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1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国自古设有司天监等专门职位负责观测天象的工作。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古老的占星学转变成以科学为基础的天文学，不仅结合各种类别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并需要尖端科技的协助，才能搜寻百亿光年远的天体，并能正确地解释现象。
台湾天文学正式教育属于地球科学，一切天文相关知识全放在国中以及高中的地球科学课本。地球科学还包含了地质、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内容繁杂，而各科又属不同领域，在大学教育中，分属不同科系，例如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大气科学系，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等，虽然台湾师范大学设有地球科学系，以培育台湾高中地球科学教师为主要方向，但并非所有负责教授高中地球科学的老师都受过所有的专业训练，实有必要了解高中天文教育的成效，可作为师资训练的方向。更进一步可以了解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作为日后推广公众天文知识程度的参考。
此外，也希望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星座和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公众天文知识程度之间的关系，作为破除相关流言的努力方向。
2调查内容与方法
此次天文知识初步调查是在宜兰礁溪a大学进行，该校通识教育中心在100学年度第1学期的自然与科学学门开了一门《地球科学》课程，分就地球科学、海洋、大气、太空和天文五门自然科学邀请五位专业教师授课，学生主要来自非理工科系，包括历史学系20人、传播学系17人、佛教学系16人、文学系11人、外国语文学系7人、社会学系6人、经济学系4人、乐活生命文化学系3人、资讯应用学系2人、国际与两岸事务学系2人、管理系2人、心理学系2人、公共事务学系2人、学习与数位科技学系1人、哲学系1人。天文学从12月15日开始授课，连续四周，在第一堂上课前发问卷调查，实收54份。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美国在1999年6月发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第二版（aDt2.0,Hufnageletal.2002），aDt是以研究作基础的工具，藉以了解学生对特定几个天文概念的熟知程度。aDt2.0共设计了30题，前21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的测验，后9题有关受测对象的背景资料，主要目的是要收集受测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等相关资讯。aDt2.0的主要目的还包括检视对非理工大学生的天文教学成效，因此测验方式会在授课前后各举行一次，经过相互比较，作为授课的参考。
本论文所使用的问卷共22题，前10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题，后12题属于背景资料题。前10题当中有8题完全取自aDt2.0，分别是第1、3、4、5、6、7、8和9题，当中第1和9题在题目和答案略做修改，但不影响测验目的。除了aDt2.0的8题测验符合现有高中课程内容，另加上二题测验月相和哈柏定律的了解。背景资料题除了aDt2.0的8题外，另加上第19、20、21和22题，想要知道受测对象对伪科学的态度、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以及对推广天文普及教育的态度。伪科学是指一种自我宣称科学、自以为是科学或者实践起来像是科学，但不依循科学方法，缺乏证据或可信度，且无法有效验证，美国国家科学院两年一次的科学和工程指标（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s）报告是以占星学作为伪科学的指标，在此次问卷中，除了用占星学常用的星座外，还选了2012末日预言的热门话题作为伪科学调查的题目。
相较于aDt2.0的基本知识题，此次问卷题目较少，也较为简单。问卷调查只在天文通识课程授课前进行，并采匿名填写，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当场共回收54份问卷，其中只有一份问卷只填写后12题背景资料题，知识题的部分全都放弃作答。
3调查结果
3.1天文基础知识的总体程度
从答对题数来看，分数平均值为30.93%（全部答对为100%），标准偏差(standarddeviation)为15.55%，标准误差(standarderror)为2.12%，从答对题数的分布情形（图1），没有钟形分布，可以清楚看到不对称的分布，显示题目对学生来说，较为困难。
3.2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性别的关系
在受测样本中，女性占了35名，男性佔了18名，一名表明拒绝作答，从男女人数比例也可以显示在一个非理工的大学环境，选此课程且来上课的女性占了大多数。从分数来看，男性的平均分数为38.9%，标准差为18.8%，女性的平均分数为26.9%，标准差为11.9%，男性分数略高于女性，但女性分数分布较为集中（图2），两性的分布都没有呈现钟形分布，显示题目的难易度对两性来说都偏困难。
3.3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信心的关系
在自信心的表现上，女性对自认答题正确与否的信心和分数没有明显关连，但男性对自己的答题信心与分数成正比（图3），男性对于自己的答案有信心的平均分数为70%，女性则只有32.5%。不论性别，没有一位受测者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有信心。
3.4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认科学数学程度的关系
在问卷第16和17题分别调查受测者自认数学和科学的程度，从图4可以看出，自认科学程度好的学生，天文基础知识的分数也较高，随着自认程度越好，分数越高，但自认数学程度和分数没有太明显的关连，自认数学好的学生比非常差的分数(30%)略高了6.7%，并且没有自认数学非常好的学生。
3.5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知识途径的关系
媒体环境在最近几十年有明显改变，现在的网路无所不在，甚至改变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型态。非理工大学生在获得天文知识的途径中(图5)，课本仍是主要的来源，佔了调查总人数的46%，网路最低，只有15%。但从分数的分布统计发现，选择网路的平均分数是36.7%，是课本(28%)的1.31倍，其次是电视，佔总人数的20%，分数则是32.7%，平面媒体则是19%，分数(27%)略低于课本。显见网路和电视是获得天文知识的主要且有效的途径。
3.6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为科学的关系
此次调查与aDt2.0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两题与伪科学有关，分别是调查星座是否有科学根据（图6）和2012世界末日的最可能原因（图7）。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星座，甚至认为星座是有科学根据，是经过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并且与天文学有关，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星座没有科学证据的分数较高(42.2%)，次高分数是没有作答的学生(40%)。另外，不相信有2012世界末日的分数也是最高(36%)。
4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想藉由国际上常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aDt2.0）了解台湾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虽然调查对象只针对一所非理工为主的大学，且选修通识课程的一班学生，但与美国大学普查结果比较，在总体程度与美国大学生差异不大，相关初步调查结果仍有研究的价值。
此次受测有效样本只有54名，平均分数(30.93%)略低于美国全国大学生普查(Deming,2002)的平均分数（32.4%），美国大学生的标准偏差为15.35%，标准误差为0.21%（受测学生5346名），本问卷的结果则是标准偏差15.55%，标准误差2.12%（受测学生54名），除因受测人数造成标准误差较大外，显示双方平均分数差异不大。
a大学共有四个学院，分别是人文学院、理工学院、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和佛教学院，共24个学系，理工学院仅有4个学系，但全校男女学生比例接近。虽然测验当天有缺席的现象，但就出席学生做调查，女性人数近乎男性人数的1.9倍。单就分数来看，男性分数(38.9%)是女性(26.9%)的1.45倍，相较于美国普查结果(Derming,2002)，男性分数(38%)是女性(27%)的1.41倍，二者差异不大。对于两性对自我天文程度的了解，男性自认天文程度高的分数(70%)也比较高，女性则没有明显趋势(图3)，此一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和个性有关，在本调查中无法得知，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科学和数学程度的自我认知上，自认科学较好的学生，分数也相对较高，但在数学上没有类似的趋势（图4），一般认为数学程度应和科学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可能受测学生普遍对数学没有信心。
从学习途径来看，课本仍是学习天文知识的主要来源，佔46%，其次分别为电视、平面媒体（报纸和杂志）、网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0年科学和工程指标，相较于过去十多年，美国人民对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科技讯息和特定科学议题的获取途径已有明显变化，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的获得以电视为主要来源（佔45%），其次就是网路(24%)，在科技讯息方面，电视(34%)与网路(35%)不相上下，对特定科学议题，网路(59%)将近是电视(15%)的六倍，平面媒体除了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佔了16%，其他都只有数个百分点，未来网路绝对是最重要的获取途径。中国大陆也对北京一般民众的天文知识程度做出初步普查(丁一等人2010)，结果显示书本、期刊、杂志是主要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40.71%），透过网路的最低(17.7%)。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网路虽然也是最低使用的途径，但却有较高的分数(36.3%)，其次是电视(32.7%)，此一结果或可作为选择提升天文知识较为有效传播媒介的参考。
最后，与其他普查报告不同的是有关伪科学的调查。在此次问卷中，额外增加2题与星座、2012世界末日有关，单就人数统计来看，不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占总人数的17%，远低于相信星座有或可能有科学根据的68.5%，而不相信2012世界末日的人则佔37%，是星座的2倍。可能原因是近来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与相关正面报导有关，美国航太总署出面澄清，许多科普杂志专文反驳（如科学月刊、台北星空）。由于科学家提供相关证据，积极与公众说明解释，使得相信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人数少于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若从美国科学和工程指标的调查结果，2010年有62%的成人不认为占星学是一门科学，若分别针对高中生、高中程度、大学程度和研究所以上程度，随着学历的增高，不认为占星学是科学的比例也逐渐增高，显示在美国，教育仍是破除伪科学的好方法。
若从本次调查的分数高低来看，认为星座没有科学根据，以及不相信世界末日的分数都高过其他人，显示在台湾，科学教育的落实可以有效破除伪科学，这对科学传播和推广是有正面鼓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2012),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s2012,nsf.gov/statistics/seind12/.
[2]Hufnagel,B.(2002),DevelopmentoftheastronomyDiagnostictest,astronomyeducationReview,1(1),47-51.
[3]Deming,G.L.(2002),ResultsfromtheastronomyDiagnostictestnationalproject,astronomyeducationReview,1(1),52-57.
[4]丁一、杨志良、万昊宜(2010).公众天文知识水平初步报告.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第五卷，页63-70.
[5]张廷、陈文屏、赵丰、曾耀寰、金升光、郑运鸿(2012).2012末日将至谣言破解传说终结.科学月刊，元月，页16-52.
[6]黄明辉（2011）.破解2012末日预言.台北星空，54，8-18.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2
一，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着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而且，这种取向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启蒙思潮一起，对1989的风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声名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义德(edwardw.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1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地，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在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4
余英时的这些论述并不是特别针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发，但其论述全部，也都适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古代形态和心态渊源的说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识人，这里的公共性是兼针对私我性和专业性而言的。
可以再对余英时的论述作一点申发。首先，余英时的古代知识阶层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实在其所讨论的范围和意义下，“士”与“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换的。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整个回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历史，无疑，承继和发扬了这一“士”的精神传统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承当主体。所以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径用“儒士”“士儒”来进行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知识分子论说中所扮演的公共性意义。从余英时所引的有限的材料已可显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儒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切，往往借助于关于道、国家，特别是“天下”的论述形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顺着这两点把这一问题稍加展开。
三，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出现开始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多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的“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5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6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7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8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公共性”的意义，古代多用“天下”来表达。显然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概念，也体现了古代儒家思想的总框架。《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结构，表示格致诚正是基础，而修齐治平不仅是格致诚正的自然延伸，也是格致诚正的最终完成，家国天下在先秦儒学是作为心性学的必然展开和归宿。《中庸》也认为，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把修身列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列入“为天下国家”的九条常法之中，可见“天下国家”是古典儒家的具有目的意义的关怀。当然古典儒家的关怀在《中庸》还有“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更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君子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成物，使道行于世界。由于君子心怀“天下”，所以“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这里的天下当然是一公共的世界，故古代儒家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没有提出公共性的问题，但在出世与入世、道与利等等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都蕴含了儒家在公共性上的价值立场，即“天下”所代表的人民的、公共的利益始终是儒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
这种立场可以孟子的话为作代表：“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之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话虽然不是讨论针对专业性的公共性，但他的话“自任以天下之重”无疑为古代知识人规定了基本的价值方向，而这种“自任”的内涵是以“忧国忧民”为其特色。我们在后世的著述中每看到“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话，9都是孟子以来此种传统的明确表现。至于这种精神在古代士儒的具体的体现，那就不胜枚举了。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以后，早如汉代的士大夫“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10后如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11，乃至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到现代共产党人邓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2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证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对古代儒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很难以遗忘对公共事物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
以下再列举若干宋明儒者的说法和表达。《宋元学案》述范仲淹生平云：“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13述陈古灵云：“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14《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此类儒者言行更多，如“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15“以天下为己任”，16“以天下为重”，17“吾辈动辄以天下国家自任”；18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近世儒士心灵深处的价值精神，社会、民生、风俗的公共性相对于个人的任何关切都始终具有优先性。“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19“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20“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21“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22“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23古代儒士已经把真理的公共讨论，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
当然，宋明以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中也有内向化的发展，有些儒者重视精神的修养，反对只追求家国天下而忽略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修身应当和家国天下的关心一体并进，如说“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便逐在家国天下去”。24更有强调道德修身决定论者，认为随着道德修身问题的解决，家国天下的问题即随之解决，故有说：“人常言圣人忧天下、忧后世，故生出许多假意，悬空料想，无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当下，即天下后世一齐皆在。”25当然，这一类说法也可能是明代后期士人对专制腐败的政治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所致。所以，儒学传统内部虽然包含着某些复杂性，但其主流和主导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天下国家优先的。四，
杜维明（tuwei-ming）是近年大力提倡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儒家学者。对于杜维明来说，他不仅从上述儒家观念出发而认定儒家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提供很多资源，显然他认为儒家对士的理念和实践从更广的方面支持和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源相当薄弱，26因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离群独居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是代表上帝声音的希伯莱先知，“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僧侣阶级或者长老，也不是19世纪俄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如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全是贵族，特别反对政府，不反对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观点现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知识群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种定义和中国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相合。27换言之，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外延范围相当广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和其表达公共性关切的方式都是多样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远远超过了那种仅以不同政见者自命的沙俄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诠释，杜认为，与这种充盈着更为丰满的人文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最确切相近的是儒家传统的“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儒家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儒者士大夫的这种广义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说：“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28另一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职业化的要求始终不合，“儒学主要坚守其非职业化理想，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29因此，儒家对“士君子”的观念从来不是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唯一的内容，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发展，更注意道德风教的变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参与政治。与博格斯所说的历史上西方知识分子多“不履行一定的政治指责”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士大夫多履行一定的政治—行政职责，而又同时保持其学者文人的文化身份。
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清理80年代以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以沙皇俄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完整的认同，这种认同固然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理解走出文革的历史转型、发展批判性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与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和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比，毕竟有些窄化，也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面需要。因此，对我来说，参与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是对这一观念有任何道德上的偏爱，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根源上，韦伯(maxweber)和列文森(Joseph.R.Levenson)都认为，“君子不器”的儒家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无专业技能的人，又是认同价值优先于技术的人。因此儒家的知识人文化与专家文化不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优先”，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毛时代的现代中国的红专之辩中仍有影响。自然，“红”虽然是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象征，但无疑是公共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红专之辩中也可以说隐含有儒家的影子。不过儒家的价值优先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与“红”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仍有不同，这一点也应明辨。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比共产党更反对专业化，以区别儒家与共产主义实践，这虽然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但就1949-1978而言，还应当说儒家比后者更反对政治化。事实上，儒家传统的知识人往往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充分地具有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从而道德价值优先的模式会降低专业化的倾向，贬低专家的地位；另一种也应承认，儒家内部的反智主义传统不强，始终在主流上强调道德不离于知识，而且在儒学传统中包容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这使它比起其他宗教传统较易于容纳专业化。
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其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工具理性的发展使我们“被迫成为职业人”，它造就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并使得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冲突。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论说，正是在这种职业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意在强调摆脱学院化所体现的职业局限和宰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职业化作为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的合理进步意义。所以，那些抗拒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致力于人文学科探求、专业化地认同学院化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尊重。
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民初以后近代大学建立的过程中已逐渐确立。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50-70年代经历过复杂的曲折。有关“红”与“专”的讨论以及“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说法，是文革前后近三十年当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当然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如果“红”代表政治化而“专”意味专业化，那么可以说，在1949-1978这三十年，专业化和职业化始终受到阻碍，又由于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强，因之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严重受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严重落后。如果“红”的政治化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共性，在中国，后文革时代的专业化正是作为对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离异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重要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意义，一方面儒家思想传统为知识分子保持其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怀提供了价值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儒家思想传统对专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较多的支持。
五，
正如博格斯((CarlBoggs)指出的，随着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入大公司、政党、利益集团、教育体系、国家机构的现代体制网络，他们成为大规模的科学管理的成员，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工具化了。职业性愈来愈重要，而公共性愈来愈弱化，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与现代性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宰制”相适应，专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30知识分子不仅受技术理性的制约，由于大众媒介受私人公司和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大众媒介又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意见的主要渠道，因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表达受到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集团的限制。这种财富和权力对公共性的腐蚀虽然无关于知识分子的意向心态，但也会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的恶化。
另一方面，像传统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所期望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仍能在现代社会扮演公共良心的角色，这一点不仅由以上所说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宰制和财富权力腐蚀造成巨大限制，而且，更极端者如古德纳(alvinGouldner)等人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是独立的阶级，而不可能作公共的良心，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不同，是他们占有的是文化资本，他们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只是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看法难脱庸俗唯物论之讥，比起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尚逊一筹。
但是，在提倡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学者看来，造成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危险的主要方面来自专业化，来自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现代性以技术和大规模组织、专业主义标准等形式把社会领域格式化，而大学就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现代性产生了理性化形式的教育制度，而大学和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现代化影响的感觉，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强烈的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古典学者、哲学家、牧师或文人学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被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工作与知识产业、经济、国家和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1
“结果是相互分离的、各不相干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就它们的专业化的学术网络控制而言，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32强烈批评专业化的学者担心，科层化的专业性发展导致专家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投身人类社会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社会主题的知识分子，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讨论逐渐消逝，人文领域的学术性问题变得日益狭隘化。他们认为，由于相信通向知识之路存在于耐心和无偏见的数据积累之中，学术问题力争向更严格、更客观的方向发展；于是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哲学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反而模糊了战争、和平、革命、善恶这样的大问题。33雅各比(Jacoby)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授时，他们不需要写公共文章，他们不写，最终也不会写。34从而，知识分子的学术化不仅不能提出有创见的学问，更使这个专业化阶层与大学外的历史和社会相脱离。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表现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值得“现代化中社会”的知识分子加以警惕。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道德的符号，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享有道德的权力。如萨义德也指出，在大众媒体面前会产生媚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宋儒程伊川亦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35波斯纳（Richarda.posner）在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指出，1970年以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已经很难。在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如今一个领域的天才进入公共领域去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时，很可能错误百出，大说外行话。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于“知识”。这位前联邦法官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在传播信息、提供意见方面表现很差，判断错误屡见不鲜，对改善公众的理解贡献不大，对重大问题的事实只有极为表面的理解。36
从另一方面看，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背景的公共化。（甚至将来可能的发展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而成为独立于专业学者的独立行当。）公共化并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必然义务，更没有必要提倡自然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方面发展。如波斯纳不把罗尔斯（JohnRawls）包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因为罗尔斯从不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可是谁能无视罗尔斯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需求，和国际化的学术竞争与学科发展，我们现在太需要在各个学科中出现罗尔斯式的学者，而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一向不缺少公共性的写作者（文学专业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专业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此用公共性写作来回避专业工作的艰苦工夫，与用专业化工作消解社会关怀或公共参与，对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同样是要加以警省的。37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转贴于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第2.页
2参看《杜维明文集》五卷，第601页。
3同上。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
6见《续资治通鉴》哲宗、徽宗年所载曾肇等言。
7《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下》
8《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
9如《明儒学案》引师说论张阳和语。
10《后汉书·袁安传》
11语见《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12邓拓《事事关心》，载《燕山夜话》，1979年版，第156页。
13《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14《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15《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
16《明儒学案》卷十一
17《明儒学案》卷十四
18《明儒学案》卷二十三
19《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
20《明儒学案》卷十五
21《明儒学案学案》卷九
22《明儒学案》卷二十五薛方山记述
23《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儒学案下一》
24《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
25《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
26事实上，如列文森所说，希腊式的教育目的也是要培养非职业化的绅士，19世纪牛津和剑桥的理想也是要把人培养成绅士以抵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化，可见就非职业化而言，西方文化亦有其资源。（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6、196页）而杜维明所说，则是指，就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活跃于政界、商界、传媒界而言，儒家传统可为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观念和例子。
27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同样应当包括回归传统价值的人，政府部门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雷蒙·阿隆可能比一个萨特或一个福柯更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伦理义务。《杜维明文集》五卷，520、601、606页。
28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1年，第220页。
29同上，第175页。
30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2002年，前言、第11、80、100页。
31同上，第121页。
32同上，第140页。
33同上，第144-147页。
34《最后的知识分子》，英文本，第7页。
35《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3
[摘要]初中地理新课程标准指出：“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地理课程要提供给学生与其生活和周围世界密切相关的地理知识，侧重基础性的地理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明确要求初中地理教学要更加侧重地理知识的实际应用性，提高学生“学以致用”能力。在素质教育日益推进的今天，运用文史知识是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授“有用的地理”的重要途径，本文将根据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撷取一二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语文知识；历史事实；初中地理；新课程标准
初中地理是一门人文性突出的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及其演变趋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展现人类生存面貌的文史知识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初中地理在教学时可以充分利用语文知识、历史事实来解释、联系地理现象与地理知识，帮助学生建立、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全面进步。
一、语文知识与地理现象相互解释
语文知识中囊括了大量的民间谚语、名家名作，其中不乏描写景物、气候的经典语句，记录人们生活面貌的精炼概述，这里面往往会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现象。运用语文知识与地理现象相互解释，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地理知识，增加对知识的印象。
（一）语文知识与气候
民间常说：“靠天吃饭”，这里的“天”主要指的就是气候、天气。因此，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扬智慧，创造了大量的关于气候、天气的民间谚语，文学作品中也描述了许多或壮观、或瑰丽、或迷踪的自然现象，其中很多便是与大自然诡秘莫测的气候、天气有关。
如“早上云如山，必定下满湾”，意思是说早上出现山头状云彩往往会出现“下满湾”的大暴雨。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就是如山头一样的云通常会是浓积云，其在夏天因太阳暴晒、水分大量蒸发而形成。早上出现的浓积云的下午会因为底层暖湿空气大量向上流动而变成积雨云，从而陡降暴雨。再比如成语“海市蜃楼”，出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天官书》：“海旁蜄（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后人以此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者形容心中想到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就是在夏天沿海一带或沙漠地区，由于大气中光线的折射作用，空气各层的密度有较大差异，远处的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空气层就发生折射或全反射，这时可以看见在空中或地面以下有远处物体的影像。古人误认为是蜃吐气而成，所以叫蜃景。这样科学、真实地解释自然现象，既可以让学生更加透彻地了解成语的含义，也会促使学生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勤于思考，自觉、主动地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现象。其他的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日出东方红，无雨便是风”，“东轰隆西虹雨”，“日晕三更雨，三更午时风”等民间谚语，都与气候、天气有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完全可以运用这些民间谚语帮助学生们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并以此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与能力，帮助学生走出课本，走向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汲取更多、更富于实践意义的知识。
（二）语文知识与地形
中国古代文人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表现自己知识的渊博，他们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时，往往兴之所至，会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其中许多都可以拿来为初中地理所用。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庐山瀑布的气势磅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夸张但相对真实地展现出长江三峡水流一泻千里的壮观景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则描绘出山地地形的奇形怪状，乱象杂生；“仰望山接天，俯视江如线，对面能说话，相会要一天”表现出了横断山脉“多江并流”、交通不便的现状等。
（三）语文知识与人文地理
教师在教授中国地理中“内蒙古大草原”一部分知识时，可以援引北朝民歌《敕勒川》中对内蒙古大草原的形象描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以此为契机，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民歌所蕴含的内容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内蒙古与阴山的地理位置关系。
2.为什么说天似穹庐？从气候、地形因素等给出解释。
3.由归纳内蒙古高原的地形、气候、植被、主要职业。
4.现在，河套平原已经改变了过去人迹罕至的局面，而是变成了“北国江南”，试探究其转变过程。
这些问题，单纯地依靠地理知识或语文知识都无法给出正确的完整答案，教师需引导学生综合利用多种这两种学科知识，透过文字看本质，运用发散性思维，循序渐进地得出答案。
二、利用历史事实联系地理知识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仰望星空”，探索大自然与人类命运的联系。在初中地理教学中适当地引入这些名人轶事，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对初中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促使注意力不集中或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的学生全神贯注，主动吸收、学习地理知识。
例如，在教授学生们世界地理时，教师就可以运用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日本突袭珍珠港等历史事件调动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给学生们详细讲解他们当年的路线，帮助学生贯穿整个世界地图，理解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作为交通要道的不可或缺作用，理解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建设意义等等，帮助学生以历史知识打通地理知识的“任督二脉”，将整个世界地理融会贯通，了然于胸。
三、总结
美国《生活化的地理学：国家地理标准1994》中指出：“地理在实际情景中变得强大起来，地理通过帮助人类理解各自的经历日益丰富起来。”初中地理教学，可以利用古今中外丰富的文史知识构建起充满趣味性、教育性的“实际情景”，帮助学生借助古人的双腿走遍大江南北，借助古人的双眼看遍世间景象，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教学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康习强.运用文史知识辅助地理教学的尝试.散文选刊（理论版），2010.12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4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应含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丰富的人文知识，二是崇高的人文精神，即对人类、对民族的责任感，高尚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
一个5岁的孩子看着电视新闻问爸爸：“他们为什么每天都打仗呀？还杀人呢！”这位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有些人虽然长大了，可还是不懂事。”人类不光天天打仗，而且代代打，从远古打到现在。就从人类个体而言，马加爵杀同学的悲剧，清华大学生硫酸泼熊的事等等，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一种扭曲。
那么，作为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本着“救救孩子”的目的，要在语文教学中寓人文素质教育于整个教学过程。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以下一些体会：
一、语文教师应重视自身的人文修养
面对高效率、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面对信息激增的知识经济时代，教师在精通教学业务的前提下，要不断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虽不必样样在行，但都应有所涉猎，要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具在渊博的人文知识，如此，才能在教学中做到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同时，时时都要严于律己，事事都要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多读好书，首先自己要博览群书；要求学生勤奋好学，首先自己要严谨治学；要求学生文明礼貌，首先自己要举止文明；要求学生遵守纪律，首先自己要遵纪守法。教师的人格力量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精神源泉，学生往往“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因教师的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接受教师的指导并付诸实施。
二、充分挖掘利用教材中丰富的人文知识，培养学生崇高的人文精神
在人文知识的含量上，应该说，语文学科具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也有大量的社会知识；有斑斓的艺术鉴赏，也有精彩的科学小品；有古代的灿烂成就，也有当今的前沿学术；有博大的中华文明，也有典雅的外国精品，真可谓包罗万象。而其间蕴含着真知灼见，或者体现着人性的光辉，这些正是照耀学生精神世界的智慧之光，引领学生扬帆远航抵达成功彼岸的巍巍灯塔；其间流淌的崇高的人文精神乳汁，也正是哺育学生健康成长的心灵食粮。教师在教学中，在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除了挖掘出课本作品中人文精神外，还可以结合教材及时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人文知识，陶冶学生的情操，健全学生的人格，强化学生的责任感，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比如在教《最后一课》《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时，让学生体会都德和的那种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之情；在教《理解，应该是双向的》时，可引导学生认识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懂得尊重别人，摒弃自私行为；在教《斑羚飞渡》一文时，可着意唤起学生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在教《济南的冬天》《苏州园林》时，可激发学生为生长在这个美丽的国度而骄傲的自豪感，如此等等，只要教师有心，总能找到契机，因为人文知识、人文精神是一个比语文知识、思想道德更为广阔的天地。
三、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融常规教学、活动性课程为一体
语文教师应以语文训练为主线，以人文精神为中心，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和自学等方法，结合课本中的内容和学生的兴趣，向学生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诱导学生思考，实现教与学的同步，直至学生的问题得到解决，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树立主体观念和独立思考意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语文教师应结合课堂教学经常开展演讲、辩论、专题讨论、课外阅读等活动，使学生“活”起来、“动”起来，变单向学习为多极碰撞，开发学生右脑，挖掘学生潜能，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师要给学生以人文关怀
为了让学生能更真切、更具体地感受到人文之光怀，教师在做出榜样的同时，对学生要给以直接的人文关怀。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尤其对那些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行为习惯不大规范的学生，（下转第134页）（上接第133页）更要将其看作是有尊严、有思想、有个性、有潜力的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成为帮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创造，学会合作，学会负责的引路人。对学生学习上的疑难、思想上的迷惘、生活上的困顿以及成长中的烦恼，都要善于观察、及时发现、主动关心，为学生排忧解难，使学生得以健康成长。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5
关键词《周髀算经》、域外天文学、宇宙模型、寒暑五带、天球坐标
根据现代学者认为比较可信的结论，《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自古至今，它一直被毫无疑问地视为最纯粹的中国国粹之一。讨论《周髀算经》中有无域外天学成分，似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先将眼界从中国古代天文学扩展到其它古代文明的天文学，再来仔细研读《周髀算经》原文，就会惊奇地发现，上述问题不仅不是那么异想天开，而且还有很深刻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意义。
1盖天宇宙与古印度宇宙之惊人相似
根据《周髀算经》原文中的明确交待，以及笔者在文献[1]和[2]中对几个关键问题的详细论证，我们已经知道《周髀算经》中的盖天宇宙有如下特征∶
一、大地与天为相距80，000里的平行圆形平面。
二、大地中央有高大柱形物（高60，000里的“璇玑”，其底面直径为23，000里）。
三、该宇宙模型的构造者在圆形大地上为自己的居息之处确定了位置，并且这位置不在中央而是偏南。
四、大地中央的柱形延伸至天处为北极。
五、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
六、太阳在这种圆周运动中有着多重同心轨道，并且以半年为周期作规律性的轨道迁移(一年往返一遍)。
七、太阳的上述运行模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昼夜成因和太阳周年视运动中的一些天象。
令人极为惊讶的是，笔者发现上述七项特征竟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全都吻合！这样的现象恐非偶然，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下面先报道笔者初步比较的结果，更深入的研究或当俟诸异日。
关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的记载，主要保存在一些《往世书》（puranas）中。《往世书》是印度教的圣典，同时又是古代史籍，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它们的确切成书年代难以判定，但其中关于宇宙模式的一套概念，学者们相信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因而是非常古老的。《往世书》中的宇宙模式可以概述如下∶[3]
大地象平底的圆盘，在大地中央耸立着巍峨的高山，名为迷卢(meru，也即汉译佛经中的“须弥山”，或作Sumeru，译成“苏迷卢”)。迷卢山绕着环形陆地，此陆地又为环形大海所围绕，……如此递相环绕向外延展，共有七圈大陆和七圈海洋。
印度在迷卢山的南方。
与大地平行的天上有着一系列天轮，这些天轮的共同轴心就是迷卢山；迷卢山的顶端就是北极星(Dhruva)所在之处，诸天轮携带着各种天体绕之旋转；这些天体包括日、月、恒星、……以及五大行星----依次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利用迷卢山可以解释黑夜与白昼的交替。携带太阳的天轮上有180条轨道，太阳每天迁移一轨，半年后反向重复，以此来描述日出方位角的周年变化。……
又唐代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上也记述了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细节上恰可与上述记载相互补充∶
……苏迷卢山，即经所谓须弥山也，在大海中，据金轮表，半出海上八万由旬，日月回薄于其腰也。外有金山七重围之，中各海水，具八功德。
根据这些记载，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与《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却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细节上几乎处处吻合∶
一、两者的天、地都是圆形的平行平面；
二、“璇玑”和“迷卢山”同样扮演了大地中央的“天柱”角色；
三、周地和印度都被置于各自宇宙中大地的南半部分；
四、“璇玑”和“迷卢上”的正上方都是各种天体旋转的枢轴----北极；
五、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
六、如果说印度迷卢山外的“七山七海”在数字上使人联想到《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的话，那么印度宇宙中太阳天轮的180条轨道无论从性质还是功能来说都与七衡六间完全一致(太阳在七衡之间的往返也是每天连续移动的)。
七、特别值得指出，《周髀算经》中天与地的距离是八万里，而迷卢山也是高出海上“八万由旬”，其上即诸天轮所在，是其天地距离恰好同为八万单位，难道纯属偶然?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多元自发生成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许多不同文明中相似之处，也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是《周髀算经》的盖天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实在太高----从整个格局到许多细节都一一吻合，如果仍用“偶然巧合”去解释，无论如何总显得过于勉强。
当然，如果我们就此立刻进入关于“谁源于谁”的考据之中，那又将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
2寒暑五带的知识来自何处?
《周髀算经》中有相当于现代人熟知的关于地球上寒暑五带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异的现象----因为这类知识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中所没有、而且不相信的。
这些知识在《周髀算经》中主要见于卷下第9节∶[4]
极下不生万物，何以知之?……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
中衡去周七万五千五百里。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长之类。此阳彰阴微，故万物不死，五谷一岁再熟。
凡北极之左右，物有朝生暮获，冬生之类。
这里需要先作一些说明∶
上引第二则中，所谓“中衡左右”即赵爽注文中所认为的“内衡之外，外衡之内”；再由本文图1[5]就明确可知，这一区域正好对应于地球寒暑五带中的热带(南纬23°30′至北纬23°30′之间)----尽管《周髀算经》中并无地球的观念。
上引第三则中，说北极左右“物有朝生暮获”，这就必须联系到《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对于极昼、极夜现象的演绎和描述能力。据前所述，圆形大地中央的“璇玑”之底面直径为23，000里，则半径为11，500里，而《周髀算经》所设定的太阳光芒向其四周照射的极限距离是167，000里；[6]于是，由本文图1清楚可见，每年从春分至秋分期间，在“璇玑”范围内将出现极昼----昼夜始终在阳光之下；而从秋分到春分期间则出现极夜----阳光在此期间的任何时刻都照射不到“璇玑”范围之内。这也就是赵爽注文中所说的“北极之下，从春分至秋分为昼，从秋分至春分为夜”，因为是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
《周髀算经》中上述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其准确性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些知识却并不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几方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为《周髀算经》作注的赵爽，竟然就表示不相信书中的这些知识。例如对于北极附近“夏有不释之冰”，赵爽注称∶“冰冻不解，是以推之，夏至之日外衡之下为冬矣，万物当死----此日远近为冬夏，非阴阳之气，爽或疑焉。”又如对于“冬有不死之草”、“阳彰阴微”、“五谷一岁再熟”的热带，赵爽表示“此欲以内衡之外、外衡之内，常为夏也。然其修广，爽未之前闻”----他从未听说过。我们从赵爽为《周髀算经》全书所作的注释来判断，他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够格的天文学家之一，为什么竟从未听说过这些寒暑五带知识?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这些知识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天文学家来说，这些知识是新奇的、与旧有知识背景格格不入的，因而也是难以置信的。
其次，在古代中国居传统地位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由于没有正确的地球概念，是不可能提出寒暑五带之类的问题来的。[7]因此直到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向中国读者介绍寒暑五带知识时，仍被中国人目为未之前闻的新奇学说。[8]正式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才使中国学者接受了地球寒暑五带之说。而当清朝初年“西学中源”说甚嚣尘上时，梅文鼎等人为寒暑五带之说寻找中国源头，找到的正是《周髀算经》----他们认为是《周髀算经》等中国学说在上古时期传入西方，才教会了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掌握天文学知识的。[9]
现在我们面临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既然在浑天学说中因没有地球概念而不可能提出寒暑五带的问题，那么《周髀算经》中同样没有地球概念，何以却能记载这些知识?
如果说《周髀算经》的作者身处北温带之中，只是根据越向北越冷、越往南越热，就能推衍出北极“夏有不释之冰”、热带“五谷一岁再熟”之类的现象，那浑天家何以偏就不能?
再说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他总该是接受盖天学说之人，何以连他都对这些知识不能相信?
这样看来，有必要考虑这些知识来自异域的可能性。
大地为球形、地理经纬度、寒暑五带等知识，早在古希腊天文学家那里就已经系统完备，一直沿用至今。五带之说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已经发端，至“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275-195B.C.）的《地理学概论》中，已有完整的五带∶南纬24°至北纬24°之间为热带，两极处各24°的区域为南、北寒带，南纬24°至66°和北纬24°至66°之间则为南、北温带。从年代上来说，古希腊天文学家确立这些知识早在《周髀算经》成书之前。《周髀算经》的作者有没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得了这些知识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3坐标系问题
以浑天学说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天文学体系，完全属于赤道坐标系统。在此系统中，首先要确定观测地点所见的“北极出地”度数----即现代所说的当地地理纬度，由此建立起赤道坐标系。天球上的坐标系由二十八宿构成，其中入宿度相当于现代的赤经差，去极度相当于现代赤纬的余角，两者在性质和功能上都与现代的赤经、赤纬等价。与此赤道坐标系统相适应，古代中国的测角仪器----以浑仪为代表----也全是赤道式的。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赤道特征，还引起近代西方学者的特别注意，因为从古代巴比伦和希腊以下，西方天文学在两千余年间一直是黄道系统，直到十六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重要的赤道式天文仪器（这还被认为是丹麦天文学家tycho的一大发明）。因而在现代中外学者的研究中，传统中国天文学的赤道特征已是公认之事。
然而，在《周髀算经》全书中，却完全看不到赤道系统的特征。
首先，在《周髀算经》中，二十八宿被明确认为是沿着黄道排列的。这在《周髀算经》原文以及赵爽注文中都说得非常明白。《周髀算经》卷上第4节云∶
月之道常缘宿，日道亦与宿正。
此处赵爽注云∶
内衡之南，外衡之北，圆而成规，以为黄道，二十八宿列焉。月之行也，一出一入，或表混里，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道一交，谓之合朔交会及月蚀相去之数，故曰“缘宿”也。日行黄道，以宿为正，故曰“宿正”。
根据上下文来分析，可知上述引文中的“黄道”，确实与现代天文学中的黄道完全相当----黄道本来就是根据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定义的。而且，赵爽在《周髀算经》第6节“七衡图”下的注文中，又一次明确地说∶
黄图画者，黄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
日月所躔，当然是黄道(严格地说，月球的轨道白道与黄道之间有5°左右的小倾角，但古人论述时常省略此点)。
其次，在《周髀算经》中，测定二十八宿距星坐标的方案又是在地平坐标系中实施的。这个方案详载于《周髀算经》卷下第10节中。由于地平坐标系的基准面是观测者当地的地平面，因此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将会随着地理纬度的变化而变化，地平坐标系的这一性质使得它不能应用于记录天体位置的星表。但是《周髀算经》中试图测定的二十八宿各宿距星之间的距度，正是一份记录天体位置的星表，故从现代天文学常识来看，《周髀算经》中上述测定方案是失败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周髀算经》中提供的唯一一个二十八宿距度数值----牵牛距星的距度为8°，据研究却是袭自赤道坐标系的数值(按照《周髀算经》的地平方案此值应为6°)。[10]
《周髀算经》在天球坐标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破绽∶它既明确认为二十八宿是沿黄道排列的，却又试图在地平坐标系中测量其距度，而作为例子给出的唯一数值竟又是来自赤道系统。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在它背后可能隐藏着某些重要线索。
4结语
反复研读《周髀算经》全书，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它的作者除了具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之外，他还从别处获得了一些新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笔者在文献[1]中着重讨论的公理化方法(《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唯一一次对公理化方法的认真实践)；以及一些新的知识----比如印度式的宇宙结构、希腊式的寒暑五带知识之类。这些尚不知得自何处的新方法和新知识与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不属于同一体系，然而作者显然又极为珍视它们，因此他竭力揉合二者，试图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天文学说。作者的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周髀算经》确实自成体系、自具特色，尽管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破绽。
那么，《周髀算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他在构思、撰写《周髀算经》时有过何种特殊的际遇?《周髀算经》中这些异域天文学成分究竟来自何处?……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答案、但是笔者强烈认为，《周髀算经》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一个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谜。
注释
[1]江晓原∶《周髀算经》——中国古代唯一的公理化尝试，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中国深圳，1996年1月），将发表于《自然辨证法通讯》。
[2]江晓原∶《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考，将发表于《天文学报》。该文详细论证了以往认为《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为“双重球冠”是完全错误的，并给出了真正符合《周髀算经》原意的盖天宇宙几何模型。
[3]D.pingree:Historyofmathematicalastronomyinindia，收于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Vol.16，newYork，1981，p.554。此为研究印度古代数理天文学之专著，实与传记无涉也。
[4]本文所依据之《周髀算经》文本为∶江晓原、谢筠∶《周髀算经译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节号是该文本中所划分的序号。以下同此。
[5]关于本文图1的绘制依据以及有关考证，详见[1]、[2]。
[6]“日照四旁167，000里”是《周髀算经》设定的公理之一，这些公理是《周髀算经》全书进行演绎推理的基础，详见[1]。
[7]薄树人∶再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纪念钱宝琮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自然科学史研究》8卷4期(1989)。
[8]这类著作中最早的作品之一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1593年刊行；影响最大的则是利玛窦(mathewRicci)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刊行；1623年有艾儒略（Julesaleni）作《职方外纪》，所述较利氏更详。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6
关键词：网络多媒体webQuest
引言
天文学是基础学科之一，但因其涉及知识面广、对基础知识的要求高而难以在中学开展。基于这样的情况，从2010年起，我们在两所学校开展天文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尝试，希望能通过这些探索为今后天文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
一、研究内容
实际上借助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对学生的探究活动早有一些相应的研究，并且在一些方面进行得更为彻底。早在2001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蒋鸣和教授便将webQuest引入中国，并在广州市天河区和福州市进行了教师培训，推广webQuest实践。这里的webQuest便是一种完全依赖于网络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每一个webQuest的核心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这个问题设定了webQuest的清晰目标，鼓励学生回顾原先掌握的知识，激发学习者进一步探索的动机。然后通过不同的网络任务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指导帮助，从而帮助学生完成相应的学习活动。
当然，在学校天文课堂中完全采用这样的教学模式是不现实的，但是webQuest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内容。比如其任务模式、开放式的核心问题等。对于天文这样一个对多学科知识有着较高要求的科技活动来说，系统性的知识讲解和学习将不可避免地失败，而借鉴webQuest模式，“以问题为核心，用任务做引导”将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基于这样的情况，此次在天文科技活动的实验中，我们尝试以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为前提，借助网络上的海量资源，利用多媒体技术所具有的集成化、交互性和多功能等优势，记录学生如何在教师的辅助引领下在海量网络资源中进行有效检索，获取相关天文知识，并在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对相关天文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并最终完成学习报告和展示的全过程。通过多个内容的长期反复观察记录，探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情况。
二、研究过程
2010年起，对两校长期参与天文社团活动的近80名学生进行了分组，每组学生3～4人，共分为19组，其中中关村中学12组（初中1年级6组、高中1年级6组）、牛栏山第一中学7组（高中1年级）。在随后1年半的时间里，对初中6组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跟踪研究，主要观察在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学习报告的撰写、演示文稿的制作等在教师的辅导下是否信息的容量上有所提高。两校高中的学生进行对比研究，主要看学生的演示文稿的制作质量，学习报告撰写的翔实程度在教师参与和不参与的情况下有无显著性差异。
在研究过程中先后开展了“我与嫦娥同探月”（简称“探月”）、“凤凰落宝――火星探索”（简称“火星”）、“日晷与时光”（简称“日晷”）、“太阳系巡礼”（简称“太阳系”）、“恒星的生命历程”（简称“恒星”）、“追星逐梦”（简称“追星”）等多个天文活动，每学期进行2个活动，每个活动持续8～12周。每个活动基本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第一次活动根据要探讨的核心内容由教师作简要介绍，并提供一系列学习任务供学生选择，由各个小组讨论后领取相应的任务，如果多个小组选择同一个任务则通过抽签的形式确定最终承担相应学习任务的小组。若有小组提出其他想探讨的相关问题，可以将自己提出的问题完善后作为小组承担的学习任务。
当各小组都领取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后，各组分别向教师领取相应任务的资源说明，一般资源说明中会含有与完成此任务有直接关联的网络资源和多媒体资源。学生可以通过这些资源查询到其他相关的二级或更深入的内容。这样在之后的2～3周中，由各组依次对自己所承担的学习内容进行网络学习和组内讨论，这个过程中教师参与对各组学习进度的把握，记录学生的讨论过程并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4周后各组开始根据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制作展示用ppt文档和本组的学习报告，在天文社团内依次进行展示，向其他小组的同学介绍自己所在小组的学习情况，并对相关的天文知识进行讲解，还要回答其他小组同学的提问。这个过程大概经历4～5周完成。
最后1～2周的时间由教师对学生展示的各部分内容进行点评补充，并提出改进方案，学生对自己的展示文档进行修改，并根据各组的展示撰写整个活动的个人学习报告和体会。同时也会找机会参加一些参观等类型的活动以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比如2010年进行“我与嫦娥同探月”活动时就曾组织学生参观北京航天城；2011年“追星逐梦”活动期间组织学生前往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参观并在夜间进行观星活动。
在各个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完成的展示文稿ppt的初稿、修改版、小组学习报告、个人学习报告进行收集和整理。从演示文稿制作量、信息容量、编排、学习报告完成质量，比如知识内容的完整性、扩展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对比，得出结论。
三、研究数据
（一）初中组学习情况跟踪
通过对初中组6次天文活动的观察记录，可以发现学生制作的演示文稿所承载的信息量逐渐加大，信息的丰富程度、翔实程度都有较大提升，仅从最直观的演示文稿的页数上就可以看出差异。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组学生完成的演示文稿的长度呈现逐渐增长的情况，虽然有时由于任务的不同而有所波动，但总体上维持着上升的态势（见图1）。这里面可能有学生随年龄增长而导致能力增强的因素，考虑到增长的幅度较大，其中也有在活动中学习成长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当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由于知识基础和能力的限制，制作的演示文稿长度较高中学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经过一年半的锻炼，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已经可以制作出具有一定水平的演示文稿，并能将相关的问题讲解清楚。学生上交的两份学习报告的情况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对知识的整理能力和学习报告的撰写能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经过这1年半的天文活动，学生在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高中组学习情况对比
两校高中学生分为教师辅导组和对照组，教师会参与辅导组的学习过程，而对于对照组不进行干预指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两所学校的学生情况不同，但还是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制作演示文稿从页面数量上已经相对稳定，通过小组学习辅导和仅通过小组学习完成的情况来看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当我们对比学生演讲的时长时就会发现差异。从表5和表6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总的用时还是平均用时来看，经过教师辅导后的学生在相近长度的演示文稿中加入了更多的信息量，表明教师的参与是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筛选和组织的。
四、研究结论
通过此次为期1年多的尝试研究，我们发现通过围绕主题展开的天文活动，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可以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掌握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天文知识，并且学生在通过网络查询筛选知识内容的过程中对知识的学习更为自主、更为灵活，完全呈现为自我的知识建构。同时教师的参与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熟悉网络上海量信息的筛选方式，并能更有效地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加以组织，从而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示成果。在这种活动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对信息的筛选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且在展示的过程中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说通过这种依靠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开展的天文科技活动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种科技活动也有着不可回避的弱点，从已经开展的几个活动的情况来看，各个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强，学生自主建构形成的知识体系相互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活动将这些知识体系更有效地串联起来，学生建构的知识体系就有可能因为过于孤立而瓦解。这是需要仔细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是此次研究留给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点评
在青少年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活动中，一位称职的科学教师或科技辅导员，不仅要具有“教授”的能力、“指导”的能力，还要具有“研究”的能力。本文的两位作者正是依托自身工作实践，从研究入手，依据相关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应用教育科研的方式，就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对初中和高中青少年参与天文科技活动的影响分别进行了实验研究和对照研究，过程相对清晰，所作分析和最终结论通过论文表述，对广大科技辅导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7
关键词易道象数知识智慧
在中国思想史的视域内，易学所体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认知范式。两千多年来，历代思想家通过对由一系列符号和文字组成的《周易》的研究和阐发，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整合了人们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框架的主要的“元结构”。由于有诸多相关文本流传于世而以一种话语体系形式存在的易学从其理论形态上看，有一条贯穿全部内容的思想主线，这条主线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中常常以不同的具体形态出现。但究其实质，都是对以“道”为符号表征的某种形上本质的理念追求。作为易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道”的思想具有多重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由经验、观念上升为话语、图式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既体现着先哲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的开掘和拓展，又体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结构秩序框架的建构理路。这一点，在象数易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具有典型意义的彰示。
（一）
“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之一，其丰富的内涵不仅超越了其“道路”的文字本义，更非诸如“规律”、“准则”一类现代的名词概念和术语所能概括和界定。它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观念预设之一，所谓“太初有道”不仅为认识明确了终极的目标，也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依据。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那么“天”与“人”合而为一的着落点就在于这个“道”。就《周易》而言，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其广大悉备的现象外延统统都归结为一个根本的“内涵”，即“道”之上，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由于“它的外延广大到无所不包，而居于本质核心层次的内涵却收缩为一种很小很小的《易》道。这个《易》道就是《周易》的思想精髓或内在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
“道”字在《周易》中屡屡可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单字之一。如果仔细分检，不难发现，这个“道”字在《易传》的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其在《易经》文本中出现的频率。“道”字在《易经》中通释为“道路”的本义当没有太大的异议，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道”字在《易传》中的使用已经明显地具有了抽象的“形而上”的意味，如所谓“天地之道”、“昼夜之道”、“君子之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日月之道”、“夫妇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等等一类具有偏正结构的词组的反复出现，说明《易传》较之《易经》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了明显的升华。“道”在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某种现象性的具体事物而已经抽象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本质”性存在，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文字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从具体特殊的现象到一般抽象的概念的提升是思维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类的某个群体形成完整的结构性的“共识”的重要标志。在《易传》中，“道”显然是作为诸如夫妇、昼夜、日月、天地这样一类在性质上有着明显对立、互补关系的事物得以成立的共同的根本依据而存在，它不仅超越了事物的个别外在现象，而且超越了事物群类的具体内在共性，切近以至于夫妇，高远以超乎天地，“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是万事万物共同的最后归依、终极依据。
从《易经》到《易传》，“道”的概念内涵的明显转换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折射出上古具有终极意义的“天”的观念逐渐摆脱旧有的宗教神学束缚而向理性化的认知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具“理”之“道”作为根本的属性赋之于“天”，使得“天”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绝对至上而又不可理解的神性实体，转而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容摄万物且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加以体认的终极实在。这是一种全新的天道观，它的确立为重新界定天—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念支持。既然“天道”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对于引领和表率众生的所谓的“圣人”而言，对于“天道”的认知和理解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知晓祸福、治理苍生的关键：“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在易学的特定框架内，《易》之本在于易之道，易道与天道同构，而天道为易道之体，易道为天道之用。体用无间，明体以达用。这里姑且不对易道做本体论的诠释，其通过易学史的演绎所透露出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正是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思想范式的凸显，一个“推”字和一个“明”字，活脱脱彰示出在新天道观的观念预设下，天人关系格局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转向，这种转向又包含了因为“推”、“明”所采取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分歧。大而言之，所谓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分野就是肇始于此。
从历史发展的脉落线索来看，作为一门学问的易学是通过对《易经》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易经》文本中的卦爻之象和相应的卦辞、爻辞解说，在《易传》中就已经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理论分歧。取象说是取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易经》中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则是取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秦汉以降，以这两种说法为基础逐渐发育出两大对立的学术流派：即所谓的象数派和义理派。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之数及天地之数、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易》之《经》、《传》文义的，称为象数之学；而着重从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解释《周易》，注重阐发其中具有人文意义的哲理内涵则属于义理之学。以象数解易，把宇宙万物符号化、数量化，用以解《易》并推测宇宙事物关系与变化是象数易学的基本特征；而舍象取义，得意忘象，专注阐发《周易》经义名理和哲学思想则是义理易学的基本特点。抛开前代习成的门户之见，实际上象、数、义、理都是《周易》思想的构成要素。其中，卦象、爻象之“象”体现着《易经》中符号所象征的事物及时位关系，含有现象、意象、法象等意义，是宇宙万物的图式摹形；筮数、爻数之“数”是《易经》占筮求卦的基础，是《周易》关于事物关系的数理表达，也是对“象”的定量研究。筮数、爻数与阴阳数、大衍数、天地数、卦数、河图数、洛书数等共同构造了易道的数理模型。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并非如囿于门户壁垒的人们所见那样势不两立。应该说，《易》兼象数义理，象寓于卦而数生于蓍，象为《易》之体，数为《易》之用，象有奇偶，数分天地，是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可生数，数还生象，交参互入，如环无端。象数为显，义理为隐，数（筮）、象（卦）为《易》之形式，义理（思想）为《易》之内容。《易》的本质特点就是用象、数表达义理。
在易学史上，汉代似乎是象数易学独领风骚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期间，孟喜、京房、郑玄等人对前人在象数领域的诸多创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努力将“象”、“数”的推衍之术模式化，藉此以象数之学构造出一个系统而精制的天人关系规则，并试图通过这些规则的共识化和概念化，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成形于这个时代的《易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继《周易》的《经》、《传》之后，象数易学思想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建构，由于其中融合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成果，进而进一步拓展了人们沟通天人的视域，丰富了“象”和“数”的内涵，并使得观象运数的“推天道”的方法论重心从传统的、以“象”为关注焦点的卜筮模式转向更具有理性“逻辑”色彩的“数”的运筹上。然而，这样一个试图将“天道”与“人事”直接相对应，并把对应关系精确化、模式化，并进而达成某种共识的努力最终由于其理论结构的机械和繁琐而在实证过程中暴露出其理念预设的荒诞而导致失败。（二）
春秋以降，夏、商、周三代旧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秩序分崩离析，与旧时代相应的以“天命”为核心的天道观也遭到怀疑和解构，一个出于人的理性思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道”作为宇宙的源起和本体被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首先提出。战国以后，“道”的概念为主要的诸子流派所吸收和发挥，具有自然意义的宇宙之“天”的观念也逐渐与“道”的概念相融合。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天文、数学、音律、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开拓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诸子百家在趋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潮，古老的阴阳五行思想与这些思潮相结合，渐渐发展成为一套在逻辑结构上显得相当系统、规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道”的根本意义被归结于“天”之“道”即“天道”之中，所以“天道”就取代了原先的神性之“天”、“帝”而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和最终依据。因此，对于“天道”的理解体现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就更多地依赖于对体征“天道”的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原先用以探测神意的卜筮开始具备了理性的支持，天人之间的“交通”所需要的，新的具有共识基础的方法，即“月令”图式、卦气说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结构基元和基本原理的新型占术应运而生。对于这类新占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较为辩证的看法：“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套新占术与过去的卜筮相比，在思想观念上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一，它的对象是物质性的宇宙，是对自然的物质显现作为解说，不再是卜筮中的人神对话。其二，新占术在占测过程中，偶然性大大减少。阴阳顺逆，五行生克及其中包含的数学、天文、律历学说，使得新占术更多地具有演算的性格，其结果也可能在现实中找不到占验，但结果的得出却是有公式可循的。这两种特征使得新占术成为一种‘人谋’，更多地摆脱了原始文化的特征，而抹上了人文色彩”。随着这种新占术的话语霸权的建立，秦汉两季的卜筮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是从阴阳五行说繁衍出许多新的占术形式，这些占术形式倾向于用“数术”而非“卜筮”来概括，而阴阳五行思想则是各种占法的主要理论依据；二是传统的卜筮也开始转变形态，将阴阳五行纳入其新的结构形式之中。《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季主论卜筮之道有云：“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引龟策占卜之书《记》中取名龟之法，就分龟为北斗、南辰、五星、八风、二十八宿、日月、九州、玉等八种，又引卫平对宋元君之语及孔子之语，也均以阴阳刑德五行日辰之说言龟卜之道。
就易学本身的发展理路而言，《易传》虽然将占筮的形而上学哲理与新天道观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占法的筮理构建，但对指导实际操作的筮法而言，尚未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新方法规程。汉代的象数易学正是从这一点入手，通过改变卦序结构，附会律历之学，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上运演阴阳五行的结构变化以体现“一阴一阳”之易道（天道）。虽然以“一阴一阳”为道的基本内容已经作为了一种核心思想在《易传》中有了详细的阐述，但就《易传》中的这些相关内容而言，主要还是一种义理的概念性诠释，相应的象数结构显得还相当粗糙。秦汉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观念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天文、历法、医学、气象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广泛的结构性应用，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关联的易学因此而获得了丰富的用于结构建设的资源。由于作为易学结构基元的易卦卦象符号与阴阳观念具有先天性的亲和力，从而使得阴阳观念有了一个可以符号化表征的形式系统。随着五行思想的融入，阴阳五行之学与易学通过这个形式系统的建构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这种结合在汉展到了高峰，并使得阴阳五行与易学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这一方面，孟、京易说的卦气理论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汉易的最主要成就，正是形成了一个以卦气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和象数结构图式，它不仅在易学发展中起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乃至文化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卦气说最主要的特点是融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人事灾异的占测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易学、占候之术、宇宙图景相统一的结构图式。形制初具的“卦气”说从文献记载来看，首见于西汉孟喜所著《孟氏章句》。孟氏之说的要义如《新唐书?历书》一行释“卦议”所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据此可以推知，孟氏卦气说的核心内容，是以阴阳之气的消长来解释《周易》，以《周易》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并以此来推断人事的吉凶。
对于阴阳消长与四季寒暑变化的内在联系，汉代的相关认识已经相当细致周备，并在历法中有集中的体现。历法是与天地运行之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专门的知识系统，在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宇宙图式基本架构的时代里，历法数量化结构也必须得到阴阳五行的诠释。在历法与阴阳五行观念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历法的数量模式又为阴阳五行的数量化提供了最具合理性的借鉴蓝本。卦气说是融入了天文历法的一种新的象数理论形态，它将象数易学的两个立足点——卦象和蓍数的外延做了有效的扩展，使得“弥纶天地之道”的易道从观念上的凌空虚蹈落实在周期性天地运行过程的结构图式之中。这种话语的转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尽管相关的观念在《周易》已有局部的体现，但运用易卦符号系统地图解天地及其运行的规律并形成相应的理论阐述却是汉易的突出贡献。从此，作为通天手段之一的易占才从一事一应的具象分析转向结构化的“道”的“数理”推演和衍说。孟喜之后京房等人在此理路上的发展，使得这套理论在结构形式上日臻完善。
卦气的要质是阴阳二气，所谓“积算随卦起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京氏易传》）。阴阳二气的升降变化是卦爻象变易的根本原因，由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卦爻才有相交、相荡、相争、相合、升降、消长。尽管结构细节不尽相同，但这样的一个理路在各种卦气说中都是一脉相承的。
卦气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卦序、爻辰、纳甲等等学说，说到底其实质都是试图将易道的结构阴阳五行化，其意义朱伯崑先生有很好的概括和总结：“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京房将八卦和六十四卦看成是世界的模式，以为《周易》既是自然界又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作为世界变易的基本法则即阴阳二气的运行和五行之气的生克，即表现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这样，便将西汉以来的自然哲学更加系统化了。尽管他将《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图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他以阴阳二气解释《周易》的原理，借助于当时天文学的知识和理论，阐述《周易》经传中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这是对先秦易学的一大发展。……这对后来的哲学家探讨世界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都起了重要的影响”。
孟、京的象数理论经过进一步发展和整合，最终在《易纬》中得到系统的总结。
《易纬》是纬书的一个部分。从语言形式上看，《易纬》诸篇多效仿《易传》释易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以及易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做出阐发。从涉及的相关内容来看，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易传》和孟、京的易学思想以及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总结和提高，形成一系列的旨在贯通天人之道的，以占验为主要目的，以图式结构为基本形式的象数占术理论。这些理论有着不同的结构模式：在卦气理论方面，有四正四维说、六日七分说、九宫数说；在爻辰理论方面，有求卦主岁术、求卦轨术、推厄所遭法等等。今人徐兴无对《易纬》中的各种占术的共同特征有如下的总结：“《易纬》将六十四卦分为三套语言来叙述，将《易经》中的旧筮法改造为属于阴阳五行文化中的新占术。即以八经卦与四正四维，太一九宫、节气、占星等结合为八卦卦气之占与征王亡术；以六十四卦与一年中的的月份、节气等结合为候卦气术及风雨寒温之占；以六十四卦及其爻数、卦策与历术结合为爻辰说，求卦主岁术、推轨术以及‘推厄所遭法’”。“《易纬》改造旧筮法的基本手段是发挥和落实《易传》中的新天道，将六十四卦拆开重新组合，尽可能地与汉代流行的天文历法等测天之学契合无间，从而说明这些天道学说皆是《周易》中本来就已包含的内容”。
从孟、京易学到《易纬》，汉代易学通过借助阴阳五行的结构图式和天文律历的相关知识完成了对筮法的改造，创造出可以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由于这些占法借用了易卦的卦象符号和相关的筮数原则，故而也被纳入到易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易道的形式结构，并进而成为天道的体现形式，就象《春秋说题辞》所说的那样，《易》“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其节，《彖》言变化，《系》论类迹”（《古微书?卷十一》），成为六经之首也是天经地义的了。汉代是易学史上第一个理论建设的鼎盛时期，由于卜筮本来就是古代巫史文化中“通天”的主要手段之一，易卦的符号与其相应的筮法又具备足够的自洽性，所以由此演化出天道的推衍形式也是理之所然。汉易由孟、京而至《易纬》诸篇，天道的秩序通过易道的结构形态借助当时天文历算的发展而臻于完备。《汉书?张衡传》中有云：“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这个杂揉了律历、卜筮、九宫等多种结构的占测、决策体系实际上就是以卦气占候为思想核心的“弥纶天地之道”的易道新的形式。
东汉以后，虽然郑玄、荀爽、虞翻等人在易学的象数理论上均有所发展，但其思想理路已经基本上框范在由《易纬》兼收并蓄的各种模式化的结构之中，他们除了对一些结构细节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外，并无实质性的开拓和创见。这意味着在《易纬》中达到极致的天道图式建构开始在易学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中逐渐沉淀下来，渐渐地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背景而被悬置起来。历史发展随后的进程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虽然宋代象数易学借所谓“河图”、“洛书”的话题再度勃兴，进而还形成了所谓的“图书派”，但推究“河”、“洛”的数字结构，不难发现它们无非是九宫数图的翻版和展开而已。至于在象数易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邵雍的“元、会、运、世”之说，其思想理路的来源也依然不出于卦气、卦变和爻辰说的基本观念框架，只不过其形式结构更加精制，也更加合乎卦符本身的数理逻辑结构。
在这些现象背后是近二千年一成不变的宇宙观共识，所有话语言说都或隐或显地立足于一个阴阳五行化的天道，一但这个基础被动摇，引发的将是社会思想普遍层面上的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三）
然而，着力于形式化构造的象数之学占居话语主导地位的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魏晋玄学的兴起，“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江左诸儒并传其学”（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象数由此见绌于“玄理”，义理易学遂大行天下。此后，对于易道的理念建设其重心也由形式复归于内容，复归于“本体”。
魏晋以后，掌握着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精英阶层开始从汉学追寻至上的、外在的“天道”重新回归主体体验和本体认知，即个体性的“心”的“独知”实践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诸如“理”、“气”等相关思想范畴的诠释重新塑造“道”的理性品格，易学也因此逐渐被接纳到更加形而上的话语构造之中，显得更具“义理”色彩。与这种转向相对应，象数易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在汉易的方法论基础上，以象、数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构造关于宇宙、天地、社会运行的图式结构，宋代的图书学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卜筮固有的趋利避害的现实功利诉求依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共识基础，原本就是易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以趋吉避凶为现实价值取向的各种的占测、卜算，通过延用易学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和术语来实现其实际运算操作实践的话语描述和理论支持，这就是易学在民间的一般知识结构中的特殊形态—方术，或曰“术数”。尽管从表面上看，各种形式的方术庞杂芜乱，其中的很多内容在现在看来其对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认知还相当肤浅，故存在着浓厚的迷信成份，但如果对不同内容的方术加以仔细甄别，可以发现，诸如式法、命理、相术、堪舆一类流传较广、历史悠久的方术不仅具有相对发育成熟的理论形态，而且在其实际操作推演过程中，操作者个体心智的充分调动和身心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内在决定因素。虽然这些方术的形式、程式、工具有所不同，但其中都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术数之知。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关于术数之知有一段非常精辟的阐述：“易学中术数一路含有一种知识之形态，此形态既不同于科学形态，亦不同于‘无知而无不知’之境界形态。试言如下：（1）此路中含有一种步、运之术；（2）阴阳变形有其必至之势，此即为定数。……此步运之术有二特征：（1）客观方面不是基于抽象之量概念，……而是基于具体的感应之几。……预测的确知是象征的直感，而不是机械的推断。……（2）依此在主观方面，透过此步运之术而为具体的预测，其心灵活动完全是直觉的，并不是依照逻辑数学的法则而推理，……全靠心智之明与感觉之锐。……科学之知是‘以量控质’，……术数家之知是‘以质还质’，心保其灵，物全其机，而以象征的直感为媒介，故能‘以物宛转’，‘极变化而览未然’。……故术数象之知亦可以广泛有效而具客观妥实性。其妥实性是落在那具体而活泼的事实上，而不是落在那抽象而机械的量上”。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各种各样形式的方术几乎在人类各个群体的社会生活中都曾经甚至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方术是人类了解世界和自身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方式，虽然它们也有或缜密或空疏的观念预设，但究其根本，在时空的变动中把握不同事物或事件之间对应关系的发生是各种方术殊途同归的共同旨趣。在方术的认知结构中，作为结果发生的事件与诱发这一结果的其它事件的关系并非一定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对应，虽然这其中也不乏固定的程式运演，但在现象与将要发生的结果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方术具体实施者的心智、情感的非常态表现。所以，虽然同样是以为人们的决策活动提供可资利用的依据，在预测未来的向度上，方术是不可能像以可重复性操作的实证为根本判据的现代科学那样完全通过客观化的参数设定和累积求得概率发生的推理性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具有很强主观色彩的，对于事物特殊性的专注，方术很难作为一种对于世间万物具有普适性的解释体系而成为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观念预置，所以在社会交往的层面上也就不具备互通性而在发达的社会话语中几乎被完全遮蔽。
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术而言，象数之学之所以成为大多数方术普遍尊奉的理论依据，除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象数易学本身所提供的对于世界的特殊理解形式是这些方术自我组织所赖以进行的内在机制。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形态上看，象数易学的焦点始终“定格”在对“天道”的揣摹和模拟上，虽然“明人事”也是其现实的功利诉求，但这一诉求的对象往往只是个别性、个体性的吉凶祸福，所以其思想价值也更多地通过对“天道”之“推”的过程来体现。
象数易学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方技数术更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们在“解释”世界方面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义理之学注重理性的陈述相比，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这既是“推”的运演工具，也是所“推”之“天道”的呈现方式。在易学的成熟形态中，各种形制的图式是易学构架的基础单元，易道的义理陈述也是由此而发韧。这些图式往往有着复杂的起源，其中的核心部分与上古的巫术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卜筮关系密切的“取象运数”是《周易》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思维模式。其中“象”是典型的认识的“图式”结构单元，易象的两仪和八卦是抽象的关于世界本质认识的主体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具象的对世界万事万物性状的模拟结构—六十四卦系统。“象”是《周易》思维模式中事物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而“数”则是联系这种存在方式的根本的“逻辑”，也是变易法则的具体、本质的体现。《周易》认识范畴中的数或曰易数，是《周易》结构模式中特定的关于数的思想，它是卜筮方法的基本构成，并且在卜筮定卦中应用，其中，象以数定而数以象显，构成了象、数共生的范式，数是象的关系与变化，而象包含了时位的相对性，象、数一体而根源于《易》之经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具象和直观思维为典型特征的象数思想所构造的以“象”为基本元素，以“数”为基本法则的认知结构是一个以关系实在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的图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结构单元和关联法则都是变动不居的，无论是“象”还是“数”都具有相当宽泛的外延而没有严格而绝对的界定。尽管阴阳、八卦以至于五行分别给出了这个结构下事物的基本类属性，这些属性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又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常常需要通过与其它事物发生关联才能得以显现某种暂时的规定性，所以它们并不具备现代认识尺度下的“概念”的意义。究其原因，乃是在这个认知结构中，所谓的认知“主体”始终是与“客体”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即《易传?系辞》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因此，在这个结构中的世界图式就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外在图像，而是一个具有浓厚“主体”色彩的“画境”。所以，这样一个具有很强主观“独知性”的认知结构很难被划归通过实证和逻辑推理构造出来的，以广泛“共识”为基本属性的社会性的理性知识框架体系中。（四）
在汉代的主流话语中，“推天道”的目的在于“明人事”，这已不独为易学所专注，也是所有知识的现实价值所在。仰观俯察、演算推理都是旨在发现宇宙自然的“合理”秩序，这些“合理”的秩序又都是作为某种具有终极存在意义的意志体现，在儒生获得了对话语的主导权后，所要“明”的“人事”就表现为儒门的纲常礼教的社会理想。一但这套理念与市俗政治的权力结合起来，原本在个别性的社会群体中共享的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就成为全社会性共识的主体。当市俗的统治权力借助这些共识为自己成功地找到终极的合法依据并进而通过制度化的“转识为法”而巩固和强化了统治的权力以后，这套“宏大叙事”就以无可质疑的面目成为纯粹外在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不再允许体察和验证。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整个体系的机械和僵化，思想的活力也因此而丧失殆尽。
魏晋以后，随着市俗政治体制的在汉代确立和完备，相应的社会观念共识也已经由杂驳趋于一致进而形成具有惯性的文化传统，并且以各种具体的知识的形态成为左右人们思想的根本因素。作为对汉易牵强附会、无限类比的思维模式的反动，思想本身具有的张力促使一些不满足于既有共识的独立思想者重新回到个人化的思考中，重新在体验和经验中寻找个人的理想寄托和智慧的源泉。于是对于一些思想的“精英”来说，形而上学的玄奥无际就成了他们思想驰骋的新天地。这些“不切于民用”的精神关怀由于立足于个人独知，因而较少禁锢和束缚，最具思想的活力。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诸多命题中，本体的存在形式和性质始终是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虽然在“为天地立心”的冲动背后有着沿续数千年的强烈的“圣人”情结，但相关思想的展开不仅开拓了认知的领域，而且通过对终极意义的追索潜在地颠覆着市俗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思想理路实际上将方法论的立足点重新放置到个人的实践活动中。对易道的理解也从形式化的天地运行模型重新回到“无方”、“无体”的简易状态，并通过“极深研几”的摸索和体悟达到“精义入神，以致用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传?系辞下》）的自我圆成的境界。因此，虽然在历代的各种方技数术中依然有沿袭汉易的象数结构模式继续构造自然和人生变化运行图式的企图和努力，但就体现思想水平和高度的哲学话语来说，“时中”的命题却逐渐成为一阴一阳、生生不息的“易道”最为生动的诠释。
《周易》的“时中”观念植根于其对世界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哲学关于“中”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在《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其中的大部分在《易传》中。“中”在易卦的卦象体系中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即“中位”和“中爻”：六爻中，若以全卦观之，则在六爻中居中的二、三、四、五爻为所谓的“中爻”；若以上、下卦分别观之，则第二爻当下卦之“中位”，第五爻当上卦之“中位”，凡阳爻居中位，则多称为“刚中”，象征“刚健守中”；凡阴爻居中位，则多称“柔中”，象征“柔顺守中”。如果阴爻处于下卦之中，阳爻处于上卦之中位，则就是所谓的“中正”，是易爻中尤具美善的象征。《周易》中其它的一些与“中”相关的概念也多与卦象的位置之“中”有关。《周易》的六爻卦象是模拟事物运动变化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中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的“图式”体系，六爻的爻位，象征着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地位、条件、身份等不同的状态，其中二爻之位象征事物发展形态初具，朝气蓬勃，时当积极进取；五爻之位则象征事物发展规模完备，功成圆满，时当处盛戒盈。这两爻所象征的发展阶段是事物运动变化周期中的枢纽和关键所在，所谓的“中正”、“得中”、“中吉”等判辞多就此两爻而发，皆谓持此“中”不偏倚而获吉祥。这就意味着，《周易》之“中”的核心在于“时中”，顺时而行，待机而动，则可“以亨行时中”（《易传?彖传?蒙》），得“中行”、“中道”、“中节”而“中正”。“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惠栋《易汉学?易尚时中说》）。
从《周易》的成书过程和对后世哲学的影响看，其“时中”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同出异名、一脉相承的。“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与大《易》相表里”（钱大昕《潜研堂集?中庸说》）。应该说，待机而动的“时中”，是对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最好的方法论诠释。
不独于儒学之中，以“中和”、“中庸”、“时中”、“守中”、“中道”等核心观念构成的中国哲学的“中”思想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体系中都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由于三家立学归趣的不同，使得“中”在三家的相关思想中有着明显不同的指向。如果说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分别是三家典型特征的话，这些特征在三家对“中”的阐述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儒家看来，“中”虽然具有本体的意义，但其根本还在于对“中”的运用，即“执中”上，而这个所执之“中”在现实生活里是以执“善”来彰显的。而道家所守之“中”则更具方法论的意味，它是“道”（本体）之用，是个人超凡入仙的门径。相比之下，佛学中的中道理论显得更加完备和精深，在这里“中”既是本体所在又是方法所用，应该说“中”的哲理建构在般若中道思想里达到了顶峰，并对禅宗、道教重玄学和内丹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和集?赵定庵问答》中有一段关于“中”的不同理解的比较：“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即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从表象看来，儒、道、佛关于“中”的意趣确有差异，但细细推究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现实指向背后，这三家之“中”都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立足点——心，即个体之思想和体悟，无论是对无过无不及的把握，还是对空灵虚静的修炼，还是对不落二边的超越，都是通过“心”来体验和实现的，它们所依托的是理性与直觉相结合的个体修行和实践，其所要达致的目标则是具有鲜明中国思想特色的精神境界。所以，概括说来，作为中国哲学精髓凝炼所成的“中”，是人的个体的精神和物理之“中”—心所生发出的、与世间万物相和谐的一种“独知”境界，儒家所谓“诚”、“敬”，道家所谓“坐忘”、“心斋”、“涤除玄览”，佛家所谓“禅”、“止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皆殊途同归而已。（五）
十九、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各种形式的言说所依赖的话境的根本改变，所谓的“现代化”日益成为波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主导潮流，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如马尔库塞所概括的那样，是一个“单向度”的趋向。“单向度”体现在精神世界里，即是对社会的所有组成成员的思想进行某种一致化的“清整”，以达成越来越普遍的各种科学“共识”。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的过程和所达到的境界往往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与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以个人之“心”的体证为根本“法门”的“独知”性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其立足之根在于“自足”的自我定位，与现代人“零件”式的角色安排格格不入，必然落入“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困境。近几十年来虽然有冯友兰、牟宗三等诸公努力试图用现代话语重新诠释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然而就其影响所及，依然只限于学院的讲堂、书本之内，很难赢得更大范围的“共识”。
实际上，“独知之境”之难以“共识”化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有一个精英政治的传统，在圣人情结的支配下，历代都有将某些“独知”推而广之的努力，然而其结果又往往大违于初衷。北宋二程“存天理、灭人欲”本是摆脱现实人生的种种羁绊，超越自我，上达更高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修养方法，然而经主流话语的竭力倡导后，经过社会生活境况的种种流变后却最终成为束缚人的身心、压迫思想自由的外在精神桎梏。王阳明的“良知”哲学本是中国哲学的儒、道、佛三大主干在唐宋先后发展成熟后相互融通所形成的一个集大成型的思想高峰，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一境界乃独知自得之境，所以后人的诠释就各有所执。更有甚者，阳明原本以其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修养为基石的“狂者胸次”，被社会中的庸俗之辈作了简单的形式化的摹仿，却成为明末民风败坏的一个重要导因。这种现象既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矛盾的体现，也说明这些“独知”的智慧型哲学思想原本就不具备意识形态化的素质。从“独知”和“共识”的辩证关系来看，在由“独知”向“共识”的转化过程中，一些条件的限定是“共识”形成、成立、维持的根本保证。这些条件既有自然的时间、空间因素，也有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一但限定的条件发生改变，相应的“共识”就随之丧失了立足的基础而为新的“共识”所取代。
在易学的范畴中，两汉的象数理论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禨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当随着观测和计算水平的发展而获得的天地运行周期的实测数据不再与其理念预设的基本数字结构如60、360、384之类相吻合时，当自然和历史的变迁更多地表现出随机性的一面时，这套“公理化”的形式系统难象在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提襟见肘。
FrankHerbert在其代表作《沙丘》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人类无意识深处，有一种对有意义的逻辑宇宙普遍性理解的需要。但是，真实宇宙总是处在逻辑（观念）宇宙的一步之外”。这种“对有意义的逻辑宇宙普遍性理解的需要”是人类创造出以知识为代表的各种对世界的解释的内在动因，它似乎源自人类主客相分的二元矛盾对立的基本生存状态，通过所谓的“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沟通，消除主体因为与客体的对立而产生的紧张和失措。虽然Herbert这段话多少有点虚无主义的味道，但它毕竟揭示出人类认识的有限和褊狭。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创造出了各种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通过社会性的传承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思想观念中构造出了相对统一一致的宇宙图景。然而，就象尼采所说的：“在‘知识’一词有意义的范围内，世界是可知的；但除此之外，只能说世界是可解释的；在它的背后，不存在单一的意义，而是存在着无数的意义。……解释世界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冲动。……每一种冲动都是一种统治的欲望；每一种欲望都有它自己的透视，并且希望强迫所有别的冲动将它作为唯一正确的透视来加以接受”。在佛教唯识学中，把这种将以名言、概念表示的认识对象视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客观实在并执为实有的认识称为“遍计所执性”。按照唯识学的说法，一切“法”—宇宙间的物情物象都是由“识”所构成的，“识”是人所具有的洞察智慧与认知能力。按照感觉、意识等不同的层次，“识”分八种，其中第八识阿赖耶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以含藏一切诸法种子，为有漏无漏一切有为法的根本，是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本原。由于熏染，众生不能自觉保持阿赖耶识的自我本真状态，于是经由第七识末那识转入意识界，由各种感官的感觉经眼耳鼻舌身五识构成了心中的种种幻相，对一切众相有了“了别境识”。由于有这种了别，于是就有了种种好恶爱欲，也就有了种种烦恼。因此，要解脱烦恼必须回到原初的阿赖耶识中去。其所依循的解脱之道是一个与“八识”衍生逆向的自我拯救过程，即通过修行，将“八识”经过“转依”而分别成就“四智”。如果将这一思想在一个通俗、一般的语境中重新言说，就是：智慧是在感觉、经验和知识之上对其有限性的根本超越，是对本真的洞见，“转识成智”就从由传习所获得的规整化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概然性的知识描述转归于内心独证自悟的，即事体真的自我感悟和自我超越，换言之，就是通过个人的实践，实现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
关于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内在张力，冯契先生说得好：“知识与智慧都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但二者是有区别的。知识所把握的不是宇宙的究竟、大全或整体，不是最高的境界。知识所注重的是彼此有分别的领域，是通过区分这个那个、这种那种等等，进而分别地用命题加以陈述的名言之域。而智慧则以‘求穷通’为特征，‘穷’就是穷究，要求探究第一因和最高境界，即探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自由因是什么，宇宙的演变、人类的进化要达到何等最高境界，也就是终极关怀是什么的问题。‘通’就是会通，融会贯通。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秩序，要求把握其无所不包的道，也就是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并要求会通天人、物我达到与天地合其德，获得真正的自由。……知识和智慧的差别意味着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包含着飞跃。……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亦即由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的飞跃”。外在的、来源于他人之知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的内化才能转化为内在的自知。“自知”者“明”，“明”是一种通透无碍的照见，是心灵的自由洒脱，是物我两忘的圆融澄澈境界，易道之“时”、“中”俱在于此。
这种飞跃和超越并不否定知识的价值。虽然知识只是智慧的一种有限的形式存在，是以各种内容的，秩序化的事物之“理”—有形之则作为其终极归宿，但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为实现向智慧的超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起点。因此，知识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形之道”，是进入澄明之境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知识的态度。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两种理念各执一端，都是偏狭的认识。
虽然在名词的使用上，所谓“易道”和“易理”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以“理”作为知识的本质特征而以“道”作为智慧的象征的话，那么，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理’进‘道’”乃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王廷相尝曰：“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故事物之不闻不见者，耳目未尝施其聪明也；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尝致思而度之也。故知之精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思之精，习之熟，不息焉可以会于道；一之可以入于神。……博闻强记，以为资籍也；审问明辨，以求会通也；精思研究，以求自得也。三者尽，而致知之道得矣。深省密察，……笃行实践，……改过徙义，……三者尽而力行之道得矣”（《慎言?潜心》），对于各种形式化的易道象数表征亦当作如是观。
注释：
①余敦康：《易道对各个文化分支的普遍影响》，朱伯崑主编：《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第583页。
②参见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③⑤徐兴无：《〈易纬〉的文本和源流研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5、294页。
④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1995年，第155-159页。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9
关键词：气浊；宇宙；生命；彝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4-03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3.3说明有生命的物质才有气浊，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气浊的。人之体源出于自然，秉承于父母，生长于宇宙之内，留迹于人世之间，原本就是一个气浊运动而形成的高级动物，彝医强调“血循而气生、气循而浊生”，而《哎哺啥呃》中也讲“动会命有的，灵气兆多衍”，其中的“动”，讲的就是气的活动与浊的活动。无论是气的活动，或者是浊的活动，都需要能力，但能力从哪里来？从宇宙天地的气浊运动变化来，无论人体与各种生物如何变化，但宇宙天地“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不会变，“人体同天体”恰好表达了人体乃至各种生命个体“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均需要遵循宇宙天地“气升浊降”这个总规律的原则，故彝文典籍里常强调“一人一宇宙”、“一者一宇宙”、“一相一宇宙”。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却正是当今困扰人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彝族先贤早已认知并且写在书本上了。
总之，彝医学是沟通天文、历法（或者是时空）、人体、天地、宇宙相互关系的一门宏观医学，以“气浊二元”立论，解答了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系列重大问题。显然，彝医学不可能与现代力求微观的精准医学相比较。但是，无论是纵观或者是横观现阶段医学的发展状况，都会发现微观的精准医学也并非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一切问题，尤其是日益更新不断出现的疾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对多元医学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待民族文化，更要谨慎，不能一概否定。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24.
[2]王天玺，张鑫昌.中国彝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37.
[3]《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中国彝族通史纲要[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15.
[4]陈久金.彝族天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5.
[5]刘明武.事关宇宙发生与演化的理论――彝族文化对阴阳五行、图书八卦的解释[J].彝族文化，2013（2）：53.
[6]罗国义，陈英，马学良.宇宙人文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11-16.
[7]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三、四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77.
[8]王正坤.彝医揽要[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20.
[9]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三、四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63-364.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篇10
[关键词]文字学小学识字教学教学运用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的古老文字，可谓中国汉民族一个伟大创造，同时也为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古往今来，汉字教育就是我国文化教育的起点，诚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言，“《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注重汉字的教学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如今识字教学更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难点。按《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的要求，小学生必须学会大约2500个的常用汉字，其中低年级要会认1800个字，会写1000个字。相比较其他语种的学习而言，这样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最常用的教学法一般为字形分析法，即“独体字分析其笔画，合体字分析其结构”。尽管此种教学法使得师生双方都会感到任务重中、效率低，但无疑却是最主要的教学手段。笔者认为，既然无法回避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就有必要在教学法本身多动心思。根据本人的教学经验，不妨多适当地运用一些文字学的知识进行教学，以增加识字课程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含量，如此一来我们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自然可以得到保证，且与《课标》中实现小学语文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要求是一致的。
文字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但并不是说它不适用于小学阶段的识字课教学，事实上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均已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字学的知识。作为语言学的一支，文字学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以及文字的音、形、义的关系，还有正字法和个别文字演变的情况，而文字学知识则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我们的识字课教学。之所以选择文字学作为小学识字教学的辅助手段，缘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文字之一，它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字的构造形式以及汉字发展的过程，便会发现汉字中的文化蕴涵和古人造字时的思维轨迹。可以说，表意体系的方块汉字本身就是历史，它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天文、地理、艺术、神话、哲学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么对于小学生而言，我们该如何实施我们的教学计划？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配齐一些基本的工具书，如《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缩印本）等等。至于具体的教学方式则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进行：
其一，我们可以通过汉字中蕴藏的历史、神话等知识增加识字课程的趣味性以及人文含量。
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汉字中蕴藏了不少文化知识。比如说，“后”字。在今天看来，“后”主要与空间、时间上的先后有关，以及与王后、母后有关。其实在今天的简化字改革之前，此二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今天的“后”字在古代从字理上讲一般指王后、母后。为何？因为甲骨文中的“后”乃为一个女人形状的象形字，它往往与“土”连缀为“后土”一词，而“土”则解释为“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后土”在我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指共工氏之女，是一位掌管土地、山川河岳的神祗，就是土皇，民间俗称“后土娘娘”。在农业生产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历来对土地充满敬仰之情，因此在我国的神仙谱系中“后土”地位很高。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的文字中“后”与“垢”、“土”与“吐”均音意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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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字中涉及神话传说的字还有很多，再如“娲”字。“娲”字专指女娲。女娲与伏羲、神龙并称三皇，为我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女娲是一个人身龙尾的女神，相传远古的时候她就在天地之间游荡，望着水中自己的影子感到十分的寂寞，便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捏了好多小人。随着地上的小人越捏越多，她长长地吹了一口气，这些泥人因之便伸伸胳膊踢踢脚都有了生命，于是地上有了人类。不过人类的太平日子没多久，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被打败的共工一怒之下，用头撞倒了不周山——此为支撑苍天的大柱子，天因而踏了下来，且破了一个大窟窿。一时间洪水滔天，人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女娲只好来到黄河边挑选五彩石在火中烧炼，最终用九天九夜的时间把天补好了，天上又重新出现了五色云霞。再如“羿”字专指传说中夏代有穷国的君主，以善于射箭著称，他曾射掉天上的九个太阳，同样救民于水火之中。“嫦娥”则为“羿”的妻子，因服食西王母的不死之药飞上月球，成为月神。只要我们留心，便会发现汉字中蕴涵着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将使我们的识字课增色不少。
其二，我们可以通过汉字中蕴藏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以期一石两鸟。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其中很多的人文信息同样蕴藏在汉字中，因此借助汉字中具有价值判断信息的字对学生进行教育自然是小学语文老师应予以重视的事。如“忠”字，是指把心放在中心，即将心放正之意。我们一直讲做人要心正，心若不正，变成了“歪心眼”。我们讲忠，就是说对祖国要表现出自己的赤子之心，对亲友则要表里如一、讲诚信。那种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言行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讲真话、守信用一直是我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党提出“八荣八耻”的说法与之如出一辙。再看“耻”字，《康熙字典》对其解释道：“耻，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意思是说，知耻的人若有了过错，便会脸红心跳。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一直将“知耻”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意即当官的人应该不把自己穿破衣、吃粗饭当作可耻的事，而应该把普通老百姓没能受到他的恩惠，亦即我们今天讲的“公仆”未能对“主人”服务好当作羞耻。而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更应该在“知耻”中不断进步，知耻而后勇。
我们再看“愧”字，古人认为心中有鬼，必然就有愧。如此说来，我们做人就应该坦坦荡荡，以期无愧于心。明代的刘伯温曾这样自勉：“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又有古语云“求个良心来管我”。有了良心我们心中便会无愧，且充满善念，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所谓“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是也。
通过文字学的梳理，我们将会发现汉字中类似的文化信息可谓不胜枚举。事实上，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识字教学中适当地运用文字学的知识并非是过高要求。这既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又符合《课标》中识字教学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的要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