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护理的范畴篇1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由其特性所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特性主要有：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5-0085-07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范畴问题一度曾引起过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文献，论述了不少范畴，甚至有学者对范畴做出了比较系统而富有启迪的研究，如对范畴进行分类，分析范畴的功能、具体范畴的作用等等。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选择范畴作用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引起学界的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一、范畴的含义与特性
1 范畴的含义。范畴一般是指某一学科的最高概念或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政治学中的权力、人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伦理学中的善、恶，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在所有学科范畴中，哲学范畴又是属于最基本、最普遍、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基本范畴。
一般认为，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其中包括与范畴密切相连的概念。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看，两者都是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和思维反映形式而存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并且两者在形态上都主要以一定的符号(其中主要是词语)表现出来。从区别来看，两者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程度与范围有差别，范畴通常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抽象性更高，它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表征着同类事物中最大的分类或最宽泛领域的边界。而概念与范畴相比，反映了同类事物内部的分属关系或丰富具体的那些属性。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范畴称之为元概念，即它是最本质、最元初、不可再运用其他反映形式来定义它，但却可以运用它来定义其他概念的那样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范畴是基本概念或也可称为大概念，而有些大、中概念也可以称为小范畴。
2 范畴的主要特性。范畴有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及研究，如已有学者指出了范畴具有的客观性、流动性、抽象性等；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等，这些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特性有时候并不特指某种独立的属性，而是反映着某种关系，昭示着人们应该善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普遍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试图阐述范畴的下列关系性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
第一，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毫无疑问，范畴具有客观性，这是由于作为人脑反映客观外界的思维成果和认识工具，它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客观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具体来说，这种人脑所反映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人类及其活动，甚至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客观性特征。这里讲到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内容具有客观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但要说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反映也具有客观性，可能就会有一定异议：怎么对主观性的东西进行反映的成果本身却具有了客观性的属性?其实，即便是对个体来说是属于自主活动的心理——精神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属于主观性的东西，但它们一旦超越个体意识的领域而进入群体意识的界域，就具有客观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那样，主观精神主要是讲个人的精神，并且只是就个人的意识状态来讲的精神，这种精神还没有外化出来，进一步表现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化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社会伦理、风俗、政治制度等，而客观精神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意识状态，道德、风俗、国家制度等。这种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的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找到大量的佐证。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雷锋同志的思想认识、意志品质最初是通过他的主观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主观精神”现象，但后来他的思想得到社会确认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传扬的对象时，这种主观精神就变成了客观精神，变成了社会客观存在的某种时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受到人们的主观敬仰和主动传承。于是，对这一精神现象进行反映的相关概念或范畴自然也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因此，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范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识工具，它的使用状况也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主观性。不难看到，作为思维产物与认识工具的范畴，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包括文字、词语与图形等所构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表达着客观内容的各种符号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常常带有主观的属性，即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同一内容的东西，也可能运用统一符号表征着不同的内容，仿佛人的姓名就是一个符号，生命过程中可能改名、假名、匿名、用笔名、用外文名等等，这种改动本身具有主观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其名虽多、其人不变的客观性。因此，范畴就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属性。当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可以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形式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面具时，它的使用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形式毕竟可以因人而异且丰富多彩，如人们可以称谓“雷锋精神”，也可以称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可以称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这些不同的词语所涵盖的内容有宽窄深浅之分，但其实质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范畴的主观性昭示我们需要注意范畴或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与恰当性，但又不能太教条主义，要注意应变性。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_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致和价值偏好而随意设置一些概念或词语，并且将它们反复使用甚至不断移植到新的领域中复制运用，以期形成一种众说纷纭的语境而使这些概念或语词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使用定势或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研判新的活动样式或新事物的分类标准和鉴定模式，并且力图将这些状况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单凭人们的词语创造和词语操作就可以建构出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的“炒作”现象，正是人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对象之一，它是范畴的主观性被任意放大的一种表现。
第二，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一般来说，范畴作为某一学科反映某一独特研究对象或某一事物本质和活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具有鲜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某一范畴最起始时总是属于该学科所独有，并且只有这种范畴才能充分反映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也只有这种范畴能够标志着该学科的确立，甚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范畴才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该学科加以确认和赞同。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学科范畴又具有相对意义的普适性，即一定范畴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通行，而且可能被人们扩展或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加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范畴不仅依然保持原来的词义，而且又在新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了新的语义，这会使得这种范畴的普适范围不断扩大。如“公平竞争”最初出现在体育竞赛领域中，而如今则已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社会化”最初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衍生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科的范畴，如哲学范畴，从起始阶段就具有广泛普适的属性，其超越一切学科领域的特征早已为人所共知。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范畴会始终固守自己的“疆界”，不会轻易去反映或解释其他领域的事物本质或活动规律，同时也不会轻易被其他学科所移植运用，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第三，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作为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工具，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即具有从无数的直接性、多样性、对立面双方又对立又统一的具象中概括、提炼和抽象出一定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属性。这种抽象最初的表现就是运用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在语言中，人们必须要用一定的范畴、概念等工具，但这些工具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程度、抽象程度和概括事物的范围有相当的区别，它们并不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和认识阶段，因此，范畴又被人根据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基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或高层次范畴、中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等。[3](p181--182’同时，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的，它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加以表达的，由于范畴就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表现形态、不同作用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它也能够完成真理展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任务，真理的具体性与范畴的具体性是一致的。关于范畴又抽象又具体的思想，其实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有体现，他所提出的十个范畴中，最根本的范畴就一个，即“实体”，其他九个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或展开这个“实体”的，因此，相对而言，“实体”这一范畴最抽象，而其他范畴则比较具体，至于其他用来说明这九个范畴的更小的范畴，则表现得更具体。
第四，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范畴的涵盖性主要指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之内涵。由于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大而使其边界变得相对比较模糊，用现行话语来说就是范畴具有对质性的界定功能，而同一范畴不可能在量的界定上具有精确的功能体现。这种主要对事物范围、涉及领域及其质性判定的功能，反映出人们运用一定范畴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内在需求。同时又要看到，人们认识事物又有明确精准的需求，因此，范畴同时又需要具有精到性，它是指人们通过范畴能精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廓清事物之间的种差，把握事物发展程度的一种特征。这也就是人们研判事物既需要有质的范畴，又需要有量的范畴的缘故。范畴的运用必须具有贴切与精准性，使人感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才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人们就会将一定数量的同类范畴建构成一个体系，它由一系列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小范畴(即大概念)、小概念所组成。并且这种范畴体系成为一个等级系列。
范畴在形态上的表现究竟是单个的还是成对的，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人们都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何况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状况的正确反映也需要至少有矛盾两方面的特征，所以范畴通常都表现为成对的形态。就哲学范畴来看，就有诸如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等。也有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从表面看似乎是单个的，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化”总是暗含着“个性化”的对立面，或者说社会化就是“去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化这一范畴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两者对立统一的无数复杂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与认识工具。
范畴究竟是主要出于对价值作出若干规定而逐步形成的，还是处于对经验进行描述而逐步形成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范畴内部价值与事实两者的矛盾性。至于一个学科的范畴究竟是反映了这一学科所表征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还是反映着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范畴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纯自发而成的客观结果，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考虑到以上特性，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时，必须遵守必要的规则，必须慎重周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主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本质方面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特征的认识及其概括出来的成果，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性的工具。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并且概括愈加精确，结构也更加严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对于学科确立、学科建设、学科的社会声誉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方面。
1 范畴是学科的基石，并由此构成学科的理论硬核。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学说或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应的范畴、概念体系和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范畴、概念体系基本规定了研究的边界与空间，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方式，规定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生成着与其他学科交流渗透的机制。而在这种范畴、概念体系中，必然存在着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与核心范畴相统一的“基石”，我们且把它称之为基本范畴。说“基石”常常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如今盖高楼大厦都打基桩，那是一根根硕大并且可以连接的钢筋水泥柱，尽管打基桩也可以称谓打基础，但基桩本身不称为“基石”。而原先盖一两层模样的房子都没有打基桩的说法，而是都要在承重墙的下方挖好地基槽，然后选择大块的、坚硬的石头铺垫垒砌在地基槽的最底层，再依次垒砌中型石块和小石块，从而构成整个地基。这种处于最基础地位的最结实的众多大块石头，通常被称之为“基石”，它是房子的耸立之本。同样，一个学科要能够确立，也需要有若干个“基石”，也就是基本范畴。要看到，有时候基础的东西未必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未必是基础的东西。但范畴对于学科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既是基础的，又是核心的，两者是统一的。
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而且应该存在由若干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硬核。理论“硬核”这一说法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理论改换一种说法，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和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之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硬核，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就难以真正确立。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硬核究竟由哪些基本范畴、概念所构成，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进展而逐步明确的过程。换言之，只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和渗透力，能够把一系列相关性概念融合成一个有序整体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助于促成人们形成社会常识或公理性认识的范畴与概念，才可能构成理论硬核，仿佛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理论硬核一样。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中层理论与表层理论具体怎样区划，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2 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并且也可以成为分析研究对象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理论表现方式，它通常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自我表现的众多概念群的存在方式，而且成为一种解释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以及沟通外部联系的工具与方法。这种工具与方法集中表现为一种独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仿佛一张网，其中作为网结存在的范畴主要起着分析要素即尺度的作用。这种分析要素即尺度的首要任务是对实践对象进行定义，其次是对众多定义的对象进行分类或归类，再次是进行解释。对此可以总称之为“范畴化”。换言之，范畴本身仿佛一种度量衡所具有的标准，可以成为分类或归类的依据。范畴组合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于是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区别。
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们实际上表征或反映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范畴与范畴、范畴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客观事物内在、必然之关系的一种展开与显示。我们在主观上把它看做是有逻辑性，而主观感受上的有逻辑性与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是一致的，这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主客观统一。分析框架所体现出来的严整性与其运作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也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演示就是一个范例，仅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一系列概念之间的演进关系之做法看，渗透其内在的方法、始终贯彻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展示，尽管在体例上有稍许单调的三一体印象，但其逻辑的整体严密性还是令人赞叹。他的《精神现象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论证他的绝对精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是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如黑格尔将意识一自我意识一理性这么一个正一反一合的演变过程看做是主观精神的形成路径，而理性这一环节的展开又可以分成正一反一合这样的三一论，即由“观察的理性”(主要特征是被动性)转化成“实践的理性”(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再转化为“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统一性)。而有了主观精神，它们主要是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它们的汇集、积淀慢慢就转化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变成社会的风俗、道德、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些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有了主观精神，又到了客观精神阶段，人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两者的合题——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主要指美学(艺术)、宗教、哲学史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严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概念内涵的展开过程应该表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性的真切反映。当然我们需要看到，学科范畴体系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范畴体系的体量和发育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其解释与分析外部事物的能量和功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老学科如哲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庞大，其发育程度也比较被人认可，而一些新兴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弱小，其社会认可度也会因平时缺乏沟通或者其他种种缘故而比较低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是属于正在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时期，它所产生的分析功能和社会解释能量的社会确认，还会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如何，如果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不能正常地发挥其解释作用或说明作用的话，这一学科就难以走向成熟。
3 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它的固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思维方式。
学科范畴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概念、词语等，加上其他副词，它们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组成了话语体系或叙述方式。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主要指符号(包括了概念及词句、图形、字母等比较丰富的形态)、意义预设及其诠释，以及言说方式(主要指人们运用一定符号来诠释和分配意义的表达方式或叙述方式)等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构成的形态。于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范畴的分析作用，亦即研究作用，还需要认识范畴的表达作用或叙述作用，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这样，由一连串大小范畴、大小概念为要素所组成的学科话语体系，成为分析与叙述相关事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必要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学科不可能运用其他学科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来揭示与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一个学科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来分析本学科研究的对象，那多半是在将其迁移到本学科话语体系整个语境中同化后才加以运用。因此，范畴必须增生出话语体系及其叙述功能。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他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戴，当然也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是“黑格尔的诡辩”。对此，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因为黑格尔是将观念看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现实事物则是观念的创造物和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而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开始冷落，遭受一些人的恶意辱骂时，马克思却站出来，确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并且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坦言在《资本论》某些章节的写作中，“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里明显地表明，在马克思眼里，一方面，“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实际上又认为叙述方法也可以体现辩证法，即他所说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那是一种充满着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因此马克思说：“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坚持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其别注意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研究功能与叙述功能在方法论方面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如何发育出更新更有效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必须看到，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但随着时展和社会变革，原有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应该不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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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的范畴篇2
「关键词经济法、发展权、分配权、安全权、公平
一、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意义
1、范畴的含义
“范畴”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类型、范围；一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后者是个哲学名词，中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每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哲学中的矛盾、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化学中的分解、化合；等等。可以说，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
2、经济法学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
经济法是20世纪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经济法学。新兴的经济法学实践性强，应用而广，然而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短，理论上显得有些不足，这是不奇怪的。但这种状况不能充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笔者曾经提出，建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应当具备两个条件，或者说需要设立两个支撑点：其一，经济法要形成自己一整套特定的概念和原理，以显示出它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其二，经济法的特定概念和原理，除了分别表现于数以十计的经济法律、数以百计的经济法规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有一部基本经济法集中加以体现，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的确是一个整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应是一系列特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有机组合，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几十部经济法律、几百个经济法规的总称。实现这项目标，有赖于完备的经济立法和高度的法学理论概括。
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即基本概念），正是创建科学的经济法的基础工作，属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迄今为止，中外法学上尚未完全突破这一难题。本文所作的工作，也只能算是初步探讨而已。
二、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途径
1、经济法学范畴群的构成
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其次属于部门法学，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
经济法学的范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可否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发展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375页。）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应是广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注：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1页。 ）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经济法概念也是作为分配法的同义语出现的。（注：“分配法或经济法”，见［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再次是安全权。 这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依法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既有动态的关系，又有静态的关系），充分显示了现代经济法的宗旨和任务。对于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有人强调权力，有人强调利益。我们认为，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又反映利益，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围绕着发展、公平、安全，还会产生其他许多范畴，从而形成经济法学的范畴群。
经济法学的范畴，有些是对应的或对称的，如管理与协调、干预与参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准人与市场禁入、垄断与竞争等等；有些是单独使用的，如经营者、消费者、发展规划、定价权、经济监督等等。上述对应的或对称的范畴亦可单独使用，某些单独的也可对应使用。
经济法学的范畴，分别表现于经济法的对象、原则、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内容之中。
经济法学的范畴，一部分要从经济法的实在形态中提炼出来，另一部分可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过来，经济扬弃、磨合，形成一体。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法学，不排除运用某些公法、私法混合的范畴。
2、构建经济法学范畴群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1）经济学的范畴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经济法学研究经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如计划、预算、价格、成本、企业、竞争等，必然被运用到经济法学中。有些概念和原理，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考察，例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经济法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的有机结合，不好说是几分经济、几分法律。近几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法和经济学”（学科，课程，教科书），既是经济学界也是法学介发展较快的一个新领域。西方有识之士正确指出：“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分离，是与两者的内容不相协调的。不论是制定经济法，还是实施经济法，都应该有一些法学家小组和经济学家小组密切合作，共同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经济法出力。”（注：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
（2）行政管理学与经济法学的密切关系
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机关如何依法管理国家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就是依法（发展计划法、预算法、税法、金融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对外贸易法等等）管理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经济法学、行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家经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经济管理职权，也有人认为可称之为经济权力、经济职权）。
如果说，经济法学从经济学中借用经济收益、交易成本一类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它人行政管理学中则借用行政权力、公共管理一类基本范畴。
（3）法学一般范畴和民法学、 行政法学等相邻学科的若干范畴在经济法学中的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学的基本范畴有：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法学又分为许多具体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各门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反映本学科特点的一些基本范畴，同时也可能交叉使用若干共同的范畴。不能认为，各门法学分支学科中的概念绝对不能相通。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否认了法学一般范畴和原理对各门具体法学学科的指导性意义。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经济法学可以引用、参考民法、行政法等相邻学科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并对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赋予新的含义或解释，但不应简单照搬或机械套用。如有些场合可用“经营者”一词概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必将“企业法人”改为“经济法人”。又如可称“纳税人”为“义务主体”，而不必称为“受控主体”或“管理受体”。某些材料将“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具体内容简单套用到“经济法律关系”的阐述中，无法把真正的意思表达清楚。
（4）从经济法律、法规中提炼出反映经济法特点的法律术语
抽象的法律概念往往存在于实在的法律形态之中。既然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取材于丰富的经济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能以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概括出一个整体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关键在于它们在法律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检讨起来，这项理论提炼工作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法、经济法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必局限于现有的经济立法，还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等崭新的、敏感的社会经济问题，必将对经济法、经济法学发生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法学若干基本范畴分析
1、关于经济法的对象
民法调整民事关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特定”在哪里？就在于国家因素影响-管理和协调。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或者“经济管理与经济协调关系”可否作为表现经济法对象的范畴？对这一事关经济法的基本格局的理论前提，尚需详加论证。
西方国家用“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来表述经济法的对象是贴切的，国家因素与市场经济、政府与私人资本、公法与私法，的确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律（如《价格法》）中，“干预”一词往往作狭义的理解。1993年11月4 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97年9月12 日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再次指出：“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1992年7月23 日国务院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第五章“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中明确规定：“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统称为“干预”，似乎不很确切。称“管理和协调”是否会更全面一些？若只说“协调”，似乎又觉得国家作用的分量提得不够。西方的经济法是从右边走过来的，放得太开了，不得不管；中国的经济法是从左边走过来的，管得太多了，不得不放。当代世界，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单靠纯粹的私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加上综合的调整方法，造就了崭新的经济法。
2、关于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为实现此种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目标，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因此，“发展权”、“可持续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经济安全”、“宏观调控”、“经济民主”。等等可否作为反映经济法原则的范畴？与传统民法相比，经济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社会本位观、社会公共性。
关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的现实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见199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所以，“经济安全”应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以往有关经济法的著作中对此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法相比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西德1967年出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提供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松散的法律框架”。（注：见张精华：《德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该法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等规定，包含了发展、公平、安全三项指导思想，值得借鉴。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规制下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具体可包括：
（1）国民经济管理者。 国家管理经济直接出面的是各级政府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还有负责审批计划，预算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投资者。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 公民个人均可依法投资于企业、公司，成为股东。《公司法》上称之为“投资主体”。
（3）经营者。主要组织形式为企业、公司、还有个人。企业、 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价格法》等将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统称之为“经营者”。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
（4）用户、消费者。这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了这两个名称。
（5）劳动者。 这也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经济组织内部主体。
（6）其他主体。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中介机构，行业性自律组织等。其中，有的可归入经营者之列，有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管理机构。
以上主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管理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假如我们不是简单沿用民法学中的公民、法人、合伙和行政法学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等主体名称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社会性团体（非政府经济管理组织）”、“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等可否作为表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畴呢？应该说，这几个概念反映的角色定位在经济实践中还是明确的。
4、关于经济权利义务
在一定经济体制下，上述主体分别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由于主体参与不同的关系、居于不同的地位，其权利义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权，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职权、职能、职责、权力、权限等术语，它们都包含着权和责两个内容，成为一个整体。另一类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权利、权益、经营自主权、义务、责任等术语，这类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往往是对应的。如是这样，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可否分别用“经济管理职权”（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市场活动主体）来表示？有人觉得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概念含糊不清，其实还是清楚的。经济法关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述方法，既不等同于行政法，又不等同于民法。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经济法是管政府的，还是管企业的？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两大基本主体。经济法确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有效实施经济行政管理；经济法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企业的经营权，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而使之避免滥用自主权。这里，我们试图把“控权说”和“平衡说”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实际生活正应如此-国家（政府）享有的是公权力，企业享有的是社会自治权力；既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考虑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关键在于正确安排政府、企业以及作为中介的市场之间的关系。《1992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的概念很广泛，包含政治、社会体制及其整体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成员-企业、消费者、政府之间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和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令人瞩目。”（注：转引自左中海主编：《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5—6页。）这段话颇有启发意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关系的最佳定位，明确政府的经济权力是什么和政府应当做什么、企业的经济权利是什么和企业应当做什么，这是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5、关于经济法律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经济法规制下各类主体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按主体划分，有国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国家（政府）行为中，有参与行为与管理行为；在国家（政府）管理行为中，有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管理监督行为与接受管理监督行为。以下作些具体分析：
（1）市场竞争行为。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要求投资者、 经营者按照市场导向，以公开的方式、合法的手段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非法垄断、不正当竞争。政府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在这个领域，民法与经济法可以发生交叉，但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则已超出民法行为。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这又是经济法与传统行政法的一个区别。故而经济法具有社会性与市场性双重要素。
（2）国家参与行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参与国民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为突出。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财富中占最大比重（尽管可能降低这种比重）。在中国，国有资产的运用分为三块：一是非经营性资产，如行政等公共开支，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二是经营性资产的大部分，用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资源稀缺的或自然垄断经营产业、企业和重要的公用事业；三是经营性资产的小部分，用于一般商业性的投资、参股。国有资产的形成、运用和管理，国家（政府）作为投资者、服务者参与国民经济活动，体现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特点，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均具有两重性：发挥经济性功能与政策性功能，适用民法与经济法。传统观点仅仅把国家参与看作是特殊的民事行为，那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3）国家管理行为。又可细分为：第一，宏观调控行为。 国家通过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价格总水平控制等，对民国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求得总量平衡，促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宏观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如前所述，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强调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突出特点和重要任务，传统民法、行政法未能涉及这一领域。
第二，市场管理行为，或称市场规制行为。市场准入、产品质量管理、市场物价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在这些方面政府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市场管理主要是直接干预，但不能超越行政权力直接干预企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市场准入（登记，发放许可证、执照、合格证等），像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金融活动即应属于市场禁入之列。应当注意，不要把各项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都看作是宏观调控。
经济法律、法规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经济监督，如审计监督。它属于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呢，有时两个因素都有，但它往往既不同于宏观调控，又不同于直接管理。可以认为，经济监督属于经济管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经济法中常用“监督管理”一词，实际上管理者与监督者有时为同一主体，有时为不同主体。
（4）涉外经济行为。积极发展对外开放， 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趋势，随着国民待遇的逐步实施，国内经济活动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规则亦将逐渐走向统一；上述市场竞争、国家参与、国家管理三种基本行为，都会涉及到对外经济问题。然而，涉外经济关系总会带有某些特殊性，如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管理外汇等，不能完全套用国内经济关系的规则。因而，涉外经济活动仍可单列为一种行为。
以上三种一般或基本经济法律行为和一种特殊经济法律行为，用哪些范畴来表示呢？“竞争与不正当竞争”、“国家干预与国家参与”、“宏观调控”、“市场准入”、“经济监督”、“国民待遇”等，是否能够表达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对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要把它具体化，由静态的规范法学走向动态的行为法学。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3
关键词新时期；煤矿综采；机电设备；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t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4）120-0116-02
工厂原有的煤炭需求，凸显出递增的总倾向。煤矿产出预设的要求，带有供过于求这一总状态。煤矿生产衔接的多样环节，带有复杂特性，也带有艰苦的环境特性。为此，综采特有的掘进设备，应当延展既有的综采范围。然而，若忽视掉了惯常的设备管控，则很难供应稳固的安全保障。要更替旧有的管控手段，预设新颖的管控框架，才能维护应有的设备质量。
1设备管控现有的弊病
煤矿生产这一历程以内，煤矿特有的机电系统，是生产流程架构下的侧重环节。综采特有的机电配件，以及设备管控现有的水准，都关涉着煤矿现有的产出成效，以及综采这一范畴的安全气氛。应当明晰，现今时段内，综采特有的机电设备，还存留着偏多的管控弊病。
1.1没能预设培训
机械要经由手动操作，才能真正运转。煤炭这一行业以内的很多企业，都创设了带有专门特性的培训机构。然而，这些设定好的培训机构，耗费掉了偏多的企业经费，却没能提升原有的培训水准。这是因为，企业没能创设新颖的培训途径，预设的培训内容，也并不带有新颖性。设定好的平日培训，甚至与惯常的产出流程，带有脱节的弊病。单纯注重本源的理论认知，而忽视掉了实践层级内的有序整合。除此以外，培训依循的形式，带有枯燥的总倾向。接纳培训的职员，只会把惯常的培训，当成某一过场。很多的学员，能够经由培训，获取期待中的合格证。但是，真实态势下的业务水准，还停留在原初的水准之上。
1.2没能及时更替设备
只有及时更替偏旧的设备配件，才能提快现有的产出速率。然而，企业现有的领导，并没能接纳这一认知。企业没能对惯常的设备修护，投入足量的金额。这样一来，综采这一范畴的机电设备，就带有明晰的老化倾向；查验出来的安全系数，带有偏低的总倾向；存留着潜藏隐患。矿主没能慎重查验这些设备，没能购进可用的稳定设备，这就增添了潜藏的矿难可能。
调研数值表征出：现有的很多矿井，仍旧存留着没能带有合规标志的偏旧设备。有的这种设备，甚至是经由淘汰的。供电架构下的设备很低劣，安全查验体系，也缺失应有的管控手段。采掘这一范畴的设备，带有落后的弊病。这样做，虽限缩了成本，但是，也限缩了应有的产出能力，增添了潜藏的危险概率。
1.3缺失可用的专门人才
煤矿这一范畴的工作环境，带有偏多的危险特性。这一行业接纳的收入，比对既有的其他行业，常常是偏多的。但是，机电专业的特有技术者，还是没能被吸纳到这一行业以内。机电这一专业，缺失煤矿范畴以内的新颖人才。因此，即便企业购进特有的新颖设备，也很难寻找到可用的技术人员，去真正操作。这样一来，设备就没能发挥预设的价值。
很多的企业，不愿去更替旧有的设备。或者虽然更替了既有的某一设备，培育出了可用的机电人才，但培育好的这些人才，在明晰了侧重技术以后，惯常跳离了这一企业，进到收入层级更高的新企业。机电专业可用的人才缺失，人才固有的构架，就缺失应有的稳定性。
2可用的创新路径
2.1明晰疑难重点
第一，要提升设备原有的安全性。综采这一范畴的安全生产，是行业依循的本源目标。为此，要随时更替带有老化倾向的设备配件，对存留着隐患的配件，要随时更替并改造；对没能合规的设备配件，要及时废除。
第二，应当预设带有科学特性的管控环节。为此，要明晰如下层级内的侧重点。首先，要依循设定好的管控规则，来进行惯常的平日管理。若查验到了违规，坚决去处理。其次，要加强惯用的设备修护。定期去查验现有的机电设备，并予以保养。若发觉了带有隐患的机电配件，则即刻化解掉。这样做，就维护好了应有的井下安全。再次，要注重机电这一范畴的配件更新。若可以经由修理，去化解掉潜藏隐患，则着力去修理；若发觉了偏大的老化态势，就要坚决去废除，不要对付去用。
2.2增添足量金额
要与现今时段内的要求契合，就应接纳带有先进特性的技术设备。在选取出来的型号上，要不断去创设新的层级。只有安设了新颖设备，才可提升原有的产出实效，并预设最优情形下的安全系数。这样做，就从根本层级上，回避掉了平日以内的安全故障，保护了井下这一范畴的工人安全。为此，要预备足量的金额，提升设备应有的可靠性。
2.3预设最优的机制
科学的管控，是企业延展的根本保证。科学架构下的管控和创新，就是预设可用的事前规划，在综采这一流程内，要真正落实；在后续时段内的归结中，要查验潜藏的弊病，供应接续的管控经验。若没能制备出最优的机制，就没能达到期待中的管控水准。
首先，企业要创设带有活力的、拥有足量认知的新领导体系。在这以后，制备出平衡的、带有完备特性的管控机制。这样制备出来的机制，应涵盖着平日以内的综采生产、接续的设备维护、员工查验及考评。一旦确认了可用的机制，就要着力落实，企业现有的各个主体，都要依循这一规则，妥善去行事。其次，还要预设可用的定期考核，经由考评查验，让员工明晰现有的水准差距，以便不断更替既有的学习方式，吸纳新颖技术。不要忽视掉制度架构下的多样细节，注重细节的创设。
3结论
煤矿机电这一范畴的多样设备，都关涉机电工作特有的主体安全，为此，要预防惯常见到的机电事故，促动企业的接续发展。井下环境带有特殊属性，因此，要严格查验并管控这一领域。机电管理这一体系的主体，要安设先进设备，依循设定好的管理机制，来提升原有的产出效益。
参考文献
[1]董航.煤矿综采机电设备的管理创新探究[J].机电信息，2012（9）.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4
1、范畴的含义
“范畴”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类型、范围；一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后者是个哲学名词，中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每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哲学中的矛盾、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化学中的分解、化合；等等。可以说，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
2、经济法学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
经济法是20世纪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经济法学。新兴的经济法学实践性强，应用而广，然而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短，理论上显得有些不足，这是不奇怪的。但这种状况不能充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笔者曾经提出，建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应当具备两个条件，或者说需要设立两个支撑点：其一，经济法要形成自己一整套特定的概念和原理，以显示出它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其二，经济法的特定概念和原理，除了分别表现于数以十计的经济法律、数以百计的经济法规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有一部基本经济法集中加以体现，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的确是一个整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应是一系列特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有机组合，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几十部经济法律、几百个经济法规的总称。实现这项目标，有赖于完备的经济立法和高度的法学理论概括。
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即基本概念），正是创建科学的经济法的基础工作，属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迄今为止，中外法学上尚未完全突破这一难题。本文所作的工作，也只能算是初步探讨而已。
二、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途径
1、经济法学范畴群的构成
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其次属于部门法学，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
经济法学的范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可否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发展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375页。）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应是广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注：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1页。）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经济法概念也是作为分配法的同义语出现的。（注：“分配法或经济法”，见［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再次是安全权。这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依法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既有动态的关系，又有静态的关系），充分显示了现代经济法的宗旨和任务。对于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有人强调权力，有人强调利益。我们认为，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又反映利益，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围绕着发展、公平、安全，还会产生其他许多范畴，从而形成经济法学的范畴群。
经济法学的范畴，有些是对应的或对称的，如管理与协调、干预与参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准人与市场禁入、垄断与竞争等等；有些是单独使用的，如经营者、消费者、发展规划、定价权、经济监督等等。上述对应的或对称的范畴亦可单独使用，某些单独的也可对应使用。
经济法学的范畴，分别表现于经济法的对象、原则、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内容之中。
经济法学的范畴，一部分要从经济法的实在形态中提炼出来，另一部分可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过来，经济扬弃、磨合，形成一体。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法学，不排除运用某些公法、私法混合的范畴。
2、构建经济法学范畴群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1）经济学的范畴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经济法学研究经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如计划、预算、价格、成本、企业、竞争等，必然被运用到经济法学中。有些概念和原理，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考察，例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经济法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的有机结合，不好说是几分经济、几分法律。近几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法和经济学”（学科，课程，教科书），既是经济学界也是法学介发展较快的一个新领域。西方有识之士正确指出：“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分离，是与两者的内容不相协调的。不论是制定经济法，还是实施经济法，都应该有一些法学家小组和经济学家小组密切合作，共同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经济法出力。”（注：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
（2）行政管理学与经济法学的密切关系
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机关如何依法管理国家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就是依法（发展计划法、预算法、税法、金融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对外贸易法等等）管理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经济法学、行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家经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经济管理职权，也有人认为可称之为经济权力、经济职权）。
如果说，经济法学从经济学中借用经济收益、交易成本一类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它人行政管理学中则借用行政权力、公共管理一类基本范畴。
（3）法学一般范畴和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相邻学科的若干范畴在经济法学中的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学的基本范畴有：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法学又分为许多具体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各门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反映本学科特点的一些基本范畴，同时也可能交叉使用若干共同的范畴。不能认为，各门法学分支学科中的概念绝对不能相通。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否认了法学一般范畴和原理对各门具体法学学科的指导性意义。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经济法学可以引用、参考民法、行政法等相邻学科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并对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赋予新的含义或解释，但不应简单照搬或机械套用。如有些场合可用“经营者”一词概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必将“企业法人”改为“经济法人”。又如可称“纳税人”为“义务主体”，而不必称为“受控主体”或“管理受体”。某些材料将“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具体内容简单套用到“经济法律关系”的阐述中，无法把真正的意思表达清楚。
（4）从经济法律、法规中提炼出反映经济法特点的法律术语
抽象的法律概念往往存在于实在的法律形态之中。既然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取材于丰富的经济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能以
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概括出一个整体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关键在于它们在法律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检讨起来，这项理论提炼工作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法、经济法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必局限于现有的经济立法，还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等崭新的、敏感的社会经济问题，必将对经济法、经济法学发生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法学若干基本范畴分析
1、关于经济法的对象
民法调整民事关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特定”在哪里？就在于国家因素影响-管理和协调。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或者“经济管理与经济协调关系”可否作为表现经济法对象的范畴？对这一事关经济法的基本格局的理论前提，尚需详加论证。
西方国家用“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来表述经济法的对象是贴切的，国家因素与市场经济、政府与私人资本、公法与私法，的确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律（如《价格法》）中，“干预”一词往往作狭义的理解。1993年11月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再次指出：“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第五章“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中明确规定：“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统称为“干预”，似乎不很确切。称“管理和协调”是否会更全面一些？若只说“协调”，似乎又觉得国家作用的分量提得不够。西方的经济法是从右边走过来的，放得太开了，不得不管；中国的经济法是从左边走过来的，管得太多了，不得不放。当代世界，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单靠纯粹的私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加上综合的调整方法，造就了崭新的经济法。
2、关于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为实现此种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目标，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因此，“发展权”、“可持续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经济安全”、“宏观调控”、“经济民主”。等等可否作为反映经济法原则的范畴？与传统民法相比，经济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社会本位观、社会公共性。
关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的现实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见199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所以，“经济安全”应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以往有关经济法的著作中对此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法相比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西德1967年出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提供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松散的法律框架”。（注：见张精华：《德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该法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等规定，包含了发展、公平、安全三项指导思想，值得借鉴。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规制下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具体可包括：
（1）国民经济管理者。国家管理经济直接出面的是各级政府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还有负责审批计划，预算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投资者。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公民个人均可依法投资于企业、公司，成为股东。《公司法》上称之为“投资主体”。
（3）经营者。主要组织形式为企业、公司、还有个人。企业、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价格法》等将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统称之为“经营者”。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
（4）用户、消费者。这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了这两个名称。
（5）劳动者。这也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经济组织内部主体。
（6）其他主体。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中介机构，行业性自律组织等。其中，有的可归入经营者之列，有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管理机构。
以上主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管理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假如我们不是简单沿用民法学中的公民、法人、合伙和行政法学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等主体名称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社会性团体（非政府经济管理组织）”、“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等可否作为表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畴呢？应该说，这几个概念反映的角色定位在经济实践中还是明确的。
4、关于经济权利义务
在一定经济体制下，上述主体分别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由于主体参与不同的关系、居于不同的地位，其权利义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权，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职权、职能、职责、权力、权限等术语，它们都包含着权和责两个内容，成为一个整体。另一类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权利、权益、经营自主权、义务、责任等术语，这类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往往是对应的。如是这样，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可否分别用“经济管理职权”（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市场活动主体）来表示？有人觉得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概念含糊不清，其实还是清楚的。经济法关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述方法，既不等同于行政法，又不等同于民法。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经济法是管政府的，还是管企业的？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两大基本主体。经济法确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有效实施经济行政管理；经济法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企业的经营权，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而使之避免滥用自主权。这里，我们试图把“控权说”和“平衡说”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实际生活正应如此-国家（政府）享有的是公权力
，企业享有的是社会自治权力；既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考虑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关键在于正确安排政府、企业以及作为中介的市场之间的关系。《1992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的概念很广泛，包含政治、社会体制及其整体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成员-企业、消费者、政府之间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和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令人瞩目。”（注：转引自左中海主编：《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5—6页。）这段话颇有启发意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关系的最佳定位，明确政府的经济权力是什么和政府应当做什么、企业的经济权利是什么和企业应当做什么，这是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5、关于经济法律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经济法规制下各类主体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按主体划分，有国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国家（政府）行为中，有参与行为与管理行为；在国家（政府）管理行为中，有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管理监督行为与接受管理监督行为。以下作些具体分析：
（1）市场竞争行为。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要求投资者、经营者按照市场导向，以公开的方式、合法的手段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非法垄断、不正当竞争。政府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在这个领域，民法与经济法可以发生交叉，但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则已超出民法行为。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这又是经济法与传统行政法的一个区别。故而经济法具有社会性与市场性双重要素。
（2）国家参与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参与国民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为突出。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财富中占最大比重（尽管可能降低这种比重）。在中国，国有资产的运用分为三块：一是非经营性资产，如行政等公共开支，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二是经营性资产的大部分，用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资源稀缺的或自然垄断经营产业、企业和重要的公用事业；三是经营性资产的小部分，用于一般商业性的投资、参股。国有资产的形成、运用和管理，国家（政府）作为投资者、服务者参与国民经济活动，体现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特点，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均具有两重性：发挥经济性功能与政策性功能，适用民法与经济法。传统观点仅仅把国家参与看作是特殊的民事行为，那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3）国家管理行为。又可细分为：第一，宏观调控行为。国家通过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价格总水平控制等，对民国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求得总量平衡，促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宏观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如前所述，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强调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突出特点和重要任务，传统民法、行政法未能涉及这一领域。
第二，市场管理行为，或称市场规制行为。市场准入、产品质量管理、市场物价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在这些方面政府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市场管理主要是直接干预，但不能超越行政权力直接干预企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市场准入（登记，发放许可证、执照、合格证等），像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金融活动即应属于市场禁入之列。应当注意，不要把各项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都看作是宏观调控。
经济法律、法规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经济监督，如审计监督。它属于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呢，有时两个因素都有，但它往往既不同于宏观调控，又不同于直接管理。可以认为经济监督属于经济管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经济法中常用“监督管理”一词，实际上管理者与监督者有时为同一主体，有时为不同主体。
（4）涉外经济行为。积极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趋势，随着国民待遇的逐步实施，国内经济活动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规则亦将逐渐走向统一；上述市场竞争、国家参与、国家管理三种基本行为，都会涉及到对外经济问题。然而，涉外经济关系总会带有某些特殊性，如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管理外汇等，不能完全套用国内经济关系的规则。因而，涉外经济活动仍可单列为一种行为。
以上三种一般或基本经济法律行为和一种特殊经济法律行为，用哪些范畴来表示呢？“竞争与不正当竞争”、“国家干预与国家参与”、“宏观调控”、“市场准入”、“经济监督”、“国民待遇”等，是否能够表达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对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要把它具体化，由静态的规范法学走向动态的行为法学。
6、关于经济法中的责任
研究经济法中的责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违反各种法的责任一般规定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形式。经济法律责任制度，目前只是以上三种责任的综合体。有人提出使用：“经济责任”这个词，其实经济责任的意思广泛，可以是正面的要求，如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制、资产责任制；可以是事后追究的责任，如民事责任中的赔偿、行政责任中的罚款、刑事责任中的罚金都属于经济责任。二是，经济法律、法规中有些关于奖励的条款（如《土地管理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这种激励性机制是很有特色的，但它不属于责任范畴。假如立法，鼓励或奖励条款可安排在“总则”部分，不一定要与责任对称；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法也可对应地安排“奖励与惩罚”专章。
没有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规范，经济法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前面规定主体的地位及权利义务。主体的行为规则，后面规定主体的责任，前后呼应，合乎逻辑。困难在于，如果不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名词，有什么新的概念或范畴能够概括经济法中的责任规范呢？事实上，经济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和定金罚则等已超出了传统的民事责任和传统的行政责任的框框。我们的着眼点似应放在探讨三大法律责任在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上。西方学者研究认为：“除行政、刑事、民事等几类传统的但又都具有经济法特有色彩的制裁外，经济法也采用了适合组织经济目的的特殊制裁。此外，经济法还使民事责任原则有了新的色彩。”（注：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比如，因经济活动主体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市场禁入、取消税收优惠、不提供贷款，惩罚性赔偿，因经济管理主体决策失误而导致的行政机关改组，给受损害的企业予以财政和经济补救，等等，就反映出经济法的特有的效果。
四、要把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和原理纳入一个科学的立法框架之一
如前所述，范畴为一门科学的细胞，而原理则是把一个一个范畴联结起来，组成有机整体。比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使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必须维护公平竞争，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各种具体的定理、命题等，即是原理。范畴着重表示事物的联系，原理着重表示事物的发展。有了范畴和原理，就能够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5
关键词：宪法学，范畴，历史，逻辑
在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宪法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旧中国50多年的宪法学成长历史与新中国宪法学历史使命之间的价值与事实的关系构成了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论特色。无论学者们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态度，在中国社会结构与背景下分析宪法学的历史时，50年代宪法学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与学术风格是不得不面临的重要学术问题。[2]在作者看来，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也无法完全脱离50年代宪法学所建立的基本范畴与方法论的学术影响。作为人类智慧之学的宪法学理论的创新应在历史事实所提供的环境与背景下进行，尊重历史与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是宪法学发展的价值基础。因此，当我们反思、思考与分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时，有必要客观地评价50年代宪法学形成的背景、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性。本文试图对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其中的学术经验与教训，为建立21世纪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基础。
一。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也是宪法学基本范畴初步建立时期。从50年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看，宪法学体系的形成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面临着价值与事实关系的选择与判断。www.133229.Com其直接的推动因素主要有：
1.制宪的社会需求。宪法与宪法学是不同的范畴与概念。虽然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追求，但具体的构成与社会功能是不同的。50年代的宪法学建立，直接受制宪活动的政治选择与宪法学知识专业化的影响。为了完成制宪任务，政治家们需要动用可能的政治和知识的资源，为制宪提供丰富的学术支持。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制宪过程是一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过程，需要在政治决断、宪法文化与宪法环境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而这种平衡的确立一方面取决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宪法学知识的专业化程度，特别是学者在制宪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学术界的学术理性与学者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把学术的理性与成果反映在制宪过程之中，以保持宪法体制的客观性与理性。
2.法制的初创与学者的社会责任。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时，学者的理论贡献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政权合法性的取得往往需要学术的支持与逻辑力量。在整个50年代，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律秩序。在政权的性质与学者的社会功能问题上，50年代面临的学术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在新旧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学者的客观、中立的学术理性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彻底废除“旧法统”的社会环境下，如何继承旧时代学术传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3.在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学者们获得了一定的参与空间。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33名委员主要由政治家和民主党派组成，但其中也包括了马寅初、张澜等学术界的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下设的一些机构中也有部分学者参与。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中央指派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研究小组，并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与专业论证。另据王铁崖教授回忆，1954年宪法制定时，宪法起草委员会设立了法律小组，由钱端升为组长，成员有费青、楼榜彦和王铁崖。他回忆说，当时这个小组对宪法草案中的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国家代表权、庇护权、战争和条约缔结权等问题。小组成员曾有过讨论宪法与国际法关系的想法，但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3]另外，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学者们还参与了对草案的讨论和论证。如在全国政协宪法草案座谈会上学者们针对宪法草案发表了许多学术见解。宪法起草委员会划分17个座谈小组，每一组设了2—4名召集人。在召集人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或政治学界的学者，如张澜、罗隆基、费孝通、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张溪若、侯外庐、马寅初、张志让等学者。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当时讨论的档案材料，学者们对草案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宪法学的专业性问题，从宪法学基本理论角度对各种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分析。[4]
4.在旧中国宪法学向新中国宪法学“转型”过程中形成了50年代宪法学特定的内容与学术风格。如前所述，在100多年的中国宪法学成长过程中，宪法学有时无法回避陷入政治权力旋涡的命运，有时不得不沦为“政治俾女”。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宪法与宪法学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与逻辑，政治对宪法学的影响力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宣布废除“六法全书”的政治环境中，宪法学的命题、逻辑与学术影响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特别是，通过“旧时代”宪法学者的学术活动，旧中国建立的宪法学体系与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因此，讨论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并不仅仅限于50年代的社会环境的分析，也需要讨论对前50年宪法学历史传统的评价与继承问题。[5]
二。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的基本范畴
宪法学基本范畴是特定的概念表述，是人们对不同时代宪法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不同时代的宪法学有不同的时代课题，体现不同的宪法学范畴。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宪法学的存在以各自的范畴体系为条件和存在形态。作为新中国宪法学创立时期的50年代宪法学也确立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自身范畴体系与研究方法。
在50年代出版的宪法学著作和论文中，我们首先发现学者们的范畴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宪法阶级性命题的情结与理论论证上。可以说，50年代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基石范畴）是阶级性命题的学术论证。阶级性的范畴基本上概括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宪法现象与社会问题，同时反映了当时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规则与具体表述方式，是人们解释宪法现象的基本方法。
首先，按照阶级性范畴，多数学者从阶级本质上将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区别开来，把宪法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类型。当时的基本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定下来，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又改变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建立了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关系，苏联用宪法把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定下来，便形成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因此得出宪法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相应的一定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就其本质来说是剥削阶级的意志，是反人民的宪法。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反映劳动人民的意志的，按其本质来说，是反剥削者的宪法，是人民的宪法。
其次，根据阶级性这一基本范畴，有的宪法学者提出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宪法概念的定位是确立宪法学范畴的基本条件，其理论判断与认识方法决定了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要素。当时对宪法阶级性的基本认识是：第一，从宪法所反映的阶级关系来看，宪法是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第二，从宪法所反映的阶级演变来看，它又是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的总结，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反映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及其斗争胜利的总结，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则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及其斗争胜利的总结，并将这两点认识归结为宪法的本质。同时又指出认识宪法的这种阶级本质，不能仅仅从宪法的形式上去了解，而必须从宪法的实质上去了解。[6]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苏联的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它贯穿着彻底的社会主义原则，其表现就是土地、森林、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社会主义所有，以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中已经没有彼此对抗的阶级，而社会由相互友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组成并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共同执掌政权等等；另一种形式是人民民主宪法，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而制定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这种宪法的阶级本质，体现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阶级意志，而把主要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固定下来。根据这种理论分析，学者们认为，1954年宪法性质是人民民主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第三，以阶级性为基本出发点分析宪法现象是五十年代多数中国宪法学者研究宪法的基本方法，表明了当时的宪法理论的价值趋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在遵循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前提下，也在努力使宪法学范畴的解释“中国化”，在具体范畴的层面上寻求宪法学的专业化途径。如有的学者关注了宪法本身具有的法律性质，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区分宪法、国家与法律的重要性。[7]认为，宪法是国家最基本的法律，规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分析宪法概念时学者们特别强调，研究作为国家根本法律的宪法时，必须研究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揭示宪法的法律性质。吴家麟在《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一书中对宪法概念做了比较概括的表述：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8]关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区别，有学者们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1）宪法确立了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规定的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些根本方面的内容，而普通法律规定的都是社会关系的某一些具体的方面；（2）宪法是普通法律的基础，国家制定宪法要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来制定；（3）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是按照一种特别程序，而这种程序比一般普通的法律更为严格；（4）如果普通法律与宪法有抵触时，则有效的是宪法而不是普通法律，在事实上，一切普通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并为了贯彻宪法而制定的。[9]
第四，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在混合性和综合性规范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学科和理论框架。新中国宪法学体系最早主要借鉴了苏联的宪法学理论，并主要以苏联模式为自己的发展模式，导致宪法学理念与特定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但从宪法学内部知识体系的组合与具体理论的构成看，50年代宪法学也包含着一些“非苏联”的内容与特色。传统中国宪法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50年代宪法学形成过程。即使在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当时的一些学者们也在一定范围内探讨了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范畴与概念。除阶级性范畴外，当时的宪法学研究还采用了其他的范畴。如李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中，采用的范畴主要包括：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宪法经验与历史经验、民主与自由、公民与人民、平等与普遍性价值、义务与基本义务、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法律、国家与社会等。[10]在本书中李达试图从宪法—国家—法律的角度建立宪法学体系，强调“当我们研究这个国家的根本法律的宪法时，必先研究国家和法律的意义”，并论证了“宪法虽然是国家的根本法律，但它仍然是一种法律”的命题。从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出发，说明宪法与法律的不同功能与性质是李达宪法理论的重要特色，他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以阶级性为基石范畴，以国家、法律与宪法为基本范畴的新中国宪法学的理论框架。[11]1955年出版的《学习宪法若干问题解答》一书，虽是一本通俗性的著作，但其中也可发现具有宪法学专业价值的几种范畴：制宪与宪法制定活动、宪法与纲领、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主权与领土、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等。
从50年代出版的几本专门写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基本范畴。如杨化南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如下基本权利体系：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华侨的正当权利、居留权。[12]以权利、自由与基本权利为基本概念说明宪法体制是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上是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一般性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讲，50年代宪法学所确立的基本范畴是不成熟的，范畴中包含着一些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从宪法学的历史发展看，仍有其存在的合理基础。
三。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影响与评价
宪法学基本范畴是宪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背景是我们评价宪法学社会功能的重要尺度。我们知道，新中国宪法发展的源头是1954年宪法，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直到现在1954年宪法的精神仍体现在现实宪法制度的内容与具体运行过程之中。同样的道理，新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历史渊源仍然是50年代所建立的宪法学体系。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建立规范、开放和多样化的宪法学基本范畴是宪法学者需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就是对宪法学历史的反思，要实事求是地评价50年代宪法学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性。
如前所述，50年代宪法学有它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范畴，并以自己的专业话语（虽然不成熟）回答了社会实践的要求，为刚刚建立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看到，在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宣传过程中，学者们树立了宪法学的专业性与范畴意识。因此，1954年宪法的历史贡献中自然包含了50年代宪法学的历史功能。作者认为，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评价应坚持历史、客观、宽容的原则，需要从历史与学术使命的相互关系中合理地作出评价。如对阶级性基本范畴的分析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其范畴的价值，要探讨这种范畴存在的社会与历史背景，给予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从宪法学说史与宪法史学的角度看，把阶级性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表明了当时宪法存在的真实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体现了当时宪法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可以说，阶级性这一范畴中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表现其历史的局限性。
50年代宪法学给新中国宪法学发展提供的资源中有些是消极或负面的因素，需要从学术的角度澄清与评价。其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在宪法学基本范畴中把阶级性确立为观察、分析和解释宪法现象的基本视角和思维模式，使宪法学自身的体系、结构和文本失去了必要的学术价值；2.这一基本范畴导致了宪法学的“政治化”倾向，宪法学逻辑被政治逻辑所代替，学术的社会功能受到严格限制；3.尽管50年代的宪法学者们，试图建立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但由于学术的力量无法战胜“阶级性”的逻辑统治，使宪法学失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4.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服从政治需求的必要性，破坏了宪法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5.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自我认同程度比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宪法学在知识整合和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中的协调功能。
四。如何建立当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
建立科学的宪法学基本范畴是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宪法学开始成为“显学”，并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亮点时，宪法学界应注意完善自身体系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什么是宪法学基本范畴，如何确立宪法学基本范畴？基本范畴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基本范畴内部的各个要素是通过何种形式发挥作用？基本范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如何评价？基本范畴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是如何结合，等等问题是学术界需要研究与解释的重大课题。反思与分析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目的是正确定位当代中国宪法学历史基础与现实使命，使宪法学成为人类对宪法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与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专业化、规范化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一）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原则
在讨论宪法学基本范畴以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基本范畴本身作出学术评价。范畴作为哲学的基本命题，它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13]按照基本范畴的理论，宪法学基本范畴回答的问题是：在宪法世界中哪些属于宪法现象的本质属性？哪些概念是最普遍、最本质的宪法概括？在我国，有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讨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思考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问题[14].另外，在宪法学理论体系、宪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宪法学研究对象、宪法学调整方式等问题的探讨中也涉及了宪法学自身范畴的若干问题。不过，学术界对基本范畴的关注程度是不够的，缺乏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论证，满足于“用中国的资料论证西方的宪法理论”，导致概念与现实、原则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冲突，造成宪法学过于“大众化”的现象，直接影响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
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统一”，通过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分析，揭示宪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联系，再现宪法社会形成的历史环境。自范式理论产生后，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了“范式”的概念，以寻找研究问题的系统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意识形态性，学者们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然涉及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概念、模式、基本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等。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也需要确立共同的“研究范式”或核心范畴，以保持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的统一。
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时，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
首先，在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宪法学基本问题之间建立互动的价值联系，重视宪法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以宪法基本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为基本出发点；
其次，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应当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下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再次，在范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中寻求对基本范畴的学术共识，提倡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以范畴为基础建立宪法学专业化体系；
第四，合理地解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动态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变动中保持基本范畴的相对稳定性，使范畴的内容与人们的思维模式之间保持其内在的一致性。
（二）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构成
从研究范式看，宪法学研究范式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部分。[15]宪法学本体论主要涉及宪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形态与表现，要求学者们探求宪法的正当性与真实性的价值，描述人类所追求的宪政制度。宪法学认识论主要涉及宪法学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研究者应遵循什么样的研究规则与程序解释客观的宪法世界，并解决宪法问题。宪法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研究者解释和说明宪法现象时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步骤等。宪法学研究范式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共同形成宪法学研究的普遍性规则与实践的基础，如对宪法学本体论的不同分析和观察，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宪法现象的认识水平与程度，而对宪法现象的不同认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按照宪法学范式理论来考察宪法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宪法学与自由主义宪法学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不同的研究范式而进行的，宪法学正是在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新与持续性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所体现的规范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开放性实际上要求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所确定的特定范式的多样性。对某种特定研究范式的盲目推崇与应用并不是合理的选择，应当承认由社会现象多样性而造成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多元性，应鼓励学者们基于对学术的信念与真理的追求，不断挖掘新的范式，或者重新认识与解释同一范式内部的构成要素。
按照宪法学研究范式，宪法学基本范畴建立的标志或基本条件是符合历史、现实和逻辑发展要求。作者认为，构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宪法——法律；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人权——基本权利；主权——国际社会。其中，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即宪法学应成为发现与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人学”，它的发展实际上是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是解决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如何最大化地实现人自身需求的科学。这一范畴体系的特点是：在选择基本范畴原则上，考虑了中国宪法学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把宪法学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有助于避免现实与范畴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揭示“中国宪法学”成立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区分“中国宪法学”和“中国的宪法学”[16]；有利于保持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历史性与开放性；有利于建立综合化的宪法学体系。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宪法学的使命，中国宪法学应在宽容和严肃的形态中实现自己的发展，防止理论的庸俗化与功利主义倾向，实现宪法学的通俗化与平民化。
作者认为，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基本途径是走“宪法学中国化”的道路，提倡宪法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范式与具体运用，确立中国宪法学的主体性，建立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与学术风格。具体地讲，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强调了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本土社会宪法现实的结合，使宪法学成为能够合理地解释本国宪法现象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取向，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规则与方法。在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史上，宪法学的本土化一直是影响宪法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与学术潮流，各国通过本土化的宪法理论解决本国面临的大量的宪法问题。由于宪法制度与理论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地方性，各国在发展宪法学体系时普遍注意把外国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与本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断地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理论。
宪法学中国化是综合性和开放性的概念，经过时代的变迁最后确立为宪法学发展与完善的
学术发展形式。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强调宪法学中国化的意义主要在于：
（1）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本质的价值在于解决本国实践中存在的宪法问题。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宪法问题也是不同的，很难采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或方法解决自己的宪法问题。外国的宪法学范畴或研究方法是在该国的历史与传统中孕育和诞生的，虽不能否认其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价值，但它首先是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体现，具有该国的理论特色。因此，当我们运用外国的宪法学范畴解决本国宪法问题时，需要考虑特定理论产生与存在的社会脉络（contexts），客观地分析所移植的理论或方法的文化承受能力，避免简单的移植或模仿。
（2）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宪法现象的特殊性也要求中国化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宪法学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共同体提供解决现实的宪法问题的框架，并为人权价值的社会化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与价值基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改革的实践不断向宪法学提出新课题，并推动宪法学研究的不断创新。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其解决这些矛盾的困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以外国宪法理论解决问题也可能遇到认识与实践、价值与事实、方法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3）建立中国化的宪法学范畴有助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现代中国宪法学面临两个重要课题：一是认真总结宪法发展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宪法学寻找新起点；二是对正在发生的宪法范式的转型提供认识基础，为建立21世纪中国宪法学体系寻找基点。而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都与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有关。在寻找宪法学研究起点时，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与宪法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并从宪法文化价值出发思考现代宪法的理念问题。另外，宪法范式的转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宪法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生活中的宪法意义。
（4）宪法学固有的“反思——批判意识”的学术品格也是宪法学中国化的认识与逻辑基础。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的学术品格，在宪法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以理性的态度评价传统宪法学的价值与不足，鼓励理论创新，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反思与批判意识既适用于对本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外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这样才能实现宪法学的科学精神。
总之，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需要把中国社会当作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建构能动地解释和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并与宪政普遍性价值相结合的宪法学体系。这种客观性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能不具有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中国化”特色，并体现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2]2004年围绕1954年宪法制定50周年活动，学术界举办了各种讨论会，发表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作为实定法的1954年宪法的研究，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宪法学的影响、宪法制度的建立与宪法学基本体系之间的联系、50年代的宪法学对新中国宪法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论证。
[3]王铁崖：《宪法与国际法》，载《钱端升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4]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5]如民国时期宪法学者张知本的《宪法论》是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著作，采用了比较规范的学术范畴与体系。他把宪法学分为三编：第一编绪论，涉及国家概念与宪法概念；第二编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包括总论、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人民之义务；第三编，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权，包括总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考试机关、监察机关、地方制度等。以国家和宪法概念为出发点的宪法学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宪法学基本内容与体系，较好地结合了体系的完整性与命题的具体性。
[6]孟光：《人民宪法讲话》，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页。
[7]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页。
[8]吴家麟编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第2—5页。
[9]作者认为，目前有关宪法与法律的区别方面的理论，我们基本上沿用了50年代的表述，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10]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的框架是：第一章宪法及宪法之史的考察；第二章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第三章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第四章国家机构；第五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2]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1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200页。
[14]如张广博：《宪法学基本范畴再认识》，〈法学研究〉1987年3期，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6期。李、周两位学者提出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由五对范畴构成：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6
人力资源特有的载体是社会范畴中的生命体，它表征着预设的组织之内，蕴含着的总劳动力。依循医院独有的属性，医院范畴内的人力资源，可以细分成卫生技术这样的职员、工勤人员及关涉工程技术的那些职员、行政管理的管控人员。在这之中，卫生技术特性的人员被看成既有资源的主体，能完成本源层级内的医疗任务。医院之内，人力资源的管控有着全程的特性，贯穿平日之内的完整流程。人力资源预设的管控方式包含资源的辨识和规划、关涉的工作解析、资源维护及耗费掉的成本查验、人才的判别及聘用、预设的人才配置。除此之外，人力资源特有的管理规划还要涵盖智力开发、惯常的培训流程。这样做，能调动起工作热情，提升道德层级及素养，培育高层级的思想觉悟。
二、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漏洞及弊病
（一）整体素养不佳
很多医院人力资源的整体构架不合理，人员素养不佳。卫生人力资源有着总数目偏少、整体素养偏低的倾向。当前，基层范畴内的医疗单位很难吸纳高素养的新颖人才；表征着学术特性的科目带头人缺失潜藏的后劲。预设的科目进展只能依托返聘的老学者，技术梯队特有的断档弊病很重。规模偏大的医院，卫生人才既有的素养层级很高，但高精尖特性的技术职员还很缺乏，这就限制了潜藏价值的增长。
（二）管控机制不完善
人力资源范畴内的管理部门正在强化原始的功能。然而，与目前的发展要求相比，强化的速率还是偏低。人力资源管控的关联部门仍被局限于惯常的薪酬管理、福利及职工应有的劳保管理、存留职员档案、预设培训方式。管控部门既有的职权还没能延展至人力规划、岗位关联的说明拟定、薪酬评判特有的机制开发，没能遵循以人为本这一本源理念去规划日常的管理工作。旧有的竞争机制、绩效评判的机制打击了人员的积极性。人事工作依循的方式仍旧带有封闭的特性，没能接纳主动性、前瞻性的新方式。人力资源管理者特有的危机意识不佳，若遇到失常态势下的人事变更，则很难提出有效的化解路径。
（三）竞争态势被恶化
人才流动依托的机制保证包含流动态势下的自主择业、双向特性的就业选择。最近几年，人才竞争更加激烈，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处于劣势，出现了带有恶性倾向的多样竞争。医师人才的流动有如下的特性：从北方地区的省级医院流向南方地区的沿海医院；从国有医院渐渐流向合资特性的、外资及各地区的民营医院。与此同时，个体跳槽的倾向逐渐变更成集体跳槽。在恶性竞争的严峻态势下，有必要创设激励机制，着力吸纳并存留人才，化解恶性竞争的难题。
（四）人才流动
特有的疑难高端范畴内的医学人才突显出无序流动的倾向。医院人才耗费的培养经费偏高，培育周期偏长，对人才特有的素养层级也要预设很高要求。然而，高层级的、专业性的人才缺失与大量的需求没能契合。频繁的人员流动增加了人力成本，也增加了潜藏着的人才风险，消耗了无形资产。人力资源被预设的体制限制，仍旧依循终身制这一总规则，缺乏良性的竞争规制。人才互通并不顺畅，冗余下来的职员寻找不到互通的出口。合资及外资性的医院吸纳高层级的人才很难；高水准范畴内的人才管控还是难度偏大的。
三、加强当代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实效性的创新途径
（一）人力资源的平日调配
要评判人力资源的总体状态，对人力资源这一范畴的总量进行预设的结构配置，并创设质量配置的新路径。重新配置前，要明辨在岗职员的文化层级、性别架构及关联的职称、政治面貌及细分出来的年龄段。依循评判得来的结论，推断出人力管控的潜藏缺陷。此后，再依循设定好的发展规划和拟定好的任务目的，制订人才管控的详尽规划。明辨各个层级的人才需求，整合人才开发及接续的管理，提升管控的成效性。
（二）职员培训的新思路
人才培训的投入应逐渐增加，这样才能创办高层级的培训体系。医院要依循继续教育特有的形式，构建成效最优的培育框架。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可以促进人员素质的提升。要考量多层级的岗位需求，设定出成效性机制。若职员不能从设定好的培训流程中获取潜藏着的激励及可用的工作能力，那么创设的这一方案就没有实效性。例如，职员必备的认知包含了本源层级内的医疗知识、关涉护理的知识、专业特性的有关知识。预设的培训途径包含了惯用的在职培训、临床经验特有的培训、拟定好的课题培训。院内有的培训要依循设定好的程式；而讲座及拟定出来的授课程序不应随意更替。对培训的效果还要予以评判。复杂的市场态势下，人才流失的问题突显，为此还要预设心理辅助相关机制，随时观察职员心态并妥善疏导。
（三）职员激励的细化做法
职员在平日工作中应当被随时激励。有时激励独有的促动作用会超出惩罚。细节范畴的激励方式包含了预设多层级的奖金，向有贡献的职员发放。物质激励可以促进职员为获取更高层级的荣誉而不懈努力。
（四）职称晋升关联的机制
职称晋升机制要调动职员的积极心态，留住院内的优异人才。通过平日的考查，选拔出最优的人才，定期予以晋升。医学专业的新人才、管理范畴内的新人才，都要逐级被晋升。同时，要构建轮岗交流及特有的竞聘上岗、定期查验及考量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建设素质层级优异的队伍。医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应被渐渐提升。高效精干的新颖队伍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懂得日常的经营管理。根据医院现有的规模及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岗位设置，使新构建的人才构架与预设的岗位相契合。这样才能培育出高层级的医护职员，也能存留足量的后备人才，满足接续的需求。
（五）创设选拔流程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8
关键词：统战学；学科范畴；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刘邦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湖南长沙410083）
骆清，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统战学是一门新兴的基础性学科，其学科范畴尚未厘清、把握不准，已成为制约其学科发展的重大瓶颈。统一战线的思想与理论源远流长，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算起，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同志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就已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我们党内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门科学”{1}。但科学不等于学科，现代意义上的统战学学科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的事。改革开放以后，时任统战部长的李同志1979年重申统战学是一门专门的科学之命题，1985年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且分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志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1994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在第三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建设”，并指出这是统战理论研究的基础建设，没有这个基础建设，统一战线的科学大厦就很难建立起来。此后，包括统战学学科范畴在内的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迅速展开。时至今日，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毋庸讳言，统战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其进展不能算大，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界公认的学科。就其学科范畴的研究而言，基本上还处在统战工作的概念梳理和经验用语的提升阶段，统战学的概念体系远未形成，不能适应统战工作理论大厦建设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统战学的学科发展，也影响了党的统战事业的发展。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别的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2}。因此，深入探讨统战学的学科范畴，理论上具有丰富其学科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发展和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的重大价值。
本文立足学科建设视野探讨统战学的学科范畴，实为统战学学科之时展的必然。通观当今时代，现代统战工作迫切呼唤其学科范畴的拓展。统战学是关于党的统一战线的科学，其学科建设事关党和国家协商民主的重大战略，事关我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大业。探讨统战学的学科范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3}，足可见统战学的时代使命之厚重，其学科范畴理应与时俱进地大力拓展，诸如“协商民主”就应该成为该学科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新概念。正是顺应时代需要，广大专家学者也从理论高度，着力诠释了诸多新的统战学时代概念，诸如吴家庆教授认为“加强政治整合是统一战线汇聚力量的根本保证”{4}，丁三青教授认为要重视研究“新世纪新阶段的工农联盟问题”（或称之为“阶层联盟”）{5}，其“政治整合”、“阶层联盟”等新概念也理应纳入统战学的学科范畴之中。
加强统战学学科范畴的学理性探究，也是突破统战学学科理论发展瓶颈之使然。当前，统战学学科范畴的研究面临的问题较多，最要害的是，学界对统战学的学科范畴研究较少、认识不一，关于其学科范畴的许多概念及其概念体系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构建概念体系？都还未能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成为了其学科研究与发展的瓶颈，严重掣肘着具体概念乃至整个概念体系的时代拓展。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检索系统查询，专论统战学（含统一战线学）学科范畴的著作只有1部，论及统战学学科范畴的也只有5部。中国知网中，专论统战学（含统一战线学）学科范畴的文章只有2篇，论及者也不超过10篇。就其研究深度而言，一般都比较浅显，文字通常只有数百字，或强调建立学科范畴的重要性、必要性，或只是列出了一些具体概念，诸如政治、政党，人民、朋友、敌人，阶级、阶层、利益集团，领导者、同盟者，求同存异、共同利益、政治联盟，团结和斗争、战略和策略等，但什么是统战学学科范畴，其概念体系到底应该如何构建，构建其学科范畴的依据是什么等，都很少论及。因此，如何构建统战学的概念体系即如何建树统战学的学科范畴，还是一个亟待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也有同感，甚至直言“对于统战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以及统一战线的客观规律等还认识不够”{6}；“目前，统战学学科建设中对于概念、范畴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远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只有创造出适应统战学学科建设的概念范畴，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统战学的发展”{7}。
根据现有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统战学学科范畴建构的观点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多分法。二分法认为应构建两对基本概念体系，即同与异、分与合。{8}三分法认为主要概念应是“合与分、同与异、领导者与同盟军”{9}{10}。多分法主张者较多，如牛旭光主张“同与异、领导者与同盟者、战略与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合作与斗争”{11}；罗振建主张“共同利益和团结合作、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结构和功能、求同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战略和策略、实践形式和思想、领导者和同盟者”{12}；莫岳云、刘国普主张“领导者和同盟军、政治联盟、同与异、合作与斗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与策略”{13}等等。
毫无疑义，现有研究成果均具有较强的探索和奠基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有的过于笼统、概括不全。诸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两分法（参见注释8）、刘庆祥和王世豪的三分法（参见注释9和10）。二是有的过于宽泛、抽象不够。诸如牛旭光的五分法、罗振建的九分法和莫岳云、刘国普的七分法（参见注释11、12、13）。三是最为关键的，即上述研究都缺乏深刻的学理性分析和学科性反思，没有从学科属性和本质规定性上去认识学科范畴，基本上都停留在提出一些基本范畴的概念，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应该由这些概念来构成学科范畴，也没有深入阐述这些概念应该如何构成概念体系，更多地是凭实践经验感觉其重要性来作取舍。应该说，从统战学的学科属性视角，其学科范畴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处在表层概述层面。
本文着力学理思维、重整学科概念体系，就是源自统战学学科自身内在的特殊矛盾性和本质规定性的客观要求。破解统战学学科范畴研究瓶颈的关键，是要对其范畴的内涵进行学理认识与准确界定。一般意义上说，范畴（category），是指一个学科的概念体系，是人的思维对该学科领域所包含的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14}范畴是人类认识的结晶，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范畴是进行理论思维的逻辑形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15}，从事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运用范畴去概括所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正是这些称之为范畴的一系列概念及其相互联系才构造起了学科的理论体系，正所谓学科范畴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同志也曾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6}事实上，正是这些体现各个学科特殊矛盾性的特定概念，组成了各自学科的概念体系，即各自的学科范畴。统战学的学科范畴也是一样，其范畴就是反映和体现统战学学科特殊矛盾性的概念体系。
从学科论视角，统战学的学科范畴应是人的思维对统一战线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抽象。换句话说，其抽象出的概念体系必须能反映和体现统战学学科的特殊矛盾性和本质规定性。首先应该概括和抽象出的，应是构建统战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词和关键词，它们应能体现其学科的特殊矛盾性，能反映和规定统战学的特质，是统战学特有的并将统战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那些核心概念。只有按照这种学科思维，统战学学科范畴的建构才能避免人为的随意性，体现本质规律性，其概念体系的选取与组合才具有基本准则。因此，必须遵循统一战线学科本质的规定性，围绕能反映和规定统战学学科特质的核心概念来搭建体系，才能形成科学适用的学科范畴。
正是基于上述学理性界定和反思，我们认为统战学学科范畴的构建，主要应围绕四组核心概念来组建学科概念体系，即求同与存异、合作与斗争、战略与策略、领导者与同盟者。显然，我们的观点既立足学界多年研究成果之基，又不简单等同于二分法、三分法或多分法。因为这四组核心概念反映和规定了统战学的特质，具有根本的学科逻辑规定性。其中，“求同与存异”是指统一战线的构成动因，“合作与斗争”是指统一战线的组合方式，“战略与策略”是指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方法，“领导者与同盟者”是指统一战线主体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四组概念是一个关于统一战线学术本质要素的完整组合，它既反映了我党统一战线领域工作实践的全部过程，是党的统战工作的系统整合和经验升华，也反映了统战学学科范畴的本质特色，体现和反映出了统战学的学科理路和特质范式，是构建统战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论的独特概念体系。其深层的学理性，使其能够作为组建统战学学科范畴的主纲，其他概念都可以也必须以它们为基础而拓展延伸出来，从而形成四组概念体系即学科范畴。正因为这四组概念体系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分别揭示和反映出统一战线的构成动因、组合方式、方针和方法、主体间关系等四个方面的特殊矛盾性和本质规定性。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言，它们理应成为权威的统战学学科范畴的学术旨归。
下面，我们再将其具体内涵作进一步的学术揭示和解析，以利准确把握统战学学科范畴的本质内涵。
1.求同与存异
“同”在统战学中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求同”就是寻求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的过程。“求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它的主要内涵是通过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统一战线谋求民族的解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的主要内涵是通过建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谋求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异”在统战学中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政治态度、斗争目标上的差异。“存异”就是对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斗争目标的承认和兼顾。“存异”同样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现象，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当人类实现彻底解放之后，这种经济地位、经济利益、政治态度和斗争目标的差异将完全消失，人类将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人类社会必然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政见、不同的斗争目标。
“求同与存异”是统一战线的构成动因，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同”与“异”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态势，“同”与“异”矛盾的运动发展即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的运行机制，展同消异是统一战线的发展机制{17}。要“求同”，首先必须“存异”，正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差异性，才需要寻求共同点，才需要建立统一战线。如果这种社会差异性消失了，统一战线也就随之消失了。只有真正把握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差异性，才能真正寻求其共同点，通过各种政治斗争手段与策略，在不同政治基础、不同的斗争目标下，建立不同性质的联盟。如果忽视了差异性，也就必然会忽视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经济利益，就难以建立起真正凝聚意志的统一战线。所以，“存异”是“求同”的前提，“求同”是“存异”的目的。不“存异”就难以“求同”，只有承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才能与同盟者联合、团结和合作。当然，“存异”的目的必须是“求同”，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动因。我们党的十确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是“求同与存异”辩证统一的光辉典范。
为了实现“求同存异”的辩证统一，还必须讲究妥协、善于妥协。妥协是指用让步的方法避免与己不利的冲突，争取与己有利的形势，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恩格斯指出：“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18}列宁对政治上的妥协作了更具体的阐述：“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妥协。”还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19}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也曾同民族资产阶级做过各种妥协。必要的妥协是团结人民、壮大革命队伍的策略，也是分化瓦解敌人、孤立打击敌人、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就是由于十分尊重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差异性，从而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统一战线策略，实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2.合作与斗争
“合作”在统战学中有自己特定的涵义。从广义上讲，它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着实现共同的斗争目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从狭义上讲，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本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集团或特定的群体，乃至特定的个人，为着某种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而采取的联合与结盟。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20}
“斗争”在统战学中也有自己特定的涵义。从广义上讲，它是指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或对立的目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对抗行动。从狭义上讲，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本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集团或特定的群体，乃至特定的个人，为着某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对抗与分裂。当然，这种“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是武装斗争，有时是政治斗争，也有时是经济斗争。
“合作与斗争”在学科理论上可视为统一战线组合方式的特有概念，它是指构建统一战线既对立又统一的本质形式。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寻求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美国学者基欧汉（RobertKeohane，1941～）认为合作就是通过谈判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当行为者将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21}但合作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为了实现合作，一味地退让反而达不到合作的目的。在“合作”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斗争”，只要有不同政党或政治派别的存在，这种“斗争”就必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统一战线内部，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上客观存在着差异，必然导致主观政治态度、利益目标上的差异，所以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裂统一战线，斗争是争取和维护合作的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合作，联合、团结才是斗争的目的。所以，不能只讲联合，否认斗争，也不能只讲斗争，否认联合，要在合作的旗帜下开展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求得更加真诚的合作。
3.战略与策略
“战略”与“策略”是统战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战略”在统战学中是指某种社会政治力量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的方针任务，包括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外交战略等方面。“策略”在统战学中是指某种社会政治力量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如组织策略、宣传策略、资源管理策略、品牌策略、竞争策略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翻身解放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统一战线首先是作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一种策略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产生的。伴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统一战线就应运而生，相应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也随之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中所提出的两个“到处”和一个口号，亦即“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2}，就是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的中心问题。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反映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战略问题事关全局，即革命和建设的总方向、总路线、总任务；策略问题是关于事业的某个局部问题，是为实现战略任务并适应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采取的对策。战略是宏观决策和部署，策略是实现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战略是涉及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决策，策略则是临时性、局部性和一般性的决策。策略隶属于战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它服从于战略，依战略为转移，并为达到战略目标服务；而战略任务又必须通过具体的策略来一步一步地完成。战略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策略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略目标指导下，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统一战线要面对不同世界观、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要争取在共同目标下的合作，这既要讲究战略谋划，又要讲究工作策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灵魂。
4.领导者与同盟者
“领导者”在统战学中是指实现联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的核心。这种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可以是一个阶级或它的政党，也可以是一个领导集团。它根据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共同利益和斗争目标，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提出并制定寻求与实现联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盟者”在统战学中是指与“领导者”相对应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领导者与同盟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统一战线这一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没有领导者也就没有同盟者，没有同盟者也就不存在领导者。
“领导者与同盟者”是关于统战主体的重要概念，是指统一战线中主体各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范畴。统一战线是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结成的联盟，这种政治基础是由于主体各方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其中，“领导者”是核心，是推动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同盟者”是合作者，是统一战线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领导者必须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根据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善于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寻求共同利益、共同奋斗目标，努力巩固原有的同盟，并积极争取团结新的同盟者，不断扩大自己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因为历史在不断发展，社会将不断出现新的阶级、阶层、新的社会政治力量，领导者与同盟者实现联盟的政治基础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如果领导者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不能引导和确立与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奋斗目标，在社会政治力量中就会形成新的核心，形成与原有联盟相平行甚至相对立的新联盟，甚至有取代旧联盟的可能。因此，领导者一方面要努力寻求与同盟者共同的政治基础，向各类同盟者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运用正确的策略去团结坚定的可靠的同盟者，争取处于动摇状态的同盟者，团结大多数朋友，孤立极少数的敌人，实现最广泛的合作；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统一战线各方在政治利益上的差异，在给予适当照顾的同时，要保持自己在联合中的独立性，揭露企图搞分裂的同盟者，并敢于和善于同这样的同盟者作必要斗争，如果这样的同盟者公开分裂，还要敢于对它分化瓦解，直至彻底战胜它。
通观上述四组概念群，可见其各自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不仅分别揭示和反映出了统一战线的构成动因、组合方式、方针和方法、主体间关系等四个方面的特殊矛盾性和学科本质的内在规定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由其组成的概念体系，各自都能彰显出很强的自我规定性和相互规定性。其中，统一战线以“领导者”实现其一定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为旨归，要实现统一战线的目的，就离不开领导者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又强调通过“求同”、“存异”与“策略”获得其他“同盟者”的“合作”，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进行团结合作是统一战线的本质。正是这种相互规定性，构成了统一战线学术本质要素的有机统一，共同搭建起统战学学科范畴的发展平台，是构建统战学学科范畴的理想组合。
注释：
{1}：《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页。
{2}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6页。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4}吴家庆：《论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丁三青：《新世纪新阶段的工农联盟问题》，《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6}刘凤瑞：《统一战线疑难问题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7}刘菊香：《试论统战学与相关学科的整体关系》，《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8}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光明日报》2014年1月4日。
{9}刘庆祥：《马克思主义统战学的基本范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10}王世豪：《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1}牛旭光：《把统一战线科学的研究推向前进》，《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2}罗振建：《统一战线学研究简述》，《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3}莫岳云、刘国普：《统一战线学科体系建设若干问题初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4}《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51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3页。
{16}：《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9页。
{17}刘新庚等：《关于统战学学科界定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3页。
{19}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20}：《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8页。
{21}Keohane，Roberto.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5，pp.51.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86页。
academicthinkingontheCategoryofUnitedFrontScienceDiscipline
LiUBang-jie，LUoQing，LiUXin-geng
abstract：thecategoryofunitedfrontsciencedisciplineistheconceptualsystemthatmanifeststhesubject’sspecialcontradiction，anditisthecornerstoneofthetheoreticalsystemofunitedfrontsciencediscipline.therealitythatthecategoryofthesubjecthasnotbeenidentifiedandtheconceptualsystemhasnotformed，whichseverelyimpededfromdevelopingandnegativelyaffectedtheunitedfrontworkandthegeneralsituationofdemocracy.accordingtothesubject’sspecialcontradictionandessencestipulation，wemustrebuildtheconceptualsystemofdiscipline，andconstructtheconceptualsystemofunitedfrontsciencewhichcorearefourgroupsofconcepts：seekingcommongroundandreservingdifferences，cooperationandconflict，strategyandtactics，leaderandally，andfullyrevealtheessencestipulationofunitedfrontincludingthemotivationofconstitution，combinations，guidelinesandmethodandintersubjectiverelations，andformthecategoryofthesubject，logicallycombiningthenatureelementsofunitedfront，whichsupportandreflecttheorientationofunitedfrontscience.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9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内科护理的范畴篇10
只有效法天道，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争，人与自然不争，人与万物不争，才能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在构建生态社会上，老子和庄子都有自己的构想，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庄子提出了至德之世。“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4]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并不是消极的不发展的思想，而是由于他生活的时代社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老子痛心疾首的矫枉过正所致，表达了他对自然纯朴社会美的追求的愿望，可以说是包括老子在内的古代思想家为实现社会理想所采取的手段或方式，从长远来看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发展，可以让百姓安居乐业。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更详细，《庄子•马蹄》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遂，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缘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老子虽然没有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却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进一步提出了“人与天一也”的概念：“通道为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明确表达了天人合于自然与道的思想。“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6]“天乐”就是天人和谐的最高价值的生态美。同时因为“道生万物”，所依万物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因此它们同根同源，都是道自身的大化流行过程中的产物，它们之间构成一个和谐完整的体系，都是生态和谐之美的一部分。总之，“道”范畴中蕴含了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实现天乐的最高价值的生态美。
“道”范畴对自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表明我国古代就已认识到大自然对人类生命的重要性，人类与大自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大自然也就没有人类了。可是当前，人们为了经济的发展一味破坏、掠夺大自然，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然也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困境。要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必须正确认识大自然的重要性，保护好自然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人类在拯救大自然的同时才能获得自救。同时，科技的发展不仅破坏了大自然，也破坏了美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使自然之美失去了存在的载体，人类对自然界保留的越多也就是对自己的审美空间保留的越多，失去了自然之美，人类的审美空间将变得多么匮乏，人类的审美世界将变得多么虚无，因而对自然界的保护也是对人类审美空间的保护。所以“道”范畴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中不仅包含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也包含了拯救人类审美空间的重要思想。其次，“道”范畴中社会生态美学思想，对于形成健康的生态人和生态社会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日益加快，来自社会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负荷，在这些沉重的负荷之下人们往往只知道为了获取物质而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在物欲的潮流中失去了自我。“道”范畴中的“无为”“不争”的思想，不仅包含了人对待自然上要顺应自然，不与万物相争，同时也包含了怎样成为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的人，其中不尚贤的思想就是不过分地推崇世俗的多才多能之士，从而使人们不争功名而返回自然状态，在自然中才能脱去物质生活中的沉重的负担，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生态的人。同时，“道”范畴中的社会生态美学思想对于形成生态社会也有重要启示，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庄子的“至德之世”都是对理想的生态社会的憧憬。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生态社会的轨道，人们为了经济、科技的发展破坏、掠夺大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物质的关系，人也变得越来越冷漠、麻木，在背离人类长远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道”范畴中的对于建设生态社会的憧憬和设想对于我们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社会才能长远发展，否则只能是作茧自缚，损害自然、万物的利益也是损害人类自己的利益，人类社会职能走向灭亡。第三，“道”范畴中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展示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具有重要意义。“道”范畴中一个重要的生态美学原则就是天人合一，它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对于当前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有重要启示，要保护大自然，不能随意破坏大自然，同时要正确的开发和利用大自然，把保护大自然和开发利用大自然有机结合起来。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联系就是美的根源。美在和谐，所谓“天乐”就是生态和谐之美，这与西方的美在和谐有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在和谐认为美在数的比例与和谐，从而衍生出黄金分割率，中国的美在和谐并不要求严格的比例，而是一种相处和谐之道，和谐之美。“道”中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美学原则不仅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也展示了中国古典的一些美学原则，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的有重要的启示。综上所述，“道”范畴蕴含了深刻的生态美学原则，包含了自然的生态美学观、社会的生态美学观和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美学观。为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曾经忘却了这些生态美学原则，从而使人类和社会走上了歧途，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思考“道”范畴所蕴含的生态美学对于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促进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祝亚楠单位：鲁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