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1
[论文关键词]环境司法；环境司法保护；司法建议；环保法庭
一、环境司法保护的概念
环境司法保护是指包括行政主管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内的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根据各自法定职责以行政执法、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和执行等形式，依法保护国家环境的行为。环境司法保护的目的，就是通过我国司法部门的有效审判或者作为最大限度地惩戒破坏环境的行为，减少环境问题，或者使已有的环境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和解决。我国环境的司法保护，在实践中根据受案范围划分为民事诉讼司法保护、行政诉讼司法保护、刑事诉讼司法保护三种类别。
二、环境司法保护现状中的一些问题
环境司法保护，还必须取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所构建的环境保护系统、保护机制的配合与完善。目前，我国环境司法保护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一，与立法的配套衔接还有待加强。首先，保护环境法律系统复杂，且实施细则较为庞杂，总体而言较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发展落后。目前《环境保护法》还是1989年通过并实施的，对于当前社会发展很多具体的操作已不再适应，2012年出台了新的修正案草案，希望能够尽快正式出台。
第二，司法队伍建设不足。环境问题不仅仅依据法律作出审判即可，而是涉及到了具体的环境标准、相关部门的监测数据、污染源鉴定、损害评估。走到审判的环节后，对法官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要考量各项指标，对于具体的污染范围造成的损失都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台建议，这对于基层法院尤其是基层法官而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其基层条件艰苦，很多环境污染的案件还是跨区域作业或犯罪，往往鉴定机构的意见就是决定性的证据，这决定了当事人是否在具体案件中应当负起责任，同时还在判决中面临着平级单位的行政干预。在环境民事案件中，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多，意味着法官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后果认识不足，对于环境民事纠纷兼具个人私益与环境公益的性质不明，对于如何维护正常的环境法律秩序的后果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法官的司法能力问题再次凸显。
第三，进入审判程序难。如对于毁坏林木等行为，要根据损坏数量或者平方米来选择是否进入刑事诉讼，对于损害额度较小的行政机关就可以进行处理，很容易出现多头并管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某些案件就消化在了行政系统内部，真正走入刑事侦查、刑事诉讼的少之又少，据环境部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8年环境司法案件判决的只有2件，2009年只有3件，2010年只有11件，再后面就没有了公开的信息。这也说明了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行政机构并没有持续的有效作为。对于环境保护信息不能公开，会更容易造成环保案件的不重视。环保部门若不主动移送那些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很难及时掌握并加以处理。
第四，司法建议的尴尬地位。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在审理中发现的有关环境治理等问题，应及时向有关单位或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对于平级机构，很多司法建议是在审理案件之中才出具的，而此时的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司法建议的效用不大。对于一案一审理的司法建议而言，具体行政行为的干预也往往不能产生真正的效力。这体现出法院的协调难度。我国环境的司法保护工作，不可能脱离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或法律保护系统来单独做好；人民法院的司法保护活动，也不能脱离行政主管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构成的司法保护系统来单独做好。在面临协调的时候，往往还要考虑当地政府的意见，这对基层法院审理、判决、执行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第五，审判组织形式多样性。目前我国倡导的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我国环境的复杂性还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如云南省独立建制的环保人民法庭、无锡各区的环保合议庭，都是将环境保护的案件分配至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或在合议庭进行审理。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都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形式来针对环境保护的案件进行审理，大多都不均匀地分配到了民庭、行政审判庭、刑庭，而且也是根据审判后的法律文书予以执行，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保护只能依靠我国的应急预案进行处理，在执行上由行政主管，司法上的执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三、环境司法保护建议
第一，加强环境立法，明确司法审判的鉴定标准，合理配置举证责任。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可以说为我国环境污染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标准。同时对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规定了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这为我国环境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照标准。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当前仍然沿用的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对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必须予以革新。笔者认为，在环境诉讼中，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我国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明确规定环保诉讼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包括被告应该对是否排污、能否造成环境污染、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定免责提供证据，让原告对损害的事实和损失的大小负举证责任。这样就可以保障在实践中的环境公益诉讼能够真正进行下去，否则，只能停留在呼吁和纸面上。
第二，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建立社会团体、环保行政机构、检察司法保障的立体模式。在《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二稿中规定了公益诉讼，但是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却只能是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这一规定没有将环保行政机构、检察机关纳入到启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不利于环境司法保护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笔者认为，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利益，由于其利益的“公益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也归于全社会共享。因此除行政机关及社会公益性团体外，任何个人都应有权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拓宽环境保护的有力形式。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允许公民就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降低了司法审判程序的门槛，对于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人都将起到震慑作用，有利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环境的司法保护中来。但是，我们除了建议社会团体、环保行政机构参与的基本模式之外，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在当前的司法权力配置中，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权利保障中，可以通过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直接起诉等多种方式参与环境公益的保护。因此，可设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设定前置程序，以此来丰富环境司法保护的方式，找到最佳的保护路径。比如，向环保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自然人、法人或组织发出停止侵害、排除危害、恢复环境等检察建议；督促有关环保机关起诉，等等。当然，检察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可直接参与或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如此还可避免行政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不畅或不作为。
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明确规定：“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有直接环境利害关系的公民和有关环保行政机关、经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法律监督检察建议，可以支持、督促有关主体提起诉讼。其他主体在合理期限内没有起诉或者认为确有必要的，检察机关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第三，加强环境公益诉讼队伍建设，提高整个参与环节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法律能力。在审判环节中，有很多问题涉及到专业知识，这需要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才能判断清楚案件事实，所以，在加强建设司法队伍的同时也要注重与专家人才的合作。应建立专家人才数据库，当面临司法案件时，可随机抽选专家人员进行配合。在检察机关在参加环境公益诉讼的过程中，环保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和支持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特别是应通过参加调查和提供环境技术监测数据等方式，有力地支持检察机关的环境公诉。检察机关应当考虑设立“非刑事公诉人制度”或者“环境公益责任公诉人制定”，即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除了可以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刑事公诉外，还可以代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行使非刑事公诉职能，保障环境公益诉讼水平的提高。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2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保护；法律监督；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125-02
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领域的监督，突出体现了检察机关履行打击环境领域违法犯罪、保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职责。然而，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检察机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机制创新面临诸多难题。
一、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的现实性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是忠实履行宪法赋予职责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生态领域违法犯罪，查办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发出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完善环境保护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有其合法性和现实性。
为有效打击生态领域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入罪的门槛。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增强打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检察机关针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依法快捕快诉；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新解释与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减少了对危害结果的要求，使得大量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无需造成危害结果，只要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同时，现行《民事诉讼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规定，也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现状与影响发展的瓶颈
（一）司法立法不足
从立法渊源上看，关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立法位阶，从宪法、环境基本法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都有相应的的立法规定，然而分析环境公共权益监督的立法内容可以看出，这些关于环境公共利益监督的相关法律规定仅是停留在实体方面，而在程序法中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程序，缺乏操作性。
我国的程序法中，除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外，另外两大诉讼法均未对公益诉讼作任何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看，虽然建立了公共检测预警机制、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确定了计罚按日无上限、强调了政府管理职责，但对环境司法保护制度规定仍然不足。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布的3400条司法解释中，与环境案件审判有关的仅有18条，而且针对地也主要是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涉及地极少。相对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职能而言，现有刑事规范与环保法律法规有相互渗透尽管令人欣喜，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二）监督途径单一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主要途径有五：一是强化批捕职能，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二是完善诉讼监督机制，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以及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三是强化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法律监督；四是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五是面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支持、督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上途径不仅使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责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相契合，更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三）监督机制缺失
职能属性方面，检察机关民事行政部门，是接触环境执法的具体部门，但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事后监督”职能性质约束了其部门执行力的提高。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者裁定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法律赋于的抗诉权来加以监督，但是对于没有达到抗诉条件但生效判决确有瑕疵的民事申诉案件，以及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执行等一系列活动如何进行监督，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
民事行政方面，职能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是提起环境公诉讼的适格原告。检察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是“能动司法”理念的具体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要求。但是，检察机关是否具备公益诉讼原先资格，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仍不明确。
监督措施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以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行使监督权。由于环境问题的潜伏性和复杂性，尤其需要防患于未然，检察建议对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其作用多体现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高检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也规定检察机关可通过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加以监督，但对检察建议的法律约束力却语焉不详，没有明确其强制性和约束力。检察建议并不具备必然启动法律纠错程序的功能。
三、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机制的完善途径
（一）建议完善立法
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效益，结果导致环境恶化。但从现行《刑法》第四百零八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容易诱发环境监管人员的侥幸心理，一些企业可能还会变本加厉破坏环境，轻刑导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苛以重罚。特别是对主观恶性极大、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污染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建议增加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刑种，以大幅度提高犯罪经济成本，来达到有效控制环境犯罪的目标。
环境刑事犯罪的刑罚设置，还应注重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建立宽严有度的刑罚体系，要从立法层面补足生态环境危险犯刑事法网。
（二）严查职务犯罪
环境保护领域问题频发，折射出背后监管渎职问题严重。环境监管失职罪与污染环境罪往往是“伴生的”。检察机关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涉及民生民利的事情入手，从热点领域入手，依职权主动出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破坏环境事件、污染环境行为，深挖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积极查处与环境相关的职务犯罪。同时，也要搞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2011至2012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高检院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2013年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2014年3月至10月，又开展了“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通过专项行动，对惩治和预防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落实“两法衔接”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集中排查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等情况，加大监督移送、立案的力度，防止以罚代刑。健全检察机关与安监、公安、环保、工商等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和配合，进一步加大渎职案件查办力度。建立案件移送监督及快速受理、审查机制。协调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在发现污染环境等破坏生态环境案件线索后，及时向检察机关做出反馈，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案件调查，发现违法行为涉及犯罪的，及时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在相关部门移送案件后，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应快速受理，及时流转环境案件办理部门或专门人员进行审查，保证质量的同时从快审查。
2013年3月，最高检专门部署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侵犯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民生犯罪案件。为进一步加大依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力度，2014年2月底，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为重点的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并将该项工作与高检院部署开展的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相结合，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加强环境司法保护的呼声和诉求。
（四）强化捕诉职能
一是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继续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中的漏罪、遗漏犯罪嫌疑人的监督，及时督促移送和监督立案，提出量刑建议，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问题。
二是适时介入侦查，加强对侦查活动合法化的监督。对于重大复杂的环境破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适时介入侦查活动。
三是强化审判监督，对量刑畸轻的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及时提出抗诉，确保打击效果。司法实践中，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惩处有罪判决率偏低，免予刑事处罚及缓刑适用比例偏高。
（五）提起公益诉讼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与传统诉讼类型不同，这是一种新出现的诉讼类型，可称为环境公益诉讼。它对于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有着重要作用。探讨当前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介入模式，这对理顺检察机关职能、促进司法体制改革；对建立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对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检察机关进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摸索还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进行环境公益诉讼更是一片空白，这些问题都困扰环境公益诉讼的展开。因此，我国目前应从程序角度上进行环境公益保护的相关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权，实现对受损环境生态的司法救济，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六）提出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在把污染环境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的同时，应当结合环境问题执法办案，及时向土地、环保、水务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堵塞漏洞的检察建议，帮助其完善制度、强化监管，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大对生态领域的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深挖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积极发出检察建议促使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完善环境保护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制，才能使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得以健康发展，才能为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美丽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郭英华，李庆华.试论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J].河北法学，2005（4）.
[2]郝海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5-90.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3
【关键词】生态检察；旅游发展；司法保障
近年来，桂林市检察机关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期待，立足检察职能，坚持“打、防、治”相结合，按照加强生态检察.服务桂林发展思路，不断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服务和保障桂林旅游绿色发展上展现检察新作为。
一、认真谋划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措施
该院印发了《的工作职能分配》落实各分管领导和科室的任务和责任，明确工作内容，即严厉打击破坏绿色产业发展、滥伐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污染水资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刑事犯罪；严格查处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负有监管职责和侦查职责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机制；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的立案监督和审判监督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收集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如灵川县检察院针对漓江上游灵川县河段非法采挖河沙行为猖獗，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这份检察建议引起灵川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2月底，该县组成联合执法组对河段采砂进行整治，炸毁了非法采砂船只，并下拨400万元修复河道，有效地保护了漓江流域生态。
二、加大惩治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力度
一是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多发性犯罪。认真履行批捕、职能，坚决依法打击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环境、危害生态的刑事犯罪，严格把握好证据审查关、事实认定关、法律适用关、定罪量刑关，提升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保持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高压态势。2014年以来，共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14件37人，其中涉嫌滥伐林木罪12件31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2件6人；追加逮捕3人、追加4人。二是依法查处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依法查办发生在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审批、环境保护监管执法过程中的贪污贿赂、不作为、乱作为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查处行政执法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案件，及时介入重大环境责任事故调查，依法查办事故背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犯罪依法立案调查涉及环境生态领域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9件10人，其中副处级干部3件3人，贪污案件3件4人，贿赂案件6件6人，为桂林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了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资金拨付、招标投标等关键环节进行介入预防、跟踪监督。全市结合执法办案，向发案单位或主管单位提出检察建议5件，均获得有关部门采纳回函。依托“送法进机关”“职务犯罪预防五进”活动，组织预防干警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林业局、环保局、国土局等部门为500多余名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增强其规范履职、廉洁正派、拒腐防变的理念，筑牢思想和行为防线。借助“举报宣传周”等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等方式，向群众宣讲与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知识，不断提升群众认识和举报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违法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三、完善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工作机制
一是强化“两法”衔接常态机制。制定并实施《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的实施意见》，与环保、林业等8个部门分别召开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座谈会，就如何完善“两法”衔接配合工作机制、共同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题，对案件移送、证据收集、检验鉴定、涉案物品处置等方面的认识分歧和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适时介入、咨询会商等制度，理顺衔接和监督关系，努力形成推动两法衔接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三是健全立案监督机制。将检察监督关口前移，对行政执法机关开展的整治群众反应强烈、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专项活动，适时派干警介入参与、及时跟进，深入到执法一线，依法监督纠正农业、水利、林业、国土、环保等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问题。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对梳理出来的案件线索中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确保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行为得到及时有力查处。如龙胜县作为全国7个森林旅游示范县之一，境内楠木、红豆杉等国家保护的珍贵树木较多，为有效保护县内的古树名木，龙胜县检察院向县林业局发出加大宣传力度，设立珍贵植物保护警示牌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检察建议。该建议得到林业部门的采纳，对县境内的古树名木进行测量、定位、挂牌和建档跟踪保护，共对3570株古树名木进行了挂牌保护。此外还与当地林农签订管护协议，发放宣传手册3.2万份。
四、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范化
一是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坚持区别对待、分化处理、教育感化的思路，既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刑事犯罪，又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坚持从轻从宽处理。二是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生态资源刑事案件。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为群众讲解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宣传林政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鼓励群众举报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依法保护生态意识。在宣传形式方面，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日、综治宣传月等主题活动，开展法制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单位活动。
参考文献
[1]杨晓蓉；从“兰州自来水苯污染案”谈公益诉讼中的公民主体[J].法制博览.2016年16期
[2]王冰；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J].法制博览.2016年15期
[3]李汇一；金文哲；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缺位问题研究――以广场噪音引发的矛盾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05期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4
***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面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
《全面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实施方案》已经县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全面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实施方案
***人民检察院***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0月29日
全面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河长制工作机构及成员单位在河湖生态管理和保护领域的协作配合、监督机制，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维护优化河湖生态功能，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十四**”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湖南省河道采砂管采砂管理体例》《洞庭湖保护条例》《湖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实施方案》《关于在全省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意见》《河长湖长履职规范（试行）》省、市《关于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意见》以及湖南省建立的有关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工作办法、意见、实施细则等系列规定，经***人民检察院与县河长办研究，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深入贯彻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以及考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保护，加强检察机关与河长办的协调联动，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有效衔接，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和修复水生态，加快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守护好“一江一水”（**水**段、****段），努力打造“水系完整、水量保障、水质良好、河流畅通、生物多样、岸线优美”的河湖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美丽河湖、健康河湖、幸福河湖，奋力建设现代化新**筑牢生态底线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河长办协调督导职能，协同推进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河湖生态环境资源，有效预防和严厉打击涉水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危害水生态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防洪安全等损害公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努力提升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执法监督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体制，推进跨县跨行政区划划河湖联防联治，促进河湖长制重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到2021年底，全面建立“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构建党政领导牵头负责、检察机关全面参与、责任部门协调联动的河湖生态保护模式。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处理好河湖管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促进河湖生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
（二）坚持依法治理、分工协作。充分发挥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各自职能优势，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河湖治理突出问题，保护河湖生态环境资源，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河长办及河委会成员单位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涉水刑事诉讼、公益诉讼、法律监督等相关工作；检察机关配合河长办发挥协调督导职能，助推河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三）坚持协同联动、合力攻坚。检察机关、河长办及河委会成员单位加强沟通，统筹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协同推进河湖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注重在协作中开展监督，在监督中促进工作，实现行政执法和检察监督有效衔接，形成保护合力。
四、主要任务
各乡镇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全面、及时、正确履行河湖监督管理法定职责，是保护水生态环境资源的第一责任主体；检察机关履行河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监督职责，是保护水生态环境资源的第二责任主体。
（一）强化刑事检查监督。对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移交而未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发现该情形的，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移送。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涉及河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案件，检察机关接到通报或者发现该情形的，依法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进行监督。对可能涉嫌犯罪的重大案件、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涉众面广的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案件等，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督促引导公安机关、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围绕案件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确保案件依法正确处理。
（二）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人民法院涉及河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民事行政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的，可以商请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或者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河委会成员单位作出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以及征缴相关税费等行政决定难以执行的，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存在违法裁定不予执行或进入执行程序后消极执行、无故终结执行程序等违法执行情形的，河委会成员单位应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三）强化公益诉讼监督。检察机关发现本级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或者河长办在履行统筹协调、监督管理职责中反映其他成员单位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造成水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侵害危险的，应当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经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中发现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的，或者河长办及河委会成员单位发现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行政和刑事责任仍不能修复河湖生态环境资源移送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检察机关终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查或者应邀请支持成员单位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或者诉讼活动。
（四）强化社会治理监督。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河委会成员单位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使职权致使公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损害危险的，可以提出纠正违法、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河长制工作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的，县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通报河长办或者向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等通报情况。
（**）强化生态环境修复。相关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河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时，应当积极推进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化“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机制。对于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通过磋商达成赔偿协议或者赔偿义务人在诉前主动赔偿的，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赔偿义务人自行修复、委托第三人修复或者给付货币等方式督促开展水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对修复成本高、难度大的案件，以及当事人确无赔偿能力修复的，探索以赔偿相应费用、购买服务、异地修复、提供劳务（如担任林管员、河湖志愿者）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对赔偿义务人主动缴纳生态修复赔偿金或采取受损生态补救措施的，在行政处罚、适用强制措施及量刑建议上予以充分考量。
**、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检察机关、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相通报交流工作情况和重要案件信息，共同研究解决河湖治理保护中的重大疑难事项，协调解决执法难题，统一思想认识和执法尺度，推动河湖监管问题有效解决。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1-2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动议组织召开。检察机关、河长办明确一名负责人作为会议召集人，确定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督查、会议、调研、办案和日常的信息交换等具体事务性工作。县人民检察院第**检察部（又称公益诉讼检察部）、县河长办为县级联席会议具体牵头部门，确定联络人员，负责“河长+检察长（检察官）”机制日常协调、组织、监督等工作。联席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按权限送参会单位负责人审核会签后印发执行。
（二）建立联合巡查制度。河长、检察长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联合巡河巡查，调研了解河湖生态环境现状，对发现的问题共同研讨、推进河湖管护有序开展，预防和打击危害生态环境、损害公益等水事违法行为。
（三）建立联合专项整治机制。针对河湖管护工作中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与河长办、成员单位每年共同研究选择一个或几个领域，采取现场督办、重点督办、挂牌督办等形式，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形成执法、司法合力。检察机关、河长办及河委会各成员单位对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研究、共同解决。
（四）建立重大案件会商机制。检察机关、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就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涉河湖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或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召开临时协调会议，就案件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共同研讨、交换意见。难以达成共识的，通过公开听证、专家论证、圆桌会议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查清事实，推进公众参与。
（**）建立案件调查办理协作机制。检察机关应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依法开展调查收集证据活动。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及时提供履职情况、行政执法卷宗、档案等相关资料。对检察机关办案需要的监测检测签定等，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自身行业特点，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出具监测检测鉴定专业意见。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在开展涉及河湖行政执法过程中，可以邀请检察机关参与，引导调查取证和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等支持。
（六）建立线索移送机制。河长办发现本辖区内河湖生态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联络员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及时跟进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依法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件办结后5个工作日将办理情况反馈河长办；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相关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河长办发现公安机关对成员单位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通过联络员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并在审查处理结果作出后5个工作日内反馈河长办。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发现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资源违法行为跨行政区划的，将线索移送给检察机关，由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根据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案件协作机制的相关规定依法办理。
（七）建立信息通报共享机制。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河湖长制年度工作要点、年度工作总结以及工作推进情况、河湖治理保护的整治重点、难点等信息。检察机关定期通报涉及河湖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刑事犯罪、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检察机关、河长办及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部门和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河长、检察长要定期对“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推进情况组织跟踪问效，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难题。加强监督考核，将推进“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推进情况组织跟踪问效，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难题。加强监督考核，将推进“河长+检察长（检察官）”协作机制情况纳入河湖长制年度工作评价考核和检察工作业绩考核内容。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5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承办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小康XX的重要体现。
环保局在接到XXX人民政府交办的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件后，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局长办公会，针对每个建议、议案做了客观分析，并迅速组织相关科室、中队进行了部署、安排和分解，分清个案与共案，旧案与新案，主办案件与会办案件，做好分门别类。对明确为我局受理的案件，严格按环保有关法律法规和XXX人民政府XX年工作重点，结合环保局“一三五”工程和XX年十件实事，按照职能分工逐件落实。分管局长统一部署安排，法规科督办，相关科室中队分工负责，具体承办。承办工作做到：1、负责组织对“案件”的内外调查处理。2、对涉及污染问题及单位的整改与处置的意见拟定。3、督促和检查污染源单位，落实整改措施。4、对办结案形成书面反馈，跟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询意见的反馈。最后由法规科统一负责办结材料的上报及建档资料的整理。
在整个办理过程中，环保局坚持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的统一，凡是有条件应该解决的，要及时解决，；条件不具备，解决起来确有难度的，要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去解决；对是一时无法解决的，也要列入工作计划逐步加以解决。并始终把人大代表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建议、议案办理工作做得好与否的衡量标准，及时落实办理责任，定人员、定时限，把建议、议案办理工作的重点放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上。在建议、议案办理中，要求必须实地找代表委员当面沟通，虚心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先具体处理，再当面沟通，最后答复。针对每一个案件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对确属需要解决，但因客观条以及技术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认真研究，积极创造条件列入规划，逐步加以解决，并于建议代表真诚沟通，实事求是地向代表作详细的解释说明，与代表达成共识，赢得代表和委员的理解和支持。在整个建议、议案办理中解决率达100％，“当面沟通”率达到100％，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100％。
总结这次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圆满完成，环保局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保证措施，以确保议案、提案的圆满答复：
一、团结的、强有力的领导是完成建议、议案办理工作的保证。局长办公会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部署、安排和分解。
二、采取得力措施是承办建议、议案的基本前提。在办理过程中，确定专门科室督办。每宗建议、提案具体落实到人。专案专办，限期办理。对承办工作不力的追究责任到相关科室和个人。
三、积极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当面沟通，现场察看，详细了解具体情况，有针对性提出解决办法；
四、对重点建议、提案有专门分管局长亲自与代表委员面谈，加强了工作力度，增强了与代表委员沟通效果；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6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内容提要:环境纠纷多发，案件复杂，为建设和谐社会需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当前，无论是环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还是非诉讼解决机制都存有明显的缺陷，宜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完善。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11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注释: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2004，(春季).[13]傅思明.中国信访立法探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1).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7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www.lw881.com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
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
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
，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
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
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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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
[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2004，(春季).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8
为搞好20*年全省环保系统民主评议政行风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环保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六次全会和省政府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服务型机关，推行“阳光政务”、树立环保行业新风为主要内容，着力解决和纠正影响经济发展和损害群利益的突出问题。坚持求真务实、公开公平公正、纠建并举的原则，促进全省各级环保部门政行风和软环境建设。
二、评议内容
（一）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是否存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否做到行政许可项目依法审批，程序简便；是否存在环境执法不到位、执法行为不规范和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以及执法不公、违法行政、野蛮执法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二）行政效能。是否按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能够解决或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否主动作为，积极解决，为经济发展铺设“绿色通道”；是否存在效率低、超时限审批、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工作作风懒散等问题。
（三）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是否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是否热心解答企业和群众咨询，认真受理企业和群众投诉，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
（四）政务公开。是否做到办事内容、程序、时限和结果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应该进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是否及时全部进入。（五）队伍建设。是否存在工作人员，故意刁难和吃、拿、卡、要、报等损害企业、投资人和群众利益的问题。
三、评议方法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省、市（州）、县（市、区）环保局三级联动，分级实施，各负其责。在积极接受外评的同时，认真做好系统内评议工作。内评以日常考核、年终检查考评和外评结果为依据。省局政行风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局机关和各地环保局政行风建设和软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暗访，年中或年终还要在办公场所设置评议箱或向有关部门和服务单位发放征求意见表。
局机关及直属单位没按时完成任务或工作督查中发现问题的，取消年终评优资格，对在评议过程中出现违纪问题的处室和直属单位取消参评资格。
对各市州局的评议，结合省局目标责任制考核一并进行。各市州局在当地执法部门政行风评议中，列为前五名的为优秀，给予表彰和奖励；列为最后一名的为较差单位，在全系统通报批评。
四、主要措施
（一）制定评议方案并公开承诺。各市州环保局要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参照省局的评议方案，结合实际制定好自身的评议活动方案。省环保局要根据统一部署，通过新闻媒体就政行风建设和软环境建设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
（二）对上年评议反馈的问题积极整改。将政评办反馈的意见原滋原味在局机关和系统内传达，分解任务、责任到人。对需要整改的问题按工作职责落实到处室，由责任处室提出改进意见、措施和时限，主动开展自上而下的自查自纠，制定相关制度，规范环境执法程序。
（三）开展“三型机关”创建和“我为*发展做什么”大讨论活动。按照省直机关党工委统一部署，积极创建学习型机关、创新型机关和服务型机关。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为重点，整顿机关作风，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实行和落实首问负责制、首办责任制、服务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规范服务行为，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我为*发展做什么”大讨论，认真查摆思想观念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强化亲商、富商、安商和依法行政的理念。
（四）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生态省建设，深化工业污染防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辐射环境监管，不断提高依法保护环境的能力，促进我省经济更快发展，以“环保情系千万家”为主题，省局确定为人民群众办10件实事。各市州局也要结合实际确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的内容。
（五）坚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保证机关办事内容和时限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投诉渠道公开。严格执行核准的行政审批项目，并全部纳入政务大厅公开办理。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凡是有弹性的收费项目，一律按下限收取。
（六）继续办好“政行风热线”走进直播间的活动。省局准备在今年“6.5”世界环境日期间，搞一次环境宣传周活动。走进*电台“政（行）风热线直播”，并在*电视台播放省局拍摄的专题片《环保情系千万家》，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方式，集中在报刊上搞一次宣传报导，刊登的内容为省市县“环保情系千万家”为民服务办10件实事公开承诺；环保部门“六项禁令”；环保系统软环境和政行风建设公开承诺；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为全省加快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承诺。各地也要在当地媒体上与省局同步进行。各级环保局要通过环保110和12369群众投诉热线，认真受理群众投诉，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做到有案必接，接案必查。环境处理率要达到100%，当年结案率要达到95%以上。
（七）坚决查处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着重解决造纸、糠醛、钢铁、食品加工、水泥等企业排放污染物问题；继续督促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排污企业尽快落实整治方案，加快整治进度，实现达标排放；严肃查处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执行“三同时”的企业；继续清理与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悖的地方保护政策。
（八）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把环保工作职责及全省环境质量状况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出去，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了解环保，理解环保，支持环保。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对内教育和对外宣传工作体系，影响和感召更多的人积极投入环境保护事业。充分调动政行风监督员的作用，并通过各种形式保持与环保政行风监督员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9
【关键词】引滦水源；保护；现状；问题；建议
引滦入津工程是天津的生命线，自1983年9月11日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供水超过二百亿m3，为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水源保障。位于上游河北省境内的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以下简称潘、大水库）则是滦河水聚宝盆，是天津市饮用水源之源。近年来引滦水源污染日益加重，严重威胁天津市城市饮用水供水安全。基于此，本文就引滦水源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建议进行了探讨分析。
一、引滦水源保护现状
1、上下游都积极治理对引滦水源进行保护。（1）海委以潘、大水库水源地保护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库区网箱养鱼清理和建立跨省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这“两项工作、一个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潘、大水库水源地保护，牵头组织，在津冀两省市提出的方案基础上，提出落实“两项工作、一个机制”的总体方案。编制了水源地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编制了潘、大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与津冀两省市开展引滦水资源保护联防联查工作；提出恢复引滦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意见；编制了“引滦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组织推动实施全国重要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工作等。（2）河北省滦河上游地区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水污染防治政策机制、构建治理项目支撑体系、严格环境准入、推进工业污染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河北省政府批复了河北省水利厅编制的《滦河水源保护工作方案》，明确了制定滦河流域水源保护规划和编制潘、大水库网箱养鱼清理方案等内容。（3）天津市首先治理好下游的水桥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确保城市供水安全。一是实施了引滦水源保护工程。2002―2007年，投资24亿元实施引滦水源保护工程，新建34.14km州河暗渠工程，对于桥水库以下实施了封闭管理。安排了水库周边水土保护工程；彻底清除了库区网箱养鱼。二是实施了于桥水库周边污染源治理工程。先后实施了库区水体生态恢复工程、村落治理工程、污水多级沟塘处理工程、黎河治理示范工程、库区周边鱼池清除工程、水质监测设施完善工程、科学研究、湖滨带生态防护林工程、垃圾处理场工程、黎河支流治理工程等，明显改善了于桥水库周边水生态环境，有效降低了入库污染物，水库水质得到有力保护。三是标本兼治，六大举措全面保护水源地。
2、区域加强合作进行引滦水源保护。依托津冀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天津市政府自2009年起，每年安排2000万元，2011年调整为3000万元重点支持河北省承德市和唐山市引滦水源保护项目建设，至今总共投入了1.3亿元。共支持河北省水源地63个项目，带动当地投资9亿多元，针对引滦水源污染现状，重点支持取缔网箱养鱼、消除面源污染等方面的项目。
3、二、引滦水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1、划定潘、大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无法落实的问题。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区划》，公布潘、大水库为第一批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地必须划定保护区。由于潘、大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后，当地要依法承担相应水源保护责任，水库周边产业发展将受到限制，因此地方政府态度坚决，不同意划定保护区。致使取缔水库中网箱养鱼、清理水库周边宾馆饭店、限制新建污染项目等水源保护工作无法得到现有法律支持。
2、取缔潘、大水库网箱养鱼的问题。潘、大水库网箱养鱼已形成规模，并被农业部确定为北方淡水鱼养殖基地。养鱼网箱总数由2003年的2万箱，增加到了目前的6.95万箱（河北省称已达12.86万箱）。潘、大水库网箱养鱼已形成集饲料鱼苗供应、养殖、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具有规模大、投入多、产值大、涉及村镇人口多等特点，取缔网箱养鱼涉及库区周边群众和后靠移民生计，且多年来一直存在潘、大水库移民上访情况，取缔网箱养鱼问题十分复杂，难度很大。
3、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列入部级生态补偿范畴，且存在着资金缺口大、考核指标水量、水质达标难等诸多问题。尽管环保部、水利部多次协调，天津市环保局也按要求编制了引滦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方案并上报环保部，但至今没有结果，致使引滦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建立，上游地区对引滦水源保护缺乏积极性，引滦水源保护等措施难以组织实施。
三、引滦水源保护的建议
1、开展水源保护区共建。推进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建设，协调北京市、河北省完善燕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建设，在天津市境内的蓟北山地丘陵区保护与建设水源涵养林，建设清洁型小流域，加强采矿迹地生态和景观恢复，综合治理荒山荒坡及沟壑。开展于桥水库主要入库河流沙河、黎河、淋河汇流区域的污染治理。
2、推进区域水污染联防联治。以水功能区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海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等为依据，明确京津冀区域内水质及生态水量目标，合理制定河流纳污总量控制方案、生态流量控制方案、水生态修复治理方案，提出分年度实施计划，协同治理，建立河流生态廊道。构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体系，全面提高海河流域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能力。
3、强化流域综合管理能力，尽早对流域综合管理立法，从全流域角度统一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
4、推动建立高层次跨界水源保护协调机制。建立国家发展改革、水利、环境保护等有关部委和两市一省政府参加的省部际联席会议，组织开展京津冀水源协调保护有关规划编制，将划定潘、大水库水源地保护区、清理养鱼网箱、建立跨境生态补偿一揽子解决方案纳入规划；制订跨界水质标准；协调解决跨界水资源重大问题和跨省市重大水纠纷，促进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结束语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强化流域综合管理为抓手，建立有效协调工作机制和跨境生态补偿机制，区域联动、共建共享，实现京津冀地区水源真正有效保护。应逐步建立流域水源地综合治理模式，强化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能力建设，切实提高饮用水源地风险防控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继明.引滦入津工程水源保护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水利，2014（7）
[2]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于桥水库周边水污染源近期治理工程环境效益评估报告[R].天津：2014.
[3]环保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R].北京：2012.
保护环境的方案和建议篇10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
作者简介：张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科员，研究方向：检察学。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背景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在公共利益可能或正在受到环境侵权的情形下，个人、社会团体组织、有关机关，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将不法侵害人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诉讼。
环境侵权行为由于其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本身就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差别很大，通过个人诉讼来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个人利益与环境公益息息相关，个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的部分。但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其力量分散，而且在提起诉讼时难免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难以实现公益的目的。环境侵权往往涉及一系列技术问题，在调查取证方面的复杂性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同时诉讼中也可能产生各种高昂的费用，往往使得个体受害者望而却步。
社会团体组织可以整合众多个人资源，在经济实力和人员数量等方面都要优于个人。一些环保组织的成员拥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对环境问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心，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一些公益律师也有意愿参与社会团体组织活动中，可以说社会团体组织在应对诉讼的能力上也明显强于个人。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团体组织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发展也还不够健全，社会团体组织同样也会受到资金来源问题的困扰。对社会团体组织的行为，还缺乏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来调整，因此社会团体组织现阶段还不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
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各种难题依然存在，搜集侵害环境的相关证据过程漫长、难度很大，相关损害赔偿往往涉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鉴定的成本是个人难以承担的，鉴定的标准也不统一，配套的诉讼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法律规定的发展
《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对环境有保护和改善的职责。修改前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个人、单位对环境的保护义务和对环境侵权行为检举、控告、监督的权利。但这些规定都较为笼统，在这个阶段也没有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有明确的规定，部分社会团体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即使法院受理也大多以失败告终，检察机关也极少涉及环境侵权案件中。
近年来刑诉法和民诉法的修改，为检察机关在公益领域进一步作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刑诉法方面，国家、集体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部分附带民事诉讼本身就具有公益诉讼的成分。新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和强制医疗程序，也在刑事法律的公益层面上有所进步。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环境污染侵权和对众多消费者的侵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法》在2014年修订后，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团体组织资格问题做出了规定。最高法出台了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解释，对社会团体组织成为原告的条件做了进一步明确，同时指出检察机关可以支持社会团体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包括采取提供法律意见、协助取证等方式。
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民诉法中规定的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环境保护法》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中也只是明确了相关组织的起诉条件，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机关具体有哪些，尚不明确。
三、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分析
虽然“法律规定的机关”的表述不够明确，但并没有否定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表述，表明在中央层面上，是肯定检察机关具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
（一）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可诉性是法的基本属性，诉讼正是实现权利保护的一道防线，也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之一。面对危害公益的环境侵权，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自然责无旁贷，这样既可以有效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也可以更好的实现法律监督。
（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势
与个人及社会团体组织相比，检察机关有着完善的业务部门和丰富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检察人员收集证据的能力比较强，在司法经验和诉讼能力上也有优势。在资金问题上，检察机关从事诉讼活动有着国家财政的保障和支持，远远超过了个人及社会团体组织的经济能力。与地方环保部门相比，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较少受到外部干预尤其是行政权力的干预，可以客观公正地实施诉讼活动，实现公益的目的。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更加突显了检察机关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四、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存在的特殊之处
环境侵权行为作为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其损害救济与一般民事救济基本一致，其诉讼程序也是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法中。但检察机关参与的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相比又应该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
（一）检察建议、督促起诉前置
地方环保部门承担着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个人或社会组织对环境侵权行为，应先向当地环保部门申请救济，在环保部门不积极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提请检察机关介入。检察机关接到提请后，应该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地方环保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或者发出督促起诉书建议其进行起诉；同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侵权者对损害予以补救。如果环保部门的措施得当，或者侵权者迷途知返，则不需要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了。但如果环保部门无所作为，或者侵权者无视检察建议的要求，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考虑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去了。（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方式和特殊之处
在环境侵害受害方不明确或受害方不愿、不能起诉成者其他诉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公益的守护者可以作为原告独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受害人、公共组织或者环保部门起诉的案件，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检察机关的帮助与支持，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措施协助他们起诉，也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参与到诉讼中去。
传统民事诉讼要求原被告双方应当与争议的标的有利害关系，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公益，并不是争议标的的直接受益者，也不会从赔偿中受益。因此，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活动中，对争议的权利或利益不享有任意的处分权，这就与普通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原告享有自由的处分权有所区别了。在检察机关独立作为原告的情形下，一旦参与到诉讼活动之中，与被告和解、调解，甚至撤诉都应该有所限制，因为检察机关不可以直接代替国家、公众处分权利或利益。在检察机关以共同起诉或者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诉讼的情形下，在未经过其他原告同意的情形下，也不宜采取和解、撤诉。当然，在其他原告同意调解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是可以参与调解的。
如果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胜诉，损害赔偿并不归于检察机关享有，应当享受到赔偿的是受到侵害的个人或是代表公益的组织，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赔偿部分则应该是上缴国库。如果检察机关败诉，那么也不宜立即提起上诉，而应该考虑将案件提交本院的检委会讨论，或者提请上级检察院决定，再采取下一步措施。
五、完善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的筛查机制
由于检察机关的传统使得其偏重于刑事领域方面，其内部司法资源往往向反贪、反渎部门、公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等倾斜较多。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要求检察机关投入较多的精力，在现阶段可能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程序上，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参诉筛查机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案件的筛查上，主要应该考虑涉案标的大小、造成的社会影响的大小、国家或公共利益的受损程度、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和风险性等。对于检察机关独立作为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还应当考察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主体可以行使权利。可以考虑由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案件筛查工作，检委办的优势就在于其工作人员日常承担着检委会上会案件、议题的审查工作，对案件的筛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选择合适的检察人员承担环境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偏重于刑事诉讼方面，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这类新型民事案件可能缺少相应的经验。公益诉讼本身就存在着受益主体的不确定、范围边界的模糊性等问题，公益和个体利益很多时候就纠缠在一起的，如何区分公益与个体利益就显得尤其重要。在现阶段，可以考虑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来承担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责，民行部门的优势就在于其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事行政专业知识，对民事诉讼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检察机关还需要完善对环境公益诉讼方面人才的培养。
（三）损害评估及鉴定机制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救济，除了停止侵害之外，损害赔偿往往是比较受到公众关注的。现实中很多环境侵权案件的实际损害都很难确定和计算，即使同一个案件，由于鉴定标准，鉴定方法不统一的问题，不同机构也往往各行其是，做出的结论也往往千差万别。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检察机关的法律政策研究室可以考虑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调研工作，与人民法院的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鉴定机构、相关科研机构进行座谈，商讨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对环境损害的原因、范围、损害程度、损失大小等如何认定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
（四）与环保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
环境公益诉讼肯定会涉及到与环保部门的沟通协调问题，诉讼活动中需要环保部门对调查取证的配合，检察机关如果要顺利完成诉讼往往需要环保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执行活动中也需要环保部门的积极参与，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完善环保部门对环境问题的监管上。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主动与当地环保部门，建立沟通渠道，协调相关问题，督促环保部门妥善行使职权，配合检察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