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为学理论篇1
论文关键词：校园空间；环境行为理论；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相互渗透论
0引言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行为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已逐渐应用到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中。作为环境行为学基础理论的环境行为理论成为许多建筑及规划设计的指导理论，在柳州高级中学的校园设计中，环境行为理论得到大量应用，设计人员综合考虑校园内各类空间环境的要素，从师生的生理、心理需求及行为模式出发，结合学校的文脉与文化性，注重“和谐自然”的意境，同时兼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造出具有独特气质的校园空间。
1环境行为理论的基本理念
环境行为学是研究人与周围各种尺度的物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着眼于物质环境系统与人的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对环境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方面研究，其基本目的是探求决定物质环境性质的要素，并弄清其对生活品质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环境政策、规划设计教育等手段，将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品质的改善中。环境行为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理论，追求的是环境与行为的辩证统一。
环境行为理论是环境行为学的基础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环境决定论，2)相互作用论，3)相互渗透论。环境决定论是指环境决定人的行为，外在的因素决定反应的形式，即建筑应与周围环境相统一，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相互作用论是指环境和人被独立地客观地定义，相互之间互相作用，其行为的结果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不仅能消极的适应环境，也能利用环境提供的要素，改变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相互渗透论是指人们通过修正和调整物质环境，改变与我们交往的人们，从而改变社会环境。与相互作用论不同的是相互渗透论不是用二元论的观点考察人与环境，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统一。
2环境行为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1环境决定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1．1‘和谐自然”的总体规划新柳高的基地位于柳江边上，离蜡烛山不远，有山有水的地理环境及柳州高中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得新校区具有“集自然山水之秀，汇人文气质之灵”的独特气质。在新校园规划中，采用“化零为整”的手段，利用中国传统园林的借景及对景的手法，不拘小节，达成一种建筑与山水无限融合的理想夙愿。通过分析基地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建筑的主轴线与柳江平行，次轴线则将蜡烛山、基地与柳江联系起来。见图1．
利用圆弧的向心性，在用圆弧走廊将各个分散的教学楼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功能建筑沿轴线有序展开，即规整又不失活泼。同时教学楼之间的连廊形成一个个相框，移步换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深得中国传统园林的借景及对景的手法的精髓。见图2．
2．1．2简约的建筑设计手法 在建筑形式的处理上，源自于广西的秀美山水赋予的灵感，建筑风格不再是旧有的简单呆板，力求新颖活泼，建筑设计与新区的环境相适应，表现一种腾飞、向上的气氛，同时增加新校园的识别性，在南北入口处，有五层高度上的扇形雨棚。中轴线由一系列的立柱开始，分隔了运动场对入口广场的干扰，并象征学生由此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通过中轴线宽敞的连廊，与辅助的西侧的连廊结合，可以到达主体建筑内部的各个区域，同时可以成为入口街道的标识。主体建筑涂料与混凝土、金属与玻璃的组合，柔和而又具有现代感。采用小尺度划分，以产生亲切感，简约的比例，塑造轻盈的外观效果，既减少了对学生的压迫感，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2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2．1合理分区。整体设计基于人员活动流线和有机整体原理的空间序列组织方法，这是通过分析学校人员活动规律及建筑基地环境得出的结论，是相互作用论最直接的体现。
建筑理论家汤布利(1、w0mbly)对有机建筑给出以下定义：“假如一座建筑是有机的，它所有的部分应是和谐的，是一种连贯的表现，包括与环境之间的统一，它的居住者、建筑材料、结构方法、建筑地段、建筑用途、文化背景以及它所赖以生成的理念，每一个要素都是另外要素的产生的结果，一种有机的结构定义预言了生活，与使用者一起成长，呈现出它自身的基本现实或内在本质”。在该校园空间的建构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有机整体的概念。而其内在的本质是基于人的活动流线与活动区域，能最大限度保证使用者的方便性与舒适性。根据功能分区，将体育活动以及绿化区临近新区主干道布置，有效阻隔了城市的噪声。教学区、体育区与位于基地北部的生活区呈三角型布置，分区明确，联系方便，互不干扰，从任何一区到其它两区均为最短距离。在中心校区的布局中，将全部教学楼以及办公楼、图书馆等，以一条贯穿的半室内步行街道相连，来自外部的自然光线和不同标高处的“桥廊”，暗示出城市街道般的空间特征，使空间的使用与发展导向一个良性的走向，使校园空间成为有机整体。见图3．
2．2．2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竖向设计中的应用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竖向设计中主要体现为在进行竖向设计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并且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新校园的设计中，尽量利用原有的地形，降低土方造价，将低洼地带体育场标高降低2m～3m，利用地形边缘的高差作为看台，节约建设成本，并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学生可以在体育场周围的草坡上休憩、玩耍或观赏比赛。在校园西侧，原有地形低洼，建筑避开这里布置，形成的空地作为自然景观，原有的水面保留并加以改造，多层次的绿化、景观形成的诗意校园空间可成为学生课余交流、放松的良好场所，并将成为个性发展的舞台。见图4．
2．3相互渗透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3．1相互渗透理论在创造校园动态
空间序列中的应用动态的空间序列是指人们穿过一组空间的整体感受和心理体验，要获得良好的整体感受，在空间序列设计时要注重空间的大小、高低、狭长或开阔的对比，以及空间中实体建筑界面的变化的联系。在柳高校园的空间序列设计中，特别注重具有“穿越”意义的序列空间的创建。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穿越”这一空间构造的意义，让人怀着“前方似乎有不少有趣的东西可以一看”的一种期待，同时又不能让人看到全部，而将一些感动留到后面，这就是所谓的“穿越”。为了使柳高空旷的基地成为受人欢迎的环境，设计时以一系列四通八达的，开闭有致的交通空间，将大量的单个建筑联接成集合形式的校园平面。在中央部位创建一个中心校园区，周围用路径环绕，体育馆、报告厅等则像卫星一样在其布置，通过贯通连廊，环形连廊，相互连接，形成多层次的空间体系。
2．3．2相互渗透理论在营造“以人为本”交往空间中的应用 “评价一个校园规划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看规划方案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与其他学生、教师、游客、艺术作品、书本及非常规活动的即兴交流，校园规划的功能不仅仅是为教学活动提供物质环境，还在于校园规划能具备激发好奇，促进交流的特质，这样的校园氛围才是真正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校园中师生的交往活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及社会性活动，三种类型的活动是以交织融合的模式发生的。以环境行为理论为依据营造课堂教学之外的，适宜多元化教育模式的“广义课堂”成为新时期设计所关注的问题。相互渗透论是进行交往空间设计的关键。
教室以外的交流大多是以三五成群的模式，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小群生态。因此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时，把教室走道尺寸放大，扩大了走道的功能，使之不再是单一的通道，而是具有一定的交流空间的复合空间模式。同时在进行绿化设计时，采用花墙竹墙，群体树本等，围合出大量半围合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通过各种小广场的设置，方便学生进行一些集合活动。并且在连廊中增加了可以休息的长凳，使之成为休息交流的空间。在中心校园内部，设计重视环境地景的对应与融合，加强视觉轴线的塑造，创造借景(远山)、亲水空间塑造及平原地景意象的延续。多层次的建筑布局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与学习群组，而各种形态各异的外部公共空间，围合半围合空间，以视觉的和物质的方式相互联结成网，成为具有自由流通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统一的交往空间。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2
关键词：环境法；“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伦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12407
生态文明背景下，推进环境法发展和繁荣是时代所需。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的构建及其基础理论尚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广义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有其方法论原因。环境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源于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随着环境法研究的深入，问题越来越严重，研究者的分化和学术观点差异越明显。笔者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和深层两大类，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厘清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在构建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指出环境法建构中应对其进行扬长避短，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
一、问题的源起：环境法建构的现状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广义层面上。广义的环境法主要是指一切涉及环境因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是包含以环境为介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并非一个部门法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环境法的名称呈现多样化、环境法的定义呈现多样化、环境法体系内容呈现多样化等方面。这种广义层面使得在实践中独立的环境法部门在理论上一直难以独立，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部门法自恰性难以形成。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本应是相互独立、平行并列的关系。但由于环境法最早是从传统法律部门发展而来，在力争“解脱”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与传统法律部门难以割舍的“粘连”，突出表现在存在一些介于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交叉性”法律规范。第二，部门法特质欠缺。广义的环境法太过庞杂，很难总结、归纳出可共同适用的指导思想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原则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法理论的杂乱与脱节。第三，部门法调整对象不明确。广义的环境法所调整的环境法律关系也是广义的，不是与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关系平行并列的一个概念，不像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同质和单一的，而是与环境有关的各类法律关系的总和。比如《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中很多设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法律关系的内容，从调整对象属性看应该归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实际上却纳入环境法领域。循此分析，广义环境法困境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环境法学面临“分散瓦解”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将使法律失去应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能力。最直接的表现为，体现环境法本质内容（以下简称特质）的生态利益――这种新的亟需法律调整的利益形态（即使能得到部分调整也是不完整的规制），既不能为传统法律部门所调整，如果又出现“环境法学危机”，将得不到法律的规制。因此，实践和法律的发展都迫切要求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二）方法论问题
从法学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广义环境法的形成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环境法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有：第一，从属性上看，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往往强调采用环境科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方法。因此，环境法常被当作“新综合法”来解读，这种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综合性角度研究环境法的内容一旦被统统纳入环境法范畴，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杂化。第二，从导向看，环境法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从环境法起源和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环境法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普遍现象。这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大多以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然而环境问题本身复杂多面、涉及极广，如果不加以深度分析甄别，几乎可以为所有法学部门所涉及，从而造成一直停留于广义层面的环境法研究。第三，从方法论看，环境法学以传统法学方法论为切入点。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包括环境要素的多元性、结构的复杂性、状态的多样性、联系的复杂性、运动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等，这些特征显著区别于传统法学理论。而早期的环境法研究却恰恰是从传统法学方法入手，将环境法律关系局限于私人利益之间，比如环境侵害只针对私人人身或财产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而并未考虑环境利益损害的问题。
综上所述，欲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有必要对环境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反思。关于运用现有环境法学方法论探讨环境法的研究，王明远提出了“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之分，所谓“浅层环境法学”是指环境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下的“目的―手段型”“环境问题―法律对策型”环境法学，而“深层环境法学”则是指法学，特别是大陆法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aRi模型和路径下的“一体、多维”环境法学[1]。因此，笔者拟借用此提法，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方法论本文中的“浅层环境法学”指非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深层环境法学”指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厘清非法学视角理论工具在识别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主要指从非法学视角研究环境法的方法理论。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和环境问题导向性，使得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与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环境问题的发展演变相互交织融合。非法学学科已经深深影响环境法学的研究，特别是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视角，渐次形成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盖因影响环境法研究的非法学视角理论相当广泛，因此本文仅选择与其联系最紧密之理论――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论进行探讨，以达“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二、“浅层环境法学”的生态
伦理价值观
（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概述
环境问题的恶化和生态运动的兴起加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人们不仅从制度、社会、技术等各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更从思想层面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和研究也不断活跃，环境伦理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环境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敬畏生命观）、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环境伦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在对人本主义哲学观深刻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了深层生态学与生物中心主义、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动物权利论、地球生命体假说、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有限主义论、关于环境伦理的行动规范[2]。以上述思想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发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认为，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3]。环境伦理思想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权利主体和伦理共同w的范围应当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土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3]，主张尊重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地位，给予它们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尊重和赋予其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整合几十年的环境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所编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如下定义：“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思想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的合理成分，没有将环境利益和人类利益简单对立起来，所追求的是既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无自然”的倾向，又克服非人类中心主义“纯自然主义”的沼泽。伴随着生态伦理观的发展演进，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逐步扩大，由最初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逐步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环境伦理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思潮逐渐为社会所共识，对传统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法学理论思想产生了冲击和挑战，在一定阶段有力推动了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环境法的快速发展，并对环境立法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当代环境法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总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保护自然资源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为目的阶段――以保护人类自身利益而保护环境的阶段――以人类世代间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保护环境的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环境伦理价值观的演进深刻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追求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自然内在价值”等环境伦理思想理论在当前学界颇为流行，影响着人们有关环境法价值目标的认识，并继而影响到环境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4]。
（二）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功效
环境伦理思想是在融合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讨论人类对环境的责任问题、代际权利、动物权利、自然物权利、贫穷与环境、科技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等内容，而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正义等学术思想则是环境立法的主要理论渊源。从应然到实然、从道德到法律，从生态伦理价值观能否直接上升到法律？在法学界还存有争议，尚需严密论证[5]，由于此内容并非本文重点，在此不详细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态伦理价值观指出了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缺陷、环境权利或利益保护的缺失等等，对法学理论特别是环境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的形成，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各国在这种新型环境法价值理念指导下，对环境立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
第一，对传统环境法的批判。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主要是指试图通过改造和变通传统法律部门理论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称。传统法学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奠定深厚基础，随着环境问题和环境法治日益凸显，传统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探讨新型的环境法律问题，分别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程序法等角度来研究“环境法学”，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可以综合利用传统法所具有的各种手段和功能，显现出极大的后发优势和综合色彩，但由于传统法律在理念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通过保护人的利益来间接反射至环境利益，在法律关系规制上也局限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范畴，因此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带有天生的局限性。比如在行政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考虑生态利益的公共性、环境问题和科技的不确定性、公众参与性等因素，单靠公力救济已经难以完成，还需要私力救济、社会治理等多元参与；在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民法仅限于保护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于自然价值、环境权利、生态利益（环境品质）等新的法律权益保护需求却“无能为力”；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与民法相类似，刑法保护的法益仍仅限于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一部分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对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整体性保护则缺乏考虑等等。
第二，指引环境法立法目的确立。除了传统法律理论为环境法提供基础和滋养外，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形成注入了新元素。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带给人们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重大变化。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关系和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使人类的价值关怀由人类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环境法律的立法目的也由污染防治向环境保护再向生态整体性保护不断调整转变。环境法源于环境保护，而其立法目的在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演进中得以上升，以保护代际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立法目的使得环境法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律部门。这种新取向赋予了环境法新的不同于传统法律的使命和任务，致力于协调环境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固有价值之间的矛盾，建构具有新型利益依托的环境法体系。
第三，指导环境法律制度建设。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传统法律制度在应对上越来越显示出不足，即使穷尽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手段，但终因生态利益保护缺失、环境权利缺失等原因使得环境保护难以周全。对于这种社会新问题，单靠传统法理论和救济手段已经难以维续，在坚持继承和改造的同时，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首先要以思想理念创新为先导。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要求，比如原来法律制度和理论中所完全没有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风险预防原则等等，这些创新从根本上讲源于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创新。因此，真正指导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恰恰不是传统法律思想，而是蕴含生态价值、生态权利的生态伦理观。
（三）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从逻辑上分析，生态伦理价值观要作为环境法理论的构建工具，那么至少应该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是借此工具，使环境法得以与其他法律部门划清领域；二是借此工具，能够划定环境法所调整内容；三是借此工具，环境法的规定和适用得以分析掌握。对于第二个条件，环境法调整内容与环境法所欲处理对象息息相关，所处理对象本身在环境法律之外，并不由法律目的所决定，而主要由环境的范围和种类所决定，故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不大。那么，以下就从另外两个条件，来检讨生态伦理观在构建环境法理论上的得失。
第一，生态伦理价值观尚不能划定环境法的领域。“在环境法的终极目标方面，笔者认为现代环境立法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在环境法的目的理念已经经历了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又扩大到现代利益的阶段后，在树立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2]可见，生态伦理价值观主要在于建构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以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为任务和目标（以下将两者并称为“环境和自然权”），给环境法划出了相对固定领域：保护“环境和自然权”。而此领域是否独立，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是否独立于传统法律保护内容。目前对环境和环境权的认识尚未形成统一，对其认识也随着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法学研究深入而可能呈现动态变化。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的一部分，那么环境法也无独立于传统法律之必要，通过民法中侵权法理论之发展、行政法中国家干预手段保护、刑法中法益理论发展等传统法律的发展完善，将“环境和自然权”分解融入相应部门法，即可实现对环境保护之目的。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之外应对环境问题而新增的权益类型，那么“环境和自然权”在传统法律看来，就是一个新的“品种”，由于其主体和内容（公共性）的特殊属性，尚难为传统法律权利所包含。环境法基于独特的调整理念和独立的调整领域形成自身独立范畴。而环境法的建构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的是其具体建构直至形成内部和谐统一的体系，显然并不能由“生态伦理价值观”深入细分和逻辑推理而出。综上所述，环境法是否形成独立体系，关键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的界定，而并非直接受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决定。
第二，生态伦理价值^与环境法适用。生态伦理价值观是否作为环境法适用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生态伦理价值观思想能否转化为法律，或是在实践中有无可行性；另一方面，环境法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特别是在遇到争议问题时，是否以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法理依据进行适用。对于生态伦理价值观与法律实践性问题而言，一些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有关动物权利、自然权利等，由于缺乏法律价值和利益分析的正当性，在现实往往不具有可行性，很难为法律实践所接受。就生态伦理价值观与环境法规定适用问题而言，从环境法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对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立法内容看，环境法仍然以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并不以生态整体性保护等生态伦理价值观为“一元”取向，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纠纷，仍然需要在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价值权衡中进行取舍。从环境法适用看，主要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者。法律有明文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适用，与是否属于“环境和自然权”并无关系，单纯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如果涉及同时适用两个法律，那么根据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来定即可。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且适用相关“权利”者。对于明确规定适用“环境和自然权”相关权利如《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的，如前所述直接适用；但对于泛指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如《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第64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并未明确规定侵犯“环境和自然权”的，其具体适用范围则有赖于法律解释，且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此种责任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责任。可见，在此环节的适用也不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发生直接关系。三是法律无明文规定者。在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某一具体事件，应该适用环境法或其它法律规范，本身也是属于法律适用解释问题，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部分内容是从义务角度考虑法律规制，而没有直接规定“环境和自然权”等权利保护问题，因此很难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理念直接对具体事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价值判断。此外，对于环境法原则、期间、时效、标准等技术性规定，由于原则性规定具有开放性特点、技术性规定具有中立色彩，也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并不必然发生联系。
综上，生态伦理价值观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但对环境法适用并必然产生关系，环境法具体建构还有赖于环境本身属性、环境利益、环境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环境法律关系。
三、“浅层环境法学”的环境论
（一）环境论及其功效概述
“环境”作为环境法的处理对象，对于环境法的构建意义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上，很多环境法教科书都是采用“环境问题、环境立法目的、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法律责任、分论”之类的结构框架。在立法实践上，很多环境法规都按照环境要素的不同展开立法。但到目前，环境仍然是环境法上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环境法学者陈慈阳认为：“环境法，简言之，系作为规范环境之法规整体。这就是说，将‘环境’视为一法规范所欲保护之对象。所以环境保护正是此一法规范存在之目的。然而所谓‘环境’与‘环境保护’等用语，虽是吾人日常生活上所惯常使用之概念，但其本身并非为一具体，且事实上存在之实体之描述，毋宁是极具抽象，且内容有待填补之概念，因此亦常造成人云殊异之现象，甚至于现行法规当中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亦时常表现出各种不同之意涵。因此倘若吾人对于‘环境’的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掌握，则无论在法规范制定上或法理论建构上，抑或相关问题的逻辑思考上，皆有可能无法契合所欲解决环境问题之本质。或甚至是存在于环境保护本身间质冲突；再者，若不清楚地对环境法意义下的环境概念划定界限来为理解，则环境概念已涵盖所有一般人可能理解的概念范畴，此r所谓环境法是否仍能成为学术独立之法域则不无疑问。”[6]可见，环境概念之明确对于环境法构建意义重大，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必须进行法律逻辑的演绎和思考，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的异同。关于环境的概念，中国法律已经作了专门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的概念，法律尚未作出规定。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辞海》对其定义为：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可见，环境比自然资源范围要广，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环境中有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关于生态的概念，根据资料查询，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一般认为，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主要强调生物（包括人）及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整体性互动性的概念，而环境不包括人，是围绕人为中心的一切事物。可见，生态与环境两者在阐述的角度和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环境”“自然资源”“生态”三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内容，又有差异。就单个概念来看，虽然法律对“环境”概念作了界定，但这种界定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但怎么判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大范围或程度，有什么标准，在认定上非常抽象，令人难以把握。特别是这种定义如何与民法上的“物”相区别？仍然是法学研究的难点问题。
第二，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的异同。二者在理解上容易产生交叉，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形态方面，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具有一致性。环境包括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大部分还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这与民法上的物并无区别，很多环境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二是“可支配性”一直被法学研究者视为民法上“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可支配性方面，一些环境要素与民法上的“物”并不具有区分性。比如环境中的“矿藏、森林、野生生物”等自然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具有民法上“物”的可支配特性，它们是环境法和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三是物的特定化是民法上物的重要特征，是法律主体支配和控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特定化方面，有些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等经特定化同样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综上，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其关系可以表示为图2。
（二）环境论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第一，环境本身所生之局限――环境科学视野。当前环境法中的环境直接来源于环境科学的定义，这样直接援用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对环境的科学认识。但是众所周知，环境科学与法学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范式、理念、思路、方法等等必然大相径庭，这种未予以法律语境考虑的直接援用必然存在水土不服。首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中的环境概念存在一定的混用，相较于生态学中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显然缺乏整体性的内涵，因此反映在环境法上，往往多倾向于规定单一环境要素的保护而缺少对生态整体性保护的意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法都是按照不同环境要素诸如大气、水、土壤、森林、农业、渔业、海洋等进行的分别立法，使得环境整体性被“肢解”。其次，不同学科之间的环境概念的差异又成为环境法中环境概念冲突的原因，使得法律在阐述地质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景观等概念时不是互相协调而是发生内在相互冲突和矛盾，凸显对于环境法体系构建的局限性。
第二，“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如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重合，如果单从环境要素出发来判断是适用民法还是环境法，或者说具体内容归属民法还是环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源头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使得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在区分上“藕断丝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难免造成法律认定和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环境概念并不区分其所承载的经济价值、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使其性质界定模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过分夸大和片面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他如生态等价值。环境概念的“包揽”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必然影响对环境法客体的认识以及环境法体系的判断。具体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既包含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关系、使用权关系等传统民法法律关系，也包含环境权关系、生态行政管理关系等传统法律关系不能攘括的法律关系内容。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使得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难舍难分，无法担当建构环境法的重任。
第三，环境无法涵盖环境法研究范围。传统环境法教科书大多以环境各要素为内容来编排环境法篇章结构。然而随着以行为为内容的循环经济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立法的出现，环境法体系已经大大超越了环境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这种情势下以环境构建环境法体系的环境法学研究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环境法的发展形势。从客观看，环境作为一个静态概念根本无法关注和涵盖环境行为的法律调控，如果还仅以环境构建环境法必然难以自圆其说。如何寻找能够充分适应环境法发展需求的法学理论工具，是环境法发展的新课题[78]。
四、结语
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与环境法体系看，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划出了相对独自的研究i域，但对于环境法具体适用、个案事实判断并无太大助益，因此生态伦理价值观在环境法体系构建上主要是法律目的论上的意义。环境是环境法的核心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模糊性和广义性，在深入环境法理论问题时则凸显不适应性，表达不出环境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无法诠释环境法律行为，更谈不上对环境法生态性、社会性、风险性等特点的体现，这些都表明了环境在环境法建构上不足和乏力。
不管是生态伦理观之于环境法的价值宣示，还是环境之于环境法的内容支撑，这种基于生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等非法学视角的研究在环境法建构上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浅层环境法学的解读和反思，科学理性认识和看待浅层环境法学在环境法构建中的功效和局限，以对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进行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其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同时，认识到非法学视角环境法研究的局限，在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环境法学有必要回归法学研究的立场，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和挖掘环境法的本质特征，建构符合环境法特质的环境法体系，使环境法真正调整其所应调整的内容，使得广义环境法“回归”符合环境法特质要求的狭义环境法研究。
参考文献：
[1][wB]佚名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eB/oL]（20140623）[20150819]http：//erelawtsinghuaeducn/news_viewasp？newsid=1226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6]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3
【关键词】高中物理;环境教育;渗透
为达到环境教育的目标，必须将环境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实施教学，在学生教育中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直接的经验来源，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学习技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调查：搜集素材，调查讨论不同生活环境物理型生活素材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一、理论研究基础
1.StSe理论。在物理教学中StSe(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已经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讨论，涉及环境教育，在物理教学中开展StS教育，使其迎合时展，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对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的经济社会，要求人类增强环境效益观念，正确对待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发展关系，重新审视自身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建立人和自然互利共生的发展模式，促使民众不断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在物理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3.环境物理学理论。环境物理学理论主要研究声、光、热、磁场等物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根据研究对象可将环境分为环境空气动力学、环境光学等。在高中物理学进行环境教育过程中，必然涉及相关环境物理学知识，对环境物理学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学生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认识，从而培养正确的环境意识，接受科学的环境教育。环境物理学位高中物理教学中环境教育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依据。
二、高中物理教学进行环境教育的原则
环境教育的原则之处区域到全球、自然和社会的多维度的认识关系，环境教育面向多个年龄段，在发展学习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术上，高中物理教育注重一定的教育原则，针对高中物理教育中环境教育，提出以下原则：1.适度性原则。物理教学进行环境教育，必须明确物理课程教学的中心，适当融入环境教育，注重物理教学和环境教学之间的关系，不能偏离物理学的中心，始终围绕物理学展开环境教育。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具体实践使学生亲身感受环境教学的过程，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环境素质，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意识。环境教育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坚持这一原则，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展开教学，可以适当增加环境条件下的实践活动，例如土壤中测定特殊离子。3.参与性原则。环境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环境教育中，不仅仅是学习环境知识，而是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环境认识问题，形成正确的环境观念，具有环境问题的认识，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学生会接触到环境污染的案例，从而带动学生从个人兴趣出发发现问题，探究根源，让学生参与其中，获得实际经验。直接参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可以提高学生认识物理知识，物理学进行环境教育的参与，可以发挥学生的理论知识，通过亲身体验，巩固知识，保护环境。
三、高中物理教学进行环境教育的策略
通过高中物理教学中环境教育的理论认识，可以发现环境教育的内容保证了环境教育的有效开展，充分发挥了环境教学的实际意义，高中物理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的方法对提高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结合教学形式，融入环保知识。课堂讲解成为传授物理知识的主要途径，教师根据课程内容，以教材为主导，以物理知识和环境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物理课堂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教师可以讲解新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可根据光伏项目开展讨论，讲解科技和经济、环境的关系，提高传统知识的运用；通过手机查询天气状况，采取防护措施。2.注重实验，提高环保技能。比较课堂教学，物理实验更加具有直观性，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注重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教科书中实验内容较多，教师可以利用实验演示环境知识，比如静电现象、避雷针等，这些内容让学生了解物理知识可以改善环境状况，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从中体会物理对环境改善的积极作用，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利用废旧材料进行物理实验，比如塑料杯进行膨胀、失重等实验，使实验展现直观。3.开展实践活动，增强环保意识。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倡导学生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实践，丰富学生体验，通过学生实践按，发挥综合运用能力。研究潮汐活动、氟利昂的产生、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等实践课题，有利于学生对环境保护产生意识。
四、物理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研究的必要性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突出的问题，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对环境问题有了一定认识，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从物理知识中学到的声、光、电、力等知识不仅使学生更加了解环境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对环境的责任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高中物理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探讨物理课程开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开展高中物理教学提供教育依据，文章通过高中物理教学中环境教育的渗透讨论，丰富了理论知识，深化环境教育的理论意义，为实践提供指导。
作者:杜娟单位: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4
关键词环境法学总论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Duringthecourseofteachingofgeneraltheoryofenvironmentallaw，theteacherisexpectedtohelpstudentswithforminganecessaryknowledgehierarchy，applytheinteractiveeducationalmethods，andenhancestudents'capabilitytoapplytheoriestoanalyzepracticalissues.
Keywordsenvironmentallaw；generaltheory；teachingmethods
环境法学的课程内容一般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构成。总论部分是环境法的基本原理，一般包括环境法的概念、环境法的理念基础、环境法的演进、环境法的体系和渊源、环境管理体制、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法律后果、环境纠纷及其解决等方面；分论部分一般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等方面，有教材也包括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知识。总论部分是环境法学的理论基础，在环境法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应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系统、完整、深入地掌握这部分内容。
1构建必要的知识体系
鉴于环境法具有广泛性、综合性、科学技术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等诸多特点，①学习环境法学，特别是环境法学总论，应至少具备如下四方面的知识基础：
其一，法学理论知识基础。学习环境法总论，需要扎实地掌握法哲学、法理学、各相关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的知识。例如，关于正义、秩序、效率等法价值的基本原理，是深刻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和制度的基础；民法上的侵权理论则为环境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法律资源；众多环境法律制度，如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均以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为基础；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在环境法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其二，环境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环境法学总论部分不仅要深入理解环境法的价值追求、目的和原则，而且要将这些理念基础与环境法律制度相结合，并应用于环境法各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之中。同样重要的是，环境法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为实践服务的学科。因此，要培养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环境法律实践的能力。
其三，环境科学知识基础。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法学因其产生和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科学技术性特点，涉及大量的技术规范，并且其实施需要科学技术予以保障。②为了更好地把握环境法学总论的内容，应理解和掌握环境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些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当代世界和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生态学基础；能源、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海洋污染；大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噪声污染；危险废物及其越境转移；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的国家标准等等。
其四，相关学科知识基础。环境法学具有综合性特征，特别是涉及诸多的相关学科。掌握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是深入理解环境法学总论相关内容的必要条件。例如，社会学方法在环境法学研究中被经常采用；③经济学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④并且逐步发展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⑤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环境法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环境伦理学逐渐成为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并且不乏经典著作问世；⑥甚至心理学也对环境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⑦掌握这些相关学科的重要知识，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法学总论部分的论证与结论。
2运用互动式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法的认识论基础在于，教学过程既是教与学的统一，也是教养与教育的统一，还是认识过程与知识掌握过程的统一。⑧在互动式教学法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⑨抑或一个组织者或者引导者，而不是“权威”。互动式教学法特别适用于环境法总论部分的教学。基于前述环境法学总论部分的内容和特点，授课过程中应更加强调思辨性和探讨性，适合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同时，学生在掌握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了与教师互动的基本知识储备，亦有条件运用互动式教学方法。
环境法教学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法可以包括启发式授课法、对谈式授课法以及小型研讨会式授课法。在启发式授课法中，教师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学生理解知识，鼓励学生插话、提问甚至打断，⑩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学生参与到讨论中来到。在对谈式授课法（亦称“苏格拉底式授课法”）中，教师是一个“平等的讨论者”。在授课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尽可能完整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随着与教师对谈的不断深入，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小型研讨会式授课法一般由导言、分组报告、回应发言人、讨论、总结等阶段组成，适合用于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环境法总论中的重大问题，如关于环境法的价值取向、环境法基本原则等内容。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是“组织者”的角色，对需要讨论的议题进行简要介绍，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对课程进行评论和总结。
3提高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整体上看，环境法学总论以理论内容居多。同时，环境法的实践性特征又决定着授课过程中不适合采用纯学理分析方法。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注意提高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通过理论分析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其一，培养发现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环境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基础。同时，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新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要引导学生形成敏锐的学术嗅觉，提高捕捉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例如，目前广受关注的环境健康、应对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环境损害赔偿、农村环境保护等，即属于这些应当及时抓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二，培养基于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习惯。在现代社会，任何环境问题的发生或者被显著地识别，均有其深刻的原因。对这些原因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在环境法学总论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随时关注新的环境问题和近期发生的环境事件，并从适当的理论视角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其三，培养及时总结研究成果的意识和习惯。学生在发现问题、思考原因和解决对策的过程中，可能会随时产生“火花”。这些初步的思路起初有些可能较为粗浅，但有可能成为日后提出较为成熟的观点的基础。因此，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思考要及时记录和总结，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整理和提升。这种总结可以是对环境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也可以是在此指导下对相关案例或者热点环境问题的评析。
基金项目：环境保护部2014年课题“国家环境教育立法和重庆环境教育立法推动项目”
注释
①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1-25.
②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23.
③我国目前不仅有学者专门关注法律社会学（如李瑜青等.法律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而且有学者就社会学开展专门研究（如李友梅，刘春燕.环境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④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专著《经济学》中对环境保护问题做了专章研究。参见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17thedition），mcGraw-HillCo.，Ltd.，2000，p.363-384.
⑤典型的专著如：〔日〕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朴玉，译.三联书店，2004.〔美〕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严旭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还有学者对环境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如〔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谢扬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⑥例如：〔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美〕戴斯・贾斯丁.环境伦理学.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⑦有学者就环境心理学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参见俞国良，王青兰，杨治良.环境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⑧〔日〕佐藤正夫.教学原理.钟启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36-248.
⑨〔美〕小威廉姆・多尔.后现代的课程观.王红宇，译.科学教育出版社，2001：238.
⑩田汉族.交往教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7-358.
陈晓端.当代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48-153.
于文轩，王灿发.我国环境法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探索.当代法学，2009（2）：159-160.
参考文献
[1]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17thedition），mcGraw-HillCo.，Ltd.，2000.
[2]〔美〕戴斯・贾斯丁.环境伦理学.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美〕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严旭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日〕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朴玉，译.三联书店，2004.
[6]〔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谢扬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李友梅，刘春燕.环境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5
关键词：环境哲学；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实践论；环境方法论
对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本人从来是虔诚地敬仰之，但自从完成《环境伦理学的困境反思与重建》后，这种基于本能的虔敬看法被迫改变。客观论之，环境哲学研究虽已近40年，但它并没有形成相对自性的自我，而是形象杂芜、问题甚多甚至相互纠缠。溯其原因，实乃自身在源头定位上出了差错。从复杂性角度观之，任何事物都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并且经历时间的孕育，这种敏感依赖性总会将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环境哲学就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作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ethicS）的别称，这就导致了它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位。本文基于此对“环境哲学”获得自身独立定位何以可能作一尝试性审问。但其前提性努力是先悬置成见，即将“凡西人的东西都是好的”和“凡名人大家的东西都是对的”这两个为学的成见悬置起来（因为前一个成见形成于我们将贩卖变成职责和真学问本身，而失质疑之品质；后一种成见使我们只有亦步亦趋的本事，而无探寻真理之想望），对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一归真性判断，然后才尝试阐述其判断的基本理由：
（1）环境哲学不是环境伦理学，也不是“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ethics）或“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
（2）环境哲学的主体内容不是价值论问题。
（3）环境哲学研究不需要比喻方法和虚构方式。
一、环境哲学的自身位置
将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等同，这从未有过疑问；用生态伦理学（比如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比如纳厄斯等人）来指涉环境哲学，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宽容性理解，因为从事环境哲学者――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都或多或少从生态学那里获得启发，因而大都将生态学看成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正是这种几近于本能的渊源意识，才导致了对环境哲学的“失身”性理解和定位。
客观论之，环境哲学虽然与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有关联性，但绝不构成等同关系。要辨明这一点，须从学科分类学和学科构成论两个方面人手。
（1）环境哲学的哲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在人类知识生产学科化的时代，任何方面的理性致思，都将（主动或被动）承受学科分类学的框架，并从而获得相应的学科归属。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的学科归属于何处？它由此而形成的学科身份如何？
当审视这两个问题时，就会发现生态学并不构成环境哲学的来源，因而生态学也没有资格构成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人们将生态学视为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基于断源截流式的急功近利方式从生态学那里吸收营养，却忽视了对其本属于自己的源头智慧的吸取。
环境哲学的源头智慧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环境科学。
从哲学看，环境哲学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因而，它的第一个来源是哲学。
既然环境哲学来源于哲学，那么，它在哲学中应该居于什么位置？这需要从哲学的构成性角度来审视。
考察哲学的构成性问题，有两种并行的方式：一种是内涵构成式；一种是范围构成式。
范围构成式其实就是现行统一的学科分类法：哲学被定位为一级学科，下设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二级学科。这种划分既没有逻辑规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内在关联性。与此不同，其内涵构成方式是哲学的语义生成性方法：哲学（philosophv）意即爱智慧，这源于词源学规定――希腊文philia乃是“爱”或“友谊”之意，sophia即智慧。由此形成哲学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之本性的拷问，这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哲学本体论，它展开为三个维度，即世界存在的本原论、生成论和本质论；二是知识（或真理）探讨，即什么可以认知和如何认知以及真正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也就是认知论（epistemology）；三是德性生成的研究，即道德如何生成德性和德性怎样生成美德，这就是伦理学（ethics），它构成哲学的实践论部分。
在哲学的内涵构成中，哲学对存在之本性的拷问，必然自我超拔而达向神学，这是哲学的上升之路；哲学向下俯视则形成对德性生成的关注，必然伫立大地而统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将此二者统一起来的是认知论，具体地讲就是逻辑、知识、真理，它所达到的是自由和美。
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往往是通过实践（包括认知和方法实践）本身而实现。哲学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智慧，因为人的存在和生存获得上天入地的全景视域性的实践功能，由此形成各种实践哲学，比如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环境哲学就是如此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实践形态。
在现实生活运动进程中，哲学的实践形态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部门哲学或实践哲学，大而化之，确可这样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部门哲学通常是指从某个特定的领域里归纳、提炼出来的并涵摄此领域的基本认知理念和操作准则及方法；实践哲学通常是指从整个社会劳动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一般认知理念、准则和方法。而哲学的实践形态，是指以哲学的方式去观照实践问题，以求得根本的解决（比如本体解决、认知解决、方法解决、操作行动解决）之道。这里所讲的哲学的方式，既是古希腊人对“哲学”的原初定义方式，即爱智方式，也可通俗地表述为“理解的方式”，“哲学既非事关知识的扩展，也非事关世界新真理的获取；哲学家也不占有其他人得不到的信息。哲学并非事关知识，而是事关理解；也就是说，哲学事关已知事物的条理”。哲学的实践形态，就是哲学以自身方式去理解具体领域的已知事物，以及这些已知事物的形成性智慧与本体性存在方式。
数学家和有机论哲学家怀特海曾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所形成的最可靠的特征是：其后的所有哲学成就都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释而已。欧洲哲学没有摆脱并且也不想摆脱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构建了哲学理解世界的总体性框架和基本路径，即他区分并突显了存在的本体的世界（woadofbeing）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woadofbecoming）。哲学作为对存在的理解方式，它是从本体的和形成的两个维度展开的：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变中不变”的世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不变中变”的世界。哲学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哲学的实践形态则是从具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因而，哲学达向实践领域的任何形态，都必然涉及存在的本体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的理解。换言之，哲学的实践形态的展开同样面临对存在之本性、存在之认知和存在之伦理的理解问题。
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对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理解，即理解我们已知的环境及其已知环境的形成性智慧和本体性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和环境实践论（图1）。
环境本体论包括环境本原论、环境本质论和环境生成论：环境本原论探讨，必然要发现宇宙创化力，具体地讲是宇宙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之对立统一张力；环境生成论拷问必然要指向对环境自组织机能的把握；环境本质论考察必然要揭示环境之内在的生生本性和外在的自在方式。
环境认知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包括认知环境的依据、前提、条件；二是如何认知环境，即环境认知的范式和路径；三是环境知识的生成机制与构建方法。
环境实践论是将环境哲学推向广阔领域，使之与人存在的方方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开放性生成构建的世界。从总体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之基本问题是环境伦理学问题，环境哲学的价值论探讨主要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层面展开。环境伦理学就是构建环境哲学的实践价值论。在其实践价值论规范下，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美学、环境教育学等，构成了环境实践论的具体形式。概括地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涉及环境实践论的一般问题和环境实践论的具体问题，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整体探讨和把握，就构成环境哲学的实践论。
（2）环境哲学的科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其指向实践的领域是环境。环境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环境始终是自在地存在世界，当它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在我们的看待中成为环境；当未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是存在世界（即自然世界）本身。
环境虽然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但它首先且最终还是其自在的存在世界。自在的存在世界，就是以自在方式而存在的世界，哪怕人充斥其间，它仍然以自在方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世界――无论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还是未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即康德所讲的自在之物的世界）――都是科学所认知的世界。所以，科学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与哲学，有本源上的联系，有认知层面的同构性，但存在两方面的根本性区别：
首先，哲学和科学都面对存在世界，但哲学在于理解存在世界，因而哲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科学在于认知存在世界，因而科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
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问题的追问，所以哲学这种理解方式必启动理性直观，追求形而上学，达于先验演绎；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规律的发现，所以科学这种认知方式必启动感觉直观，追求经验实证，达于逻辑推理。
其次，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是融形而上学、认知论、实践论于一体，敞开的是全景视域的方法论。与此不同，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停留于认知论领域。柏拉图揭示存在的本体的世界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其实也是在为形而上学和认知论分界，或者说是在作哲学和科学分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感觉、经验、实证以及观念逻辑的推论等都将失效，因而，科学只能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中发挥功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形而上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总结希腊哲学，以物理学为其主体形式，他所讲的“物理学之后”，其实可以理解为“物理学之上”，以此与“物理学之下”相对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物理学之上，是形而上学，这是对存在的本体的世界理解的必由道路；与此相对，物理学之下，就是实践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将其概括为政治学、伦理学、技艺学，并且认为在实践的科学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近代笛卡儿在“大树”哲学体系中认为伦理学高于政治学）。由此，科学获得其严格的自为边界：向上，科学的边界是形而上学；向下，科学的边界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的科学。
科学作为对存在的世界的认知方式，只关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认知它何以可能和怎样认知它，为我们尽可能地理解不断形成的存在世界提供认知的基本知识、方式和方法。由于其边界的限定，科学侧重于训练我们的心智，拓展我们的感觉并提升我们的经验；面对心灵、情感、意愿、美等，科学则更多地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心灵、情感、意愿、美要以灵魂为本体、以自由意志为源泉、以生命激情为原动力，需要开启的是先验天赋，而形而上学为其提供了激励方法和理解方式。但实践之于社会，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理性；实践之于个体，始终是心灵、情感、意志、理性、感觉、经验接受价值引导的境遇性涌现行为（emergentbehavior）。所以，科学只能走向认知实践，如果要走向操作实践，必须与哲学结合，更具体地讲，必须与哲学之实践方式伦理学相结合。换言之，科学要从认知实践（思维与心智训练）达向操作实践，须接受伦理的规范，并且只有通过伦理规范才可进入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
通过如上的思路清理，再回过头看环境哲学，环境哲学的关注对象是环境，但环境首先不是并且最终不是环境哲学的专有研究对象。在原初或者本来的意义上，环境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形成环境学，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环境科学；二是环境哲学（图2）。
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认知论，它关注环境存在演变的自生规律及运动机制。环境科学的基本形态是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前者如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土壤学等，都属地球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后者如天文学、宇宙学、气候学、气象学等，是宇宙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整体地看，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各自不断辐射，形成了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的开放性的学科体系。其中，数学是环境科学的思维工具，物理学是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环境史是环境科学的认知指南。
与此不同，环境哲学是环境学的实践形态，它关注的是环境存在演变的变异规律及其运动机制。换言之，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正面研究，它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探讨环境自在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提供了解环境、认知环境、实践环境的知识、方法、智慧；环境哲学则是环境学的反面研究，它从不同的方面和领域探讨环境逆向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矫正自己对环境的错误认知和无度行为提供反思的智慧、方式和方法。这就是环境哲学在环境学中的基本定位。在这一明晰的定位下，环境哲学同样不是环境的领域性研究或方面性研究，而是对环境予以整体性的实践研究。
二、环境哲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概括如上内容，环境哲学有两个来源：一是哲学；一是环境学。由此，两个来源使环境哲学获得了双栖性，即环境哲学既是理解方式的也是认知方式的，并且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必须统一，这种必须的统一最终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达成；具体地讲，环境哲学的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只有通过伦理的方式才能达成。
如图3所示，环境哲学的底座是哲学和环境学：哲学为环境哲学提供先验的和超验的理解方式和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环境学为环境哲学提供经验的认知方式和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贯穿价值中立、追求客观真实，它具体呈现为材料和数据的分析。环境哲学研究须立足于环境事实本身，真实反映环境变异、恶变或恢复、治理的基本状况及其可能性趋势，为此而必须收集材料、信息、资料、数据等，并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材料、信息、资料、数据予以客观分析。否则，环境哲学研究就会蹈空现实、脱离实际、忽视事实。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让环境哲学研究落地，但落地并不等于生根，更不等于正确前行。因为落地生根需要土壤的培植，正确前行需要眼睛的明亮。此二者是实证性定量方法所不能自给的，它需要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帮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同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两者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分割开，也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并且“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②。因为定性分析是发现本质、理解规律、把握方向，在环境哲学研究中，它具有奠定基础、提供土壤、发挥指南的功能。所以环境哲学研究必须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或是哲学的理解方式和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
在环境哲学中，哲学的理解方式与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方式或者工具，这就是伦理学的方式，因为伦理学既是实践的，更是理论的。伦理学的理论诉求，使它开辟形上道路而追求以理解的方式看世界；伦理学的实践诉求，使它开辟形下道路而追求以认知的方式看世界。并且，伦理学对实践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于认知层面，还要指向操作实践并指导操作实践。所以，伦理学的实践方式既是认知实践的方式，也是操作实践的方式，是认知实践方式和操作实践方式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最终由理解的方式为主导来完成。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和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其学科构成的基本框架由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伦理论和环境方法论四部分构成（图4）。
首先，环境本体论涉及环境存在论的全部问题。其次，环境认知论的展开，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史学、环境人类学、环境文化学等具体的研究领域。再次，环境伦理论的展开形成一般研究和具体研究两个维度：（1）一般研究即环境伦理学，它关注伦理的基础问题，为具体研究提供价值系统、原理、原则及其规范要求；（2）以环境伦理学研究所提供的价值系统、原理、原则、规范为导向，其具体（或者说应用）研究的展开就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灾疫学、环境美学等。最后是环境方法论，主要探讨环境哲学研究的方法生成。环境问题，是一个开放性、形成性的复杂系统，对它展开哲学研究，必须探索和具备大科际整合方法。一般的科际整合方法，是对相邻或相近学科的理论资源、学科知识和方法予以整合运用。而大科际整合方法，是指因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三大领域，进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各领域智识、理论、方法的整合运用；这种整合最终将落实为原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运用。客观地看，环境哲学方法论是异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论。
三、环境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环境哲学始终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哲学必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思想的基础，这是哲学对环境哲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环境哲学对哲学本来的基本期待。因为从根本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科，包括对推理和争辩方法的思考。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系列学科的哲学，涉及研究学科界线内工作用以进行的方法途径。这样一种哲学的核心基础是它的认识论或它的关于知识的理论，它提供诸如‘我们能知道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这类基本问题的答案。认识论包括知识的四个方面：它的性质――一个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它的类型――诸如自己体验的知识和别人描述的知识（第一手知识和第二手知识）；它的客体――知识主题所反映的事实；以及它的起源。在哲学框架内与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是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理论或关于什么可知的理论。在形而上学――关于超越于实际问题的世界之性质的争论――中，本体论的理论限定着‘什么可能存在’（例如像在宗教中那样）。然而在作为学术学科的哲学中，它与‘接受什么’[事实]有关。”“因此，每一种学科的哲学都既包含某种认识论又包括某种本体论――一个限定着‘我们能认识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认识它’的框架。它们一起被用来限定某种方法论，一套指示研究和争论将如何在学科内进行的规则和程序，即如何才能将信息收集并组织起来。”概括地讲，哲学所能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即本体的、认知的和实践的。但这三者要真正对环境哲学发挥其功能，只能通过方法，而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环境哲学研究必须充分运用形而上学方法，这是因为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
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来探讨环境的本体论问题，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奠基性任务。
环境哲学的首要本体论问题，是环境的本原论问题，即“环境何以产生”和“环境如何产生”的问题。
相对第一个问题论，环境可能因为人的生存而得到意识地突显，但环境始终先于人而产生，因为从宗教讲，人是众生物的神性方式；从科学论，人是众生物的进化方式，所以环境首先相对生命论：环境即生命得以存在的栖息地。从起源讲，环境虽然为众生物的诞生和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但它本身却是自创化的：从宗教论，环境（宇宙天地）乃上帝创造的最初成果；从科学论，环境是（宇宙）自创化的结果。综合此二者，环境（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不过是自创化的体现，其自创化的原初动力非它，乃无形的自然力：在上帝创世蓝图里面，“上帝”不过是自然力的神性表达；在科学创世图景里，推动宇宙大爆炸的是一个不知来源于何处的“致密炽热的奇点”。
无论从宗教观还是从科学论，环境起源论中蕴含着环境本原论：环境是无形之自然力自创化的呈现形态。这一无形的自然力是野性狂暴的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的秩序力相共生所形成的创化张力。这种创化张力既创造了环境，又在创造环境的同时赋予环境以内在本性，由此形成环境本性。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和外在方式：作为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我秩序力量和自我创造力量的对立统一，即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的对立统一张力构成了环境本性。作为自持存在的外在方式，环境是自在的，它以自持本性的方式敞开其存在。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二个维度是环境生成，这个问题具体表述为两个方面：环境是“怎样生成自身”和“如何生成它者”。
要真实地理解环境生成论的这两个基本方面，首先须重新理解“环境”与生命、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环境是对生命、存在物的整体表述；生命、存在物是环境的构成内容。从其存在形态学论，环境是以自持（自在）的方式生成自身；但从其存在构成学论，环境是以自持的方式生成它者（包括它种生命、它种存在物）。
环境以自持的方式生成自身的同时生成它者，均源于环境的自在本性。环境的自在本性就是自我秩序和自我创造实现其对立统一的生生本性；这一生生本性的时间化敞开方式，就是自组织方式，它构成了环境生生不息创造自己，又生生不息地创造存在于其中的所有存在物、一切生命的基本方式。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环境本质问题。基于环境本性和环境自组织之双重规定，环境的本质只能是生殖。环境，无论从存在的形态学论还是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生殖是其基本诉求。从存在的形态学论，环境必须自我生殖：环境的自我生殖是整体论的，它以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完成方式来实现其整体生殖。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环境必须生殖它者：环境生殖它者是具体论的，它以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方式来展开其具体生殖，比如敞开具体环境的生殖或具体物种、具体种群、具体群落的生殖。
环境生殖自身，推动环境自组织、自催化、自修复、自构建，实现环境的自我新陈代谢；环境生殖它者，推动环境敞开它组织、催化、修复、构建进程，实现环境之整体与具体的共生互生。
四、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构建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探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视域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涉及三个维度的内容。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其目的是解决环境认知的依据、前提和条件等问题。
环境认知的依据何在？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从客观论，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是存在世界，因为环境就是为人类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这个存在世界由自然（地球和宇宙）、地球生命和其他存在物、人三者共生性构成；从主观论，当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一旦被我们所意识地突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其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危及我们的安全存在，所以，业已出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实际上危及到我们存在安全的存在世界，才构成认知环境的逻辑起点。换言之，环境问题才构成环境认知的逻辑起点。因而，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成为环境认知的必要前提。
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必须有判断的客观依据，即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正常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问题环境。要寻找这一判别依据，首先必须考察环境（即存在世界）得以正常存在的内在原理，简称为环境原理。遵循环境原理而展开其存在的环境，是正常存在的环境；反之，脱离或者违背环境原理而运动的环境，就是逆生态化的问题环境。所以，环境原理构成了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客观依据。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环境认知的范式与途径问题。
环境认知是人对环境的认知，因而，环境认知本身就是构建认知范式。构建环境认知范式有两个基本方式，即主观性认知方式和客观性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范式，即主观性认知范式和客观性认知范式。前者采取二元分离的方式，将人与环境一分为二，形成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人是环境认知的主体，它是自为的和为自己的；环境是环境认知的客体，它是异己的和为他的。在这种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中，环境是静止、无生命的，只具有使用价值，是人的任意使用物。与此相反，后者采取主客一体的方式，发现和把握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性：“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你在环境之中，环境也在你之中。你的皮肤并不是一道将你和环境分离开来的屏障。相反，你的皮肤，就像你身上的其他器官一样，都是环境的一种延续。你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一种过程，进行着持续的交换，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进行着某种交易。你绝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客，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从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角度人手，构建起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人与环境互为主体，因为环境本身是自组织的，是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因为环境首先是生命存在体，它以自在方式存在这一本原性位态决定了其存在价值是首要的、根本的，它为人所利用是有限度的，即环境被人所利用的前提是它必须确保自己的完整存在。
客观地看，主客对立的环境认知范式，是无视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成为人类推动环境发生变异和逆生化的最终推手；与此相反，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是尊重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将规范人们按照环境法则而谋求生存及发展，其前提是始终维护环境的自生境功能。
以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为指南，环境认知探讨应该着手解决三重关系：一是整体与具体的关系；二是生命与人的关系；三是物理与生命的关系。对这三重关系的关注与探讨构成环境认知的宏观途径。
首先，环境认知应该改变由具体构建整体的认知路径，构建由整体构建具体的认知路径。这一认知路径的抽象表达就是整体存在的环境创化具体的生命和人，它实在地开启了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之双重路径。比如面对雾霾气候而探讨其形成及解决之道，客观地存在着具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思路，前者从眼前的、感觉到的、直接的现象出发，把握推动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成因，总是具体的和单向度的，比如排放。因而，谋求解决的思路也是单一、具体和经验主义的，这就是治理，更具体地讲就是减排。后者则发现导致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原因是整体的和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仅是一个排放无度的问题，更是地球、大气层丧失自净化能力的问题。谋求其解决之道，不但要治理、减排，还需要恢复、化污。后者才是治本之道，前者仅是治表之策。治表与治本的有机统一，恰恰是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
其次，环境认知应改变由人主宰地球生命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环境、生命、人三者的原本性关联：环境是生命的摇篮，生命是人的本体――人源于物种生命的进化，最终不能摆脱物种生命。因而，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既是通向环境认知的必由路径，也是人在世界中构建其共互存在之主体地位的正确途径。
其三，环境认知应改变自然与生命两分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自然与生命的内在生成关系，这种生成关系可抽象地表述为“自然为生命立法”。“自然为生命立法”这一法则可具体化为：第一，自然为人立法；第二，环境为人立法。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环境知识如何生成的问题，要实质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和方法。
环境认知范式的双重性，形成环境知识生成构建起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采取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人本中心论的：它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主观想象性地构建环境知识，比如人与环境的二元分离观、环境的非生命观、环境的使用价值观、环境利害观、单纯的环境治理观等，都是人本中心论的环境知识论内容。与此不同，采取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自然中心论的：它以自然为出发点和目的来构建客观主义环境知识，因为环境的生成变化运动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而敞开，而是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而敞开。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的整合化具象，就是环境白组织原理。具体地讲，环境知识的生成构建必须遵循环境自组织原理。
环境自组织原理揭示环境的存在敞开是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其内在运行机制却是自催化和竞争。环境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之实质就是自催化，其基本动力有二：一是环境本性，即构成环境的生命及其存在物之本性――生命本性和物性，它们共同构成环境自催化的本原性动力；二是环境序参数，“我们将认识到，单个组元好像一只无形之手促成的那样自行安排起来，但相反正是这些单个组元通过它们的协作才转而创建出这只无形之手。我们称这只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为序参数”。所谓环境序参数，实质上就是环境随机变量，它构成环境自催化的外部动力。任何一个外在的环境随机变量，都因其复杂的开放性生成的环境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而对环境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作用。比如，太平洋上的一场龙卷风可能来源于几个月前伦敦上空的一只蝴蝶任意地扇动了几下翅膀。这只蝴蝶随意扇动的那几下翅膀（随机变量）通过几个月时间孕育龙卷风的过程，就是环境自催化的运行过程，但这一过程的生成却需要环境自在运动之内在本性的推动。
五、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
环境哲学对其本体问题的拷问，是为环境重建确立自身的依据和最终的理由；环境哲学对其认知问题的检讨，是为环境重建构建必备的智识体系。然而，无论其本体论拷问还是其认知论检讨，都必须走向实践的引导与规训，环境哲学才产生实际意义并获得应有的价值。所以，环境哲学需要上天，但上天的最终目的是入地：开启形上道路，仅是环境哲学的前提性工作；开辟形下的践行道路，才是环境哲学的目的性努力。
环境哲学对其实践道路的开辟方式，就是环境伦理学。
在环境哲学研究中，环境伦理学是最成熟又是问题最多的。客观地看，环境伦理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以论争的方式展开，并产生出许多的环境伦理观念、理念甚至理论，比如大地伦理理论、救生艇理论、公地悲剧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等。但这些有关环境的观念、理论都是由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所催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环境伦理学的外部性探讨成果，时至目前，有关环境伦理学的自身建设尚未起步。
环境伦理学研究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源于它对如下三个基本问题的忽视或无力解决：
（1）环境道德的基础何在？
（2）环境道德的边界何在？
（3）环境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内在关联何在？
前两个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研究得以正确展开的前提性问题，解决的正确路径是从审查并定位“环境”概念人手：环境相对生命和存在物而论，它既是生命、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土壤、平台，也是创造、繁衍生命、存在物的母体。环境是一个自在自为自生的生命体，它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能力。以此来看，环境道德的基础在于环境本身；并且环境道德的边界亦在环境本身。因为环境作为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它的宇观形态是涵摄了宇宙和地球的气候运动，它的宏观形态就是地球运动；而地球表面的生物群落、种群的生存运动以及人类的区域性活动，构成了不同尺度意义上的微观环境。
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伦理的问题，环境伦理学之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症结，恰恰是双方本能地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和“非此即彼”的方法，表现为“有我无你”的敌视和对抗。这种敌视和对抗的实质，恰恰是错误地定位环境伦理自身所致。
首先，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出现了无法自恢复的问题环境。客观地看，环境就是人、生命、存在物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这个使我们赖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之所以被我们所意识地关注，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了生命、存在物、当然包括人本身的安全存在。简单地讲，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问题环境或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到环境问题形成的伦理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
环境的具体构成是生命和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人的意识的进化使其成为一种在某些方面不断获得超越力量的生命存在形式。在这种状况下，环境出现危及生命和存在物安全存在的问题，表面看是环境问题，但实质上是只有当人及其存在普遍地出现了问题时，环境才形成问题。因而，环境伦理学所要为之努力的，表面上看是探求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但实质上却是探求解决人的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人的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由此，环境伦理必然与传统伦理发生关联：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传统伦理必须融入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涉及如何正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必须确立其正确的认知，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导致了环境问题，即当人将自己抬高到“尺度”和“惟一目的”的地位时，环境就成为人的附属物而获得纯粹单一的使用价值，由此价值引导所形成的人类活动就自然展开向自然进军、向环境开战，向存在世界要永不满足的财富和物质幸福。
环境伦理一旦正视传统伦理，必然要展开三个方面：一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偏执与弊病、错误与荒谬。传统伦理的唯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和权力价值取向论，此三者从根本上异化了伦理，使其伦理功能发生了偏执与狭隘。二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功能。伦理对人及其由人缔造出来的社会具有规范、矫正、引导、激励功能，这种功能并不因为环境伦理的兴起而消失，而是因环境伦理的兴起而得到拓展和强化。三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的合理性及其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要求性，这主要体现在传统伦理的基本认知原理和行为规范准则始终体现了普遍的人性要求，并蕴含着能够显现和张扬的自然原理。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正视，环境伦理学研究必须慎重考量传统伦理，并寻求构建起对传统伦理资源――知识资源、理论资源、思想资源、方法资源――的正确处理。这种处理的最终呈现，就是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
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之根本前提，是探究、发现和确立环境原理。环境原理的实质是自然原理，它由环境自生境原理和环境逆生化原理这正反两个维度构成：环境自生境原理，是由宇宙的自创生和它创生原理、自然的生变原理和生命的生生原理所构成的原理体系，也就是说，环境原理体系是由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所构成；环境的逆生化原理，即是环境逆向编程的层累原理、突变原理和环境滑向自毁灭的边际效应原理。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具体表现为环境伦理学为传统伦理打开视域空间，使传统伦理走出人本中心论的狭隘，获得环境视野和生命维度。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首先要求环境伦理学抛弃一切形式的观念偏见，以客观姿态审查环境、进入环境，并以环境原理为环境伦理的自然依据，构建环境伦理原理，使其能够涵摄制度社会和自然社会两个领域，并指导人的生存行动。
以环境原理为自然依据而构建起来的环境伦理原理有二：一是环境伦理的动力原理，这就是“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具体表述为生己、利己、爱己与生他、利他、爱他的对立统一原理。“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原本是传统伦理的基本原理，但当环境伦理赋予它环境视野之后，就获得了对自然世界和制度社会的双重指涉，因而，生、利、爱的主体及其指涉对象，不仅仅是人，也包括地球生命及其他存在物。二是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这就是权责对等原理。它同样是传统伦理原理，一旦为环境原理所贯通，则必然构成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即权利与责任对等。在传统伦理体系中，权责对等是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但在为环境原理所贯通的环境伦理世界里，权责对等既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也相对人与地球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论。由此，权责对等原理涵摄了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构成了人进出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都必须遵守的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原理之所以具有如上认知规范功能，在于它统摄了四个环境自生境法则，即存在关联法则、价值生成法则、顺性生存法则和成本支付法则。存在关联法则揭示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所有存在物之间存在着本原性的关联性，这种本原性的关联性使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存在物之间必须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价值生成法则揭示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中，生命与生命、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本原性的存在关联性之实质，恰恰是其平等指向的价值生成链条。在这一价值生成链条上，每个生命、每个存在物都顺其本性生存，这种顺性生存法则可表述为在限度的竞争中有限度地适应。一旦因为强力或偶然的不得已等因素打破了这种竞争与适应相协调的限度时，则必然要为之担负责任，这就是成本支付的环境法则。这一环境法则运用到人类生活领域，就获得了三个维度的指涉与规范功能，这就是谁消费谁买单、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恢复。
以“生、利、爱”之人性原理为动力指南的权责对等原理，不仅具有普遍的认知规范功能，更具有全面的行为规范功能，这是因为权责对等原理最终落实为利己不损他和利己亦利他两个环境伦理原则。这个“他”，既指他人，也指他物、他种存在。利己不损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再生诉求；利己亦利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平等共享诉求。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6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资源友好型与环境节约型”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环境会计工作的开展提上了议程,但我国环境会计还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的专家学者对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的许多内容还存在诸多争议。环境会计的开展必须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节约型社会为背景,以对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差异性分析为基础,构建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
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出现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不协调的局面,可持续发展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建设“资源友好型与环境节约型”两型社会就是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全局和战略高度。由于传统会计没有把环境支出与收益纳入其核算体系,因而在目前建设两型社会的背景下,传统会计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践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在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核算和监督企业经济活动,反映企业经营和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和价值转移。目前发达国家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我国,由于环境会计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作为wto成员,我国企业要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经常以可持续发展恶性循环、生态环保为理由和目标,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通过立法手段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同时,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投资所在国也很可能要求我们提供与自然和谐有关的环境核算资料。因此,会计学的一个分支——环境会计的开展势在必行。www.133229.com
一、环境会计的涵义
环境会计,是将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相结合,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它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评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基本属性上看,环境会计实际上是环境科学在会计学科中的渗透。它的研究涉及自然、经济、技术、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不仅与会计学、环境学有直接关系,而且与哲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化学、生物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法学等许多学科在内容上有广泛的交叉渗透。
二、环境会计发展现状
(一)理论界已意识到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力
由于国际社会各种努力的启示,也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许多会计学者也展开了对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我国已经认识到环境会计的重要性,大家开始关注环境会计问题。
(二)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还很不完善
我国现行用于指导企业会计和报告实务的法规主要有财政部的会计准则、财务通则、行业会计制度、财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执行的信息披露规则和准则。但这些法规、制度和相应的企业会计与报告实务对于环境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1998年《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实务调查分析》介绍了对500家企业的环境会计实务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企业在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方面混乱,对公布环境资料持低姿态,很少进行定量分析;公布的环境资料不全面且可比性差,看不出花费的资金、取得的成果和规定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环境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很不完善。
三、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
据研究,过去的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人们很少在生态平衡问题上考虑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各企业对自身所拥有的、使用的自然资源,对环境资源的污染破坏、补偿恢复等按照有关原则进行确认、计量并反映到财务报表中。从而促使企业以理性的观念,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构建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应明确以下内容:
(一)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和目标
1、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环境会计的对象大大突破传统会计资金运动的范畴,它考虑除资金之外的资源环境、整个社会生产消费以及生态循环价值。在环境会计下,会计要素需重新界定,资产中应增加“自然资源环境资产”,即全世界所共有的“特定财产”:空气、水、海洋、矿产资源、臭氧层等;负债中应将企业承担的环保社会责任加以确认,如企业应交纳排污费、发生环境损害尚未支付的债务、按规定从成本费用中预先提取但尚未支付的环境费用、涉及环境污染的或有事项等;所有者权益中应将“自然资本”加入其中;收入要素中应加入企业在推行环保政策、积极治理污染时所享受到的国家给予的补贴、奖金和税收减免,回收的“三废收入”其他单位和个人缴来的环境损害赔偿费或罚金收入,以及实施环保措施后企业形象、信誉度的提高而带来的社会效益等;费用中应包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以及耗用资源和排污而被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治理费、环境研究专项开发费。从而避免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耗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造成企业虚增利润的情况。
2、环境会计的目标。环境会计的目标可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基本目标是促进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行政、经贸、文化、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力争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具体目标是通过会计核算、确认和计量一定会计期间的投入与产生,尽可能地为社会各部门提供有关企业环境目标、环境政策、环境规划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义务、贡献等方面的信息。
(二)环境会计的假设和原则
1、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环境会计的基本假设同传统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相同,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假设。所不同的是,由于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比较特殊,使得“货币计量假设”发生变化,即环境会计以货币计量为主,同时辅之以实物、指数、百分数等其他相关计量尺度,甚至可以用图表和文字叙述加以说明。
2、环境会计的一般原则。创建我国的环境会计除应遵循《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还应遵循政策性、社会性、充分披露等原则。政策性原则是指企业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资源环境的政策和法规,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原则是应提供充分揭示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的信息,并按照社会利润来评价企业。充分披露原则要求在提供会计信息时,必须全面、公正地反映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保护或污染、损害等情况,不得有意忽略或隐瞒重要的数据资料,使信息使用者发生误解。
(三)环境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1、环境会计的确认。环境会计的确认是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的辨认和确定过程。例如,将“自然资源环境资产”确认为资产要素,将“环境损害费用”确认为费用要素等。
2、环境会计的计量。环境会计计量是为了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其计量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计价上,这其中存在许多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事项,如臭氧层等;有的也无法用历史成本计价,如企业生产给环境造成污染所发生的延时治理费,再用历史成本去计量就不适用。因此,需要对环境会计的计量方法特殊处理,大胆创新。实行以货币计量为主的多种计量单位并用原则,再借助于价格替代支付意愿、接受意愿和数学模型等。
(四)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
环境会计报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会计报表中增加环境会计诸因素的揭示与披露;另一种是独立设置环境会计报表。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环境会计报表模式。因此,我国应在传统会计报表内增加有关环境会计的核算资料,再辅之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等,揭示企业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应增列“自然资源环境资产”、“自然资源环境资产损耗”科目等;负债方增列“自然资源耗费”、“环境保护支出”科目等;所有者权益方增列“自然资本”科目等。在损益表中增列“环境收入”、“环境预防费用”、“环境治理费用”、“环境损害费用”等。
四、开展环境会计工作的改进措施
要改变我国环境会计的现状,健全环境会计体系,在理论研究和实务两方面予以推动的同时,还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予以保证。
(一)建立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
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可以成立由会计、环境资源、法律等方面专家组成的机构,对环境会计理论、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影响成本、市场规则变动、法律体系变动等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
(二)健全会计法规,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增强实务的可操作性和统一性,避免各行其是,其具体做法:一是修改《会计法》。要将环境会计的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完善会计准则。要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以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环境会计制度。要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
(三)给出资源明确的价格信号,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
首先,国家对于资源的使用,应坚持有偿原则,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税)的形式。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偿使用,无疑将导致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核算与披露。其次,应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的宏观调控作用。环境会计要将总成本理论应用于环境会计实务,这样商品的成本中加入了资源成本,会使商品价值得到客观反映,使各种商品的比价能反映资源成本。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是价值规律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客观要求。
(四)加强对环境会计的宣传教育
实施环境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应加强公民的环保意识教育,加强学校环保基础知识教育,在中小学增设环保常识课,在财经院校增设环境会计、环境审计课;加强在职会计人员的环境会计培训工作,加大对环境会计的宣传力度。
(五)进行环境会计试点工作。
在加大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及实施力度的基础上,遵循由简入繁,从易到难的原则,从相对明确、简单和易于了解的环境会计核算科目入手,在部分地区、部门试行。结合具体情况,对不同的产业和产品、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核算内容和标准;同时,可以采取“双轨制”,将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和探索性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并行,在取得切实可行的经验后,再进一步深入研究推广实施。
参考文献:
1、朱玉广.论环境会计[j].管理科学文摘,2004(5).
2、胥卫平.论环境会计的内涵、职能和工作内容[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7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1-0115-03
环境问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的新闻热点，接连发生的大范围雾霾天气让民众苦不堪言，频繁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近年来，国家环境保护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已成为建设项目批准实施前的必要步骤，其重要性及社会关注度不断增加。因此，《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不仅成了各所大学环境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而且对未来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学生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如何上好环境影响评价这门课，让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知识，运用到将来的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的要求，并结合北京农学院的实际情况，本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课程进行了改革与实践。
一、确定教学目标
环境影响评价简称为环评，英文是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缩写为eia，是指实施建设项目后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析、评估，并提出减轻或者预防不良影响的策略和方法，以及进行监测的制度方法。即激励在项目决策和规划中考虑环境因素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根本目的，最终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教学目标是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是授课和最终评定教学效果以及保证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它不仅要遵循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发展方向，还要考虑教学过程的规律性，在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实践环节，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学生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环境影响评价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是在对学生讲授《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以及价值观等综合素质的发展，为将来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确定教学目标时不仅要参照教学大纲和本校学生实际情况，而且也要根据国家出台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职业工程师的考试内容。因此，本校的《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以职业岗位人才培养为目标，并据此来设计教学讲义、规划教学课时、提前联系实习单位等，为后续的教学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二、整合优化教学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应用型课程，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仅使政府部门而且使普通的百姓对环境污染问题也重视起来。目前，环境污染问题从实际情况到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地重组和补充新颖的教学内容。近年来，我国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各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不断更新。为满足这一需求，教学中也必须用最新的标准和规范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教学工作，然而，现有的教科书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另外，目前已有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教材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的概述、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标准、工程分析、各环境要素（地表水、大气、声等）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知识和技术问题，甚少涉及环评技术导则，而这部分恰恰是将来学生实际工作中经常要用到的知识。因此，要解决上述现存问题，要使教学内容符合教学目标，首先要选择好教材。本课程通过以往授课经验以及对就业学生反馈信息的总结，最终确定了以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编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2版）为主导教材，以经典环境影响评价教材为参考教材，结合国家环境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和技术导则，以及典型案例，构建了一套从理论到法则，再到案例的实用教学资料。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和导则的不断更新，教师也及时地深入学习，重新备课，调整教学内容，较好地把握了本课程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针对该课程“涉及面广，应用性强”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更新和优化，对法律标准、工程分析、大气及地表水等环境影响评价的教学方法和重点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教学应是“由面到点，再由点回到面”的新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更好地掌握环境影响评价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时要与国家的最新标准和实际案例进行结合，从而体现这门课程的适时性和实用性。除此之外，在对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时要进行适当的实践教学，让学生通过对具体理论知识的学习体会环境评价技能的应用方法。总之，《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内容在选材方面既以教材为基础又高于教材，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因此也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教学内容要结合最新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不断更新教案。
三、完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如果只是按照教材对理论知识进行讲授，就不会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是更不能完全脱离了教材。为了让学生在进行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技术准则和方法进行结合，对环境影响评价方法进行牢固掌握，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本文从以下三点具体阐明。
（一）改进教学方式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式难免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多数时候学生都是被动接受，限制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更不能挖掘学生对环境影响评价这门课程的学习潜力，这样很难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难适应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需求。目前，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采用讨论式、案例式和引导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根据环境影响评价这一课程的具体特点和当前互联网交流的快速普及，笔者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把课件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提前了解所学的知识；师生之间通过各种互联网媒体作为沟通手段开展环评问题的讨论，比如建立环境影响评价课程的微信群、QQ群和飞信群等开展讨论式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在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网及环评爱好者等相关论坛上挖掘一些有价值的知识或资料在课堂上和老师同学一起分享。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使学生积极地从单纯的“学”到参与“教”的过程，建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双向沟通的学习氛围。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由于在课前预习的时候学生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必会大大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案例教学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课程。其中包括涉工程学、法学、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计算机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加之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也多种多样，有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噪音、区域规划、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掌握所有知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给我们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我们以培养学生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践能力为向导，分析该课程在教授理论知识、专题案例分析以及课后进行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中存在的现状问题，然后开展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如积极更新理论教学知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实际案例，并且课后积极进行综合性实践教学等。总之，在教学过程中使案例教学贯穿始终，使学生积极参与并投入到教师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教学互动，促进学生所学知识的吸收和转化。当某一个理论知识点讲授之后，找一些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表，给大家展示和讲解所学理论知识在实际的环境评价中是怎样体现和运用的。这些方式方法不仅使学生加强了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比如讲到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本人就将当下热点环境问题――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结合到课堂教学中，如：北京雾霾天气的气象统计资料，污染物排放统计数据，污染物的扩散条件，估算模式的应用场景，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等；又如讲到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时，以京沈客运专线北京站―星火站为例，沿线居民关于噪声污染和电磁辐射等方面的诉求迫使北京市规划委召开了几次沿线居民的座谈会和听证会，并最终确定了星火路段的优化方案；通过该案例也使学生认识到公众参与在环评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案例教学既能有效发挥教师的点拨作用，又能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案例说明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方便理解。另外，以指导、提问、讨论为主，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洞察力，同时激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教学方式使对符合标准的环境评价工程师的培养更加科学合理。
（三）优化考核方式
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必须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通常期末考试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让考试成为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服务于教学并体现教学。但是之前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方式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又无法体现学生的学习过程。这种传统的期末闭卷笔试考核方式既体现不了教学的全程化以及课程考试的多元化和灵活性的教育方式，又会使大部分的学生只注重笔试考试，不重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所谓以考促学，这才是现代教育考核的精神，本人结合课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的要求，近年来本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1）考试内容多元化。一个合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在上岗前必须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岗位资格证，要获得环境影响评价岗位证光靠书本知识是不够，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主要的环境影响评价知识体系，而且还要求学生了解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与指导、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所以在安排考核内容时，不仅选了一些历年的真题，编入试题中，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典型案例，指导学生试着写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书，为学生将来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的注册考试打基础。（2）考试方式多样化。传统的期末闭卷考试造成了很多学生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很多学生寄希望于考试前突击复习取得高分。这种短暂的记忆方式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实际应用，因此在考试方式上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多样化考核，如课堂作业，课堂讨论表现，学生主动查询相关资料的能力，对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所有考核内容都实行累加式考试，彻底改变一张卷子决定最终成绩的局面，并在考试内容上力求创新，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杜绝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从作业、课堂讨论表现等方面进行优化考核，从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全方面抓起。（3）考分设计合理化。以前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考核的方法主要是采用传统的闭卷的形式，其中考试成绩要占百分之七十，平时成绩占百分之三十，但是因为环境评价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强，在闭卷考核形式中，学生主要是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获取分数，这样很难真实反映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可通过教改在对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考核方法上由原来闭卷式的考核方法改为平时考核成绩+闭卷考试成绩+实践考核的考核方法。这三个部分所占比例可进行适度调整，加大平时考核成绩所占比例，降低闭卷考试成绩所占比例。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可对学生进行分组，完成多类别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然后再进行专家技术审核，对角色的模拟进行评审打分。
四、增加实践机会
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课程，为了更好地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实践的机会，结合我校本科生实行的“3+1”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强化校外实习基地，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为学生进行以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了实践机会。充分利用校外资源潜力，加强和校外环境影响评价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和联系，让学生利用实习机会参与到这些单位的实际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撰写中。使学生了解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撰写的重点以及难点，编写的方法及相关的最新的国家法律法规等。通过对工程现场的参观以及考察调研，使学生感受到建设项目所带来的环境不利影响，通过现场考察，学生在对环评报告书进行编写和从事环境评价工作时才能更好地区别不同项目带来的不同环境影响，选取评价的重点以及应采用的方法，可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作为一名未来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者身上肩负的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通过与各环境影响评价企事业单位、项目工程的接触，可以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和把握就业方向，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这样激发了学生学习本专业课程的积极性。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使学生自身的素质增强，更好地了解学科的前沿和发展动态，而且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五、总结
通过长期以来的探索研究，使环境影响评价课程的教学实践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既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又加强了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在进行理论知识学习时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有创造性。之外，在教学过程中大大缩短了学生对环境影响评价这一工作岗位的适应期，使学生能够在毕业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适应新工作，这大大加强了学生的就业能力。环境影响评价课程具有很强的专业特殊性和实用性，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所以改革过程要不断进行改进完善，随着其实践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相信其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新刚，陈海丰，陈晨，陈芳艳.《环境影响评价》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14）.
[2]范丽华，班文霞.环境影响评价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3，（8）.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8
关键词：环境行为；社会特征；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05-0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技术革命促成了西方国家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文明曙光的出现，新能源、新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了城市面貌和环境的巨变，催生了环境危机的出现，对居民身心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环境行为研究诞生了。以“环境行为”为检索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德国Springer期刊数据库、英国taylor&Francis期刊数据库、wiley期刊数据库、Frontiers_系列期刊数据库进行精确搜索（见表1），发现西方学界进行环境行为的研究比我国进行的时间早、研究的程度深。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行为研究，并出版发行《环境与行为》、《环境心理学》等专业期刊。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专注于环境行为研究，2000年以后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通过对环境行为相关文献题目所蕴含内容的理解，笔者将现有文献按研究领域划分为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
第一，心理学领域。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心理学在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又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和环境心理学领域，其中社会心理学延续了经典的心理学研究角度――内部心理，以态度和行为的关系为主题，研究人的认知、知觉、态度、意识、价值观等与外显行为的关系；而环境心理学则从外部出发，研究个体如何和环境相互作用，进而利用和改进人类环境，以解决各种由环境而产生的人类行为问题，例如，勒温的场理论。因此，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环境行为主要涉及建筑、空间（商场、广场、公园、学校等）、城市规划、压力环境（噪声、辐射等）等环境中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规律以及他人在场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第二，建筑学领域。建筑空间是人的心理空间的外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规划家KevinLynch运用“图式”理论研究人们对三座不同城市的意向，开启了环境行为在建筑领域的研究先河。进入60年代后，挪威建筑学教授Christainnorberg-Schulz以皮亚杰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空间问题，在建筑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同一时期，一些建筑师对传统的建筑设计方法与原则进行了反思，以JonLang和CharlesBumette为代表的建筑师从管理科学、系统论的角度研究设计方法的正确模型，并应用计算机把社会科学数据、观点综合到设计中去；而以alexander为代表的建筑师重视空间与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把设计设想为多种空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结合。70年代以后，建筑界普遍强调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人们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社会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环境社会学，长久以来，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认为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核心。随着环境社会学的逐步成熟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过于宏观和抽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的，只有行动着的人才能与环境互动，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们环境行为的结果。因此，应该站在微观的生活者的角度，对人的环境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既能阐述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行为选择，又能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从而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本文主要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对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把握。
一、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什么是环境行为，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尝试给出合理的界定，但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Hines等提出了“负责任的环境行为（responsibleenvironmemalbehav-ior）”，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Stem提出了“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environmentallysignificantbehavior）”，并从行为的“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将其定义为“影响导向的定义强调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意向导向的定义强调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而Sebastian基于“规范刺激（nam）论”和计划行为论，从利己动机和亲社会动机两方面将“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be-havior）”定义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及对他人、后代、其他物种或生态系统的关心”。
由上述概念界定可以得知，较早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对环境行为的界定略显偏颇，人是行为的主体，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环境行为，而西方学者的界定多数只强调了积极的环境行为，忽略了负面的、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
我国社会学学者也对环境行为做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王芳以“理性选择论”为基本预设，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以空间作为人与环境互动的载体，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崔凤等依据概念外延的不同总结了两种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解，其中对环境行为的广义理解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而狭义理解仅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行为内涵的理解尚处于深入讨论阶段，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以洪大用等为代表，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环节。另一种观点以周志家等为代表，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维度的交叉，若“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
二、环境行为的特征
关于环境行为特征的探讨，有学者将环境行为视为一系列要素的复合体，通过对其进行解构发现：环境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正反两重性，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行为发生空间来看具有差异性，从行为结果来看具有滞后性、复合积累性和外部性，从行为动因来看具有利益驱动性，从行为制约因素来看具有社会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上，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基于已有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归纳总结，认为环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1.适应性
占据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类行为主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给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技术和物质系统中进行互动和交流，但他们并非仅仅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进行各种活动，而是能够应对社会刺激，分析、理解情境，甚至构建或重塑物理环境及社会规则。环境行为是一种人类行为，因而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并做出反应：一方面，个体环境行为的发生受制于环境压力，社会存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塑造个人的环境行为；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行为反应调节并满足自身需要，应对环境刺激。换言之，环境行为既具有主动性，又具有被动性，并且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互动性。
2.社会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所有个体都要经历社会化过程，都不可选择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离开了个人的存在与行为，或者我们按下一个暂停键，冻结个体行为，社会过程就随之结束了。环境行为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行为主体的信念、期望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主流文化、经济水平、制度规范等外部因素，人格特质、价值体系、情感卷入等内部因素都能影响人的环境行为。并且，环境行为还关涉其他主体的行为，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
3.双重性
环境行为的双重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环境行为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有的行为直接与环境互动并对环境造成影响，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都直接可见，而有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但却是造成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如女人对化妆品和服饰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行为的性质看，广义的环境行为既包括环境保护行为，也包括环境破坏行为。前者是一种长期行为，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从而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使之更好地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后者是一种短期行为，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而对环境资源予取予夺，从而引起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行为，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动态永续平衡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4.策略性
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包含特定的指向选择，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行为主体根据自身一定的利益偏好，遵循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做出最优策略选择，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企业是否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受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对环保投入的政策激励和对环境污染的政策规制会为企业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比较，企业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但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公众，都是理性的社会行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旦偏离追求长期利益、社会利益的轨道，打破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间的制衡局面，就会出现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公众弱参与性、浅层性、简易性环境行为等不利于环境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
三、环境行为的类型学分析
对环境行为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梳理现有的文献，国外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Sia等将环境行为分为说服行为、消费行动、生态管理、法律行动、政治行动五类；Smith-Sebasto和D'costa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与Sia等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在名称上略有差异，如将“生态管理”称作“实践行动”等，但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行动；Stern根据环境行为的定义，从行为的激进程度、空间私密性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行为分成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其他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
我国学者也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张兴莲等按照差别强化原则将环境行为分为正性环境行为和负性环境行为；按照主体的环境行为是否需要他人的参与将环境行为分为合作环境行为和独立环境行为，对前者根据行为主体受制约性的强弱又可细分为自主合作、条件合作与申诉合作环境行为。这一分类方法主要基于环境教育、环境素养的视角，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外在体现，是环境教育的要旨所在。但这里提到的环境行为在定义上趋同于环境保护行为，是指“在人们具有环境知识、态度和技能之后，必须采取行动，参与各种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现实的环境行为并非仅指环境保护行为，因此，这一分类方法缺乏广泛的适用性。崔凤等依据环境行为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环境行为进行了划分。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组织型环境行为；根据行为结果的差异，可以分为环境影响行为、环境破坏行为、环境保护行为；根据行为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这一划分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特色，通过解构行动体系对环境行为的类型进行了把握，但现实的环境行为复杂得多，行为主体间的互动结构影响了行为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行为类型存在交叉关联。例如，企业环境行为又可细分为企业环境保护行为、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公民环境行为又可依据政府是否参与构建出政府参与模型与政府不参与模型。此外，环境行为兼具直接性与间接性，而在已有的分类中对间接环境行为未加明确的关注，应在现有的划分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考察。
四、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考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分析环境行为的状况，而且能够为改善环境行为提供方法和路径。在目前针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中，本文主要提取了态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三个因素进行分析。
1.态度变量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在环境社会学领域，主要沿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论、aBC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探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关系。但目前学界对环境态度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与环境态度相似的概念还有环境意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信念、环境知觉、环境认知等，这些概念表述类似，内涵趋同，在现有研究中常常互换使用。
Hines等利用元分析法整合了128篇有关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认为环境行为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包括环境态度在内的若干变量的影响。
沈立军对山西省五所大学学生的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并归结出两条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一方面，环境价值观通过影响环境态度进而预测环境行为；另一方面，环境态度亦能直接影响环境行为。
余勇等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分别提取了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主要因子，进而对游客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态度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环境行为：在主要路径中，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在次要路径中，环境伦理与环境干扰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2.社会结构变量
社会结构是联结行动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阶级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阶级结构。阶级被古典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因子之一，以环境为话语连接环境行为与阶级，可以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的联结最为频繁，环保运动与后物质主义是其主要的议题。Cotgrove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运动的强烈联结，特别新中产阶级多参与新环境运动（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团体），旧中产阶级多参与自然保育运动。吴瑶以《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媒介话语空间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认为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是本阶层特有的身份认同标志，借助环保话语，中产阶层得以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展示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第二，组织结构。环境行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组织的内部关系及组织间关系均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是政府和企业。对企业来说，企业类型不同、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设计不同、企业环境行为的导向机制不同，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同；对政府来说，纵向的中央与地方“二元”分级结构、横向的协调管理网状结构也会影响政府的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保宣传、环境治理等行为，同时，政府和企业间博弈均衡的改变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
第三，城乡结构。VanLiere等对公众环境关注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较乡村居民对环境问题有更高的关注度；张健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研究乡村环境问题，认为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制度设计对人的环境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乡村内生污染以及城市污染转嫁乡村综合作用，加之乡村环境保护制度的缺失，造成乡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3.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指被调查者最基本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
在性别因素方面，Fliegensehnee等的分析发现性别是影响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但女性更易投入情感，对环境破坏的关心水平更高，不易盲目迷信技术解决手段，更愿意尝试做出改变。龚文娟等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所作的分析也发现，在私人领域内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但是性别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并不稳定，Hines等对1971-1986年间的128篇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并未发现性别和环境行为的显著关系，Schukz等在1995年所作的五项调查结论也表明性别与回收行为不相关。
在年龄因素方面，VanHere等对公众环境关心的研究发现，年轻人较老年人更易接受新的环境保护观点，形成新的生态观，更加关注和参与环保行为；但王琪延等通过对北京市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研究发现，年纪越大的人在资源再利用及资源节约方面得分更高，而年轻人多为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在生活中以工作、家庭及生活质量为重点，对环保给予较少关注和重视。在收入、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因素方面，王凤等通过对陕西省和广东省公众环保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地公众由于人均收入不同而表现出环保参与行为的较大差异，收入越高，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水平越高；陈奉伟对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游客在环境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程度越高，游客的环境行为越积极，但不同职业的游客在环境行为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目前学界对环境行为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国外研究从理论研究到经验研究的成果都十分丰富，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起步不久，研究的技术相对落后，但研究热度正在攀升。纵观目前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概念界定混乱，导致变量选取和指标设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而给研究带来困难。目前已有文献中出现的环境行为的同义词有“环保行为”、“一般环境行为”、“特定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等，这些概念表述模糊、彼此交叉，虽提法不同，但内涵趋同。因此，增加了研究的局限性和难度，并造成相互借鉴的混乱。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对环境行为的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至少应该明确概念的范围，从而选取统一的变量维度和指标体系，以便选择统一的测量工具。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9
关键词:工科院校;《环境保护》课程;教学问题;改革对策
1《环境保护》课程教学现状
(1)课程内容综合性强。《环境保护》课程旨在传授环境知识、宣传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识、培养环保人才，最终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知识、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等等。该课程综合性强，理论性强，包含的内容很多，学生要掌握这些内容并应用到实践中，需要有多方面的基础知识。
(2)工科院校应用类学生特点的限制。对于工科院校应用类学生而言，要学好这门课程存在一定的难度。一方面，他们对环境保护课程的学习基础、学习动力、理解力都较理科类高校学生稍逊一筹;另一方面，应用类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态度不端正。认为《环境保护》在应用型专业课程中无足轻重，作为工程管理人员和工程设计者，只要会搞设计、懂得施工就行了，而忽视了设计的理念或思维的创新源自于理论的学习，至于环境保护则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更是与工程设计者无关;同时，学生认为环境保护理论高深莫测，感到课程内容也枯燥无味等等。这些在无形中增加了讲授该课程的难度。
2《环境保护》课程教学改革对策
(1)确定科学的教学原则。①科学性原则。各种污染问题以及世界环境问题形势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尽量从正规的资料中查询，做到较强的说服力。②实践性原则环境教育应因地制宜，结合社会需要、现实形势要求进行，既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让知识过于成旧，显得平白无趣。③趣味性原则。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无论是材料的选取、内容的阐述，还是表达的形式都要结合工科院校大学生的特点，要让应用类学生觉得学有所值。④创新性原则。新时代的素质教育强调的其中一点就是创新思维的训练。环境教育也要讲创新性，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环境知识的说教，要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将物质环境污染与意识环境污染结合起来，将传统环境教育与现代环境教育结合起来。
(2)教学内容改革。传统的《环境保护》课程教学讲求系统性、理论性，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忽视对拓展学生设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在传统的《环境保护》教学中，多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满堂灌，教师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很少考虑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与学是对立的，因此教学效果较差;传统的教学内容繁杂，不能很好的突出重点，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吸收，结果理论记得很多，考试结束后就还给了老师，眼高手低，不能将环境保护理论应用于实际设计中去。因此，笔者针对这种情况，每年对旅游管理行业用人标准进行市场调研，并根据就业市场和行业要求的变化，调整教学内容，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将整个课程分为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自主确立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既要服从《环境保护》课程教学服务于工程项目设计的需要，又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生态旅游项目设计思维能力，于是备课时搜集大量的参考书籍和图片资料，并按照学生能接受和感兴趣的方式编排教学环节和程序组织教学，这样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对城市景区的使用情况调研中发现，游人在游览中的个人行为即心理需求对公园环境起着很大的影响。工程项目设计不仅经济、美观、舒适，而且还要符合人们心理需求，只有满足了人们在使用园林空间时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尊重设计，从而保护旅游景区环境。
(3)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是培养高素质园林专业应用人才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随着园林学科内容的不断扩展与更新，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向现代化与多样化改革。①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直观性与时代性。环境保护虽有一定的历史，但在高校公选课中依然是一个初现的课题，特别是《环境保护》课程的内容理论性强，需要形象化的教学手段。②案例教学。利用典型旅游景区设计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生态设计思维。通过对省内著名生态景区如衡阳珠晖区白鹭湖农业生态园、耒阳蔡伦竹海避暑山庄及衡南县岐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景区兴建的历史背景、生态旅游开发目的、设计理念、当地文化艺术等对景区建设影响的分析和引导，培养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文精神融入生态工程项目设计中。生态工程项目设计不只局限于针对客户和某特定范围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整个社会，关注未来，不断地创造新的变化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③实践教学。虽然将多媒体运用到教学中，使得教学内容直观化，但学生对环境保护理论知识还是缺少直观的感性认识。因此需要加强实践运用，鼓励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设计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达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熟悉化。根据教学内容，分别组织学生到到各公园、街道绿地、居住区等地进行现场教学，加强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教会学生观察问题，并进行讨论，这样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等课程结束后再与其它的课程一起，组织学生到南岳、江口鸟洲、蔡伦竹海等景区进行课程结业实习。通过实习，学生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实践知识，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实习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样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4)考核方式改革。考核作为教学过程的终点，既起到检查教学的效果，又起到对教学过程导向的作用。为培养学生的专业创新能力，考核应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过程中进行，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灵活多样，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这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学生专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通过对《环境保护》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考核方式的改革，改变了学生以往学习的被动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环境保护理论知识在工程项目设计中指导作用的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等仍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在教学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崔丽娜，苏艳.《环境保护概论》教学内容及方法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科技信息，2006，(10).
[2]石晓枫，张晓燕.在我国高校公选课中增加环境教育内容的探讨[J].高等理科教育，2001，(1).
[3]徐颂.Cai课件在《环境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以“水污染防治”Cai课件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2).
环境行为学理论篇10
一、环境问题的部门性反应：传统部门法的“绿化”
对于法律而言，环境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之所以称环境问题为法律的一个崭新的问题，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当代环境危机背景下，法律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全方位冲击，以及从法律价值、法律制度到法律规范所面临的多层次挑战。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其作用在于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秩序。法律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反应，最早体现在民法、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传统部门法的不断“绿化”，即通过传统部门法的个别法律规范的增设、调整和修订，以及零星法律制度的创设、修正和补充，解决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和法律纠纷。
(一）宪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
伴随资本主义革命而产生的近代法治主义思想，推动了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本位的近代宪法的形成，同时，国家通过确立宪法至上以消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的影响。近代宪法的核心内容在于关注对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保障，但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社会出现了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不平等换来少数人的自由、平等的不良状况，这不仅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带来了环境危机、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团体主义、干涉主义思想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运而生。团体主义主张，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有机整体个人的连带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促进社会利益和和谐发展，因而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干涉主义强调政府除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之外，还应当从社会整体目的出发，对社会福利、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等各种问题予以关注和解决，并对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必要干预。对环境问题的国家干预与管制渐渐与团体主义、干涉主义的要求形成了内在契合，一些国家的宪法中纷纷出现涉及环境保护的条款，或者通过原有宪法条款的扩大解释，规定国家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职责以及公民的环境权利。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宪法产生的法理逻辑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也纷纷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宪法中规定了环境保护的条款。例如，在1976年《印度宪法》中的第48a条款规定：国家应尽力保护和改善环境，保护国家森林和野生生物，并将这一规定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又如，《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宪法》宣布：所有人享有人道、健康与生态平衡的环境权，并有义务为后代的利益保护并改善环境。根据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世界6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规定了国家保护与改善环境的目标或义务；4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规定了作为基本人权的环境权|1|(294一298)。在我国，自政府代表团出席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后，环境问题开始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和重视，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开启了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保护法律与政策发展的序幕。我国在宪法这一最高法律等级层次，也较早地关注到环境保护问题，1982年修订的《宪法》第26条首次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职责。宪法中环境保护国家职责的规定，为环境法治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行政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
行政法作为资产阶级近代民主和法治的产物，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法治国家的理念下，近代行政法以保障自由权、平等权为中心，强调国家的目的在于消极地排除人民福利的障碍，以减少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遭受干涉和压制。因此，为需要扮演“守夜人”角色，因而，行政法的干预和管制范围，主要限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与救济等。到了20世纪初，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弊端开始显露无政府状态的盲目竞争和垄断，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还导致了环境危机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发生。此时，政府被要求负担起充实人民社会权利和积极兴利的责任，为适应社会由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观转变，行政法也由消极的依法行政向积极的社会行政迈进。环境问题的凸现以及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作为调整国家行政关系的行政法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进，它试图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和行政法律管制应对日益突出的环境危机。一方面，随着国家行政目的的转变，把对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行政法律管制纳入国家行政权力的范畴，以适应国家对环境进行干预和管制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环境行政法的扩张措施，如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规划的编制、对环境侵害的控制、环境标准的设定、环境行政处罚的实施、环境行政许可的推行、环境纠纷的行政裁决与处理、环境损害的行政救济等，确保国家实现一个安全、健康、持续的环境的行政政策目标。
(三)民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
近代民法的核心思想是基于个人主义权利本位观的私法自治观念，即当事人可按照本人的自由意思创设、变更与消灭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当事人根据自由意思所为的表示具有法律拘束力并受到保护。私法自治主要表现为绝对所有权、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内容。以绝对所有权为例，它承认所有权是所有人享有的对物的绝对无限制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面的、完整的权利。然而，随着社会利益的日益彰显，要求一定程度改变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放任，并由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思想对其进行控制，从而，民法私法自治的观念开始顺应社会法理的要求，并对所有权绝对自由、契约自由、过失责任三大内容进行修正，使其受到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限制。例如，基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将绝对所有权修正为所有权须受一定限制，包括所有权效力范围、所有权行使以及确立所有权负担等方面，使所有权的享有和行使能够尊重社会公共秩序、福利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民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还包括重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将无过失责任原则作为环境污染特殊侵 责任，等等。
(四）其他法律部门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
除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对于环境问题的法律反应，其他部门法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刑法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用最严厉的刑法来惩治严重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就成为最佳选择各国刑法中相继增加了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也开始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扩展到了与环境相关的法益12。刑法对于环境问题的法律反应主要包括增设污染环境罪、规定特殊情况下的环境危险犯、重构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确认法人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规定对环境侵害的刑事处罚等。在诉讼法方面，针对环境污染案件特点出现了一些诉讼规则的修正和新型诉讼形式，如放宽个人起诉资格、推行环境公民诉讼、规定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确立“疫学因果论”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等因果关系证明方法、延长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等。
宪法、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的历史远比环境法久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环境法律部门形成之前，就适应环境保护社会实践的需要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法律修正、调整和改进，这些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至今仍然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缺少的法律组成部分。但是，必须认识到，传统部门法因其自身法律价值、学术传统、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历史限制，往往难以真正融入环境问题的时代语境和现实背景，这也成为制约传统部门法应对环境问题能力的一个障碍。
二、环境问题的部门化应对：环境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大气、水、海洋、固体废物、土壤、核放射的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土地、水资源、森林、野生动植物、国家公园等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立法的大量涌现，催生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环境法。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环境法律、法规数量的扩大和体系的形成，特别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综合法、环境基本法和环境法典的产生，大大推动了环境法部门化的形成和发展。例如，1967年日本颁布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69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都现竟为立法目的，全面地促进了对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法律应对。作为具有共性的法律规范的集合，环境法律部门或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与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131
我国于19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法，当时的法学界普遍认为，环境问题属于经济活动的副产物，因而应归属于经济法调整范畴。作为这种观点的体现，在1979年我国法学教育的学科分类中，将环境法学划归经济法学，并将其作为经济法二级法学学科下属的三级法学学科。随着我国环境法制实践的快速发展，1989年我国正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其间，森林、草原、野生动物、水、土地等单项自然资源立法，以及大气、水、海洋、噪声、固体废物等单项污染防治立法迅速发展。一些环境法学者认识到，环境法不仅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还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问题；不仅其目的与经济法不同，而且环境法的原则、制度和技术性调整方法都与经济法存在天壤之别。因此，很多学者呼吁将环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观点逐步为实践部门和学界所接受，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广泛共识，加之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得到广泛的认可14。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法学教育学科设置时，明确地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纳入法学的十个二级学科之中。目前，我国环境法已经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目的统领下，由以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庞大法律规范组成的独立部门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需要。如今，政府与民众对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与司法机构的依法设立和运转、大量专门性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法学界环境保护自觉意识的产生等，都推动了环境法作为我国独立法律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数量庞大的立法、独具特色的制度、独立的价值目标、国家学认可、法学核心课程的设置等都说明，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代社会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构成了环境法的伦理道德基础，环境法从环境问题出发，以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在其法律理念、法律目的、调整范围、调整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产生了一些与传统部门法不同的部门法特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罗马俱乐部就断言：通过有计划的措施，而不是通过偶然性或突变，来达到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状态的任何深思熟虑的尝试，最终都必须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价值和基本目标变革为基础161(151)。尽管传统部门法对于环境问题的法律反应措施一定程度推动了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但是，传统部门法与现代意义上环境法相比较而言，两者在环境保护的价值目标、理论旨趣、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以环境保护的刑法反应为例，传统刑法环境条款保护的法益主要是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利，它立足于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要保护与人类有关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等利益。传统刑法虽然有与危害环境、自然资源相关的犯罪，但犯罪行为的构成通常是因为这种行为以环境、自然资源要素的侵害为媒介而侵犯了人的健康、财产等权利，因此，传统刑法仍然是局限于对传统法益的保护121。同时，环境刑事法律规范服从于刑法之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根本目的，并且主要是通过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和惩罚的方式间接地达到环境保护目的，而不是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性法律措施达到环境保护法律目的。与刑法重视保护人的健康和财产权利的法益不尽相同，环境法所保护的法益还包括环境本身，即确保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以及维护当代和未来世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要求人类对于当代人、子孙后代乃至自然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这就要求对法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以强调共同的利益、充满健康与福利的环境，对所有人类包括子孙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法律结构进行一些必要改革的出发点与传统部门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分散、零星反应不同，不断部门化、体系化的环境部门法不仅具有规范、强制、引导、矫正等全方位的法律功能：而且能够推动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价值观的形成和法律实现。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具有历史的时空性，它不仅需要考虑当代人类利益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的公平秩序，而且还需要考虑子孙后代利益乃至地球上的其生命。当代社会环境价值应当建立在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在承认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前提下，实现人和自然的共处、共生与和谐，即由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部门法对传统部门法而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修正和补充，而是一种法律价值观念上的冲击和挑战。目前，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和立法目的的环境法，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社会实践活动的法治基础和核心。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环境部门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新兴的独立法律部门，它在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上已经形成了与其他传统部门法彼此独立、相互平行的法学教育、理论研究和知识发展形态。因此，对于环境部门法而言，如果过分强调环境部门法的独立性，同样容易造成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知识、价值和方法的隔绝，并丧失其对环境问题的法学整体把握和多部门的交叉视角。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是由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现有的部门法理论形成于苏联的法律体系理论，它是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形成了以部门法为依托的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教育和理论研究格局。部门法划分虽然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如果过于强调部门法的独立性，不仅很容易造成其封闭、自恋的部门法意识，而且往往会带来部门法的视角狭隘化、理论体系封闭化和方法程式化等不良后果。因此，环境法的部门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脱离其他的法律部门，相反，环境部门法应当拓展与其他部门法的持续、深入的对话、沟通和互动，防止因环境部门法的封闭化而导致其与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与回应的开放性要求相背离的状况。
考察我国环境法在三十余年时间内的发展历程，它很大程度表现为环境法涵盖领域的不断扩大及其调整范围的不断拓展，包括环境法对污染控制耐大、从污染控制领域向自然与自然资源保
护领域的延伸，以及对气候变化、转基因生物体造成的一些新型环境风险问题的应对。然而，环境法涵盖领域的横向的扩大和拓展并不能掩盖我国环境法纵深发展动力不足的突出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环境法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经济学等非法学学科理论观点和成果的引入。比较而言，环境部门法与其他传统部门法的对话、沟通与互动反而显得不足与乏力。然而，环境法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借鉴’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等非法学话语而求新、求异，以及对传统法学的学术传统、法理智慧和规范性方法的“革命”，其实一定程度上是造成环境部门法与其他传统部门法疏远甚至隔绝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与其他传统部门法的对话、沟通和互动，才是我国环境法纵深发展的根本法治动力和基本知识来源①因此，环境法学界绝不应忽视传统部门法理论资源及其规范性方法，而埋头建构一个封闭的、自说自话的部门法。
三、环境问题的跨部门协同：部门法之间的对话、沟通与互动
环境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意味着对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和回应是环境法一个部门法的任务。由于环境问题的开放性、复杂性、广泛性，环境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在对话、沟通与互动的基础之上，形成整体性的跨部门协同的法律合力至关重要。其间，就环境部门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环境部门法应当积极通过拓展和深化与其他部门法的双向的对话、沟通与互动，汲取其成长、成熟所需要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养分，使之能够以一种更加成熟的法律理念、更加有效的法律手段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另一方面，传统部门法不能无视环境部门法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及其法律变革的呼吁，改变自身封闭、自恋的部门法心态和思维方式，积极促进其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开放与变革，并有效地对社会现实环境问题予以回应。当然，既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早期“绿化”一一种基于环境问题的法律反应，也不同于环境法目的、价值、理论体系的内向型建构一一种基于环境问题的环境法部门化回应，环境问题的跨部门协同要求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从解决环境问题的客观要求出发，打破部门法的观念束缚和理论隔阂，彼此之一种基于不同部门法理论视阈、目的、价值取向、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与整合。无疑，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这种对话、沟通与互动，有利于各自拓宽视阈、拓展思路、重构价值、更新方法，促进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同发展，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环境问题的法律解决和环境法制的纵深发展。同时，有学者还认为，在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沟通与对话中，每一方秉持自己的问题意识而转变自身审视问题的立场和视角来促进部门法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正是通过这种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换位思考一转变惯常审视问题的立场和角度，提出全新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种对话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各自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更加明了自身的根基和处境。
(一）建立面向环境问题、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共同目的的跨部门协同机制
1淡化部门法意识、摒弃学科成见，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共同目的来消弭部门法之间的理论隔阂和观念差异，提高环境法和传统部门法对于环境问题的应对与回应能力。不可否认，行政主导下的学科划分和学术资源配置体制，是造成我国各个学科山头林立、彼此隔绝的重要原因，我国法学教育与理论研究的部门法意识浓厚、学术成见根深蒂固的现状都与此有关。这种积弊直接造成了我国部门法之间对话、沟通与互动的现实障碍。环境保护实践是检验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唯一标准，我国现实与潜在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是推动我国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对话、沟通与互动的现实动力和客观基础。针对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和回应，尽管存在着视阈、价值、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传统部门法与环境部门法有着环境问题的共同逻辑起点，两者的目的也同样应当是促进部门法对于环境问题的法律解决。因此，无论是环境部门法还是其他部门法，都应当淡化部门法意识、摒弃学科成见、克服现实障碍，从应对环境问题的客观要求出发，消弭部门法之间的理论隔阂和观念差异，并通过部门法之间的对话、沟通与互动，取长补短，以部门法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为基础，共同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2建立环境问题跨部门法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机制。真实、客观地面向 中发现和提炼法学理论问题，并通过承载法律价值的制度与规范去解决环境问题，这不仅是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根本进路，也是其他部门法理论研究的基本动力。环境法等部门法的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部门法内的狭隘视野之内，需要改变部门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惯性思维和惯常方式，自觉地通过部门法之间的对话、沟通与互动，在环境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交叉地带，秉承批评性、创新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路、考虑新的范式、形成新的价值、确立新的制度，最终形成环境问题跨部门回应的法律合力。因此，应当建立环境问题跨部门法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机制，并通过必要的学术资源配置和灵活多变的学术交流形式，鼓励并扶持围绕环境问题的跨部门法学研究和交流，推动环境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共同成果的产出。
3以我国涉及环境问题的相关立法实践活动为基础，推动和促进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同。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公众和学界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各项立法活动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环境问题。除了专门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之外，我国民事、刑事、经济、行政等立法活动中，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特别是在近几年我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以及学界对于制定民法典的呼吁和探讨，既为民法与环境法学界的对话、沟通与互动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迫切要求，也为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空间。例如，在《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中曾经出现了民法与环境法学界的对话热潮。《物权法》制定涉及的自然资源物权及其环境保护功能问题、《侵权责任法》涉及的特殊环境侵权及其救济问题，都成为民法和环境法学者共同关注的理论话题的现实动因。加强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对话、沟通和互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环境问题相关立法起草研究和征集意见过程中，应广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吸收不同法学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相关立法的起草研究，改变有关行政部门主导相关立法，以及部门法专家垄断部门法起草研究的不良状况。
(二）当前跨部门协同需要关注的主要法律问
题
1宪法中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公民环境权的确立问题。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宪法中将可非共和国宪法〉第24条款宣布：通过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为今世后代的利益而确保环境得到保护。这些措施在促进正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应确保生态上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又如，法国2005年将《环境宪章》纳入到《宪法》之中，它明确规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满足当代需求的选择时，不应影响后代以及其他民族满足其自己需要的能力。《环境宪章》第6条特别规定：公共政策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协调保护及利用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当前，除了需要研究和探讨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问题，公民环境权入宪问题也需要引起宪法和环境法学界的共同关注。环境法学界既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只有将其转化为宪法上的公民权，才能为环境权的保障和制度化、法律化奠定根本基础和制度根基”;也有观点指出，因环境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宪法上保护环境的特定条款，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环境权的确立，它只不过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向公众发出的呐喊，是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宣扬、理念的揭示。目前，环境权的学术讨论主要还是局限于环境法学内部，尚未得到宪法学界的反响和回应。探讨环境权入宪的可行性、环境权入宪的具体策略等现实问题，都需要集中宪法学和环境法学的共同智慧。
2环境行政权力及其运行的社会机制问题。在环境保护公共领域政府环境行政权力的介入和环境行政管制的施行，成为各国应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法律措施和基本法律手段。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先前行政法的消极法治已于事无补，行政法从消极法治向积极法治的转变成为必然。行政法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应对，以及国家对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监督管理的日益加强，推动了现代行政法的整体转变。适应现代国家行政服务与效率的要求，环境公共行政对行政法治进行了新的诠释：基于环境公共行政的需要，法律不再仅仅是束缚政府的工具，而且还成为指示政府环境行政的方针和准则，执法者可以从法律目的和原则出发，积极运用日益扩大了的环境行政权力和自由裁量权，针对复杂的环境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行政法律措施。对于我国而言，当前需要行政法和环境法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公平且高效的环境行政权力及其运行的社会机制，它可以包含或引申出如下 行政控权的矛盾；如何增强环境行政的实效性，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等现实难题；如何建立环境行政的信息公开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和政府责任机制；如何将环境行政管制与市场经济手段进行有效的结合；如何通过供给行政、社会行政、助长行政等非权力性授益行为，以及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指导、环境行政奖励等非权力方法推动环境保护公共目标的实现等。
3适应环境保护要求的民法变革问题。尽管民法作为私法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如民法解决环境纠纷的事后补救、司法消极干预、诉讼效力限制等方面，都会影响到民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但是，民法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吕忠梅指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公法调整手段中，通过启动私法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失灵”，从而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与民法进行对话，就是为了在传统民法中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策略和方案。在物权方面，环境法学者提出的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物权生态化、矿产资源社会化的主张，将水权、林权等作为一种特殊的准物权以借助于民法权利促进其生态保护的观点，以及建立环境物权（排污权）生态物权的倡议等，都需要民法和环境法学界在未来持续地予以探讨和沟通。在环境侵权方面，应对新型的环境风险侵害以及对于环境本身的损害赔偿问题，也需要发挥环境法与民法学界的共同智慧。而围绕着我国民法典制定的讨论，有环境法学者归纳了其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具体问题：环境权的创立、民事主体范围的扩张、自然资源物权的生态化、环境资源权利交易的市场化以及强化环境侵权的预防机制并扩展损害填补的范围等。环境问题既向传统民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民法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此外，环境法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协同也不可忽视。刑法是打击环境犯罪的有力武器，需要借助于刑法与环境法的对话、沟通与互动构筑环境保护的最后防线②。例如，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专设的第六章第六节危害环境公共管理秩序罪中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由于一直以来其犯罪构成仅将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严重后果作为构成该犯罪的必要条件，而忽视污染事故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最近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的环境污染事故罪作出了新的规定，将污染造成的环境本身损害的环境法益作为独立考量的污染损害后果它体现了我国刑法与环境法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又如，当前，学界和环境行政、司法部门热议的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环境法庭等问题，都需要环境法与诉讼法学界的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