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1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5年度科研课题《非政府组织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DSK201530）的研究成果。
【分类号】X32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尤其是环境问题领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这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mekongSubregion，GmS）也不例外。大湄公河次区域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资源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和地区设有许多活动网点，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广泛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站在不同于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角度关注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问题，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不仅对当地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也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公民社会层面，非政府组织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一直将提高当地民众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和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作为其基础性的工作，积极开展环境意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活动，从而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民众环境意识的重要倡导者和宣传者，另外，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家和地区分布着广大的农村，其农村人口大多生活贫困，受教育程度低，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弱势群体的主体。非政府组织一直将公益性目标放在首位，有着改善弱势群体生活和生存状况的激情和动力，能够深入社会基层，优先关注那些被国家、市场所忽视的弱势群体。
在企业层面，非政府组织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加大对企业的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和舆论监督，促使企业及其经营者打破旧的思维定势，促进企业提高环保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化环境治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但是，当非政府组织认为某些投资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时，就会将这些情况及时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使该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投资企业施加环保压力。
在国家层面，非政府组织积极填补了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灵情况下的空白地带，同时，它们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开展大量环境项目，并利用各种现代媒体相关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从而收集和传播各种环境信息，使这些信息成为政府相关组织机构采取环境行动的重要借鉴和依据。
在国际环境合作层面，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项目增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社会的环境意识，扩大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环境合作的社会参与程度，并推动了各国政府加快解决跨境环境问题的步伐。
目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区域发展与协商合作，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有着广泛的经济活动。但这些经济活动尤其是水电开发已经面临着非政府组织所施加的种种压力，甚至在处理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五国的关系上也会受到非政府组织施加的环保压力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是缓解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环保压力、减少经济发展阻碍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可以搭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与非政府组织交流的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一方面可以加大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相关政府机构部门、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保信息的共享与更新；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向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展示中国政府积极开展环保活动的新闻和成果，树立中国政府的环保形象。
第二，加强对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和政策宣传，通过这些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向境外非政府组织传达中国保护环境的理念和信心，使这些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政府与活跃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对话“桥梁”和“纽带”。
第三，健全和完善中国在环境方面，特别是关于投资时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使中国投资企业完善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自身的环保责任，使这些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时能够树立起中国企业的环保形象，赢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减少和避免一些环境问题的产生。
第四，鼓励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在扶贫项目和环境项目上的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使使非政府组织通过项目合作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政府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项目实施地区受益，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
第五，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媒体，加大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舆论宣传，表明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同时要加强与投资所在地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向这些媒体提供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环保公益事业的最新动态，在遭受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指责和抗议时可以通过这些媒体进行及时的解释，还可以邀请这些媒体直接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报道。
第六，企业可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投资地开展一些环境合作项目。这样既能使非政府组织深入了解企业的环保举措，消除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的一些误解，又能借此宣传企业的环保理念，树立企业在当地的环保形象，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
第七，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确保投资项目与投资所在国的环保政策相符，并应注意一些关于环保的特殊规定。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环保法规和系统并不完善，经常会出现新的补充和变动，因此中国企业应及时把握这些新动向，以便能够做好相应的调整。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政府对某些投资活动实行与环保相关的奖励或优惠制度，中国企业可以积极争取这些奖励和优惠，不仅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还能树立企业的环保形象。
第八，中国的企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可以联合开展对中国投资企业的定期环保培训，指导这些企业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环保事项和应当进行的环保举措，以及如何配合投资所在地相关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等活动，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投资企业也可以经常对其员工进行环保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组织一些与环保相关的文娱活动，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2
2005年11月，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提请的《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会后，法制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代表、省级有关部门和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并在地方立法网上公布，征求各方面意见。同时赴部分市、县(区)进行调研，听取有关部门、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村民委员会等方面意见。3月13日，召开省级有关部门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根据委员的审议意见和各地、各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对草案作了多次研究、修改，并与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了沟通。3月15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体例结构问题。草案四十条，未分章节。根据农资环委和一些委员、地方的意见，草案修改稿补充增加了政府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的职责、病死畜禽的处理、土壤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等内容，并对草案的一些条款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为使草案的结构、条理更为合理、清晰，草案修改稿将条文内容分为七章，并对条文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调整。
二、关于政府部门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的职责问题。有的委员和部门提出，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政府应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促进废物综合利用。为此，建议根据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精神，增加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年度目标管理，并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固体废物的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二款)。有的地方提出，环境保护部门作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大污染防治监管力度。为此，建议增加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监测制度和处置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建设监测网络，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固体废物排放量、污染情况及处置等信息收集、工作，建立和完善信息查询系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举报制度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七条、第八条)。考虑到实践中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具体管理工作主要由环保部门所属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负责，建议增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其所属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关于病死畜禽的处理。省人大农资环委和有的地方提出，病死畜禽的处理在实践中存在处置设施不到位、处理不规范、处理费用不明确等问题，建议条例作出相应规定。为此，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病死畜禽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和组织建设病死畜禽集中处置设施，并承担染疫畜禽和为防止疫病传播在一定区域内捕杀的畜禽处理费用。病死畜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处置(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
四、关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草案第二十五条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者事先进行土地环境影响评价及对污染土壤进行清理和处置作了规定。省人大农资环委和一些地方提出，土壤污染防治应以预防为主，从防治两个方面加以规定。草案关于污染土壤清理和处置费用由开发利用者承担的规定不公平，同时对污染土壤的认定标准也应予以明确。为此，建议增加两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土壤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被污染土壤的清理和处置费用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承担。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土地的范围和污染土壤的认定标准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五、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草案第十条对统筹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设施，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共建共享作了规定。一些委员、代表和有关方面提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是一个薄弱环节，草案应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从我省实际看，目前大部分地区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实行“村收、乡运、县处理”的运行机制，由政府给予相应补助，效果良好，条例对此应予肯定。为此，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农村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实行村收集、乡镇中转、县(市、区)处置的原则。不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偏远山区、海岛的农村，经县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就地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给予财政补助和支持(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
六、关于危险废物的利用和转移。草案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从事危险废物利用的单位，应当向环境保护部门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领条件依照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执行。有的地方提出，利用危险废物需申领经营许可证，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后新设的一项许可，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配套办法对利用危险废物的许可条件作出规定，建议条例对此予以明确。为此，草案修改稿对利用危险废物的许可条件作了规定，并明确法律、行政法规对申领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
草案第十五条规定，转移危险废物需报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省人大农资环委和有的地方提出，草案关于转移危险废物审批权的规定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不一致，省内特别是设区的市内转移危险废物的，报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没有必要。为此，建议根据上位法的有关规定和实际管理的需要，对危险废物跨设区的市转移、设区的市内转移及跨省转移的审批权分别作了相应规定，并对转移危险废物的条件予以明确(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同时，为简化手续，对一年内多次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建议增加危险废物转移年度计划经批准后，每次按计划转移时可不再审批以及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危险废物转移、利用和处置活动的监管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七、关于行政强制措施。有的地方和部门提出，为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监管，应当赋予环境保护部门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等实施查封、暂扣强制措施权。法制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应当适当，兼顾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于危险废物的危害性较大，为防止和控制危险废物的污染，加大查处力度，赋予环境保护部门一定的行政强制权是必要的。同时，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已规定卫生、环境保护部门有权对违法收集、贮存、运送、处置医疗废物的相关设备、场所、运输工具和
物品进行查封、暂扣。为此，建议增加环境保护部门对涉嫌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备、场所、运输工具和物品可予以暂扣、查封的内容，同时，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对查封、暂扣的批准程序、期限、行政机关的保管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八、关于有害废物的利用处置。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利用和处置有害废物实行备案制度。有的地方提出，有害废物虽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含有毒有害物质，在利用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其危害性与危险废物相当。由于我国的危险废物名录系1998年颁布，至今未作调整，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具有危险特性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纳入危险废物名录进行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尚未纳入我国危险废物名录，将这些固体废物列为有害废物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是必要的，仅靠备案制度无法有效控制和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为此，建议将备案制度修改为：从事利用和处置有害废物经营活动，需具备一定条件，并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同时对有毒有害废物实行目录管理，由省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统一的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
九、关于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草案第十六条对含有危险废物的电子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等作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从事拆解、处置电线电缆、电路板、电子电器、塑胶机过滤网等电子废物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的地方和部门提出，草案对电子废物的界定不够准确、全面，电子废物在利用、拆解过程中并不一定产生危险废物，要求拆解处置单位必须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与上位法的规定不符。同时，有的委员和部门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废物污染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子废物处置制度，如实行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生产者责任制等。法制委员会经研究认为，电子废物污染防治属于全国性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一规范，在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可以对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为此，建议增加电子废物的产生者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建立电子废物经营情况登记制和回收制度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同时，针对我省一些地方电子废物拆解和利用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实际，建议增加关于从事电子废物拆解、利用经营活动需具备一定的条件以及不具备条件从事电子废物拆解、利用经营活动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
此外，还对草案的其他一些条款和文字作了相应修改。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3
市政府确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部署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暨爱卫工作。上午参观了*县新城建设，四个区县从不同侧面交流了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前面，郭庆同志、泊滔同志分别总结安排了工作，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认真抓好落实。藉此机会，我讲三点意见：
一、对这次会议的基本估价
这次会议市政府高度重视，市规建局、市城管局、*县作了精心的准备，各区县政府领导带队参加了会议，市级相关部门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人员到得最整齐的会议，足见大家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会议既有实地参观，又有经验交流，形象直观，务实创新，给大家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看了现场，对我们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听了经验介绍，对我们是一次思想的启迪。会议确定放在*县召开，主要目的就是想借此机会让大家实地观摩一下*县新城建设所取得的成效，亲身感受一下*县抓机遇、促发展所呈现生机和活力。*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作为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县城规划、开发建设上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县城面貌有了如此大的改观，与他们创新城市规划建设理念，选择适合于*县城建设发展的模式，高起点、高标准、科学编制规划，严格按规划进行建设，充分整合全县各种资源，强力推进县城新区建设是分不开的。在规划编制上，在国际范围内邀请了美国瑞德、新加坡DpC、成都兴恒等公司开展规划概念设计，通过比选，优选出了*新城建设概念性规划方案。在此基础上，由省规划院与中选的瑞德公司合作完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将规划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法定文本。新规划既着眼长远、理念超前，又科学可行，绘就了*城市高品质发展的蓝图。在新城建设上，县委、县政府发展思路清晰，确定了“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加速发展、十年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严格执行规划，做到一张蓝图建到底，实现了*县城建设历史性的突破。*县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增强了群众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体现了“乐观，自强，神采飞扬”的*精神。在城市开发建设模式上，勇于探索创新，以开放的心态引进了城市开发运营商进行土地整理，由政府以拍卖方式投入市场进行开发建设。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建立“政、企、银”协作机制，有效解决了县城建设融资难的问题，值得各区、县，包括市上学习。在城市管理上，管理与建设同步，敢于投入，建立健全了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了“管得早、效果好”的目标。
交流发言的其他区、县都各具特色，分别在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呈现亮点，值得大家借鉴。
江阳区*年就率先解决了乡镇建管机构，有力地加强了农村建管队伍建设，提供了基层组织保障。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点带面、示范推广”的原则，激发了农民建设热情，发挥了农民的主导作用，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改善了村容村貌。
泸县积极抓好中小企业园规划建设，确立了“以园兴业、以业带园”的发展思路，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在园区布局上，依托城镇、交通、资源、产业基础等规划，实现了园区布局合理、承载能力增强，产业收入增加，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龙马潭区在抓城市管理和爱卫工作上，理念新、目标明、机构全、队伍强，宣传教育到位，经费保障有力，长效机制落实，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第一阶段工作扎实有效。
当然，其他区县也有自己的特色。我们通过这次会议，就是要促进各区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更直观、更全面地学习交流，增加会议的实效，以此推动全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和爱卫工作。
二、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
（一）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城市规划建设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县新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地方党委政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健全机构、综合统筹，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抓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先进理念和高品质的规划是抓好城市建设的基础。规划编制只有坚持因地制宜、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以人为本、注重实效的理念，才能为顺利实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新城建设摆脱了过去建设的老路，不是搞修修补补，实现的是全新的理念。各区县都应解决好这个问题，都要有所突破，不然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国强市长在这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就给全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了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针对*地域、文化、产业等特色“打酒城牌、唱两江歌、建生态市、练文化功、造休闲地”。这些，城市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深入思考。
（三）严格规划管理是确保实施效果的重要保障。一个高品质的规划，必须要有坚强的措施予以保障，否则，也就会形成“图上画画、墙上挂挂”。通过*新城建设这一面镜子，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坚持“一张蓝图建到底”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四）创新体制机制是推进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和资金短缺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们西部地区城市与发展的重要瓶颈。如何更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各级积极探索城市开发运营和融资的新模式、新途径，仅靠政府投资，城市发展就缺乏后劲。
（五）高效的城市管理是确保城市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再好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必须靠有效管理来实现效益最大化。我们要抓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一方面必须通过管理充分发挥既有设施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建设新设施时，必须着眼长远、科学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便捷的政务服务是实现发展的良好环境。我们在经验交流中，有的区县了“企业动嘴，干部跑腿”，这对提高服务质量而言是非常形象的。我们要以行政效能建设为契机，努力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以快捷优质的服务吸引投资者，为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好务。
三、几点要求
（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认真贯彻好会议精神。今年规建、城管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创园创森、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国家卫生城市迎复检，哪块都是硬骨头。会后，希望市级部门、各区县要认真传达本次会议精神，各级要站在全市大局的高度、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力推进规划建设工作、城管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新实效，上新台阶。
（二）要结合工作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市规划建设和城管两个部门领导的工作部署很详细、很具体，各级都要结合自身实际，逐一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透过*县县城建设所取得的成效这一面镜子和江阳区、龙马潭区、泸县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大家可以直观看到，要抓好城乡建设，观念必须创新、规划必须引领、建设必须科学、管理必须严格，缺了哪一个环节，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因此，我们抓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暨爱卫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要积极进取，敢抓敢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项既定目标得以实现。
（三）要深化行政效能建设，有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向纵深发展。刘奇葆书记到川后首先抓两件事：一项是行政效能建设，一项是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抓行政效能建设着重于软环境打造，抓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着力于硬环境改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密不可分。行政效能建设事关政风、行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环境，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又是一项考验各级部门和每一名同志的领导艺术、综合能力的工作。我们务必按照有关规定，在新的一年里，把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这里，要重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转入第二阶段，是最关键、最艰难的阶段，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好。去年10月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后，我市成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由朱书记任总指挥长，刘市长任指挥长，其余七位市委常委、两位副市长任副指挥长，市级23个部门的一把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4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和软环境建设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着力解决影响机关形象的突出问题,创造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全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把胡寨镇建设成为投资的乐土,创业者的乐园。
二、基本原则
坚持治理软环境与树立新观念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治理软环境与规范服务相结合,坚持集中处理与见章立制相结合的原则。
三、主要内容
一是要推进“机关作风建设、软环境建设”制度的贯彻落实。全面落实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严格执行涉企检查报告制,行政处罚备案制和首次轻微违规不罚制。
二是要完善“双评”考核机制。完善群众评议“机关作风建设、软环境建设”工作办法,科学确定被评议部门及其分类,合理选择参评人员,及时调整评议要素,充分运用评议结果,对评议出的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对评议出的后三位单位,责成其主要负责人表态发言。连续两年居末位的单位,报请组织部门对其负责人调整或免职。
三是重点解决无视大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部门和小团体利益至上、干扰破坏发展大局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一批执法不公、有法不依、违法行政、滥用权力、越权执法、野蛮执法等典型案件。
四、考评办法
1、治理软环境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纪检、组织办、宣传办、党委办具体组织实施,负责制订考评细则和评比检查工作。
2、考评采取自查、抽查和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治理软环境工作评比档次为:先进单位、合格单位、不合格单位。
4、考评工作实行百分考核制,考评项目未达到标准的按考核细则进行扣分。把各项检查的得分情况进行综合,确定各单位的最后得分。得分90分以上的为先进单位,75分以上的为合格单位,低于75分的为不合格单位。
五、活动安排
治理软环境工作安排。从今年4月1日到11月31日,共分三个阶段。
1、宣传治理阶段(4月1日--11月31日)
各单位要认真落实镇党委、政府召开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和软环境建设的会议精神。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案。要加强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认识,增强自觉性,以环境治理为突破口,带动机关秩序整顿,规范机关服务。
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定期召开群众、企业代表座谈会。对创建工作做得好的进行表彰。对行动迟缓,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进行督促。
2、检查评比(12月1日--12月15日)
纪检、组织办、宣传办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制定科学的检查评比方案,组织检查组对各单位环境治理工作进行检查,认真考核评比。
3、活动总结(12月16日--12月31日)
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本单位软环境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材料,纪检、组织办、宣传办对全镇治理软环境工作进行总结,并将结果在全镇干部大会上公布。在镇政务公布栏公示。
六、活动要求
1、要切实加强领导。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成立“一把手”为组长的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动员和组织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参与。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5
[关键词]生态政治；全球治理；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剑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自然与国际政治之关联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马汉（alfredthayermahan）、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和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等人的论说对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国间相互依赖趋势的增强，自然环境议题向更广泛的领域蔓延，并与政治学相交叉，其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区域乃至全球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对国家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生态政治①的国际实践的深入发展，作为生态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创新成果，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坚持“生态关切”内核的同时，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对话②。整体上，国际生态政治是国际政治吸收环境议题的结果，与国内生态政治一起构成环境政治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③。本文重点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和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图谱，把握学科史主线，进而总结阶段性规律和学理不足。
一、全球化与生态政治起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当生态政治的脆弱性在某些地区被激化，生态议题就可能引发政治冲突，因此，国际政治和资源环境有着紧密联系。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废物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以及地球自然物种急剧减少、气候变暖等，各种生态问题引起了广泛反思①。在此背景下，跨境环境因素与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全球层次的“自然之维”愈发突出。联合国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项目，其目标是满足决策者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科学信息的需求。作为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在局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状况，从而提高人类福利和消除贫困②？
综合而言，全球层面的生态分析不仅关注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强调作为整体的人类内部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国家间生态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从学科发展脉络的角度来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正式被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但其研究议题和关注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③：
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国内生态政治发展迅速，为国际政治视域下的生态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国内生态政治研究迅速发展，但没有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野，因此，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大都源自非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这些研究成果对传统的国家发展理论中“资源无限假设”产生了冲击，并对自由理论与社会理论形成了有力挑战④。在研究内容上，资源与人口等问题常被单独研究而非系统研究，南北合作问题也很少受到学界重视。学术成果主要出现在美国和英国，并且随着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国际机制的扩展，日益向美国倾斜。作为少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被认为是国际生态政治学的先驱⑤，但其研究更多着眼于传统的地缘政治环境视角。20世纪60年代，生态政治随着现实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认同，最具标志性的是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和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都为国内生态政治进入国际研究议程奠定了基础。在相互依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内的环境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资源分配体系不可分割⑥。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美国主导下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开始起步。囿于冷战的紧张气氛，全球生态政治一直被视为一种“低政治”而饱受冷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0年“冷战战略大师”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却发现，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一国可以解决的问题①。生态政治由此正式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议程，当然这种转变也与国际生态治理的实践进步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后期的经济起飞，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国际治理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在资源环境方面，争议与斗争不断。此外，国际会议与组织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罗马俱乐部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而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基础②。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绿色政党开始出现。1969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而且绿党并非单纯地拥有国内政治诉求，也拥有世界或区域的环境主张，并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合作。这一时期，“环境研究所”（environmentalStudiesSection，简称eSS）等国际科研组织和“斯布罗特夫妇奖”等激励措施③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各国国际生态政治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一时期国际生态政治研究整体上仍聚焦于“发展”问题，区域研究的视角较为盛行，而对全球范围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生态政治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仍然没有成为国际关注的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兴起。80年代早期由于“反环境主义”（anti-environmentalism）的盛行，国际生态研究受到较大压制。80年代后期，环境主义重获关注并得到发展，学术成果数量明显攀升。在国际生态政治领域，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同时“安全”“公平”“正义”等传统议题也不断被重新定义。除美国之外，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陆续涌现出一批环境研究机构和学者，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也开始兴起。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生态政治理论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过程来看，国际生态政治都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首先，从研究内容看，对南北关系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其次，从研究国别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断充实，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者，从研究议题看，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兴起，带动了可持续发展、认知共同体等新议题不断被纳入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议程。不同行为体构建起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反映了由一种纯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向一种复杂的“多中心政治“转变的趋势④。
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方法渐趋成熟，研究议题也更加深入广泛，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即在空间上向全球层面扩展，在时间上向代际方向延伸。
二、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传统流派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全球视野下的生态关切，它探寻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模式的深刻变革⑤。基于全球化流动带来的“外溢”后果，传统的国内生态问题成为国际治理困境的一部分。从学理发展角度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生态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出的一种“嫁接式”理论架构。原本属于国内政治的理论被借用和引申到国际政治领域，将基于国家的生态关切折射或放大到全球层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议题扩展
有两种国际政治理论在生态政治议题上出现了学术争论，分别产生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生态理论①。就共性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将“公地悲剧”和人口、技术等流行趋势看作是国际生态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认为国际环境治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差异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约束下的国家更能够达成环境治理合作，而新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环境问题必将导致国家冲突，各国应当将安全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具体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对生态政治的研究，聚焦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合作的可能性②。在应对生态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利益彼此依赖，只有通过协调才能达成集体行动。即便追求理性自私的国家利益，当国家面临生态危机的破坏性后果时，也存在将自私利益与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承认无政府状态与国内秩序有本质不同，但他们主张将焦点放在跨国层面和次国家层面上，使环境政治超越传统的国家单元，在多个层次寻找合作的可能，特别是集中于国际制度协调与公民社会培养。相对而言，新现实主义者则对生态安全给予了关注，常见的焦点议题有两类：一是国际环境变化中的国家冲突行为，二是环境安全③。在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环境治理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难以达成长期合作，投机性、欺骗性的权宜之计会恶化生态环境④。而当前国际领域的合作仅被看作是“例外”或者是短期合作，非常脆弱。例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说明国际生态合作的局限性。
从理性主义出发，两大国际政治理论都将生态政治置于自私动机与理性博弈基础之上，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变迁与观念转变，两者的分析视野无疑显得越来越“狭窄”。对此，著名学者丹尼斯・皮雷奇斯（DennisC.pirages）就主张建立国际关系的生态理论，以替代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生态理论⑤。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生态理论开始渗入到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一批适用于全球层面的国际生态政治学说。
（二）国内生态政治理论的渗入
将国内生态政治理论引入全球政治分析，需要处理国内与国际两种秩序的差异问题。在一个有政府的法制化社会中，对生态治理的认同与动员能力显然要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些外溢到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国内生态理论，根据国际现实进行了一定的自我转型，最终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生态学说，具体包括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三种，如表1所示⑥。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西方生态政治领域重要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alfredCrosby）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1900-1900》中提出。随后，福斯特（J.B.Foster）将克劳斯比的“生物扩张”概念扩大到全球层面的经济、政治领域，正式确立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生态掠夺和剥削的本质，将生态和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个层面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把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集中到了中心地区，而且还把有毒的垃圾和肮脏的工业输出至边缘地区，是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双向掠夺和双重剥削，是一种彻底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①。西方国家造成了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却以“环境卫士”自居，逃避国际责任甚至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质，导致其为实现经济增长不惜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②。布兰德教授曾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解释南北不平等的生态关系。北方国家通过无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资源、全球性的劳动力和过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促进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但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态环境危机③。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本质上是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化的又一结果，其核心思想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都是无效的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绿化”阶段，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学者有“罗马俱乐部”成员、波兰共产党人亚当・沙夫（adamSchaff），此时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寻求生态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结合；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学者有威廉・莱易斯（williamLeiss），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和寻求建立稳态经济的主张；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德列・高兹（andreGorz）、戴维・佩珀（Davidpepper）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寻求建立“红色绿党”。从社会主义思潮来看，促进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知识与物质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又或者很容易被设计出来（比如小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装置、有效的交通手段和节约能源的住所），而我们严重缺乏的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意识与感知，不仅要包括以一种人类主义方式进行逻辑思考和情感回应的能力，还要包括一种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新型意识和对未来可能性具有想象力的洞察⑤。这些国内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对应的学说，主张在全世界形成绿党联盟，共同应对环境恶化问题。但是，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许多缺陷，如乌托邦的成分较多，缺乏完整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未来世界构想⑥。
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其称谓有两种提法，即女权主义的生态学（theecologyof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权主义（theFeminismofecology）。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奥博尼（Fran■oised’eaubonne）在《女权主义・毁灭》中最早提出生态女权主义思想⑦，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⑧生态女权主义从性别的角度解构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认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是造成城市化、技术化和过度生育的主要原因，呼吁依靠女性的力量改变地球的生态模式。生态女权主义是激进的生态运动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把自然看作是女性的盟友，并衍生出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权主义①。在国际生态治理议题中，女性主义反对男性在议程设定与话语权上的霸权，主张增加女性代表的权利，将相互包容而不是理性争夺的思维带入全球生态治理框架中，甚至认为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优先于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美国麦克勒斯特学院的哲学副教授沃伦（KarenJ.warren）认为，统治妇女和统治非人类自然界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形象化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认识上是植根于以统治逻辑为特征的压迫性家长制的概念框架中，所以，一方面传统的女权主义应当在逻辑关系上向生态女权主义延伸，另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为构建清晰的女权主义伦理学提供理论框架③。但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余、建构不足，被视为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
三、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新兴流派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开始不断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努力摆脱传统理论框架的限制，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建构主义对于环境政治的分析日益兴起，尤其是“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崛起，它重新审视了环境政治中的“知识”问题，是对理性主义研究的有力补充。从体系层面看，传统理论将治理主体主要定位为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冲破了这种主体边界，形成了一种“次国家―国家―超国家”的多层体系。在超国家层面上，全球环境治理将传统的主体和议题重新整合在综合性的框架之中；而在次国家层面上，环境公民权也为解释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因和机制提供了依据。
首先，在建构主义对环境政治的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认知共同体”④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过程的科学性日益受到重视，扩散的环境政治议程需要寻求跨国性的观念共识。彼得・哈斯最早将“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ies）概念引入全球环境政治的研究中，强调依靠科学家共同体的联系网络，发挥专业特长对政策作出权威性解释⑤。认知共同体拥有四个特征，即共同的原则理念、共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合法性理念及共同的政策规划。共同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界定环境问题中的议题、行动方案和国家利益。认知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动态角度否定了国家利益与偏好既定的传统看法，提出对知识和现象认知的重要性，并强调科学家群体的互动认知网络的重要作用⑥。在国际生态政治的现实中，认知共同体发挥着凝聚共识、促进认识、增加知识的作用。一方面，动员环保个人、公司法人、利益集团以及新闻媒体以“警报器”角色参与其中，建立起一个间接、分散的网络式监督执行体系。例如，“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Climateactionnetworkeurope，简称Can-e）就是基于专业知识的、规范议程的设定、抗议与游说活动，对欧盟环境治理起到有效的补充、监督与思想库作用①。另一方面，提供生态应对的专业信息与知识利用。例如，荷兰的“气候知识”项目，支持八个区域联合体去制定区域和地方适应战略。此外，欧洲气候适应平台（CLimate―aDapt）起到了气候适应信息港的作用，为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泛的数据、计划、活动和评估支持。
第二，基于对环境公民权运动的分析，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兴起②。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关注宏观上的全球问题和中观上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而最新的环境公民权理论则将关注点着眼于个人本身，从国际法、国际人权（平等权、生存权等）、代际关系等角度强调环境治理的必要性。环境公民权研究的代表学者是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他认为，环境公民权提出的直接动因，是如何克服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上公民个体行为变化与态度改变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③。环境公民权理论并非完全强调个体权利，而是借助个体强调集体权力，强调公民的全球性和跨国性诉求④。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环境治理批评主流学者在“权力―市场”的两分法上各执一端⑤。查利・杰弗里（CharlieJeffery）认为，完整的多层分析必须超越“超国家―国家”的双层视角，找到第三个层次，即“公民社会”的力量。为此，他强调关注“由下至上”（bottom-up）的参与式治理，在国际环保领域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的独立治理力量⑥。也正是地方性生态政治观念与全球性的生态政治观念存在反复互动，多元价值与议题网络才能得以充分伸展，也有助于环境主义者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⑦。总而言之，环境管治包括来自上面的规制和来自下面的动员。公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能力是巨大的，在不同团体围绕某一议题而实现的动员中，阶级身份、区域或国家归属以及环境关切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分明。这些群体规模小，关注特定议题，致力于捍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利益⑧。
第三，生态环境的安全化理论发展迅速。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为生态政治安全化过程提供了理论工具。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安全是这个行为自身意见的表达”，包括三个相互连接的步骤：（1）识别存在性威胁；（2）采取紧急行动；（3）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⑨。某个行为主体希望“安全化”某个议题必须首先识别“威胁”，而识别者往往是安全化施动者。施动者指定“威胁”，通过媒体渲染、框定，让听众接受。从社会权力来看，这种过程其实是不对等、不对称的，因为只有国际大国才掌握了发现、解释和给出政策建议的完整“话语权”。哥本哈根学派毫不犹疑地指出：“安全行为主体常常是言语―行为集团，这个角色中常见的参与者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即国家机器中的精英主体。从全球层面看安全化的主体又是谁呢？显然，只能是且仅仅只能是结构性权力的拥有者。生态安全上的话语不对称，就促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付出更加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加大了环境治理自我挫败（self-defeated）的风险，这对将环境安全质疑为“去安全化”提供了动力。“去安全化”理论强调建立施动者和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卫・维克多（DawidG.Victor）认为，巴黎气候谈判标志着全球治理转向自下而上的模式①，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2014）》也开始注意到民间科学的潜力②。显然，只有当地方环境治理主体或者听众觉得自身的政策和行动受到全球层面强大行为主体保护和激励的时候，才可克服对异己的安全化冲动的恐惧和内在抵制，最终演化出真正的伙伴关系。
第四，跨国生态环境运动的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主张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引入全球生态政治分析中。布迪厄（p.Bourdieu）是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③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被汲取的资源”④。正因为个体嵌入在连带关系中，社会资本就可以成为提高气候治理绩效的有力工具。戈兰・海登（GoranHyden）指出，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公民社会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欧盟开放式协调及多层治理模式推动了早期的跨国城市网络发展⑥，诸如欧洲城市（eurocities）、气候联盟（Climatealliance）、能源城市（energie-cities）和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itiesforClimateprotection）等气候治理的跨国城市网络相继出现。这种次国家层面的跨国城市网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垂直性的全球多层治理，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横向网络治理结构⑦。笔者曾指出，以城市网络为中心的区域气候治理依赖于社会资本。欧洲城市气候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城市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善意（关系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与规则体系（制度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制度维度关注信息流动、利益分配，关系维度则包含了相互认可、信任与共享的互惠规范①。全球跨国城市网络通过倡议、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例如，气候联盟网络为整个欧洲的地方组织发展设立了“气候之星奖”（ClimateStaraward）。2004年，来自17个国家的203个地方组织中有22个因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而获得表彰。通过模仿、标杆学习（benchmarking）、荣誉授奖等方式，跨国城市网络刺激了气候治理积极性。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从凯克（margaretKecky）与辛金克（KathrynSikkink）提出的跨国倡议网络解释生态规范的传播，到米尔斯・卡勒（milesKahler）围绕“网络治理”探讨全球生态议题②，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中。
四、国际生态政治学的理论评估
（一）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的争议中逐步成长起来的。纵观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成长存在着鲜明的特征：早期理论在回应与解释现实问题中形成，对传统理论报以较多的批判性思考；后期理论则侧重于设计全球环境治理之道，包含更多建设性成分。同时，与大部分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国际生态政治理论也有着深深的美国烙印，不仅表现在学者、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机构的归属上，更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计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印记渐渐淡去，全球视角逐渐兴起，空间上的南北研究和时间上的代际研究打破了单一国家视角的理论主导，环境政治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议题并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之中。总的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传统观念的延伸。是一个国家对内独立与对外统一的标志，但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各民族国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包括约瑟夫・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在内的部分学者都认为，国家受到削弱，是因为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要求国家树立区域意识或全球意识，以改变传统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跨国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间要求国家让渡部分生态权力，以在更高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将日益减少国际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利益分歧，形成共同利益与挑战，民族观念相对减弱而全球观念相对提高。当然，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认为，生态问题延伸至全球层面并非完全是坏事，因为国际制度有助于解决国家层面难以完成的任务，对国家的改善作用要大于其对国家的削弱作用③。
其二是重视与提升了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必然催生更多的应对机制和程序，大批国际组织的兴起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中心④，形成了较权威的国际环境治理组织体系，欧盟等区域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作为国际生态政治的主要操作实体，国家及国际组织承担了更多责任。另一方面，随着非政府组织在生态政治领域的作用不断增大，其治理能力得到初步展示，如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世界自然基金已然成为国际生态规范的传播者、监督者与教化者。随着国家权力的减弱，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将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①。当然，面对环境问题的国际外溢与国内沉淀，国际生态政治理论需要深入思考：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力边界在哪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地位如何维持？
（二）理论不足与发展空间
首先，各种流派理论对环境政治的解释都存在一定偏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均假设国家是理体，忽视了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②。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问题时，可能会受到国际组织、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会受到国际舆论、博弈过程的影响，环境议程的结果并不体现完全理性。同时，环境问题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导致各国在制度中的认同和作用也存在差异，忽视了对程度差异性的分析。批判主义理论虽然对主流生态政治理论提出了批判，但自身也存在不足：一是解释国家体系破坏环境的逻辑还不清晰，二是忽视了对国家环境保护行为的分析③。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在早期将自身定位为批判主流理论的理论，过多地注重“破”而非“立”。
第二，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在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上后劲不足。虽然现有理论在分析国际环境问题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卓有建树，但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即“怎么办”）却受到质疑。在指导实践过程中，理论与政策之间面临对接困难，现实操作过程远比理论设想要复杂得多，而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理论针对环境制度和未来社会的设计上存在大量乌托邦成分，难以指导实践开展。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力求在环境和经济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寻求平衡，而在现实情况中却难以实现，尤其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很难找到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国家的发展道路。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6
6月12日，清远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清远市环委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一届一次会议。这是清远建市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环保会议，也是其史无前例地一次性研究最多环保议题的环保专题会议。
明确职责分工
实施“一岗双责”
“7家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今年内必须动工，有哪7家？”“佛冈汤塘镇污水处理厂目前进展怎样？县长来讲讲。”清远市环委会主任郭锋在清远市环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问，对一件件环保重点工程，当场定时间节点、定责任单位。在审议各项工作方案时，不时要求政府“一把手”马上讲情况、作表态！“针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推卸，不埋怨，要敢于承担，全力以赴做好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工作。”郭峰在会议上号召说。
“清远市环委会主任由清远市市长担任，其余7名副主任由6名副市长及1名市政府党组成员担任。”清远市环保局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所有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实行组织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实环境保护‘一岗双责’，除了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市长参加市环委会的日常工作外，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则按照各自职能分工抓好落实。”
据介绍，清远市环委会39名委员中，除了2名委员由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担任外，其他37名委员由各县（市、区）政府及各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清远市环委会37个成员单位也由上述37名委员所在的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部门组成。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形成环保合力。
按照规定，各县（市、区）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研究部署辖区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和综合性工作方案，落实环保责任、污染物总量减排、重金属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年度任务，组织实施辖区各项污染整治、环保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市纪委（监察局）负责建立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并参与对全市党政干部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检查考评；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分别负责根据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实行差别化的环境准入和环境管理政策，协助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及落后工艺、设备和产品。
与此同时，环委会还进一步提出，要组建环保警察队伍，公安部门与环保部门协同办公，共同执法，进一步丰富环保执法手段，更好地利用司法手段解决当前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环境违法问题。
此外，清远市环委会下设办公室和专家组两个机构，其中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兼任。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研究、拟定全市环境保护的重大政策、规定和措施，组织、协调解决全市的环境保护工作，联系各委员及其单位等。专家组负责对市环委会相应的议事事项进行专业咨询、论证、评估和审查，提出咨询、论证、评估和审查意见提交市环委会作决策参考，市环委会也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授权专家组，就指定的事项、课题进行调研、论证、咨询和审查。
“环境保护涉及到方方面面，各成员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好环境保护职责，环保部门对环保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对本行业、领域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依法防控、依法治污的工作格局。”郭峰表示说。
落实会议制度
考核“一票否决”
根据《清远市环境保护委员会议事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清远市环委会议事实行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全体会议定期召开，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下环委会主任可以提议召开。全体会议由主任或主任委托副主任召集，参会委员由会议召集人决定，会后以会议纪要的方式通报或印发相关决议。而专题会议则根据工作需要，由市环委会办公室提请市环委会主任同意后召开，由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参会委员由会议召集人根据会议议题确定。
其中，全体会议审议的主要事项有全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协调解决县市区、部门之间以及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环境问题；制定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政策和研究解决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审议全市环境保护考评办法和标准等。
专题会议审议的主要事项有重大环境整治、污染防治等项目工作方案；污染物减排、环保联合执法等重点环保工作实施方案；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项；研究解决当前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以及审议市环委会全体会议授权审定的其他事项。
“未完成2014年度CoD减排任务，扣12.5分”、“未完成2014年度CoD、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任务，扣37.5分”，清远市环委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宣布各县（市、区）2014年总量减排考核结果。这是国家考核各地总量减排工作以来，清远市第一次对各县（市、区）总量减排工作进行考核排名。通过考核排名为参会的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增添环保压力！
据了解，环委会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清远市环境保护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这可以说是清远市史上最全面和最严厉的环境保护考核办法，涵盖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大气污染防治、重金属总量减排、南粤水更清、“创模”工作等国家、省、市共6项环保考核指标。
根据《考核办法》，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如出现由于没完成环保目标责任书的任务导致市级有关环境保护考核未能通过上级年度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被国家、省、市实施区域（流域）环评限批的，或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完成预警限批、约谈、挂牌督办任务的；或辖区内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突发事件后，未及时有效处置造成严重损失和恶劣影响的情形之一的；都将被扣除相应的考核分数。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7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
本文依据全球治理的理论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并对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结构特征及未来挑战进行了分析。从制度层面看，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议题关联、法律关联、规范关联、治理模式关联、行为体关联以及机构关联六个方面。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结构呈现三大特点：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正在迅速形成之中；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依然松散和脆弱，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金和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优势使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主导权。环境与卫生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来自价值观的不同，也可能来自对环境、卫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同。未来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环境与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与国家安全考量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全球卫生；环境；关联性；政策响应；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02
基金项目：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三——“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研究”子课题“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406010102）
作者简介：董亮，男（1982年—），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政治。e-mail：firefly1218@163.com
通讯作者：张海滨。e-mail：zhanghb@pku.edu.cn
在科学研究上，环境恶化与人类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已被充分证明。［1］伴随着环境与卫生之间关联性的科学认知日益丰富，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制度层面的关联性也日益凸显。换言之，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卫生问题，以制度构建为中心的全球响应已经启动。那么，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关联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有何特点？未来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哪些挑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
1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以制度为中心
全球治理理论是冷战结束后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Global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联合国改革等议题的关系。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主体、对象和效果。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即“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和相互关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2］它包括以下三种表现形式：正式的政府间或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惯例。其中，国际机制是指“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汇聚着行为体预期的一系列默示和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3］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五要素基本上都属于国际制度的范畴。据此考察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制度层面的关联性，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议题关联、法律关联、规范关联、治理模式关联、行为体关联以及机构关联六个方面。
1.1议题关联
在全球层面，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联合国大会三大国际机构将环境与卫生两大议题在工作议程上日益紧密结合起来。
（1）wHo。wHo对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并超出了这些国家自身的控制能力，wHo于1993年专门对环境健康进行了定义，强调环境健康是指“在理论与实践中，评估、校正、控制和预防这些潜在的环境因素对当代和后代的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4］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相关报告中指出，环境健康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管理部门的支持，并提出了国际环境机构与相关国际卫生机构加强合作的建议。［5］2008年，wHo将气候变化与卫生问题列入大会决议，并十分关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关于环境与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会要求wHo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气候变化和卫生工作计划，以支持各国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小岛国的卫生系统，加强评估和监测气候变化带来的卫生脆弱性、风险和影响；维护人类尤其是最脆弱群体的健康。该计划在2009年获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2008年至今，wHo日益重视环境与气候议题，在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威胁上表现出领导力及强烈兴趣，并为维护人群健康、避免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技术指导和试行方法。［6］2014年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大会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共健康的重要威胁，但却往往被边缘化。只有在联合国系统内外重视气候与健康的关系，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7］随后，2014年8月召开了wHo卫生与气候会议，旨在增进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并维护健康，确定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卫生利益及支持采取可促进健康的气候变化政策等。
目前，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wHo的热点议题。这表明卫生领域已充分意识到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具体而言，在伙伴关系上，wHo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的合作，确保卫生在气候变化议程中得到适当体现；协调审查关于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依据，并制定全球研究议程。协助各国评估其卫生系统方面的脆弱性。［8］此外，wHo还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域统一行动。［9］
（2）联合国环境署。2015年2月Unep执行主任achimSteiner表示，必须关注环境变化对健康的长期影响。［10］近年来，Unep日益将环境与卫生置于重要的议程上。2014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ssembly，Unea）高度关注环境与卫生议题。Unea关于空气污染的决议将加强环境署在交通行业排放、室内空气污染、化学品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等领域已经开展的项目，如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清洁燃料和车辆合作伙伴关系。［11］决议积极鼓励各国政府为相关行业制定标准和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及控制空气污染给健康、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全球不断增长的化学品生产、贸易和利用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化学品管理负担，大会提出健全的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是可持续发展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首届大会便将空气污染问题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大量援引wHo的研究，使得环境与卫生的关联备受瞩目。
（3）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最高审议机构，有权讨论联合国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向成员国和安理会提出建议。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大会开始注意到环境与污染的关联性，并决定于1972年举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从此拉开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序幕。200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环境与卫生目标成为总体发展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联合国大会还将2008年定为国际卫生环境年。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了《我们憧憬的未来》，将环境和卫生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谈判中，环境和卫生目标也被列为相互联系的关键内容。
联合国大会、wHo和Unep对环境与卫生间的关联性日益重视，使得三者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内将环境和卫生议题不断融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从问题领域关联上看，环境问题与健康密不可分。这一点已经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证实，无论是来自wHo的报告，还是Unea和ipCC的报告都对二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广泛研究。二是三大国际组织的呼应是联合国系统内协调与合作的一种体现，并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最后，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二者在各自领域面临相似的治理困境与机遇。由此可见，环境与卫生两个领域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并非偶然。
1.2法律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条约将卫生、健康因素作为立法依据纳入条约的序言或具体条款之中，一些国际卫生公约也将环境因素作为卫生立法的重要依据（表1）。这反映出环境与卫生问题在全球立法层面日益紧密的关联性。然而，从现有条约的具体内容来看，环境与卫生之间的关联性仍然缺乏具体、量化的约束性指标和规定。
1.3规范关联：人权与安全
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还体现在二者日益融入到人权和安全等一些国际规范之中。从环境与人权层面看，2011年4月12日，人权理事会16/11决议要求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采取行动，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2］2012年，“里约+20”确认了通往可持续未来之路。这条道路通往一个为所有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清洁能源、更加安全和更体面生活标准的未来，这是建立一个“我们期望的未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里约+20”旨在就平衡和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全球计划达成政治共识。在“里约+20”峰会的筹备阶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敦促国际社会将人权置于“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绿色经济”的讨论之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致函所有会员国，回顾《里约宣言》20年前所做出的承诺——将人类以及他们的权利、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置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13］
从卫生与人权层面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健康权是指一项包容广泛的权利，它不仅包括及时适当的保健，还包括获得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如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充足的食物、营养和住房、健康的工作和环境条件、健康相关的教育和信息等。其中，基本决定因素是充足的卫生设备和安全的饮用水、适足的住房。健康权已被《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文件采纳。［14］由此可见，由于环境权与卫生权都属于基本人权，环境、卫生与人权之间关系密切，必须给予二者同等的重视。因此，环境与卫生的协同治理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基础。
从环境与安全的层面看，全球性的生态失衡直接关系到全球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在扩散滋生病毒的同时，正在削弱许多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与公共健康威胁的能力，大大增加了国际冲突的风险。
从卫生与安全的层面看，卫生对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疾病的传播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和福祉。
（2）疾病大流行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国家稳定。虽然疾病可能不是唯一原因，但其可能成为引爆点。（3）大规模疫情也可以导致经济衰退，生产效率降低，人才流失以及由于缺乏商业信心而减少投资。［15］
因此，环境与卫生的国际合作和有效治理对于提升国际治理体系、消弭国际冲突具有重要作用。
1.4治理模式关联
这里所说的治理模式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模式正在向全球环境治理模式靠拢。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卫生治理兴起，这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兴起大致同期，也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相一致。［16］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全球卫生治理与环境治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表2）。
尽管当代全球卫生与环境治理均复杂而凌乱，但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规则制定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在规则制定上使用了过多的软法。当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国际立法与规范的学习上，wHo已开始参考和学习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环境立法的做法。如2003年5月，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是针对烟草的第一个全球性多边协议，也是wHo主动制定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提出了广泛禁止烟草广告、提高价格和税收、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标签以及除了其他烟草控制战略以外的避免人们被动接受烟草的措施。作为第一个全球卫生条约，此公约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国际环境立法的模式。
1.5行为体关联
在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联合国环境署是全球最重要的环境机构，wHo是全球最重要的卫生机构。它们在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作用举足轻重。两大机构在环境与卫生的相关信息共享方面配合默契。如在2014年的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署重点关注空气污染，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空气污染致死的相关证据，呼吁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空气污染问题。除了二者之外，联合国大会、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各国卫生机构和组织都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重要参与者。［18］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的治理及倡议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了多个环境与健康相关的项目，关注领域涵盖从水源、卫生与清洁到传染病的防治。［19］由于资金雄厚，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地区以及非洲贫困人口的卫生和环境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全球气候与卫生联盟（theGlobalClimateandHealthalliance）的倡议网络，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卫生的影响。它由17个卫生与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构成，主要进行领导力建设、卫生和气候倡议、政策与研究、参与及信息分享等工作。［20］总体而言，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已吸引了国际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不同行为体的广泛参与。
1.6机构关联
从机构建设上强化环境与卫生的联系是环境与卫生关联性日益密切的一个重要表现。wHo在这方面姿态积极，设立了公共卫生与环境司。2014年8月，为了理解和管理与气候相关的健康风险，应对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的疾病负担，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lobalFrameworkforClimateServices，GFCS）的支持下，世界气象组织（worldmeterorologicalorganization，wmo）和wHo组建气候与健康办公室，其主要任务为增强意识，提高能力，为气象专家与卫生专家建立联系，使其积极合作，共同开展气候适应及风险管理等工作。［21］此外，wHo鼓励该组织以及卫生机构和人员参与主要的气候论坛，强调在气候议程中卫生问题的重要性，推动决策者提供适当的健康保障。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都有意识地推动各自领域内的有关环境与卫生的制度建设。虽然正式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但这种治理趋势已经日趋明显。
2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及特点
图1展示了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其特点包括：
一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正在迅速形成之中。由于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日益增强，在全球、国家、区域和次国家层次，围绕环境与卫生的政策响应和制度建设都在不同程度的开展，但还不够有力和充分。图1用虚线标识了三个层次的治理现状。
二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依然松散和脆弱，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相比，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缺乏一个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机制，联合国大会、环境署和wHo在国际层次上扮演主要角色，但它们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和安排。因此，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显得比较杂乱无章，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法律支撑，随意性较大。
三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金和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优势使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主导权。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但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在议程设定和重大决策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气候变化与卫生联盟等大多来自发达国家。
3环境与卫生之间的潜在冲突
前文的分析表明，保护环境和保护健康理论上是相互协调和支持的统一体。但现实中二者仍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这种潜在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相关的规范和理念，最终反映到国际立法之中。首先，冲突可能来自环境伦理和卫生伦理之间的冲突。目前，全球大多数的环境倡议组织和环境运动受到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规范与伦理的影响。因此，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环境与卫生的内在冲突已经显现，如疟疾的防控。疟疾由疟原虫引起，通过受感染蚊子的叮咬传播。在世界许多地区，疟原虫已经对一些疟疾药物具有耐药性。［22］目前，全世界有33亿人面临感染疟疾的危险。平均每分钟有一名儿童因疟疾而死亡。世界卫生大会在2007年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呼吁到2015年将全球疟疾负担减少75％。
1962年，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露了DDt等农药的危害。该书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而且也震撼了全球民众，为全球的环境运动提供了动力。卡森还列举了其他有害的农药，许多这类化学杀虫剂都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其降解速度缓慢，危害持久。20世纪60—70年代，正当一些发展中国家打算使用DDt应对疟疾时，由于担心环境风险而停止使用。但之后疟疾大面积爆发，仅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DDt，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降至50%以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在疟疾防控上，卡森的影响间接造成了6000万人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23］197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将DDt列为可能致癌物。1995年，Unep将DDt列入到禁止或限制使用的化学品名单上。
2006年9月15日，wHo修改了实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来防止疟疾流行。wHo认为使用DDt所带来的公共健康效应大于任何环境风险。［24］但是，有不少非政府环境组织对此持保留态度。2001年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全球迁移特性的pops类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在疾病防治方面，该公约没有规定停止使用DDt的日期，但是公约缔约国每3年必须递交一份DDt使用情况的报告。作为千年发展目标六——防控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的一部分，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环境与卫生领域就需要更多地协调规范、标准与相关国际法的制定。
其次，冲突可能来自对环境、卫生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如2015年1月wHo执行委员会在讨论“空气污染与健康”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强烈反对相关决议的通过。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认为一旦形成决议，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2015年年底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而影响这些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最后，谈判无果而终。
4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
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治理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环境与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与国家安全考量。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卫生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20世纪下半叶，有关一些国家未能上报本国疾病爆发的指控举不胜举。有些国家担心，如果公开疾病爆发信息，就会招致其他国家对其货物和公民的禁运；就全球卫生伙伴关系来说，各种机制相互独立运作，缺乏一个协调系统提高总体的卫生水平，也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一些涉及重要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议题上，科学在决策与治理中可能被边缘化，卫生及环境治理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战场。
二是环境与卫生的标准制定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随着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日益显著，环境与卫生的相关国际组织在污染标准制定与立法方面，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间的利益冲突。wHo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司长玛利亚·内拉（marianeira）指出，对环境进行适当监测和管理会大幅降低罹患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及肺癌的风险。［25］许多国家没有空气质量规制，而即便有的话，国家标准和执行情况也大不相同。然而，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必然引起争议。因为新的标准会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国内政治，并且会带来国际、国内双重的舆论压力。因此，未来所制定的环境与卫生相关标准和协议可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冲突，wHo的领导力受到一定的考验。
三是国内治理的部门与政策之间的割裂。如针对空气污染问题，wHo倡导将卫生统计与空气污染水平和来源数据挂钩；加强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结果的监测；阐明在最严重污染行业中采取的政策干预措施可能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以确定最有益健康的干预措施；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卫生外交活动；确定研究重点和制定实施对污染行业的有效干预措施；广泛宣传最有益健康的部门政策，并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合作，实现有效沟通。众所周知，环境与卫生在国家治理层面分属不同部门的职责。当前，在国家层面，这种治理割裂现象亦十分突出。wHo倡导的上述做法涉及一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共同考量，难度很大。因此，国内的这种割裂必然影响国际决策的达成。［26］
四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与现存治理体制的矛盾。近年来，环境与卫生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卫生伙伴关系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权力过大，与wHo的关系协调成为一个难题。如无国界医生、乐施会和红十字会等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在卫生治理中影响很大。富有的私人基金会，尤其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特中心等，具有资金和政治双重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改变有关卫生治理中的议程排序。同样，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更为杂乱。在治理体系中，谁来主导未来的治理，成为影响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是卫生与环境治理方面约束性法律的缺失。在疾病出现时，涉及到各国和医疗部门应如何采取行动。而国际卫生规则是以准则或建议的形式出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不具有硬法的效力，一些国家不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wHo只能通过“点名批评”方式进行威慑。并行的决策问题领域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监管的潜在冲突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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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8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奋战一百天，城乡面貌大改观”和“五十百千”示范村建设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治理任务，使我乡城乡环境大改观，让人民群众有一个舒适、优美的居住环境，特成立“奋战一百天，城乡面貌大改观”和“五十百千”示范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党委书记谢晓辉、乡长黄璞为组长，副乡长王远俊、副乡长刘廷礼、副乡长唐振武为副组长，以各村支部书记、各机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元兴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由王远俊担任组长，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
二、广泛宣传、全乡总动员
8月16日，乡党委政府召开了“奋战一百天，城乡面貌大改观”和“五十百千”示范村建设专题会议，由党委书记主持，乡长黄璞、副乡长刘廷礼、王远俊、唐振武同志分别作了发言，会议传达了县委县府相关文件、会议精神，制定了元兴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奋战100天实施方案。明确我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奋战一百天目标。建立了层层问责制，明确了“五十百千示范村”主要责任人。
召开了全乡广播会议，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广播等形式，在全乡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奋战一百天的宣传。让广大人们群众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奋战一百天工作有了充分认识、理解、支持并参与到工作当中来。从20__年8月以来，共召开各种会议6次，发动宣传车7天/次，在乡镇悬挂宣传标语13幅，发宣传资料600余份，张贴宣传画100余份。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了统一认识，营造了全民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明确目标
全乡上下将通过此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奋战一百天工作，总体上达到城乡环境面貌大改观工作目标。提出了“奋战100天，旧貌换新颜”、“争创‘五十百千’示范村，争当全市排头村”的口号，力争使乡镇基本达到“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标准和农村达到“五无”即无乱倒垃圾、五乱堆粪土、无乱放柴草、五乱排污水、无敞养禽畜目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乡居民素质，营造城乡环境优美、生态良好、风貌协调、庭院美化、村容整洁、民风文明的新气象。
四、加强整治、落实措施
1、对全乡范围车辆乱停、乱放、占道停车现象进行整治。
2、对乡镇街道店铺进行集中整治，做到办公区门前无流动商贩乱摆摊设点现象，临街店铺无出门占道、乱摆放和跨门经营现象。
3、做到城乡垃圾日产日清，坚持全天24小时保洁。
4、对临街牵绳挂物、遮阳雨棚、乱搭乱放简易建筑物进行集中拆除和整改。拆除非法广告18处，过期横幅8幅，清除电线杆小广告300余处,拆除遮阳雨棚4个。
5、做到门前“五包”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包设施、包清洁。做到临街店铺门前界面：地面清洁，无果皮、烟蒂、纸屑等。临街店面无出门占道，乱摆放和跨门经营现象。无越门占道打麻将、下棋、打牌、卧椅睡觉等不文明行为。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9
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对环境治理的建议篇10
一、加强领导，全面安排部署
根据上级部署，细化工作措施，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动员全村上下积极参与环境整治行动，全力打好环境整治攻坚战。建立健全整治行动的责任分工，将工作细化量化，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成立了由支部书记董勇华任组长、董剑锋任副组长、其他干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从而使环境整治工作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工作得以有序顺利的开展。
二、广泛发动宣传，营造舆论氛围
为让更多居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我村在日常工作中坚持宣传教育先行，积极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一是进行自上而下的发动，利用村干部工作会议、村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强调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这项工作带给每个群众的好处。二是利用长沙村垃圾运输车、党建引领微信群、宣传橱窗、张贴标语广泛宣传。同时，发放了致全村居民的一封信，号召全村居民积极行动起来，自觉保护环境设施，珍惜环境卫生。三是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等开展“你扔我捡、共建家园”义务活动，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人人参与。
三、狠抓落实，改善农村环境
1、建立保洁队伍、垃圾日产日清。村建立了一支由11名公益性岗位组成的保洁队伍，实行“户集、组收、村运、镇处理”的管理模式，做到了整个村保洁全覆盖，确保了条条道路有人扫、处处垃圾有人清。
2、全面开展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以及清理室内外卫生、清理乱堆乱放乱搭建、清理废弃房屋和残垣断壁、清理农道路沿线卫生，加强对全村养殖户的监督检查，确保不乱排乱放，很好的处理了畜禽养殖粪污排放问题。
3、清理室内外卫生。全村每个月定期检查农户卫生，打扫好的评优秀，打扫不好的评差，来督促农户养成打扫环境的好习惯。
4、清理乱堆乱放乱堆建。庭院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拆除违法建筑，清除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现象，保持庄内道路通畅，房前屋后整洁卫生，建立庄容貌管理制度。会同农林、卫生部门，指导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宅旁、路边植树绿化，人畜粪便和农业废物的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工作，结合宣传发动，争取群众支持。
5、清理农道路沿线卫生。长沙村安排公益性岗位人员定期打扫卫生，清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