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税收高增长；经济因素；估算
一、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税收高增长的原因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大实践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在税收增长原因问题的定性分析上，先后经历了“三因素论”、“多因素论以及“特殊因素论”。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对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测算，不仅能说明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还能为税制和征管因素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对于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贡献作用的估算，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贾康、刘尚希在论述税制改革基本趋向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提供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实证结果。金人庆等在总结税务部门工作成就时，也曾对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测算。郭庆旺采用了时间序列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相结合的面板数据模型，从增长弹性角度确认了gdp总量和结构变化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刘新利则通过经济分量与税收分量对应性的实证研究，分析确认了经济结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重大影响。乔宝云和王道树在对税收收入浮动率与税收收入弹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税制内在因素所决定的税收弹性进行了测算。原铁忠将产业结构变动与税负变动视为非经济因素，在分别测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并将其从税收增长中剔除后，提供了一组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测算结果。
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较为充分的定性分析又能详细说明估算方法和步骤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仍然比较少见。为此，本文在界定经济因素内涵及其与税基对应性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我国税收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特征，确定了相应的分析步骤和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作用进行估算。
二、经济因素的界定
在经济因素内涵的界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经济因索应该包括gdp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还有学者根据税基与各类经济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将经济因素细化为8个经济分量指标。应该说，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分析。但总的来看，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测算方案和测算结果，因而还不能全面把握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格局。由于gdp的规模和结构变化问题，是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方面，因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首先从分析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人手。
(一)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分析
一般说来，流转税以商品和服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与市场交易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gdp核算方法要求无论是否有市场交易行为发生。对核算范围内的所有项目都要按市场价格计算。因而，在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上，一方面，有些作为税基组成部分的经济量并不直接构成gdp的内容；另一方面，有些经济量是gdp的组成部分但却并不作为税基。
以gdp的组成部分是否可税为标准。可以将gdf划分为可税gdp与不可税gdp。可税gdp是指可以作为税收课税对象的gdp组成部分。不可税gdp主要指gdp核算中包括的未发生市场交易行为，却按市场交易价格计算的虚拟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1)居民自给性消费。常住居民自己生产并直接用于生活的产品消费，主要包括农村居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并用于消费的部分，属于收入法农业gdp核算中劳动者报酬中的实物报酬部分。(2)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房租。包括农村居民虚拟房租和城镇居民虚拟房租。这一部分实际上对应于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增加值核算中的居民自有住房折旧部分。(3)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存货投资”。由于存货产品不发生交易行为，尽管其中的原材料、燃料存货和各种储备物质在上一交易环节产生了销项税，同时也形成了当前所处生产环节的进项税，二者相互抵消后，可以认为没有提供税收。(4)公共部门固定资产虚拟折旧。
在可税gdp中，由一定时期具体税收制度决定的应予征税的gdp称为应税gdp。而在应税gdp当中，根据税收负担的不同，还有税收负担率较高的gdp和负担率较轻的gdp之分。因此，gdp结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应税gdp相对比重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应税gdp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属于gdp组成部分的税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存量资产的使用和转移行为。存量资产主要是以前年度gdp的累积，与当年gdp的相关性较小。这方面的税种主要有房产税、契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类税种。二是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三是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就是对特定行为的课税。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考虑到进口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而下面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支出法gdp的组成公式，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即净出口计入gdp。因而，进口额的大幅增长未必会引起gdp的大幅增长。而当前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口径为：
税收收入=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未进行退、抵、免处理的国内税收(不含农业税收)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以看到，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税收收入大致对应进口额以及gdp中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应税部分。据此，可以得到其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
经济税源=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进口额
从税收收入所对应的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看，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只是经济税源中的一部分。gdp总量的增长及其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影响税收收入。而作为另一组成部分的进口额，与gdp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包含关系。
(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
从现阶段我国税制体系中税基构成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应包括：进口，gdp规模，gdp中二、三产业的结构，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的变化，二、三产业中内部行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效益水平变化等方面。但从数据可得性角度考虑，本文主要考虑前四个方面，而将其余几个方面在实证分析中予以补充说明。
三、估算方法
根据可获得的税收经济数据情况，本文确定了如下估算步骤：(1)首先分析进口对税收收入的影响；(2)将剔除掉进口环节税收后的税收收入分解为gdp规模，二、三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这三个方面；(3)利用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数据，分析得到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4)将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归总，得到主要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综合分析表，结合本文对经济因素涵盖范围的选择，对经济因素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归纳。
(一)进口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不构成gdp的直接组成部分，因而进口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容易分解。将本年进口环节税收增长额在当年税收增长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用于衡量进口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作用。
(二)规模及其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额并不直接作为gdp的组成部分，因而gdp规模和结构变动影响的主要是剔除进口税收后的国内税部分。为了对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估算，首先需要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相关计算公式进行适当分解，得到相应的计算式。为此，构建如下税收收入决定模型：
该模型只考虑经济中存在二、三产业，在经济总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每个产业的税收贡献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和税收负担率。
其中，t(n)为第n年的税收收入；g(n)为第n年的gdp；p2(n)为第n年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p3(n)为第n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t2(n)为第n年第二产业的税收负担率；t3(n)为第n年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
根据上面的公式，进一步给出第n+1年税收收人的计算公式：
根据第n年和第n+1年的税收收入计算公式，税收增长额为：
将相应的表达式代入进来，得到
其中，δt为税收增长额。
从上面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到，gdp的规模、结构以及税收负担率都会引起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税收增长。根据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前两个方面是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为了分析得到这两方面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计算表达式，应对税收增长额的组成公式进行分解：
其中，δt1为gdp总量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t2为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税收增长；t3为其他因素导致二、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变化后引起的税收增长。
根据税收增长额的决定公式，从gdp规模和结构影响的角度看，税收增长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因素：第一，gdp规模的增长；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提高。下面对这三方面的计算公式进行具体分析。
1．gdp规模增长的影响。gdp规模增长的影响，是指在税收负担率不变的情况下，gdp规模扩大所引起的税收增长。这实际上是指税收收人与gdp同比例增长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2．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不考虑农业税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则意味着gdp进入到工商税制课征范围的比例提高了。在税制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单位gdp的税收贡献率，并在客观上起到加快税收增长的作用。其计算公式为：
3．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的提高。最后一个方面是其他因素导致税收负担率提高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累进的税率结构、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加强征管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其计算公式为：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
在二、三产业增加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发生变化，也会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应税gdp相对扩大的规模乘以上一年度的税收负担率，就可以得到其影响税收收入的数额。据此，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对税收的影响=当年gdp×(上一年度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一当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上一年度单位gdp的税收负担率。
四、实证分析
根据基本分析步骤和估算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按照如下顺序予以估算。
(一)进口环节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在不考虑进口环节税收增收中征管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进口环节税收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相对容易衡量。对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部分直接对进口环节税收的增收作用予以实证分析。
(二)应税gdp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计算公式，为了计算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首先应得到它们的税收负担率。
利用前面得到的估算方法，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税收负担率提高这三方面因素的税收贡献计算并列示于表2中。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及其影响的估算
根据前面的分析，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主要包括居民居住虚拟消费、存货投资以及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折旧这三个部分。这些项目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会提高当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并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根据已经得到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关数据资料，对这一因素的影响计算如下：
(四)对主要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综合分析
为了对各类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将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予以综合，以概括和总结它们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见表4、表5。
通过对表4、表5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9—2000年；另一个阶段是2002～2005年。在这两个阶段中，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一年发生在1999年，贡献率达到了37.48％。1997-2005年期间，海关两税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为15.62％。
第二，gdp规模增长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大致保持在41.7％-70.56％之间。1997-2005年期间总的影响约为55.57％。其贡献率较低的年份为1999、2000和2001。事实上，这也正是税收增长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几年。
第三，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在1997年达到了最高值10.19％。随后的几年中影响作用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3％以上。但在2004年，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生了逆转，成为了减收的因素。这应当是2004年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所致。1997～2005年期间，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4.01％。
第四，不可税gdp比重下降，在1997、1998、1999、2000、2005这五年中，对税收的快速增长产生了较大的作用。但在2001年却起到了减收的作用。在2002—2004这随后的三年中，又成为了减收的因素。1997－2004年期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比重变动，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2.76％。总的来看，二、三产业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对税收增长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到，除了个别年份以外，本文所考虑的四个主要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介于72.3％和90.6％之间。1997－2005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总贡献约为78％。但在管理因素被公认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1998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贡献约为84％，管理因素与政策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仅为16％，似乎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出入。这一结果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部门当年强调的1000亿增收量，是在没有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计算得到的。如果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1998年税务部门税收收入增收额将下降为867.5亿元。二是由于本文在对经济因素的界定中，并未包括经济因素的所有方面，故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未被虑及的经济性因素实际发生减收作用，从而对管理因素的增收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
五、结 语
本文在澄清了gdp与税收对应性关系的基础上，首先对经济因素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情况，设计出相应的估算方法，并根据相关数据资料计算得到了一些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结果。尽管从估算方法的角度看，本文还存在着诸如没有考虑利润率指标波动的影响，以及对进口因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等问题。但根据本文对四类因素估算的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1．在1997—2005年中，gdp规模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应该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增强。
2．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以及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在我国的税收增长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是我国经济转型期不可忽视的因素。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2
关键词:征管效率;因素分解;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3-0071-09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中国税收收入在1998-2006年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特殊因素、管理因素以及税款虚收因素(安体富,2002)。显然,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效率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连续多年出现超GDp增长,科学评估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于破解税收增长之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自从威廉・配第提出公平、简便、节省三条标准以后,国外学者对其研究逐步深入。Lotz等(1967)采用税率分析的统计结果来比较税收努力程度。Diamond等(1974)、auerbach(1985)、mohring(2007)分别对税收征管额外负担进行了分析。Kay等(1988)使用资源效用的Debreu系数来测度征税系统的无效率程度。tanzi(1999)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并估算出税收流失的规模。pascalis等(2006)提出对税收效率的测量应该不仅包括资金层面,也要覆盖诸多非效率问题,并构建税收乐观指数(toi)来测定税收征管效率。国外研究构建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分析指标与框架,为国内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Ruggiero(1996)、woodbury等(2003)、afonso等(2006)将Dea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效率评价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
国内学者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和方法展开,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单纯的指数和成本收益比率法。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税收努力指数和征收成本率。税收努力指数是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的比率(Bahl,1988)。赵志耘等(2002)通过税收努力指数分析了它与税收比率的现实关系。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税种的征税“努力程度”,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成本因素,预期税收收入的估算难度较大。征收成本率是从税收征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税收征管效率(张培森等,2003),但是忽视了税收收益和机会成本。刘洋(2007)从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活动角度评价了我国现行所得税制的效率,但该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分析税收的社会效率。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现行“八率”(即:征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征期入库率、当期入库率、累计入库率、逾期申报罚款率、滞纳金加收率和税务登记增长率)评价指标体系,因多重目标在实际决策中可能存在冲突,难以均衡;倘若构建综合的指标,在确定权重时难免添加主观色彩。二是基于一些经典模型的实证分析。吕冰洋等(2006)利用1996-2004年经验数据,基于经典Dea和malmquist指数的技术方法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状况。但是,经典Dea模型由于无法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分析结果上可能是有偏的;基于C2R模型的malmquist指数也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技术方法存在改进空间。王德祥等(200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Fa)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设定难免存在主观性;同时,虽然极力剔除地区经济、社会因素及随机冲击的影响,但是,该技术方法依然无法彻底解决“不公正”效率评估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进行传统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效率分析之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掉可能影响分析结论的外生因素,使税收征管效率分析更准确。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及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由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组成。步骤是:(1)运用经典Dea(本文采用C2R)原理,利用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评估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2)将所有松弛变量加总,包括无效投入部分和松弛部分。以各个投入项总松弛量作为因变量,所有外生因素为白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3)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实际投入调整,(n-1)个省份都将被“补上”因外部环境受益而“节省”的成本投入。(4)利用“公平环境”下的投入和产出项,运用malmquist指数,重新进行效率评价,并进行决定因素分解分析。前三个步骤称为三阶段Dea,所以该方法合称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经典Dea一般应用于某个时点上的截面数据的效率评估与比较,它有三个不足:(1)无法进行动态效率的评估;(2)无法进行决定因素分解;(3)评估的效率值较为粗糙。针对第三个不足,我们用上述第二、三两个步骤来平整;针对第一个、第二个不足,我们引入malmquist指数。这样,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加准确与深入。以下是具体论证过程。
经典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它借助于前沿生产函数,依据一定的标准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被评估的公共部门与该前沿面的差距就是它的效率。其优点在于,可以处理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情况,无需像参数法那样构建具体函数形式的生产前沿面,对投入、产出的项目无需进行单位的标准化,就能给出相对效率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忽略了不同项目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差异。这一缺陷导致效率评价的“不公性”,任何偏离效率前沿的“行为”均被看作是无效率的。在不同的评价基础上进行统一效率衡量,对那些环境优越的主体会有提高其效率评价得分的趋势,而给予外部环境“恶劣”主体的是不公正的评价。Dea效率得分可能低估或高估实际效率水平(worthington,2000)。外部环境对效率评估往往有显著影响,如果不加以控制,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得分将有偏(Ruggiero,2000)。
针对这一缺陷,我们采用三阶段Dea-tobit计量方法,修正外部环境变量造成的偏误。假定经典Dea得到初始的效率为θ,各项投入松弛量为input_s。现在将各项投入总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各项决策的外生环境作为解释变量,构建n个(n为投入项的个数)tobit模型。况下依然有效(Ray,1997),因此,malmquist生产指数可以通过三个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得到(Fire,
etal,1994),从而能够实现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动态生产效率分析与决定因素分解。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1997--2006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数据作为样本(由于大量数据缺失未被包括在内)。因此,本文的样本个数为300个。
我们以省级税收总收人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产出项,投入项则主要涉及税源基础、人员投入以及运转费用等,因此,在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投入项有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营业盈余比值、市场化指数和税务人员数量。GDp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总规模,对总税收规模具有重要作用;税源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比重越高,税收潜力越大;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可近似描述地区经济效益水平,对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自由度通常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正的影响(Lee,etal,1993),本文采用樊纲等(2006)计算的我国各省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税务人员数量是反映人力投入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在外生因素方面,我们主要考虑税务人员素质、税源分布状况以及各省份差异性等。税务人员素质是影响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因素。税源分布状况影响管理的规模效应,税源集中化程度越高,征管相对容易,成本相应越少,机构效率越高。考虑到地区差异性,我们将28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以西部地区为基点设定三个虚拟变量。这些对效率分析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分析之前,通过三阶段Dea予以剔除处理。各变量定义见表i,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2。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我们测算出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并根据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对投入项调整,最后完成malmquist指数的求解及因素分解。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是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结果,报告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剖析影响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指数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报告的是C2R下税收征管效率值及各投入项的总松驰量。从表3可以看出,2006年,除中部和东部的少数省份外(山东最低,仅为56,85%),其他地区省份的征税效率得分一般较高。
表3列示的是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差异情况下的效率值,并在它的基础上测算出总的松弛量。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不能有效地反映真实效率。为此,表4报告的是剔除歪曲真实效率值的外在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在剔除外生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过程中,我们发现:税务人员素质几乎未能通过各年份统计检验,因此不是影响松弛量的重要因素,被舍掉;在去掉education后,虚拟变量u2和u3仍然无法通过检验,表明除了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因素差别并不明显,舍掉u2和u3后,模型基本状况得到较大改观,z值大多通过检验,Loglikelihood值良好。
依据表4,我们调整投入项(数据太多,报告从略),并在此基础上得到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值。本文衡量的是各个省份在既定资源和经济状况下税收的征管效率问题,因此,在技术上,采用产出导向型测度。
图1是1998-2006年中国省级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效率变化趋势图,它反映的是税收征管平均各项效率指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变化百分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较大,在2001年度增长率将近150%,而在其前后两年中都为负的增长率,表明2001年可能是外部因素的瞬时冲击所致。
从图1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技术进步同tFp指数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2001年税收征管综合效率的超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样,技术进步在该年前后出现较大波动,表明其冲击的瞬时性。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为稳定,年度变化率都不超过50%,两者大致存在一个此高彼低的波动趋势。
表5是1998-2006年各省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变化率及其变动决定因素分解(平均值)。从表5可以看出,1998-2006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malmquist指数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2.5%,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年均纯增长率达到58.6%。从影响tFp变动的因素分解来看,带来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其年均增长达到35.7%,上海市技术进步最快,增幅达到44.7%。从涉及生产效率的两个指标来看,全国年均纯技术效率增长6.3%,最高为宁夏地区,增长43.8%,同时全国有8个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陕西省,年均降低5.6%;在规模效率方面,12个省份都不同程度下降,全国平均下降1.2%,宁夏下降超过20%。显然,从全国平均水平上来看,税收征管tFp增长42.5%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平均年增长达到35.7%。首先,这说明近1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方式改进及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全要素生产效率;其次是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税务部门自身征收管理效率的增进是促进tF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全国年平均规模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税收征管资源投入规模过度,超过了最佳规模。
表5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地区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差别及其决定因素。东部地区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居于四个区域之首,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9.0%,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依次居于东部之后。从tFp变动的各决定因素来看,各个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都超过30%。从纯征管效率增长来看,西部地区居于首位,其次是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而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在规模方面,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增长效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效率为负,这与我国基本宏观政策是一致的,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政策下,国家加大对其基本设施投资,较好地改变了其公共投资不足的“瓶颈”;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意义上受到国家公共投资的倾斜,投资过度,报酬递减;西部地区也有国家政策扶持,但是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投资不足,因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下的规模低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改进的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30个省份1998-2006年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趋势,并进一步通过指数分解剖析了影响tFp变动的决定因素。在剔除掉影响效率测度的环境因素后,分析结果表明:1998-2006年间,中国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但是在2001年前后存在较大的波动,技术进步是推动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分地区分析发现,推动税收征管tF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技术进步;沿海地区纯税收征管效率相对于内地增长迅速,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中部和东北地区规模效率具有正的增长,东部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具有递减趋势,征管成本投入过度。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大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增强对中西部地区帮扶力度。本文分析发现:1998-2006年,促进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并具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推进过程。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税收征管tFp的增长,必须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同时,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和征管经验及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强化东部省份对中西部地区的帮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2)优化税务部门公共设施资源投资规模。1998-2006年,东北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规模效率增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下降。东北和中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较好地弥补了公共投资不足问题,有效地促进了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东部地区由于投资过量,西部地区由于投入不足,都存在规模效率下降问题,因此,国家在各地区税务部门公共设施及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具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3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推进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为国聚财的地税部门，其职能构成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必须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地税整体工作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针对地税部门的职能和作用，我们必须明确其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第一要义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纳税人不断增长的纳税服务需求。其核心是以广大纳税人为本，坚持为国聚财；以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建设高素质的税收干部队伍。基本要求是聚财理念、执法理念、体制机制、税收环境全面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坚持聚财为国，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中找准位置；坚持服务大局，在严格税收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上找准位置，不断提高税收执法的公正度、执行力和公信力。经过努力建立起税务干部业务素质和综合素质良性发展的队伍建设机制；岗位职责、办税程序、办事标准工作制度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工作管理机制；与提高税收执法能力相配套的物质保障机制，构建起科学发展型地税机关的基本框架。
二、切实找准影响地方税收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征管力量明显不足。一是一线征管人员短缺。由于编制受限，税收征管人员的数量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有所增加。在基础单位，税收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包括了户籍管理、催报催缴、纳税评估、税法宣传、欠税管理、信息采集等事宜。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户数的增加和各项管理措施的不断细化，税收管理员的日常工作量也不断加大。因此税收精细化管理与征管人员匮乏的矛盾日渐突出，造成了税源管理不突出，影响了税源管理的时效性。
（二）全民纳税意识有待提高。税收宣传月走过了十七个年头，税收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民纳税意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因国家税收单一，地方税收税种、规费繁多，征收的税费还不能被全民所认同，面对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其它因素的干扰，解决“履行纳税义务难”的问题，地税部门孤掌难鸣，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综合治税的良好局面，还未营造出对不诚信纳税行为“人人鄙视，引以为耻”的浓厚社会氛围。因此必须创新税收宣传内容和形式，让群众真正走近税收，了解税收。
（三）税收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除了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因素外，知识更新未能与税源管理形势变化相适应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业务培训与工作实践结合的不够紧密，缺少对不同行业、企业有针对性的培训。
三、积极探索地税机关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实现地税机关的科学发展，必须在上级税务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努力破解影响地税部门发挥行政执法能力的各种难题，通过创新工作思路，营造税法宣传氛围，建立一套旨在促进地税机关科学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科学的队伍发展机制。根据地税机关干部队伍现状，努力提高税务干部职工的政治觉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建立和充实相应的税源管理人才库，为现代管理和税收事业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二）科学的工作考评机制。全面推行绩效考核管理，对干部的学习教育、纪律作风、业务素质、内部管理等，实行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税务管理人员执法行为，严格考核执法过错追究情况，实行责、权、利相统一；健全税收宣传、调研工作考核制度，将宣传调研任务分解到基层，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实现宣传与业务工作同步；建立干部业绩档案和廉政档案，分阶段汇总综合将其作为评先、选优、提拔使用的主要依据。
（三）科学的税收执法工作管理机制。以创建良好的治税环境为目的构建和谐地税，建立税收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推行税收行政处罚联席会议制度，确保行政执法高效、有力开展，搭建“党委领导、人大和政协监督、政府及各部门共同关注民生、支持税收、税务机关严格执法的工作平台，形成多部门联动威慑、制裁机制，努力破解税收政策执行难的问题。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4
【关键词】授权立法；税收法治；税收法定主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税收法定原则，且特意安排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部分，凸显了未来几年我国加强税收立法顶层设计的紧迫性，也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高度重视。重申税收法定主义，首先必须明确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功效以及当前我国在落实税收法定主义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对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提出相关路径提。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人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1。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术界众说纷纭。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我国学者张守义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2；我国学者覃有土认为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3；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应当包括“租税要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务合法性原则”。
虽然学者们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的概括见解不一，但归纳所述，可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分成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
1.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所谓课税要素，具体包括征税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税务争议以及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离开课税要素就无所谓税，也无法征税。因此，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
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课税要素的内容必须明确清晰，要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避免因为产生歧义和漏洞而使纳税人误解。对于不明确的课税要素，应由代议机构审查，并做出法律解释，严禁税法的扩张解释、类推解释和补充解释。覃有土教授曾说过：“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4由此可以看出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在税收法定原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是指税收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要素必须经法律规定，并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因此，税收程序法定应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税种及税收要素应该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确定；二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为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做出任何变更；三是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如此，不仅可以使纳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同时又尊重并保护了税收债务人的程序性权利。所以，税收程序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主要功能
（一）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
政府权力具有一种不断扩张的天然趋势，而其强制力的特殊性赋予了其能够通过任何其本身认为是“合法”的途径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并且允许将自身的暴力强加于私人权利被剥夺者的个人反抗之上。简而言之，国家可能成为公民的私人财产权最危险的侵犯者。因此，为了协调这种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税收法定”便成为了平衡国家税收权和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衡平器。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促使公民财产得到基本的安全保障，同时对政府的侵权行为亦营造了一个有效的抗逆机制。5
（二）客观上创造并保障了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封建领主和独裁君主为筹集战争费用，满足个人骄奢淫逸的生活，肆意课税司空见惯，个人财产不时面临意想不到的侵扰。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过程中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口号，争取人身的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这也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起点。因此，在斗争中，人民首先争取到的就是议会法定税收和法定罪行的权利，由此便导致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萌生。
（三）使公民的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
在目前中国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关系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和转移支付的工具，除了保障国家政权稳定外，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取代的。作为指导税收活动的法律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导向性作用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效能。而税收法定主义的严格立法程序制定、颁布法律的要求，规避了行政机关按自身意愿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可能性，必须由征纳双方同意才能实施的税收法律保证了税收法律的稳定性和征税行为的常规性，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以控制政府在征税行为上的任意放纵行为。
三、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税收法定原则已经被我国确定为一项基本的税收原则，但在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的缺失
虽然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即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6，但学界一般认为，该条只规定了纳税人要依法纳税，而没有涉及到税收立法者要依法设税和税收执法者要依法征税；它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和其他纳税人在税收征纳中的权利；它对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税收收益权也未作规定，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并没有作为宪法原则而在我国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7。
（二）税收立法过多，行政立法膨胀
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保留税收立法权，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多采用授权立法制，其基本依据是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的《授权立法条例》。该条例规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订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公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和外资企业。”不难看出，该条例赋予了国务院在工商税制方面本属于人大的立法权限，并完全自主。由此，我国便形成一个极富特色的税收立法体制，具体表现为真正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法寥寥无几。
我国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由立法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而其余的税收法律规范则全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事关绝大多数纳税主体权利义务的税收规范并非由代表全体纳税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要主体；而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财政部的授权颁行补充规定，使人感觉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没有了标准和节制，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税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三）源自税收执法实际的困难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我国的税收执法机关各司其职，依法开展税收活动。但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的发展在税收执法环节中也遭遇了阻碍：一是执法机关执法不严问题大量存在。这与执法队伍的素质不高及缺乏行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密切相关。二是存在源自于税收立法转授权的执法者造法现象。根据宪法及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根据最高权力机构的授权依法可开展一定的税收授权立法活动，然而现实中国务院凭借国情的复杂性，将转授权的禁止性规定置之不理，各税收执法机关借由国情造法的现象也屡禁不止8。
四、税收法定主义的完善
（一）在宪法上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当今世界凡适用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方式赋予税收法定原则以宪法位阶。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不仅使其能够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尽管目前我国宪法中并未明确税收法定原则，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实践已经接受与确认税收法定原则。这次三中全会将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党的《决定》这样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这是史无前例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宪法修正案中应做如下规定以赋予税收法定原则以宪法位阶：第一，将《立法法》第八条第（八）项中关于“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提升至宪法高度。第二，参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的规定，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列明，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
（二）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收法》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税收基本法》作为统帅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母法，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应居于核心地位，其制定意义之重大，对此学者们已达成共识。”9我国税务界从90年代开始重视税收基本法的研究，并开始着手起草该法，目前已数易其稿。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加快进度，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作为宪法精神的延伸，使之成为税收法律体系的根本大法，并赋予其税法领域中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用来统领、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全面规范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说，税收基本法应对税法的立法宗旨、原则、治税思想、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权利义务，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收诉讼，税务中介等进行明确界定，使其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单行税收法律法规，使税收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到有章可循。在我国目前税收法定主义缺乏宪法支持的情况下，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尤显紧迫。
（三）妥善处理税收立法权配置问题
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属于典型的授权立法模式，税收授权立法体制占主导地位，以致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成为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特征10。因为税收立法的程序、时间和税法的技术性因素，全国人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一整套税收法律。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考虑，采取修订税收立法授权似更为妥当，今后对于新税种的设立，应全部由全国人大立法，同时对一些重要的税种，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可行的应该将条例或暂行条例提升到法律，由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以增强其法律刚性；对那些比较成熟或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的税收政策，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行政规章尤其是以内部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布税收政策；对目前完全上升到法律还有一定困难，必须由行政部门立法的税种，也要对其立法范围、授权期限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行政规章尤其是以内部规范性文件作为征税依据的做法。
（四）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实行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代议制税收立法中尤为重要，是提高立法透明度，使公民各方利益得以体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得以协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以民主程序挑选、召集各方利益代表，确保听证制度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同时由于税收立法涉及面大且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还必须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参与，即需要进行专家论证以确保税收立法的质量。我国在2005年8月至10月之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过程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所举行的立法听证会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制定统一的规则奠定了基础。11
（五）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
一是建立并完善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从内部监督来说，首先要建立税收执法责任考核制度，明确界定税收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享有的权力边界和履行义务的范围。其次要推行税务行政案件与重大涉税事项的审理制度，通过税收执法先行约束控制机制督促税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再次是要实施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强化执法过错追究，使广大税务执法人员真正树立法治意识。从外部监督来看，一方面要改善和加强税收执法的民主参与程度，公开执法内容、过程、依据等。坚持税务行政救济制度，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要改善和加强审计部门、财政部门、新闻媒介及社会舆论对税收征管和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建立有效的外部日常监督机制。
二是提升税收执法干部队伍素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税收执法队伍，是提高税收执法质量的前提，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因素，是依法治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法治的重要条件。公权力的行使应严格践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理论，这是法治的要求。我国由于任务当先、经验当先的思想长期存在于税务执法队伍中，法制观念相对淡薄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税收执法队伍应当加强严格依法执法方面的学习，树立浓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税收执法队伍，要求我们的执法人员努力学习和培养“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样的意识与观念，自觉培育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指引，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和逻辑来分析和解决税收问题的思维方法，自觉树立税收公平正义理念、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理念和税收法定理念，这既是税收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作者简介：白鹏飞（1992.8-），男，回，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宋英杰：《中国农业保险概述》，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孟春：《中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龙文军：《谁来拯救农业保险》，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4]李延霞，王文帅：《农业保险条例促农险规范发展》，中国信息报，2012年8月5日.
[5]庹国柱：《正确解读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中国保险报，2011年2月12日.
[6]庹国柱：《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里程碑》，中国保险报，2012年1月22日.
[7]张跃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效用层面的一个解释及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4月.
注释：
1.徐传林：《关于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入宪的思考》，长江论坛，2013年第3期。
2.张守义：《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3.覃有土、刘乃忠、李刚：《论税收法定主义》，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
4.同注5
5.白玉星：《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1月。
6.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
7.程旭楠：《论税收法定原则》，法制在线，2012年12期。
8.王丽萍：《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实现路径》，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12月第6期。
9.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载法律教育网。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5
一、围绕一个主题，力求稳中求进
近年来，在省局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国税部门获得多项省、市级和部级荣誉称号。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国税工作的新提升、新发展，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因此，市局提出了“规范提升发展”的工作主题，并将年作为全市国税系统的“规范提升发展年”。从规范、提升、发展三者关系来看：规范是基础，是实现提升发展的基本保证；提升是手段，是实现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目标，是国税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从具体内容来看：规范，重点是规范干部管理，规范制度机制，规范岗责体系，规范业务流程，规范执法行为，规范办事程序，规范干部举止。提升，是指提升效能，提升速度，提升位次，提升地位。主要包括提升队伍素质，提升收入质量，提升执法水平，提升管理能力，提升服务品质，提升国税形象等六个方面。发展，是指国税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依法征税与诚信纳税的同步发展、国税事业与干部个人的全面发展、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发展等。开展规范提升发展年活动旨在弘扬依法办事、高效干事、创新成事、实干兴事的良好风气，营造想发展、谋发展、议发展、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二、抓住三个重点，营造和谐氛围
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激发队伍活力、增强干部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做好各项国税工作的根基所在，完成税收任务、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执法、优化纳税服务、落实信息管税，都需要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敬业进取的国税干部队伍为保障。三项重点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基于国税实际，以及国税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而提出的。税收工作实践中，正是由于目标加压力度不够，绩效考评尺度不够，责任追究强度不够，激励竞争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干部队伍人浮于事、活力不足、能力不强、效率不高问题的存在。实践证明，激发活力是发挥干部创造力的源泉，是破解当前干部队伍建设难题的重要抓手，是新形势下实现干部队伍建设新突破的关键所在。激发活力关键在导向，重点是用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环境是保持干部队伍生机活力的基础；增强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是队伍建设的归宿。提高能力关键在教育，重点是学习。学习是广才、培智、立德的重要途径；提高效率是干事创业的保障。
三、加强四项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1、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基层是整个国税事业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牢固树立关注基层发展、关心基层建设、关爱基层干部的观念，继续把加强基层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深化“两个倾斜”，落实“两个减负”，真心真意关心基层、建设基层、发展基层，优化基层发展环境，让基层干部心有所聚、情有所系、行有所正，把基层建设成干群和谐的基层、队伍稳定的基层、勤政廉洁的基层，从根本上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广大干部乐于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全面激发基层活力。
2、加强基础建设，提高发展质效。推进基层基础建设是当前国税系统工作的重点，也是关系国税科学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一是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基层办公、生活和纳税服务条件，积极打造拴心留人的硬件环境。二是强化经济税源基础，努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培植税源、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纳税服务上发挥职能。三是坚持以“基础数据准确、基础资料完备、基本情况清楚、基本制度健全、基本职能明确、基本程序规范”为目标，扎实提高基层基础软件环境。努力在征管改革的深度、税务管理的力度、信息化发展的速度、基层资料的准确度、干事创业的热度上下功夫，实现税收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
3、加强基本功建设，激活发展动力。加强“四基建设”，“硬件”是基础、是保障，“软件”是灵魂、是核心。在抓好基层税务机关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特别重视抓好软件建设，激活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基本功建设。基本功建设，主要应着眼于狠抓干部队伍能力建设，要以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重点，深入开展教育、培训、考试、比武、练兵、竞赛活动，立足本职、勤学苦练，使其具备胜任岗位、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和基本水平，逐步培养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优秀干部队伍。
4、加强基本素质建设，壮大发展实力。时代在高速向前发展，知识在不断推陈出新。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作为每个国税干部，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只有着力提高自身素质修养，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力去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新时期税务干部应具备的综合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本领和职业道德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税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确保政令畅通。二是业务熟练。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法治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人员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业务素质，才能适应时展要求和依法治税的需要。每个税务干部都应具备“三懂”、“四会”、“五掌握”的基本素质。三是本领过硬。税务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还必须具备胜任本职工作的本领，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既要具备依法办事的能力，又要具有调查研究的能力和综合管理的能力。四是道德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深入发展，社会对税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税务干部要严格按照热爱税收、依法治税、廉洁奉公、文明征收的职业道德标准，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自觉履行职业道德义务和责任，不断提高政治、业务、道德水平，以每个人扎实的工作、文明的执法和规范的服务，促进税收职能的有效发挥和税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落实六项措施，实现六个提升
1、坚持收入原则，提升税收质量。今年，省局分配我局国内税收计划是79.38亿元，比去年实际完成增加6.1%。一是迅速分解落实税收收入任务。二是严格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各局要严格落实“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坚决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组织收入原则，强化收入措施，严格监督考核，确保实现国税收入质量和规模同步提高，经济与税收良性循环。三是全面落实组织收入工作机制。对于组织收入，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靠上抓，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继续实行“领导包片、部门包点”的收入督导机制，牢牢把握组织收入主动权。四是确保首月、首季“开门好”。
2、坚持依法治税，提升执法水平。一是严格落实税收政策。各级要围绕支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二是规范税收执法。做好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检查和备案审查工作，进一步提升规范性文件质量，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不断改进执法方式，要认真做好迎接省局执法督察工作，积极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不断提高税收法制水平。三是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要大力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在完成上级统一安排任务的基础上，市局将重点对近年来发展较快、税负偏低、税收管理相对滞后的混凝土、汽车经销等行业进行专项检查。
3、坚持以人为本，提升队伍素质。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优化基层领导班子配备，形成班子成员年龄、知识、经历、能力、性格互补的合理结构。逐步充实县（市、区）局领导班子和基层分局的力量，增强班子的整体工作效能。二是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宽干部管理思路。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凭修为、凭能力、凭实绩用干部的导向，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完善竞争上岗、考察委任、聘任制等多种方式并举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干部绩效考评体系，准确评定干部政绩。加大干部交流力度，盘活现有人力资源。三是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巡视监督等制度，加大对县局领导班子和分局长的巡视检查力度，加强领导干部工作任务和目标备案管理，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四是强化教育培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国税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积极探索分级分类培训模式，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参训比例和培训质量。今年，总局将组织所得税业务抽考，各级要精心准备，认真备战，力争取得好成绩。五是深化国税文化建设。要继续深化“源”文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挖掘其深刻内涵，加大品牌宣传和渗透力度，切实将文化品牌建设融入税收管理的每个环节，使文化品牌入脑入心入行，以文载道铸税魂，以文化人润无声。要把关注人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认真落实谈心制度，强化心理疏导，把握干部多个层次的需求，找准国税文化与干部需求的契合点，化解误解矛盾，增加和谐音符，激发意愿责任，使干部思想上有归属感，精神上有寄托感，增强国税文化的凝聚力。
4、坚持科技兴税，提升管理层次。一是继续加强税收基础管理。依托信息手段，坚持源头防范。强化基础数据管理，为税源管理提供翔实准确的基础信息。二是加强信息应用管理。深化预警评估系统应用。加强信息安全和运行维护管理，确保信息数据和各应用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积极做好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准备工作。按照省局要求，认真做好试点上线前的思想、业务、技术等准备工作，为金税三期在我市的顺利推广和应用创造良好环境。三是积极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四是全面加强各税种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6
税收征管效率一般包括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其中，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也被称为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税收收入的实现，离不开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即征税成本；也离不开纳税者在计缴税款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即纳税成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即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税务机关征税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对比关系。
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主要有征税成本率。
征税成本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征税收入×100％
根据该指标，可以具体计算某地区或征收单位、某个税系或税种的征收成本率。可以横向比较同期不同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的征管效率高低、不同税系、税种和征管难度；纵向比较不同时期一个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税务管理水平的演变情况，同一税系、税种的费用变化情况。
二、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分析
（一）我国税收成本构成
我国的税收成本构成主要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1．征税成本。即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种费用。
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过程包括制定税收制度、组织征税活动、开展纳税检查并处理违章案件3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征税成本也由立法成本、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3个部分构成。其中，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税收立法而支付的费用包括在国家管理费之中，一般无法单独成立预算，所以,,征税成本一般是指税务机关为组织征收活动、检查纳税情况以及处理违法案件而支付的征收管理费用，即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每部分征税成本基本上由4个项目要素构成：（1）人员费，即有关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2）设备费，即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及交通和通迅的价值损耗，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3）办公费、即必需的公务经费，如资料费、调研费、诉讼费、查处违法案件协作费及各种对内外的交往费用等；（4）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费用、税法普及费、税务人员的培训费用、协税护税费用、代扣费用及税收征管有关的其它费用。
2．纳税成本。即纳税人在计缴税款过程中付出的费用。
纳税成本在西方税收学界又称为“奉行纳税费用”，在我国则称为“税收奉行成本”。一般来说，在下列4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1）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完整规范的账册让税务机关核查。（2）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报或电子申报、邮寄申报、委托申报等，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3）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地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4）纳税人为了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即节税。对于这一项，西方称之为“相机抉择成本”。
计算纳税成本比计算征税成本困难得多，因为除了可以在纳税人账簿上反映出来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另外还有无法用货币表现的时间耗费和心理费用。
虽然纳税成本难以量化，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济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因为：（1）过高的纳税成本会激发纳税人千方百计寻找税法漏洞，甚至冒险违法，通过逃税或者黑市交易取得利益，以补偿其承担的纳税成本。（2）纳税成本具有累退性。生产经营规模越大，生产经营收入越高，其负担的纳税成本相对越小，使得纳税人极易滋行逆反情绪，从而导致征纳关系恶化，增加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二）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另一方面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付出的各类费用上升也很快。“高成本、低效益”已成为我国税收工作潜在的问题。
在我国，关于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少，只有少数省市曾进行过征税成本方面的统计调查，结果是征税成本占税收总额都在3％以上。仅以1993年为例，我国年征收费用总额的3.12％，目前已达5％–––6％。而美国国内收入局1992年年报上公布的数据，当年费用占征收数的比例为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仅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在瑞典，即便是成本最高的所得税，其征税成本率也仅为1.5％。由此可见，我国的征税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另外，从纳税成本方面来看，也不是没问题的，只是较为隐蔽。例如，“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的税收制度结纳税人带来极大麻烦；各种各样的纳税申报表也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地税分设、征管查三分离造成的多人多次进企业检查给纳税人增加了时间及心理上的负担；税务人员素质低给纳税人带来更多的耗费；一些地区税务部门的行业不正之风，使纳税人不得不承担一些敢怒不敢言的开支；纳税人花心思千方百计逃税的现象严重………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成本虽然很难进行理论上的统计，但从偷逃税现象日益严重、纳税人呼吁减轻税收负担的情况来看，我国纳税成本也不低，而且呈上升趋势。
（三）影响征管效率的因素
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很多，有制度上的，有征管上的，有方法上的，也有人员素质上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1．税收征管体制.
目前我国设置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接收收入。但这种重复管理、征收、检查，加大了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2．税收制度及课征方法
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非常繁琐，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3．税法的严密程度。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是个粗线条的，还无法保证查处大型涉税案件整个执法过程的需要，即影响征管效率，同时又增加了征税成本。
4．征收管理手段。
税务系统近年来购置了不少计算机，由此造成税收成本在短时间内的较大增加。但是利用率不高，多数用于会统票证处理，电脑化管理对控制偷税末起到应用的作用。
5．人员素质。
目前税务系统间接征税人员比重较大，直接影响了税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在全国100万税务大军国，仅有18％至25％受过高等教育，这也直接影响了税收工作效率。另外，纳税人员素质高低也必然影响税收成本，对于纳税意识差、办税水平低、财务管理混乱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培训、辅导、管理、检查，增加了税务机关征管难度，也加大了税收成本。
6．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
事实上，税务成本与企业成本一样是
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两部分构成的，而且，其补偿的最终来源仍主要依靠税收收入。可见，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只关心税收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重视税收经济调节作用，不考虑税收成本、忽视税收成本核算是极其有害听。
三、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思考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管理手段、队伍建设、税法宣传、纳税申报等各个环节贯彻效率原则，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树立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从决策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进行税制改革，简化税制,优化税制结构，提高整体税收效应。从征税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要严格依法治税，严格税收征管，简化规程，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税收征管手段，全方位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征管效率。从纳税人的角度讲，应提高自身的纳税意识和税收业务水平，自觉申报纳税。从用税人的角度讲，应明确厉行节约的观念，提高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纳税人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使纳税人感觉到纳税是享受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以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净化税收环境。
（一）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
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包括两层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列举了4项税收原则，除平等原则外，其余三项皆与税收征管效率有关，这就是：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力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二）优化征管模式
从税务机关来看，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提高工作效率。
在征管模式上，应改变以“人海战术”为主的征管模式，强调专业化分工，按登记、征收、检查三大系列设置税务机构。
在征纳方法上，应更多依靠税务人办理纳税事项。
（三）提高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程度
我国税收征管电脑化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取得了一定成绩，计算机基本普及到一级税务机关，并建立了一支计算机专业技术队伍。但是与其他广泛运用计算机于税收征管领域的国家相比，应用面小，应用深度也很晃够。因此首先要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在没有运用计算机的地区应尽快实现征管电脑化，并建立起计算机网络。其次，尽快开发和运用功能齐全、安全可靠的业务管理软件，争取在税务工作多个环节上发挥计算机的作用，特别是推行电子报税及税款征收无纸化。第三，扩大计算机系统与其他部门的联网范围，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交易信息，便于税务检查选案。
税收征管电脑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时间，但其他投入的回报却是长期的、高额的。它是提高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四）建立成本核算制度
我国建国50年来，税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可供考核。即便是当前公布出来的少数区域性成本，其统计口径差别也很大，缺乏可比性，准确程度也值得怀疑。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规范、系统、科学的税务成本核算制度，由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统一的税务成本目标管理制度，包括：税务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监督、降低成本核算方法和违章处理等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税务成本开支范围和成本核算方法的确定。
1．税务成本开支范围。
（1）人员经费，如工资、补助、福利基金、养老保险等；
（2）办公经费，如差旅会议费用、印刷费、保管运输费、科研经费、代扣代缴手续费等；
（3）纳税人消耗费用，如培训、宣传咨询、各种报表印刷费等；
（4）设备设施费，如低值易耗品购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租凭赁维修费等。
2．税务成本核算基本方法。
将税款征收过程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归集后，必然选择适当的方法，分配到各税收核算对象中去。基本方法有按实际耗用直接摊入、按耗用工时进行分摊、按收入额比例分摊等。
税务成本应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向政府报告，并向公民公开。对非资金性耗费和纳税人耗费也应进行调查并加以估算。
（五）合理配置税务人员
应贯彻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面向征管、面向基层”的精神，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间接收税人员，加强税收征管第一线的力量。
首先，征管力量应倾向于能带来高税收收入的纳税人身上。如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量应加以调整，将征收精力主要放在大型私营（个体）业主、歌星、厨师等娱乐业、饮食业、文化体育业高薪人员、包工头及其他承包人等的身上，委托合适的机构征收；对个体户应抓住大户，促进小户，带动中户，以降低税务机关征收成本。
其次，运用抽样审计技术进行稽查人员的配置。每年对所有纳税户进行一次普遍性检查的办法并不可取，既增加征税成本，又影响检查深度。应改为运用科学的抽样技巧，即把检查密度、实际执行次数与造成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一些因素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尽量使收入与成本的边际效益最高。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7
一、文献综述
“管理问题是税制改革的核心而非辅助的问题”(Richardm.Byrd，1989)，［1］(p213)精细化管理是在税收常规管理基础上对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税收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需要不断引入新的管理方法和理念，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如何有效评估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以及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工作，建立全新的精细化管理目标与模式，己成为当前税务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国外，税收精细化管理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瓦格纳等人，在他们提出的课税原则中，从税制行政成本最小化角度讨论税收管理优化问题。而将税收征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73)［2］(p85－97)提出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与一国经济结构、收入水平及分配结构、纳税遵从度、税收管理部门与法院对税法执行程度等有关。美国学者詹姆斯•沃麦克和丹尼尔•鲁斯(Jamesp.womack，DanielRoos，1999)［3］(p247－289)主要探讨了精细化管理的起源、原则及应用范围，认为精细化管理主要来源于企业管理，是为了防止工业化大生产出现浪费而应运而生的。卡洛斯•西尔法尼和凯瑟琳•巴尔(CarlosSizvani，KatherineBaer，1997)［4］根据税收差距大小，将税收管理水平按税收差距分为四个区间，分别是小于10%、10%～20%、20%～40%和40%以上，对应的税收管理效率分别为很高、相对有效、相对无效和非常无效，并指出了对应的征管目标和方法。国外已经对税收管理进行了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方法，为我国税收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但在国内，相对于理论研究，税收精细化管理实践探索起步更早，发展更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税务部门从征管实践中摸索出许多改革经验，如税收征管模式、税务机构设置、信息化征管、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在理论分析中，首次从精细化视角分析税收管理的是叶峥、藏显文(1994)［5］，但他们主要是对我国涉外税收政策进行探讨，所提精细化管理是对“宜粗不宜细”立法模式的检讨和扬弃，并未对税收精细化管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与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理论与实务界对税收精细化管理研究逐步深入。在对精细化内涵的理解方面，汪中求(2008)［6］指出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是通过对规则的系统化和细化，运用标准化、程序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使各组织单元精确、协同和持续运行;在税收征管现状方面，张咏苹(2004)［7］(p89－138)认为当前税收管理瓶颈在于负责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线机构偏少且过于集中、税收管理员制度不够科学、征管流程不够合理、纳税服务不够改善;在税收管理改革取向方面，许月刚(2002)［8］提出应实现组织机构“扁平化”、征管程序“简易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管理方式“人本化”和人员素质“专业化”。黄泽勇(2006)［9］提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中，由于缺乏个人纳税代码，使个人所得税征收困难，存在个人收入与纳税不对称的情况。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健全个人纳税代码制度，制定《个人纳税代码法》，以更好地堵塞偷、漏税现象。曾国祥(2002)［10］(p67－98)提出税收征管改革中机构设置要遵循精简、高效和便利原则，不能增加机构，增加成本。2004年全国税收征管工作会议上，谢旭人指出，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住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不断提高管理效能。［11］虽然目前对税收精细化管理的研究如火如荼，但其在税收管理领域仍是一个较新概念，众多学者并未对税收精细化管理的内容、方法和改革路径形成共识。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精细化管理，仅仅是针对“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现实提出的治税理念，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促进税收精细化管理贯彻落实的制度体系，甚至对“税收精细化管理”亦未曾进行准确定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税收精细化管理进行进一步探讨，追溯其理论渊源，定量分析税收征管因素在我国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并针对我国征管现状提出改进建议。
二、税收精细化管理的理论基础
税收精细化管理就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纳税人实际状况，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相融合，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税收精细化管理目标包括管理对象精细化、管理手段精细化、管理内容精细化和考核评价精细化等。从理论渊源上讲，税收精细化管理是在汲取现代西方管理中的流程再造理论、精益生产理论、纳税遵从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等理论成果而逐渐演化发展起来的，并与税务部门工作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种管理办法，税收精细化管理是对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
(一)流程再造理论
流程再造理论是美国首创的关于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以生产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为了能够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摒弃已成惯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以生产流程为中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方式进行重新设计。通过对企业原来生产经营诸环节进行全面调查和细致分析，将其不合理、不必要的环节进行彻底之变革。根据流程再造理论在税收精细化管理中的运用，需要对税务部门的外部征管流程和内部控制流程，按精细化的要求，彻底改造、剔除不必要的税收管理环节，以税收工作流程为中心，重新整合设计外部征管及内部控制方式。
(二)精益生产理论
税收精细化管理发轫于精益生产理论。精益生产源于丰田生产方式(tpS)，丰田公司认为，在等待、搬运、工艺流程、安排库存等环节及由于生产过量、产品缺陷等原因，如果管理不当均会造成浪费，这些浪费对企业生存发展足以致命。要有效减少浪费，需要在生产、库存、作业再分配等各环节精益求精，实行精细化管理。实行精细化管理给丰田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其生产与管理方式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14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历时5年，对丰田制造方式进行探索、总结及提炼，并将该生产方式称之为精益生产。精益生产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广为传播，并跨出了制造业领域，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交通运输业、服务业、软件开发等行业得以应用与发展。税收精细化管理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应用到税收工作中，吸收精益生产理论的精髓，避免粗放式管理，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
(三)纳税遵从理论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使自身行为符合税收政策意图和税收立法精神，准确计算应纳税额，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纳税遵从理论源自美国，主要包括对税收遵从度的研究和对遵从成本的研究。按纳税遵从度理论，纳税遵从主要分为三类［12］，包括由于担心因逃税而受到处罚的防卫性遵从、由于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十分严密而无机可逃的制度性遵从、由于对履行纳税义务的正确认知及获得高质量纳税服务而产生的忠诚性遵从。纳税遵从度可用四个指标来衡量(理查德•伯德、米卡尔•卡萨内格拉•韩舍尔，1994)［13］(p136－204):包括潜在纳税人和登记纳税人之间的差额、登记注册的纳税人与实际申报的纳税人之间的差额、纳税人申报税额与根据法律应缴纳税额之间的差额、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与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额之间的差额。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影响纳税人遵从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税收征管水平。税收征管水平越高，就越会对纳税人形成威慑力。纳税遵从理论对税收精细化管理具有以下启示意义:税务部门要通过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对纳税人进行有力的监控，增加纳税不遵从的风险成本，促进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收法规，提高纳税遵从度，形成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
(四)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手段，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工作绩效和公共服务质量，以实现社会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重要组成部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强调政府、公民、企业多方主体的互动以及在公共问题上的收益共享、责任共担。公共管理理论既重视制度、法律的前提作用，更关注管理战略、管理方法的合理运用。税收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公共管理的理论是税收精细化管理的基石，为税收精细化管理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三、我国税收精细化管理现状的实证分析———以税收征管对税收收入增长贡献率为例
影响一国税收增减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如GDp规模、价格水平、产业结构、税制结构与税收政策、税收征管能力等。其中，税收征管是影响税收增减变动的重要一环，其对税收变动的影响分析在税制设计、税负分析、税收征管水平测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处通过分析和分解影响税收收入的各种因素，测算税收征管因素对我国税收增长的贡献率。
(一)实证分析思路及方法
在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中，首先描述税收变化量计算公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引起税收变动的因素进行分解，结合相关数据测算出各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税收直接取决于经济规模、价格变动和税收占名义GDp的比例。据此，可设定如下关系式:ti=Gi*pi*Ri(1)其中:ti表示第i期的税收收入;Gi表示第i期实际GDp(按上年价格计算);pi表示第i期的GDp价格平减指数;Ri表示第期税收收入占名义GDp的比重;i=1，0分别表示本期与上期。对(1)进行因素分解，有:t1t0=G1*p1*R1G0*p0*R0=G1G0p0*p1*R1R0=G1R0G0p0R0*G1p1R0G1R0*G1p1R1G1p1R0=G1R0n0R0*n1R0G1R0*n1R1n1R0(2)其中ni表示第i期的名义GDp(ni=Gi*pi)。公式(2)表明，税收增长率等于本期实际GDp增长速度、GDp价格平减指数与税收收入占名义GDp比重变化的连乘积。对(2)式两边取对数可得:lnt1－lnt0=［ln(G1*R0)－ln(n0*R0)］+［ln(n1*R0)－ln(G1*R0)］+［ln(n1*R1)－ln(n1*R0)］(3)公式(3)表示为税收增长率的影响因素，若考虑影响税收绝对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则可作以下转化:t1－t0=(G1*R0－n0*R0)+(n1*R0－G0*R0)+(n1*R1－n1*R0)(4)即:税收收入变化量=由于经济增长增加的税收收入+由于价格上涨增加的税收收入+由于税收占GDp比重变化增加的税收。根据上述影响税收的各因素可知，经济增长主要指GDp的增长，表现为上期名义GDp到本期实际GDp的变动(n0G1);价格变动主要指GDp平价指数变动，表现为本期实际GDp到名义GDp的变动(G1n1);税收占GDp比重变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变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因素变化等，表现为上期到本期税收占名义GDp的变动(R0R1)。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税收占GDp比重变化因素包括因素较多，但通过具体考察某一产业的税收增长情况可剔除产业结构变动影响，而且税收制度变化一般较为缓慢，在实际分析中予以忽略，此时可将税收占GDp比重变化因素简述为征管因素对税收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分别计算税收增长额、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和价格变化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就可以匡算出税收占GDp比重变化对税收增长的贡献。这样就为分析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的影响程度提供了一种计算思路。
(二)数据检验。按照200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年鉴》相关数据，根据前述税收增量因素分解方法计算得到结果如表1、表2所示。表1、表2显示了影响我国税收收入变动的因素变化趋势。从经济增长、价格变动和征管能力三个因素比较来看，近十年来价格变动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最大，2008年前价格变动因素所引致的税收增长呈逐年上升趋势，并在最近两年维持高位震荡格局。2010年由于价格因素导致的税收增加占税收总增量的一半以上(58.15%)，即有过半的税收增长是由于价格上升导致的“名义性增长”;除价格因素外，经济增长因素和征管能力因素在促进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的重要性上处于交替变化趋势。从税收征管能力提高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近十年来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的“m”型变动趋势，随着税收管理手段和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高，税收征管对促进税收增长的影响日益凸显，在2007年最高峰时贡献了3364亿元的税收增长，但由于税收增长的长期性因素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增加，税收征管效应在征管能力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前难免“后劲不足”，在2007年后呈现缓慢递减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应高度重视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提高征管水平，以保证税收的健康、可持续增长。
四、税收精细化管理目标
强化税收征管是促进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我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之以往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总体仍处于粗放式管理状态，具体表现之一是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不高。2002－2010年间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贡献率最低年份不到5%，最高年份也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平均贡献率为21.34%(表2)，明显低于价格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也低于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其二是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在年度间波动较大，且呈现震荡下降趋势。从表2可知，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贡献率在年度间呈现剧烈震荡格局，年度标准差为9.80，分别高于7.12和8.80的经济增长因素和价格因素对税收增长贡献的年度标准差值，在税收增长的三种因素中是最不稳定的，表明税收征管力度不稳定、不连续，无法形成对税收增长贡献的合理预期。此外，税收征管贡献率在近年来呈缓慢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36.19%下降到2010年的16.71%，表明税收征管水平提高乏力，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式微。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贡献不大，表明税收征管某些环节可能存在缺陷，需要借助更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和方法来提升。此时学界提出的“精细化管理”概念应运而生，精细化管理是实现税收管理集约化、信息化的内在要求，是克服粗放式管理的必然选择。根据我国具体国情，税收精细化管理目标主要包括管理对象、管理手段、管理内容和考核评价的精细化等方面:
(一)实行科学分类，实现管理对象的精细化
管理对象精细化就是针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人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即对纳税人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为此，需制定切实可行的纳税人分类管理办法，根据纳税对象规模大小、行业类型、税种、经营方式、组织方式、信用记录等情况，在纳税信用分级管理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纳税人分级分类管理办法，集中力量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特别是对税收流失相对严重的行业、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及信用等级较差的纳税人进行重点管理，以实现精细化管理。［14］以企业规模分类为例，对大型企业，应根据大企业信息化程度较高优势，充分利用电子报税、税控装置等现代化管理工具，全面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核算以及物流、资金流信息，综合评价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纳税能力;对中小企业，税务机关应利用信息化手段，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行业分类管理。从不同行业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及涉税信息的分析入手，分行业确定监控指标体系，并运用合理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对纳税人纳税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综合评定;对个体工商户，要深入推行电脑定税和定税公示制度，并进一步推行重点监控，特别是重点行业(如移动通讯、建材、家具等)和个体工商大户的税收管理，严格限制没达到起征点的情况，以保证税收收入，公平税负。
(二)提高科技含量，实现管理手段的精细化
以信息化为导向的手段精细化是管理精细化的前提。要提高税收管理精细化水平，应将信息技术引入税收监管，充分发挥税收征纳系统、税收征管数据库和信息资源数据库的作用。有几项工作需要深入研究:一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注重通过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使用等环节收集纳税人的基本信息，保证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同时应广泛推行纳税人网上申报、网上认证等电子申报方式，扩大信息采集的渠道和范围。二是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信息情报交流交换工作，建立统一入口的纳税人信息系统平台，加快建立同银行、财政、工商、海关等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三要适时对涉税信息进行检查更新，确保涉税信息质量。定期对税收征管数据库进行清理，将“失真数据”、“垃圾数据”及时从信息管理系统中予以清除，保证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三)强化基础管理，实现管理内容的精细化
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和出口退税管理是税收精细化管理的重点，税务部门应根据流程再造理论，加强和规范税收的基础性管理，夯实税收征管的基础。一是强化税源管理。制定纳税人税源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责任，规范操作，实现对纳税人纳税登记前、中、后的全程监控管理，定期对辖区内的漏征漏管户进行清理检查;二是完善纳税评估。税务机关应制定“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税务机关各部门明确纳税评估的工作职责和规范管理，对评估结果进行评价考核;税务调研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评估模型、评估参数，具体指导评估工作;三是根据纳税遵从理论，加强税务稽查，建立纳税人纳税诚信档案，对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纳税人进行约谈和劝诫，情节严重的应予以通报。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8
关键词：税收收入 计划管理 经济增长 依法治税
税收收人计划管理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收收人计划的实现，对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分配落实、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和考核、收人统计预测以及经济税源调查、税源监控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活动所进行的综合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税收收人计划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于加强组织收人工作，更好地完成税收任务，推动整个税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就我国目前而言，由干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人们法治观念尚待加强，税收执法环境欠佳，税法不完善，征管体制弊端及税务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取消税收收人计划显然不切实际。我国应在税收收人预测和监控的基础上建立涵盖经济、税制、征管等多方面的税收收人管理体系。税收收人计划要制定得科学合理，才是明智之举。
一、我国目前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编制方法不科学
从税务机关内部计划的编制来看，过去很长时期内税收收人计划编制一直采用基数加因素的方法(即上年基数乘增长系数加减特殊因素)。这种方法比较简便，确定的计划指标也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基数与依照税法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系数主要考虑增加税收收人的要求，未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特殊因素考虑的不全面、不准确，使得所确定的计划指标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依法征税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实际税收制度对法定税收制度的背离，扭曲了税收政策，也造成了税收管理的畸形发展。
从税收收人总量的编制来看，自1994年“利改税”以来，我国每年税收收人计划的安排一直是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预算的安排主要是由财政部制定，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缺少纳税人方面的基础资料，未充分考虑各地税源现状，税收收人计划与实际税源相差较大。
(二)税收收入计划考核缺乏科学性
长期以来对税收收人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以是否完成税收收人任务作为惟一标准。这种方法对干确保税收收人，保证财政预算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税收收人计划本身在编制方法和计算依据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仅用税收收人计划完成情况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难以准确考核各级税务机关组织收人工作的情况，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征管工作质量。另外现行的税收计划考核办法不能正确引导人们认真分析研究税收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更好地鼓励人们向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的工作方式进行积极探索。
(三)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未能有效地与依法治税相结合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由干存在对税收计划认识的偏差，在税源充裕之年税务机关考虑来年税收计划的完成，压减当年的税收基数，有利于为来年税收任务打造一个较低的平台;而在税源较紧的情况下，少数征收单位往往通过征收“过头税”来完成税收任务。这样就使税收收人计划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方法使基层税务部门在工作中要么淡化了“依法治税”的治税理念，要么弱化了税收任务的刚性。
二、改革和完善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改革税收收入计划的编制方法
1.优化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方法。根据经济税源的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因素法”，即以上年基数参考GDp增长比例，同时认真考虑税源变化、税收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地方税种增长特点、GDp增长、市场变化、税收虚增及不可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税收收人计划。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研制各种税收收人计划编制方法的操作软件，并赋予各综合因素或各编制方法以不同比例的权数再加以调整，得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收人计划并且此计划为弹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上述因素的突变可随时调整，使税收收人计划建立在科学、可靠的税源基础之上，与依法治税最大限度的吻合。
2.实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核算的税收收人计划管理体制。我国税收计划管理可实行财、税分别核算。财政部可根据所掌握的税源情况及财政支出需要，参考税务机关意见编制预算。国家税务总局首先接受财政部预算方案，努力确保完成。同时根据各地税源状况、征管水平编制出分地区税收计划，汇总得出全国税收计划，并按自身制定的计划考核各地完成情况，逐月与财政部预算中的税收收人完成进度进行比较分析。若存在差异，查找出原因报财政部。若因经济中客观原因而非税务机关征管造成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财政部可将预算调整方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决定是否修改。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机关。此种方法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追加税收收入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二)建立以考核税收征管质量为主的工作考核制度
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目标，应由考核税收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转移定位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上来。上级考核验收工作时，要把严格税收执法、严格执法程序放在首位，既要考虑税收收入计划的完成情况，更要考核执行政策和征管质量情况。按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七率”(《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办法》中规定考核的指标为登记率、申报率、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和处罚率，简称“七率”。)严格考核征管质量，以科学合理的税收收人计划促进依法治税和征管质量的提高。另外，还应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条件和方法，及考核制度的预期效果。
税收的基本要素篇9
关键词：区域税收增长；因素分解分析；LmDi分解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7-07
一、引言
2012年起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开始呈现下行态势，这种下行态势被学者称为税收增长的“理性回归”，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税收已经不存在快速增长的空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推动我国税收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1]。既有文献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税收增长的因素展开研究：一是经济产出因素。李铁（2009）分析认为二、三产业升级带动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推动税收大幅度增加[2]，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接近45%[3]。二是税收征管因素。高培勇（2006）分析得出税务机关征管空间巨大导致了税收的高速增长[4]。因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巨大的征管空间为中央征税权的集中促使各级税务部门通过提高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程度，进而提高征管效率并以此带动税收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5]。但随着金税工程的全面推进和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征管空间不断缩小，导致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税收带动作用在降低[6]。三是产业结构因素。现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带动税收增长作用比较有限[7]，甚至作用并未显现[8]。四是税收政策因素。贾莎（2012）研究发现，二、三产业税收政策调整导致其产业税负率不断上升，助推了税收的高速增长，并且这种带动作用在增强[9]；刘金东、冯经纶（2014）研究认为行业税负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因[10]。五是税制结构因素。吕冰洋、郭庆旺（2011）认为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其带动作用在部分消失[6]。六是其它因素。如财政分权推动政府间纵向竞争加剧，导致税收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税收的高速增长。
从既有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影响我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税收征管因素效应提升的空间在缩小；财政分权随着市场体制的深化，空间也被不断压缩，继而使得分权推动下的税收增长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因此，税收带动作用会部分消减。至于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税收政策以及税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既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某一种或两种因素出发分析其对税收的影响作用，而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和回归分析为主，前者并不能给出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后者由于误差项的存在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的问题。另外，上述四种因素之间都是以产业为依托，相互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分开研究这些因素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忽视了这些因素间的内在联系，结论及政策建议必然存在偏差。为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前沿的分解方法综合分解出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及其效应值，以弥补既有文献研究的不足。
二、税收增长变动的分解模型及分解技术
假定某区域税收额等于该区域各产业不同行业税收额加总之和，用公式表示：ta=∑ijtaij，对该式进行分解得到影响区域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其中，a表示区域，i表示产业，j表示行业，ta表示a区域税收总额，tai表示a区域第i产业的税收额，taij表示a区域第i产业的第j行业税收额，Ya和Yai分别表示a区域经济总增加值和第i产业的增加值。此外，定义Ya为a区域经济总增加值，表征区域经济增长因素，记为tag；Yai/Ya为a区域第i产业的增加值占a区域总增加值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结构因素，记为tai（i-s）；tai/Yai为a区域第i产业的税收收入额占a区域该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税负因素，记为tai（t-b）；taij/tai为a区域第i产业的第j行业税收收入额占a区域该产业税收总额的比重，表征区域产业税收结构因素，记为taij（t-s）。上述四大因素单独作用引起的税收收入额的变动，分别称为经济产出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税负效应和税收结构效应。因此，式（1）变为：
为了测算各区域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效应，本文将基于ang（2005）提出的LmDi分解方法[11]对我国区域税收增长的因素效应值进行分解。LmDi分解法又称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该方法运用统计指数原理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总目标的作用方向及作用程度，主要用于可加和变量的分解，并且是这类变量分解方法中最优的方法。LmDi分解法通过对各种可能影响总目标的因素进行完全分解，得出各因素对总目标变化的贡献值，并且再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解，可以追溯到导致总目标变化趋势的原因，进而找出间接影响总目标变动的深层次因素。
LmDi分解方法包括乘法分解模式和加法分解模式，但两种分解模式结论最终一致，因此，这里采用加法分解模式。
三、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处理
将分东、中、西三个区域，使用2005～2012年的数据分解出影响我国区域税收增长变动的因素效应值。在产业层次上，主要选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研究目标。在进行税收因素分解时，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要求，将第二产业划分为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为了各地区分解结果的可比性，本文以国家2005年总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分别对各地区所有指标变量进行折算，最终统一折算成2005年的不变价格。以上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税收分解结果分析
以2005年为基期，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我国2006～2012年东、中、西部税收增长量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得出了经济产出、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税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税收增长的逐年效应和累积效应。以下从宏观和产业（中观）两个角度对分解结果进行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宏观影响因素效应分析。表1、表2和表3分别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变动的宏观因素影响效应。就累积效应来说，2006～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都是经济产出因素，其次是产业税负因素，而税收结构因素与产业结构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区域间出现了分化。税收分解结果显示，7年间，东部地区税收额累计增加了32157.5亿元，其中经济增长贡献了25836.3亿元，累计贡献率为80.3%；产业税负贡献了14509.1亿元，累计贡献率为45.1%；产业结构贡献了369.1亿元，累计贡献率为1.1%；税收结构累计不但没有带动税收额增加，反而导致税收减少了8556.9亿元，负效应累计贡献率26.6%。中、西部地区税收额累计增加值分别达到15661.7亿元和14144.2亿元，其中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7930.3亿元、8261.3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50.6%、58.4%；产业税负分别贡献了4980.1亿元、4639.7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31.8%、32.8%；税收结构分别贡献了2925.6亿元、1404.3亿元，累计贡献率分别为18.7%、9.9%；产业结构带动效应累计为负值，分别为-174.3亿元、-261.1亿元，负效应累计贡献率都为1.1%。从累积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税收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来自于产业税收结构，而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则是产业结构。
从逐年效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效应值及贡献率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特点。就经济产出因素来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都成为了本地区年度税收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根据经济产出效应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6～2009年，该时期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产出效应值波动幅度都相对平缓，但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在东、西部却呈现出剧烈波动，特别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经济最活跃的2007年和经济最萧条的2009年，经济产出带动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37.7%和379.1%，而其他两年的贡献率平均仅为50%。第二阶段为2010～2012年，这一阶段相对于2009年各地区经济产出效应值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效应值总体上都趋于下降，不过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都在提高。就产业结构因素来看，对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影响能力非常有限，贡献率都比较低，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在东部地区的税收效应都为正效应，并且在2010年后正效应值和贡献率都在不断扩大，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负效应年份居多，不过2010年后负效应在逐年缩小，而且在2012年都转变为了正效应。就产业税负因素的逐年效应来看，该因素成为了东、中、西部地区年度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第二重要来源。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值和贡献率在2009年之前波动较大，2007年带动当年税收增长了5121.5亿元，贡献率达到340.8%，成为当年税收增长的第一决定因素，然而到了2009年，带动税收出现负增长，成为了制约税收增长的因素。这也表明东部地区产业税负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带动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但2010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值迅速提高并趋于稳定，贡献率也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税负效应在研究期间都为正效应，并且效应值呈现缓慢扩大趋势。最后，税收结构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带动效应产生了显著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结构效应值波动幅度巨大，2007年税收带动效应值为-7267.5亿元，贡献率为-483.6%，而到了2008年，税收带动效应值却为3963.2亿元，贡献率达到53.4%。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值波动幅度相对较为平缓，而且大部分年份都是正效应，但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税收结构都产生了负效应，这意味着产业税收结构的不合理性正在由局部向全国扩展。从逐年效应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产出因素和产业税负因素在2010年之后带动税收增长的效应值和贡献率基本变动趋势都在向好，产业结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带动税收增长的能力有限，但变动趋势在向好，唯独产业税收结构因素带动税收增长的变动呈现恶化趋势，需预防产业税收结构带来的税收增长风险。
2.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效应分析。
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分解结果表明，经济产出、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产业税收结构四个宏观因素在各地区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效应差异性较大，造成这些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税收增长的分解模型，接下来将从中观产业角度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产业税负和产业税收结构造成税收增长呈现出地区性差异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表4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一直为负，并且2010年后负效应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七年累计负效应值达到2449.38亿元；而第三产业则一直是正效应，并且正效应都大于第二产业的负效应，累计正效应值达到2818.43亿元。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大部分年份都为正效应，累计效应也为正，累计值分别为469.34亿元和754.23亿元，并且这两个地区的效应变动趋势基本接近，但就效应值来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正效应一直低于西部地区，负效应却都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负效应年份居多，但2010年后负效应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并最终都转变为正效应，不过最终累积效应值仍然为负值，分别为-643.66亿元和-915.29亿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部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成为抑制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主要阻力，而中、西部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则成为了阻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5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负变动的税收增长情况。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内部税负变动除2008年导致税收减少了369.55亿元外，其他年份都是税收增长，七年累计带动税收增长了4720.52亿元；第三产业的税负效应也仅仅在2009年产生负效应导致税收减少了590.66亿元，其他年份都是正效应，而且效应值基本都高于第二产业，累积效应值达到9788.61亿元。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税负效应总体上都呈现出逐年上升向好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效应略有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变动在2010年之前基本都是负效应，而西部地区则是正负效应波动出现，之后虽然都产生了正效应，但累计效应值都为负值，分别为-441.22亿元和-66亿元。第三产业税负变动在中、西部都产生了较大的正效应，并且效应值在逐年提高，累积效应值分别达到了5421.31亿元和4705.70亿元。由分析可以发现，东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负变动都有力地带动了本地区税收的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的贡献度更大；中、西部产业税负的税收带动效应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抑制效应更大些。
表6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变动的税收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总体来说，各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还是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税收结构变动的税收带动效应值在2008年之前都是负值，不过这种负效应在不断减小；2009年之后，转变为正效应，七年累积效应总体为正，效应值达到了5868.99亿元。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值虽然比较大，但波动幅度巨大。2007年效应值为-6646.05亿元，2008年效应值就变为了4061.68亿元，2009年效应值再次变为-4688.46亿元，2011年后负效应有扩大趋势，累积效应值为-14425.94亿元；中部地区在2007年之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都为正效应，但2007年之后第二、三产业效应发生了分化，第二产业税收结构正效应持续，并且总体成扩大趋势，累积效应值达到了5100.91亿元，第三产业则由正效应转变为了负效应，并且负效应在不断扩大，累积效应值为-2175.34亿元；西部地区，2008年前第二、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效应在正、负效应间相互转换，具有一定波动性，2009年起第二、第三产业效应相对趋于稳定，但也出现了效应分化，其中第二产业税收结构持续产生正效应，累积效应值达到了3164.48亿元，第三产业则更多产生负效应，累计效应值为-1660.51亿元。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东、中、西部地区抑制产业税收结构带动税收增长的主要根源均来自各地区第三产业，这也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税收结构整体上非合理程度较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运用国际前沿的LmDi统计分解技术，对我国2006～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效应进行了分解，得出如下结论：
1.经济产出因素是支撑各地区税收增长的首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80.3%、50.6%和58.4%。各地区逐年效应值呈现出先波动中缓慢提高而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不过贡献率却都在逐年提高。
2.产业结构因素对各地区税收增长的影响能力都非常有限，累计贡献率东部为1.1%、中、西部都为-1.1%。其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效应值都为正，且在逐年扩大，而中、西部则大部分年份都为负效应。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产业结构效应值的提高，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了产业结构负效应的增大。
3.产业税负因素是各地区税收增长的第二重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45.1%、31.8%和32.8%。东部地区产业税负的效应值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但总体效应值在趋高趋稳，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则总体上是趋稳趋升。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税负变动是推动产业税负效应提升的主要动力，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税负变动都一定程度抑制了产业税负效应的提升。
4.税制结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带动效应出现了分化。东部地区税收结构产生了负效应，累计负效应贡献率达到-26.6%，并且逐年效应波动巨大，负效应稳中趋大；而中、西部地区则都产生了正效应，累计贡献率分别为18.7%和9.9%，逐年效应值波动较为平缓，但2012年两个地区都呈现出负效应，税收结构负效应由局部在向全国扩展。而导致各地区负效应扩大的负动力源于各地区第三产业税收结构的不合理。
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为了保障我国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我国经济方式转变进程，促进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改变税基结构，以此来提高各地区经济的税收产出能力。
2.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合理引导产业结构方向，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税收产出能力，扩大其产出水平。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在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则重点在第三产业。
3.优化产业税收调整政策，均衡产业税负，尤其是加快中、西部第二产业税负政策的调整。
4.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以税制结构优化推进产业税收结构优化，顺利推进“营改增”与其它税制改革的系统性对接，避免“营改增”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而造成对整体税收增长的过度冲击，最终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税收结构的优化。
5.构建以LmDi分解方法为基础的税收增长因素指数预警体系，科学量化这些宏观因素的税收增长效应，进而从宏观角度对我国税收增长进行监测和预警，适时调整这些宏观因素变动，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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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基本要素篇10
长期以来，个人所得税一直被视作政府实施二次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鉴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征了这一税种，并且该税种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备受热议的这几年，学界与社会公众都越来越多地关注于个人所得税以及它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那么，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究竟在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方面效果如何，这一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学界有关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效果的探讨一直比较多。潘雷驰(2009)使用1993～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数据，研究了个人所得税征收强度与城镇各收入分组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地负向关联，但是个税对最高收入组课税的累进性却并不强。［1］基于2011年浙江省和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有关的分组收入数据，黄凤羽和王一如(2012)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虽然有助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是无论是纳税比重、平均税率，或是税收累进程度，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差别都不大，此外税收再分配效应还受到各收入组间收入结构和赡养人口差别等因素的影响。［2］除了以分组数据为测算基础外，部分学者还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个税征收前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动情况。马骁、陈建东和蒲明(2011)以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住户月度调查数据，测算了个税对两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结果显示不仅个税对实际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十分有限，而且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的个税负担更轻。［3］杨卫华和钟慧(2011)从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角度，依据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只有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才能真正实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4］徐建炜、马光荣和李实(2013)则从动态评估的角度，利用1997～2011年连续时间微观数据对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了测算，他们认为，我国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有限的根源在于平均税率偏低，而这是与当前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征税能力等密切相关的。［5］通过梳理有关文献，笔者发现，尽管现阶段研究个税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成果丰硕，但是就个税对某一群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将立足于高校教职工这一群体，以四川省Y校的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测算并观察个税对我国高校教职工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
二、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校教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1．样本描述与方法选取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四川省Y校，笔者选取了该校2012年全体教职工的个人年收入及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等数据进行分析。此外，还从职称、党政职务、岗位、学历、性别、年龄以及编制等7个方面将该校所有教职工进行了细分，并分组考察了个人所得税对各群组教职工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在以下的研究中，笔者将选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基尼系数是当前最常用的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之一。通过对比个税缴纳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可以较为清楚地观察到个税对Y校教职工间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1)其中，G表示基尼系数;u表示Y校教职工的平均收入;n表示Y校教职工的人数;yi和yj分别表示第i个和第j个教职工的收入。
2．2012年四川省Y校教职工人均收入与税负分析
为了对2012年四川省Y校全体教职工的人均收入及其税负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笔者首先按上文提到的7个因素将该校教职工进行了分组，并分别计算了每个群组中各部分教职工的人口比重、税前和税后人均收入、个税负担以及税负差距。结果发现，Y校教职工间人均收入与税负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1)。首先，就个税负担而言，不同分组下各部分教职工的个税负担差别较大。通过测算，一方面，对于那些有明显层级(或层次)的分组而言，层级(或层次)越高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也越重，而层级(或层级)越低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也越轻。比如，从职称角度来看，拥有较高级职称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要明显高于拥有较低级职称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其中，高级职称教职工的个税负担最重，达到0.0419，而后依次是副高级职称教职工(0.0204)、中级职称教职工(0.0123)和初级职称教职工(0.0079)，个税负担最轻的是无职称教职工，其税负仅为0.0044;再比如，从年龄角度来看，年龄较大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要明显高于年龄较小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其中，老年教职工(55岁以上)的个税负担最重，达到0.0221，而后依次是中年教职工(46～55岁)(0.0218)和青年教职工(36～45岁)(0.0182)，个税负担最轻的是年轻教职工(36岁以下)，其税负仅为0.0112。这种层级(或层次)税负规律还出现在学历分组和党政职务分组中;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明显层级(或层次)的分组而言，笔者发现，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要略重于女性教职工，两者的税负分别为0.0201和0.0139;从编制角度来看，编制内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要略高于编制外教职工，两者的税负分别为0.0177和0.0108;从岗位角度来看，教学科研岗上教职工的个税负担最重，达到0.0209，而后依次是其他专技岗(0.0127)和管理人员岗(0.0092)，个税负担最轻的是工勤技能岗上的教职工，其税负仅为0.0011。其次，鉴于个税负担是与教职工人均收入密切相关的，所以，笔者进一步将Y校教职工的个税负担与其人均收入放在一起考虑。结果发现，尽管大多数分组下，各部分教职工的税负状况与其人均收入均呈现出了完全一致的高低次序，即人均收入越高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越重，人均收入越低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越轻，如职称分组、党政职务分组、岗位分组、性别分组和编制分组，但是，仍有两种分组，组内各部分教职工的税负状况没能与其人均收入呈现出完全一致的高低次序，换言之，人均收入越高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未必越重，人均收入越低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也未必越轻。一是年龄分组。数据显示，虽然老年教职工的个税负担(0.0221)重于中年教职工(0.0218)和青年教职工(0.0182)，但是其人均收入(7.6891万元)却低于中年教职工(7.7121万元)和青年教职工(8.1765万元)，3个年龄层次教职工的个税负担刚好与其人均收入状况高低次序相反，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同年龄层次教职工的收入来源有所差别造成的。一方面，老年教职工大部分已经退休或临近退休，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基本工资，而基本工资收入又是与教职工的工龄相关的，此外，基本工资收入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计税依据，所以，就个税负担而言，老年教职工必然比中年教职工和青年教职工的税负更重;另一方面，中年教职工和青年教职工大部分正值他们事业的“黄金年龄段”，其收入不仅来源于基本工资，更多的还来源于绩效奖励收入和科研教学奖励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不构成个税计税依据的，所以，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年教职工和青年教职工必然比老年教职工的人均收入更高。二是学历分组。数据显示，虽然拥有硕士学历的教职工的个税负担(0.0202)高于拥有学士学历的教职工(0.0179)，但是其人均收入(8.4538万元)却少于拥有学士学历的教职工(8.4753万元)，笔者认为，这同样是与不同学历教职工的收入来源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相比拥有学士学历的教职工，拥有硕士学历的教职工的入职时间更短，所以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基本工资，进而其个税负担要重于那些拥有学士学历的教职工;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大部分拥有学士学历的教职工的工龄较长，目前他们大多已经在职位或科研上取得了较高层级和较高成就，而由职位津贴和科研教学奖励带来的收入一般是不构成个税计税依据的，所以，就人均收入而言，收入来源多样化的学士学历教职工要比收入来源单一化的硕士学历教职工的人均收入更高。再次，为了对不同群组中各部分教职工之间的税负状况有着更为直观的了解，笔者还测算了不同群组教职工的税负差距，即同时选用每一群组中个税负担最重的教职工与个税负担最轻的教职工，并以最重个税负担除以最轻个税负担。结果发现，按不同因素分组后，Y校教职工税负差距的差别非常显著，其中，不同性别教职工的税负差距最小，仅为1.45倍，而不同学历教职工的税负差距则高达47.5倍，①此外，不同岗位教职工和不同职称教职工的税负差距也非常大，两者分别达到19倍和9.52倍。税负大小往往与其收入有关，由此笔者推测，学历、岗位和职称等因素对教职工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大，而性别等因素对教职工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
3．个税对Y校教职工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个税对各群组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调节效果，同时验证上文在分析税负差距时提到的推断，即税负差距大的因素分组，同时也是收入差距大的因素分组;税负差距小的因素分组，同时也是收入差距小的因素分组，笔者分别测算了税前和税后Y校各群组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的变化值和变动率(见表2)。通过测算，2012年Y校全体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2757和0.2684，这表明，一方面，该校教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已然显现;另一方面，个税确实在缩小高校教职工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进一步，笔者发现，无论是税前还是税后，不同群组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差别都比较大。首先，对比不同群组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职称因素对Y校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均是最大的，其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2033和0.1978;岗位、学历和党政职务因素对Y校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也相对较大，不同岗位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444和0.1416，不同学历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076和0.1057，不同党政职务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023和0.0983。这一结果与上文分析税负差距时，对收入差距的推测是一致的。此外，性别因素对Y校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最小的，其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仅分别为0.0067和0.0051;而编制和年龄因素对Y校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也比较小，不同编制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0238和0.0235，不同年龄教职工税前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0442和0.0427。这一结果与上文分析税负差距时，对收入差距的推测也是一致的。其次，对比税前与税后各群组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尽管税后基尼系数均低于税前基尼系数，即个税在缩小Y校教职工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调节效果却不尽相同。笔者发现，就基尼系数变化值而言，以职称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最多，达到0.0055;以党政职务、岗位和学历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也比较多，其基尼系数分别下降了0.0040、0.0028和0.0019。与此同时，以编制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最少，仅为0.0003，而以年龄和性别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也相对较少，仅分别为0.0015和0.0016。就基尼系数变动率而言，以性别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达到23.88%;以年龄、党政职务和职称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也比较大，其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分别达到4.09%、3.91%和2.71%。与此同时，以编制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小，仅为1.26%，而以学历和岗位分组的Y校教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小，仅分别为1.77%和1.94%。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