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1
关键词:法律逻辑；应用逻辑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9-01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的逻辑界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理论基础就是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一门学科,法律逻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而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又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法律思维就是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法律思维的形式,则是指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
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把概念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法律逻辑也要研究概念,法律逻辑中研究的是法律概念,即立法、司法与守法思维中的概念。一般地说,法律概念与普通概念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以大量的法律概念为素材,以普通逻辑的一般概念理论为工具研究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及差异性,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殊逻辑性质与作用,从而为法律概念的制定、规范、解释提供一般的逻辑原则,这是法律逻辑中关于法律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命题也是法律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以一般逻辑中的命题理论为墓础研究法律命题的特殊的逻辑性质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特殊作用,给予法律命题以科学的分类,这应该是法律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法律工作是由立法、司法两大环节组成。一个立法过程就是对构成法律的每一个概念、命题进行严密分析的过程。关于法律概念与命题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于立法中的思维。至于司法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围绕诉讼活动的司法侦查与司法审判工作,它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命题的逻辑推导以及寻找因果的各种逻辑方法。因此,与司法思维相对应的法律逻辑还要研究法律推理及各种法律实践中的逻辑方法。法律推理则是从已有的法律命题或法律知识推出新的法律命题的过程。一般地说,法律推理与一般逻辑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一般推理理论以演绎推理为主,特别强调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性推理,比较轻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而法律逻辑既重视必然性推理,也重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比如,法律推理中的回溯推理是很有用的、法律逻辑很重视的推理,但这一推理的形成在一般逻辑理论中是予以排斥的。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性质
法律逻辑是属于逻辑学还是法律科学，是应用逻辑还是法律中的逻辑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一门介于法律与逻辑之间的边缘学科,法律逻辑既有法律的内容亦有逻辑学内容,它是一门法律与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思维形式与法律思维的逻辑方法,因此,它的重点是逻辑而非法律,所以,它实质是一门应用逻辑新学科―将逻辑原理应用于法律领域而形成的学科。那么，作为法律逻辑的应用工具与基础的“纯逻辑”是普通逻辑还是现代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呢？普通逻辑、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均可以运用于法律领域。因此,在目前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允许将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数理逻辑等运用于法律的各种尝试。当然,由于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是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由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化与形式化。因此,我们关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用现代逻辑为工具来研究法律中的逻辑问题,形成关于法律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它的研究应该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是由“应用逻辑”与“逻辑的应用”的区别而决定的“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因此，只要是将逻辑原理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应用于某一学科，便可谓之“逻辑的应用”但应用逻辑则不同，除了要求将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还要求这种应用是系统的、具有逻辑科学性质。所以，“逻辑的应用”是“应用逻辑”的初级阶段，“应用逻辑”则是“逻辑的应用”的最终目标。从这一区分出发，法律逻辑的研究也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前者是低层次的只要是将逻辑知识应用于法律，均可谓之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后者则是高层次的在低层次应用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形成系统的严格的“关于法律的逻辑”。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2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研究步入大发展时期。逻辑学研究的队伍被重新组织并逐步壮大起来。1978年、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发起并召开了第一、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之后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在这两次大会上，针对我国逻辑教学和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的实际状况，有些学者提出了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主张。此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逻辑学会提出的“全面实现我国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全面接轨”的发展目标。围绕这个发展目标，我国广大逻辑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为我国逻辑事业发展的主要组织者，中国逻辑学会及其下属专业委员会坚持“理论与应用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多层次逻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逻辑学研究的发展作一个概述，限于篇幅和能力，材料的搜集和概述不尽全面，特别是未能探讨逻辑教学，敬请谅解和指正。
一、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20世纪是西方逻辑发展史上的第三大高峰期，逻辑学发展成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地球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相并列的基础学科，这是20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巳对此予以确认。后来在该组织的“科技领域国际标准命名法”中，更把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之首。但这种学科进化并未体现在我国的学科建制上。在我国通行的学科划分上，“逻辑学”被列为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而“数理逻辑”被列为数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逻辑事业的发展。但是通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国际逻辑发展状况的了解与研究，我国逻辑学界在如下问题上逐步达成了共识：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传统演绎逻辑与现代演绎逻辑是同一门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是以往许多学者理解的不同学科；由弗雷格奠定基础并由罗素、希尔伯特和哥德尔等人所完善的一阶逻辑，是整个当代逻辑大厦的基石；形式系统方法是现代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四论（集合论、证明论、模型论、递归论）为现代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工具；尽管四论的尖端研究属于狭义数理逻辑的范畴，但其基本思想与方法是任何从事当代逻辑研究的学者所应当掌握的。我国哲学学科的逻辑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已普遍把“打好数理逻辑基础”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我国数学界与计算机学界活跃着一支数理逻辑基础研究队伍，他们在老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带领下，在逻辑演算与四论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些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另有一批数学出身的学者加人到哲学社会科学界逻辑学研究队伍中来，也在逻辑基础研究上作出了许多独特贡献。
这里我们介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数理逻辑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一些：创制了不用联结词和量词的一阶逻辑系统，对括号作了独到处理，使得括号能兼具联结词的作用也有替代量词的作用，这是继卢卡西维茨以后又一新的逻辑符号和记法系统；构造了几个无穷逻辑的系统，证明了它们的完全性；建立了无穷逻辑的二阶语言的公理系统和模型理论，证明了这个二阶语言中的省略型定理及素模型理论；对可数无穷长语言的可构成模型C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递归论的计算机复杂性和实数可计算性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公理集合论中布尔值模型的应用、模糊数学中非布尔值逻辑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科学中多值线路的探讨等，使得多值逻辑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具体背景和客观需要。对于多值逻辑的一个方面——多值模型论，有的学者做了初步考察，把二值模型中一些基本结构推广到格值模型论中。在模型论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合作，为其中某些方法及其结论在其他数学分支中寻找新的应用事例做了一些尝试，并开创了格值模型论并将其发展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计算与t难于计算的实数”、“具有强蕴涵词的弗晰集合结构”、“弗晰集合论与布尔值集合论之间的联系”等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作了宣读。有的学者提出了计算模型间的相似性和计算时间与存储空间之间的对称性两个重要概念。还有学者证明了在一个固定计算类型下的所有合理的计算模型都是相似的。
就国际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上半期逻辑学的发展使之最终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又反作用于哲学研究，推动哲学研究实现了“语言学转向”；在此基础上，20世纪后半期逻辑与哲学之间建立起了深刻的互动关系，逐步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崭新的学科群，构成了当代逻辑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哲学逻辑研究分为两大学科群落，一是在经典逻辑基础上，通过引进具有哲学含义的逻辑算子而建构的扩充型逻辑系统，如基本（真势）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等，这些系统一般又统称为“广义模态逻辑”；一是在某种哲学思考背景下通过对经典逻辑算子的变异解释而建构的异常（或称异释）型逻辑系统，如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弗协调（又译次协调、亚相容）逻辑等。后者又各自有自己的扩充系统，如多值模态逻辑等。逻辑哲学研究也分为两大学科群落，一是关于逻辑的哲学研究，一是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去分析解决重大哲学问题，后者与“语言哲学”有广泛的交叉领域，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意义观”、“真理观”、“悖论观”等研究重心。这两大学科群构成了逻辑与哲学互动发展的基本桥梁，其研究价值已经并正在充分展示出来。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态势逐步为我国学者所把握。这体现在陆续出版多部系统介绍狭义与广义模态逻辑的著作之中。90年代之后，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逐步成为我国逻辑学界的主攻方向，发表了大量系统介绍国外研究进展的著作与文章，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研究的成果。例如，将亨金的嵌入定理从经典逻辑推广到模态逻辑，并用超积方法证明了这个定理；首创一种“嫁接”方法，建立了一种新型模态逻辑语义框架即“嫁接框架”。嫁接框架由通常的克里普克关系语义框架作接本和相干逻辑的语义框架作接穗组合而成。在嫁接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嫁接模型。进而又给出典范的嫁接框架和模型及其一些性质的证明，从而得到刘易斯的S1系统的完全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对S1完全性的证明。
在扩充型哲学逻辑方面，学界最初主要集中在对狭义模态逻辑的把握与研究上，后来逐步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认知逻辑研究上来，这不仅表现在致力于认知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也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涉及认知逻辑的分类、信念修正、对动作的认知以及逻辑全能问题等等。
近些年，有学者将“阿姆斯特丹观点”——模态逻辑的新观点引入我国，扭转了以往认为模态逻辑只是“关于必然与可能的逻辑”的观点，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模态语言便成为研究关系结构的一种简单但富于表达力的语言，模态逻辑并非孤立的形式系统，为研究关系结构提供了一种内部的、局部的视角。基于新的技术工具，特别是“标准翻译”和“双仿”的使用，丰富了我们对模态逻辑理论的理解。另外导致了“扩充模态逻辑”的产生。因此，为逻辑学界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并致力于研究它。这种新观点在国内仍然比较生疏，但是前景不容置疑。
认知逻辑一直是国内逻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仅表现在致力于这一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不断增力口，也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上。1982年建立了在自然推理的谓词逻辑基础上的知道逻辑系统w,并给出它的语义解释JS，这是一种建基于可能世界理论上的语义学，并证明了w的可靠性。认知逻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从单主体向多主体的认知逻辑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主体的认知逻辑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学者从语法角度构造了一种多主体的认知逻辑系统，据此讨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给出该系统能推出的一系列重要定理及其与直觉主义逻辑的联系。为刻画规范命题所体现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二重性，构造了所谓的二重逻辑演算系统，这个系统不同于一般的认知逻辑系统，具有描述“认定”、“相信”、“知道”等语词共性的模态算子B及其相应的一组公理，颇有新意。
有学者系统地探讨了理性的认知主体在自省能力、观察能力、记忆力、修正策略诸方面存在的多样性，说明如何在认知逻辑中表达主体的这种多样性，以建立能够表达主体的个体变化的动态认知逻辑。通过分析交流、学习的一些具体场景，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主体的在交往中交流、获取信息的特点及其逻辑处理方法。这一工作突破了以往认知逻辑“理想主体”的预设，对于推动认知逻辑的深人研究有重要意义。学者指出，研究自省主体的信念变化，需要找到某类能够很好地表达自省主体的信念状态的合适理论，提出了一种尝试性方案。还有学者从主体认知世界的三分（信念世界、怀疑世界和无知世界）出发，引进怀疑算子，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怀疑逻辑系统。
我国的道义逻辑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国内学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介绍和初步研究阶段，在介绍道义逻辑发展的同时，都指出了道义悖论在道义逻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了几部专著。近年来，道义悖论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典逻辑学者的关注。有专著对道义逻辑的发展历程作了介绍，并指出道义悖论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绝对道义命题逻辑存在的问题。基于弗协调模态逻辑的研究，建构了弗协调真值模态逻辑系统，由以容忍道义二难。
在时态逻辑方面的成果有：建立了极小的S,v-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和其他一些非线性的S,v-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同时还证明了几个有关S，v-时态逻辑的不完全性定理；建立了极小的G,H-时态逻辑，取得了独创性更强的新成果，为深入研究时态算子G，H-奠定了扎实而稳固的基础；之后又有学者将上述成果从协调情形推广到弗协调情形，把极小系统L。和科斯塔的弗协调逻辑系统Cn(lmo)结合起来，建立了极小弗协调G,H-时态逻辑系统CnG，H(lmo);此外还建立了极小的U(直到），S(自从）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和其他一些非线性的U，S时态逻辑公理系统，同时还证明了几个有关U，S时态逻辑的不完全性定理;建立了极小的G(将来某时之前总是），H(过去某时以来总是）时态逻辑,取得了独创性更强的新成果，为深人研究时态算子G,H奠定了扎实而稳固的基础。
在异常型哲学逻辑方面，弗协调逻辑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期间，除了发表相关文章外，弗协调逻辑只是作为相关书籍的一部分给予介绍和讨论。后来出版了弗协调逻辑的专著。与国际大趋势相一致，我国关于弗协调逻辑的研究处于上升趋势，已取得一系列成果，构建了弗协调的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和条件句逻辑的系统，开辟了弗协调逻辑研究的新方向。有学者在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的正部分的基础上仅加上排中律，从而给出了一个更弱的系统，同时给出了这一系统的克里普克语义解释，定义了框架有效的概念并证明了所给的逻辑系统相对于这种有效性既是可靠又是完全的。基于对“否定词”的不同理解，有学者尝试创建哲思逻辑系统。在哲思逻辑系统内，有同时遵守矛盾律和排中律的经典否定联结词，有遵守矛盾律而不遵守排中律的构造性否定联结词，有不遵守矛盾律而遵守排中律的弗协调否定联结词，还有既不遵守矛盾律又不遵守排中律的辩证否定联结词。
相干逻辑方面，为更自然地刻画日常推理而建立的相干衍推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代数语义学的解释，这与当初建立该系统的目的不相适应。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推理模型试图解决此问题，还有人尝试构造一种具有更精细结构的谓词逻辑。
在条件句逻辑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建立了弱条件句逻辑系统w以及相应的自然推理系统nw,并论述了两者的等价性，还将nw扩充为其他一些条件句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对巳有的条件句系统从恰当性角度作了考察，构造了一个较弱的条件句系统，这一系统排除了绝大多数逻辑家认为恰当的一些公理和规则，比较自然直观；区分了两类条件句系统：把条件句算子当作归纳推出子关系的系统和经典意义上的系统，通过扩张和限制邻域语义、关系语义和择类语义，使之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语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所确定的系统之间的关系；为“有穷层积”逻辑、“优先”逻辑以及所谓的“半单调”逻辑等经典条件句逻辑证明了一些嵌入定理，证明所使用的技术工具是邻域语义学中的“部分框架”和“框架态射”。
有的学者在总结逻辑系统的各种语义学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绝大多数命题逻辑的邻域语义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各种逻辑中许多类型的问题、结果和方法，在邻域语义学中作统一处理，得出更多的一般性结果。又将这些结果应用到具体逻辑系统（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模态谓词逻辑等）中，建立它们的框架和讨论它们的完全性问题等。
我国不少学者对逻辑哲学问题感兴趣，介绍和引进了许多国外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日益展开，出版了几部关于逻辑哲学的专著，发表了一大批关于逻辑的范围、逻辑真理、逻辑悖论、形式化方法、直觉主义的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本质主义、意义理论、蕴涵理论等方面的论文。有的专著基于现代逻辑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内容，反映了国外的新状况、新理论、新的热点问题；对与逻辑研究推理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包括“逻辑哲学的定义问题”、“什么是逻辑”、“否定”、“蕴涵”、“悖论”等问题。有的专著探讨了逻辑哲学的十个问题，包括意义理论和逻辑类型，“是”的逻辑哲学分析，推理后承关系和蕴涵，形式化方法的哲学考察，模态的形而上学，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悖论的反思，逻辑中的本体论承诺，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及逻辑究竟是什么。
模态逻辑系统有不同的语义解释，比较成熟而普遍的解释是可能世界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模态命题提供了一种语义解释。模态逻辑的语义解释依赖于可能世界域。由于模态词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与一阶逻辑有很大的区别，因而也产生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等值替换原则的失效问题、抽象实体的存在性问题等等。有专著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模态逻辑中的哲学问题，如可能世界、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名称和指示词、本质主义以及模态集合论等。
逻辑悖论研究的多层面意义与价值正在逐步呈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悖论研究逐渐成为逻辑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有的专著以三类狭义逻辑悖论——集合论语形惊论、语义悖论和语用悖论的研究为中心，系统论述了各种解悖方案的历史发展，并运用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的独特界说以及RZH解悖标准，进行了全面、深人的比较研究，澄清了悖论研究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关联，探讨了其哲学方向和方法论方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学者发现了“所有非——Z类的类的悖论”，这一悖论具有很强的概括力，概括了沈有鼎的“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罗素悖论和科里悖论等。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新领域，包括文化建设功能、社会实践功能和社会理论疑难的解题功能。逻辑学是兼具基础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重要学科，在当代学科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一些学术会议的探讨中，许多学者就此方面的提出了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我国文化进程中由于逻辑传统的缺失而导致的诸多弊端在如今的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均有明显体现。充分挖掘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既关系到逻辑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从长远看有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盛。
二、归纳逻辑
20世纪80年代之前，归纳逻辑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从1981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化，有的学者，探讨归纳推理的类型、正确进行归纳推理的条件问题，有的学者评介了国外归纳逻辑。在非演绎的回溯推理、穆勒五法的推广、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新归纳方法、各种类型的类比等方面，都有不少学者在摸索探究。
1983年，北京市逻辑学会专门讨论了归纳问题，着重就归纳在逻辑中的地位、.归纳推理与归纳方法与认知过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84年，在大连召开了全国归纳与概率逻辑讨论会，主要研讨内容有：归纳推理分为从分子到类，从部分到整体，从对象到自身的三种类型；我国逻辑史研究中关于归纳问题的研究；国外归纳逻辑及其在我国的研究概况；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80年代末，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归纳逻辑研究进展之外，还对归纳法的具体模式进行了考察。归纳与概率逻辑的研究在过去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一批有关归纳逻辑的专著和论文。1988年至1989年间，归纳逻辑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应用方面有所开拓。由于专家系统、知识工程与智能计算机研究的需要，经专家建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建立了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课题。90年代之后，又有一批较有分量的归纳逻辑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出版了归纳逻辑与概率逻辑的两部专著，使我国归纳逻辑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的研究。2006年出版了归纳逻辑百年历程的专著，集中介绍了各种归纳逻辑理论对归纳推理的研究情况，同时考察了这些归纳逻辑理论对于归纳问题的解决方式。
科学理论的确证中，确实发现了一些感到困惑和疑难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归纳悖论。国内对于归纳悖论的研究仍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有专著对三个归纳悖论分别给予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之后国外归纳悖论的研究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古德曼悖论的研究比较发达，因此又出现了大量新的资料。总的说来，国内归纳悖论的研究还处于介绍阶段，并且主要是介绍亨佩尔悖论。对归纳悖论的元层次研究无论国内外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对于归纳悖论的定义、分类、解悖标准、解悖的方法论研究等基本问题还未进人研究者的视阈，这大大地制约了归纳悖论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探讨了三个归纳悖论的来龙去脉和各自的比较有影响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评论，尝试对归纳悖论提供一个统一的说明。但也有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些问题并非逻辑悖论。
现代归纳逻辑从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我国学者在改进著名的归纳逻辑体系、归纳与人工智能结合、归纳逻辑哲学问题研究等方面有不少成果。
有学者对卡尔纳普的X系统进行修正，建立了一个0系统。这个系统保证在无穷个体域中，在无反例的情况下，全称假说可以得到非零的确证度。凯恩斯、卡尔纳普等人的概率逻辑系统是形式语义系统，没有相应的语法系统。我国学者建立了一个概率演算的语法系统i。系统i是模态逻辑系统K的一种推广，也是认知逻辑相应系统的一种概括，用带测度函数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作为系统i的语义学，并且证明了系统i对概率演算的可靠性。有的逻辑学者指出科恩的归纳逻辑系统有两个缺点，一是在科恩的理论中相关变量只是一种直观理解的背景，没有用相关变量作为语义，二是科恩系统所讨论的句子只限于有相同相关变量、以相同次序检验的句子，这样无法对非实质相似的假说的归纳可靠性进行比较，为了克服这两个缺点，要建立一个归纳支持的逻辑系统ViL，用相关变量和检验给出严格的语义，并且着重讨论归纳支持的可比较关系。有的学者把变量的相关看做人的一种信念，吸收了人工智能中信念修改逻辑的思想，在条件句逻辑的框架上建立起归纳支持的系统。这个系统克服了科恩相关变量法严格排序的缺陷，实现了对假说归纳支持推理非单调性的形式刻画，并且克服了科恩否定原理的缺陷。有的学者证明科恩的基于非巴斯卡概率经验解释的归纳逻辑系统是不一致的，不恰当的，因而不能成立，进而构造了非帕斯卡概率的逻辑解释，提出了度量和计算不相信度的方法，及基于非帕斯卡概率逻辑解释的决策论，在相关变量法的基础上构造了假说似规律度的句法理论，考察了在知识不完全和实验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运用排除归纳法进行实验推理的特点，构造了假说归纳可靠度理论。有的学者建立了一个贝叶斯认证逻辑系统，用贝叶斯定理为工具重新考察了古典的假说演绎法，指出其确证形式和否证形式的不当之处，提出了贝叶斯假设一演绎认证推理的形式和贝叶斯假设一演泽否证推理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在这个系统中得到了辩护。
归纳逻辑的学者与计算机学者合作将科恩的相关变量法、伯克斯的归纳概率理论、凯恩斯的统计推理等进行改造，写成算法，在计算机上实现。这些工作大部分有。“归纳问题”，亦称休谟问题，是英国哲学家休谟在200多年前提出的。可以简要表述为：是否能从过去太阳从东方升起推出它以后也必然如此吗？是否能在理性上证明从有限事例归纳出全称判断是合理的吗？休谟由对因果观念的分析人手，从逻辑的角度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提出了严重挑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关于动态假设的贝叶斯主义的辩护以改进豪森和厄巴赫的辩护，还用贝叶斯认证逻辑理论对古德曼悖论、亨普尔悖论和凯伯格悖论一一给出了解决方案。也讨论和分析动态大弃赌定理与休谟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人认为休谟问题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是关于归纳推理的，一种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在此基础上，再对因果关系进行语义分析，考察了几种因果性定义，并给出了新的定义。
三、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学界出现了一股应用逻辑著作热，随之出现了对应用逻辑的本质和特征的探讨。进人新世纪，又有许多学者引人和评介了国外应用逻辑方面的前沿成果。
作为理论研究的应用逻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应用。对任何一个思维领域，我们都可以作逻辑的应用研究，但能否建构出相应的应用逻辑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研究。逻辑应用在形式化程度上有着悬殊的差异。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只要是运用了逻辑原理的，都可以称视为逻辑应用，但只有将逻辑原理系统而非零散地应用于某一学科或领域，并且在应用中构建起逻辑系统，特别是形式系统或系统的应用方法论的才能称之为应用逻辑。如果从方法层面来看逻辑，那么，应用逻辑则处于方法论层面。有学者提出，应用逻辑应当是面向特定领域系统研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即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
科学逻辑，可以看做应用逻辑的范例，即研究逻辑在科学发现、科学检验、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和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逻辑是一种成熟的、可以作为典范的应用逻辑。我国的科学逻辑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纲领，除了翻译了、发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译文，有不少学者给出了概述性的论文。把科学逻辑定位为“经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论”，分为“发现的逻辑”、“检验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三个基本方面，对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机理展开了全面研讨。我国科学逻辑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在80年代全面启动之初就确立了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探索其对立互补机理的研究纲领，并取得了一系列与国际学界发展趋势相合拍的重要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既立足于逻辑学的现展，又能掌握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在世纪交替之际,我国科学逻辑研究又逐步完成了由经验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经验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扩张，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维持必要张力的精神继续新的探索，在应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思维运动”，90年代,这场“运动”影响到我国，近些年来愈加兴盛。
如何正确理解演绎逻辑与所谓非形式逻辑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交互使用。有学者通过分析批判性思维与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相互关联指出，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既离不开非形式逻辑，也离不开形式逻辑，两者共同构成了批判性思维的逻辑基础。有学者明确指出，非形式逻辑是研究论证的科学，论证概念是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核心。将论证理解为语义学概念还是语用学（辩证的）概念是非形式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分水岭。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形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论证的新理论框架，由论证类型新理论、论证分析新理论、论证评价新理论构成。理性是人类交往追求的理想境界，批判性思维是人们通往理性的桥梁，论证则是实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都需要研究论证，形式逻辑研究是基于语义或语形的研究，而非形式逻辑则是基于语用的研究。实际上非形式逻辑是语用逻辑的最新发展。
1979年成立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以来，我国语言逻辑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研究初期，话题主要集中在对语言逻辑的对象的探讨上。80年代后期有学者阐述了指号学与语言逻辑的关系，认为语言逻辑是自然语言的逻辑指号学。语言逻辑首先以语言中的自然语言为对象，但不排斥以人工语言为分析工具，其次，它研究语形、语义和语用，以此与经典逻辑相区别，此外必须以现代逻辑的成果为基础，绝不与现代逻辑相排斥。这些研究旨在把语言逻辑的对象与其他逻辑系统区别开来，虽然认识的观点、认识的程度均有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逻辑学者意识到，不能把语言逻辑看做对自然语言的词义分析，也不能把语言逻辑看做用传统逻辑方法对自然语言的语法修辞作皮毛分析。语言逻辑的研究必须以现代逻辑的既有成果为基础。1994年，出版了关于“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的专著，这部专著把逻辑理解为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以现代逻辑、现代语言学和指号学为基础理论，重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构想，把逻辑、语法和修辞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广义的逻辑理论；并明确指出，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只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真假，而自然语言逻辑不仅要研究命题间的真假，还要研究各种包含了言语行为和命题的语句，如陈述句、命令句和疑问句等之间的真假关系。自然语言逻辑不是单纯研究自然语言，而且还要研究其中丰富的逻辑形式；一个重要的研究途径是根据语境，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在问句逻辑方面，有学者建立了关于“抑或问题”和“哪个（哪些个）问题”的形式系统，深化了对问题的逻辑探讨。
有学者构造了一个汉语部分语句系统，以包含广义量词与能够处理“合举意义”的内涵逻辑为工具，来解释该系统生成的汉语量化语句的种种语义特征，这在国内首开先河，标志着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由一般性的原则讨论过渡到实质性具体操作，由单纯介绍西方有关成果发展到结合汉语实际来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不同于国内以往描述型的语言逻辑研究方式，而代表了建立形式化系统的一种发展方向。
范畴类型逻辑把自然语言的毗连组合归结成运算和推演，而运算和推演所依赖的毗连组合则遵循“邻近原则”逐层逐级进行。话语表现理论（也译“语篇表示理论”，DRt)擅长刻画的自然语言语句中代词和名词的照应关系，在范畴类型逻辑那里很难通过邻近毗连组合的运算推演体现出来。近年来，Jager尝试增添范畴类型逻辑的推演工具去描述自然语言的照应关系。为恰当说明句子序列中的照应关系，有学者介绍了这一理论，并从局部角度对Jager方案做了一点增补。另外也有人介绍了处理自然语言语义的“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即通常所说的SDRt，这一理论是在语篇表示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语义理论，核心思想是语篇可以根据语义关联分割成语段，语篇中存在着由语段和修辞关系形成的语篇结构；以语篇结构为中心，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可以解释和处理自然语言中的多种难以解决的语义现象和问题，如代词指涉、动词短语省略、语篇融贯、预设、语词歧义、隐喻等。
有学者给出了语言逻辑系统Go-G4，目的是为了研究通过演绎方式获得概称句的推理，具体地说，通过对正常个体选择函数n进行细化研究，给出了概称句主项含义和谓项含义之间的一些关系或限制条件，由此得到通过演绎的概称句推理的不同语义模型（概称模型、主项单调模型、全含义模型、包含选择模型、半退化模型），同时给出与语义模型相应的逻辑系统Go-G4。其完全性也得到了证明。
在逻辑应用中，法律逻辑、经济逻辑、决策逻辑得到了相对集中的关注。我国对法律逻辑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重心是传统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问题。进人21世纪，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人，我国法律研究步人实质法律推理或论证的研究阶段，而西方学者已经在密切关注法律论证与法律论辩的人工智能模型了。如今随着法律逻辑研究的非形式转向，学界开始从非形式逻辑或论证理论角度探讨法律逻辑的基本框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四、辩证逻辑
1980年，第一届全国辩证逻辑讨论会召开，会上成立了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198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辩证逻辑的专著。至今公开出版的各类辩证逻辑著作达50多部，论文逾百篇。在新的历史B寸期，辩证逻辑也出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对辩证逻辑的一些基本问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三大不同的研究方向：范畴理论方向、科学方法论方向和形式化方向。
诸多学者对辩证逻辑的某些专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对辩证思维的特征、机制和一般模型的研究和论述，对科学思维的辩证模式的基本原理、功能及历史演变的论述，对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及其与现代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对辩证矛盾、逻辑矛盾与悖论的关系的讨论，对非经典逻辑的辩证性质的探讨等等。有学者主张，鉴于我国具有丰厚的辩证思维传统，应当结合中国哲学史具体研究辩证逻辑并系统论述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逻辑哲学问题，“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在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长足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新的讨论，两者并非互斥而是互补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学者明确指出，科学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重新建构理论思维，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性前提下的科学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辩证逻辑或辩证思维方法论研究也是开掘逻辑的方法论价值的一个特殊维度。
时至今日，对于“辩证逻辑是否逻辑”仍存争论。有的逻辑学者不认同辩证逻辑是逻辑，有的则肯定辩证逻辑是逻辑。有的指出，以思维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来看，逻辑学的产生建基在对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严格区分之上。也有人认为，与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研究不同，辩证逻辑是以先验内容或者说纯内容为对象的理论，即思想的经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是否认可其在逻辑研究中的地位，要以如何认识其研究对象为依据。现代形式的辩证逻辑不应纠缠于“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之争，而应当研究辩证思维的实际作用机理。
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探讨是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一个新特点。诸多学者进行了多次论争，主要形成两个方向:一是建构与经典逻辑相协调的扩充型辩证逻辑系统,一是建构基于辩证哲学背景的异常逻辑系统。一些学者把弗协调逻辑视为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些学者否认这种认识。有些辩证逻辑学者认为目前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努力都存在很多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方向。
五、中西逻辑思想史与因明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逻辑史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项目，得到政府资助和支持。1989年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与五卷本的中国逻辑史专著，这是我国“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对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和发展的历史，及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史，这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史上是空前的。80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有所纯化，基本上是挖掘、整理和阐述中国历史上有关传统逻辑的理论和学说；对秦以后逻辑思想的研究明显加强，否定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秦后名辩学“遂亡绝”的传统观点。之后，又有一批专著与教材争相付梓。
墨家逻辑的现代研究，对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建立包容古今中外一切人类优秀成果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修订出版了关于墨经的逻辑学的专著，该书从现代逻辑的视角，从深层次揭示了“故”、“理”、“类”的逻辑内涵，这不同于以往对《墨经》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墨经》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如何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问题，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表现为许多研究者更为自觉地对以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特别是对80年代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一方面，他们对80年代把中国古代名辩学等同于逻辑、以传统逻辑体系为范本去建构中国古代逻辑体系的观点和作法提出质疑，主张先弄清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真实面貌，再回过头来探讨名辩学中的逻辑问题，进而揭示名辩逻辑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在世界逻辑史上的贡献。相应的，出现了一批相关著作。另一方面，伴随国外一些新的思想成果，如符号学、自然语言逻辑、内涵逻辑等的传人，研究者们开阔了视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对《周易》和侔式推理从现代逻辑的角度作了新的探讨，用逻辑推类的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90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始走向深入。许多学者更多关注对中国古代固有的名辩学的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逻辑或外来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90年代末开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对中国近、现、当代的逻辑进行研究。对梁启超、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殷海光等人在逻辑学研究上的贡献，都有文章加以论述。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是近百年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逻辑，并致力于对中国逻辑学的探讨，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逻辑。更有人指出，中国有无逻辑的两种观点都是经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形成的。无论如何，中国逻辑史研究同样应该强调现代逻辑的观念，而这种逻辑观一定是建立在逻辑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
我国的数理逻辑史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有学者概述了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包括逻辑演算、递归论、模型论、公理集合论和证明论初步建成的发展史，简明地勾画出数理逻辑理论、观念、方法发展的线索，对一些重要观念、理论等做了深人阐述和评论。80年代也有学者考察了现代模态逻辑自建立至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指出了模态逻辑在以往发展中呈现的几个发展方向，包括用公理方法或自然推理方法构造出若干新模态系统；为避免严格蕴涵悖论修改严格蕴涵而建立的新模态命题演算；建立模态谓词逻辑；关于模态语义学的研究，建立代数语义学、关系语义学；非标准模态逻辑的研究等。此外，出版了几部关于西方逻辑史的论著。90年代，出版了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数理逻辑发展的专著，对数理逻辑初创、奠基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逻辑思想及成就做了详细论述。2004年出版了关于世界三大逻辑思想史的专著，该书采用“以逻辑为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论述方法，从世界三大逻辑学的历史发展中概括出各自的几个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构成一个体系，然后按历史的发展来论述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演进。这标志着我国关于中外逻辑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启发价值。
西方逻辑史研究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其深度表现为专题研究的开展，例如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斯多阿的推理规则、多值逻辑的历史、专名理论、塔尔斯基的语义理论等。并在其中注重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广度表现在不仅研究西方逻辑史而且进行逻辑比较研究，不仅个人从事研究，而且建立学术联系，增进学术交流。西方逻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其中重要人物逻辑思想的研究和评析。在这方面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包括对亚里士多德、弗雷格、哥德尔、莱布尼茨、蒯因、克里普克等逻辑学家逻辑思想的介绍和研究。
中国在因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保存着大量印度因明的珍贵典籍，闪烁着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相互激荡的灿烂之光。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学术奇观。1981年第一部因明专著问世，1982年出版了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因明研究成果的汇集，是建国后的第一部因明论文集。也是在1982年，逻辑学者指出，因明是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因此，抢救和弘扬因明是汉藏各族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光荣。
从因明的体系来说，印度因明先后传人中国内地和藏区，逐渐形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二者不应该割裂开，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因明。最初学者们主要关注汉传因明，就《因明正理门论》、《因明人正理论》中的推理性质和逻辑进行研究。近年来对藏传因明以及汉藏因明比较研究发展很快，出版了几部专著。除了汉文文献，另有藏文专著出版。汉藏学者正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汉藏因明的学术交流，当前特别要挖掘藏传因明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的理论价值，推动我国因明研究的发展，保持我国在国际因明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有关因明的研究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逻辑学会下属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多次关于因明的专题讨论会。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国家的日益重视、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通过几代逻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逻辑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初步改变了与国际逻辑学发展前沿长期脱节的状况，初步实现了逻辑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初步接轨。中国逻辑界已经拥有一批具有现代逻辑素养的逻辑学博士和硕士，有一批具有丰硕成果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有一批出国深造留学归国的逻辑学者，有一批已经达到国际逻辑研究水平的成果，有一批能进行国际逻辑学术交流的学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逻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在很多方面仍存在问题。例如，与国际逻辑学研究前沿相比，我们总体上仍处于学习跟进阶段。现代逻辑的基础地位是逻辑学界的共识，但在实际学习和研究中，对现代逻辑的掌握、应用以及深人探讨仍需进一步提高。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3
—、逻辑学教学改革的焦点和逻辑学教学现状
长期以来，逻辑学教学改革的焦点就是教学内容问题，也就是在教学中如何处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关系问题。在这场关于教学内容的改革大讨论中，主要出现了明显的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传统逻辑巳经过时，内容陈旧，方法单一，应当立即废止，以现代逻辑取而代之，称之为“取代论”。其理由是: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规定的当代七大基础学科之一（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命科学、逻辑，这里的逻辑指的是现代逻辑)，应该得到重视；就科学的发展而言，逻辑已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所以作为教学不可囿于传统逻辑，而应顺乎学科发展，实现逻辑现代化，也就是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从实际效果来看，坚持传统逻辑教学将会影响我国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实践，不利于培养出高水平的逻辑人才。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应废止传统逻辑，高校文科学生应该主要学习传统逻辑；作为逻辑学的教学，如果采取“取代论”，则无疑会丢失人类历史上的思想成果；逻辑教学可以在保留传统逻辑的大部分内容之外适当地引入一些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以加强对传统内容的论证，而不是简单的废止，称之为“吸收论”。
其理由是:现代逻辑是传统逻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分支，传统逻辑中的很多内容如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假说、论证和逻辑规律是现代逻辑无法代替的；传统逻辑有其独有的特点和功用，适合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在人们的工作和学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但不应该废止，反而应该加强学习、深人探讨和广泛普及；大学生先学习传统逻辑的知识，可以激发对逻辑的兴趣，初步领会逻辑精神，对将来学习现代逻辑等其他课程十分有利。其实双方在激烈的争辩背后共同的心态，即对逻辑课现状的忧虑、不满以及改变现状的急切心情。双方的想法也可以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取代论者多数是专业研究人员多熟知现代逻辑，知传统逻辑之不足，似立逻辑科学潮头，大多脱离教学一线。如果取代论者讲的是我国主要重点大学哲学或理科专业的话可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普通高师院校文科专业来说，取代论肯定是不对的。“传统逻辑现代化是在保留传统逻辑前提下的现代化，而不是以数理逻辑取代传统逻辑；逻辑教学现代化是整个高校的逻辑教学系统要现代化，而不是以数理逻辑教学去取代传统逻辑教学”。“数理逻辑在思维形式方面的研究是极有成效的。形式逻辑应当根据它本身的特点，适当地吸取数理逻辑的某些研究成果。但是，如果把数理逻辑中的一套硬搬到形式逻辑中来，甚至用数理逻辑来代替形式逻辑，则是错误的”。
在我国对同一个学科教学内容的看法是如此不同乃至对立，这在别的学科是不多见的，这对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下降的逻辑学现状来说是雪上加霜。目前逻辑学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冷落。尽管在学术界有许多逻辑学者向人们呼吁重视逻辑学的发展，但反映平淡，逻辑学“面临着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逻辑队伍的萎缩，不少逻辑专业人员下海，高校的逻辑课程和课时遭到不同程度的砍杀，研究生生源枯竭，等等。”w更严重的是有些学校竟然做出取消逻辑课程的决定。以我所在的韩山师范学院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文科很多系，如，中文、历史、外语、思想政治教育等，都开设逻辑课，其中多数是专业基础课。当时有二位逻辑老师，上世纪90年代，我所在学校就只有中文、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系开设逻辑课。2000年以来连中文也取消逻辑课，因为中学语文中逻辑内容很快就被取消了。现在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及后来新办的法学专业开设逻辑课，我一个人负责全校12000名大学生的逻辑课，工作量还远不够，还要上其它课程，我还兼行政工作呢。这对逻辑学硕博研究生就业也非常不利，这种状况需要逻辑学界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加以改变。
二、关于普通高师院校文科逻辑教学的内容
任何教学改革都要面对客观实际，要遵循教育规律。高校逻辑学的教学改革也一样。一个适应于人文科学领域的逻辑教学体系首先应该是和人们实际使用的自然语言紧密结合的逻辑教学体系。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们来说，他们在逻辑知识上可谓是一片空白。而现代逻辑利用数学演算和人工语言研究有效推理，追求必然思维，是形式化的推演，这种思维方式不属于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是髙级的科学思维方式，更适合尖端性高深科学研究的需要。相反，传统逻辑主要是用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所以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来说，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传统逻辑的知识。而且高校文科的学生将来所从事的多数是教育、行政等方面工作，这一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他们需要的是传统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从教学规律而言，顺乎学科发展，也并不是说要废止传统逻辑而只要现代逻辑。没有学好传统逻辑是学不好现代逻辑的，相反，学习好了传统逻辑可以激发对逻辑这门学科的浓厚兴趣，初步领略逻辑的奥妙，从而使已掌握的传统逻辑知识成为学习现代逻辑的敲门砖。再加上目前高校文科逻辑教师，许多人本身也没有经过现代数理逻辑的专门训练，要讲好一门完整的数理逻辑课也决非易事。长期的教学实践证明，文科学生学习普通逻辑非常有益，它能使人思维敏捷，反映灵敏。而现代逻辑在通俗性和实用性上大打折扣。各门学科有各门学科的特点和用途，当传统逻辑的原理原则、方法规律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还有市场，用途极其广泛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废止的道理。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的逻辑指的是现代逻辑，应该重视，但并不是说只有废止了传统逻辑才能重视现代逻辑，不废止传统逻辑同样可以重视现代逻辑，高校可以让学生先学习传统逻辑知识，而后有选择性地学习现代逻辑。再说，一般高校文科的逻辑学教学主要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培养出逻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而是把它当成一门工具来使用，为将来学习其它学科和工作提供帮助。这也是“取代论”为什么在大学课堂中推崇讲授现代数理逻辑的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逻辑既是表达工具，又是分析工具，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人们学习逻辑主要是为了掌握一种表达和分析的工具，从而做到更好地表达思想和分析问题。比如，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如何才能合乎逻辑，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逻辑方法进行表达才能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谈判、辩论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逻辑问题，.等等，这些都属于表达思想方面的问题;而面对自己或者他人的一些话语或者文本，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它们，这些文本或话语到底说了什么，它们有没有逻辑问题，从这些文本或话语我们能够逻辑地推演出什么，应该怎样分析才算做到了正确理解，这些便属于分析问题。当然，我们强调传统逻辑的重要并不是说在高校文科逻辑学教学中只传授传统逻辑，对现代逻辑避而远之。事实上，“吸收论”的观点是:逻辑教学可以在保留传统逻辑的大部分精华内容之外适当地引入一些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以加强对传统内容的论证。如在演绎推理部分向学生介绍有关数理逻辑的内容诸如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在复合判断的推理部分可以引入命题自然推理系统来进行判定等，以达到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的融合，加强逻辑学科的发展和拓宽。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水平和综合素质，使他们掌握现代逻辑方法，适应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教学内容的改革，势必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尽快地更新知识，刻苦学习和掌握现代逻辑的知识和方法，进一步了解国外逻辑研究和逻辑教学的情况，扩大知识视野,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平，以适应逻辑学教学改革的需要。要继续坚持逻辑学现代化的改革方向。但是，逻辑学的现代化绝不是数理逻辑化，传统逻辑现代化的前提是保留传统逻辑，而不是取代传统逻辑。
根据普通高师院校文科逻辑教学的内容，我们选用了由《普通逻辑》编写组编的《普遍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教材。《普通逻辑》1992年增订本为教材，适应逻辑学现代化改革的需要,以现代逻辑的思想为主导来安排各种逻辑知识，突出了推理形式这个主体；把命题和推理直接联系起来,先介绍命题逻辑（含各种复合命题的推理），再介绍词项逻辑（含直接推理和三段论)，内容上增加了命题的判定与自然推理、谓词自然推理、统计推理和典型归纳等，在保留了传统逻辑的精华的前提下推动了传统逻辑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并受到逻辑学界广大同仁的好评。我们也曾选用何向东教授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逻辑学教程》教材，它的确是一部好教材，它融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为一体，能够适应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能够提高逻辑学课程的教学水平，体现逻辑教学是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和创新能力服务的这一宗旨。但是，这个教材也并不完全适合于普通高师院校文科大学生，尤其不适合于普通高等院校用扩大招生名额的方式招收进校的文科学生，学生总体素质水平有所下降。
我们也选用了本人参与的由胡泽洪、周桢祥、王健平主编《逻辑学》，该书现代逻辑内容偏多，学生反映比《普遍逻辑》难学。
三、高师院校逻辑课要重视逻辑应用的教学
普通逻辑的基础性、工具性特点决定了它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的科学理论价值，更在于它的应用价值，进行理性思维训练是它的基本功能和核心。目前很多的普通逻辑学教材存在片面追求演绎系统化、符号化、技术化，侧重于介绍理论化的逻辑系统，脱离现实的一般的思维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倾向，在内容体系与指导思想上不适应思维训练的实际需要。为了让逻辑贴近思维现实，发挥提供思维训练方法的基本功能，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把逻辑提供的思维方法、原则与思维训练应用相结合，增加逻辑科学研究与逻辑知识应用相结合的内容。
面向21世纪，结合学生实际，应使普通逻辑成为提高学生思维素质，增强理性思维能力的课程。为使普通逻辑学服务于素质教育，我们要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努力。
数理逻辑有优越于传统逻辑的方面，比如它克服了以自然语言为特征的传统逻辑存在的歧义性和模糊性缺陷，可它也有局限性。虽然数理逻辑具有着现代色彩，但它与人们的日常思维不很一致。触及到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实际思维就会陷人困境，也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数理逻辑在电子计算机里大有用武之地，并正在向着各类学科沙透，前景十分光明，但现代人的思维并不都是与电子计算机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思维中的交流思想、论证真理、驳斥谬误都是要运用白然语言的，公说公有即，婆说婆有理的，计算机无能为力。因此，联系实际思维去发展传统逻辑，仍然是传统逻辑的发展方向。
对于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逻辑学目的主要是为了应用。虽然“逻辑学是一门基础工具性学科”早已举世公认，且被写在一般逻辑学读本的绪论中,但是纵观目前的各种逻辑学教材,很少有详细而系统地阐述逻辑学应用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缺陷。现代逻辑是对日常推理的高度抽象、归纳，从根本上反映了推理的规则、规律。它具有和数学相同的一些特征:推导严密并且符号公式化、体系化。对于这一特征，大学文科生较难理解和把握。他们习惯用自然语句来表达和思考，不习惯用符号公式表达和思考。因此，学生学习现代逻辑时，虽然注意到形式化的特点，但又不能完全按照现代逻辑演绎系统的要求来做。
逻辑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逻辑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如前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吴家国先生就曾指出：“逻辑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同时又是一门有较强应用性的工具学科。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建传统形式逻辑起，到近代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建立古典归纳逻辑，从19世纪中叶以后数理逻辑的诞生，到非标准逻辑和概率逻辑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建立逻辑理论系统的同时，都十分重视逻辑的应用。实际上，逻辑理论与逻辑应用成为逻辑学发展的两条腿，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离开了逻辑的应用，逻辑理论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或伤害。”我国的逻辑应用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如何将这些成果应用到逻辑教学中去，则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逻辑学本身的理论枯燥乏味，缺乏文学课的生动性，光讲理论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无兴趣即无动力。活生生的逻辑现象则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讲解逻辑理论时，辅之以具体生动的逻辑现象，使理论与实际融于一体，可极大地增强授课的趣味性、生动性，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4
关键词：逻辑学；教学效果；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5-0092-03
逻辑学通常被称为“思维的语法”，它是正确思维的保障和工具，也是其他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逻辑学的教学关系着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发展。因此，要提高逻辑学教学的重视程度，加强课程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提高其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一、高校逻辑学教学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了七大基础学科，即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以及数学、逻辑学。其中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它能使人们的思维正确、语言表达富有逻辑性，并进而培养人们的逻辑思维、提高逻辑认知，同时为其他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所以早已被纳入到我国的高校教学课程体系当中。
非常强调教育优先，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和要求。高校作为给社会培养、输送高等人才的主要阵地，必须着重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力、切实做好逻辑学的教学工作，不断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1]。在《逻辑基础》（2013修订版）一书当中，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指出：“当前逻辑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科学的重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明确提出各个学科特别是在哲学、计算机、数学等专业当中，都必须要掌握好逻辑学知识、具有良好的逻辑学素养才能取得更好的专业发展，因为逻辑学本来就是这些学科的基础组成部分。由此可见，高校的逻辑学教学在课程体系当中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对培养优秀人才的素质和能力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当前高校的逻辑学教学现状
就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高校都开设有逻辑学课程，主要是作为哲学、思政、法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有的学校则将其作为通识教育课而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整体的推广情况较之以往有了较大改善，日益受到重视。很多大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在逻辑思维方面得到了显著的进步与提升[2]，同时也为各种资格考试和就业考试打下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客观说来，当前我国高校的逻辑学教学现状还令人不甚满意，教学效率、教学质量不够理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单一
虽然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广泛而普遍的存在着“逻辑”，但是当其上升为学科知识后，以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特定的符号和公式，却具有了很强的抽象性，“晦涩难懂”“枯燥抽象”成了逻辑学的代名词。很多学生对其望而生畏，在逻辑学的学习过程当中缺少主观的兴趣和动力，考试不及格率较高。更为重要的是，在逻辑学的教学实践当中，很多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式非常单一，教学过程多以理论讲授為主，不太注意引入其他教学手段，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师生互动较少，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现实中很多学生在学习这门课时都是勉强应付，缺少主观的探究欲望，这不仅加重了教师的教学压力，同时也降低了逻辑学教学的效果和质量[3]。
（二）理论与实践脱节
逻辑学并非是普通的哲学学科，作为思维的规则，它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可以切实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生活，指导人们能够正确思维。但就目前一些高校的逻辑学教学现状来看，不少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偏重纯粹的逻辑推演而忽视了与现实相结合，所使用的范例和习题也都比较陈旧，时代感不强，题型方面也不能与各种社会考试相衔接，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中满足于单纯利用符号和公式进行推演，甚至机械记忆题目的答案。学生不懂得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或是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应用逻辑学，所以会感到逻辑学用处不大，所学到的逻辑知识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阻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也大大影响了逻辑学的教学效果。
（三）社会和人才市场对逻辑学知识的需求不足
当前，由于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教师资格等考试都将逻辑学知识作为必考内容，并且在试题中所占比例较高，逻辑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不论是社会还是人才市场，更为看重的依然是人才的专业素质能力，很少会真正去考察其逻辑素质和能力。学生只是把学习逻辑学当做获得职位的敲门砖，只要能通过就业考试或资格考试就满足了，“获得高分”就是学习目标。这就令一些“急功近利”的教师、学生忽视了逻辑学的重要性，不论是教还是学，都未全身心地投入，本来是属于素质教育的逻辑学教学内容，却越来越呈现出应试教育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肯定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4]。
（四）逻辑学的教学保障体系和教师的专业性弱化
目前虽然大多数的高校都已经开设了逻辑学课程，但是却明显缺少应有的教学保障体系，例如，对于教学投入非常有限，课时安排不够充足，教研活动或教学改革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尽人意，甚至有些高校根本就没有展开过相关教研工作，一直都按照传统模式进行教学，或者照本宣科、课堂教学成为教师表演的“独角戏”，缺乏对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性探索。同时，当前一些高校逻辑学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不高，缺乏对逻辑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解浮于浅表，显然难以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最终限制了逻辑学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也容易令逻辑学课程有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危险。
三、提高高校逻辑学教学效率和质量的策略
（一）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
进入大学之后，随着身心进一步成熟，绝大多数学生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但是在实际的课堂学习中，依然需要进行引导和激发，这样才能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更好地配合教师教学工作开展，从而确保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再加上由于逻辑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容易令人觉得它枯燥抽象、晦涩难懂，以致对其望而生畏、不感兴趣。为此，教师应当改变传统“老师一言堂”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促进其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逻辑学知识。例如，教师在实际的逻辑学课堂教学当中，可以综合性的应用案例教学法、趣味教学法、对比教学法、实战教学法、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以及思维导图等方法。
1.案例教学法。逻辑学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如果大量引入案例来做具体分析，其优势是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同时借助案例的直观具体性降低逻辑学知识的抽象程度，激发学生的主动探究和主动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从现实生活、推理小说、影视作品、寓言故事等等之中选取一些典型案例，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关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思考。
2.趣味教学法。抽象严谨的逻辑推演并不等同于板起面孔说教，当学生面对“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逻辑学知识而感到困惑、有点昏昏然时，教师以幽默风趣的话语或妙趣横生的实例来调节课堂气氛，例如趣味故事、课堂情景等，从而令学生倍感兴趣，调动起他们听课和学习的积极性，比起进行枯燥的逻辑推演来说，其教学效果更佳。
3.对比教学法。这是将学生容易混淆难以区分的逻辑问题加以比较，明确它们的相同处和不同处。例如“矛盾律和排中律”“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合取命题与关系命题、相容选言命题”等不易区分的内容，则可跨越章节、通过横向对比相关内容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帮助学生准确把握要点，并培养他们的对比思维能力。
4.实战教学法。逻辑学知识是我国目前各类考试的“宠儿”，例如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行测》的试题中就占有较高比例。而目前高校逻辑学的教学又普遍与这些考试脱节，如果将各种社会考试中的逻辑学考点引入课堂，通过总结归纳知识点、进行相关真题练习等方式将课堂理论教学与社会考试相结合，从而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其对逻辑学课程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认识到逻辑学知识的实用性。
5.信息化教学。这是在制作活泼生动的ppt的基础上，插入声像视频、动画漫画等素材，并综合运用其他教学方法；或将授课内容制作成微课、慕课，则更便于师生交流；还可以引入对分易、雨课堂等优秀实用的教学平台，增强师生在线互动，以激发学生学习逻辑学的热情、帮助他们巩固基础知识。
6.思维导图教学法，这种方法近年来十分流行，它属于一种思维启发工具，其发明者是研究大脑潜能和学习方法的专家——托尼·博赞，以图解的形式和网状的结构，用于储存、组织、优化和输出信息的思维工具。目前思维导图已得到广泛认可并应用到很多领域当中，其中便包括了教育教学领域。高校逻辑学课堂教学中也可以尝试引入这种方法，因为两者的应用理念相吻合。教师通过思维导图的应用，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方式，又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梳理、展现逻辑学知识，帮助学生理清复杂的逻辑学知识脉络，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目的[5]。
（二）加强教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逻辑学是应当作用于实践的，否则就难以体现出其思维工具的应有价值。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逻辑学教学一定要具有高度的功利性，但是至少应当能够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成效，促进学生实现更好的学习和发展。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学目的，教师应当在逻辑学的教学当中，增强逻辑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树立起生活化的教学理念，不能只是一味地照本宣科，或单纯进行抽象的逻辑推演。更重要的是，教师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寻找逻辑学知识的落脚点、延伸点，让学生可以切身感受到逻辑学知识如何体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并学会在生活当中运用逻辑学知识来解决问题。同时，教师还应当结合其他的专业学科来开展逻辑学教学，如哲学、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等，突出这些学科专业与逻辑学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可以在学习自己专业的同时更好地应用逻辑学知识，促进学生在知识、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三）对社会和人才市场进行宣传和引导
既然逻辑学对于我们的思维和生活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不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应当对社会和人才市场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要使整个社会、各用人单位认识到逻辑学对人才知识、素质与能力的影响，让他们能够在选人、用人的过程当中，加强对人才进行逻辑素养和逻辑知识的考察及审核，营造出关注、重视逻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势必迫使教师和学生将逻辑学重视起来，在教和学方面共同增强投入力度，教师不断改进、优化课堂教学，学生则能将更多的注意力和学习时间应用到逻辑学的学习中来，从爱逻辑发展为学逻辑再到自觉用逻辑，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良性循环，这样一来逻辑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就可以更加有所保证[6]。
（四）强化教学保障体系和教师的专业性
为了能有效提高逻辑学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高校逻辑学教学还应当强化其教学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一点也不容忽视。例如高等院校要适当增加逻辑学课程的排课量，改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为逻辑学的课堂教学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任课教师要深化逻辑学理论研究，同时加强其教学方面的探索与研究，积极推进逻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与时俱进，适时根据社会生活、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以及学生自身学习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逻辑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做出改进、完善。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当加强对逻辑学教师的教育和培养，引导他们参加继续教育，提高他们在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使教师首先能够深入全面地理解和应用逻辑学，这样他们在逻辑学的教学实践当中，才能更加准确地对学生做出讲解、进行引导，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逻辑学。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5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培根说过：“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法律逻辑学是一门逻辑学与法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产生的边缘性、应用性的学科，一方面，它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和司法活动过程，从而探讨关于法律思维活动的一般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另一方面，它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研究法律思维活动特殊的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我国对法律逻辑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对法律逻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应用传统逻辑知识来解释司法实例问题上，实际上是停留在‘传统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这一层面上。”目前在我国，随着法制建设的进步以及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律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在广大法律工作者与逻辑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法学的其他传统学科相比，法律逻辑学依然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我们要加大对法律逻辑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的关注力度，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律逻辑学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就目前的法律逻辑教学实践来说，典型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多媒体技术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与法律职业特征相吻合，值得探索。
一、典型案例教学法
“典型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选择最典型的例子讲授，使学生能依靠特殊来掌握一般，并借助这种‘一般’独立地进行学习的教学方法。”使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启迪受教育者的思维，培养其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同一类知识和规律，同时使学生在实例中独立学习。由于法律逻辑学是结合着法律工作者的实际思维过程和法律条文来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结构和逻辑规律的，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使得典型案例教学法在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效果显著。笔者之所以推崇该教学法，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一是由于法律逻辑是一门实践性与操作性都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其内容繁多，公式复杂，概括抽象，使人易感枯燥乏味，而典型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比较抽象、枯燥的知识内容，在典型案例分析中，逐渐的刻画到了脑海中；二是利用典型案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逻辑学的兴趣、促使学生养成主动学习和批判思考的推理能力、为学习者提供一种不用亲自实践但却能在短期内接触并处理大量实际问题的机会；三是典型案例教学法可以运用于法律逻辑学的任一章节，易于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但是，案例教学法并非孤立的教学活动，应与法学教育中的其他教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可以进行举例说明，又可以进行模拟训练；既可以进行个人练习，又可以展开小组讨论。总之，典型案例教学法实际上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法律逻辑教学过程中，利用典型案例把逻辑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法学的观点看逻辑，用逻辑的观点看法律。“法律逻辑学应属于逻辑学，即它主要是逻辑科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因而属于应用逻辑的分支。”列宁曾说过:“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二、辩论教学法
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法律思维的逻辑学科，是培养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工具。因此，该课程教学的根本目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其自觉地运用逻辑知识，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服务。而法律思维能力只有通过逻辑思维和法律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得以不断提高，辩论教学法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再现。辩论教学法有如下优势：一是有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通过辩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运用正确的逻辑推理形式获得新知识；二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表述能力。人们表达思想和建构理论都力求思想明确、条理清楚、结构严谨、首尾一贯，这些都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说过：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三是有助于学生提高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论证个人观点和反驳他人观点的能力，提高其论证能力。对于法官和律师来说，都应善于说理、善于辩论、熟练运用论证方法。辩论中教师不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定理和正确的证明，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只是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理解，自己去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方法，得出自认为合乎逻辑的结论。
三、多媒体技术教学法
边缘性的学科性质注定了法律逻辑学具有高度抽象性。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将多媒体技术教学法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现代化教学手段之一，多媒体技术教学法就是利用powerpoint软件系统把法律逻辑学的概念和原理制作成演示文稿的形式，向学生进行展示和讲解的方法。通过多媒体教学教学，可以使学生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技术轻松地理解掌握内容较为抽象的法律逻辑知识。同时，多媒体教学法也弥补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缺陷。多媒体技术教学法的优势突出表现为：一是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到复合推理的综合运用时，运用多媒体课件，将案发过程和侦查人员的调查经过重演，引导学习者列出侦察人员所掌握的情况，并以此作为前提进行推理，破获案件；二是知识容量大，可以拓宽课堂教学的时空范围，优化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6
【关键词】培养;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大学生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他们除了必须学好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自我修养，简单的说，就是应该掌握和具备一些适应社会的能力，其中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大学生需要具备的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所谓逻辑思维是指，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逻辑思维能力是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衡量大学生思维能力和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提高大学综合素质的重要方法，也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的有效方法。
1培养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1.1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促使大学生更好的掌握其他专业知识。
一般我们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关系比较密切，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学习数学等学科比较容易，实际上，逻辑思维能力对学好其他学科也有很大的帮助。具备较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思维会比较清晰，不但关注事物现象，对问题的本质会有比较深入的看法，其思考方式也会变得比较严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通常能使学习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多的时候是在自学，所以掌握好的学习思维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产生融会贯通的作用，因此，掌握逻辑思维方法，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有利于开展其他学科和知识的学习。
1.2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大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作为教师，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除了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掘学生各方面的潜能，尤其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同样，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也是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现代大学生要想毕业后很快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应该会学习，会思考，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能够很快的适应社会和环境。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提高大学生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可以促使大学生更好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由此可见，要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需要我们大力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1.3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提高大学生求职时的社会竞争力。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革，所有类型的大学生毕业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找到工作都一样要参与社会竞争，或者参加招聘考试，或者参加求职面试。无论是考试，还是面试用人单位除了考查必须得专业知识外，他们都将着重考虑求职者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和一些临场应变能力，归结起来，这也体现了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比如说，现在大学生毕业考公务员的人数是居高不下，无论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还是申论考试，都要考核考生的理解、判断、分析和归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跟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关，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很容易就找到问题的关键并提出解决的措施，这样在考试的过程中既节约了时间，也比较容易考出好成绩。同样的，在各种面试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加强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既能够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会占据优势。所以，我们要让大学毕业生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占有优势甚至胜出，那么就必须加强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2培养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途径
2.1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现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逻辑课程以及一些逻辑学有关的选修课程。不论什么形式的逻辑课程，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讲授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听老师讲，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参与进去，主动进行思考。本来开设逻辑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学生熟练地掌握一些逻辑学的基础知识，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实际上，仅仅采用讲授的授课方式是不能很好的达到教学目的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逻辑课的主动性，更多的让学生自主参与到学习中来，听老师讲了以后，积极主动思考，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学习效率，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2.2通过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检查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现在有部分大学生对待考试的态度就是临考前找重点死记硬背，有时候，采用这种方法有的学生也能在有的学科取得较好成绩，所以就有学生就认为平时的学习不重要，只要考前用用功就可以了。这种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对于比较灵活的学科也是没用的，更不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了，所以，我们要想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有必要变革传统的考试方式，通过一些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来检测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检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通过一些小测验或者现实问题来考核学生的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考核学生思维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有利于促使学生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2.3在实践中积极培养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作为一种思维能力，除了在课堂上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培养，更重要的培养方式是要在实践中加强练习，注重培养。在实践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分析、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能力。比如，高校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多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辩论和各种比赛，既能锻炼的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训练了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在学生实践、实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事情，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大学生也能够很好的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为了更好的解决突发事件，他们就会思考最好的最合理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极大地训练。长此以往，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势必得到很好的训练，从而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宏.浅谈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焦作大学学报，1994，(02)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7
对照通识教育目标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现实困境
逻辑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是主动培育大学生的逻辑思维意识和理性精神，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为更有效解决实际思维问题提供智力和方法论支持。所讲授的逻辑学课程包括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主要内容涉及日常思维中对概念的正确理解及如何正确运用概念对思维对象的属性和特征做出判断；正确认识各种不同类型判断的属性及运用判断进行推理的规则；掌握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在人类认知中的方法论意义；领悟逻辑基本规律在规范人们思维、避免出现思维矛盾方面的作用以及论证和谬误的有关知识。目前在我国高校逻辑学教育教学中实际上还没有针对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系列问题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教育教学目标和教育教学内容上没有明确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区别，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哲学专业的逻辑学教学和非哲学专业的逻辑学教学是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突出问题还是如何统一逻辑学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在这个问题上相继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取代论”和“吸收论”两种观点。“取代论”是以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为代表，认为传统逻辑学内容相对简单、陈旧、单一，不能满足现代科学对思维方法的需求，应该用相对复杂和科学的现代逻辑取代传统的形式逻辑成为所有专业逻辑学教育教学的内容；“吸收论”是以西南大学的何向东教授为代表，认为“教材建设要坚持‘新’和‘全’的精神。所谓‘新’就是要吸收现代逻辑的成果；所谓‘全’就是兼顾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逻辑学教育教学应明确区分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慕泽教授认为“依据通识教育的理念，大学逻辑学课程应分为专业课和通识课”。［3］笔者认为“取代论”观点掩盖了逻辑学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区别，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形式逻辑只适用于逻辑学专业教育，对于非专业教育则是行不通的；“吸收论”观点显然是在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缺乏真正的创新。笔者赞同中国人民大学陈慕泽教授的观点，认为逻辑学作为培育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课程应该区分为作为逻辑学专业、哲学专业的基础课和作为除逻辑学、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基础课，即逻辑学通识教育课。只有做出两者明确统一的区别，才能针对不同的基础课教育教学特点明确制定不同的教育教学目标，进而规范各种教学行为，结束目前我国高校对于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标定位存在分歧的现实，促进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由于学界没有对逻辑学专业教育和逻辑学通识教育的区别达成共识，所以目前对于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没有统一的内容体系。一是逻辑学通识教育使用教材混乱。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逻辑学教材种类虽多，但缺乏统一的规划分类，专业教育教材和通识教育教材混杂于市场，没有明确的区分。教师选择和使用通识教材有很大的随意性，难以找到适合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的通识教育教材。二是教材质量无法保证。任何研究人员只要有资金支持都可以出版教材公开发售，教材质量参差不齐，个别教材难易差别较大，其中虽不乏个别优秀的教材，但更多的是重复出版，没有特色。三是教材内容体系大同小异。主要内容都包括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个别教材穿插零星的数理逻辑知识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深度，相反，对于能够澄清思维、保持思维具有清晰性作用的批判性思维内容则是一个空白。四是知识的表征缺乏创新。普遍存在重视基础概念和原理的直接阐释，缺少通过具体的思维案例引申相应的理论知识，轻视理论和具体思维的应用研究，其作为逻辑学通识教育教材，对于解决大学生面临的实际思维问题作用不大，特别是“对于帮助学生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工程硕士入学考试、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入学考试、美国GRe等考试显得力不从心”，［4］更“没有开发出比较具有针对性和专业特色的应用逻辑学教材，造成很多不同专业都使用同样的逻辑学教材，缺乏专业针对性和使用性”，使逻辑学通识教育很难选择到适合不同专业的教材，从而影响逻辑学通识教育的效果。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5］方法“是人们认识、改造世界所应用的方式和手段”。［6］教学方法是指教学过程中在一定的教学模式指导下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所使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和工具的总和。逻辑学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是单一、无特色，缺乏创新，进而导致教学过程虽使用多媒体技术但不够科学，虽有学生参与环节但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有师生互动但有效性差强人意。目前逻辑学教学模式和方法与其他学科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教学模式属于典型的“传授式”教学模式，其结构是“讲—听—读—记—练”。它的特点类似教师为演员、学生为观众的舞台表演，教师似圣贤、学生像信徒的宗教讲经布道。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绝对权威者，学生对教授内容不敢质疑、不想质疑。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以传统的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提问法”和“论证法”为主。这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最大的优势是教师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而不顾对象的反应，从而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教师自己的教学计划，它的缺点是把学生变成“容器”，不管对象愿意与否、喜欢不喜欢、是否接受，强行单方面灌输，致使学生的学习变成一种被动的、强迫下的任务完成。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虽然近年多媒体技术在各种教学实践中运用普遍，但对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存在误区，认为只是用多媒体课件代替板书即可，多媒体技术的生动性、鲜活性、视觉效果作用不能被充分展现出来，对逻辑学教学的促进作用不大，从而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标是提升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素养、认知能力和为创新思维提供前提，逻辑学考核方式和手段理应以检验受教育者是否达到上述目标为标准。而目前我国高校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考核方式和手段仍然以“关注知识本身的再认和再现”为主，缺乏“对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素质的考查”，［7］与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标要求相去甚远。主要表现为：一是逻辑学教育教学考核目标偏低。逻辑学教育者普遍认为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掌握基本的逻辑学概念、原理及其简单的应用，所以在考核目标上相对重视对知识的再认和再现，对于是否真正理解和掌握逻辑的精髓重视不足，进而体现在考核时对于熟练应用逻辑学原理分析解决实际思维问题的能力测试明显不足。二是逻辑学教育教学考核不能覆盖所有逻辑学内容。由于逻辑学授课时数较少，一般情况下不能完成所有应授内容，所以考核试卷的信息量受到限制，即使勉强完成了教学任务，在考核时为了给学生减轻学习负担，往往应学生的要求缩小考试范围，因此在考核题目的设计上难以达到综合运用逻辑学知识的目的，不利于培育大学生整体的逻辑思维能力。三是逻辑学教育教学考核方法相对单一。目前我国高校逻辑学考核方法主要采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小论文”等几种形式，其中闭卷考试使用较多。闭卷考核方式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考查学生对所学基础概念和原理的记忆程度，缺点是这种考试形式更加强化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死记硬背和不求甚解的倾向。闭卷考试形式表面上严格、公平、公正、公开，实际上很难避免个别学生的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为，对于遵纪守法的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闭卷考试形式对于检测大学生的所学是否达到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作用不明显。开卷考试和小论文考核形式使用较少，但优点突出，使用恰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四是考核题目过多采用传统的概念解释、简答题及论述题类型。这种题目类型重点测量的是学生对所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文字再现程度，不能反应出学生理解和实际应用知识的真正水平。因为对知识的学习从记住到融会贯通有很长的距离。#p#分页标题#e#
通识教育视阈下逻辑学教育教学改革路径设计
针对上述我国高校逻辑学教育教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笔者经过大量的调研，提出通识教育视阈下逻辑学教育教学改革具体措施。针对目前我国高校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目标不明晰的现状，建议由教育行政机关比照制定大学文科数学、大学文科物理教育教学目标，制定全国规范统一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目标，结束学界关于逻辑学教育的一些争论，明确逻辑学专业教育和逻辑学通识教育有不同的教育教学目标，确定“逻辑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是提升大学生的基本逻辑素养，让大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逻辑方法，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些方法提高效率与品质”，以区别逻辑学专业教育教学目标。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的不是直接为哲学从业者从事理论研究提供技术手段和工具，更不是培养从事逻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和应用方面工作的逻辑学高级专门人才，而是通过逻辑学的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能够拥有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培育科学精神；提升大学生的日常逻辑思维能力，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基础和前提。逻辑学是思维的“语法”，是“无用之用，万事之基”。逻辑学自西方中世纪教会作为培育人基本人文素质的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课程之一起，到21世纪的今天，一直是西方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培育人的思维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课。大学生通过系统自觉地学习逻辑学，可以掌握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必要的推理论证工具，形成严谨、务实、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为学习其他学科、日常思想交流和揭露、批驳思维谬误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从而提高大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大学生思维品质的目的。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内容“杂”、“乱”、“差”的现实，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内容体系———使用教材、讲授内容、课程设置。使用教材方面，建议由专家、教授及一线逻辑学教师组成教材编写委员会，制定统一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材大纲，共同编撰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全国或地方材，结束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没有材的现状。逻辑学通识教育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文科类与理工农医科类的不同性质分别编写文科类通用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教材和理工农医科类通用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教材。当然，这类教材的编写比较困难，因为教材内容对于两个类别都需要照顾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知识背景，要做到兼顾就需要了解不同专业特点的逻辑学教师参与编写，而这样的逻辑学学者相对比较少，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另外教材的编写也可以标准多样化，文科类可以拆分为文史语（言）、政经法、体艺美等；理工农医科类可以拆分为理、工、农、医科四类，分别针对不同类别的学科特点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和教师编撰教材，提高逻辑学通识教育教材的专业针对性。统一规范专业针对性强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教材是实现逻辑学通识教育的重要一环，如此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才能有据可依、有据必依，告别目前逻辑学通识教育所面临的没有统一的教材规划、专业教育教材和非专业教育教材混杂于市场而没有明确区分的局面，真正做到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教材的标准化、科学化。讲授内容方面，笔者认为逻辑学通识教育应该重点突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的形式逻辑部分。它是逻辑学的基础知识，是人们正确思维和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和掌握。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概念部分。主要讲授概念的逻辑属性、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定义、划分、限制与概括。2．性质判断部分。重点讲授直言判断的特征、性质判断主谓项的周延性、同素材的a、e、i、o四种性质判断之间的对当关系———逻辑方阵。3．复合判断部分。应该清楚各种复合判断的逻辑特征、各种复合判断的真假值、三种复合判断的负判断及其等值判断。4．推理部分。重点讲授演绎推理中的三段论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归纳推理，了解类比推理。5．逻辑基本规律部分。重点是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逻辑要求及违反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它们是日常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正确思维和有效交流的保证。二是批判性思维部分。按照麦克派克（mac peck）的定义：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反思的倾向和技巧”。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密不可分，“逻辑的重要价值本质地表现在批判性思维中，因为逻辑对于批判性思维，不仅具有方法的意义，而且具有原则的意义”。［8］批判性思维教育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过去20年间，批判性思维教育已变成美国教育机构大力倡导的目标。”［9］
“在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批判性思维的相关课程，在澳大利亚，每位大学生都必须通过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试才能毕业。”［8］相比之下，在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中，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开设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学界及教育行政机关应尽快形成共识———批判性思维教育能够“引导我们树立深思熟虑的思考状态，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帮助我们养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好的思维品质；培养我们面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技能。批判性思维是帮助我们过健康的精神生活、提高学习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工具”。［10］同时，在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中实施批判性思维教育，能够提升大学生的反省意识和批判能力。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缺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元素，人们逻辑观念淡薄，缺乏批判性思维意识。所以，在中国高校对大学生实施批判性思维教育就显得弥足珍贵。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内容学界见仁见智，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论证的可靠性和论证的谬误、论证和解释）、推理（主要是推理的种类和推理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是理解问题、恰当提出问题和辨别问题的谬误）、理由（主要是辨识理由、论证理由和辨别不正当的理由）和语言意义澄清方法等几部分内容。课程设置方面，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课程设置包括课程的性质、课程的教学时数和教学安排。目前逻辑学课程在我国高校作为专业教育在哲学专业和逻辑学专业开设；作为通识教育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文教育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由于受到教学力量限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应该学习逻辑学的专业，如法学、历史学、艺术类专业，很多学校无法正常开设，其他更多专业的学生不知道逻辑学为何物。我国高校逻辑学教育教学现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高校各个专业普遍开设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现实差别很大。#p#分页标题#e#
为了与世界接轨，重估逻辑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对培育大学生思维品质、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价值，正确认识逻辑学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逻辑学的地位，建议教育行政机关将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纳入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范围，在各个高校成立公共逻辑学理论教研室，负责各高校的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从而改变目前逻辑学课程的选修性质，结束其教育教学可有可无、现实地位与其实际作用不相符的尴尬局面。届时所有的在校大学生都能接受逻辑学的学习和训练，真正做到逻辑学教育教学通识化，逻辑思想惠及所有专业的大学生，使逻辑学真正成为各个高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实现逻辑学学科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促进大学生思维水平迅速提升。对于逻辑学讲授课时，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目前我国高校除个别专业（如思想政治教育）外，作为通识教育教学的逻辑学课程一般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课时在32—36学时之间，即使作为必修课也只有48学时。这些课时对于具有抽象特点、需要深刻理解和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逻辑学知识来说显然是太少了，教学过程只能做到蜻蜓点水、根本无法保证使学生做足够的思维训练，达不到通识教育教学的目的。如果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被纳入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范围，笔者建议课程学习期限为一学年两个学期，课时应达到96学时。这样一学期学习传统的形式逻辑部分，一学期学习批判性思维部分，学习过程才可能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的实践训练，达到学习目的。在学期安排上，以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认为一年级学生缺乏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理解逻辑学概念和原理有一定障碍；四年级学生面临毕业，就业的压力使他们无暇认真学习各门课程，所以最好把逻辑学课程教学计划安排在二年级或三年级。
目前我国高校逻辑学教学模式主要是传统的“传递—接受”式，这种教学模式以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培养学生基本技能为目标。该教学模式主要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注重教师的权威性，而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认为教学过程是知识由教师到学生的一种单向传递过程。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的知识信息，但学生对接受的知识信息很难真正地消化和理解，且容易培养学生单一化、模式化的人格，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与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标相悖，必须加以改变。抛锚式教学模式是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起到组织者、指导者、协调者、启发者的作用，同时也是学习伙伴。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而不是仅仅聆听别人（例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抛锚式教学模式就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确定问题，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教师效果评价来完成教学任务的。这种教学模式通过学生对具体情境问题自主的认知达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是真实的，所学结果具有较高的迁移性，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有意义”。［11］这时教师的角色由过去知识的单向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协助者和参与者，教师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是与学生处于平等地位的环境中；此时的学生将学习抛锚于某一具体创设情境中，可以通过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学习的目标。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各种实践能力，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学生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是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的目的。为实现抛锚式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教育教学方法。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搭建脚手架教学法、镶嵌式教学法、自主学习法和协作学习法。抛锚式教学并不是教师把现成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而是在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教师即向他们提供搭建脚手架式的援助：鼓励学生运用他们的直觉接近问题，进而向他们提供获得进步所必须的援助。这种援助包括在课本和其他的信息源中发现相关的材料，或鼓励学生相互学习，以达到尽快解决问题的目的。
抛锚式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助，但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重要了。在学生对问题自我认知出现知识不足时，这时，教师就可以从学习的需要出发组织有关知识信息的教学活动，即“镶嵌式教学”，以排除学生学习中的障碍，顺利进行知识构建。自主学习是抛锚式教学模式的主要方法，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的讲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合作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学习并非取决于教师的讲授，而是取决于学习者的自主或协作探究”。［12］自主学习昭示着学习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人，学习是“自己做主”的主动性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是自主学习的本质属性。特别是逻辑学的教学，各种概念和理论比较抽象，更需要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真正理解和掌握。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学生遇到问题除了向老师寻求必要的帮助外，同学间的互助和协作更是不可缺少的。通过学生间的信息互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通过协作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协作技巧和人际交往能力，增强学生之间差异的包容能力和责任感。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近年得到普及和发展，它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克服在传统单纯的粉笔加黑板教学模式中无法使一些语言、图像、影像、声音、文字在教学课堂现场展示的缺点，通过计算机实现多种教学媒体的组合，能够充分调动各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在抛锚式教学模式的各种教学方法中恰当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工具可以有效快捷地实现逻辑学教学目的。但在使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几点：一是多媒体计算机只是教学工具不能代替教师的亲自讲授。教师不能只是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其教学课件，使讲授成为次要的补充。二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展示的应该只是无法板书的图像、影像、声音、特殊的文字等内容，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必须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多媒体计算机课件只是为教师的讲授服务。三是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但不是抛弃传统教学手段，而是根据教学任务、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使用恰当的教学工具，不是任何教学内容都必须使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以最好的手段达到教学目的才是根本。四是多媒体计算机教学课件的制作不能单纯追求形式美观，应以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五是多媒体计算机教学课件的内容应该是课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多媒体具有的声、光、电的强大功能，完成所授重点和难点内容的讲解。总之，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在逻辑学通识教育教学中被恰当合理使用能够发挥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无法比拟的教学效果。#p#分页标题#e#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8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 法律逻辑学 教学方法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秦玉彬.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困境探微.dffy.com，2004-2-2620:45:34
[2]林吉.法律思维学导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事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9
>>论逻辑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探寻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逻辑”浅析中国名著中“狗”字成语的翻译外国街巷的中国名流动的“中国名片”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主体定位的逻辑审视探寻大学生创业的“经济学逻辑”《中国逻辑学趣谈》浅议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缺陷“中国名片”的“国际色”行销日本的中国名牌呼唤中国名酒的诚信中国名牌的绿色门槛“老外”眼中的中国名牌化学元素的中国名中国名校的老校长们魅力无比的中国名小吃中国名山文化的特点初探网球的中国名利场相互矛盾的中国名言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教育>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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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辩学或称“名学”、“辩学”，在我国近代时期曾被学术界用来指称西方逻辑，例如严复的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的译著《辩学》。但是，名辩学的原始含义是指中国古代学者基于对推理、论证的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从学科归类而言，名辩学不属于西学的范畴，是国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体现着中华先哲对思维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名辩学反映着在推理、论证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体现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个性。在逻辑教育中重视对名辩学（本文对“中国名辩”和“中国逻辑”这两个术语不做严格区分）的讲授，这一主题伴随着教育部在2014年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公布而进一步成为大学逻辑教育中面临的一个主题。《纲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1]二、大学逻辑教育中名辩学的三种存在方式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10余年，基本廓清了关于形式逻辑的一些错误看法，对当代中国逻辑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诚如《逻辑学大辞典》一书的编者所言：“这一切都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期逻辑学在中国的大普及和大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2]在国内高校开展逻辑教学的过程中，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名辩学也加入其列。这一时期名辩学在大学逻辑教学中所处的位置，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形：附带式、夹带式、省略式。
1.附带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附带式介绍，是指没有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作为教材正文的主要内容之一进行编写，而是作为正文的附带形式即附录格式进行介绍。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2005年，该书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库》再次印行;2006年，该书由人民出版社重版印刷。《形式逻辑》的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5年周礼全先生对初稿作了总的修改。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该书在出版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高校逻辑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该书作者之一，诸葛殷同先生在25年后谈到该书时这样说道：“从这本书的写作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抱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无比热情，带着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坚忍不拔地、乃至委曲求全地做着科学的逻辑知识的普及工作。”[3]《形式逻辑》一书总共7章，另加1个附录《逻辑史资料》。附录共计5节，在第1节“引言”中对中国名辩学有这样一个总的说明：“中国古代在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产生了逻辑学。这方面的研究和当时关于名词（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实）的关系（即所谓‘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有关。通称为名家的惠施、公孙龙等人和墨翟一派（或称后期墨家）以及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等人都对于逻辑问题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后期墨家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理论。魏晋玄学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如言意之辨，也是与逻辑学的深入研究有关的。”[4]这是1949年以后国内出版的大学逻辑教材中比较早的论述西方逻辑和中国古代名辩的关系，这一观点基本上确定了其后国内同类逻辑教材对二者关系的主流论调。在该书附录的第5节，作者分“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荀况的逻辑思想”以及“汉以后逻辑思想的发展”四个专题，对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进行了介绍。需要指出，这里对中国名辩的介绍采取了纵向介绍的模式，其介绍是“中国逻辑思想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年间的发展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轮廓”。[5]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修订本）出版发行。和1980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初版相比，新版教材增加了一个附录，题目是“逻辑简史”。关于新增的逻辑简史部分，在该书《修订说明》中有这样的解释：“为了扩大读者的逻辑知识，加深对于形式逻辑的理解”[6]。在附录《逻辑简史》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说明：“逻辑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希腊，都逐渐地发生和发展了本质相同而形态各异的逻辑学说。”[7]这一说明，可以说是关于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早的表述。和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附录中对中国名辩学的介绍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附录对中国名辩学的介绍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后者共计5节：第1节“小引”，第2节“邓析、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第3节“荀况的概念逻辑学”，第4节“墨家的逻辑学体系”，第5节“其他”。在第5节，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被视为作者对大学逻辑教学中引入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一个合理性解释：“由于先贤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逻辑学、印度逻辑学和西方逻辑学这三支逻辑学说，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为这三支逻辑学说的比较和综合研究，提供了历史的前提与资料的基础。”[8]
需要指出，在1995年出版的上述形式逻辑教材修订版中，有关中国名辩学的内容消失了[9]。到2002年，人民大学版形式逻辑教材再一次修订发行，新版教材的内容仍然没有包括有关中国名辩学的内容[10]，但是在2003年出版的2002年版《逻辑学》的教学用书中，则包括了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并且这一次中国名辩学的内容不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是放到了有关正文内容的讲授当中。
在《<逻辑学>教学用书》的第1章“绪论”所列的“相关资料”中，包括了对“中国古代逻辑”的介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明确阐述中国名辩学和逻辑的关系：“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热烈场面。各家为了论证己说，诘难论敌，无不讲求争鸣的技巧，辩论的方术，于是产生了中国古代的传统逻辑形态，即所谓名辩之学。《荀子・正名篇》和《墨经》的逻辑思想，是值得重视的。”[11]在《<逻辑学>教学用书》的第6章“逻辑基本规律”所列的“相关资料”中，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1）《墨经》的思维规律论，（2）“自相矛盾”等成语的来历，（3）“模棱两可”的来历。在第9章“证明与反驳”所列的有关资料中，包括“《墨经》的论证学说”。在第10章“谬误”所列的有关资料中，包括“中国古代的几个谬误论证”、“荀子的谬误论”。
2.夹带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夹带式介绍，是指没有把中国名辩学的有关内容作为独立的内容进行编写，而是在逻辑学教材的某一个章节中作为整体内容之一进行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逻辑》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家国等人编写的《普通逻辑》自从1979年发行第1版后，该书先后于1982年、1986年、1993年进行修订再版。该书是“”后具有广泛影响的高校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教材，“普通逻辑”的概念由此深入人心。该书在对形式逻辑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对中国名辩学的知识有极其有限的介绍。以1986年版和1993年版为例。在1986年版的《普通逻辑》中，在第1章“引论”的第5节“逻辑简史”中，有这样的观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伴随着生产实践、自然科学和思想论战的发展，以思维和论辩的方法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就在中国、印度、希腊逐步产生了。”“古代中国是逻辑学的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学派、学者研究过属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墨翟和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作和言论中。其中，以《墨经》对逻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12]在1993年版的《普通逻辑》中，第1章“引论”的第1节“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谈到传统逻辑的产生时有这样的观点：“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它产生到如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逻辑的发源地有三个，这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希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逻辑思想就有很大发展，随之产生逻辑学说，史称‘名辩之学’。主要内容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其中，以《墨经》和《正名篇》对逻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13]不难看出，两个不同时期出版的《普通逻辑》均肯定了古代中国是逻辑学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1993年版的《普通逻辑》明确提出古代中国是传统逻辑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逻辑思想称之为“名辩之学”。可以说，随着《普通逻辑》教材在高等院校的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观念逐渐深入到愈来愈多的大学生和其他读者之中。但是，和中国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观念不大吻合的地方在于：在《普通逻辑》教材中，关于中国名辩学的介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两个版本的《普通逻辑》均使用了一个段落，不到310个字。
3.省略式
所谓对中国名辩学的省略式介绍，是指对中国名辩学的内容以极其简单的方式介绍，没有涉及具体内容。在何向东教授主编的《逻辑学教程》（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有“逻辑学的发展简史”一节，其中对中国名辩的介绍只有概括性的两句话：“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中国古代逻辑与印度逻辑虽然都各自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毕竟还处在向研究抽象形式的方向发展之中，是还未达到发达程度的形式逻辑。”[14]这里，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逻辑的三大逻辑传统之一这一地位，认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又从“研究抽象形式”的角度对中国逻辑的特点进行了判定，把中国逻辑归类到“未发达程度的形式逻辑”之中，进而也就在客观上给出了该书对中国逻辑采取省略式介绍的理由。需要指出，该书对中国逻辑特点的认识，立足点是“研究抽象形式”，这样的观察角度早在近代时期已经为当时的学人所采纳，只是后者得出的结论似乎更前进了一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就曾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墨家的名学在世界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法式的（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根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15]
在黄华新、胡龙彪两位教授编著的《逻辑学教程》中，有“逻辑发展简史”一节，其中对中国名辩学有如下简短的介绍：“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我国古代和近代学者曾用‘形名之学’、‘名学’、‘辩学’、‘名理’、‘理则学’、‘论理学’等表示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与印度逻辑虽然均有特色和成就，但与系统研究理性思维抽象形式的西方逻辑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16]正是基于对中西逻辑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的认识，作者在该书中仅就西方逻辑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简要介绍。在张学立教授主编的《大学逻辑》（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成果）中，有一个关于逻辑学发展阶段的简略介绍，关于中国名辩，其中有如下的说明：“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产生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是逻辑学的三大源头，它们向后人展示了人类探索思维形式结构的不同发展道路。”[17]这里首先肯定了中国名辩学的三大逻辑源头之一的地位，接着指出中国名辩学和其他两大逻辑源头的差异：在探索思维形式结构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著的《逻辑学基础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南开大学教材建设基础课重点资助项目）中，有“逻辑学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一节。在该节中，有两段文字谈到中国逻辑，一段谈论中国逻辑本身，一段谈论和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比中国逻辑的特点。关于中国逻辑本身，作者指出：“我国古代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突出的发展，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学术论辩之风盛行。各派思想家在论辩中十分注重论辩方法的探讨，其中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形成了中国逻辑传统。中国古代逻辑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后期墨家及荀子。他们讨论了相当于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论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说。”[18]这里，明确提出了“中国逻辑传统”的概念;概括了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域：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论证的问题;肯定了中国古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自己的学说”，也就是肯定了中国逻辑的独立性。三、重建大学逻辑教育中的中国名辩学
1.理论准备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名辩学和西方逻辑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思考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术界关于二者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名辩学是西方逻辑的中国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学者和亚里士多德等西方逻辑学者一样，对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逻辑传播以及中国名辩学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界关于名辩和逻辑之间的差异性认识逐步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逻辑内容的表述方式之差异方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于中国名辩学自身体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新时期大学逻辑教育中中国名辩学的系统讲授提供了理论支撑。
1992年，刘培育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出版。该书的《内容简介》指出：“哲学是智慧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是关于中国古代智慧的百科全书。”[19]该书包括6个专题：天道篇、知识篇、名辩篇、伦理篇、美学篇、宗教篇，以专题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六个方面。其中在“名辩篇”，作者分别讨论了名、辞、说、辩四个主题，提出了研究名辩史的任务和方法[20]。1996年，周云之教授的《名辩学论》出版。该书设两编阐述“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前者包括：正名哲学总论;制名之枢要――正名的基本原则;破三惑――违反正名原则之乱名及制止办法。后者包括：论辩哲学总论，以辞抒意――命题学说，以说出故――推理学说;以辩争彼――论证学说;论辩中的逻辑规律和规则。[21]1997年，崔清田教授主编的《名学与辩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按照“名学篇”和“辩学篇”分别讲述。“名学篇”以人物或者著作为单元，讲述以下人物或者著作单元的名学思想：孔丘、荀况;韩非;《老子》、庄周;宋]、尹文、惠施、公孙龙;墨翟及其后学。“辩学篇”也是以人物或者著作为单元，讲述以下人物或者著作单元的辩学思想：孔丘、荀况;韩非;《老子》、庄周;邓析、惠施、公孙龙;墨翟及其后学。[22]1998年，董志铁教授的《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出版;2007年，该书修订版发行。在该书中，作者阐述了名辩思想的发端、名辩思想的发展、辩学的建立、名学的建立等内容。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名辩学和西方逻辑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23]2000年，林铭钧、曾祥云教授合著的《名辩学新探》出版。该书首先对名学和辩学进行概论式阐述，然后分别阐述“中国名学”和“中国辩学”。对“中国名学”的阐述包括：名学的发端、《尹文子》和《管子》的名学、公孙龙的名学、《墨经》的名学、《荀子的名学》。对“中国辩学”的阐述包括：辩学的发端、《墨经》的辩学、战国末期的辩学思想、汉魏时期的辩学思想。[24]
2.基本内容
（1）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发轫于先秦，秦汉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后期墨家的《小取》篇、荀子的《正名》篇，第一次对名辩学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立足于说理、论证的方法来阐述名、辞、说、辨，这是后期墨家和荀子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对象是名、辞、说、辨，该门学问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2）理论结构。作为中国古代有关名、辞、说、辨的学术探讨和总结，名辩学的理论结构主要涵盖四部分内容。名：主要包括名的界说、种类、功用;有关名的谬误，正名的方法;名、辞、说、辩的关系。辞：主要包括辞的界说、种类;辞、象、意的关系;辞的使用和理解，有关辞的谬误;历史上的一些著名“诡辞”及其影响。说：主要包括说的作用、界说，说的原则、要求，说的具体类型，有关说的谬误。辩：主要包括辩的界说，辩的目的和作用，辩的类型，辩的原则，辩论术;辩的动态性考察;有关辩的谬误。
（3）中国名辩和西方逻辑的比较。这种比较，建立在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整体理论结构之上，着力于名辩学的整体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和西方逻辑的比较。这种研究，既关注中国名辩和西方逻辑之间的共同性，又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相应地，这种比较既体现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又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个性和特殊性。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Z].教社科[2014]3号.
[2]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6.
[3][4][5]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6，310，357.
[6][7][8]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修订说明，383，401.
[9]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0]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逻辑学》教学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
[13]《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
[14]何向东主编.普通逻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
[1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98.
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篇10
关键词：归纳逻辑科学方法论正确认识科学发展
归纳逻辑从建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围绕着“归纳问题”，人们对归纳逻辑的争论延续了200多年，至今对它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典归纳主义者强调归纳是科学认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对归纳推理的结论深信不疑，这是片面夸大了归纳的作用。现代归纳主义者否定归纳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只承认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理论的证实作用；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者甚至否认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转而坚持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这是片面贬低了归纳的作用。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归纳逻辑及其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好、发展好、利用好归纳逻辑，使之为人类能动的科学认识活动服务。
一、要正确认识归纳逻辑及其作用
（一）辩证地认识归纳的作用
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归纳法有着客观的本体论前提。客观世界存在着客观的因果规律，客观事物有着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一般通过特殊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运用归纳法，可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了解寓于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从而得出超出经验事例范围的一般性结论。
（二）在实践中认识归纳的作用
“归纳作为认识的方法，其目的就是指导实践，因此，必须把实践纳入认识的过程，并作为实现这种方法的根本前提。归纳作为认识的方法，究其实质来说，也就是认识主体在实践中用以观察事物得出普遍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它是使实践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思维方法或科学方法”。［1］因此，认识归纳的作用，离不开实践。
（三）具体地认识归纳的作用
现实的科学研究并不是一种方法在起作用，单靠归纳法是不能得出普遍必然的知识的。早在十九世纪，恩格斯就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2］列宁也不否认幻想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在数学中也需要幻想，甚至没有它也就不能发明微积分。”［3］因此，我们不能强调哪一种科学方法，而贬低其他科学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在不同的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有的方法几乎是任何科学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有的方法只是在某些科学研究中起作用；有些方法在某种问题的研究中起着决定作用，而在别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中起的作用较小。归纳法在经验科学中运用得较多，作用比较大，而在理论科学中运用得较少。因此，认识归纳的作用，要把它同其他科学方法，以及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联系起来。
（四）历史地认识归纳的作用
科学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们的认识基本上是限制在可观察的视野之内，知识的获得基本上通过人们的感官、通过实验收集大量可观察到的东西，那时，归纳法起着主要作用”。［4］培根和牛顿时代，科学家们运用实验的归纳法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事业的发展，由于显性经验定律的几乎穷尽，科学研究工具不断精确化，以及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等诸多原因，经验的归纳法似乎已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和重要了，但这并不是说归纳在现代社会的科学认识中毫无作用了，事实上，归纳逻辑还在一定范围内起着作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因此，认识归纳的作用，要求我们坚持历史的观点，既要认识到古典归纳逻辑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曾经的作用，又要看到现代归纳逻辑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应用前景，乐观地看待归纳法和归纳推理。
二、要把归纳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发展结合起来
（一）以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来带动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
既然归纳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们对科学方法论的探索，那么我们对于归纳逻辑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还要依托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
科学方法论是以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的形成、性质、结构和功能，研究其历史演变和相互关系，以及正确使用这些方法的基本原则。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与科学自身的发展同步的，科学自身的发展要求人们研究科学发现和促进科学发展依赖的方法。随着科学越来越发达，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传统科学方法方面，人们对于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证明与反驳等逻辑方法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克服它们的缺点，做了大量有效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如何使这些传统科学方法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科学发现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方面，科学方法论研究者们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构建，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繁荣景象和丰硕成果，对于带动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工作非常有利。系统方法和传统科学方法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把归纳同其他科学方法密切结合起来，有力地弥补了归纳逻辑的不足。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归纳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起作用，也不能单独地发挥作用，它的缺点需要其他方法弥补。归纳只有同其他方法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方法是人们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在对某个问题全力倾心关注的过程中，由于特定环境或者某一关键因素的触动，灵感突然闪现。这些思维方法以思维的跳跃为特征，简约或者跳跃了逻辑思维的有序、可描绘、可操作的思维过程。因此，特别是当人们没有条件运用归纳等逻辑思维或者运用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无法得到理想的结论时，非逻辑思维可以成为辅助思维方式。所以，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方法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弥补归纳逻辑的缺陷。
定量方法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把定性归纳和定量归纳有机结合起来。古典归纳逻辑重视定性归纳，现代归纳逻辑重视定量归纳。然而，归纳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不仅取决于前提中所提供的事例的数量，而且取决于前提中所提供的事例的质量。因此，提高归纳结论的可靠性，要求我们不仅尽量多地收集经验事实，而且尽量寻找对归纳结论至关重要的高质量事例。
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提高归纳推理的技术水平。人的思维往往受到精力、情感、先念、环境和能力的限制，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归纳的质量。人工智能则可以克服这些缺点，使归纳更精确。因此，要提高归纳结论的可靠性，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高归纳的技术水平。
因此，旧的科学方法的完善和新的科学方法的兴起并不排斥归纳法，而是为我们研究和发展归纳法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加快归纳逻辑的研究及现代化工作。
（二）以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来促进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
归纳法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因此，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必然会促进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促进科学认识的飞跃。
古典归纳主义者对归纳逻辑的研究致力于为归纳逻辑制定推理规则，现代归纳主义者对归纳逻辑的研究致力于如何提高归纳结论的概然性，但就其实质目的而言，古典归纳主义者和现代归纳主义者都是期望归纳推理的结论更加真实可靠。沿着培根和穆勒的方向，勃克斯建立了因果陈述的公理系统，冯・赖特表述了一个概率演算系统，并提出了确证理论和条件化归纳逻辑理论。沿着概率论方向，凯恩斯、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逻辑学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归纳逻辑系统，归纳逻辑不断向定量研究方向发展，并且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
归纳逻辑的研究与发展对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一方面，归纳法本身就是科学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因此，归纳逻辑的研究与发展正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除了研究归纳法之外，还要研究演绎、观察、实验、分析和类比等传统科学方法，以及直觉、顿悟等新的科学方法，归纳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可以为这些科学方法所借鉴，促进这些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发展；这些科学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弥补这些科学方法的不足，使这些科学方法更好地发挥作用；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这些科学方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归纳逻辑的研究和发展，可以提高它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的质量，共同致力于科学认识活动，推动科学的发展。
总之，正如冯契所说：“只要我们能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现代逻辑以及现代科学中的逻辑问题，就一定能在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上开创出新的局面，在发挥哲学、逻辑学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5］
参考文献：
［1］苏越.试论归纳的两重性及其处置［J］.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逻辑.1984，（1）:23.
［2］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206.
［3］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198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