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1
关键词：社会关系；法律制度；秩序；价值观
人类在社会的生活中往往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时候需要法律来维持社会的平衡，从大的方面来讲，平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而然的平衡，另外一种是社会制度的平衡，所谓自然而然的平衡，利益和利益之间需要自然的力量达到一个平衡。不需要外力的干涉就能达到平衡。但是当社会群体中的强势群体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时候要求他们自行解决问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平衡利益关系已经不可能，这时就需要某些外力帮助他们恢复之前的平衡，弱势群体本身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公平、公正的与强势群体对抗的。他们这时候会寻求社会的帮助，这时候法律的效果就体现了出来，社会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弥补和保护弱势群体。这就是维护法律与社会的平衡关系。
1维护法律与社会的平衡关系的必要性
1.1法律的价值冲突是一种必然
法律的价值在于在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念冲突，导致意见的不同而产生了矛盾和相互的排斥甚至是冲突的状态。具体来讲，在客观条件下的法律和作为主体的人而言，法律应该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满足人对于法律属性、法律效益等各方面的平衡。如果将整个法律体系看成一个整体的话，法律的价值就是法律整体的一个主体概念，将外在和内在的制度规范进行整合，所以，我们说它是法律系统的基础，其中涉及的内容都是法律的各种规范和制度的本质内容和理论基础，当法律延伸拓展的时候，它也是他们的一种依据和参考。在支持和论证法律的具体意义的时候要利用核心内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参考，这是法律意义的终极参考和根据。主观和客观的有机统一就是法律的价值所在，拥有特定价值观的群体，对于法律的认识和认可度是不一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人类的观念和价值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到法律价值的倾向。“法律的价值是具有双重的意义，它从一方面体现了人作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法与理的一种内在联系，也就是法律价值。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法律的主体意义。可以满足人作为主体的一种属性。”一般来讲，法律的内在价值包括：公平公正、自由、效率和秩序等。
1.2在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律和社会的平衡关系
中国随着30多年的改革发展，使得社会从一个传统封闭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大量的经济利益、价值观、人生观、人员流动的各方面变化。社会阶层也在流动。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不断变化，也会在社会的不同阶层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冲突。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平缓各个阶层的利益管理，也就是所说的法律与社会的平衡关系。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系统中，民间的各种自治的规章制度，已经逐渐被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法律法规替代。这样法律就要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阶层的人群制定规章制度。价值的判断标准也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价值的判断标准根据个人的社会背景，生长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判断依据。这也就造成了法律在不同人群面前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但是面对必然的冲突只要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和自由。就能维护法律与社会的平衡关系。只要是将自由为准的价值体系作为依据。就能维护不同群体间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2维护法律地位和社会平衡关系的主要途径
2.1立法需谨慎
保持一个法律价值应有的底线，而非根据人的主观来决定，这样才能做到相对的公平。例如：内蒙古某牧区的牧民是不会关心法律的制定与草场的关系有多大，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还是习惯按照自己的日常习惯办事。法律的复杂条款对素质和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牧民多数完全不懂，只有其中主要的一两条会发挥作用，而法律的专家又通常不会了解牧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这样法律的制定过程就会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出现偏差，这样法律在牧区的实施就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牧民也不会拥护这样的法律，在法律的现实执行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问题。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核心力量与地位将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通过立法的方式想将社会的制度和秩序进行有效控制，往往会存在法律的制定“不接地气”的风险。也有可能被民间认为法律是虚设的，也有可能对于执政政府的信誉和力度产生质疑。因此在各种各样现实和随机发生的情况下干预立法的实施。所以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立法是一个谨慎的事业，我们的本意是通过立法规范整个社会的社会秩序，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在制定法律前应该到实地进行考察和了解。在法律制定之前需要大量的取证和调研。这样通过的立法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帮助。而如果不能主动的去感受和把握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内在关系的话，就不能很好的通过立法来规范这个社会的秩序。
2.2尊重和引导的基础上维护法律和社会的平衡关系
在整个社会的城市阶层中，通过各种复杂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存在很多层次和阶层。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通过各个层面的沟通上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不同的社会区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俗。大大扩展了社会风俗的丰富性。而新时代的发展也伴随着大量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线，现如今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人肉搜索”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人肉搜索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有社会的秩序形成。并且执政单位不应该否认这样的自由形成社会秩序的方式。虽然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形成存在野蛮生长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方式也有着它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加以引导。因为现代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利益和冲突纠纷都是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但是现实生活中因为法律的整个司法过程繁琐，而且花费比较巨大。所以生活中的不少纠纷选择了自己解决或者是忍气吞声。这样这种自发的法律形式就体现出来了他特有的优势。因为他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省钱。用法律解决冲突的方式是所有解决问题方式中最为昂贵的。而社会中自发的维持秩序的方式是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保持人与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样能减少大量冲突的发生，不需要所有问题与纠纷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法律和社会稳定、平衡的关系，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对于外在表现形式的区别关系上，法律工作者和政策研究学者一直以来各执一词。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很难理解对方深入的想法。难以精确和科学的把握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关系问题。这样各执一词的争执也造成了很大程度上两个阶层的对峙和紧张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避免法律和现实的偏差，同时更好的维护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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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2
关键词：法律体系；执政能力；依法执政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286-02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同时对每一个党员从思想理论、党性原则、道德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
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结果
（一）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与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探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78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要性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首次提出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规定对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已经开始了依法执政的历史性转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第一次把“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定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定并修改完善了一大批法律；督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抓紧制定与法律配套的法规，集中清理了法律法规。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7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出来，法律法规相互配套，法律体系内部总体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二）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是党的执政能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具体体现
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党的十六大鲜明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并作出决定，党的十八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强化，表明了我们党对民族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高度责任感。
从我们党64年的执政方式看，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执政方式基本上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方式，直接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上重要议程。在不断总结我们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十报告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集中阐述，特别提到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执政党报告中的首次出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共鸣，因为这是党坚持依法执政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表现。
二、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一）从执政方略层面看，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为继续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反映了国家制度建设的成就，反映了国家民主政治的成就，反映了社会全面进步的成就，为继续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高度，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提高我们党的依法执政水平。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能否严格依法运作，直接影响着国家机构能否依法运转，从而决定着能否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只有坚持党依法执政，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才能切实保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依法治国作为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都体现了我们党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法治精神，都是为了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都是为了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反映着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和国家政权的生命力。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二）从制度规范层面看，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为解决执政难题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3
一、社会关系与法律调整
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一般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为此，了解一般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整无疑是了解法律关系的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含义。
何谓社会关系？《辞海》云：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包括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不依人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发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关系。物质关系决定其他关系的性质，而其他关系又反作用于物质关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许多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法国著名法学家狄骥。莱昂（DuguitLeon）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由相同的需求和作用的差异而引起的社会连带关系”。人类社会就是这种连带关系之综合，社会关系就是这种连带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及人时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关系。这些关于社会关系的主张总的说来，其精神宗旨是相同的。
《辞海》关于社会关系的看法，代表了目前我国关于社会关系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但其关于物质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分类，却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物质关系与政治关系应属于同一序列的社会关系，与其处于同一序列的还应有文化关系。我们认为，这些社会关系总的说来是与人的本质相应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个言人人殊的问题。对人之本质在不同角度的观察，必定会得出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结论：大多学者认可：人是利益的动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利益推为人的最本质之因素，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之，在利益关系决定下的社会关系主要就是经济关系。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从而把人的本质定性为政治性或组织性，在此意义上讲，所有社会关系无非是以人的政治性本性所决定的政治关系，即政治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卡西尔则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或者换言之，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必须服从符号或文化的指令，亦即人必须服从气自身规律的指令。在这种人性本质观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区别于一切动物间关系的根本标志。上述种种，均侧重于某一方面来观察人性，然而事实上，人性或人的本质是多侧面的，在利益关系的总体指导下，有物质利益性的、政治（权力）利益性的、文化利益性的等。我把由如上人的本质直接决定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为“本源性社会关系”，即本源于人的本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社会关系是并列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以“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界分，既不能穷尽与其并列的其它本源性社会交往关系；更没有涉及到与本源性社会关系相并列的另一大类社会关系-调整性社会关系。
所谓调整性社会关系，是指在通过一定规则而对本源性社会关系调整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有利于本源性社会关系进一步展开的人类交往关系。调整性社会关系同本源性社会关系一样，取决于人自身的本质规定，但不同的是它不是人本质的直接映象，而是经过了一定规则的中介所形成的。因此，一定的规则调整是调整性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调整性社会关系是规则指令的产物，而不是人的本质指令的产物，人的本质对调整性社会关系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调整性社会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占有极大比重，尤其随着科学技术及人类交流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化，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遇到的只是调整性社会关系，从而对本源性社会关系反而产生隔膜。这是由于规则在人类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所决定的。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本性对于人类关系具有直接调整作用的话，那么，当经济形态进至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现代社会时，社会规则的调整则淹没了人类关系之人性直接决定性的因素，使人本性决定的社会关系成为调整性社会关系覆盖下的隐层社会关系。
根据以上所论，所谓社会关系，是指在人的本质决定下的人类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有两种形态，即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其中前者包括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而后者包括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宗教关系等。
（二）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
这里所谓社会关系，是指本源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调整性社会关系。如前所述，本源性社会关系，源于人之本质，或者是在人的本质自发作用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往往因个体人本质属性及需求向某个侧面的突出和发展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冲突。社会关系冲突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社会关系只有经过一定的统一规则的调整才能得到整合。在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困惑于社会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及其原因使得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冲突的途径，其中统一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具有正义性的、由公权强制力控制和执行的法律是解决这种冲突最主要的方式。尤其在近、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主体自主、自治观念及制度的普遍确立使得社会关系冲突的度更深、面更广。为此，法律之普遍的、统一的、强制性之调整在社会关系的整合过程中更显举足轻重。几乎在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都有法律的渗透和调整。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最权威最有效的方式。法律不但在国内具有了统一的调整功能，而且具有了世界性的、国际化的调整功能。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法律、宗教、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是三足鼎立的社会调整规则的话，那么，在近现代社会，法律调整则具有了绝对的支配意义：它是凌驾于一切调整规则之上的社会调整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律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总之，只要有社会关系的冲突，就必定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调整。人类社会如果不能从根上消灭社会关系冲突，也就永远不可能取消对社会关系的规则调整。纵然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也必定会涉及社会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因此，社会规则、特别是法律将在人类交往行为中具有恒久的意义，而不是轻易可以被“消灭的”。这大概是提出“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的始因吧。
二、法律关系：概念、特征、分类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后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法律化的社会关系，当人类社会关系被置于法律框架、并受之调整时，社会关系被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法律油彩，从而令社会关系法律化，这即是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什么是法律关系？张文显曾解释道：“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他从六个方面对这一定义展开了讨论，即：第一，法律关系是由法或依法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法律关系是人际相互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四，法律关系是社会内容与法的形式的统一；第五，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社会秩序；第六，法律关系具有思想意志关系的属性。朱景文则这样解释之：“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的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也是我国法理学教材比较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法律关系的概念表述。
我们认为，法律关系是主体因为一定利益需要而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后所形成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应注意如下诸方面：
1、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张文显认为：“法律关系与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其他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其他社会关系构成它的内容”。对此，根据我们在第一节关于社会关系之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之分类，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法律关系属于调整性社会关系，它不同于本源性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等；第二，与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有的独立性一起，法律关系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一种，亦具有独立性，本源性社会关系经法律调整，虽不改变其性质，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质，因此，不能认为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一定就是本质和现象或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三，法律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调整性社会关系，自有其独特的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法律关系的本质与内容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其形式也不是法律关系本身。本源性社会关系与调整性社会关系之界分，是以整体的社会关系为参照的，而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却是以法律关系自身为参照的。离开法律关系或人为地加入法律关系研究的其他参照系统，并不能深化法律关系研究，也不可能观察到其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2、法律关系的属性问题。张志铭曾指出：“各种物质关系不会因为有了法律的外壳而失去其原来的性质，变成为上层建筑的思想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由法律确认和调整的各个部分的综合体，其中不仅有属于思想社会关系领域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物质社会关系的部分”。苏联法学家a.a.彼昂特考斯基认为：“所有制的经济关系虽由法律规范来调整，但并不因此所有制关系就不再属于基础，而且也不会变成上层建筑”。这些观点，是针对传统理论中把法律关系属性仅仅归结为“思想社会关系”的偏颇而发表的。把社会关系首先以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进行两分的是列宁，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分类，虽然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思想制度反映：“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但无庸讳言，一方面，用思想关系一词来函括整个上层建筑关系具有言不尽以之虞；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上层建筑关系之划界中，把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相对立，虽然不失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划界标准和方法，但若加认真思考，则这种划界方式尚没有较为准确地表明社会关系的所有实际分界。如前所述，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均属于本源性社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源性社会关系一旦上升为调整性社会关系，则具有独立性，因此，调整性社会关系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的简单复写，而是一种经过重新加工的、十分精致的社会关系。虽然其不能从根本上使本源性社会关系之性质发生变化，但却使该社会关系具有了独特的质。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关系，自从其产生以来，便具有了调整性特征和法律化属性。从此意义上讲，被装置于法律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一旦形成，便改变了原社会关系――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特征。
3、法律关系的本质。综上所述，法律关系是具有独特本质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在于法律调整性，具体说来包括两点含义：其一，法律关系是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其二，法律关系是一种通过法律而形成的调整性社会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特征。
作为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1、法律关系的前提：通过法律的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对各种本源性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调整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其中既有道德的、宗教的、纪律的、政策的、个人权威的、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调整，又有法律的调整。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对人类本源性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方式不是前述各种，而是法律。特别是自近代以来，调整性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关系。法律作为一种压倒其他一切调整方式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者，取决于自身的特征，即其稳定性、规范性、普遍适用性和公权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调整，那么便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
法律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其作用就在于给人们往后的行为以必要预期。因这一特征，也使得法律调整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调整，因此，法律关系相应地具有稳定性特征。
在法律的调整过程中，涉及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对象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一般奉行统一性的调整原则，即在法定的前提下，法律对所有调整对象均采取一视同仁的具体调整，这也使得以法律为调整手段的调整后果-法律关系具有公正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法律的调整必须以立法-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纵然有法律存在，对有些法律关系来说便随法律产生和生效而即刻产生，如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关系、所有权关系之类的对世关系等（当然，后者有时也要通过人们的行为而产生），但另一些法律关系则必须通过主体的依法行为才能产生，如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等。这说明，法律的调整在具体表现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既不能将法律秩序等同于全部法律关系，也不能以具体的法律关系否定抽象的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的内容：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在19世纪的欧洲，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妙语：“教会鹦鹉说‘供求’，也就教会了它经济学”。如将这句妙语延伸到法学领域，则我们完全可以说：“教会鹦鹉说权利和义务，也就教会了它法学”。可以说，法学的全部要旨，在于对权利和义务关系问题的破解；法律的全部要旨，在于按何种原则、何种方式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而法律关系的全部要旨，在于依法分析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实现和存在的状况。所谓法律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或借助法律对主体间权利义务进行分配。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既包含了权利在其中，亦包含了义务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所谓纯粹的“单务法律关系”事实上是很少见的。常被人们引证的赠与关系是证成单务法律关系的典型，但只要认真剖析，就会发现即使该种关系，也许被赠与人接受之的意图。中国古人不吃“嗟来之食”的典故就足以证明。尤其以信托方式进行的赠与，必须以对方的信誉为前提，使用赠与物必须符合赠与人的赠与意图。再如继承关系，在现代法律中继承人附加了许多义务内容，倘若继承人违反法定的义务，被继承人或国家可以剥夺其继承权。这些都足以表明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在当事人之间具有对应性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法律关系以权利和义务为其基本内容，所以，它不像习俗关系、道德关系或宗教关系那样，在主体间具有明显的偏重于义务的特征，即上述关系主要以加诸主体以义务为其旨。因此，其价值取向的偏中与义务的特征十分明显。法律关系之权利义务的对应性，使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关系“中立性”的特征。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关系之权利义务的公正对应，必须以立法的公平为前提。在立法不公平，即法律在权利义务分配上不公平的前提下，所谓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只能是虚假的。
3、法律关系的保障：自觉法律意识和国家公权强制。法律运行的第一保障力量，是人们观念世界与法律的同构，有了此种法律意识，则法律可以事半功倍地进入人们的行为世界；反之，在没有此种法律意识做保障的情形下，国家只能以更高昂的成本强制法律的落实。然而，法律作为记载主体需求的社会调整方式，虽然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状态下，主体对法律权利的自觉运用和法律义务的自觉遵守和履行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即使如此，公权（尤其国家权力）的必要强制也是推动法律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倘若放弃了公权强制，那么，在主体素质再高、法律意识再强的国家，谁也不敢保障法律就必然会得到贯彻和落实。
在人们日常所见的关于法律的图像标识中，天秤和剑是象征法律的最常见的两种符号（在中国法文化传统种，则是水、独角兽和华表），前者表明法律尚公平，表明在法律的调整过程中自觉依法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后者表明法律重威严，法律的贯彻和落实必须有一定的公权强制力作为后盾。法律的如上特征也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特征。
自觉的法律意识对于法律关系而言，是人们严格按照法律关系所呈现的权利和义务内容而行为的自主力量。这里不予赘述。而公权强制在法律关系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通过公权力量予以认可；另一方面，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社会行为，通过公权强制予以矫正，形成矫正性的法律关系，典型的如诉讼关系。在矫正性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公权强制保障性体现得更为明显、特征亦更充分。
4、法律关系的属性：调整性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在法律关系的属性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我国法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关系究竟是思想意志关系”还是“思想意志关系与物质社会关系的统一”这一对问题上。
我们认为，首先，以所谓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基本分类的看法，尽管有其深刻性，但并不能真正概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即其不是社会关系分类的最佳方式，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只有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的分野，才是划分社会关系的恰当方式。按照这一基本分类，则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是调整性社会关系。调整性既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又是法律关系的社会本质。在调整性一词中，已经充分包含了法律关系之主体意志性，可以这么讲：人类所创造的调整社会关系的一切方法，都具有主体主观能动的认识特征，都具有“思想性”特征，都具有意志性特征。但是究竟用什么词汇来表达这一属性更名实相符、辞能达意？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还是调整性这个词，而不是思想性，意志性，或主观能动性等等。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充分显现调整性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的客观性，否则，易误导人们认为法律关系不具有客观性，而是纯粹主观操作的结果。
法律关系的上述特征是紧密联系的，既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如上诸特征的完整结合，形成了法律关系从内部到外在的统一的特征。
（三）法律关系的分类。
法律实践中的法律关系，往往是形形、千姿百态的，因此，对法律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并分类。就可以更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兹要述如下：
1、根据法律关系的规模分，可以分为宏观的法律关系、中观的法律关系和微观的法律关系。
（1）宏观的法律关系。所谓宏观法律关系是指经过法律的宏观调整所形成的统一的整体化社会秩序或法律秩序。秩序是一定物质和精神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是相对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英国社会学家科恩（p.S.Cohen）认为秩序应有如下五种主要意义或规定性：“（1）‘秩序’与社会生活中存在一定的限制、禁止、控制有关；（2）它表明在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相互性――每个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和杂乱的，而是相互回答或补充他人的行为的；（3）它在社会生活中捕捉预言的因素和重复的因素――人们只有在他们知道彼此期待的情况下，才能在社会上进行活动；（4）它能够表示社会生活各组成部分的某种一致性和不矛盾性；（5）它表示社会生活的某种稳定性，即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保持它的形式”。如上关于秩序的意义及规定性的论述，当然适用于我们对法律秩序的分析。
法律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是指在法律保障和调整下所形成的一种和谐、稳定和统一的社会关系状态。因此，法律秩序亦可以说是一种法律关系，不过其是宏观的法律关系。凡是有法律的地方，必然有法律秩序，从而必然有宏观的法律关系。法律秩序不但是一种宏观的法律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在以往人们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中，较为注重对具体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而一方面使法理上的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民事化、行为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使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没有充分展开和显现。强调法律秩序之为一种法律关系，有利于克服法律关系理解和研究中的如上不当倾向。
（2）中观法律关系。在宏观法律关系-法律秩序之下，尚有另一种法律关系-中观法律关系亦常常被论者所遗忘。中观法律关系即对世的法律关系，即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不需要当事人合意渗入其中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形成的法律关系。这里表明了三点：第一，中观法律关系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不管当事人之间有无合意，都必然会形成人们间的法律关系。第二，中观法律关系的产生与宏观法律关系相比较，不是一种整体化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具体化的权利义务分配样式。虽然它与许多具体的中观或微观法律关系一起构成整体的法律秩序或宏观法律关系，但其在表现上及理论抽象上必须是具体的。第三，与微观法律关系相比，一方面，中观法律关系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是依法而为的主体的指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或协议（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另一方面，中观法律关系的规模比起微观法律关系来要大。其中包括法律主体的规模、内容-权利义务的规模和其客体的规模，而尤指其主体的规模，如作为一种典型的中观法律关系的物权法律关系，其义务主体指向不特定的任何个人、团体和国家机构；再如公法中的组织法律关系亦具有此特征。
（3）微观法律关系。它是一种具体化的、只能通过主体行为对法律规定的应对才能产生的法律关系，即主体在法律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指令（一般在公法微观关系中）或协议（一般在私法微观关系中）而在管理主体和管理相对人、或在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体法律关系。可见，微观法律关系有如下特征：首先，其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微观法律关系的形成尽管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指令或协议为前提，但如果这种指令或协议是违法的，那么，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反倒是为违法行为，应予法律的矫正。其次，其须以一定主体的指令或主体的协议为直接前提。如公法中的行政命令关系的形成就是以行政主体的指令为直接前提的；私法中的合同关系就是以主体之间的协议为前提的。这使得法律在微观法律关系的产生上，虽然是必要前提，但只是间接的前提，这一前提只有经过具体的、主体运用法律的指令或协议，才能导致具体的微观的法律关系的形成。
2、根据法律关系主体之数量，可分为多边法律关系与双边法律关系。
（1）多边法律关系。这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一般说来，前述宏观和中观的法律关系，均为多边法律关系。微观法律关系，则既有多边的又有双边的。合同关系是典型的既可形成多边关系又可形成双边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多边法律关系中，处于同一主体地位的法律主体在权利义务上往往具有同一性，且客体也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这为其权利义务的分解和客体的分割造成了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时也要困难得多。
（2）双边法律关系。这是指主体只有两个的法律关系。其中有些法律关系只能表现为双边关系，如国际法中的双边协定，既是一种法律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国际法律关系；再如一夫一妻制下的夫妻关系，只能以双边主体来实现。大量的合同关系，尤其民事合同关系，经常表现为双边法律关系。一般讲，双边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晰，易于人们做出判断，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是简单案件。
3、根据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征，可以分为平权型法律关系和指令型（非平权型）法律关系。
（1）平权型法律关系。这是指双方主体在法律关系中享有对等或对应的权利，承担对等或对应的义务时的法律关系模式。一般说来，私法领域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均呈平权状态，是平权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实践中，平权型法律关系具有大量表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平权特征，即“人物人”的特征；同时，因社会关系的这一特征的作用，人们所从事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活动主要是民、商事交易活动。因此，平权型法律关系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2）指令型法律关系。又称非平权型法律关系，这是指双方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平等或不明确对应的特征，即一方主体主要是权利（力）的施行者，而另一方主要是义务的承担者。在现实生活中，这主要表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在古代封建等级、特权专制的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社会关系具有“人人物”的指令色彩。因此，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亦具有此特征。那么，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为何还会有此种关系呢？这主要是因为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人本性中的缺陷不可能靠每个人的自发性去克服，人群的复杂性及主体需要的必然冲突往往不可能使当事者自己妥善地处理自身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也不可能总是在人们的行动中得以自发完成，因此，公权力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对于单个的主体而言，任何个体都要服从公权力量的指令，只要这种公权力量是社会所公认的，并且其具体指令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当然，说指令性法律关系在法律主体之间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不对应性特征，绝不是指令一方在该种法律关系中只享有权利（力），而被指令一方只承担义务。事实上，指令一方的义务，因为作为责任和权力被“一体两面”地规定在法律中，因此，其享受权利（力）的过程同时就是履行责任的过程。倘若指令者的指令本身没有权力根据、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那么，它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不能对被指令者形成法律上的约束力。
4、根据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处理方式可分为调整性法律关系和应矫正法律关系。
（1）调整性法律关系。它是指法律关系的成立前提，是主体的合法行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律只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予以明示或默示的认可或确认。一般说来，只要正常的法律秩序未遭破坏时所形成的一切法律关系均为调整性法律关系。法律作用的第一要义便是对正常社会关系的确认和调适。这种作用也突出地表现在调整性法律关系的普遍和广泛上。
（2）应矫正法律关系。它是指法律关系的成立前提是由于主体的违法行为而引起的。在此情形下，法律必须对已有的社会关系予以强制改变和矫正，使其符合法律和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刑事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等都是应矫正德法律关系。
5、根据调整的法律之不同，可分为公法关系、私法关系、实体法关系和程序法关系等。
公法、私法、实体法、程序法等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的分类。在学理上，人们尽管对法律可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类，但最具有意义的分类是公、私法分类和实体、程序法的分类。前者是按照法律所调整的不同质的社会关系而对法律的分类；后者则是以法律的不同作用而对法律进行的分类。不同法律的调整，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
（1）公、私法关系。公法法律关系是指在公法调整下所形成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等；而私法关系是指在私法调整下所形成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民事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等。在现代社会，有人认为除了公私法划分之外，还应划分为社会法或社会经济法。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与此同时，法律关系在这一层面亦应加入一种，即社会法律关系或社会经济法律关系。
（2）程序、实体法律关系。程序法律关系是因程序法调整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程序法包括立法程序法、司法程序法（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三大类，相应地，程序法律关系亦应分为立法程序法律关系、司法程序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等三大类。在我国学理上和实践中常较注重诉讼法律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诉讼法律关系代替其他程序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理论的严整性。为此，应根据法律调整之事实划分出如上三种不同的程序法律关系。实体法律关系则是指因实体法的调整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如上是我们对法律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所进行的基本分类。当然，法律关系还可以从其他视角进行分类。如张文显把法律关系从不同角度分成类；而朱景文则从不同角度把法律关系分成四类。究竟如何分类？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分类？每位学者自然可以持有和其他学者不同的视角和主张。我们认为上述五种乃是最为重要者。
三、法律关系要素和运行
法律关系要素，包括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它是我国以往的法理学在法律关系理论中所要重点解决的内容。本书则简要介绍法律关系要素的诸问题。
（一）法律调整下的主体：法律关系主体。
1、法律关系主体的含义及意义。
主体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在法律关系理论中引入主体概念，主要不是探究主体之本性，也不是为了探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探讨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财产与行为等究竟因为谁（主体）而被分配、处理。
一般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中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这一定义固然不错，但其在实践中往往更易指向具体的微观的法律关系，为了更全面地表述法律关系主体，我们认为，凡是在法律调整下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法律关系主体。可见，法律关系主体之形成，有两个前提，一是有客观存在的主体；二是客观存在的主体受到法律的调整。其结果是使主体置于法律调整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之中。
主体既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出发点，又是该法律关系的最终归宿。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分配或约定都既是主体所为，也时为主体所为。同时，主体也是法律关系的最活跃的因素。不了解主体，就不能深入地了解法律关系，就会在实践中形成只见关系，而不见人的局面。可见，学习、了解法律关系主体的重要意义。
2、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一般说来，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自然人，二是各种拟制人（或社会组织）。
所谓自然人，是指基于人的自然生理功能出生的一切人。在人类交流日趋紧密化的今天，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的自然人，大致上包括如下三类：一是有本国公民资格的人，即本国人；二是无国籍人；三是外国公民，即外国人。任何自然人，只要置于特定的国家，那么一般均受该国法律的管辖，并且在国际法上，随着人权及其立法的不断发展，自然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与机会在不断增加。
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的用以执行或从事法律授权事务的社会组织体。它包括国家机构――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营利法人――如各种公司、企业等；非营利法人――如各类学校、社会团体等；非法人组织，即在法律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三类社会组织统称为法人，以与非法人组织相对应。在法律调整中，上述主体既可以受公法调整，亦可以受私法调整，即既可以成为公法法律关系主体，又可以成为私法法律关系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关系主体。它虽然是抽象的，却常在国有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管理关系中、国际法律关系中、刑事关系中以及国家根本或基本制度关系中以主体身份出现。此外，人民、民族、阶级、行政区域、行政单位等，亦常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尤其宏观法律关系主体）而存在。
3、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
上述三个概念，是在论述法律关系主体时人们经常提及的问题，它们是法律关系主体之所以具有主体资格的外在标志和法理要求。倘若没有这些标志，那么，法律关系主体必因丧失独立性而变为客体。
权利能力是法律主体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是权利和义务作用于主体的法理前提，即是法律具体调整于主体的法理的和法定的前提。如果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一些人不具有权利能力或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如奴隶社会之奴隶），那么，法律对其调整便不是依调整主体的原则和方式而展开，而是以调整客体的原则和方式展开。所以，朱景文在谈及权利能力的本质时说：“权利能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利，是能够引起各种具体权利产生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权利”。在世界各国立法例上，权利能力在公民中是以“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界定的；在社会组织中是以始于成立、终于消灭而界定的；至于国家和其他主体（如人民、民族、阶级等）的权利能力问题，与社会组织的权利能力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
行为能力是法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取得、享有权利和承担、履行义务的能力。这一能力对法人而言，与权利能力相随，即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只要有权利能力，便必然同时具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法律调整法人主体时是同时产生的。自然人却不同，由于年龄、精神健康状况等的不同，有些自然人尚不能以自己名义独立活动，取得权利、承担义务。于是，在法律上须要对之予以区分。在世界各国立法例上，一般是按年龄和精神健康标准将自然人分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完全行为能力人三类。在年龄标准上，各国立法例所规定的年龄段并不相同。总之，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并非同时产生的，有行为能力必然意味着有权利能力；反之，有权利能力却并不意味着必有行为能力。
责任能力是行为能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尤其在矫正型法律关系中，被矫正法律关系中主体的责任能力问题是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之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则没有法律责任的实际承担，尤其在刑事法律关系中，责任能力对被矫正主体而言显得更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都专门规定了刑事责任能力问题，而其他法律对此的专门规定则鲜见。
（二）法律调整下的客体：法律关系客体。
客体也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与主体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指不依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把客体概念引入法理学中，是因为客体与主体一样，是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1、法律关系客体之含义和特征。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其特征具有如下：
（1）客观性。法律关系客体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与事实，它与哲学原理中所讲的客体一样，具有客观性，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能改变法律关系客体的客观存在属性。人们在主观上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法律关系客体均以物、等价物、行为等方式而存在着。
（2）满足主体需求。并非所有的物质存在、主体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关系客体，能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物质存在、行为存在和精神存在，必须以满足主体需求为前提，如河外星系虽是不争的物质存在，但其并不是法律关系客体，因为它尚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日用和需求，不能直接转化为人们的利益，进言之，它还不能被法律所调整。
（3）能够被主体控制或利用。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物质存在，必须是能被人们所控制或可利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征服自然力的不断增强，人类可控制和利用的范围在空间上越来越广泛。例如，月球在以往的年代里只是人们望而咏叹的对象，但随着航空运载工具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月球的认识日益增加，使其成为重要的法律关系客体，尤其在外层空间法中。再如风能、光能、潮汐能、水能等，过去都只有美学意义，而随着科技发展与人类对其广泛的利用，使其具有了深刻的实用价值，成为重要的法律关系客体。
（4）法律调整。一种客观存在能否成为法律关系客体，最关键和最后的因素是是否受法律调整，凡受法律调整的客观存在-物、行为、非物质财富均为法律关系客体或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反之，凡不受法律调整的客观存在均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如前所举河外星系由于尚未受到人类法律的调整，故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客体，再如人们之间的友谊行为并不受法律调整，因此，这种行为也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由于法律以满足人们需求为目的，从而使得受法律调整的客体-法律关系客体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需求性、主体意志性等主观属性。这种属性针对普通客体而言只是外在的、非本质的；但倘若针对法律关系客体，便具有内在性和本质性。因此，主观性与客体的本性一起构成法律关系客体的本质。可见，法律调整性是法律关系客体的本质属性之一。
2、法律关系客体之分类。
法律关系客体的分类问题，在学术界是尚有歧义。一般认为，法律关系客体分为三类，即物、非物质财富和行为。有学者将法律关系客体分为四类，即除上述三种外，“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基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财富，它们是一般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是保护性法律关系的客体”。还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的结果是法律关系客体可以分为七大类，即第一，国家权力；第二，人身、人格；第三，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第四，法人；第五，物；第六，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权产品和道德产品）；第七，信息。有些学者则分为六类，即第一，物；第二，行为；第三，精神财富；第四，人身利益标的；第五，环境；第六，国家利益标的。如上观点，各有特点，也各有其理由。
我国法理学传统上讲的法律关系客体分类，事实上只是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分类的法理借用。其实，法理学应站在更高的、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法律调整、法律关系及其客体。如此一来，则民事法律关系中对客体的分类远远不能函括所有的法律关系客体。因此，我们同意法律关系客体多分类的主张。至于法律关系究竟分那些类？我们较同意前述张文显的划分。关于各类法律关系客体的详细解说，这里不加赘述。
3、法律关系客体的意义。
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之必备的三要素之一，其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如下意义：
（1）法律关系客体使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了活动对象。如前所述，在法律关系中，主体是最活跃、最具有动态特征的要素，但主体的任何活动都为着一定的意义而为，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是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直接意义，是精神意义与物质意义的统一，然而，观念中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作用于一定具体的对象时才能实在化。因此，可以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实现主体法律活动意义的直接对象和承受者，只有具备了法律关系客体，法律主体的活动才能具体化、实在化。
（2）法律关系客体使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被物化、具体化。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浓重的观念属性，而作为法律关系之内容，虽具有法律调整和运行的客观化特征，但在调整和运行中并不改变其观念化的属性。这种观念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表现为物、行为或非物质财富等法律关系客体时，才能使观念的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实在化、物质化和具体化，才使纸上的权利义务化成为实际的权利义务。可以说，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是法律之内在要求和主体的主观期待，而客体是这一内在要求和主观期待的外在表现和物化形态。
（3）法律关系客体在法律关系和法律调整中的意义。客体是法律关系的三大要素。同时，也是法律调整的重要对象。人类社会的矛盾，虽然直接地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但在人与人之矛盾的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主体（人）和对象（客体）的矛盾。法律对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必然意味着法律对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矛盾的调整和解决。如果人类一旦实现了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矛盾的完全消除，那么，主体之间的矛盾也无产生的根据，法律也便失去了意义。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法律在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无法不涉及客体、对象，可见，法律关系客体在法律关系和法律调整中的意义。
（三）权利义务的法律调整：法律关系的内容。
如前所述，权利和义务问题是整个法律和法学的核心问题，了解了权利和义务，等于找到了法律殿堂的心脏部位。一切法律和法学问题，从法律自身之层面上讲，既肇始于权利义务的规范分配，又落实于权利义务的社会实现。这里仅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解析权利和义务。
1、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所谓法律关系内容，就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它是整个法律关系的核心问题。
对法律权利问题，学术界有极不相同的表述和主张。在这些主张中，我们更倾向于“资格说”，即法律权利是指法律主体依法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法律资格。或者说，法律权利是主体根据法律和其自由意志进行选择的一种资格，是主体自由意志得以表达的规范条件和方式。可见，法律权利既涉及主体对自身行为和财产的选择，亦涉及对他人的请求及其选择。
法律义务是指法律主体依法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强制性。法律义务的创设，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秩序和谐的主体需求。在法律中，义务规范与权利规范一样具有基本性，即法律义务是法律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相对，具有公权强制性和必行性，这一特征也是其保障法律秩序的重要外在根据和动力。
法律权利与义务两者间紧密相关，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包括规则上的对应、主体行为中的对应以及法律关系中的对应等，但就其分工而言，权利是义务的目的，而义务是实现权利的手段。缺少任何一个方面，两者就失去了必要性。
2、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特点，在常见的法律关系理论中，由于把权利与义务本身的问题置于法律关系中讲解，因此，在涉及法律权利与义务的特征时，往往与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特征相混淆。法律权利与义务的特征是法律权利理论和法律义务理论各自要解决的问题。而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特点问题则是法律关系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对应性。它是指法律关系的双方或各方之权利义务分配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对应和等值的特征：一方面，一方主体的权利就是他方主体的义务；另一方面，双方或多方主体均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在合同关系中具有明晰表现。那么，物权法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是否不具有此特征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现象上来看，具有对世权特征的物权关系，权利主体是绝对的，义务主体亦是绝对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首先，物权的行使要有一定的度量，因这一度量界限导致了其他主体的义务度量。如物权主体在行使其物权时，应按方便他人或不得妨碍他人的原则行使，从而产生了其他主体在该物上的权利，对物权主体本人而言则相应地设置了义务。另一方面，在整个法律秩序中，所有人都具有物权，享有某一物权权利的人在他人的物权面前，就是义务主体。行政法律关系也是如此，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相对性。应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权利义务对等，是指权利义务本身的对等，而不是权利义务量的对等。
第二，相对性。在法律关系之权利与义务中，相对性是派生于对应性的一个特征。它是指一方面，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关系中具有相对性，即主体因为在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对等地位可以随着法律关系的运作而发生变化。原先是义务主体的，因自己之全部履行义务，对方则未履行义务，变成了权利主体，而对方则为义务主体。另一方面，权利与义务本身具有相对性，如在就业法律关系中，劳动是权利；而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劳动却主要成为义务。在所有法律关系中，义务的履行即意味着权利的实现，即一旦履行了义务，则可以拒绝或抗辩对同一义务而提出的请求权。
第三，统一性。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表现在如下诸方面：首先，两者统一于法律及法律调整，即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是法律统一规定的事务。尽管在法律之外，也存在权利，但现代法律已对之做出了可以推定的调整机制，因此，其事实上也被纳入法律之中。其次，两者统一于具体的法律关系，即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必然地同时具有权利和义务。只有权利而无义务或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最后，两者统一于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及法律关系的客体中。一方面，法律关系主体履行义务的过程也是自己（或对方）享受权利的过程（或意味着将享受权利的过程）；另一方面，设定在同一法律关系中客体，对双方或多方主体而言，既具有权利属性，亦具有义务属性。
3、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意义。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全部法律关系都是以这一核心而展开的。法律主体以通过法律关系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为目的；而法律关系客体则以实际地作为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在题为目的。如果没有权利的追求或义务的承担，那么设定法律关系对主体而言毫无必要，对客体而言毫无意义。
（四）法律关系运行。
法律关系运行也是法律关系理论必须要涉及的重要问题，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关系运行的含义和内容；二是法律关系运行的成因或根据。
1、法律关系运行的含义和内容。
所谓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由于法定的或约定的原因而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过程。可见，首先，法律关系的运行必须有一定的成因，这些成因要么是法定的，要么是主体根据法律约定的，对此将在下一问题中做专门交待。
其次，法律关系运行的内容或过程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关系的产生，即因一定的原因而在主体之间形了成某种权利和义务联系，使主体置于特定的法律关系网中。二是法律关系的变更，即因一定原因使已形成的法律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包括主体的变更（增减或改换）、客体的变更（增减或改换）、内容（即权利和义务）的变更（增减或改换）等。三是法律关系之消灭，即因一定原因而使法律关系终止。法律关系运行的全过程是如上三个方面的统一。此外，法律关系还因为主体的对权利与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发生运行，这是另一意义上的运行，也叫法律关系的“履行”。这里不予赘述。
2、法律关系运行的成因和根据：法律事实。
任何法律关系运行，都是因一定的法律原因或约定原因而产生的。这是法律关系运行的成因与根据，也叫法律事实。一般而言，凡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与行为都属于法律事实。其中事件因法律调整又称法律事件，行为因法律调整又称法律行为。
（1）法律事件。所谓法律事件是指不因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实。包括自然事件，如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所引发的情事，又如主体自然死亡等；社会事件，如社会革命、国家间战争等。其中后者又具有行为的特征，但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因此，仍将其归于法律事件中。上述法律事件，都会引起一定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是法律关系运行的重要的法定原因。凡是法律事件，都是法律关系运行的法定原因，而不是约定原因。
（2）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指法律主体所进行的作为或不作为。从行为主体看，可分为公权行为和私人行为。宏观法律关系和中观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常因公权行为（如立法、行政执法等）而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和诉讼法律关系亦必须公权行为的加入。而微观法律关系却常因当事人之间的依法约定而产生、变更或消灭。从行为的内容看，法律行为又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积极行为是肯定、维护法律规定的行为；消极行为则是否定、破坏法律规定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均可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过由前者引起的为调整性法律关系；而由后者引起的则是应矫正法律关系。
应注意的是，一个法律事实的发生，其作用往往不纯粹是引起某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事实经常是：当一个法律事实发生后，在引起某一法律关系发生的同时，也在消灭或变更另一些法律关系；在消灭某一法律关系之时，同时也在引发或变更另一些法律关系。可见，法理学须要在整个法律的运作过程中观视法律事实之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作用，而不能囿于某一具体的法律关系而谈论法律事实之于法律关系的作用。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法理学上的法律关系理论摆脱民法学法律关系理论模式的过度影响，甚至成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照搬或者改写，不但为法理学体系贡献一种能够切合法律实际的法律关系理论，而且同时也为其他法学中的法律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份立足与法理学的视角的参考。
四、法律关系与司法
法律关系其实构成了在法律规范下的“关系事实”。社会主体的纠纷每每就是因为此种关系事实的模糊不明、存有瑕疵，或者即使“关系事实”严谨清晰，但这一事实中的当事人们却要么出于故意，要么出于过失而对之不予遵守、甚至破坏而引起。于是，司法作为人们纠纷的判断者，它所面对的事实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包括了这里所讲的关系事实在内的其他事实。由此也就决定了法律关系与司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法律关系与司法之间具有如下两层关系：
首先，法律关系是司法的直接目的和事实根据。诉讼法上经常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可被理解为如下三种事实：其一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即和一个具体案件相关的所有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在司法活动中，此种事实要被人们所认知难乎其难，原因在于作为存在的事实，不仅指在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事实，而且指在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事实。对前种事实，司法者要全面认知已经困难重重，因为和案件相关的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总会随着事过境迁而走样、变形、甚至消灭。因此，法庭上对此种事实之真实状况的调查只是相对的。至于社会事实，要完全复原它的内容，就更是没有可能，因为主观心理因素总是这样那样地作用于社会事实中，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存在的事实，法官只能做的是关于事实的解释，而不是复原事实。当然，这并不否定法官尽量使事实变得明白、清晰。
其二是证据事实。特指在司法活动中经过调查而获取的能证明或解释案件真相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司法活动中所调查得的证据并不皆然能说明案件真相，相反，有些还可能在掩盖案件真相，所以，才存在所谓“假证据”问题。证据事实尽管来自于上述存在的事实，但法官在办案中总是要对已经获知的证据进行排查，对于那些能证明或解释案件的证据事实予以采信，而对于那些并不能说明或解释案件的证据事实则予以排除。一般我们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就是指证据事实。法官就是要以证据事实为根据审理案件-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
其三是案件事实。即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此时，法律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处于不定状态，因此，两造在诉讼过程中就经常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大相径庭。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公诉机关和作为被告的犯罪嫌疑人都会站在各自的主张上而强调被告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或者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等等。在民事诉讼中，两造也总是会找出理由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司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一定的证据事实以说明、解释处于纠纷不定中的案件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所以，司法中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就是通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的印证、勘验、解释过程。即借助证据事实证明或解释的案件事实。尽管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证据事实在这里肯定证明了案件事实，但只要法官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够自圆其说地通过证据事实解释案件事实，就表明根据这两种事实足以作为判案的根据。所以，“以事实为根据”的所谓事实，全面地说就是指通过证据证明了的案件（法律关系）事实。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事实）一般说来是两种不同的事实，但两者往往具有交叉之处，特别是案件事实，往往也被称为证据事实，这时，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交叉、重叠甚至重合。但它并不否定前述对司法过程中事实的抽象划分。
由此进而须思考的问题是：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可以说，一方面，理清或者恢复法律关系，使其从处于纠纷的不定状态走向可解释或证明的确定状态，是任何一次司法活动的直接目的。倘若司法活动不能使处于纠纷不定状态的法律关系恢复到确定状态，则意味着司法的使命尚未完成，其目的尚未实现。在司法中不论是法官寻求证据事实也罢，还是其运用、发现法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法律关系-处于纠纷中的案件事实之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从法律关系本身是说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意义上，则法律关系是法官据以正确办案的“事实根据”之一。这一根据和其他证据事实一起，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即其他证据事实在于说明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案件事实）之真相，而被证明或解释了的法律关系是适用法律的最终奠基。所以，这时它又是法官的办案手段。由此可见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一般作用。
第二，司法活动是恢复、维护、修整法律关系的基本机制。法律或者法制在技术上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规范；二是为了预防，三是为了救济。规范针对的是主体日常的交往行为，即法律给人们提供日常交往行为的规范根据。“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法律就是使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能成就“方圆”的“规矩”。预防是针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而言的，纵然尚未出现违背法律的情形，但基于“人性恶”的法律和法治本身是对人性的防范措施。俗话说：“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种忧患意识乃是人类制定法律的重要宗旨之一。救济则针对着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社会纠纷而言。“有纠纷，就必须有救济”，否则，社会秩序只能听任人们破坏，法律规范徒具逻辑形式。
在法律的上述三种技术性目的中，前两者既可以表现于普通法律主体运用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中，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日常执法行为中。至于后者，尽管当人们遇到法律关系的纠纷时，除了犯罪关系之外，既可以采取自救（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如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或者请求两造都信赖的第三者出面调节和解决等；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在其执法权限内主持解决（上述两种救济方式，在当下中国往往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特别是在乡土社会，此情更盛），但最权威的纠纷救济措施却是请求司法出面予以解决。
可以说，司法的基本职能就是对社会纠纷实行国家的救济，即公力救济。因此，司法是应对法律上社会纠纷的国家救济机制，司法机关则是代表国家从事法律上社会纠纷的日常处理机构。司法的这种职能和地位，使其必然把法律上社会纠纷的救济、矫正和修整作为其基本使命。因此，对司法者而言，其所面对的基本事务就是处理社会纠纷。
人们把人类所面临的“病症”分为三种：其一是精神上的“病症”，专门用来处理、救济、矫正该种病症的机构是教会，其职业者是牧师。其二是身体上（包括心理上）的“病症”，用来诊断、救济和矫正该种疾病的机构是医院，其从业者是医生。其三则是社会（行为上）的“病症”，用来处理、救济和矫正该种病症的机构是法院，其从业者是法官。在世界近、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早设立的几个专业正好是法学、神学和医学。这充分表明人类在学理上对各种“病症”及其救济措施的高度重视。直到今天为止，在西方世界，这三种职业还是在条件上要求最为严格、甚至苛刻的职业。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4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否独立而有特色，不仅是环境法律部门存在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与其他法律科学联系，区分开来的主要方面，更体现了环境法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总的来说，它是环境法理论基础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分,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则是对环境法的长远发展、总体发展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将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环境法治的理论。
关键词：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伦理价值观
tHeaDJUStinGtaRGetoFenViRonmentpRoteCtinGLaw
aBStRaCt
theadjustingtarget’sindependenceandcharacteristicofenvironmentprotectinglawarenotonlythefoundationofenvironmentallaw’sexists,butalsothemainaspectcontactedscientificallybetweenenvironmentallawscienceandotherlaws,themainaspectdistinguished,andhasreflected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andrulesoftheenvironmentallawevenmore.Generallyspeaking,ithasmuchacharacteristicpartinthetheoreticalfoundationoftheenvironmentallaw.theenvironmentallaw’ssciencetheoryinadjustingtherelationbetweenpeopleandnaturalisdedicatedtoenvironmentallong-termandoveralldevelopment,whichplayingaguidingroleoflaw,combiningtheenvironmentalmoralsandenvironmentallegalconstructiontogetherinordertorealizetheenvironmentgovernedbylaw.
Keywords:environmentallaw,adjust,peopleandnature,ethicsvalues
目录
前言
1.法律调整理论之探究
2.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发展
3.新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4.发展中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调整论的影响
5.环境法调整论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前言
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是说明环境法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是对环境法的长远发展、总体发展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体现环境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法律规范的理论,是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制结合起来以实现环境法治的理论。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揭示了环境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这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揭示了环境法的本质特点和内在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才能科学地揭示和说明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特点、内容和形式、基础和功能，才能说明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理由，才能解释环境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点。如果用传统的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或法律阶级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说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为什么说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这类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只有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特点出发，阐明环境法以保护环境资源为主，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社会环境、既维护自然秩序又维护社会秩序，才能解释清楚上述问题。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也是环境法具有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的基础。本文从法律层面,哲学层面,伦理道德层面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予以阐述,重点论述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给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更有力的支持!
1法律调整理论之探究
传统的法律调整理论认为：法律制度这一社会现象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精神成果，它的社会价值突出反映在其作为现实社会的调整器，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类在认识自我和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上。而法对现实社会的调整则是通过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价值判断来实现的。所谓调整，顾名思义，就是对形成某种关系的双方或多方进行调节和整合，以期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于是，法律作为现实社会的调整器，其必然担负着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职责。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关系是指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劳动关系，劳动是联系人与人而形成社会的纽带。故而，传统的法律调整论认为，既然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则理应也只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理论显得呆板，有教条主义之嫌。法律不应当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应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任何上层建筑都能找到其为之服务的最终利益。法律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主要形式，当然也应如此。法律制度随着国家的产生，逐渐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精神规范中成长并脱离出来，成为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其根本利益始终归于统治阶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纵观当今世界国家，多以民主政治为国家形式，法治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在形式上直接确立了国家权力源自人民权利，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归属。于是，作为精神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理应为人民服务，理应体现和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需求。从社会发展应然的角度上来讲,法律制度是以体现和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终极使命的,那么,法律就不应当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应当调整涉及到人类利益的所有关系,包括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的对象是关系.若将人作为主体而言,则包括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主体人与他物之间的关系,亦指人与围绕于人类周围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所有自然环境和经人工改造过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次，从哲学层面上讲，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人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提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又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产物也是这样。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肉体组织的观念。这样，生命的产生——无论是自己生命的产生（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产生（通过生育）——立即表现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了三种关系的存在: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上三种关系中,能够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涉及到人的利益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融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了,人类才能正常地生存与发展.可见,这两种关系对于人而言都尤为重要,不可偏废.然而,历史和现实又无数次的证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与稳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生为基础的.
98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特大洪水,至今令人不堪回首.我们在欣喜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伟大时,也遗憾的发现,在洪水肆虐下,社会变得动荡与不安.少数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则不得不波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最终触及到人类的根本利益.
可见,法律的调整范围应当也必须涉及到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发展
传统的法律调整理论认为法律只能调整社会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在法律层面上，那是因为在法律作为调整工具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以和谐为背景的情况下,在自然的反作用对人的利益损害不大的情况下,法律都是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的,一旦社会关系稳定,有序,和谐了,利益则将得到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就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天生就不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它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条件成就,调整的时机到来,法律将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来.我们不能用停滞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的调整功效,想当然地认为:长久以来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那么它就只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或者说,即使法律调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视而不见,一味地我行我素,生拉硬扯地将这一关系统归于社会关系.很多法学大师们囿于传统,在调整论上面难以有突破和创新.
从哲学角度来讲，长期以来，在笛卡尔的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主客两分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否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仅把其当作工具盲目地使用，更不假思索地自以为是地将其排斥在法律主体之外，在法律关系模式型构中把人与自然主客体截然两分，以人类所谓的理性与自信，抱着功利的心态，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顾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自私地对大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最终的恶果则是愈演愈烈，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的降临，也使得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自然地缩小了。
诚如笔者上文所言,法律本应调整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根本任务是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环境法以部门法的形式出现以前,法律多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当然,也有少量法律以零星的形式调整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半场8世纪)规定了对林木,牧场的保护,还规定了鞋匠住在城外,以免污染环境;在俄国彼得大帝时规定了严厉的保护森林的措施,某些树种和水资源被宣布为,1719年,首次对污染,堵塞涅瓦河和其他河流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等；在我国,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制度和法令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炎帝颁布的为了维护生态的禁令，“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西周时候更制定了严厉的保护生态的法令，其《伐崇令》中规定“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又如，西汉的景帝曾下诏：“令郡国务勤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4）等等。虽然这些内容零星，分散，但业已证明了法律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法律的这种调整作用，当以环境法表现地最为充分。
笔者以为,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和对立.它又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增长和难以调和的基础上得到发展.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传统的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法律部门已难以对人类利益作出充分和完整的保护，于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就日益显露，并集中体现在了环境法这一代表性的法律部门之中。可以说，环境法就是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目的的，以最广泛地保障人类利益为使命的所有调整人类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而产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的有机组合.
对于环境法调整论的事实证明，可由以下例子作出。
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分别有a和B两家企业。a是造纸厂，B是一家大型渔场。a企业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向了河流，使河流水体受到了污染，以致B企业大量种鱼死亡，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时候，由于相关的环境法律的介入，迫使a企业的污水达标排放或a企业关闭，从而减少了对河流的污染，水环境不仅得以恢复，也减少了B的损失。在这一过程中，该相关的环境法律作为调整的主体，而调整对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排污者和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与河流水体之间）因为环境具有共有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所以，确切地说是调整了整个人类与该河流水体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上述例子形象地说明了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亦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与非人自然物是否成为法律主体无关，当法律未加以调整时，不论是人还是自然都不是法律主体，而一旦法律对人与自然进行调整，人与自然则都成为了法律关系的主体。
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对旧有的人类思维模式，思考习惯以及价值追求和处世方略的修正。虽然正处于发展阶段，方兴未艾，但却已在人类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法律关系模式的重新构建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新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思想，是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早就内蕴了新调整论的思想。
第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基本条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等等。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能存在了”（7）。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首先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关系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和联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9）
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
第五,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1）马克思也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
第六,法与自然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法律只有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13“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4）;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15）
上述观点,为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为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以上三种关系中,能够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涉及到人的利益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融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了,人类才能正常地生存与发展.可见,这两种关系对于人而言都尤为重要,不可偏废.然而,历史和现实又无数次的证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与稳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生为基础的.
98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特大洪水,至今令人不堪回首.我们在欣喜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伟大时,也遗憾的发现,在洪水肆虐下,社会变得动荡与不安.少数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则不得不波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最终触及到人类的根本利益.
可见,法律的调整范围应当也必须涉及到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发展
传统的法律调整理论认为法律只能调整社会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在法律层面上，那是因为在法律作为调整工具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以和谐为背景的情况下,在自然的反作用对人的利益损害不大的情况下,法律都是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的,一旦社会关系稳定,有序,和谐了,利益则将得到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就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天生就不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它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条件成就,调整的时机到来,法律将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来.我们不能用停滞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的调整功效,想当然地认为:长久以来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那么它就只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或者说,即使法律调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视而不见,一味地我行我素,生拉硬扯地将这一关系统归于社会关系.很多法学大师们囿于传统,在调整论上面难以有突破和创新.
从哲学角度来讲，长期以来，在笛卡尔的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主客两分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否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仅把其当作工具盲目地使用，更不假思索地自以为是地将其排斥在法律主体之外，在法律关系模式型构中把人与自然主客体截然两分，以人类所谓的理性与自信，抱着功利的心态，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顾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自私地对大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最终的恶果则是愈演愈烈，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的降临，也使得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自然地缩小了。
诚如笔者上文所言,法律本应调整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根本任务是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环境法以部门法的形式出现以前,法律多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当然,也有少量法律以零星的形式调整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半场8世纪)规定了对林木,牧场的保护,还规定了鞋匠住在城外,以免污染环境;在俄国彼得大帝时规定了严厉的保护森林的措施,某些树种和水资源被宣布为,1719年,首次对污染,堵塞涅瓦河和其他河流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等；在我国,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制度和法令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炎帝颁布的为了维护生态的禁令，“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西周时候更制定了严厉的保护生态的法令，其《伐崇令》中规定“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又如，西汉的景帝曾下诏：“令郡国务勤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4）等等。虽然这些内容零星，分散，但业已证明了法律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法律的这种调整作用，当以环境法表现地最为充分。
笔者以为,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和对立.它又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增长和难以调和的基础上得到发展.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传统的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法律部门已难以对人类利益作出充分和完整的保护，于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就日益显露，并集中体现在了环境法这一代表性的法律部门之中。可以说，环境法就是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目的的，以最广泛地保障人类利益为使命的所有调整人类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而产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的有机组合.
对于环境法调整论的事实证明，可由以下例子作出。
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分别有a和B两家企业。a是造纸厂，B是一家大型渔场。a企业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向了河流，使河流水体受到了污染，以致B企业大量种鱼死亡，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时候，由于相关的环境法律的介入，迫使a企业的污水达标排放或a企业关闭，从而减少了对河流的污染，水环境不仅得以恢复，也减少了B的损失。在这一过程中，该相关的环境法律作为调整的主体，而调整对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排污者和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河流污染有利益冲突的人与河流水体之间）因为环境具有共有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所以，确切地说是调整了整个人类与该河流水体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上述例子形象地说明了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亦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与非人自然物是否成为法律主体无关，当法律未加以调整时，不论是人还是自然都不是法律主体，而一旦法律对人与自然进行调整，人与自然则都成为了法律关系的主体。
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对旧有的人类思维模式，思考习惯以及价值追求和处世方略的修正。虽然正处于发展阶段，方兴未艾，但却已在人类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法律关系模式的重新构建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新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思想，是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早就内蕴了新调整论的思想。
第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基本条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等等。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能存在了”（7）。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影响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首先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关系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和联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9）
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
第五,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环境这一基础相协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1）马克思也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
第六,法与自然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法律只有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13“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4）;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15）
上述观点,为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为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以上三种关系中,能够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涉及到人的利益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融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了,人类才能正常地生存与发展.可见,这两种关系对于人而言都尤为重要,不可偏废.然而,历史和现实又无数次的证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与稳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生为基础的.
98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特大洪水,至今令人不堪回首.我们在欣喜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伟大时,也遗憾的发现,在洪水肆虐下,社会变得动荡与不安.少数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则不得不波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最终触及到人类的根本利益.
可见,法律的调整范围应当也必须涉及到两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环境法对传统调整论的发展
传统的法律调整理论认为法律只能调整社会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在法律层面上，那是因为在法律作为调整工具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以和谐为背景的情况下,在自然的反作用对人的利益损害不大的情况下,法律都是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主的,一旦社会关系稳定,有序,和谐了,利益则将得到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就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天生就不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它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条件成就,调整的时机到来,法律将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来.我们不能用停滞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的调整功效,想当然地认为:长久以来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那么它就只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或者说,即使法律调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视而不见,一味地我行我素,生拉硬扯地将这一关系统归于社会关系.很多法学大师们囿于传统,在调整论上面难以有突破和创新.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5
关键词：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我国立法作为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意志化和法律化，是对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表达和法治保障；通过长期立法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成果的制度化确认和法律化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将对我国立法工作和法律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时。明确提出了立法工作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时。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的法治建设目标。“法制更加完备”。首先要实现更加充分全面、更加科学合理的有法可依，直接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更加完善和完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宣告形成以后．它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尚需要不断完善发展，未来我国立法工作的重点，就是继续加强法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这个法律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时，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立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
目前，我国生效的法律共231部，其中223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这说明，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立法任务，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堪称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
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成熟的标志。二百多部法律的颁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这项重大成果的来之不易，不仅在于立法的数量，更在于这些法律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内容和作用上都不同于西方，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中国的法律。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中国的法律体系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组成的。有些事项，用法律来规范尚不具备条件，可先依法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法律，这是中国特色。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充分运用伦理道德、习惯规则、行业自律、市场机制来调整社会关系，以便集中立法资源，更好地发挥法律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
2.提高立法质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觉追求，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内在要求，必须贯穿于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要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性强、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要通过立法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深入研究论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使制定的法律更加切实可行，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适应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加以完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建设日益重要。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的精神，全国人大在继续完善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突出了立法为民的理念，着力加强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立法，这意味着中国立法正以关注民生的视角，开始了由经济立法向社会立法、民生立法的重要转型。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及时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定，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确保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1．全面总结我国的立法经验。应当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立法有益经验在内的世界立法文明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立法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立法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提炼出来、好经验总结出来、好理论概括出来，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经验、立法模式和立法理论体系。使我们的立法工作和法律体系构建能够更好地体现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化的结合。我认为，60多年新中国立法的主要经验是以下几条：一是坚持以宪法为依据．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二是坚持以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心，把立法与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坚持中国国情和特色，学习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四是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高质立法：五是坚持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六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进一步加强立法基本理论研究。立法水平的高低、立法质量的好坏、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否。与立法文化、立法观念、立法理论的状况密切相关。过去我们的立法．大多是采用以经验为主导的“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条修改补充一条”、“先粗后完善”的立法方式。这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是一致或者相似的。这种立法方式使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建成了现行法律体系，其作用巨大。功不可没。但由于立法基础薄弱，缺乏充分的立法理论准备和必要的立法经验支撑，现行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强烈诉求相比．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立法基本理论研究。着力展开对立法哲学、立法政治学、立法社会学、立法经济学以及立法价值理论、立法权理论、立法主体理论、立法关系理论、立法体制理论、立法程序理论、立法技术理论、立法行为理论、立法解释理论、比较立法理论等的深入研究。通过系统深入研究立法基本理论。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体系。从而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3．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划分方法。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划分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承袭过来的。其理论上的全民公有制经济特征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我们应当以中华法系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世界法律文化的有益经验作为完善现行法律体系的文化基础，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系和四个法域作为研究现行法律体系的整体对象，以创新、开放、科学和包容的思维作为完善现行法律体系的方法原则，以公法、私法、社会法、综合法、国际法等作为划分法律体系的基本范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理论到方法、从形式到内容、从借鉴到超越的全面完善和发展。
4．进一步明确法律体系完善的主要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社会关系标准，即我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生活关系、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消除立法空白，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防止立法万能和过度立法，避免立法事无巨细、立法包打天下。二是道德伦理标准。即国家制定的法律。要求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遵守的法律，要求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武装力量实施的法律。应当是符合人民意志、体现公平正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良法。同时要防止立法腐败和立法政绩工程．杜绝恶法治国理政。三是立法实效标准，即法律体系中各个门类的法律、各种位阶的法律、各种规范形式的法律。都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通过良法善治，实现立法目的。同时要防止立法成为摆设。避免法律形同虚设。四是法律体系自身完备协调的标准，即各类法律从精神到原则、从形式到内容、从规范到条文，做到相互衔接、彼此协调、浑然一体；法律体系中的法典法与单行法、修改法与原定法、解释法与原定法、下位法与上位法、国际法与国内法、新法与iet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程序法与实体法、地方法与中央法等等。做到上下统一、左右协调、整体和谐。同时应将法律体系中的空白、矛盾、冲突、漏洞、重复和瑕疵等。减少到最低限度。
5．制定科学的立法发展战略和实施规划。一是配合国家到2050年的战略部署，研究设计我国未来40年左右的立法发展战略。制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结合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任务。研究制定2010―2o20年的立法规划和年度实施办法．实现立法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高度重视立法规划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赋予立法规划必要的法律效力，确保各项立法任务高质量的完成。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6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问题；社会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1]社会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社会实践指大学生见习实习、文化宣传、志愿服务、勤工助学、劳动锻炼和社会调查等。狭义的社会实践是指由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组织的利用寒暑假或周六、周日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服务。本文仅从狭义的社会实践来探讨医学生社会实践相关法律问题。
一、医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目前，全国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很多高校，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规定了一定的学时和学分。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医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第一，医学的实践性很强，光有课堂教学和理论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临床见习实习才能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必须要深入社区和农村才能了解我国的医疗卫生现状和环境，这些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这个环节。
第二，一名合格的医学生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医生职业道德素养，团队精神和服务意识。在社会实践中，医学生深入社区和农村，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接触不同的人群，面对不同的问题，他们要学会表达和沟通，学会团队合作，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奉献和服务社会，这些锻炼都有利于医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
第三，作为医务工作者，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医学生会面临许多在大学校园里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敏锐地观察、大胆地判断、果敢地抉择，而这些社会实践经历和锻炼有利于医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提供医疗服务水平。
二、医学生社会实践各主体法律关系
医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至少涉及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医学院校与医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医学生与社会实践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医学院校和社会实践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研究探讨和解决医学生社会实践中的法律问题，首先必须厘清以上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医学生与医学院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高校作为公共事业单位，虽然高校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但高校是个特别的行政组织，高校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因此，我国行政法把高校界定为法律授权的组织，认为医学院校与医学生之间属于特别行政法律关系。社会实践是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医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是学校的一种常规教学安排，因此，医学院校组织医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时，负有提供教学资源、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教学安全的义务，同时可以在法律、法规明文授权范围内，医学院校对医学生行使行政管理权。医学生作为行政相对方必须服从学校有关社会实践的教学计划、学分等规章制度。在社会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学生权益受到侵害等法律问题，应该通过行政法的救济途径解决。
（二）医学生与社会实践服务对象的法律关系
社会实践服务对象是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为其提供志愿服务的集体或个人。例如，赛会医疗志愿者服务的对象是参赛的队员，医学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对象是农村的弱势群体，社区卫生服务和医学知识宣传的社会实践对象就是社区需要帮助的人群。社会实践服务对象是社会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法律主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对象必须是存在帮助的必要性，而且这种帮助是医学生能够提供的。例如医学知识宣传，测量体温，测量血压，康复按摩，心肺复苏、简单包扎等医学生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医学生与社会实践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医学生与社会实践服务对象之间是自愿、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是两个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
（三）医学院校与社会实践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
医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对象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受益人，医学院校和社会实践服务对不是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二者因为社会实践活动而联系在一起，医学院校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第三方，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愿、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社会实践服务对象为医学院校提供社会实践教学资源，医学院校为社会实践服务对象提供其所要的医疗志愿服务。
三、医学生社会实践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
近几年，医学院校积极组织医学生支农支教支医社会实践活动、深入社区进行卫生知识宣传、为大型体育赛事提供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医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培养了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提高了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2]。但是，在大学生社会实践立法方面，除了部分省市颁布的一些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以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志愿服务方面的全国性法律，对于医学生社会实践的志愿服务行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也没有在法律上进行统一、准确的界定。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7
一、否定性共识：法律不调整思想
关于法律调整对象，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国内理论界一般认为，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措词，比如意志行为、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意志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①其中，行为是法律调整的最直接、微观的对象；行为关系是对行为的较为抽象、间接一点的表达；意志行为是从行为之主体的主观角度进行的界定；利益关系是从行为背后的内容角度进行的界定；社会关系则是最为抽象而间接的表达，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和控制”；②意志社会关系则是从社会关系主体之主观角度的界定。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于环境法基本理论之中，比如有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都是立足于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③因此，尽管措词有别、说法不一，但其基本意思是共通的，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论大致上可以概括国内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界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否定的角度出发，国内理论界一般又认为，纯粹的思想或思想关系不能为法律所调整。④因此，如果说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论是国内理论界有关法律调整对象的一个肯定性共识，那么，法律不调整思想或思想关系论则是一个否定性共识。
尽管上述共识广为人所熟知，然而，“熟知未必真知”，更何况，共识并不必然正确。所以，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法律为什么不调整思想？法律不调整思想的理由何在？浏览国内有关法律调整的研究文献，除却稍事带过、语焉不详的处理方式外，大多著述频繁征引作为解答上述疑问之论据的几乎一律是马克思的那段有关法律与行为之关系的经典之论。⑤可以说，关于上述疑问基本上还缺乏比较充分而深入的回答。笔者试从三个角度对此疑问进行解读。
二、佐证之一：法律调整理论的前苏联影响
新中国法理学著述中一度并不见有法律调整这一概念；后来，始有个别学者零星地涉及该一话题；再后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才较多地予以关注，法律调整及其机制方才逐渐成为法理学的一项基本论题。⑥而不管是最初的个别涉及还是后来的较多关注，学者们关于法律调整命题的讨论受到了前苏联法理学界相关研究的直接而较多的影响。比较国内法学界有关法律调整话题讨论的框架、问题域乃至相关结论与前苏联法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前苏联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解读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共识。以下列举两本著名的前苏联法理学著作中的相关观点予以印证。
其一是阿列克谢耶夫的《法的一般理论》。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法律调整是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有成效的、规范性、组织性作用，“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⑦但只有当这些社会关系表现为意志关系之时，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所谓意志关系，就是说这些关系都是在人们的意志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因此，直接意义上讲，法律调整的对象就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⑧法律是通过人们的意志和意识，因而也是通过表现在意志行为中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⑨可见，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在界定法律调整对象时注意到了意志、意识的因素，但其整体的结论是行为或行为关系而非思想或思想关系。
其二是雅维茨的《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其中，雅维茨认为，法律调整具有两种主要形式，即通过法律关系与不通过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对象总之都是权利主体的行为……因此，法通过调整行为调整了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关系。”⑩此处，他同样引证了上文提及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可见，关于法律调整的对象，他的回答是权利主体的行为。而且，雅维茨反对无限使用法律调整去观察分析法律动态运作现象，“当法律形式对社会关系的每种影响都被包括到法律调整中时，在这些场合就把法律调整抬到绝对的地步”，(11)除了法律调整之外法律还可以产生其他影响，在此，他将法律对行为的调整与对思想的影响界分开来，这进一步明晰了他的法律调整行为、不调整思想的结论。
三、佐证之二：法律调整概念的学术逻辑
如果说前苏联法理学界的法律不调整思想论只能作为国内相关研究的一种非真理性参照的话，那么，当我们将法律调整上溯至更高的学术逻辑之中时，法律不调整思想论能够得到更为明晰的确证。
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法律调整的上位概念是社会控制或社会调整。(12)社会控制思想渊源于达尔文进化论，19世纪末的社会学开始关注社会控制问题，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学家首次提出社会控制概念，社会控制理论亦曾在美国风行一时，后又相继经历了控制论阶段、社会哲学阶段等不同形态。(13)同时，该概念也逐渐越出社会学领域而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认同与使用。正是在20世纪中期，当社会控制理论渗透到法学领域之际，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庞德开创了法律与社会控制的研究，(14)提出了著名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论题，法律调整作为一个子概念得以正式出炉。今天看来，法律调整已经在法学领域觅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位置，然而，该一论题的展开仍然受到作为其上位论题的社会控制的理论逻辑的影响和决定。
就控制对象而言，社会控制的原意是社会必须控制人的动物本性，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15)即社会控制最初针对的是人们的行为，“社会控制的客体是社会行为。”(16)随着理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控制既要控制与约束行为，又要对思想进行教育与引导，即社会控制不仅包括行为的控制还应包括思想的控制。其中，行为的社会控制是“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的各种外在压力”，(17)这种社会控制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受控者之外，同时，它主要针对的是受控者的外部行为，这是一种他律、硬控制。从社会控制的约束强度与表现形式等角度出发，人们一般将法律调整归置于行为的社会控制一类，(18)从而其调整对象应该是行为。相较而言，思想的社会控制是“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19)这种社会控制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受控者自身，同时，它主要针对的是受控者的内在思想，这是一种自律、软控制。法律调整不属于思想的社会控制一类，其调整对象自然不应是思想。要言之，从法律调整在社会控制类型体系中的逻辑定位上讲，法律调整的对象应该是行为，而不应是思想。
四、佐证之三：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规律
下面，从作为对象或客体的思想出发，来探讨一下思想究竟适不适合为法律所调整。
所谓思想，作为一种认识与精神现象，指的是社会主体立足于人脑、依赖于语言的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20)就其特性而言，思想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21)这些特点决定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既要承认外在客观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内在主观因素的制约性作用，同时，更应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是沟通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22)而教育正是这样一种志在集中影响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23)教育承认思想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旨在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它对人的思想采取引导性影响，强调平等与民主等原则；此外，教育可以通过改进方法、长期实践等途径获得较大可能性的实现。(24)由于教育顺应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能够有力促进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所以，思想很适合成lwxz8.com北京写作论文为教育实践的对象。
相较与思想教育，思想的社会控制、尤其是强制型控制则违背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它不尊重思想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服务于统治或压制的目的，对人的思想采取操纵性影响，只讲灌输、说服，不问认同、接受；思想的社会控制在封闭、落后时代也许曾经得逞，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不仅不大可能实现而且还是一种文明倒退。(25)可见，社会控制之于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而言是一种较为拙劣的机制，思想不适合成为社会控制的对象。由于法律调整是一种以强制性为突出特点的规范化社会控制，所以，法律调整实践亦无益于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质言之，思想不适合为法律所调整。
五、结语：对质疑的回应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法律不应该从而也不能够调整思想。最后，为进一步捍卫法律不调整思想的这一否定性共识，还必须回应如下两种不容忽视的质疑。
第一种质疑认为，法律不调整思想论得不到法制史的证明，中国古代法史上就存在着诸多调整思想的规定或现象，比如腹诽罪、文字狱等；同时，即使以现代的视角观之，法律同样也调整思想，比如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设定。(26)然而，在笔者看来，该种质疑所提出的论据并不能充分而严密地证明其论点。首先，尽管古代法律之中存在着规制思想言论的腹诽罪、文字狱等现象，但是这种事实性陈述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调整思想的价值正当性与现实可能性；其次，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的设定并不能视为现代法律调整思想的范例，思想、言论自由权并不是法律调整思想的体现或结果，而是法律在调整人际之间发生的干预或保护思想、言论自由之类行为时所赋予的主体权利，其所展现的调整对象依然是某类行为。
第二种质疑认为，法律在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之际一般都会考虑法律关系主体的主观思想意志，难道这不正意味着法律调整思想吗？的确，法律调整行为之时会涉及主体的主观因素，但是，首先，这不是必然的，比如在无过错归责原则、公平归责原则下的法律调整就不需要考虑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其次，法律不调整思想并不意味着法律在调整行为时不可以考虑思想因素，能够为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也并不是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思想绝缘的，而是要受到主体的思想意志支配的。然而，法律调整过程中所考虑的思想因素始终是以行为为核心或目的的，受到调整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思想。
注释：
①有关这些不同措词的概括集中见于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朱景文：《法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2页。
②谢邦宇、黄建武：《行为与法律控制》，《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24页。
③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0页。
④举凡新世纪以来国内法理学通识类著述来看，这种认识应该说比较统一。
⑤马克思在针对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的敏锐批判中精辟地指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⑥朱景文：《法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⑦[苏]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上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⑧同注⑦，第304页。
⑨同注⑦，第305页。
⑩[苏]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朱景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1)同注⑩，第172页。
(12)学术界一般将社会控制、社会调整以及社会调控三术语等同使用，以下统称社会控制。法律控制、法律调整和法律调控亦经常被等同使用，以下统称法律调整。
(13)杨桂华：《社会控制理论的三大历史阶段》，《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71页。
(14)寇祥强：《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形态》，《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页。
(15)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16)吴增基等：《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17)[美]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18)刘焯：《法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7页。
(19)同注(17)，第208页。
(20)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2页。
(21)参见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9页。
(22)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23)“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董纯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4)张亚龙：《思想教育与思想控制辨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47-148页。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8
论文关键词 兼职律师 聘用 双重劳动关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建立了兼职律师制度并保留至今。伴随着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已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双重劳动关系。无论是律师法规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个人所，还是国资所，兼职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聘用关系，将面临双重劳动关系带来的风险，但目前业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聘用兼职律师开展执业活动中，应对兼职律师可能对律所带来的双重劳动关系的风险应当进行充分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依法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确保律所运行安全，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将从国家劳动法律制度的变化的视角，审视我国兼职律师与律所之间的劳动关系，抛砖引玉，分析律所可能存在的风险，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我国兼职律师的产生和发展
据相关资料显示：至2010年，我国的律师人数已经达到20.4万人 。作为与专职律师、特邀律师共同组成我国律师大军的兼职律师，始于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脱离本职的，可以担任兼职律师”的规定，并通过司法部1984年、1986年的《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兼职律师制度和特邀律师制度。
近年来，尽管我国业界对于兼职律师的存废存在争议 ，但兼职律师并未像特邀律师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争议中前行，在发展中壮大。我国的兼职律师制度，借鉴了美、日等国模式，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并辅之以司法部的行政规章保留下来。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肯定并保留了兼职律师制度，同年11月司法部了《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并且同时废止了1984年、1986年的《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新的管理办法对兼职律师制度进行了调整，将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的范围明确限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法学院校（系）、法学研究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 200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二条规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经所在单位同意，依照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可以申请兼职律师执业。” 尽管兼职律师在律师人数中的比重不大，但随着人数的逐步增长，已成为我国律师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国家法律层面确认双重劳动关系对于兼职律师制度的影响
由于“劳动合同（为）私法主导兼具公法的性质。劳动合同的公法性质一方面是以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为基础且在劳动合同的私法基础上萌生的，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的公法性质是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的一种补充和保障。” 近年来，我国立法界的基本认识是：劳动法具有显著的社会法属性；劳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为独立于民事和行政之外的劳动法律关系。李鹏委员长在2001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 《劳动合同法》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法的分配性司法原则，确定了整个社会的一般安全要求，通过立法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中并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 劳务派遣形式的用工所反映出来的是劳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也并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所反映出来的并非法律完整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用工单位对非全日制劳动者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无需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支付解除合同的补偿金、赔偿金等，与劳动关系有着天壤之别。
但201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9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9月1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8条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由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裁判依据效力地位，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公开肯定了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
长期以来，业界普遍认为兼职律师仅与原工作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与兼职执业的律所并非劳动关系。新《律师法》第十二条“经所在单位同意”的立法本意在于明确兼职律师的兼职人员属性，对律所而言，兼职律师并非属于律所聘用的专门人员。然而，从劳动法的角度来看，通说认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和条件，劳动者付出劳动并获得报酬，双方之间为此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是劳动关系。全日制的兼职律师，符合劳动关系的所有法律特征，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必然形成双重劳动关系。
在双重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劳动者既与原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新用人单位之间也存在第二重或第三重劳动关系，涉及社会保险的缴纳、工伤事故赔偿、新的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支付等方面，对新用人单位都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新用人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费用或义务。 在法律确立双重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作为新用人单位的律所对其聘用的兼职律师，需要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将其作为律所聘用的员工平等地对待和保护，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将给律所带来管理运营成本的增加，更增加了律所管理运营的变数和风险。兼职律师一旦与律所之间形成双重劳动关系，则必将对兼职律师的管理从认知、理念以及管理制度的创设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兼职律师双重劳动关系给律所带来的风险
《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早已将律师法规定的合伙、个人、国资律师事务所明确纳入用工单位范围。无论何种性质的律所，均面临着兼职律师双重劳动关系所带来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报酬提成与最低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工伤、解除劳动合同补偿等各个方面。具体反映在：
（一）双倍工资赔偿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律所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兼职律师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兼职律师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律所向兼职律师支付的二倍工资，是基于律所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非是兼职律师提供劳动的对价给付，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
（二）报酬提成与最低工资保障
兼职律师一旦形成双重劳动关系，则必然受到劳动基准法的约束。如最高工作时间制度、休假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及延长工作时间的补偿制度对双重劳动关系的兼职律师来说也是适用的，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应该集中在报酬提成与最低工资保障的风险，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律所对兼职律师的报酬实行与业务创收挂钩的提成方式，而通过提成获得的报酬如低于最低工资时，应当补足差额。
（三）社会保险待遇
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是其基本权利，兼职律师与律所建立了劳动关系，当然应当有权要求律所为其缴纳有关保险费用，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且不论该兼职律师是否已经在原工作单位享受了社会保险待遇，律所均不得免除该义务。只是现实的问题在于：目前实践中是不允许双重社会保险关系的，而且按照《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具有唯一性。 这将给律所带来“不买不行，买又买不了”的两难境地。
（四）工伤赔偿
兼职人员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在先，原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是法律的强制规定；而对于兼职人员工伤事故的工伤保险问题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并没有涉及，2004年11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律所负有对兼职律师缴纳工伤保险费、并承担其在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工伤事故的工伤保险责任。
（五）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及赔偿，亦即解聘偿付
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非过失性解除以及经济性裁员等情况下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律所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兼职律师，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且不论该兼职律师与原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是否存续，是否已经领取过预案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毕竟，在双重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有权在被解雇时获得双重经济补偿的权利的。
此外，新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应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
（六）其他责任
1．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损害原用人单位利益的连带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对用人单位的义务，主要表现在违反劳动义务、忠实义务及忠实义务派生出来的保密和竞业禁止约定义务等方面，法律对劳动者违反其义务并损害用人单位利益的赔偿责任区分情况，规定违反保密和竞业禁止义务的赔偿责任由劳动者承担，仅属于劳动者违反劳动义务给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由新用工单位与劳动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新用人单位的竞业禁止补偿金。对于某些重要或特殊岗位的劳动者，负有对新用人单位保密义务的人员，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四、律所应对应对和解决兼职律师双重劳动关系的策略
当前，面对兼职律师可能形成双重劳动关系的客观现实，律所应结合自身实际和法律规定，围绕低成本和高效益的管理目标，积极探索和研究应对和解决的策略，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避免或减少因兼职律师双重劳动关系带来的各种风险，以依法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确保律所安全运行，维护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律所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律所应当区分兼职律师的不同情况，分析研究并重新定位律所与每一名兼职律师之间的工作关系，进一步厘清是劳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还是劳动关系
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兼职行为均被视为双重劳动关系，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兼职行为一般是按照劳务关系来对待和处理的。 兼职律师与律所之间的工作关系，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大于劳动关系，基本等同于用工关系，而用工关系中又包含了劳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劳动关系等。因此，律所应当区分兼职律师的不同情况，认真清理，分析研究并重新定位律所与每一名兼职律师之间的工作关系，进一步厘清是劳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还是劳动关系。准确把握和运用劳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的用工形式，并与律所的管理制度相配套，尽可能避免将聘用兼职律师而形成的用工关系确定为劳动关系，从而避免和减少双重劳动关系的风险。
（二）谨慎对待“四类人”，对具备聘用条件和考核标准的兼职律师，按全日制员工对待，纳入专职律师系列统一、规范管理
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对双重劳动关系的确认，系根据劳动者身份不同而分层划分劳务关系或劳动关系的“身份论”， 兼职律师中属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四类人”的，应谨慎对待。只要属于该四类人员的兼职律师，凡不符合律所的聘用条件和考核标准的，最好不再聘用；如不符合律所的聘用条件和考核标准需继续聘用的，应按全日制员工对待，签订一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纳入专职律师系列统一、规范管理。
（三）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尤其是对建立了双重劳动关系的兼职律师，应认真落实与律所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的劳动条件和各项待遇，避免和减少违法用工成本的增加
根据前面的风险分析，在律所的用工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对建立了双重劳动关系的兼职律师，应认真落实与律所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的劳动条件和各项待遇，避免和减少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报酬提成与最低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工伤、解除劳动合同补偿等各个方面违法用工成本的增加。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9
关键词：民法法律体系发展趋势平等自愿诚实信用
一、民法及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关于民法（civillaw）的具体概念上法学界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与争议，然而在其核心本质上，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孟德斯鸠曾有“在民法慈母般地眼神下，每一个公民就是整个国家”的著名言论，深刻阐明了民法的本质，一般认为民法是用于规定并调整各个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从民法的对象以及其任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之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部门，主要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典，也包括其他各种单行的民事法律，此外其他法律中有关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包括在内。基于此，笔者认为民法源于道德规范又高于道德规范，是以国家强制为后盾规范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除此之外的其他关系并不在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可以说民法是一种文明法，在我国也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之一，既是一些社会行为的规范者同时也是这些社会行为符合规范与否的裁判。从民法调整的社会规范来看，民法是属于实体法而不是程序法，就民法的适用范围来看的话，民法是实行于一国的国内法律，属于国内法而不是国家法，就民法的法律效力而言，民法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平等主体间一般适用的法律，属于普通法而不是特别法。
法律体系（legalsystem）又称为法的体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的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指的是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以我国宪法为基准和根本依据，同时各种法律规范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相一致，由各个部门齐全、内部协调、结构严谨、体例科学与调整有效的法律及其相关配套法规所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主要包括七个法律部门，除民法商法之外，还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由此可见，民法是我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其代表性著作《罗马法教科书》中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乃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各种法律都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民法进行解释说明，并对民事法律关系及其各项原则进行保护、发展和充实，或者为民法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或其他环境基础。我国著名的民法学者徐国栋在其1994年发表于《法学研究》第4期的代表性论文《市民社会与市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研究》中指出：“民法是与宪法相并列的存在，高于其他部门法，为根本法之一”。这些论述都指出和阐明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民法的作用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规范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一种竞争经济和法制经济，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各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能够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保障基本人权。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法发展概述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的发展历史划分问题，民法学界争论较多，笔者在研究和综合各个民法学家的划分基础上，比较赞同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民法教授江平先生关于中国民法发展的三阶段论，下面结合笔者的心得和体会进行阐释。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l957年。废除前国民政府的一切法律意味着无论从公法上或私法上，无论从法律制度或法律观念、法律学说上都要与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社会所形成的全部成果完全决裂。政治上的“一边倒”也导致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学科内容的“一边倒”，这就是全盘学习苏联。而苏联民法的基本体系、主要内容和术语，仍然沿袭了大陆法的民法。对我国而言，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这一年的冬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起草民法典的班子，到1956年终于形成了一个包括总则、所有权以及债和继承四遍包括525条的民法典草案。这一时期物权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权利，债权制度的核心是契约自由，部分已被统购统销、计划任务所代替。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属于我国民法的奠基时期，对于民法的规范体系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处于过渡阶段，加之受苏联的影响较大，民法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及与我国具体国情的适应性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8年。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中共中央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背景下，过大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新的民法典起草工作，1964年7月形成了民法草案（试拟稿），包括总则、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三编共计262条，遗憾的是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因为之后的“四清运动”而中断，但是这次民法草案的起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力图划清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将预算、税收等财产收入纳入民法草案，但是在民法草案中却没有使用“权利”、“义务”、“债权、“物权”、“所有权”等法律概念，却使用了一些政治术语，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高举三面红旗”等术语。在的十年时期，民法的建设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总的来说，这二十多年程度不同地表现为法律虚无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尤其表现为私法与民法的虚无主义。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已经失去了它自己应有的独立、自治的功能。高度集中、计划、公有和高度国家意志必然使民法的存在基础极度削弱，民法的存在领域极度缩小。民法已濒临消亡的边缘，民法几近于只调整家庭婚姻、小量私人财产和小量私人之间交易行为的部门。然而庆幸的是中国民法在这些年间仍然艰难地存续下来，香火未断。
第三个时期是从l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意味着民法和民法学的复兴。而民法和民法学的复兴又是在世界各国均未遇到过的一种特殊环境下进行的：这就是在强大的经济法思潮下的民法复兴。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1982年5月起草了4个民法典草案，1986年颁布了我国目前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之后的时间里，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婚姻法》、《专利法》、《继承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公司法》与《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我国民法体系。应该说，这一时期民法工作的主要成就一是理论上阐述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即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二是立法上完成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的起草和颁布，从立法上对民法的“领地”予以确认。应该说是很不容易取得的，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
三、我国民法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厘清民法的基本含义及其内涵，并阐述清楚民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笔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法发展的历史与脉络，据此，笔者结合当前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今后我国民法的发展重点以及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私法的观念对法治建设进行改革。在法学界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准确界定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民法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是泊来品，但是中国是传统社会，个人权利意识淡薄，缺少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从民法调整的是各个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来看，民法应该属于私法，要确保个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要切实注意和解决用国家、社会或集体等概念去压制个体，从而使得个人的权益面临着随时被牺牲的可能。未来中国民法领域的法治建设的改革应该进行整体改进，加强对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的研究，完善权利制度，推进法治建设。使得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断规范，真正起到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基本人权的作用。
（二）扩大民法在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上的支配范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如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影响，在我国“全能型”的万能政府仍然如星随行，挥之不去，行政权利不断扩展和膨胀，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还涉及到许多由行政法律法规调整的事由，如用益物权的登记、期限规定等，这些规定使得民法的性质不具有纯粹的私法属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政府也常常存在失灵的可能，我们应尽可能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对民法而言需要民法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应注重对抽象财产的关注，改变目前只关注有体财产的观念。此外，目前对民法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经行政许可取得的权利如何去行政化的问题，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模式。
（三）法律制度的发展，在对行为的规范上要承认民事生活的主导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虽然我们不提倡“守夜人”的消极政府行政模式，然而政治对社会生活不要过多的进行干预，也不能规定过高的道德要求，给予社会一定限度的自由和自治是保持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机制。民法关于市民生活的规范应具有开放性，做到不违法的就不禁止。民法本身的取向就是适应民众生活，而非高于民众生活。
（四）处理好民法与其他法律的对接，确保整个法律体系的良性运作。民法是建立在保护私人权利之上的，但是私权的无限膨胀本身也会导致社会问题，整个社会要规范发展，不能仅仅只依靠民事法律的调整，我国的法律体系由七大法律部门构成，民法只是其中之一，民法需要其他法律相互配合。在今后民法的建设与发展中要注意解决民法与其他法律相冲突的地方，使得整个社会法律体系能够和谐统一，共同起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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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篇10
论文摘要：行政法学的研究核心是行政权力，行政法学领域基础概念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也避不开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也必然同属法律关系范畴。因此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应变更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即行政主体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作三大类概括：行政权力的创设、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并将其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此类事实关系予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认识是对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范围最广义的理解。有学者作两大类概括：行政管理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并将其统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这种事实关系加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对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解窄于第一种，因为它没有涉及由于行政权创设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另作两大类概括：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二者均属事实关系，但对行政关系作了很窄范围的限定，只相当于上述第二种理解中的“行政管理关系”，而且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仅指由行政法规范调整的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政关系。而对监督行政关系调整后形成的是“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的问题
据此，对行政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了三种不同的理解和两种术语表达：其一，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在对行政权创设、行使以及对其监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三，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但不是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中只有前者即行政管理关系称为行政关系，后者则称为监督行政关系。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范围角度出发，阐释了行政法特定的调整对象，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对行政关系的研究不能跳过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是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研究分为权力设定和权力运行两个层面，其中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又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其二，即使认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权力运行的产物，也不能得出行政关系一定是事实关系的结论。行政关系与行政权力密切联系，而行政权力本身即是一种法律权力。作为该种法律权力产物的行政关系其本身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新视角
法学界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观点：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时代已无用武之地；控权论和平衡论目前仍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在行政法学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各自发挥作用的阶段不同而已。
(一)行政权力：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的生命力
行政权力是行政的基本依据，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宪法、法律的赋予或授权，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不得行使任何行政权力，无法律依据即不得做出行政行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划分学说。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力产生的理论依据。
(二)行政关系：基于管理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全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静态的、授权性质的、行政权力信托法律关系
行政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一种宪法关系)。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关系是一种静态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只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转移给行政主体，权力本身并未发生实际的运行。第二，行政关系是一种授权法律关系。权力的转移即是一种授权。第三，行政关系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行政权力在本源上属于公民全体，但其作为一种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
(三)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控权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个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动态的、控权性质的、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进行监督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要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主体开始了行政权力的运行。第二，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控权性质的法律关系。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自我扩张性和易腐性，致使行政权力极易走出合法的界限。因此，必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状况进行监督。第三，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这一点前文已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是相对于行政关系中行政权力所处的状态而言的。
(四)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平衡目的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器——实现行政法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比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可发现：前者是公民全体基于信任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授予行政主体，以确保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后者是公民个体基于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不信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这深刻地揭示出行政法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矛盾心理。解决这一矛盾心理的方法就是通过先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力，再控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从而达到公民社会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平衡发展。
三、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确证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
法律规则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法律规则和构成性法律规则。前者是对已有行为方式进行调整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该规则所调整的行为先于规则本身。后者是组织人们按规则规定的行为去活动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规则所指定的行为在逻辑上依赖规则本身。行政关系的生成是行政法中构成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权设定关系的结果，而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则是行政法中调整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同属法律关系范畴：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