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35:22

生态经济概念篇1

林业生态工程的主要实施对象是人工林的生态经济系统,它是基于自然界法则的生态系统,和天然森林生态系统有一定差异,它属于经营集约,投入的劳动较对,还与一些食用菌种植以及生物法的污水处理差异很大。而生态工程,主要实践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其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的,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是信息论以及系统论等现代化的生态学和基础理论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理论,它会受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所影响。

2生态经济的概念

它会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并会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通过这种人工的生态经济系统能使林业生态工程中的使用价值以及价值都能得以体现。在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会有一些生态功能的商品机制以及生态机制,这两者都是人类劳动所产生的,也是生产社会中的实用价值,生态机制产生的价值,这种载体为生态价值;而商品机制所产生的价值,这种载体为商品价值。人工林所产生的自然环境、资源价值和生态经济价值都是在林业生态工程价值当中的,其中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价值量都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的,生态系统价值在组建的过程中就缺乏一定的平均机制,而且所有的人工林生态经济系统都有所不同,在定义其价值量的时候还是要依据林区的实际情况来定,主要还是根据劳动时间来定,并不是社会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人工林的生态经济系统价值以及使用价值是由林业生态工程来来体现的,这不光表现在自然环境和资源上,还会表现在自然的环境和价值中,也直接体现在生态经济系统上。其中,使用价值一般都表现在林产品和林木等一些产品上,这些都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能起到改善土壤、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以及防风沙等实用的使用价值,是企业生态产品不能替代的。而林业生态工程在实施的时候,林产品的生态能力和产出价值都是要耗费人工劳动的,这样才能形成林业生态工程特有的生态经济效益。在这其中不光有经济效益产生,还会有一定的生态规律,这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其要经过一定的生产过程。

3生态经济的原则

3.1整体性原则

在整个林业生态系统中,其设计对象和规划对象都是人工林业生态经济系统。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之间的整体协调性,并促进其长期和短期效益的统一性原则。通常的情况下,生态效益都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如果这两者之间有矛盾,要从各个两面入手,并考虑林地的具体情况,再重新调配投入的程度,使资源利用率有所提升,并调整林种的种植结构,使营林水平有所提升。

3.2适应性原则

受到我国固有土地面积和气候因素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林业生态体制比较完善,生态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但是各地气候差异比较大,在林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林业生态模式和类型,依据地理形貌划分主要有山区人工林、平原人工林等类型;依据林种划分主要有经济林、用材林、特种林以及防护林等类型;还有很多类型,这里不一一例举。林业生态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当地林区的情况,看适合什么样的林种,以选取相应的种植类型,要是在沿海地区修建防护林,地域属于亚热带或者暖温带气候,自然植被的分属就应该是落叶林区,而在东北地区就比较适合种植枫树、红松、以及桦树等种类,南方地区就比较适合种植马尾松、冷杉等种类的树种。林区的条件主要是选择种植树种的因素,不光要考虑到气候的情况,还要考虑到水分和肥力的情况,不能片面去选择树种种植类型。

3.3层次性原则

林业生态工程是一个多层次、多尺度的工程序列体系,从横向角度看,可包括农户林、林场、农田林、区域以及国家各个网络层次,有小到“庭院经营型”林业生态工程,大至诸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从纵向角度看,其层次结构是复杂的。因而应采取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案,产生各种层次水平的生态经济效益。

3.4动态性原则

基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利用环境建设工程来保证生物群落的建造;反之,利用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促使系统生产力不断提高,从而林业生态工程能加速或缓和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演替,使生态经济效益逐步得到再现。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实施林业生态工程的系统进行动态跟踪调整。

3.5最优性原则

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下,考虑影响人工林生态经济系统的气候、土壤、地形和生物等生态因子和经济投入、经济管理以及经济政策等经济因素,调控、设计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系统,从而使生物生产力最高,产生最佳生态经济效益。3.6实用性原则林业生态工程的设计和实施与自然森林生态系统的经营管理具较大差异。在设计实施之前,人类就注重实用性,确定了明确的社会经济目标,进行人工干预,使产生的生态效益遵循自然法则,经济效益具有社会实用性。林业生态工程又是一项社会性工程,它的一切技术方案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在我国东北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建设防护林工程,采用国家、集体、个人共同集资造林方法,运用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林片、网、带相配置,适地适树的多种林木相并重,防护与生态经济效益相统一。因此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立在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注重实用性原则。实用性还表现在灵活经营方面。由于自然森林生长周期长,人类对自然森林生态系统在大范围短期调控比较困难,实施短、平、快的林业生态工程项目,发展人工的丰产林、速生林等,都是这种实用性原则的反映。

生态经济概念篇2

【关键词】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经济本质

一、生态旅游的起源

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0亿年,有一位学者提出将漫长的数亿年地质年代压缩成百年的设想。在虚拟的地球百年中,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到1天,大约开始于5分钟前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个人和社会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人们的旅游意识开始觉醒,旅游类型呈现多样化,由单一的观光旅游逐渐发展为度假、公务、专项旅游等。工业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地球产生了前所未有、不可恢复的破坏。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种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事件,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近年来北京雾霾事件等。噪音、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最佳活动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们逃离城市,选择去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去放松心情。这样大型的社会活动严重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有害影响。旅游资源受到破坏,旅游质量下降。在传统旅游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相驰的时候,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K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ecotourism)。生态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响应。但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很模糊,旅游供应商在市场营销中不断推出各种生态旅游活动,但多数结果都是“非生态化”。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旅游呢?

二、生态旅游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时尚名词、市场营销的法宝、投资商的生财利器。而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多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家园建设与文化生态保护失去话语权。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使得它从理想的云端跌落下来。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要了解它的概念,首先要理解清楚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

(一)生态的概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人们常用其修饰美好、健康的事物。生态即指自然生态,也指文化生态。

(二)旅游的概念

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商务目的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出现,旅游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旅游已融入到全球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中,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旅游可以拉动目的地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消费,推动就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旅游研究都不能偏离经济本质。

(三)中外生态旅游的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思路的提出距今有40余年,一些国际性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使得生态旅游广为推崇。经过多年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将生态旅游在中国推向高潮。

国际、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各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的核心就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资源的保护,这类观点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背道而驰;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核心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旅游是一个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均可以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这类概念使得生态旅游无异于大众化旅游,不利于专项研究。有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这类观点将生态旅游的概念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给旅游者及市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生态旅游概念繁杂主要原因就是生态旅游概念标准的多样性。有国内学者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分析,提取了8个指标规则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这8个指标分别为:遵循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做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与体验、文化。

三、生态旅游概念研究的方向

生态经济概念篇3

概念经济的本质

所谓“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①

由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物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经济基础平台上的经济形态,是网络经济的实体拓展式应用。通俗地讲,我们最熟知的互联网主要解决人联人的问题,而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人联物、物联物的问题。新一代身份证技术和智能电网,是物联技术的典型应用,而真正的物联经济和物联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

什么是概念?当代哲学中有两种主要的试图解释“概念”实质的理论。一种是思想表达理论(representationaltheoryofmind),认为“概念”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另一种是概念的语义学理论(semantictheoryofconcepts),认为“概念”是抽象的对象(abstractobjects),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words)。②两种理论,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概念都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又是以一定符号为载体的,一个强调了概念的思想内容,一个强调了概念的符号特性。也就是说,“物联网”这个概念,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物联世界的憧憬,对一种崭新业态的期待,而且也必须借助于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借助于文字、图片、视音频的传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概念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更多地借助于符号而非实体经济来进行传播的经济业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是概念经济的两个关键点。

技术基础。概念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但技术基础是概念经济生发的原点。如果没有当代风能技术、光伏技术、LeD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就没有现在异常火爆的新能源概念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加之射频、扫描、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概念经济也只是子虚乌有。正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之经济复苏之年各国政府急需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了物联网经济在2009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出现。

符号传播。从微观上讲,再好的产品或服务也需要广而告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也无非是一种叫卖的噱头,一种变相的广告;而从宏观上讲,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则更需要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传播,背后还需要巨头企业和政府力量的助推。概念由符号来承载,而符号的传播才构成了概念存在的意义,概念经济正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结合前文对“概念”本质的分析,物联网经济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愿望、憧憬,从而构成了基础性传播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民众希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对物联世界怀有朦胧渴望。另外,物联这一概念,涵盖射频技术、感应技术、扫描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众多子概念,紧密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具有统领具象的能力,产生传播的规模和声势。

概念经济的传播

概念经济需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两个基本点,而强烈依靠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的概念经济是其与实体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比如,数码相机产品,作为一种实体经济产品,无须更多地传播(新闻、广告),只要索尼、松下将它推向市场,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柯达和富士。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对于传统胶片的强烈替代性和经济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实体经济的魅力,无须更多的传播去营造和炒作。而概念经济则不同,物联网世界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它模糊的影子,虽然它可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没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与概念经济对应的实体经济的缺乏,使得概念经济必然呈现出一种强烈倚重于传播的特点。因此,以“物联网”概念经济的传播为例,考察其传播过程则颇具意义。1995年至2009年,物联网概念经济经历了以下典型事件。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联网概念。

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联网概念。

2009年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奥巴马之后的演讲中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构想的高度。

2009年8月7日总理在考察中科院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8~9月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多次高调提出,物联商机无限,中国移动将积极与各方合作参与其间。

2009年9月14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09年9月中下旬中国证券市场上物联概念股票突然成型并迅猛启动;“物联网”概念在中国上亿股民中开始扩散。

用理论透视现实,是我们洞见现实的惯常做法。在传播学史上,有关新技术传播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新事物具备五大创新特征: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③物联世界的美妙故事和部分的实现与应用,让“物联网”具备了明显的“相对优越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英特网为基础平台构成其“兼容性”,涉及复杂的传感、卫星、网络技术使其呈现出“复杂性”――物联网是个典型的创新事物。

就创新扩散的参与者而言,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可分作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随者、后期众多跟随者、滞后者。本文无意将物联网概念经济传播过程中的众多参与者,按照理论的表述对号入座。但从上面的传播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精英、政治领袖和实业家的身影,他们连同一些事件确实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来考察物联网经济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物联网经济具有创新事物的一般特征,其传播扩散中一些关键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时移世易,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环境下,置身于转型中国背景,在分析相对宏观的物联网经济时,我们发现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应该讲,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普及的传播调查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传统经济、传统传播时代的特征,而且由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项或某类技术的传播,因而视角也较为微观。这种理论更适合于分析某类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传播,而不太适用于分析某种经济业态(如物联网业态)的传播。

置身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当代新经济、新媒体环境,对于概念经济的传播,我们有以下观察结论:

高端经济体仍然是概念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经济”最先生发于美国,此轮中国的“物联网”概念经济也与美国iBm的“智慧地球”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渊源。同样,奥巴马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就高调宣布的“新能源开发”和“医疗改革”也成为日后美国、欧洲、中国等的新能源概念和医改概念经济的先导。概念经济发轫于高端经济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就经济实力、科技知识储备而言,高端经济体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上担负有更多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高端经济体宣扬的概念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富人们在衣食无忧的舒适房间里高呼环境问题的时候,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砍柴烧火做饭。全人类的终极梦想也许是一致的,但发展的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再者,有许多概念经济,是一些高端经济体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切忌盲目跟随。

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契机。技术是概念经济的基础和原发性动力,而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传播启动的契机。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局势下,将大量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引发了网络技术的革命,从而催生了网络经济概念。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则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巨大的危机缺口,同年以“网络科技股”为龙头的“5・19”行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揭竿而起,“网络概念经济”正式在中国迅猛传播。回顾历史,联想今日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重要契机――正是在危机之年催生了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经济。在危机中寻找产业改革和发展契机,这一富于智慧的思路已经多次体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中。以2009年9月下旬新华社刊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④

概念经济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到了扩散起飞临界点的概念,即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就进入了快速扩散阶段。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扩散比例的增加,传播的规模效应或叠加效应就会显现。而我们的观察结论是,当代概念经济传播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亦即当证券市场上某一概念股票板块的股价发生阶段性大幅上涨的时候,某一概念经济才算真正确认,其传播才算真正起飞。中国范围内“物联网”概念经济的真正启动,正是在2009年9月15日前后,以远望谷、新大陆等为代表的一批物联概念股的迅速上涨开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的过亿股民足以让“物联网”概念经济迅速传播。这一概念确认和传播触发的过程,是新能源概念,以及更早的网络经济概念的重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新技术、新传播、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概念经济传播的鲜明特点与规律。

概念经济的传播后果

像许多复杂的事物一样,概念经济的传播有利亦有弊。其利表现在,昭示了经济未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图景,在危机之年为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其弊最大地表现在催生经济泡沫,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伏笔。

泡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直落至1000多点,为我们上演了网络概念经济泡沫破灭的惊魂一幕。经济学上公认的虚拟经济是指证券、保险、期货、汇市等构成的金融市场,而传播学上有柏拉图的洞壁影像,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学说。通过总结概念(思想表达;符号承载和传播)――虚拟市场(证券)的触发――概念经济的普遍确认和加速传播――实体经济这一概念经济的传导链条,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符号(包括概念的语言描述、股票价格跳动的数字、新闻报道)的抽象性、想象性,以及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不断变形(通常是夸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前三个环节都发生在虚拟领域,概念的夸大、证券市场的过度表现,都会造成虚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差距过分拉大,而一向追逐热点的发达而庞大的当代传媒系统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概念经济的传播中,媒体应该审视自己的责任,追逐热点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作出自己理性判断。简单地讲,就是要对概念阐述以及证券市场的表现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才不至于将深处危机的人们拖向另一个深渊。

注释:

②en.省略/wiki/Concept

③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新华社,2009年9月26日。

生态经济概念篇4

【关键词】资产;要素;概念

一、研究内容的提出

会计概念框架作为会计知识体系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指导、引导财务与会计从业人员形成认识和解释会计对象的一种认知结构。然而,会计概念框架又对从业人员形成的认知结构具有局限性,影响会计人员如何想、如何处理经济业务,并注意经济事实的某些方面,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程式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惯例产生会计认知刻板,框限主观认知会计世界的活动,导致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会计人员根据自己的会计认知结构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主观解释,建构企业现实的财务、经营和现金流量图像。会计概念框架体系包括已有的各种会计概念框架认知理论理念和会计研究者及从业人员各自的概念框架认识以及相互影响,两者之间应存在一定高度的相关性。

资产概念作为会计概念框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会计主体确认计量资金现在及运动的去向,在会计概念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会计概念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不可或缺,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具有很久远的历史。随着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经济主体中各单位对资产有效使用的竞争、不同时空条件下资产价值的发现与消逝,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资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形成各种流派的资产概念框架,深刻影响了理论与实务界对资产的认识,本文研究旨在探讨各主要资产概念框架表述的内涵及各种资产概念框架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从空间不同层面对资产内涵进行探求,以期进一步明了资产内涵。

二、资产概念框架综述及分析

资产的概念框架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历史成本为主导的“资产成本观”概念框架。该观点认为资产就是(历史)成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度具有广泛的影响,直至今天,虽然仍无法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历史成本在资金运动中可以想当然的转移为企业新资产价值,但历史成本由于其真实可验证性被一直沿用,用以确认资产价值的计量。

第二种,以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流入为主的“未来经济利益观”概念框架。该观点首先在美国1980年FaSB的SFaCno.3《企业财务报告的要素》中被使用以后,成为至今资产主流概念之一,2006年我国新准则就采用了该概念,在《企业准则――基本准则》中规定,“资产是过去交易和事项形成的,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然而就未来经济利益来看,“虽然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但资产并不是未来经济利益本身”,未来经济利益流入需通过未来实际发生及发生多少予以证实,其描述是在说明资产运用的目的和可能的概括性结果而已。

第三种,资产的“权利观”概念框架。该观点认为“资产虽然含有未来经济利益,但资产不等于未来经济利益,而是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权益”,显然,该观点也内含着“该经济利益能够在未来多大程度上实现,则需通过未来实际发生多少经济利益来证实”的观点;但资产的权利观更侧重经济利益实现的条件,即企业是否具备实现的法律上、制度上的条件,显然其强调的也不是资产本身,而是说明资产运用的局限条件和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几种结果,至于实现为哪种形式需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和运用而定。

第四种,资产的“资源观”概念框架。该观点显然是在资产“历史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权利观”基础上的完善扩展与综合,认为资产是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发生的结果,该结果形成的是一项由会计主体控制的经济资源,该经济资源可能为企业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该观点也是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中对资产概念研究的倾向性意见,该概念框架体现为对资产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从会计的基本职能来看,“会计是反映性的,……任何将企业价值精炼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是历史的选择,人们关心的不是数字,而是数字下面的事实”,是反映与客观真实的一致,因此资产的“现时资源观”更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中经济主体不同时空条件下对资产有效使用的竞争和资产价值的发现与消逝,更能体现资产自身的本质。

在实践中,资产“成本观”、“权利观”、“未来经济利益观”和“资源观”同时在使用,比如资产购置多以历史成本计量,准则中资产被定义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权利观)资源(资源观)”,分期收款销售则按资产经济利益流入现值(未来经济利益观)计量。“成本观”是资产来龙去脉中的过去记录,“权利观”反映在制度框架内行使经济利益的可获得性,“未来经济利益观”侧重资产在实际经营运动过程中发挥作用,“资源观”则更注重静态看待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物质。当前资产主流概念囊括了“资产局限条件下过去、现在和将来”,虽然该定义具有综合、全面的效果,是从时间序列上揭示资产内在属性,但显然是资产定义争议的妥协折中结果,也容易掩盖资产的其他方面,对资产本质体现不够。

三、资产微、宏观层面维度的内涵分析

特定历史条件下,资产内涵除了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时间维度进行综合揭示概括外,还可从资产所处空间局限角度来考察,其资产概念定义还可从微观会计主体层面和宏观会计行业层面两个维度进行探究,据以辨识两方面对现行资产内涵的影响。

(一)微观会计主体层面

从微观会计主体层面来看,第一,应从动态经营管理过程研究资产。资产之所以为资产,因其处于会计主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是经营管理当局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耗用所做的准备或者经营资产的回收,资产一直处于经营管理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周而复始的不断运动,从而获得大于耗用的收益。资产以其动故能获得收益,以其静故能获得暂时的稳定,因此,考察资产应从资产暂时稳定和循环往复的运动中进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探查资产的本质属性。

第二,资产是经营管理发生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现时状态。会计主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交易或事项形成资产,随时间流逝资产当前状态因经营环境的时空变化与过去不同,呈现出一种当前新经营环境下的现时状态;现时状态强调资产的动态性,资产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因时空变化将影响其收益及收益的实现状况。比如一项产品卖方通过销售获得收益实现,买方可能需通过一系列生产价值创造过程,并重新通过销售实现收益;再比如企业购买设备用于投资,后因经营决策变化而闲置,显然处置设备一般要发生折价损失。

第三,现时资源在合理经营管理下才可能产生有效和有效率的经济利益流入。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大小即取决于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也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或采用了)合理的经营管理。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在局限条件下可以为持有者带来经营利益――即现金流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正常合理的、有效率的、得当的经营管理前提下,才能有效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流入,否则资源就不能称其为资产,仅仅是资源而已,就如空气是一种资源一样。再比如专用性资产其专用性越强,可能带来的超额利益越高,但其可逆性也越差,离开特定环境将降低使用效率,甚至是负效率;而专用性越差,可逆性就越强,但其收益性也较差,极端的例子就是保留过多的流动性最强的现金。

第四,受制度约束的排他性利益。特定资产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以其为依据,通过制度规范的各项权利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包括会计主体所处空间范围内现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且是在制度规范的权利束集合中会计主体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不同时间、空间环境,决定会计主体其能够享有的资产的权利束集合内容因制度框架不同而不同。实践中,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也自觉不自觉的在遵循着各自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同时,各国会计准则作为特定制度规范,其实施的经济效果也非常显著,将导致企业特定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率有所不同。如在我国,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作为一项无形资产进行核算,但实际上并不能自由决定土地的用途,须在规划审批项目范围内经营使用获利,否则将面临制度风险而遭受损失;比如收入实现要求与销售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本质就是要求各项制度规范内的合法权益所能获得排他性经济利益的转移;比如,衍生金融资产其如何确认、确认多少、是否终止确认的判断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规定;再比如我国新会计准则中要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型企业预计弃置费用,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履行义务做出强制性制度安排,据统计,“2007年9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86.6亿元,2008年12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38.56亿元,2009年18家上市公司计提弃置费用115.79亿元”。

(二)宏观会计行业及社会层面

从宏观会计行业及社会层面来看,首先,资产内涵是以会计行业理论概念框架基本前提假设为前提的。资产定义的给出依赖并受限于会计概念理论框架中基本前提假设,比如货币计量假设内含货币币值是稳定的,即使围绕价值上下有所波动,但波动较小不影响会计信息系统以此价值计量输出会计信息的公允性,显然此时会计信息系统以历史成本为资产概念框架反映会计主体资产的计量是合适的。

其次,资产概念从行业角度、社会角度看,与具体会计主体不同。社会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则更倾向于关注市价、公允价值等现时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反映企业外部无法避免的系统性因素影响,从而评估其共同关注的企业各方面情况。

第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富,但并不代表能够带来财富积累的高效率,其效率实现需要依赖很多社会性因素。当社会高度专业化和标准化时,在很大程度上企业需要专注于核心能力,而将企业相关任务分配到相关联的社会专业化部位去,从而整体提高效率,换言之,资产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网络中的其他资产资源,比如大企业会分包部分非核心技术零部件的生产。

四、资产内涵界定小结

资产内涵既可以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时间序列中局限条件下资源状态角度研究,也可从空间格局不同层面进行探究,或可弥补历史研究资产内涵之不足,更全面反映资产的本质属性。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的层次性及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体系内各层次概念内涵的界定,既要有层次性又不能重复交叉或超出会计概念框架体系,以更好地反映资产本质内涵,因此通过辨析我们认为,资产在本质上可界定为:特定前提条件下,会计主体为实现目标所控制的现实经济资源。而特定前提条件则是指会计概念框架中内在一致的目标、假设及原则等对资产内涵外延的界定,比如“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权利观”所述其他资产特性方面,将其构建于会计假设或目标相关内涵中显然更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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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比较和综述[J].会计研究,2004(4):3-10.

生态经济概念篇5

[摘要]本文从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两者的来源与定义出发,在比较两者的异同后,对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概念做出自己的解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低碳旅游;两者的联系、异同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008-01

1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定义

(1)生态旅游概念的来源与定义。随着大众旅游的迅速发展,给旅游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人们寻求既不破坏旅游环境,又能满足自身需求,并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并被认为是21世纪旅游发展主要趋势之一。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之后二十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

世界旅游组织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者参观保护区,或者其他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国内对于生态旅游的定义,是以自然和生态资源为主要吸引物,以观赏和感受生态环境、普及生态知识、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

(2)低碳旅游概念的来源与定义。20世纪末,为了保护地球,追求健康生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推行低碳经济。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低碳旅游借助低碳经济理论,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开展绿色旅游,形成一种新的旅游方式。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推进节能环保,实施旅游节能节水减排工程,明确提出倡导低碳旅游方式。

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定义:低碳旅游是一种降低“碳”的旅游,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尽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行,倡导在旅行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环保旅游的深层次表现。其中包含了政府与旅行机构推出的相关环保低碳政策与低碳旅游线路、个人出行中携带环保行李、住环保旅馆、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较低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自行车与徒步等方面。国内学者对于低碳旅游的定义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发展新方式。

2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辨析

(1)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相同点。具有相同的理念。低碳旅游和生态旅游都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利用生态技术,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2)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的不同点。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生态旅游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核心是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低碳旅游则以低碳经济为理论基础,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同时,生态旅游注重对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文化生态系统的保护;低碳旅游则体现在整个旅游产业链的低碳生产行为和旅游者整个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低碳消费,不存在目的地限制。

具体来看,从定义上来说,生态旅游重在理论上阐述生态旅游的构成要素,而低碳旅游重在从实践角度,说明低碳旅游的具体行为要求;从内涵上来说,因为定义的理论性,使得生态旅游的内涵广泛,范围很大,而低碳旅游包含于生态旅游之中,是实现生态旅游的一种途径;从本质理念上来说,生态旅游一方面使旅游者充分享受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提醒游客将对旅游客体的影响降至最低,而低碳旅游是以降低碳的排放量为前提,使旅游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从实现目标上来说,生态旅游是通过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合理规划和管理,保持旅游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的完整性,而低碳旅游是减少旅游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低碳经济;从旅游者类型来说,生态旅游是以享受生态环境资源为主要目的,兼顾环境保护的客源群,而低碳旅游选择碳排放量最低出行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客源群;从活动特点上来说,生态旅游以享受为主,环保为辅,而低碳旅游以消耗最少量“碳”为准则。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态旅游,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生态旅游与企业管理企业管理传统的旅游方式显著不同,它强调景区内野生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是一种蕴涵自然生态文明的高雅休闲旅游形式。生态旅游无疑是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生态旅游的相对局限性日益明显。首先,由于生态旅游内涵的丰富性,众多学者对其定义进行探讨,但仍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而导致相关的生态旅游对象、生态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过程等概念模糊化;其次,生态旅游强调“生态”,仅侧重旅游环境的生态持续发展;最后,为保护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的规模必然受到一定限制。低碳旅游的出现恰好弥补了生态旅游的不足。低碳旅游强调“低碳”,着眼于旅游发展中碳排放量的控制,注重旅游及其环境整体发展,在涉及旅游环境生态性的同时其内涵不断扩充。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教授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由此,低碳旅游亦可进行量化,从而避免生态旅游内涵的空泛化。此外,低碳旅游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强调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低碳,这样既可避免关于旅游资源、对象和过程的争议,又可以突破旅游规模的限制。

3结论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生态旅游更多的是从旅游产业的开发上保持景区的原生态,旅游者的观念必须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一种融入生态环境的旅游活动;低碳旅游则更注重于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以减少旅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碳”量,从而达到低碳旅游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于景区环境的影响,还体现在进入景区的过程中减少碳排放量,最终实现低碳经济。

笔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从生态理念出发,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优势,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并保持其生态平衡,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旅游,赢利不是首要目的,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强调“概念”和“内涵”;而低碳旅游是从低碳理念出发,以实现低碳经济为目标,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带着低碳的理念,在旅游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以降低碳排放量为首要目标,是生态旅游的概念的一种实施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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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概念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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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概念篇7

(一)经济法理念的概述

所谓的经济法理念即为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当中,对经济法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与宏观把握,同时还包括对经济法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理性构建。其是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最高原则[1]。经济法理念不同于经济法领域的其他概念,其具有更高的地位。经济法理念具有以下功能:第一,经济法理念来自于经济法律的实践,同时可以科学地指导经济法的制定以及实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第二,经济法理念可以有效地预测经济法的效果,从而科学引导经济与法的发展方向。第三,经济法理念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二)目前我国经济法理念的发展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法在我国开始盛兴。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提倡经济行政法,并将经济法列入行政法的范畴。在计划经济理念的影响下,很多专家与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并且将经济管理关系看做为行政管理的一个分支,此观点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相关内容混为一谈,忽略了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实践性,最终造成市场常常出现行政垄断现象。除此以外,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尽管经济法在我国刚刚兴起时比较兴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学术界并未对经济法给予充分重视,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也越来越衰弱。甚至于有些学者提出传统的法律部门即可将处理所有的问题,并不需要现代经济法。这种错误观点就是因为经济法理念的缺失而造成的,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发展。

二、经济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一)经济法理念有利于生态文明原则的贯彻落实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求必须要充分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中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人文地理条件等具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国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这就无法充分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而经济法能够以法律的手段宏观地调整经济领域,从而促进经济秩序的稳定,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使得生态文明公平公正的原则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落实。

(二)经济法理念有助于生态道德的保障与维护

目前,我国人们还缺乏良好的生态道德观念。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很多人还是选择从事高能耗以及高污染的行业,这些行业在为人们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生态建设[2]。而经济法理念可以有效地规范市场行为,监督人们承担自身的生态建设责任,有助于生态道德的维护与保障。

(三)经济法理念有助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而科学的经济法理念能够利用法律的手段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经济法理念的调整和重构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念的调整

第一,科学调整我国经济法理念的传统思想。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法理念,其中涉及到我国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将诸多内容概括为五个类别:公平公正理念、注重效益理念、经济效益理念、经济安全理念以及整体发展理念[3]。尽管这些理念都基本符合我国的政策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然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也提出了更多的新理念与新要求,所以必须要对我国经济法的传统理念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其能够充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第二,要重点调整经济效益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目标企业为获得效益。然后而在经济效益理念的影响下,使得一些经营者只是单纯地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但是却忽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所以在经济效益理念当中要加入环境成本,从而在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经济行为对环境带来的消耗。

(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念的重构

第一,树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论述生态自然观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了很多“物质变换”概念,而这一系列的概念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变化理论,此理论为人们展现了一幅自然生态的图景,明确指出了物质变换断裂是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其本质根源即为资本的逻辑惯性违反了自然观。同时也此理论还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即为转变观念与制度。在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将物质变换理论贯穿到经济法运行的全过程,不但充分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求,而且还可以充分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二,以人为本,树立全面的生态价值理念。由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必须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使得人们能够积极主动的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以外,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在开发与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生态环境需求。第三,构建经济秩序理念。秩序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理念。基于经济法的秩序要求,虽然市场主体的自由得到了充分重视,而且还享有一定的权利,然而不可以妨碍和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社会的秩序主要包括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全面顾及到各个秩序的均衡发展,从而保证各个秩序都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与作用。

生态经济概念篇8

关键词:《资本论》;剥削;价值理论;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6-0041-06

《资本论》是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宝库。一百多年来,无数有志者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浩如烟海。然而迄今为止,从这个思想宝库中发掘智慧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笔者直接运用马克思的独特方法,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又获得了三个新的发现,并通过这三个新发现对马克思的演化经济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获取新发现的方法论

在发掘《资本论》这一思想宝库的智慧时,要想获得新发现,首先必须准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其实,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并不陌生,那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然而,能够准确掌握这一方法去解读《资本论》的,却十分罕见,因为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方法的复杂性。

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定义概念的过程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概念总要被分解为若干种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又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循序渐进,逐步“上升”或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为止。因此,马克思的方法又可以称为概念演化分析法。[2]

具体而言,概念演化分析法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抽象”。每当我们准备研究一个具体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在我们面前总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为了探究这个事物内藏的奥秘,我们必须像做科学实验那样,采用抽象法,暂时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在抽象的条件下观察这个事物。这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如果我们赋予这个事物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就是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

然后进入第二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旦概念得到最简单的规定之后,研究的行程又要回过头来。这时,我们还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每当回复一个干扰因素,事物的状态就会变得复杂一些,表达事物的概念也相应得到复杂一些的规定。先前排除的干扰因素全部回复进来以后,我们又见到了具体的事物,这也是事物最复杂的状态。事物最复杂的状态,就是概念最复杂的规定。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此时这个具体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它的内部结构与相互联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演化分析过程中,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反映着同一个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所以,无论是最简单的规定也好,还是最复杂的规定也好,所有的规定都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它们构成概念的整体,缺一不可。这是概念演化分析法的关键,也是人们掌握这一方法的难点。由于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不相同,甚至在某些规定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状况,因此往往会使人们在选择概念定义时,不知所从,产生误解。通常的误解是,只认同其中的一种规定,并排斥其他的规定,而且又总是只认同最简单的规定,而排斥其他复杂的规定,因为最简单的规定在文字叙述过程中常常出现在前。可以说,这是一切误读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源。

二、三个新发现的具体内容

(一)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复杂的:其中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

误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没有运用概念演化分析法去阅读《资本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剥削泛指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行为。由于马克思创建了剩余价值范畴,通常又把剥削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联系起来,特指剥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行为历来受道德谴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资本家也断不会以剥削为荣的。把剥削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在伦理上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为此,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消灭剥削,我国曾经废止资本。然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是开禁资本,比如将国营工厂转变为国有资本,鼓励发展民间资本,大力引进国外(境外)资本等等。这样的实践却使理论陷入尴尬:有资本就有剥削,发展资本就要允许剥削,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又不能发展资本。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并不像以往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它至少包含两种规定,[3]一种是简单规定,一种是复杂规定。

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表明,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对此恐怕人人耳熟能详,近乎常识,无需再作过多的解释。不过,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怎样运用他的方法得出这个规定的,而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却又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这个简单的规定应该通过抽象才能得出。经过抽象,资本要素被暂时排除,生产过程中只剩下唯一一个劳动要素,因此,剩余价值纯粹由劳动创造,与资本无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毫无疑问是剥削。

根据概念演化分析法,在得出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之后,还要从抽象演化到具体,即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为此,马克思又把资本要素回复进来,在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考察剥削现象的变化。这时的剥削变得复杂了,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变得复杂了。在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作用下,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部分。马克思明确指出,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延长工作日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是剥削;而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因而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这就是剥削概念的复杂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规定都是剥削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一个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和通过剥削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说:“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4]可见,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和靠剥削占有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是相互并列的,因而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在剥削范围之内。

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属于剥削还是非剥削的界限泾渭分明。况且,随着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非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工作日长度的不断缩短,绝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少,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小。马克思甚至把提高劳动生产力视为资本的历史使命,并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5]927-928

剥削概念的完整内涵充分说明,发展资本和消灭剥削并不矛盾,发展资本的同时也可以限制剥削。发展资本的目的在于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而限制剥削的有效途径是缩短工作日长度,尽量减少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上可见,眼下所谓的剥削难题,完全是误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而生造出来的假问题,是理论上的作茧自缚。而在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恰好是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出现在前,复杂规定出现在后,于是,简单规定就被认作概念的全部含义,而复杂规定则被排斥在外。

(二)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价值演化的过程[6]

同样,由于方法论的缺失,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也被误读了。

众所周知,价值理论是分辨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标识,而不同的价值理论又是由不同的价值概念所决定的;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征的是劳动价值论,而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概念的定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

然而,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五种不同的规定,并且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展现出一个逻辑严密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首先通过“抽象”,暂时排除土地要素、供求关系和竞争、社会资本和竞争、资本要素等干扰因素。在惟有一个劳动要素的纯净条件下,考察商品价值。无庸质疑,此时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7]52不过,这仅仅是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或者第一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纯粹形态。

在抽象出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之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开始,逐渐向复杂的规定演化,这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

先回复资本要素。当资本要素回复进来以后,商品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生产过程,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商品生产。此时的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7]245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是价值概念比较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二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货币形态。

接着回复社会资本和竞争。全社会的资本经过充分竞争以后,都必须遵循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因此每个资本家都会把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看成是他的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他还要获取平均利润,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是生产价格。[8]177生产价格决定商品价值,这是价值概念还要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三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Ⅰ:生产价格。

再回复供求关系和竞争。先前排除供求关系和竞争,实际上是假定供求一致,因而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把供求关系和竞争回复进来,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商品价值,使商品价值变得不确定。受供求关系和竞争影响的商品价值可以称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8]193-221这是价值概念更加复杂的规定,或者第四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Ⅱ: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

最后回复土地要素。将土地要素回复进来以后,生产过程中将由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要素参与生产。这三种要素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企业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要素。由于受到供求关系和竞争的影响,这三个要素的市场价值都不确定,均需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才能确定下来。企业只有付出这些要素的费用,才能使它们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只有在竞争中最终确定下来的要素费用,如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资本要素的利润、土地要素的地租等等,才真正成为生产商品的费用,成为构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商品价值最终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由于工资、利润、地租反过来又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商品价值由各种要素收入决定。[8]985这是价值概念最复杂的规定,或第五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Ⅲ:要素收入价值。

这五种规定都是价值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从最简单规定逐步演化到最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复杂的价值概念说明他的价值理论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复杂的价值理论,称之为价值演化论。

由上可见,以往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确定为劳动价值论,未免失之简单化。究其根源,也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出了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人们仅仅抓住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就误以为它是价值概念的全部,而抛弃了价值概念的其他规定。

(三)发现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复杂的:自然演进和内在矛盾的“两个必然性”[9]

由于误读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必然会误解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资本生产方式,即资本与劳动相分离、资本支配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个手稿中,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资本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含义眼下已过于宽泛,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他所描述的本应是“资本生产方式”。

经济学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免要对市场经济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是通过价值概念显现出来的。因此,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商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折射出经济学理论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比如,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唯一性,强调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样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必然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均衡价格论中的价值概念,强调经济运行的均衡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必然是美化资本生产方式、美化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如前所述,以往人们简单化地认定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由此推论马克思抱持的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读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那么这个复杂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肯定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内含的矛盾也有其必然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中,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最简单规定,确实反映不了市场经济的特征;然而,除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之外,其他几种规定都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价值概念在逻辑上从最简单的规定,一步一步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恰好再现出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0]。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客观过程,所以人类社会演进到市场经济有其必然性。

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必然会出现剥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必然会引起竞争,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内在矛盾最主要的表现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出经济危机。今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它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

马克思曾经如此表达他复杂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7]9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分娩的痛苦;而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通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注意: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应该理解为“资本生产方式”。

可见,以往人们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最简单规定,抛弃了价值概念的演化过程,从而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向市场经济演进的客观过程,得出了一个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同时,传统政治经济学仅仅抓住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而忽视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分析,从而拒绝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误读《资本论》的结果。

三、三个新发现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资本论》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部批判资本生产方式、批判市场经济的著作,不仅如此,还把误读出来的理论付诸于否定资本生产方式、否定市场经济的实践。改革开放着实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论》对资本生产方式、对市场经济的启蒙价值。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如何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阐明资本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萌生是资本和劳动分离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资本生产方式不断趋向复杂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又充满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客观描述。即使是揭示矛盾,也是对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矛盾加以描述。其实,马克思早就申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10。这些都说明,《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实质上在于启蒙,是对资本生产方法的启蒙,是对市场经济的启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是想证明他的前人并没有科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的前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由此可见,《资本论》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之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过去,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被有意无意地转移到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二)有助于重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剥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了这两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简单化地认为,惟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剥削,由此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理论创新。不可否认,理论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只要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仍然停滞在既有的简单化理解上面,那么,无论如何创新,隐藏在背后的必定还是那个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尽管可以在字面上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涉及到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就难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前些年学术界在讨论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时的争论,已充分暴露出理论的困境。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终将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怀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宣称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原因就在于此。其实,过时的只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论》再次受到热捧即为例证。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的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都是从最简单规定向最复杂规定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资本生产方式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也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这样就还原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本质,亦即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本质。这些也是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据此,我们可以重新构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它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解释力的政治经济学。

(三)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有了以上三个新发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依靠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市场经济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依靠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改革开放之初把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中心环节,往后的改革轨迹显示,国营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发展国有资本,以后又大力鼓励发展民间资本,积极引进国外(境外)资本。通过发展资本、发展资本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三个新发现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演化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生产方式有其必然性;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就与剥削不矛盾了。大力发展资本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怎么消灭剥削?既然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消灭剥削就不一定要消灭资本。因为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才是剥削,所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就必须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又因为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得来的,因此要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就必须缩短工作日长度。然而,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无限制缩短,因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需要一定的工作日长度;另外,在总剩余价值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实际界限是模糊的,在现实中不能很清楚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划分工作日中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确定工作日长度在多少时间即可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我们也就难以确定工作日保持多少才能够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可见,消灭剥削需要从限制剥削开始。限制剥削无非两条:一是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尽量缩短工作日长度,减少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最后,社会主义怎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逐渐分化为对立两级的状况。固然,富有者是因为占有资本要素,而贫穷者则是因为不占有资本要素,对此并无异议。但过去把两极分化归咎于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现在看来不完全如此。如果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来看,富人之所以占有资本要素而富裕,并不完全是剥削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生产方式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日益增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占有资本要素者就会越来越富,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可想而知,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而共同富裕只能作为“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努力在现阶段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企业则必须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因为劳动者也参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应分享一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12]值得借鉴。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则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扶助贫穷人群,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消费力,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在政府则必须通过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相对贫穷人群的生活水平。由此长期努力,逐渐缩小不同要素占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50.

[2]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0-29.

[3]蒋海益.回到马克思:解开剥削问题的死结[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3-57.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至少有四种规定,为简化起见,本文只列出两种主要的规定。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磊、张伟伟等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其中王磊提出劳动强度对剥削程度的影响,张伟伟指出该文中剥削公式的差错,借此表示感谢。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31.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蒋海益.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价值概念比较――解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多重形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1);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124.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博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他指出演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也存在竞争,借此表示感谢.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蒋海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新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1)36-4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7.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

生态经济概念篇9

截止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和金融实践者开始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较多的是从理论角度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如何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文章。基于此,本文尝试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理清研究思路,指出将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2004年12月7日,《金融时报》刊发了周小川行长在“经济学50人论坛”所作的《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的报告,将生态概念引申到金融领域.

(1)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包含的内容

“金融生态”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所以主要是国内文献。“金融生态环境”概念由“金融生态”概念衍生而来,因此,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应当始于对“金融生态”的界定。

周小川(2004)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引入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认为“金融生态”是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其次还包括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方面.

李扬(2005)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一书中把金融生态系统界说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

张鹏、姜玉东(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韩平(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与金融业发展相互影响的政治、经济、法律、信用环境等因素,又包括了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

理论界主要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各要素相互关系等几个不同的侧重度对金融生态的定义进行阐述和分析。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到,其核心都在于金融系统的生态化,即如何模仿自然态系统来构造金融的生态系统,以实现金融发展和环境的相容。应当说,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些专家和学者对金融生态的诊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意义和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中国金融领域的学者和实践参与者的认同,并做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如何建设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学与社会、经济、法律等因素的理论分析。

张楠(2006)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一方面,经济决定金融,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有利于增强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推动经济加快发展。

杨子强(2005)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对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商业银行如何开展金融生态环境研究利用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王承萍(2005)在《和谐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及区域金融生态的改善》一文中提到,良好的金融生态展示了统筹协调、良性互动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有助于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金融发展,也有助于保障经济秩序、维护社会诚信、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及其评价体系

由于理论界对金融生态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分析还不成体系。金融理论的指标体系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相对较少。

伍旭川(2005)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架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三类指标组成,即总量增长速度指标、平均增长速度指标和结构相对指标,它们构筑了金融生态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朱子云、朱益超(2006)具体提出了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但其研究还是停留在指标体系的设定,而没有实证的数据验证其个指标的相关性,可靠性。中国人民银行洛阳支行提出了区域金融生态指标体系的建立框架,并提出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评价金融生态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5)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的分析框架采用了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共计九个方面构成一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4)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障碍和问题

国内学者吕怡(2007)、李娜(2007)和宋维彦(2008)等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面临的障碍和问题作了相关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观点,得出金融生态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①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不到位,社会公众金融知识匮乏。②金融生态法律环境缺位。③金融生态信用环境欠佳。④金融机构自我调节机制失衡。⑤金融产权制度缺陷。⑥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趋同化严重。

(5)如何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王承萍(2005)在《和谐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及区域金融生态的改善》一文中指出,要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1)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为中心,突出股东在金融生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2)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3)以保护债权为中心,明确债权人的有关权利,为金融生态的平衡提供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和规范有序的社会信用秩序。(4)以风险控制为天职,以失职追究制度为重点,尽快制定和完善金融监管的绩效评估和考核机制,把监管主体的职责真正引导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

高超(2007)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黑龙江省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通过对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制度环境等一系列因子进行了分析,指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法制环境因子不到位和信用环境因子弱化的突出现象。故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中要重点建设政府引导的金融生态链,将法制和信用建设放在首位。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中,几乎还没有出现金融生态(Financialecology)这个概念。金融生态问题的提出,是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的地区大不一样。

国外学者曾经提出过把生态学的理论用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如经济生态学。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社会生态学家macKenzie首次提出了经济生态学这个概念,并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方面作了初步探讨和尝试。美国海洋生态学家Carson于1962年发表了名著《寂静的春天》,真正把社会经济问题展开生态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以及系统科学向生态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渗透,经济生态学应运而生。后期研究借鉴了一些关于法律及外部环境对金融系统影响的文献,如RossLevine(1998)提到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产生的结果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用数据实证了作为金融媒介的外生变量――法律和调整的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m.m.G.Faseh和R.C.n.abma(2003)用至少25年的数据检验了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说明了金融改革的政策因素对经济发展有促进影响。

ChandanChakraborty,GlenvilleRawlims(2004)提出金融资源的流动受到政策效应的影响。allen,Franklin,QianJunandQianmeijun(2005)提出了在中国法律制度和金融系统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高速增长,分析了法律、金融、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评述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包含的内容、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意义和作用、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及其评价体系、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障碍和问题,以及如何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理解。使得“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研究初见雏形。但是,在上述研究中任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中未能形成一个公认的评价体系。第二,已有研究中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少考虑到区域差别,城乡差别。第三,已有文献多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较少,影响了论证的详实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相关研究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金融部门乃至全社会达成共识,共同努力,长期不懈地推进,因而研究也必须不断进行,逐步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尤其是对于我国金融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研究并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创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07.

[2]李扬王国刚: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25.

[3]张鹏姜玉东:我国金融生态体系的改进与优化[m].财经科学,2005(04)

[4]苏宁:“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J].金融信息参考,2005(10)

生态经济概念篇10

【关键词】金融生态理论现状改善

一、引言

一般认为金融生态理论起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并随着后来管理学中的系统观念以及此后的生态学观念的引入,金融生态理论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也有了很大的扩。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极大的扩大了金融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广度,为金融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也提高了国内相关金融问题的解释的力度和强度可信度。金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核心命脉,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的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金融生态的发展,所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那么它就为该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后盾和基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为例,该危机表面上是由次贷危机所引起,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其中的规律,我们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破坏,也就是说,如果金融生态环境撞到了破坏,但又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和应对,那么反映在经济领域的表层就是金融系统的破坏,如金融发展中所存在的信息的部队称等。一个金融生态的好坏至少可以反映几个方面的内容,如金融资产、金融产品、市场和金融体系等等,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应该可以锁都是金融生态学的题中之意。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金融生态学,就是金融生存状态学和金融环境学的综合,研究的重点在于金融资产等上述的内容,并且从上述要素的运动背景和环境中找出其中存在的规律和特点。它是有金融体系内部的所有的成员按照一定的规律所组成的综合体,对金融的生态规律和特征的系统的抽象性的概括。

二、金融生态理论的内涵及其界定

一般认为该理论的起源阶段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首先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存在,它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原因是此时越来越多的生态学的观念和理论进入经济领域,理所当然,也很自然的进入了金融领域,因为金融也是经济系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样金融生态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真正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时期也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外的学者首先将金融发展的理论与经济联系起来,分析其中所存在的规律,并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在,认识到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金融核心地位的奠定和提高打下了基础。此后金融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的促进了金融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以金融为核心的相关理论框架的构建。如金融结构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如果我们对金融结构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与金融结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二者相互促进,公共发展和借鉴。

尽管从时间上来考察金融生态学的理论有着十分清晰的脉络可循,但是即使是时至今日,金融生态理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界定,客观而言,这在一定和程度上也阻碍了金融生态学的发展。国内学者提出或是研究金融生态学的理论始于周小川,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其作用是用来间接的促进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完善来推动我国金融行业的运行,与学者的诸多定义相比,该定义当然是站着一个更为高的角度来界定金融生态环境的,显然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评价,是不符合规范的。所以我们从更多的学者的定义来探究这一概念的内涵。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金融生态学就是用生态学的观念来考察研究金融的相关的问题,认为金融生态就是金融与其周围的环境的关系的总和,是各种金融机构金融组织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而处理好其自身内部的,以及自身与周围的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的关系,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的系统。有学者认为,金融生态是指金融业与其存在的外部环境之间,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有学者从最为广阔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生态学,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的外延十分的广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等,包括自身所存在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等金融的产品。有学者从金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环境来界定金融生态环境,主要是以企业和居民,政府和单位等等消费群体,同时也指消费的宏观的制度和体制传统等等宏大的概念。

可以是说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相同之处的存在。那就是学者们都将这一概念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是一个宏大的概念,系统的构成,以及众多的影响因素。不否定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总的来说,就是金融发展的环境,或是说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影响因子。笔者认为金融生态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微观的概念,也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我们在研究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相关的影响因素,不能偏废其一。实际上也许这正是以概念难以界定的关键所在。

三、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改善

我国的金融的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的,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截至目前为止,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经济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当然对金融生态环境也带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我们发现我国的金融产权制度还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不仅如此,它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主体健康发育的重大的障碍,也因此我国的金融自身的调节机制和功能也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发挥,直接的影响是它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削弱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混乱。

因而,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迫在眉睫,如果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因此而带来的金融系统的损失的。笔者认为着力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深刻的把握经济的运行规律,继续贯彻实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的扩大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力度,在此基础上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动作用。其原因在于,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就是金融,金融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命脉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如果不能对金融进行强而有力的控制和监管,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让政府进行牢牢的把握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给工作,第一要着手建立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专班人马,其中包括领导者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此是强化政府领导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第一步,第二是充分发挥央行在金融方面的监管力度和水平,积极的引导和监督地方各部分的构建和发展壮大,第三是要重视法律在其中的作用,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援助和支持,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法律保护。第四是金融机构要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力量,壮大自身化解风险的能力和内部的控制监管制度。增强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信心。此是其一,其二,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运行的规律,政府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不能企图完全去主导市场,让市场充分的竞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市场的运作和政府的引导监督管理结合起来不能偏废其一,市场经济毫无疑问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我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完善我国金融领域健康发展的必然之路。同样,金融生态环境也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良好的运行之上。其三,进一步健全金融产业内部和外部的相互的联动机制,完善内部的缺陷。在这一点上关键是要处理好各个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政府方面,要加强经济信息的透明度的建设,银行以及工商等方面,要实现金融经济信息的共享程度,中介机构要完善审计的标准,提高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法律服务机构方面要构建和谐的立法执法环境,为金融生态的构建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提高金融的执法的效率,改善执法的环境,最后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的效应,增强当事人的利益的保护力度。

此外还有一点较为重要,但是又时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机构要不断的加强自我力量的完善和强盛,甚至可以说这是最为关键点所在。金融机构要增强自我调节的制度建设,建立相关的完善的法人制度,完善风险管理,强化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增大抗风险的能力,构建一套有自我特色的防护体系,比如说加强审计和会计的监督等等,都是可以纳入考虑的范围的。还需要把握的方向就是实现生态主题的多元化,加快国有银行的改制速度和力度,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降低地方的民营机构和私营企业的转入门槛,扩大市场主体的范围。

四、结语

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由于国内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相对迟滞,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富我国的金融生态学的理论背景,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国内的特色的经济体制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强调经济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时,需要政府加以一定的领导和监管,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以国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为背景,将该理论的研究放在特有的环境背景下进行,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左新亚.《切实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提升湖北经济金融竞争力》载《武汉金融》,第2006年第6期.

[2]王明梅.《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载《特区经济》,第2006年第5期.

[3]樊蓓.《完善防范信用风险立法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载《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8期.

[4]白钦先等.《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载《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5]孔祥毅.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