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1:09:14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1

关键词:议题设置;网络;语言暴力;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2-0050-02

网络社会,信息的迅捷传播使新闻和公众议题设置呈现多路竞出的态势,一方面,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依然可以职业化地设置议题;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和社会各界人物网路自媒体(如韩寒博客等)及网络新闻媒体(如第一视频新闻网)正日益显示出设置公众议题的动员、影响力,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如新闻评议中的蓄意诋毁、人身攻击等)成为显著的负面传播镜像,也给全媒体时代业界社会责任的践行提出了新课题。

一、网络语言暴力损害新闻和公众议题

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属精神伤害的范畴。[1]语言暴力是出现于社会日常生活中或个人网路行为中,还是出现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前者是难以避免和控制的,那么后者正是要加以警视、避免和控制的,因为出现在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的语言暴力,借助新媒体的传播被放大,进入了公众视听,成为社会的显像,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社会传播。

网路语言暴力不乏例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和四川电视台记者在微博互骂和“约架”事件有一定代表性:2012年7月,吴法天在个人微博上了一则有关什邡事件的言论,认为钼铜项目不会污染环境,并请方舟子出面就此进行科普和辟谣。此论一出引来网民一顿斥骂。在声讨吴法天的网民言论中,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由此激起俩人在网上的互骂,进而把一次就公共事件的争论导向了网上“约架”,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公园殴打和网民的谩骂升级,恶性循环[2]。此外,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新闻网谩骂香港人也很典型。第一视频新闻网一直就时事热点评论,2012年1月19日,“内地儿童在香港地铁进食引发争议”视频上网后,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孔庆东一段七分钟网络视频评论,其中,孔庆东连续对香港人爆粗口。上述两例中网络暴力语言带来明显的消极传播效果。

我们知道,新兴的微博和网络视频新闻媒体在公众议题设置方面开了新言路,多了自由讨论路径和平民声音,并且借助网络迅捷传播,在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和其他技术、成本限制方面比传统媒体有优势,在社会新闻告知和公众议题设置上的重要性正日益彰显,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博客和视频新闻等是新兴媒体,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暴力在其中出现,说明网路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有明显缺陷。20世纪上半叶,美国思想家约翰?杜威看到当时日益壮大的报纸、期刊等新闻与大众传媒,欢欣鼓舞。在他看来,新闻和大众传媒可以构建公众理性议事的平台,是社会各界对话的最有利场所,是减小政治压迫和社会暴力冲突的缓释剂。在公众的自由讨论和协商中,可以超越暴力集团的压迫,于是“就有了一种信息的存在,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报偿,于是也有了一个值得人们热爱、赞扬和忠诚的社会。[4]”这就是杜威先生设想的新闻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效用之一。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形是:不仅为杜威先生所看好的传统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水准有待提高,而且新兴的网路媒体在公众议事过程中还时有出位行为,在公众议题讨论中超越侮辱性诋毁、超越语言暴力、达成理性对话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二、网络语言暴力折射业界践行社会责任不平衡

在议题设置情境下,把语言暴力当成可以自由的言论,这种现象更易出现在网络新闻媒体中,折射出业界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是不平衡的——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不平衡。对于传统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而言,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公器”,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罗伯特?哈钦斯委员会正式倡导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以来,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国新闻媒体(尽管对社会责任概念有不同理解和诠释),纷纷制定自律规约,在力求自律的同时,辅之以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评议监督,以期在理性框架内为社会提供新闻服务,设置议题和引导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像报纸和电台、电视台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已经有一个以自律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社会责任框架,在此框架中,反低俗、反语言暴力通常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传统新闻机构长期的职业操守,使得职业新闻评论人通常不会在公开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像网络新闻评论“嘉宾”孙庆东那样肆意谩骂,语言暴力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比起出现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要小,因为传统新闻媒体要保证公信力,通常会注意恪守新闻职业伦理底线(越界者如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关门大吉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点)。对于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个人微博在设置和介入公共议题时有此功能)而言,其传播平台提供者和从业人员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践行社会责任的。

首先,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可能有“社会公器”的意识,但是其商业运行模式却是以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为运作指向,而理性地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有时却会和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运作指向不一致,换句话说,如果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网站要提高网民点击率和网页“逗留率”,语言暴力这种出位行为有时可能凑效。而在个人微博,语言暴力如影随形,在此领域,甚至还没有一个明确媒体社会责任概念。其次,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在行业外部和内部都缺乏社会责任框架和伦理约束机制。从行业外部讲,国内外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措施约束新兴网络新闻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在一向讲求“自由表达”的西方,一边播报新闻一边进行脱衣秀的视频新闻女主持人就在这种“自由表达”理念下大行其道。在美国,相关的法律也只有一个,就是1992年订立的“通讯礼节法”,主旨在于禁止通过网路向未满18岁的青少年人传输不雅或明显违法的资讯;在英国,相关的措施也就是推动成立了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监管基金会,旨在消除通过互联网传播含有儿童色情和种族仇恨等内容的资讯。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新闻立法还未完成,对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比较明显的管理措施有两项,一是鼓励网络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诸如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进行专项整治。我们看到,在相对粗放的社会管理背景下,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要守住伦理底线、践行社会责任更多靠自律。相对于传统媒体比较成熟的自律规约体系而言,网络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刚起步,所以在践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安排和观念约束方面较之传统媒体显得松弛。再次,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内容产出与传统的新闻媒体不同,后者的从业人员都经过一定的职业训练,新闻的内容产出有着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程序,对新闻内容的把关审核比较严谨;而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新媒体,新闻出镜人员的入行门槛相对较低,新闻评论员的个性化(有时伴随情绪化)特征明显,易致出位言行。

三、网络语言暴力给业界带来的警策

网络新闻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享有言论自由的在操作上的便利,而网络媒体在伦理规约和自律方面的弱化境地,有时可能使得这种言论自由被滥用。有事关公众议题设置的情境下,以为言者无过,可以在网络媒体上率性而言、不受拘束,言说在我、听之由人,实为认知误区。

这个认知误区源于不理解网络新闻媒体的公众议事平台功能(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和议题放大功能(把议题提交社会和公众加以注意和评议)。网路媒体既是公众议事平台,就要有一定的规则: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相伴而行。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始终是一对不离不弃的概念。公众把设置议题的责任托付给新闻媒体(不论是传统还是网络媒体),也希望媒体征集和各方意见,以让公众“兼听则明”,但是,言路自由并不是不受任何拘束,换句话说,讨论是有边界的——在公众议事的过程中,如有诽谤、构陷、谩骂以及恶意煽动暴力和攻击行为的言论或示意,都是社会伦理(有时是国家或地区法律)所坚决制止(有时是惩戒)的,语言暴力当然属于被制止之列。网路媒体既有议题放大功能,就应保证进入公众视听的议题有讨论和评议的价值。在议题设置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的谬误在于:对本该进行建设性讨论的公共议题施放噪音,把讨论变成诋毁和攻击,把社会舆论引向消极面。这个认知误区还源于不理解媒体的文化表达功能。媒体在当下议事、导引舆论的同时,还有一种隐形的、长远的文化影响力,正如传播学名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在文化的层面上,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现实的定义者与形象构成的主要来源,以及社会认同的主要表征;与其他任何单一的机构相比,大众媒介是人们暇余生活中最大的聚合场所,它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共享的文化‘环境’。[4]”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新闻评论员在这种共享的文化环境中不加节制地信口谩骂,就是对公众视听资源的浪费。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暴力是附着了重度情绪化色彩的个人无理诉求和对他人(个体和群体)的无理贬斥、诋毁,无形中增加的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垃圾、牺牲的是理性对话场域和达成社会谅解的文化建构,其社会价值和文化导向,也是消极的和负面的。

我们认为,在全媒体时代,要避免和消除议题设置情境下的语言暴力,首先要从大处着眼,即改变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平衡态势,构建适于全媒体时代的新版社会责任规约框架;其次,对于新兴网络媒体而言,在顾及自身商业运营模式和言路自由价值取向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应在网站上开辟评议通道,以获取来自广大网民的及时的媒介批评意见,同时,提高新闻出镜人员的媒介素养,强化新闻内容产出的把关程序,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和话语,为建构社会公众理性议事平台而努力;第三,在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传统媒体因有先发和相对成熟的优势,似应义不容辞地在业界“以身作则”,并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自媒体有诸如语言暴力的出位言行时,及时给予公开评议、形成来自业内的有力监督。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语言暴力[oL].http:///view/455600.htm.

[2]微博“约架”[n].中国青年报,2012-07-23.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2

伴随着web2.0热潮和互联网再度兴盛的是免费和低收费下的低成本网络建站模式,但是眼球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广泛被关注的网络暴力,体现在群体对个体的袭击中,可以被隐藏的网络暴力,发生在个体对群体侵权里;自由的互联网,以承载娱乐为商机,也以承载娱乐为痛楚。

尽管我国许多省市都已经执行“网吧上网实名制”,甚至重庆市公安局更是要求在家上网亦需登记备案,但是这些措施应对网络暴力似乎力度还不够。

“网络暴力”、“网络暴民”等概念,随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逐步丰富,也更广范围地被社会所知道、所了解。

键盘成为“暴民”武器

是民不可欺的真相展示,还是假面舞会的放纵之举?当道德谴责穿越网络来到现实社会时,“正义”已经被偷换概念,而“暴力”却被完好地保存。

起因差异甚大,但是最终的结局,却相差无几,处于事件中央的人,不仅遭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其现实生活也因为网络喧嚣而被彻底颠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在其博客遭受无端谩骂之后,慨叹说,“目前网络世界最大的负面效应是语言暴力泛滥。”但是,无论早期的“川航张敏佳”事件,还是近期的“铜须门丑闻”,都在为中国互联网不断创造着娱乐和传奇,而从看客到哄客的转变,使得中国网民正遭受全球范围的指责――“以键盘为武器的暴民”,这已经成为对网络暴民的新诠释。

2004年8月8日开始的“川航张敏佳(小小马哥)”事件,最终以公安机关介入提审当事人、所在单位四川航空公司对其除名,以及被勒令在网络上发表“忏悔书”告终。法学专家开始反思:以过激举动对张敏佳的“调查”,以及该调查产生的直接后果,整个过程是否合法。

2005年9月5日,西南大学女学生陈易在天涯发贴,表示要“卖身救母”,以求获捐款资助,帮助其母亲进行手术。随后,网友“八分斋”赴重庆调查并写出质疑文章,引发对陈易的大范围谴责。在母亲去世后,陈易在网上公布所有捐助开支及剩余款项,有文章认为,“陈易救母失败的遗恨,某种程度上是网友集体杀人”。

2006年2月26日,娱乐网站猫扑网首发“踩猫”照片,短短数日内,网民组织的“缉凶行动”席卷互联网,包括踩猫者、拍摄者、传播者在内的多方人士信息被大面积散发。最终多名当事人被单位停职停薪,“进行反省”。事发地黑龙江省萝北县为“增强公民关于爱护小动物的意识”,悬赏两万元征集“具有教育意义标志性建筑”方案。身处事件中央,踩猫者的道歉信难掩被群攻的痛楚,“这事不仅伤害了广大网民及市民,同时也伤害了我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我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伤害更深的是我本人,”“我个人的隐私被别人炒作,自己不经意被别人去利用,我是多么的可悲、可恨!”

继踩猫事件之后,“魔兽世界铜须门”事件成为网民集体蜂拥的对象。河南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程明武告诉记者,“出现这些现象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网络道德’的涵义被曲解。”他表示,网络调查可以作为现实调查的参考,但是不能直接用于现实中的评论依据。

“道德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名誉、名誉决定前程,由于网络匿名性问题,导致了很多评论随意性比较严重,网络调查也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现实里的主管单位,依据网络调查得出的结论采取行政措施,很有可能对信息被侵犯者不公正。”程明武表示,对网民在现实社会的情况调查,应当由公正和权威的机构去进行。

“从法律角度看,踩猫事件和铜须门事件有着不同的特征,所以判断也应当有差别。”盛邦(中国)法律顾问有限公司执业律师于国富说,“踩猫事件本身是违反了一些社会法规的,所以对于事件制造者本身,以及那些为了某些利益传播不良信息的人,应当予以处罚,但是不应当由网络人发起惩罚,而是由执法机关进行处罚。铜须门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属于盲从者,从法律角度看是可以不予追究的,但司法机关应当将事件直接肇事者和恶意对网民进行鼓动的关键人物调查出来,进行处罚。”

正是由于网络的匿名特征,使得网络道德底线很容易被冲破,随意性因此增大。“网络调查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负有责任感,这就使得网络暴力宣泄的可能性增大了。”程明武说。

随着网络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一些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网络暴力事件时,已经给这些事件的参与者冠以“强加道德的批判哄客”和“以键盘为武器的暴民”等称呼。

现实处罚遭遇“违法取证”?

网络暴力大多源于定位模糊的各色论坛,而大中型网站在新闻关注的幌子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如此恶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下,《文明办网倡议书》容易蜕变成“互联网上的形象工程”。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络群体暴力躁动的背后,是互联网新模式变迁的阴影。

“新浪博客采用的是3.0beta版,加入了很多的功能,特别是群的功能,更加能够贴近博客需求。”原新浪博客管理编辑金建华说,“在一些原本严肃探讨问题的文章后面,因为一些网友的不理智,在跟帖时随意谩骂甚至辱骂,使得严肃探讨变成‘力比多’现象的例子,举不胜举。”

不容忽视的现状是,随着互联网的再次兴盛,也就是所谓的web2.0时代的繁荣,大量处于模糊模式的论坛成为网络暴力的发起地。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主任杨一平律师认为,现实中骂人可能导致开骂者自己的社会评价降低,网络上骂人给被骂者带来的名誉上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现实中更为严重,但是相对而言,对开骂者的影响却少得多,特别是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之后,人们看到的,更多只是被骂者的窘境。“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碍于脸面或体面,一般还都不敢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但一到网上,由于其认为是虚拟世界,又不必留下实名,所以就变得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骂了。实践证明,在网上‘大开杀戒’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名实姓,这些人的根本目的,无非就是起起哄、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而已。”他说。

“从恶语相加,到劫持域名、邮箱、封iD,乃至窃取他人网上私密资料,网络暴力的背后,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扭曲。”于国富律师表示。于国富曾大力呼吁“网络不是黑社会,大家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是在大量的论坛和个人博客中,“群骂”现象不仅没有减弱,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一系列免费论坛系统和个人门户建站系统被大量的个人网站采用,人群结集的速度以空前的速度加快。目前,国内个人网站和小型网站普遍采用免费或低收费论坛系统及个人博客网站建设源程序建站,这些源程序包括Dvbbs、Discuz、pHpwind、BBSXp、oBlog、pJBlog2、pHpBB等。正是在这些免费和低收费建站系统的帮助下,一大批个人网站系统迅速建立,成为聚拢一部分人群的利器。

“从某种程度上看,现在web2.0只是眼球经济的继续,所谓用户体验,不过是进一步满足网络用户现实中失落情绪的补充。”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告诉记者:“中国的网民仍然会以很高的速度增加,网络如何消化如此大规模的网民,值得研究,不能只看到数量增长,也要考虑到方向引导。”黄澄清表示,提倡绿色上网,和挖掘网络新经济活力并不矛盾,重点在于建立多种能够形成良好环境的运营模式,而不是简单地看规模。

河南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程明武则对现有的互联网环境表示担忧,他告诉记者:“网络暴力之所以会产生,是有其本质原因的。政府也好、舆论也好,一直在呼吁要文明上网、上绿色网站,但是更应该看到,从网民端抓文明上网,并不是好途径,既要花费更多的控制成本,也很难起到作用,毕竟这个群体太大了。”

2006年4月9日,北京地区14家网站发起《文明办网倡议书》行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该倡议、签署倡议书的网站越来越多,但是专家仍然对此表示担忧。“倡议书从根本上看仍然只是行业自律行为,主观性意愿色彩较浓,能否长期坚持,挑战较大。政府还是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的法律机制,以强制方式维护互联网向健康方向发展。”程明武说。

“依靠自发性的倡议,不能杜绝网络暴力的持续发生。”于国富律师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签署倡议书的都是大型网站,而网络暴力的发源地,却往往是网上的小社区、小论坛,随着事态进一步扩大,大网站则以新闻关注的形式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网络暴力在现实中的影响力,也间接加重了对事件个人的伤害。”他认为,无论从网络道德层面疏导,还是要求网站自己做出清醒判断,都是不现实的,关键是现实中的执法机构要明确,什么情形可以判定为“充当了网络暴力的延续作用力支撑”。“从法律的角度看,无论是川航张敏佳,还是今年的踩猫事件,网民自发的‘取证’都属于‘违法取证’,从法律程序上应当不予采信,那么最终在现实中给予当事人的巨大压力和影响,是否合适就值得商榷了。”他说。

作为这两起因为网民义愤填膺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现实延续,当事人被所在单位除名或停职,现实生活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有甚者,“踩猫事件”的发生地当地政府为了消除所谓“负面影响”,花费2万元征集“爱护小动物标志性建筑方案”,更被专家们一致看成“不妥当”或者“形象工程”。

“一对多”可能也是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并不仅仅是集体对个体的权益践踏,就在少数“个人网民”因为被多数“集体网民”炒作而身陷囹圄的同时,大部分人的权益,也正在被个别利益组织偷偷当做渔利的工具。

2006年初,一家名为“全球最大中文搜人引擎”的网站Ucloo广受关注。由于该网站通过手机注册、对个人信息搜索明码标价“一元一条”,被认为严重侵犯个人隐私而受到大面积谴责。在1月中旬,该公司.cn域名被封,Ucloo一度表示要控告域名注册商违约。

7月25日记者再次登录该网站发现,该网站已经取消了收费,可搜索信息也大为减少。

Ucloo在网站声明中表示,该网站的理念在于提供“搜人”服务,目的是“帮助人们找回失散的亲人,往日的同学、同事和战友”等,是“以完善用户的人生之链为中心”。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温情”的网站,被网民看成“2006年第一流氓网站”,甚至有网民因为该网站更换自己的手机号码,以避免个人信息过度泄漏。

最为重要的是,Ucloo网站的公司注册地为美国,在被中国媒体聚焦之后,该网站将服务器由上海迁移至美国,进而回避了iCp资格申请、网站备案等国内网站所需的例行程序。

“这个网站所拥有的个人信息,仍然是国内民众的,因此在事实上存在对群体民众的侵权行为。”于国富律师告诉记者:“但是在法律界定上,由于我国在这方面对法律规定比较粗略,因此事实上还很难有很恰当、直接的法律依据。”

但是,由普通网民去该网站并不现实,“如此庞大的数据,不太可能是Ucloo网站自行搜索和整理的,而是从其他网站购买的数据库。行政机关应当彻查数据泄露源泉,并根据相关法律对出售方进行公诉,由法院进行惩处,然后再根据判决要求该公司所在国法院,判定该数据不能参与到商业行为中。”于国富律师说。

尽管Ucloo网站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提供的国外个人信息要比国内详尽,并且该网站国外个人信息已经商业化,但是参照相关法律,这一表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以德国为例,该国早在1997年通过的《联邦信息与电信服务架构性条件建构规制法》就明确保护个人信息,要求任何人、任何公司不能对网民个人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并明确规定,“用户在其个人资料被搜集前,应被告知对该搜集、处理及使用的方式、范围、地点及目的。在对用户身份能事后辨认或个人资料的搜集、处理或使用已预先设定的自动化程序中,用户应从一开始就被告知有此程序。”

同样,美国也在1997~1998年连续出台《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有效保护隐私权的自律规范》、《1998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要求网络从业者在网民隐私方面承担责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通过法律诉讼方式,对侵犯民众隐私的网站和运营商进行逐一曝光和打击制裁,使得目前全美国网站均在网站上公布自己的隐私保护政策。

仅以这两国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法规为参照,就可以看出,Ucloo其实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能因侵犯公众隐私权而遭。更有媒体调查显示,Ucloo的中国网民数据库,很可能来自某同学录网站的注册信息数据库,这就使得商业利益组织涉嫌对网民采取“信息盗窃”的可能性增加。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已经有委员提出《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的提案》,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呼吁不断高涨。

“一方面是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另一方面是我国采取的‘成文法’体制,这两者的差距正在加大,这也是我国法律跟不上现实需求的原因。”于国富律师说。

无论是群体对个体,还是利益个体对公众群体,只有个人信息数据能够从法律层面得到保障,才能够最大程度防范网络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在这之前,在“民不可欺”的幌子下,以“吸引眼球”为真实目标的web2.0负面事件,还将不断上演。

链接:“铜须门”事件简述

2006年4月12日,网名为“锋刃透骨寒”的男子在国内某论坛发帖,指称《魔兽世界》游戏麦服联盟“守望者”公会会长利用网友聚会后与其妻子发生不轨行为,呼吁网友给予帮助。

短短3天内,百度搜索该信息ip地址超过百万,网友在游戏中举行静坐、游行、谩骂、自杀等集体性示威,声讨会长铜须。

4月14日,“锋刃透骨寒”发表声明,称其帖子及其中的QQ聊天内容多有杜撰,“游戏已经结束”,但大部分网友认为,“锋刃透骨寒”发表该声明是迫于现实压力,如果就此放手,则会使坏人逍遥,起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声援网友组成“网络狗仔队”,通过多种途径调查,4月16日,铜须真实身份及联系方式被公布在网上。

网友在网络中发出“江湖追杀令”,表示“郑星同学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呼吁广大机关、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商场、公路、铁路、机场、中介、物流、认证,各界对郑星及其同伴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表示认同……”

4月18日,迫于压力,就读于某大学的学生“铜须”通过视频方式对事情经过进行澄清,遭到网友的更大面积谴责。

各大网络媒体、主流社区论坛和社会新闻媒体迅速跟进,“铜须门丑闻”从网络事件演化为社会性事件。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3

关键词:网络游戏;暴力;定义;暴力犯罪;样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6.14

为了搞清楚网络暴力游戏与未成年人暴力行为(或暴力犯罪)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有必要首先对“网络暴力游戏”这一概念进行理性深刻的分析,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其内涵,概括其主要特征,描述其主要表现形式,以便将网络暴力游戏与暴力行为或暴力犯罪进行比照――法律对暴力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界定应该是严谨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比照之后才有可能对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以及二者之间关联程度作出较为准确的、并被广泛接受的判断。

事实上,已有不少人对网络暴力游戏的界定进行了尝试:

定义之一:有学者把以直接或者主要展现“武打”、“警匪”和“战争”等内容的游戏类型视为暴力节目类型(“武打片”:片中内容以打斗为主,与港台等地所称“功夫片”、“动作片”相类似;“警匪片”:片中内容以现代惊诧破案情节为主,不乏枪战、格斗、凶杀等暴力场景;“战争片”:反映战争题材,以重大战役或战争年代军人生活为背景,描述战争带给人和社会的影响)。

定义之二:网络暴力游戏是指利用tCp/ip协议,以因特网为依托,以武侠故事、神话传说或军事冲突等暴力事件作为基本内容,并由众多参与者扮演虚拟人物同时参加的网络互动游戏。

定义之三:网络暴力游戏是指利用tCp/ip协议,以因特网为依托,以荒诞的无理性原则的武侠故事、神话传说或军事冲突等暴力事件作为基本内容,并由众多参与者扮演虚拟人物同时参加的网络互动游戏。

上述定义中的第1条,因其文本不够规范、语言不太严谨、内容缺乏应有的抽象程度而不应视为定义;不过,条目中对“片中内容”的列举,却反映了文章作者对暴力的认知状况,换言之,作者认为主要展现武打、警匪、战争等内容的游戏即暴力游戏。后两条的表述较为规范,具有了定义的表述形式,同时对网络游戏的界定也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对暴力内容的表述,即第3条在“武侠故事、神话传说或军事冲突等暴力事件”前加了修饰语“荒诞的无理性原则的”。这是否意味着还应对武侠故事、神话传说或军事冲突进行理性的非理性的、荒诞的和非荒诞的区别呢,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复杂的话题,此时暂不涉及。那么,上述3条都将武侠、战争、警匪、神话等故事确定为暴力的内容。上述3条关于暴力内容的表述,可以被归纳为这样的判断:武侠、战争、警匪、神话等内容即暴力内容。显然,这样的判断是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

相对而言,学者们对网络游戏的界定较为一致,也较为严谨:

其一,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将网络游戏定义为:利用tcp/ip协议,以网络为载体,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项目。

其二,网络游戏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线游戏”,它是利用tCp/ip协议,以互联网为平台,允许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项目,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成交流和娱乐休闲的目的。

其三,网络游戏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所进行的一种游戏形式,是传统游戏的一种形态和发展趋势。网络游戏(也称在线游戏),是利用tCp/ip协议,以internet为依托,可以多人同时参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交流、娱乐和休闲的目的的新型游戏项目。

上述定义都明确了网络游戏的载体为互联网络,游戏的目的是娱乐、休闲和交流。其中游戏的目的与游戏的词典意义是高度吻合的。既然网络游戏是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的,这就说明,游戏的角色、游戏的环境、游戏的过程和结果都具有虚拟的性质,即游戏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声光色彩等符号构建的拟态模型,所以,网络游戏具有虚拟性、模拟性、描述性及互动性等主要特征。如果对网络游戏的界定没有更大的争议的话,那么对网络暴力游戏界定的主要问题还在于对暴力的界定上。

对于暴力的界定,最具权威性的定义可以见《现代汉语词典》,该词典将暴力定义为“强制的力量;武力。”无疑,此处的“力量”应该是客观的、物理意义的而非虚构性和描述性的。笔者在承认这种解释的权威性的同时,也注意到这样的解释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实际使用这个词时,因其解释没有明确的施者、受者、行为目的和后果等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解释操作性并不强。考虑到法律条款文本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不妨参考法律文本中关于暴力的定义。问题在于,我国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中,没有对暴力进行专门明确的界定。在相关的法律文本中,针对不同的罪名,暴力的内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法律条款往往采用列举的方法从形式层面对暴力进行解释。相对而言,比词典解释具体、较我国法律条款文本解释更严谨抽象的关于暴力的定义,可以参考日本法学专家前田雅英所归纳的关于暴力的定义:“国外学者常常将暴力分为四类,即最广义的暴力、广义的暴力、狭义的暴力以及最狭义的暴力。最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行使有形力量的一切情况,包括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广义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或物理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即使是对物行使有形力,但因此对人的身体以强力的物理影响时,也构成广义的暴力;狭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或物理力,这种暴力也不要求物理上接触被害人的身体;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量并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前田雅英所归纳的关于对暴力的定义中,暴力行为被区分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显然,网络暴力游戏中的暴力不属于直接暴力,那么,它属于间接暴力吗?“间接暴力表现形式的特征,除前述当场性、强力性、攻击性(均是对物实施)特征外,间接暴力表现形式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对相关财物的打砸、毁坏等有形物理力,对人的身体以强烈的物理影响:即传递给他人的信息是极有可能转化为直接暴力。”这说明,即使在间接暴力中,也必须具有“有形物理力”和“人的身体”等要件。(此处对“人的身体”未作特别解释,因此应被理解为客观的物质化存在的人。)

综上可知,暴力被定义时,“有形力或物理力”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另一要件是对受暴力者产生身体的强力影响。而被称为网络暴力游戏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上述要件出现,即游戏过程中游戏的参与者自始至终都没有行使有形力或物理力,同时

也不存在肉体或精神受到痛苦、伤害的现实客观的被暴力者。

如果将这样定义后的暴力作为一个语素,在对涉法事件或法律条款的叙述中,将它与指代客观物化的、对行为对象造成客观威胁伤害的词语组合为一个名词性的短语时,也许这个短语的内涵可以被广泛地接受,例如“暴力伤害”、“暴力侵犯”、“暴力抢劫”等。但是,当它作为一个语素去和指代非现实客观的、由声光色等符号建构的对行为对象造成拟态威胁或伤害行为的词语相结合,而组成名词性的短语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此,不妨参考学者龙耘对暴力电视的定义。该定义表述为:暴力是指“运用肢体或工具,以对生物(一般指人或其他动物)或物品构成肉体上的痛苦、伤害或损害为目的的威胁或行为。以电视的方式对这种威胁或行为过程的公开描述即电视暴力。”这个定义中的前一部分关于暴力的界定,其要件与前田雅英的界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较前者更具体一些,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当他将暴力与电视两个元素相结合,试图定义暴力电视时,就出现了问题。如果以“以电视的方式对这种威胁或行为过程的公开描述即电视暴力”作为前提进行推理,那么就会推出“小说暴力”、“电影暴力”、“游戏暴力”等描述性、展示性、虚拟性的带有暴力的名词性短语群(集合),这种集合可以称为“文学艺术游乐暴力”。如果将其具体化,那么《水浒传》就会因为公开描述太多的这种威胁或行为过程而被称为“暴力小说”,同样,因为《亮剑》十分形象而且也多次公开描述了“这种威胁或行为过程”而被称为“电视暴力”或“暴力电视”,显然,这样的推理结果是难以被广泛接受的。

有一些合法化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体育项目,例如拳击比赛,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认识到推导出诸如“暴力文学艺术作品”结果的荒谬性。拳击比赛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击中对方有效部位的次数来决定胜负的,有效击中对方次数多者为胜。如果以一记或多记有效的重拳击中对方,而被击中方因身体的剧烈疼痛或所受伤害较为严重,在规定的时间内失去了继续对抗的能力,那么攻击方为胜,失去继续对抗能力的一方为负。拳击的全过程是客观现实的,是物质化的。应该说,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都具备了暴力定义的几乎所有要件。然而事实是,没有任何人在正式的场合和正式的文本中称之为“体育暴力”或“暴力体育”,也没有谁对其大张挞伐,说它导致了人们的暴力倾向或暴力行为。

用符号虚拟了打斗、战争场景和过程的网络游戏被扣以“暴力”之冠,而客观真实地完成了整个暴力过程的体育项目却不被称为暴力,这个荒谬的现实说明,人们在赋予某事物的意义时,往往带有明显的强烈的主观色彩。问题还在于,人们往往不会追问赋予意义者是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的,便随大流地认同了某事物的某种意义。

在阐述宣传策略中关于“辱骂法”的相关问题时,沃纳・赛佛林(wemerJ・Severn)和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w・tankard)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所谓的恐怖主义是什么?很不幸,这个词并没有精确的或被广泛接受的定义。由于恐怖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泛指各种暴力,这使下定义变得更为复杂了。”他们的思路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恐怖主义这个词界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恰恰使它成为一个极富生命力的非常实用的词,谁都可以把这个难以定义的词和某人、某群体甚至更大的组织及某种行为放在一起,以建构一种特殊的语境,并赋予某人、某群体、某更大的组织和某行为一种特殊的意义,进而实现对这些人、群体、组织和行为进行否定的目的,甚至作为对其进行攻击(打击、限制、控制)的理由。但人们会发现,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那些被打击的人或组织,可能正是正义的、英勇的,那些行为是高尚的、悲壮的。

沃纳和小詹姆斯对“辱骂法”(nameCalling)是这样表述的:“是给某思想赋予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这种思想。”在他们的阐述中,被辱骂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某种思想”。在他们所归纳的7种宣传策略中,还有一种方法叫“光辉泛化法”(GlitteringGenerality),这种方法也被称为“晕轮效应”、“光环效应”,它被表述为“它将某事物与好字眼联系在一起,借好事物的光,使我们不经证实而接受或赞同另一个事物。”如果反其意而用之,将某事物与坏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会不会不经证实就拒绝接受甚或抨击、反对另一个事物呢?这是可能的,前述网络暴力游戏与拳击运动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证据。事实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对网络暴力游戏这一词语(概念)进行严密论证或者哪怕是认真思考,就普遍迅速地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抨击之,甚至将之视为青少年暴力行为或暴力犯罪之源。

1997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第6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宣扬迷信、、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的信息。该《管理办法》的第20条规定:违反第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罚款。如果网络游戏中所传播的内容确属对暴力的宣传和对暴力行为的教唆,那么这种游戏的创作、制作和传播必然受到上述《管理办法》的惩处,因而它不可能至今还如此肆无忌惮地存在着传播着。这是否意味着,“网络暴力游戏”之所以还在流行,是因为它的内容并未构成宣扬暴力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视角认识网络游戏中暴力罪名的莫须有。

接手《网络暴力游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这一课题,并认真思考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首先承认了网络暴力游戏这个词存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并确认它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产生了影响;第二,研究方法的问题,即只要求得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中玩过网络暴力游戏者的比例就可以得出网络暴力游戏引起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结论。第一个问题的荒谬性已在前文中进行了阐述;第二个问题的荒谬性在于,我们犯了有罪推论的错误,即首先肯定网络暴力游戏会引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然后用所求比例支撑这个结论,研究就完成了。再对有暴力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参与网络游戏状况调查,是会很好地支撑上述结论的。然而我们一旦进行换位思考,对未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同样的调查,会显示出与上述调查截然不同的结论:网络暴力游戏不会导致未成年人进行暴力犯罪。同样的调查方法之所以会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是网络游戏的高普及率;第二是网络游戏与网络暴力游戏之间没有划定经过科学论证的明确而严谨的界限,事实上,网络暴力游戏本身就是一个未经严谨科学论证而内涵与外延都模糊不清的名词。

所以,引起我们进一步探索思考的问题是,谁首创了网络暴力游戏这个词,谁聚焦然后放大了这

个词的影响,谁策划了这场对于这个难以定义的词所进行的持久的、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

事实上,要找到网络暴力游戏这一概念的首创首用者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家长、老师渴望孩子成才,但诸多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会在难以预知的时间内以难以掌控的力度影响孩子,使得孩子的发展趋势和状态非家长、老师所能预期,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坏事。可是因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会让家长、老师认为是自己的教育失败和孩子的选择失败,因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原因以进行补救。在追责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问责方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韩非子将“游戏饮食”与“大物”对举,就可见游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戏剧、小说、游戏(游乐)都几乎扮演着失败责任承担者和劣行教唆者的角色。更何况网络游戏以其互动性、多变性、趣味性、叙事性、思考性、主动参与性甚至教育性等特点吸引着游戏者,让他们在网络游戏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事实证明,成年网游者的人数急增);因此,不少家长、老师把孩子的所谓不良变化归咎于网络游戏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在人际和群体间交流着对网络游戏的否定性情绪和判断,特别是在手机、网络普遍使用的今天,这种情绪和判断更容易形成强势话语。

但是,在我国特有的传播环境中,这种交流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强势话语,当主流媒体和权威教化者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时,对网络暴力游戏的否定性批判最终才会形成强势话语和主流话语。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尚待证据支撑。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本研究小组选取了在我国较权威并且发行量大的5份报纸,将其中关于网络游戏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旨在通过对该样本的分析、总结,探索和思考权威的、传统的大众媒介在网络游戏和网络暴力游戏身份确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5家报纸对网络暴力游戏的报道量。

5家报纸在对网络暴力游戏的报道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5家报纸在对网络暴力游戏的报道中对网络游戏的态度倾向及倾向性的体现方法。

在采集的1512份报纸中,专门针对网络暴力游戏的报道样本量很小,这样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因此,在本研究中,对网络游戏的有关报道也被纳入样本范围之内。

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选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五家报纸中关于网络游戏的报道作为分析样本,以2006年12月一2007年11月共12个月作为分析时间范围。根据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注意到了以下的情况:

一、5家报纸对网络游戏的关注程度

5家报纸在2006年12月-2007年11月期间共出报1512期,其中涉及网络游戏报道的106篇,2007年8月27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有2篇涉及网络游戏的报道,共有105期报纸上有关于网络游戏的报道,因此,涉及网络游戏报道的报纸占样本总数的6.94%。此数据表明,媒体对网络游戏的关注度较高,受众在通过报纸阅读这一途径能够接触到网络游戏的相关信息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说明了媒体有可能对受众在形成对网络游戏的态度和认知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5家报纸对网络游戏报道的主题分布

从表中可以看出,关于网络游戏报道的主题主要分布在网络游戏的消极影响、对网络游戏及影响的分析评论、采取的措施等。其中直接反应出网络游戏消极影响的报道占25.47%,采取措施的报道比例最高,占30.19%。要注意到这是一种表达的技巧,因为出了问题,所以要采取措施应对,这样,就设定了网络游戏负面形象的前提。因而“采取措施”看似中立,但实际上却是对网络游戏作出了否定性判断。提倡健康游戏,也是基于某种游戏不健康而提出来的,因此,它也暗含着对网络游戏的否定性判断。由此可知,上述主题对读者产生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对网络游戏态度的语义分析

网络游戏报道的语义分析主要是指报纸报道呈现对网络游戏的态度和行动的评价,包括3种评价:正面、负面和中立。正面评价是指报道对网络游戏的态度主要是正面的,承认网络游戏的积极作用;负面评价是指报道认为网络游戏主要是消极的、不好的事物;中立的评价也就是客观的评价,不带感隋色彩,认为网络游戏本身利弊兼有,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

样本显示,其中正面评价仅有3篇,占报道总数的2.83%。例如:《中国教育报》中的《重视网络游戏的道德功能》,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肯定了网络游戏的积极作用,认为“网络游戏极具道德传媒性”,“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并且“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游艺形式传播于受众”,对网络游戏表现出正面的肯定。中立态度有43篇,占报道总数的40.57%。负面评价有60篇,占报道总数的百分比超过半数,达到56.60%。语义分析显示,媒体对网络游戏的态度和行动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态度。

通过对2006年12月-2007年11月,5家报纸关于网络游戏的报道分析可知,5家报纸对网络游戏的报道占了较大比例,关注度较高,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一)报纸报道倾向于报道网络游戏的消极影响

数据分析显示,报纸对网络游戏的报道主题主要集中于网络游戏的消极影响、对影响的分析评论及采取措施,占报道总数的多数。但是,媒体却很少关注网络游戏的积极作用及网络产业的发展。

(二)报纸报道呈现出对网络游戏的偏见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4

[关键词]网络舆论;暴力;危害;反思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128

[中图分类号]G206;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如此庞大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的一个网民群体,拥有了更多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舆论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舆论日渐强大的影响力,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络舆论暴力,网络舆论已经不单纯是多次意见表达,而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场场道德讨伐的。

1网络舆论暴力概述

1.1网络舆论暴力的涵义

网络舆论暴力是指公民利用计算机等网络方式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合法权益,从而给他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带来伤害的群体。网络舆论暴力主要包括“人肉搜索”“网络追杀”以及其他不良信息的传播等形式。人肉搜索是指通过利用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网络追杀”则是指某个事件激起了民愤,网民通过一些途径将“肇事者”的各种信息公布出来,对其进行打击。但不管是哪一n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2网络舆论暴力形成的原因

1.2.1网民素质参差不齐,贫富差距大

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网民在收入特点表现如图1所示。

从网民收入结构(图1)中不难看出:我国网民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群体约占10%,同时从互联网统计数据上了解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仅占12%。这可以说明网民素质和贫富差距两个问题。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且“不设障碍”的平台,人们可以各抒己见,“不设障碍”就会在出现社会热点问题时,素质高的人会进行客观合理的评论,素质低的人则采取“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方式甚至恶意谩骂,“挑起大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确实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一些低收入群体因为生活上的压力难以宣泄,便通过网络来释放压力;同时受仇富心理的影响,一些网民难免会失去理性,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将“富二代”定义为恶人。

1.2.2网络的自由性与隐匿性造成责任缺失

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人们可以利用任何工具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受控制,即使受到辱骂,你也无法知道对方的信息,就是因为无论说出多么恶毒的言论也不用承担责任,也因此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害群之马”,他们恶意炒作、恶意中伤抓住网民的从众心理将事件闹大,歪曲事实,最后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样势必会给一些人造成名誉方面的损失,但他们的无计可施又助长了“害群之马”的嚣张气焰。

1.2.3网络舆论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是网络舆论暴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政府在监督管理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网络信息复杂繁多,参差不齐,政府在监督管理过程中难以分辨和整理,影响到了网络监督的效力。此外,信息的纷繁复杂也使网络舆论监督管理部门难以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监督机制,形成恶性循环。

2网络舆论暴力的危害

虽然网络舆论暴力在某些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例如:网民利用网络搜索等方式将一些不道德的事件爆料出来进行打击的正义行为。但是,网络舆论暴力的危害也是不能忽视的。

2.1诚信缺失

在网络上一些人制造虚假信息引发舆论,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曾经引起网络热议的“秦火火事件”,“秦火火”主要是从事网络推手的业务,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多种网络平台,组织策划网络谣言,恶意诋毁公众人物,捏造雷锋生活奢侈等事件。秦火火被捕后宣称就是通过“忽悠”网民的方式,将这些被污蔑的公众人物的财富和名誉摧毁。他还表示:“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这非常讽刺地概括出了网络舆论的部分现状。这些传播虚假信息者无中生有,导致真相与假象交织。而网民有时难以分辨其中真假,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得到的是被歪曲的事件信息,进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一旦事件被揭露出真相,受众发现自己道德判断的错误性,会感到被欺骗。对原来极度信任的网络舆论产生怀疑,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导致诚信缺失。

2.2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网络不受限制的传递不实信息容易误导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引发的舆论可能给事件当事人带来极大的身心伤害。网络时代,个人隐私权缺乏保障,社会成员缺乏安全感。面对一些看似正义的爆料,愤怒的网友常常会出于正义地对所谓的“没有道德的人”群起攻之,语言侮辱、爆料隐私等暴力行为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打着正义旗帜的暴力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身心的严重创伤和生活的沉重打击更是难以估计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将微博当作法庭,公然给当事人戴上“失德者”的枷锁,无论事件的真相如何,网民满足了宣泄的欲望,而“投机者”获取了利益,当事人的名誉或隐私等合法权益却受到极大的损害。

2.3影响社会发展的秩序

舆论暴力会煽动负面情绪,造成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的稳定。通过网络所出来信息,大部分都是未经考证的信息,真实性不足,再经过不断的传播,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国内首先从网络上出现了吃醋可以治非典的谣言,造成民众的恐慌,一时引发抢醋热潮,多地超市的醋被抢购一空,醋的价格也高涨。谣言没有得到及时的澄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3网络舆论暴力的治理对策

如何治理网络舆论暴力,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且任重而道远。主要可以从自身、政府、法律3个方面来考虑,引导人们朝向正确的舆论方向,最后达到使网络舆论暴力越来越少的目的。

3.1网络自律

网络舆论的主体是网民和互联网。网络舆论暴力是否能够得到遏制关键在于网络自律。网络自律一方面需要网民能够提升自身的素质,网络舆论暴力的遏制需要所有网民的共同努力,所以加强道德宣传及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们在网络世界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道德观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折射。一个和谐、文明的网络社会也应该由文明的公民来组成。文明的公民是能够懂得尊重他人,理性看待事物的社会人。广大网民要自觉践行,促进绿色网络建设,要减少网络舆论的负面作用,让互联网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自律还需要互联网管理者的努力,例如:某些网站为了积聚人气不真实的信息等,煽动网民进行炒作。所以,从互联网自身角度来说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言论,及时删除有关他人隐私的信息,这对于加强互联网行业的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3.2政府的监督

政府应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和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各级公安部门也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对于网络舆论进行进一步的监督和限制,对于网络上的不健康信息、偏激的言语要进行及时删除。同时,网络监管部门要对关键的敏感词进行一定程度的屏蔽,让扰乱网络活动的行为无处遁形。只有这样,我国的网络环境才能更加纯净,网络舆论暴力才能够消退。另外,各级政府可以建立阳光网络发言平台,方便群众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各类电视传媒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络微博、客户端,方便群众获取正确的新闻资讯。对于网络上舆论暴力事件,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关注程度,加强管理。另外,政府需大力推动网络文明秩序的建设。全社会都应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必须从自身做起努力增强网络文明社会责任,引导民众积极健康的参与网络活动,净化网络空间。

3.3法治建设

对于网络舆论暴力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要引入“网络实名制”。首先,网络实名制可以防止网络暴力欺诈行为,避免网民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其次,对于网络上利用网络舆论暴力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迅速定位打击。最后,有助于网络文明建设,网民会因为网络发言与现实自身联系而慎重理性地发言。“网络实名制”的引入一直是有著极大争议的,不乏反对的言论。反对者认为:网络实名制侵害了自身的言论自由权,同时将个人生活完全置于国家监控当中,形成国家专制。笔者认为不论是否要引入网络实名制,但是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网民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才能使整个网络环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网络舆论暴力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4结 语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网络是虚拟的,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但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同时看到一次次的网络事件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网络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息息相关。网民的意见开始影响事件的进程,网络开始占据人们的主流生活,所以网络舆论暴力的问题需要得到及时解决或遏制。

主要参考文献

[1]万磊.“网络舆论暴力”与网络自律[J].中州大学学报,2008(4).

[2]罗睿.当代中国的微博客伦理问题探究[D].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2.

[3]彭兰.关于中国网络舆论发展中几组关系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9(12).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5

关键词:系统安全信息加密防火强深度防御

中图分类号:tm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416(2015)12-0000-00

1安全隐患

但是由于设备升级的滞后,现在所使用的接入设备仅是一台网络集线器(HUB),信息网络也缺少信息机柜,这给网络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1.1变电站信息网络安全隐患

变电站信息网络安全潜在隐患一般都是由所连接的对外网络引发的。有非法拦截、阻断、删改、伪装、恶意代码、权限管理不当、windows系统的安全漏洞等。

1.2设备故障问题

交换机的硬件问题一般有电源失电、宕机,尾纤折断等,软件问题有交换机配置丢失,版本升级所引起的故障等。

2升级建议

建议在35kV变电站配置1台路由器和1台交换机作为综合数据网接入层设备。

2.1站内所使用的路由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1)网络时延

(2)网络抖动

(3)网络丢包率

(4)收敛与恢复速度

(5)网络的可用率要求不小于99.99%。

2.2变电站内的网络交换设备满足以下功能

(1)数据帧转发。交换机应具有ieC60870-5-104、ieC61850相关协议的数据帧转发转发功能。

(2)数据帧过滤。交换机可以实现设备maC地址与ip地址的绑定。

(3)网络管理。可以实现Snmpv2管理协议,支持安全weB界面管理,支持密码设备;

(4)网络风暴抑制。能够有效抑制住广播风暴,能有效抑制组播风暴和单播风暴。

(5)组网功能。可以按照电力系统的需求进行组网,组网方式至少包括四种形式:这四种形式为星形,环形,双星形,双环形;

(6)互联网组管理协议。可以启用交换机组管理协议。

(7)镜像。镜像包括单端口镜像和多端口镜像;

单端口镜像指镜像端口只复制(监视)一个端口数据,多端口镜像指镜像端口同时复制(监视)几个端口数据;

(8)多链路聚合。这种技术主要是使各个成员端口中的流量平均分担,可以将多个物流端口捆绑以形成逻辑端口使用。

3网络安全策略

3.135kv变电站信息网络安全策略配置

根据变电站信息网络锁承担的任务和信息传输的时效性,有别于其他信息网络,要对变电站信息网络的安全策略稍作变通。

3.2做好系统安全防护

根据宁夏电力公司的统一要求,对每台接入内网的终端都要设置符合要求的密码,同时安装防病毒软件,能够快速更新病毒库,启用防违规外联插件,并注册桌面管理软件。

3.3加密技术

变电站中经常采用的加密算法就是对称加密技术,这种技术采用了对称密码编码技术,它具有文件加密和解密使用相同的密钥这种特点,即加密密钥也可以用作解密密钥,这种被称为对称加密算法的算法应用较为简单快捷,密钥较短,且破译困难,是应用在变电站信息网络中的有效安全加密技术。

4建立深度防御

在入侵者和信息资源之间建立多层防护,增强网络的安全性,在层防御之上筑起更深一层的深度防御。入侵者想要深入获取信息资源所遇到的困难要大的多。同时这也阻断了入侵者对网络系统的危害。

根据电力企业变电站的实际情况来实施合适的防御策略,这些防御策略仅需投入很少的设备费用,但是所起到的防护作用将远远超出所花费掉的价值。如: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调度员进入变电站控制系统在网络带宽达到一定规模时,可以使用更高等级的密钥技术和加密算法。

5结语

变电站的信息网络安全防护比其他行业,包括银行账户的安全防护更加苛刻,一旦出现故障,人员的误操作就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国内电力行业也不乏由于信息安全漏洞所导致的恶性事故,这对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殷志良.变电站自动化系统过程层与间隔层串行通信研究[J].中国电力,2004,37(7).

[2]孙余强译.局域网交换机安全2010.7.

[3]黄文君.实时控制系统网络设计[J].机电工程,2000.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6

【关键词】家庭暴力,特点,现状,措施

一、家庭暴力的特点

第一,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比例高于男性

从不同的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男性通常有家庭暴力的比例高于女性。由于对男权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会认为女人不如男人,男人更可能从身体到精神上对女性实施控制。

第二,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与反复性

目前,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尊重个人隐私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暴力事件发生在内部,其行为更具有隐蔽性极不容易被发现。在家庭暴力当中受害人经常持掩盖的态度,从而减少第三个证人。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婚姻当中家庭暴力具有任意性、重复性。

第三,经济状况与家庭暴力有一定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或特别优越的家庭极易发生家庭暴力。家庭的年收入太高或太低,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就会越高。家庭的收入比较低极易引发家庭暴力,那些高收入的家庭因为许多人喜欢包二奶,等不良行为也容易引发家庭暴力。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在我国,那些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被废除后,实现了法律上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益。但仍有一些封建宗法思想存在一些家庭当中,它不仅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且还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受到严重的影响。我国约有40%的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32%的人认为对方对自己使用暴力,其中12.5%的家庭成员称另一方有使用凶器殴打等暴力为。特别是在离婚的家庭,家庭暴力的比例高达47.1%,因此,家庭暴力在中国是常见的现象。此外,根据调查显示,以前家庭暴力在那些文化程度、阶级次层、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家庭中时常发生,但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被实施家庭暴力的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言而喻,在我国家庭暴力有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文化到高文化人群发展的趋向。家庭暴力不仅发生在农村、乡下家庭,在教师和干部以及有法学教育背景家庭当中也时常发生。他们的行为更具有隐蔽性,时间上更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加强执法力度

尽管我国《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均有反对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条文,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僵化,并且法律、法规未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设立更有效的处罚措施,法律没有规定受害者的特殊保护,从而无法阻止家庭暴力的发生,因此,如何有效建立预防和避免家庭暴力发生的相关法律迫在眉睫。

(二)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第一,建立多机构合作体系

家庭暴力是不能通过适当的法律救济就可以可以消除的,它是一个复杂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要想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国外的经验及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实践来看,可分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由家庭成员,朋友,亲戚,宗教,社团组成,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首先寻求的是家庭,亲友或邻居的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易取得受虐妇女的信任并且寻求支持的重要资源。因此,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是对妇女受暴力侵犯社会介入不可忽视的策略。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应该包括医疗、公安、司法、法律援助、心理治疗、住房和社会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机制。这些机构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医院可以提供及时的治疗并提供第一手证据:法律援助机构为受暴妇女提供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可以使之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提供心理咨询使将暴力正常化的受暴妇女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增强其走出暴力关系的信心。在这样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救助下,受暴妇女不仅可以及时获得医疗的帮助,减少暴力造成的伤害,而且可以帮助受暴妇女解决长期受暴造成的心理问题及经济问题,使其愿意并可能诉诸法律解决的途径。

第二,建立社区救助站与妇女庇护所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自己不能有效地解决,他们可以寻求朋友,亲戚,邻居,单位和妇联的帮助。通常当这些外部因素介入后,将会减少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当事人应有勇气冲破一些掩饰家庭暴力的迂腐观念。当上述措施仍无法制止施暴者的行为,受害者可以请求单位或妇联组织的支持。但现实是妇联组织只能向当事人提出建议或向有关司法部门反映有关情况。但这种帮助通常是间接的。建立社区救助站和妇女庇护所只能是对受害者应急救助,或许并不能从根本上组织家庭暴力,但有可能使施暴者止步。

从世界范围来看,为反对家庭暴力的发生,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和其他国家都建立了“一个妇女避难所”或“妇女之家”。中国香港在政府的帮助下成立的“和谐家庭”是特意为那些被受虐待妇女提供保护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保护服务可以帮助更多的受害者,协助受害者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力量,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使他们不再遭受暴力恐吓。这些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创建庇护所提供了经验与启示。在中国形成反暴力的社会支持网络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1]李秀华:《妇女婚姻家庭》,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2]郭建梅李莹:《妇女权益与公益诉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4]刘国奎:家庭暴力存在原因及对策探析.政法论丛.2004(1).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7

关键词:adHoc网路定向天线改进CSma协议

引言

adHoc网络是一种特殊的无线移动网络。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地位平等,无需设置任何的中心控制结点。网络中的结点不仅具有普通移动终端所需的功能,而且具有报文转发能力。与普通的移动网络和固定网络相比,它具有无中心、自组织、多跳路由、动态拓扑的特点。

adHoc网络的无线通道是多跳共享的多点信道。在adHoc网络中,可能会有多个无线设备同时接入信道,导致分组之间相互冲突,使接收端无法分辨出接收到的数据,导致信道资源浪费,吞吐量显著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maC协议。所谓maC协议,就是通过一组规则和过程来更有效、有序、和公平地使用共享媒体。因此maC协议可以说是adHoc?网络的关键技术之一。

1.无线maC协议面临的关键问题

目前关于adHoc网络的研究重点大多为节点配备的是全向天线。

建议基于竞争的maC协议:

(1)aLoHa协议:

aLoHa是最早提出的maC接入协议,其工作原理是:所有结点均可以自由的通信,发起握手的结点不需要监听信道,结点直接用频率F0进行三次握手,发送方如果超过一定时限未收到应答,则认为发生了冲突,等待一定间隔后重试,直到重发成功为止。等待时间间隔是随机的,假定,各个结点通信是发送数据帧,发送数据帧所需时间是t,发送成功的条件是这个帧与该帧前后发送的两个帧到达的时间间隔均大于t。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有其他帧传送,就可能产生冲突。aLoHa协议中没有考虑如何避免数据发送发生冲突,因此,发生冲突的几率较大。

(2)CSma协议:

CSma中,发起握手的结点用频率F0进行连接建立前首先需监听,确定是否听得到有其它结点用频率F0进行握手(由于采用定向天线的adHoc网络天线波束的方向性,未听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冲突和隐终端问题),如果未监听到则以频率F0发送握手信息,否则等待一定间隔后重试;如果超过一定时限未收到应答,则认为发生了冲突,等待一定间隔后重试。由于采用了信道监听,这样就避免了一定的发送冲突。

3.2“无冲突”的maC协议

目前“无冲突”的maC协议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但是基于结点轮询或令牌环的网络的时延性能较差,而且没有采用同频道复用技术,不利于多跳网络系统效率的提高;传统的FDma或tDma协议不适用于相互之间信息位置未知的建网过程。

因此在采用定向天线的adHoc网络中,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建网阶段的maC协议采用预先分配应答时隙的动态StDma协议。其特点是:

信道分时隙,时隙组成帧;结点必须粗同步,应答限制于时隙范围内;结点按照一个分布式、动态产生的时隙来接入信道;S指的空分复用,由于物理层使用定向天线。各结点的应答可在各自规定的时隙内实现并行操作,获取更好的复用度。总的来说,对于突然有大量握手操作的建网过程,动态时隙分配StDma是更优的选择。

4.定向天线对maC协议的影响(内容补充)

虽然采用定向天线的网络天线波束具有方向性,但其信号覆盖范围仍为一个椎体,有可能发生冲突与隐藏终端问题。

1.纯aLoHa协议

结点用频率F0发出握手请求,若没有先验扫描方向信息,则全向扫描,若有先验扫描方向信息,则其波束覆盖范围为自身为顶点、α为半顶角的锥形区域,信号作用距离取决与距离和功控算法的精度。如图4.1所示。

图4.1aLoHa协议中冲突与隐藏终端

假设V6正与V7定向通信,没有收到V5和V2间的握手信息。当V6向V2发送RtS,由于V2正与V5通信,从而在V2处发生冲突,当V2向V5发送全向CtS时,由于V1在V2全向发送范围之外,收不到V2的全向CtS。如果V1在V5和V2通信期间向V2发送定向RtS,则在V2处发生冲突。V6和V1即为V2的隐藏终端。

2.CSma协议

结点首先需监听信道,确定是否听得到有其它结点用频率F0进行握手,若无则用频率F0发出握手请求,否则等待一定间隔后重试。若没有先验扫描方向信息,则全向扫描,若有先验扫描方向信息,则其波束覆盖范围为以自身为顶点、α为半顶角的锥形区域,信号作用距离取决与距离和功控算法的精度。参与握手的结点用频率F0进行连接建立前首先监听的机制能够避免部分可能产生的冲突与隐藏终端问题,但由于波束信号覆盖范围为一个半顶角为α的椎体,任何结点必然存在监听盲区,冲突与隐终端问题仍可能存在。监听机制部分解决了冲突与隐终端问题,但也带来了暴露终端问题,如图4.2所示。

图4.2 CSma协议的暴露终端现象

假设首先由V1用频率F0向V2发出握手请求,该握手请求信号既能被结点V2收到也能被结点V4收到,如果此时V4需要建立至V3的连接,依据CSma协议,V4不能以频率F0发起与V3握手过程。事实上由于V1没有位于V4为结点、V4V3间连线为轴、α为半顶角的锥形区域,不会产生F0频率冲突,V4“可说但不能说”,形成暴露终端现象。

3.改进的CSma协议()

基于CSma协议的讨论,CSma协议未充分利用定向天线网络的天线信号方向性特征解决频率冲突和隐终端现象,可能会形成严重的暴露终端现象。我们提出改进的CSma协议,进一步解决暴露终端现象。改进规则()如下:

(1)空闲结点记录t时间内监听到的最后一次(或前两次)用频率F0进行握手的结点,比如结点V0,称为可能冲突结点。

(2)任何结点用频率F0发出握手信息时(请求、应答及确认),首先解算自身的可能冲突结点是否会落入波束信号的椎体内。若是,则退避,否则用频率F0发出握手信息。协议规定仅在可能冲突结点确实发生冲突时退避。如图4.3所示。

图4.3改进CSma协议暴露终端解决方案

假设结点V1首先用频率F0向V2发起握手请求,该握手请求信号同时被结点V4收到,因此在t时间内结点V1成为结点V4的可能冲突结点。如果在t时间内结点V4需要建立至V5的连接,V1落入以V4为顶点、V4V5间连线为轴、α为半顶角的锥形区域,此时可能冲突结点V1成为V4的必然冲突结点,V4必须退避;如果在t时间内结点V4需要建立至V3的连接,V1没有位于以V4为顶点、V4V3间连线为轴、α为半顶角的锥形区域,此时可能冲突结点V1不是V4的必然冲突结点,V4完全可以用频率F0向V3发出握手信号。

改进CSma协议较好解决了频率冲突、隐藏终端和暴露终端现象。但增加了协议复杂性和结点工作负担:

(1)空闲结点必须记录t时间内监听到的最近一次(或前两次)用频率F0进行握手的结点信息,即可能冲突结点的信息,增加了结点需存储信息量,但信息仅属于结点局部信息而非全局信息,未增加需要全网广播的信息量。

(2)结点以频率表F0发送握手信息前要解算可能冲突结点是否为必然冲突结点,加重了结点运算负担。

5.三种协议性能的理论分析

分析maC协议的性能,一般用吞吐量S和网络流量G两个参数来衡量。吞吐量S:在帧的发送时间t内成功发送的平均帧数;网络流量G:在t内总共发送的平均帧数(包括发送成功的帧和因冲突未发送的帧)。

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而:

  

假设网络中结点的数量很大,数据包发送成功概率服从泊松分布,即,为平均帧的发送率,。

所以有:

  

在纯aLoHa协议中,吞吐量,当G=0.5时,S有极大值,S≈0.184。

在CSma协议中,吞吐量,为信道延迟;若忽略信道延迟时,则,当G=1时,网络的吞吐量达到最大S≈0.538。

在改进CSma协议中,引入了“可能冲突点”和“必然冲突点”两个概念,只有当一个结点是另一结点的“必然冲突点”时,则必须退避。

在解算“可能冲突点”与“必然冲突点”中,各结点相同频率的天线波束为顶角是的近似椎体。则:

  

可知结点有效传输半径为。则,表示在半径内平均结点数,为单位面积内平均结点数。表示一个结点在一个时隙内平均成功传输的分组数,其中是定向天线波束的顶角。

根据结点成功发送需要同时满足的3个条件:本结点发送且成功,其次至少在本结点传输区域内有一个结点。则:

  

在想定和的情况下,使最大的值为

  

6.仿真结果及分析

采用opnet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分析[8][10],aLoHa、CSma和改进CSma是应用于定向天线信道网络中的接入协议,为了仿真定向天线信道,建立起基于adHoc通信的网络模型。将网络模型设定为由5个结点,2个发射结点,3个接收结点组成。发射结点以指数时间间隙发送数据包,接收结点接收未发生冲突的数据包,并在仿真结束后,通过网络吞吐量以及信道利用率统计量记录下仿真的结果。分析仿真数据,比较aLoHa、CSma、改进CSma协议在网络负载、吞吐量、冲突概率等方面的性能差异。

由于aLoHa协议发起通信的结点不需要监听信道,发送结点如果超过一定时限未收到应答,则认为发生了冲突,等待一定间隔重试,直到发送成功为止。没有采取任何冲突避免的策略,而CSma协议和改进CSma协议采用了信道监听和引入判断冲突点机制来避免冲突,所以从表6.1可以看出改进CSma协议和CSma协议与aLoHa协议相比每秒冲突数目明显减少,延时明显降低。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8

关【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优势;缺陷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监督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网络舆论监督随着“华南虎事件”、“周久耕事件”、“邓玉娇案”等一系列事件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事件都是因为网络舆论监督而快速进入解决通道,形成社会舆论的高潮。

一一、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

在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载体既有传统的载体,又有新兴的载体。新兴载体已经成为了现在传播网络舆论的重要渠道,网络舆论监督主要通过“人肉搜索”寻找证据信源,网民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大学生、学者和专家,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公共事件、官员腐败、重大案件的审理、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问题是监督的重点事件。

二二、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和缺陷

(1、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

公众参与度加大。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我们把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称为“平面媒体”。平面媒体发挥了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但是不能达到交互信息的作用。平面媒体中所发出的“舆论”,多数是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常常会受现实因素的制约,无法反应民意。而在互联网中,每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平等地共享网上信息,同时,网络的匿名性为网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发言空间,大家可以无所顾虑地对任何方面问题发表看法,甚至还可能成为一条重要信息的始发者,正如著名互联网研究学者丹・吉尔摩说所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成为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员。他们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建立起加入社会和政治讨论的平台。”

网络呈现强大的凝聚力。网络媒体突破了时间观念和空间限制,加快了舆论监督的速度,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各个地区的网民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前因后果,将各地的网民意见聚集到一起,通过共同交流观点,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聚集起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形成,便会产生很大的效用。

网络舆论监督传播速度快,效率高。平面媒体发表的言论往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把关,传播的时效性会大打折扣。在平面媒体中,报纸的更新周期是按天数计算,电视是以小时计算,而互联网传播信息主要表现为快速和及时,一个新闻事件从发生开始到人们在互联网上评论和褒贬,时间差几乎是用秒计算的[1]。

4.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网络反腐”频频使官员落马,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等公职人员相继因网络曝光再被反腐机构锁定、最后落马的。“网络反腐”在干部清正中发挥极大作用,2012年以来,“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核查处理”成为反腐倡廉的一条新路径。中纪委室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有一项职能介绍中,也已经明确加入了“从互联网上收集群众举报”这样的字眼,在2012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统计5年来的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中,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可见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在逐年递增[2]。

网络舆论监督使政府工作公开化,透明化。网络的开放性给人们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特别突出的是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上,群众对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交流和沟通,比如政府信箱、市长热线,尤其对全国级别的政府工作进行监督鲜有渠道。如今,群众在政府网站上就可以直接提出建议,与领导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每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就会在博客、论坛等网络通讯工具上与人民交流,征集议案,并将议案汇总形成了全方位的“代表提案库”,首次实现了议案公开,供网民评议,这种形式为群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高速的沟通桥梁,让群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智慧,使政府能够听到群众的声音,也大力促进了政府决策的合理化[3]。

(2、网络舆论监督的缺陷

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上的信息往往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和载体,其本身的开放性和匿名性造成了虚假信息的泛滥,而其本身不具备甄别信息真伪的功能。一旦举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不良后果。正如近日刚被捕获的网络推手秦火火,正是利用网络的这种弊端才能“谣翻中国”。

滥用网络舆论,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现象。网络中的情绪性观点较为突出,不少发泄情绪和谩骂攻击的帖子会经常被人转发。而“意见领袖”的观点在网络传播中具有很强的聚合力,在监督中,其观点如果带有情绪性攻击就会导致一些没有主见的网民盲目跟风,造成人多势众的局面,原本的舆论监督就会变成非正常的网络舆论暴力。自“虐猫事件”后,“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网民的道德审判给当事者心理造成极大创伤。

网络舆论监督易引发,影响社会治安。网络上的信息通过各种载体的传播,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纷纷效仿,危害社会安定.对于这种,首先在充分肯定大家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应指出,如果不能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与平面媒体相比较,网络媒体对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而网络舆论监督所呈现的优势显然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虚假信息的泛滥”、“多数人的暴政”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在公信力和影响力上受到了质疑,这也最终损害了网络舆论监督本身。如果不能治理好网络暴力和谣言,必然会颠倒是非曲直,殃及民众。

参参考文献:

[【1】高翔.浅析当前网络舆论监督的优缺点.新闻界,2010,(04)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9

就__交通网而言,网络问政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新闻报道、信息公开、领导信箱等栏目,又有网上调查、网上直播、官方微博等新兴的问政形式。通过网络,政府可以面对面的倾听群众对政府的意见,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从而引领政府的执政方式不断创新,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政府体察民情、与民交流、广纳民智的重要窗口之一。

虽然互联网已经发展多年,但网络问政仍然是个新兴事物。新事物在发展道路上必然会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了民政参政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必须亟待解决。

(一)必须坚持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及时遏制网络暴乱的出现。网络问政虽然极大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权与监督权,但如果不对其言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便很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钻了空子,在网上散布不利于社会的负面言论。因为网络传播迅速,政府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对言论进行正确引导,便极有可能造成网络暴乱的局面。大多数网民在网络问政中扮演着为己为民请愿的角色,目的是帮助政府更好的倾听民意,但不排除少数人是打着网络问政的幌子制造社会的动乱。经常有公民在网上对话政府极其尖锐的问题,甚至用到辱骂性的言语,面对这一类问政,大多政府机关以“无理取闹”为由不予理睬,便给对方有机可趁,将错误的言论迅速传播,将事实真相掩盖,蒙蔽了群众的眼睛,给政府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群众的理性判断不足,很容易受舆论煽动,从而出现了网络暴乱的局面。因而政府必须在倾听民意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别有用心之人的“挑衅”问政,必须加以重视,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及时遏制网络暴乱的出现。

对于网络暴力的建议篇10

当下中国,网民正通过在微博公共事件舆论中的“合唱”,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意见领袖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通过对微博舆论的导向性影响,主导着舆论发展的方向,并由此介入社会现实。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三起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意见领袖社会影响的主要模式。

一、影响公共决策――“南京梧桐树”事件

2011年,南京市政府为建设地铁计划将主城区内栽种于20世纪的梧桐等树木移栽,该决策引发当地民众和网友争议。事件初期第一个出现的意见领袖是知名主持人黄健翔,他不仅积极参与到信息的扩散中,并专门建立了微群“南京梧桐树”,群标签写着“树不说话,人要说话”。在群中,各类关注此事的南京市民就问题如何解决展开了广泛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倡议书,提出“请南京市政府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召开由专家和热心市民组成的听证会,落实必须移植树木的数量和养护的具体措施;听证会对市民开放,允许媒体报道……[1]”倡议书中明确表达了南京市民、网友的诉求,为网络动员行动的进一步展开指明了方向。同时,网络行动演变了现实行动,3月14日开始,网友在梧桐树上系上绿丝带以抗议被伐。围绕各类意见领袖,微博网友开始形成一个网络“共同体”,一方面,利用微博进行群体内部讨论,协调一致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发起、组织线下行动,相互配合并形成了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推动了事件继续向前发展。

3月15日,事件中另一位重要的意见领袖出现,中国立委邱毅在微博中信息:“了修建地F,南京900多w梧桐湓庥隽吮豢澈瓦w移的命\,光dd的渲ΣH被砍去了繁密的郑砍掉了南京市民@些年的感情。悉,@些梧桐湟延衅摺八十年的v史,成槌鞘苏i。我J檫@些梧桐的v史r值很高,尤其在南京@特殊的城市,共合作有特殊意x所在。如今被砍,在令人扼腕!”第二天,其再次微博:“今天「合蟆箍d我Αc祝辛亥百年,先o南京梧桐洹沟暮艋n,也烈提醒台橙嗣裼住南京梧桐湓诿トo中山先生o陵(`)上具有的特殊v史意x,而@nv史意x也c南京人民的情感ooY合在一起,成橐环n城市的傲、特色c苏i。今天中常⒂我的提案,希望R英九y能重此事。”黄健翔也将邱毅的相关表态转发到自己的微博中。至此,南京梧桐树事件由一个地方行政行为演变为关注的热点事件,并上升到政治层面,除了包括微博等网络媒体的热议外,传统媒体也迅速加入进来。国台办在3月17日的新闻会中称相信南京市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4月20日,南京市举行三号线绿化评价听证,原则通过优化后的树木移植保护方案。

南京梧桐树事件是典型的网络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的案例,实际上,最近几年以来,网络舆论影响甚至改变公共决策的情况时常出现。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作为民意的代言人,通过激发、组织其他成员的讨论,培养了微博成员的公民参政议政意识,同时,事件形成的微博舆论也对政府工作和权力行使实施了监督和制约。

二、重塑社会精神――“微博打拐”事件

2011年春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号召网友“拍摄乞讨儿童的照片和录相传送专用信箱,也可在自己微博,由专题微博转”,通过数据库对比等方式判断乞讨儿童是否为被拐卖儿童后,实施解救。该活动受到广大微博网友的一致支持,十余天时间,数十万网友参与,引发地方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全面跟进,“微博打拐”由一个解救个案升级为微博公民行动。2011年3月,最高检、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肯定了这次由微博发起的全民打拐行动。权威媒体与政府部门的表态,在赋予事件合法性的同时,使微博打拐的影响从网络扩散到现实社会中去。

在该事件中,有六个用户值得注意,微博意见领袖的四个个人账号:“于建嵘”、“邓飞”、“陈士渠”和“韩红”;两个机构账号:“宝贝回家”、“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于建嵘”是教授、知识分子、微博打拐行动的最早发起人之一,作为意见领袖,他聚集了大量一般网友的关注;“邓飞”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长期以来关注拐卖儿童问题,更重要的是其与媒体的关系密切,“我可以吸引全国各地的记者,我的同行,做更多的宣传,告诉大家如何打拐,呼吁市民、读者帮助找到线索,报告公安机关。鼓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找孩子。[2]”;“陈士渠”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是治理拐卖儿童问题的相关部门代表;“韩红”是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其一直关注和参与微博打拐活动,并在两会上提出“救助流浪儿童”的提案;“宝贝回家”是寻找被拐、走失儿童,帮助流浪乞讨儿童的公益组织,代表社会民间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于建嵘建立的微博打拐活动的官方微博账号,代表微博中的网友力量。这六个用户代表着民间、政府、媒体、精英力量,正是在多方力量互动与共振下,微博打拐才得以展开和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有民众参与街拍、多个慈善基金会参与协助;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表态支持;各地警方出警调查核实与实施解救行动……从网络到现实、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各种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合力,共同推进微博打拐行动的深入。能让社会力量这么快速地集结在一起,首先是基于人的情感与文化的需要,在追求文明的社会里,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情感[3]。意见领袖在事件中基于人性与人情提出的互助诉求,这种诉求中包含了爱与责任,在此框架下,参与“打拐”行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每位社会成员的责任,因而受到了其他网友的响应。

以微博打拐为代表的微博公共事件,其社会意义不仅仅是在于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公民精神与公共意识正在被启蒙、培养、发展和壮大。微博只是一种媒体平台,但意见领袖却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公共事件重塑社会精神。这种重塑使民间力量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更多作用,让社会呈现出更大的希望与活力,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三、放大网络暴力――“药家鑫案”

当公共事件舆论中出现网络暴力的非理性倾向时,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可能会放大已存在的网络暴力。药家鑫事件之中,舆论受到部分意见领袖的影响,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

意见领袖对网络暴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快事件中虚假信息的传播,以讹传讹衍生话语暴力。意见领袖“西安张显”除了明确在微博中表达了支持死刑的观点外,还传播了其他未经证实的信息,如药家鑫家庭富有、有多套房产、其父官居要职、有后台等。药家鑫的父亲后来通过媒体辟谣称:“药庆卫现住单位无产权证房,面积108平方米,并非张显所说的200平方米以上,也没有四套房。他2003年退役,原在某企业军代室任工程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不是张显所说的负责军品采购,更不是身居要职。[4]”

张显在微博中将药家鑫建构成一个“富二代”、“官二代”、“军二代”的形象,而“在‘富二代’频频豪车撞人、仇官仇富情绪极其高涨的当下中国,这些言论,无疑加剧了人们对药家的愤恨。[5]”张显是事件中受人关注的意见领袖,拥有众多粉丝,言论的传播力很强,而其他多数网友由于难以在短时间内查证信息的真伪,在选择转发张显微博的过程中,也使谣言迅速扩散,造成了对舆论的误导并加速舆论极化。

其次,宣泄性的意见表达加速群体的情绪传染,群体的一致情绪赋予暴力“合理性”。药家鑫案中另一位意见领袖“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站上对药家鑫案评论道,“……这是一个杀人犯的气质,这个人就是一个杀人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满门抄斩’,这才是严肃的法律……这样一个嚣张的人一定是有后台的……”孔庆东在媒体上有失偏颇的言论不光会误导公众判断,亦加速了网络中已存在的情绪传染。孔庆东充斥着暴戾之气的言语赢得了部分网民狂欢式的热捧[6]。在情绪传染的作用下,事件中的网络意见大多为:“药家鑫不死,天理难容”、“药家鑫不死,法律必死!”。而一位律师从法理角度发表了不同意见,却受到微博舆论的一致攻击,用户“张凯律师”微博:“药家鑫一案网络一片喊杀,甚至对只要有为说话的人也被污辱,谩骂。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一人杀死三十二人,远比药残忍。美国人不仅自省还同时悼念杀人者,认为他同时是受害者,两个民族差距为何如此之大?爱与宽容的情感,我们如此陌生。”该条微博是事件中的标靶型微博,用户“张凯律师”是事件中受到网友一致反对的意见领袖标靶。

在微博中,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理性观点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知识与信息的支持,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大部分网友需要求助于具有声望的意见领袖,他们的观点和意见能够帮助其他人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在药家鑫案中,部分意见领袖却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用非理性、背离法治精神的微博言论吸引住众多眼球,引发着网民狂欢式的快意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