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1
关键词：非金属矿物；加工；环境保护
1、我国非金属矿物加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非金属矿物加工与环境保护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因此，其工作单位需要在进行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需要对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单方面的对非金属矿物进行无限度的开发与利用，对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势必会得到短暂的经济利益，但是对于长远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和制约。总的来说，非金属矿物加工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全面的提升非金属矿物的开发技术和水平，实现其应用价值，同时要以保护环境为主，进行对非金属矿物的综合利用。务必加强环境保护与非金属矿物加工的充分结合，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非金属矿物加工运用的科学技术与设备
我国的非金属矿物开发与高新技术和设备、新材料和环境保护等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我国的非金属矿物的加工中，主要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设备，具体为粉碎技术与设备、分级技术与设备、表面改性技术、干燥技术与设备、造粒技术与设备、材料复合技术。非金属矿物加工能够通过相应的技术设备进行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功能产品的制作工作。由于我国的在超细粉碎的生产方面，我国的生产技术因为起步不早，发展基础不雄厚，发展过程中发展参差不齐，造成我国的超细粉碎设备技术发展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的内容主要是需要将产品的粒度进行把控，使其处于分布的区域中，同时保证混合粉料中粒度是标准的，其已经达到标准的产品能够实现快速的分离；表面改性工艺则是需要根据表明的改性方式与需要运用的设备和粉刷设备等方式的不同而进行确定的；干燥则是针对湿物料而言，主要的措施是通过利用热能实现其湿分转化为蒸气的目的，随后进行抽吸，目的是将蒸气移走实现去湿的目的；对于粉状产品而言，则是需要进行造粒加工，目的是实现降低粉尘污染的目的，同时进一步的提高其劳动劳动操作水平，同时还能实现生产工艺的运作要求；而复合材料的成型方法主要是根据其基本材料的不同，在性能基面上实现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能够全面的满足其生产工艺需求。
3、非金属矿物加工及环境保护存在问题分析
3.1、加工生产中环保意识不强
现阶段的非金属矿物加工中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对环境的保护意识没有进行正确的树立，同时，部分加工单位过多的追求生产效率和生产利润，对于环境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造成在进行非金属矿物加工的过程中严重的破坏了环境，随之影响了环境保护结构。导致了环境保护工作水平难以进行提升，影响了后期的加工工作开展。
3.2、非金属矿物加工材料应用范围狭窄
从非金属矿物加工材料的运用方面进行分析，因为其运用范围受限，加工深度不够，加工水平不是很高。在某些程度上能够实现对周围环境的保护，但是对于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的功能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在环保工程中充分的运用非金属矿物加工材料能够提高其运用效果，但是由于现阶段的非金属加工功能的问题，其产品呈现单一模式，造成对环保工程种对非金属矿物加工材料的应用效果存在一定的影响，影响环境保护工作。
4、改善非金属矿物加工及环境保护的措施
4.1、加工生产中提升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的关键是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而该环节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树立主要是对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参与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而言，因为其是工作执行的主体，具有一定的主动能动性。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树立与落实，从而全面的提升整个加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水平和效果。同时，环境保护意识的落实工作是整个非金属矿物加工的重点工作，需要将其落实到加工流程中，对于非金属矿物加工的生产流程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及时的发现和处理，最大成都的改善环境污染情况，不断的优化整个生产加工流程。同时，综合治理整个加工过程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全面的减小存在的危险性，提升整个环境保护效果。
4.2、恰当布置非金属矿物加工实验室
要想降低非金属矿物加工操作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程度，需要对其加工过程中的实验室的位置进行选择和布置，只有做好非金属矿物加工的实验室布置工作，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生产操作过程中的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粉尘的生成等，实现对环境的保护目的。根据保护环境的要求，需要对非金属矿物加工实验进行单独设置，保证其有单独的实验空间，重点管理控制其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与外界存在交涉的环节，对于有害物质进行排放之前的处理。
4.3、做好相关材料保存管理工作
根据对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其污染问题与材料存在一定的关联。所以，在进行材料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重点关注，务必按照其材料的属性特点进行保存，对于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随后进行隔离控制，降低对外界环境的污染，全面的提高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总之，非金属矿物加工和环境保护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因此，在未来的非金属矿物加工过程中，要不断的提升操作技术水平，不断的优化处理有害物质，全面的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还需充分借助于非金属矿物加工生产材料来服务于环保工程，促使其能在环境保护中发挥出更强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效果。
作者:杨小有孙帅单位: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2
论文摘要: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质分别进行了剖析，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墓础上说明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指明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www.133229.com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四、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3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
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
“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
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
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
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
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因此，社会利益虽然在实质上可以受到法律保护而成为“社会性权利”，但是在形式上却只能表现为公法或私法的形式。由于其并非纯粹的私权利或公权利，表现在法律上便出现了“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现象，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性私权”和“个体性公权”。环境权即是这样一种社会权，这种法律属性便是本文立论的根基所在。
所以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4
从环境管理会计的视角识别环境成本，首先需要了解环境管理会计的内部使用目的。为了进行内部决策的制定，环境管理会计的计量既包括对材料与能源的消耗、流动、最终处理的非货币计量，也包括对有关潜在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成本、节约与收入的货币计量。所提供的数据主要用于：
·评估年度的环境成本/支出；
·产品定价；
·编制预算；
·投资评价，为做出投资上的选择进行计算；
·计算环境项目发生的成本以及带来节约；
·设计及执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业绩的指导、评价和监督；
·设置量化业绩的目标；
·开展清洁生产和环保设计的项目；
·对外揭示环境方面的支出、投资与负债；
·提供对外的环境报告或可持续性报告；
·向统计组织和其它地方机构上报环境数据。
实际操作中，上述职能所需的成本核算工作可以依据企业自身的情况灵活执行。但许多企业并没有独立的成本会计系统，只是基于账簿记录中财务会计的数据进行计算。企业环境信息系统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给环境成本的确认带来了困难。
二、基于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成本及其分类
环境管理会计必须确保企业经营决策时将考虑所有相关和重要的成本，因此企业内部计算环境成本不仅需要包括各种环境保护支出，而且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废物。这里的废物是一种广义的含义，包括所有的非产品输出，如固体废物、废水和气体排放。由于已经购买和支付但未能转换为产品的原料（包括水和能源）所形成的废物也是一种无效产出的表现，因此废弃物和排放物的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污染和处理设备的花费、被浪费的材料、资金和人工的成本也应该被纳入企业环境成本的范畴。于是企业环境支出的总和可表示为：
环境保护支出（废物处理、排放物的处置、环境管理、污染预防）
+浪费的原料的成本+浪费的人工与资金＝企业环境成本总和
将非材料输出（废物、废水）购买价值加总到环境成本之中，使得环境成本与其它成本相比，所占的份额将显得偏高。然而并没有必要单独评价环境保护的花费是否过于高昂，或是对于不同的企业严格界定哪些成本或者部分与环境相关或者无关。因为环境管理会计只是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运用管理会计，“戴着环境的帽子”去发现隐匿的成本；环境成本也并非单独的一类成本，只是为了正确制定决策所需的更大的成本集合里的一个子集，是贯穿企业的物流与资金流的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着眼于材料流动成本的管理会计不再是评估总体的环境成本，而是在材料流动的基础上对产品的成本进行计算上的修正。
与之对应，环境成本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常规的废弃物的处置和排放物的处理成本，包括相应的人工和进行维护的物料成本（如果是依靠相关成本中心进行记录就只有材料的部分）。保险和环境负债准备同样反映的是用于处置而非进行预防的成本实质。这部分的内容符合环境成本定义的惯例。（2）进行预防和环境管理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成本(externalservicesforgoodhousekeeping)。如果明显的话，还包括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the“environmental”shareofintegratedtechnologies)，以及经营型设备中效率损失部分(the“scrap”shareofoperationalplants)。第二部分的成本主要集中于防止废弃物和排放的年度成本，但没有计算节约的成本。同时这部分还主要关注了低排放处理技术所导致的更高的先期成本，确定了环境管理体系的相关成本。（3）废弃物材料的购买价值。从材料流动平衡的角度，需要评估所有投入材料的非生产性产出（废弃物的比例、效率的损失）。在进行存货管理的前提下，以材料的购买价值或材料的耗费价值来估算废弃物材料的价值。（4）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productioncostsofnon-productoutput)，即各自的生产成本费用的总和，包括劳动工时、机器折旧和加工材料。基于生产行为进行的成本计算和流动成本的计量，将能更加准确地确认剩余材料的流动，并且分配给成本中心或者成本的负担者。当然，需要注意避免重复计算已经计入其他分类中的成本。这取决于数据的有效性以及信息系统的质量。环境成本中，由于第
三、第四类型环境成本考虑了无效产出所导致的废弃物材料、资本与人力成本，成为材料流动成本计量中精练的核心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成本并不包括企业导致的各种外部性或者发生的社会成本。环境管理会计着力改善企业的信息系统与决策的基础，目前的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往往注重追踪既定年份实际的环境支出和材料效率损失费用，并不关注企业对普通公众发生的外部成本，或是与供应商、消费者相关的生命周期成本以及其他涉及各种“软”因素的社会成本。从会计人员的角度看，账簿记录中除工资、社保、税收以及其他自主获利以外所花费的成本都发生在企业外部，不会反映在企业当前的账目中，需要采用另外完全独立的评估方法。虽然这些成本的效应或许迟早会反映到企业的年度账户中，但并不能因此就扭曲以前年度的成本计算基础。
环境成本的具体评估方案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署环境成本会计工作组的相关资料。环境成本的评估将首先用于评估企业每年包括以前年度已经浪费原料的环境支出。年度成本是环境成本管理从上至下方法（top–downapproach）中的首要的一步，也最容易获取数据的来源。随着信息系统的逐步完善，再进而逐步分配至成本中心、生产步骤和产品。而相关节约额的计算、进行投资的选择和预计未来价格的变化，需要考虑未来的成本，单独进行处理。
三、环境成本评估的材料流动平衡分析
基于环境成本的内涵及其类型，在此假定企业所购买的全部原料在物质形态上都将全部留存于企业，形成产品和废物，或对外进行排放。基于这种“投入必定伴随着产出，或是被存储”的理念，将形成材料流动平衡的恒等关系。因而企业环境信息系统运作的核心是在一个有限的系统范围内，以物质单位表示的材料、水和能源等的材料流动平衡(materialflowbalances)。
企业在最初回溯环境事项的时候，往往并不先深入到细节，而首先关注材料流动的平衡。通过编制材料流动平衡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以物理单位记录材料的流动，成为提高企业环境业绩、评估非生产性产出的数量与成本的基础。材料流动平衡表的常规形式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署提供的材料投入产出平衡账户。其编制的对象可以是某一机构的选定的几种原料或者几个步骤，也可以是全部的材料和废物。表中应表述所用的材料及其带来的产品、废物和排放物的数量等相关信息，都将以质量（公斤，吨）和能量（千焦，千瓦）等物理单位来衡量。环境管理会计将材料处理中的平衡关系进行量化，其目的在于从头至尾追踪材料流经企业的路径。同时基于损失比重、功效转换等方法，用生产销售以及带来的废物和排污的数量来反向核对采购的投入部分，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提高材料管理的效率。
进行材料流动平衡分析的起点通常是企业层面（不同的部门编制该表可能需要进行特定的再次细分，但为了便于相互比较，要求必须能够以标准的方式进行整合）。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平衡应当按月或年编制，并实现与账簿记录、成本会计以及存储与购销系统的链接。由于许多信息是以企业为系统边界提供的，环境报告中也将按照相同的层次予以披露。所有材料的流动将按照每年的价值和数量加以列示。在此基础上，企业就能够提炼出业绩和信息收集中应加以改善的地方。通过提高可利用信息的质量和信息系统的连贯性，建立一个常规的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将以月为基础，显示资源的输入、加工以及废物的产生。
对于材料投入产出流动平衡进行评估，其评估方案将以物理单位表示的数量、价值以及相应的计算进行记录。表中需要表明材料是否经过了材料库存号码登记，是否有存货管理。同时还需要依据成本中心说明材料耗费时是否出现过存货退回，如表1所示。表中的“√”符号表示数据的来源或所需的记录易于获得。企业层面第一步建立的投入产出平衡分析将从会计系统和存货保管系统收集定量数据。
材料投入产出流动平衡的评估方案的目标是在存货管理、成本中心和生产计划中，尽可能持续彻底地追踪材料的流动，循序渐进地改善材料流动平衡的记录状况，而并不一定就要在第一年取得充分的、全部的信息。评估操作工作的起点是原料，然后是辅助材料和包装物，最后是加工材料。遵循这一思路，企业所能够具体加以改进的方面，不仅与材料的存货记数系统和过程控制相关，也与对损失部分的估计与控制，以及企业中其他计量方法的标准相关。
四、环境成本评估的流程分析
在企业层面进行环境成本评估、编制材料流动平衡表之后，下一步将把数据分析的系统边界从企业的范围再分配到具体的内部程序上。程序流程图是在技术处理层面追踪材料流动的投入产出，深入分析企业特有的加工程序，从源头上识别企业的损失、泄漏和废水等非生产性产出，如图1所示。这里需要再次以投入产出的分析形式，更加详细地检查生产中个别的步骤，有时还需要技术上的相关支持。程序流程图结合了成本会计数据中的技术信息，针对特定的生产单位、设备和成本中心操作，在总量上把每年的数量加以汇总。
将企业的材料流动分解到成本中心，甚至是具体的设备，不仅需要对技术改良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调研，而且需要追踪成本的源头。尤其应当重视前后都是以公斤为单位的材料定量记录。基于行为的成本计算和价值流动计量的方法可以解答以下问题：1)哪个成本中心处理了多少材料；2)材料投入能否被更进一步分配到生产线或者具体的设备上；3)导致的排放、损耗、废物到底有多少，是按成本中心、生产线还是设备进行记录更为适宜；4)有多少成本被正确地分配至产品，从而减少了隐匿在诸如管理费用这样一类成本中的数量。
该层次的材料流动分析由技术人员负责，所收集的数据应当反向复核，以确保与成本会计系统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内部各部门间缺乏沟通，技术上的数据和财务账簿记录的数据常常无法协调一致。经验表明，二者核对的一致性将带来极大的最优化优势，并且成为环境会计的主要工具。因此，技术上的处理与财务上的记账相互兼容是最为理想的操作方式。
五、结束语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5
关键词：空气质量；污染源；相关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中图分类号：X8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0006303
1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与区域污染源具有极强的相关性[1～3]。在特定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污染物在浓度量值、首要污染物天数，以及出现的特定时间段上会呈现特定特征[4]。笔者在系统分析了抚顺市城区高污染燃料的消耗特征、大气污染物治理排放特征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与评价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抚顺市城区2014年环境空气质量污染物的浓度量值、首要污染物天数的及月分布，与高污染燃料燃烧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科学客观地划分提供必要条件。
2主要污染物的识别与确定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方案需要明确确定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中国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共确定六项污染物[5]，分别是So2、no2、Co、o3、pm10和pm2.5。这六项污染物在崴吵乔域环境空气质量浓度特征、首要污染物天数以及时间分布上呈现了以下明显特点。
（1）以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o3，是自2012年全市有系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污染物。2012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73d，o3占了47d约64%，pm10为26d约36%；2013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78d，o3占了21d约27%，pm10为30d约38%，pm2.5为27d约35%；距现在最近的2014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123d，o3占了41d约33%，pm10为10d约8%，pm2.5达到了71d约58%（图1）。这些数据表明，抚顺市的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即为o3和烟（粉）尘颗粒物。
（2）pm10、pm2.5和o3污染物在年度内出现的时间段上，pm10、pm2.5主要出现春、秋和冬季三季，o3污染物主要出现在夏季。
（3）So2、no2、Co、o3、pm10和pm2.5六项污染物，特别是pm10、pm2.5和o3污染物在浓度上，年度内呈现规律性分布。So2、no2、pm10和pm2.5一直呈凹型抛物线，这表明4种污染物在污染排放源上具有同一性，而o3呈凸型抛物线。研究表明，o3是环境空气的二次污染物，是由于no2引发，在夏季强紫外光辐射照射下产生了no、o、no2、o2和o3各成分间循环的光化学反应。图1也表明，o3的存在与抚顺市的光照时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尽管日照时间仅是no、o、no2、o2和o3各成分间转化的一个因素，但是光照时间却和紫外线的辐射强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方面，应o3将与no2归类，分析no2与污染源排放的关系。
通过上述3个规律的分析可知，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no2是首要的污染物因子。而So2一直以来作为环境空气污染必须分析的污染物，在抚顺市的浓度量值在年度内的分布特征又与pm10、pm2.5具有相同分布特征和同源性，所以也应该把So2作为污染物因子。因此，抚顺市环境空气污染物因子确定为pm10、pm2.5、no2和So2。
3主要污染物与污染源相关性分析
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是建立两种变量是否有关联的重要方法。
为客观分析污染物排放源强度与环境空气质量间的关系，做如下技术处理。
（1）将全年烟气中的So2、烟（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为取暖期附加排放量和工业污染源排放背景值两部分，工业污染源各排放总量按12个月平均到每月中，冬季取暖期的排放量按5个月平均，分别再加到1、2、3、11和12月等5个月中。按照此方法，全年分成了取暖期和非取暖期两段，取暖期分别为1、2、3、11和12月共5个月份，非取暖期为4、5、6、7、8、9和10月共7个月份。冬季取暖期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量包括取暖锅炉排放源和工业生产使用的高污染燃料源，非取暖期仅为生产使用的高污染燃料源。
（2）将各污染物月排放量进行二次曲线拟合，与对应污染物的月平均浓度或者污染天数进行相关性比较，确定污染物排放是否和环境空气污染因子具有相关性。
3.1烟气So2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So2浓度间的相关性
烟气So2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So2浓度间的相关性如图2。
由图2可知，烟气So2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So2月浓度的拟合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者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7180和0.9634。凹抛物线特征进一步说明，两者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环境空气中的So2的浓度与烟气排放So2的数量极其相关。So2的排放量在一年中的1、2和3月及11月、12月高，而环境空气So2对应月的平均浓度也高，这也是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所致[7]。但是根据第五章的环境空气质量分析表明，So2虽不是首要超标污染物，但是仍有一些天iaQi值超过100，因此仍需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污染标识物之一。
3.2烟气中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的相关性
抚顺市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的相关性如图3，4所示（以抚顺市2014年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空气质量为代表）。
由图3可知，烟气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均呈现1～3月份、11～12月份高而中间各月份低的现象，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表明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所致[8]。图4表明，每月污染天数的分布特征与烟（粉）尘排放量也呈现良好的相关系，并且燃烧排放的烟（粉）尘造成空气中的pm10和pm2.5超标的污染物，已在2013年开始成为抚顺市的最主要的污染物，2014年两者污染天数之和已达80d，占全年污染天数的65%。pm10和pm2.5的污染应该受到严格的注意和防控。
从三者的拟合线来看（图3），烟（粉）尘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拟合线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型。虽然pm10和pm2.5的拟合度并不高，但是在9次多项式以内，2次多项式抛物线拟合形式的相关系数仍然最高。凹抛物线的特征也说明了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这个结论与其他城市的研究结果相同[9]。
pm2.5月首要污染天数间的相关性
造成pm10和pm2.5拟合线相关系数不高的原因，与非取暖期呈现部分高值有关，这是因为非取暖期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烟（粉）尘颗粒物数量虽然低于取暖期，但由于烟（粉）尘粒度过细，沉降性不佳，几年累积的结果，一旦空气层结稳定，必然会造成环境空气pm10和pm2.5偏高的现象[6]，研究表明，高污染燃料的燃烧，如果治理水平不高，在常规的干法除尘工艺条件下，直径小于2.5μm的pm2.5无法去除，除非采用湿法除尘。这说明了取暖期和非取暖期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的烟（粉）尘均是pm10和pm2.5成为环境空气质量污染最主要的污染物。因此全国很多城市均把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的烟（粉）尘作为环境空气pm10和pm2.5超标的元凶。
综合上述分析，烟气中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均在良好的相关性，pm10和pm2.5的烟（粉）尘应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最主要的污染标识物之一。
3.3烟气nox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浓度间的相关性
烟气nox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浓度间的相关性如图5。
由图5可知，烟气nox的月排放量及其拟合线与no2月浓度变化趋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从两者的拟合线来看，烟气nox的月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月平均浓度的拟合线均是一直的凹抛物线，相关系数R2分别为0.7180和0.7294。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同前述So2和烟（粉）尘颗粒物的分析结果一样，凹抛物线特征进一步说明了两者存在的良好相关性，环境空气中的nox的浓度与烟气排放no2的数量极其相关[10]。nox的排放量在一年中的1、2、3、11、12月呈现高值，而环境空气no2在对应月上的平均浓度也呈现高值，这与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有关。
no2在夏季浓度偏低，还在于夏季转化为o3所致。一般而言，o3与nox的排放量的关系如图6。
图6表明，由nox氧化物、o2和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产生的o3应该引起重视。5～9月份虽然出现的降水天气对烟（粉）尘颗粒物有良好的清除作用，但是这些月份的强辐射，nox会引发o3的产生[11]。只有控制了nox的排放，才能抑制o3的产生，进而改变夏季抚顺市空气o3超标的现象。
因此，nox作为高污染燃料燃烧的烟气排放的引发的o3污染的引发剂的角度，no2、no等nox也应该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污染标识物。
4结语
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no2是首要的污染物因子；烟气So2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So2月浓度的拟合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者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7180和0.9634；烟（粉）尘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拟合线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型，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烟气nox的月排放量及其拟合线与no2月浓度变化趋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拟合相关系数R2分别为0.7180和0.7294，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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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6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由于工业化而产生许多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放射性废物及其它毒性物质之泛滥。尤其是环境灾难（environmentaldisaster）的频仍发生，使世人深感环境危机日益严重。
为了解决环境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环境组织最初均强调训练与再训练专家及技术人员，以迎合专家人员的迫切需求。但是，各国逐渐发现环境问题涉及社会大众各层人士的行为，非环境专家所能解决，除非人人对环境有正确的认识与行为，方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教育的目的在改变人类思想与行为，因此，解决环境危机之道端赖发展环境教育。联合国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人类环境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会中建议联合国应发展国际环境计划以协助各国发展环境教育。联合国遂于1974年正式推动国际环境教育计划，世界各国均大力推行。
1977年10月联合国在前苏联的伯利西(tbilisi)召开国际政府环境教育会议，会中制定的环境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去获得保护环境和改进环境所需要的知识、价值观、态度、承诺和技能。会中曾决议：在发展环境教育计划时，必须考虑伦理的价值，环境教育应以产生认知和价值为目的，藉以改进生活品质。
1991年国际环境教育计划发行的通讯Connect，以"全球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aUniversalenvironmentalethic-theUltimateGoalofenvironmentaleducation)为主题，论述环境伦理的重要性。文中指称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在培养具有环境伦理信念的人，他具备正确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并能做出理想的环境行为。
二、人类中心主义阻碍伦理信念的演进
所谓伦理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环境伦理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伦理的内涵包括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问，虽然它源远流长，但是它真正的兴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当环境危机出现时，哲学家们开始应用传统的伦理学思考环境问题，他们常遭遇到两个问题：其一，存在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适当的关系是什么？其次，这个关系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哲学家们发现传统的伦理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暧昧。
依据西方传统的哲学观点，通常是否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直接的道德关系存在，并认为只有人类具有道德地位，所有其它东西被人类使用时方具有价值。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哲学观点。
数千年来，人类沈醉在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和万物的尺度，这种信念在文献经典中屡见不鲜。自然是屈服于人类统治，自然万物对人类有利益的方有价值。自然为人类所有，且人类有权利使用自然。人定胜天，超越自然的意念充满人类的哲学、文学、宗教、文化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为西方工业技术社会的环境典范。由于自然万物与人类之间缺乏伦理关系，人类给予道德关切是不合逻辑的，也是行不通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
伯纳(J.w.Bennett)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起源于宗教与世俗的哲学(secularphilosophy)观念。?
怀特（L.white）认为犹太基督教是最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宗教。在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有下列一段文字：「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赐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动物。?
远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481-411B.C）曾说过：人为万物的尺度（manisthemeasureofallthings）。?
阿奎纳（S.t.aquinas）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认为理性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卓越性，智力越高者越具卓越性。他认为地球上只有人类具有智力，因此地球上所有上帝的创造物，必须接受具有卓越性的人类所支配。?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信念
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下列主要信念：
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
笛卡儿(ReneDescartes)曾宣称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manasmasterandpossessorofnature）。这信念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基督教义，并已成为今日西方社会的主流世界观。
依据古希腊的思想，理性的意识是人类思想的核心，人是超越无生命的自然世界。斯多葛派（Storcism）的理论认为植物是为动物而存在，而动物是为人类而存在。?
人类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人类只具工具性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仅有人类具内在价值，且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自然万物对人类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和利益。?
人类具有优越特性，故超越自然万物
笛卡儿是现代哲学之父，他认为人类与其它动物截然不同，因为人类具有思考和语言等能力。一般动物缺乏心智和意识，可说是由零件组成的机器。人类对于这些动物和自然世界没有任何责任。
人类与其它生物无伦理关系
康德（immanuelKant）是被认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对动物的责任（Dutiestoanimals）一文中，认为只有理性的生物值得人类的道德关怀。就理性动物言，理性是他们的内在价值，并且是他们自身追求的目的价值（agoalworth）。所有理性生物均有同样的理性，并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就是实现一个理性世界。康德确信，只有理性生物对理性世界的实现有直接贡献，而非理性生物则不然，牠们只能作为实现理性世界的工具。
(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历史学者怀特在其『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认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教义将人与自然分离，人类超越自然并任意利用自然的信念是今日生态危机的根源。?
怀特认为，当前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是现代科技的产品，他也怀疑应用更多的科技是否可以避免生态的灾难。我们的科技是奠基在基督教义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人类怀有超越自然、蔑视自然、任意宰割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因此应用更多的科技将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
三、天赋权利信念推动伦理的发展
公元1215年英国贵族以天赋权利(naturalrights)名义胁逼英王约翰签署大(magnaCarta)，认为他们的存在具有天赋权利，这些权利独立于英王的意志之外，英王不得随意监禁或放逐他们。大也限制英王擅自增加财产税及没收土地的权利。
天赋权利的信念在欧美社会激起自由的浪花，导致法国的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的成功，同时掀动欧美社会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动物解放运动(animalLiberationmovement)。这些汇成汹涌的浪潮推动伦理信念跨越人类中心伦理所构筑的伦理分割线，使人类伦理信念进入生命中心领域，对非人类的生物尤其是动物赋予道德地位及法律权利。
(一)人道主义强调动物的自由与生存权
英国学者尼柯森（edwardB.nicholson）反对因为动物缺乏推理能力，而剥夺其生存权利。与人类比较，动物的心智机能较弱，感觉较迟钝，牠们也应享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正像一个，谁能否定他们的自由与生存权利？人死亡后，灵魂仍继续存在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我们不能据此用以剥夺动物的天赋权利。尼柯森也反对笛卡儿的哲学，认为动物是没有意识的机器。他坚信动物像人类一样有神经系统，能感受痛苦和愉快，因此动物与人类一样要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
人道主义沙特(HenryS.Salt)于1891年出版其著名『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动物也应该有。人类应将伦理扩大，使动物成为受益者。我们赋予动物权利并不是给予牠们同情与正义，而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我们人类文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与这件事息息相关。
沙特认为自1862年美国奴隶解放法案通过后，黑人不再遭受残忍与不公平的待遇，循此方向发展，下一个步骤该是动物的解放。而这两种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应包含人类及所有非人类生物。非人类生物遭受不公平待遇只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系统里，商业利润成为人类工作的主要目标，对一般人的福祉以不予重视，遑论动物的权利。他不奢望已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者会自愿进行改革。他赞同社会主义制度，藉整体教育规划，给予人道行为的教育。一般科学家、宗教家和文学家也应学习人道行为的技术。如果社会的道德亦是改变，社会的法律也应随着改弦易辙。(二)功利主义呼吁善待为人类服务的兽类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者边沁（JeremyBentham）认为快乐本身就是善，而且是唯一的善；痛苦本身就是恶，而且是唯一的恶。其它的一切之所以善仅仅是它有助于产生快乐而言。他的伦理信念源自他的最大快乐原理（GreatestHappinessprinciple），最大快乐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有伦理的个人或社会应扩大愉快而减少痛苦。为人类服务的牛和马，牠们都是有知觉的动物，人类应停止对牠们残暴。边沁反对以推理能力或谈论能力作为人与其它动物的伦理分割线。他认为：问题不是牠们会不会推理？牠们会不会谈论？而是牠们会不会受苦？。?
依据边沁的功利主义，引起最大痛苦的行为就是最不合伦理的行为。他反对笛卡儿的理论，认为动物只是没有知觉的机器。他怀疑为何人类法律拒绝保护有知觉的动物，何况牠们对人类有益，牠们应给予道德考量。
罗兰斯(JohnLawrence)亦从功利主义观点讨论伦理问题，他认为伦理范围应包含动物，特别是为人类服劳役的牛马。1796年他发表的『论马及人类对兽类的道德责任一文中呼吁给予兽类道德地位。依据自然法则(naturallaw)的原理，所有生物的伦理地位是基于每个生物本身具有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道德系统中，人类的道德地位是高于动物，而动物高于植物。由于每个生物具有本身的善，因此牠们应是独立于人类的利益和使用之外。罗兰斯坚信正义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人类的政府未曾承认动物的正义并将其并入法律系统。基于正义与仁慈，他建议兽类的权利应为国家政府承认，并制定法律保护牠们以免遭受人类的虐待。
(三)动物解放运动鼓吹动物权利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掀起一股热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以维护动物的权利，就是动物解放运动(animalLiberationmovement)。他们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应该尊重及保障牠们的天赋权利。哲学家辛格(peterSinger)和黎根(tomRegan)为动物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辛格于1973年发表『动物的解放(animalLiberation)一文，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与愉快，牠们应该获得人类的道德考虑，并给予生存权利。他认为将动物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正似早期种族主义(Racism)和性别主义(Sexism)将黑人与妇女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剥夺他们的权利是不道德的，因为违反了利益平等的原则(principleofequalityofinterest)。同样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也是不道德的。不能由于牠们不是与我们同一物种而歧视牠们，我们应该考虑其它物种的道德地位，并给予同样的权利。辛格建议任何有知觉的个体，应给予道德的考虑。他认为没有理由忽视动物遭受痛苦。当动物受苦时，外在的表情正似人类一样，动物也有中央神经系统作为情绪发展的中心。我们不该认为动物无语言能力而不给予道德考虑。对无语言能力的婴儿，我们是否不给予道德考虑。
黎根是动物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他建议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的概念，凡是个体具有信念和期望，并过情绪生活(emotionallife)，例如多数成长的哺乳类，这些都是生命主体。生命主体都具有传承的或天赋的价值(inherentvalue)，值得人类尊重，因此所有动物都应给予道德考虑。他认为生命主体可能是道德者(moralagent)或道德病体(moralpatient)。所谓道德病体系指人类婴孩、精神错乱者和所有动物，道德病体不负有道德责任，不论是道德者或道德病体都具有天赋价值，应给予道德的尊重。
四、生命中心伦理倡导尊重生命个体
人类经过多年的努力，将伦理的范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即所谓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此类学说通称为生命中心主义。倡导生命中心伦理的学说以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的伦理(theethicofReverenceforLife)和泰勒(paulw.taylor)的尊重自然(Respectfornatur)最具影响力。此外，黎根的动物权利和辛格的动物解放亦对人类的伦理信念产生影响。
生命中心伦理主张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价值，而不将物种和生态系涵盖在道德价值之内。尤其是泰勒的学说认为生物个体的善就是生物潜力的充分发展。
(一)史怀哲尊重生命的伦理
史怀哲倡导的伦理原则就是：鼓励和维持生命是善良的好事，而毁坏和阻挠生命是丑恶的坏事。他认为尊重生命的原理应该包含所有的生命，包括昆虫和植物。
1952年他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我的呼吁演说中有下列一段讲词：「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这些判断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点为出发点的。这种标准是纯主观的，……这种区分必然会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界上真有无价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伤害牠们。
(二)泰勒的尊重自然环境伦理学说
泰勒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于1986年发表『尊重自然一书，并宣称尊重自然就是他的环境伦理学说。
泰勒的生命中心伦理学说中，曾有系统地说明存在于人类与自然间的道德关系。其学说认为所有生物具有自身的善（同义字为好处或福祉）和天赋价值（inherentworth）,值得具有道德能力的道德者的尊重，而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便倾向于增进和保护其它生物的善。
泰勒的生命中心自然观具有若干基本信念，就是人类与其它生物都是地球生命社区的成员，人类并不超越其它生物，而且人类与其它生物构成互相依赖的系统。由于每个生物体内的功能与外表的活动都是目的导向，具有恒定的趋势来维持个体的生命与种族的生存。
泰勒的环境伦理学说的核心成分就是行动正确、品行良好，并表达尊重自然为终极的道德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道德者具有一套品德标准和行为法则，做为他们自己的伦理原理。所谓行为法则就是对生命个体不伤害、不干扰、诚信和补偿性公正等法则。
五、生态中心伦理主张生态系整体给予道德地位
若干学者认为人类应对生态系整体给予伦理考虑，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伦理考虑的生态系整体，包括生物、非生物、生态系和生态系过程等。
生态中心伦理是基于自然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哲学前提。通常包含大地伦理(theLandethic)和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
李奥波(aldoLeopold)于1949年发表其环境伦理学说-大地伦理。他认为人类应扩大社区的范围，涵盖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整个说就是大地。人类只是这社区的成员之一，必须尊重与他一起生存的其它成员。自然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并非人类所赐给。大地伦理的理论主张一个真实的环境伦理，就是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不是由于它对人类的生存和福祉具有意义，而且人类对自然世界有伦理责任。
李奥波在『大地伦理这篇文章中宣称：凡是保存生命社区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都是对的，否则都是错的。依据李奥波的观点，大地伦理的信念必须要改变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人类应停止视自己为星球的征服者或优越物种的成员，应视自己只是生命社区的普通成员。
奈斯(arnenaess)于1974年创立深层生态学，认为我们要保护所有物种，否定我们人类超越自然的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动物、植物和生态系均具有内在价值，并非它们仅有工具性价值，例如热带雨林中的昆虫与植物的多样性应受保护，并非这些生物可能产生抗癌物质，而是这种多样性具有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同样的，河流和湖泊应有清洁的水，因为有清洁的水，人类方可使用于饮用及游泳，而鱼类也要享用清洁的水。
深层生态学者认为在自然界中，人类与其它生物具有同等的价值，而物种间的竞争是正常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使用药物消灭蚊蝇和细菌就是一种自然的竞争，并不是人类超越自然及统治万物。但是人类进步的技术，常导致生态系的破坏，侵害其它生物存在的权利。由于人类的生存赖于自然界众多生物间的互依关系，消灭了其它物种或摧毁了生态系，人类本身的生存亦失去保障。因此我们人类必须学习谦逊，尊重自然。我们人类并非超越自然，而是自然的一分子。
深层生态学认为今日的环境危机是起源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现今所采取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是基于浅层生态学（shallowecology）的。以人类中心伦理的肤浅方法解决污染和资源问题，这是无济于事的方法。深层生态学者认为环境危机的解除唯有藉改变现代人的哲学观点、改变个人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结构，培养生态良知，以及认识下列基本原理：
1.地球上的人类与其它生物均有内在价值（或天赋价值），其它生物的价值不能以对人类是否有实用价值予以衡量。
2.生命的丰富性或多样性是其内在价值的实现
3.人类没有权利减少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除非为了自身维持生命的需要。
4.人类生命与文化的繁荣只能容纳少量人口的存在。
5.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正进行激烈的干扰，且情况正继续恶化中。
6.现有政策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影响经济的、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改变。
7.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在赞赏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准。
8.赞同上述原理的人有义务直接的或间接的推动所需要的改变
六、全球化环境伦理
Unep，iUCn和wwF等机构于1991年出版「关怀地球-一个永续生存的策略一书。书中建议建立以人为中心，保育为基础的世界伦理(worldethic)。此世界伦理之要素如下：
每个人都是生命社区的一部分，这个社区是由所有生物所组成。这社区将人类社会和自然联成一体。
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平等的权利，这权利包括个人生存、自由和安全、自由思想、宗教、集会和结社、参与公务、教育等。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他人的谋生方法。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并负责保护这些权利。
保证每个生物获得人类的尊重，不论它对人类有何价值。人类的发展不应威胁自然的完整，或其它物种的生存。人类应该适当地对待所有生物，并保护牠们免于残暴、受苦和不需要的杀害。
每个人应负起他对自然影响的责任，人类应保育生态过程及自然的多样性，并节俭地和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并保证再生性资源的永续利用。
每个人应公平地分享资源使用的利益与成本。每个世代所遗留的世界，应像他传承的一样，多样的和具生产力的。一个社会或世代不应该限制其它社会或世代的机会。
保护人类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利是全世界的责任，它超越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地理。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人类的伦理信念已自人类中心扩展至生命中心及生态中心。人类的伦理关系已突破人际关系，把动物、植物及自然环境列入伦理范围。数千年来，人类与自然间无伦理关系之信念已经开始瓦解。基于人类自身福祉及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动植物及生态系已渐为人类关切。非但人类的信念与态度已开始转变，人类的法律制度亦逐渐迈向绿色的境界。各国政府颁布的野生物保育法中，均明确揭示尊重自然界生物生存权利，并设置保护区，使日渐稀少的物种不致绝灭。
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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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7
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复杂性科学研究开始的标志是1973年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的出版，而有组织地推进和大量成果的取得则是1984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成立以来的近三十年。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领域不同，关于什么是复杂性科学依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它不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而是具有统一方法论的科学群。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性涌现机制”的科学，包括了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机制、分形理论以及动力系统论等的科学群［3］。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提出，基于的是对系统演化规律的思考。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CaS)是复杂问题和复杂现象的行为的自组织、自适应、聚现过程，存在于经济、生物、物理、化学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复杂系统具有以下特征:(1)开放性，即该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的相互交换;(2)个体自主识别性，即该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本质性的规律能够被自身自主、自动地识别;(3)信息适应性，即该系统能够采用随机信息的处理方法来对待无规律信息;(4)能动性，即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记忆功能、学习功能和自主产生对策的能力。系统产生自组织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异质性、非线性、等级结构和流。通常情况下，系统中个体在自适应过程中形成分化，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的、直线式的因果链，而是各种反馈交互叠加、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系统通过异质个体的非线互，自发组织而生成支配各个体之间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流传输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又同时受各组成部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性是复杂适应系统最本质的特性，由自组织带来的局部成分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正负反馈作用，演变出系统的支配参量，役使系统动态运行，是系统发展的基本机制［5］。
Brown认为生态系统具有组成成分多样性，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开放性，对环境变化做出行为或遗传上响应的适应性，系统发展的历史不可逆转性和交互作用的非线性，符合复杂性特征，是复杂系统。Brown指出复杂适应系统的中心思想是适应造就复杂，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共性就是“革新”违背守恒定律的必然结果，从而冲破系统的束缚，导致系统复杂性逐渐加深。即是说，进化革新打破了原先的有序状态的制约，使有机体获取到更多的能量，从而使系统更加远离热力学平衡态，进入更高形式的有序状态，与外界的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流越发频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高。Levin进一步指出，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圈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中，高层次的子系统是由低层次的子系统或者个体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相互适应过程中所产生的。Levin认为，并非所有的生态子系统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农田和林地等这样的人类经营的系统就不是完全的复杂适应系统，因为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是人为设计的，不是通过系统自组织自发生成的，更多的是人类介入的他组织，因此，这类系统明显缺乏自调节能力和自适应性，当有外界干扰和侵入时，应对能力和抵抗力很弱，诸如病虫害的爆发就很容易地破坏系统的功能和结构［6］。传统理论在进行生态系统分析时，多数基于还原论的观点，忽略了生物的多样化和空间的异质性，难以描述系统中各组份自主的应变性和自适应性对系统宏观行为特征的影响，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生态系统的涌现行为［7］。与此不同，强调多样性、异质性及适应性对系统宏观行为特征的影响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主体内容，这一理论观点为研究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演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Bonabeau讨论了社会性昆虫群体自组织格局的形成及其维持机理，认为蚂蚁通过个体间的交流和自组织产生社群行为，体现了CaS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聚现特征。Jansen讨论了如何用CaS去管理相互作用和协同进化的社会与生态系统，并用遗传算法模拟了两种管理情况下系统的适应行为。显然，生态系统与复杂适应系统在概念上吻合。国内学者成思危认为地球系统和生物圈行为模式都是开放的复杂系统，系统具有联系广泛而紧密的异质单元，各个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单元的影响，并引起其他单元的变化;系统的结构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性质，每一个层次都整体地表现为上一个层次的单元，并实现系统的某一功能;系统在演变过程中能够不断地通过记忆和学习来完成层次结构与功能的重构和完善;系统是开放和动态的，通过与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向更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演化。
综合以上论述，生态复杂性是指生态系统内不同层次上的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自组织性、适应性和有序性。具体来说，复杂性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系统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非线性因素，宏观上表现出复杂的演化特征，相干效应、临界效应并存，涌现、多重均衡、弹性、突变、不可逆性等复杂性突出。第二，生态系统的高度非线性、非结构化导致系统演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就需要破除传统的确定性理论模式和线性思维惯性，用复杂性理论对待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第三，生态系统的演化是时变的、动态的，存有显著时滞作用的，不同时空截面的系统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千差万别，因此，与时俱进的、辩证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系统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是非常必要的［3］。生态复杂性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我国不仅在生物复杂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方面研究极为缺乏，而且我国管理工作者还没有意识到生态方面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前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对于生态退化的根源所在、生态系统的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及其和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等等，都缺乏了解，因此在实施管理时，手段未免过于简单和武断，意识不到生物系统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尊重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原则，忽视生物链群的交互影响，从而致使管理出现真空状态甚至陷入误区［7］，例如，在退耕还林过程中推行极为简单的单一物种(或简单几种)种植方式，并不利于生态的恢复。同时没有意识到结合生物复杂性的管理手段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例如运用符合生物复杂性的生态农业技术手段，摈弃过去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有虫就用杀虫剂、缺肥就施用化肥等方法)，将有效提高生产水平并减少污染。因此我国急需要积极从多个学科入手，联手开展生态复杂性方面的研究，并将这些概念引入到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之中。
生态复杂性研究思维的创新
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复杂多样是自然生态稳定发展的基本模式。与此相适应，生态学的科学研究思维必须从简单性范式向复杂性范式转变。美国是最早有组织推进生态复杂性研究并付诸实践的国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于2000年启动了环境生物复杂性研究计划，启用各个学科的最新科技和成果，重点研究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包含涉及生物系统内部、生物系统与其他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现象［6］。环境生物复杂性计划的研究对象包括微生物、人体、极地、火山口、森林、耕地以及城市中心的社区和工业区的环境类型。这个计划使人类获得了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新技术开发等不同领域的新认识，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全球碳、氮和水循环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以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这一计划在遗传学、纳米和分子水平等方面也将有助于人类来探索环境演变中的复杂过程，并加快对遗传信息和生态系统功能相关性的研究步伐，有助于建立复杂系统模型所需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计算策略的研究与开发。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得以空前解放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此时此刻，恩格斯二百多年前对人类无限制利用自然界的行为的警示再次大声呼吁:“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自然辩证法》)［7］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我国1998年突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天灾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长江中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洪水之后，政府才又不得不投入巨资，退耕还林、退地还草，可谓得不偿失。2003年的非典事件，给全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于SaRS病毒，依旧让许多人谈虎色变。尽管自然宿主是否是野生果子狸迄今还在探究过程中，但学术界公认的是SaRS病毒确实由市场或餐馆的果子狸传给人类［8］。因此，在党的“十七大”上，我国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正确目标。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国生态学家进一步认清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相应地以复杂性科学范式创新思维和研究:一是要把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复杂系统。一方面，把人类与自然藕合成一个复杂系统，加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对待，将思维的重心从“单个要素”聚焦到“系统整体”，关注生态系统的重要部位和关节点。二是确立起复杂性思维，包括整体思维、非线性思维和过程思维等，主要是形成以下观点:生态系统是有机的系统整体，具有整体涌现性;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生态系统与生物圈行为不可分离，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相同和不同生命群体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等。三是复杂性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用前景广阔。我国急需要积极从多个学科入手，联手开展生态复杂性方面的研究，并将这些概念引入到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之中。
基于复杂性视角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复杂性系统，表现出主动适应性、多层次性、开放性、非线性等特征。从复杂性视角，生态文明是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互动，或者说自组织、强藕合的过程和结果，它与复杂性理论的结合有利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及规律做出更为完整和系统性的抽象，对于改进和规范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实践上也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空间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使生态环境建设和管理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平衡到平衡，最终达成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我们知道，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和子系统都由活动着的人群或者人群活动的积淀组成的。生态系统无所不在地带有人的印记，“人”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而人类是有意识、有思想的，可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意愿进行建设和管理策略的调整。对于给定的生态环境及环境的不确定变化，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适应性，以利用有利的资源和机会，避免有害的影响因素。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必须从意识上尊重自然，深化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利用自然的文明思想，进一步认识生物环境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帮助和制约，认识生物系统的复杂性，认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长期性和解决问题的艰巨性，从而在全人类范围重视生态环境的管理、保护［9］。
加快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的综合治理机制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具有突出的层次性和开放性，且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线性因素，导致其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等方面都很复杂。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实践上的欠缺，治理上存在着多部门分割、上下缺乏联动的现实。按照复杂科学范式的特征和要求，治理复杂性生态系统，必须尽快建立统一、高效、有序和协调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政府的治理能力不仅要体现在政府对生态系统单方面的控制操作，而且要致力于构建适应各层次、不同功能的“网络结构”，还必须具有强劲的调控功能。Bak等人用著名的“沙堆模型”生动解释了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蝴蝶效应”，即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生态系统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非线性相互扰动会对非线性产生关联放大效果，若某一个变化环节或因素得不到合理引导或控制，就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就会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新的危机产生或者新的系统特征涌现，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的当下，某一特定区域或某方面的环境生态问题都可能酿成全球性或灾难性的后果，对政府调控管理能力形成考验和压力。
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过程的最重要手段，由一系列具体政策组成。基于生态文明的复杂性特征，要求这一政策体系必须具有更大时间尺度的超前性、更宽范围或更广领域的综合性、目标更一致的协调性。国家应从新的思路、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总体利益考虑政策的取向、政策的重点和政策的强度，特别要对政策的可能效果作出预先评价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加以调整，保证政策体系的连续性和长期有效性。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8
[关键词]品牌；环境；研究构架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6-0030-03
[作者简介]蒋小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品牌学。(江西南昌330077)
一、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
1.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内涵)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品牌生态环境定义为：品牌生存的时空内，一切对品牌的生长、发育、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与各种条件的总和。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未免太过于宽泛、流于空洞、意义不大。还有没有更加精准的、更加实际的、更加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上一句类似于“我们把光照、温度、土壤、大气、水分、食物和其他相关生物等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要素称为生态因子”的话。进一步，我们要问，对于品牌来说，光照是什么?温度是什么?土壤是什么?大气是什么?水分是什么?食物是什么?相关生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考量。我们不能仅仅套用一般性的“环境”定义，那样做，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品牌生态环境的种类(外延)
(1)品牌生态环境的命名。对于品牌生态环境因子，采用相关学科的已有名称进行命名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品牌来源于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的称谓是一个约定成俗的问题，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改成别的也没有实际意义，没有这个必要。在命名问题上，重要的问题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具体因子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属性、功能、来源、成分等进行划分、归纳和整理为一个体系，命名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说，品牌生态环境命名的问题，本质上是分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归纳整理的问题。
(2)品牌生态环境的类型。在没有科学的品牌生态环境分类学研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从品牌产品生产的角度，把品牌生态环境分为品牌内生态环境和品牌外生态环境两大类。品牌内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而品牌外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以外的环境。
关于品牌内生态环境。王东民(2004)认为，单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发展品牌至少有36个关键因素：市场定位、品牌辐延、驰名商标、工业设计、专利发明、新品开发、技术进步、信息网络、市场调查、公关策略、广告创作、Ci策略、新闻宣传、企业外脑、价格策略、销售观念、营销改革、战略联盟以及国际市场，等等。这实际上是指品牌生态的内环境。对于内环境的研究，正如以上所说，首先是将上面这36个关键因素分类。
关于品牌外生态环境。同品牌内生态环境研究一样，至今还没有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对此有系统研究。从品牌环境的角度，多数品牌研究者(而不是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将品牌环境描述为：资源环境、产业环境、技术环境、人口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祖月、郝松林2006)。
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对于品牌的成长特别有影响的外部环境是市场格局，特别是市场中竞争品牌的影响。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因素类比为“生物环境”中的“种间关系”环境。当然，我们也可学习现代生态学的构架，将“生物环境”放在“种群”和“群落”中去讨论。所以，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是指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环境。
现在的问题是，在品牌环境生态学中，我们如何将其梳理成为一个有序的环境体系，并且，根据这个体系，如何简洁明了地进行分类和命名。
二、品牌生态环境的组织与结构
1.品牌生态环境的组成成分。在本文中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索，我们比照生态学中对于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构成的分类，把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分为品牌气候因子、品牌土壤因子、品牌地形因子。并且，与相应的品牌环境因子对应起来。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有无此“套用”的必要性。
(1)品牌气候因子。在生态学中，气候因子也称地理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分、空气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相应地将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与光照、温度、水分、空气产生以下的对应关系：光照――市场(需求)环境、温度――经济环境、水分――政策法律环境、空气――文化环境。
(2)品牌土壤因子。土壤泛指自然生态环境中以土壤为主体的固体成分，其中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最重要基质，也是众多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栖息场所。土壤因子对生物产生影响的方面包括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与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作如下的对应关系：土壤矿物质――资源环境、土壤有机质――人口环境、土壤结构性状――基础设施环境。
(3)品牌地形因子。在生态学中，地形因子主要是指地面的起伏、坡度、坡向(向阳和向阴)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起伏、坡度、坡向与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环境做如下相应的对应：起伏――产业环境、坡度――技术环境、坡向――媒体通路。
笔者认为，怎样的对应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起码有一个能引起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严格意义上说是品牌“外环境”中的“非品牌种群”环境，类似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环境”中的“非生物因子”环境)的结构。
2.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关联。类似于大自然的光照(热能)给地球送来了温暖，使地球表面土壤、水体变热，引起空气和水的流动，生态环境因子通过相互作用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生态环境的整体，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将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十分有必要研究各品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的复杂关系。
三、品牌生态环境的运动与变化
1.品牌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
正如在生态环境中，光照是引起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市场中人的需求是品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所以，我们也很有必要研究在品牌生态环境中，自变量是什么?因变量是什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研究势必对我们调查和预测环境变化有重要的作用。
2.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作用规律
(1)限制性规律(李比希最小因子定律)。生态学研究告诉我们，生物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生态因子或生态因子的不同强度。例如，低温对冬小麦的春化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后的生长阶段则是有害的。那些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数量和分布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因子叫限制因子。这一规律是1840年农业化学家J.Liebig在研究营养元素与植物生长的关系时发现的，后人称之为Liebig最小因子定律(Liebig＇slawofminimum)：植物生长并非经常受到大量需要的自然界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如水和Co2的限制，而是受到一些需要量小的微量元素如硼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律是否也提示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品牌运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对于你的品牌来说的“最小因子”，并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找到这个对于品牌成长限制最大的环境因子?实际上，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早已有密切的关注，如黄知常和邓阳(2007)。
(2)非等价规律。对生物起作用的诸多因子是非等价的，其中有1-2个是起主要作用的主导因子。主导因子的改变常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如光周期现象中的日照时间和植物春化阶段的低温因子就是主导因子。在品牌生态学中，各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作用是否也是等价的?如果不是等价的，那么，我们是否要研究其主导因子是什么?另外，主导因子与限制因子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研究方法进行主导因子研究呢?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鲜见的。
(3)替代性规律。生态因子虽非等价，但都不可缺少，一个因子的缺失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代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构成不可替代性。但某一因子的数量不足，有时可以由其他因子来补偿，例如光照不足所引起的光合作用的下降可由Co2浓度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数量可替代性。受此规律的启发，我们在品牌生态学中，是否要研究各种因子间的替代性呢?笔者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有许多条件多数时候是难以满足的，有许多时间是需要寻找替代性因子的。
四、品牌生态环境的功能与作用
正如生物有机体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生态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样，品牌与其环境也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直接影响
(1)品牌气候因子。前面我们已经假设，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是品牌气候因子。毫无疑问，这些因子，对于品牌的成长是有直接影响的。
任何品牌的运营与发展都脱离不开政治法律体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为微观品牌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它们就如同品牌经营的地理气候因素，它们的改变同样会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政治经济环境作为重要的品牌运营外部环境发挥作用。一国政局的稳定与动荡、宏观经济的景气循环、金融体制的现状与变动趋势、法制环境的健全程度、国家对经济的干涉程度等等无不对品牌资产运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我国彩电行业虽然具有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但并没有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全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国有彩电企业背后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地方政府目标(税收、GDp)与企业目标(利润、发展)往往不一致，导致彩电行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全行业盈利能力低下，对彩电品牌的技术积累及品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经环境通过对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影响，进而对品牌运营环境产生作用。郎咸平2004年挑起的对海尔、tCL、科龙改制的质疑，掀起了一场国有资产改革大辩论，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必将对相关的国内品牌运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国内的著名品牌如海尔、娃哈哈、海信、长虹等都遇到了产权制度改革这道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这些著名品牌的未来演进和走向。
(2)品牌地形因子。我们假设的品牌地形因子是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显然，这些对于品牌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媒体通路。中国有句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说在好的环境中，一个人会跟着学好，而在一个坏的环境中，这个人则可能变坏。所以，孟母择邻而居有三迁之举，就是希望孟子在优良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品牌形象的传播需要传播的方法和路径，也就是品牌传播的通路。品牌传播就像“买房子，选邻居”，在哪种媒体、哪个时段、哪个地方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必须要有严格的分析和思考，这样才能使品牌走对地方，传播也才有效。
技术环境也是品牌经营所面临的最具变革性的环境因素之一。一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品牌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任何品牌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将信息技术当作简单的工具，而是必须在战略上与根本商业模式上对这一环境的变化做出反映；另一方面，产业内技术环境的突变同样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3)品牌土壤因子。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三项是我们假设的品牌土壤因子。这三个因子对于品牌的影响应该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显然，人口环境是从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品牌经营产生影响：一是人口统计因素的变化；二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风俗文化的变化；三是消费时尚与潮流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矿藏储量、民族风俗要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企业要根据资源打造品牌，谋求发展。特别是在集团性品牌组合中，需要我们研究各个品牌资源的不同配置，需要对不同品牌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深入的研究。
2.品牌对品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变化
(1)趋同策略。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蝙蝠与鸟类，鲸与鱼类等是动物趋同适应的典型例子。蝙蝠和鲸同属哺乳动物，但是，蝙蝠的前肢不同于一般的兽类，而形同于鸟类的翅膀，适应行活动；鲸由于长期生活在水生态环境中，体形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也发育成类似鱼类的胸鳍。
类似的在品牌竞争中，为了适应环境，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趋同策略呢?这和差异化策略是否是矛盾的呢?矛盾在哪里?不矛盾又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否可以从品牌的本地化来理解品牌对环境的生态适应――趋同策略。
(2)趋异策略。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适应方式和途径等。趋异适应的结果是使同一类群的生物产生多样化，以占据和适应不同的空间，减少竞争，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根据引起生态型分化的主导因素，可把生态型划分为气候生态型、土壤生态型和品牌生态型等。
参考文献：
[1]蒋小钰.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构架初探[J].企业经济，2008，(3).
[2]王东民.品牌生命的复杂性和复杂的品牌生理生态学[J].商业研究，2004，(6).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9
一、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环境法理阐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二要素论
中国古代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5]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决定了我国当代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内容的环境伦理思想的构成，但当我们追问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之产生了或应当产生更大的影响。
现代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可上溯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马尔萨斯在1789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提出人口和其他物质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土地和粮食）的限制；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里论述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时与马尔萨斯保持一致，并且发展了他的观点。19世纪，美国掀起了自然保护运动，以G·平切特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提出了“持续发展”的主张，成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渊源，以J·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存主义者提出的“自然保存”主张是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思想的奠基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K·e·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大的生态系统就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的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小小的飞船内有限的资源开发完，人类生产、消费所排出的废物最终将使这飞船舱内完全被污染。这一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而采取“储备型经济”；必须改变传统的“消耗型经济”，而代之以休养生息的“生态型经济”；应实行“福利量”的经济，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注重于“生产量”的经济；必须建立能重复使用各种物质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以替代传统的“单程式经济”。1968年，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以讨论人类前途为中心议题的“罗马俱乐部”成立，该俱乐部1972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从推论中得出结论：“是许多有洞察力的人已经认识到那一种——就是人类的许多活动的加一倍的时间短促，加上被加倍的数量巨大，将使我们非常之快地接近于这些活动的增长极限”。[该报告的主要论点是：人类社会的增长由五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发展趋势构成，即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私有制、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都是以指数的形式增长，五种趋势的增长都是有限的，一旦达到它们的极限，增长就会被迫停止，而等待自然极限来迫使增长停止又是社会难以接受的，人类必须自我限制增长，或者协调发展。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绿色组织运动含有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体，保护生态环境，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联系”等。但绿色组织运动更强调“持续”，而不重视“发展”，绿色经济是一种不以增长为目的的稳衡状态的经济。可见，绿色运动的“绿色思想”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但它却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法学者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20世纪70-90年代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1980年）、《我们共同的未来》（1983年）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这四个重要报告为标志的。“持续”一词英文为“sustain”,源自拉丁语“sustenere”，意思是“维持下去”或“保持继续提高”。“发展”一词英文为“development”，指的只是经济领域的活动，其目标是产值和利润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非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目前，普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英国著名国际环境法学者菲利普·桑兹提出的“四要素”理论，即可持续发展原则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四个核心要素。笔者认为，从《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来分析，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应当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要素。
“代内公平”（intra-generationalequity），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代内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中得到体现。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它的原则5要求：“在使用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原则24要求：“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由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精神来加以处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组《关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包括“各国应以合理和平等的方式利用跨国界自然资源”的原则。1978年的《亚马逊河区域合作条约》规定，促进亚马逊河区域的协调开发，既使各缔约国公平分享开发利益，又促进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合理利用。1987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序言中提出“采取公平地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全球排放总量的预防措施”。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包括“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产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内容。代内公平强调同处一代的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享有均等的机会，它将环境公平权的权利主体指向了同处一代的所有人，既指本国范围，又指国际范围。
“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源于美国e·B·魏伊丝（edithBrownweiss）教授于1984年在《生态法季刊》上发表的论文——《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魏伊丝认为“作为物的一种，我们与现代的其他成员以及过去和将来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的自然、文化的环境。在任何时候，各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部分，代际公平已在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其他文件中得以反映。1949年的《国际捕鲸条约》规定其宗旨是“防止所有种类鲸鱼的过度捕猎”、“为未来世世代代子孙而保护鲸鱼类这一丰富自然资源”和“建立国际捕鲸管制制度，以确保鲸鱼族类的适当养护和发展”。1968年的《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的宗旨是“从经济、营养、教育、文化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为了当今和未来人类的幸福，鼓励个别和共同行动，养护、利用和发展土壤、水、动植物”。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提出“各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并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它自己的生物资源”，并在第2条中将“持久使用”界定为“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方式和速度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衰落，从而保持其满足今世后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潜力”。
马克思曾说：“所有社会对未来的世代的地球都有保护的义务，地球只有占有者或使用者，而没有所有者”。代际公平正是以这种价值观念为出发点，将环境公平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后代人，它是代内公平权的一种延伸。代际公平权必须也只有与代内公平权联系起来理解，才是正确和全面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延伸，后者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保障。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拓展的环境法学反思：应否增加“权利公平”要素？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界兴起了环境伦理学，其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者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都主张突破传统道德只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将伦理学扩展到调节人与非人存在物(动物或所有生物或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面对来自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持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环境法学者必然如此设问：非人生命体到底有没有权利？一旦我们承认了非人生命体的权利，那么可持续发展就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也存在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且这种可持续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吗？非人生命体权利的维护能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物的可持续生存与自然的可持续存在提供可靠的保障吗？
因此有学者开始了“权利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相互关系的研究。牛文元教授认为：“‘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吕忠梅教授认为：“权利公平”是指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权利公平。“它要求改变人类的基本法律观念，确认包括人和非人在内的生命主体及其权利”。“生命主体（Subject-of-life）是那些可以感觉到幸福的个体，是能感觉出好或者坏的种类(experientialwelfare)；所有生命主体，包括人和非人，都有不受危害的权利”,“我们对生命主体负有直接的义务”。[22]钱水苗教授认为：我们应当从过去和现行环境法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转向“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将“权利公平”作为它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有学者使用了“自然公平”的概念表述类似的观点，如郑少华教授在《生态主义法哲学》一书中基于“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之底线是不是破坏生态规律”、“人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人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的基础在于大自然无偿提供一些资源，因此，人类应该受自然公平之约束”等原因，提出“自然公平，是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在享受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方面的平衡问题”。并将之与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相并列作为人类回到“生态正义”含义问题所必须考虑的三个角度，即“作为维护生存必须资料与满足人类共同生活的生态系统，每个人的义务（责任）应如何分配，法律才能平衡？”（这涉及到代内公平问题）、“作为人类世代所居住的地球，只有一个，后代人也有居住的权利，而前代人在地球的保全方面造成过破坏，因此，在前代人、当代人、后代人之间形成的自然‘债’，法律应如何衡平？”（这涉及到代际公平问题）和“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其他物种也具有某些权利，那么人与其他物种的权利如何衡平？”（这涉及到自然公平问题）三个视角。
笔者认为，根据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来分析，其内涵仅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要素。但可以把权利公平，即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物之间的权利公平，作为环境资源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予以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地球物种的多样性，最终也将有利于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持续发展。
其实，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环境立法已经走在了我们观念的前面。美国所有的州几乎均立有保护动物的法律，如伊利诺斯州1973年制定的《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HumanCareforanimalsact）。美国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案》适用于所有动物、昆虫和植物，只有那些严重威胁人类的细菌、病菌和蝗虫被排斥在外。该法案把物种的伤害不仅理解为对该物种成员的杀害，而且理解为对它们所依赖的环境的破坏。该法还把“重要的栖息地”一词引入美国的野生生物保护法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不仅有机体拥有合法的生存权利，而且生态系统也拥有合法的存在权利。意大利也曾制定一项有关家养动物保护的法律，并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承认动物的“生活权利”和建立一系列“以确保人和动物和睦相处以及保护公共卫生与环境”的制度。1976年的欧洲公约《关于在饲养中保护动物》第4条规定：根据已获得的经验和科学知识，限制动物活动自由时必须考虑到有关动物所属种类，不得对它造成痛苦和不必要的损伤。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世界自然》还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再被视为自然界之上或之外，而是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部分。1991年10月，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表了《新的世界环境保护战略》，其中作为有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9项基本原则的第1项原则就是“尊重生命共同体是重要的”，该原则所表现的是“在现在和未来都有义务尊重他人与其他所有的生命体”的伦理原则。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承认：“缔约国清楚地知道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在1992年里约地球高峰会议期间，参加“国际nGo、社会运动体研讨会”的世界团体和个人缔结了若干nGo条约，其中就宣示了“所有的生物或无生命物质具有实存和固有的价值”，“确认所有的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生存、保存以及受到保护的权利”；“所有生命的多样性具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生命的各种形态具有存在的权利”。这些国际组织的条约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人生命体的内在价值。
除此之外，近年来，美、日等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非人生命体权利的诉讼。1975年，美国纽约曾审理了一桩以拜拉姆河、拜拉姆河河流污染防治协会、一个村庄以及一名自然人作为共同原告（并且后三者还是拜拉穆河的诉讼人）诉博特·彻斯特村等七单位(当局)案，法院最后确认了拜拉姆河的原告资格。1978年1月27日，塞拉俱乐部法律保护基金会和夏威夷奥杜邦协会代表仅存的几百只巴里拉属鸟提出了一份诉状，要求停止在该鸟类的栖息地上放牧牛、绵羊和山羊。这件案子的名称是：巴里拉属鸟诉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局。1979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为巴里拉属鸟作出了裁决。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局被要求必须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禁止在芒那基火山放牧的工作。这两个案件均确认了非人生命体的诉讼主体资格。此外，还出现了围绕非人生命体自身生存权利的诉讼，如松树的生存权诉讼。到90年代，美国非人生命体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
三、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2001年7月1日，同志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2002年3月10日同志出席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明确指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至此，“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正式确立。2004年3月1日，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吕忠梅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政治表达，其基本内涵与价值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内涵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发展的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而并非这三个方面的简单相加，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这一定义只是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追求的一种理念，而并未将之作为本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该定义内涵中“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之外的新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来分析，科学发展观已经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的内涵增添了新的要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环境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
[1] [2]
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全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