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治理篇1
一、导言
许多被界定为“全球问题”的问题，都是由个人、家庭、小集团、私营企业以及本地、区域和各国政府的行动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迫切的全球问题就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后者是由全世界的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导致的，其累积效应增加了气候变化的威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集体行动。为了规避这一全球威胁，不同层面的众多行为体都需要采取代价高昂的减排决策。与此同时，任何一个人即使不做任何贡献都会从减排中获益。正如优秀的政策分析家们所分析的那样，降低这一威胁需要一个可实施的全球协议。
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文献中，主要争论都是围绕一些关键议题展开的，而这些关键议题对于在全球层面形成公平有效的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之一涉及发达国家对于目前及不远的将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责任问题。这涉及应该由谁来承担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拒绝承担与发达国家（它们首先制造了这种威胁）同等水平的责任。其他争论涉及那些降低碳存储的多种“疗法”是否有助于解决其他的环境问题。一个难题在于确定毁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它究竟导致多少二氧化碳直接被排放到大气中，或者土地植被、土壤水分蒸发及云层覆盖的改变也同样重要，所以后面这些因素在规划再造林时也应该加以考虑？
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达成一个涵盖主要排放大国的可实施的国际协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缺乏一个可实施的国际减排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仅仅等待而无所作为，就会减少我们及时采取实质性拯救方案以防止重大灾难的机会。
除了长期等待的问题之外，一个“全球性方案”如果缺乏各国、地区和本地层面的行动，就无法确保其会得到很好的实施。虽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在较大范围内可能都是相对均匀分布的，可是气候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却程度不一，这要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地理区位、生态及经济条件、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先准备以及之前的投资，等等。
进一步来看，尽管气候变化的诸多影响都是全球性的，但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皆源于各种规模更小的行为体。著名的口号“全球思考，本地行动”正好点出了所有世界居民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和各级政府的日常活动必须有实质性的转变。即便如此，许多人仍旧没有认识到改变自身行为方式的必要性。他们要等到一个全球层面的协议才会行动。不过，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已经在学习如何不断降低减排的成本。
不过，从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看，没有人会自愿转变行为方式，以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换言之，必须有一个外部权威强制实行一系列可实施的规则，以改变每个人所面临的激励。因此，分析人士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层面的制度，以改变与能源消耗及排放的相关激励。要解决具有全球效应的集体行动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首先通过一个具有全球权威的法律行动。因此，分析家们进行下一步的气候变化研究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是分析如何减少大规模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好理论吗？如果不是，应该做何种改变？
（2）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仅会产生全球层面的利益吗？是否会在多重维度上产生更多收益？
（3）与仅仅依赖全球性方案的气候政策分析相比，多中心的分析进路是否会更为有益？
（4）在全球层面之下的其他层面，是否存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累加效应能否减少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
（5）当各级政府及其他组织都参与减排时，是否会导致严重的泄漏（1eakages）、政策不一致、认证不足（inadequatecertifica-tion）、制度投机（gamingthesystem）以及搭便车行为等问题？
二、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
“集体行动”的概念是指这样一种情景：有关行动的决策是由个人分别独立作出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会影响到所涉及的每一个人。如果独立的决策者们都仅追求短期的物质利益，他们就无法获得可为所有人所分享的、可行的更高回报，而无论他们是否投入成本、作出贡献。一般认为，处于最大化短期物质利益并作出独立决策的参与者们将无法获得这种（更高回报的）结果。按照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没有外部施加的规制，将不会有任何行为体会自发选择减排。
这种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在许多学者看来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没有人质疑它能否为那些旨在降低气候变化威胁的行动提供最佳的理论基础。不过，有两个理由来怀疑唯一依赖这种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是否就是最佳的科学战略。首先，对于与中小型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困境相关的集体行动传统理论，经验支持较为薄弱。其次，除了各种学术及政策性文献中主要关注的全球层面的减排收益以外，在其他层面上也还存在多重性的收益。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缺乏经验支持
最近有一本专著评述了与环境问题有关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经验支持。他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深入的案例分析、案例的元分析、大规模的比较性田野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人模型等产生的证据。虽然在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中也都发现了许多搭便车的情况，但奇怪的是，大量本应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中小型群体却选择了合作。因此，在分析与气候变化威胁相关的减排行动之前，有必要更新集体行动理论。
（二）更新气候变化有关的集体行动理论
未来如果要分析个人如何与各种自然资源相联系，一种更新的集体行动理论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行动的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并认识到具体情境在影响这些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互惠水平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该理论在气候问题上的应用，也需要考察在个人和企业的能源使用中是否存在小规模的外部性。这将构成一种对未来行动的完全不同的认识基础。
既然在社会的两难困境中的行为因个人和情境而异，因而更新的理论努力取决于个人的行为理论，也取决于影响自愿合作可能性或者履行正式规则的、相对高水平的具体困境的结构性特征。一种关于个体的行为理论将假设个人不再拥有完全信息，但是在具体情境下互动时，他们能够学习。个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而且寻求自我的利益，但是在顾及他人的偏好以及关于在特定情境下他们应该采取何种适当行动的规范方面，却存在千差万别。
于是，参与者在获得信赖以及酬谢其他人参与其合作方面的能力，就成为能够维持中等和高等合作水平的那种情境的核心特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何试图提高集体行动水平以克服社会困境的政策，都必须增强参与者的信任度，他们要信任其他人正在实施的这些政策。关键的因素在于，一个结构性特征的组合使得许多相关人士相互信任，并愿意采取一致的、能够增加短期成本的行动，因为他们确实看到有利于自身以及他人的一个长期性收益，而且相信许多人也会这样做。
当政府制定政策以解决某个外部性问题时，集体行动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即使是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取决于公民合作的意愿。如果公民们同意政府的某项政策并认为大家会执行，同时也认为该项政策是有效的、并将得到公平实施时，那么实施成本就会比在公民们试图逃避这项政策时要低得多。对于一项政策的运作而言，人们信任政府官员是客观、有效和公平的，这一点相比于依赖权力来实施要重要得多。
三、我们从减排中仅获得全球层面的收益吗
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在多重维度上由极大数量的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在一个家庭内部，关于使用何种交通方式、购买何种轿车以及在家里消费何种能源等决策，影响的不仅仅是家庭预算，还有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同样，商业企业内部的决策也不仅影响他们的预算，还会产生排放。
那种建有智能电网从而可以使各家各户都投资于太阳能以满足家庭能源需要的社区，可以将多余的电力出售给大的电网，这既可以降低能源成本，也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投资建立更好的废物处理设施也能产生本地收益，还有助于减少全球排放。在大都市地区，降低污染水平的行动同时关注总体能源消耗以及颗粒物的排放，因此也能够为城市以及全世界带来收益。既然许多产生排放的活动都在多重维度展开，那么在多重维度上组织的活动也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收益，从本地层面的家庭、农场和城市，到地区层面的州、国家、跨越国家边界的区域，以至全球。
四、一种多中心的进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组的同事们，为分析与多样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有关的集体行动问题，开发了多中心体系的概念。如前所述，多重维度上的减排行动会产生多重收益，因而多中心性（polycentricity）对于理解和改进减少气候变化威胁的努力，是一种有用的分析路径。
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美国和欧洲大都市地区的治理安排，存在大量的批评，因为在同样的都市地区同时有大量的大、中、小规模的政府单位在运行。许多学者认为，如此多的政府机构为一个地区服务显现的是一个混乱的体系。为了理解这样一批形式多样的公私机构为都市区域提供公共服务究竟是混乱无序，还是一种潜在有生产力的安排，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提出了“多中心性”的概念：“多中心”意味着许多个决策中心，它们形式上相互独立……它们在竞争性关系中将彼此考虑在内，进入各种契约性及合作性的任务，或求助于中心的机制以解决冲突，一个大都市地区的各种政治管辖机构可能以内在一致的方式、以相互协调和可预测的互动行为模式发挥作用。就这方面来看，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可谓是在作为一个“体系”运作。
多中心体系的特征在于不同维度上的多重治理权威，而非单一中心的单位。一个多中心体系内的每一个单位都在特定的领域内展现制定规范和规则的相对独立性。一个多中心体系中的参与者有使用本地知识的优势，并从其他也参与试错（trial-and-er-ror）学习过程的人们身上学习。随着更大型单位的介入，与无贡献者、当地“暴君”以及不适当的歧视相关的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在新的科学知识和创新方面就可进行投资。没有哪种治理体系是完美的。但是多中心体制有可观的优势，因为它带来了相互监测、学习和随着时间适应更佳战略的机制。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2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会诱发气候灾害的发生，导致气候灾害在空间范围和发生时间上的变化，使气候灾害变得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灾害程度更严重。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间的密切关联，有着理论和实证的依据。从气象学原理上来说，气候变暖使得地表气温升高，水分蒸发加快，大气中水汽增加，水循环加快。大气环流特征和要素的改变，引发复杂的大气——海洋——陆面相互作用。由于大气中的水分增多，使更多的降水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雨、雪等极端降水事件以及局部洪涝出现的频率可能增加，个别地区龙卷风、强雷暴以及狂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另外，由于植物、土壤、湖泊和水库中的水分蒸发加快，再加上气温升高，一些地区会遭受更频繁、更持久或更严重的干旱。[5]中国科学家认为，北极浮冰融化导致海水稀释，会影响到高纬度地区与低纬度地区的热量循环。其后果便是高纬度地区越来越冷，低纬度地区越来越热，地球将不得不依靠更强的大气波动来平衡热量。这意味着在中纬度地区会有更多的风暴天气。国外科学家认为，西北太平洋全年台风释放的能量与海洋表层温度正相反，据估计，全球变暖会使台风的速度提高6%，台风带来的降雨量会增加18%。[6]近年来气候灾害频发的事实也说明了气候变化对气候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频发、并发构成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表现。据联合国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球平均每年发生120场自然灾害，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全球自然灾害已增至每年500场左右，受灾人数也增加了68％。[7]2010年7月，巴基斯坦遭遇“历史上最严重洪灾”，全国近1800人在洪水中死亡，2000多万人受灾，1/5国土变成泽国。2010年夏，俄罗斯温度一度逼近40摄氏度，创造了该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连续不断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了森林大火。2010年8月，中国甘肃舟曲县突降强降雨，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2010年12月几十年不遇的暴雪横扫纽约，同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地区也遭遇暴雪，牧业、设施农业、交通都大受影响。2009年9月～2010年3月中旬，中国西南地区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连旱，农业生产受灾严重、江河湖库水位明显下降、人畜饮水困难。[8]2012年初，云南再次发生严重干旱，因灾造成全省需救助人口231.38万人。[9]同时期在不同半球、不同纬度、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了严重气候灾害，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的重要实证。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早在1963年就指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们需要重视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之间的关系，加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的积极法律防治。
中国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脆弱，气候灾害种类繁多，且多发、并发，是世界上受气候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气象灾害占自然灾害总数的70%。每年受台风、暴雨、冰雹、寒潮、大风、暴风雪、沙尘暴、雷雨、浓雾、干旱、洪涝、高温等气象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病虫害等气象次生和衍生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2000多亿元，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10]而气候灾害可占到气象灾害(包括气候和天气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的70%一80%。[11]气候灾害的时空性中国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多样，气候系统复杂。由于各地环境条件不同，气候系统脆弱性不一，气候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形式和强度各不相同。气候灾害呈现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各种气候灾害出现的频率随季节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变化。中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生在江淮以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出现最多。中国干旱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严重的干旱区主要分布在黄淮地区，浙、赣南部与两广北部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和滇中地区。台风在中国5-12月均有登陆，但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且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最为严重，江苏、广西沿海次之。冰冻灾害主要影响中国云、贵、川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和广西也有出现。冰冻灾害主要出现在严冬和初春季节。中国冰雹分布的特征是：山区多于平原、内陆多于沿海、中纬度多于高低纬度。[12]
中国防治气候灾害的政策与法律
（一）现状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自然灾害的防治，把防灾减灾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国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修订后2005年7月15日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4月1日起施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2010年9月1日起施行）、《人工影响天气条例》（2002年5月1日起施行）、《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0年4月1日起施行）等30多部防灾减灾或与防灾减灾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实现防灾减灾工作的法制化。此外，中国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2007年8月5日）、《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2011年11月26日）、《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2010年03月08日）等一些防灾减灾的国家规划和国家专项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灾害防范、处置能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1．气候灾害防治法律的缺乏目前中国的灾害防治立法还停留在主要针对地震、洪旱、泥石流、沙尘暴等常规的自然灾害实施“一灾一法”的阶段。缺乏综合性的灾害防治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突发事件包括了自然灾害，但是它主要是应对突发性特征事件的法律，突发性只是自然灾害一个方面的特点，无法反映出自然灾害发生发展各个方面的特性和规律性，因而一部突发事件应对法不能承载自然灾害防治综合性法律应有的统帅功能。而且现行的“一灾一法”也缺乏专门应对气候灾害的单行法律，与气候灾害防治相关的《气象防御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立法层次上过低，规范效力有限。虽然包括气候灾害在内的气象灾害不能完全防止，但是在法规名称上使用“防御”而非“防治”，也凸显其立法的保守性。防御侧重于灾害的预防阶段，不能概括规范在灾害管理、救助、恢复等阶段的特殊要求。《气象防御条例》在预防性规范的内容上也没有体现气候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频发的新情况无法做出有效的因应。
2.缺乏有效的地方行动由于“环境的自然区域本性体现在人文上就是环境的地方性,即环境最终是地方或‘本土’的环境，”[13]而且我国气候灾害发生的局地性和区域性，各地方是不同类型气候灾害的直接受害者，地方政府处在气候灾害发生的最前沿，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救助、重建等具体行动都需要地方政府的操作和落实，因而气候灾害的防治客观上应着眼于灾害发生地的具体情况，加强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行动。当前，中国地方性防灾减灾的立法明显滞后于国家立法，很多地方缺乏地方性的实施条例和办法，已有的地方性立法也是对国家相应立法的简单重复，没能体现出地方灾害应对的特点和实际。对一些新型的地方性气候灾害缺乏有效的规范，更缺乏系统的能力建设和长远的规划安排，气候灾害发生后，各地大都只能被动因应。
气候变化背景下加强气候灾害防治的法律对策
（一）气候灾害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
气候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气候灾害防治立法需要把对气候灾害的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气候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气候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法律行动时，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槽臼；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气候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主动性。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防治的结合是切实开展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防治的结合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气候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提高抵御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以及降低气候灾害向次生、衍生灾害转化的几率；增进对气候灾害风险的认识，提高防治气候灾害、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气候灾害防治的能力建设，加强对气候灾害防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开展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开发并共享气候和灾害风险管理的信息、技术、实践和经验教训；将减轻气候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体化工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加大对减轻气候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一体化项目的资金投入。
（二）完善气候灾害防治法律规范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和衍生灾害频繁发生，针对常规自然灾害制定单行法的“一灾一法”现状已无法有效应对。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减灾法或自然灾害防治法加以统帅，然后再对还没有制定单行法的气候灾害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根据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的特点，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救济救助、恢复重建、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减灾的各个环节提出与应对气候变化一体化的要求。考虑到气候灾害的时空性特点，特别需要加强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立法，一方面对上位法的具体实施制定细则和办法，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根据地方的气候条件和易发生的气候灾害类型开展制度创新。
（三）加强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行动
1．制定气候灾害防治地方性预案根据《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结合地方实际，及时制订、修订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的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各单位进行各种灾害情景的演练。
2．制定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规划，并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规划不应是国家专项规划的简单重复，而应充分考虑地方的生态及气候资源条件，以及可能的灾害形态进行针对性地规划，并注意与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有效对接，优化整合各类防灾减灾资源，提高应对气候灾害的效率。此外，将气候灾害防治规划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并在土地利用、资源管理、能源供应、城乡建设等具体规划中体现防治气候灾害的要求。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实施以控制不适当的人类活动而引起气候变化，通过合理利用气候资源，避免和减少气候灾害。
3.完善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气象灾害防御条例，5条规定：“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全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该条例确立的气象灾害管理体制是由气象部门主管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管理。气候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多种灾害复合、次生和衍生灾害并发、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防灾减灾的难度大，由气象部门主管的体制层次级别太低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需要确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气候灾害防治管理体制。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人任主任的防灾减灾委员会或者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防灾减灾工作。根据灾害发生及影响的气候区域性特征，形成同一气候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建立防灾减灾的区域气候监测预警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强制执行防灾减灾措施和工程设施开展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时应当考虑到气候灾害的影响，强制执行防灾减灾措施和工程设施。对已有的基础设施则进行全面、系统地检测，改进和提高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标准，从而提升其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实施气候脆弱区的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沿海地区、水资源和农业以及易于受到沙漠化、旱灾和洪水影响的地区的保护和恢复，提高气候适应性。如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加大防洪和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大力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对海岸带和沿海地区的保护管理。
5．开展气候灾害防治能力建设各级政府加大防灾减灾资金投入力度，重视农村、边远地区、气候脆弱区域的监测网络建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功能齐全、指标完整、运行高效的气候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基层气候灾害防治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加强气候风险行政管理、救灾抢险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结合气候灾害的特点，定期开展针对性训练和技能培训。加大对气候灾害防治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开展气候灾害防灾减灾基本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有关气候灾害的知识和防治意识,提高他们在面对气候灾害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3
关键词：气候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8-06
一、引言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是所有国家不断追求的利益，“安全研究”也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更多新的安全议题已经浮上台面[1]。在新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中，气候安全是相当重要的面向。气候的破坏、改变，形成人类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隐忧。面对如此的潜在危机，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倾向全球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有意愿合作建立共同的规范准则以面对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气候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对我国可借鉴的方面。如王慧（2010）认为“美国的气候安全法中的某些条款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可在相关的世界贸易争端中采取合理的诉讼策略来积极应对”[2]；董勤（2012）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博弈，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应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3]。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对全球治理带有的影响。如刘丰（2012）认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但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美国推行霸权治理模式的努力难以为继”[4]；高静和刘友金（2012）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5]；马骦（2013）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6]。第三，国外学者偏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安格斯·赫维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治理，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7]。综上所述，目前气候变化及其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我国对此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进行全球治理。
二、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它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的安全一般是指军事安全，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则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现在，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转变成为“确保生存”和“共同生存”；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是协调和发展；安全由被分割的状态变为不可分割，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域单位由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8]（p.397）。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
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问题的代表之一，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一，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比如，图瓦卢面临着被淹没整个国家的威胁；中国海洋局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陷入了海平面之下。第二，世界土地的质量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正在下降。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上许多土地的沙漠化，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如非洲南部和美国西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使得成百上千万原来从事农牧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第三，气候变化突出了世界缺水和食物的危机。第四，气候变化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非常严重，疾病增加，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如疟疾患者增加，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列的三大传染病之一。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蚊虫生存的季节和地域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以前未发生过疟疾的地区，也会有因为蚊蝇传播而产生疟疾的危险性。气候变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生活环境与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化意味着时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开始关注共同的地球和共同的未来[9]（p.5）。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
三、气候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1987年间。但其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开始，人类便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参与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并对气候产生了影响。由于最初人类利用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大自然自身恢复能力的范围。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气候安全问题便开始初现端倪。而今天，人类活动已经使地球环境发生了一些过去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未发生过的重大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荒漠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气候变化从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0]。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它与人类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气候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太空。整个环境问题处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其后果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一）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尽管已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酸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突出的全球问题存在，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人口的持续增长、新的科学技术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气候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是由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但是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与整个地球、全体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气候安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安全问题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而是跨越国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1968年制定的《欧洲水》曾形象地指出：“水不知道边界。”如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酸雨，大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波兰、法国和英国排放的含硫烟雾等污染物。
第二，气候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是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代表最高法律权威的政府。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平等国家为主体，由各种厉害关系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由于不存在最高的法律强制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依靠国家意志的协调[11]。在气候安全的挑战面前，各国如何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形成有效的国际环境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以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它的宗旨的一部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仅签订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气候安全带来的威胁面前，仅仅依靠联合国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努力。
第三，气候安全需要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完善性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在政治上分别独立的国家分而治之。各个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其，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因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各自有其自身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由于国际法许可的、但引起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频频发生，国际社会急需完善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并发展关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
（二）从气候安全透视当前国际环境关系
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和繁荣而奋斗时，很少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和有机联系的一个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了一个全球社会[12]（p.16）。全球治理并不与国家中心治理相对立，而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彼此协调，相互借助，共同实现全人类的有序发展。而在气候安全的威胁下，国际环境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环境关系的不平等性。自从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全球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推诿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强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慢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呈现出影响的范围广、程度深、时间长、参与国家多、各方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难以协调化的状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相互交织，与各种复杂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使得各国很难达成一致。由于气候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的广泛性和联系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国际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再次，国际环境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地区信托的受益人，每代人都应当拥有取得和利用责任资源的公平权利[13]（p.13）。由于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的关系都变得相当敏感。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力图使自己获得最佳的谈判收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实质性义务。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极为严重。最后，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尽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面了世界各国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决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专家梁西教授提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富有和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己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惟有共同努力，人类才有机会获得21世纪的整体安全、精神道德和物质文明的成就。”[14]（p.337）因此，从哥本哈根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趋势日渐彰显。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它毕竟表明各个国家愿意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在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能降低磋商的交易成本，在决策中能适用更恰当的方式与方法，使得世界问题获得更广泛与更及时的解决[15]。但是现在关于气候安全的国际法保护，明显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集中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具体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理技术转让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才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正确策略。由于气候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是第一个全面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纳入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该公约并没有涉及所有气候变化，只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公约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环境条约，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其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缔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较量的过程。它使得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并推动了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但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强调共同责任。在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开始体现区别责任。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开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方面的责任不同，不同国家之间，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分担不应是平均的，而应当与它们在历史和当前给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发达国家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16]（p.73）。按照公平原则，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的不公正情况，必须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上加以区别。
其二，预防原则。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环境政策，1976年德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规定：环境政策无法避免立即的危险及降低已发生的损害，预防的环境保护政策须更进一步地小心保护自然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宣言和建议中体现预防原则。如1990年G7会议的《休斯顿经济峰会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都有预防原则的规定。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中首先确定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在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环境管理中，对于那些可能有害环境的物质或行为，即使缺乏其有害的结论性证据，亦应该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对这些物质和行为进行控制或管理，以防止环境损坏的发生。由于气候问题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治理、不能恢复、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气候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产生和发展又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影响气候的物质和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其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结果。所以，预防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解决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其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此前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就已经有所体现。如1949年的《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的《非洲自然公约》和198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都在其宗旨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世界自然》也有所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公约适当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7]（p.19）。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是依据国内法理论确立的，它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利益的妥协并且牵涉对正义、公平秩序的理解。它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发展得以持续的责任，这就使得国际法所关注的公平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关系之间，而且还延伸到当代人与后代人这种纵向关系之间，也就是“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它们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结合起来，并表述为：“对于代际公平原则的理解只有在同代内公平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才是全面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安全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极其重要。
（二）《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称《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自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998年5月2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2002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6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3年3月20日共有106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减排义务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990年排放量的43.9%，离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55%还有11.1%的差距，虽然批准议定书的国家早已超过55个，但是《京都议定书》还是未能生效。经过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直到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议定书上签字，《京都议定书》才达到生效的必备条件。按规定，《京都议定书》递交联合国90天后，就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这样，时至2005年2月16日，历经数载的《京都议定书》方正式生效。
1.《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明确了量化限制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政策和措施。第二，确定温室气体削减总量目标、量化限制数量及其承诺期限。第三，“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引入。《京都议定书》在计算上，采取的是“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计算法，即在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中，除了二氧化碳，其余五种气体都按照全球升温潜值的比例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第四，保证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对通过受托经营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可以由发达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或其他多变渠道提供。第五，提出联合履约机制。联合执行是指为实现议定书第3条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公约附件一所列）可以向同属于公约附件一的任何其他的缔约方转让或从他们获得削减排放数量，这类削减排放数量的转让或获得必须通过建立特定项目才能实现，即通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强温室气体的“汇的解除”的项目。第六，推行清净发展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换取减少排放量的交易分值。它一方面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达国家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第一，《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并首次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时间表，这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中是一个突破，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是史无前例。第二，《京都议定书》创设了多元的、可替代的履约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硬性的软化。第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个灵活的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各国增加了履行承诺新的途径，为气候安全的保护指明了方向。第四，《京都议定书》以具体的法律机制实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性”法律原则的补充。
（三）《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的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只是各国的政治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全球今后同气候变化斗争的决心，从而也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18]。它至少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哥本哈根协议》，但从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还是看到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与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以后面临终止的威胁。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Cop17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2年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包括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减排协议，并同意在2015年前签署协议于2020年生效实施。这使得《京都议定书》获得有保障的第二承诺期，也为建立更加广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个国际协议是人类保护气候安全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三个协议的规定多属于宣言式的敦促，而并非是硬性的要求，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很模糊的，缺乏有力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在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第二，三个协议没有具体规定各缔约国的排放量，而只是模糊和笼统地规定了限制排放的目标。由于这些具体承诺方面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具体执行困难重重。第三，在资金方面，三个协议只是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提及“平等和均衡”管理的必要性，缺乏建立具体资金机制的章程或决议。然而，三个协议毕竟表达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是人类对付气候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五、结语
无论是其发展历程或当前现状，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搭建都体现出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19]。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经对传统的国家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正处于重构之中。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振兴中华之路。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之中。但确保全球气候安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全球利益和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对现存国际关系做出有利于应对气候安全的重大调整，人类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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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治理篇4
自从气候变化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有关气候变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断涌现。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其研究起步之早、出版学术著作之多、研究视角之新，都为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总体上来说，虽然美国学界现有的著述表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多元的观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具有共同的特点和研究偏好。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暂且称其为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美国学派”。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无意就美国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梳理，而是遵循“问题导向型”路径，分别就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国际气候机制、能源问题与气候变化、伦理与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等几个领域，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一关于美国气候外交的研究早在冷战时期，时任美国国务院海洋与环境科学事务高级顾问的戴维·沃思(Davida.wirth)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强调，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潜在影响，国际社会应当加紧将应对温室效应提升到外交政策议程的高度。由于当时人们仍然怀疑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无论是在美国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该问题仅仅处于“争议阶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依据说服力的增强，以及气候极端事件的频发，国际社会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谈判，力图实现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而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无疑至关重要。就在这一时期，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论著也开始出现。由美国环境政治学家保罗·哈里斯(paulG.Harris)主编的论文集《气候变化与美国外交政策》是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主要就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气候政策进程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例如，加里·布林纳(GaryBryner)在《国会与气候变化政治》一文中专门就国会于1988～1999年期间对美国总统关于气候变化的倡议所做出的各种反应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布林纳认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分立——前者谈判国际条约而后者批准条约并且通过立法来实施——是造成美国陷入国际气候谈判僵局的重要原因。国会之所以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犹豫的态度，部分地是由于考虑到支撑美国经济现状的预防性原则，而这是化石燃料行业的强大游说活动造成的。再者，国会的分权和分裂的结构也导致了它应对环境问题能力有限，国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对美国气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尔·哈里森(neile.Harrison)通过借助“双层博弈”分析模式，探讨了国内因素对美国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他指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重要性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一次选举”。雅各布·帕克(Jacobpark)认为，除了白宫和国会，商业团体和关注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也对塑造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施加了重要影响。如果说上述学者偏重于研究国内因素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影响的话，那么米歇尔·贝特西尔(micheleBetsill)和保罗·哈里斯(paulG.Harris)则是以国际因素为出发点，研究了国际气候规范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贝特西尔通过分析美国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发现，国际气候变化规范实际上迫使美国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合法成员”这一问题。面对国际气候规范的压力，美国不得不调整气候变化政策以提升其国际信誉。哈里斯甚至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最重要的国际气候规范已经在美国产生了内化。此外，安德烈亚斯·米斯巴赫(andreasmissbach)还以经济学中的法国“调节学派”(Frenchregulationschool)和公共决策模型等理论，分析了美国采取特定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的决定因素。不可否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社会在短期内承担经济成本。而在遥远的未来，减排的收益又不太明朗，这就使得制定一个成功的气候政策变得困难重重，甚至有人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渐增持观望的态度。即使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共识在增强，但是在选择何种最佳行动路线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仍然没有取得共识。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主任戴维·维克托(DavidG.Victor)2011年出版的《气候变化：激辩美国的政策选择》一书提出了三种政策选择：一是作为一个现代、富饶的国家，美国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言下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5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考察得出，气的剧烈变化尤其是温度的变化，使得由气而生成的气候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首要议题，然后通过考察气候政治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气候跟国际政治的紧密联系。最后，通过对气候进行爱因斯坦式的哲学玄思，试图从哲学上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并明确指出，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的话，要面对的必然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论文关键词：气候;气候政治;国际政治;大自然;哲学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1-0031-08通天下一气也，这一中国古圣通过直觉或想象而探究到的自然现象，原本只是文学或医学用语，但由于其内在的自然哲学含义，即便是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等极为发达的当今世界，它的哲学指导价值仍如太阳高悬，光耀万丈。就此，笔者借助这一哲学学思想，对有“当今国际政治首要问题”之称的气候政治进行国际政治学分析，其目的在于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对该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一、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人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多来自思想者对天意的理性认知。气候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现，是人类的理性对天意的认知。发现有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有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有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往往明于结论而昧于论证，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往往密于论证而疏于结论;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则往往结论明确，论证详尽。“气候政治”的发现，东方(特指中国)倾向于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西方倾向于经由科学实验而立。以当今典型学术方法而言，两者利弊分明。东方得出了“通天下一气”的全靠结沦，但缺乏让人信服的学理论证;两方则以海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图表，详尽论证了气候变暖必因人为的“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西方的所谓科学实验如放到大自然的整体中去进行中国古典式的哲学思考，便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欲研滴水以知大海，欲究片物以知昊天，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一语到位的东方式表达就是：通天下一气。既然通天下一气，则大自然是气的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人也即人是气的人，而政治是人的政治，这样，政治以人为媒介，与气(候)就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大自然的人必然要求人生于大自然，活于大自然，归于大自然。离开了大自然，人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不存在，政治就不可想象。所以，政治从其本原七说，就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或南人所组成的集团、政党、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⑦。气候与政治的本质联系，无论东西方，人类先民都有觉察。就古代西方而论，有“科学之祖”之称的政治家泰勒斯，就依据他的“万物有灵”自然哲学理论，直观而非思辩地觉察到政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古代中国而论，先秦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大家如周公、老子、庄子、孔子等，都完全服膺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自然理论。汉代大儒董仲舒则通过《春秋繁露》系统而精细地论证了天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他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可从其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中窥视到大自然对政治的先验影响。时间流逝到全球化时代，气候(大自然)因其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而大张旗鼓地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那么，气候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由于气候只不过是气的变化(表现为温度冷暖、流动快慢、成分比例等变化)，所以，研究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就必须从自然哲学上研究气对人及由人集合而成的人类的内在影响人手。政治是人的政治，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政治是人的产物。动物或植物如果有政治，那也是人赋予的，而不是它们自身有人一样的自觉的政治意识。其二，人是政治的目的和归宿。正如“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一样，政不远人，远人非政。具体而简明地说，政治就是人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自然属性和社会伦常的合天意(即合人性)的维持或有效安排。政治的源点并不带有阶级性，它的阶级性只是政治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阶级意识较为浓烈的时代或地区，政治的阶级性有时是形而下政治的基本和核心形式。但就形而上的政治而言，政治的本质属性恒定是与阶级无关的。否则，无阶级的丰十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6
阎学通，本刊编委。现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著名学者
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它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它和恐怖主义、核扩散、领土安全等问题一样，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如何平衡的问题，变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性博弈问题。其背后体现的是大国的权力角逐，全球气候争端的实质就是国际话语权之争。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充分表明，减少碳排放的问题面临着各国权利和责任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由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没能解决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推进控制气候变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从理念之争到利益之争
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达国家之间立场并不一致，欧盟和日本比较积极，一直在推动气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遗余力，美国则一直犹豫不决，在气候问题上迟迟不肯承担责任，甚至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仍然还存在一些小的立场差异，但在气候政治化方面越来越趋于一致，寻求将温室气体排放与国际贸易政策挂钩。
后哥本哈根时代，发达国家将积极或者变相推进碳关税进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按照该法案，从2020年起将针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碳关税）。从2012年开始，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只要飞机经过欧盟的天空，就必须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我国几十家航空公司均被纳入了征税范围。更有甚者，法国从2010年1月1日起，将针对法国国内企业和家庭征收碳税，同时还意欲借此推行碳关税。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构造新的贸易规则的借口和理由，甚至wto也放风支持碳关税，说是碳关税符合wto规则。发达国家在征收碳税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在整合了发达国家政治立场的同时，也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界限。
与发达国家相比，除了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紧迫的小岛国集团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获得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上来，维护发展权益和寻求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渐成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核心战略。2010年1月24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将继续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以双轨制进行气候变化会谈。声明倡议设立气候援助基金，以帮助气候变暖中的弱势国家，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资金承诺，以显示其在气候问题上的责任心，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所作出的在2010年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援助的承诺。在长期资金支持上，各方越来越同意设立联合国气候变化共同基金，包括美国内，均认这是一条可行的办法。而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新兴大国决心促成一个“全面而平衡”的坎昆会议成果，为未来的南非会议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铺平道路。四国还首次就全球温控目标表态，称将为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提供帮助，这接近于小岛国家一直呼吁的1.5度目标。
总之，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集中在减排目标、碳税、资金和技术合作等议题上，有关各方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博弈。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碳税、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达成一致，成为决定墨西哥坎昆会议前景的观点，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将成为坎昆会议的焦点。
争夺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涉及人类生存前景、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越来越成为大国争夺世界软权力的战场。
美国：收复话语权失地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环保话语权的需求不大。它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结果就是欧盟填补了气候变化领域的软权力真空。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亚宣布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孤立。再加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损伤，美国面临着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和指责。为了改善美国形象，重新确立美国世界领导力的支柱，奥巴马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上，希望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态度积极，试图重新掌握气候谈判主导权。
欧洲：谋求软权力制高点
作为美国的盟友，西欧各国在许多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上不得不附和美国，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大大降低。在硬实力方面上依然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欧盟将注意力集中于软权力领域。在民主、人权是美欧共有的价值观，欧盟另辟蹊径地试图在环保领域确立话语权领袖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和全球环境基金机制加以援助。对于中东欧国家，欧盟通过联合履约机制实行援助。对于俄罗斯，欧盟通过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加强贸易联系等交换条件使俄罗斯于2004年底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欧盟的举动获得了国际认可，被誉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国际政治地位将通过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得到日渐提升。
中国、印度等经济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发言权
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承担大国责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对于中国提出的国内减排目标，美国认为中国需要做更多，还要求中国将减排承诺纳入国际协议。
中国未来将独自面临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若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的重要责任，则必然牺牲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强调减排与发展中大国强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未来的主要矛盾。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大国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增加，但发言权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中国、印度等国未来将会谋求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发言权。
其他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心态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然而，国家数量越多，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随着气候争端的南北矛盾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观念差异化也可能加剧。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虽然也支持环保和减排，但希望搭便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自身则不愿承担过多成本。
上述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应对气候争端软实力问题的不同心态，导致了各方的博弈，这也是导致气候争端迁延不决的重要原因。在各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中，核心是关于话语权和国际合法性的争夺，是软实力的争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自己的国情和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国情需要的气候政治话语，并极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这些气候政治话语。究竟哪一种话语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性话语，将决定着全球气候政治争端的未来趋势。
中国的压力递减时间表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与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各国减排政策的力度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当环保合法性与本国利益相结合时，国家会大力支持减排，反之则不会支持。在哥本哈根会议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气候软实力之争的格局将发生变化，中、美、欧等大国政治棋盘可能重新洗牌。
在未来三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基本上维持现状，难以出现较大变化。这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因此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
未来4-7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气候政治压力将是不确定的。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将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达成一致，西方国家仍可能以环保为武器，从政治方面给中国崛起造成困难。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需要上升，又需要加大与中国的合作。
未来8-15年，将获得一定的主导性地位。届时，中国的减排成果将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因此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发言权将上升。目前，我国正在加大减排的政策力度。我国“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以上措施下，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8-15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受制于西方的局面将被扭转。同时，随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增多，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软权力将有所上升，美欧将难以再保持其在气候争端中的制高点。
从战略高度重估气候大会
排放二氧化碳是基本人权和国家的一部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必须以尊重一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出发点，以构建公正合理的碳排放秩序为根本目标，以下几个原则尤为重要。
排除低碳主义干扰，确立责权一致的原则。从199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一直持续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低碳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然而，低碳主义忽视了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规模不一，基本国情迥异，各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承担的责任差别很大。比较可取的是确立责任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鼓励那些勇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积极承担责任的国家采取果断行为。
尊重各方碳排放，确立协商一致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行动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尊重国际社会多样性出发，在尊重有关各方的碳排放基础上，确立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需注意在减排责任上给国家“减负”，将国家无法承担的责任交给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承担。通过强大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的“软制衡”，效果可能要比强行迫使国家达成协议更好。
确立公正合理的核查原则，制定普遍接受的碳排放标准。碳排放标准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首要的是考虑人均排放标准，确保全世界的所有人口均享有普遍的排放标准，不能对部分国家人均排放形成歧视性排放标准。其次，要以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家排放标准的依据，严格限制一个国家的单位GDp排放，但不能限制新兴经济体现代化发展的合理要求。再次，还要根据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需要，结合各国历史排放责任，综合制定国家排放峰值标准。同时，碳排放标准的确立还需要与严格的核查监督体系相结合，确保全球减排责任落实到位。
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比较规范的用于温室气体核算的方法学和标准，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协议：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国际标准组织推出的《iSo14064》等。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方面的研究，逐步将温室气体减排核查纳入制度化轨道。
探索气候治理的原则，确立气候治理的机制。一是推动建立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各国以自愿承担的减排责任份额加入，并根据承担责任的大小分配理事会席次和职位，以体现权责一致的原则；二是推动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各会员国都应当从各国征收的碳排放税中按照人均消费额度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各国的碳基金额度，以自愿捐资的方式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根据各国捐资的额度确立特别提款权份额；三是推动设立气候技术委员会。吸纳各国企业以技术合作为条件成为会员，设立联合国气候技术合作开发项目，将企业开拓市场、联合国技术援助和各国减排责任结合起来，推进国际节能减排进程；四是推动建立国际防灾减灾合作机制。组建类似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那样的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各会员国派出抗震、救灾队员，每逢国际社会出现气候灾害援助请求时，有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迅速反应，整合各国力量用于防灾减灾；五是推动建立国际减排核查组织。由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专业化的国际减排核查小组，开展全天候减排核查和检测，并公开检测报告，为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推动形式灵活的气候外交
作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面临很大压力。中国的碳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达到60.17亿吨，超过美国59.0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从1990年开始算起，在16年中全球碳排放量增加75亿吨，中国增加37亿吨，占一半，全部发展中国家一共增加54亿吨，16年来，我们新的增量占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二。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到年增长2.8%的增速，2030年中国也可能达到117亿吨。这个数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其次，美国、欧盟和其他小岛国集团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并且以道义指责、政治施压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等限制中国，令中国在外交上极为被动。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7
【关键词】互嵌国际机制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恰如奥兰•扬(oranR.Young)所言，许多全球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并且问题的演变经常会被“突然地、恶性地并且无法挽回地”中断，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措施适用范围略显简单，难以应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突然改变、无序变化和紧急发生”的问题。基欧汉(RobertKeohane)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将世贸体制作为跨政府的贸易机制，其运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将贸易和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贸易与……的问题）考虑在内，则会出现问题。吉尔平(RobertGilpin)也认为，贸易问题其实已经聚集到“文化、国家和其他不容易通过讨价还价找到折中方法的复杂问题上”。
2.关联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机理日益明显，超越了治理机制的设计初衷，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linkage)的方式与契合程度影响着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发挥。尽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丛”或各种“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ofarrangements)，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饱受质疑。
现存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其优点是“这些互相独立的体制具有在国际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严重挫败后生存下来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由不同行为体“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参与创制的人“频繁地”聚焦于建立具体的单一体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协调”其在不同机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关机制间的关系，因此机制劣势也显现出来，即“体制在解决问题的重叠和交叉方面能力还很不够”。
“具体问题的体制密度越来越高”，应对单一具体问题的国际体制在其运行中也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复杂联系”。这种制度之间的互动对相关体制的运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看，随着将来国际社会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际体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间的“撞击”和互动“注定”凸显。
3．全球公民社会兴起
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新行为体出现直接冲击着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机制的回应性需求。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就能实现。第一，当前国际结构形态早已步入“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conglomeratesystem)时代，全球公民社会兴起，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行为体形成多重关系。
第二，以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挑战。当前的主流国际体制在程序上无视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和透明度，在结果上则可能沦为大国牟取利益进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从而造成弱势行为体利益的被剥夺与不公。
第三，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回应性”要求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在网络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国际体制的问题解决能力。
奥兰•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中，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他坚信“有证据”显示“一种次要的社会体系正在国家社会周围成长”，全球公民社会已变成“全球治理中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在国际体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
他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国际体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力量”可以对相关国际体制的运作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单从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时，有必要探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国际社会及体制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对国际社会结构的“解构”依旧在继续，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也日益展现，以前应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机制及其关联反而成了制造问题的“罪魁”。与之相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需要予以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也需要厘清。
三、“贸易-气候”互嵌结构：议题交叠与机制关联
1.文献回顾
对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结研究尚属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气候议题“话语”的建构大多把握在思维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等。对“气候”话语在国际组织中发酵的现象，已经有学者作了阐述。
国内关注单一议题的学者比较多，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联结的关注大多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目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从政策方面呼吁重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有的从作为环境问题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和货物贸易规则角度，初步探讨国际贸易机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松散的潜在的联系”；也有学者根据世贸组织与环境署报告，介绍梳理气候和贸易之间的关联。
但是，公民社会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审视。虽然公民社会也比较早地意识到贸易和气候的关联，却未进行理论化，遑论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角度对气候变化及贸易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对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结关注明显不足，需要改变。
2.贸易与气候关系：概述
气候变化“很有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自由贸易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贸易发展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紧密联系，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一方面，贸易利益诱惑是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贸易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即规模效应(Scale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effect)。
其次，支撑国际贸易运行的环节，特别是贸易运输所使用传统能源而遗留的“碳足迹”(carbonfootprint)，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贸易自由化还扮演气候变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驱动下，若干能够吸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资源被“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或被利于产生市场利益的资源替代或挤占空间。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可能逐渐要求有助于环境和气候现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体制。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际上是反方向运行的。贸易拓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贸易体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现状。
3.全球贸易体制和气候应对机制的关联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单个领域，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他领域和国际机制紧密关联。
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关注源于《21世纪议程》。先于气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国际制度（如贸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经影响着全球变暖的进程，若不同时调整这些体制，气候治理框架自身无法遏制全球变暖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制是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权力利益分配的产物。议题不同的国际机制建构也遵循同样的权力利益逻辑，气候谈判不仅关系权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有机系统的全球机制“群”中的权力利益调整。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并于80年代开始探讨利用国际制度来治理气候问题。从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开始，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扩充，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和最近的《坎昆协议》等。这些协议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气候应对机制及其实施框架尚未达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目前，它包含153个会员，以wto规则为基本规范的双边和地区性的贸易体制也逐渐增多，国际贸易体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气候危机应对不得不考虑其与贸易体系的联系与路径依赖。
首先，贸易途径已经成为支配气候应对措施（减缓、适应与资金支持等）的思维。当前流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无一不充斥着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子。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又可以细化，如《京都议定书》引入“共同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排放贸易”(emissionstrading)、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三个国际减排额度的主流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些灵活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减排，又同时使二者共同获益。再如，《斯特恩报告》中提议四种应对方式，即“碳排放贸易”、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和适应措施。此外，这些策略还包括各种能够改善气候现状的技术与服务，鼓励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绿色产品等，也包括帮助受影响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服务和产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和《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3款都强调一种“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视和隐蔽限制。
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基于市场和贸易的思维，并在国际机制特别是贸易体制之下运转。如“碳交易”等实质上基于贸易和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和技术的流通扩散也需要贸易体制支撑。支持者辩称，这将能够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全世界的气候变化减缓进程。
其次，在当前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中，对气候治理的关切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适用规则，只是将其视为环境议题予以规范，从而构成当前贸易与气候应对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agreement)特别强调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哈部长宣言》(DohaministerialDeclaration)第31条针对贸易和环境议题，也提出“削减或适当地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关规则，特别是多哈发展回合，如果能够真正实施，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脆弱国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适应能力；规则的不当使用则可能危及气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从贸易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要求当前贸易体制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气候相关服务、技术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响国家和群体的应对能力。货物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涉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关税或配额规则、补贴政策、非关税壁垒问题、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通过这些政策，推动“气候友好”(climatefriendly)的技术和服务自由流动，并建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支持体制。（参见下页表一）
wto希望通过三个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第一，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内部化；第二，通过开发金融机制推动“气候友好”商品和技术开发与流通；第三，通过设立相应技术要求来推动相关技术和商品的使用。同时，气候减缓措施及预期措施都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相联系，如污染许可证自由分配。各种“边界碳调整”（border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wto设立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tBt）致力于确保管理、标准、测试和认证程序等不会带来繁冗障碍，并以规则保障高效能源技术和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不会在国际贸易中被施加障碍，从而保证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也可保证缺乏技术的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相关技术。
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气候变化应对技术、服务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贸易规则限制了气候政策的选择范围，技术产品流通阻碍和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前世贸体系下容易形成贸易摩擦和冲突。若干贸易体制条款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的减缓。
第二，当前贸易规则不利于“气候友好”技术的转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阻碍。“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广会经常遭遇贸易壁垒的阻碍。若干发展中国家因知识产权无法采用“气候友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原本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和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阻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分离的综合体。在多哈回合谈判之中，气候和环境商品、技术与服务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之中，与贸易紧密相连的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是阻碍气候措施达成的主要力量。2009年底wto日内瓦会议失败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草草收场也为贸易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提供了负面证明；而2010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缓慢也似乎与坎昆会议细节问题（如气候友好技术与产品转让）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贸易和气候议题谈判为什么会“同病相怜”？除关注行为体的传统“利益博弈”之外，有无其他分析路径？当前全球主流的国际体制和全球治理思路与当前多种议题谈判同时进入“死胡同”有没有内在联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看“贸易-气候”体制
作为新兴行为体的全球公民社会，它拥有一套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根据波兰尼(Karlpolanyi)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社会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持续下去，市场秩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同时，正是因为市场的威胁，社会意识的日益觉醒，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社会”，从而与国家展开互动，以应对商品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对市场价值而言，社会价值不应该是从属性的。
就公民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面而言，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渴望参与到“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领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会对气候治理中的贸易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层次治理层面上“波兰尼命题”的体现，也是其参与“休戚相关”领域的表现。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公民社会反思并批判了当前气候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市场拓展现象，并从社区、民众和权利的角度展现了其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公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贸易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组织网络自2006年气候议题升温以来至2010年12月份坎昆会议闭幕的声明、工作论文、社区调查和研究报告及访谈，聚焦于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追踪“反”贸易自由化组织网络――“我们世界不容出卖”网络（owinFS）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从全球公民社会视角来梳理公民社会话语的完整脉络。
1．从观点到模式：公民社会的批判
公民社会在气候议题领域影响力逐渐增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着力于批判当前的主流气候机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议。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通过抗议、倡导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撼动主流国际机制、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权威，呼吁建立气候治理框架时能够抛弃“新自由主义思路”。公民社会分别从全球暖化的原因、应对手段的误区、贸易体制问题等方面对主流观点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贸易及其驱动的能源密集型(energyintensive)工业发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它们的集合才最终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要遏制气候变化步伐必须从贸易根源上寻找答案，也正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才使得气候变化减缓步履维艰。这也恰恰符合波兰尼所认可的打破国际冲突怪圈的“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也曾经指出，人类面临的威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风险，同时也加强了对风险的掩盖。
第二，当前主流的气候治理框架是由发达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管制模式，是从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发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内在问题。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用于解决气候危机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就是“购买”适应和减缓措施。以贸易和市场为机理的“碳交易”、“碳转移”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都充斥着对市场的过分信任，被指责为“大骗局”(BigHoax)。《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发展迷茫、“碳价格”被发达国家控制、气候危机恶化已证明以贸易作为治理手段的疲软。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之下，贸易过分自由化会催生若干错误手段，并主宰当前气候变化谈判议程。公民社会组织质疑wto“贸易导向”(trade-oriented)的“环境产品和服务”（eGS）自由化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若干学者也提出质疑，即关税削减能否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和产品的扩散。
公民社会指责wto以“多哈发展回合”为名义推进自由化，这非但不会带来发展，更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因此它们呼吁终止自由贸易，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外寻找气候变化的手段。有学者认为，多数国际组织一边将“气候保护”挂在嘴边，另一面却和往常一样坚持本业。（参见表二）
就清洁发展机制而言，其初衷是通过市场和产权界定来对环境保护予以经济激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并提供实际帮助，在经济发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减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在实践中偏离轨道，被扭曲成投资者获取暴利的途径。市场机制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效力。清洁发展机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和扩大的不平等，加剧资源私有化，损害社区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会浪费各种资源，危及粮食安全。此外，若干跨国公司通过碳交易逃避减排责任，其权力因贸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强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洁发展机制的母公司都位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措施被看作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碳倾销”(CarbonDump)或“碳殖民主义”。
第四，尽管当前贸易谈判和气候谈判存在差别，但是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要成员也同时主宰着气候变化谈判，因此气候谈判很可能也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范式中。新自由主义体制不仅在过去几年中拖累金融体制，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谈判裹足不前。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认为主流的国际组织仅仅将气候变化视为“空包弹”(emptySignifier)，它们并不想改变，而仅仅是“将气候保护‘纳入’全球霸权秩序却无需改变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
2.从权利正义到弱势人群：公民社会话语的特质
公民社会希望以“权利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动相关机制从“市场迷信”与“经济发展”向“永续社区”(sustainablecommunity)发展和“人民”（peoplessovereignty）终极关怀方向转变。正是这种价值和转变从深层塑造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批判视角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与政府及政府组织聚焦国家利益分配和义务承担相比，公民社会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国家行为体在制度建构中主要关注竞争性的权力结构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国家与国际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会则将气候变化发展限定为“气候正义”(ClimateJustice)议题，并将视野落到人类安全领域。这种公平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也从相关国家国内不同群体间角度上来看待公平。气候变化的起因是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在各国危机应对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对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恶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强调“权利为本”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权。与一刀切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极端观点和“权力利益为本”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Development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气候变化指标的基础上，关注基本人权，赋予相关贫困人群以发展权，并免于其气候义务。
第三，与国家及其衍生行为体聚焦于维持或者改革现存国际机制不同，全球公民社会则具有明显的“反体制”色彩，这种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传统。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并不是东方与西方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民众与从气候危机中渔利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间的斗争。
第四，公民社会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现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它们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从微观社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打破国家的界限，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对待相关的弱势群体，并能通过自身参与发现被故意或无意忽视的盲点议题、人群和相关议题。
最后，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全球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更关注社区层面多元弱势群体生计影响，它们关心不被重视但长远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人群和议题，除为欠发达国家发声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弱势关怀还包括“气候强制移民”、“气候难民”以及其他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妇女群体、儿童、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及其传统文化传承，并强调本土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组织坚信爱因斯坦所言：“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公民社会观点超越传统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窠臼，能对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关注权利为本、微观层面和社区参与的优势，在社区层面催发公众意识，在行动中寻求可行的解决之道。
当然，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可能陷入“只破不立”，显得比较“激进”和“革命性”。虽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区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还是未知数。其独特话语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与反思当前国际体制进展过程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主流思维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好地缩小民间社会需求与国际体制供给之间的鸿沟，也能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利益与发展权利。
如果在当前主流国际体制中，能够真地引入“人民”、“权利为本”和“永续发展”等公民社会的需求，减弱结构对民众权利的限制，缩小国际机制“需求-供给”鸿沟，这将不啻于一场全球治理的新试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问题领域结构、治理机制连接和行为体等视角出发探讨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解答了贸易开放对全球变暖的负面推动作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及具体措施中的贸易思维和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对气候变化应对的阻碍等问题。同时，本文关注了全球公民社会在气候和贸易议题领域的声音，在对主流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展现出它们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对其进行理论化总结，解释其动力机制，从而有助于丰富当前国际关系多元视角的气候变化议题研究。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8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
>>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全球能源治理的困境与挑战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处境\困境与路径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困境与解决途径浅析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困境原因浅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困境及对策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与超越浅析我国绿色治理体系存在的困境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全球环境的治理全球治理的悖论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全球治理下身份认同之困境与发展浅议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及对策广场舞的治理困境浅析鲍曼的全球化思想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4]吴雷钊：《“全球良知”――罗马俱乐部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
注解
①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赵仲强李正凌译：《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页。
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第一条，定义。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9
巴黎大会为何会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会议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的目标――制定一份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协议，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明确2020年后国际社会如何分担责任，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巴黎大会被普遍视为“勾画未来气候变化国际新治理体系的里程碑会议”，是一场各国领导人都极其重视的会议。据法国政府统计，出席巴黎大会的各国领导人超过150名。相比之下，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领导人只有85人。
由于谈判结果关乎各国切身利益，国际社会时刻关注着巴黎大会的进展，这其中，各国能否达成新的“巴黎气候协议”尤为引人关注。
在众多分析人士的眼中，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框架自《京都议定书》后并没有明显的进展，巴黎气候协议理应推动全球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框架。但现实是，巴黎气候大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分歧、各国之间缺乏互信以及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重挑战。
在当日的开幕式发言中，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了对“巴黎协议”的希冀及对气候治理的建言，全面、公平、有效成为其中的关键词。
气候变化会议进入巴黎时刻，能否开辟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纪元？中国又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巴黎大会：呼唤有效的全球治理
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气候大会，主要就《公约》执行情况做总结，通过决议确定规则以及就新的承诺进行谈判。
自此，世界各国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余年的谈判。然而，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气候谈判可谓一波三折，进展缓慢。
在历次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分歧，是阻碍广泛协议达成的主要矛盾所在。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究竟应该如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难以达成共识。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分发展阶段都应遵守同样的义务来减排和提供融资，还是坚持各国需按照历史责任和目前发展水平，承担不同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截然不同。
此次巴黎大会就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未竟之业”，6年前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安排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巴黎大会的首要目标是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适用于各方”的全球减排新协议，将确定2020年后国际社会如何分担责任。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即2020年前每年共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巴黎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各缔约方十分关切。据新华社消息，在大会开幕前，超过160个国家提交了自主贡献文件（inDC），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国家都提交了报告，提交报告的国家碳排放量达到全球碳排放的90%。
但博弈仍将激烈进行，巴黎协议的成功仍面临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资金技术支持、协议的法律效力等种种挑战。
这些挑战将如何被克服？谁又能引导议题打破谈判僵局？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历史性地站到了这一舞台的中央。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为巴黎大会增信心
中国政府对巴黎大会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当地时间11月30日，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主席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他指出，巴黎大会要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协议应该遵循公约原则和规定，推进公约全面有效实施。既要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又要建立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推动各国走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
主席还表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
中国是最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和外交努力。这也成为本届气候大会被国际寄予厚望的关键因素。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支持新能源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大幅下降。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
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2014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于随后在向巴黎气候谈判提交的文件中做出正式承诺;美国则承诺，到2025年碳排放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至多28%。
11月2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主席同奥朗德共同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明中国支持巴黎气候大会的立场，坚定支持达成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构建2020年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据报道，11月18日，《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德国伯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令人印象深刻，可称榜样。
她说，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采取了“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在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确定将使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中。
应对气候变化对接国内发展目标
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坚持，正在凝聚共识。有评论指出，随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国内的发展议程从此将与全球发展议程实现完全对接。
今年6月12日，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我国保障经济、能源、生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
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提质升级发展，拓宽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亦应成为中国能源转型的持续推动力。而中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也将助力中国进一步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能源领域的改革。
气候变化的治理篇10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 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 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 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摘要】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 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 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 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3 体质与治疗
体质的形成与先天禀赋、后天调养以及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医治则治法处方遣药中无一不考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即为精辟论述，因人施治是中医的治疗原则，强调个体化的治疗方法是中医学特色。《伤寒论》辨证论治过程注重个体差异，因人制宜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体质制宜。审度病人体质状况以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诸如大青龙汤外散风寒，内清郁热，为发汗峻剂，张仲景明示“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见38条)，强调表里阳虚之体，慎不可使用。三物白散系温散寒邪，攻逐痰水之剂，因其药性峻猛，服药量强调为“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见141条)，使用攻逐水饮的十枣汤同样指出“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见152条)，涌吐痰实的瓜蒂散“亡血虚家”不可服之(见166条)。以上均说明使用伐正气之品尤当量体质强弱而定。阳衰阴盛格阳证以大辛大热之通脉四逆汤速破在内之阴寒，急挽外越之阳气，其中干姜一般用3两，强人可4两(见317条),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因“附子三枚”较一般量大，故注明“虚弱家及产妇宜减服之”(见第174条)，均强调药量裁酌应视体质而定。再如脾虚之体患表证，发汗当择桂枝汤，如此既能解肌发表，又可调和脾胃，祛邪不伤正，又寓健中之意，示人临证当顾及体质而择方。
4 体质与转归
邪正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而且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体质决定正气的强弱，因此体质又往往是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重要因素。体质强者，抗病祛邪、修复能力强，体质弱者，御邪抗病修复能力差。疾病预后的善恶，虽与感邪轻重，治疗及时得当与否有关，但相当程度上由体质因素所决定。《伤寒论》所论外感病的演变过程表明邪气侵袭，体质强盛者，正气充足，病邪难于侵入，反之体质虚弱正气不足，邪易侵入，病情多变。例如，《伤寒论》中第4条、第5条论及了伤寒一日即有传变者，亦有二、三日未见传变的，这不仅说明外感病的演变不拘时日，而且提示病情的演变其体质状况起着重要作用。太阳病既有“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亦有“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究其原因又何尝不与体质有关？论中常以日数约略谈及病程及转归，诸如“一日”、“二三日”、“五六日”、“七八日”、“八九日”、“十三日”，这些差异虽有邪气、宿疾、失治、误治等原因，但与体质条件有关却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