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意识篇1
[关键词]小农特征;小农意识;小农改造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男，甘肃靖远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98X（2016）01-0016-04[收稿日期]2015-11-09
一、小农特征
什么是小农？恩格斯将“小农”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1。伯恩斯坦（HenryBernstein）认为，小农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剩余价值的占用和实现，也没有资本的积累。它的目的就是满足家庭生产，而不是获得利润。伯恩斯坦还指出，小农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个体对生产资料还保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小农生产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驱动逻辑，对生产方式的某种控制2约翰逊（KirstenJohnson）等强调指出，在界定小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小农有哪些共同点，即他们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一，小农生产单元总是包含着小农消费，这同时体现了经济和道义维度。第二，总是有围绕小农“剩余”的索取，这些索取往往侵害了小农的“生存权”，也是冲突、抵抗和反叛的来源。第三，小农创造了微观生态，其中所嵌入的知识是在家庭和农民社区内部产生和传播的。第四，小农具有一种弹性和抗压力，使其比历史敌对阶级存续得更加长久3。
从各国小农经济发展具体形式看，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他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专制主义加自然经济时，小农必然在政治上是人身依附的，在经济上必然更多是自给自足和缺乏交换的;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时，小农虽然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经济上，却是依附的，本质上是依附于市场的，是受市场的剥削的。
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随着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农未来的形态应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绝不是依附的。
二、小农意识及其翻版
意识总离不开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小农意识也离不开小农生产方式。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勤劳性。勤劳性与小农经济利润的微薄性紧密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本质是糊口经济，又加上资本稀缺，这客观需要小农更多通过投入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二是自私性。小农的自私性既是天然的，也是后天的。由于缺乏分工，自私是天然的;由于规模小，后天也需要自私。三是局部性。所谓局部性，就是看问题没有整体观念，只看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具体表现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情况是自私性和局部性的一种结合。四是短期性。就是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这本质也与缺乏交换有关。五是依附性。由于生产规模小，小农天然是依附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经济依附性更强。面对市场的巨大波动性，若失去国家保护，小农将会面临更大风险。六是面子性。爱面子是对小农的一种心理补充，同时也是应对社会交往的一种客观需要。七是保守性。小农一般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收益小、风险大，长期的这种环境也容易养成一种保守人格。八是血缘性。这是由小农的生产单位是家庭所决定的。九是淳朴性。淳朴性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密切相关。自然的淳朴性也养育了农民的淳朴性。
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与小农核心意识互相影响，最终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从中国历史看，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加上儒家文化，最终让中国的小农意识除了具有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外，还更多具有了世俗性、等级性等意识特点。另外，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加世俗性的文化约束也让中国小农更多具有了一种双重意识人格特征。主要表现有：一是既柔弱又残暴;二是既自尊又自卑;三是既胆小又胆大;四是既迷信又自信;五是既节俭又奢华;六是既勤劳又懒惰;七是既淳朴又狡猾。
小农经济意识篇2
一、现行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意识的缺失表现
公民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内容，包括两种不同又相互关联内容。一种是法律概念，所谓公民，即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人。另一种是社会政治定义，它从个人与国家权利义务关系来对个人作最基本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现代公民意识要求每个人把自己从自然的“人”或抽象的“主体”转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一员，转变为人格平等的“公民”。
现行的村民自治实践所暴露的农民公民意识不强，是由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过去把社会存在主要归结为生产方式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三形态(或三阶段)对人们的意识其有决定性影响，为我们解惑意识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然经济(农业经济)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本特征。它是权力集中、人身依附关系，与此要适应的“人治”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奴卑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及不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现象；交换经济(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实质上已经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是以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即人依赖于物的价值形态——货币，但人的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为特征。亿万次交换既是破除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的利器，又是形成独立、自由、平等的基础与前提。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自由(不能把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0、平等(地位平等、内容等价——或认为是等价)交换才能正常持续恒久地进行下去。社会主义从原来经济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超越了市场经济阶段，实质上是在现代经济(世界范围内)条件下放大了自然经济，从而在很多方面不自觉地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某些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意识来坚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党章与宪法只有近十年时间，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说只是暂短一瞬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缺乏政治民主与公民意识是十分自然的。具体表现如下：
1、缺乏法治观念。中国农民老实，“权大于法”的观念仍禁锢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农民还较普遍地习惯于行政越权安排。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的行政人员中仍认为村委会是乡政府的“腿”，是自己的行政下属，而广大村民也习惯接受“上级”领导，即使侵犯了自身政治权利，也很少感到有什么不对，即使感觉到了也能容忍。
2、缺乏自主、自立。在一定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村民委员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以村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民自治体制，要求村民逐步树立自主、自立意识。因为村民有了强烈的自主、自立的主人翁意识，行使国家赋予的种种权利和应尽的各种义务，村民自治才能落到实处。
3、缺乏合作意识。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是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为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超家庭的社会、经济等联合体。个人在面对强大政府的种种不公时，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在村民自治实际中，很少有村民个人能够与其它同胞联合起来影响或改变政府或村委会的想法或决定，不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的有效办法。
4、缺乏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公民之所称“公”，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基本权利，而且还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有相应的、无可推御的社会责任，公民权利与社会责任不可剥夺，不可回避，不可转让，公民不但有责任和义积极参与与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宜，还有责任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认可，监督和支持，不断促进完善政府的工作，使政府职能既要到位又不越位。而农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种种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我国大部分农民还停留在传统的官管民的思维中，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权利。在农民村级选举中，许多人对村级领导班子评价不高，意见甚多，愤愤不平，但对基层选举却又缺乏参与热情，不肯积极地通过选举来改善村民自治的权力运行，认为选举没有太大作用。大部分农民缺乏强烈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不能正确利用国家赋予自己的选举权利，不善于、不敢于用法律抗拒来自乡政府或宗族的种种不合理要求，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只好默默地忍受种种不公。农民缺乏独立人格，进而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利意识，使得奠基于政治参与基础之上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失去了内源性动力。
转贴于
二、培养农民向公民意识转型的具体对策
村民自治的主体由于缺乏公民意识，致使作为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发生了异化变形，实现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根本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科学技术，实现农村工业化，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第一、加强法治教育，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具有“主体自由追求和自律精神”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它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主体地位意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公民的绝大多数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实际生活中这一点往往被遗忘和颠倒，变成了“当官的为民作主”，人民的“主人”意识由此被削弱和淡化。因此，必须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维持人民权利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坚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简言之，就是“法律至上”观念。认识到法律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一方面，唯有法律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只有法律才能制约权力的运作，防止权力的滥用。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被人们信仰，由此生发出公民自觉的守法精神和护法精神。这种精神是法律信仰的灵魂，它要求公民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力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并把这种行为视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把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当作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文化基础。小农意识的狭隘经验性、落后保守性、自我封闭性、个人迷信等特点都是与小农愚昧无知的文化状态造成的文化素质低下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对农民的教育，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目前农村某些地区封建迷信盛行、宗族势力抬头、农民集体现念和民主法律观念淡薄、社会治安混乱、道德水准下降及丑恶现象买卖婚姻、拐卖人口、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的死灰复燃。落后的小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泛滥，说明教育农民的任务具有现实紧迫性。
小农经济意识篇3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核心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小农经济意识篇4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从会议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实现小康水平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些长期性、根本性因素并未消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逐步扩大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可见，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为此本文对县级农村经济发展规划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村建设经济发展规划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问题分析和对策
1.1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农业结构矛盾
1）是中国落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农业发展的封闭，保守，更复杂和广泛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平较低。
2）是种植结构单一。主要作物小麦、玉米、大面积的种植，木头副渔业比例较小。水产养殖在南方和北方作物不和。高质量的产品的比例仍然很低，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主导产业优势没有发挥，不能很好导致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经济发展缓慢。
3）是土地流转机制建设滞后。土地难以向优势产业和大户集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规模集约发展。
4）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畜牧业在农业、园艺、特色工业和人均收入很低，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比例，尤其是传统的畜牧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知道大多数的农民合作的主要方法。影响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观念和生产方式。中国的市场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的现代农业。
1.2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科技落后
农业产业化的技术水平不高，规模不大，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并刺激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产业发展能力较弱，和农民利益之间的耦合机制不太近，不足牵引作用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能很好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在促进农业规模、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促进建设高效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农业结构的优化不是很好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化路径曲折。
2.3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教育水平落后
中国教育最大的缺陷是二元分割。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形式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教育之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缺乏理解的教育，大多数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于缺乏合格的工人。策略依靠科学和教育在农村，做了很多限制，阻碍科技进步的科技教育水平阻碍生产，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农业发展越来越落后。
2.4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首先是r业投入资金不足。多年来，农业科技、信息、标准化生产、防疫体系建设和农产品检测等投资的严重短缺，农村经济体系非常脆弱，失明的农民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以水利建设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农业抗风险机制不健全，农业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其次农业营销体系建设并不完美。出口平台建设滞后，农产品品牌意识不强，不能很好地创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缺乏市场意识，使市场的竞争力。农业效率低下不能充分发挥农业地区的优势特点。
二、农村经济中面临农业问题的对策
2.1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1）发挥财政作用。在省级金融输入增量逐年增加一定数量的前提下，应积极争取，争取国家在我们省的投资规模方面，推出一个在自己的农业部门，提出“做”项目，计划在积极的一步一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一千斤”的方向和补贴，引导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农业倾斜，扩大在我国农村的农业投资。
2）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除了新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前沿，其关键在于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化、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主要措施之一，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突破性发展。
2.2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
在发展目标上，我们强调以确保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有效的供给，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双重目标，关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这样会使农业高效提供出价值。在农业发展模式上，要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低效低值且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的实际出发，把高效生态新型农业作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模式。
2.3发展科教兴国战略
应该积极推行以教授“本土化知识”为职志的素质教育，改革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让教材适合农村是重要的，让教育适合农村，培养农村孩子具备适应外部和本土两种环境的知识与能力。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参与新农村建设，农村居民知足长乐的变换，困在过去，害怕风险，不讲效率的生产生活态度，摆脱落后的封建的小农思想。学习技术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主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在未来，我们需要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三、未来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建议
要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我们要改革农业产业结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涉农优惠政策，切实用好政府的财政补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积极开展科教兴国，以科技来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发挥农村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四、结语
农村经济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好基础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作用，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健康良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要我们不怕困难，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问题指日可待。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是蒸蒸日上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张月瀛：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分析[J].学习论坛，2009（07）.
小农经济意识篇5
一、总体思路
21世纪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高度来考虑，其总体思路是：从国情出发；以民为本；按照“大战略”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扩大内涵，实现思想意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镇向现代化水平转变；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经过2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使小城镇建设成为现代化各具特色的乡村区域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活动中心。这个总体思路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五个方面。
1.从国情出发。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可以高度概括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国情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我国处于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牌。党的十六大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之而奋斗。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因此，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必须同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相吻合，届时创建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化小城镇。
二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比较低。现在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50%左右，而我国才达到38%，大约尚有8亿左右的人口还在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这种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农村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使农业经济达不到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民的差距拉大，农民向往城镇化心切；另一方面，大中城市工业化程度高，需要开辟农村这个大市场，而农村生产方式落后，急待实现工业化。实际情况表明，我国工业化的重点在农村，而农村发展的出路在城镇化，小城镇发展则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最佳载体。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城镇化的进程，积极发展小城镇。如何加速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建立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为转移农村人口开辟广阔环境，其重点是发展和建设小城镇。现阶段之所以把发展和建设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这是由小城镇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首先它是一个市场；它是一个乡村的区域中心；它的方向趋于城市。同时，它具有农村人口转移的潜力。目前我国每个建制镇的总人口平均为1.6万人，非农人口为2000人左右。按照标准每个建制镇总人口应为3万人左右，非农人口应为6000人以上。据有关部门测算，小城镇就业岗位成本比较低，一般的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只需3000-5000元，而大中城市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平均为40000元-50000元。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现阶段城镇化的重点是发展和建设小城镇的问题，这个重点不是永恒的，亦不是在所有地区小城镇都是城镇化的重点。这就是说，不能把这个重点绝对化和“一刀切”。
三是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村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伟大创举，它突破了只在城市集中发展工业的传统模式。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工业化成长以农村萧条、农民破产为代价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乡镇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集中的趋势日渐增强，而集中的区域是原有的乡镇特别是建制镇。这样，我国小城镇必然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基地。截止2002年底，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2002年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达到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约占其净增部分的50%。农民所得到的收入大部分则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乡镇企业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002年我国乡镇工业增加值达到22000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6.1%；完成出货值10500亿元，占全国出货值的40%左右。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大大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2002年乡镇第三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全部乡镇企业增加值的20%，占农村服务业增加值的80%以上，已占居农村服务业的主体地位。这就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奠定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2.以民为本。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我国推进城镇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其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是城镇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城镇化的实现要靠人民群众创造。因此，中国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必须以民为本。现阶段中国农民的造城运动已经显示出他们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农民的造城运动是在冲破传统体制和政策束缚下形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首先冲破不准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束缚，就地举办二、三产业，即邓小平誉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水电、交通、电讯、金融、信息、市场等城市设施提出供给要求，农民就用自己的积累开展造城运动，积极建设小城镇，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约有1.3亿多的农民变成工人、商人，变成城镇居民。同时，先后有1.25亿左右的农民到城市所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身份，被称为民工，但他们对城镇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变成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是靠移民创建的；华东连续十余年的铁路大会战、东南沿海先进的水、陆、空交通设施和网络，是靠民工来建设的；上海浦东这个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开发区，同样凝聚着大批民工劳动大军的心血。在这个过程中，民工不仅为小城镇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积累丰富的经验和各种技术，加快了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因此，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就没有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
3.实现“三个转变”。小城镇建设必须以提高质量为前提，把升高城镇素质（特别是居民的素质）和完善城镇功能放在首位，认真实现思想意识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坚持走不断扩大城镇化内涵的道路。在“三个转变”中，思想意识转变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精神前提。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城镇思想意识就没有现代化的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现阶段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转变乡村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主要是转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意识和因循守旧的封闭思想意识；树立和强化现代化的城镇意识、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生产力意识和现代化科技意识。只有这样，在我国建立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基础。在“三个转变”中，生产方式转变是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因为，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就没有确立现代化城镇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物质条件。所以，现阶段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乡村以手工体力为主、分散无序、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现代科技含量为主、规模经营、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成现代文明的经营方式。只有这样，现代化的城镇意识和生活方式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在“三个转变”中，生活方式转变是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表现和目的。因为，人们转变思想意识，建立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生活方式转变就成为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表现和目的。这就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实现上述“三个转变”是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方向。
4.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仍未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目前，城乡关系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三农”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366元，两者比例达2.9：1。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住房等补贴因素，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4：1。历史的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镇的辐射和带动，城镇的发展亦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统筹考虑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着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仅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制约，而且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从体制性矛盾看，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城轻乡”的观念。从结构性矛盾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没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城镇化程度却只达到38％，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大约要低10个百分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2001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的比例仍高达50％。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首先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负担，积极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城镇对农村发展的支援和带动作用。
5.完善体制与创新制度。在这方面，现阶段小城镇主要是：（1）构建城镇社区组织体系，主要是调整小城镇的社会组织结构，引导居民集中定居，要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人居安全、生活方便、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社区；（2）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主要是坚持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方针，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特别要注意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的有序流动，并逐步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3）健全用地制度，主要是坚持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促进小城镇发展的原则，规范土地市场行为，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要管好土地一级垄断市场；（4）创新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按照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逐步形成小城镇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和机制，为小城镇建设开辟广阔的资金渠道；（5）调整小城镇设置标准，主要是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修订现行的建镇标准，扩大小城镇的内涵，增强城镇的功能，提高规模效应。
二、战略目标
在21世纪初期，我国小城镇要率先在乡村区域确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以先进生产力为主体的整体素质，逐步地将其经济、文化、科技、社会诸方面的活动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使小城镇成为带动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示范。这个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是：
1.从运行上，小城镇必须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的法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2.从素质上，小城镇扩大内涵和提升素质的主要目标是形成高新技术含量为主的先进生产力和结构合理的产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3.从模式上，小城镇要构造出具有不同特色、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典范。
4.从效益上，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高于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速度，在2020年前率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且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得到有机统一。
三、战略重点
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重点，在21世纪初期就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无论是解决小城镇建设中所存在的遗留问题，还是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必须在坚持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发展先进生产力。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当代，先进的生产力就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它的特点有三个：
1.信息技术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世界的全局来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000年7月22日在日本举行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八国领导人参加的首脑会议，发表了建设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指出，信息通讯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它的革命性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而且正在迅速地成为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所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就是促进个人和社会更有效地运用知识和智慧，从而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其潜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已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
2.电子商务是现代先进生产力运营的主要手段。金融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工具，市场经济的运行完全依靠货币作媒介；信用卡的广泛应用，以电子货币替代一般的货币，数字本身就变成一种重要的工具，从而电子金融系统和电子商务就成为现代先进生产力运营的一个主要手段。电子商务的实质是企业经营各环节的信息化过程，是运用创新的手段和条件对旧的工作流程进行变革的过程。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北大方正的高新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印刷产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要素，而且使印刷、出版、发行密切结合，从作者、出版社、发行商到读者，实现整个出版与商务过程的联动，提供崭新的服务，实现价值的增加。同时，使出版业符合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他们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均能在封面上分别印上每个订户的地址和姓名。这样就不用进行包装，邮局发行就会大大节约成本费用，并缩短从作者到读者运行的时间。
3.全球范围已成为现代先进生产力作用的平台。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是互动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运行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波及整个世界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产品的市场超越一个国家的范围，而且生产力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推动着生产过程国际化、技术创新国际化。在当代诸多产品不是由一国生产的，而由多个国协作生产的。有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则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一个企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其资本、管理、人才、技术等各项生产要素可以来自世界各地，并运用电子商务与供应商、商、顾客及贸易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这种情况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趋于全球化。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种经济形态的生产力都有其特定的核心技术、基本产品、主要交易方式和空间形式作为支撑。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的科学技术是信息技术。现在支撑信息技术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主要是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网络科学、软件科学、新材料学等学科。基本的产品是各种表意的数字符号及其硬件载体。其主要交易方式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其经济依托的空间形式就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城乡统一市场。知识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经济，亦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经济，而是通过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相互渗透的发展。同时，应当认识到我们所讲的先进生产力并没有远离小城镇，而是正在小城镇的发展中逐步应用和推广。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各个地区的主观条件和环境不同，发展是不平衡的。
四、战略步骤
21世纪初期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必须分为两个步骤，即用“两个十年”的时间分步实施战略目标。
小农经济意识篇6
[关键词]农民；观念；变；不变
随着“三农”问题引起关注及其理论上的思考，农民主体性成为热点，农民观念已成为研究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看，农民观念的研究成果喜人，但多局限于某一特定时空，对于从长时段尤其是对近一百年来农民观念的宏观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民观念之易与守，正如马克思所说，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纵览20世纪与中国农村有关的大事：上半叶中国有三次内战，下半叶中国有三次均田。农村经济有变与不变之分，农民观念也有变与不变之别。
一、农民观念之变
(一)土地革命与农民观念之变
1 被剥夺意识强化，革命意识萌生。在长期战争环境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政府只能有两个同向选择：一是筹集内外资金，增加军费开支，实行赤字财政；二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加速军事工业——不生产市场交换产品的政府垄断工业发展，不断追加政府投资而没有社会效益。因此，解放前的中国政府必然通过不断增加赋税，加剧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剥夺。民不仅要养活统治阶级，而且要养活军事工业和军队，这些表现为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朦胧的革命意识萌生。
2 宿命等传统意识淡化稀释。从农村土地的安排不难看出土改前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旧中国公田数量很大，种类很多。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曾有比较客观的分析：祖宗方面(即祭田、祀田)占了60％，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即庙田、寺田)占去了20％；公益方面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方面的用田，即学田，一是桥会、路会、粮食之类，即社田各占10％。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祖先的崇拜乃至家族本位意识都比较强烈；农民的宿命意识比较浓厚，在多重压迫下，他们不是自然的、社会的、甚至自己的主人，把对自己的支配交给神秘的力量——神仙鬼怪。功利性政治投机意识浓厚，农民还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弟能“学而优则仕”，一则光宗耀祖，二则能保护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而公田真正的用于便利人们实际生活的反而仅10％左右。以农民(包括地主和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础内容的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按照传统村社血缘地缘关系，把过去农村中的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
3 阶级意识高涨。对当代土地制度影响最为重大的一种观点来自毛泽东。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道：(江西和湖南两省)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他在《寻邬调查》中写道：大中小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5％，占有30％的土地；富农占人口4％，公田占40％，为地富所把持。亦即7.45％的地主、富农占地70％。他的《兴业调查》指出，占人口1％(加上不在村地主2％～3％)的地主占有土地40％；富农占人口的5％，占土地的30％；另有公堂土地10％，实际为富农所把持。亦即6％-8％的地主、富农占地80％。据此，中共中央得出了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地70％～80％，而占人口90％以上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土地的20％-30％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土地革命依据的一般性结论。。通过土地状况的分析，把农民的被剥夺感成功地转移为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紧张，这种对立和紧张为伴随土改而宣传的阶级斗争观点找到立足点。传统农民意识和观念的稀释和淡化所留下的空白遂被阶级意识所填补并日益凸显。
(二)均田与农民观念之变
1 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属于承担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制度成本的一种组织载体。立足于苏式的城市大工业的政府经济，不可能与土改后形成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贸易。这种客观矛盾，使中国放弃了“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战略，转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由此，就形成了对农产品的垄断和对农村劳动力的集中使用的集体化。这些，都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使社会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
2 宗族意识进一步弱化。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主要在自然村内部建立互助组、初级社，到了1956年大办高级社，开始以乡为单位并大社打破传统小农村社经济制度长期形成的以自然村地缘关系为主的财产权益边界。高级社基本上简单的合并，把原来的初级社改为生产队。其中主要的问题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农民的私有产权和家庭经营。突破传统社区血地缘关系的土地产权边界，不再按照自然村社建立生产组织，这就打碎了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高级社形成以社为基本单位的财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相当于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度盛行的“大队核算”。而高级社建立仅一年之后即在全国推行的、被人们称为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只是把这种基本制度又提高了一级，亦即从大队核算升级为公社核算了。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
3 民主、效率、公平等意识零星、持久的注入。在农村改革后基本上恢复了的小农经济只是形式，其内在关系和外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在这种外部的宏观环境变化的约束下，即使小农经济的农业也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传统社会，只能以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面对并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农民虽然形式上似乎退回到传统小农，但此小农已非彼小农：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们会将现代城市的效率、公平、休闲观念带入农民中传播。影响小农、组织小农的不再是昔日的地主或士绅，而是
村委会等自治组织，这种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经营的载体是孕育、培养、提升了民主意识。小农意识之壳中越来越注入新的内容，小农意识原版重复的担忧已属多余。
二、农民观念之不变
土改是新中国立国之基，广大农民历史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想。但在基本制度方面，土改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由于人地关系资源约束没有缓解，土改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这种利于形成租佃关系的产权制度。家庭承包在老百姓那里从来就是“大包干”，但若欲把握其实质，则是恢复了公田和私田并存的两田制，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全权分离等等，或虽变却为旧观念提供了新的载体从而起到了延续传统观念的作用，这些成为农民观念不变的经济前提。
(一)宗族意识尤存
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复查后结束，大多数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损补政策，但损补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以村为单位来具体操作的。所以，土改实质上是以自然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均分制。加之锄头、镰刀这种简单工具所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决定作用，高度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实质性改变，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小于等于两个小农。在高度集体化带来的、被成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的压力下，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又通过1960—1962年的体制调整，退回到以血地缘关系为财产边界的村社集体经济。1978年以来大包干所体现的是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的成员权，产生了与两权分离和双层经营相适应的内部共有、对外排他的小农村社所有制。村社所有制有与血地缘观念、宗族观念相互辐射、渗透、强化的功能。从历史变迁来看，土改到现在的“大包干”，作为宗族之根的村社所有制度尽管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生外在的变形，村社共有制和宗族观念弱化，但实际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并且事实上经历了近30年村利：土地和财产集体化的制度经验，在规定村社集体拥有土地、水利和其他生产设施的所有权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形成“小农村社”经济而固定下来。由于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短期内不会改观，在可预见的将来，小农村社制将长期存在，宗族观念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二)均平意识故我
农民的均平主义是一种不顾起点和过程，追求结果的平等观，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工作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方面绝对平均。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工作方式，都具有重复性和相似性，阻碍他们交换和其他联系，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之间相似性。马铃薯似的相似性感受使得他们将其扩展到作为结果的财富形式的平均。体现中国农民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到民国一朝，却不再有条件像历代统治者那样做，由于推翻清朝统治者之后是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没有造就全国范围的人地关系调整的机会。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纲领，尽管其中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并没有发动农民起义来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提出二五减租后把地租比例改为三七五的改良政策，事实上没有真正实行。新中国政府由于其性质和威望，有能力就人地关系做出调整，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些成为新时期延续并加强农民传统均平意识的现代载体。
(三)循环意识绵延
循环意识主要是自然、社会现象给予农民的启示。循环意识既来自对自然的观察，也有对生活和历史的直觉和感悟。自然界，寒来暑往，月盈月亏，花开花谢，周而复始。生活领域，贫富无常，“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富者贫，贫者富，贫富反复无常。历史领域往往是：改朝换代之后统治者先推行“均田免赋”，接着出现土地向地主集中或豪强大族占田，社会矛盾激化再发生改朝换代。这一幕又好像在农民身边重演，农民在有生之年，或凭记忆都似乎经历从起点到终点的轮回。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随人口不断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土地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随之出现了两种制度现象：一是两田制，即在所有权上表现为公田与私田相区别；二是两权分离，即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向自耕农相对集中。在高地租率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即中农和富农)集中。早在解放前已存在的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今天再次出现，伴随着这种重复是小农形式上的回复。这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制度的回复，起到了复苏农民循环意识的作用。
(四)贵土贱农观念挥之不去
国家得到全局稳定这种制度收益的同时，没有支付的成本是由农业部门来独立承担的，并且由此而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也就不得不赋予农村土地三重功能：农业生产要素、农村生存保障和农村社会稳定。三重功能中，生产要素的作用最小，生存保障的作用最大。在当前农业外就业有限的情况下，土地养家糊口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的“贵土”意识随之强烈。但贱劳、贱农意识却挥之不去。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和土地占有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下，历史上小农经济土地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基本特征并不会因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品率提高而得到根本改变。在现行法律环境下，土地这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远不如劳动力。一旦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并且以不断抬升的外出打工的工价作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参照，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也就从过去不计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改变为需要考虑劳动力与其他可替代要素的比较收益再决定是否投入。这也就提高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由以前劳动的不计代价和市场化之后与外出劳动报酬的比较劣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事农业劳动，从“轻劳”进而“贱农”。“贵土”与“贱农”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的意识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论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一定意义上说，观念是经济的附着物。近百年以来，或因革命政权的夺取、或因现代化建设等对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支配、受益发生变化，附着在其上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蒙胧的革命意识萌生。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把过去农村中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的宣传，使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伴随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们会将现代城市的效率、公平、休闲观念带入农民中传播小农意识之壳中越来越注入新的内容。而农村有些制度不变，或形变而实不变，或虽变却为旧观念提供了新的载体起到了延续传统观念的作用，粘连其上的观念也变化不大。小农村社制度长期存在、土地按人口而非劳动力平均分配、两田制和两权分离的再现、农民土地的三重功能以及与外出劳动的比较劣势都是宗族观念、均平意识、循环意识、贵土贱农观念等存在的经济根源。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观念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作为观念之根的现实的消灭，观念也将自行消灭。农民观念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感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不触动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被思想运动清除掉而成为历史的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2页。
②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第3至11页。
③④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版第121、108、101、185、206、208、201、39、165、168、158、35、39、100、35、97、28、43、4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⑥《毛泽东农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8)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64至65页。
小农经济意识篇7
二、三产业不但规模小,而且十分落后、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也与一些乡镇干部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意识浓厚有关,等。具体材料详见:
内容提要在中国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根源。权力集中型政治体制是导致乡镇负债的政治根源。经济的不发达是产生乡镇负债的经济因素。农民文化的特性是诱发乡镇负债的文化致因。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乡镇负债问题的社会根源。解决乡镇负债问题,必须系统推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关键词乡镇负债根源探究
目前,乡镇负债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解决好乡镇负债问题,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需要,而且也是中国改革能否进一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条件。从现状看,产生乡镇负债问题的根源是多元的;解决乡镇负债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政治方面来看,政治权力体系运作的不规范是导致乡镇负债的政治根源
有关研究表明:集权的官僚体制有一种财政支出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当集权体现在政治领域,而经济领域开始分权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就会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假定地方财政可以一致地追求地方整体利益,经济上的分权仍然加剧了集权政体的财政压力。因为经济领域内的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但地方政府在集权政体下没有被纳税人直接监督的分险,没有必要完全迎合纳税人的需求。另外,从本位利益出发,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地方公共品供给有很大关系。这样就有可能产生:一是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吸引了资本和人才的流入,使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进而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那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创造不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就会加剧地方政府财政的困境,使负债成为必然。所以,集权体制下的财政与民主财政有很大区别。民主财政下支出和收入必须经过预算,政府的支出体现在必需的行政管理和公共品供给上。而集权之下财政收支可以不经过预算,政府的支出效果依赖决策者的偏好和判断力。这意味着即使地方政府不寻租,仍然可能出现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过度现象。其次,集权政体下中央不会放弃财政资源的直接管理权,这就意味着地方没有相应的税权,无法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设置合理的地方税种,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主体税种产生体制内收益。然而,经济领域内的分权事实上又把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很大一部分下放给地方。这样,地方政府对本位利益的追求导致了相互之间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与过去的争夺上级政府的财政资源,而是在保持这种竞争的同时,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通过公共品的供给来提高本地的竞争力。因此,地方政府的竞争产生了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从而为政府负债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再次,在集权体制下,监督功能弱化,无法控制政府的扭曲行为。在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不仅和地方经济发展有关,更和上级政府的任命有关。因此,在缺乏最终监督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利用职权把财政资源转移为个人福利,进行寻租活动。这种官员的寻租加大了政府收支的矛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集权制的背景下,财政支出本身就有自我膨胀的刚性;经济领域内的分权改革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膨胀趋势。因此,解决目前中国的乡镇负债问题,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就是要逐步采取分权化的改革,切实建设好乡一级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本质上就是民主财政,加强公共财政建设核心就是要推进乡镇民主建设。为此,
1、要充分认识到乡镇负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应在整个宏观体制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
2、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地方分权模式。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地方的分权尤其是乡镇分权的改革。分权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回撤,是国家从民众生活中的退出。国家不仅放松了对地方和地方居民的政治控制,而且也在事实上废弃了一些体现和象征国家权力介入的制度。分权既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但也会加剧各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央政府应建立完善的政策协调体系,以推进分权改革的合理化进程。
3、要积极推进地方基层政权的法治化、科学化建设。
4、大力推进地方基层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民主化与现代化相偕而行。当然,同如何人类活动一样,民主化进程必须也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启动和运作,并据此选择相应的方式和途径。在中国,民主化进程起步时间不长,特别是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习惯,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经验。要逾越各种障碍和困难,顺利推进民主化进程,选择合适的方式和途径尤为重要。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二是应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三是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力。
二、经济的不发达和财源不旺是造成乡镇负债问题的经济根源
从有关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乡镇的经济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总量明显偏低。二是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
二、三产业不但规模小,而且十分落后。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的财源仍然是一种以单一的传统农业为主的财源结构。这样的财源导致财政收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财政收入绝对规模小。由于欠发达乡镇绝对经济规模偏小,再加上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含税量”小,这些乡镇财政收入自然要少些。二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
二、三产业落后的情况下,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收入。近年来,因为国家已经不再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鼓励粮、棉、油的生产,传统种植业的盈利水平已经非常低下。这导致以此为生的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并间接制约了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三是财政收入不稳定。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经济作物都要受到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其收益水平波动性很大,从而导致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所以,积极发展经济,壮大乡镇财政实力,是解决乡镇负债问题的又一根本途径。为此必须:1应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比较优势,按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根据市场机制配置农业资源要素。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这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循序渐进,要特别防止行政干预。要根据各地实际,以多元化模式发展农业产业化。
2、乡镇政府应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的发展。3应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一条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乡镇府应积极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应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4、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发展
二、三产业。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必须调整乡镇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即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农业大省中的乡镇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调整了结构经济就能振兴,不调整结构经济就难发展。
5、要进一步提高乡镇管理经济的水平和能力,这里应尽量减少行政性命令,而是应尽可能为经济做好服务工作。
三、小农文化中天生的机会主义等意识是产生乡镇负债问题的文化根源
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也与一些乡镇干部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意识浓厚有关。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是产生机会主义意识的天然
,
温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从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为”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无形中助长了小农意识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小农心态中机会主义意识的产生,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蓝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其次,从小农经济的现实表现看,小农经济的其他特性也使机会主义意识更加根深蒂固。如保守性意识,保守性扼杀了风险意识,从而使人更注重于“近期交易”而忽视“远期交易”。另外,依附性的人格意识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观念,从而也衍生出一种不对称心理,这种不对称心理具体表现为要么是具有自卑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心态。还有小农的多神崇拜,深层次也在体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机会主义意识,等等。
从当前乡镇干部的构成来看,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所以农民文化的种种特性无不在乡镇干部的身上打上深刻的烙印。所以,农民文化的种种劣根性,如机会主义的心态也将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政府管理行为中,就会表现为重短期、轻长期。乡镇负债中的有些项目可以说是乡镇干部机会主义心态的直接产物。另外表现在乡镇干部中重局部、轻整体,以及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等行为深层次都是农民文化的具体体现。这些行为对诱发乡财政支出扩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小农经济意识篇8
[论文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欠发达地区信贷风险
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村领域的推广，利于农村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更应获得大力支持。但农村小额信贷在基本属性上并没有超越金融机构商业贷款的范畴，因此其亦面临着风险控制的问题。如果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出现大规模的风险，不仅会给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破坏地区经济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为了有效控制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风险，我们就需要厘清这种风险的形态及成因。
一、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形态
信用贷款的基本特点在于款项的贷出并不以抵押物的担保为前提。因此，如果出现借款人不能按期偿付贷款的情况，贷款金融机构的利益无法得到特别的保障。故信用贷款的风险较高，小额信贷也是如此。从风险来源的角度看，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形态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信用风险
小额信贷在性质上属于信用贷款的一个下属种类，背后更具优化经济结构、扶助弱势群体的国家政策导向。其既无抵押物作为担保，那么其风险自然首先来源于信用的缺欠。信用贷款的贷出，注重的是借款人的个人信誉或信用，而一旦借款人不讲信用或失去信用，则贷款的还付必然出现问题。尤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领域，受历史环境和客观环境影响，农民的法治意识和信用意识普遍不高。加之经济环境的恶劣、经济水平的低下及信用体系建构的滞后，广大农民在信用方面往往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理论上，信用贷款并非没有担保的载体，抵押贷款的担保在于抵押物或财产性权利，而信用贷款的担保则在于借款人的“信用”。在成熟的商业环境中，商业主体的信用或信誉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更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设立信用权制度，以此来保护社会主体或商业主体基于其信用而享有的各种利益。在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中，社会个体的信用一旦受损，即会承受一系列的经济利益损失，如无法进行商业投资、个人消费受限等等。而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确实存在某些借款人信用缺失的问题，由此加重农村小额信贷的金融风险。
（二）管理风险
小额信贷的管理风险来源于对处于运作流程中的相关款项进行监管与调控方面出现的疏漏。首先，这种风险来源于小额信贷外部监管不力。农村小额信贷本身不同于一般的信用贷款，其更多地承载着扶助弱势群体、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等带有社会本位色彩的机制性任务。因此，对于农村小额信贷的监管，除了对其采取一般性金融监管措施之外，还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甚至是各级政府对其加以特别的重视，采取特殊性措施与建构特定性机制。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欠发达地区，本身就是金融体系的薄弱一环，金融监管机构对小额信贷运行的监督力度明显不足，更勿论建构特定机制。其次，这种风险来源于小额信贷内部监管缺失。在金融机构可控的范围内，对小额信贷的管理与运行也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例如，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变更小额信贷资金用途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来信贷协议明示相关款项的用途在于购买经济作物种子及肥料等，而借款人偏偏将其挪作他用，最终导致贷款无法追回。[1]再如，在实践中，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发放监控宽松，对借款对象审查不严，甚至在贷款运作中掺杂人情因素，不仅加大了收回信贷的风险，本身也违背了小额信贷制度建立与运行的初衷。
（三）利率风险
在我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大力推广小额信贷，必然会给农民群体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好处。这已为国外政府推行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经验所证明。然而，就当前来看，农村小额信贷事业在农村领域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朝气蓬勃的局面，相关金融机构推行这一信贷业务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小额信贷利率明显偏低，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推广农村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与力度。农村小额信贷具有数量大、款额小、对象分散、管理成本高等特点。因此，如果利率较低，那么即使信贷款项可以及时按量归还，也可能出现付出大于回报的尴尬局面，导致金融机构的运营亏损。尤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受整体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本身就存在问题，对小额信贷这种带有公益色彩的业务，更不会加以应有的重视。加之近年来民间资本不断涌入金融领域，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活动盛行，其借贷利息一般都是自由约定，更冲击了所谓“正规”金融机构针对普通农户或农民的信贷业务。因此，在低利率的严控金融体系下，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面临着来自这方面的风险。
二、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成因
在明确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形态之后，我们还需探究各种风险形态背后的深层成因，如此才能有针对性地总结问题的症结所在，为进一步的实际变革奠定基础。
（一）信用风险的成因
信用的缺失，不仅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最终结果，也可能源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因此，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风险的成因首先来源于借款人主观方面的因素。事实上，信用制度与信用意识的发达往往来源于一个成熟的商业环境及商业体系。而我国长久以来的历史传统，缺乏对商业的应有重视。封建经济的解体源于19世纪下半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则统治至20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对于商誉、信誉、信用的重视程度远远跟不上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广大农民更是受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影响颇深，不重视信用的力量及其可以带来的潜在利益。在这种主观意识下，广大农民对于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不高，即使进行了借款，也不会太重视及时还款的重要意义。甚至在一些贫困县、贫困乡，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期的扶贫财政救济、输血性政策贷款，不倾向于自己承担风险、进行借款来发展生产而脱贫致富。应该说，不发达地区广大农民在思想认识上的落后，是阻碍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因素也成为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之一。
其次，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风险的成因也源于客观情况方面的因素。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较低，市场环境不成熟，农民抵御客观环境负面影响的能力弱，收入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差。因此，相应地，广大农民接受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不仅来源于主观意识方面的因素，也来源于客观环境方面的因素。在这些客观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自然因素。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在很多地方，农民“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还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加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频发，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风险。农村小额信贷款项的用途往往在于农业生产，而一旦因为自然灾害使农作物减产，就会引发无法及时偿还信用贷款的风险。再就是农作物市场价格的波动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入，进而影响到小额信贷推行的实际效果。从农作物的种类来看，近年来多类农作物价格都经历了大起大落，损害了许多农民的实际利益，甚至使许多农民血本无归。如果这些农民种植农作物的资金来源于农村小额信贷，那么也会加剧农民的信用风险。建立成熟、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以及采取及时、有效的农民权益保障措施，才是应对此类信用风险的正道。
（二）管理风险的成因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管理风险首先来源于信用评级制度发展的滞后。出于营利性的考虑，任何金融机构进行放贷活动，都预期能够按照借贷合同如期将本息收回。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贷款对象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落实到具体制度上，就是相关信用评级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信用贷款的偿还没有抵押物或财产性权利作为担保，因此信用的强弱或级别就成为是否发放贷款的标准，甚至成为贷款能否按时按量归还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虽然表面上金融机构在选择信贷对象和发放小额信贷时，也会有相应的信用评级制度的运行，但由于信用制度本身就不发达，其很难掌握真实的农民或农户信用资料。再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更使得相关的信用评级制度出现了许多欠缺甚至形同虚设。因此，要控制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管理风险，首先就要从建立并运行科学、完善、周全的信用评级制度入手。当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指引、政府引导、机构操作、基层配合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和配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就大体方向而言，此为必经之路。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管理风险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金融机构在向农民或农户提供小额信贷之后，放松了对小额信贷贷出后的监管工作。小额信贷就单笔而言额度小、户数多、用途分散，因此在贷款的后续监管工作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这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放松小额信贷监管工作的正当理由。在基层，甚至有一些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认为小额信贷额度小，相关风险不足为虑。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且不论小额信贷在总额上的巨大，单就其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设立初衷而言，我们也应高度重视小额信贷监管工作。相关金融机构内部缺乏对小额信贷的监管机制，甚至造成了小额信贷资金的严重流失，使国家和人民损失惨重。一方面是接受小额信贷的农民或农户缺乏诚信意识，不按照约定使用借贷资金，不积极偿还贷款，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忽视监管工作，不积极催收，不积极管理。两方面因素共同加剧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管理方面的风险。
小农经济意识篇9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农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经济的发展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对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收入的增加，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好了，社会更加稳定和和谐。其次，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我国当代的国情是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分布不均等造成了城乡差距较大，而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对于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再次，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利于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农业经济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发展农业经济，以农业经济的发展带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不断繁荣，提升我国的经济综合实力。
二、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发展现代化经济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敖待解决。1.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经济新环境。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以及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水平已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纠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不能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经过笔者的调查研究和走访农村发现，大部分农村的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仍然较为粗放，不够科学。如农村养殖业仍然出现粗放管理、产量和质量较低等情况，农民在发展个人经济时遇到了很多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在得不到及时解决的情况下只有破产，而无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许多思想保守的农民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更是失去了发展农业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此外，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以及部分农民个人素质较差等情况，出现了很多“毒蔬菜”、“合成鸡蛋”等农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2.农业经济发展缺乏科学技术的利用和创新意识，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则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力量源泉，两者缺一不可，都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各项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却忽略了科学技术的利用和自我的创新。首先，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利用率较低，导致了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据统计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小额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占较大比重，且发展缓慢，农民由于个人素质及地理环境、信息畅通度等因素影响对新技术和新科技缺乏认识，对新技术和新科技的利用率较低，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法等只有较少的会被农民用到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其次，农民的个人和集体创新能力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十报告中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更加注重协同创新。”[1]而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缺乏对经济发展内容、发展方式等各方面的创新。以淡水鱼养殖业为例，农民在养殖种类、养殖方式、养殖场地及鱼类销售等各个方面都不敢打破原有的模式，不敢或不具备创新能力，是淡水鱼养殖业止步不前，在遇到疾病或自然灾害时，养殖业抗压能力较弱，有效甚至停止养殖。这充分说明了农业经济发展中缺乏创新能力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快速高效发展。
三、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醋精农业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1.全面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化、科学化转变。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即正确、科学、合理的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发展农业经济在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值规律的前提下，注意农业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分配和竞争，同时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意识，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抵制、杜绝违法发展农业经济等现象，提高农民发展农业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可在财政和税收方面对农业经济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倾斜，鼓励农业经济的发展。2.政府普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实施创新战略，普及和鼓励全民创新意识，把创新作为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最重要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应强调创新的重要作用，把鼓励人民创新用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策略。国家在创新方面应建立创新体系，做到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发展为主体，以产业、科研相结合为基础，不断鼓励和提高国家和人民的创新能力，努力集中和集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进行创新和在创新。推动农业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结语
小农经济意识篇10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思考
一、农村经济管理的含义、目的
农村经济管理，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此区域的经济、市场大环境中，以政府出台的经济方针为理论依据，自觉地、有组织地开展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农村经济管理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农村的经济，调配农业生产、农民消费的整个过程，以此来实现对农村经济的管理。总而言之，农村经济管理，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拟定经济发展的规划，然后对此规划的落实实施调控和管理。
二、农村经济管理的实情
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也是硕果累累，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升非常明显，然而，现在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在落实过程中，依然遇到了很多问题。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农村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协调不到位的问题。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相比，经济管理工作相对落后，这将非常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改善这一现状，努力提升农村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更长久、更稳定。
三、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负责农村经济管理的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在我国，负责农村经济管理的队伍，主要是由当地农民构成，尽管这些人非常熟悉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有助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人的整体素质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的管理技能几乎没有，管理理念也很落后，不愿意接受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另外，这些人来自农村，他们负责管理工作容易产生和自己相关的利益关系，特别容易出现偏袒现象；同时，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自我满足的小农意识降低了农民的竞争意识。同样，负责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也是缺乏竞争意识，不能科学掌握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没法将最先进的发展意识传递给农民，导致农村一直处于原材料的原产地，农业产品附加值太低，农民实际利润少得可怜，缺乏市场竞争意识。
（二）农业资源浪费严重，产业结构不够优化
最近几年，我国农村有很多的耕地闲置，农民更愿意进城务工。因为资源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原因，农村本身的吸引力就不够大，再者，农村的收入普遍偏低，耕地的价值体现不出来，这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农业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当前，农村逐渐实现了产业化，以前的自产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一模式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所以，农业的产业结构务必要进行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然而，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根本意识不到这点，管理工作不及时，农业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管理机制不够先进，政府的资金投入不够
整体上来讲，我国农业的相关政策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相比，落后很多。区域之间的差异化，会使国家出台的政策，很难满足所有地区的发展需要。农业相关的政策，只停留在资金补贴这一环节，其他性质的政策仍然很少，不利于农村经济管理的落实。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我们只有通过深入改革，才能更好地将这些问题解决掉，否则的话，农村、农业的发展都受限制，社会矛盾会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
四、相应解决措施
（一）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应该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让农民既有文化，又懂技术，同时还会经营，实现农村的人口压力渐渐转变成优质生产力。首先，要做好农民专业技能的培训。将农村科技部门的作用发挥出来，让科技人员为农民讲述一些实用的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科技化，同时，做好农民成人教育工作，提升农民就业、自己创业的能力。其次，做好农民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工作。第三，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作为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思想意识要先进，整体素质要时刻提高，积极引荐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为农民举办农业经济理论相关的培训，传递先进理念，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助力于农村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
（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提升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进资金，提升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实现工业化，带动经济的发展。首先，完善相关的扶持、优惠等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个人或是民营企业带动农村当地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其次，改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注入，优化经济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第三，支持农民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加特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切实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健全经济管理机制
首先，政府要增加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在教育方面，持续改善教学条件，提升农村的教育整体质量，救助贫困生；在医疗方面，提升农民的合作医疗参保率，增大新农合医保的覆盖面积，提升农村的卫生条件；在文化建设方面，多开展技术、文化等相关内容的下乡宣传活动，传递精神，传播文化，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其次，实现农村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多元化的经济，为农民增收，缓解基层债务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做好农资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惩投机行为，维持农资价格稳定，为农民减轻负担。第四，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持社会稳定。
五、总结
总之，落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让干群关系更密切，可以让农村发展更健康。因而应该立足现在，统筹计划，促进发展。当然，现在的农村发展，问题和挑战同时存在，我们要坚定决心，切实落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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