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价值篇1
【关键词】婚姻法；家务劳动；离婚财产分割
家务劳动，是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为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料理家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务劳动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却可以为家庭节约经济成本，从而间接增加家庭的财富。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以下简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然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严格以致在实践中适用困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文章从对《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质疑出发，指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重要性；接着，考察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现实路径，为我国家务劳动的立法保护建言献策。
一、问题的提出：对《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质疑
综合分析《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将我国现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行使条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实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第二，夫妻必有一方在共同生活中对家庭付出了较多的义务，这是启动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原因条件；第三，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限于离婚之时。明晰规范内涵之后便进入法律的适用环节，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条文规范的内容是否切合实际？适用率如何？是否能够切实地保护家务方的平等权益？争对以上疑问，我们将分别从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适用的三个条件进行分析，给出回应。
首先，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角度考察。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仅有2.7%，农村居民中仅有1.1%的夫妻有采取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意愿，绝大多数夫妻认为，采取共同财产制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巩固夫妻感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财产做出约定的有13.2%，不约定的占49%，特殊情况下做出约定的25.1%，不清楚的为12.7%。透过数据，我们了解到，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约定财产制的比率均较低，而有实行约定财产制意向的居民比例则更低，这直接导致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限。进一步说，司法实践中极少数提出家务劳动补偿请求的案例也正是因为夫妻双方没有适用约定财产制而导致败诉。
其次，我们看适用本条的第二个条件：夫妻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的义务。对此的疑问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如何把握“较多”一词的程度要求，可否量化；第二，主张多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应当如何举证。就司法实践来说，一方面对“较多的义务”的裁量标准没有定性、支持“较多义务”的证据范围不明；另一方面，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家务方面临承担败诉的风险。
再次，我们看权利行使的时间。《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权的行使时间仅限于离婚时。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即使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多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不得向另一方请求经济补偿，这会加剧家务方对家庭的依赖，相应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离婚的自由。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关注《婚姻法》第40条关于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过于严格导致实践中适用困难的问题。考虑到家务劳动消耗成本，产生物质和精神收益，并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其予以确认，是夫妻双方地位平等在人格独立和财产处理方面的必然要求，符合公平合理的财产分割原则，实属必要。
二、典型国家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立法经验借鉴
在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考察典型国家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立法经验，以期为自身法律的发展完善提供参考。
《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7条规定：财产分配时要考虑“每一方对婚姻财产的获得所做的贡献，包括一方以操持家务的方式所做的贡献”；《英国婚姻诉讼和婚姻财产法》规定：在离婚诉讼中财产分割应考虑“婚姻双方各自对家庭财产做出的贡献，包括以照管住宅或家庭的方式做出的贡献”；《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辅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一方，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的款项，供其自由处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德国1957年颁布《关于在民法领域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将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且保留至今。德国家庭法关于家务劳动的规范主要包括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两个层次。首先，一般性规定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1360条：“婚姻双方互相负有义务，以其劳动或财产为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费。如果婚姻一方承担家务劳动，则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劳务而得到履行。”其次，具体规定有效地配合家庭法一般规定的实施：一方面，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体现为婚姻一方享有的生活费权利。即，婚姻一方若不能负担其生活费，可以依照第1569条的规定向另一方提出生活费请求，将家务劳动职业性延伸至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另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突出地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法和家庭法的配套实施上。根据2005年10月1日《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婚姻生活的实际开销，收入高的配偶每年可将其收入中的13805欧元转让给收入低的配偶，这13805欧元从收入中减去，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上的规定，实质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职业性价值的及时承兑。
综上所述，美国、英国、瑞士和德国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经验各有特色，其共性之处在于肯定离婚财产分割中应当考虑家务劳动价值要素。其中，德国将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人权保障强化的大势所趋，具有示范性意义。
三、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路径展望
肯定家务劳动作为离婚财产分割的考虑因素，理性借鉴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文献研究，笔者对如何在法律层面确认家务劳动的价值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和标准职业分类表，明确肯定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职业的法律地位。
明确肯定家务劳动的作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已在德国取得成功实践，就我国家务劳动的发展和保护现状来说，肯定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从人权保障的应然角度说，将家务劳动规定为一种职业，无论是对于夫妻中的家务方还是专门从事家政劳动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对其劳动价值的积极肯定，有利于提升其工作的自尊心和认同感，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从客观条件发展的实然状况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为肯定家务劳动的职业属性提供可能。
第二，尊重价值规律，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也即量化家务劳动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突出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并为司法层面确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的数额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鉴于婚姻关系的人身属性，对家务劳动价值的确认，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同时须考虑夫妻人力资本及预期利益等方面的因素，综合全面地对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评估。同时，应依据社会发展状况及时调整部分必要的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其一，扩大家务劳动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将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家庭涵盖在内，如此规定既与我国绝大多数夫妻均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客观情况相符，也有利于引导夫妻双方树立利益共同体价值取向。其二，扩大家务劳动请求权的行使时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时均可提出。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允许权利人提出经济补偿的请求，一方面是家务劳动职业性和有偿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规避义务方为准备离婚转移财产而导致补偿不能的情况。其三，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将家务方配偶的期待财产权和人力资本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畴。
四、结语
家务劳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法》第40条赋予家务方在离婚时向对方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权，但由于其适用条件规定严格，在实践中遭遇适用困难。考虑到肯定家务劳动价值是夫妻双方地位平等在人格独立和财产处理方面的必然要求，笔者提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其价值实属必要的观点。接下来，考察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美国、英国和瑞士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经验各有特色，而德国将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符合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人权保障的趋势。最后，笔者提出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现实路径：第一，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和标准职业分类表，肯定家务劳动的遏制也行；第二，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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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法律出版社，2000.
家务劳动价值篇2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价值篇3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价值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对服务劳动的性质和作用、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问题，即服务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的问题，做了较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形成比较系统的服务价值思想。马克思的服务价值思想比较于古典经济学的服务价值思想有很大的进步。他没有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把服务劳动茏统的看作是非生产劳动。对服务劳动的种类做出了区分。马克思对服务的性质作了原则性的概括．认为“服务就是商品”。马克思关于服务价值的思想能给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的发展程度也是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无疑给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服务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坚持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服务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种是把服务劳动的内涵加以扩大，并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的定义为尺度，认为服务业的劳动能带来利润，因而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服务劳动理论的相关原理和结论。为此，深人探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服务价值思想，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清，并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两个定义。“生产劳动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自然形态下从事的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劳动特殊”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从事的反映该社会特性的、生产产品的劳动。在“生产劳动特殊”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判定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得出来的”。马克思判定服务是非生产劳动的条件是这些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资或利润交换”，如果服务经营的方式改变了，服务“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服务劳动直接生产资本，那么，服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特殊。他明确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的服务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服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一般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将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物化的服务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商品，即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以运输服务为例对生产性服务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点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这种服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服务本身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将官吏、艺术家、牧师、律师、教师等归人“纯粹的服务”。这些人的服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艺术家如演员、音乐家等，他们的表演服务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换价值(通过服务取得报酬获取生存资料)。如果这些演出被录制成片，他们的劳动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们的劳动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第二类:教师和医生。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医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第三类:国家官吏、军人、法官等。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上述三类纯粹的服务，马克思都肯定他们的服务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对纯粹服务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纯粹服务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则不是生产劳动，理由是这种劳动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规定性;也有人认为纯粹服务无论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还是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都是生产劳动，理由是马克思认为“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物质规定性只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劳动不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它还存在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如服务生产领域中。二、服务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和阐述，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他在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时，多次提到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或非物质的需要，都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就其形态而言包括两类，一类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类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后者就是服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可见，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务也具有交换价值，服务具有活动形式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可消费性，“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与“在物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道构成社会消费品，服务消费品能够“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分析了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服务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因为服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时马克思也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马克思认为“服务”也和一般商品一样，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马克思说:“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并且指出:服务产品“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人某一商品。这种产品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体现了具体服务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而对这些服务劳动的补偿，就形成了服务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服务产品的价值不需要凭借物质商品来表现，即其价值不需要加人到商品价值中，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服务产品本身就可以利用非实物使用价值作为其价值的载体，体现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服务产品既然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它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可知服务产品的存在形式不能作为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依据。
家务劳动价值篇5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随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世界上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新时代。
（一）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着重依靠现代劳动群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现代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其中，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而且涌现出大量的高科技产业；管理不仅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而且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管理或中介组织管理；服务不仅有为生活提供的服务，而且越来越为生产提供服务。劳动形态的变化导致财富的构成也发生重大转移：价值构成的主体已经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智能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价值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劳动不仅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积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70%，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70%以上。
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的内涵是什么？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劳动的形态和财富的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一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最大？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目前，中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仍然积聚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深化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依靠现代劳动群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必须深化认识马克思国际价值和国际市场价格理论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和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仅国内生产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国内市场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个别劳动能否转化成社会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取决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自然资源状况不同的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仍然发挥作用？衡量一国商品价格的标准是什么？个别劳动如何转化为社会劳动？加入wto以后，中国由单边的部分产业开放向双边的全行业开放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市场，在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探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商品的价值，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防止两极分化，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大。而在实际收入分配上，一部分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根据对要素的占有权在收入分配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一部分人仍然按照马克思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实行按劳分配。前者导致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收入分配的严重差距，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状况日益严重。后者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入世后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和外国投资的增加，收入分配将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收入高于货物贸易领域的收入；从事物质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收入高于国内企业的收入；从事传统产业的失业人口的增加。这种变化不仅会加大不同领域劳动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且受入世冲击，传统产业失业人数的增加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剥削？如何衡量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创造？如何解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利？深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生产关系，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论
（一）劳动中基本矛盾的形态变化决定着价值的形态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在任何其他经济条件下一样，人们必须从事劳动才能取得财富。但是，与其他经济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存在着分工和对于物品的私人占有。分工和私人产权的出现，使社会中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小一部分，他大部分的欲望可以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同时，社会本身也成了所谓商业社会。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的劳动产品才具有了价值的属性。
有人说价值是由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的交换关系不存在，只是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是不能为其所有者带来可以获得别人产品的价值的，他只能用它自我享用，自我陶醉，无法和别人的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取得和别人产品相比较的价值，即只能有使用价值，不可能得到价值。例如，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公社集体所有，氏族成员进行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在这种条件下，每个生产者的劳动，都直接服从于集体的需要，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大家劳动完了，就共同享用集体的劳动成果，根本不需要将劳动产品做为商品彼此进行交换。他们的产品无论多么有用和稀少，都无须表现为价值，不必采取价值的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决定价值存在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劳动者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别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并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为不同个人、集体或政府代表国家所有为存在条件的。虽然在公有制内部不存在私人或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但因为国家财产不能为每个公民直接占有，集体对外具有个别属性，在社会范围内是存在私人或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个别集体或国有企业占有，私人、个别集体或国有企业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劳动产品也归他们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或个别的性质，是私人的或个别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的或个别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具有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正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存在这种私人或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我国的劳动产品才和世界上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劳动产品一样，具有了可以用于交换和相互比较的价值。不过，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存在着公有制之内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而且在非公有制之内，以及非公有制之间也存在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因而其价值的形成和比较就更加复杂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价值不是物品，也不是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而是在物品的外壳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互相交换商品，实际上是互相交换各自的劳动；只不过由于私人或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这种劳动互换才采取了价值的形式、商品的形式。
（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既可以按照劳动的自然属性来区分，也可以按照劳动的社会属性来区分。按照劳动的自然属性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着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共同的标准，即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这里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包括了与物质生产直接有关的服务、管理和科技劳动。但是，如果按照社会标准来区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将会有不同的标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商品生产社会，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且由于资本家是社会的主人，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更狭义地讲，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过去，我国理论界长期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产生了片面的理解，仅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物质生产劳动，否定所有非物质领域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从而否定服务、管理和科技劳动等非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理论上的片面理解还导致了实践中的政策偏差，即一味注重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忽视服务业的发展；否认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也能创造价值，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认为科技工作者不创造价值，是比较次要的劳动者，无需大力培养。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生产力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已经纠正了上述理解偏差，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区分的五条标准：
1.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2.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3.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4.在经济领域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5.凡是能进入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我们认为，其中第三条标准和第四条标准结合起来，是区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较好标准。其中第三条标准是其基本内涵，第四条标准是其必要外延。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在当代，服务劳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已越来越大。承认它们是生产劳动，才能在理论上廓清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三）复杂劳动是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论证了复杂劳动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特殊作用，为从理论上阐明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的实际作用和应得利益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现在一种流行说法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主要从事复杂劳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更多的收入不能用他们的劳动来说明，只能用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来说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作为人力资本的知识，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取得了知识的有能力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创造价值的作用。只有人力资本却不去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价值的。现在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创造的价值却反倒比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这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用人力资本代替了劳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的劳动的结果。
人力资本的增多使简单劳动相对贬值了，但却使复杂劳动增值了。人力资本根本不可能使“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消失，相反，它却使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
（四）精神生产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
马克思所讲的精神生产劳动，并不是专指创造精神商品的劳动，而是指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精神产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主要直接服务于市场和消费者个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不很显著、比较间接的精神产品。
2.既直接服务于市场又对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如一些科普性的教材、应用型的技术等。
3.主要直接服务于整个社会，市场不很需要，不能马上给较多个人带来享受或经济利益的，如有关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等。
生产上述第一、二种精神产品的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可以创造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政府应鼓励这两类劳动者主要面向市场需求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以繁荣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生产上述第三种精神产品的劳动，属于非商品生产的劳动，无法被市场评价，虽然不能马上创造生产力或给较多人带来享受，但从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应对这类劳动者的劳动给予帮助。
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一）哪些劳动创造价值
1.生产劳动创造价值，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是参与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少数人生产剩余价值，而是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更大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满足需要必须依靠丰富的商品。因此，凡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应该算作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另外，在经济领域内与商品生产直接有关的劳动如宏观经济管理劳动也应该算作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除此之外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
2.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在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时，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是三个重要的方面。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这三个方面的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在上升，其创造的价值在社会总价值中的比重也在上升。
在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工农业的比重，服务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工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而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则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比一般生产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因为，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都属于复杂劳动，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量。马克思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之所以创造较多的价值量，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的有效运用还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生产力，使同一生产过程的相关劳动比一般的社会劳动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在社会劳动必要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带动相关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量。因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在这里，创造较多价值量的那些“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起了带动作用。
3.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也创造价值。
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劳动可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二是从市场挑选、聘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包括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并对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和业绩进行考核、监督和管理；三是从事企业的重大决策活动（只当董事长）。这三个方面的劳动都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属于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
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一些私营企业主本身是科技人员，其劳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科技劳动，这些科技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融为一体，也属于生产劳动，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
（二）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三卷来论述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价值的生产是内在和本质的东西，而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则是其表现形式。价值生产决定价值实现，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价值才能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为社会价值，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价值可以实现为较多的社会价值量，而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则不能得到价值实现。价值实现又决定价值分配，只有已经实现的价值才能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是相互区别的。在同样的经济制度下，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有不同的运作条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决定着相应的分配方式，但分配过程因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发生变形，在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中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而价值分配的方式却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调节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是可以分离的。虽然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都是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运行的，但经济政策可以对分配方式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价值分配方式与价值生产方式可以独立存在，分开运行，因此，坚持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的一元论，并不影响同时实行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只要价值分配的方式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表明对分配方式的政策规定和调节是合理的。
（三）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物化劳动是指凝结着过去劳动的生产资料；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而物化劳动只是借助于活劳动转移价值，它本身不能增加价值量。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比重不断下降，物化劳动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物化劳动始终离不开活劳动的推动，即使是所谓的无人工厂或无人车间，也需要一定的活劳动来启动机器和维护机器。因此，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关系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从逻辑上说依然能够成立。要否定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或要论证物化劳动也能创造新价值，除非有一种丝毫不耗费活劳动而又有价值创造的生产过程，而这种生产过程至今没有出现。
物化劳动之所以不能创造价值，还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经济关系，而物化劳动即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并不能像活劳动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体现这种经济关系。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虽然没有改变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本质特点，却大大地提高了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现代化生产中，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设备的地位在上升，转移价值的比重在增大；另一方面，高技术设备的采用大幅度地提高了活劳动的生产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或下降幅度较小的条件下，使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成倍增长。
（四）国际价值及其价值量的决定
在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中，国际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其价值量是由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计量的。马克思指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同样起作用，只不过决定价值量的尺度由一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变为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认识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我们根据世界必要劳动量来考虑我国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从而有利于我们寻找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降低单位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政策建议
（一）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应扩大范围
在当今新时代，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等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劳动形式，在价值创造和社会财富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
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应该扩大范围。过去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限制的范围太小了，金融、保险、商业、电讯等服务劳动也应列入创造价值的范围之内。
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应该扩大范围。目前，在我国，企业中的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行业管理劳动或中介组织者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国家或政府的管理劳动应一分为二，即管理公共经济的生产劳动和管理社会文化、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的非生产劳动。公共经济管理劳动是否成为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有的同志表示怀疑，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
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应扩大范围。过去仅仅把企业范围之内的科技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个范围太小了。事实上，在企业之外的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凡是进入市场交换的，都应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非义务教育如高等教育也应列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之列。
创造价值的精神生产劳动应扩大范围。并不是所有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生产服务于市场、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精神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主要是服务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为了市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如基础理论和道德文明的研究和写作。它们虽是非生产劳动，但是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从长远看它们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的价值很难由市场来评价，政府应给这类劳动者的劳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一定的经济资助。
（二）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及其收入的性质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具有两重性。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协调、指挥、监督活动是生产劳动。
如果私营企业家既善于管理，又掌握技术，他们的劳动就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现代生产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既创造社会财富，又创造价值。他们据此取得比一般工人更多的收入也是应当的、合理的，不应当看成剥削。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剥削收入，他们对雇佣劳动是有剥削的。但是，只要合法经营，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剥削收入也是合法的。同时鼓励私营企业主将收入转化为投资，扩大再生产，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
（三）正确认识非劳动生产要素与分配
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按劳分配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必然结论，分配主要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但是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论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非劳动生产要素虽然不创造价值，但仍可以参与价值的分配。因为：
第一，非劳动生产要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它们是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在价值的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它们，人类劳动无法凝结成价值。
第二，非劳动生产要素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或财富的源泉。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是资本、土地、技术、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开任何一项，物质财富的创造都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种所有制，非劳动生产要素与分配表现为要素所有者根据其对要素的产权参与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中投入的这些要素必然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获得相应的回报，否则，没有谁愿意投入这些要素，社会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下去。
据测算，目前从要素分配比例看，我国按劳分配占90%左右，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所占比例较低。1998年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中，劳动者报酬占87.3%，财产性收入（其中主要是利息收入）占6.8%，转移性及其它收入占5.9%。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劳动要素收入占的比例将有所提高。
（四）现行的分配政策应向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复杂劳动倾斜，具体的分配方式需要创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是比一般的劳动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更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复杂劳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劳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事这些劳动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责任和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从事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其它现代服务劳动的劳动者得到比一般劳动者高得多的收入，是和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做出的贡献相适应的，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要尽快更新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使收入分配向提供这些复杂劳动的劳动者倾斜。但是，倾斜多少？高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由市场来决定，要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国家可以适当调控，但不宜硬性人为规定。对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复杂劳动的具体分配方式，还要结合这些劳动的特点。由于从事这些劳动的劳动者的工作效果弹性很大，不容易监督，建议对这些人的按劳分配实行年薪制、股票期权制、技术入股等更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分配方式的创新。
（五）重视复杂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实现更多的国际价值
在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一国范围内的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但当面对世界市场，参与全球竞争时，情形就不同了。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必须是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国内市场上，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其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在国际市场上，国别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即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发达，国民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越高，它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就越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商品与服务贸易的规模十分庞大，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迅速，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国际价值甚至是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重视科技、管理等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使较少的国内价值转化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否则，较多的国内价值只能转化为较小的国际价值了。
（六）要更多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价格运动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重点应该有所转移，应更好地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和价格运动的规律性，应重点研究：
1.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会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是否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
2.国际价值，即“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予以肯定，但世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形成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家务劳动价值篇6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随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世界上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新时代。
(一)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着重依靠现代劳动群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现代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其中,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而且涌现出大量的高科技产业;管理不仅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而且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管理或中介组织管理;服务不仅有为生活提供的服务,而且越来越为生产提供服务。劳动形态的变化导致财富的构成也发生重大转移:价值构成的主体已经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智能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价值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劳动不仅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积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70%,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70%以上。
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的内涵是什么?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劳动的形态和财富的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一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最大?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目前,中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仍然积聚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深化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依靠现代劳动群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必须深化认识马克思国际价值和国际市场价格理论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和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仅国内生产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国内市场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个别劳动能否转化成社会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取决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自然资源状况不同的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仍然发挥作用?衡量一国商品价格的标准是什么?个别劳动如何转化为社会劳动?加入wto以后,中国由单边的部分产业开放向双边的全行业开放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市场,在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探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商品的价值,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防止两极分化,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大。而在实际收入分配上,一部分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根据对要素的占有权在收入分配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一部分人仍然按照马克思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实行按劳分配。前者导致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收入分配的严重差距,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状况日益严重。后者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入世后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和外国投资的增加,收入分配将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收入高于货物贸易领域的收入;从事物质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收入高于国内企业的收入;从事传统产业的失业人口的增加。这种变化不仅会加大不同领域劳动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且受入世冲击,传统产业失业人数的增加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剥削?如何衡量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创造?如何解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利?深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生产关系,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论
(一)劳动中基本矛盾的形态变化决定着价值的形态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在任何其他经济条件下一样,人们必须从事劳动才能取得财富。但是,与其他经济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存在着分工和对于物品的私人占有。分工和私人产权的出现,使社会中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小一部分,他大部分的欲望可以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同时,社会本身也成了所谓商业社会。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的劳动产品才具有了价值的属性。
有人说价值是由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的交换关系不存在,只是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是不能为其所有者带来可以获得别人产品的价值的,他只能用它自我享用,自我陶醉,无法和别人的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取得和别人产品相比较的价值,即只能有使用价值,不可能得到价值。例如,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公社集体所有,氏族成员进行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在这种条件下,每个生产者的劳动,都直接服从于集体的需要,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大家劳动完了,就共同享用集体的劳动成果,根本不需要将劳动产品做为商品彼此进行交换。他们的产品无论多么有用和稀少,都无须表现为价值,不必采取价值的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决定价值存在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劳动者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别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并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为不同个人、集体或政府代表国家所有为存在条件的。虽然在公有制内部不存在私人或个
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但因为国家财产不能为每个公民直接占有,集体对外具有个别属性,在社会范围内是存在私人或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个别集体或国有企业占有,私人、个别集体或国有企业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劳动产品也归他们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或个别的性质,是私人的或个别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的或个别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具有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正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存在这种私人或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我国的劳动产品才和世界上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劳动产品一样,具有了可以用于交换和相互比较的价值。不过,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存在着公有制之内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而且在非公有制之内,以及非公有制之间也存在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因而其价值的形成和比较就更加复杂化。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价值不是物品,也不是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而是在物品的外壳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互相交换商品,实际上是互相交换各自的劳动;只不过由于私人或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这种劳动互换才采取了价值的形式、商品的形式。
(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既可以按照劳动的自然属性来区分,也可以按照劳动的社会属性来区分。按照劳动的自然属性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着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共同的标准,即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这里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包括了与物质生产直接有关的服务、管理和科技劳动。但是,如果按照社会标准来区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将会有不同的标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商品生产社会,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且由于资本家是社会的主人,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更狭义地讲,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过去,我国理论界长期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产生了片面的理解,仅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物质生产劳动,否定所有非物质领域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从而否定服务、管理和科技劳动等非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理论上的片面理解还导致了实践中的政策偏差,即一味注重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忽视服务业的发展;否认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劳动也能创造价值,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认为科技工作者不创造价值,是比较次要的劳动者,无需大力培养。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生产力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已经纠正了上述理解偏差,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区分的五条标准:
1.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2.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3.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4.在经济领域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5.凡是能进入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
我们认为,其中第三条标准和第四条标准结合起来,是区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较好标准。其中第三条标准是其基本内涵,第四条标准是其必要外延。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在当代,服务劳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已越来越大。承认它们是生产劳动,才能在理论上廓清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三)复杂劳动是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论证了复杂劳动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特殊作用,为从理论上阐明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的实际作用和应得利益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现在一种流行说法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主要从事复杂劳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更多的收入不能用他们的劳动来说明,只能用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来说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作为人力资本的知识,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取得了知识的有能力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创造价值的作用。只有人力资本却不去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价值的。现在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创造的价值却反倒比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这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用人力资本代替了劳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的劳动的结果。
人力资本的增多使简单劳动相对贬值了,但却使复杂劳动增值了。人力资本根本不可能使“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消失,相反,它却使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
(四)精神生产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
马克思所讲的精神生产劳动,并不是专指创造精神商品的劳动,而是指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精神产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主要直接服务于市场和消费者个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不很显着、比较间接的精神产品。
2.既直接服务于市场又对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如一些科普性的教材、应用型的技术等。
3.主要直接服务于整个社会,市场不很需要,不能马上给较多个人带来享受或经济利益的,如有关基础理论的学术专着等。
生产上述第一、二种精神产品的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可以创造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政府应鼓励这两类劳动者主要面向市场需求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以繁荣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生产上述第三种精神产品的劳动,属于非商品生产的劳动,无法被市场评价,虽然不能马上创造生产力或给较多人带来享受,但从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应对这类劳动者的劳动给予帮助。
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一)哪些劳动创造价值
1.生产劳动创造价值,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是参与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少数人生产剩余价值,而是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更大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满足需要必须依靠丰富的商品。因此,凡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应该算作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另外,在经济领域内与商品生产直接有关的劳动如宏观经济管理劳动也应该算作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除此之外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
2.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在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时,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是三个重要的方面。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这三个方面的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在上升,其创造的价值在社会总价值中的比重也在上升。
在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工农业的比重,服务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工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而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则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比一般生产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因为,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都属于复杂劳动,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量。马克思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
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之所以创造较多的价值量,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的有效运用还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生产力,使同一生产过程的相关劳动比一般的社会劳动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在社会劳动必要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带动相关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量。因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在这里,创造较多价值量的那些“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起了带动作用。
3.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也创造价值。
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劳动可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二是从市场挑选、聘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包括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并对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和业绩进行考核、监督和管理;三是从事企业的重大决策活动(只当董事长)。这三个方面的劳动都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属于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
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一些私营企业主本身是科技人员,其劳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科技劳动,这些科技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融为一体,也属于生产劳动,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
(二)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三卷来论述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价值的生产是内在和本质的东西,而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则是其表现形式。价值生产决定价值实现,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价值才能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为社会价值,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价值可以实现为较多的社会价值量,而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则不能得到价值实现。价值实现又决定价值分配,只有已经实现的价值才能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是相互区别的。在同样的经济制度下,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有不同的运作条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决定着相应的分配方式,但分配过程因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发生变形,在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中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而价值分配的方式却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调节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是可以分离的。虽然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都是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运行的,但经济政策可以对分配方式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价值分配方式与价值生产方式可以独立存在,分开运行,因此,坚持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的一元论,并不影响同时实行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只要价值分配的方式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表明对分配方式的政策规定和调节是合理的。
(三)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物化劳动是指凝结着过去劳动的生产资料;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而物化劳动只是借助于活劳动转移价值,它本身不能增加价值量。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比重不断下降,物化劳动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物化劳动始终离不开活劳动的推动,即使是所谓的无人工厂或无人车间,也需要一定的活劳动来启动机器和维护机器。因此,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关系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从逻辑上说依然能够成立。要否定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或要论证物化劳动也能创造新价值,除非有一种丝毫不耗费活劳动而又有价值创造的生产过程,而这种生产过程至今没有出现。
物化劳动之所以不能创造价值,还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经济关系,而物化劳动即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并不能像活劳动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体现这种经济关系。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虽然没有改变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本质特点,却大大地提高了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现代化生产中,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设备的地位在上升,转移价值的比重在增大;另一方面,高技术设备的采用大幅度地提高了活劳动的生产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或下降幅度较小的条件下,使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成倍增长。
(四)国际价值及其价值量的决定
在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中,国际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其价值量是由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计量的。马克思指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同样起作用,只不过决定价值量的尺度由一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变为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认识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我们根据世界必要劳动量来考虑我国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从而有利于我们寻找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降低单位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政策建议
(一)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应扩大范围
在当今新时代,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等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劳动形式,在价值创造和社会财富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
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应该扩大范围。过去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限制的范围太小了,金融、保险、商业、电讯等服务劳动也应列入创造价值的范围之内。
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应该扩大范围。目前,在我国,企业中的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行业管理劳动或中介组织者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国家或政府的管理劳动应一分为二,即管理公共经济的生产劳动和管理社会文化、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的非生产劳动。公共经济管理劳动是否成为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有的同志表示怀疑,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
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应扩大范围。过去仅仅把企业范围之内的科技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个范围太小了。事实上,在企业之外的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
的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凡是进入市场交换的,都应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非义务教育如高等教育也应列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之列。创造价值的精神生产劳动应扩大范围。并不是所有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生产服务于市场、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精神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主要是服务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为了市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如基础理论和道德文明的研究和写作。它们虽是非生产劳动,但是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从长远看它们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的价值很难由市场来评价,政府应给这类劳动者的劳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一定的经济资助。
(二)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及其收入的性质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具有两重性。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协调、指挥、监督活动是生产劳动。
如果私营企业家既善于管理,又掌握技术,他们的劳动就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现代生产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既创造社会财富,又创造价值。他们据此取得比一般工人更多的收入也是应当的、合理的,不应当看成剥削。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剥削收入,他们对雇佣劳动是有剥削的。但是,只要合法经营,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剥削收入也是合法的。同时鼓励私营企业主将收入转化为投资,扩大再生产,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
(三)正确认识非劳动生产要素与分配
家务劳动价值篇7
【摘要】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当今的服务性产业理论以及构建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产业理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马克思在其生产劳动理论中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都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前者是后者的简称。这里的生产的含义是指再生产，即不断补偿所消费的价值。马克思完整的生产劳动概念实际上有三个范畴：（1）生产劳动一般；（2）简单商品生产劳动；（3）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1.第三产业与服务业的提出与划分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内容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上升。作为这一经济现象的理论反映，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三次产业”理论。其要点是根据世界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次序，依次将产业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后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1940年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三次产业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系统化，全面区分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三大部门。从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学界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统计部门，普遍接受和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随后，在联合国的经济统计中也开始采用。科林・克拉克后来用“服务性产业”替代了“第三次产业”这一概念。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第三次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就内容而言大致是一回事。
美国的经济学家拉斯莫教授在1966年第一次对有形实体商品和无形服务商品做了区分，从而对服务经济学或服务营销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完全不符合经济学说史的事实的。1857-1859年间，马克思这样写道：“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他后来（1862年）又更精练地表达：“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的。”他还说：“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几点：（1）是一种商品，这点和具有物质形态的有形商品完全一样，都具有商品两因素。（2）服务的特性是它提供给人们的使用价值是一种活动。正是这种特性使它获得了“服务”这个有别于其它商品的名称。服务和其它如钟表等有形商品的差别仅仅表现在形式上，它们的实质没有任何不同。（3）服务具有交换价值，因而也就具有价值。不过这里不是说有价值就一定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因为有些服务仅仅能够交换回一个等价而没有价值增殖。商品的两因素只是使商品交换成为了可能，但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增殖。（4）既然是使用价值，那么，它当然也是社会财富的构成部分。
因此，在马克思的服务概念中，服务是否为一种生产劳动，不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是说有的服务劳动受资本雇佣能够创造剩余价值，是生产劳动；而另一些服务劳动则只是作为收入的单纯消费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不是生产劳动。区分何种服务是生产劳动的标准，和其它别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那就是看这种服务最终是否为了货币所有者获取价值增殖的目的而购买。我们在上面讲过，马克思将一切劳动过程的产品分为两种存在形式，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活动的产品自然也不例外。除此以外，马克思的服务概念还有两对范畴：纯粹服务和非纯粹服务、单纯服务和非单纯服务。这里要强调的是，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角度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的角度，而不是劳动者的角度出发的。这是理解如何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关键。非单纯服务：指服务活动被购买后，货币所有者在得到该服务活动提供的使用价值后，不是自己消费，而是在市场上出售，交换后不但补偿了购买该活动所耗费的费用，而且还能够产生价值增殖，那么这就是非单纯服务。比如同样是厨师，如果他被某人雇佣到其饭店做师傅，这个厨师的劳动活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不是被货币所有者自己消费，而是用来交换，结果不但补偿了雇佣厨师的费用，而且还获得了利润或剩余价值。那么这个厨师提供的服务就是就是非单纯服务了。马克思自己还举例说：“像鸟一样唱歌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假如她为了货币而出售自己的歌唱，她就因此而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商品交易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直接生产资本。给别人上课的教师不是生产劳动者。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同其他人一起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一个学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为贩卖知识的学院所有者增殖货币，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这里的歌女和教师也都是非单纯服务了。因此，非单纯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劳动。
作为服务劳动中重要内容的科研劳动是否成为生产劳动，并不是要看科研活动本身是否重要，是否成为了所谓的“第一生产力”，而是要看科研劳动是否为资本所雇佣为资本所有者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点和其它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如果科学家不能使自己的劳动能力或自己的劳动成果通过市场交换出去的话，那么这个科学家的劳动能力或劳动成果就根本不能被证明是为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更不存在任何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这类的问题。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连成为使用价值都不行，更别说价值了。因此，问科研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这个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生产劳动的定义根本“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来的，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从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和这个具体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完全无关。
2.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科学性的影响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核算都是测量其理论体系内在合理性的重要标志。有学者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国民收入核算――引者）与所有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都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国民收入问题本身就包容或概括了全部经济问题。”因此，由于基础理论的缺陷导致在对经济宏观总量指标核算陷入困境的现象，在经济学说史也时有发生。以下仅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核算国民收入这一总量指标时，由于对生产劳动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混乱。
（1）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在国民收入核算上的问题
我国以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mpS设计时最大的特点是前苏联的理论家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因此，mpS的国民收入核算时只统计物质产品而不统计非物质产品。据说这是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得出的结论。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曲解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两大部类新创造的价值总和，即V+m。其中m是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总和。就纯经济理论而言，当然有m=∑m（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之和）。但是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由于竞争规律的作用，m就会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平均，那么，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m也就会被既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自然包括由此决定的法权关系）自动地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内分解成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不同部分。这个时候，∑m已经表现为一个被社会系统充分平均后的量，如果仅仅统计∑m，就只会有∑m＜m，从而∑m已经不足以反映m真实的量。而∑m和m之间的差额已经被社会自动分解为非生产部门的各种收入。因此，从全社会来看，被社会系统充分平均后有如下关系：m=所有生产部门利润之和＋所有非生产部门收入之和其中，所有非生产部门自然包括政府、纯商业流通、金融等等部门。一切由于社会缺陷所造成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门，都理应得到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些部门所造成的费用都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所以，从全社会来看，要统计国民收入就必须统计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收入总和，而不是仅仅在生产部门内进行统计。因此“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末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实际上，以上分析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在最终统计的意义上，只反映社会总剩余价值的最终构成，而不反映剩余价值的最终来源。可见，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不仅在生产性的问题上曲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在最终统计上也关键性地漏掉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在社会各部门充分平均的理论。因此，mpS只能是一个缺乏任何理论基础（除了前苏联自己的僵化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谬误大全。在国民收入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也认为“ni代表的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全部生产要素收入”“国民收入等于工资、利润、租金和利息的总和”。尽管这个结论是从庸俗的生产要素论得出的，但从结果来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这么说，西方经济学从错误的前提幸运地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2）国民帐户体系（Sna）在国民收入核算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中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和国民收入ni具有以下关系：Gnp=nnp＋折旧；nnp=ni＋间接税。如果说，在国民收入的最终构成上，西方经济学得出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正确的结论，而其理论基础生产要素论幸运地并没有造成混乱的话，那么，在说明Gnp、nnp和ni之间的关系上，生产要素论就立刻显示出了其内在的缺陷。首先是折旧。在计算Gnp这个反映社会生产增加值的总量指标时，折旧这项与增加值没有任何关系的指标，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和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人为地加了进来。连萨缪尔森也感到这里进行了重复计算，却说不清楚为什么。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统计Gnp为什么要加入折旧这个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含混其词。由于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较少地涉及生产劳动理论，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从略。其次是间接税。撇开阶级性不谈，我们知道国家是由于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而产生的执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制性社会组织。国家向社会提供的服务带有强制性。但是国家提供这种服务并不因为其强制性而变的没有任何代价，而是同样存在着生产费用，各种公务人员同样要付出各种体力或脑力的劳动，这里体现的是国家提供的服务与社会生产者为购买这种服务所产生的一种交换关系。尽管国家政务劳动并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但是，税收却正是政府提供诸如维护社会次序、保卫国民安全、弥补市场缺陷等等服务所应得到的等价报酬或收入。因此，无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其本质都是国家提供服务所应得到的报酬，而并不是社会生产者直接无偿转移给政府的一种特殊收入。间接税在这里只不过表明，本该由生产者支付给国家的一部分报酬，被转嫁给了消费者。但是，这对国家所得到的收入的量而言并无任何区别。所以：nnp=ni＋间接税。这个关系式中包涵着重复计算的因素。国家因提供服务所得到的收入已经通过国家公务员工资等各种形式计入了国民收入，其中自然包括社会生产者以间接税支付的部分，如果此时再度以间接税的形式加入，明显是重复计算。西方经济学中，Gnp、nnp、ni是三个不同的总量指标，但是这三个指标的不同是由于基础理论的缺陷而人为造成的混乱。
尽管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原理时，没有把非物质生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他还是在其它经济学手稿中，对服务性产业及其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与消费的特点、发展的规模及趋势等，作了原则性阐述。在服务性产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还微不足道时，就已敏锐地预测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转移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段进朋.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a］.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C］，2004
［2］蔡菲.劳动过程理论评述［a］.2011年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1
家务劳动价值篇8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家务劳动价值篇9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家务劳动价值篇10
我们所说的劳动价值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系统学说。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代表人物——配第、斯密和李加图先后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科学成份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整体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习和讨论，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基本认识。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原来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能否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问题，面临着对现实经济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适应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认识的挑战，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挑战。关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
（一）现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在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并围绕着物质产品生产过程而展开的，与物质产品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服务业部门基本上被排除在价值创造的考察范围之外。比如，将货运与客运区分开来，把前者列入价值创造的链条，而把后者列为不创造价值的部门，就是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服务业的生产和就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全世界的平均数超过了60％，一些高收入国家超过了70％；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也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水平。相应地，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从全世界范围看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而将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外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经济现实的挑战，深化对服务劳动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科技革命引起的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所依据的生产方式是工业机器大生产，活劳动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生产资料则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转移，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现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出现了无人车间以至无人工厂，活劳动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质财富及其体现的价值量却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其中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趋势，如何解释价值量高速增长的来源？如何认识科技、知识与新价值创造的关系？能否继续坚持和怎样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一元价值论？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和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现代金融和信用制度为中心的经济流程的日益复杂化，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传统工业社会相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如教育行业的劳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认识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知识型劳动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特点，也是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新内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分配模式的形成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除了外商投资经济之外，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日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收入来源的性质和特点，以及这些方面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和要求的关系？
同时，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建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格局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定型和完善，并且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具有上升的趋势。这种新的分配模式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改善，因此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新的分配模式与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并不一致，如何进一步认识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的关系，以及当前经济政策与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关系，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包括对传统认识的再认识，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
二、几个方法论问题
2001年以来，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在全国经济理论界热烈地展开，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和进展。但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还处于分歧明显、相持不下的状态。其中的主要原因，也许与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如果方法论问题不解决、不统一，对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老问题的讨论将不能有效深入。
（一）“完整、准确把握”与“深化和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包含丰富的内容，有严密的逻辑。从理论上说，我们在深化认识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不能撇开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去另搞一套，更不能在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思的情况下就去胡乱深化。比如说，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的概念与价值创造；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以及一系列范畴的定义和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在准确加以把握的基础上去展开讨论，分析哪些应当坚持，哪些需要扬弃，哪些需要补充、完善和发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样才能使讨论有效深入，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大多数基本范畴和内容，在理解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这些内容不是深化认识的主要问题；而对于一些长期存在争论、需要“深化和发展”的问题，要“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思却有较大困难。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角度、方式和重点，因而在表述的意思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甚至很大的差别，从这些差别能引申出相当不同以至完全不同的判断或观点。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学手稿》等不同的著作中，而且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二、三卷（恩格斯整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深化”的讨论往往变成了对“理解”的争论。如果不同学者之间相互摆出了“深化”的依据，那么“理解”上的分歧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如果不同的学者只是将自己的理解作为暗含的前提去深化认识，则“深化和发展”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没有共同基础和共同语言的争论，显然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
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某些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要是在“完整、准确把握”上不能达成共识，在“深化和发展”上就更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关键在于先解决“完整、准确把握”的问题。这不能以某一位学术权威的理解为依据，不能通过所有学者投票的方式来定论，也不可能依靠中央的政策去定调子，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来统一认识。因为我们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是为实践服务的。这就是说，如果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内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且都有相应的文献依据和有力的理论支撑，那么，应以最能解释现实，最适应实践需要的那种理解作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对于那种不能解释现实，不适应实践需要的理解，即使也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我们也不能以其作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否则等于给当前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设置了新的障碍。这可以说也是一种从“实事求是”原则出发的做法。这样，有利于将“完整、准确把握”与“深化与发展”的关系统一和协调起来。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批判过的理论和观点
当我们从实际出发去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所突破时，很容易陷入马克思已经批判过的一些所谓“庸俗价值论”。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一元价值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批判这些原有的价值论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如果要承认物化劳动参与创造价值，就有回到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之嫌；如果强调使用价值或效用（包括商品质量）对价值量形成的作用，就容易陷入“效用价值论”；而要素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是过去长期受批判的。可以说在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学者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所有试图脱离劳动一元价值论轨道的观点，都可以与庸俗价值论挂上钩。这也是每当有人从这方面提出新的价值论观点就会受到批判以至围攻的原因。
但是，要是马克思的一元劳动价值论受到实践越来越明显的挑战，我们应当怎么办？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关系？是不是马克思已经批判过的理论或观点就必然是完全错误的，就必然一点也不能再合理使用或吸取有益成份？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在批判吸收以往经济学家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又是一位严谨的著名学者，这种双重身份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作为革命导师，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是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著名学者，马克思又非常重视理论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他的劳动价值论广泛地吸纳了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益理论和观点。马克思这种将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密切结合起来的优秀典范，是当前我们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应当认真学习的。
我认为，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当年批判庸俗价值论的历史动因，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勇于合理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跳出动辄将多元价值论与庸俗价值论挂上钩的认识论误区，从而拓宽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真正将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推向深入。马克思当年曾深刻地批判过私有制，而现在我们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还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鼓励和引导私营经济的投资和发展。从这一点看，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借鉴和应用一些“庸俗价值论”的有用理论和观点，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
（三）划清界限的方法是不是科学的方法
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与“批判方法”相类似的障碍，就是强调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庸俗价值论之间划清界限，包括划清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的界限、与供求价值论的界限、与效用价值论的界限，等等。划清界限的方法，在我国改革前曾经是一种长期被滥用的方法。从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与五类分子以至“臭老九”的界限，到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划清无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界限，到完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封闭起来，将西方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进展拒之门外。这些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界限所带来的影响，是众所周知和教训深刻的。好在2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推进的历史大潮，特别是党中央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定所推动的实事求是精神，已经将那些人为设置的一道道界限冲刷得所剩无几。在这种条件下，难道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还要受什么界限限制吗？
我认为，所谓“划清界限”的方法，恐怕不是科学的方法，不是好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列宁指出，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试图通过划清界限来割断联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难以划清界限，那么，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适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各种（“庸俗”）价值论之间也是具有必然联系而难以划清界限的。我们不但不应该强求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而且需要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使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结果达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四）从实际出发与理论和政策的关系
第一，要根据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去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我们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不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内容，或理论与实践有矛盾的方面，去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包括突破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框架，部分否定或扬弃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例如，要扩大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范围；要肯定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重要作用；要理清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关系，明确各生产要素如何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只有从实际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才能使我们的讨论具有针对性，抓住主要内容，重点突破，提高深化认识的效率，有效地达到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并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服务于政策的关系。经济理论要为经济政策服务，当前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也要实现这个要求。但是，经济理论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经济政策却有渐进性和可调整性的特点。因此，经济理论可以而且应当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随着经济政策的需要亦步亦趋，那样表面上是围绕着政策需要去发展理论，结果反而会落后于政策的需要，不能适应经济政策调整推进的要求，出现临时抱佛脚，匆忙找理论根据的情况。经济理论应当有超前性，完全可以比经济政策走得更远。
从这个角度看，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应当加大突破的力度，有些探索和创新也许需要跳出马克思的逻辑框架，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的束缚。否则，再过五年十年，可能又要根据政策的需要再度来深化和发展理论。比如说，对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是不是参与创造价值的问题，从而高科技和知识产权在价值创造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就很可能是这样。
三、当代劳动有哪些新特点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理论是价值理论的基础。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两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劳动的性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决定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劳动的形式（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决定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劳动转化为价值的必要性；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决定了价值量创造的多少；劳动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价值的本质属性。因此，理解劳动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
现代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范围扩大和发展程度提高，使当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只有认识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才能在此基础上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当代劳动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型劳动的种类多、比重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使很多服务型劳动从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中分离独立出来并实现了产业化，同时，现代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需要又导致了很多新兴服务业的产生和形成，这两个方面使现代服务业部门不断扩张，仅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并要求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就达到150多种之多，而细分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型劳动就更是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使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比重大幅度下降，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比重大幅度上升。1965年，全世界低收入国家中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只占13％，高收入国家中为48％，而到1990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中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达到64％，而从事工农业的劳动力下降到只有36％，这种趋势在最近十几年来还在进一步发展。
在社会总劳动中比重越来越大的服务型劳动，既参与了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也参与了社会价值如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并且，这些服务型劳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科技型劳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商品价值的创造已经由马克思时代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这是有道理的。生产过程中科技型劳动的比重和作用上升而一般性劳动的比重和作用下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不断地加强着这种趋势。科技型劳动包括科学研究、发明和应用过程的劳动，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和技术服务的劳动包括企业内部的科技劳动和为社会服务的科技劳动。随着现代生产过程中科技水平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的上升，不仅科技人员劳动的比重和作用在迅速增长，而且一般生产者的劳动中的科技劳动含量也在不断增加。就是个体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劳动中，科技劳动的含量也已经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科技型劳动既比一般性劳动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和价值，又带动或促进了同一生产过程的相关劳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这些劳动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创造了较多的价值量。
第三，管理型劳动在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以信用为中心、以金融和信息技术为工具的现代经济运行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大大地拓宽了管理型劳动的内容和范围，增强了管理型劳动的重要性。所谓管理型劳动，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管理型劳动，对于企业经济、部门经济和国家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起着重大的作用。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的管理型劳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不断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运行规律和调节特点的基础上，管理型劳动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部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
管理型劳动不仅参与了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而且与科技型劳动一样，也能够带动其管理下的相关劳动提高生产率或工作效率，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量。
第四，劳动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中的劳动，主要是指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有关的劳动，而将家务劳动、自给自足和自我服务的劳动排除在外。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个人事务和家庭事务的劳动社会化，形成了社会性产业；这些劳动转变为有偿，成为一种商业化行为；同时，作为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劳动，又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产生了竞争和价格机制，实现了劳动的市场化配置。发达国家中家政服务、服务和中介服务的高度发展，就是个人和家庭劳动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出现这种趋势。
个人和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使这些劳动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扩大了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社会劳动的范围。
第五，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劳动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社会文化进步，使社会需求结构中的物质需求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为适应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增长，当代社会劳动中从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事业的劳动的比重也大幅度上升，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劳动中有一部分直接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还有一部分则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
四、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包含着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商品的价值则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两种属性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各种特殊的有用的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了各种具体形态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正如使用价值与价值存在于同一商品中一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也存在于同一劳动之中，而不是两种分离的劳动。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商品两种属性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核心是劳动转化为价值的问题，而这又决定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之所以要转化为价值，是因为私人劳动需要转化为社会劳动。什么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说，“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也就是说，私人劳动是生产者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社会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只有通过交换，他的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为什么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会成为劳动转化为价值的条件？问题在于，商品的两种属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使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具有两重社会性质：一方面，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是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出使用价值，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它作为一般的人类劳动，形成相同实体的价值，使完全不同的劳动能够互相等同，互相交换。私人劳动的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所耗费的相同的抽象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才能转化为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页）在这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生产出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仅仅从生产者本身看来的产品的有用性；第二，生产的商品必须通过交换，从而使耗费的抽象劳动得到社会承认。由此可见，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正是商品的两种属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引起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反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商品的形态和生产商品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但商品的两种属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依然存在，商品（包括服务）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依然决定着劳动转化为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依然起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采取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形式。从事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同样具有两重社会性质，必须创造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形成同一实体的价值，同时也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着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存在着劳动转化为价值的动因和过程。
劳动转化为价值的动因和过程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这种被物的形式掩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此之前，“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88～89页）马克思第一次通过对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分析，揭示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生产者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揭示出被物的表象所掩盖的价值的本质。这种本质同时也表明，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范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价值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而存在，它依然通过物的形式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生产者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点，不会因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而改变。而把握好价值的这个社会本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现实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
五、如何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是参与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中，合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一项重要内容。
（一）生产劳动的范围需要扩大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劳动的概念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二是指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是否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不再被当作确定劳动性质的依据，因而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主要沿用的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一种含义，即以是否直接生产物质产品，作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论述，物质产品主要是指工农业生产的实物产品，生产劳动的范围，包括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一切劳动，以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延续的劳动（如包装、保管等劳动）和相关的各种生产性劳务（如货物运输等）；而非生产劳动则是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劳动（在非生产劳动领域中也存在着部分生产性劳动）。
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在整个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服务业的劳动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随着现代科技和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现代金融和信用制度为中心的经济流程的日益复杂化，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条件下，物质产品的概念已经由当时的实物产品（有形产品）扩展到包括非实物产品（无形产品）的大多数社会产品，生产领域也由当时的工农业及其延伸部门扩展到涵盖各种社会分工需要的大多数国民经济部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上物质产品概念和生产领域范围扩展的同样趋势。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当前划分生产劳动的四种标准
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围需要扩大的问题，理论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但这个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则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生产劳动的范围有争议，是因为划分标准不同。概括起来，目前理论界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标准：
一是以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作为划分标准。属于从事商品生产，要经过市场交换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不属于商品生产和不经过市场交换的劳动，则是非生产劳动。
二是以经济运行范围内的劳动作为划分标准。属于经济运行范围内的劳动，包括微观生产领域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在此之外的劳动，如非经济领域的上层建筑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三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的统计体系已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列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行业属于创造价值的行业，其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不列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行业属于不创造价值的行业，其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四是以有用的社会劳动作为划分标准。对社会有用的所有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而对社会无用或有害的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
以上四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导致生产劳动的范围由窄到宽。根据第一种划分标准，生产劳动的范围被限制在微观生产领域；而根据第四种划分标准，生产劳动的范围被扩大到包括微观和宏观领域、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一切有用社会劳动。
（三）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方法和结论
如何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目前经济理论界在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时，基本上都采用了肯定法。即依据一定的划分标准或判断标准，逐个行业进行分析和判断，来确定该行业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或是否应当列入生产劳动的范围。
但是，这种判断方法既比较麻烦，也容易出现矛盾。国民经济包括了门类众多的大大小小很多行业，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行业还在不断产生或形成，逐个行业来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有很大的困难，以至于会出现半夜里醒来又发现某个行业的劳动也应该属于生产劳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同样是服务劳动、科技劳动或管理劳动，有些属于生产力领域，有些属于经济基础领域，有些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其中一些被列为生产劳动，另一些被列为非生产劳动，而它们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如何能够解释得通？
因此，我们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来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需要将目前的肯定法改变为否定法。也就是说，通过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将一些明显不能列为生产劳动的劳动排除出去，其余的各个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例如，如果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社会分工所决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切劳动，将色情、等有害的行业（在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合法而公开的行业）排除出去，那么符合这个定义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围。这样来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也基本上与我国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口径相同。
六、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表明，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量不是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这里，“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是指现有社会的平均生产条件，“一定量使用价值”是指同一种使用价值的商品数量和质量。
生产每一种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同量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社会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凝结在同量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就越大。在这种条件下，一定量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与体现在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而与这一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
然而，这是就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言的。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从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变化，那么，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个别劳动时间可以转化为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较多的价值量；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个别劳动时间则相反，只能转化为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较少的价值量。这种情况，一般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所生产商品的数量和质量表现出来。
以上所说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它是从微观的生产过程中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有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这些分配比例影响着各个部门商品的总供求关系，从宏观层面上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是不是参与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还是只影响商品价值量的实现，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商品总供求关系对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作用。在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过程中，应当肯定总供求关系对于价值量决定的重要作用。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市场供求关系分为总量供求关系和一般供求关系（后者包括地域和季节供求关系、品种和质量供求关系等），总量供求关系参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而一般供求关系则影响商品价值量的实现即价格的波动。这一点在我国近几年出现买方市场的条件下表现得很突出。这不等于承认“供求价值论”，而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完整把握。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决定，还存在着一个有效劳动与无效劳动的问题。只有有效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商品的价值量；而无效劳动，不论是否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不能形成价值量。相应地，高效劳动可以转化为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较多的价值量；而低效劳动则相反，只能转化为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较少的价值量。例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的劳动就属于无效劳动，不能形成价值量；生产出低质量产品的劳动属于低效劳动，只能创造较少的价值量；而生产出优质产品或高质量产品的劳动，则属于高效劳动，可以创造较多的价值量。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效用价值论，实际上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也符合恩格斯关于商品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断。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过去在论证按质论价的理论依据时，往往将质量差价说成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一种价格偏离价值的表现。但价格偏离价值怎么能够长期化和正常化（相对固定化）？如果说产品质量高是因为付出了较多的劳动（生产费用），但实际生产过程却表明劳动（生产费用）并没有增加。对于高质量的服务或高质量的管理，就更是没有多花费劳动时间。因此，只有肯定高效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量，才能从根本上论证质量差价的理论依据。
以上说的是价值量决定的国内情况，那么，从国际角度看，商品的价值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在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中，国际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其价值量是由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计量的。马克思指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同样起作用，只不过决定价值量的尺度由一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变为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认识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我们根据世界必要劳动量来考虑我国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从而有利于降低单位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七、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
当前国内经济理论界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价值实现尤其是价值分配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引起的。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分配领域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需要经济理论作出分析和判断。因此，进一步认识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关系，是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认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落脚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三卷来分别论述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决定的：研究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过程是从抽象到具体。价值的生产是内在和本质的东西，而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过程中，始终与价值生产的内容和特点联系起来，贯彻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社会价值量，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逻辑。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第二，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实际过程又是彼此分离的。
从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的内在联系看，首先，价值生产决定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之前就决定了的。马克思曾使用过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概念，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又符合社会总劳动在该部门的分配比例即第二层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真正转化为社会价值，而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含义或第二层含义的个别价值则不能转化为社会价值。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商品的价值量表现为价格，价格随着市场一般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其次，价值实现又决定价值分配，只有已经实现的价值才能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以及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再分配。因此，价值的生产也决定着价值的分配。从这个角度看，“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这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不过是生产方式的体现的理论，并对穆勒、拉萨尔和杜林割裂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关系的观点和主张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