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方向篇1
关键词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onmedicalGeneticsDisciplinesConstruction
CaiXiaoming，LianGSuhua，LiUYun
（SchoolofBasicmedicalSciences，northSichuanmedicalCollege，nanchong，Sichuan637007）
abstractmedicalgeneticsisasetofteaching，research，healthcareasoneofthedisciplines，theoryandtechnologyplatformtosupportthelevelofdevelopmentofmedicalscience，theimpactonhumanhealthisincreasinglyimportant.medicalGeneticsdisciplinesstrategymustreflectinnovation，characteristics，systematicandcomprehensive.medicalGeneticsdisciplinesneed：Refiningdisciplinedirection，creatingsubjectcharacteristics；trainingdisciplinetalent，improveacademicprowess；builddisciplineplatformtoenhanceresearchcapacity；coordinationofteachingandresearch，cultivatedisciplineresults.
Keywordsmedicalgenetics；discipline；construction
医学遗传学是研究遗传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发生、流行、诊断、治疗、预防中的作用机制及其规律，是医学与遗传学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医学科学领域中十分活跃的前沿学科。以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为龙头，发挥学科建设引领作用，整合医学遗传学相关教学科研各方面的资源，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深入科学研究，推行产学研相互融合，提升医学遗传学团队的整体水平，提高整体办学实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人类遗传病的发生机制、传递规律、诊断治疗方法及预防措施，为遗传病患者提供临床服务，包括遗传检测、遗传咨询、遗传筛查、产前诊断及基因治疗等，从而为改善人类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质作出贡献。①②③
1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现有问题
学科建设是立校之本、发展之基、力量之源，是高校教育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但目前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和引领作用，在学科方向的凝练上无法兼顾学科的特色和稳定性，不注重培养医学遗传学学科带头人，忽视培养学术后备人才梯队，学科建设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形成系统的、规范的、合理的学科建设发展机制。④⑤
（1）学科基础薄弱。医学遗传学在医学院校是基础学科，结构单一，课程设置、师资结构、教学方式都服务于临床，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对科研重视程度不够，相互之间缺乏交流，没有相同方向的研究梯队，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研究基地、教学实验基地等基础设施，更谈不上形成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2）学科层次不高。与医学院校其它学科相比，医学遗传学学术队伍、科研成果和学科基础条件方面相对较弱，学科带头人、学科人才相对短缺，存在学科梯队结构不合理，科研成果不集中、不系统，学术论文质量偏低，学术活动层次不高等现象。（3）学科经费不足。由于大家对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认识不足，医学遗传学经费较少是学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包括教材、教学、人才、科研等诸多方面，有的也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等现象。（4）学科沉淀不够。在医学院校，医学遗传学相应的学科建设保障政策和措施不够系统，重视、认识不够，加上学科起步晚、底子薄，资源有限且过于分散，没有主攻方向，无法突出学科优势，在学科内部相应的管理制度也缺失，没有统一规划，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学科建设缺乏历史沉淀，缺乏学科文化氛围，没有形成自身的学科文化和特色。
2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策略
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因学校特点、资源特点、时间性特点、人才特点等不同而有差异，学科建设策略不是约定俗成、一成不变的，需要认清学校自身发展特点，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需求，采取重点发展、率先突破、以点带面、形成特色的发展战略，体现学科的创新性、特色性、系统性、综合性。
（1）创新性策略。一是人才创新。充分融合临床妇产、检验、肿瘤等方面人才，拓展医学遗传学团队视野。二是内容创新。医学遗传学学科内容复杂，内容覆盖面广、跨度大、发展快、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广泛，因此，在学科内容上要相互参透。三是教学创新。主要是医学遗传学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紧跟时代步伐。四是科研创新。科学研究是学科的立足点，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2）特色性策略。医学遗传学学科特色以人才为根本，不同院校有所差异。一是教材建设特色，如编写各种规划教材等；二是教学改革特色，如医学遗传学精品课程等；三是科研特色，如临床疾病遗传机制、肿瘤遗传控制研究等。
（3）系统性策略。一是医学遗传学学科定位，主要是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二是学科规划，根据现有资源条件，认清自身特色，重点突出优势。三是组织实施，采取合理有效措施，保障学科顺利、健康发展。四是学科评估，构建学科反馈和评估机制，塑造学科文化，为学科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4）综合性策略。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最终是满足社会需要。一是人才培养，主要是为医学生打下坚实的遗传学基础，同时，培养高层次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二是科学研究，主要是针对医学遗传学相关未知领域进行攻关，研究遗传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发生、流行、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及其规律。三是服务社会，利用遗传学学科研究成果，从遗传的角度为遗传病患者提供临床服务，包括遗传咨询、遗传筛查、产前诊断及基因治疗等，从而为改善人类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质作出贡献。
3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措施
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创新，树立正确的学科发展观，培养学科带头人，培育学科团队，创造优良的学科环境，主要体现在政策轻松、生活宽裕、学术宽松，为学科团队营造和谐的学科氛围。
（1）凝炼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一是学科方向，紧紧围绕医学遗传学基础理论、遗传学临床理论、人类遗传病、遗传学知识运用等方面，集中优势，靠团队自身的努力，塑造学科品牌方向。比如，在痛风遗传机制、骨髓瘤遗传控制等等方面突出优势。二是打造学科特色，主要依赖于学科群体，扩大学科群体的影响力，丰富学科内容，提升学科质量。比如医学遗传学部级教材主编，省级重点学科、医学遗传学硕士授权点建设等。
（2）培养学科人才，提升学术实力。一是对医学遗传学青年人才进行培养，努力打造创新和进取型的学术队伍，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激发团队创造才能和教学研究热情，增加研究成果。二是重视拔尖人才，用以支撑学术梯队，形成学科优势，创建学科品牌。比如，培养省级、部级教学名师；省级、部级学术带头人等。三是加强学术管理，经常性进行人员及学术交流，开阔团队视野，利于提高教学与科研能力。四是增强学术团队意识，促进合作共同攻关，提升学术实力和影响力。
（3）构筑学科平台，增强科研能力。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强资金来源多样性，为科研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比如，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等。二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布局研究方向。比如，各种重点实验室、各类研究所等联合开放共享。三是发扬学术精神，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建立良好的、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四是研究信息公开，科技资源共享，减少重复研究，支持特色性、地域性相关研究。实现科研数据和资料的共享，增强科研能力。
（4）协调教学科研，培育学科成果。一是理顺教学、科研侧重点，协调发展，由于评定职称等切身利益，学科团队人员都有教学任务、科研任务，甚至有上课时数、数量规定，为了完成任务，部分学科人员背离了学科目标、研究方向，脱离了社会和市场需求。因此，必须转变观念，以服务学科、服务社会为导向，进行机制创新，改变科研评价标准。二是鼓励产出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让学科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潜能，研究出适合学科和社会需求的科技成果、教学成果，服务社会，促进知识、能力和技术的融合，完成成果转化。
4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注意事项
近年，我校医学遗传学被评审为省重点建设学科，医学遗传学被评定为目录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同时，医学遗传学是我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我校也是中国遗传学会理事单位，连续主编医学遗传学本科教材（现已第三版），因此，体会医学遗传学学科建设注意事项如下：
一是保证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学术争鸣。协调好学术队伍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科带头人和其他普通成员之间、普通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需要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真诚沟通、宽容共进，建立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科研团队。学术带头人应避免学霸思想，鼓励每个人积极思考，充分表达个人的学术见解，对于学术分歧不打压、不歧视，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⑥
二是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管理主体作用。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思维水平，在人格上心胸开阔、自由民主、勇于创新；学科带头人要开拓视野，制定相对灵活的用人机制；引进、培养和储备人才，使学科建设工作始终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发展势头。⑦
三是优化学科队伍结构。学科队伍的总体数量、高级职称比例、博士学位比例、年龄分布、知识结构等要合理。多数正高职人员年龄应在50岁左右，同时还应有一定数量的高学历或副高级职务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上均无断层现象。⑧
四是完善学科各项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淘汰和监控，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激励机制。经费使用建立预算、拨付、使用、监督机制，保证学科专项经费能够充分发挥作用。⑨
基金项目：川北医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课题（20131230）
注释
①蔡晓明，梁素华，刘云，杨俊宝.医学遗传学教学改革研究[J].基础医学教育，2013.15（3）：212-214.
②蔡晓明，梁素华，刘云，母波.《医学遗传学》趣味教学法调查研究[J].科教导刊，2012.129（7）：166-167.
③蔡晓明，梁素华，刘云.医学遗传学ppt制作研究[J].科教导刊，2013.130（9）：72-73.
④刘献君.论高校学科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05（1）：16-20.
⑤王晓华.阻碍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江苏高教，2010（4）：75-76.
⑥郭贵养.论大学学科建设的十个转向[J].中国高等教育，2011（17）：17-19.
⑦关少化.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J].江苏高教，2011（5）：36-38.
遗传学方向篇2
摘要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以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的程度为目的，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该文以天性和教养为突破口，紧紧围绕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遗传力、环境、特定基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行为遗传学，人格，遗传，环境，基因。
分类号B848
1引言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是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1]。目前，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比较盛行。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分析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时，能够说明在何种程度上用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差异。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是研究个体差异的生物基础，即研究每一个人所遗传的特定的基因组合怎样使其在后天具有表现型的个体差异。所谓的表现型是指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个体的行为和生理特征；与其相对的概念就是基因型，它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生命繁衍继承下来的遗传特征。行为遗传学假定个体的表现型差异主要来源于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2]。具体来说，人格的行为遗传学强调研究每一个体从亲代遗传中继承的一系列不同的基因，鉴别对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特定遗传因子，探讨这些基因的特定组合怎样影响着个体的气质、人格和心理健康。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除了证明遗传因素的重要作用外，还为说明环境的作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为，环境和经验也影响着个性特质从基因型到表现型的实现过程。换句话说，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既证实了“人格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观点，同时，又为解决遗传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新途径。
目前，行为的遗传学研究主要采用遗传力、共享与非共享环境、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思路，探讨天性与教养（即遗传与环境）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揭示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中的发展趋势。
2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趋势及其发展
20世纪70年代席卷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争议已经消退，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越来越接受遗传影响这一观点，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为遗传学的文章出现在主流行为学杂志和研究领域中。这是行为遗传学在现代行为科学中极大的转变。行为遗传学是研究行为遗传的，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的早期研究就是通过遗传力、环境来比较双生子和收养研究，寻找遗传和环境影响人格差异的证据。目前的研究试图发现并确定使行为和心理特质具有遗传性的特殊基因。
2.1人格的遗传力研究
遗传力是一个描述遗传影响程度的统计值，指观测到的（表现型的）变异中能被遗传变异解释的百分比。它是衡量遗传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心理特质差异的指标，也就是说，某一群体或个体的表现型差异能够归因于遗传差异的比例。由于同卵双生子有100％相同的遗传物质，异卵双生子有50％相同的遗传物质，而养子与养父母之间没有相同的遗传物质，因此，人格的遗传力研究以双生子与养子为研究对象，来比较人格的个体差异中能够用遗传差异解释的比例。这类研究采用人格自陈问卷或其它测量手段，外向性与神经质是在此类研究中被测量得最多的两种特质[3]。
基于人格自陈量表及其他测量手段的研究都表明，双生子人格有中等程度的遗传力。在一项对24000对涉及五个国家的儿童双生子研究中，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在外向性上的平均相关分别为0.51和0.18，在神经质上的平均相关分别为0.46和0.20。根据遗传作用的加法式模型，将同卵与异卵双生子相关系数的差值乘以2，分别得出外向性的遗传力为62％，神经质的遗传力为52％。许多人格量表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外向性与神经质之外的其他特质上，同卵双生子的相关也总是大于异卵双生子[4]。一项以近1000对德国和波兰成年双生子的研究比较了自陈问卷与同伴评定法在大五因素上的得分情况。其中，每个双生子的人格都由两名同伴对其进行他评。结果发现，同伴评定的平均相关为0.61，表明一致性信度较高。同伴评定与自我评定分数之间的平均相关为0.55，说明自我评价具有中等的效度。有研究已证明，自评得分与其他研究基本相同[5]。
与双生子研究相比，收养研究则表明，个体的人格发展受遗传作用的影响要小。双生子与收养研究结果的这种差异主要集中于两点：一种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增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似性，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假说。收养研究中低遗传力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非加法遗传效应。所谓加法遗传效应指的是各种独立的遗传作用会“加在一起”影响某种人格特质，而非加法遗传效应则指的是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无论遗传效应是否为加法，同卵双生子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同，但异卵双生子彼此之间在加法效应因子上只有50％的共同性，非加法遗传效应对他们及其他直系一代亲属彼此的相似性影响更小[5]。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一直仅限于考察遗传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人格的个体差异。采用自陈问卷研究人格差异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对于人格差异具有重要影响，每一种人格特质在用自陈问卷测评时都表现出遗传的作用。因此，目前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已经超出遗传力的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研究遗传与教养两者的关系，即从环境角度对人格进行考察。
2.2人格的环境研究
2.2.1人格的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研究
双生子与收养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主要源于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而非共同的家庭环境[6]。著名的行为遗传学家普洛明（R.plomin）认为，家庭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针对某一个子女，并不是被家庭成员所共享。也就是说，影响人格发展的环境对于同一家庭的成员来说并不比不同家庭的成员更为相同。普洛明提出了人格的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7]。共享环境指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平均水平上所享有的相同环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受教养程度、等）、学校状况、共同伙伴、邻里情况、民族情况等。非共享环境则指子女在家庭内外获得的独特经验，来源于仅仅被一个子女经历的事件，可以分为系统影响和非系统影响[2]。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包括家庭地位（出生顺序、性别差异）、子女间的相互作用、父母对某个子女的独特教养行为等家庭内的经验，以及独特的同伴经历、朋友、教师、运动、其他活动和兴趣、教育、职业经历、配偶、家庭生活等。非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则往往无法预期，常见来源有意外事故、疾病、精神创伤等其他特异的经历。
共享家庭环境的影响可用遗传无法解释的相似性来估计，如收养子女之间的相似性。非共享环境的影响则用遗传和共享环境都无法解释的方差分量来表示，一起成长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差异就代表了非共享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共享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极小，平均只有5%变异可归因于共享环境，可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变异则有35％[2]。也就是说，非共享环境对人格特征的影响，使得生长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彼此不同。以普洛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非常强调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即强调后天教养及个体在家庭内外的独特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要作用[8]。因此，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的提出，为研究者在环境中考察人格提供了新的视角。
目前，行为遗传学家正试图确定非共享环境的具体来源以及它们与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认为应从评估每个儿童所经历的特殊环境入手来确定具体的非共享环境因素，即采取特殊的环境测量方法。这类研究起步较晚，其中以一项名为“非共享环境与青少年发展”（nonsharedenvironmentandadolescentdevelopment，neaD）的研究最为著名[9]。研究发现，非共享环境并不仅限于家庭环境。当人们开始步入社会时，家庭之外的环境更可能成为非共享环境。例如，工作环境、社会支持、离婚都可能成为非共享环境的根源。其他非系统性的因素，如意外事故、疾病等也会导致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此类经历的微小差异也会逐渐积累并导致行为结果上的显著差异。
2.2.2环境的测量显示遗传对人格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心理学家在对环境的测量中发现：基因变化发生在环境的测量之中，即环境因素也具有可遗传性。教养行为表现出遗传的影响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父母的人格等遗传特征可能会反映在他们的教养行为中；教养行为也可能会反映子女人格方面的一些遗传特征。换句话说，环境测量所以会表现出遗传的作用是因为人们会部分地由于遗传的影响而形成其个人的生活经历。这种情况被称为“教养中的先天影响”。这种影响与遗传倾向密切相关，因而在人格的行为遗传学中被称为“基因型―环境相关”[6]。基因型―环境的相关并非指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环境受到遗传的影响,而是指个体卷入经验的程度或个体接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具有一定的遗传性。遗传的影响是通过被其作用着的心理特质来传递的：遗传影响着个体的心理特质，心理特质影响着个体的环境。
基因型―环境相关的发展过程有三种类型：被动的（passive）、唤起的（evocative）和主动的（active）[10]。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是指，当父母和子女拥有相同的遗传倾向时，提供的环境会强化这一遗传倾向。例如经常参加文体活动并且又鼓励这种活动的父母倾向于抚养喜欢文体活动的孩子。因为，孩子不仅拥有鼓励其参加文体活动的抚养环境，而且遗传了父母倾向于对这种环境做出反应的基因。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的相关指环境对个体受遗传影响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例如，积极的婴儿比忧郁的、消极的婴儿受到更多的注意和社会性刺激。主动的基因型―环境的相关是指个体选择能够强化自己遗传倾向的环境和伙伴的程度。例如，一个具有社交性基因的儿童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并会选择具有社交性儿童作为伙伴。所以，不同基因类型的人会为他们自己选择不同的环境，这些环境对他们将来的个性、社会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以上事实表明，当个体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环境时，具有不同遗传基因的个体就会寻求、改变和创造不同的环境，即遗传因素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选择和改造。
总之，人格的遗传力和环境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遗传与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但后来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更强调“非共享环境”对人格发展的重要而独特的影响，这恰恰是传统的人格研究中未能涉及的方面。
2.3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研究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在遗传力和环境的研究中，主要探讨的是遗传―特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基因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人类个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应该进一步探讨基因―特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前的任务是通过确定与人格有关的特定基因，并通过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来了解特定基因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即要确定遗传基因是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的。这就是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最激动人心的方向之一，即运用分子遗传技术来寻找影响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11]。人格基因的发现将使研究者可以直接地测量个体的遗传型，从而推进对人格作更深入的遗传学分析。
遗传基因对人格所起的影响可能涉及多基因，但它们对人格的影响幅度有差异。目前，研究者运用Dna标记来寻找与复杂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这类基因被称为定量化特质点，quantitativetraitloci，简称QtLs），这些标记位于与某种特质有关的基因内部或附近。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找到负责某种特定人格特质的单个基因，而是要找到能够解释该特质中某些差异的多个基因。试图将某些基因特别是那些与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标记有关的基因与人格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行为遗传学家采用连锁研究（lingkagestudies）和关联研究（associationstudies）的方法来寻找与特定行为或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连锁研究采取从行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以携带某种疾病或性状的家系为研究对象，分析几代人的Dna样本，以确定对人格特质影响较大的基因。而关联研究（也称作QtLs分析）则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从确定与某种行为特质可能有关的基因入手，观察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行为特质的两类人群携带该基因的情况，目的是确定这些有关的或可能的侯选基因与行为特征或人格特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于连锁研究，关联研究更能找出只有微弱作用的基因。但由于复杂行为的侯选基因数目较多，因此，要对所有的侯选基因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判断也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最近有研究发现[12,13]，儿童的行为与单胺氧化酶（maoa）基因有较高的相关；而5-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和应激刺激的交互作用对抑郁具有影响。
人格特定遗传基因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人格研究者将能够利用Dna标记作为研究工具。人格特定遗传基因的研究不是去发现与人格有关的Dna标记，而是要利用Dna标记作为研究工具，对与人格有关的基因进行心理水平的分析。这样才能在探讨人格的因素结构、人格与精神病的关系以及归因问题时，考察特定基因与有关心理现象是否有关联。目前，在研究方法上，行为遗传学已从传统的家系研究、连锁与关联法开始向以动物（主要是与人类基因有99%相同的老鼠）和人类为被试的多基因数量性状位点分析、模式调试生物测定（biometricmodelfitting）、基因调控和基因工程等方面发展。这些新的技术与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直接在动物身上操纵基因、观察基因改变对其行为的影响，并进而推测人类行为的遗传基因。实际上，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遗传学研究结果都是基于对动物的研究，包括智力、新颖寻求、攻击、成瘾行为、抑郁和神经质等异常行为。
人格的特定基因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发展问题、多变量问题、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伦理问题等。个体差异的发展问题回答了人格差异的起源以及人格随时间的变化和连续性等问题。多变量问题是研究多特质间的共同变异，包括人格特质彼此之间及内部的关系、基因与人格之间的生物机制、人格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寻找并确定与人格有关的基因就是探讨本性和教养（即基因与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相互作用。虽然心理学家倾向于从心理社会因素的角度考察环境的作用，但我们肯定还可以从基因的角度来探讨它。不论结果如何，正像Dna双螺旋理论的创立者沃森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命运已不存在于我们的星座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1]。
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是指对经验敏感性上的遗传差异。它是心理病理学的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model）所提出的最一般的交互作用模式：具有某种遗传风险（素质）的个体对环境因素（应激）以及环境中的机会都非常敏感[10,14]。例如，有遗传问题的人受心理社会危险性影响的可能更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特定基因与导致行为的环境应激源之间交互作用的了解还远不及对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了解。与复杂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能够提供关于遗传素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因―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判断与了解。
3结束语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为传统的人格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为人格的遗传与环境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虽然如此，在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中，遗传和环境的相关和交互作用如何、遗传怎样作用于人格发展，遗传对不同人格特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怎样的作用，怎样寻找影响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怎样认识这些基因，怎样揭示基因作用于人格的根本机制等，这些问题都是行为遗传学在未来人格研究中必须加以回答和解决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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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tUDYoFBeHaVioRaLGenetiCSinpeRSonaLitY
ZhangLihua1,2,SongFang2,ZouQun2
(1ResearchCenterofpsychologyandBehaviorin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300074;2SchooloftianJiabingeduc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
abstract
遗传学方向篇3
我们正处于预防疾病、战胜疾病的基因革命中。基因组计划想要连接起人类基因构造的每一个部分，它将引致的后果简直令人不敢想像。科学家们每天都破译更多的决定生命和健康的遗传密码。他们甚至分离出了长生不死的遗传基因。
在未来几年里，人类极有可能重新编排自己的基因构造序列。你将会看到，保持高健商，你就有了抵御工具、甚至战胜引起疾病或健康问题的遗传倾向。
第一、生命蓝图――Dna与遗传密码
生命蓝图是由所有遗传物质编排而成的。奇妙的是，一个直径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一毫米的细胞，却能储存大量与人类遗传和生命攸关的基因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Dna（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特征的载体。它由两条物质链相互盘旋成螺旋形，构成双螺旋体，这就是基因。它所携带的每个密码子都能被细胞内部的成分解读，并转化为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不同的蛋白质是排列顺序不同的氨基酸，对细胞非常重要。实际上，它维持着生命的各种生理反应。
第二、遗传、衰老与长寿
人们通常误认为人的寿命在出生前大抵已在遗传基因结构中安排好了。同一家庭的多个成员年老以后，性格可能会变得相似，但不能因此推论它是遗传基因在衰老过程中起的唯一作用。你不会因为父辈祖辈活多长自己就活多长。家庭成员的相似性通常与共同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像饮食习惯、锻炼方式；决定体形胖瘦的遗传倾向与家庭成员相似性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密切。
无论你在母腹里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传基因，如何顺利度过老年期大部分是由你掌握的。遗传因素与人生经历的影响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你能做些什么。
在消极方面，基因可能会使人有生病倾向，或引致寿命缩短。例如，高胆固醇可能会在家族中流行并最终导致心脏病。但这只代表一个方面。即使你有严重的疾病家族史，环境和生活方式仍然对你是否得病有决定性影响。众所周知，锻炼、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以及其他方法可以推迟或完全阻止那些所谓遗传性疾病的发生。据估计，这些方法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超过遗传倾向造成的消极影响。
第三、疾病的遗传基础
患遗传性疾病的人是基因变异的牺牲品。基因突变在生活中很常见，它是基因复制过程中“出错”造成的遗传变异。我们知道在健康的组织和患病的组织中各存在哪些基因后，就能确定哪些是正常组织功能所需的蛋白质。这些信息可以使我们开发出新诊断试验来诊断不同的疾病，试验新药，改变受影响的基因或蛋白质的活性。
分子遗传学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疾病发展过程的了解，比如以（胰腺）囊性纤维化为例的单一遗传基因缺损。发现相关的遗传基因及其功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疾病的形成，而且使基因治疗成为可能。由个别基因引起的生理失调，例如糖尿病，也许不久也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开秘密。另外一个例子，引起肥胖的遗传基因已被确认，这是遗传基因导致部分人肥胖的确切证据。
近期的研究进展表明，遗传倾向不仅在普遍认识的先天性缺陷或遗传性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后天的常见病，例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某些癌症和常见的精神障碍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必须意识到遗传倾向会使这些疾病提前发生。例如，老年性痴呆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de），就能在家族中遗传，该病至少与四种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关。也许基因技术很快就能确定哪些人会有被遗传的威胁。
在典型的发达国家，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是婴儿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仅次于产前因素；也是一至四岁儿童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仅次于意外事故。这些疾病很多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采取措施预防的。女性可尽些努力，争取生育健康的婴儿。比如，确保在孕期内有充足的营养（例如，吃些含丰富维生素、叶酸和碘的食品）。避免患上性传播疾病。接种麻疹和肝炎疫苗。在妊娠初期应请合格的医疗保健人员解答自己的疑问。
第四、遗传基因与慢性病
潜在的遗传因素可能会使某些常见病例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精神障碍等在成年期提前发病。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疾病。
癌症
现在还不能肯定癌症是否都会遗传，但是多达10％至25％的乳腺癌和结肠癌病例显示与遗传因素有关。大量被怀疑对癌症易感的基因正在得到研究确认，因而普遍改善了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例如，现在已能为乳腺癌进行Dna筛查试验。最终将会有预防癌症的建议，指导不同类型有癌症遗传倾向的家庭。
心脏病
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冠心病只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但最近，对家族史的研究揭示了冠心病有遗传的倾向。确定人类基因组与发病的关系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心脏病的遗传因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是心脏病的主要诱因，两者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把查找危险所在、生活方式咨询、改变行为和药物治疗等方法全部结合起来，你就能对遗传因素进行反击。
糖尿病
在发达国家中，大约85％的糖尿病病例是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Ⅱ型糖尿病），这种糖尿病有很强的家族遗传倾向。但饮食、身体锻炼和控制体重同样有助于预防和推迟这一疾病的发生。
精神障碍
对家庭和双胎的研究证实了一些常见的精神性疾病有遗传的倾向。最近发现了一些遗传基因的功能异常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为制药业进行药物研制找到了重要的分子学研究对象。只有发现这一类遗传基因，人们才能进行生物医学研究来对付引起人类衰老的原因。研究最终还会使人们研制出预防或延缓这类疾病发生的有效药物。
遗传学方向篇4
犹记前不久，身处病榻上的先生，还拉着我的手，殷切地询问：“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说：“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将工作做好。”先生竖起大拇指，说：“好！”然而，这却成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先生的一生，治学严谨，兢兢业业，却屡遭阻碍，但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守工作第一线，只为了医学遗传学事业。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生命。
医学遗传学之梦
1963年，张孝骞主任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组，鉴于先生对医学遗传学领域研究较深，便委任先生负责该组发展。然而，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滞后，这一学科备受排挤，工作开展艰难。“”初期，该组被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甘肃。
197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基础医学研究所（下称“基础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室（下称“遗传室”），先生被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调到基础所，担任主任。临床、科研、教学相结合的遗传室设计构想，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一遗传室很特殊，既归属基础医学又承担临床工作。1980年，遗传室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开设了遗传咨询门诊。
1987年，原卫生部在全国进行出生缺陷调查，发现出生缺陷率较高，亟需建立一支队伍，解决遗传病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建立了全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同时建立了三个国家遗传医学中心，其中北方中心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基础所和北京协和医院共同组成。
当时，中国遗传学会设有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但主研基础学科方向。先生希望在中华医学会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医学遗传学分会，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国遗传学会双重领导。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同在1987年，中国遗传学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三大”时，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分会举行成立大会。但由于会务疏忽，会标上未印有“中国遗传学会”字样，结果令中国遗传学会会长谈家桢先生误认为先生要“另立山头”。在1990年郑州召开的中国遗传学会“四大”上，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被取消，先生也被“革出教门”。这件事对先生打击甚大。
后来，由于原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换届，新领导认为遗传病复杂且少见，对医学遗传学不再重视，导致该学科的发展受阻。遗传医学中心也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先生设法将遗传医学中心转移到医院。在先生看来，希望医学遗传学科设在医院，以此解决患者的遗传病诊疗问题。不然，由于人们对遗传病学的不了解，导致一家生有多名患有遗传病的孩子，患儿本人及家庭都痛苦。2004年，遗传医学中心更名为麦库西克-张孝骞遗传医学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保存下来。
直至4年前，医学遗传学发展仍然受阻碍。85岁高龄的先生谏书给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催问源起2004年的建立临床遗传学动议，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医学遗传学的投入力度。但最终由于经办人员担心重蹈疼痛医学专科设置的覆辙，在上报专家组讨论形成的《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试行方案》时，将“试行方案”改成《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会议纪要》。从此，这一动议杳无音讯。
前不久，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临床遗传学实验室，我们用轮椅推着先生去看。他很高兴，希望我们坚持下去。我对他承诺：“先生，您放心，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完成您的心愿。”
未了师生情
有人曾问我：“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先生。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文质彬彬，又一表人才。我是先生的第一名医学遗传学研究生，是先生将我指引到这一行业中的。
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时称中国医科大学），受“”影响，被分配到基层工作，没有受过正规医院的临床训练。“”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希望能考回母校。但由于没有在正规医院的工作经历，不能报考临床专业，我便报考基础学院。当年，我们这些毕业于原北京协和医学院、又考过研究生分数线的学生，组成了研究生班。
先生读大学时，化学成绩非常优秀。或许他也是看中我生化成绩较好的这一特点，在我完成理论课程后分派导师时，先生选中了我。当我得知被先生挑上时，还在想，谁是罗会元？
先生为人很低调。我与先生在日常交流中谈论的多是专业，生活方面的接触不多。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都是我后来在公开资料中得知的。先生的一生都在经历挫折，谨慎地过日子。也许因为他的抗打击能力很强，总是将事情憋在肚子里不吭气，坚持埋头干活。
我所研究的方向是地中海贫血。但我们没有涉足过基因分析这一领域，也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怎么办？先生就让我先尝试研究异常血红蛋白，我开始向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的医生请教，进行异常血红蛋白的调查，后来进行化学结构分析，有所发现，完成了硕士论文。
后来，先生认为异常血红蛋白做完后应该进行分子实验，便准备送我出国，进一步研究地中海贫血。但当时有人反对送我出国深造，认为我不可靠，出国后就不再回来了。于是先生找到了我，很直接地对我说：“黄尚志，有人反对你出国，认为你出去就不回来了。”
终究，先生还是送我出国了，因为他信任我。我在国外时，他总在电话里跟我说：“黄尚志啊，你赶快回来，家里还有好几名研究生等你指导呢。”
先生的处事方式有时过耿。我总是劝他：“先生，您如果觉得有些人不对，船的方向不对，我们不要站在岸上说，您上船去，做个水手，点一篙子，船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他却始终未回应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是非一定要分明，没有中间地带。
也许很少有人了解，先生是与钱学森同时期回国的专家，然而路不同，周遭天壤。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一直是我们后辈的奋斗目标。无论前路有多少荆棘磨难，我们都会沿着他的足迹，坚持下去。
遗传学方向篇5
关键词：清遗民独特性文化遗民传统文化
遗民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王朝更替之际，士人因眷恋旧朝而拒仕新朝，并以各种方式缅怀旧朝，这些士人被称为遗民。遗民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商周之际的伯夷与叔齐。“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①，此后遗民传统一直在士人中延续。至宋元时期，遗民数量逐渐增多，遗民特性日渐明显。遗民群体真正成熟则是在明清之际，“遗民是因有宋遗、明遗，才成其为史、足以构成某种史的规模的。而以‘规模’论，明清之际又远过于宋元之际”②。明遗民群体规模大、个性鲜明、著述丰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至清末民初，一批士人延续了遗民的传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代遗民――清遗民。
民清之际的政治鼎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迭，而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历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的历史境遇更复杂，他们在具备传统遗民基本属性的同时，在出处、心态、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等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性，从而使得清遗民的概念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加大了辨识清遗民身份的难度。准确界定清遗民概念，是清遗民研究的首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文化遗民”概念的提出是标志性的成果。虽然就“文化遗民”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还存有争议，但这一概念凸显了清遗民的独特遗民属性，为解释其特殊的遗民心态和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仅靠“文化遗民”这一概念，尚不能完全准确辨识清遗民的身份，在开展清遗民界定研究中，还有以下方面须格外重视。
一、选择“遗”的时机
身处易代之际是成为遗民的一个必要社会场景，“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③。应将“易代之际”视为遗民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判断遗民身份的一个苛刻的时间节点。如张其淦所说：“凡从前门户水火之争，或有一言一行之未惬人心者，皆可不必深求，余惟取其晚节也。”④可见张其淦是以“晚节”作为判断遗民身份的重要标准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清遗民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清亡之时即确定了自身的遗民立场，这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度较高的遗民，林纾和梁济即是其中的典型。1918年10月，梁济投入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而死，引发社会关注。梁济在其遗书中申明自己是为殉清而死，为何梁济不在清亡之时自尽，而是选择在七年后殉清？这一点，梁济在遗书中也有所交代，“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⑤可见，梁济在民国取代清朝之初，对民国是抱有希望的，只是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最终令他绝望。“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国将何以为国。”⑥所以，梁济最后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为逝去的清朝殉难。与梁济类似，林纾在民清鼎革之际，也表示“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⑦。然而，在民国初年政治腐败，政坛丑闻不断，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的现实打击之下，林纾弃“共和之老民”而选择了做“清室之遗民”。
由此可见，考察遗民身份，不能只关注易代前后短暂的一段时间，更应看重其是否将“遗”作为最终的选择。
二、“仕”与“不仕”的争论
不仕新朝，是遗民的另一个主要属性。归庄认为：“遗民之类有三：如生于汉朝，遭逢新莽之乱，遂终生不仕，若逢萌、向长者，遗民也;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若梅福、郭钦、蒋诩者，遗臣也，而既不复仕，则亦遗臣也;仕于汉朝，孔奋、郅恽、郭宪、桓荣诸人，皆显于东京矣，而亦录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则亦是汉之遗民也。”⑧可见，在归庄看来，不管在前朝出仕与否，不仕新朝是都是辨识遗民身份的基本标准。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不仕新朝”不是遗民的本质属性，而“内心身处是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才是基本属性⑨。对于出仕新朝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从事教育工作与做幕僚不在出仕之列。
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与历代遗民相比，他们所背负的使命更为沉重与复杂，他们不仅要忠于故国前朝，坚守“道统”，还要承担守卫传统文化，为其续命的重责。或是出于自身生计的需要，或是出于完成文化使命的目的，清遗民中的很多人都有出仕民国的经历，如王国维、辜鸿铭等人都曾在民国的大学里任过教，拿过民国政府发的薪金;再如清史馆为民国所设，而其所聘者，历来被视为清遗民;在地方社会生活的乡居遗民，也有一些有上述类似经历。如曹允源曾出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并任过吴县修志局主任;刘大鹏在民国时期亦担任过文物保护委员会会长等公职。
认定清遗民身份，不能仅以“出仕与否”作为首要标准，更应深入考察其出仕的目的，探究其内心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上文提到的那些为生计或为保存延续传统文化为目的而出仕民国，从事文教工作，并且始终坚守传统政治、文化立场的士人，应将其视为清遗民群体的一员。他们的遗民身份，不仅得到自身认同，而且得到时人乃至后世的认同。
三、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区别与关联
遗民一词无疑富有政治内涵，可以说清末民初之前的历代遗民出处主要源于政治因素，这使得政治行为在历代遗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遗民。从帝制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背景下，清遗民的出处则有了更复杂、更多元化的动因。政治取向依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已经不是唯一的动机。清遗民中的一些人延续了传统政治遗民的属性，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恢复清朝的统治，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展开的政治活动成为其遗民生涯的主要内容，这类清遗民无疑是典型的政治遗民，如溥伟、升允、铁良等。与政治遗民不同，清遗民中的许多人选择遗民立场更多是出于对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的眷恋，他们将清王朝视为旧文化与体制的载体，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是其主要的遗民活动，可将其成为文化遗民。
现有研究成果中，罗惠缙以《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为题，对文化遗民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他提出“‘文化遗民’是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遗民。”⑩可见，文化学术的坚守与传承是文化遗民的主要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遗民只有文化追求而无政治情结，只是对于文化遗民来说文化取向远大于大于政治取向。清王朝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而民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眷念传统文化，必然要怀念已逝的清朝王;抗拒民国，也必然会抵制西方文化，所以说文化遗民的文化情结中蕴含着政治内涵，与现实政治是紧密关联的。除了少数极端例子外，在清遗民群体内部，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两种类型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是比较难以明确区分的。故而，用政治和文化两种遗民类型将清遗民简单归类，进行群体研究是不合适的。目前，学者多将“政治”和“文化”作为两种研究路向，展开清遗民相关研究，如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和罗惠缙的《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两部著作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
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个体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等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这无疑给确认清遗民身份增加了难度，仅以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两种类别展开清遗民类型分析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考量清遗民身份时，以政治和文化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同时，也应兼顾其他因素，这将是未来清遗民研究的方向之一。
四、结语
遗民首先应该是“士”在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政治内涵是遗民概念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士”的一部分，遗民在心态及行为上又必然与文化相关联，故而文化内涵是遗民的基本属性之一。历代遗民虽然是典型的政治遗民，但他们的文化活动依然在其遗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历代遗民相同，政治和文化取向亦是确认清遗民身份的两个基本标准。只是民国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的政治、文化取向变得更晦涩、更复杂，从而给清遗民身份的界定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以政治和文化取向为基本标准的同时，还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场景以及遗民个体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在突出遗民群体共性的同时亦不应忽视遗民个体的特性。简而言之，身处清末民初之际，内心怀有深切的遗民心态――对逝去的清王朝或是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怀有深切眷恋，从而拒绝接受民国的士人，即为清遗民。仅仅靠这一简要概括，还难以实现在民初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准确辨识清遗民身份的目的，关于上文提到的晚节论、出仕与否及文化遗民的内涵等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一：170.
②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0.
③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一：170.
④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m].台湾：台湾明文书局，1986：13.
⑤⑥粱济.粱巨川先生遗笔[m].民国刻印版.
⑦孔庆茂.林纾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138.
⑧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一：170.
⑨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
遗传学方向篇6
[关键词]遗传学实验；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2019年度课程思政专业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周京晶（1982—），女，辽宁沈阳人，工学博士，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为神经生物学；万嗣宝（1979—），男，
山东济南人，工学博士，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分子生物学。
[中图分类号]G64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0-0369-02[收稿日期]2020-01-11
遗传学是高等学校生命科学类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伴随着遗传学的快速发展，遗传学基础知识的地位日趋重要，与之配套的遗传学实验课程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1]。遗传学实验课程对于遗传学的教学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遗传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并通过实验加深对遗传学基本规律的理解。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动手操作，从而加深对遗传学原理的掌握，培养学生的遗传学基本实验操作技能，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传统的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由于遗传学实验步骤固定、内容复杂，学生自由度低，主动性也不是很强，往往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现就遗传学实验课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一、结合理论课程，合理安排实验顺序
遗传学是一门知识内容广泛，实验方法多样的学科[2]，通过对遗传学实验课程内容的设计，结合理论课的教学进度，使学生及时对所学遗传学理论知识进行复习巩固。目前遗传学实验课程内容主要包括①动物遗传分析技术（包括果蝇的饲养和生活史观察、果蝇的性别鉴定和性状观察、果蝇的杂交实验；果蝇唾液腺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及观察；人类性染色质小体的制备与观察等）；②植物遗传分析技术（包括植物基因组Dna的提取技术等）；③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人类指纹的分析；人类性状的遗传分析；概率和统计原理在遗传研究中的应用。在安排实验顺序时，注意遗传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度，让学生在初步掌握遗传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相关配套实验，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各个实验之间也要注意实验顺序，有关联的实验邻近安排，有难度的实验先易后难。比如，实验材料均为果蝇的相关实验，需邻近安排，但是要注意结合其生长周期，保证上课时实验材料的完备。而“果蝇唾液腺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实验”主要的难点是取唾液腺，故后续染色过程最好熟练掌握，不要发生取出的唾液腺在后续染色过程中丢失或者损坏，所以将“人类性染色质小体的制备与观察实验”安排在此次实验的前一周，使得学生熟练掌握染色过程后再进行此次实验，增加实验操作成功率。另外由于此实验取唾液腺有一定难度，对于初次实验的学生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故提前准备成品切片供学生观察，一方面可帮助学生确认自己所取组织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如果多次实验后仍然不成功，可以通过观察切片达到了解实验结果的目的。
二、体现学生主体性，优化实验步骤
学习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一个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与情绪状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3]。为了全面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务必使学生对遗传学实验产生兴趣。在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一直以来先由教师讲解演示，再由学生动手操作的教学模式，避免学生机械化地按照实验指导或教师给定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导致学生对每一步实验操作的目的和原理理解不透彻，甚至实验结果不理想时不知道失败可能的原因，也不会分析、解决问题。经典遗传学中有许多验证性实验，可以对实验步骤进行优化，赋予一定的探索性。比如概率论实验，从简单重复的抛硬币几百次，变成让学生课前思考如何可以减少抛硬币的次数，如何才能“偷懒”，使得学生在课前已经对上课时的方式方法进行可行性研究，上课时，在教师讲解了实验的基本原理之后，由学生互相探讨、验证方式方法的可行性，教师进行启发式的引导，既增加了趣味性，又学到了知识。利用这种方式对实验步骤进行改革，可以使学生对实验产生更大兴趣。只有激发学生兴趣、把学生放于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参与到实验的设计中去、理解每一步操作背后的目的和原理，才是教学改革的重点，才能起到对学生基本能力的提升。
三、开展创新性实验，辅助学生全面发展
创新性实验是一种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方式，实验从头至尾全部由学生完成[4]。这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的将学生放到课程的中心，改变以往由教师准备、学生按步骤操作的教学形式。在本遗传学实验中，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实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自己在理论课程中遇到的感兴趣的内容和教师进行沟通，从给定的范围中选择或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拟题目进行实验。①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兴趣与特长，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已掌握的知识灵活运用，促进学生自主探索能力。②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寻找解决方法并加以实施，有利于学生提升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③学生自由组队，自主选择喜欢的实验内容，以小组的形式共同研究探讨，锻炼团队协作能力。④提升课程内容的自由度，避免了实验内容固定陈旧的现象。⑤感受學术氛围，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选择的实验内容，为后续进入实验室做科研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遗传学方向篇7
关键词：遗传学；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S-01文献标识码：aDoi：10.19754/j.nyyjs.20200815066
收稿日期：2020-06-25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XYB378，2019XYB372）；吉林大学本科创新示范课程项目（项目编号：2019XSF055）
作者简介：胡军，男，博士。研究方向：遗传学和玉米遗传育种方面的教学和科研；通信作者都兴林，男，博士，教授，院长。研究方向：水稻遗传育种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引言
遗传学是研究生命的遗传与变异的科学，生物体性状的传递和变异，基因的组织与表达，群体基因的结构与分子进化等无数让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的聚合，构成了一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学科——遗传学[1]。同时，遗传学还是一门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的基础科学，遗传学理论可以指导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育种工作，加速育种进程，提高育种工作的成效。遗传学与医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展人类遗传性疾病的调查研究，探索癌细胞的遗传机理，可为保健工作提出有效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措施，因此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生产实践，遗传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
近20a来，步入“功能基因组时代”的遗传学展现了巨大的新的生命力，利用结构基因组所提供的信息和产物，系统全面地分析基因的生物学功能，使人们对于遗传与变异的认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遗传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与其它学科的结合与渗透，呈现交叉与前沿化的趋势，而学科固有的知识体系框架亟待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教学的组织形式与评价等方面亟待创新[3]。近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采用大类招生的模式，对于植物生产大类农学、植物保护、园艺等专业而言，生源质量和就业前景有下滑的趋势。为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在遗传学的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培养具有卓越创新能力和优良专业素质的高质量人才，是适应遗传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4]。
1遗传学課程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
遗传学是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面向植物生产大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群体和数量遗传学等若干板块。概念抽象，知识体系繁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经典遗传学的3大基本遗传规律是以遗传传递概率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具有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孟德尔首先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遗传因子可以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彼此之间互不融合与干扰，颗粒遗传相对当时达尔文泛生论所支持的融合遗传而言，是创造性的思维[5]。另外，孟德尔所获得的特定遗传分类比例都需要观测较大的样本数量，而样本量较小时，遗传比例易受随机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地波动，进一步引导学生在进行生物试验研究时，应具备科学的数理统计方法。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全基因组的高通量测序所获得的海量基因信息，没有适当的数理统计方法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将会寸步难行。
Dna分子结构模型理论提出以后，促使遗传学学科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遗传学研究也从揭示个体性状遗传和变异的奥秘，进一步深入分子水平研究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基因的作用与性状的表达之间的分子机理。进入分子时代以后，Dna重组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pCR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等为代表的众多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突破，使得分子遗传学成为遗传学科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强劲增长点[6]。群体遗传学侧重孟德尔群体中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等遗传参数的变化规律研究，与农业生产实践关系密切。如，玉米是一种产量很高的粮食作物，也可为饲料加工和新能源生产提供原料，玉米种质资源种类丰富，科研人员对全球范围内75份野生、地方特有及遗传改良的玉米品系进行分子水平遗传多样性研究，揭示各个品系之间存在广泛地染色体结构变异，还发现数百个具有强烈人工驯化和选择信号的基因，这对于玉米新品种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
2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改革探索2.1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与习常性思维相对应的，按现有的程序、现有的模式、现有的经验进行思维不能称之为创新思维。思维活动是由思维结构所决定的，在长期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所形成的观点和经验构成了思维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逐步累积于大脑之中的，这种思维结构有其稳固性和延续性，往往导致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8]。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启发学生思维活动的批判性，对传统的思维模式或传统的理论体系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批判，反思前人设定的界限，突破旧有的或现有的知识框架，才能有所创新，创新思维的养成是一个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不断开拓前进的学习过程，即教导学生学会用怀疑的、批判的视角去审视前人的研究成果[9]。通过联想、想象和类比等发散性思维方式，找寻事物之间原以为不存在的联系，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克服事物属性的差异，让思维在不同类属事物间自由跨越。如，基因突变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类现象，前苏联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提出了遗传变异的同源系列法则，该学说认为了解到一个作物内具有的变异类型，可以预见在近缘的其它作物中也存在相似的变异类型，该学说现在得到了基因组学分子层面的证实，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引导学生在更高的认知层次对基因突变的特征进行再认识。
2.2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传统形式上的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范围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本位的，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教学过程应该是教与学双方的一个积极互动，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0]。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的教学，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教师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学生思维活跃、畅所欲言，充分发挥学生创造精神的课堂氛围，启迪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师和学生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积极独立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想象力的训练价值是巨大的[11]。就遗传学课程的教学而言，不以教授遗传学知识点的数量多少为优劣，对遗传学的学习不再只停留在概念的记忆和原理的理解层面，采用案例式教学等方法将多个知识点整合成一个案例，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遗传学问题的能力[12]。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科学史或遗传学领域的名人传记等素材，了解前人做出重大科学贡献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科研环境，在继承前人的知识基础之上，学习和领悟前辈科学家思考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方式，进而储备挑战未知科学问题的创新能力[13]。
2.3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如果创新活动有趣且让学生感兴趣，那么学生一定会积极地参与进来，并且能抽出课余时间来完成各项试验项目。动机和情感是保障学生持续进行创新性学习的必要条件，其可以保证学生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14]。根据教育心理学原理，教师应该关注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或研究的内在动机，动机的重要性在于其涉及学生在专业领域的自我认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追求个人兴趣和能力提升时會产生一种寻求并克服创新挑战的本能倾向，进而激励学生去做那些本来不一定要做的事情[15]。教师创设与课程知识点相关的问题情景，如，在介绍细胞的遗传学基础章节时，正常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是将遗传物质均等地分配到子细胞中，2个子细胞均获得与亲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拷贝。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细胞的有丝分裂会出现异常，如果蝇幼虫唾腺细胞中的染色体不分裂导致多线染色体的产生，细胞有丝分裂检查点的功能缺陷与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就上述问题更深一层次的机制机理可让学生课后分组查询相关文献，进行延伸阅读，学生间、师生间相互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科学问题的独特视角，互相启发会将彼此的思维导向一个新的领域，在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满足学生学习过程的情感需要，收获友谊感与成就感。
2.4在科研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
实践出真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吉林大学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工作一般在6月中下旬完成，与大二年级学生遗传学课程春季授课时间相符，在课堂上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投入到科研实践中去，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同时也会针对项目申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课间或课后与同学进行交流，如研究方向的确定、学术文献的检索、方案的设计、实验的开展、数据的处理、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等。笔者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科研工作，在课堂上也会介绍课题组的科研进展，科研过程中的收获与经验。如，在讲述近交与杂交的遗传效应时，玉米杂交种自交会使后代基因分离，群体性状分化，出现自交衰退，带领学生进入玉米育种试验地考察玉米自交早代分离群体的性状表现；在交流的过程中，对玉米遗传育种感兴趣并意愿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指导其申报学校与玉米遗传育种相关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如，作为指导教师带领2014级农学专业的5位学生进行玉米数量性状的遗传效应分析与配合力测定试验，相关试验结果发表在《中国农学通报》[16，17]和《黑龙江农业科学》[18]等专业期刊上。如，在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利用及物种的形成方式等具体章节内容的教学过程中，针对授课学生的专业性质，以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院士为例，介绍其科研成就，勉励学生向本专业领域的榜样学习，在科研实践的广阔舞台上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磨砺品行，增长才干，做出成绩。
2.5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鼓励学生创新，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及课程的考试也应该进行相应调整。不应该沿袭以往的卷面成绩占总评成绩大部分比例的考核方式，闭卷考试的成绩比重应在50%左右，提高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的占比。平时成绩可以参考出勤情况、章节的作业考评、查阅最新外文文献并综述形成小论文的成绩、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等专题讨论时的课堂表现等。当然，教师也应充分理解学生凭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在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乃至错误，从不足和错误中学习有时还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期末的卷面考试中降低选择、判断等客观题的占比，不让学生形成应付期末考试时死记硬背标准答案的思维习惯，而且以为标准答案就是唯一的、最佳的，在教育中充满必然的结论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扼制[19]。提高无标准答案主观题的占比，如论述3大遗传学规律的实质，并谈谈孟德尔和摩尔根发现遗传学的规律给予的启发；再如芭芭拉·迈克林托克发表玉米“跳跃基因”的研究论文时，不被当时主流遗传学家接受，认为简直是天方夜谈，请谈淡其所发现的转座因子的科研价值以及其事迹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启迪等。实验课的成绩考评除了参考实验报告以外，要更加重视实验操作者的过程性和规范性，以及在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中的综合表现。
遗传学方向篇8
abstract：theartificialneuralnetworkhasastrongnonlinearmappingability，hasbeenappliedtovariousfieldssuchaspatternrecognition，intelligentcontrol，imageprocessingandtimeseriesetc.，inthispaper，theheuristicimprovementofBpalgorithmwasproposedaimedatthedeficienciesofBpalgorithms，andacommontypeofimprovementwasintroducedaimedatthemaindrawbackofthegeneticalgorithmthroughanalysisandresearchongeneticneuralnetworkmodelanditsalgorithm.
关键词：Bp算法；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改进
Keywords：Bpalgorithm；neuralnetwork；geneticalgorithm；improvement
中图分类号：tp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4-0209-02
1Bp神经网络
1.1Bp神经网络概述在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系统中，应用最广泛的要算是Bp网络，它是基于误差反向传播算法的一种具有非线性连续转移函数的多层前馈网络。由于多层前馈网络的训练经常采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人们常把多层前馈网络直接称为Bp网络。
Bp算法可以小结为以下三个步骤：
①通过网络输入反向传播：
a0=p
am+1=fm+1（wm+1am+bm+1），m=0，1，…，m-1
a=am
②通过网络将敏感性反向传播：
sm=Fm（nm）（wm+1）tsm+1，m=m-1，…，2，1
③使用近似均方误差的Bp算法更新权值和偏置值：
wm（k+1）=wm（k）-αsm（am-1）t
bm（k+1）=bm（k）-αsm
1.2Bp神经网络存在的问题尽管Bp网络有很多显著的优点，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问题如下：
①随着训练样本维数的增大，使收敛速度缓慢，从而降低学习效率。
②从数学角度上看Bp算法是一种梯度最速下降法，这就可能出现局部极小值的问题，而得不到全局最优。
③网络中隐节点个数的选取缺乏理论指导，尚无明确的定义。
由于Bp神经网络存在局部性，因此利用Bp网络进行模式识别时，所得网络模型的参数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因此需要对Bp神经网络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的缺陷进行改进。
2遗传算法
2.1遗传算法概述遗传算法（Geneticalgorithm——Ga）正是以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与遗传变异理论为基础的求解复杂全局优化问题的仿生型算法。该算法摒弃了传统的搜索方式，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过程，采用人工进化的方式对目标函数空间进行随机导向优化搜索。遗传算法求解问题的基本思想是：从问题的解出发的，将问题的一些可行解进行编码，这些已编码的解即被当做种群中的个体，每个个体实际上是染色体带有特征的实体；个体对环境适应能力的评价函数就是问题的目标函数；模拟遗传学中的杂交、变异、复制来设计遗传算子，用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来指导学习和确定搜索方向；对由个体组成的中却进行演化，利用遗传算子来产生具有更高平均适应值和更好个体的种群，经过若干代后，选出适应能力最好的个体，它就是问题的最优解或满意解[1]。
2.2遗传算法的缺陷及改进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通用性好、鲁棒性强的新型优化搜索算法，为求解很多困难的问题打开了局面，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①早熟问题；②局部搜索能力差；③控制参数难以确定缺陷。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已经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①改进遗传算法的使用技术或者组成成分，如选用适合问题特性的编码技术、优化控制参数等。
②采用混合遗传算法，即融合一些优化方法来提高遗传算法运行效率。如将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爬山法等方法结合的混合遗传算法。
③采用非标准的遗传操作算子，如记忆算子、顶端增强算子等。
④采用动态自适应技术，在遗传过程中自适应的调整控制参数和编码精度，在保持种群多样性的同时保证遗传算法的收敛。
⑤采用并行遗传算法。
3Bp算法与遗传算法的结合
Bp神经网络的学习是基于梯度下降法的，由于该算法搜索速度缓慢以及对初始值的依赖，导致存在局部最小值问题。而遗传算法作为一种具有较强全局搜索能力的算法，其搜索能够遍及整个寻优空间，因此容易接近全局最优解；且遗传算法有很强的鲁棒性，不要求目标函数连续可微，甚至不要求目标函数具有显函数形式，只要求问题可以计算[2]。因此将擅长全局搜索的遗传算法和具有很强局部寻优能力的Bp算法结合起来，可以避免局部极小值问题并提高收敛速度，很快获得全局最优解。本文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Bp神经网络同时进行权值和阈值的同步学习优化，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精度，构造了一个能够获得待求问题满意解的三层Ga-Bp神经网络。
3.1Ga-Bp神经网络的模型Ga-Bp神经网络的基本构造思想就是先通过遗传算法在解空间中搜索到一个较优的网络形式，再利用Bp算法在这个较优的解空间内定位最优解或满意解[3]；具体地说就是先通过遗传算法对最佳的网络权值和阈值做快速的全局性搜索，当群体收敛至全局最优解附近区域时，以群体中的最优个体作为Bp算法的初始点，利用Bp算法进行进一步的局部搜索，同步学习网络的权值和阈值。当几代内遗传算法进化的目标函数不再减小或目标函数小于预设值时，表示两种算法需要进行切换。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求得的网络目标误差函数往往为人们预先设定的一个满意值，因此利用这种Ga-Bp顺序寻优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3.2Bp算法与Ga-Bp算法的仿真比较利用传统的Bp算法及本文提出的Ga-Bp算法分别对两种算法的时间收敛曲线进行对比研究，考虑故障诊断问题。应用样本训练后的节点连接权值，向网络输入待诊断的样本征兆参数，计算得出网络的实际输出值，根据输出值的大小，从而确定故障的类别。
Bp算法与Ga-Bp算法的训练误差曲线如图1和图2所示。
Ga-Bp算法训练后的总误差为0.000417。通过两个实验时间训练曲线可以得出，基于Ga-Bp算法的神经网络能够有效地实现故障预测数据的训练，具有较快的学习速度及一定适用性。
4总结
本文针对Bp算法训练多层前馈网络模式识别系统的缺陷，提出了结合遗传算法的Bp改进算法——Ga-Bp算法，并建立了对应的模式识别系统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对实际的问题进行了模式分类训练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Ga-Bp算法有效克服了网络训练时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导致网络训练失败的不足。
参考文献：
[1]杨南达，李世平.遗传算法研究[J].兵工自动化，2008，27（9）：60～62.
遗传学方向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仫佬族民歌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不少保护模式，例如博物馆保护模式、活态保护模式、生态圈保护模式、档案式保护模式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是“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文字或形成图像的手段将其保留下来，并按照特定的管理方式存档”，是“无形变有形的创造并将创造结果进行保存利用”的行为。[1]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就反复提到档案机构、档案人员的参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提到了“建档保护”措施。我国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十三条则更明确地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的实质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使无形的文化遗产能够以物质形式得到再现，即所谓“外化物质再现”。[2]这种“外化物质再现”并非一种静态的再现，而是使非物质文化物化为一种可见的物质形态后，成为能够承载、传播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平台。静态的档案式保护侧重“保管-保存”，将物化的非物化文化遗产存放在档案馆博物馆；活态的档案式保护则强调“承载”和“传播”人文精神的功能，通过“活态档案”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仫佬族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一束艳丽的鲜花，本文以仫佬族民歌档案式保护为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如何从静态走向活态做一个概要论述。
一、收集整理仫佬族民歌档案
少数民族民歌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传承人档案、申报与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档案三大部分。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是指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过程与结果的文字、录像等材料。传承人档案是指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然状况、文化背景，说明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状况、传承状况等。本体档案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完整历史过程，传承人档案则最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和传承人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主要对象。
仫佬族民歌档案式保护的第一步是依托和借鉴档案工作方法，对有关仫佬族民歌档案资料进行全方位收集、整理、保管，为保护传承仫佬族民歌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其中主要收集整理仫佬族民歌本体档案和传承人档案，包括：1.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主要包括仫佬族民歌的文字记载。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国歌谣集成》、《仫佬族文学史》、《仫佬族古歌》、《罗城歌谣集》、《仫佬族民间音乐》、《民间歌曲集成》等正式出版物和油印品。在此基础上还应继续田野工作，全面采集流传在民间的仫佬民歌，征集仫佬民歌手抄本等等。2.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现代技术发展促进了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来自田野采录的音响资料更为真实、生动，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厚重，能避免因时过境迁带来的人为破坏和曲解。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在收集整理的仫佬族民歌，基本上是纸质文本，以歌词为主，少量曲谱。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还不太多，应加大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采录力度。3.仫佬族民歌相关民俗事象资料。仫佬族民歌扎根于仫佬民族传统文化，对仫佬族民歌进行档案式保护要求我们既要全面记录仫佬族民歌，也应包含对仫佬族民歌原有生存环境的描述，完整记录与仫佬族民歌相关的民俗事象。通过声像资料呈现有声有色的历史和滋衍仫佬族民歌生存发展的环境。4.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民族民间艺术是珍贵的文化资源，传承人则是我们的“活宝贝”。正是传承人（传承群体）将民族民间文化精粹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且使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是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民众，除了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由生活在这一文化空间的民众共同传承的。因此，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不仅包括代表性传承人和歌王的个体资料，还应注意记录典型传承群体传承仫佬族民歌的群体活动资料。
二、建设仫佬族民歌档案多媒体数据库
多媒体数据库是一种能够管理视频、音频等大量多媒体资源的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它往往是一段舞蹈、一道工序、一段序曲、一类腔调等，较之静态的档案，多媒体数据库包括文字、图像、音像、录像等记录形式，这些经格式转换和处理后建立的多媒体数据库可以形象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记录下来，避免单一、抽象的文字记录可能带来的信息失真、难以理解等问题。
建立多媒体数据库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宗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它记录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人情、文化理念等重要特征，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多媒体数据库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场景以影像的方式再现，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保存的需求。其次，多媒体数据库可以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传递和传播，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
建设多媒体数据库的关键是要扎实做好信息采集工作，即运用扫描、模拟转换等各种技术手段将保存的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录音、视频档案等各种介质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信息资源，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除了进行一般转化以外，尤其要注意采用先进的可视化数字技术和逼真的三维动态技术，以便于更生动直观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内容。
建设仫佬族民歌档案多媒体数据库，要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仫佬族民歌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做好仫佬族民歌档案信息采集工作。根据仫佬族民歌档案内容和记录信息方式，分别做好文字档案、图形档案、声像档案（照片、录音、录像、影片）等各种介质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其中，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主要以文字档案为主，包括用文字记载仫佬族民歌的正式出版物、油印品和手抄本等。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以声像档案为主，主要包括邀请仫佬族民歌传承人、歌王以及村寨里的歌者演唱，录音录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利用现代科技，把人类祖先创造的千姿百态的声音遗产，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刻不容缓。”[3]因此，以录音、录像档案为主的仫佬族民歌音响档案是多媒体数据库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仫佬族民歌相关民俗事象资料则包含文字档案、声像档案等。如用文字、照片、影像生动记录仫佬族地区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通过声像资料呈现有声有色的历史和滋衍仫佬族民歌生存发展的环境。又如用文字、照片、影像记录与仫佬族民歌中“依饭”歌谣紧密相关的仫佬族宗教节日依饭节，记录与仫佬族民歌中“走坡歌”密切相关的仫佬族古老习俗“走坡”等等。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主要用文字记录传承人（传承群体）的自然状况、文化背景，用照片、录音、录像记录传承人（传承群体）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状况等。
三、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不仅需要强调过程，更需要理解档案式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的“承载”和“传播”，从静态走向动态，通过“活态档案”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是在多媒体数据库基础上，进一步剪接编辑仫佬族民歌档案，挖掘仫佬族民歌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形成了不少保护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重形轻神”的做法，只从表面形态和存在样态上重现和存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思想观念、精神品质等文化因素的理解和继承延续，造成诸多尴尬、无奈。突出表现在生活在同一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相当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但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的当事者却感觉无关紧要，要么为名利争争吵吵，要么毫不在乎，主动丢弃。从本质上讲，文化应该是精神的。[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模式同样应该重视和突出对文化精神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仅当作以备查考和研究的“凝固的历史”，而要成为被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的“活态档案”，进而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
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进一步剪接编辑仫佬族民歌档案，需要突出仫佬族民歌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都是存在于整个民族文化系统当中，尽量记录每一项非物质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的系统状态，可以让我们了解祖先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入理解一直延续下来的生活习俗、心理特征、等民族文化基因，实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因此对仫佬族民歌档案进行“活态”处理，根据社会需要和传播渠道编辑纪录片、宣传片、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短片、教学光碟、乡土教材、LeD影音、车载视频等材料过程中，应该把介绍、说明、阐释仫佬族民歌的内容与仫佬族民歌原始记录材料融为一体。介绍、说明、阐释仫佬族民歌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仫佬族民歌研究材料，包括仫佬族民歌的起源、生成和发展，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和用途，仫佬族民歌与特定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与族群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关系，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仫佬族民歌对于我们当代生活的影响，对民族和谐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等等。这些内容，对于更好地认识理解仫佬族民歌、理解仫佬族民歌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是极其重要的。
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从静态走向动态，主要包括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多媒体数据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档案三部分工作，并且挖掘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精神渗透整个档案式保护过程。
参考文献：
[1]覃美娟.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7.
[2]覃凤琴.从“非物质”到“外化物质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及其价值考察[J].档案与建设，2007，（10）：20.
[3]传承：拯救濒危声音遗产的关键[eB/oL].（2006-11-22）.http：//.cn/o/2006-11-22/055010564127s.shtml.
[4]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3.
遗传学方向篇10
关键词：主体间性 数字传承人 文化遗产事项
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化是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照搬和简单重现，而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解读和表述。区别于传统方法，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再现，而载体的转移必然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一类新的传承主体呼之欲出——他们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在这个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共享和传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的话说就是，“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传播和生存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是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表述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者、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中各个环节的一个交会点，与各个因素密切作用。具体来说，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网站策划制作人、影视动画编导、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无论其具体目的、做法，只要是在这类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客观上进行了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主体，均可纳入本文所论的数字传承人的概念范围。
主体间性的提出
20世纪美学发展中有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客体性（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主体间性”是英语“intersubjectivity”的直译。学者多认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认识和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上。主体性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单向模式。主体间性理论则提出了“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主体”的认识模式。把主体性置于主体间平等、融合、一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向思维模式的局限，使人类的认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主体间性的提出让美学家脱离了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局限，关注到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存的自由本质的问题，也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②。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而是注重和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既然如此，与主体自我相对的他者就被赋予了与主体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学是艺术的抽象，传播是行为的抽象。主体间性的提出也让我们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解决：主体间性的引入，使原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同样不再是字面上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传播活动中两个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体，在传播中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是对二者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的修正，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现代修正③。主体间性的引入也使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意义。
数字传承人既可以是遗产地民众的成员掌握了数字技术而成，也可能来自外族（事实上目前大部分专业的数字传承人是来自外族的），比如媒体从业人员、比如具有一定资金背景和相应立场的课题组、比如商业公司策划创作人员。一般而言，目前出现的数字传承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二是电视台等媒体的工作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连续的过程都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中；三是商业公司中的策划和创作人员；四是遗产地民众，包括掌握了一定数字化技术和技巧的村民和学生。这些人原本可能对某一文化遗产有一些初步的兴趣或认识的需要，也可能是全无认识，相同的是他们在与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该文化遗产的图式，并不断丰富、完善之，进而产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冲动，开始了数字传承活动。
数字传承人往往以其见多识广和对遗产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遗产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拥戴”和仰视，他们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体会。所谓“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说的就是这些数字传承人在遗产地得到当地人的肯定与褒奖，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遗产事项本身在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发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得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赞同。
数字传承人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遗产含义和当地人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发掘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长点。一项文化遗产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还存在密切联系，它就具有强烈生命力，如果已经有了更好或是更经济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别了呢，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作用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界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④这“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需要”就极有可能是文化遗产的另一次生命的绽放。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与数字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纪录片、DC影像的创作者以自己善于发现的数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绝伦的文化遗产，把他们介绍给了更多的眼睛，把当地人眼中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和场景拿去满足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GDp的功能。
祁庆富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⑤。数字传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遗产作品，不仅要深谙自己看家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现的文化遗产内容、遗产地民众的心理和认知，不仅要关注遗产事项，还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从《三里塚》系列的纪录电影开始确立的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乡村生活，“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⑥优秀的数字传承人应该是充分掌握遗产技术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别在大众传播媒体逐步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和优秀的数字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文化遗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艺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⑦，是具有相对稳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产生于特定历史的特定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言，“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⑧而变迁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遗产自身的特质以外，民众生活方式、看待问题（包括遗产）的视角的转变，甚至数字技术的推广，如网络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在当时代的变化。
于是，主体间性的提出，成为文化遗产与数字传承人在当代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文化遗产事项的主体性
在主体间性研究的视域中，对象（特别是作为自然物的对象）的主体性至今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文化遗产与纯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间的过渡性，带有两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讨其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文化遗产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工具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但它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国教授对媒介的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条鱼”，是有着自身生命规律的一个活的系统⑨，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与发展，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求和特定的生态发展规律，与其发展环境——包括人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树，“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不是设计制造的结果。文化遗产亦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内在的基因谱系和生命能力，又与外在的条件相关联和对话。
作为“人”的数字传承人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中无疑有着其主体性的一面，诸如自觉、自主、能动、创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在与媒介的关系中既受到自身资质、组织、环境、公众等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与媒介有关的诸如对媒介的印象、媒介符号的特性、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媒介内容的制约、媒介的公众形象等条件的限制，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枪弹的士兵或指挥者，而是既引导又遵从，既主动又不唯我的一个角色。
而数字平台的出现，把文化遗产的这种主体性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让对话和交流得以流畅地实现。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事项正是这种关系中的两个互主体。
这样，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事项本身的主体性。就像小川绅介说的那样：“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要“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有人总结说，“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这其实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高度。
主体间性的实践化
文化遗产的传承（包括数字传承）中发生着一个主体间性实践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传承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播中的众多遗产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本身又以自己的特点和生命特征而约束和限制着数字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传播效果。
学者彭兆荣说，“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这中间就包含了包括数字传承人在内的主体对遗产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把关。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各级主体层层把关的最直观的结果。某一项遗产上不上名录、上何种级别的名录，以何种方式何种面目登上名录，都经历了毫不亚于新闻素材选择的若干“把关人”和“把关”的环节。数字传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表述中选择和呈现的环节。
我们面前的文化遗产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非遗的活态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名录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GDp化”后续行为，所以在进行上文所述之“划分”、“描述”、“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主体的“选择”、“主观”、“经验”和“目的”就成为把关的标准，而数字传承人则在此标准下力争使自己手下的数字化作品成为实现这种“选择”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数字传承人要“好看”（这与收视率和票房密切相关），来自研究课题组的数字传承人要“完备”（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学生则更多的是凭直觉（“我喜欢”与“你喜欢”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比如拍摄和编辑等不同阶段，这个标准还会发生一些具体的变化。数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长、兴趣爱好，带着先见（或者说偏见），对遗产事项进行着选取和呈现，使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视听语言、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个人对遗产事项的理解和阐释，担任了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事项亦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样态，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发展，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与特殊的生态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遗产事项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活动和视觉的特征。这使得文化遗产事项本身又在各类数字化设备、手段、方式，甚至数字传承人的选择上，充当了另一个主体。
正如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所说，“很多时候，为了准确表达影像，我会从设备开始考虑”，数字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网络……各类数字设备、手段和方式在其技术、符号、市场诸方面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各类别的文化遗产表现和再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数字化已成为趋势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数字化的手段，如胶片摄影，还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对此，数字传承人的主体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文化遗产事项本身主体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题材与特定数字传承人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哈尼族题材与孟家宗、比如马帮片和郝跃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创作电视剧《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划、创作了电影《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和22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电视剧《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题材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初中就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恋，他说，“我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把红河作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别是哈尼族和彝族学习并进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结语
数字传承人与文化遗产事项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保护与被保护、传承与被传承的主客关系，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过程中，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又相互把关，在交流、对话与把关中践行了主体间性的内涵。
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中，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互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本身的主体性。提升遗产事项和民众作为主体的话语权，是民族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普及数字技术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第262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 2006（3）。
⑥程晓筠、支菲娜：《在场者的诗意记录 追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http：//ent.sina.com.cn/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2008（1）。
⑧克莱德·伍兹［美］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⑨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157页，第189页。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