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1
关键词：人口；经济；数据分析；关联度分析
作者简介：何楠(1967－)，女，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系博士研究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ZZ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91－04 收稿日期：2006－10－20
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是极为复杂的，这不仅仅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由多种因素构成，而且因为人口本身也是具有多种属性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它可以通过多个能量、信息渠道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人口因素，如数量、质量等所表现的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人口状态是有利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必须进行具体的综合分析。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则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因此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发生作用。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低质的人口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二是通过消费引起的。一定数量人口的衣食住行能够增加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越多，消费量越大，就会影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最终影响经济的产出。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状况，一般由人口总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用统计数据分析郑州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建国以来郑州的人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49～1959年，郑州人口加速发展。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初步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依然很高，形成了郑州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建国后郑州人口第一次负增长，以后郑州的人口依然增长很快，虽然在70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迁入人口多，人口的净增长仍然很高。
(二)郑州市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郑州人口的基本状况，但是郑州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下面建立我们模型，分析郑州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容易计算，平均相对误差为6．57％，也就是模型较好的模拟了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知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比较明显。郑州人口由1950年的219．23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8．22万人，增加了486．99万人，增长率为223％，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数量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所产生的需求，增加了有效需求，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郑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底53元增长到2004年19602元，增加了369倍，充分见证了郑州经济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不足或过剩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过剩难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人口不足则不能保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增长对人口的要求会形成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的人口数量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在不影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增长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这种人口规模被认为是适度的。但是“分母效应”不容忽视。庞大的人口总数，以及由此带来的每年较大的增长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郑州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制约着郑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一个区域中人口所拥有的生理、心理、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人口素质是个人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是人口诸多特征中最积极能动的要素。一个区域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口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包括生理机能、营养好坏、心理健康状况等，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自然基础。二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知识水平，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主导因素。三是思想素质，包括人们的信仰、伦理道德、劳动态度等精神赋存状况，以及社会行为规范和历史人文传统等，这也是决定一个地区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体现在一个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体质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1．郑州市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统计分析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一般是以接受教育的年限，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年限与等级、专业技术水平的职称、小学普及率等来衡量。因此，可以通过有关教育水平的人口统计指标数据来比较评价郑州市的人口素质状况。
下面我们由历史统计数据分析郑州人口素质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郑州人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文化的人口增长较快，平均每万人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稳步提高。郑州市的初中教育的情况不太乐观，在校的人数呈逐步下滑的趋势。这也说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人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图形显示在2000年附近出现了大的波动，这正反映了受大学扩招的影响，进入大学的人数多了，影响到了技工学校的招生，且每万人所拥有的教职工数目明显减少。特别是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专任教师数目锐减。不过2002年以后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郑州的教育在稳步发展。
但郑州全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较低，2004年与北京在校学生构成比较。由比例图可以看到，郑州在校学生的结构不尽合理，小学生约占了一半，可是中学生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这反映了郑州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比较低，一部分人的教育只限于初等教育。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关键的作用，并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的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因此，郑州市的经济要振
兴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2．郑州市人口体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体质是人口质量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郑州人口平均寿命已由50年代的60岁延长到目前的70多岁。人口死亡率也稳定在4‰～5‰的水平。由于身体素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选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粗略的反映郑州人口的身体状况。
从上表看出在2000年前后，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减少的同时，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一是因为统计指标的变化，另外反映了国家精简机构，关闭不合格单位取得的成效。但随后的“非典”严峻考验了医疗系统，也暴露了卫生医疗条件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同样也促进了卫生医疗的快速发展。在2003年郑州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郑州人民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素质偏差。近期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调查显示郑州的中学生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状况令人担忧。等等这些都将会制约郑州市经济的发展。
3．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上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人口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状况，那么，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样?下面我们把前面反映人口素质状况的图形(包括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与下列反映郑州经济发展的图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联系到一起做简单的分析：
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00年左右，体现人口素质的科学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的一些指标明显下降。再看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前后增幅明显放慢。虽然不能说是人口素质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全部因素，但人口素质的明显下降，必定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以后，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2003年与2004年两年郑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加大。由此可见，在郑州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人口结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的构成包括自然构成、年龄性别构成和社会经济构成(如城乡构成、产业构成等)。其中人口自然构成的变化是由人口本身的出生、死亡等变化形成的。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限于查到的资料，我们把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做一简单的分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郑州市的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稳步上升，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逐渐趋于稳定，人口性别比和全国大体相等。但是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到2003年仅为9．7％，比重还是偏低；而且虽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明显提高，但这个比例与北京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第一产业比重偏高，即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大，或农村人口比重高，意味着人们主要从事对土地开发的农业生产，如果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的环境意识薄弱，则会造成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以致退化。而性别比为1．07％左右，也是不合理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学历(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0％)和高级职称(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和高级技师的比重分别为2．8％与0．3％)的人员比重都比较低。
由此可见，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都很大。以人口的年龄结构而言，人口过于老化就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不足和老化，影响经济的效益和技术创新，也会造成社会经济对人口的负担过重。人口过于年轻化，又会造成就业压力过大，增加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同时，过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还会造成教育、医疗上的压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人口的再生产活动，使人口本身的正常发展受到干扰，如果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同时失调，将会进一步加剧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知识经济是21世纪经济的主流，它不仅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将对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人口数量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对人口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解决郑州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必须立足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少、人口素质低，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基本市情，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2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贸易往来不断加深，工业原材料航运成本很低，为此拥有海河资源和内陆经济腹地的沿海及内河港口成为发展沿海及内陆工业经济的最佳选择。由于引入港口区域的工业项目大多都是投资规模大、关联度强、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并且港口业的发展以完整的产业链作为发展目标，为此，港口业可以形成明显的产业集聚优势，成为增长极，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港口经济对港口城市的影响。
2.港口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港口经济对城市的经济影响不仅是通过港口企业的效益对本港口相关企业带来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港口企业的建设及运营对该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还有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港口的发展，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港口的建设不仅对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帮助巨大，而且对城市吸引外资，改善就业，增加政府税收，提高居民收入都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更深层次考虑，港口在对整个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可见港口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面比较广泛，要研究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这些方面就应该涉及。
2.1影响港口发展因素
港口业的能否快速发展，存在许多因素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为了更好地建立港口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图，分析港口对城市经济影响的有效途径，首先就需要考虑影响港口发展的主要因素。
(l)港口服务功能因素
港口服务功能是港口发展的重要因素。港口功能因素主要是指港口的装卸能力、集疏运能力、物流服务水平等。由于港口的特点是大进大出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决定了港口要同时具备装卸大型船舶的能力和良好的集疏运条件，另外为了保证港口企业生产效率提高，降低物流成本，充分发挥临港生产优势，还需要大力发展港口的仓储、堆存、分拨配送等物流服务。为此，港口服务功能的提升，可以加快港口工业的发展。
(2)港口位置和腹地经济因素
港口位置和腹地经济因素是影响港口发展规模的重要因素。港口要得到快速发展，需要由其所在港口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如天然深水良港，水域宽阔，风浪小，来沙量少，岸滩稳定等条件。除此之外港口还需要拥有良好经济区位条件，有经济活动体集聚一起的优势条件，还需要拥有为港口提供广阔的原材料市场，产品市场的广阔腹地区域，也就是腹地的区域因素。同时也要求港口连接腹地的大规模、发达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腹地经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对港口的产业导向、规模具有很大的影响。
(3)港口所用土地因素
要发展港口，充足的土地资源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港口有着规模大、占地大的特征，若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的港口区域，其土地使用权、税收、地价、拆迁问题等等对发展港口所造成的成本就大大降低。充足的土地资源更便于港口产业园区的科学合理的布局，也为工业企业扩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
(4)对港口所收费用因素
港口企业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需要降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过程、企业运营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如果对港口收取过多的费用，会增大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限制其发展。所以在港口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时，其所在的工业园区在水费、电费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的服务费用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帮助港口企业压缩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所以协调好港口、工业企业、政府在费用收取方面的问题，争取制定一套合理的收费标准，对港口工业的快速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2.2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层次
2.2.1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直接影响
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直接影响是指港口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也就是港口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而产生的效益。评价港口对社会经济的直接贡献除了考虑各个工业企业的价值量总和之外，还需要考虑由于港口经济活动的进行而不能用价值量来反映的社会经济直接受到的有利影响中，比如就业、港口区域纳税水平等方面。所以，除了用增加值指标计量港口带来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以外，还需要一些指标作为补充。
(1)增加值
港口的增加值是可以用价值量计量出来的，也是目前作为港口对区域经济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其核算的方式主要核算该区域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值总和来表示。由于港口良好的区位优势而集聚在港口区域并逐步扩大其规模，随着港口的快速发展，其创造的价值在所在区域的价值总量比率也逐步增大，成为地区GDp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
(2)港口企业就业人数
考核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人口就业人数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需要考察港口企业为所在区域提供了多少个就业岗位，以及就业岗位在该区域就业总人数中所占得比例是多少。就能反映港口企业对所在地区缓解多少的就业压力。在目前的研究中，研究港口企业就业人数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有的学者就用就业人数的绝对一量来表现的，也有用相对量，即直接参与港口生产的就业人数与所在区域就业人员总数的比率来反映的。
(3)港口业的纳税水平
港口业的纳税水平是反映港口经济对社会经济效益直接影响的另一重要指标。港口企业一般都是大规模生产，所以港口企业纳税数额在该地区纳税总额的比例比较高的。由于税收是国家和地方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顺利开展工作的必要保证，所以说港口企业对政府税收的直接影响，也是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另一方面表现。目前，可以用港口企业纳税数额占政府税收总额的比例来反映港口业纳税贡献力。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指标侧面反映港口经济对社会经济影响度。
2.2.2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的间接影响
研究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间接社会影响的产生来源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广泛，分析起来难度更大。港口对城市的间接经济贡献是指港口企业所引起港口地区其他功能的发挥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港口之外其他经济活动过程所产生的效应的总和。港口的间接贡献总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港口的前向乘数效益和港口的向后乘数效益。港口的前向乘数效益主要体现在港口的发展需要上游企业为其提供原材料、中间品以及前向相关产业提供的基础设施等相应服务，港口业扩大规模发展都会很大程度上拉动这些前向相关行业快速增长。港口对城市的间接社会影响有:
(1)其他部门就业情况
评价港口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可以分别计算由于港口经济活动对其他各个部门增加的就业情况，可以先用该地区的总增加值除以地区的总就业人口算出一个就业岗位能增加多少社会收益，再通过大概计算港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量，就能推算出相当于港口带来多少个就业岗位。
(2)土地的增值程度
由于土地资源本身就有限，港口的发展，尤其是港口大规模工业的发展都会因用更多的土地而导致土地升值。在港口区域，港口的发展可以直接影响这港口区域工业用地的升值。对于城市土地方面，由于港口的发展而带动区域各个行业如城市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同时港口大发展起到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集聚在一起，这些因素都使得城市土地资源变得更珍贵，土地就必然升值。
(3)吸引外资能力
由于港口吸引外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港口本身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是由于港口发展而促进港口区域基础设施以及投资环境改善，从而吸引外资投入。港口由于存在区位优势而形成有力的竞争能力，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港口成为外资投资的重要对象。
(4)港口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港口城市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就说明城市的人力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在经济活动各环节各部门间配置合理化。产业结构可以用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港口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港口城市产业结构和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相比，差别比较显著，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比较的结果能够直观反映出港口经济对港口城市的影响作用。
3.小结
本文对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有利于加快港口的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3
[关键词]出口需求实际收入弹性实际汇率弹性
中图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2-0051-12
引言
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表现为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另一方面,较高的出口依存度意味着出口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出口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汇率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即研究我国出口对贸易伙伴国实际收入和双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
理论上看,出口额的波动可以分解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国内对此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的研究结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部收入的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比如海闻等(2006)海闻,沈琪.中国进出口弹性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利用1999―2003年的有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得到了一个较小的需求弹性,认为中国出口额的国外实际收入弹性为0.0140,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实际汇率弹性为0.2317,且只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韦军亮(2008)韦军亮.中国对外贸易的弹性分析:基于UeCm模型的边限协整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08(3)则利用了51个国家/地区1979―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进行了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真实GDp的长期弹性在统计上不显著。短期弹性方面,世界GDp每增长1%,还会导致中国出口下降0.58%;真实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都不显著。第二类是外部收入的变化对我国的出口存在显著影响,需求弹性系数处于中等水平,如许统生等(2006)许统生,涂远芬.中国贸易弹性的估计及其政策启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利用1985―2005年我国的有关数据和协整方法研究表明,国外收入增长1%,能促进中国商品出口增长2.26%。人民币贬值1%,中国商品的出口仅能增长0.3784%。第三类是外部收入的变化对我国的出口存在显著影响,且需求弹性系数较大,如姚枝仲(2009)姚枝仲.如何在出口下降时实现宏观稳定?.国际经济评论,2009(3-4)利用1992―2006年的贸易数据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出口需求弹性,指出中国的外部收入每下降1个百分点,出口就下降4.7个百分点,而外部价格每下降1个百分点,出口就上升0.46个百分点。章艳红(2009)章艳红.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的研究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利用1995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出口有着更高的收入弹性,分别为5.68和3.9,该研究还得到了很高的出口价格弹性的估算,实际有效汇率每上升1%,各类出口额至少下降4.7%(加工贸易出口),最多下降达17%(初级产品)。
从国际经验看,abdelhakS.Senhadji等(1999)SenhadjiaS,montenegroCe.timeSeriesanalysisofexportDemandequations:aCross-Countryanalysis,imFStaffpapers,1999,46(3)研究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出口需求弹性,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均值为1.48,最小值为0.17(厄瓜多尔),最大值为4.34(韩国)。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轮全球性经济衰退使我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这也使我国出口对外需的依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在以下几点需要拓展,首先是样本数据的期间,选择最新数据进行研究是必要的,除了本轮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外,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可能对出口需求弹性产生影响。为了把这些新的冲击纳入分析之中,需要采用最新数据。第二,区分不同类型产品的出口需求弹性是必要的,因为不同产品可能存在不同的出口需求弹性。第三,出口到不同类型国家的产品可能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对此进行区分对于认识我国出口需求弹性是必要的。本文将主要从以上三点进行拓展,以期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弹性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我国商品出口变动的初步分析
1.我国商品出口总体变化特征
近些年,我国商品出口总体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图1显示了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大部分季度出口额同比增幅都在20%以上。图1还显示了本轮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显著影响,比如2008年第四季度出口同比增速下降到4.36%,而200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更是下降为-19.7%。
2.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与我国商品出口:以美国为例
容易理解,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是影响其进口需求,进而是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类型产品受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不同,这留待下文深入分析,这里简单以对美出口额变化和美国经济增长变化为例进行简单而直观的分析。
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对美商品出口同比增速的变化和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的变化。容易发现,二者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初步说明我国对美出口受美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非常显著。从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和我国对美商品出口额增长率的散点图(图5)上看,二者的相关性更加明显。
3.汇率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一国货币升值将不利于一国商品的出口。武力.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升值趋势。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看,图6显示2005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持续实际升值的趋势。从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看,200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升值的趋势也是显著的(图7)。
对比我国商品出口变化与汇率变化,尽管可以看到出口变动和汇率变动趋势的关系与理论预测基本相符,但是二者关系并不像进口国经济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影响那样显著,这初步说明即使汇率对我国出口存在影响,其影响程度可能没有进口国经济增长那样显著。
模型和指标选取
1.基本模型
本文将出口产品分为四类,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出口需求弹性进行估计,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较为粗略地看,第一类主要是动植物产品及其制品和食品饮料,第二类主要是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三类主要是具有中等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第四类主要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本分类没有涵盖所有HS编码下的产品,也就是不包括第5类、第20―22类。
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选取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原则:(1)选取的样本要能够包括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2)为区分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出口需求弹性,样本要能够包括主要发达目的国(地区)和发展中目的国(地区)。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本文选取以下18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样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联邦、中国台湾省、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尽管香港地区也是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但是考虑到出口到香港地区的产品很大一部分被转口到第三地,因此所选取的样本中未包括中国香港地区。
3.数据说明与来源
选取2001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出口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出口目的国(地区)实际GDp、名义汇率以及Cpi数据(包括我国)均来自“BvD全球金融、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分析库”,其中实际GDp为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由于BvD数据库没有提供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俄罗斯联邦的实际GDp,我们使用了2003年卢布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数据,并用当期汇率折算为美元。名义汇率为季度平均汇率,外国汇率兑人民币汇率通过外币与美元汇率以及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折算得到。Cpi数据以2005年为基期,且令2005=100。
模型结果
在以下模型估算中,使用eViewS5.1软件,F检验与Hausman检验结果均拒绝混合数据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此以下估算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避免截面异方差问题,估算中采用了截面加权(cross-sectionweights)。
1.出口产品需求弹性的初步考察
首先不考虑出口目的地类型的差异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对出口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进行初步考察,基本结果见表2。
实证结果表明,不考虑GDp和ReR(实际汇率)的滞后影响,四类出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为3.15、3.95、5.85和4.92,也就是说当出口目的国(地区)实际GDp下降1%,四类产品的出口分别下降3.15%、3.95%、5.85%和4.92%。四类出口产品的需求对实际汇率变动的弹性分别为0.51、0.67、0.64和0.76。考察上述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出口产品需求弹性的估算,同时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基本判断,对于中国出口而言,外部需求的变化的影响要远大于汇率变动的影响。
由于采用的是季度数据,GDp和ReR(实际汇率)的滞后变量对出口需求可能存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一季度GDp和ReR对出口需求存在显著影响,同时在考虑GDp滞后变量后,四类产品的出口需求对当期GDp变动的弹性显著下降,外部需求和实际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
2.出口目的地对出口需求弹性的影响
出口到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产品可能具有不用的需求弹性,这个差异可能来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可能是来源于我国出口产品地理结构,发达国家(地区)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
为分析出口目的地差异对出口产品需求弹性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D1:
表3结果表明,出口到发达国家产品的出口收入需求弹性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四类产品均是如此。即便考虑GDp滞后变量的影响,GDp与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也均在1%水平显著,只是绝对值要稍微小一些。
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的影响不像GDp变动影响那样具有一致性。具体来看,除第二类产品两类国家(地区)需求弹性无显著差异外,其余三类产品发达国家(地区)汇率变动对出口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3.次贷危机对需求弹性的影响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口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为分析次贷危机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D2:
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在两个方面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首先外部GDp下降使我国出口下降,这个效应可以通过GDp前系数体现。其次,由于次贷危机的发生,外部GDp的下降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增加,这反映在GDp和虚拟变量D2交叉项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次贷危机对出口需求的这一影响可能是来源于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降低的预期而使消费倾向下降。除了第四类产品外,次贷危机也使汇率变动对出口需求的影响增加。
4.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需求弹性的影响
尽管系数的值较小,但GDp和实际汇率与虚拟变量D3交叉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和相对价格(实际汇率)弹性存在显著影响,提高了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
结论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通过分析计量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不考虑滞后变量的影响,出口外国实际收入弹性介于3―6之间,前两类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后两类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高,这与本次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的具体情况较为相符,亦即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相对较小,而机电产品等受影响较大。这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我国能够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在追求产业高度化发展的趋势下,这类产业也应是我国长期重点发展的产业。与国内其他研究相比,本文所得出的出口需求收入弹性偏大的结论,这可能来源于研究样本期的差异,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出口需求弹性可能提高。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出口受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显著,因此已有研究中认为外部实际收入变化对我国出口没有显著影响或者影响非常小与现实情况不符。
(2)尽管汇率的变化对我国出口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外部需求的变化对出口需求的影响远大于汇率变化的影响。从表2结果看,贸易伙伴实际收入变化1%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大约是汇率变动1%影响的6―9倍,出口需求的实际收入弹性远大于相对价格弹性。
(3)出口到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弹性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出口需求的实际收入弹性。从汇率变动的影响看,除第三类产品外,出口需求的实际汇率弹性发达国家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更易受到需求和汇率变动的影响。
(4)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全球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带来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其次是间接影响,使得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使得外部实际收入下降对我国出口需求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除了第四类产品外,次贷危机也使得出口需求实际汇率弹性增加,尽管绝对值并不大。
此外,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使得出口需求实际收入弹性和相对价格弹性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汇率制度改革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增加了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4
关键词：发展中大国；涵义界定；遴选方案；综合影响力
作者简介：欧阳i，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湖南长沙410081）
罗富政，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罗会华，湖南商学院经贸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205）
张培刚先生（1992）在《新发展经济学》中提出了改造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途径，强调要“注重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认为发展中大国是指人口众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却没有沿着他的思路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甚至没有对“发展中大国”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更加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对“发展中大国”的概念进行合理界定，根据其主要特征和评价指标遴选出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大国，并从不同角度阐述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从而为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
一、发展中大国：“发展”和“规模”双重涵义
发展中大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大规模国家”，因而应该拥有“发展”和“规模”双重涵义，并且是两者的结合体。为此，需要分别对“发展中国家”和“大规模国家”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界定“发展中大国”。
涵义之一：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即从“落后国家”到“欠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富国和穷国的分野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但是那时的世界各国都处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以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这时的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由于它们在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前者被称为“发达国家”（DevelopedCountries），后者被称为“落后国家”（BackwardCountrie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取得政治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开始走上谋求发展的道路。考虑到这些国家虽然经济上落后，但是存在一种潜在和尚未开发的能力，所以改称为“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Countries），在经济学文献中缩写为“LDCs”。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意识特别强烈，开始实施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现工业化，追赶经济发达国家，而且展现了发展的希望和前景。因此，“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区分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吉利斯等，1998），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联合国组织文件和发展文献中正式使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Countries）的概念。同时，人们在国际关系中还使用两个相似的概念，即“第三世界国家”和“南方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概念。冷战时期，北大西洋组织成员国被称为“第一世界”，华沙条约成员国被称为“第二世界”，其他不结盟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thethirdworld）。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在地球南北之间把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所以人们把工业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而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然而，“第三世界”属于政治的概念，有的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南方国家”属于地理的概念，有的是富有的石油输出国，它们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所以，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更加具有科w性和规范性。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涵义，美国哈佛大学编著的教科书写道：“一切传统社会都有着两个共同的特点：低人均收入，没有现代经济增长。除了这些简单的共同点之外，各国的历史过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很难将其一般化”（吉利斯等，1998）。根据这种理解，以往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有的将“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指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而现在取得政治独立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陶文达，1992）？t？；有的认为“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马春文，1999），确实有些不够科学和准确。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定义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发展尚处于不发达状态，其二是该类国家在不断探索新模式以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理解显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涵义之二：大规模国家
所谓“大国”就是大规模的国家，根据设定标准的不同，可以形成“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工业大国”、“农业大国”等一系列的大国概念？w？。我们研究的大国，应该是从总体上讲的大规模国家，它有两个初始条件，即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由此出发可以推演出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倘若没有设定这两个初始条件，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就会变得不确定，有的国家会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变成大国，随经济总量的缩小又变成小国。在经济学史上，对于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在海牙召开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家规模以及大国和小国的优势，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大国具有稳定优势和创新优势的假设。后来，库兹涅茨（1971）？y？和钱纳里（1975）对大国经济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他们主要以人口规模为标准界定大国，随着时代的变化先将超过1000万人口、1500万人口、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人口的国家列为大国，perkins&Syrquin（1989）则以人口和幅员为标准界定大国，他们认为“一些结构上的差异归因于人口规模不同，同样或更可能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地理面积不同。将人口和地理的影响相分离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两个变量本身是相互关联的。”确实，幅员辽阔也是导致大国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在两个初始条件的基础上增加直接推演出来的市场规模特征，将大国定义为具有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目前的人口规模都超过1.5亿人，国土规模都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都超过1.0万亿美元，因而属于超大规模国家。
二、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特征和“规模”特征
从对“发展中国家”和“大规模国家”的理解，可以看到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特征和规模特征。发展中大国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特征和大规模国家特征的叠加，我们应该在分析两种特征的基础上，将两者的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大规模国家的综合体，从而更好地表述发展中大国的特征。
如果从发展中国家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国民收入水平低。发展中国家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国民收入水平低，以及相应的国民生活水平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世界银行确定的具体标准是动态调整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人均Gni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前两者属于发展中国家，后者属于发达国家。2001年人均Gni低于74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745美元但低于2975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2008年人均Gni低于97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975美元但低于11906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人均Gni低于104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1045美元但低于12746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第二，劳动生产率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国民收入的高低，因此，由技术、管理和资本投入不足造成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从1992年的数据看，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23240美元、23030美元、28190美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分别为3470美元、1905美元、310美元，差距很明显。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人均GDp在1870～20526美元之间，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均GDp平均数为56710美元，差距仍然悬殊。第三，经济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没有完成，这种转型的时期，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相应的经济二元结构和技术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的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极不平衡，不同区域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差很远，市场发育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差异性。2004年印度各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在5.6倍左右；2005年中国东部的上海市与西部的贵州省的劳动力人均GDp差距高达11倍；2015年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等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收入的19倍。随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迈进，二元经济结构将向新的经济结构转换。
如果从大规模国家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点，也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国家是由人类构成的集合体，人口数量是大国最基本的特征。张培刚先生在《新发展经济学》中谈到，1988年总人口超过1亿人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上高速的人口增长率，这就使得发展中大国的特征更加明显”（张培刚，1992）。到2013年，上述国家的人口数量分别达到13.57亿、12.52万、2.49亿、2.0亿、1.73亿、1.56亿、1.82亿。人口数量的规模可以直接地决定人力资源的规模和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二，庞大的国土规模。一般地说，土地面积庞大的国家、自然资源储量就比较丰富；同时，国土规模还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和总体结构，导致自然资源的差异性和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世界上有一些国土面积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956.3万平方公里）、俄罗斯（1709.8万平方公里）、巴西（851.6万平方公里），也有一些国土面积很小的发展中国家，如斯威士兰（1.7万平方公里）、东帝汶（1.5万平方公里）、科索沃（1.1万平方公里），@些大国和小国的土地面积差距为数百倍至上千倍，它们在自然资源的储量和种类以及区域差异等方面应该会有惊人的不同；而且，这里还有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问题，保持适宜的人口密集度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第三，庞大的市场规模。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可以推演出庞大的市场规模，或者说是庞大的市场潜力。所谓市场规模包括潜在的市场规模和现实的市场规模；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遵循需求决定市场的规律，它应该有潜在的市场规模，如果这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它就有了现实的市场规模；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国土面积，遵循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假说，它也应该有潜在的市场规模；如果这个国家交通便利而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它就有了现实的市场规模。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它们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根据《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2005年三国的住户最终消费分别为8905亿美元、6446亿美元和5197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第9位和第13位。
以上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大规模国家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发展中大国蕴含着“发展”和“规模”双重涵义，需要把两者的特征结合起来，从而对发展中大国做出全面和准确的界定（见表1）。佟家栋（2005）曾经对“发展中大国”的概念做出解释：“通常是指那些国家具备形成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市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可以将“发展中大国”定义为：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市场潜力很大，劳动生产率和国民人均收入较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目前仍在追赶发达大国的国家。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大国特征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在谋求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
三、发展中大国的评价指标和遴选方案
1.发展中大国的评价指标
为了遴选发展中大国，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具体的指标体系，使它较好地反映“大国”和“发展”的涵义。构建发展中大国的评价指标体系，既要考虑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又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归类计算等因素。笔者从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了一个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体系（见表2），其中的高层次指标是低层次指标的综合，低层次指标是高层次指标的表现。
（1）基础指标i：人口总量
该指标反映人口统计特征，包括人口数量、劳动素质、劳动数量等，主要用人口数量指标来衡量。笔者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平均每个国家人口约3300万。大国的人口数量应大于平均值，按8分位法，75%的百分位数为2240万人，87.5%的百分位数为4930万人，因此，大国的人口应在5000万人以上，小国的人口应在1000万人以下，中等国家的人口应为2000～5000万人。
（2）基础指标Ⅱ：国土规模
该指标反映国土统计特征，包括国土面积以及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主要用国土面积指标来衡量。笔者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平均每个国家的国土为62.7万平方公里。大国的国土面积应大于平均值，按8分位数，75%的百分位数为46.6万平方公里，87.5%的百分位数为109.9万平方公里，因此，如果以87.5%的百分位数为大国的标准，大国的国土面积应该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
（3）发展指标i：国民收入
该指标反映国民收入特征，主要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制定的《世界发展指标》是现行的权威性指标，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主要标准，将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其中的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发展中国家。按照2013年的数据，高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746美元及以上的经济体，那么，发展中国家应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746美元以下的国家。
（4）发展指标ii：人类发展
该指标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特征，包括国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目前的权威性指数，这个指标越是接近1.00，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按照2014年公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指数，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应该在0.85以上，因此，人类发展指数在0.85以下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2.发展中大国的遴选方案
笔者首先采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两个发展指标划分出了149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指标具有明确的划分标准，所以我们主要遵循基础指标（人口总量和国土规模），从发展中国家中遴选发展中大国。
（1）基于k-meanscluster聚类分析的人口总量遴选
为了进行人口规模的遴选，同时也为了进一步验证5000万人口的判断标准的客观性，笔者利用SpSS软件在14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据基础上进行了k-meanscluster的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结果见表4。
表4中前3类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量区间维持在5486万人至137496万人之间，这与前文中5000万人的判断标准是基本一致的。在前3类中，印度和中国是超级人口大国，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在人口规模上次之，随后便是埃及、埃塞俄比亚、俄罗斯、菲律宾、刚果（金）、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伊朗、越南共11个国家。后文中，笔者将在5000万人口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依据国土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人类发展指数三个指标进行进一步的遴选。
（2）国土规模遴选
依据大国的国土面积应该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判断标准，本文剔除了孟加拉国（14.76万平方公里）、菲律宾（30万平方公里）、泰国（51.3万平方公里）、土耳其（78.06万平方公里）、越南（32.96万平方公里）共5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国家人口规模特别大，土面积略小，如尼日利亚的人口数量为1.736亿，超过标准2倍以上，国土面积为92.4万平方公里；巴基斯坦的人口数量为1.82亿，超过标准接近3倍，国土面积为79.6万平方公里。经过综合衡量，将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列为发展中大国。
经过综合考虑，由于俄罗斯属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同发达国家尚有差距，所以仍将俄罗斯列为发展中大国。综合起来，选定13个国家为发展中大国：
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刚果（金）、南非。
各国的主要指标见表5。
3.发展中大国的层次划分
上述发展中大国也具有差异性，可以依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指标，在规模上划分为三个层次；同样，也可以依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标，在发展上划分为三个层次（见表6）。可见，发展中大国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具有多样性，它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从规模上看，不同规模的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属于超大规模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力；其他国家的规模相对小些，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也相对小些。从发展上看，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有所不同，俄罗斯、巴西、中国、墨西哥和伊朗的发展程度和人均国民收入较高，属于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第1梯队，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金）属于低收入国家，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快走出贫困。
四、发展中大国影响力的评价及分析
富国和穷国的经济权力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支配。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学说，认为在全球经济中发达国家属于中心国家，发展中大国属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利益被发达国家占有，而且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发展本国工业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它们凭借其自然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和治理影响力，在国际经济格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评价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对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进行评价，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发展中大国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既要考虑各方面影响力的因素特征，又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归类计算等因素。笔者从自然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和治理影响力5个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体系，见表7。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指标评价权重计算
为了将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笔者选取了国土面积大于均值的全体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评价分析。由于各评价指标的数量级和量纲不同，故在评价之前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设xmn为第n个指标下的第m个变量值，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其中，maxxmn和minxmn分别为xmn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而vxmn为标准化后的数据值。
笔者在指标评价权重的计算上采用的是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即aHp）。aHp是Saaty（1977）提出的把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模型化、数量化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它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把一个复杂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照支配关系进行分组，进而形成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而后通过两两比较来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最后综合人的判断确定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本文运用yaahp软件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权重结果为：人口总量（0.4240）、国土规模（0.2393）、经济发展水平（0.0842）、济发展潜力（0.0379）、产业优化升级（0.0297）、经济区域比重（0.0842）、对外开放程度（0.0336）、市场干预能力（0.0336）、政府治理效果（0.0336）。
基于上述指标和方法，本文测算出了2001～2014年世界33个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力、自然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和治理影响力的评价值。
2.发展中大国影响力评价结果的分析
为便于时间序列分析，本文测算出了2001～2014年33个发展中国家每年综合影响力评价值的均值。图1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综合影响力均值的走势。由图1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0.1449上升到2014年的0.1813，增幅25.12%。由于受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07～2009年发展中国家综合影响力的上升趋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笔者还发现，综合影响力的标准误差值由2001年的0.1257扩大到2014年的0.1486。这表明，2001～2014年发展中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差异也在不断扩大，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而一些小国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被忽视。
为了进行空间分析和结构分析，本文测算了2001～2014年33个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力、自然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和治理影响力评价值的均值，测算结果见表8。
（1）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影响力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更高。经计算可知，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影响力均值为0.2403，显著高于全样本下的综合影响力均值（0.1639）。综合影响力排名前五的国家均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0.7047）、印度（0.4907）、俄罗斯（0.4349）、巴西（0.3182）、墨西哥（0.1977）。当然，这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并不是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影响力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因为大国主要考察国土和人口两大特征，而综合影响力考察的因素会更多，如经济因素、产业因素、行政因素等。阿根廷并不是发展中大国，但其综合影响力却达到了0.1787，显著高于伊朗、南非等发展中大国。
（2）发展中大国的初始条件使它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自然影响力。人口因素和国土因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也是划分大国和小国的初始条件。从世界银行的2013年数据看，本文遴选的13个发展中大国的总人口数量为41亿人，占全球人口数量的57.7%；陆地总面积为5147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8.3%。这样规模宏大的人口数量和陆地面积，在国际格局中的自然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发展中大国谋求经济发展的愿望强烈，后发优势明显，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世界格局将由两极逐步走向平衡。经计算可知，发展中大国自然影响力的均值达到了0.1372，显著高于全样本下的综合影响力均值（0.0635）。
（3）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贡献使它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在增大。根据2013年的数据，本文遴选的13个发展中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94282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5.67%；这些发展中大国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2013年世界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3%，而在13个发展中大国中有8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的增长速度均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从“金砖国家”看，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20国集团成员。发展中大国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4）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水平使它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产业影响力。随着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实现了质量上的跃升。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要突破，已经不再是发达经济体所独到和独享；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生物工程、海洋工程、航天工程、资源工程、通讯技术和大型装备制造技术等领域，发展中大国都可以大显身手。从研发资金投入规模看，2012年中国名列世界第2位，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进入10强。许多新兴大国把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环境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入推动，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几百年来由西方国家掌控世界工业和现代化进程的局面正在改变，发展中大国的产业影响力迅速提升，它们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共同推动全球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的变革。
（5）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实力使它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区域影响力。随着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变化，它们在国际经济各区域发展中的地位迅速攀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的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或领头羊。按照世界银行的地区划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巴西和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埃及和伊朗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和刚果（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在欧洲和中南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可见，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区域发展中显示出极其重要的地区影响力和带动作用。
（6）发展中大国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使它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治理影响力。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及其能力变化，必然产生跻身国际经济事务中心舞台的要求，使它们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在发展中大国的积极推动下，国际经济秩序从一极向多极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传统大国和西方大国的范畴注入了新的内容，“新兴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与传统大国的关系、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逐渐被公认为是现代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新兴大国不仅履行“压舱石”的责任，以本国经济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与发达大国共同协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而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积极建设者。
注释：
①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彭刚：《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构成与分类》，《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
③吉利斯、波金斯、罗默：《发展经济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④陶文达：《发展经济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⑤马春文：《发展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⑥徐秀军：《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
⑦欧阳i等：《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⑧欧阳i、刘智勇、罗会华：《大国的经济特征及其u价指标体系》，《求索》2009年第9期。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1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社会分配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等都具有产生了影响。另外，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企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方面成为薄弱性环节，不能够进行更新换代，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会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二，在城市中，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部分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生活能够得到保障[2]。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急剧流失，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村里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所依靠的对象，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三，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3]。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学设施、生活必须品、社会公共设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支出，我国的经济迎来了挑战，对于财政的分配和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在社会生产的技能方面，工作时间久的员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阅历，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质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积极性的影响。其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的人才在面临着更新换代，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巧不熟悉，很难独自开展工作，这时企业可以通过老员工带领新员工的方法，让新人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学习老员工的经验和技巧，为培养新型的工作人才提供重要条件。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会使得员工为企业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延后。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能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熟练工作技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能够让老员工的资历不断加深，工作技巧不断积累，有利于企业的运营。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积极方面，人口老龄化刺激了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经济循环发展的作用。如今，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见很多老年人的保健品，而且价格都很高，子女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顺，对于保健品的采购量逐年上升，刺激了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像我们经常从广告上看到的脑白金、黄金搭档、善存等都是知名的营养品，近几年，像这样的营养品消费市场越发的火爆。市面上凡是与老年人有关的商品价格不菲，宣传重在展现儿女的孝心，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在医学领域的支出会越来越大，刺激了医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尤为重要，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由于身体不适就医等方面都会花费不小的生活支出，促进了医学经济的发展。在消极方面，如今，我国的老年人的收入都不算很高，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除了儿女为老年人买的老年用品外，老年人自身可能会因收入水平而影响消费水平，遏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苏子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迁移到城市发展，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农村，对于老人而言，缺乏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但是进行社会分配时，要用国民生产总量去除以国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此来减小儿童的增长比例，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基数过大的现象，有效的平衡社会分配现象。虽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是可以相对的降低儿童数量的增长率，使得我国的人口数量维持一定的平衡，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
三、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也促进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总行和国力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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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向群，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13，08（02）：97-98.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6
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不少学者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等供给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视(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过程。在人口过程中，人口结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Bloom等人(1998)发现，过去的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也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研究者又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e和mason(2006、2007)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一二十年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资本，单位平均资本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凡是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都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过去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邬沧萍等，2003、2004)。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这两个变化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利用的潜力与不足，重点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课题。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以中国的人口红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也逐渐增多。Cook(2006)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变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wang和mason(2005)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证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蔡昉、王德文(1999)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方面，巩勋洲、尹振涛(2008)分析了财富积累将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在推动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构成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文献整理，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论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周祝平，2007)；总抚养比的变化可能是少儿系数和老年系数绝对或相对变化的结果，不多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其变化的影响，也完全忽视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邬沧萍，1999)。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稍纵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红利和怎样增强和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研究相对较少。判断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这几个问题。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利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第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到来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红利？如何将其效应进行延伸？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有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采用普通的面板回归难以解决。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参照以往研究，选择的变量如下。
(一)选择指标
(1)人均实际年收入(pGDp)：用来考察经济增长水平，由于获得的统计数据是名义GDp，因而要对数据进行调整，按照全国各种价格定基指数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换算，得出当年的实际GDp再除以年末总人口，得到人均实际GDp。(2)物质资本投资比例(SK)：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表示。(3)人力资本的度量(pedunew)：人力资本测度一般有劳动力成本法、教育年限法、在校学生比例法和教育经费法等，各类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优缺点(沈坤荣、李剑，2003)。本文借鉴陈钊等(2006)的估测方法来度量我国各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如下：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包含文盲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数据单位为人年。(4)经济体制变迁(pi)：政府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的参与程度，反映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金融发展(FD)：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比率、证券市场市值比率、证券市场流动性比率(Levine，1997、2004)。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时间较短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故在此暂不考虑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同时，在金融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信贷活动即资金的运用程度，而以存款/GDp来确定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不恰当的(王晋斌，2007)，故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额/GDp来表示金融发展。(6)对外贸易(tRaDe)：改革开放以来，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进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使用各省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7)城市化(URBan)：由于中国大陆的城市政策变化很大，城市标准不一，所以使用城市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8)技术进步(RD)：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和R&D的投入(Lucas，1988；Romer，1990)。我国R&D支出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投入，民间投资较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张车伟，2005；王丰，2007)，在我们已经考虑了教育水平后，也要考虑健康；技术进步指标选择财政支出中用于科研、卫生的人均经费支出(科卫经费/全社会总就业人口)来表示。(9)迁移(em)：迁移代表人力资本的流动，使用各省净迁移率来表示。(10)人口红利指标的选择：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王丰(2007)认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未必都参与生产，被抚养的人口未必不参与劳动，因而最好使用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人口所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抚养人数/劳动力人数。但是，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产生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本研究仍旧选择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少儿抚养比(CDR)、老年抚养比(oDR)和总抚养比(tDR)。
(二)研究方法
对于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islam(1995)建议将增长区间划分为几个更短的区间，从而可以应用固定效应或差分变换等面板数据方法，有效地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地区非观测效应，以减轻估计误差，缩小内生性。然而，固定效应估计量尽管可以减轻一部分省略变量误差，仍然不能排除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可能同时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仍然可能是不一致的。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可以有效控制某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DiF-Gmm估计(first-differencedGmm)。DiF-Gmm的基本思路是求差分，然后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避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在选择解释变量时，我们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采用的基本模型表达为：it0it1itiitpGDpαpGDpβeCλU?=++++(1)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itpGDp与it1pGDp?分别为地区i在t和t—1时刻的人均实际年收入。iteC为自变量；iλ、itU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及残差。为消除地区固定效应iλ的影响，对式(1)进行差分转换，得到：itit1ititpGDppGDpβeCU?Δ=Δ+Δ+Δ(2)在式(2)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项ΔitpGDp与差分误差项ΔitU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可能导致内生性。动态面板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滞后项itkpGDp?为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并且可以通过矩约束条件来获得有效的参数估计：(,)0itkitepGDpU?Δ=，其中，k≥2(3)当解释变量严格外生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为任意值；当解释变量为弱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2。由于差分Gmm的滞后项工具变量与差分项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易产生弱外生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差分后还滤掉了非时变参数的影响(Blundell和Bond，1998；Bond等，2001)。为了克服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另一种Gmm估计量，即SYS-Gmm估计量(systemGmm)。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平式(1)作为补充纳入估计方程，最终采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这时，水平方程因变量滞后项itΔpGDp采用其差分滞后项it1pGDp?Δ作为工具变量。对于系统Gmm估计而言，结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还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相对来说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更能控制内生性。根据对权重矩阵的不同选择，系统Gmm估计可分为一步(one-step)和两步(two-step)估计。Bond等(2001)认为，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Gmm的标准协方差矩阵能更好地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向下偏倚的缺陷，从而影响统计推断。因此，xtabond2在xtabond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二步协方差矩阵对样本进行纠偏，从而使两步系统Gmm比一步法更加有效(Roodman，2006)。此外，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Bond等(2001)指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办法，即将Gmm估计值分别与固定效应估计值及混合oLS估计值比较。由于混合oLS估计通常严重高估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因此，如果Gmm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则是可靠有效的。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动态变量，以便更好地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模型见式(4)：it0it11it2it3it4it5itpGDpβpGDpβSKβpedunewβRDβpiβFD?=++++++6it7it8it9ititβtRaDe+βURBan+βem+βDR+U(4)根据现有文献通常处理方法(Loayza等，2000；Horioka和wan，2006；钟水映、李魁，2009)，我们将人口变量当作外生变量。模型中的其他变量要么当作弱外生的，要么当作前定的，我们选用“内部工具”，即把弱外生或前定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它们自己的工具变量。
(三)使用数据
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也就是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样本取自1990—2007年的年度数据；我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考察第二人口红利，对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仅考虑到2000—2007年。我们的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不包括在内，重庆市则与四川省合并，数据跨度为18年，横截面单元为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软件是Stata10.0。
四、结果分析
在SYS-Gmm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系数来判断二步法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否合理。从表2可知，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位于混合oLS与固定效应之间，这表明两步系统Gmm估计未因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出现严重偏误。一般而言，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越大，越能够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二步SGmm估计下，Sargan检验(原假设“工具变量组合外生”)的p值为0.834和0.473，这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检验附加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差伴随p值达到0.447和0.792，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残差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182和0.263、0.18和0.303，这验证了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我们设定的动态二阶自回归模型符合矩约束条件的要求。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从1990年开始至今，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中国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大于总人口增长，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劳动力价格下降，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在成年时期进行正储蓄。因此，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而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Horioka等，2006；modigliani和Cao，2004)。国民收入中的人口投资，都要有一笔用于新生人口的投资；所以少儿抚养比的升高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影响系数在(－311.5，－90.87)之间。1990—2007年间，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较大地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也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经济的增长从1990年后至今平均高于10%，高于1978—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这更加说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但是，少儿年龄结构和老年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影响不同，两者虽然都比较稳定，但方向不同。少儿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而老年则相反。这说明了第二人口红利的作用。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就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Bloom和Canning，2001、2003；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快速的人口转变会在一二十年内使一国储蓄率大幅上升，逐渐出现储蓄高峰(Higgins和williamson，1996；Bloom和williamson，1998)。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Coale，1984；mauldin，1982；Bongaarts等，1985；wolf，1986)，造成了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进程(杜鹏，1992、1996；Cai和wang，2006)，因此现在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总的影响效应为正(袁志刚、宋铮，2000；汪伟，2008)。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归集为三大因子：制度因子、不确定性因子与收入因子(殷兴山、孙景德、张超群，2007)，较大的不确定性会使老年人预防性储蓄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储备性储蓄，人口老龄化使更多的人们出于养老防老的考虑而进行储蓄。老年人的消费和投资渠道狭窄，则使老年人强制性储蓄增加(孙奎立、刘庚常，2009)。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老年人口长时期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他们对把钱存进银行有着较强的惯性依赖，对银行的放心和其他金融工具的高度不信任使他们无可选择。上述诸多原因使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储蓄甚至更高，金融市场为国内储蓄转换为生产型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比例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种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看到人力资本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极大地缓解了人口负担过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了经济增长。同时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也可能有老年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条件下，老年人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在实际上(不是在数字上)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口数量，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蔡昉，2009)。因此，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可以补偿逐渐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在1990—2007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未能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而获得普遍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物质资本存量的同时未能同时或优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而缺乏对所引进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再创新的能力。第二人口红利阶段的劳动力质量取代战略，依赖于第一阶段积累的经济成果能很好地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全民素质，使未来的老年人大都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是最大化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由于教育、科研和卫生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但是政府对科技和医疗卫生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教学质量和医疗、卫生保健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原因，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短期来看，并不能对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目前的唯GDp政绩评价体系下，对其的投入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同时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红利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非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配置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在各省区间的迁移也为迁入地带来了经济增长。在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和城市中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人口差异仍会继续推动城乡间、跨省迁移(王丰、梅森，2006)。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稳定，按照替代迁移(Replacementmigration)理论，人口迁移“能够抵消总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按照Rogers(1984)所提出的“年龄—迁移率”理论，青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要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口；在中国，15～29岁青壮年构成了流动人口或迁移人口的主体(翟振武，1996；段成荣，2008)，给迁入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及其附加的就业福利制度则首当其冲，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但是，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会使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人力资源流向东部和城市地区，曾经对其投资的当地地方政府获利不大，这对地方政府投资科研、卫生带来消极作用。因此，中央政府要给予净人口迁出地区政府补偿，并加大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科研、卫生投入。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7
新中国成立以来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举行过6次全国人口普查。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看，中国人口在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分布四个方面正呈现出重要变化，本文结合“六普”数据特征，重点讨论了与经济相关的主要人口因素，如劳动力数量、人均受教育年龄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本文从人口红利模型、人力资本投资、其他人口因素对经济影响模型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面：鲁华清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认为应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和数量，从结构的“人口红利”向质量的“人才红利”转变，这样才能确保我国政治经济舞台的稳固发展。任才举认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所以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全倩倩等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总抚养比、储蓄率对GDp的影响，并结合实证结果给出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面：Jacobmincer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自身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存量的总和。RobertLucas和paulRomer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强调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匮乏，人力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逐渐成为深入分析各领域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有效方法。Schults从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并给出人力资本投资的三个要素，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与研究和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
人口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车士义等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我国30年来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劳动力数量贡献占9%，劳动力质量贡献占10.4%，人口因素贡献占19.4%。闫文娟，曹培慎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了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且有滞后效应，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长期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杨月星基于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对我国流动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人口因素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一般只考虑单一人口因素对GDp的影响，多因素综合模型相对较少，此外，目前研究大多以经典的C-D函数为模型，而关于其包含人口因素改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为此，本文研究了加入不同人口因素的改进的C-D函数模型，此外，本文通过VaR模型综合考虑了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教育、总抚养比对GDp的协同影响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1.变量选择及处理。本文分析以下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资本量（Capital）、劳动力数量（Labor_force）、人均受教育年龄（education），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其余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其中指标的定位均为全国性的指标，即以全国情况为研究对象。选择年度数据作研究，数据区间是1982年到2010年，具体指标来源及说明见表1。
通过C-D生产函数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的脉冲分析可以发现，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的弹性系数大于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系数，1982年～2010年间，劳动者教育水平对GDp的年平均贡献为8.37%，而劳动力数量的年平均贡献只有5.20%，人口方面的因素大约占GDp增长的13%。人力资本方面因素变化的冲击对GDp波动的贡献率逐渐加强，尤其是人均受教育水平，会达到40%左右，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的变化，以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四、我国人力资本教育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本教育质量偏低。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数量多，但是在人力资本质量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在高等教育毛入学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的指标比较落后，这些指标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例如，我国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现达到30%，但是与国际水平54.5%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的国际平均水平已达到14.9年，而中国仅为11年。
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结构呈现出一种“以少带多”的模式，即少数高智慧、高科技劳动力带动多数低智慧、低科技劳动力进行现代化生产。而目前的民工潮也只是人力资本中存量较低的劳动力流动现象的体现。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不足。虽然我国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在2000年要达到4%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达成。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国家投入比例约为4%。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也排在末位，只是达到欠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形成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缺欠。在教育投资结构方面，我国教育投资长期以来依靠中央财政支出，但在现行的财政政策下，中央财政对教育支出的投入有限。在地方政府层面，相比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教育投资常常被忽略。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轻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认为最缺乏和最需要的生产要素物质资本，因此从国外大量引进，然而相应人力资本的缺乏使花费巨资引进的设备得不到有效的使用。这一现实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的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控制着我国教育体系的供给与运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尽管我国已经准许民间开办学校，但是与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面临着政策方面受到歧视、资金严重不足、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因而抑制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人力资本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结果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不足的现状。
3.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不均衡。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在地区、城乡之间差异明显。中国人口资源总量大，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存在区域差异，因而决定了地区差异的人力资本存量。我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距，这一差距促使了人力资本在东西部之间的大规模流动，使广大劳动力所具有的知识和技术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
（2）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不均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原本是教育体系的两个支柱，理应协调发展，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受“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和“重文化知识、轻技能培训”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严重缺乏。
五、总结及建议
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等人口因素对GDp的影响以及贡献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GDp有显着的影响，贡献率较大，但是我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方面存在着总量不足，配置不均衡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限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国家应加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而成为改变经济产出系数显着的内在函数，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要素和龙头资本。人力资本不等同于一般简单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通过减少一般劳动力存量、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将加快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人力资本的发展和积累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突破口。首先是明确中央和地方教育投资的责任，在地方财政增大的同时加大地方教育投资的力度，使地方政府把教育投资和其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再次，教育投资必须向基础教育倾斜。只有这样中国丰富的人口资源被广泛开发才有可能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反之，就会成为沉重的社会包袱，基础教育任重道远。
（2）注重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均衡。合理整合教育资源、配置人力资本，实现教育资源利用效果的最大化。在强化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实践中，向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倾斜。在城乡方面，强调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这对转移剩余劳动力的积极作用，美国学者Johnson指出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
在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内容上，改变以普通教育为主的局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均衡发展。同时适度开放教育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办学力量比较薄弱，需要开放中西部地区教育，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因此，应取消对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限制，建立开放的人力资本融资体系，采用平衡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3）注重人力资本配置均衡。如果单纯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其结果是发达地区变得更加繁荣，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陈旧，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外流，产业结构恶化。因此制定积极的区域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对打破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要素收益率低人力资本流失经济发展水平低”怪圈，以及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8
关键词：消费出口投资经济增长
一、引言
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省份，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省域内经济发展又存在较大的地区不平衡性。2011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人均GDp分别为61823、33735和19555元，苏南地区人均GDp是苏北地区的3.16倍。从地级市层面看，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显著，2011年江苏经济最发达的苏州人均GDp为106863元，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宿迁仅为12289元，前者是后者的8.7倍之多。由于江苏各市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差异，具有发达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的特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将一直处于发散态势，只有积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缩小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理论及文献回顾
消费、出口和投资从需求方面共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的机理表明，消费运行的良莠，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投资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从长久来看，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
出口增加意味着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国需求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增加；出口增加会推动出口产品生产专业化，增加出口部门生产力，使资源从相对无效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出口部门，这种生产力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的扩张，有助于经济增长；出口增加可以增加外汇，使出口国可以购买更多进口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产出扩大的需要；出口也有利于高新技术的引进，获取“干中学”的收益以及更好的管理能力，从而通过刺激经济中的技术溢出来增加产出。出口的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且可能通过带动投资的增加，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否则，就难以解释出口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巨大影响。
消费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现有文献中，单独就两者之一进行研究的文献不胜枚举，而将消费与出口两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在使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别。李占风等（2009）利用联立方程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影响，而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逐渐增强。卢万青等（2010）在VaR模型的基础上，用同样的方法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出口波动会通过影响投资、消费而放大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短期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而长期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
在众多文献中，对江苏市际经济作比较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吴康等（2007）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江苏沿江8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并得出结论，同属沿江发达地区的8个地级市，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差距依然比较显著。叶依广等（200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综合分析，并重点比较了苏北与苏南的薄弱之处和影响因素，认为应该江苏各中心城市实力存在较大差异性，各城市应结合本城市的特点，分别有针对性地采取增强私企实力、扩大对外开放等策略。
与以上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在于将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为江苏各级政府更有效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江苏13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实证分析
鉴于江苏省宿迁市成立于1996年，本文采用1996～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文中，GDp是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本文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变量；Con为我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它将作为消费变量；eX为出口额，将它作为出口变量；inV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它将作为投资变量。以上数据来自于1997～2011年《江苏统计年鉴》。出口额在统计年鉴中是以美元为单位，我们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度平均人民币汇率，将其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同时将地区生产总值、出口及消费的现价数据用以1996年为100的定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物价调整，得到可比数据以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则使用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另外，本文对经过以上处理的数据再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同时也使序列更易平稳。在模型形式上，本文选择最简单模型――线性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
表1江苏13市经济增长对消费及出口等变量回归结果
注：（1）根据1997～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回归得出；（2）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统计量；（3）a、b、c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1、0.05与0.10。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消费、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13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性，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1）消费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极为显著。除无锡与连云港两市达到0.10的显著性水平外，江苏其余11市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均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2）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而其余7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使0.10的显著性水平也未达到。另外，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归结果的符号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在13市中有9市的符号为正，其余4市符号为负，说明从统计学上来说，出口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3）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大多数地级市县级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仅有连云港与南京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分别达到0.05与0.10显著性水平外，其余各市均不显著。这说明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江苏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并没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江苏各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江苏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一）消费对江苏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大差异
江苏13个地级市消费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江苏各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将提高消费需求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政策。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终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同时又是社会生产的起点，增加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决定消费需求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近年来，江苏各市的财政收入增速远远地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小于消费。各市可采取减税、发放消费补贴等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
在江苏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影响的同时，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却表现出较大差异。笔者将各市边际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后发现，13市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3个市依次为盐城、淮安与徐州，而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小的3个市为无锡、苏州、常州。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明显呈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而经济发达地区则较小的特点。江苏省内相对落后地区，更应该将增加本地区居民消费作为促进本地经济追赶苏南、苏中地区的重要手段。
（二）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多数地级市通过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来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江苏13个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苏南5个市均名列其中，其余的市中仅有宿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将影响显著的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排序，最大的为常州，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0.3506，而边际贡献最小的镇江为0.0812。除了这6个市外，江苏其余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笔者进一步挖掘数据后发现，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较大差异性与各市的出口商品种类与结构有关。总的来说，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更显著，边际贡献更大。因此，各市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增强本地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在外贸及投资方面应采取向苏中、苏北地区倾斜政策。要有效缩小江苏的区域差距，就必须给予落后地区更优惠的外贸与投资政策，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高科技企业到苏中、苏北等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通过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来提高落后区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缩小与发达的苏南地区经济差距。
出口与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要求江苏各市应根据本市的具体特点，有的放矢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以更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省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增长因素对各市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在制定刺激消费、出口与投资政策时，对各市采取差异性策略，促进各市经济谐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龚云腾.2007：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5）
[2]李占风，袁知英.2009：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9
关键词：城市发展水平；商品住宅价格；结构方程模型
1.引言
住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住宅开发的规模与速度持续扩大，住宅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稳定房地产价格尤其是住宅价格，是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1]。城市发展对住宅需求的提升和城市化的聚集效应是住宅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从城市发展水平视角探索各因素对商品住宅价格的作用机理。
2.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及模型建立
2.1城市发展指标体系
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确定本文因素指标。骆永民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房价与城市化的关系且发现城市化水平对房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杨晓冬等通过5个指标因子81个具体指标分析城市发展水平对住宅价格的作用[3]。王中亚构建包含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的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29个具体指标[4]。Gabriel[5]、Berger[6]分别对美国、俄罗斯的住宅市场与城市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均对房价有一定影响。
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经济水平、城镇人口、消费能力、住宅投资、住宅产出、城镇设施、教育医疗水平七个指标来分析城市发展水平与住宅价格的影响作用，其指标体系包括8类共25个具体变量。
2.2模型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应用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Sem模型是验证性因子模型和因果模型的结合体，包含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
3.实证研究
3.1研究假设
提出城市发展水平对住宅价格影响作用的研究假设，具体如下：H1：经济水平对城镇设施具有正向影响；H2：城镇人口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H3：城镇设施对住宅投资具有正向影响；H4：经济水平对教育医疗具有正向影响；H5：教育医疗对住宅投资具有正向影响；H6：城镇人口对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H7：住宅投资对住宅产出具有正向影响；H8：消费能力对住宅投资具有正向影响；H9：住宅产出对住宅价格水平具有负向影响；H10：消费能力对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
3.2模型评价
模型评价主要利用信度系数和效度对模型中的测量指标与潜变量进行相关评价。本文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信度和效度进行运算，其运算结果具体如表2。
由上表可知区分效度（aVe）均大于0.5区间，此模型可行。模型潜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在0.7以上，合成信度的CR指标均大于0.70，说明用观测变量来测量潜变量的信度较好。
4.结论
通过Sem求解，对城市发展与商品住宅价格作用机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4.1直接因素及作用
消费能力、住宅产出和城镇人口为直接因素，路径系数为0.913、-0.314和0.302。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作用最大，存在正相关性；住宅产出影响为其次，存在负相关关系；城镇人口对住宅价格影响较前两者最小，且对住宅价格有正向作用。
4.2间接因素及作用
经济水平、城镇设施、教育医疗水平和住宅投资为间接因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途径和程度各异。①经济水平先通过城镇设施及教育医疗因素间接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经济发展与人口状况存在较强正向影响，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②城镇设施、教育医疗均先作用于住宅投资，再对住宅价格产生间接影响；③消费能力对住宅价格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住宅投资状况产生影响；④住宅投资直接影响住宅产出，住宅投资状况对住宅产出存在正向影响。
4.3总效用分析
城市发展各因素对住宅价格的总影响效应通过计算得出表3。
由表3分析：消费能力、城镇人口对住宅价格的总效应为正，存在正向影响；其他因素对商品住宅价格的总效应为负，存在负向影响。从供给、需求对价格作用来看，消费能力和城镇人口为需求主导型因素，住宅投资等5因素为供给主导型因素。对于城市发展各因素的合理区分，将使政府调控商品住宅价格更具针对性。（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洪玉，孙峤.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经济学研究[J].建筑经济，2006（02）
[2]骆永民.城市化对房价的影响：线性还是非线性――基于四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1（4）
[3]杨晓冬，武永祥.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商品住宅价格模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3（01）
[4]王中亚.中原经济区域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市政研究[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板），2012（02）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10
【摘要】本文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出发，分析了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下各生产要素在投入方面的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资源投入的总量和比重均有下降，同时又会使单位劳动获得更多的资本投入，只有提高单位劳动产出，才能保持或提高社会总产出水平；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负担，使得用于生产的积累性资金比例下降，资本的相对稀缺要求不断优化投资质量，提高单位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益；人口老龄化使得技术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化，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刘会丽，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与管理。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难题。江苏省是中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之一，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三位，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阻碍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也会带来老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劳动、资本、土地、技术都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人口结构、资本投入结构、技术投入结构等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要素的变化也必将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投入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土地的总供给不变，本文对此不做分析，只对其他三个要素的投入变化进行分析。
二、人口老龄化下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下劳动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根据黄佐钘（2004）对江苏省各年龄段人口数据的预测，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数据误差较小，故本文采用该预测数据进行分析。人口老龄化下社会劳动力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未来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的下降，会导致劳动投入减少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根据黄佐钘（2004）对江苏人口预测中的方案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见图1）得知，江苏省未来适龄劳动人口以及储备劳动人口比重均有下降。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2010年的64.36%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46.91%；0～15岁少儿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9.69%下降到2050年的17.42%。同时，预测数据也表明，江苏省劳动人口的绝对数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处于下降状态，将由2010年的4906万，下降到2030年的3885万，2050年则持续下降到3011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速不能超过劳动人口下降速度与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之和，则经济将面临下滑。
2.未来劳动人口投入结构的高龄化，不利于劳动资源配置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由图2可以看出，2010～2050年间，江苏省青壮年（16～39岁）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在2030年达到最低值的50.79%，比2010年下降4%；而中老年（40～59岁）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45.19%上升到2030年的49.21%，劳动人口有高龄化的风险。劳动力高龄化的经济效果体现在：一方面它将使劳动力流动性变差，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会造成失业性风险，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增加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劳动力高龄化会使劳动者从事的职业岗位受到限制，就业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下资本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生产性资本投入比例的下降，将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经济效应。由于老年人口不参与或较少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成果的不可储存性，所以作为一个“纯消费”群体，老年人口比例加大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负担。而且由于我国原来的养老基金制度采用现收现付制，导致养老保险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职工的养老基金没有积累或积累不足，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支付压力。Leff（1969）、袁志刚（2000）、李春琦（2007）、王宇鹏（2011）等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降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储蓄水平的降低又会制约社会投资水平，在技术条件一定和投资边际收益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产出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近些年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支出的快速增加也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社会消费性开支增加。由于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支出基本占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90%以上，下面以江苏省的养老基金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社会资金支出的压力。
由表1可以看出，2001～2013年，江苏省养老基金支出的金额在不断扩大，2013年全省养老基金支出已经达1309.6亿元，近10年来养老基金支出的年平均增速达20%以上，高于同期全省GDp平均增速约8个百分点，且2009年、2010年、2013年养老基金支出的增速高于养老基金收入的增速，尤其在2013年全省养老基金支出比基金收入增速高出14.54个百分点（见图3）。当前养老基金结余系数为1.88，基本处于合理区间，但随着人口老化的速度加快，养老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年限可能会降低。在参保人数上，2002～2013年，江苏省离退休职工的年平均增速在8%以上，离退休职工参保人数占全体职工参保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1%以上。2009～2013年，离退休职工参保人数的平均增速高于在职职工参保人数增速1.62个百分点（见图4）。
由表2可以看出，近10年来，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金额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与收入之比约为80%，与2001年相比，当前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上升了16.57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支出的加大，即期消费资金与长期储蓄资金的比例将会加大，使得全社会储蓄率和社会生产性资本投入比例下降，导致资本相对稀缺和资本价格上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
2.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投入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社会下，社会消费结构将会发生改变，老年人口的消费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消费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改变，进而改变社会资本投入结构。老年产业在我国尚属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初期投资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转变下，通过政府的引导和社会的投资，必将促进老年产业的兴起，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此外，当前有些老年产业如养老服务这一块并不具备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因此，养老机构和社会福利院的兴办，需要政府进行前期大量的基础性投资。
（三）人口老龄化下技术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将促进技术研发投入比例的加大，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利用C-D函数模型的研究表明：1990～2010年间，江苏省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人口抚养比上升和社会负担加重的问题，使得技术成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技术研发投入比例将会上升。2009～2013年，江苏研发（R&D）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达2.22%，且逐年处于不断上升状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南整体研发投入水平较高，基本具备推动经济转型的实力。今后江苏省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质量与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将改变技术研发投入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患病率较高，医疗支出费用大，老年医疗和保健市场潜力巨大，仅2013年江苏省城镇退休职工医疗基金支出约有490多亿元。人口老龄化使得技术研发投入更加关注于老年生命健康，有助于推动老年健康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投入比例的下降，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必然的选择，更多机械代替人工的智能化设备等新型生产工具的科技研发投入比例将会加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下生产要素投入变化的发展思路
（一）提高劳动产出的总量与质量，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1.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总量，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人口的比重和绝对数同时下降，“纯消费”人口比例和社会消费支出规模又同时上升，必然要求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总量，以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从而使单位劳动人口在智力投入和健康投入方面获得的资金将会增加，从而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效率与产出总量。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每增长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增加9%。
2.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质量，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促使智能化工具和设备投入的增加，将会降低单位劳动和原材料的损耗，提高劳动产出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短缺，使得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向资本、技术与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质量。
（二）提高单位资本的投资收益，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1.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单位资本的投资收益上升，以保证经济的增长。由于人口老龄化，社会消费等各项支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上升，假定社会总产量不变，通货膨胀率为零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资本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才能保证或超过之前的消费支付水平。因此，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资本增量产出率（iCoR：每增加1元钱的GDp，需要投资多少钱）提高，即单位资本的投资收益上升，才有利于保证经济的增长。目前发达国家的iCoR（资本增量产出率）是1～2，而我国是5～7，与前者的差距较大，但也说明我国的iCoR未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2.人口老龄化下资本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将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下老年人口消费将更加受到关注，老年产业和生产工具方面将得到更多投资。一方面，老年产业具有宽泛的产业跨度，涉及领域较多，投资空间较大。以老年人口养老和医疗行业为主的投资项目，将会带动家政、护理、保健、医药、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出，化学工业对经济的影响力系数是1.2138，说明化学工业包括医药行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较大。另一方面，社会将加大对劳动工具的改造与投资，为提高劳动效率创造基础条件。因此，人口老龄化将促使资本向发展前景好，投资回报高的行业流动，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
（三）加快技术创新与推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索洛（1956）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技术和传统投入的比较中，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据统计，20世纪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初期的5%～20%，上升到1980年代的60%～80%。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之一。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30%，西方发达国家约为70%～80%。2013年江苏省高新科技产业产值达到4.25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技术创新是促进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重的趋势下，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
2.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促进技术的推广，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于当前我国还处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式经营。据研究（钟伟，2006），中国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仅要求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而且要求加快技术推广的速度，扩大技术推广的范围，使科技成果在各个领域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2012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中新材料制造业创造的产值达27.1%，高端装备制造业达26.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达25.2%，此外新能源、生物医药和电子计算机等行业也分别占有5%以上的份额。人口老龄化将使科技成为提高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四、结论
（一）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投入的比重，要求提高单位劳动产出水平
人口老龄化下劳动要素投入产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劳动人口的比重和绝对数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劳动投入产出效益的高低将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未来的生活水平；二是人口老龄化下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高龄化状态，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人口老龄化下劳动人口总量的下降会使单位劳动获得更多的智力投资和健康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体力水平，提高单位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
（二）人口老龄化使得再投资的资本比例下降，要求提高单位投资的收益
人口老龄化下资本要素投入产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消费基金的比例加大，用于生产的积累基金比例下降，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为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提高资本投资收益水平十分关键。二是人口老龄化需要对资本投资结构做出调整，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老年产业和智能机械行业将成为投资的热点。三是人口老龄化使生产性积累资金变得相对稀缺，可实行差别化的公共政策，将资金从投资过度的行业转移到长期投资收益稳定的行业中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投资收益。
（三）人口老龄化要求加快技术创新和推广，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人口老龄化下技术要素投入产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我国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二是技术投入的方向要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劳动消耗，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最终增加投资收益。三是在人口老龄化下要加快技术的推广速度和扩大技术推广的范围，使得三次产业的技术转化率得到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依靠技术应用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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