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体系篇1
一、发达国家低碳财税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纵观发达国家的低碳财税政策，主要有四大特征：一是在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过程中，碳税或能源税受到广泛的重视与运用；二是在实施低碳税收政策过程中，大多秉持了税收“中性”原则，保证了宏观税负的基本稳定；三是注重发挥政府资金投入的“杠杆”作用；四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配合作用。
(一)碳税应用范围的扩大化。自从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目前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以及英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开征了碳税或类似的税种(气候变化税、生态税、环境税，或能源税等)，其目的是借政府“有形”之手解决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成本内化来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碳税收入运用的定向化。为鼓励市场主体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增加相应的财政支出，而这些支出往往来自碳税收入。如英国的气候变化税是针对各行业在使用煤、电、气时征收的一种税金，其收入的绝大部分又通过各种方式回流到企业。在征收碳税时，大多数国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从而保证在总体上不增加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
(三)低碳财税政策的杠杆化。在促进经济低碳化过程中，既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低碳化改造，又需要对新能源进行开发投资。所以，发达国家十分注重低碳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与杠杆作用，政府除了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外，还常利用担保基金、循环基金，以及风险基金(如英国的碳基金)等作为杠杆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各种能效项目、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四)低碳财税政策重在鼓励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自主化。通过强制性税收措施能够对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起到一定效果，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发达国家在实施低碳税收政策时，还非常注重鼓励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自主性，即与政府签订自主减排协议的行业或企业，若能达到协议商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待遇。
(五)税制调整的“绿色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目的是使税制从整体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一是开征有利于控制气候暖化、保护环境的新税种，如碳税、气候变化税，以及生态税等；二是调整原有的税制中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从“谁污染、谁付费”转向“谁环保、谁受益”，征收环境税的出发点已不再局限于筹集环境治理资金，而是逐步扩大到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向低碳化上来。
(六)行政措施、财税政策、市场机制的协同化。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会综合性地运用到行政措施、财税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等手段，并不断地通过提高这些手段之间的协同化程度来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二、几点建议
(一)建立低碳财税政策体系，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节能减排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与紧迫，但尚无完整的低碳财税政策体系。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主要靠行政命令从上至下分派减排指标，再从下至上逐级汇总任务完成情况，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很难保证地方上报的数据中没有“水分”。行政手段有余，而经济措施不足正是我国治污效果不佳或时有反复的主要原因。在能效投资、新能源开发等方面，有一些财政支持与鼓励政策，而对高能耗、高排放缺少必要的经济约束手段，其表现之一就是缺少相应的税收调控工具。如碳税、硫税、能源税等能够使环境成本内化的税种，在我国基本上仍属空白。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实际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尤其是低碳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对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为起激励作用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二是对市场主体的耗能排放行为起约束作用的税收政策体系。前者主要包括国债投入、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可以相应地降低市场主体在能效投资、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成本支出，达到鼓励全社会主动减排的目的；后者主要是指与能源消费有关的各种税费征收措施，其目的是增加市场主体的能源使用成本，进而约束市场主体的能耗行为。
(二)增设低碳预算支出项目，保障节能减排投入的稳定性。将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的政府财力支出纳入财政预算支出范畴，并增设相应的低碳预算支出项目。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确立低碳预算支出的规模与年均增长幅度，保证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执行；同时，也使得财政在履行发展低碳经济职能时，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三)适时开征碳税，逐步扩大征税范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节能减排的内在压力与日剧增，迫切需要设计更有针对性和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应将开征碳税纳入议事日程。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开征碳税之初，以重工业领域为主，随着时机成熟再逐渐扩大到建筑、交通、公共机构和公用事业领域，最后争取到“十三五”期间，将碳税覆盖到居民家庭。税率也应遵循从低到高的原则，给市场以充分的调整与适应时间。
(四)推行“中性化”的低碳税收政策，维护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通过补贴、税收返还以及降低其他税收收入等方式，以实现社会总体税负水平基本保持不变，避免因税负增加而弱化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财税政策体系篇2
长期以来我国财税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是需求端，对需求的刺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因此，我国的财税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从扩总量转为结构优化，供给侧改革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
1“供给侧改革”的定义及理论基础
11“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在2016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改革（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s）要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目标，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原则；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重新配置要素资源，以适应灵活的需求变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12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学派是供给侧的理论主要来源地，将萨伊（法国经济学家）“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理论作为核心。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做法与供给侧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法背道而驰，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无法继续刺激经济稳步增长后，供给侧刺激经济增长的优势就会显现。
2供给侧改革现状的国内外对比
21国际供给侧改革现状
自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进入缓慢增长状态，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各国都在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针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是重中之重，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尝试。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是回归实体经济，但成效甚微；日本舍本逐末的改革不重视结构性的调整；欧盟经济体基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逐渐走偏；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也成效甚微。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利差持续扩大，虽然内需增长强劲，但出口大幅削减；越南也面临着出口增速放缓、财政不平衡加剧等问题。总之，全球供给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活动此起彼伏，但效果不显著。
22国内供给侧改革现状
我国率先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产业、工业结构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通货膨胀控制较为得当，物价涨势总体较为平和。但是依然存在改革的任务重、阻力大、资源少等问题，革命尚未成功，仍需进一步的努力。
3供给侧背景下企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31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
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各级政府实施了许多财政政策对企业进行辅助。例如政府会直接补助中小微企业和积极转型的企业，但确定补助企业资格时没有严格的界限，浑水摸鱼者众多；对于“僵尸企业”（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一般为国企）的长期扶持，也加重了财政负担，致使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
32税收结构不合理，调节作用不明显
首先，我国实行间接税和直接税相结合的税制结构，直接税的占比远小于间接税。间接税占比高，企业的营运资金压力加大，降低了企业的实际利润，缩小了企业对于研发的投资，不利于企业进行转型，从而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其次，税制结构不合理也导致了税收的调节作用不明显，没有设置相对较为合理的税率分层结构，对于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征税较低，使得产业结构的调节成效甚微；再次，对同一行业的大、中小企业实行同一税率，会加重小企业的负担，不利于市场的良性竞争。最后，目前我国的税收机制没有对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设置的合理安排，不利于产能过剩、生产乏力的企业退出。
4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企业财税政策体系构建的建议
41建立健全引导经济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
完善财政资金申报程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定符合政府补助的企业范围，完善审核制度，简化审核流程，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确保财政资金能用之所需、物尽其用；对同一类型的企业采用招标的方式来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创新财政补助模式，加入股权融资和设立投资基金的模式，在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注意引导财政资金向高精尖企业、环保企业和小微企业靠拢，实行财政政策倾斜，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促进供给侧结构的调整。同时对“僵尸企业”进行评估，对没有营运能力的企业不再进行财政支持。
42切实完善和制定行之有效的减税政策
调整税制结构，合理配置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建立分层税率结构，调整不同企业之间的税负，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税种进行调节，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加快营改增的步伐，同时推进改革资源税和出台环保税，对有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税收监管，促使其积极转型等。完善税收优惠补贴贴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和高新尖企业进行扶持；适度进行税种合并与减免，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创新税率改革，灵活运用超额累进税率等。在进行这些税率改革的同时，要制定统一的纳税人标准，简化流程，扩大涵盖面，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3综合运用财税工具
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和补贴、间接的税收优惠，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政策等基础工具，以及各种信用控制等辅助工具发挥财政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引?ё饔谩R云诖锏礁?予“四新”（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方位的财税支持的目标。
财税政策体系篇3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立法
abstract:thesteadyfinancialpolicybothisadvantageoustothefinancialrequirementsmanagement,andisadvantageoustothefinancialdemandsupplies.thesteadyfinancialpolicyisacountryfundamental,long?term,basic,butisnotconservativeorthestagnantfinancialpolicy.accordingtothesteadyfinancialpolicyrequest,mustspeedupthefinanciallawtheformulation,therevisionstep.thesteadyfinancialpolicyisaseriesorthesystemfinancialmechanism,itpaysgreatattentiontoisthecombinedearnings,thereforerequeststhecorrespondingfinanciallegislationtohavetoconsummate,thefinanciallegalsystemenvironmentmustfine.accordingtoneedswithpossible,completesthreestratificationplanesemphaticallythefinanceandtaxationlegislationlawenforcementwork.
keywords:thesteadyfinancialpolicylegislation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财税政策体系篇4
[关键词]保险政策 财政政策 税收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而制定的处理财政分配关系方面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是政府能够用来干预经济、调控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国家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国家信用等政策工具，调节社会供求关系，以实现平衡社会总供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保险政策是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为了实现保险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对保险活动所?取的各种管理、调节手段和办法措施。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
一、保险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
根据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不同的经济形势运用不同的财政政策。相应地，运用不同的保险政策将影响到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在经济过热时期，运用提高税率、缩小政府投资规模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的过度膨胀。此时如果?用提高保险费利率，降低费率，急速扩张保险业务规模的保险政策，将居民的消费引向保险，并将保险基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使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减少，这有利于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反之，在经济低靡时期，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降低税率，扩大政府投资，增加个人收入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这时如果保险监管部门实施上述保险政策，则会削弱或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迹象，有效需求不足，商业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下降，投资和消费处于低靡状态，我国经济进入低谷。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政府自这年初开始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当扩大国债发行，增加并合理安排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增加民间收入以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保险政策应积极地配合国家的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在保险投资方面，加大购买政府债券的比例，促进国债发行计划的完成。同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或个人消费信用的比例，这将增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乘数作用。
因此，保险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变社会储蓄、消费、投资的关系，进而影响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二、财政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为保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又对保险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1.我国保险税收政策的演进， 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税收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2年，当时考虑到国内保险业务恢复伊始，保险公司需要积累一笔总准备金，从而允许保险公司留足保险基金以后再上缴财政。因此人保公司未向财政上缴盈利。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6年，伴随利改税的改革，人保公司按55％的所得税，20％调节税（1985年下降为15％）向中央财政缴纳。5％营业税向地方财政缴纳。对与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生产直接关联的保险业务和从国外分得的保费收入不征营业税，对长期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
第三阶段从1987年至1993年，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出现的矛盾，为调动地方支持保险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从1987年1月起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享利益的方法，即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中央和地方各得50％，同时规定：重大灾害发生后保险企业与国家财政“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第四阶段从1994年至1997年，自1994年起，取消保险公司的调节税。所得税税率：人保公司为55％，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为33％，外资保险分公司为15％，寿险业务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寿险业务、农业保险业务及从国外分入的再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其它保险业务统一按5％的比例税率计征营业税。从1997年1月1日起，对内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税率统一降为33％，营业税征收的范围不变，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8％，提高营业税税率后，除保险总公司交纳的营业税仍全部归中央财政收入外，其余保险公司交纳的营业税，按原5％税率征收的部分，归地方财政收入，按提高3％税率征收的部分归中央财政收入。外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仍然为15％，开业第一年免征，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资保险公司因实行新税制，改征营业税而增加的税金，在5年内予以退还。
2.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从以上我国保险税收政策的演进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它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3）实行统一的营业税率不利于保险产业发展政策的完善。我国现行营业税除寿险、农险免税外，其他一切险种都不分税种，实行统一的8％比例税率，难以体现国家对各险种的政策导向，使保险产业发展政策难以配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4）不尽合理和完善的保险税收分配制度，影响了地方政府对保险业支持的积极性。我国保险营业税和涉外保险业务的所得税一直归地方财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营业税归中央政府）。国内保险业务所得税的分配如上所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讲，现行保险税收分配制度难于体现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因而影响地方政府对保险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影响，而且现行分配制度上兼顾了中央财政与省级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并没有兼顾到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关系。
（5）缺乏居民个人购买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保险需求的有效扩大。我国目前只对法定社会保险费实行免税，而对个人自愿购买寿险则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能为引导人们将储蓄和投资中具有保险因素的部分转向保险市场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
3.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实施积极的保险税收政策，为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由前所述，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财政与保险的关系逐步理顺，保险税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也逐渐宽松，但总的来讲，保险税制仍不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仍然严格，制约了保险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为充分发挥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的促进作用，国家财政应对保险施行宽松的税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1）降低保险税率，取消外国保险公司的“超国民待遇”。考虑到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还很低，还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较好的保障的实际情况，我国保险税率应适当降低。另外，为增强民族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国家应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税收上实行国民待遇。
（2）建立合理的税收分配制度。由于保险业务收入中相当大部分来源于地方企业和集体企业，为调动地方支持保险的积极性，可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并逐步考虑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的分配制度的完善。
（3）完善寿险税收优惠政策。现行寿险税收政策对寿险公司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但缺乏对寿险保户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人们投保人寿保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国家各项体制改革提供配套服务，应建立个人购买保险的保费支出的税收减免政策和个人所获保险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社会保障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内容。社会保障支出在转移支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内容有社会保险、社会资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和主体。而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又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保障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的影响。
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保障其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运用保险的一般原理，强制施行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疾病、伤害、残废、死亡、养老和失业等保险项目。商业人身保险则是根据自愿、等价交换原则，通过保险双方订立合同的方式而建立的保险经济关系。二者同属于社会保险体系，共同为人们的生活安定、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二者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保险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体现的是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保障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直接目的是为了贯彻政府的某项社会政策，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的安全。因此它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居于主导和基础的地位。商业人身保险是双方自愿建立的保险关系，保障程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保险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和投保人的缴费能力。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经营的目的除了为社会安全提供保障外，更直接的目的是要保证经营者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从属、补充的地位。
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相互影响。社会保险影响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空间，商业人身保险补充社会保险。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的保障项目越多，覆盖面越宽，保障程度越高，商业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同时社会保险保费负担政策对商业保险也有影响，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负担比例如果过高，会影响其实际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其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能力。然而，社会保险受国家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这为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商业人身保险既可为还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公民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可为已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的公民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障，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扩大其保障范围，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财税政策体系篇5
1引言
在我国经济运行体系里，财税收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的财税收入，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繁荣稳定。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依靠财政税收政策获取的，只有在经济发展中不断的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体制，才能保证政府的有效运转。在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财政税收体制来进行，在我国目前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2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2.1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
财政税收是我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对于我国政府各项行政措施的执行和经济方面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改变了国库的支付方式。原来的国库支付方式往往实施分散式的支付模式，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后，则采用集中化的财政支付模式。这种支付模式对于我国国家财政措施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往往在集中支付模式的引导下，采取透明化的采购方式，实现了采购过程的简约化，提升了政府的采购效率。其次，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的财政绩效考核政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2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繁荣稳定
我国财政体制的完善，对于我国社会的建设也有着很积极的意义。财税体制的改革，加大了我国的财政方面的收入，使得政府加强了对于社会的财政投入力度。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间接的促进了我国社会保证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更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的兴盛。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收入作为基础，就可以一心一意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加快我国各项建设的步伐。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可以增加我国政府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不仅从农业生产上对农民进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补贴，还可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等。
2.3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预算制度的完善。只有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实现收支方面的平衡，才能有效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施完善的财政预算制度。这就需要对目前的财政预算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的改革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我国财政预算工作提升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对于经济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
3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问题
3.1我国财政税收的预算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缺陷
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我国的财政预算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从总体实施的效果上来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财政收支情况有着过于集中的缺点。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我国财税制度不能有效的得到落实，那么中央的财政支出就不能进行一定的全面分配。地方财政措施的干扰，对于中央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预算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着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3.2我国财政税收的转移支付缺乏规范
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以分税制的形式来进行。分税制的出台可以对地方经济之间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平衡，在分税制的前提下，纳税个人或者单位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在当前的分税制的转移支付中，往往存在资金贪污、使用效率低等问题，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转移支付的规范性。我国地方财政机构在具体的运作环节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行为，导致决算时出现账目不清、财务漏损等财政问题。这种转移支付的环节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制度对于经济差异的平衡力度，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3.3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乱收费现象
我国的财政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一些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乱收费现象。政府针对此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整改措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并实施了一定的清费措施，还取消了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的不合理税收项目。但是，由于财政税收体制的落后，导致我国的财政税收机构存在尾大不掉的状况，这就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政策顺利的执行，对于中央正规资金的收取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有的政府部门在进行机构整理的过程中，反复进行机构的合并和精简，使得部分财政管理人员存在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
4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的创新措施
4.1完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的预算体制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离不开财税的预算体制的完善。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中，我们需要将财政预算的编制工作和财政预算的执行工作进行一定的分离。在预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短期预算和长期预算有一定的合理规划，并将短期的财政预算具体化。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逐渐的扩大预算工作的范围，对预算工作实施严格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作做到合理的规划。只有做好预算规划工作，才能打好财政体制的改革的基础。
4.2加强对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
除了要加强政府财政机构方面改革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地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财政税收工作与广大群众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就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使纳税人充分的理解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内容，才能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对于财政税收人员也要进行相关的宣传培训，加强他们对于工作的责任心，明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4.3建立健全我国的分级财政结构体系
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国税和地税两大职能机构来具体执行。财政税收体系中的国税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而地税机构则代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独立财政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平衡工作。只有健全我国的分级财政结构体系，才能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促进地方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在这个财政结构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对两者的工作范围进行一定的明确和划分，从而减少不同财政机构上的业务竞争。
财税政策体系篇6
财政秩序是指政府收支活动或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财政秩序具体表现在财政决策和财政决策执行两个方面。
财政决策必须依照一定的规则作出。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指财政决策获得的结果是否符合效率目标依赖于财政决策规则的科学性；另一层面是指在财政决策规则为优的前提下财政决策是完整地还是部分地依照规则作出。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财政决策规则采取选民投票规则。如果财政决策不依多数投票规则作出，则财政行为在初始点就是无序的，从而决定了财政决策执行也是无序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财政决策无序的情况下，执行者偏离这种财政决策结果有时却是“有序的”，虽然从表面意义看是无序的。比如，在税制决策存在明显失误的情况下，地下经济从实质上可视为对这种“失误”的一种矫正，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无序的，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国家始终存在地下经济的客观原因。独裁式的财政决策或独断式的财政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是无序的。
财政决策执行面临无序问题主要是由委托关系引发。在财政决策执行环节，财政是委托人，官员（或者是公务员）是人。作为人的官员有其自己的效用值，比如舒适的办公室、豪华的汽车等，在执行财政决策时常有偏离的倾向。例如，在税制执行过程中（狭义的税收征管），税务官员常有“创租”倾向，与纳税人里应外合“侵蚀”税基，导致税收征管活动中的无序表现。这里主要存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设计的困难问题。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提供的激励机制有多种，其中，提供职位升迁是激励人最重要的机制，但受职位数限制常常不是十分有效。这与在私人部门设计的激励机制不同。在监督机制设计方面，同样存在交易费用太高的困境，监督者不可能与被监督者保持在零距离。另外，作为人的官员（财政决策执行者）常常可以通过“卸责”推托责任。
在现实财政运行中，财政决策的有序表现为依照多数票规则或一致同意规则作出特定年度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内部结构的决策。这样作出的决策常常是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规律的。财政决策执行的有序表现为财政决策执行者正确执行财政支出预算和税制等。如果财政支出规模过大，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大量存在不规范的收费、征税行为，则财政运行就是无序的。
二、中国现行财政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政府支出混乱，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政府支出混乱主要体现在，政府预算内支出与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并存，这与建立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不相符。公共财政预算要求政府一切支出都纳入预算。由于存在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中国的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是失控的。据统计，1982年预算外支出为734.5亿元，到1992年增加到3649.9亿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有所下降，分别为1314.3亿元和1710.4亿元，但从1995年开始又扩大起来，1995年为2331.3亿元，1996年为3838.3亿元，近几年，预算外支出仍未呈现递减趋势。预算外支出的存在，扰乱了正常的政府支出秩序和效应，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支出偏少。社会保障支出是转移支出的主体部分，包括社会保险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险支出是指政府按照规定付给社会保险对象的支出，包括养老保险（退休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健康和医疗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是指政府为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提供的无偿资助，包括各种抚恤、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1980年为20.3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5％；1985年为31.1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55％；1990年为55.0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78％；1995年为115.4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69％；1997年为142.1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54％；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险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率偏低仍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至少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再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正面临老年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老年人口会以30年增加1倍的速度迅速增加，2010年中国将有1.91亿老人，2040年将有3.98亿，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对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偏低的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再加上国企改革过程中下岗职工的存在，更增加了压力。中国社会保障支出长期偏低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很多财政支出安排在生产领域，虽然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财政支出正逐步退出生产领域，但任务还很艰巨，离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二）财政收入体系不规范。从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体系来看，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并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一切收入都应纳入预算内管理。目前，中国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规模至少与预算收入的规模一样大。这与公共财政框架是“格格不入”的。据公开的数据，1987年，政府总收入为3316.58亿元，政府税外收费为1176.22亿元，政府总收入对非税收的依存度为35.46％。到1996年，政府总收入为16708.28亿元，政府税外收费收入高达9798.46亿元，依存度为58.64％。如果任凭这样大规模税外收费收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必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在宏观税费负担一定的情况下，税外收费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导致的后果是税收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也就是财政风险；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外收费仍具有扩张的趋势，导致的后果是宏观税费负担不断提高，从而加重私人投资者的负担，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就是说税外收费有不断“排挤”税收的趋势，这不利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也不利于政府提高财政运行绩效。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1994年，中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这次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明确了财权，强化了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初步建立了地区间财力趋向均衡机制；增值税税制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离公共财政所要求的真正的分税制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对各级政府事权的划分仍不够清楚；企业所得税收入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归属（目前对此已作调整，但仍不彻底）；以房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仍未达到一定的规模，个人所得税划为地方性税种；规范的转移交付制度仍未建立；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力等等。
（四）政府预算体系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中国在预算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零基预算、复式预算不够规范；二是预算的编制、审议和决算不够细致。预算必须细致，否则易产生舞弊行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预算是粗线条的，缺乏细化的项目，不易监督；预算体系是否合理是一个国家财政秩序的综合反映。细化预算项目有助于维护合理的财政秩序。
此外，中国的财政管理体系、财政调控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
三、中国财政改革的现实途径
（一）应对入世，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入wto以后，国有企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有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也就是建立工人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或者说就是在国有企业组织内部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用人机制，管理人员有权辞退不称职的工人。但这就遇到一个财政“瓶颈”问题，即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过小。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是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依靠社会保险税。目前，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筹取方法政出多门，缺乏法律保障。因此，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二是优化财政支出微观结构，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逐步达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模。确保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优化财政支出微观结构，即尽快使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借助机构改革削减行政经费和一般事业费支出。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预算。
（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突破口，积极稳妥地推行税费改革，建立法制化的公共收入体系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取消农村教育筹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税费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农村税费改革在内的中国税费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即建立规范的法制化的公共收入体系，逐步取消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中国税费改革的关键是约束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产权问题，即必须通过人大立法，约束政府的收费产权。目前中国各种税外收费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依靠法律来约束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产权。政府的职能部门，如公安局、卫生局、环保局等可以随意通过下发一个“红头”文件来规定一个收费项目，如治安费、卫生费、环保费等。因此，应当规定凡是未经人大批准的职能部门的收费文件一律无效。
（三）加大中西部开发步伐，实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中西部大开发战略，这需要实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还必须做到三点：一是正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全国性公共商品的供给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商品的供给由地方政府负责，外溢性公共商品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二是正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权。税收立法权应该统一由中央掌握和控制。三是正确选择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个人所得税应逐步成为中央税体系的主体税种，房产税应逐步成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
（四）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完善零基预算管理，健全复式预算制度，防范财政风险
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采购支出一般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3，约占gdp的10—15％。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实施招标采购、集中采购等制度安排。对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
财税政策体系篇7
关键词：财税工作；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财税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
财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积极作用，无论何时都离不开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是税收政策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为投资者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因为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一种导向力，增加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和信息。二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平衡发展差距加大的有效手段。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拨付一定的资金支持，可以增强某一地区的资金筹措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缓解或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经济发展。财税部门通过调整完善财税政策，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政策性环境。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不断扩大产业基金规模，加大投入，积极支持工业战略东移和新一轮“嫁改调”，促进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地方收入全留、税收返还、以港养港、专项补助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地区快速发展活力，实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健康较快发展。
2.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门要遵循“经济发展不欠社会发展账”的原则，坚持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相结合的优势，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不断扩大投融资规模，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门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就业、失业和最低保障联动机制，努力促进下岗失业和低保人员再就业。完善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适时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优抚对象抚恤标准，保障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基本生活。
4.支持公共事业发展。财政部门按照建立公共财政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事业投入，推进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加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投入，建成以卫生防病中心、传染病医院、120急救中心等公共卫生体系；新建改扩建一批现代化医疗卫生机构，完善社区和乡村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
二、如何做好财税工作支撑社会经济发展
财政，不仅是政府的“钱袋子”，同时也是百姓的“钱袋子”，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证明，其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不仅要求财税工作调节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要求其关注公共服务领域。“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加大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环保的财税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按照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支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和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立足于适应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要求，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创新支持方式，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1.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推进预算收入制度改革，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要逐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把财力主要用于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在建立规范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适当赋予省一级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财政部门通过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初步建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财政运行机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增强资金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度。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将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纳入预算和财政专户管理，取消了行政执法部门收支挂钩办法，根据部门履行职能需要，保障经费供给，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强化税费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逐步建立绿色经济生产生活模式。发挥好财税杠杆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筑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和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使生产从高消耗高排放向绿色低碳宜居转变，助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加大科技、教育、人才等经费投入，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例如制定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完善优惠方式和优惠比例。按照先易后难和分步推进的原则，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税范围。下一步条件成熟时，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逐步扩大到其他资源种类。研究建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通过财税工作大力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结语
“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都需要坚实的财力来支撑，需要科学的体制来保障。财税部门应在实现自身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好财税支撑、保障、引导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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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体系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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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体系篇9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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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体系篇10
关键词：财税政策；新能源产业；湖南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推出新能源发展战略，我国在“十二五”产业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指出要将新能源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发展。湖南省在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和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能源和环保的双重压力，应充分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将新能源产业作为全省培育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步伐。作为国家和地方均重点规划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新能源产业的“高风险、高投入、高壁垒”特质决定了其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扶持。湖南新能源产业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规模，但因缺乏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支持，特别是财税政策尚未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效应。湖南需要建立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通过发挥财税政策对产业经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助推湖南新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发达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经验
作为高效率低污染的产业，新能源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能源产业。美国通过有效的财税政策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政府利用财政支持来提高居民住房的能源利用效率，还通过出台免税政策来培育新能源产业。例如，1993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针对居民用户节能设施推行免税政策，特别针对生产性商业性用户加大了免税比例，最高可免征40%的税收。德国于2000年4月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优先法》（eeG），规定优生推广应用新型能源，通过提高新型能源企业的生产利润和降低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险来加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除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法律外，德国还针对传统能源产品开征税费，在1999年4月1日对柴油、汽油等传统石化能源产品开始征收生态税，通过国家税收杠杆来抑制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能源市场，同时提高了新能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新能源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以上发达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政策案例对于加快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在有利的财税政策刺激下，新能源产品能够拥有成本价格优势，较低价格能够吸引消费者试用新产品。因此，财税激励措施降低了新能源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市场风险。第二，有助于市场营销宣传。调查显示，享有政府财税补贴政策的产品更能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国外企业经常利用这一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进行产品的营销宣传，这一措施也值得我们推广应用新能源产品时借鉴。第三，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能够对新能源产品产生市场引致效应，刺激和拉升了新能源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市场的良好表现必然带来新能源产品生产规模的进上步扩大，规模化生产就会导致成本的降低，这样有助于形成新能源产品规模经济的良性循环。
在发展新能源产业过程中，发达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而目前我国主要侧重于政策的规划与引导，针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广度还明显不够。美国除了在政策制定等方面支持外，还在资金投入、税收抵扣方面进行补贴和扶持。日本政府不仅支持前期研发，而且还大量推广示范性新能源产业项目。虽然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我国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政府对新能源产业并未建立健全的支持体系，尤其是财税政策支持，而且针对新能源产业的专门政策较少，支持措施较为单一，缺乏长期稳定的财税政策机制。作为我国中部地区能源消耗大省和“两型社会”综合建设试验区，湖南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显得尤为迫切，应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从健全财政税收政策入手，加速推进湖南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二、现行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分析
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在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新能源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新能源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新能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但与湖南优势产业相比，新能源产业在湖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贡献度还不高，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大，湖南省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仍然存在些许问题。
一是财税政策存在分散性，不成体系。湖南省出台了许多有利于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但部分政策制度不够健全且操作性不强，特别是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总体不大，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不足。例如，湖南省通过设立“风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对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进行财政补贴，虽然促进了风电设备产业化发展，但对于风电运营性企业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导致整个风电产业链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湖南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支持政策存在分散性，没有建立针对整个新能源产业链条的配套支持政策，没有形成财税政策合力，尚不能满足省内新能源产业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则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再追加0.25元/千瓦时的用电补贴，同时对家庭式光伏电站和符合条件的分布式电站项目给予最高4元/瓦的投资补贴，而湖南目前暂未有此方面相应的政策措施出台。”
二是财税政策存在短视性，成效不大。目前湖南新能源产业财税政策存在短视性，部分政策是为应对国家政策而做的政策响应，缺乏市场调研，没有从长远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视角考虑财税支持问题，只顾及局部和短期能源产业的发展问题，没有从整个产业链出发来对全省新能源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不能很好地解决新能源企业发展的政策诉求问题。例如，2010年湖南省财政厅、国税局和地税局联合签发的《关于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中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支持显得比较单一，财税支持政策仅限于政府补贴、减税免税等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省内新能源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仍然存在一些政策缺陷。比如，较少涉及政府性财政投资，缺乏系统、合理的投资政策；直接减税层面的较多，税收激励的方式使用较少。湖南关于支持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存在短视性问题，没有形成支持全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长期性财税政策体系。
三是财税政策存在时滞性，执行不力。目前湖南支持新能源产业出台的财税政策没有随社会经济目标而相应作出调整，部分财税政策无法紧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节奏而存在时滞性，并且部分财税政策缺乏有力的执行和监管。以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例，“2010年开始，每年从省级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项引导资金、企业技术改造资金、节能专项资金、信息产业专项资金中按不低于15%的比例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但该项支持政策并未对资金的使用方法和支持对象进行具体安排，也没有明确政策落实的督查机构，导致该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另外，省内各市对本地新能源产业的支持水平不平衡，各项财税支持政策没有很好地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新能源产业财税政策的支持效果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执行过程中受到耗散。
三、构建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
虽然目前湖南省已经出台了多项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但部分财税政策存在分散性、短视性和时滞性的问题，没有形成政策支持体系，各项财税政策尚未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效应。为使新能源产业成为湖南地方经济跨越发展的助推器，政府应该建立起相应的财税支持体系，使之不但响应新能源产业的行业需求，而且契合湖南产业经济的现实诉求，通过发挥财税政策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新能源产业创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新能源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构建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并在政府各项支持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预算投入，采取预算拨款、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增加新能源产业财政投入，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
1.财政预算与投入
（1）实施领域。因新能源产业是一种高新科技产业，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要求大量资金投入，政府特别需要在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研究开发与技术示范两大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其一，在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领域。新能源发展涉及到许多基础产业领域，包括风电场的规划建设、太阳能装置在居民住房的普及等，这些大型工程的实施和改建都需要财政投入。例如，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风力发电前期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量是很大的，像风电的主机、塔筒、变电站等设备投入都很大。加上，风电场一般都处于偏远地区，物流运输的不便利也提高了风电场运行与维护的成本。“一般一个5万千瓦装机容量的风电场的投资就高达4～5亿元。”其二，在研究开发与技术示范领域。新能源产业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产业发展对技术依赖程度高。虽然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基本技术趋于成熟，但这些新能源利用技术在进入商业化阶段后普遍存在效率不高而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经济的规模化进程，需要通过先进设备及技术研发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政府应在以上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与示范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这是支撑湖南新能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
（2）具体形式。专项资金投入、政策性银行支持。由于新能源产业项目往往需要巨大的资金成本，且项目经营的风险较大，民间资本不敢轻易进入这个产业领域。因此，政府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财政支持。为推动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在经常性预算中设立专项资金以帮助新能源企业解决资金困境问题。通过政府部门大量的前期投入和持续支持，特别是政府给予关键技术研发领域的重点资金支持可以加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程。
2.财政补贴
政府财政补贴主要致力于新能源技术产业化和产品示范推广阶段，在制定新能源补贴措施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应该重点聚集投资补贴、产出补贴、价格补贴和消费补贴这四个方面。（1）投资补贴。为扩大新能源产业的融资空间，可采用投资补贴的方式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产业，增加对新能源科研创新技术的财政补贴力度，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速度。（2）产出补贴。借鉴美国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成功经验，政府加大针对新能源产品的生产补贴，通过财政性产出补贴来降低新能源企业的生产成本，推动新能源企业规模化发展。（3）价格补贴。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固定费率建立新能源产品的定价制度，有利于解决新能源产业“高风险、高壁垒”的问题。例如，风电的价格补贴政策能够有效解决风电场运行和维护成本较高的问题。（4）消费补贴。例如，风电用户补贴、太阳能用户补贴等。政府通过补贴对消费者进行政策引导，有利于新能源企业的产品宣传和营销，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市场占有率。
3.新能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借鉴发达国家公益基金制度，将电费附加、排污费等收入建立新能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创业期、成长期的新能源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技术研发、系统升级以及大规模推广应用。
（二）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根据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现实情况，遵循长远规划和全面综合考虑的税收优惠原则，构建一套能够切实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1.建立新能源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
企业所得税在引导社会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使湖南新能源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政府需要建立新能源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制度，鼓励新能源企业加大生产投入。为提高新能源企业的产品技术优势，对新能源企业用于技术研发的相关费用准予所得税前扣除，对于与技术相关的折旧部分，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加速折旧等准予抵扣。
2.提高新能源研发税收优惠力度
为使湖南新能源企业获得产业技术优势，政府应提高新能源产业领域的技术研发税收优惠力度，对围绕新能源技术开发与研究所产生的费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在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时，将新能源领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将新能源企业研发人员的科研补助纳入税额优惠范围。同时，针对促进新能源产业升级的科研费用，不断提高税收抵免优惠力度和不断扩大税收政策优惠范围，让税收优惠政策逐步覆盖至整个新能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产品，用有效的税收政策来激发湖南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活力和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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