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1
1、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
学术界对国际税收竞争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国际上研究税收竞争的代表人物wilson(2001)界定了广义税收竞争、中义税收竞争和狭义税收竞争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各种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如改革税收制度、提高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改善税收征纳关系等),这种经济行为会引导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流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狭义的税收竞争是指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
2、国际税收竞争的分类
国际税收竞争从空间上可分为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从效果上可分为有益税收竞争和有害税收竞争;从性质上可分为制度内的合法竞争和制度外的非法竞争。横向税收竞争是指同一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而展开的税收竞争,这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形态。纵向税收竞争是指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主要表现为某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另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
二、国际税收竞争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蒂伯特着重研究了国际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国际税收竞争对提高财政收支效率、提高政府效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政府在征收最少数量税收的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蒂伯特实际上指出了国际税收竞争对提高政府效率的积极意义。奥茨则强调了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各国政府都争相降低本国的税率以达到吸引国外投资的目的,这使得地方支出很难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从而使得政府不能为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后续的一些研究(wildasin1988;mintzandtulkens1986)则认为国际税收竞争会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不仅会受到本国、本地区的税收政策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税收政策的影响。
三、国际税收竞争的实现条件及其现状
1、国际税收竞争的实现条件
税收竞争是国际税收关系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税收竞争通常是通过差别效应来实现的。这种差别效应不仅体现在同一课税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税负差异,也体现在同一课税对象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和由于资本的不同来源及其不同投向等而形成的国内税负差异。
2、国际税收竞争的现状
为了抢夺紧缺的关系国计民生意义的战略物资输入,为了追求外资引进最大化,各国不惜让渡本国国内投资经营者的经济利益,纷纷对外国入境投资公司实施优于本国公司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待遇,如实行低税率、免征预提税、延期纳税、税收投资抵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国际税收竞争,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国际税收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联邦制国家也存在税收竞争,一些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府为了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充分利用税收立法权制定出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
四、国际税收竞争的效应分析
1、国际税收竞争的正效应
(1)国际税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一般地,不规范的税收法律制度、对某些商品与服务的歧视性的课税、较高的税率等因素都会对纳税人的行为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税收会对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储蓄和劳动的扭曲作用,这种扭曲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税率的提高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额外负担,从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国际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对某些商品与服务的歧视性的课税也会扭曲纳税人在这些商品与服务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这就违背了税收的中性原则。而国际税收竞争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国实行以扩大税基、降低税率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原则。
(2)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全球税率的下降及全球整体税负的降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国家会采取降低税率、降低整体税负与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和国际经营活动,有利于商品、资本及劳务向这些国家的流入,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也表明这样一个趋势:税率的高低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反向相关。
2、国际税收竞争的负效应
(1)国际投资环境的全球性恶化。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只注重通过税收政策导向、税收法制规范优化本国的投资环境,而不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甚至出现恶性税收竞争,严重影响了国际资本的运行和效益,影响了国际投资大环境。投资环境是国际投资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能有效地影响国际资本的运行和效益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
(2)跨国公司会选择税率较低及税收政策较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以降低整体税负,从而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选择会使流动性较强的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从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向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转移,把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生产要素引向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弥补上述税基受到侵蚀所造成的财政损失,也会相应采取降低税率、降低整体税负与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来吸引投资,从而带来全球性的税基减小,并造成世界性财政功能的弱化,影响各国的公共需要。这使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税制改革纷纷采取减税政策,以开辟本国的广大的消费基地和投资基地,以促使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如1987年加拿大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6%降为28%,2001―2004年的短短三年时间内,税率又从28%逐年降至21%。1986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最高名义税率由46%降为34%,澳大利亚1988年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由49%降到39%,奥地利1988年对公司保留利润课征的税率由55%降至30%,新西兰1988年将居民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48%降到28%,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自2008年开始从30%减至28%,2008年度德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8.9%降至29%,加拿大2008年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1%降至20.5%,2009年降至20%,2010年再降到19%;以色列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2010年再降为25%;丹麦2007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8%降到25%,新加坡2008年税率由20%降为18%,保加利亚2007年1月1日起,税率由15%降为10%,马来西亚2008年税率由27%降为26%,印尼最高边际税率2010年由28%降为25%,多米尼加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阿尔及利亚2009年降为25%,2007―2008年度,税率由30%降为25%,2008年起税率由23%降至20%。这些情况会影响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扭曲了税负在国家或地区的分布,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侵蚀高税负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基,扭曲了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
(3)跨国公司享受了“搭便车”的好处。国家要承担国防、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各项公共支出,在低税率国家进行国际投资与生产经营的跨国投资者无需缴纳税收或只需交纳较少的税收、承担较低的纳税义务、为该国做较低的财政贡献,就能享受国防、教育、社会保险等各项公共服务。这会影响该国国防、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税收竞争对被投资国的公共支出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
(4)实行税收竞争,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改善行政管理、有利于促使政府官员提高管理水平。各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与生产经营活动,获得更多的纳税人的支持,各国政府会展开各种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整体福利,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
由此可见,国际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作用,正当的国际税收竞争可以促使资源在国家、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即资源不仅向税率较低、税负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流动,也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而恶性的国际税收竞争则可能导致有害的税收实践并降低国家的福利。因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由于国际税收竞争而造成的税基侵蚀,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资源配置的扭曲及全球范围内福利的减少。
五、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第一,我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时,不仅要关注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更要关注在资源配置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即根据国家市场规模、市场特性、外资规模、拥有的资源禀赋、拥有信息量等因素,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占据有利优势,从国际税收竞争中获取较大的收益,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
第二,适度适时地实施国际税收协调。税收协调是与税收竞争相对的一个概念。税收协调通常通过明示的税收协调和默示的税收协调两种不同方式来实现。所谓明示的税收协调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达成以不低于某个税率进行征税的协议。如欧盟成员国同意执行15%以上的增值税税率。纳税人在明示的税收协调制度下只能采取地下交易来降低税收负担;所谓默示税收协调,指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能对其居民的全球范围内的收入所得进行征税,以至于纳税人无法通过将其投资、储蓄、劳务及生产经营活动转移到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来降低其税负的行为。这样居民所在国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通过与收入来源国的国家或地区彼此交换有关信息的方式来实现对其居民的全球范围内的所得进行征税的活动。这就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选择通过税收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交流对跨国公司相关信息的交换与使用,以加强对跨国资本偷逃税的防范和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国家在税制设置与征管方式等问题上的信息沟通)以及税收协调的方式来实现对跨国纳税人的有效税收征管。以避免通过纳税人低报其来源国的税收收入等方式来降低税收负担的纳税不遵从行为,达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利益最大化。而过度的税收协调会促使各国建立纷繁复杂的国际信息网络,这势必形成税制的复杂化,导致征税成本增大。
第三,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崛起的经济贸易大国,我国应继续加快税制改革步伐,推进税制改革,运用财税政策继续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使得我国税收制度符合国际经贸惯例,并能尽量减少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营造一个积极有利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1]KirstinDowneyGrimsley:GlobalmigrationtrendsReflecteconomicoperations[n].washingtonpost,2002-01-03.
[2]annaLeeSaxenian:SiliconValley’sSkilledimmigrants:GeneratingJobsandwealthforCalifornia[Z].publicpolicyinstituteofCaliforniaResearchBrief,1999(6).
[3]夏霖: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内部培训讲义[Z].2007.
[4]“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J].税务研究,2001(4).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2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特点
为了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我国在涉外税收方面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并已经先后同6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鼓励外商来华长期投资生产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出口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港口、码头、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投资和兴办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追加投资和再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优惠政策。优惠的措施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减税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以对外开放为主要目标，涉外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采用的是全面优惠原则，明显地具有税制从简、税收优惠从宽、税负从轻、手续从简的特点。
（二）现行涉外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政策的差别过大。据统计，外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不到内资企业的1/3，内资企业在税收环境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涉外纳税人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采用，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优惠项目多、层次广，缺乏整体统一性。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区域，先后制定的，项目和内容繁多，有区域性、行业性、特殊性等优惠，而且优惠的法律文件也涉及不同级别、区域。但目前缺少规范管理，没有形成一个合理、规范、严密的机制，在具体执行中，容易出现政策混淆和差异大的问题，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有损于税收法律的权威性。
3.地区性引导不平衡。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按企业所处的地域位置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划出部分区域为经济特区，规定凡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投资什么行业，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纳税。由于中西部地区受到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4.产业优惠导向不明显、层次低。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对外来资金的投入方面，没有合理的科学产业规划和引导，偏重于一般性的“引资”，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无特别的鼓励措施。外商投资一般集中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周期短、利润高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以及技术落后在发达国家已被淘汰的项目，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加工为主要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交通、能源、港口等基础性产业项目投资较少，在投资过程中，较少考虑环境治理等社会效益目标，影响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另外，在引进技术、高级人才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太大，不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重点地提升优惠政策的层次，不符合国际税收发展的潮流。
5.税收优惠手段少，灵恬性差。虽然目前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内容多、范围广，但税收优惠的手段基本采用的是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而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从而削弱了税收政策的效力。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中税收饶让的条款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
6.存在越权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一些地区政府为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短期发展需要，单独擅自制定超越国家规定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出现混乱现象，对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产生不良影响，也导致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
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涉外税收政策选择
（一）wto对涉外税收政策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成员国之一，所以在制定有关税收政策时必须符合它的基本要求。wto形成的一系列协议为参加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提供了一整套共同遵守的、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对税收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1）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税收无差别，强调的是缔约国一方保证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国民同等的税收待遇。（2）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向国内和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公开本国的税收政策。（3）公平竞争原则，要求税收政策统一，税收环境平等。（4）例外原则，允许成员国在坚持国民待遇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特殊国情，制定一些特殊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实行产业或地区的特殊税收优惠。
（二）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符合wto的原则；二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三是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导向的原则；四是依法治税原则；五是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
（三）应选择的主要涉外税收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公平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环境。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建议采取立法一次完成分步实施到位的做法。所谓“立法一次完成”，就是说现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统一合并，必须是一次完成，这是保持税法严肃性、稳定性、前瞻性的需要，不可能采取分次立法的办法；而所谓的“分步实施到位”，则是指立法目标的实现，可给出一个过渡期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可采取新老企业区别对待的方法等，以期达到既不否认历史，又能在一定时期后实现统一税法的目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以消除“假合资”、“乱减免”问题，内外资企业可以公平竞争。
两法在合并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税基的确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wto规则要求，对两法在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上重新明确，尽量作到统一、平等。对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支出、折旧标准等内外有别的扣除项目进行统一规范，体现税负的公平。
——税率的选择：我国目前采用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一部分发达国家还高，这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吸引，考虑到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状况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应以不高于25%为宜。
——优惠的范围：在新法中取消对不利于环保和落后的生产性企业的优惠，取消对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大范围的优惠；保留对高新技术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优惠；增加对福利、教育领域的投资优惠；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增加对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惠，例如，对外资企业雇用我国人员达到政府规定数量的，可以给予一定的所得税抵免；对外商企业投资于出口企业、先进企业、农林牧业、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享有的税收优惠，内资企业也应享有。
——优惠的方式：建立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优惠体系。除了使用降低税率、直接减免等直接优惠外，还应充分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准备金、科技投入提前扣除、单项所得减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实行收益调节与资金、开发、投入、分配调节并重的方式，增强税收优惠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优惠的方向：由单纯引资为主向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并重转变。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缺少的是具有较高能力的人才，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加之资源优势，急需的是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人才的进入。体现在所得税政策上，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引进，尤其是对资金雄厚、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全球著名企业集团的进入的所得税优惠。
——优惠的对象：为了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在新法中加大国内企业
“走出去”的导向，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例如，对内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给予特别的所得税优惠，鼓励内资企业向外发展。
另外，合并应注意存续期间的确定、优惠条件和标准的明确。
2.增值税改型方面。改革高新技术产业适用增值税的类型，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购进的生产设备所负担的增值税款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减轻其税收负担，解决由于资本性支出较大而税负重的问题。
3.开征新税种方面。我国应将现行城建税、资源税、消费税中部分税目以及环保收费统一改为征收环保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面对外资企业竞争，我国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监督外资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中方员工的合法权益。
4.完善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我国公民和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标准不一致。从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角度考虑，应减少收入级数，统一扣除标准，公平国内公民和外籍人员的税负。同时，对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外国专家在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及适用税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5.反避税方面。为打击避税活动，减少国家税收收入的损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用法律条文的方式，针对避税行为产生条件、情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加强国际协作，以保护跨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利用转让定价的手段进行避税活动。另外，从公平税负的角度考虑，应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同时，对外资企业还应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兼顾税收优惠的效应与代价。外商投资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由于损害环境、耗费原材料、不平等竞争等导致较大损失。只有当投资利益大于损失时，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才是有效率的。因此，要充分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环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2.保留并逐步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鉴于wto规则对地区倾斜政策并未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为使我国经济在加入世贸后不至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全面冲击，增强国内经济对外来经济的抗衡能力，保持东部地区现有的对外贸易优势，对原有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暂时予以保留。同时为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优惠可借鉴原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以点带面”的做法，突出重点，重点支持一部分省市，以起到周边联动效应。单纯的地区性优惠应逐步向地区和产业并重，最终取消区域性优惠的方向过渡。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3
关键词：我国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税费率营业收入净利率名义实际税负水平真实实际税负水平
一、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水平的计量指标
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究竟用什么指标来计量？杨继元（2007）以工业增加值税收负担率（即税收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的比率）作为指标来评价甘肃省石油产业的税负水平，同时以工业产值税收负担率（即税收收入和工业产值的比率）作为指标，对甘肃省的石油产业税负水平和全省其他行业及全国其他省份的石油产业税负水平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李志学、李红敏（2009）将企业的总税负界定为企业所得税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总和，具体公式为：当期总税负=（修正的所得税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当期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尹音频、杨飞（2011）用“平均实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前利润+营业税及附加）”来计量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薛爽等（2012）借鉴吴联生（2009）的实际税负计量方法，计算公式为：etR=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张金昌、杨国丽（2012）将与企业相关的税负如企业所得税、企i缴纳的社会保险、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归入企业承担的法定税负，然后用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所缴纳的税金来计量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王哲（2012）用流转税有效税率（即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各种附加税费除以营业收入）、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实际缴纳的总税费除以营业收入、实际缴纳的总税费除以税前利润四个指标来计量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水平。叶素云、叶振宇（2012）用城市工业本年应交增值税与城市工业本年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即工业企业增值税的税负率）来表示城市工业企业税负水平。还有一些学者用税收收入（或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和居民的实际税负水平，如刘佐（2004），高莉、徐文忠（2005），高培勇（2007、2012），张金昌、杨国丽（2012）等。
此外，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国际上通常有小、中、大三种口径。小口径：税负水平=政府的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中口径：税负水平=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大口径（又称全口径）：税负水平=政府的全部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税负水平，属于微观经济实体的税负水平，因此，不适合采用反映宏观税负水平的计量方法。同时，本文认为，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原则：（1）由于公司间涉及的税种和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完全一致，且不同税种的计税基数和税率也不相同，因此，各个公司当年的实际税负金额必须是公司当年实际支付的税费净额（即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金额减去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后的余额），只有这个“当年实际支付的税费净额”才是公司当年的实际税负金额。（2）由于公司当年实际支付的税费净额主要是以营业收入作为计税依据计算得到的金额，尽管个别税种（如财产税等）是以资产金额作为计税依据，但其税费金额毕竟很小，因此，应该用公司当年实际支付的税费净额除以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即营业收入税费率）来反映公司当年的实际税负水平。营业收入税费率越高，实际税负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3）用营业收入税费率来反映公司当年的实际税负水平，仅考虑了税费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没有考虑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因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应将营业收入税费率与营业收入净利率进行比较，如果营业收入税费率高于营业收入净利率，说明真实的税负水平较高；反之则较低。基于这个原则，本文把营业收入税费率称为名义实际税负水平，把营业收入税费率减营业收入净利率的差数称为真实实际税负水平，这个差数为正，且差数越大，说明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构成
（一）研究设计。本文区分行业、地区、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来比较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其中，行业划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水电煤气业、建筑业、运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传播文化业、综合类共13个行业。地区采用中国大陆地区行政区划设置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司规模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司性质划分为中央国有控股企业、地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
在比较不同行业、地区、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时，本文首先比较名义实际税负水平，再比较真实实际税负水平，以期从不同角度评价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此外，为了消除年度间实际税负水平差异的影响，本文采用2008―2010年三年间的平均水平，以期客观公正地比较不同行业、地区、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差异。
（二）样本构成。本文以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公司和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008年1603家、2009年1694家、2010年1919家。这些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公司规模分布、公司性质分布情况如下：
1.行业分布（见表1）。
2.地区分布（见表2）。
3.公司规模分布。2008―2010年，大型企业分别为1101、1197、1382家，中小企业分别为502、497、537家。
4.公司性质分布。2008―2010年，中央国有控股企业分别为292、285、306家，地方国有控股企业分别为636、658、671家，非国有控股企业分别为675、751、942家。
三、实际税负水平比较分析
（一）样本公司总体平均实际税负水平分析。样本公司总体的平均营业收入税费率2008年为8.04%、2009年为9.05%、2010年为8.20%，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三年平均为8.40%；平均营业收入净利率2008年为7.06%、2009年为9.29%、2010年为10.19%，呈持续上升趋势，三年平均为9.00%。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税费率8.40%减去三年平均营业收入净利率9.00%，所得差数为-0.60%，说明从样本公司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并不高。
（二）实际税负水平的行业比较分析。
1.名义实际税负水平的行业比较，见表3。可知，名义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次依次是采掘业、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水电煤气业；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其次依次是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业、建筑业、传播文化业；居中的是综合类、运输仓储业和制造业。
2.真实实际税负水平的行业比较，见表4。可知，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采掘业，其次依次是水电煤气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最低的是金融保险业，其次依次是传播文化业、信息技术业、运输仓储业和农林牧渔业。
与表3联系起来看，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和名义实际税负水平都相对较高的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气业和社会服务业；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和名义实际税负水平都相对较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传播文化业和信息技术业。
（三）实际税负水平的地区比较分析。
1.名义实际税负水平的地区比较，见表5。可知，名义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贵州，其次依次是宁夏、北京、山西、内蒙古、青海；最低的是江苏，其次依次是天津、重庆、浙江、湖南、江西；其他省区市则居中。
2.真实际税负水平的地区比较，见上页表6。可知，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云南，其次依次是内蒙古、海南、甘肃、广西、河南；最低的是福建，其次依次是浙江、上海、天津、广东、江苏；其他省区市则居中。
与上页表5联系起来看，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和名义实际税负水平都相对较高的地区是内蒙古；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和名义实际税负水平都相对较低的地区是江苏、天津、浙江。
（四）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规模比较分析。
1.名义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规模比较。2008―2010年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税费率，大型企业为8.45%，中小企业为7.01%，可知，大型企业的名义实际税负水平显著高于小型企业。
2.真实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规模比较，见表7。可知，总的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都不高，但大型企业还是明显高于小型企业。
无论是名义实际税负水平还是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大型企业都明显高于小型企业。
（五）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性质比较分析。
1.名义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性质比较。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税费率，中央国有控股公司为10.05%，地方国有控股公司为5.98%，非国有控股公司为5.94%。可知，中央国有控股公司的名义实际税负水平显著高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的名义实际税负水平也略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总体上看，国有控股公司的名义实际税负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
2.真实实际税负水平的公司性质比较，见表8。可知，总体上看，中央国有控股、地方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都不高，但中央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高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又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
无论是名义实际税负水平还是真实实际税负水平，中央国有控股公司都高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而地方国有控股公司又都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也都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并不高。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0年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税费率为8.40%，三年平均营业收入净利率为9.00%，从三年平均水平来看，每百元营业收入需缴纳8.40元的税费，小于每百元营业收入所带来的9.00元的净利润，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并不高。但营业收入税费率减营业收入净利率的差数仅为-0.60%，说明营业收入净利率大于营业收入税费率的优势并不很明显，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营业收入净利率，同时降低营业收入税费率，就能进一步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
从行业比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采掘业，其次依次是水电煤气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最低的是金融保险业，其次依次是传播文化业、信息技术业、运输仓储业和农林牧渔业。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采掘业，其营业收入税费率高于营业收入净利率6.38个百分点；而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低的是金融保险业，其营业收入税费率低于营业收入净利率12.47个百分点。根据这种情况，建议国家调整行业间的税收政策，对营业收入净利率较高的行业多征税，对营业收入净利率较低的行业少征税，以平衡各个行业之间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
从地区比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真实实际税负水平最高的是云南，其次依次是内蒙古、海南、甘肃、广西、河南；最低的是福建，其次依次是浙江、上海、天津、广东、江苏。这一结果表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上市公司的真实实际税负水而低于经济欠发达的云南、内蒙古、海南、甘肃、广西等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国家调整地区间的税收政策，对营业收入净利率较高的地区多征税，对营业收入净利率较低的地区少征税，以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的真实实际税负水平。
从公司规模比较和公司性质比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真实实际税负水平，大型企业明显高于中小企业，中央国有控股企业明显高于地方国有控股企业，而地方国有控股企业又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国家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扶持的结果，是国家的扶持政策在企业税收负担上的体现，建议国家继续实施这种扶持政策，以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继元.甘肃省石油产业税负水平的分析及建议[J].税务研究，2007，（3）.
[2]尹音频，杨飞.上市金融企业税负水平的比较与思考[J].上海金融，2011，（5）.
[3]薛爽，都卫锋，洪昀.CFo影响力与企业税负水平――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2，（10）.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4
[关键词]wto；国际投资；资本出口中性
中国目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国际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到2000年，中国的外资流入占到世界份额的5％以上，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投资占世界份额的0.6％，成为世界第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国际投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即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去，中国的国际投资也将会更加活跃、更加扩大。对此，我们必须适时地对我国的国际投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修订，以适应入世后中国的国际投资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一、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众所周知，wto规则是针对其成员国的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及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交易进行约束规范的，而对各国间的跨国投资并无直接的要求，但它的透明度原则对各国选择制定国际投资税收政策却是有约束力的，尤其是各国依据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对各国的跨国投资税收政策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要求。在所有的国际税收协定中，都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这与wto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精神是一致的。税收无差别待遇是缔约各方向对方提出的税收待遇要求，它要求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能比后一国的国民相同条件下享受的待遇差，具体包括：（1）国籍无差别；（2）常设机构无差别；（3）支付无差别；（4）资本无差别。在此条款的约束下，各国可以对外商投资提供与本国资本相同的税收待遇或优于本国资本的税收待遇，却不能使外商投资承受比本国资本重的税收负担，否则，会被视为税收歧视，影响国家间的对外投资关系。
（一）对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反思
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是依据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制定的，其核心内容是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分别制定两套完全不同的税法，给予前者以全面的、综合的税收优惠，使跨国外国纳税人的整个税负明显低于本国纳税人。显然我国的政策选择并未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相违背，而且对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远优于本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这种选择在国际上是少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加速吸引外资，但作为资本输入国，却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和代价。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其间有过一些调整，但两套税制、税负外轻内重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这种多层次、多环节、全方位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积极作用正日渐消减，而其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却在日益增多。
1.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平等，木利于公平竞争。近年来我国一直投资乏力，内需不足。而外轻内重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内资的投资回报率，本国资本明显受到歧视，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内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入世后，国内市场准入政策将大大放宽，外资企业会长驱直入。如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势必会使内资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劣势地位，难以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2.造成严重的税收流失。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对外资的税收减让及由此造成的税收逃漏（大量的涉外税收优惠刺激了假外资企业的衍生）每年不下一千亿，这说明我国的引资政策成本相当高。
3.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自改革以来，对外商投资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城市等的差别税收待遇格局。这种地区导向上的偏差，一方面扭曲了外资的地区选择，使整体投资环境原本就优越的沿海省份在吸引外资时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因竞相追逐税收优惠也纷纷流向东南沿海地区，更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匮乏，扩大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合理取向
入世前，我国在对外商投资实行全面优惠的同时，尚有一些能够对内资企业予以照顾保护的税收、行政措施。一旦入世，那些照顾保护措施很快会被取消，国门洞开，外资将大量涌入。届时，内资企业将面临与外资企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全面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将处于更加不平等的劣势地位，难以生存发展。因此，尽快调整改革现行政策已是势在必行。而政策调整的合理取向应是涉外税收平等原则，即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在税收上实行无差别待遇，一律平等对待，按照同一套税法规定的相同征收范围和税率征税。这样调整的合理性在于：
1.可以兼顾吸引外资和保护民族产业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决定了我们需要大量吸引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亟需鼓励本国的民间投资，以发展壮大本国的民族经济。在内资和外资都需要鼓励的情况下，选择平等原则恰可兼顾这两方面的需要。
2.客观认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已使我们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虽是大量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对外商投资者而言，一国的市场潜力、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劳动力的价格和素质起着更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3.统一税收优惠，规范税收制度，有利于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政策体系，涉及面广、层次多，纷繁复杂，缺乏政策透明度，往往使外国投资者不得要领，这种做法虽然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不相抵触，但木符合wto规则中的透明度原则。将现行的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改为平等原则，统一对内、对外的税制、优惠，可使税收政策透明规范，会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设计外商投资税收政策，就可以为中外投资者营造出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环境。因此，调整改革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思路应当是：
第一，统一地方税。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的不同地方税，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改按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以实现与国际接轨；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使用税，同时调整税额，改进计征方法；将城市维护建设税进行合理修订，使其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统一适用。
第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合理确定纳税人。改变目前内资企业以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作为纳税人，按国际通行做法以法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划归个人所得税。（2）统一税率。鉴于国际上公司所得税税率多在20％－35％之间及周边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情况，我国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可实行25％的比例税率，另设20％和15％两档低税率，以对我国众多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保护。（3）统一税基。两税合一后，应在工资福利开支、交际应酬费列支、捐赠扣除、坏账处理、固定资产折旧、残值估价等方面实现统一。
第三，统一税收优惠。（1）按照平等原则，统一设计优惠政策，对鼓励投资的行业和地区，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一律给予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以鼓励公平竞争。（2）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今后对国家鼓励投资的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应使内资与外资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彻底消除优惠外资、歧视内资的不合理现状。（3）对在西部地区举办的符合国家鼓励的产业，也应不分内外资实行相同的税收优惠，以实现国内市场对内、对外的统一开放，从而诱导国内外资金向西部的转移流动。
在实行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的同时，为使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也为了在国际大环境的对比中，使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具有吸引力，我国可借鉴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制订单独的《引资法》，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划、阶段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项目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一方面可给投资者以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可遏制各地区的优惠攀比，从而保证税收政策在全国的统一性。
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受对外投资规模的限制，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研究一直限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个人方面，而对我国法人居民和自然人居民对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政策关注较少。相应地，这方面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也不够系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角度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海外投资，对外输出劳务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抓紧制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我国有资金、有技术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带动设备和零部件出口，发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以促进跨国资本的双向流动。
我国经济经过20年的调整改革，已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并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到200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6430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16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9404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能力已大大增强。但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要求以及国际税收规范的要求，从税收上来讲，我们应对海外投资实施一种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政策，而按照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来设计税收政策恰能符合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讲，所谓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是指对本国纳税人的国外所得与国内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使其投资地点的选择不受税收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稀缺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对我国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做出如下的安排设计：
1.对国外缴税实行限额抵免。纯粹的资本出口中性，要求对本国居民的国外缴税给予全部抵免，但这样有可能侵占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因此，各国在采用抵免法时，都实行了限额抵免，我国也是如此。在我国现行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中均规定：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据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税率高，本国税率低，投资者会有一部分超限额税款得不到抵免，重复征税将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对资本输出中性会有所偏离。不过采用超限额结转抵免，可使这一问题基本化解。目前，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使资本出口中性得以保持。在今后的税法调整改革中，我国应保留这一规定。
2.用综合限制抵免代替分国限额抵免。在我国现行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多国直接抵免我们选择了分国不分项的限额抵免。这意味着，当各个非居住国的税率高低不一时，采用此法会由于各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不能相互调剂使用，使适用高税率的分公司的已纳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得不到抵免，形成国际重复征税，从而偏离资本出口中性。但它有利于维护居住国的财政利益。考虑到我国的境外投资者要面对比国内更加激烈的竞争，而国际上采用综合限额法的国家又日渐普遍，我们认为应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这样既可减轻我国境外投资者的竞争压力，免受歧视待遇，又能更好地体现资本出口中性原则。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5
一、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组成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之一；但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同时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范围。而所谓“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二、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机构、场所”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包括：管理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工厂、农场、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提供劳务的场所；从事建筑、安装、装配、修理、勘探等工程作业的场所；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非居民企业委托营业人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包括委托单位或者个人经常代其签订合同，或者储存、交付货物等，该营业人视为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三、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所得税的适用税率问题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适用税率为20％。另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九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对非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应当按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全额作为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四、居民企业投资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应当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之所以未将取得不足12个月的投资收益纳入免税范围，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企业短线投资的投机行为。即对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即使取得的所得是被投资企业税后资本利得，但仍然要全额并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居民企业从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其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依法抵免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而对于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界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条规定，直接控制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指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外国企业已经在境外缴纳企业所得税；其次，只限于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所负担的部分；非该项所得所负担的部分，不属于可抵免税额。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中不包括以下情况：一是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二是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三是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四是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五是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六是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在抵免的层数上，除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抵免层数确定为三层：第一层，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二层，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三层，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居民企业在用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进行税收抵免时，其取得的境外投资收益实际间接负担的税额，是指根据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20％以上的规定层级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层外国企业起逐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为了防止国家税收利益的流失，可抵免税额有一个最高限制。同时，对境外抵免企业所得税是“分国不分项”。分国不分项抵免境外已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税额，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据以计算上述公式中“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的税率，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应为25％。企业计算的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小于零的，应以零计算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其当期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也为零。在计算实际应抵免的境外已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税额时，企业在境外一国(地区)当年缴纳和间接负担的符合规定的所得税税额低于所计算的该国(地区)抵免限额的，应以该项税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从企业应纳税总额中据实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应以抵免限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进行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另外，对属于下列情形的，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可以采取简易办法对境外所得已纳税额计算抵免：一是除实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法定税率50％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从境外取得的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地区)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50％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机关核发具有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额，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分不得抵免。二是企业从境外取得的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凡就该所得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法定税率且其实际有效税率明显高于我国的，可直接以按计算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抵免限额作为可抵免的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应当注意的是，企业不能准确计算下列项目实际可抵免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在相应国家(地区)缴纳的税收均不得在该企业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也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抵免：(1)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2)分国(地区)别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3)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6
一、国际税收竞争分析
随着发达国家对资本和商品输出的进一步扩张，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也纷纷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在微观上对资本和要素的国际流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宏观上则影响本国及相关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进而影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使税收产生的跨国外部效应已变得非常明显，由此产生的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了当前国际税收关系中主权与协调这对主要矛盾。各国为了把国际间的资本、要素、人才及技术吸引到本国，纷纷采取“以退为进”的税收竞争策略，即暂时“弱化本国的财政主权”，如对这些项目实施减税措施甚至实行零税率，以期带来资本要素的流入和税基的扩大。目前，国际税收竞争包含一般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所得税优惠，也包括以特定产业、特定交易形式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措施。oecd报告将国际税收竞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所得一般按较低税率课税但并不从事恶性税收竞争的辖区；另一类是不仅实行低税率而且还直接或间接从事恶性税收竞争的辖区。同时提出四个识别恶性税收竞争的关键因素，包括对有关所得实行低有效税率或零税率：税收制度显得封闭保守（ringfencing）；这一制度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推行这一制度的辖区不能有效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信息交流。
国际税收竞争具有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贯彻税收中性原则。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发的税收竞争促使各国实行以扩大税基、降低税率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使税制对经济的扭曲作用减小，这对各国的税制建设无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二是有利竞争优势国的经济利益。国际税收竞争中，税收竞争的直接表现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行，其结果是税率的降低及税负的减轻，假设其他竞争条件相等，则税负较低的国家处于优势，税负较高的国家处于劣势。税收作为投资所要考虑的重要成本因素之一，较低的税收负担必然使竞争优势国在吸引国际资本和要素的投入上具有优势。随着国际资本和要素的流入，必然给优势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三是促进国际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税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税率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国际储蓄和投资配置得到了改善，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同时，国际税收竞争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如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增大征纳双方履行成本，使国际逃避税者受益。因此，国际社会对有害税收竞争持否定态度。
二、国内税收竞争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关系，同时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关系，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动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使得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与颁发，地方政府也没有减免税的权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逐步扩大，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的整体性安排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中央在财力上的集权和事权上的下放，使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配套，为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税收竞争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此外，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地区税收政策导向方面基本上对沿海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这种税收地区政策优惠使东西部地区被动地层开了税收竞争，其结果是资本、劳动力和资源大量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人为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地方政府通过减免税、财政返还等各种优惠措施尽量提高本地在吸引投资的优势，吸引外地资源流入本地，从而扩大税基，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收益损失，使地方政府由此获利，这正是促使地方政府之间以税收为杠杆展开区域竞争的真正动力。由此可见，引发税收竞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主要措施在于违反国家法令擅自和越权减免税。可见，国内税收竞争属制度外竞争。
税收竞争为纳税人在资本和要素的投向上提供了选择空间，使部分纳税人可以选择较低税负地经营而受益，而且，较低的税率会提高人们对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从而吸引潜在的投资成为实际的投资增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实行税收竞争措施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但是，国内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最终使国家利益受损，值得我们注意：
1.税法的刚性被削弱。国内税收竞争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违反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属制度外税收竞争。这种以违背国家税法为前提的竞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与统一性，而且会破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的整体性，影响统一的宏观产业政策及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的贯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国内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的利益驱动来进行的，对于在较高税负地区内又不愿或无法迁移的纳税人来说客观上比积极迁移的纳税人承担更高的税负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为有逃避税倾向的纳税人提供便利，这种税负水平并不是“量能课征”的体现。
3.不利于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经济资源的配置或多或少受到税负因素的影响，资本和要素的流动可能会因税负的引导发生扭曲，这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受到干扰。同时，由于富人比穷人更具有迁移倾向，且税负对于富人的压力远大于穷人，因此税收竞争会导致富人迁往低税负区域，促进迁入地经济发展，而迁出地的经济条件就会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促成“马太效应”。
三、结论及建议
如前所述，税收竞争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把“双刃剑”。从微观上看，税收竞争会在短期内使个别地方政府和纳税人受益，但宏观上看，不仅造成相关地方政府财源流失，而且不利于全国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形成。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国内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在对外开放中，特别是加入wto后，为维护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宏观政策的有效执行，进一步强化税法的刚性，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笔者建议：
1.中央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目前，国际税收关系主要靠国际税收协定来协调。欧共体近20年的经验证明，执行国际税收协定的方法并不十分有效。一些国家不能放弃本国的目标，当单独实行税收政策比遵守协定更有利时，它们就不会同意税收协定的规定。此外，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也难以接受某一种税制结构。即使是在欧共体内部，税收协定的进程仍受到限制。税收协定谈判的实践证明，有时哪怕在两国之间，税收协定也难以达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一些国家利用免费搭车可享受很大好处，并且没有简单有效的措施能迫使这些国家加入协定时，这种办法就更难解决问题。而oecd报告在遏制恶性税收竞争的同时，也指出“各国必须保持它们税收政策的自由，如果它们在这样做时能遵守国际准则的话，”“各国为了刺激额外投资可以采取税收鼓励措施”。可见，主动参与税收竞争属于我国的税收主权。当前，我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综合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任重道远，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境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必然对其产生直接影响。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进一步吸引国外资本和资源的流入，建议采取更为有效的税收竞争政策，如中西部开发的税收优惠、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等，在操作中注意避免违反约束条件。
2.限制和消除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我国是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政府无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之间在吸引资本和要素的投入上应主要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给予投资者在地价、子女教育、费用收取、审批条件上优惠等措施，而不能采取违反统一税法的税收竞争方式。如果放任地方政府的制度外竞争，中央政府将很难控制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极易导致混乱局面，不利于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以及全国统一公平市场的形成。因此，鉴于我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为将税收竞争对经济的危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建议：
（1）严格限制地方税收竞争措施。借鉴《oecd关于恶性税收竞争的报告》中推行“3r”：停止（refrain）实行新的措施或强化现行措施；对现行措施进行检查（review）；消除（remove）所有税收优惠制度中的恶性特征。对现有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税收竞争措施进行清理，以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7
[关键词]所得税；国民待遇原则；税制改革
一、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问题
（一）内外资企业税负的差异，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不仅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外资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
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不一
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0%，另外3%地方税附加由地方政府决定征免。从表面上看，二者名义税率基本一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差异。地方政府对于内资企业往往是控制和限制减免税政策，而对于外资企业则有特定的减免优惠政策及再投资的税收优惠。这种政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两免三减半”的政策，而有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对3%地方附加税也予以免征，这样就使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远远低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权威部门机构研究显示：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应该接近或达到外资企业两倍，这就使内资企业在所得税待遇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明显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2.在征税的税基上对内资企业不利
在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高于外资企业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征收的税基又高于外资企业，这主要是由内外资企业在扣除额上的不同造成的。
第一个差别是工资和福利费列支不同。内资企业工资的列支不是按实际发生额，而是按照计税工资列支。计税工资月扣除额最高为800元，个别地区经批准最多可上浮20%.相应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也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扣除。而外资企业按工资和福利费的实际发生额扣除，由于近年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内资企业的工资发放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扣除，因此这就增加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个差别是业务招待费扣除方法不同，内资企业业务招待费的扣除不分企业的营业性质，而是按照1500万元的界限分为0.5%、0.3%的比例扣除。而外资企业分为生产型企业和经营型企业两类，生产型企业扣除比例和内资企业一致，而经营型企业按照500万元的界限分为1%、0.5%扣除。内资企业扣除级次多，扣除比例低，因此扣除额少于同类外资企业。应纳税额高于同类外资企业，这也造成了内资企业的税负较重。
3.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内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还可以从计划体制中享受到许多好处，而外资企业却不能，为弥补外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对外资企业实行比内资企业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外资企业优惠的税收待遇也是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的必要手段。外资企业不仅带来了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同时在竞争中，也带动了内资企业的发展，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外资企业实行的“超国民待遇”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内资企业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扶持，走入了市场。而此时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使得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随着外资不断进入我国，我国市场竞争也会日趋激烈，我们应当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税负，这样，才能使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需要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量税款流失和偷、漏税现象的产生
1.对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税收优惠，带来的是国家税收的流失
我国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外商投资者兴办企业，对于他们的税收优惠带来了大量的国家税收的流失。相对于外商投资给我国经济带来增长的总额，因此而牺牲的税收成本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确立了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了吸引外资，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在这些地区对于外资企业实施了较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是按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到高设计梯级税率。这也造成了外资企业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没有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相对较少。这些差异使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内资企业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需要这部分内资企业的投资。而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将使内、外资企业在中西部获得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更多内资流向中西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3.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突出了区域导向，而产业导向却很薄弱，没有很好地将利用外资和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有相当部分外资投向不合理，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失衡。据资料表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农业、交通运输、科研和技术服务的外资比重较小，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行业外商投资的比例也非常低。外资投向的多数为低技术层次项目，加工业和劳动密集性项目，属于先进水平的不多。
4.产生了大量偷、漏、逃税现象
因为外资企业享受较内资企业更为优惠的所得税待遇，一些国内企业在国外寻找，假借外资的名义在国内设立企业，使国内资金变成了国外资金，使内资企业变成了合资企业甚至是外商独资企业，以达到逃税的目的。这种现象不仅使我国大量税收的流失，也会造成某一些地区外资企业泛滥，造成了市场虚假繁荣局面。而另一种逃税现象是外资企业在享受的某一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便撤离中国市场，在国外重新改头换面后，在新的地区，以新的外资名义重新投资，享受新的优惠政策，以达到了逃税的目的。
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具体设想
（一）税率的确定
对税率的调整，要考虑原来的税率，企业的实际税负，国际上税率的平均标准及税率的变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税制改革的浪潮中，企业所得税改革呈现出税负降低，税收调节作用加强的趋势。2002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法案，把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24%.2001年2月，德国政府批准财政部提出的大规模减税方案，将公司所得税从40%降至25%.2001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将公司所得税从36.6%降至33.6%.爱尔兰在1999年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2%调至28%，以后逐年下降，到2003年降至12.5%.波兰在1999年的税制改革中计划在5年内分阶段大幅度削减企业所得税，到2004年把税率降至22%.一些亚洲国家也在进行税制改革。印尼企业所得税从改革前的20%～45%降至15%～35%.马来西亚从原来的45%降至35%.新加坡从40%降至31%.改革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稳定在25%～35%之间。
当前，发展中国家竞相对外开放，都将吸引国际资本作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手段之一。与此同时，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复苏，也提高了对资本的需求，可以想见，各国对资本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税收正是争夺国际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能够有效地吸引外资，我国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应该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与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既不利于我国吸引更多的外资，也不利于增强我国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率应该比33%低。
另一个问题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后，是选择比例税率还是选择超额累进税率，是选择一档比例税率还是选择几档比例税率。笔者认为选择一档比例税率为佳。首先是比例税率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内外资企业可以在同等税收负担条件下开展公平竞争；第二是多档比例税率或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等优点，但是纳税人往往在适用不同比例税率或适用不同级次所得税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临界点上做文章，尽可能地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税收负担。采用统一的比例税率会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减少税款的流失；第三是多年税收征管工作实践证明，多档比例税率在计算投资收益补税、抵免等方面难度较大，往往产生歧义，给实际征管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确定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于税收，我国税收规模占据了财政收入的90%，税收的调整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或减少。因此税率的调整必须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尽量合理。第二，税收要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如果我们也像香港地区那样实行低税率，则会把我国变成避税港，对我们进行宏观调控非常不利，也很难保证财政收入的规模。第三，利益格局不能做太大的调整，要兼顾到内外资企业利益的格局，若调整幅度太大，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第四，要与周边国家的税负保持基本的平衡，差大多了不合适。第五，要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相协调，不能脱离太多。个人所得税有一个生产经营所得，它与企业生产经营所得的程度是一致的。
考虑到以上种种原因，统一后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应该选择比例税率，并确定在25%左右。一方面，它比较接近国际税收的水平，便于吸引国外资金，保持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比较接近与现行的内资企业税负水平，有利于税收制度的顺利过渡。当然，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的负担率，这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这个税率整体来说利大于弊。
（二）纳税人的界定
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应该实行法人所得税法。首先，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都实行公司所得税制和法人税制，以法人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因此建立法人所得税制符合国际惯例，便于与国际接轨。第二，以企业所得税命名税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个人独资企业征税，既征收了企业所得税又征收了个人所得税，造成交叉错征、重征的问题。对于一些不以企业冠名的营利性组织单位，容易出现漏征。在实际的征收中很难判定一个组织单位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给执行带来了随意性，不利于严格征管和依法制税。建立法人所得税就避开了征税人的确定条件不好掌握的矛盾，降低了税收的征管成本。第三，中国的《民法通则》把民事主体划分成法人和自然人，相应的设立了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不仅符合法理依据，而且涵盖了所有的纳税人。以法人所得税法征税后，涵盖了一切征收范围，避免了漏征现象的产生。第四，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法人具备了法律规定的条件，法人必须办理严格的核准登记手法，不仅容易识别，有利于对纳税人的界定和划分，而且可根据注册地与住所标准，将法人分为居民法人和非居民法人，分别承担无限的和有限的纳税义务，有利于与国际税制的衔接和税务合作。
（三）统一、规范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
这是有关所得税税基宽窄和税负水平高低的重要问题。现行的税制虽然规定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和企业财会制度适当分离，但整个税基的确定对企业财会制度的依赖性仍然很大，致使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还很不规范，刚性不足，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扣除范围不同。因此需要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做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
针对目前存在的对内资企业扣除过严的问题，统一后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第一是计税工资问题。计税工资造成企业重复纳税，即纳了个人所得税，又纳了企业所得税。所以应将计税工资取消，企业按实际工资发生额进行税前扣除，但工资的扣除要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经营规模相匹配，以便更合理的调控企业工资增长的速度。第二是捐赠的税前扣除。目前，捐赠的税前扣除限制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可以考虑在改革以后只要符合规定的捐赠就可以在税前扣除。但是对捐赠要做出具体规定，对通过非营利性质机构和社会团体的捐赠可以税前扣除，对直接的捐赠不以扣除。第三是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只要是合理合法的，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够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水平加以限定。第四是对于广告费的列支。2000年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方法》对广告费的税前列支比例限制在应纳税额2%.但实际情况有的企业占到了20%～30%.所以对于广告费限制要做一定的调整，扣除总体要比原来放宽一些。第五是取消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税前允许扣除的政策。现行企业所得税税法中规定，纳税人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允许税前扣除，这项规定在两税合并后应作调整。从利率来看，国债高于国家同期银行的存款利率，购买国债已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对其免征企业所得税，而对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失公平。
（四）调整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要改变以地区为主导的模式，而要以产业优惠为主。税收优惠政策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引导资金特别是外资投向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今后，应逐步取消东部地区享受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不再直接给予中西部地区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免产生新的不公。
这样做并不是不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扶持，而是要实现更科学、合理、有效的扶持。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商表示他们选择投资的依据不仅是有无税收优惠，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所以国家对中西部的扶持，关键是建立一个优良的竞争环境。企业所得税应该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主要对高新技术产品、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提供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二，要改变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不同的状况，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第三，要改变税收优惠以直接优惠为主的做法，更多采用间接优惠的手段。直接优惠通常采取低税率、定期减免等方式，具有较强的投资激励作用，但受财政能力的制约，不可能普遍的给予所有企业以优惠，实际上就会导致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公平。间接优惠通常采取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税收信贷等方式，国家只是暂时调整税款的入库时间，纳税人获得税款有限的使用权，最终并不影响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且有利于国家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效益的管理和监督。从长期看企业总的纳税额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纳税时间有了改变。
当然为了保持投资（特别是外资投入）的稳定，在优惠程度上可以先实施外资大于内资企业，然后过度到内外资企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在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产业优惠统一以后，对外资的特殊优惠就只保留在对某些特别需要外商投资项目，就是符合规定产业政策条件、投资额大、技术特别先进、投资回收期长的外资企业，这有利于引进工业化国家的大量投资和高新技术，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刘佐。中国税制概览（2003年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4-115.
[2]陈穗红。中国税收政策理论和实践[m].北京：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01-217.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8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税收冲突；利益协调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4-0072-06
收稿日期：2009-11-16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亦开始了地区一体化的探索和实践。新时期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打破行政体制障碍，推进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一体化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并成为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财政体制的创新，特别是税收利益协调至为关键。
一、珠三角地区税收发展的基本态势及税收利益冲突
(一)珠三角地区税收发展的基本态势
笔者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的珠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对税收收入集中度作了大致的分析(见表1)。
从2000、2003、2005、2007和2008年的GDp和国地税数据来看，珠三角9市税收收入在全省所占的比重一直高于9市GDp占全省GDp的比重，即珠三角9市以略高于全省八成的GDp贡献了接近全省九成的税收收入。可以说，珠三角地区一直是广东省的经济中心、财力中心和税收中心，也是全省经济、财政和税收总量的第一大板块，对经济总量扩张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见图1)。
从2005年和2007年的数据分析，珠三角9市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分别高出广东全省税收增速约2％和4％。同时我们也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危及到了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也急剧下滑，税收增长速度放缓，珠三角和全省税收收入弹性系数分别为0.62和0.75，远远低于1.0，这说明经济的疲软使得保持多年税收增长态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必须加快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通过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达到资源在区域内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与税收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引发的税收利益冲突
实际上，受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进程中，税收利益竞争所产生的冲突将日益激化。总体看，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引发的税收利益矛盾集中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
1 纵向冲突：地方税收自的缺失。
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区域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重新整合，进而改变地区间经济发展机会不平衡的现实。这些都需要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特殊的税收政策予以引导，即地方政府需具备一定的税收政策自，包括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但我国此类权限都是高度集权式的：一是地方缺乏调整辖区内税种、税率和计税依据等税制因素的自；二是现行税收计划管理中的指令性特征，也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税收利益矛盾的升级。
整齐划一的税收政策虽然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滥用权力行为，然而也极容易导致税收调节功能的滞后，缺少应对复杂多变经济环境的主动权。具体来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宽松型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也包括结构性减税。但对珠三角区域而言，显然政策出台并未跟上企业发展的节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企业希望开阔国际视野，扩大海外投资规模，而现行税收政策对于企业走出去和企业并购等问题至今仍未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境外所得的所得税处理、企业并购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所适从；另外，新的营业税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了对出口劳务征税，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三角地区而言，这种双重课税方式显然不利于出口劳务参与国际竞争，也不利于大型设备和成套设备出口，势必导致相关行业税负大幅度增加，最终影响珠三角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广东省地方税务局，2009)。
同时，在“惟收入论”的税收工作绩效观指导下，由于征收边界划分模糊，导致国税、地税间对区域内重点税源恶性竞争现象频发，这不仅会侵蚀中央税源，而且加大了纳税人的税收奉行成本，这些都折射出地方税收体制的外在环境尚需改善。
2 横向冲突：区域税收协作机制的缺乏。
经济一体化战略中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重组，不可避免地引发区域内税源的频繁流动，导致跨区域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权和收入分配的冲突。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联合制定了《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08]10号)，规定总、分机构统一计算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地方分享部分，25％由总机构所在地分享，50％由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享，25％按一定比例在各地间进行分配。跨地区的总部机构与其分支机构所在地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制度和政策上得到初步解决，但实际征管上的冲突依然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而且，在GDp考核体系下催生了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主要围绕招商引资而展开的角逐和争夺，造成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纷纷通过违规降低实际税负或给予其他税收承诺来互相攀比。譬如，对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只针对经济特区，没有覆盖整个珠三角地区；各市税务机关在处理土地价值是否纳入房产原值计税的问题时操作也不统一，不同的会计处理导致企业房产税税负有很大差异；即使同样的税收政策，此外由于各地执行力度或征税标准的差异也会产生税负不均问题。
前者涉及到跨地区之间的税收分配，即区域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广东省提出“双转移”战略过程中所带来税收利益矛盾即属于这类；后者涉及到税政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内部相互倾轧。毋庸置疑，资本的“逐利”本性会使其逐步流向税收优惠政策更多、更大的地区，给纳税人在联属企业内部实行转移定价、弱化投资等进行逃避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导致税收流失的同时，还与各地政府谋求发展合作的意愿相违背(湖北省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6)。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需要在珠二三角地区间进行税收利益协调。但事实是：部分业务部门职能交叉，税源管理职责分散，区域间税收利益协作机制缺乏。
综上所述，利益是合作的纽带和粘合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各主体间的利益分割问题，必将极大地影响到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或地区进行区域内分工协作的积极性，影响各地区对待经济协作、产业分工、企业重组、资源有效配置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影响到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效果。
二、协调地区税收利益冲突的国际经验综述
按空间大小不同，目前经济协调发展较成熟的区域既发生在若干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前者如影响较大的欧盟一体化，后者如日本九州地区、德国北部和法国某些地区的一体化战略。当然，不同层次的合作所引发的税收利益冲突程度也不同，但从他们处理冲突的经验中或许能获得一些启示。
(一)区域外部税收政策环境宽松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植根于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尽管由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各国具体做法并不相同，但地方政府一般都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收权限，且这种税收管理权限由宪法或专门的法律所规制。
美国强调政府间财权关系的相对独立，在联邦政府掌握主要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州和地方政府仍拥有独立的税权。因此，联邦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联结各级预算的唯一纽带，各地税收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较宽松；在法国和日本，地方税收自主决策的外部环境则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部分的税收立法权。特别是日本，该国为防止地方随意征税，建立了由自治大臣所控制的“课税否决”制度，以确定地方是否具备地方法定外普通税的征收条件。即便如此，地方仍拥有若干地方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控制权，有权制定详细、具体的征收管理条例及细则。为了增强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日本由地方交付税、地方让与税和国库支出金制度组成的政策组合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约40％的中央财政收入拨给国家重点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
(二)区域内部税收利益协调
为提高区域内的整体竞争力，将恶性税收竞争限制在相对有序的范围，构建一套科学的税收利益协调管理机制，已成为区域合作成功的路径之一。
1 成立地位超然的税收协调管理组织。迄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体化税收协调典范。首先，欧盟成立了各成员国平等的欧洲联盟委员会，设立相应的常设机构，处理欧盟一体化的具体事宜：从1957年罗马协定签订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实现，最终消除了关税壁垒；1968年到1986年先后颁布了许多协调增值税的指令，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统一税基、统一税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986年至今，通过对所得税的协调，极大地消除了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最终形成了规范统一的欧盟共同市场(钟晓敏，2003)。
即使在欧盟内部，各国政府为了协调地区发展，也都设有专门跨省区的权威性组织管理机构，负责区域援助计划的制定、调整或修改及贯彻执行；定期召集有关部门和地方的会晤以沟通信息，对各方利益进行均衡。如英国专门设立了“苏格兰开发署”和“威尔士开发署”；法国设立了“国土整治和区域行动评议会”；德国从联邦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委员会；比利时为促进跨国企业更有效地筹集资金，成立了“税收协调中心”，该中心设立了特别税收奖励金，专为向全世界的子公司筹借资金所获得的利润缴税。可见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是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若缺乏权威的税收协调组织，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某一国家内特定地区的税收利益根本无法调和。
2 科学合理的税收协调管理机制。成立税收协调机构还只是第一步，如何通过机制创新解决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的税收利益矛盾才是关键。仍以欧盟为例，由于各国税收政策差异，起初各成员国的税收竞争非常激烈，从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围绕投资转移的矛盾和冲突可见一斑。因为荷兰不征预提税，而只需向税务局履行申报的义务，爱尔兰在欧盟区域内属于低所得税负的国家，于是过去向卢森堡间接投资的德国投资者，将投资逐步转向了荷兰，过去向本国投资的垄断联合企业的荷兰，又将投资转向比利时、爱尔兰等国。这样，欧盟各国间随即引发了以不正当税收竞争为核心的投资大战。为了对该行为予以限制，除了上述提到的关税协调、间接税协调和直接税协调以缩小各国税收制度差别外，1997年12月1日欧盟成员国通过了关于限制不正当税收竞争的行动纲领，并且为获取经济发展较落后国家的支持，每年拨款数十亿法郎予以特别援助。这样虽然各国不会轻易地放弃本国税收利益，但至少在规范区域恶性竞争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对个别地区尝试特别税收政策的做法，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换取其作出让步。
此外，法国和德国协调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税收矛盾的做法也相当新颖。里尔是法国北部一个大都市，大约由87个地区组成。1968年，依据政府法令成立里尔城市区域(CUDL)，为了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合作，该地率先成立了一个由各地区议会选出的区域委员会，担当里尔大都市区域的联合决策机构，确保一体化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这个决策机构在促进合作与吸引外资发展的重要措施即是税基分享。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各地区的恶性竞争，出台了针对地方政府在联合决策机制之外单独吸引外资的惩罚措施：如果哪个地方政府没有得到同意而自行开发工业小区，即违背了整体规划，则必须将从该小区所获得的税收总额的25％上交，相当于缴纳25％的合作税。换句话说，由这个委员会通过合作建立一个共享税来协调地区发展。德国鲁尔地区为了达到从重化工业过剩的旧地区向新的高科技区转型的要求，同样是通过统一税收奖励的办法实现整合的(张可云，2009)。
(三)税收协调政策的产业设定
无可否认，产业升级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综观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由最初单纯的区域性优惠逐步过渡到与产业政策、区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相结合。那么，面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税收利益冲突，税收协调措施并非简单的利益调和剂，而是积极主动地成为区域产业优势发挥的主动力。
20世纪50年代前期，日本九州地区发展成为以钢铁、煤炭、化工、造船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基地。但随着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发展战略的确立，产业政策的重心便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加工业，九州地区的经济由此开始衰退，到1969年该地区工业产值在日本工业中的比重已下降至2.2％。为了突破固有的产业结构，九州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制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利用区域内大量富余的廉价劳动力、良好的空气质量和水质，还有发达的航空运输设施优势，引进了对空气质量和水质要求较高、以生产和组装为主的集成电路(ic)工业，并制定了支持ic产业发展税收倾斜政策：研究开发费和科技发展支出，可选择作递延资产处理，也可选择即期全额扣除；或两者兼用；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研究的折旧资产，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5％抵免税额；已缴股本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的科技投入，其研究开发费支出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6％抵免税额，科学的发展规划使九州地区产业得以顺利转型，经济亦步入了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利用税收政策吸引外资方面，许多国家同样注重与本区域内产业的一致性。巴西、埃及、菲律宾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对地区已经发展起来或饱
和的投资，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政策，如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上给予优惠政策。这样，通过调节税收利益向市场“信号”，逐步形成以市场为依托的税收政策机制。
总之，区域共同发展不仅需要通过税收手段筹集更多有效的财政发展资金，更需要解决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引发的税收利益冲突，协调地区之间的税收关系，形成均衡的利益机制来消除无序竞争。
三、税收利益协调经验对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不是发生在国家主体间(不存在关税问题)，甚至也不是省级行政区域间，它是广东省特定地、市间的经济一体化，是以市场为轴心的经济整合。尽管存在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局限，但面对一体化进程中的税收利益冲突，我们仍可以从国外经验获得一些启示。
(一)积极争取、协调解决纵向税收利益冲突
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验表明，地方拥有特定税种立法权和管理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按照《纲要》对珠三角地区“科学发展，先行先试”要求，国家可考虑广东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地方政府运用地方税调控地方经济的能力，在不影响中央税收利益、总体上不违背税法的条件下，下放给珠三角适度的税收管理权限，使广东省能针对珠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和经济特点，通过省人大立法程序，自行决定开征、停征和调整某些地方税种，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以增强区域发展的财力。
如在营业税制度方面，适当考虑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规模较大的现实，暂停该区域实行出口劳务和出口设备重复课税的规定；对中小企业境外拓展给予国内税收减免优惠；赋予广东省政府在财政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确定企业所得税减税或者免税的权力；参照港澳地区现行的税负水平，在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上，对横琴岛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倾斜，构建更加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合作的税收机制，促进粤港澳的共同发展。。
(二)规范创新、完善税收利益冲突的横向协调机制
欧盟、法国和德国的经验表明，权威的税收协调组织和完善所谓协调机制在解决区域利益矛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加速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客观上需要成立一个更高一级的税收利益协作机构，如税收联盟委员会，其作用类似于税收协调中心，旨在处理在一体化过程中地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冲突、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税源流动，并对各市税收恶性竞争的实施处置，以发挥利益协调发展的功能。
其一，优惠政策措施方面的协调。为减少各地滥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所引发的冲突，需要在区域内部统一优惠政策和措施，消除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税收管理办法和政策，缩小城市间和地区间的税负差异，营造大体接近的税负水平。如参照深圳做法，将珠海和汕头两个特区内企业所得税过渡期税收优惠扩大到特区的全部行政辖区；将服务外包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广州、深圳扩大到整个珠三角地区，以促进珠三角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其二，税收利益分享方面的协调。可借鉴法国和德国合作税和税收奖励的办法，统一规划区域内优势产业，建立税收利益分享协调机制。如在地铁、轻轨等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转移园区建设上，实现跨区域项目税收征管对接；制定珠三角跨市经营税收征管协调办法；出台相关税收利益共享政策。另外，对区域内难以通过税收手段和政策协调的冲突，可通过财政补偿机制缓和利益矛盾(贾亚男等，2008)。
其三，征管行为方面的协调。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市场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了避免这一进程中发生在总、分支机构税收征缴方式、关联企业间利润与税收的转移，在进一步明确国地税机关税收征管范围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税收征管协调机制，整合区域内税收征管资源。
具体来看，税收管理需由本地化供给向区域式共享、部门封闭型向开放比较型的转变，区域内按照同一尺度、同一标准、同一行为规范税收征管，按照大体接近的标准处理税收征缴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减少税收征缴矛盾，实现税收征管一体化、税收稽查一体化、纳税服务一体化(见表2)。
(三)形成产业导向的税收激励制度体系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9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2005年达1304亿美元，比上年递增23.1％，中国与东盟互相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贸易合作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在投资、服务上，截至2005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近3万项，实际投入385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35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2亿美元，随着《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的执行，2006年加快了CaFta《投资协议》的谈判，特别中国政府新增50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区域经济合作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迅猛发展。根据南宁海关统计广西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额2004年首次超10亿美元，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达14.9亿美元，2006年1～7月为9.37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49.4％，其中进口4.19亿美元，增长1.1倍，出口5.18亿美元，增长22.2％。广西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迅猛发展。
所有这些投资、贸易、服务都涉及到税收这个核心利益关系问题，除关税解决贸易交往的利益问题外，投资、服务等经济合作都与各国的国内税收法规密切相关。如何根据、利用各国的税收环境、税收优惠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帮助企业的投资、贸易、服务趋利避害，增强竞争，成为目前各国政府、企业关心的重点问题。随着区域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对企业活动的利益、竞争、成功来说，税收因素更为突现。
建设国际税收研究平台与加强税收交流合作
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企业经贸往来急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特别为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企业提供完善的税收服务，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的支持下，广西国际税收研究会于2005年成立了。其宗旨是：开展中国―东盟国际税收研究，为各国政府税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各国税收资源，为企业的经贸往来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服务，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竞争的协调。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目标的重点是联系和组织中国税务界、财经界、教育学术界、企业界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国际税收动向及其发展趋势，各国税收政策、原则、制度、管理的国内税收环境，各国涉外税收政策、制度，国家间税收关系和区域性税收的竞争与协调进行研究、宣传和咨询，与东盟各国的税务、财经、企业专家进行税收信息交流，共同开展研究；为政府、企业、社会提供税收咨询和税收业务委托服务，最终建成研究、掌握中国―东盟税收问题最权威的中心资料库，成为最权威的税收咨询服务智库中心。沿着这一目标，2006年8～9月份，我们和广西地税局共同组织了广西地方税务系统的业务骨干分三个团对东盟十国的税务、财经、学术教育和企业界等部门进行了考察和交流，初步建立税收研究的联系交流渠道，开展了税收信息的交流合作。
开展中国―东盟国际税收比较研究与服务区域经济建设
国际税收和国内税收的区别篇10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两法统一税负公平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扣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税收优惠政策等都不同，外资企业实质上享有超国民待遇，而这种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吸引外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是近30年，中国经济无论在总量、规模上，还是在市场影响力方面，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双轨制”的弊端也越发显现出来。
一、“两法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
1、内资企业实力增强。内资企业经过数十年的磨砺在实力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和民族创新品牌不断涌现,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已经具有了内涵型发展道路的潜力。
2、内外资融合度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民营和外资等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共同发展，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相互参股、控股情况十分普遍，企业组织形式向多元混合方向发展，内、外资的融合度大大提高。
3、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国内市场对外资将进一步开放，内资准入限制较以前将大大减少，内资企业也将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税收上更恰当的同国际惯例接轨是必然的要求。
4、税收优惠不是外商是否来投资的惟一考虑。社会稳定局面、经济发展速度、对外开放程度、综合投资环境、市场容量以及劳动力成本等诸多方面都是外商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政治形势稳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企业投资和发展环境日臻完善，这将确保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上的吸引力不会因“两法统一”而受到大的冲击。
5、国家财力增强。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使得政府对于此次具有短期减收效应的两税合并改革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先期进行的增值税改革与所得税改革联动，对于企业的税负也正好形成“一增一减”的缓冲效应。
6、顺应国际税政趋势。近年来国际税制改革也十分频繁，绝大多数国家企业所得税改革税趋势是实施宽税基、低税率，许多新的税收政策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增加或者调整。这也营造了在税收制度辅助推动企业经营环境国际趋同的改革氛围。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革亮点
1、引入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划分。税收管辖权是一国政府在征税方面的，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新税法采用了规范的“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就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承担有限纳税义务，一般只就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纳税。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税法采用了“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对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作了明确界定。
2、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统一为25%。在现行内资税法、外资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其中日本税率为39.5%，美国税率为39.3%，德国为38.9%。从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来看，其平均税率为26.7%，新税法将基本税率统一为25%，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不至于对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势头产生根本性动摇。另针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特定所得有20%照顾税率。
3、收入分类重新梳理。首先对企业的收入总额做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处理，如将原来在其他收入中反映的接受捐赠收入单独列为了一类。其次进行了“免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的区分，对其具体范围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揭示了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等免税收入属于税收优惠范畴的实质。
4、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大幅度提高。规定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在其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而之前外资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内资企业一般只能扣除3%。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逐渐显露。通过立法、政策引导，使集中在部分人手中的较多资金，在流向投资和消费的同时，也能够流向更需要的群体和阶层，这也是成熟的国家税收机制应当发挥的作用。
5、税收优惠大“变脸”。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区域优惠为主转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社会进步的新格局。
（1）高新技术相关优惠突出。一是凡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不论所在地区，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加计扣除；三是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2）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受鼓励。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十四条还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3）小型微利企业有照顾。近年来小型微利企业逐渐成长为我国市场经济中颇具活力部分，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技术创新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市场良性竞争、也抑制了垄断。鉴于此新税法规定小型微利企业享受20%照顾税率。新税法此举是对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指导方针的体现。
（4）新增与保留有侧重。保留了对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保留了对技术转让所得的税收优惠政策、保留了对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保留了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的政策、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等。新增了对创业投资机构、非营利公益组织等机构的优惠政策等。
6、过渡期政策给于外资企业整理与迎接挑战的缓冲空间。一是针对享受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给出了5年逐步过渡期；二是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又区别了两种情形：已开始计期的继续未完享受、尚未享受的则从2008年起计期；三是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定地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定政策的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优惠。
7、反避税高调推出。新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防止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资本弱化等手段避税而做的具体阐述和规定。明确了转让定价的核心原则，即“独立交易原则”；明确了企业及相关方提供资料的义务、增列了“成本分摊协议”条款，把反避税的范围明确扩大到内资企业，强度也较以前更大。
三、“两法统一”的积极作用预期
透过新税法变革的主要方面，此次以两法统一为主旨的新所得税及配套实施规定的相继出台将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建设中的多个层面起到相当积极作用。
1、有利于自主创新、推动扩大内需等战略的实现，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内部推动力的挖掘提供支持。一是统一企业所得税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将有明显降低，税后利润的增加一方面将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研究开发的资金贮备，提高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二是企业的投资能力将会提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企业员工工资的增加，从而形成更多的国内消费需求。三是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统一后，内资企业将不再有客观条件上的借口，促使其苦练“内功”从管理效率上寻求解决之道。无疑这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2、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合理配置、开发利用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引进外资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效用。一是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后，区域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淡化这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外资向几个税收优惠区域集中投放的现象，进而带动其他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二是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等产业发展的行业优惠政策更加突出，这将有利于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也对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三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的门槛得到抬高，加之以中国市场产生的巨大凝聚效应，将淘汰掉那些竞争力差、市场替代性强的外资企业；同时外资企业税赋优势将逐步丧失，为了确保其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的利益势必将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促使外资企业更多地投资于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部分外资将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后方加工厂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外溢”而获益的机会是无疑是可以确定的。
3、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新问题是在国际收支中顺差偏大，两法统一后，随着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逐步小幅的提高，将有可能对出口高增长幅度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减少顺差的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有利于税制完善和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的漏洞。在内外资两套所得税情况下，为了获得税收优惠政策，一些国内企业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计采取了“出口转内销”等办法，成立不少假外资企业，造成了税收的流失。统一企业所得税后，成立假外资企业来避税的诱惑将相当程度上得以消除。并且对税收机关的工作组织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税务机关目前的内部机构是按照两套税制来设置的，都有一个涉外分局或是专门人员负责涉外税务。两法统一后，税务机关内部的结构设置要重新进行调整、信息管理系统重新整合、真假外资核定重新认定等一系列工作都将紧锣密鼓的开展，这无疑将促成我国我国税收征管的改革与完善。
总之，将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制定统一、规范的企业所得税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式要求的一项创新，是中国经济法律制度走向成熟、规范的标志性工作之一；尽管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系还需不断完善，但其在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以及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作用是可以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