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1
(一)单一的研究思路
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许多心理学研究，从选题开始，就是以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为目标的。在经验主义影响下，实证主义更25注重用精确、客观的话语方式描述现象，因此多数心理学问题在研究伊始，就已经想好了所要运用的测量工具，对研究对象，以及实施过程做了详细周密的规划，并对预期结果进行大胆的猜想。在研究过程中，更是直接采用既定的量表，搜集所需的数据，加以统计学的运算，最终得到一个或一组数值，用这一数值来描述一件或一类事件发生的趋势或概率。在这一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然而，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心理学所针对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人的多样性在这种量化的调查取证中完全无法体现，由此对于研究结果的描述也只是表面的、粗浅的大概，最终提出的干预方式也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针对性不强。因此，用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指导心理学研究，在研究初期就忽视了人的多样性，使得研究结果在解决问题时失去了实用价值。
(二)物化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心理学研究总是忽略现实生活中的个别事实，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做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并且有意无意地将研究对象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从更细致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受实证主义影响，许多心理学研究希望透过观察和感觉经验，去了解每个主体身处的客观环境，并将这样的现象做个案研究，由一个人，推及一群人，由一群人推及一类人。在任何一门学科中仅仅凭借感觉和经验做研究是经不起推敲的，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学说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心理学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整合时，恰恰忽略了人的本质的多样性，将人按照客观存在的条件分为几类，或者将人的生命整体割裂为毫不相干的几块。生命应该是时间上一个永不间歇的自发流转，是一种“绵延”的意识流。这种机械的分割破坏了生命完整性，将主体生命的每一个时期看做是互不干涉的几个不同阶段，从而忽视了早期生活经验对于主体后期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得出的结论也仅仅是数据和数值的文字性描述，并不能详实可靠地说明问题。
(三)僵化的研究方法
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多数心理学研究默许这样一个事实———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相比多数社会科学学科所做的文献研究和思辨研究，许多心理学研究更偏爱通过系统方法(如调查问卷)而获取证据，或通过“受控”的观察来搜集第一手资料。常见的心理学研究喜欢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发放既定量表(这些量表是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量表上的内容不能随意更改)，用统一的指导语将研究内容强加给被试。当研究人员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时，自然而然地将被试搁置在一个被动地位，即使这是一个关乎自己的研究，作为被试也丝毫没有权利对研究作出任何评价或提出任何建议。这种生硬的研究方式忽视了被试的主体性，使生命失去了“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的可能性，往往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被试身处这样一个受控环境中，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调查。这种丧失主体自由的心情可想而知，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由此观之，这种实证主义研究观被人诟病，其一在于未认识到心理活动的生动性，从而将心理现象作为一种僵化的客体去研究;其二在于未认识到心理活动中人的特性，从而将人置于客体行列，并用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来分析人的种种心理活动。
二、生命哲学指导下的心理学研究新理念
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产生的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发端于叔本华和尼采，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德国的狄尔泰、齐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尽管这些生命哲学家在理论上各有主张，但他们之间很多关于“生命”的论述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将关注的主题由自然物质世界转向了人自身，转向了人的生命，以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人的生活;他们反对把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还原为物质或精神存在，更反对把它们的特性简单归结为物理特性，而认为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具有活力、或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生命存在。哲学所应探索的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由此出发，他们强调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生命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换句话说，生命哲学就是把生命看做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他们虽然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经验和理性的超越，但是又并不完全否认经验和理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一些非理性的倾向。
(一)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研究目的
生命哲学首先提倡尊重主体的生命，也就是允许主体产生属于自己的心灵冲动，保留自己的生存体验。因此，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就要将这种宽容的心态贯穿始终。20世纪末，我国教育界提出了素质教育理念，认为我国教育应该是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又何尝不是如此，保有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提倡个性的多样化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允许和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尤其是心灵上的自由发展。首先，在课题选定上应该尊重现实生活中的个别事实。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一个时期，甚至时间点的思维意志都不相同;即使是面对相同的事物时，不同的人所做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如果仅是从把握那些可以当做个案来研究的现象出发，就免不了落入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形式主义。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种体验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此心理学研究应该适当放弃其个案研究的思维方式，将更多的视角转移到生命的个性意义上来。其次，心理学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对既成事实的干预或问题的解决上。现象作为已然存在客观现实，其存在必是合乎理性的，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更加侧重于问题的解决。人作为一切生产关系中的主体，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不应该脱离人的发展。现象的展示和事实的陈述其目的是提醒大家更好注意，由此通过积极方法去解决问题，提升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心理研究角度促进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将情感的付出融入研究过程
心理学研究的过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互，研究人员应该对研究过程投入情感，真诚对待研究被试，才能收到理想的科研效果。每一个人都有着对亲密和真诚的人际关系的渴求，只有在这种关系中真实的情绪和情感才能自发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充满信任和理解的气氛中，心理研究才可能消除隔阂，将抵触情绪降到最低，获得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即使是一些性格怪癖、固执、武断的人，也会变得通情达理;一些神经过敏、好冲动的人，也会变得精神放松，更可能对研究人员敞开自己的心怀。当今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研究中，提倡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相对于量化而言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人员参与到自然情境之中，充分地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而不是在人工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这种研究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实际互动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在调研过程中，研究人员与被试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建立起亲密交流的朋友关系，使得双方更容易处在一种心理自由和安全的条件下。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对被试人做调查研究之前，首先要做一种情感的投入———做被试人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消除他们防御戒备心理，使僵化的“索取—获得”关系消失，从而鼓励被试人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研究人员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只有在这样的研究场域中，被试人才会感到精神振奋，更乐于表达、倾听、分享新的思想。从而使心理学研究更加人本化，真正走进人的思想和心灵。
(三)构建研究的主体间性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2
一、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高校生物标本馆既支持了生物学教学、研究，又辅助了大学生德育，对生物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具体分析来看，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生物学科提供了教学支持。
生物标本真实反映了生物的形态、构造等，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物信息，将其作为一种教学教具应用到生物学科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充分地了解并掌握生物学知识，为生物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某种意义上来讲，生物学是一门概念性很强的学科，单凭教师的语言描述很难让学生产生具体的印象，不利于学生对生物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而高校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使用则有效解决了生物教学的这一难题。例如，在对学生进行植物教学时，教师可以到学校的生物标本馆借取一些教学需要的生物标本，结合讲授的内容进行标本展示，从而让学生直观感受植物的形态构造，让他们深刻理解并掌握所学知识。除此之外，生物实物展示还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让学生主动发现各植物标本的不同和特性，使学生快速掌握植物标本所蕴含的生物信息，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高校生物标本馆为生物学科提供了一定的教学支持，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快速、充分掌握所学知识。
(二)丰富了生物学科的研究内容。
大多数高校生物标本馆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建设而成的，其中储藏着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这就为我们研究生物的自然历史和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众所周知，在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有多种多样的生物，这是我们保护气候、水源、土壤等生存要素的基础，维系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无疑是重大的。据科学研究数据显示，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越繁多，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它所发挥的创造力也就越大。每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去保护它、研究它，以使其在自然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就是实证，他为人类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价值。高校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物标本的多样性，它不仅仅为生物学科教学提供了支持，还为我们研究生物学提供了永久的、直观的参考，所以，高校生物标本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是重大的。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同时还是科研的圣地，更应该加强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管理。
(三)对学生具有积极的德育意义。
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导致很多稀奇的物种逐渐走向灭亡。高校生物标本馆为学生了解生物变化、物种种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让学生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唤起自身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传统生物教学课堂上并未或很少涉及到思想教育，对学生的教育也仅局限于理论层次，即使讲述了很多内容但尚未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使用则改善了这一现状。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到馆进行学习，结合生物物种的变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栩栩如生的生物标本激发学生保护生物的欲望以及努力学习本门学科的兴趣，让他们懂得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善待大自然并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另外，还可以将生物标本馆视作生物教学第二课堂，组织学生进行标本制作，如此既满足了生物教学的需求，又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现代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团队协作精神是课堂教学所不能给予的。由此看来，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生具有积极的德育效益，亦是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高校生物标本馆的管理建议
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作用的发挥不是单靠其自身就能实现的，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因此，高校生物标本馆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提出了以下两种高校生物标本馆管理建议，以供参考。
(一)做好日常管护工作。
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意义的实现有赖于日常良好的管理。为了保证生物标本的多样性与完整性，高校应该做好日常管护工作，及时更新日常管护信息，以合理调配资源，发挥出生物标本馆在学科建设上应有的效益。在高校生物标本馆标本的陈列上要注意遵照一定的次序，将生物标本进行分类，一来方便管理，二来便于学生参观。做好生物标本借用登记工作，详细记录借用信息，规范标本借用流程，要求借用人员按时返还，这样支持生物学科教学的同时还要保证生物标本的日后观赏和使用。在生物标本馆内禁止学生私自进行触碰，以防止因学生不小心而造成生物标本损坏。除此之外，高校应该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生物标本馆的日常管护工作，要求他们定时定期对管内设施进行卫生清扫，通风换气，注意保持标本馆的温度和湿度，尽量减少害虫的损害。每次在学生参观学习完之后，对全馆进行消毒，以免细菌等给标本带来损坏。生物标本馆的管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引起工作人员足够的重视，生物标本馆管护人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所学，协助高校制定详细的管护制度，以使高校生物标本馆管护逐渐科学化、规范化。
(二)实行开放式管理。
高校生物标本馆实行开放式管理，为教师的教学和实验课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更轻松、快速地掌握所学知识，还为高校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平台，给高校人才培养增添了助力。除此之外，因为高校生物标本馆同时具备德育功能和科研功能，所以高校生物标本馆还应对社会进行开放，以将其功能最大化。高校可利用现代媒体广为宣传生物标本馆，让社会大众了解生物标本馆的内容、功能、开放时间等，并组织相关专业的教师或学生到馆内进行讲解，普及大众生物学知识，让大众知悉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以提高他们保护自然环境以及野生动物的意识，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如此，高校通过生物标本馆的开放式管理不仅发挥并扩大了自身的教育功能，实现了对学生、社会大众的教育，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还提升了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实效，培养了学生一定的实践能力，实现了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三、结语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3
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刘华杰教授早先研究非线性动力学哲学，后来转向关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传播，而现在精力几乎全用在了博物学上，特别提出博物学编史纲领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亲身实践，2012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系统阐述博物学的书籍《博物人生》。不算之前《好的归博物》那本关于博物学文集，这是几十年来国内第一本关于博物学的书籍。
本书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博物学的意义的反思，第二部分是具体的中西博物学文化史研究。第一章是关于博物学的理论思考，涉及博物学的方方面面：博物学的概念、在科学史中研究科学之博物学传统的意义、中西博物学的比较和差异、博物学的认识论意义、博物学和人类未来。几乎所有关于博物学的深度思考都在第一章。之后的几章可视为第二部分。第二章介绍了西方历史上代表性的博物学家。第三章是中国古代博物学初探：以诗经为例。第四章接着讲中国：以民国时期的博物学杂志为例，思考在中西文明碰撞的时代，博物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第五章探讨博物学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尤其强调博物学民间组织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最后一章是博物学实践随笔。书中对于中国博物学涉及更多，既讨论了中国古代博物学和中国近代博物学，还对在当前中国建立博物学组织的意义和可能性做了深入的思考。
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的博物学，只有博物君子、“博学志”这些词语，也许这不是过错，而是有内在理路的。“学”这个字一般译自—logy这个词尾，总有些静观和知行分裂的意味，事实上naturalhistory本来就没有那个词尾，什么都学问化是西学东渐时期引进西方分科之学的结果。naturalhistory在西方更多是业余爱好者和绅士的日常生活之物，博物学和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是很近的，但这样的一种接纳博物学的社会需要长时间培养，不是短时间可以速成的。而博物在古代中国更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一门实践性的学问。博物君子总是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一个动态循环中向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敞开自己。
本书第二章中一共介绍了9个博物学家，展示了几乎9种不同的博物学。虽然，大而化之，可以说西方博物学经历了从描述、分类的博物学到进化论改造过的博物学的发展历程，但这样说似乎过于简化了，反而丧失了博物学追求细节的精神。能否把博物学作为每一位博物学家的博物学来看待呢？或者说把博物学家看做和文学家、哲学家更为相近呢？这样，也许我们更容易欣赏到每一位博物学家独特的气质，进而欣赏到他们代表的不同的文化风貌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学家的个案研究，或者说科学史的传记研究方法在博物学史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和数理科学家相比，博物学的个性更为充分些，传记研究方法因此更有用武之地。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4
关键词：微博问政；总体性；物化；群体利益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9-03
当前，微博问政的相关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微博问政的产生原因、存在状态及价值，进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探究范围。就微博问政研究的本身进行归纳、总结和评判，对学术研究活动与成果给予肯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微博问政学术研究深入发展。分析当前有关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微博问政还需深化对下述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微博问政进行客观把握。
科学地正确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微博问政的社会现实、总体属性与发展方向的前提。这里所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2）总体性的观点；（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1]。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给予我们：全面把握微博问政的内核与客观性的思考维度。
在对待微博问政的问题上，我们要致力于在社会现实中把握其产生的根源，不光要从科学技术的层面找原因，还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找根源；不但要从政治制度方面找根据，而且要从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方面找依据；不光要从民众述求找起因，还要从利益诉求找源头。在透析关于微博问政的种种社会现实（微博问政的种种事件、相关媒体报道、政务微博、政客微博、明星微博等）之后，应该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微博问政是一个技术与人的需要（不仅仅是政治需求）相结合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技术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能力的延伸和对人的需求的扩大与满足。微博的产生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它是微博问政诞生的技术基础，或可称为技术载体。技术发展的的确确带来微博问政的产生，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同样我们不光面临的是技术发展的社会现实，还要考虑公民的政治述求、利益述求等，以及掩藏在此之下所有的抽象的社会现实。微博问政产生原因、存在状态发展趋势只能放在多数的历史现实之中。社会的现实就是人的现实，一切现实的、毫无归纳总结的现实，都不应该成为微博问政的出现根源。而一切脱离了社会现实人的需要的理论归纳都将失去生命力。
“微博问政”的内涵界定包含着一个思维原则的问题。当前的相关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一个统摄性的理论界定的。多数学者只是把微博问政的某些表象或某个属性看作是微博问政的根本属性，缺乏对微博问政的内核的总体性把握。“当总体性的观点同社会现实的观点重合起来时，它便再度表现为同主观思想的批判的脱离。那种同样是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以“事实”――孤立的、个别的事实――的名义，拒斥总体性本身（就像它们曾经以这样的名义拒斥社会现实一样），把它看成是虚假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构造物”，或至少是否定总体对于部分亦即现实对于事实――的优先权或统摄权。”[1]我们是要对这种态势持有忧患意识的。在没有“总体性”意识的学术研究中，对一事物的认知是难以达成共识的。固然我们允许学术争鸣，但是学术共识也相当重要。关于微博问政的界定，从不同的学科来界定，便会产生不同的定义。在一定的“总体性”的原则上进行拓展研究是可行的，亦是必要的。不仅要对微博问政进行总体性的研究，也要在学术研究上，力求一定的“总体性”。
“没有历史的客观性，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就这个根本之点而言，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意味着：在批判地瓦解立足于自身的思想的同时，去积极地把握和阐明历史运动的全部客观性[2]。”我们要以历史科学所具有的品质去评鉴微博问政，就必须把微博问政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结合这个历史时期所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用发展的、批判性的、扬弃的眼光来看待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还原微博问政的本来面目（本质），坚定认识这一存在的“客观性”。坚持微博问政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从大量的社会现实之中，达成对其“总体性”的认识。借鉴于此，学术研究不能是标新立异，百家争鸣，却无共识。
二、微博问政研究中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结合
微博问政学术研究应当重视宏观叙事方法的引入。“在社会现实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语境中，如果不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那么，这一社会理论就很难同今天的社会现实建立起真实的关系[3]。”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微博问政是必然的，亦是科学的。我们在关于微博问政的学术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走入到了一条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的道路上了。我们不光要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还要在这一过程中锻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微观入手去分解、解构一事物，以具体生动的形式、部分去描述一事物的总体、整体形象。以此来看，我国学者在对“微博问政”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上业已取得积极成果。但我们在加以分析的基础上，纵观这些理论成果，百花齐放，却“孤芳自赏”，没有学术讨论与论争的焦点。
学术争鸣才能让学术研究繁荣昌盛。过多的对于“微博问政”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会阻滞微博问政在学术研究上形成总体性的认识。宏观解读或宏观叙事应当引入对微博问政的研究分析中。既尊重客观的、具体的微博问政的个体事件，又能够整体、全面地把握微博问政的总体属性，既分析又综合，由部分上升到整体。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把微观解读或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或宏观解读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有对话平台，各家学术思想才能产生共鸣。
针对上述问题，微博问政的相关学术研究要认真对待三个趋势：（1）过分追求研究内容的排他性。研究内容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他人的观点和思想，另辟蹊径，一味地追求新意，却偏离了研究领域。（2）引入其他学科加以研究微博问政，使微博问政的学术研究内容无限扩大，学术研究的点或分支不断增多，却忽略了对微博问政本质总体的把握。（3）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各种学术观点林立，却未能达成共识，导致对微博问政的学术研究终无定论。
三、微博问政背后的物化批判
微博是技术性的物的客观存在，微博问政自身包含着物化。“这里所说的物化不是人在实践中把自己的思维对象化，而是指这样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和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获得了一种物的特性，而人的意识也受到了这种物化状况的制约，也把人和社会作为一种物的现象来理解[4]。”微博问政研究应当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固然，已有少数学者已经如此做了，但深度不够。微博问政是如何涉及到意识形态安全的呢？第一，微博问政带有潜在的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社会不同的声音，甚至与主流价值观不和谐的声音，都可以跃然于微博之上，谣言的影响力也被微博推波助澜。而微博问政自从出现以来就固有这些缺陷。这些缺陷却反过来制约着人们对于微博思想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判。第二，微博问政需要培育公众的自律、道德和公民意识。微博问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自其出现，作为微博问政的参与者就对其注入了一定的思想、价值、意识色彩的成分。微博问政根本上代表利益诉求，但是其总是体现着一定个体、群体的社会意识、精神需要。第三，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化意识客观存在着。马克思与卢卡奇都是在批判物化意识的基础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即使卢卡奇未能区分清楚物化和异化，但是他由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推导出阶级意识乃至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却有相通之处。我们仍然生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抛弃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谈――可搁置的理论争辩――市场经济之中就满是物化，还在并影响着公众的判断力和鉴别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微博问政存在反映出公民的不良述求的可能性。微博的传播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夸大公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敌对情绪。第四，微博问政作为一种开放的政治参与与舆论传播力量，使极端力量和西方颠覆力量乘机而入，宣传极端思想和腐朽思想，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威胁。
四、关注微博问政相关范畴内的群体利益研究
“微博问政”背后涉及众多群体。“微博问政”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微博问政在政治学角度上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政治权利的述求和对权力的监督”，在伦理学角度上来讲“人们对于自身存在的权益的思想道德的情操约束的体现”从传播学角度来讲“微博问政是人通过传媒传播达到引起社会关注自身利益诉求的行为”等。微博问政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体现着参与主体的价值倾向和利益判断。
微博问政本身就处在众多社会关系交织的网络上，其存在和产生的影响会波及到社会诸多方面。而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只有在触及到人们最关心的利益时，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微博问政往往代表群体利益诉求。在社会运行中，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维护，因此个体组成群体，群体利益诉求掩盖个人利益诉求。矛盾客观、普遍存在。个体利益的冲突或矛盾被群体利益冲突或矛盾掩盖。矛盾需要解决，方式便是协调。“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解决利益矛盾中推进社会的发展。一般意义上而言，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是指社会管理者在社会宏观上对群体利益分化格局所进行的有利于社会健康运行的调整，群体利益协调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本质要求[5]。”微博问政作为群体利益诉求的显示器，为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提供参考。
微博问政彰显群体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并不是自身主动呈现的，它需要经过收集、整理、分析、综合的过程，才能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微博问政的学术研究要通过对微博问政的表象的研究深刻分析、科学把握其背后的各种群体利益诉求，正确处理和协调群体利益。中国的群体利益协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群体利益结构的设计、构建、运行、评估、改进是核心。在现实社会中，要防止片段思维、线性思维、静态思维、封闭思维模式的存在，制约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协调的实效性，坚持整体、非线性、动态、开放的系统思维。由此，我们在研究微博问政的时候，要整体、非线性、动态、开放的系统思维，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要通过收集有关材料，整理分析材料，抽象综合，透过事物的现象看事物的本质。把握微博问政反映现实利益需求的特点，透视社会阶层分化，研究利益协调机制及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1〕〔2〕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3〕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5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围绕这些问题在开展调查。近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李义明研究员与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徐峰博士等人通过相关研究，揭开了谜底。日前，这一研究的相关在国际期刊《动物生态学杂志》上。
《北京科技报》：为何要研究岛屿动物？
李义明：岛屿上的动物体形常向巨型化或侏儒化方向进化。通常认为，岛屿捕食压力、种间竞争压力、食物资源等变化和迁移选择能影响个体大小的进化。然而，这些因素对个体大小影响的相对贡献却一直不清楚。
这次我们做研究，主要是想验证岛屿动物的身体大小是否真的与陆地上的同类有差异，并找到影响身体大小的真正原因。于是我们就从研究舟山群岛的泽蛙入手，泽蛙属于两栖类动物，它在我们的研究地点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这比较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
《北京科技报》：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李义明：这项研究从2005年开始，直到去年才结束。我们的工作分为野外采集和室内研究。每年野外工作一般从4月到8月，我们在每个岛屿上至少采集80只泽蛙，为了避免重复，每次都会对样本进行标记，并且尽量避免在一个地点重复采样。我们一共调查了20个面积大小不一的岛屿，测量泽蛙身体大小的变化趋势，然后与两个大陆地点的泽蛙进行对比。
《北京科技报》：研究结果是什么？
李义明：结果显示，岛屿泽蛙身体显著变大，并且岛屿面积越小，这种现象就越明显。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得出了相关结论：以泽蛙为代表的两栖类动物在岛屿上身体的确有变大的趋势。并且我们通过综合分析前人提出的4种因素，得出岛屿泽蛙巨型化的主要原因是其天敌种类减少，捕食压力降低所致。
泽蛙常见的天敌有鸟类、小型的兽类以及蛇等。其中，数量较多的天敌是白鹭和蛇等。不过，究竟是哪种天敌消失直接导致了这种现象，还尚不清楚。接下来，我们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天敌是通过何种方式的作用导致岛屿泽蛙巨型化的研究课题上。
《北京科技报》：岛屿上的动物体形变化是否有规律性？
李义明：一般来说，啮齿动物的进化趋势是变大，而一些偶蹄动物(如鹿等)则出现了矮化现象。也就是说，岛屿上的哺乳动物中，大型动物有变小的趋势，小型动物则有变大的趋势。生物学家将福斯特的这种概括性结论称为“岛屿规则”。这个现象最早是在哺乳动物中发现的，后来陆续在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身上也找到了。
《北京科技报》：这项研究有哪些意义？
李义明：如今，在大陆上生活的很多动物，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其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和栖息地丧失，使其栖息地破碎化，形成孤立的岛屿。而我们通过研究岛屿动物如何适应岛屿环境，对今后保护大陆上一些栖息地被岛屿化的珍稀濒危动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进化论；文学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教育教学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人兽》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教育教学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教育教学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达尔文主义总是选择通过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或记号语言学的理念来研究文学，以自然法则为最高指导原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理论基石去解读文学作品，将文本中的人类一切行为内在动因归结为三点：后代的繁衍、资源的获取、竞争与合作。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7
关键词：动物词喻义；喻义缺失；共有喻义；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168-02
从2000年到2007年，我们所找到的关于“英汉语动物词”题目的文章一共59篇，其中包括3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说这个课题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其展开研究，但是角度仍显单一。根据leech的说法“概念意义或者认知意义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动物词的概念意义。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2007）对英汉语动植物词语语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阐释。还有，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2006）在研究英语习语中也分析了动物词的意义及其使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以往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研究内容忽视词语的概念意义；第二，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第三，调查举证不充分。基于上述研究状况，本文试图运用对比的方法，对英汉动物词喻义进行研究，期望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规律来进一步解释英汉词语义共性和差异存在原因。
一、英汉语言中动物词喻义例证解析
（一）汉语中喻义缺失的英语动物词
经过统计和整理之后，在英语里找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动物词汇，其喻义只存在于英语文化中，在汉语中产生了喻义缺失现象。
（1）lion（狮子）比喻“勇敢的人，凶悍的人；查理一世，英国国王（因为他勇敢而被称为‘狮子胆’）；在犹太民族文化中它是部落的标志；狮子还是英国的国徽；名胜（来源旧语，到伦敦的人必定被带去参观伦敦塔的狮子）。”
（2）Cat（猫）比喻“心底恶毒的女人，爱说话的女人（与中世纪的迷信有关：撒旦的宠物是只黑猫。）”；还有表示胆小鬼的人。
（3）Goat（山羊），山羊向来被认为是与罪恶和魔鬼有关，更有意思的是sheep绵羊这个词在英语中却有褒义，sheepandgoats，善人与恶人（来自《圣经》）；还有separatethesheepfromthegoats把好(人)和坏(人)区分。
（4）beaver（海狸）勤奋,孜孜不倦的喻义，例如likeabeaver表示“极勤奋,孜孜不倦；拼命工作的人”；（俚）蓄大胡子的人。
（5）oyster（牡蛎）经常用来形容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守口如瓶的人；在英语习惯用语中还有：ascloseasanoyster嘴很紧；(as)dumbasanoyster；沉默不语；守口如瓶。此外，lobster（龙虾）常是英国兵；笨人，傻子；容易受骗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例子还有：raw（unboiled）lobster[谑]“没有煮过的龙虾”（指英国警察，因为他们的蓝制服有如活的龙虾）。这些动物词汇的喻义只存在于英语之中，这源于英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
（二）英语中喻义缺失的汉语动物词
同样道理在汉语中也有英语所没有的动物词汇的喻义。例如：苍鹰（goshawk）在古汉语中比喻酷吏。鸿雁（Chinesewildgoose）经常表示兄弟之情。鸳鸯（mandarinduck），这个具有汉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是英语所没有的，汉民族的人民用它来比喻恩爱夫妻；而另一种鸟，黄雀(siskin)却含有贬义，即“得志的小人，闲散的人”。蚂蚁(ant)比喻那些房地产买卖中的中介人或者卑微的人，现在也指代“草根一族”。这些动物词汇的喻义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并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更是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特征的体现。
（三）英汉语共有喻义的动物词比较
经过比较和研究，英语动物词喻义多数表示具体意义或者指代人；汉语有的是具体意义，也有抽象意义。这些差异源于两个民族的不同认知角度。汉民族在其文化中还将很多动物作为生肖，所谓的十二生肖，这些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也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
1.狗（dog）
狗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狗的喻义接近,甚至是一致的。狗在英语中有“男人，小伙子，家伙；禽兽般的人，卑鄙的人；瘪脚货；滞销货；无用之辈，地位低下的人；不受欢迎的人。而汉语中，狗的意义包含有贬义，如：狗汉奸；狗腿子；狗爪牙；狗才（狗材――骂人的话）；狗东西；谄媚，奉承；坏人；十二生肖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在对狗的贬义上英汉民族是有一致性的，而且英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英语多为狗的具体特征所衍生出来的喻义。汉语多为表概念喻义，更抽象。当然英汉文化中对狗的肯定也有，如汉语的狗象征着忠诚，总被认为是忠臣，还有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狗能够与人类和谐共处，帮助人们看家护院称为人类的好助手，因此得了不少赞誉。在西方文明中，狗被认为是人类的朋友，在家庭中，狗是其中的一员，受到和其他成员同等的待遇。
2.狼（wolf）
英语中狼用来比喻“残忍的、心狠的人；贪婪的人；色狼、色鬼；起腐蚀作用的事物；饥饿、贫穷。在汉语中表示“凶狠喻凶恶残暴的人、狂妄欲望和狠毒用心；姓名；姓氏。另外它还经常与其他动物组合成词，如：虎狼（比喻凶恶残暴的人）；狼心狗行（比喻心肠狠毒贪婪，行为卑鄙）；狼奔兔脱（形容仓皇逃窜）；狼狈周章（仓皇惊恐）。英汉民族对狼的本性认识相同。但是英语中多为具体意义，而汉语多为表示概念或者作为姓名和姓常常同其他词汇连合成词来突显其本质特性，这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特性。
3.狐狸（fox）
在英语中代表“狡猾的人，诡计多端的人；时髦女郎；美男子”。在汉语中它是“坏人，小人；行为肆无忌惮的人”的代名词。从以上看来，英汉民族对狐的比喻认知是一致，都含有“坏”的喻义。汉语表示概念没英语中的全部指具体的人，而且英语中包括男女，汉语中往往用在女性上。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聊斋志异》中“狐”被视为妖精狐媚的化身，具有讽刺意义，还有平时那些行为不端的女子也被称为“狐狸精”。
4.鲸（whale）
英语中鲸（whale）表示“巨大的人或者物”。汉语中它是“大，巨大”的意思。同样我们看到英汉民族的对其特征认识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喻义的引申的结果却不同，英语从具体到具体，即物到物；而汉语从具体到抽象概念。
5.鹰（eagle）
在英语中，鹰（eagle），是“勇敢，不朽”的象征。古罗马人，对它很崇拜，称它为天神朱庇特之鸟，并且绣在军旗上，以示伟大庄严和勇敢无敌。在英汉语中，eagle和雕的意义相距甚远。原因是英语eagle的喻义在汉语发生缺失现象，所以不存在联系。汉语雕的喻义与其特征和汉民族对其仰慕而好奇的认知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6.鼠（Rat）
英语“獐头鼠目的人，卑鄙的人”可以用rat（鼠）来形容；汉语中鼠有“忧愤；微不足道；卑鄙；鼠病的意义。英汉民族对鼠的看法都是贬义词，即鄙视，因为其偷盗行为。我们找不到褒义喻义。
7.龙（dragon）
龙的形象在东西方社会很不一样。在神州大地上，龙是智慧、勇敢、尊贵、吉祥的象征。龙的形象融合了云雾、雷电、虹霓，还有蜥蜴、蟒蛇、野牛、海流和龙卷风。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牛，爪似鹰，鳞似鱼，腹似蜃。其中暗含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反映了“和合”文化，如天云汇聚，百川入海，氏族群处，自觉不自觉的采用种种办法和身外异己力量相互沟通，交融互渗，以求“和合”。在西方，龙是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怪物，但是，近几年来，龙的形象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爱精灵的形象。
二、影响英汉动物词喻义异同的因素分析
（一）喻义共性分析
概念或者说喻义的产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人类通过实践将感性材料加工成定义，这样就产生了概念。英汉民族在对动物词认知语义上的共性反映了在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自然语言的共同特点，这里包括对动物词语的定义和象征意义的设定。从而可以揭示出英汉动物词语语义共性实际上最终源于人类认知行为的共性。
（二）喻义差异分析
英汉动物词喻义同少异多，其原因较为复杂，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英语的动物喻词比例远远高于汉语动物喻词。主要原因：第一，历史原因。英国在历史上曾是海上霸主，而英联邦的宗主国，遍及了几乎全世界。殖民地文化对英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想象英民族有更得机会接触到更多种类的动物，所以动物的词语的喻义会更丰富。第二，多语言影响。英国受到过斯堪地纳维亚语、法语、拉丁语、德语、希腊语的影响。因而很多来自于这些语言的动物词也融入到英语中，扩大了动物词喻义。第三，文化融合。美国接受形形的文化，这样就大大丰富美国英语词语中的动物词语。第五，地域原因，英语除了在美国和英国使用，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被使用，不同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英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也造就了动物词的多义性特征。第六，汉语语言本身的独特性。汉语的动物词喻义基本上都是象征意义，就是所谓的抽象概念，汉语中还有动物词和动物词的匹配，以及动物和其他词语的匹配现象。这与汉民族文化独有的文化特征，与文化传统有关。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英汉动物词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认知行为模式具有共性。但是当作为各自的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英汉隐语运用各自的相似或不相似的经验和视角在事物之间创造出的色彩斑斓的类比与联想。正是这种创造性推动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体系得以发展，使语言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和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在线新华字典[S].xh.省略/.浙iCp备05019169号
[2]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张柏然.牛津英汉双解词典[S].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8
【摘要题】理论视野
【关键词】威廉斯/英国文化/生活方式/指意系统/文化唯物主义
【正文】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上，雷蒙德·威廉斯以一个被他实质性地拓宽了的“文化”定义而居开山之功。
这个定义起先是他在《文化与社会》（1958）所提出的“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williams,1959:xvi）；随后则是他在《漫长的革命》（1961）中的进一步发挥：
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williams,1961:41）研读两处定义，将会发现“文化”概念是如何地被他拓宽的，进一步，这一拓宽对英国文化研究将意味着什么。
第一处定义最显然一点是将物质生活方式纳入“文化”范畴，“文化”从此就不再只是“知识的和精神的”，不再只是阿诺德所推崇的“所思所言之精华”，而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以至于生活的物质性存在亦可位列其间了。此处稍嫌晦涩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或者说，拓宽定义以包括物质文化的必要性在于，威廉斯强调的是文化作为一种存在的整体性，虽然可分作“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但它们都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为了正确和深入地理解一种文化，威廉斯要求，必须分析相互联结着的各种要素，甚至还必须将所有这些要素置于其所由出的各种语境之中。这就是威廉斯在紧接着第二处定义所指出的“历史批评”：这样的文化分析将包括……历史批评……在此批评中，知识的和想象性的作品是在与特定传统和社会之联系中被分析的；而且也将包括对于那些在遵从其他定义的人看来则根本不属于“文化”的生活方式要素的分析：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往的典型形式。（williams,1961:41—2）换言之这也就是威廉斯所力倡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涵义，是他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规定性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批评”即一种语境批评，即一种理解文本的方法论，那么当将此历史、语境这些“文化”所由出而按照唯心主义观点根本不算作“文化”的东西都归于“文化”之麾下时，“文化”便取得了物质性的存在，方法论变成了社会本体论。这从而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更意味着以“文化”的观点对待社会物质现实。在威廉斯的关键词中，“文化”即“社会”，反之亦然，“社会”即“文化”，而“社会”在他也就是“生活”。这是他扩大“文化”概念为“全部的生活方式”之必然的和逻辑的结论。
但是，需要注意，威廉斯并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即“唯物主义”的生活，它还必须是那保证此生活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所谓“方式”（way）。例如在区分“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时，他提醒，理解“全部的生活方式”，不能只是局限于“住房、衣着、休闲时尚”等“物证”层面。由这等表面现象观之，工人阶级正在与资产阶级趋向一律，而应当着眼于他们之间“关于社会关系之实质的相互对立的观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williams,1959:324ff）且不论这种区别是否正确，现在对我们极有助益的是，他在暗示，所谓“方式”就是“观念”，就是我们接下要说的“意义”。生活本身不是“文化”，而唯有生活的“方式”即其“观念”、其“意义”才能使生活升腾为“文化”，但它又必须落实为生活的形式，否则就回到了“文化唯心主义”。①
再说第二处定义。我们看，威廉斯先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而后将此生活方式所以“特殊”之原因解释为它能够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这于是也就意味着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指意实践。生活的“方式”本身即是“意义”，前文有论，那么在此处“特殊”如果不是冗词，则定是对“文化”作为“意义”这一题中之意的再确认和迫切化。对威廉斯来说，这也极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思想无意识，于无意识重复中表露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
当代著名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描述这一定义的特点及其对英国文化发展史的贡献时指出：威廉斯的定义将文化与意义联系起来。……通常以为这里着重的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而依我所见，这一视文化为意义网络（也就是说，文化即指意系统）的观念对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贡献。再者，文化作为一种指意系统是不能约简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相反，它是改造和维系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基础。（storey:33—4）②这固然不错，将“文化”作为“指意系统”的思想确乎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向。但有所不察的是，他将这一点与“拓宽文化定义”并列为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两大贡献。对此我们必须纠正，它们并非同一级别上的事业：视“文化”为“指意实践”首先是作为威廉斯为拓宽“文化”定义而诉诸的一个理论策略。斯道雷当然知道：视文化为一指意系统对拓宽所谓文化之运用范围具有不可避免的效果。由此文化作为指意系统就是加强了对利维斯主义“文化”涵括方式（culturalinclusiveness）的挑战。当威廉斯说“文化是普通的”之时，他是在引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创造意义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活动，而是我们所有人都介入其中的事情。（storey:34）
就此我们还可以继续说，既然所有人不分男女、贵贱、贫富、阶级等等都在创造意义，那么这所有的意义创造活动便都应以“文化”称之。原因是，按其定义言之，文化即指意实践。以此定义“文化”，将是把为阿诺德或利维斯排斥在“文化”门外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呈现尽行请入从前被少数人所专有的“文化”殿堂。这就是对原有“文化”概念的充实、丰富、扩展或更新。利维斯主义者或可将指意实践定出优劣高下：诚然如高尔基所言，按其本性说来，人人都是艺术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创造出为他人所欣赏的、具有同等艺术水准的作品；扩大而言，同样是在指意中创造文化，但并非所有的指意实践都能“止于至善”即臻乎所谓“文化的”佳境。威廉斯显然不会在纯粹艺术的论域中与利维斯主义争辩，尽管他本人就是艺术家、戏剧教授，他更多考虑的是文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就此而言，将少数人的“文化”凌驾于多数人的“文明”之上的做法违逆了民主、平等这些在当代社会已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精英的艺术在商业社会正在被不断社会化、大众化，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精英艺术转而寻求社会的成功。大众的指意实践或者说大众的声音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文化作用。这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要求将他们的活动同样接纳为“文化”。
斯道雷看到了在威廉斯定义中以指意实践对“文化”概念的拓展，虽然他只是视此拓展为作为指意实践的文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效果”，即一个未被意识的或客观上的效果。而实际情况则是，威廉斯于其主观上有此明晰的和强烈的意图以及精心的筹划。恰恰是由于斯道雷基本上了解这一点，我们才抱怨他未能将指意实践与拓宽“文化”定义两项活动区别开来。按照他的分类，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贡献将不能得到纲领性的说明，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将模糊其另外一些同样重大的对于后来文化研究发展的指示或启迪。
或许应再次申明两处定义的关联，即第一处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第二处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据此，“文化作为一种指意系统”就不是如斯道雷所说的“不能约简为”而是恰恰就等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责任并不全是在作为研究者的斯道雷一边，而且也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威廉斯身上，是他将文学写作的含蓄、随意带进了本应清晰、一贯的理论文本。但若是联系地阅读的话，更兼着谨慎和细心，威廉斯之“文化”论述的委曲小变还是有迹可循的。③
在以上的辨析中，我们事实上已经勾画出了威廉斯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在第一层次上就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在第二层次上，他是以“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而实现了这一拓展的；然后在第三个层次上，作为拓展策略的“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又独立出来作为基本的理论命题，从而扭转和重新规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经威廉斯对“文化”的再定义，文化研究就不再只是“研究文化”，而成为“文化地研究”或“文化的研究”（culturalstudies）。其中“文化”一词限定了“研究”的性质，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文化应当遵循“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的理论路线，而这样一个方法论的转换则势必带来研究对象的变化或者视域的扩大。通俗文化和婆娑于通俗文化的“霸权”问题或意识形态较量之进入堂堂的“研究文化”、之自立门派为“文化研究”，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再有合法性疑虑了。应当如此纪念，是威廉斯为英国文化研究伸张了新的正义。
但是对于全面的威廉斯来说，这样的阅读肯定是片面的。例如有中国学者就警告，“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而实际上即同时要求一个“文学研究的角度”。（陆建德：9）这确乎也点出了威廉斯于“文化”定义上的复杂之处。威廉斯并非一个义无反顾的或完全彻底的文化研究主义者，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挥之不去的“文学研究”情怀，这表现在他许多次对“文化”的界定上。例如，尽管在其《文化与社会》中他看到了“文化”语义由表示“心灵的状态或习惯”、“知识和道德活动之本体”向着表示“一种全部的生活方式”的转移大势；（williams,1959:xviii）尽管在其《漫长的革命》中他看见了“将借助于识文断字和其他高级交流之技巧的活跃的求知过程扩展到所有人民而不是只限于其中某些部分之要求”，他视此为“文化革命”；（williams,1961:xi）又尽管于《关键词》一书他发现“有趣的是，culture……的社会与人类学的意涵，稳定、持续地扩大”，（威廉斯：109）但是，他从未否定过其他“文化”定义的存在价值和其现实依据。单个看来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即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情合理的”；更关键的是，威廉斯的真正意图是，唯将各种“文化”定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生活及其整体性。这就是说，“唯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而任何定义如果“排除了对于其他定义的指涉将是不确当的”。（williams,1961:42—3）如前所谓，威廉斯重视的是“整体的”生活，因而理解它就需要整体的即相互关联的“文化”方式。
这种于对象及方法上均所要求的“整体性”固然一方面显示了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的藕断丝连，但话又必须说回来，也正是这一“整体性”为日常生活方式、为社会体制、为通俗文化、为其他各种经验形式，进一步，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而且还是这一“整体性”，具体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关系，使得“文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性”研究，也不简单地就是与一定社会语境相关联的文学性研究，其中仍然是阿多诺所张扬的在其与社会之对抗中的艺术的“自主性”或“审美现代性”，而是纯粹的“文学”和文学性研究向着“泛文化”和“文化研究”的转变。如此看来，只是警告“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也是不够的，应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此关联中“文学研究的角度”如何被“文化研究的角度”所重新构型，因为威廉斯于各种“文化”定义或“文化”观念的关联中属意的是由此而来的由精英向大众之文化权力的转移的所谓“文化革命”。如是而言，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之真义就不是要废弃“文学遗产”，如所忧虑的，而是在“社会”中的“文学研究”。这是往后说，而于现在或向着将来说，则是“文学研究”之被一个日益增长的新的“文化”现实所“革命”。这场“革命”在辩证的威廉斯看来自然是“扬弃”性的，既有所革新，又在此革新中有所存续。注释：
①nicksteven指出：“在威廉斯早期著作中，存在有一个我将称之为‘文化唯心主义’的范型”，它“假定一种精英的文学性文化跨越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而对所有生活形式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魅力”。（steven:24,4）我认为，“文化唯心主义”就是认定在文化整体中观念之对生活的优先。
②译文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周敏译，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
③就威廉斯第一处定义的生活的“方式”是否即其第二处定义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指意系统”，笔者致信英国托尼·贝内特（tonybennett）教授，他在2006年6月5日的电子来信中答复如下：“关于威廉斯，我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威廉斯并不主张仅仅生活本身便可称作文化。其‘生活方式’一语，在他绝对是指生活实践之间的一整套联系，而这也就是一个意义的整体。但是我并不认为‘指意系统’是一个最能描述他所关心的问题的措辞。”贝内特回答了问题，但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steven,nick.culture.ideologyandsocialism.aldershot:avebury,1995.
[2]storey,john.“cultureandpowerincuturalstudies.”载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等编《2005年中国—欧美文学理论国际论坛论文选编》。开封，2005。（未正式出版）
[3]williams,raymond.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london:chatto&windus,1959.
[4]—．thelongrevolution.london:chatto&windus.1961.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9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篇10
恩格斯说：“社会上的需要远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社会事实的需要，推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人越来越不注重过程而注重效果，强调适应，这是对高速发展社会的适应。因此，美国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哲学思想，而是在自己的土壤里孕育出了实用主义哲学。进化论当时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科学进化论倡导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迎合了当时美国人所需要的观念，这也对美国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因此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是“功用”的价值观。[1]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2]实用主义的方法与以往的强调方法不同，是根据问题来确定方法，即“以问题为中心”。[3]实用主义的方法放置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强调实践，知识成为指导我们正确行为的有效手段，适应环境的工具。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提出意识是属于私人的，并且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意识流，在意识中思想都是可感知地连续。[4]在哲学领域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是经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实用主义不得不考虑的是将世界看作一种附加结构的多元观点。实用主义与多元论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存在是多元的，实用主义提倡多元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研究对象，使认识更加全面。多元的方法更加体现了其主张的“有用即真理”，从“方法中心论”转变为“问题中心论”。应该说，多元论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5]詹姆斯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仅实验法是不够的，所以他将之前被剔除的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同时还提出了比较法，这是对内省方法和实验方法的补充。多元化为心理学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保持思想上的开放、包容性，不断接受时代改变给心理学研究带来的新问题，发挥心理学的实用价值。
2詹姆斯实用主义与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
说到詹姆斯与心理学的关系就不得不说机能主义心理学，对詹姆斯而言先有的《心理学原理》再有的《实用主义》。他生活在注重人的实用价值背景下的美国，作为美国机能主义的先驱，先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进而转向哲学，提出实用主义哲学。他将实用主义和心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实用主义是对他对心理学研究的升华和总结。詹姆斯认为，首先，意识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其次意识是一种有目的、有用途的反应，并且这个目的首先是为了保存利益。意识活动的适应性、目的性和有用性是詹姆斯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质上是机能心理观。[6]机能主义心理学注重心理学的实用性，强调个体差异，把人的意识、心理作为一种工具，适应环境的工具，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方法上开始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也体现了实用主义方法论中多元方法论的观点，不强调方法的唯一性，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可行的。这样就避免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了心理学研究视角，可以使心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华生将机能主义极端化，完全摒弃了人的意识、心理的作用，把人比作其他动物一样，只需要研究外在的行为就可以了。行为主义也是从美国实用精神出发，立足于现实生活，对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詹姆斯认为意识是不能直接被观察到的，意识需要通过行为活动来展现。这也可能是华生认为行为主义是唯一始终一贯而合乎逻辑的机能主义的原因。但是人并不同于动物，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人的研究无法摆脱意识、心理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也影响着外在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逐渐的，行为主义走向衰退，这也是它的必然。
3詹姆斯实用主义与进化心理学
进化论影响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同时对心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思潮，进化心理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从进化的角度思考及解释心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认为人的适应性机制同样是在进化当中，它受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同时遗传与文化也是相互影响、共同进化的。它认为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是通过功能，心理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就能把他看作是独立的机制。这些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为的是满足一个一个的适应问题，更利于自己的生存。《进化心理学》中解释：现代人拥有的适应性机制并非是“最佳设计”。环境的改变会带来新的选择压力。由于进化过程非常缓慢，现代人类其实是先前环境的设计产物，[7]现在我们内在的存在是得益于对过去环境的适应和过去经验的总结。詹姆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谈到，知识是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但是詹姆斯对进化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接受了进化论，却没有将进化论的全部都收为己用，强调了心理的适应性却忘记说明心理又是怎样产生的，他忽略了进化论的发生方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适应，而是在适应的同时也能动地改造我们的世界。在心理学当中他强调人的心理状态是一直变化着的，从来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两次处理时，第二次肯定会以与第一次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相继看法中往往存在差异。在进化心理学谈到了发生方面，强调“过去是了解现在的关键”，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就必须了解这些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8]詹姆斯认为人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心理改变，是为了适应环境。可进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把有机体视为环境的一个因素，人是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双向的动态关系中把握自身以及其他有机体。这种动态的关系才是人把握一切存在的事实的关键。这样看来，进化心理学是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接纳进化论，并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下社会的各种心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有学者认为存在局限，主要是推论性的，无法证实过去的适应性。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是处于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研究中采取广泛的科学方法。巴斯提到了比较法、实验法，对数据的检验可以通过考古学记录、对传统群体的研究、观察、自我报告法等。此外，进化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秉持着多元的方法论观点，不对研究方法有任何约束，这也使得进化心理学从最开始的追溯性研究发展到各种方法均可研究，不拘泥于哪种研究方法，以问题为中心，这也是进化心理学自产生以后迅速在全世界得到学者的认可，也吸引更多人来研究的原因。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与进化心理学虽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但无疑是后者在吸收了前者方法论之上更加符合当今社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哲学基础上的进步。
4詹姆斯实用主义与生态心理学
赫夫特指出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多元论和实用主义的成熟哲学对生态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态心理学就是一种倡导心理学研究一定要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研究方向，它的整个研究基调与实用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9]詹姆斯强调研究心理是研究心理对环境的适应功能，生态心理学也是将心理研究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不过它更加注重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詹姆斯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论和元素主义主张整体论的研究思想这一观点对生态心理学有着重要影响。生态心理学在心理学方法论上也对还原论的批判，它并不相信还原论，就像它并不相信简单的研究方式与简单的研究场所（实验室）能够揭露核心的心理现象一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的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心理现象。元素主义是与还原论相伴的研究策略，将复杂的心理现象分解或还原为基本元素。[10]这明显与生态心理学将人与环境作为统一整体来加以研究的基本立场相悖。生态心理学直接继承了詹姆斯方法多元论的思想，里德Reed认为生态心理学的方法是无限开放的。它既不反对传统的实验室实验，也支持人文主义的观察，这些方法都有存在的价值，并且是相互补充的，是它们统一构成了方法论的整体。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生态心理学支持方法的多元化。在实际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有很多，既采用了实验法，不过它的实验是注重生态效度的实验；也采用了自然观察法、测量法、档案法等。
5总结
每个心理学理论的诞生都会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第一个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对活跃在美国的心理学理论应影响颇深，可以说美国形成的心理学理论里面都流淌着詹姆斯实用主义的血液。虽然詹姆斯的理论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对发展中的心理学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多元的研究方式。虽然实用主义哲学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但詹姆斯实用主义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使得学者不能以完全对立的视角看待科学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倾向的心理学，更加应以整合的视野对待心理学，以心理学的整合视野去观照人,未来才会有能够展现人的全面本质的心理学。
作者:罗倩雯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高申春.论美国心理学的机能主义精神[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3.
[2]詹姆斯.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m].陈羽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42-43;107;109.
[3]彭顺.实用主义哲学的心理学的影响[J].社会心理科学,2012:12.
[4]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m].田平,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146.
[5]苏得权.实用主义视域下心理学的多元化[J].心理学探新,2011:3.
[6]张海育.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心理学述评[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9.
[7]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二版)[m].熊哲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58.
[8]许波.西方进化心理学概述——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取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