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导论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于1月17日至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应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多次诚邀，中国国家主席出席本届年会，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论坛年会，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论坛聚焦全球治理体制、增进身份认同、振兴全球经济、改革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引起热烈反响。
一、世界经济论坛的源起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论坛冬季年会都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故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0年，时任日内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看到了法国政治家兼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撰写的《美国的挑战》一书。该书指出，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源差距，而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使胸怀欧洲复兴梦想的施瓦布深有感触。他说，“我想为欧洲商业领袖构建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管理”。[1]施瓦布设想以“欧洲管理论坛”作为欧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一种对话的新形式。他的计划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支持，第一届欧洲管理论坛讨论会于1971年1月在瑞士东部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故欧洲管理论坛亦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欧佩克对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抵制，促使论坛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把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管理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并从1974年开始邀请政治领导人参加年会。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扩展到全球。为改善西欧和中东的紧张关系，论坛举办了欧洲—阿拉伯国家讨论会，取得成功经验后，又举办了欧洲—拉丁美洲讨论会，以加强同拉美地区的合作。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后更名为《全球竞争力报告》）。这标志着论坛由一个以组织会议为主的机构转变为充分利用其能力创造知识的机构。如今，论坛年度研究成果的范围已扩大到多个地区和领域，包括行业竞争力报告和区域竞争力报告、年度杂志，如《欧洲的竞争力和变革报告》《阿拉伯世界竞争力报告》以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将其活动扩展到其他领域。1982年，论坛举行首次世界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邀请一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和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多边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参加论坛会议外，还与各大公司、银行的负责人举行非正式会晤。从此，论坛提供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进行非正式沟通的新渠道。通过这种渠道，他们增进彼此了解，交流思想和解决需共同应对的问题。由于论坛活动范围及其议题的日益全球性，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除企业界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成为全球政界、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和进行商务谈判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其所探讨的议题早已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以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等热点或趋势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内容，论坛在缓和地区矛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88年1月的论坛年会上，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举行了第一次实质性会谈，随后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使两国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在1989年1月的年会上，朝鲜和韩国政府官员在达沃斯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在1994年的年会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草案。如今，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来自全球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论坛拥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及其舆论引导具有重要影响，故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风向标”。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历届论坛年会先后围绕变化中的力量、构建危机后的世界、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及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全球新局势、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于重振国际社会信心，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作用。
二、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令施瓦布敏锐地感觉到这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1979年的世界经济年会。为此，中国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论坛进行联系。1979年年初，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使得论坛成为第一个有中国参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当年4月，施瓦布率团回访中国。此后的30多年间，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都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直到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方停止活动。1992年1月，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总理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年，该论坛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来自数十个国家的70多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中国话题开始在达沃斯升温，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热议的焦点。2005年，在发达国家经济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之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颇为引人注目。当年论坛年会第一场讨论会的主题便是中国，会议期间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达六七场之多。2006年的论坛年会更是专门组织了题为“中国的崛起”研讨会，“中国”日渐成为论坛最热的话题。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热，令施瓦布萌生了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想法并很快付诸行动。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也是该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2007年9月，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要、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围绕“变化中的力量平衡”这一主题，就新形势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竞争中的新问题、新领军者的基因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天津交替举办，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与会嘉宾相继围绕重振经济、推动可持续增长、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等主题，共同探讨在科技创新背景下，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问题和紧要议题，并就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制定有效的全球、行业和地区解决方案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定期举办，不仅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了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而且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使国际社会有更多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一批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会员的中国企业，籍此学习到世界著名企业先进的商业理念、管理模式、信息网络，逐步成长并走向全球。
三、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
中国智慧与贡献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欧洲联合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希腊和意大利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屡屡以退出欧盟相威胁。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1月，主张“美国至上”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贸易政策走向扑朔迷离。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时任总理伦齐宣布下台，“疑欧派”占据上风。以排外和退出欧元区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上升，欧洲民粹主义蔓延。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疲软，金融市场波动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4%，[2]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值为3.2%，全球经济仍将低位运行，成为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最新贸易展望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调到1.8%～3.1%之间，这是世贸组织首次提出区间预测，意味着2017年全球贸易仍将难以回暖，不确定因素增大。[3]加之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数增大，乱象增多，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走向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凡此种种，也折射出全球领导者提高责任担当意识的必要性。在如此背景下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之所以将“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确定为主题，旨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现有国际体系，并对这些体系加以重塑，以适应当今更复杂的多极世界，推动更包容和平等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效显著。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把加强全球治理能力，早日走出困境的期盼目光转向了中国。主席在演讲中既深刻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又不回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主张。他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才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各国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4]主席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主席从根源上为世界经济“号脉”，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是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并对症下药地贡献出中国的“良方”：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4]他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全球自由贸易和互联互通，推动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手段、增长方式，呼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多边主义，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部分领域隐藏风险的担忧和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虑，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过38年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大力建设共同繁荣的对外合作格局。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主席还深入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指出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迅速扩大。主席的精彩演讲，不仅直面外界对中国前景的疑虑，为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理念、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全面视角，而且展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拉近了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施瓦布表示，在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主席这次到访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提及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当天的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未来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创新与应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等战略合作重点展开交流，标志着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步入更加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见证者，中国则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如同施瓦布所说：“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将继续作为增长的关键力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致力于推进战略性的改革进程；展示了中国将继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致力于推进全球化。主席的演讲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息，注入了正能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令人鼓舞的信心。”[5]
参考文献：
[1]党建军.克劳斯•施瓦布更想是艺术家[n].广州日报，2007-10-07.
[2]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eB/oL].，2017-01-13/2017-01-30.
[4].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3）.
世界经济导论篇2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达沃斯论坛提供了一个交锋与交流的平台，为人们寻找走出危机之道提供了可能。历届达沃斯论坛主题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把脉，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达沃斯论坛让人们在阴郁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也是达沃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吸引人之处。达沃斯论坛在探寻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经济危机的演变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与裂变。新兴市场国家复苏与增长迅速，中国俨然成为达沃斯论坛的焦点，夏季达沃斯论坛留驻中国本身便是对中国增长速度的一种认可。
把脉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可谓最成功的“论坛企业家”。从1971年开始，达沃斯这个小镇成为全球商界精英定期聚会之地，施瓦布从一位经济学家成功转型为论坛的管理者。1987年，施瓦布将“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成为全球性的精英汇。每年有2000多名各路精英汇聚于此，为各国商界精英提供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达沃斯论坛成为会诊全球经济的场所。与G20峰会不同的是，达沃斯论坛规模巨大，不仅有政界领袖还有企业总裁，这也体现了论坛的宗旨——“改善全球状况”的勃勃野心。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达沃斯论坛的成员皆非等闲之辈。要参加论坛不但要缴纳不菲的会员费，还要进入全球企业界top1000的排名，在行业或者国内算得上顶尖企业，其经营活动范围要具有全球性，如果是创新型企业则需要具备领军者的地位。毫无疑问，达沃斯论坛是名副其实的精英汇俱乐部，再加上文艺界名人的加盟，达沃斯论坛多少有些秀场的味道，不过讨论的内容却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非常严肃的话题。
达沃斯论坛不是精英共谋控制世界的密室，其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及其透明性，使之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众认知当今世界经济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课堂。从论坛的主题可以看出，达沃斯论坛试图提供一种认知世界经济的路线图，并提供世界经济治理之道。2008年1月，金融危机尚未爆发，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创新的力量”。2009年之后，年会主题围绕经济危机而展开：2009年的主题是“重塑后危机时代的世界”，在这次年会上，有全球4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2010年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反思、建设、重建”；2011年的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寻找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道路；2012年主题更是明确地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
达沃斯论坛的历年主题反映了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2013年的主题是“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后危机时代真的到来了吗？达沃斯论坛正在寻找富有弹性的经济增长动力。2012年的世界经济可以算是“有惊无险”，美国财政悬崖变成了“斜坡”、欧元危机警报暂时解除、中国经济增长虽有回落却避免了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解决“无就业增长”的难题。全球有7500万失业的年轻人，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将劳动力吸纳其中，这样的增长便是脆弱且缺少弹性的。
2013年的论坛上，欧债危机已经不是核心话题了，这让欧洲各国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些领导人需要到世界各地解释欧债问题，获得对方的谅解。扭转局势的功臣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他在2012年7月份做出“捍卫欧元”的表态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此后，欧元解体的传说越走越远。欧元区的稳定为世界经济的好转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韧度。
德拉吉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又回来了。也许正因如此，本届达沃斯论坛才没有像以往那样引人注目，大国领导人出席的并不多，或许只有当危机的阴霾慢慢散去的时候，抱团取暖才变得不那么重要。达沃斯论坛，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世界经济向好。
中国增长，世界动力
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更多的精英人士将2013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转向中国。相比于欧洲大病初愈，美国在“财政悬崖”上徘徊，中国经济在2013年开局表现出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增长也需要寻找新的动力。达沃斯论坛上中国议题成为焦点，数十个分论坛的议题与中国有关。中国增长不仅需要新动力，还需要持久性，达沃斯论坛对世界经济的期许完全适用于中国。
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已有半年的金墉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政府对绿色增长和科学城镇化的追求让他看到了希望。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弹性增长的新动力，也是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经济需要解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诸多危机都源于此。科学的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弥合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桥梁。
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弹性在于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当一个国家从追求GDp增长向以公平正义分配为基础的增长转型时，也伴随着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目前，除了东亚少数国家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外，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阶段，对冲与规避风险是人类的宿命。英国前首相布朗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金融、能源、货币等领域与世界标准趋同，金融市场的开放与深化意味着金融危机也会周期性出现，因此，中国需要做好心理与客观准备。
世界经济导论篇3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时期的低迷萧条状态，充分暴露出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各国内部经济长期所存在的顽疾，如高度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不断膨胀的金融垄断资本、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本逻辑下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等问题。面对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虽然世界各国采取了纷繁复杂的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经济治理政策轮番使用，然而实践却无情地宣告这些经济理论的失败。可以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陷入了范式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言，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哈佛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通过罢课的方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示不满。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则出资创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目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理论的变革，试图纠正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与缺陷。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产生基于本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学理论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如18、19世纪英国的繁荣既推动了由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经济学为英国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推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又如，作为19世纪后起国家的德国，则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成功运用，推动了德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举成为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强国。再如，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学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为美国由弱变强并最终赶超英国提供了理论指导。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等。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颠覆性错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此外，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地总结，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提炼并形成体系化的学说。这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世界经济导论篇4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转型理论；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76-01
一、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1]118。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
“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
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2]352。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3]69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四、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属于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4]325。福山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写一部世界的普遍史，而他得出结论是：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争论和批判就不能发展。福山的理论不仅使人们加深、扩展了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
市场也有可能失效，但是，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依然能找到对于市场经济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的详细分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属于自发调节的周密性、逻辑性和体系化程度很高的资源配置形式，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望尘莫及的。强调市场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会有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存在，但是“回波效应”和“传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参与市场的每一方都会有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肖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
世界经济导论篇5
关键词：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和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属于理论课程，该课程和其它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构成了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石。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把握，熟悉通行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惯例，帮助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的欲望,从而为专业课的学习、整个学业的完成及今后的工作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是理论课程，如何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模式，适应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及师生的实际情况，给独立学院世界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在过去，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主要是口水、黑板加粉笔，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教学发展的需要。得益于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大力投入，最近几年基本上实现了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多媒体ppt授课，但本质上与过去相差不大,仍然是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教学.这种方法与独立学院坚持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也不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具体的情况.根据独立学院培养目标的定位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独立院校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但要慎防理论课的削弱.在理论知识上高于高职高专的学生,而动手能力上强过传统的本科院校学生。教学方法上的改革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证。
三、各种教学方法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教学法：独立学院的学生除少数是高考失败无法进入重点、一本院校的外，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学习习惯上存在缺陷。而《世界经济概论》是一门基础的理论课程，如何才可以把理论讲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以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水平，案例教学法是很好的选择。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债务危机章节时，给学生介绍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基本情况，并引导学生思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欧债危机与美元债务危机有联系吗？欧债危机会对中国造成哪些影响呢？教师有针对性的采用案例教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从枯燥的理论中解脱出来，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教师在查找、整理，总结案例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科研素材。
（二）实践性教学法：由于独立学院明确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在整个教育过程更重视了实践教育。作为一门理论课，如何实施实践教学是《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的难点。可以尝试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引入实践环节，实现与其他专业课的衔接。具体的做法有：安排一周时间作为实训课，让学生到相关企业实习；在假期安排学生以集中或坟山的方式到相关企业或学校的实训基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专业教师定期到第一线给学生进行指导；积极邀请外籍学者、国内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到学院作专题报告，积极组织学生到场；积极组织培训学生作为东盟博览会的自愿者服务博览会，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由理论到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
（三）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成分，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生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实践中，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比如在学习世界性的石油危机问题这一章节时，可以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4个组，让他们在课后去找相关资料，通过组长分配任务，大家分工协作，把找到的资料进行筛选、整合，最后得出核心的内容：几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价格的飙升、石油问题的原因、石油问题对相关国家的影响。把这些内容总结出来后在各组派代表拿到课堂上介绍给大家。这整个过程下来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查找筛选整合资料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相互交流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和演讲的能力。使得整个学习过程生动有趣，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四）填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世界经济概论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很好的把握必须对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于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借助影音来帮助。例如央视的《大国崛起》等精品可以作为课程教学辅助介绍给学生课后观赏。
（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在介绍世界经济政治事件时，可以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在介绍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时，对于日本90年代后政府提倡“内需导向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目标，那我们中国在2000年前后都有类似的主张，可以请学生思考：这种政采目标提出的背景有何异同？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机会是否比当时的日本更好？这样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四、小结
以上是本人在独立学院从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点滴总结。由于该课程本身的特点，教师仍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才可以在教学中获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管延芳、周申.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08;4
世界经济导论篇6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导论篇7
“开放包容”“共同发展”，透过这两次讲话中共同关键词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与其他金砖国家及亚洲国家和地区一道，努力为破解后危机时代世界发展难题提供一种不同于既往的崭新视角和解决方案。
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指出：“21世纪刚刚进入第二个十年。过去10年里，世界经历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新兴市场国家合作蓬勃发展，世界各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他也指出了世界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代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恰逢其时。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42％。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五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300亿美元。外交学院教授张历历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既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亚洲精神”的丰富内涵，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博鳌亚洲论坛虽然名为“亚洲论坛”，但吸引了很多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它一方面构建了亚洲与区域外的良好合作平台，另一方面也将外部发展智慧集纳起来为亚洲所用。
诚然，无论是金砖国家各成员还是亚洲各国和地区，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是客观事实。但在这两个重要会议和论坛上，各方能够对坐倾谈，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坦诚交流。
专家表示，这充分说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博鳌亚洲论坛是开放的平台，在当前特殊国际形势下展示出参与各方促进交流、深化合作的决心和意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说：“只有求同存异、相互包容，才能确保不会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和利益分歧而影响合作。”
“除政治领导人，来自产学研和媒体界人士共同参与，这些都是博鳌亚洲论坛开放性的表现。”陈凤英说，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也不仅仅局限于讨论各成员国的问题，还涉及全球治理的许多方面。所以，不止是各成员国，机制外的国家也同样可以从中受益。
正如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指出的，“我们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团结互信、开放透明、共谋发展的基本原则，通过合作加强互信，永远做好朋友、好伙伴。我们的合作是开放的、透明的，目的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维护和平共享繁荣
如何使人类拥有一个和平安宁、共享繁荣的21世纪，这是当今世界必须共同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对此，提出“大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大力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大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加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等四点主张。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主席郑重提出了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的五点建议，包括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
专家表示，无论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是博鳌亚洲论坛，其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随着不断发展及影响力的扩大，两个平台又逐渐发展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形成对比，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企稳复苏，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相关国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合作解决。
随着南非的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代表已覆盖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在各自所处的地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合作必将对各自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从而形成一张合作网络，推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合作。
同样，亚洲发展不仅有力地改变着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日益影响着世界发展进程。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提供的数据，2010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
正如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所说：“我们这个星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家园。当前，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平均每年进口价值687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0.3％的增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主席指出：“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发展得越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越大。”
在两次讲话中，回顾了中国经济过去10年的发展成就，同时也谈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介绍了中国未来5年坚持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战略的具体措施。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理念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一脉相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中国强调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在国内是要消除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健康之间的协讽在世界范围内是要解决穷国、富国的发展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根据不久前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国未来5年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世界经济导论篇8
一明确学习成果为何，合理布局教案与学案
教师作为整个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应当明确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学习成果是什么，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而言，学习成果应当是拥有国际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态势能力、理国精神和个人综合素质提高。在知识的传授、对学生求知过程的启发应该在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综合性和政策性以及师范生特点，对教与学从全局进行统筹。
教案是教授方案与学习方案的组合，教授方案在遵从课本编排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根据学生需要学什么、学到何种程度以及怎么学来合理分配教与学的课时时间和课后引导以及内容的精简扩展与否。
通过对学生课前以及课后的调查研究发现，从全书内容看来（采用李景治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第四版版本），第一章“当代世界政治”，第二章“当代世界经济”，第三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第四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五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七章“当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是重点内容，而对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实质是什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如何、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如何、如何认识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政治体制、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和如何理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于中国外交理念的指导意义等，这些都是学生对该课程关注的焦点以及学习过程中出现疑点问题较多的内容，因此在这些问题的讲授与讨论、指导学生自主研习过程中，应该相应增加授课、讨论、发言等内容的篇幅与扩展相关的理论知识。
课堂上的讲授、学生讨论发言和课后学习是以教师的合理分配的课时多寡、内容深浅、主题引导和学生配合为基础，鉴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紧扣史实时事）、综合性（涉及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各国文化、外交理论等各方面的知识）、政策性（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将以教师对综合知识的把握和扩展运用、引导为依托，以学生的课内外自主研习为主要补充，因而教师讲授知识如能扩展相关理论知识并与当时的时事结合，将更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能力，例如，探讨影响国际政治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实力，可以借助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知识―――核心的地缘政治学理论，让学生多方面理解国家实力的发挥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又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课。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教授是以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使学生拥有世界眼光、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去理解世界，进而坚定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直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困难的信心，从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例如探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为题，引起学生思考、讨论，得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由是不平衡的“核心―”分工方式，引导学生认识到一点，从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引导学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经济模式的改革和升级，从而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阶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正确认识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系。
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课，除了让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之外，还应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使之形成一种理性的精神和意识[2]，避免流于形式、空泛或盲目、狭隘，帮之辨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大国，国家利益是以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为归结点，深刻理解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的深层涵义。例如当西方学者提出美国和中国的G2集团治理世界的观点，当中国的有胆之士提出“中国人不高兴”时，要充分理解西方学者提出G2的背景和战略意图，结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不能因为目前中国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不能一味跟随“中国人不高兴”的愤青情绪而走、自我膨胀，而应理性的看待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对各国的战略反应。
而作为学生自主研习的学案，则在课程目标框定的重点、难点、疑点、热点等问题下，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师范专业特点，合理设置深浅有度的课堂和课后讨论题目、发言主题、课后阅读主题以及论文题目等，并结合该课程时效性，紧贴时事以灵活设题。例如，在课堂上可以提问一些学生已有知识基础的问题，并因此引发学生思考与课程知识相关的问题，对于时政热点可以让学生以辩论方式进行讨论，面对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以团队合作方式去查找资料、分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发言以及形成书面报告。通过这些，培育学生个人综合素质。
二拓宽学习成果获得途径，多方式激发兴趣能力
不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授的对象都是鲜活的、有意识的学生，不应将其视作消极被动的客体[3]，因而在课内外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唤醒学生自主意识，让学生懂得自己是学习的主人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自发地对知识做进一步深度研究，以培养学生对课程、对学习的兴趣为突破点，合理设置教学活动以理论讲授法、小组合作、演示文稿讲演与论文写作等教学方式灵活结合运用，使学生获得相关知识、情感熏陶与开阔视野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查阅、分析、表达、写作、团队合作综合素质。
第一，借助多媒体以及教辅工具、网络等，培养学生对课程、对学习、对研究的兴趣[4]，从而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每一周课后，可以让学生在课后通过报刊、广播、网络获取一周的国际时事热点，以此逐渐形成学生国际视野的开阔，而后在课堂上，将时事为契点切入，探讨相关理论知识。比如在探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以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会议参与国态度以及最后会议结果进行提问，引起学生对时事回顾，并对学生的答案进行补充、引导学生认识各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以及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所在，特别是对环境恶化关注下提高环保意识。在课堂上的互动，可以将学生获取时事与学习知识连接起来，形成良性循环，起到培养兴趣的目的。除此之外，可利用多媒体的poweRpoint以及影像播放的手段，通过播放图像、纪录片和国内外高端时事评论节目，以容易记忆、容易理解的形象，让学生对时事有感性印象以及初步的理性认识，并逐步形成国际视野。同时也可以环境教学法让学生有更多地实践代入感，比如在讲授联合组织架构及其功能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会议情景，以特定主题作为模拟会议讨论的中心，从而让学生真切了解和体验联合国运行方式。
第二，以学生自主研习为主，结合各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查阅整理材料、综合运用知识分析材料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理论讲授法并不是呆板的传授理论知识，而是“授予渔”，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角度，这样学生的自主研习就会有的放矢。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一要引起兴趣，二要引起思考。比如探讨综合国力作为生产系统，它的来源有哪些，结合国际上争论的焦点―――中国成功建造航空母舰，提出“中国如果要成功的建造一座航空母舰需要什么？”为契点引发学生思考、讨论、发言，之后再整理学生答案，点出最适合的答案，这样学生对于综合国力的来源问题就深刻。而自主探究法[5]，可以采用布置课后作业的方式，引导学生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能力。比如探讨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影响，可以中国的海尔公司的国际经营策略和中国民族企业如何在世界经济中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为题目，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发展。也可尝试学生间互相学习的模式，阅读课外有益书籍而后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探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焦点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如何深刻理解世界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决定性影响，除了教师课堂上探讨关键理由之外，为了能让学生深刻理解世界金融的实质，可介绍学生阅读《货币战争》等系列热门并高端的书目，并在课后以电子邮件、论坛、微博等网络学习环境中充分参与、指导学生的读后感讨论。
三评估学习成果获得，知与时进更新扩展
评估学习成果获得的方式应该真实反映学生通过该课程获得的知识、理念、素质。采用小组项目、项目报告、测验、学期论文和考试等不同方式来考查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的实现情况。传统的卷面考试是检验学生知识获取的较好方式，可将其作为期末考核方式，卷面考试的主客观题型、内容的涵盖度和深浅度需考虑学生的正态分布。题型考核重点辨识度提高的同时，内容需要及时更新，能够实现每年题型题目变化更新。例如材料分析题，以近两年来美国外交战略向亚太地区转移为例，可以最新的美国军事部署、国务卿言论、美国高官访问亚洲国家等新闻以及学者对此评论等作为同一系统不同侧面的材料内容，结合国际政治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外交战略等理论知识体系进行提问，可考核其对国际事件的信息获取程度，考核学生快速阅读抽取核心信息的能力，运用相关知识和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述能力。考后分析班级整体学生成绩分数分布，评估学生知识获取和能力培养的程度，尽可能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学生，并以此作为下学年该课程改进措施要点。
而在平时的教与学过程当中，也要适当进行评估学生学习成果获得情况。除了传统卷面测试的方法，还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演示文稿讲演、模拟场景等注重课后学生自主研习的方法去评估。在教学实践中，将小组合作和演示文稿讲演结合方式发言作为评估方式，特别是针对日后走上讲台的师范生来说，效果较好。小组合作和演示文稿讲演结合方式，可以在其课后查阅、分析之后，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学生上台发言方式，检阅学生自主研习的效果。比如可以将“两极格局如何形成、两极格局如何演变（以美国苏联战略优势如何交替出现为主）和两极格局如何松动和瓦解”作为题目，让学生以小组成员在查找资料、讨论、撰写讨论研究结果、制作ppt、课堂演示等环节上分工合作，最后以ppt演讲作为成果展示，而后由各小组互评、老师点评及时反馈。此种方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热情和查阅分析主动性同时，小组互评、老师点评可以在查阅资料、分析研究、文字表述、ppt制作技术、演讲、团队沟通、协调合作等方面进行评估，并及时反馈。并将此作为后期教与学活动设置调整和修改的依据。
概而言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应探索在学生学习成果获得的教学理念下，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综合性、政策性的特点，以学生学习成果获得为目标，合理分布教案和学案，采用多种教与学方式的灵活组合，开发学生自主研习的兴趣、能力，将理论内化成学生的知识体系与理念，使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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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红峰.从建构到一致：学习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2（3）：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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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军.研究性互动式教学探析―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为例[J].世纪桥，2007（5）：37.
[5]陈海燕，孙红霞.“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理念探讨[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2）：10-12.
世界经济导论篇9
【关键词】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教学改革
一、整合课程内容体系结构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之一，更是师范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1998年以前，本课程名称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后，新的“两课”设置方案确定，该课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课程名称改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合教学实践，课程的体系、内容经过了重新整合，有了很大变化。依据1998年教育部社科司编写的本课教学要点，新的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如下：
导论；第一章，当代世界经济；第二章，当代世界政治；第三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四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五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六章，转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第七章，当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第八章，当今世界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优化教学内容组织方式
首先，在宏观层面，可以把上述教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二、八章内容，是对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世界主题的总体描述和概括，通过识记、分析、拓展等环节，学生对“一个变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个初步了解；第二部分，包含三、四、五、六、七章内容，是对二战后的各类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外交战略的具体描述和概括，通过识记、分析、拓展等环节，学生对“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
其次，在中观层面，每章的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三大模块，按模块来组织教学，即将一章的内容分解为“知识点的识记模块”，“理论知识的分析应用模块”，和“背景资料及国际热点的深化拓展模块”，在讲每一章前，将每一模块下的内容要点先交代清楚，然后按模块来进行讲解。
再次，在微观层面，精心设计每一模块的内容取舍和教学方法，如“知识点的识记模块”应为本章重要的概念、事件、人物、外交战略名称、年代、国际组织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理论知识的分析应用模块”，涉及本章的最基本理论、观点、一国外交战略的内容和提出的原因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为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分析相结合；“背景资料及国际热点的深化拓展模块”主要涉及本章重大事件、人物的背景资料，特别是“另一说法”的资料，以及与本章内容相联系的最新国际热点信息资料。这部分内容老师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去搜集，拿到课堂讨论，最后老师再总结深化。
总之，教学组织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体系，更要全面提高分析、解决历史和现实国际问题的能力，并激发对国际问题学习和研究的潜能和兴趣点。这又是提高学生能力的又一实践教学形式。
三、实现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应用
1.理论讲授法。这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大学的课堂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理论性较强，其中的理论知识不易学生自学来把握，这就需要教师来讲授，因此“理论讲授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我们把课程的大概内容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主题、秩序及各类国家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发展变化的介绍和描述，即“过程”的展示，二是对上述过程产生原因、动力、特点、问题等的总结和思考，即“规律”的揭示，就其性质来说，在上述两部分中，均贯穿着理论的阐释，尤其是第二部分，加上课程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所以，对这些理论进行明晰的讲解和阐述是完全必要的。
2.合作学习法。此方法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由理论走向实践过程中的合作。没有教师对学生的合作，理论就不能传授给学生；没有学生对教师的配合，理论就不能转化为能力，学生就不能把握教学技能。因此，合作也是为了发展学生技能和取得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
3.案例教学法。案例学习在国际关系课中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学生通过理论课的学习，即使掌握了关于教学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运用其分析现实的国际问题，学生只有在实践课中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训练，才能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历史和现实的国际问题。
四、设计实践性教学环节
由于本课不同于其他学科，其实践性教学不能笼统界定于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所以我从实际出发设计了适合本门课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上述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的第三个模块，“背景资料及国际热点的深化拓展模块”需要学生查阅大量的课外资料，尤其必须关注国际时事、每天都要听广播、看报纸、上网看新闻，还要在课上课下进行交流讨论、甚至辩论，这无疑是最好的实践教学形式，达到了理解、应用、拓展知识的目的。
2.每学期要组织大型专题讨论至少2次，写小论文2篇，结果计入学生总成绩，这是检验学生应用知识的实践能力的直接形式。
3.进行课堂上的每周国内外要闻播报。两个学生一组，认真筛选、收集重大的国内、国际要闻，经过编辑和整理后，在课堂上向学生播报，其他同学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补充和评论。
五、本课程的主要特色
1.内容新。即该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内容新。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是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政治、主题、各类国家的对外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去探索总结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等，它们有的是几十年前的昨天发生的，有的甚至是几个小时的今天刚刚发生的，这些新问题、新信息我们都要在教学中体现出来，并要引导学生去分析，所以，本课程的内容就必然是具有明显“新颖”的特点。
2.综合性强。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得出理论、规律，再用这些理论规律指导实践，既讲史实，也要总结理论，还要分析洞察国际热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本课程具有强烈的综合性。
世界经济导论篇10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释: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