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研究篇1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靠长老政治和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的内生性权威可以有效地整合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村庄历史断裂，长老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3]。建国后，农村实行了这种类单位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会，保障了乡村的秩序。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逐渐解体。为弥补管理体制解体之后乡村社会控制的不足和公共权威的真空，村民自治登上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在乡土社会逐渐收缩和退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和贯彻国家的秩序？而此时实施的基层司法建设便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即所谓的“身体治理日益退场”、“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4]。正如苏力所言，“‘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5]。
但是，对于习惯按照地方性知识来调解纠纷、由村庄内生性权威整合地方秩序的乡土社会而言，基层司法建设并不是件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6]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法律需求。乡土社会自身有一套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农民遇到纠纷时通常诉诸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习惯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寻求“中人”调解。此外，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即所谓的“讨个说法”。此外，纠纷调解的结果通常是和稀泥，息事宁人，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赢家。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中，纠纷的解决是要恢复双方之间被破坏的关系，而不会轻易地诉诸法律，即熟人社群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瞄向未来”的，将来的彼此关系比眼前的是非重要[7]。另一方面，对法律规矩知之甚少的农民来说，法律与其日常生活是相对隔离的。法律有着一套系统的程序、规则和逻辑，而这些都是农民所不熟悉的。农民赖以生存的规矩、惯例、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农民即使不排斥法律，也难以主动诉诸法律。
由此，在“法律的不毛之地”开展司法建设的难度可见一斑。在此境况下，“法律下乡”、“送法上门”便成了法律进入乡土社会的必要途径，“炕上开庭”也成了法律适应乡土社会的范例。但是按照“送法下乡”的逻辑，法律要想在乡土社会扎根并发挥实效，就必须改变农民的一些固有惯习，塑造农民的法律需求，建立农民对法律的高期望，甚至重构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场域，而普及法律知识以及魅化法律便是达到此类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国家除了颁布大量新的法律规范[8]，从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层面推进基层司法建设之外（如基层司法所体制建设、基层司法助理员的业务培训等），通过普法活动、口号宣传以及媒体对成功案件的报道来魅化法律[9]，以确保法律在乡土社会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树立法律的威信，型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普法活动的序幕。普法活动的宗旨在决议的一开始就已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掌握，使广大人民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0]
决议中的“知法、守法”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等是普法运动和媒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在普法的话语体系中，法律不仅是需要被服从和敬畏的条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这一武器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伸张正义，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见，普法运动不仅是推广法律知识，扫除“法盲”，而且是推广法制精神，型塑农民对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期望，激发农民的法律参与。
二、法律的祛魅：农民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参与
基层司法建设的直接效用是诉讼率的上升[11]以及司法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的推进，法律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更为重要，人们也更为普遍地使用法律话语和权利宣称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正如苏力所言，“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先前中国人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12]。对此，学界用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增长来概括这一变化[13]，甚至将这一变化标榜为“法律制度的无声革命”[1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迎法下乡”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已具有现实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式微和瓦解这一现象暂且撇开不谈（后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迎法下乡”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是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试想一个不相信法律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农民怎么会花费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去诉诸法律？如果个体对法律的公正性存在质疑，那么其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常相对较小，除非诉诸法律的行动本身是想利用司法体制的这种弊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和权势去影响法律，将“法律”为自己所用。换言之，在乡土社会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5]的影响下，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诉讼，而一旦选择诉讼，甚至不遗余力地去诉求，这至少暗含了诉讼者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因此，“迎法下乡”这一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范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6]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
那么农民的法律实践是否建立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呢？本文认为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即所谓的“知情”），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增加（即所谓的“祛魅”）[17]。盖勒格尔基于对一家大型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地考察，发现法律求助者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使用法律”（Howwellcaniworkthelaw?）和“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Howwelldoesthelawwork?)。尽管法律意识的这两个维度是相关的、互构的，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在调查中，盖勒格尔注意到“法律求助者在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获得提升时，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效率的负面评价却在增加。许多法律援助求助者对法律感到失望，认为法律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和期望的方式来运作。”[18]
鉴于此，盖勒格尔指出，人们的法律实践行为与法律态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那种将诉讼率作为法律意识的测量指标是有问题的[19]，诉讼行为只表明人们做了什么，而并不一定体现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参与其中的法律制度[20]。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诉讼率一样，“迎法下乡”的法律实践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一定在增强，更不能以此来证明法律威信的提高。因为，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即法律的祛魅化。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2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22]。
因此，“知情祛魅”逻辑下的“迎法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本身的信任，并且司法救济的诉诸者通常也不是以追求司法正义为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入司法场域，将法律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自己与对方谈判博弈的工具和砝码，即“对国家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关系’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私力’的表达……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力’的对比。”[23]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性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现代性的诉讼被乡土社会重新分割改造了,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侵蚀、蜕变和整合[24]。所以，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使“迎法下乡”的普遍性和潜力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三、理性选择：结构混乱下的乡村秩序
董磊明等人认为，乡土社会逐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理性化导致了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和解组，即所谓的“结构混乱”[25]。在此状况下，乡土社会本身已产生了“迎法下乡”的现实需求。我们并不要否认这种需求的存在，而是认为农民法律实践的祛魅逻辑限制了这种法律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当然，这只是从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来说的。那么，从产生这种法律需求的外在环境来看，“迎法下乡”是否具有范式优势和说服力?
当下，多元权威[26]并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法理权威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s），但它在乡土社会尚未成为主导性的绝对权威。“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27]。苏力所指出的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现今依然存在，只是他所说的法律规避多是由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控作用等因素导致的，而当下的法律规避是因为知情祛魅降低了对司法救济和法律权威的信任度，对法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法律进行理性规避的可能性加大。苏力指出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愚昧不懂法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28]，甚至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29]。因此，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和理性选择[30]。
农民知情祛魅化的法律实践使其对司法救济有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从主体角度抑制对法律的需求，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法制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制度甚至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本身，都会从外在抑制农民对法律的需求[31]。正如梁治平所指出的那样，“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节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他们的繁重工作……相对于乡村法律事物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32]。“民众之所以倾向于同时也在法律之外寻求公道，也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今天，这种缺陷包括：可以利用的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33]。因此，如果不从根源上健全基层司法制度、完善法律服务，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和持久性的增长，“迎法下乡”也就仍然任重道远。
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34]。
当然，诸如私力救济这类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优点，但也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以及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的不足[35]。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是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以及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36]。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范愉所指出的，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7]。
四、小结
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是一个法律祛魅化的过程，即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不仅对法律有着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注释:
[1]王铭铭，《“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页。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5]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5页。
[6]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页。
[7]刘星，《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截至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数据引自汤鸣、李浩，《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3期。
[9]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0]《中国普法：将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转
[1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只有31.46件/10万人，而到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03.23，前后21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1.82倍。参见冉井富，《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如文泽纯，《农民呼唤法律——关于湖南省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国司法》，2001年第11期；pan,philip“inChina，turningtheLawintothepeople’sprotector”,thewashingtonpost,28Dec.2002,p.a01.
[14]tse，Kareni，“theLegalSystem’sQuietRevoluti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Feb.2005,marye.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5]斯科特（James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经济实践、风险分配和社会交易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和生存伦理。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同样，笔者认为农民是否诉诸司法救济也受到一种类似“生存伦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影响，诉讼不能影响正常的过日子,第19页。
[16]布莱克对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法律量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7]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类似的研究有Sarat和Felstiner对离婚程序中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经常降低被人对法律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合理性的期望值以及对“法律公正”的有限性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参见Sarat,austin&williamL.F.Felstiner,“LawandStrategyintheDivorceLawyer''''soffice,”Law&SocietyReview,1986，(20)：93-134.
[18]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40):783.
[19]法律意识在上述两个独立维度上发生变化较好地解释了高诉讼率与对法律权威的低信任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盖勒格尔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纠纷平息之后，求助者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多半是负面的和批评的，但在实际的和可预测的未来行动中，绝大部分的求助者许诺他们会为一个类似的问题再次诉讼。参见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0]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1]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尤伊克和西尔贝通过考察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提出了法律意识的三种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beforethelaw)、利用法律(playwiththelaw)和对抗法律(actagainstthelaw)。参见[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9至295页。
[2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2页。
[24]蔡杰、刘磊，《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5]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8页。
[2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29]同上，第47页。
[30]同上，第32-33页。
[31]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2]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33]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于《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梁治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4]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洪浩，《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法学》，2006年第11期。
法治社会研究篇2
关键词：体育社会团体；社团自治权；处罚权
中图分类号：G8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14-04
StudyontheLegalprincipleissuesofChina’sSportsSocialGroup
YinZefeng
(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sportssocialgroup，whichhastheobviousautonomy，isthenonprofitcorporationorganizedbypersonandtheorganizationsvoluntarilyinaplannedwayfortheexecutionofcertainsportsmanagementfunctionandtheachievementofthespecificsportsobjectives.theautonomyincludesthemanagementrightsauthorizedbylaw，aswellastheselfdisciplinedrightsofmanagement.theautonomyincludestheapplicationfortheestablishment，issuingthearticles，rightremedies，etc.atthepresentstage，Chinaisundergoingsocialtransformation.atthistime，thesportssocialgroupisfacingsomeproblems，suchastheinadequatelegalandprinciplesupport，insufficientexteriorsupportingmechansimofautonomyandirregularcombinationbetweenthesportssocialautonomyandgovernmentregulation.theseissuesshallbesolvedthroughlegislationandreformofsports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sportssocialgroup;autonomyofassociations;powerofpenalty
体育社会团体（简称体育社团，下同）是公民自愿组成，自主管理，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以体育运动（或活动）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1］（黄亚玲，200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我国体育社团迎来了第三个发展高潮，数量急剧增加，并在社会进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弥补了在配置体育资源提供体育服务时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的不足，成为提供体育社会服务、社会中个体满足公民多样化体育需求的重要和愿望的组织形式。
历史地看，中国的体育社团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改革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名义上的体育社团主要是官办社团，它由政府选择，自上而下成立，所需资源主要由政府提供，代表着政府行使某种职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体育社团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形式，即半官半民体育社团和民间体育社团。这两种社团已不再纯粹是政府行为，社会力量已介入其中，成为调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三方组织。究其原因，改革的实质是国家的职能转换，部分权力正逐渐移交给社会，这需要包括体育社团在内的社会组织承接这一历史责任，以实现体育社会化和体育任务承担主体的多元化。而体育社团自身同类相聚性、互益性的特点，自律、自治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它承担起满足不同群体体育需要和行政权力下放后体育行业自治管理的重任。但是因此，体育社团摆脱计划经济的调控，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尽管我国体育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制约还受到政治上的影响，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自治、自律、保障、监督、保障等功能，影响体育事业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所以但对体育社团内部管理及其自治权的探悉已不容回避。
1体育社会团体自治权的权力来源
1.1法律确认的公民结社权（根本）结社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结社自由作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其形成和确立不仅是政治国家权力组织和运行的产物，更是公民社会的要求在立法层面上的反应。”［2］(魏鹏娟，董小龙，2009)而社团本质上公民自由结社权的延伸。我国根本大法《宪法》对公民的结社权予以确认，《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样的规定，使得有着共同体育爱好、兴趣，为了追求共同目标的人集聚到一起成为
投稿日期：2010-09-03
作者简介：殷泽锋，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体育管理。可能。这是体育社团自治权产生的本源。
1.2因契约而产生的自治权体育社团得以构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多种多样的体育需求，寻求自我利益的集体性保护。正如昂格尔（1994）所说：“主体之所以接受并遵守一种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框架，原因在于它相信这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体育社团成员出于对体育权益的关切而进行的自愿组合，需要通过某种形式来确定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并约定成员们在体育社团中所享有的权利与担负承担的义务，这种形式便是我们常见的社团章程。但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体育社团都有章程，也有许多草根体育社团的组成主要是一种要约形式。社团成员们通过自愿达成的章程便构建了体育社团，并且通过章程让渡自己的部分自于社团，而社团则通过章程规定条款获得成员让渡的权利并因之而集合成为自治权的重要内核［3］（王莉，2005）。
1.3法律规定产生的自治权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对体育社会团体的自治权进行了规定。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三十七条的规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9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第31条规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负责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等。体育社团直接源于法律规范而取得的自治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在行使自治权时可以对抗来自国家机关、其他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其效力不仅及于本社团成员，还可能涉及本社团以外的成员。
2体育社会团体自治权的主要内容
体育社团是国家允许并鼓励设立的自治性团体，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身份，既有组成和运作的自治权，又担负着一定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其自治权不仅表现为社团内部的自主管理权（成员的接纳、工作人员的聘任、内部惩罚等）法律授权所得的管理权，还有部分“公益性体育社团”应然地包括行使着对本行业系统、行业社团组织进行自律管理的权利，这也是社团法人的性质决定的。但目前，在我国国家和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下，体育社团的自治权受到了法律的严厉约束。综合看来，我国体育社会团体自治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2.1申请设立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以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关于体育社团成立条件的规定，构成了体育社团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只要符合相应条件，发起单位或发起人向业务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便可获准设立。一旦申请得到批准，拥有了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体育社团就得以正式宣告成立。
2.2制定章程权章程是体育社会团体进行自治，履行成员间共同的约定社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实现其组建宗旨的内部规契约形式。“任何一个团体，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都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约束其成员，这就是社团的法律。”［4］（邹永贤，1993，p322）社团制定章程的权利是自治权的体现。章程对于社团运作规范、有序起着重要作用，并对成员行为产生约束力，是保障体育社团成功运作的关键要素。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通过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的规定,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总则，主要是社团名称、性质、宗旨等原则性内容；业务范围，主要是职责、任务；会员，主要规定会员资格的取得、权利义务、丧失、退会等会员事项；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主要规定会员代表大会、负责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等组织领导决策权力机构；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比赛管理等内容，某些有权社团还会在章程中规定罚则，包括处罚范围和原则等事项；广播电视转播；争议解决规则等事项。
2.3监督管理权体育社团存在的目的在于整合单个体育分散的成员个人的力量以促进社团成员体育行业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率的集体组织，要求体育社团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力来规制和约束成员单位，协调社团内部工作。体育社团的自我管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自主管理事务性工作。各个体育社团根据级别、权力范围、功能不同，行使各自职权。比如全国性单项协会，可以制定各项目全国竞赛制度、竞赛计划、规划和裁判法、管理本项目的各级国家队等；各地方社团均可以开展对各成员俱乐部的帮助扶持、发展对外交流学习项目、组织对体育行业的调查研究、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下属经济实体管理、赛区的管理、协调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举办公益性的社会活动等工作。此外，体育社会团体均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一般自身事务的管理，包括人事任免，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任免管理人员、聘任工作人员；资金管理，体育社会团体募得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所得资金等一切合法财产由其自行设立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使用管理等。
第二，从事行业技术性工作。主要包括法律授权的主体依法制定各项技术等级标准并监督实施；许可俱乐部等体育从业者进行体育活动的资格（全国单项体育协会）；认证权，指体育协会对本行业成员(如各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行业经纪人等)的身份、代表队、技术水准、资格水平等方面进行认定和鉴别的权利。这些工作有利于促进体育行业运动技术水平和赛事组织水平的提高［5］（彭昕，2005）。
2.4内部实施处罚权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第49条、第50条明确授权了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第49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第50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根据法律规定，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的依据是团体章程。体育社团作为社会团体法人拥有自治权，社团可以通过章程约定法定事项的处罚权，其私法上的权力来源毋庸赘述，然而社团处罚权并不是一种民事权利，因为处罚权是法律规定的社团进行自治、完成公共管理职能所必须行使的一项权力，权力的行使具有公益事业管理的性质，往往并非为了社团自身利益对违章成员进行处罚，与民事权利中的平权性、保护性、义务对等性格格不入。
因此，从我国目前法律规定来看，体育社团处罚权是一种国家赋予社会团体可以自主行使的公共管理权，通过社团章程的约定又具有社团自治的性质。同时，体育社团的处罚权也更有助于保障社团自治权的行使。体育社会团体据该处罚权可实施的处罚或保障措施应在各有权社团章程中约定，主要包括批评教育、赔礼道歉、禁赛、除名与警告、罚款等处罚，体育社会团体还可就成员不执行处罚的行为通过加重处罚促使其履行。
2.5诉讼权体育社会团体是经主管部门批准登记设立的社团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笔者认为，当体育社团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社团有权直接提讼；当社团所代表的社会公益受到侵害时，社团应当能够基于公益利益而提讼；当社团的成员利益受损却怠于行使诉讼权利，以致行业利益受损或成员不便提讼时，社团应当能够代位提讼。
3中国体育社团自治权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3.1面临问题
3.1.1自治行为合法合理原则的缺失体育社会团体作为具有公共管理和公益活动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行使自治权应自觉遵循正当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合理、听取申辩等合法、合理原则。然而，像单项协会等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授权组织，对成员进行管理时并未严格遵循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合法、合理原则。体育社团的自治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并在行为前对其予以全面、充分的判断和衡量，保证行为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另外，管理理念不到位,加上各种因素(如行政和股东)的干预,使得体育社团经常出现管理行为任意化、强制性的现象，如某些社团运作时任意改变行为规则，甚至在章程中规定不合理条款，如禁止成员寻求外部救济。体育社团作为公益性自治组织，首先应该保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定社团章程，进而严格遵循章程的规定行使治理权力其自治行为严格遵循章程必须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公开、公平地行使权力，这样成员才能有效调整自己行为，服从社团管理，也唯有如此社团设立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3.1.2自治权外部配套机制不完善体育活动具有公众性，体育社团的自治行为必然要考虑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社团的管理不应被简单地看作社团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当自治行为影响到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时，社团的内部行为就可以由国家权力对社团自治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和规制。同时，体育社团成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矛盾纠纷，依靠社团内部救济不足以及时补救时，成员有可能向外部救济制度寻求帮助。
遗憾的是，我国现阶段对社团的监督主要依靠行政监督的途径，体育仲裁委员会并未建立，司法渠道也并不畅通，舆论监督、服务对象监督等社会力量的监督缺少力度和威慑力。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社团自治权的外部监督机制，比如建立专业的社团评估机构和专门的监督机构,强化对社团的管理。
3.1.3体育社团自治权与政府规制的结合不规范在体育公共事业目标的作用下，现代社会中体育社团自治与政府规制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融合姿态（黄坡&陈柳钦，2005）［6］。体育社团自治中的申请设立、章程制定、负责人员安排、社团资金管理等许多重要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制，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市场等许多方面也越来越倚重体育社团的发展。现代社会中，体育社团不应为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而刻意完全否认政府规制的作用，两者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还将继续在实现体育事业的发展的过程中优势互补，融合得更加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至今仍未把相应的职能转移至社会，行政权行政权限过大的局面未得到明显改善，这势必会导致我国体育社团仅有狭小的活动和发展空间自治权的空间过小，，甚至当然也不排除行政权在微观层面干扰体育社团自治，进而产生一系列矛盾，最终阻碍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的可能。
3.2解决对策
3.2.1强化体育社团自律行为，形成完善的自律机制体育社团的自律机制可以为社团的自治提供根本保障。体育社团是体育人的互益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对成员、对国家体育事业的服务功能。虽然体育社团虽然分担了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但这与其社团的服务职能并不相违背，这是因为这是对体育事业的服务，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成员的利益。体育社团的自治应建立在对自身基本职能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创建一系列完善的体育社团内部运作的自律制度。
体育社会团体的自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行业自律。指基于社团职能制定一系列行业标准，对本行业行为进行自律以及对内部成员进行管理约束。二是社团行为的自律,即社团必须有相应的工作规范，并严格自觉执行，如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询,实施会务和财务公开等（颜中杰，2006）［7］。而社团自律的顺利进行，依赖于社团自律机制的完善，如行业自律中的行业认可制、行业赞许制和行业规制；社团本身的自律中建立管理人员责任制度、奖惩机制、纠错机制、有效的救济机制、完善的处罚机制等。
3.2.2建立自治权的外部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社团自治权的外部监督机制，指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社会舆论等途径对社团进行多方位、全方面的对社团进行管理监督。从在制度层面上为社团自治提供外部保障，包括建立专业的社团评估机构和专门的监督机构,强化对社团的管理；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明确成员因为体育社团自治行为受损利益的救济权，赋予其通过各种力量对自身利益进行救济的权利，实现对社团自治权的监督等方面。
为规范体育社团自治权，国家法律和社团章程应允许成员对因社团的自治行为受到的损失进行救济，而不对此种权利进行限制。救济方法既可以是向社团提起的内部救济，也应该可以是规定可以寻求外部救济。社团自治机制应包括成员的救济机制。体育社团成员的救济权应在国家法律和社团章程中得到明确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未对此进行规范，各社团章程亦语焉不详，参考《体育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几种救济方式：
1)申诉。社团成员在体育社团行使自治权过程中利益遭受损害以后，应当有权在第一时间提出申诉。申诉是成员针对社团损害自己利益的做法,阐述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权利、为自己辩解，请求重新处理的行为。社团接到成员的申诉以后，应在合理时间内对申诉者作出答复。此时，社团可以就争议组织调解。
2)调解。调解是指在社团和成员以外的第三者主持下，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辩论、协商，得出双方都满意的结论的活动。体育社团及其成员应重视调解在争议发生后的作用，调解的主持者的选择应注重公正性、中立性的考量。
3)仲裁。成员可以在社团章程中约定与社团发生争议时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我国《体育法》第33条有有关仲裁问题的规定，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成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这使得许多法律法规中关于体育仲裁的规定成为具文。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体育仲裁机构,不仅可以作为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途径，也可成为社团成员权利的救济方式［8］。（汪全胜等，2010）
4)诉讼。诉讼意味着成员与社团之间的争议已经进入了国家司法权的“公力救济”范围，是成员救济权的重要最后保障。诉讼是司法机构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成员与社团间的争议进行判决的行为。笔者认为，立法者和制度设计者应当尽快明确社团处罚权的性质以及对此提起的诉讼的性质，使社团成员对社团处罚权的救济得以实现。
3.2.3规范体育社团和政府在体育管理事业中的角色由于现阶段体育社团自治权与政府规制融合得还不够顺利，因此需要在政策法律层面理清体育行政机关和体育社团的关系，立法上、体制上对政府与社团的对两者的职责范围与功能等方面进行规范明确的规范。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应尽职尽责扶持社团发展，提供政策指引，如进行需大量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市场经济中体育事业参加者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等问题，并将部分适宜社会化管理的体育公共事业管理权下放给社团，由其独立行使管理权；在微观方面对社团本身的人事、资金管理与俱乐部关系等内部事务，则不应过度插手干预，应充分尊重社团自治权，由社团与成员对社团事务进行自治性管理。只有规范体育社团与政府的角色，明确国家行政机关与体育社团的职能的分离，使政府权力与自治权之间建立合理稳定的关系,使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建立体育自治体内部更合理的协调关系，才能解决现阶段我国体育管理事业中的诸多重要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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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研究篇3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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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研究篇4
关键词：法治；社会管理；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54-07
“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是2011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如何理解法律发展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問题。本文就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法学界首先分析了社会管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問题。蔡乐渭分析了在社会管理领域法治所要求的稳定性和创新所体现的变动性在表面上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势必面临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稳定；另一方面，要实施法治，则又面临如何保证创新的及时进行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松年指出，社会管理面临的問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民生問题凸显，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管理观念落后；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管理方式僵化；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陈用龙提出，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正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视而不见，迷信政府统管一切而不是重视社会自治功能，热衷人治而不是崇尚法治，压制利益表达而不是畅通利益表达，甚至动辄采用工具来处理社会問题，最终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扩大。高振班认为，社会管理法治化面临以下問题：习惯于个案管理，不重视体制建设和顶层设计；习惯于直接干预，不善于协同治理；习惯于包办包揽，不善于借助市场的力量解决社会领域的突出問题；习惯于行政命令，不善于民主协商；习惯于传统手段，不善于整合利用现代管理资源。季建林等指出，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出现的偏差可以归纳为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重“属地管理”轻上级责任。王桂海指出，社会矛盾近年来的变化呈现表达内容多样化、具体要求权益化、表达渠道多样化、互联网的作用日益突出等特点。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問题？法学界的共识是社会管理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必须法治化。葛洪义认为，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核心是形成以法律权利及其实现为中心的社会自治机制，由社会成员去自我管理。为此，必须运用法律的方法。姜明安指出，加强法治，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离开法治的创新只是恣意妄为的乱闯蛮干。韩大元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进行，不能违反有效的法律规定。
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兴趣，学者们的提法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四种。
一是基础说。詹毅等认为，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社会管理的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权益，而公民权益的保障需要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创新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刘旺洪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按照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要求，系统梳理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社会管理立法，及时进行社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废、改、立，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二是价值说。蔡乐渭提出，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管理创新不可超越法律的基本框架，法治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一整套制度规则，将社会管理纳入规则轨道。否则，创新不但不能达到加强社会管理的目标，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处于更加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刘旺洪认为，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其本质是建构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
三是关键说。王振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
四是保障说。姜明安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创新必须坚持法治，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目标、规则所架构的法治秩序下进行。同时，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和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因而也必须改革旧的单方性、强制性、暗箱操作性的行政管理模式。王桂海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制化保障。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持续开展，就必须致力于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用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来支持与保障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形成解决問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在充分肯定法治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中具有重要价值作用的基础上，法学界进一步论述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在这一問题上，付子堂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付子堂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为基础，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所谓善治就是多种管理方式的有机统一，是能够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善治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型善治既是现代社会管理的目标，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法治型善治作为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管理。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最优模式，是因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社会依法管理与民众参与治理的有机统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统一，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与各种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机统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统一。
蒋传光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我国治理社会的模式也从传统的政治导向性的控制模式逐渐向公共导向性的法律模式转变，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为此，应当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加快从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向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从基于唯GDp论的稳定思维转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思维；从政府统管社会一切转向政府和社会共治；从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转向组织化、法治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从以消除社会矛盾为目的的管控机制转向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博弈机制。
那么，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马凯认为，应有明确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和思路，第一步即是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
第二，保障权利自由。庞凌主张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在于保障法律权利和自由，需要落实并不断扩充公民权利的自由，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下政府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责任。胡玉鸿认为，自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标准和条件，自由理念下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的目标。自由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价值基准，既是指导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准则，也是塑造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规范依据。因此，必须实现治理观念上的去政治化、治理主体上的去中心化以及治理机制上的多方合作。杨春福指出，善治的旨趣在于权利保障，在善治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应以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取向。
第三，建构法治秩序。法治能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操作性、反复适用性。付子堂认为，从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较高形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是“行为一过程”范式下的法治。在这种范式下，无论是法治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是一种行为，都是一个过程。在“主体-行为-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不同的主体，通过行为又使关系发生流动、变化。这种流动、变化的社会关系就构成了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法治必须面对的实践。其二，法治型社会管理主要关注的是行动中的法，社会实践中的法，而非“纸面上的法”。相关主体的行为，尤其是司法机关裁判的行为，才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真实表达。其三，法治型社会管理应当关注法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是法治的社会效果，既要有程序正义，也要有实质正义。如果能够通过法治的运行产生积极的效果，那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个特征说明法治秩序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够在法治框架下各司其职、各行其是。虽然法治并非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但经过历史的选择，结合世界各国的实践，通过法治的社会管理，能确保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促进良善、和谐的社会管理状态的实现。
第四，保障改善民生。陈东冬把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认为民生视角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内容、切入点和动力源泉，也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马凯提出，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首要任务即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振班认为，民生問题的实质是民权問题，而民权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实施。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当完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即实现法治，而法治的第一步应从民生入手。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2011年，法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研究的视野较为广阔。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可以将这种研究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一般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宏大叙事式的、综合性的对策建议。例如，蔡乐渭提出了法治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包括理念的创新、主体的创新、内容的创新、手段的创新、程序的创新以及监督的创新。陈用龙提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应是加快建立法治的有限政府，为社会发展赢得独立自主的空间；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依法引导虚拟社会有序发展；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法治保障。韩大元认为，只有处理問题具有宪法意识、全面梳理尊重规则意识、合理调整“法检公”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应松年认为，当前社会管理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民生問题，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要从“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要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管理手段，转变社会管理模式；要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民生”法、行政程序法；要健全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体系。同时，应该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框架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特殊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基于作者的特定研究兴趣和专业范围而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统一战线、普法依法治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区社会管理、审判管理、民间组织等方面。例如，宋巨盛提出，社区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推动居民的民主参与、民主自治，充分发挥各类非营利组织的力量，真正从改善民生角度，从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与手段、管理内容和管理队伍方面不断加强创新。石媛认为，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挥一切社会力量与政治资源的优势，统一战线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方面，法学界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应松年认为，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总体来说，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的問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应该发动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方面是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首先，要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实现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的土壤，鼓励村民、居民依法实现自治。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金国坤提出了“合作伙伴关系”和“协同作用”的概念，认为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胡玉鸿提出了社会自治的理论，认为现代国家应以有限政府为理念，自行约束国家权力，以承认人民的自主、自治地位为前提。葛洪义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改变国家垄断社会管理的体制，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分工负责、共同管理的新体制。政府管理其自己应该管理、必须管理的事项，其他的交给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管理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陈用龙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按照“有效政府、有序社会”的原则，推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所在。陈东冬认为，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和观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多方参与是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格局的有效途径。陈寿灿等则从伦理文化角度力图和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朱世海指出，要建立以保障权利为中心的社团管理体制，在社团登记方式上应以“一元管理”为原则，以“双重管理”为例外；建立针对登记管理机关行为的诉讼救济制度；实现对业务主管单位管理行为的复议和诉讼。段立章分析了民间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的独特价值，民间组织能促进人权保障，激发社会活力；能发展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能催生法治，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能打造有限政府，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2.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
高振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还比较薄弱，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流动人口管理、特殊人群帮教、虚拟社会管控、“两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社会法制建设明显滞后，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所急需解决的法制建设問题。人大要针对这些問题，推动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蔡乐渭认为，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要进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但法律本身不应是长期僵化不变的，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或出现因法律的局限而导致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无法开展的时候，应着手对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进行创新，也就是开展法律制度的修订工作。这种修订不仅可以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进行，保证社会管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不致出现表面上“良性违法”、实际上有损法律尊严的状况。应松年指出，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应当首先从“民生”入手，着力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的立法。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稳定六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特别是有关生存权和平等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方面的立法需要加强。其次，作为社会管理新兴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立法也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等社会管理基层组织的法律属性、职能和权限以及与相关党政机关的关系也急需在法律层面上予以明确。再次，从规范行政权运作的角度来讲，公正、公开、参与、诚信的行政程序能够为行政机关合法合理的行使行政职权设置一个基本的规则，从而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实施，因此，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显得尤为重要。
3.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李迎春认为，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构建沟通协调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平台，从而使绝大多数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状态。应松年认为，我国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制度体系应当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诉讼、和基层设置的专门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即调解和基层设置的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以行政机关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裁决、仲裁和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诉讼位于第三层次。要把三个解决纠纷的法律机制形成一个体系，大量纠纷都应该通过第一、第二渠道得到解决，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外，可以将制度作为前述三个层次的补充。郭顺强主张，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定位：一是要坚持法院的主体性。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尊重并突出法院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主体性定位，坚持法院的主体性、自主性的定位。二是要坚持法院的基本功能。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法院的基本功能、主要功能与法院的延伸功能、间接功能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坚持司法的专业性。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应当通过坚持法院的专业性，通过中立性判断权的行使，加强司法、审判的终极裁判性，追求司法权威的提高，强化司法的公信力，以此保障民众权益、对社会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四是要找准参与的方式。由法院的性质、功能所决定，法院应当以间接方式为基本方式进行能动司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五是要积极稳妥推进。
4.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
蔡乐渭提出，当今社会管理的手段应该是多元的，在保留必要的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应视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类别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尤其要重视疏导性手段的应用。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应及时采取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应松年认为，社会管理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包括行政给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管理方式。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今后的社会管理应当是参与型的社会管理，不同的利益群体或者代表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优势，实现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政策、道德、科技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转变。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服务性的手段，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需要给予重点关注和保护，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把被管理对象当做平等主体对待，平等协商。建立信息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
5.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
熊文钊等提出建设法治型政府的思路，提出法治型政府的主体应当以议会为主导，重视立法、司法、普通民众几个方面。沈寿文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探讨了政府横向权力的配置問题。他认为，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技术性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权利，为了实现相应的政府职能，这些权力应当由相应的政治性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技术性机关（司法机关）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机关（行政机关）来行使。詹毅等提出以地方人大作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利用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和自身优势，找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切入点，综合运用地方人大依法决策、监督制约和权利维护等各项职能的作用，全面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杨建军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因此，要找准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問题。在法治国家中，司法采用司法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司法通过遵循司法运作规律去运作而不是简单地迎合政治指令。
6.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张昱等认为，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应对社会风险主要有四个解决途径：加强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加强社会能力建设，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增进社会团结，整合个体与社会；加强个体能力建设，促进个体的转型，整合社会个体；加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建设，整合社会，为个体及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王显勇则认为，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使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杨春福认为，善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权力在遭遇社会风险时的局限和不足，政府要从重管理走向重服务，充分保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起以民众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结构，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法治社会研究篇5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B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13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后，首要任务就是与人民大众达成共识，引起共鸣，在工作、生活、学习中不断践行，化被动为主动，养成习惯，最终形成自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法治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助推社会进步的思想引领、道德准则和价值指向。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思想道德等层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就构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这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中国前行确立了行动指南，分别为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指明了方向。
法治作为基本要素之一，这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的一贯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都进一步证明了坚持把法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实现载体、保障机制。一方面，法治与自由、平等、公正一起构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为其实现提供保障，没有法治的存在，自由、平等、公正将难以确认、维护、实现。另一方面，法治和国家、个人层面要求的实现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法治对公民个人行为有明确规范、指引、评价，法治的倡导可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最终要实现“法治”这一理想价值目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深知动作的发生需要思想的引领，有人曾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决定行为，我们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法治意识培育尤为重要。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情形复杂，层次不一等基本现状，为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着重选取“大学生”这一群体，有针对性的开展实施相关举措。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认同和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用之才，是中国高校正确履行职能、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好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重中之重。
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法治意识是指对法律的一种忠实崇尚、自觉遵守、坚定捍卫的观念。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即我们要培养大学生将法律作为一种信仰，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忠崇、自觉遵守、坚定捍卫、主动传播的一种意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的教育活动。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培育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24个字的概括容易让大学生熟记，铺天盖地的宣传、倡导，广告牌、白墙上等随处可见，各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的讲座、报告的开展，高校有关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紧锣密鼓的实施……大学生对此耳濡目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慢慢地渗入大学生思想中，这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但我们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问题。有些大学生只停留在熟记这24个字的层面，对每个词的理解浮于表面，没有深入体会理解这些词蕴含的深刻含义；一些报告、讲座过于政治术语化，脱离了大学生的生活和情感，让大学生感觉这些都是空谈、大谈，与自己关系甚小；高校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单一、缺乏相关的制度来保障实效，流于形式，没落到实处，收效不大。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之一的法治，也同样存在着这些共性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个别问题。大学生近年来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缺乏正确、客观的法律判断，较少用法律思维去分析、思考问题，遇到问题并不习惯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总体来说，大学生法治意识仍较薄弱。
（二）产生原因
1.大学生自身层面。大学生对与法有关的信息浏览不多。现在的社会纷繁复杂，对大学生吸引力、诱惑力较大的是娱乐性质的一些事物，面对较为严肃的法律，大家较少去翻阅，关注度不高。对社会上涉及法的事件，大家只是大概浏览，不去做深入的了解、分析。大学生缺乏法律知识。一些人甚至认为，法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在校园，做一个乖乖生，就不需要去了解法，也不会遇到法。对法的热衷度不高，对自身要求较低，不会去自觉涉猎。大学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水平、能力较低。“知法”这一点没有做到，必然“用法”的水平、能力不高。“学以致用”首先强调的“学”，只有储备丰富的理论知识，才可能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当然，“用”是“学”的目的，也是“学”的另一种途径。但大学生有关法治意识培育的实践较少，大学生参与覆盖面窄，参与率低，参与效果不明显，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水平、能力难以提高。
2.学校层面。学校培养方式有待改善，依法治学、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差距明显。学校有些规定没有制度化，处理同样事件时存在很大的出入，这就会让学生感到混乱，对规定提出质疑，对学校的信任度降低。相关教师的法治意识也同样淡薄，没有做好学生的表率，加之整个学校的法治氛围不够浓厚，使得学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不注重法治意识的培育。
3.社会层面。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钻法律空子的事件，钱权交易屡屡不止，冤假错案处理不当等等，这些都影响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重大考试，诸如高考、公务员考试，试题泄露、篡改别人高考志愿等问题的出现，都在影响着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社会中给大学生提供的有关法治实践机会较少，没有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没有打造一些品牌活动，在社会上造成轰动，触动大学生的思维。法制宣传日的一系列活动，缺乏专业的法治宣传队伍，形式单一，发放的宣传手册没有吸引大家的眼球，最终的归宿是“垃圾桶”，收效甚微。
三、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路径探究
（一）加强思想建设，提升教育双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我们可以看作是双主体，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学校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最重要的阵地，当然也是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主阵地，学校的教师、管理者及其大学生本人就是我们所讲的教育主体。
学校的治学目标、治学方向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要不断增强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服务工作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自觉，我们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当代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讲究人人平等，要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意识方面的培育，首先要严格要求自身，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具体的教学、管理、服务工作中，将法律作为行动准则，依法教学、依法办事，依法服务于学生。
大学生自身更需加强思想建设。我们每个人应积极主动地去摄取相关的法律知识，参与到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反复运用的知识，就会牢记于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次发现问题，这样一个认知过程，就会不断刷新认识，提升认识。在解决了“知”的前提下，培养自己对法律的崇敬之意，不断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增强法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自己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
（二）发挥网络新媒体优势，丰富拓宽教育载体
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互联网在高等教育的教与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已经是不容忽视的教育载体了。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我们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给我们教育带来的便利，同时要注意互联网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我们要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
在学生当中开展媒介教育，充分利用校园官网、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开展教育，逐步提高学生筛选、辨别能力。开展网上法制课堂，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制定相关的考核制度，通过一种暂时被动教育转变为自觉积极的自我教育。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学校规定等通过网络媒介，运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解读，增加法治意识培育过程中的趣味，吸引大学生的眼球，耳濡目染式的教育最终将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加强环境建设，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净化教育环境
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培育，对大学生开展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离不开相应的教育环体。教育环体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外在条件的总和。加强法治环境建设，营造一种“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氛围，利于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法律。社会上一些以权力替代法律、以权力对抗法律，最终造成权力滥用的现象，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让大家趋附于权力，丧失对法律的崇敬。权力的行使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这有利于扭转社会上的一些歪风，利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逐步去接触法律，不断增强自己的法治意识，在生活、学习实践当中，自觉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法律面前无特权，每个人都必须严格地依法办事。社会主体的行为以什么为标准、根据，对法律的态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法治状况。大学生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要牢牢树立这样的信念，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准则，依法行事，直至将来依法办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2。
法治社会研究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国有企业;思的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G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0-0243-01
一、和谐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弱。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弱化的现象。虽然从表面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正确方针的指导,形成了较以往更为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企业内部成长出一批具有专业职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但其地位和作用在企业有所下降却是一个事实。
(二)企业主体利益认识的“落差”加大。由于种种原因,企业职工无法真正地享受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权力,获得企业资产收益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景。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好,企业经营策略得当,企业的利润就高,职工的福利待遇相应会好一些,但是,分享企业利润的往往又只是企业的高层,普通职工群众得到的较少。如: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明哲拿到税后6616.1万元的年薪,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税前报酬为4813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子欣税前薪酬为4770.4万元,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税前薪酬为2543.7万元,而平安的普通员工月薪仅一两千元,持有平安股份的股民,在股价向好时,可以达到149.28元的高峰,后来平安的股份却迅速跌至48.30元,股民损失惨重。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的话,一纸调令可以把主要领导调到别的部门继续任职,企业员工则要忍受下岗分流的痛苦。利益认识的落差,使员工们对企业的信仰发生了转变,不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是企业的打工者,对企业的忠诚不再是因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是因为企业的效益跟自己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指向复杂化。过去,经济体制僵化,信息传媒不发达,大多数人经济利益比较单纯,这就使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对象和目标指向都比较单一:对象是企业职工;目标是引导企业广大员工和各级干部坚持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社会主义道德,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同心同德工作。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内部也因改制、调整等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过去确定的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就显得过于单一(甚至脱离实际),不利于真正实现目标。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范围逐渐变广,年龄逐渐变低,文化层次逐渐变高,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快,思维敏捷,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强,较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更易于变换选择,因此,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时,就不能根据外在设置的标准来定目标,而应该在多元的市场中择优而行、择善而从,选择一条最佳路线。客观形势要求传统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体系进行再思和重构。如果仍局限于过去的目标来套用今天的对象,则不免使思想政治工作者肩负沉重的政治期望,也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在处理信息、协调利益与目标设置之间产生激烈冲突。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的方法改进探讨
(一)做好宣传,增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宣传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宣传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又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宣传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调查研究,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调查研究是人们深入现场进行考察,以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活动。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工作方法之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指导推动和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调查研究也是机关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功,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察实情,求真知,出良策。要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探求符合企业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这对提高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办事公开,增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透明性。办事公开,是指涉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工作,包括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企业领导班子做出的重大决策,涉及到广大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也应该向广大职工公开。办事公开是为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透明度,保证职工群众的知情权,调动职工群众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些国有企业结合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实行办事公开的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为职工群众了解企业事务提供了一种常态化的渠道,维护了职工的权利,提高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但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办事公开与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一样,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要将公开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还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因此,对于这种办法,不能操之过急,应在符合相关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新,扎实有效推进。
(四)树立典型,增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性。树立典型是指利用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带动作用,来启发教育人的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立典型,把深刻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具体化、形象化,引导人们效仿和学习。
参考文献
[1]王树荫.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
法治社会研究篇7
关键词：法治；坚持；全面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61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新的丰富和延伸，更加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真正要求以法治促改革发展、促公平正义、促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要以“五个坚持”为准则，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变化反映的是国家治国思路的新突破，只有在党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1）各级党委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领导立法不是说党大于法，反而更加严格强调了党的领导必须严格遵守法宪法和法律，从严治党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到了法治轨道，目的就是要逐步改变重权、重德的思想为重法治思维，要依法依规科学决策，不以主观意志为导向，变行政手段为主为法律手段为主。
（2）要加强党对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市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规划，坚决做到改革有法可依。根据实践经验我们看到在增值利益和政绩观的驱动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规范的现象，比如盲目扩大城市边框，滥用征地，无规划开发，工业引进泛滥，土地城镇化远远超过了人的城镇化，出现了“鬼城”、“癌症村”等等一些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因此法治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以党委为领导核心，统一规划部署，通过立法将惩治条理化，效益综合考核，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城市改革有序健康的发展，利于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工作基础、资源差异，制定出长远有效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保障了可持续性，有利于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注重资源的科学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
2坚持科学立法，切实保障地方发展
科学立法的目的是服务发展，对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开展立法准备工作，做好立法职权配置，探索重点领域立法，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社会治理所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当前，我国出台的现行有效的法律目前已有240余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形成的法律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因此必须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推进立法与发展相衔接，将行之有效的决策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确保改革发展于法有据。
同时我认为法学是一门不完整科学，它属于一种不断探索和完善的学科，因此现行法律就不可能延伸到社会管理的各个细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立法法修正案扩大地方立法权范围至全部284个设区的市，以及不设区的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根据草案，只要省人大认为一个设区的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经过省人大的批准，该市就可以制定法规。草案提出设区的市均享有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可就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要依法治理，就需要各地依据自身情况制定详细法规，赋予地方立法权后，才能有针对的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城市执法问题，不同区域，甚至是同一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人，对同一问题的都会产生不同看法。所以类似的问题更应该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范，因地制宜的法规条文可以更好的更有效解决地方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3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应当将服务合法、保护守法作为基点，公众只有通过正当、合理的程序参与到政府行政之中，才能充分表达需求，引导政府行政方向。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必须在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权责一致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说服务型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法治政府。
3.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因此必须加强执法的统一性，尽可能减少市、县（区）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执法。执法过程应该是相互协作而不是各自独立的过程，也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更好的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只有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能够依据法规明确责任主体，才能避免“功”则多方有功，“错”则多方推诿的现象。由此我们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相关民生的敏感领域管理可以学习“微集群”的管理模式，快速及时的跟踪监督，将功能职责相互“链接”。
3.2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坚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市的根本保证是加强执法监督。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的建立“权力清单”，实行行政权力具体化，“笼子”之外无权力，纠正越权行为的同时可以依据清单及时纠正不作为、懒作为等失职行为。
第一，各部门的执法标准，工作程序，保障措施，审批运行要依法成文具体落实，明确每个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严格公开违规执法的处罚规则；第二，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定，明确重大决策范围、程序和权限，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无论大小都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重大、疑难和专业性决策事项，必须开展专家咨询论证；凡涉及公共利益、可能产生重大分歧的决策事项，必须以第三方听证活动为决定，要充分保证听证参加人的平等参与，以及充分的质证和辩论。
3.3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能力
依托党校的教育平台，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基地把法治教育纳入领导干部培训教学内容之中，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干部必备的一项技能。可以有针对性开展公务员学法用法比如举办《劳动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等培训班专题培训班。同时作为治理中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其法律观念的强弱和法治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依法行政的水平，应该在选拔时增加法律知识考核将依法执政能力考核，这是适应领导决策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社会人员学法、用法、守法的需要。
4坚持公正司法，努力维护公平正义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说明时，援引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这句话。由此说明司法公正，如同源头治理，这道防线一旦失去公信力，结果就会使社会公正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4.1提升司法公正保障
司法独立是司法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因为司法权它是一个判断权，受到干扰越少越好，所以要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应付的局面，我们应该注意在源头上改变，确保司法的对立性，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现在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且有效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保证司法人员在判案的时候能够不受内部、外部的干扰，完全按照事实依据和法律做出裁判，这是一种精神和环境的自由。
4.2保障群众参与
单纯的强调司法的独立性，也会带来司法的权利过于集中导致司法官僚化、专制化，所以群众参与才能确保了司法公正不脱离社会公正，不脱离群众监督。
确保有群众效参与司法活动需要我们对已有的一些制度进行改进，与时俱进。首先，简化群众参与流程，丰富参与方式，完善参与程序；其次，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和司法公开程序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现代技术健全司法公开平台的建立，完善平台互动；再次，必须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对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等各项权利依法明确保障，建立完善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问责机制，从而构建一个真正开放、生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4.3做好司法为民
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才能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探索资格认证和定期培训相结合的模式，进一步架构司法人员的专业培训体系，有了正规专业的司法队伍，还要保证将司法工作从各种指标中拖出来，比如2015年政法会议坚决要求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率、结案率等等的一些不合理的指标，这些指标的取消关系的司法系统究竟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展开工作，把“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作为司法工作的主要思维特征，要积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法履行司法的审判职能，转向真正的法治思维，完善监督和责任制度，切实具体的推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任，增强司法公信力，加强司法为民思维。
5坚持普治共举，全面构建法治良序
每个市民都有建设法治城市的职责，只有将法律知识渗透到每个个体，将法治文化送到基层，才能形成社会性的法治氛围。四中全会指出，要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形成全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如何做？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5.1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法治宣传教育本质上不能简单的执行“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普法规划应该是一项需要长期全面实施的计划，可以模仿道德讲堂，在全市上下各级单位开展法治课堂，一周一课，学规章，引案例，警示教育等等的形式；还有法律知识进中小学的做法，我们必须改变将法治教育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的现象，必须有针对的出台相关部门应出台指导性文件，有针对性的编写适应中小学各阶段学习法治教材，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则，规定性的形成考试机制，切实保障中小学法治教育全面贯穿于中小学课程体系之中等，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列入相关教育课程，从而真正做到法治教育从小抓起。
法治社会研究篇8
一、法治政府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法治政府要求政府的行政活动依据法律的精神、原则和程序，并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其关键是要弘扬法治精神，使政府在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够突出“治”的规范性和程序性，而不只是停留在“法制”阶段或拘泥于法的完善、法的形式等表层问题之上。
1.法治政府调动了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通过科学的民主决策和规范的行政行为，法治政府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以政务公开凸显民意，以公正的法律程序保障人民对政府、失职渎职、决策失误和行政违法等问题的责任追究，使公众的民益得以充分表达，必然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政府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也使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言行与法律接轨，自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2.法治政府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突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法治政府要体现法的核心价值就要通过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法律的正确执行担当起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捍卫者，成为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坚强力量，这样才能正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农民土地使用权受到侵害、下岗职工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失业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社会矛盾和纠纷，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力量的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使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体现。
3.法治政府提升了和谐社会的诚信水平。和谐社会提倡的诚信由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团体诚信和公民诚信构成，在社会诚信体系中，政府诚信居于核心地位，政府不讲诚信就会造成公民道德意识的沦丧，危及整个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法治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约政府的违法行政、和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实现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办事原则，使之成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基础，体现了政府的诚信形象，不仅提高了政府公信力，还引导整个社会恪守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原则，也提升了和谐社会的诚信水平。
4.法治政府强化了和谐社会环境下的监督力量。法律是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重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政府以法律为行政工作的核心，强调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在政务公开基础上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畅通了公众参与政府事务的渠道，便于公众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强化了来自政府外部的社会监管，使政府不断关注、约束和控制自身行为，形成廉洁自律的管理体制，对惩治政府贿赂、等违法行为构成极大威慑，逐渐与和谐社会的本质相一致。
二、和谐社会是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1.和谐社会为法治政府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谐社会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整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一全局性部署下，各级政府从社会整体层面的价值目标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予以统筹规划以求最大和谐，那么，这种和谐系统中必然渗透着安定团结、民主法治和诚实有信的因素，不仅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性前提，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2.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法治政府的追求。十六届六中全会已将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扭转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就业充分实现等一系列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些目标也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容和方向，成为法治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使政府理念的创新、服务方式的改进、诚信务实精神的塑造以及责任意识的增强都始终围绕这些目标而展开，全面体现了法治政府行政行为的核心取向。
3.和谐社会的精神意蕴是法治政府的价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民主法治得到崇尚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突出作用，由此衍射出和谐社会的精神意蕴是消除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对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是秩序、自由、平等、正义，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法治政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正义的社会状态等方面，可见，和谐社会和法治政府所体现的核心价值都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充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
4.和谐社会的宗旨是法治政府的归宿。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强调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全面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近期和远期的要求。以人为本也是法治政府的归宿，要求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评价和衡量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指出：“一切为了人民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了政府的依法行政要时刻以人民利益为工作重心，可见，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政府的归宿，要求政府规范自身行政行为，推动政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方便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才能体现执政为民的和谐局面。
三、以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思路
1.提高法治政府建设的认识水平，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以来，我国法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态度不坚决、措施无力，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依然突出，造成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社会矛盾时有发生的现象，反映出有些政府部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提高政府的法治意识，协调各阶层利益，要求各级政府公务员树立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的观念，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弘扬法治精神，让人民群众明确法律的内容和要求，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增强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形成全社会自觉守法用法的法治环境，为和谐社会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2.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当代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认为“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政府不应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因此，促使政府自觉接受监督才能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在长期的行政活动中已形成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扩大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为充分体现法律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关键要重视群众和舆论监督，始终让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评价政府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并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群众举报投诉制，拓宽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支持新闻媒体对政府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曝光、揭露和检举，政府则要认真核实和调查，对反映的问题限期整改，还要加强审计和监察工作，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3.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力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之本是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随着和谐社会的推进，当前的立法要根据市场经济运行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以社会稳定为基础加大对收入分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以及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补充和完善各领域、各环节的法律法规。在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使法律的出台、通过等环节建立在及时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体现，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审查和纠正，该废止的就废止、该修改的就修改，保证立法的质量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确保法制统一、政令畅通，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保证立法和制度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4.严格依法办事，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保障。依法办事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政府要实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目标，就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和状况能够对社会发展形成示范性影响，因此，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处理要树立法律的威信，坚持司法公正和独立，真正落实依法办事和违法必究的原则，从而带动全社会守法，要健全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背人民群众意志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抵制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实现行政程序的法治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
法治社会研究篇9
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学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二)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三)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四)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五)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六)对现代化之前的政治制度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证、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透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它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一)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二)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三)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四)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这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地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此，我们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其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改变的，即政治学者始终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政治。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和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它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做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籍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它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它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做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它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做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做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抑或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都要求我们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是缺乏历史深度的。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已的研究，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鉴，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就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它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法治社会研究篇10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