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1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江泽 民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 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 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 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 ”。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 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 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 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 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 、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 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 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 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 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 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 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 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 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 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 )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 ，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 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 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 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 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 of 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 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 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 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 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 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 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 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 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 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 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 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 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 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 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 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 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 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 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 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 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 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 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 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 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 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 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 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 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 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 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 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 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 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 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 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 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不同于法制的法治 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 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 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 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法治是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张文显：《法学基 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 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 by 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 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 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 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法治既以 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 。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这是 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 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 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 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 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 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 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 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 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 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 (李军鹏：“自治、法治与善治：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去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 001，1)它将法治理解为对国家政府的公权力的限制，这确实突破了中国传统法治理念 ，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然而它难以也不能全面反映法治的真正内涵，因为法治作为一 种治国方略，决不仅仅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体现社会“正义”或正义观念的公法并 不能替代体现私人行为的规范的私法。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种法治是对公法 领域的公共行为——政府权力的规范，在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公民的私人行为亦 需要受到保障与规范，尽管这样并非其本质。
第四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治国思想。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 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法具有 普适性和正义性；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 ，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个人为 轴心的统治方式。(刘作翔：“思想的价值与法治的理念”，《法制日报》，1999年7月 22日)认为，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对权 力的制约；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法律的普适性；第三， 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李波：“法治的意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81页) 强调法律的形式正义，它近似于哈耶克、韦伯等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我们可以称之为 程序性法治观。强调这一点在原本缺乏程序化法治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以 之否定或忽视了法治的实体性价值。
通过以上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一是工具主义倾向，即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这种已为多 数人认可的法治观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一方面法治确实具有工具品质，它 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工具品质不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治精神工具化的 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使法律沦为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非保障人的神圣尊严的价值 指归，这不谛于对传统法家法治的回归。
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即把法治仅仅理解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公权力施 加限制。当然，“法律是解放人类、增进人类自由、福祉的天使。因此，法不应异化成 为‘治民’的法。法的首要任务是‘治吏’。”(倪正茂、杨海坤等《中日法学家对话 ：法治勿入工具主义误区》，《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 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其精神实质，这是法治的深层次价值意韵，没有了法治的精神，法 治是不存在的。
三是程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即法治程序(形式)优于法治实体(内容)。例如，哈 耶克就认为：“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 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 是次要的。”哈耶克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反对任何政府的意识形态灌输。(哈耶 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7页)法律的制定不能 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政府不应以帮助人民发展起个性为名而成为一个 “道德的”机构，政府认为的道德而强加给其社会成员的——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 是不道德的——只要政府采取了这种措施，那政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权力如果成为直 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则表明权力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有力制约，进而会产 生权力寻租现象，这实质上是法治的空乏化与德治的虚泛化。马克斯·韦伯亦认为法治 追求的是“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 明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139页)这是“因 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 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 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同上书，140页)形式主义法治观就其坚持程序民 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有其合理性，但它把法治程序强调到高于法治实质并隔裂两 者关系就失之偏颇。
二、德治、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 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 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 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 摘编)》336页)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 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 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同上书，384页)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意义(meanings)，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 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 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 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 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2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理论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 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陶信平.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权威[J].《走向21世纪论丛》2000.5.
[2]丁永刚.论邓小平的创新思维.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9.
[3]黄?.正确认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J].人文杂志,2002.1.
[4]曹爱琴.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J].思想研究,2002.1.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理论指导；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依据，教育者遵循科学的原则与方法施教；另一方面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是正确的。科学性的教育与人的学习习惯、思维发展规律高度一致，契合我党对广大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体现出科学性已毋庸置疑，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科学地对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三大内容共同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时性、有效性必须以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为前提，而想要实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合理安排教育内容，构建教育体系。
（一）严谨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指导，以崇高的科学精神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在创立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切优秀的、凝结着人类智慧与精神的思想全部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收，它代表着19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的最高成就；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基于成熟的历史条件、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构建而成的，真实的历史素材与客观的科学知识成就了这一伟大理论。因此，我们才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世界观，又将其看作科学的方法论。
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的，因此也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借b了优秀的心理学、教育学、法学、伦理学、人文社会学、数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成果，这些科学成果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
（二）务实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优秀之处在于实践性强，基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观点鲜明地阐述了实践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历经漫长的时间、无数的实践检验，最终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真理。马克思曾言，哲学家不过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向世人解释世界，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句话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的实践功能，强调实践的价值，突出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相互融合、互为一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立足于实践，发现存在于实践中的新问题、新状况，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务实的，它不是推理出的结论，也不是在思辨中得出的结果，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在分析了大量的真实资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实践，用于政治教育，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思想政治的科学性同样要在实践中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经过不断的反思和完善使之更加成熟合理。
（三）鲜明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体现了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利益。无产阶级理论、劳动群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科学性与实践性也非常彻底，它越是客观、越是富有真理，就越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无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恩格斯说过，科学就应该是大公无私、无所顾忌的，就应该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梦想、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非常鲜明，并且与科学性相互统一，这也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足之根本。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性
马克思认为，只有能够说服人民的理论，才能掌握人民，而让人信服的理论一定是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先用理论说服人民大众，之后再运用理论掌握人民大众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持续、动态、不断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科学的高度向人民传输可信的真理，唯有与人民大众发展规律相符的理论教育，才是符合实践与社会实际的真理。
（一）明确教育目的
人们之所以需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培养思想道德品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站在全面的角度看待世界，最终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发进取，为了实现人们共同的共产主义而无私奉献。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上述目的，它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思想与最重要的组成内容。价值与真理原本就是高度统一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性与崇高的价值也是一致的。
做好以下两项工作，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更加明确：①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内容应该经过严格的筛选，立足于教育的根本目的，能够鼓舞人心、激励人们为了国家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品质，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党的奋斗目标也有所区别，受教育者也不是一成不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该结合现实，根据各阶段的奋斗目标制定。
（二）符合人民群众的身心发展规律
只有与受教育者的性格特征、学习水平、思维发展相符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有效的，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包含智力、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精神品质与思想道德等各方面。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有助于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并且还要受到人们的监督与约束。所以，符合人们身心发展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是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
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一定是逻辑清晰的。第一：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与整体性的统一要求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处理妥当，尽管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是无法动摇的教育方向，但在教育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有区别的向其传授教育内容；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应该细水长流反复进行。人在学习和接受新内容的时候，只有反复记忆才不会被遗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反复性特点，教育的效果必不会让人满意。反复并不是就某一个问题一直重复，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来探讨某个真理或者结论，强化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
（三）顺应时展潮流
时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所映射出的另一大特点，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符的，能够反映出时代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的时代性同样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大的时代背景孕育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它是基于当今时代中人民群众遇到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而产生出来的；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它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只有符合时展规律，顺应时展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发挥出它的真正功效。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经济全球一体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时代，人们经历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人们关注的时代焦点与存在于现实社会的矛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有所创新：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更加丰富多元，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相符合的道德意识；第二，经济全球化会给社会带来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融入崭新的创作精神，培养人民群众的国际意识；第三，某些西方国家提出“人权高于”的思想，这种人权观的教育也必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由此让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的内容更加充实。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
只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合理性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但并非所有内容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当然其作用也各有不同。要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必须合理安排其中的各项内容，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使之逻辑清晰、主次分明，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接下来，笔者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涉及的诸多内容，分析和罗列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结构。
（一）思想教育的先导地位
思想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方法论与世界观的教育。主观、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包含两方面：第一是需要解决如何才能让两者统一；第二是需要解决如何让方法论与世界观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来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让人们能够清晰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人们积极向上地投入到生活、学习与工作中。
思想教育的先У匚唬是指将树立人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信念笃定，不会被资产阶级及所有剥削阶级思想所侵蚀，敢于向所有与真理、科学相悖的伪科学及错误思想宣战，让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先导地位，那么所有的教育必然失去意义和价值，教育的目标也将变得迷茫，从这个角度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心理教育都是以思想教育为根本，任何脱离思想教育的内容，都是毫无意义的。
（二）道德教育的基础地位
道德教育是规范人们行为习惯的教育，能够内化道德规范，让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提高是非道德辨别能力，激发内心的道德情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提高自身道德素养。从根本上讲，道德教育是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恋爱与家庭道德教育，它的最高目标是遵循集体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群众首先内化道德规划，之后用道德规范影响自身的道德行为，让良好的道德品行成为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如果人人如此则能实现和谐、美好的社会。
道德教育的基础地位，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的调教作用，道德现象会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言行举止中映射出来。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都不具备，那么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无从谈起，更没有完善的人格与坚定的信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日趋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将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
（三）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
政治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包含了政治方向、政治方法、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政治理想、政治情感等。政治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与社会、阶级、国家体制有关的重要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向人民群众宣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公民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坚定党的基本路线，遵循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培养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意识，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推行的制度切实贯彻于日常工作中。
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囊括的内容当中，政治教育始终处于核心，所有的内容都要围绕政治教育展开。政治教育把握着思想政治教育整个体系的大方向和根本性质，它决定并且支配着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的目标、方向、内容与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某个社会阶级或者某个政治集团的需求，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必须以坚持不懈的政治教育为基点，突出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围绕政治教育这一核心内容。
究其根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质，是思想政治教育之灵魂。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推动人类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已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实践给了人们许多客观真理，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教学相长规律、内化外化规律、适度张力规律、疏导规律等，这些客观真理又反过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旦与科学真理、社会发展规律脱节，必定不会长期、持久地存在。
结束语
我们应认真总结以往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投入成本高，但回报极低的经验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让科学性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策略，尊重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与时代接轨，这才是当今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
参考文献：
[1]张想明，杨红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科学性、文化性及其关系[J].前沿，2013，（1）：27-30.
[2]秦在东，方爱清.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征刍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11，（5）：7-9.
[3]杨伟.的《实践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J].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6，（7）：28-34.
[4]李谨丞，强静雅.“灌输论”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性及时代意蕴[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4，11（4）：27-31.
[5]郑宏颖，余一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探讨――基于其作用的有限性[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28（6）：65-69.
[6]张小燕，董磊.把握受教育者心理特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J].河南教育（高校版），2013，（8）：16-17.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 通过对以德治校重要性的认识,阐述以德治校背景下增强高校德育实效须着力关注的几个问题。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重要思想对以德治校和搞好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高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
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加强道德建设,是高校进一步发展、保持稳定和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
首先,以德治校顺应了时展潮流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为不可阻挡的时展潮流。在这样的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人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取向问题更突出、更尖锐、更紧迫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国家、民族、社会负责,更应对整个世界人类的未来负责。当前,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高科技人才的科学素质与人文道德素质的日益不和谐发展已成为西方国家科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突显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国家或世界事务管理的良性运行,都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发挥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大开放、大发展的格局即将形成,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节奏将日趋加快,对此,如何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提高道德判断力,避免人们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出现道德困惑、理想错位和信念迷失,是德治的使命所在。高校要在未来的人才和知识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培养的人才既具有高度的自律精神、社会责任感及自我约束能力,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攀登和探索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而这种品质和精神无疑需要高校以德治校,以德育人去培养和塑造,方能实现。
其次,以德治校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深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的道德既有共性,又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因此,高校讲以德治校,这个“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德”,而是既涵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高校以德治校,就是以代表最先进文化的道德去治校,而决不是以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去治校,这是由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同时,时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将不断向高校提出新的道德问题,高校德育这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去帮助学生探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道德问题,并不断开辟新的道德途径,使高校以德育人更能集中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
再次,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贡献,对高校的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德治”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来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稳定。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校要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就必须担负起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的重任,切实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化、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活动等渠道,充分借助道德的力量去培育青年学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他们所认可、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二
以德治校必将给高校德育工作创造一个大环境,营造一个大氛围。把高校德育工作置于以德治校背景下的不同视角加以科学的审视和正确定位,是我们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的目标确立及模式构建、内容更新、方法改进、机制运作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一,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国际大格局、大变化、大趋势中开辟高校德育新视野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是当今世界各国超越国界和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所展现的全方位的彼此沟通和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一种社会文化相互激荡和融合的具有人类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出现,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冲撞和整合的领域也将更加广泛、程度也将更加激烈,全方位的文化互动将更加频繁。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无疑对高校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高校既要立足于适应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适应国际化大生产大合作的时代要求,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德观,增强学生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德育在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同时,还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宽大的胸怀,去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和进步观念,善于借鉴世界各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把高校德育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科学定位和正确抉择。另一方面,高校德育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占领好高校德育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自觉抵御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蚀。
第二,高校德育要着眼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着力构建高校德育目标模式和运作机制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又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差异的客观存在,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从而导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并存,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站在代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规范,是高校能培养出、培养好合格人才的重要前提,是确保高校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所在。
高校道德建设必须遵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不能跟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后面被动、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是要面向市场经济,从道德发展本身的要求出发,丰富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校道德环境,从而构建起有效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重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价值导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也就是最先进的道德,是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是普遍性与先进性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因此,高校德育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使学生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高校德育目标模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在高校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日益成为广大师生所乐意接受的广泛性道德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华和完善为先进性道德要求的过程。
与此同时,高校德育还要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通过构建有效的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保障机制,使高校德育更能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成才意识,不仅能够担当起科教兴国的神圣职责,而且能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第三,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
国与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必然是21世纪现代教育的主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完善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其目标和素质教育是一致的,把德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是时展、人才竞争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由于大学生各种素质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就要对人进行全面培养,才能培育出合格的复合型的人才产品。对此,高校德育要注重与各育之间的相互渗透,寓德育于各学科教学之中,以教育学生学会以正确做人为立足点,把“会做人”与“善做事”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实效和创新,保持高校德育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高校德育客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德育低效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够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的具体实际相脱节,历史、传统与现实教育不相协调,道德建设中也存在着正气不足的问题等等。针对存在问题,高校德育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一,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加强道德建设。其二,大力倡导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确立新时期的理想人格或道德典范。其三,把阶段性与连续性结合起来。其四,道德建设要具有可操作性,力求达到理想性与现实性、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其五,要注重创新,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德育观念,充实德育内容,开发德育资源,拓展德育途径,改变教学模式,改进德育方法和手段,开发德育新载体,建立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新的德育体系和德育运行机制,通过创新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第五,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的现实影响,把大环境各种有利因素注入德育工作,促其与社会“正位对接”
高校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高校德育就必须趋利避害,尤其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转型时期和信息网络化时代出现的种种消极因素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摒弃,要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为高校德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和展示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氛围,并帮助学生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理性的筛选,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标准和判断力,使高校道德建设更贴近社会文化环境,达到和谐与一致,共同唱响社会与校园的主旋律,这是环境育人的内在要求。同时,高校要树立大德育观,建立起社会、社区与校园德育联合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推进德育社会化进程,开展全社会的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德育环境,形成德育合力,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事业心、责任感,更有协作精神和顽强意志,更富创造性思维和探索精神。
第六,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以法治校与以德治校“两手抓”,努力营造高校内部良好的道德环境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同志提出的治国新理念,是对我们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法”讲他律,“德”讲自律,前者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后者具有内在的自律性,虽然二者所强调的角度、侧重点不同,但其目的和功能是一致的,并具有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高校要培养合格人才,就必须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结合起来。一方面,高校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条例来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功能,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道德的社会价值,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准,做到以德育人,并把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育人的各项具体活动之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高校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发挥道德在治校、育人中的作用,并最终创造出和谐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氛围。
第七,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突出体现德育“以人为本”的理念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5
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加强道德建设,是高校进一步发展、保持稳定和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
首先,以德治校顺应了时展潮流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为不可阻挡的时展潮流。在这样的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人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取向问题更突出、更尖锐、更紧迫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国家、民族、社会负责,更应对整个世界人类的未来负责。当前,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高科技人才的科学素质与人文道德素质的日益不和谐发展已成为西方国家科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突显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国家或世界事务管理的良性运行,都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发挥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大开放、大发展的格局即将形成,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节奏将日趋加快,对此,如何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提高道德判断力,避免人们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出现道德困惑、理想错位和信念迷失,是德治的使命所在。高校要在未来的人才和知识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培养的人才既具有高度的自律精神、社会责任感及自我约束能力,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攀登和探索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而这种品质和精神无疑需要高校以德治校,以德育人去培养和塑造,方能实现。
其次,以德治校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深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的道德既有共性,又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因此,高校讲以德治校,这个“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德”,而是既涵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高校以德治校,就是以代表最先进文化的道德去治校,而决不是以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去治校,这是由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同时,时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将不断向高校提出新的道德问题,高校德育这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去帮助学生探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道德问题,并不断开辟新的道德途径,使高校以德育人更能集中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
再次,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贡献,对高校的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德治”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来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稳定。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校要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就必须担负起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的重任,切实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化、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活动等渠道,充分借助道德的力量去培育青年学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他们所认可、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二
以德治校必将给高校德育工作创造一个大环境,营造一个大氛围。把高校德育工作置于以德治校背景下的不同视角加以科学的审视和正确定位,是我们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的目标确立及模式构建、内容更新、方法改进、机制运作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一,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国际大格局、大变化、大趋势中开辟高校德育新视野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是当今世界各国超越国界和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所展现的全方位的彼此沟通和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一种社会文化相互激荡和融合的具有人类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出现,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冲撞和整合的领域也将更加广泛、程度也将更加激烈,全方位的文化互动将更加频繁。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无疑对高校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高校既要立足于适应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适应国际化大生产大合作的时代要求,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德观,增强学生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德育在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同时,还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宽大的胸怀,去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和进步观念,善于借鉴世界各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把高校德育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科学定位和正确抉择。另一方面,高校德育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占领好高校德育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自觉抵御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蚀。
第二,高校德育要着眼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着力构建高校德育目标模式和运作机制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又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差异的客观存在,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从而导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并存,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站在代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规范,是高校能培养出、培养好合格人才的重要前提,是确保高校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所在。
高校道德建设必须遵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不能跟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后面被动、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是要面向市场经济,从道德发展本身的要求出发,丰富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校道德环境,从而构建起有效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重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价值导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也就是最先进的道德,是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是普遍性与先进性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因此,高校德育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使学生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高校德育目标模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在高校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日益成为广大师生所乐意接受的广泛性道德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华和完善为先进性道德要求的过程。
与此同时,高校德育还要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通过构建有效的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保障机制,使高校德育更能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成才意识,不仅能够担当起科教兴国的神圣职责,而且能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第三,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
国与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必然是21世纪现代教育的主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完善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其目标和素质教育是一致的,把德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是时展、人才竞争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由于大学生各种素质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就要对人进行全面培养,才能培育出合格的复合型的人才产品。对此,高校德育要注重与各育之间的相互渗透,寓德育于各学科教学之中,以教育学生学会以正确做人为立足点,把“会做人”与“善做事”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实效和创新,保持高校德育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高校德育客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德育低效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够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的具体实际相脱节,历史、传统与现实教育不相协调,道德建设中也存在着正气不足的问题等等。针对存在问题,高校德育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一,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加强道德建设。其二,大力倡导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确立新时期的理想人格或道德典范。其三,把阶段性与连续性结合起来。其四,道德建设要具有可操作性,力求达到理想性与现实性、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其五,要注重创新,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德育观念,充实德育内容,开发德育资源,拓展德育途径,改变教学模式,改进德育方法和手段,开发德育新载体,建立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新的德育体系和德育运行机制,通过创新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第五,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的现实影响,把大环境各种有利因素注入德育工作,促其与社会“正位对接”
高校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高校德育就必须趋利避害,尤其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转型时期和信息网络化时代出现的种种消极因素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摒弃,要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为高校德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和展示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氛围,并帮助学生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理性的筛选,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标准和判断力,使高校道德建设更贴近社会文化环境,达到和谐与一致,共同唱响社会与校园的主旋律,这是环境育人的内在要求。同时,高校要树立大德育观,建立起社会、社区与校园德育联合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推进德育社会化进程,开展全社会的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德育环境,形成德育合力,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事业心、责任感,更有协作精神和顽强意志,更富创造性思维和探索精神。
第六,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以法治校与以德治校“两手抓”,努力营造高校内部良好的道德环境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同志提出的治国新理念,是对我们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法”讲他律,“德”讲自律,前者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后者具有内在的自律性,虽然二者所强调的角度、侧重点不同,但其目的和功能是一致的,并具有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高校要培养合格人才,就必须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结合起来。一方面,高校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条例来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功能,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道德的社会价值,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准,做到以德育人,并把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育人的各项具体活动之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高校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发挥道德在治校、育人中的作用,并最终创造出和谐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氛围。
第七,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突出体现德育“以人为本”的理念
法治和德治对社会的促进,是通过人的道德素质和法制意识的提高来实现的。在高校德育实践中,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保证。
教师作为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如何严格遵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标准及怎样实施道德行为,发挥德育的“主导”作用,直接关系到育人质量能否得到保证。而教师“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取决于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的高低,取决于教师能否在以德治国的理念中真正找到以德育人的正确位置,也取决于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因此,高校德育就必须在德育队伍的组建、培养、使用及创造良好的条件等方面下功夫,给他们提供展现才华和发挥作用的舞台。大学生作为道德教育活动的主体,其良好的道德心理素质及较强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是大学生主体能动性和个性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为此,高校德育必须通过多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增强德育时代感,突出德育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注重大学生的道德综合素质的提高,注重大学生相应的心理素质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使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体,使学生既成才,又成人。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6
摘要：法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道德因素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尽管我们应当提倡依法治国，但是道德因素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哈特与富勒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战切入，探讨了法与道德的分离与逐渐结合的趋势，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法治运行过程中应当如何把握道德因素。最后，联系我国实际，探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以期推进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与法治国家的形成。
关键词：法；道德；法治
引言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尘封于法哲学历史中过时了的问题。每当法学的理论面临新的挑战，或是法律的实践遭遇新的问题时，人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讨论这个古老的问题。随着现代法治在西方的确立，法与道德的关系更为复杂，其理论问题及实践难题也空前突出，战后自然法学派的复兴，则把法与道德关系的争论推向高峰。而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无疑备受关注。法与道德是否有本质上的联系是二者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当代西方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也正是以此为焦点展开论战。
一、哈特与富勒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战
（一）哈特：法与道德的分离
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即“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与应该是这样的法的分离”。从这种语言表述来看，哈特所代言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其实是指实在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分离。实证主义者提出并极力坚持“分离说”，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目的或动机在于法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他们通过“分离说”所追求的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之基础的客观性。只有把带有主观价值因素的应然法从法律现象中分离出去，才能为法学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具有客观性的研究对象，也才能以科学的方式对法律进行研究。奥斯丁首次提出了分离命题。他通过把“事实上存在的法律”与“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分离开，使法学拥有了一个确定的、以事实形式存在的研究对象，即实在法。从而使法学研究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哈特直接继承了这样一种理论传统，他把自己的理论定位在“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的理论”。
哈特这种意识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为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科学的地位而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在研究过程中自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但是，法学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学科，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保持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中立性，那么即使是科学的理论也将是没有价值的。
直到哈特，实证主义者才以一种明朗的态度表明了坚持“分离说”的最终目的——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哈特认为：“当边沁与奥斯丁在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时，他们头脑中的法律应该是其含义清晰无争议的具体的法律，并且他们想要主张的是：这些法律即使在道德上是野蛮的也仍然是法律。”而且，这种分离的坚持是为了避免法律实践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一是法律及其权威可能在人们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观念中被瓦解；二是实在法可能取代道德成为行为的终极标准而逃避批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分离说”与法律实践直接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极力主张“分离说”正是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把“分离说”的内涵更进一步明确表述为以下两方面的具体主张：（1）“在没有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法律规则违背了道德性标准而断定它不是一个法律规则”；（2）“也不能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可欲的就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第一个方面强调法律的效力不应该因为非法律的原因而被取消，第二个方面强调广义的道德标准不应当具有法律的效力，司法过程应当排除非法律标准的适用。
（二）富勒：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富勒主张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两者具有必然的联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富勒对法律的“内在道德”列出了八项基本要求。并指出如果法律完全失去这八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会导致一个根本不能被宣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富勒认为任何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符合“内在道德”的八项基本要求，包括：第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应具有一般性。若要想让人们服从规则，那么，首先得有规则的存在。第二项基本要求是：应当将制定的法律予以公布。制定的法律应当被人们所了解，人们也有权了解所制定的法律规则以及这些法律规则将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第三项基本要求是：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应当具有预见性，同时，还应具有不可溯及既往的效力。第四项基本要求是：所制定的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这是由于一个支离破碎、含糊不清的法规将会给法制带来危害，那么，利用并在法律中注入常识性的判断标准将是使法律获得清晰明确性的最佳办法。第五项基本要求是：应当尽量避免法律的自相矛盾。第六项基本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法律中不应要求，否则，该法律规则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第七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应具备稳定性。法制秩序最忌讳频繁变动的法律。第八项基本要求是：政府的官方行为要与法律保持一致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才可以确信和预见自身的行为将会带来的结果。富勒认为，只有兼备了这八项基本立法原则的立法才可以被称为法律体系，此外，富勒还探讨了法律的内、外在道德的区别和相互作用。“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而通说认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
富勒认为，法律实证主义坚持法律和道德之分，实际上是坚持“秩序”和“好秩序”之分。法律代表一种单纯的秩序，好秩序则意味着一种符合正义、道德的秩序。事实上，这两种秩序是很难分开的，因为我们讲的秩序是起作用的秩序，而一个起作用的秩序往往需要共同行动，因而也就不可能太有秩序。这就说明在“秩序”和“好秩序”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与界定，若能这样区分，这个非真实且抽象的秩序本身也具有可称之为道德的成分。“法律，若纯粹地将它作为秩序来看，它涵盖了自己固有的道德性，若我们需建立可称为法律的任何物质，哪怕是坏的法律，也需要尊重此秩序的道德性。总而言之，不符合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就不应称它为法律。”
二战后，全世界都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反思，这次反思的出发点就是道德上恶的法律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这同时也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提供了社会土壤。“从表面上来看，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观点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掀起人们更大的反思热潮，而法律实证主义则在富勒的法律目的论中被批驳得破绽百出”。一般认为，哈特所代表的法学理论是在与以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的法学争论中确立的，而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哈特则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此问题中，哈特坚持了分析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也不是绝对地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与过去的法律实证主义最显著的不同是在价值论上。它不是绝对的价值祛除，而是有限的价值论，也就是认为法律不能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哈特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思想”，指出不参照任何特定内容和需要而以纯粹形式的观点所做出的法律和道德定义，将会证明是不恰当的。这也是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一个进步。“哈特认为，他的理论是对富勒的理论的一个补充。如果像富勒所说的那样，实现使人们服从于规则治理的事业就是法律的最终目的，那么，由分析法学派所提供的概念性工具与法律的内在道德性一样，它们都是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或者手段。然而，反过来说，富勒的理论也可理解为对哈特理论的一个补充。若像哈特所说的那样，由法律实证主义来假定的自由主义依赖公民的自由伦理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对于原子化的无力个体不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令人烦心的焦虑吗？这难道不须借助富勒的那种砰砰敲桌声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与激情么？”
二、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把握
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为其提供指引，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不具备其存在价值的。而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道德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我们也不能笼统的得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结论，这不能全面阐明法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也不足以回应建立法治国家要求下对法与道德实践提出的要求，必须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法律应当服从道德评判，因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决定其必须以伦理价值为基础。法律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准则，只有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有效的认同和服从，也即具有普遍效力。法律制定本身并非目的，获得实效才是根本所在。
其次，在规范层面上，二元社会结构使法与道德成为并立互补的不同规则。法律是国家为了协调利益冲突并维持必要秩序的正式代表和基本工具。法律是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是普遍理性的凝结和社会主体共同价值追求的提炼与升华，因而它又是一种高于无规范的次级规范，而伦理道德，不仅出自市民社会，而且是通过市民社会力量来得以维系的，因而是内生性、自律性规范。无疑，法律也可以称作“国家法”，不应也不可能把市民社会的一切纳入到其中，而只限于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将约束国民自由，最终受到国民的抵制而归于无效。
最后，伦理秩序是基础，法律秩序是主导。法治国家中，“国家法”为主导是必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法律控制进一步加强，道德控制减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然而埃利希确立的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活法”表明着法律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伦理秩序的支持和补充。法治所形成的是一种外在的国家的强制秩序，而这一外在性必然立足于合理性、合法性认同和自愿服从基础上，即法治国家的秩序“必须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这表明，伦理道德是内在性自律秩序，法律规范所不及的领域也由道德规范来调试而形成具有重要弥补作用的“法外秩序”。如果没有自主自律的道德人格和以内生信仰为基础的伦理要求，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内在价值就难以得到有效认同和内化。
三、法与道德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哈特所维护的“分离说”与富勒所主张的“结合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对于维护法治而言至关重要的一面。这场论战的意义并不在于帮助我们澄清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是应该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还是结合，而在于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如果实现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话。在追求实现法治的努力中存在着两种危险：一是在强调法治的道德和正义目标时简单地用社会的道德观和正义观代替法律的内在目标，从而在法律实践中简单地将道德的逻辑代替法律的逻辑，用道德的标准代替法律的标准，最终致使法治秩序根本无法建立或使已建立的法治秩序遭到破坏；二是在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放弃了对法律自身道德目标的追求，从而忽视法律自身内在道德的培育，并使法律无力抵抗以法律名义实施的种种邪恶。当我们强调承继我国法律传统中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以顺应当今国际社会对法律实质正义的高度关注的趋势时，就有可能出现前一种危险；而当我们注重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经验时，并切实领悟到我国的传统的法律思维对实现法治国家所造成的障碍而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应具备独立性时，就有可能出现后一种危险。尽管对上述两种危险我们都应当加以高度地警惕，但有鉴于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现实情况，再加上我国目前所处的法治发展阶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我们国家会有更大的可能遭遇前一种危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需要给予更多的警惕。
结语
历史证明，在法治中渗入德治的因素或者直接将法治德治杂糅并用，则必然产生不良后果，即使不是现时也是将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手段，是具有其独特性和排他性的。治国层面上不应该由道德来成为主体力量，法律的至上权威必须确立，这样才能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准则，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依法有序治理，进而推动我国早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3]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7]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徐爱国.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性德；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cua,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现代化，必须贯彻以德治国的精神，以德治校，重视学校思想道德建设，狠抓“德治”。研究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分析以德治校的社会效能及其期望。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包含着丰富而博大的思想内涵，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现代化，就须在以德治国的思想指导下，研究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创建以德治校的组织体系，确立以德治校的基本目标，探索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一、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
(一)以德治校，既是一种系统的现代治校理念，又是全社会的政治期望
所谓以德治校，就是在高等学校的一切工作中，始终将德治思想和德育工作放在突出的、统领全局的地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在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德法兼治，以德为先。以德治校，是高等学校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有效延伸。
以德治校之所以将德治思想置于突出且统领全局的地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定时期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但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并不是始终与社会意识形态同步发展的。在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必须十分重视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整合作用，创造健康、积极、向上、文明的社会心理环境，这一切，都有赖于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校。在高等学校，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在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始终体现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既重法治又重德治。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且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必须德才兼备。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一贯重视学生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在目前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是一个自觉养成的过程，而不是自发产生，更不可强硬地移植的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指出，它是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1]。这就是说，消除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同志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同时，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一靠法制，一靠教育。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但道德作为调整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所强调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在法制建设中，同时加强德治。显然，要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者和完善者、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维系者、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维护和实施者，高等学校的一切育人工作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活动空间与技术手段具有精神和道德影响的两重性，市场本身所带来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消极影响的始终存在，这种不断“技术化”和“现代化”的道德课题始终左右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社会均期望高等学校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以看出，以德治校非但是一种全新的治校理念，更是社会政治期望。
(二)以德治校，既是一项系统的治校政策，又是一套完整的治校组织体系
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系统、科学的政策体系支持，更有赖于优秀的专家、教授、学者等人力资源的发掘，有赖于完备的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组织体系保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高等学校，教师是高校德育工作的基础力量，作为教师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工作干部，是高校育人过程中的骨干力量。显然，师德师道则是首当其冲的因素。以德治校，就是从中国高校特有的校情出发，注意师者的“师道”，注意师者的道德修养与道德师范作用，使师道始终处于决定和影响“习得”者的主渠道，以此优化学生“德”的“习得”方式、内容与环境，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与素质教育发展方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的方向发展。师德与师道对学生的决定性影响作用表现的更加广泛、深刻。中国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如何符合并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大局，笔者以为，除了注意从中国的国情和特定高等学校实际出发制定各级各类高校的德育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将这种体系始终置于师德师道的主导影响与“习德”者自觉“习德”的具体落实，研究其可行性，发掘其效力性，减少其盲目性，增加其鼓励性，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差。师德师道建设是以德治校的基础。高等教育的许多研究表明，高等学校的师德师道建设水平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投入直接相关，而且师德师道形成发展规律与不同校别、专业、年级、性别、生源等学生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之间有特定的相关联系。以德治校，就是要构建既符合现代文化又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脉搏一致的特色校园思想文化体系与教育管理的组织体系，使以德治校的政策在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下发挥其特有的德治功能。
(三)以德治校，既是一种治校传统，又是一种校园文化目标体系
治校传统是一所高校特有的校风、学风的集合，它衬映着该校的传统风格与历史文化积淀，是数代师生长期道德实践的结晶，特色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地结合，可以形成以鼓励开放与倡导创新为出发点的校园德育环境，可以促进校园德治文化目标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以德治校，就是要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渊源出发，根据各自高校不同的德治传统，创造一个以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基点上的德治为先的育人环境，使学生在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同时，自觉接受传统文明精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使教育者自觉履行教师的天职，自觉教导学生实现其道德目标——爱国、爱校、爱专业，敬师、尊老、为人民。传统德治思想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德化目标实现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曾子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其原意是，作为官员，在复杂的事案处理中，即使判断正确，给“不德”者以应得的惩罚，也不应该为自己的判断正确而沾沾自喜，而应该为这个世界多了一个“不德”者而感到悲哀。这就是说，虽然从制度或者法律规范等角度说实现了的公正，而从道德的角度讲仍然是有缺憾的。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动辄采取行政纪律处分，甚至于一味地追求严格一致，有可能扼杀创新，培养出缺少个性发展与思维开放的庸才。以德治校，就是要在继承、发扬该校优良校风、学风传统精神基础上，创建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代校园文化目标体系，使高等学校的教育者更多地自觉德育，以德感人，以德育人。
(四)以德治校，既是师生的一种理性思维模式，又是一种艰苦的道德实践过程
以德治校，就是要在高等学校创建既符合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使全体学生在平等地具有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理念基础上全面发展，又能创造一种更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宽松、规范的成才环境与道德大厦。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道德实践，是师生间双向自觉互动过程。要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学生素质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注意将理论不断的变为现实。法律规范与高校的规章制度是“形式性”的规范，而道德理念是“实质性”的规范。作为可以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法律规范、规章制度所能规范的只是人们行为的外在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为对象，且很难顾及其行为动机。道德则不同，它更多地是以行为的动机来衡量行为的效果，并要求行为必须结合种种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由于目前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处于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不稳定发展时期，每每遇到价值选择时，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很大，法律规范与校纪作为形式性的规范恰恰易于无视和漠视这一点，如果不能自觉地以道德来加以衡平，就难免局部地出现法律精神和法律形式的冲突和背反、道德和法律的冲突和背反。因此，要将以德治校理念升华为道德实践，离不开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否则，不利于实现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合格人才这一整体目标。
二、以德治校的思想教育效能期望与思考
(一)以德治校将是一种平等理念的升华
以德治校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很美好的，它不仅仅是形式性的平等理念，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实质平等理念。我们必须看到，随着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与开放，婚姻状态与入学年龄的限制取消，事实上给人们提供了更加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与权利，大学生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占有的社会教育资源应该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其中个体的社会化程度、所接受的教育效果、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以及他们的天赋、聪明才智等是不平等的，势必有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规范与学校规章制度上的形式平等，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同生源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经济基础等各位受教育者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所以，未来高等学校中学生心理的不平衡将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发展成影响学生间交流与联系的思想障碍，继而产生某些消极或不良情绪，甚至是法律规范与学校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行为。
高等学校弱势群体的客观存在，经济困难学生现象的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学生间思想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存在差距。以德治校，就是要在其中因势利导，因类施教，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纪律管理中保留充分的道德衡平空间，区别情况，特事特办，以德治精神处理学生中的特殊事案。只有在学生素质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充分地注意保护高校学生中的弱势人群，我们才能在形式的平等和实质的平等之间达到有张力的平衡，以体现高等学校教育水平与思想层次之“高”，表现大学教育内容与德治范围之“大”。只有这样，高等学校以德治校才有实质性意义，高校受教育者才能最大程度地全面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学生与家长的利益，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安定与政治稳定，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有序、健康、持续地发展，最大程度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德”性。
(二)以德治校，将是具体治校方略的体现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法律和道德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但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施用方式，一个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在高等学校，以德治校就是要形成一个出自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体系，形成人们的共识性行为规范，对自己行为进行自我约束。依法治校必须以学校乃至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作为其前提和基础。基础的缺乏，法律规范不仅会没有权威，甚至法不罚众，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道德的建树往往也要有强硬的法律规范与规章制度的支撑，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高等学校。以德治校就是要在一系列具体措施保障下，优化校风与学风，优化校园的文化环境与文明秩序。近年来，高等学校在依法治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除了法制手段以外，德治手段对于高等学校而言更有现实意义。可以看出，以德治校不仅是原则性理念，更是具体的治校方略。
(三)以德治校，将使素质教育目标既具传统美德特质，更具现代化意义
高等学校的学生素质教育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教育内容具有多样化特征。“以德治国”的思想方法，是指导高等学校以德治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法论，它使我们有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治国手段的批判继承的认识论。“人治’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和“德治”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两者并非是一回事。“人治”是把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而“德治”则是强调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道德作用。在高等学校学生素质教育方面，重视德治，就是要既注意对学生进行传统价值观的批判性教育，更要注意培养学生具有现代文明意识，成长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其中，教师的德性对于以德治校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当然，领导者和教师的个人品德影响意义匪浅，但我们并不把治理国家或学校的目标依托在某个人的品德上，而是要靠民主法制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治”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德治”不同。我们所说的德和传统儒学中所谓的德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的“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以忠君孝悌为核心的一整套礼仪规范，维护的是封建纲常;我们讲的“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规范，根本上是为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其目标是培养既具中华传统美德，又具现代文化特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传统“德治”教育资源，将是以德治校、培养学生具有传统文明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重视对学生的善良、友爱之心培养。
——重视对学生的社会责任伦理意识的培养和人生理想信念的养成。
——重视对学生进行正确行使社会监督权利意识的教育。
——重视对学生进行“修德性”的引导与教育。
2.现代西方德育思想，将是以德治校不可或缺的内容。
强调对再造主体的道德教化作用，是以德治校的重要内容，它既符合现代教育思想，又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纵观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当代西方道德教育流派诸多，而且观点各异，但是，对再造主体的道德教育无论从观点上还是方法上均有趋同的观点，其主要表现如下:转贴于
——当代西方以德治校观点将强调认知的道德发展意义，重视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成为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普遍倾向。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行为训练，也不是情感的激发，而是道德认知能力，包括道德判断、道德推理以及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美国教育理论家杜威，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美国道德心理学家柯尔伯格、“认知道德教育”的倡导者迈克尔·斯克里文、英国教育哲学家威尔逊、加拿大的“澄清理论”、英国的“体谅理论”等，无不把受教育者的道德推理能力、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
——当代西方以德治校观点强调:道德教育要坚持道德主体性。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避免灌输，建立一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是以反对传统的道德灌输开始的。当代西方“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三大现代化特征，第一，它应是“开放的”道德教育，不以封闭、禁锢学生思想为目的，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独立和批评性思维能力发展为目的，强调创新性;第二，是一种“发展性”的道德教育，即道德教育内容与方法必须服从学生道德发展的规律，服从学生的批评性思维发展规律;第三，鼓励学生通过理智活动与实践获得道德的成熟与完善。尽管上述西方道德教育思潮在理论上都具有相对主义色彩，但其客观上的德化观念，对于高等学校德法兼治、以德为先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以德治校，将总结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治校历史经验，使治校理论更具理性化
我国高校治校方略的理性化与我们国家走“以德治国”之路一样是有其历史代价的。它是对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是一段漫长的充满着欺诈和贪婪的历史，也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德重建的曲折发展史。历史证明，市场机制对于道德的双重作用，也充分地表明道德伦理对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建立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作用的阐述以及近几十年在西方兴起的经济伦理研究都显示着西方有识之士对于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视。这种重视甚至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和伦理互不相关的传统看法。而由于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成风把市场经济推向崩溃的国家也并不少见。它们从反面论证着市场经济不仅应是法制经济而且应当是道德经济。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重要阵地，也经历过复杂的治校思想徘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高等学校，理所当然地要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发挥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特有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优势，及时地把“以德治国”纳入治校的基本方略之中。当然，我们应当把这两者的结合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治校方略，而不能把“以德治国”、以德治校变成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相对的另外一个基本方略，更不能以“德治”来否定或者淡化“法治”。
(五)以德治校，将使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内容更加科学、准确、具体
以德治校，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高校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更要建设精神文明，坚持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坚持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养成，完善以德治校的系列制度与方法，培养学生崇高的民族情感与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的果敢创新精神与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德治校和依法治校紧密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
——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法律规范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规范的精神基础。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就理论而言，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规范与校规校纪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规范主“外”;对于抑制人的不道德行为来说，道德治“本”，法律规范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规范“惩恶扬善”。依法治校，依靠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高校教学活动有序进行和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以德治校，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高校教学、科研和校园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以德治校，是将现代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高校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个时期以来，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在高等学校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从影响来看，比较占上风的是道德无用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对于正确估量道德的作用，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意义。
——以德治校，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估量道德的社会作用，进一步增强学生重视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
——以德治校，有利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科学人生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不能视为社会价值导向也必然趋向多元化的依据。恰恰相反，越是在个人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是应当强化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而不是放任自流。以德治校，可以整合社会的凝聚力，整合大学生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构建一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就是以德治校的最终价值。
综上所述，要实施“以德治国”的大目标，要实现以德治校的目标体系，就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一要注意高校德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注意高校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从严治校，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道德示范群体，以影响再造主体;二要注意以德治校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规范、科学、有效地优化学生工作队伍的道德环境，提高其素质，塑造其品格，增强其工作效度，提高其人格影响力;三要注意适时加强学生道德教化的途径与方法研究，努力在学校普及和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现代化的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学生的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其公民道德情感，并使之内化为习惯性行为规范;四要倡导责任伦理，建立相应的制度制约，建立完善学生的道德考评体系，使学生的道德意识在其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升华;五要注意在调整大学生的各种利益关系中加强学校的道德建设，以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9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参考文献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意义篇10
（关键词]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新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112-08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发达工业社会，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与此同时，世界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却愈演愈烈，核威胁“幽灵”如影随形，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利益争夺两次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漩涡，人们普遍萌生了一种危机感。人作为科技和文明的创造者，正承受着科技和文明带来的灾难。在此背景下，科学主题和“人的主题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层中重新凸显出来，成为时代的旋律”。围绕着这两大主题，西方现代哲学分化为人本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上的分化直接影显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形成了一种立足于“个人的生存体验”、生命存在和生命意义基础之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步入人本主义伦理学阶段，这一阶段强调通过哲学思辨来凸显人的主体性，通过革命叙事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在反对第二国际庸俗决定论时就走向了社会历史过程中主体的一面，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意欲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不约而同地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人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中重新揭示了一种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价值批判逻辑”。二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学”重构人本主义伦理学阶段。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出版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为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人本主义伦理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实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判断和科学叙事的完美融合。无论是萨特的“自由承担责任”和规定自己的“谋划”，弗洛姆意欲真正解放人的“人格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解放”，赖希的“性革命”，还是马尔库塞的“解放”和“文化大拒绝”，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求直接从个人的感性需要、社会存在现实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统治。值得指出的是，形成于此期间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崇拜事实”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和制造“额外压抑”的工业文明批判中，始终没有游离新人本主义伦理价值和伦理原则。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马尔库塞无论是对压抑性文明的解析、对生命本真意义的寻索、对工具理性的控诉，还是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无不饱含着深刻的人本主义动机，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话语范式、基本内涵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在方法论上的发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尔库塞对伦理问题的分析既有微观层面的心理学的道德剖析，也有宏观层面的审美政治审察，更有中观层面的研究方法创新。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把个体乃至社会的道德分析置于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多重维度之下。
首先，道德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把普通心理学拓展到了人类心灵分析的深层，把潜意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对“心理机制”作出解释。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过程往往追求的是获得快乐，凡是不能获得快乐的事情，人的心灵都拒绝参与。快乐原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容易产生破坏力量，引发“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限制也就是规训，亦即以现实原则（意识过程）来克制、修正和捍卫快乐原则。他的伦理思想也因此而被学术界称之为“精神分析伦理学”。
精神分析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精神分析这一新的思维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道德领域”，着重“从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实在经验中，剖析人性和人的意识、情感与行为，从而从侧面乃至反面来检验已有的道德理论，发现对人类道德现象的新解释”。弗洛伊德这一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对马尔库塞的新人本主义伦理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马尔库塞生物人性改造的基本路向。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人的心理结构之奥秘，洞悉了人的本质――，从生物学上开掘出了人的本质规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或者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而是要发挥出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马尔库塞继承了弗洛伊德本质论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改造，提出了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本质论。“”这个广义的概念可以直接等同于人天生的各种本能欲望和自然冲动，代表着人一心一意追求快乐的原始愿望，更能准确地表达马尔库塞心中的新人本主义祈望。如果依照“”的要求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压抑、控制、极权、奴役……其病态便昭然若揭，人们不由得不反抗。马尔库塞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具有持久的反抗性的观点，“积极推进从心理到伦理的‘本能革命’”，唤醒本能，彻底消除“内心禁欲”，摆脱“压抑理性的暴政，走向自由的、持久的生存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现实原则”。总之，人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决定了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生成。
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疑开启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道德维度。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透视，马尔库塞最终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学说勾连起来，把社会的批判具体化为总体异化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他认为，“与这样一些异端邪说相反，精神分析理论的真正精神在于不懈揭示关于生产性的哲学背后的反人道力量”。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拥有社会的和道德的内容，“它们导致了一个由作为客观实体而与个体对立的机构、法律、机关、环境和风俗构成的制度。在这个对抗性的制度中，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心理冲突，也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冲突”。在这个对抗性的制度中，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心理冲突其实也是本能与文明道德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都认为，道德产生于文明对本能的抑制。社会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压抑本能的结果。只不过弗洛伊德在这种压抑性文明中看到了“原罪”“恶”“对立”和“冲突”，而马尔库塞则在压抑中发觉与文明的一致性和可融合的一面。一旦恢复其本来性质，不仅不会与人类文明相冲突，反而会促进人类文明。马尔库塞在肯定“基本压抑”的必要性之时，又给予“额外压抑”所催生的“总体异化”和“操作主义”无情的批判。
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被马尔库塞引入伦理学研究之中，拓宽了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但同时也把伦理学理论从传统强调理性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于强调人的道德行为的非理性。但是，这种理论引入和嫁接的创新效果十分明显。
其次，道德的政治分析。道德与政治历来缘分不浅。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政治科学是统领一切学科的主宰学科，蕴含其他科学的目的，其他学科均为其服务。譬如，“人自身的善”和“保持城邦的善”都是政治学的目的。“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加神圣。”同样，我们也可以在马尔库塞所有理论中读出其潜藏的政治逻辑。所以有学者认为，马尔库塞“用一种意识形态解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决心，显露出他追求理论的政治学效应的强烈渴望”，这不啻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
马尔库塞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把道德的政治分析引向方法论。道德的政治分析，既可以看作是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的一种研究视阈的转Q，即把伦理学放到了政治哲学的领域进行阐发，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拓展，贯通心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在总体政治制度框架下分析人的本能内涵，在追求实现人的本能回归的基础上反思宏大的政治制度构建的合理性。一方面，马尔库塞从技术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奴役。在他看来，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背后隐藏着一种技术理性逻辑和一种强制性的政治统治。科学技术摇身一变，业已成为当代宰制世界的“上帝”，异化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工具。统治阶级借助科学技术全力清洗人的否定向度，努力造就一种没有反对派只有顺从意识且被全面控制的社会。技术进步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统治强化的逻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一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从审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超越技术统治的行动策略。当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的统摄下变得愈发极权和封闭，主要是因为人的感性的麻木和迟钝导致批判性和否定性的丧失。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只能从心理源头上唤醒人的“自主意识”，即培育人的“新感性”。马尔库塞赋予“新感性”以新的德性、新的功能、新的期望和新的政治使命。新感性具有这样一种德性，即“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之中，天生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是一个废除“贫困和劳苦”的社会，一个享受“感性、娱乐、安宁和美”的社会。所以说，“新感性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分析的概念工具，又是向社会主义‘新人’提出的道德行为规范”。总之，在马尔库塞看来，心理、道德和政治是一个家族，有着内在隐秘的联系。精神分析进入道德分析，开辟伦理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后，道德的文化分析。对道德进行文化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道德和文明进行人类学分析。德谟克利特认为道德与知识有关联。他认为，既然所有的人可以学习知识，那么所有的人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显然，早期的哲学家基本认同道德与文化的统一性，对于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冲突性较少阐述，或者说还没有发现。但是，道德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在工业文明时代开始凸显。发达工业社会的病灶不是在经济生产领域，也不是在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而是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制度的压抑上。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人类文明，对此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此，弗洛伊德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范畴，并意欲消除文明与文化的边界，视二者为同一性质的存在。思想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和能力，往往伴随着付出、痛苦和挫折。而规章制度，即制度文化则是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持续劳动的保障，往往意味着对人的本能、欲望的限制、禁止和自由的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和文化就是对人的本性压制的结果，是以牺牲人的本能和自由为代价的。文化不仅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语言等社会行为，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和原初欲望，要求个人牺牲他人格中部分的好胜之心、领袖欲望、侵略性格等倾向。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是经过市场机制“清洗”、丧失批判功能的文化。文化经由市场机制的“同化”之后，最终成为一种依附于机器化大生产和大众消费商品的符号，变成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宣传口号。对此，他失望地感叹道：“从前的文化福祉是为满足个人对幸福的希冀，而现在个人的幸福却完全消失在民族的伟大性中；从前的文化旨在满足在实在的幻象中对幸福的要求，而今天的文化却教诲个人根本就不应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因此，遏制发达工业社会的攻击性，人们首先需要循着理性的脚步创造文明，更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寻求本能的解放和审美的救赎。“人们坚信想象的合理性，人们需求一种崭新的道德和文化。”所谓“崭新的道德和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压抑性文化”。1968年，马尔库塞在《超越单向度的人》中强调了艺术和文化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重要性，试图在“神话学与哲学的边缘趋向中”提出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非压抑性文化”是相对于肯定文化所提出的，主张必须否定现实存在中那些根本的东西，否决控制人的既存关系的文化。如果从“人格”上来看，“顺从”是肯定文化语境中人的品格，抑或人最高的幸福，那么，“反抗”就是“非压抑性文化”语境中的人的品格和最高的幸福。
再次，阐释人与自然的新关系。马尔库塞认为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存在不可分离的主体。马尔库塞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的客观事实，认为资本社会才是自然异化、消费异化、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颇具震撼力的“自然解放论”。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然界不仅仅是一种材料，一种有机物抑或无机物，其实自然界本身也具有生命力，是主体一客体。他说：“自然的急剧变化将成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是一种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自然扮演了一个“同盟者”的角色，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所以说，把自然纳入主体范畴，高扬个性、平等、友好、和平和感性，是贯穿马尔库塞理论体系的一条宏观主线及其新人本主义的突出特征。
最后，归魅人的主体价值。当代工业社会剥夺、废黜了人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的“前台”表演者，是使人表面生活得更加“舒适”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舒服”的背后是人的全面异化、自由丢失和个性抹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人与机器关系的物化，消解了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的一种批判张力，导致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亦即人的主体性被机器所取代。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颠倒、压抑和扭曲的社会突出表现为当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化和极权化，他说：“人们不得不打破外在强加于其身上的理念和价值，并发展和实现与其理性的旨趣相协调的理念和价值”，以实现人性的复归。人最为天下贵，这种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的重申，是人本主义的共同特征。与“阶级激进主义”人本主义不同的是，马尔库塞除了从个体生存视阈考察人之外，更强调个人主体的价值地位，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恢复”人的地位。他认为，任何有悖于个体独立性、自由性、自主性的显性的抑或隐性的制度、文化、话语、技术均违反人道原则。总之，马尔库塞所倡导的人本思想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新人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论人本主义，它主张非同一性、个体性和感性，目的是要颠覆统治阶级炮制的社会意识形态，唤醒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展现个体生命的自由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