是以演绎为主的假设，先提出研究假设，这个假设基本上确定了研究的方向，研究过程是从上到下逐步演绎的过程。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问题、陈述研究目的、选择研究对象、了解研究对象的背景资料、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深入调查、搜集资料、统计、分析资料、形成结论。[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定性研究是从特殊的情景当中总结归纳出结论，遵循的是从下往上归纳建构的过程。
3.资料搜集方式不同。定量研究中所搜集的资料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通过专门的测量和数学分析得来的，一般是通过数据或者图表图形等形式给表现出来，因此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定量研究中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有：调查法、实验法、问卷法、测验法和统计法等等。从这种资料搜集过程中可以看出，定量研究是通过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量化，采用数据的形式来验证之前的假设，从而揭示客观事实。定性研究中所搜集的资料一般是描述性的资料，在自然场合下的来的资料，通常我们是以文字或者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定性研究中搜集资料的的主要方法有：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行动研究法以及个案研究法。从搜集资料的方法上看出，定性研究一般是通过归纳研究者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转化，形成理论。
三、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优缺点分析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表现在：（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4）验证性。定量研究往往是在有目的控制某些条件下，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因此，就有可能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某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把研究对象看作客观事物，要求研究者不能带有主观情感，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比较容易实行，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人是主体，研究者的主观情感不能完全的排除在外，因此容易对研究的结果造成影响。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表现在：（1）真实性和全面性。定性研究法的实质在于要求研究人员深入到研究现场，作为现场情境中的一个成员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工作，在他们自然生活情境中，全面描述现场情境；（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由于定性研究是在生活当中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带有很强的主观体验，研究者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联系
1.事物的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只有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起质变。因此，定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定性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2.两种研究方法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从不同的方面，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的研究。“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框架，而定量研究又为进一步的定性研究创造条件”[5]。
五、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的理论基础。教育研究要想全面准确、系统深刻地揭示、掌握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必须要结合起来。其次，系统科学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系统科学理论要求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对教育教学过程既要进行质的研究，又要进行量的研究，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互补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具有互补性，“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相互之间有很多相辅相成之处”[6]。二者的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可以相互弥补，教育研究中将二者的结合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提供帮助和支持。
3.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新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广泛应用，在其方法论基础上源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地整合。随着软件系统的开发，SaS和SpSS等软件包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整合有了新的进展。[7]
【参考文献】
[1]杨丽珠.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李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1996（06）.
[4]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与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
[5]沈剑平，瞿堡奎.教育研究范式简论[J].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