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1
中共中央于2015年10月完成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文中简称为“处分条例”或“条例”)，及时适应并满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中共中央印发该条例时指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可知，该条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的戒律总规矩，在党内相当于纪律刑法，体现比刑法更严格的刑法理念，党员同志和党组织只要有触碰党章的行为，都会受到纪律性刑法(即本条例)的处理。目前，条例的主体内容、篇章结构、行文风格、技术措施等外观性要素完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模式打造的党内纪律规范，既有刑法的法律地位，又有刑法的技术规范，更蕴含着丰富的刑法理念。其中，刑法理念既主导着条例的整体布局，又是条例的技术细节的参考标准，还是条例的“精神灵魂”，全面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党的“精神支柱”。
一、条例的指导思想借鉴刑法理念
条例和刑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类比性、趋同性和相似性，理念上基本相通，指导思想类比性借鉴于刑法。据此，理解条例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技术上需要事先领悟刑法的相关思想。
(一)刑法的指导思想。刑法的指导思想以保卫或保护对象为主线，主要保卫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保护财产权利、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可知，刑法保护对象归纳为：宏观性的国家政权和制度、微观性的各项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条例的指导思想。条例第1条可归纳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内团结和保证贯彻落实党的措施。可知，条例的指导思想借鉴于刑法的指导思想，行文技术上貌似刑法的“孪生兄弟”。
(三)条例指导思想与刑法比较的特殊性。根据刑法的特殊性：特定性、广泛性、严厉性、补充性和保障性来类比分析条例，其特特殊性为：特定性(针对党员和党组织)、广泛性(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厉性(纪律处分层层加码)、补充性(党内不能自发解决时才适用条例)和保障性(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党组织等)。
由此可见，根据刑法的指导思想类比推理，彼此之间极具类似性和参考性，条例的指导思想渗透了刑法理念，整体布局上嵌入了刑法思想，为价值导向的刑法理念准备了理念要素，夯实了价值理念基础，为刑法精神在条例中的运用提供学理支撑，从而表明条例的指导思想上借鉴了刑法理念。
二、条例的价值导向中的刑法理念
法律价值是理念层面的抽象指引，构成具体的“精神导引线”和法律的“价值灵魂”。据此，条例需要价值支持，尤其是价值导向方面的指引，把握价值方向，借鉴刑法技术构建出特有的价值导向，为条例中运行刑法理念提供价值根据和夯实学理根基。
(一)条例的保护价值。刑法是以刑罚手段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条例是以纪律处分手段保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保护党员的合法权益(潜在的长期权益)。可知，两者在保护方式上存在相似性，内在上具有相似性甚至一致性，理念精神上具有通用性。
(二)条例的目的价值。刑法的任务和刑法的目的都是保护合法权益，鉴于此，条例在宏观上理应保护合法权益，具体到条例条文上，保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和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可知，两者的目的价值基本相同，只是所及的对象不同，但在目的价值方面大体一致，可以类比出相似目的价值。
(三)功能导向价值。条例的功能价值具有导向性，指引刑法规范科学运行，实质上借鉴并来源于刑法，更具体来说是刑罚功能。我国的刑罚功能包括：对犯罪人的功能(惩罚和改造功能)、对社会的功能(威慑、教育和鼓励功能)和对被害人的功能。据此推之，条例整体上具有类似的功能导向价值，集中表现为：对违纪党员的功能和对党组织的功能，前者主要是对违纪党员的惩罚教育和管理，后者主要是对党组织的间接保护性功能，总体来说体现出刑法理念。
(四)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价值。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是刑事政策的重要核心方面，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手段与目的共同发挥效用，最终达到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刑法，但是我国很多年来的刑事政策实践，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非常重要体现重要的刑法理念。根据条例第4条第5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可知，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处理原则完全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既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模仿运用，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条例中的借鉴与应用，理应“散发”刑法理念。
由此可见，条例的价值导向具有多元性，全方位体现出丰富的刑法理念，既根源于刑法，又模拟刑法，更形成刑法观念的有机整体。反言思之，刑法理念贯穿于条例的宏观整体和全过程，完全可以说刑法理念的“细胞”渗透于条例中，这为条例的刑法特性“添砖加瓦”。
三、法律地位中的刑法理念
刑法是根据宪法并结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的(刑法第1条)，既表明了刑法根据宪法制定，又确立了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重点在于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保卫国家政权的安全性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据条例第3条的基本精神：党章是党内宪法，党的纪律是党内的禁止性行为规则，共同表明纪律处分条例具有党内刑法特性，法律地位类似于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纪律处分为手段，达到教育和惩罚违纪党员和党组织的目的，最终有利于党的自身建设、自我净化和自我健康，有利于保证党员和党组织主动遵守各项规则、规矩，有利于引导党员自觉主动模范遵守党内行为规范，有利于党员和党组织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现多重意想不到的特殊绩效。据此可知，条例在党内法规体系中扮演着刑法的角色，根据党内宪法(党章)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制定出来，既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又保证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还保证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更能刷出党纪党规的“存在感”。因此，条例在党内法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刑法的法律效用，既保证成为落实党内公正的最有力防线，又保证主动模范遵守党内规则，更是保证党内民主、党内正义的“铜墙铁壁”。
四、适用原则中的刑法理念
条例是党内纪律处分的总章程和总规则，由有权的党组织根据条例总则和分则规定，结合违纪党员的具体违纪事实，运用三段论思维给予纪律处分，这个过程即条例的法律适用，总体来说需要遵循下列宏观性适用原则，反而它们又在精神理念层面指导微观适用。
(一)严格适用原则。刑法以剥夺人身自由权利为主体，以剥夺生命权为补充，以剥夺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为进一步补充，共同构成对犯罪人的严厉惩罚措施体系，核心关键是严格适用刑法，把握好量刑尺度分寸，既不能过松放纵罪犯，又不能过度适用侵害罪犯的合法权益，必须按照严格规则适用刑法。据此推之，纪律处分是对违纪党员的最严厉惩罚，最严重的处分措施有党内“死刑”(开除党籍)，这迫切要求适用条例同样遵守最严格规则，在惩罚违纪党员和保护其合法权益之间衡平法律利益，力争协调到最优状态，在无形过程中彰显条例的刑法理念。
(二)平等适用原则。对任何人平等适用法律既是最低法律底线，又是法律价值的最高追求，对犯罪人适用刑法有更高的质量要求，体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化应用。类比到处分条例即：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纪对象平等地适用处分规则，党纪根本不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对象。可知，党纪在理念层面运用了平等适用原则，平等科处纪律束缚所有违纪对象，保证党纪没有任何例外，这些都体现党纪领域内具体运用刑法理念。
(三)实事求是原则。刑法适用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根据实际情况适用刑法规则，保证最公正地对犯罪人处以罪有应得的刑罚，保证适用刑罚的公正性。同样，党纪处分必须以已经构成违纪的客观事实为根据，以党内纪律处分规则和国家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为准绳，根据不同情况、不同事实给予最恰当的纪律处分，这是在党纪处分中的“活学活用”刑法理念。
(四)违纪处分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法治发展趋势，类比到违纪处分领域同样需要遵循法定原则。例如，罪刑法定意味着法的至上性和独断性，在西方文化命意和法治文化意域下，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等价值理念与法密切相关，因此罪刑法定也就意味着刑罚权的制约与个体权利之保障，其主要价值取向是人权保障。罪刑法定表现为制度却生成于精神，作为法治精神在刑法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虽然条例中还没有公开宣示该原则，但根据刑法法治理念，并从整体思维上归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定理念，如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确定有罪，而违纪处分法定原则同样要求：没有明确的纪律处分规定，也不得实施处分违纪对象，从而遵循违纪处分法定原则。
(五)责任自负原则。虽然条例中没有明示责任自负原则，但可以根据刑法理论作类比引进之。罪责自负原则的基本含义：谁犯了罪，应当由谁承担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连累无辜。可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要求罪责自负原则，既满足法治的一般要求，又满足刑事法治的特殊要求。纪律处分条例同样有类似的原则性要求，即谁违了党纪谁应当承担纪律责任，只涉及违纪者本人，既不能连累其他党员，又不能牵连违纪党员的家属，更不能由他人代替接受违纪处分，绝对不能将违纪处分作市场化交易。
由此可见，条例中适用违纪处分规则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上述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党内处分程序的法治化运行，既符合党内民主程序，又符合党内公平、公正理念，更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迫切要求，上述适用原则共同构成和体现条例适用的刑法理念。
五、违纪与非违纪分类的刑法理念
刑法犯罪有重要的原则界线，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是重要的区分界定标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别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任何犯罪都不例外。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总是通过犯罪构成体现出来，不同犯罪构成，有不同的构成要件。据此，罪与非罪的理论关键在于是否判断为罪犯的问题，属于非常重大而且不能出问题的原则界线。同样，纪律处分条例有类似的原则界线，即在发生违法的行为时，条例第6条“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成为违纪和非违纪的重要判断标准，理应成为衡量党员违纪与否的“技术参数”，满足该标准时即构成违纪，否则不构成违纪。但是，条例对违纪和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没有作非常明确的规定，这的确是党内立法上的技术失误，笔者却从中搜索出“原始基因”，建议将来再度修改时加以关注重视，分别明确规定违纪和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既要保证违纪党员及时、全面地受到处分，又要保障没有违纪的党员不被错误地处分，更不能导演“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有罪思维。因此，违纪与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既是重要的党内法规的理论问题，又是具体适用条例时需要把握分寸的重大难题，理应成为是否处分的“60分”红线，这种“违纪与非违纪”界限体现了“罪与非罪”刑法理念。
六、违纪行为构成的刑法理念
在违纪和非违纪的重大原则问题解决之后，需要具体分析违纪构成，这是技术上分析如何构成违纪、违纪的构成要素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既有违纪构成的宏观理论，又有相对细节的技术理论，还有刑法精神方面的要素。违纪行为契合论题主旨，整体匕符合现代刑法法治理念，丰富刑法理念的法治内涵。
(一)违纪构成。论述违纪与非违纪的原则界线之后，构成违纪后需要分析违纪构成理论，据之借鉴犯罪构成理论。刑法中有犯罪构成理论，通说“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刑法条文完全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行文。其实，条例中的违纪处分条文参照了犯罪构成理论，违纪构成理论成为条文的学理根据，以违纪构成方式表达出来。例如，总则第6条中宏观性体现违纪构成理论，即：违纪主体是党组织和党员;违纪的主观方面一般是直接故意，例外的法定情形下是过失;违纪的客观方面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或者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违纪的客体是侵犯党、国家和人民利益，最终的结果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另外，条例分则每个条文都是违纪构成理论的具体运用，基本上都包括上述四个构成要件，限于技术性的篇幅原因没有必要逐一分析。
(二)违纪主体。刑法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组织，绝大部分是自然人，单位只在特定情形下构成犯罪，针对不同主体的刑罚各不相同。据此类比条例：第一，违纪主体是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员和党组织;第二，违纪责任人为：直接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条例第38条);第三，死亡党员的纪律处分：违纪党员在处分决定下达前死亡或者死亡之后发现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于应当给予其他处分的，只作相应的书面结论，不再给予纪律处分(条例第37条)。这点与刑法中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但有一定的差异(限于主题限制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可知，上述违纪主体的纪律处分条文正好契合刑法中的犯罪主体分类，在不知不觉中彰显刑法理念，体现了丰富的刑法思想。
(三)共同违纪。根据刑法，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过失不可能构成之，对首要分子、一般参与者及其他人，根据所起的作用、地位、参与的犯罪行为等方面因素综合确定每个犯罪分子的具体刑罚，过失犯罪独立适用刑法，不适用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则。条例第25条：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对为首者，从重处分;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给予处分;条例第26条：党组织领导机构的集体违纪，按照共同故意和过失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另外，还对经济方面的违纪的数额确定及教唆他人违纪分别参照共同犯罪理论作了相应的条文表述。可知，共同违纪根源于共同犯罪理论，具有“共同犯罪”的法律基因和法律细胞，其中充分“湿润”了刑法理念。
(四)主动交待和坦白。刑罚是刑法的重要结果，刑罚裁量是确定量刑的重要环节和行为方式，根据不同情节裁量刑罚，其中自首和坦白是相当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有利于司法机关早日结案，节省司法资源，犯罪嫌疑人以获得相对较少的刑罚为“成果”，司法机关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实质上说是用“刑罚”交换“效率”。根据条例第39条(具体条文略见条例，本文它处没有特别说明也应如此理解)所述的“主动交待”和“坦白”表述，运行了刑法的相应理论，显现了刑法“自首”和“坦白”因子，这些都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刑法理念。
(五)罪数。罪数是极其重要的刑法理论，既决定着定罪名称，又影响着量刑彻长度。其实，罪数是指一人所犯之罪的数量;区分罪数，也就是区分一罪与数罪。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适当量刑和维护刑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这既是刑法中罪数理论的重点和难点，又是研习刑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初学者不容易领悟其学理真谛，尤其—个犯罪行为同时构成多个犯罪或者包含(于)其他犯罪，如何定罪成为重大的理论实践难题，学术争议理所当然比较大。根据条例第24条和罪数理论类比推理，针对一个违纪行为触犯多个条款和—个条款的违纪要件包含于其他条款情形下，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违纪适用规则，充分体现了罪数的刑法理念。
由此可见，违纪行为是条例规范的重要对象，体现相对宏观的刑法规范理念，既来源于刑法理论，又高于刑法理论，在纪律处分规范升华了刑法理念。据此，上述刑法理念只是“部分代表”，尽管不能囊括得最全面，但尽量提炼出最重要的刑法理念，以此展现条例中违纪行为构成方面的刑法理念。
七、纪律处分方面的刑法理念
纪律处分对应刑法中的“刑罚与其具体运用”，在主体行为构成违纪之后，根据条例总则的主旨精神、基本原则和宏观条款适用纪律处分规则，在分则中寻找对应的违纪行为，运行三段论思维，遵循法定程序纪律处分违纪者。
(一)纪律处分种类。刑罚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可以独立适用，有附加刑时一并适用，不能附加适用;附加刑一般是附加适用，有时也可以独立适用。主刑从轻至重分别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根据上述刑罚种类的划分，纪律处分种类也有类似“模版”：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改组和解散(条例第7-8条)。据此比较分析，纪律处分种类完全是按照刑罚种类“套用”过来的“产品”，既从宏观层面大分类，又从微观层面具体分类，分别契合刑罚种类分类，运行刑法思维和展现刑法理念。
(二)纪律处分规则。刑罚适用规则中有法定、酌定情节，即“应当”和“可以”，幅度上有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情形等，甚至还有免除刑罚的情形，两者交叉构成十多种具体的适用规则。根据条例第三章规定，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包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和免予党纪处分，并对从轻处分、从重处分、减轻处分和加重处分都作了相应的权威解释;另外，条例分则更是细微运用上述规则，针对每种违纪行为都有不同的处分规则。可知，纪律处分规则完全按照刑法思维模式运行，类似于刑罚适用规则，充分彰显刑法理念。
(三)总则效力。刑法第101条规定总则效力：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这是刑法对总则法律效力的总体概括，而条例中也有类似化条文，即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或者批准的其他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条例第44条)。可知，条例总则效力类同于刑法总则的效力，刑法理念属于无法省略的重要内容，表明除非有特有规定，总则不仅仅是分则的“总则”，而且是所有纪律处分类党内法规的“一般条款”(总则)，这些根源于刑法理论，无法回避刑法理念。
(四)“极刑”处罚。我国刑法还在一定范围内保留“死刑”，只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排除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和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另外，还有“死刑”和“死缓”的区分(限于行文技术原因没有必要深入探究，有需要的读者可自行研究)。据此，条例参照了刑法规定，保留了党纪“死刑”(开除党籍)和党纪“死缓”(留党察看)，即通过条例中“极刑”处罚方式感悟到刑法理念。
(五)数罪并罚。数罪并罚是刑法适用的重要规则，不同的适用规则会影响到最终刑罚的多少，实质性影响着罪犯的切身权益。其实，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原则，各国立法例中主要有：吸收原则、并科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折衷原则。根据不同的并罚规则，犯罪人同时犯有二种以上罪行时，最终执行的刑罚极可能不同，甚至差异非常大。我国刑法针对不同的数罪分别采取吸收原则、并科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具体规则见刑法相关条款)。据此，条例全面体现并科原则、吸收原则和限重加重原则(条例第23条)，完全是借鉴刑法的“产物”，理所当然体现数罪并罚的刑法理念。
(六)累犯。累犯是刑罚裁量的重要制度，累犯从严从重处理是公认的刑法通则，我国刑法也不例外，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情形，但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据此，条例第20条第1款有违纪行为的累犯规则，限定为故意违纪之后再次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处罚方式是“应当从重处分”。可知，条例借鉴刑法累犯制度，属于刑罚裁量制度“累犯”的理论“翻拍”，当然体现累犯的刑法理念，运行着诸多的刑法思维。
由此可见，条例的违纪处分既在宏观上，又在具体制度方面体现刑法理念。虽然不可能归纳得最全面，但努力尽量提炼出处分条例中的刑法理念，上述诸多刑法理念只是“部分优秀代表”，以此引领条例向刑法方向发展，共同创新丰富其中的刑法理念。
八、整体布局方面的刑法理念
从细节方面分析了条例中的刑法理念，最终还要“落脚”到整体布局方面，既延伸各项具体制度的刑法理念，又归纳总结各项刑法理念，更是跨越和升华刑法法律精神，为条例的刑法理念夯实坚实基础结论。
(一)篇章结构。我国刑法以总则、分则和附则形式布局谋篇，条例也以总则、分则和附则的结构撰写具体条文。另外，两者的第一章有类似的结构，刑法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条例为“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其他章节还有很多类似性条款。可知，条例完全参照借鉴刑法撰写具体条文，即在篇章结构方面蕴含着诸多刑法理念。
(二)分则中轻重次序。我国刑法分则各罪基本上按照从重到轻的顺序排列，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对违纪处分行为的排列高度重合之，基本上从重到轻排列：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可知，条例分则中的各种违纪行为按照刑法分则的顺序作类似排列，从轻重次序方面借鉴刑法理念，提升了条例的刑法特性。
(三)从旧兼从轻。从旧兼从轻是刑法效力(溯及力)的重要处理规则，是处理新旧刑法效力的重要指导原则，即原则上按照行为当时的刑法处理，如果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适用新刑法，但按照当时的刑法已经生效的裁判继续有效，新刑法不得对生效裁判“翻烧饼”。条例也有从旧兼从轻的处理规则，已经结案的复查时按照当时的规定;行为发生时不认为是违纪的，条例认为是违纪的适用当时的规定;行为发生时是违纪的，依据当时的规定处理，但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据本条例处理。可知，条例中有原汁原昧的从旧兼从轻的处理规则，本来这是重要的刑法处理规则，却在条例中有类似条款，其中发挥核心效用是理应是刑法理念。
(四)条文技术。刑法条款按照犯罪构成理论表述条文，首先提出犯罪主体资质条件，然后是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虽然有些条文在某些犯罪条款中会有所简化，但不能脱离犯罪构成表达刑法条文。条例表述具体违纪行为并作出处罚规则时，行文技术上借鉴之并采取类似方法，其中的核心原因仍然是刑法理念。
由此可见，条例的整体布局展现强烈的刑法理念，既是对前述刑法理念的归纳总结，又是创新层面的刑法理念，重点集中于上述几大方面，共同归纳出条例的宏观层面的刑法理念，既是前述细节刑法理念的“继续发展”，又是诸多刑法理念的“归纳总结”。
综上，条例是刑法性质的党纪，既在行文技术方面“模仿”刑法，又在理念和整体布局谋篇方面契合刑法理念，还在法治精神方面贯穿刑法理念。因此，通过条例感悟刑法真谛，条例按照刑法思维行文，按照刑法技术表述条文，按照刑法理念布局违纪行为及处分规则。其实，刑法理念“全身贯注”于条例的方方面面，既是刑法技术的化身，又是刑法理念的升华，将刑法规则应用于条例的具体规则，完全是刑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条例既是刑法的技术补充和继续发展，又要求比刑法标准更高的技术参数，还体现比刑法更为严格的刑法理念。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2
该办法中设有罚则一章，对违反规定的外国人给予相应的处罚。在该办法的处罚中，处罚主体有国家体委、省、自治区体委；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停止登山活动、没收采集的标本、样品、化石和资料；对处罚不服的救济手段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罚适用方法有单处或者并处；行政处罚的范围包括未给随队的中国公民办理保险、提供医疗、急救以及必要的宿营、炊事用具；未按照国家体委批准的路线和山峰进行攀登；未经国家体委同意擅自展现外国团队所在国国旗；擅自吸收本团队以外的人员；未经批准擅自对所经地区的生物、岩石、矿物等进行观测和测绘活动等。该办法第24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体委或者省、自治区体委可以单处或者并处没收收集的标本、样品、化石和资料的处罚”，其中的单处和并处是行政处罚的适用方法，是对某一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决定选择一种处罚种类还是同时适用两种以上的处罚种类。选择决定单处还是并处的权力由行政主体行使，属于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之一。
2《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明确指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的主管部门，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由海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查处。第10条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为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即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工具，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侵权人期满不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本条规定包含了因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引起纠纷的解决方式、处罚种类和救济途径三点内容。当事人因奥林匹克侵权引起的纠纷属于奥林匹克标志所有者或许可使用者与侵权行为人间的民事纠纷，按照第10条规定，有协商、向人民法院提讼和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三种解决途径，其中协商和诉讼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而行政机关一般不对民事纠纷予以处理，只有在相对人申请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才可以受理民事纠纷对民事纠纷作出裁决，此时行政机关作出的裁决是行政裁决。“所谓行政裁决是指依法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
本条款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纠纷的处理显然是行政裁决，而不是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是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不需要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只要行政机关确定相对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并且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就可以依职权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工商行政部门先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的民事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然后在认定侵权成立后，可以依职权作出行政处罚，因为侵权人的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奥林匹克标志所有权人或许可使用人的私权，也对国家的公权领域造成侵害，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了行政违法的行为，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的行政主体可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该条例规定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工具，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从种类上看与《行政处罚法》相一致，但就具体处罚内容中罚款的数额，笔者认为有待进一步商榷。参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罚款数额为非法经营额三倍以下；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罚款数额为十万元以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中的“5万元以下的罚款”好似有些过轻。因为奥林匹克标志属于体育领域有的特殊标志，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社会声誉，比任何世界驰名的商标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精明的商家正是看到了奥林匹克标志的这种潜在的经济价值，纷纷以巨额资金竞相购买奥林匹克标志的使用权，为了保护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加大对侵权人的处罚力度，建议相应地加大罚款数额。
3《反兴奋剂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该条例对兴奋剂的管理、检查与检测、反兴奋剂的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特别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违法者分别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本文仅对行政责任进行分析。《反兴奋剂条例》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包括申戒罚、行为罚、资格罚和财产罚四大类。其中申戒罚中的警告（44条）；行为罚有责令改正（39条第2款）、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44条）；资格罚有吊销许可证（38条）、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或者运动员辅助工作（39条、40条、41条）；财产罚有没收违法所得（38条）、罚款（38条）、没收非法财物（39条、40条、41条）；除了上述体育行政处罚的种类外，还在45条规定了体育健身活动经营单位向参加者提供含有禁用物资的药品、食品的处罚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从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看，不仅有体育行政部门，还有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等行政主体。
第46条规定：“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从本条规定看，运动员违反本条例的，只对其实行内部处罚，不实施行政处罚，这是否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嫌疑？《反兴奋剂条例》是关于兴奋剂有关事项的专门行政法规，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运动员违反规定，侵犯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这种社团内部的处罚能代替行政处罚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体育社团对其实行内部处罚是因为使用兴奋剂违反了体育公平竞争的精神，属于违反体育规则而应受的处罚。两者的处罚事由是不同的，“前者的处罚事由是在竞技体育中违反了体育纪律、体育规则，而不论其是否违法。后者的处罚事由是尚不构成犯罪地违反了行政法，而不论其是否违反了体育纪律、体育规则。即使是同一行为同时应受到相应的两种处罚，处罚事由的性质也不同，一种处罚的事由是违反了体育纪律、体育规则，一种处罚的事由是尚不构成犯罪地违反了行政法，将两者混淆就是一种错误。另外，违反了体育纪律、体育规则，却不一定违反了行政法；违反了行政法，却不一定违反了体育纪律、体育规则。”运动员违法使用兴奋剂既违反了体育规则又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不能仅仅简单对其实行内部处罚，还应该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另外，46条规定的对运动员内部处罚是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虽然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处罚可能仅有上述列举的处罚种类，但这样规定令人感觉体育社会团体没有完全的自，只能按《反兴奋剂条例》中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借鉴《体育法》49、50条的规定，只说明按章程处罚而不规定处罚种类。在我国实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今天，政府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团体根据本社团发展的情况，自行管理，对违反章程规定的由社团按章程进行内部处罚，只要该处罚不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就不必受到法律的干涉。所以，作者认为第46条应该增加运动员违法的法律责任，同时解除对社团处罚的约束。
4《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第五章法律责任中5条有4条是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这4条中，分别对侵占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预留地或者改变其用途、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处罚种类涉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是对《体育法》关于体育设施保护的具体化，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0条的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体育法》中有关于公共体育设施处罚的规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处罚只能是在《体育法》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体育法》第52条规定：“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是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定，规定处罚种类是责令限期改正。《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中的规定是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具体化，并且给予处罚的种类只能有责令限期改正。因为“法律是行政法规和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依据或基础，后两者不得违反它，否则无效”。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3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
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新晨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4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
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5
【关键词】企业；奖惩；现状；对策
员工违纪惩戒是企业管理当中很重要和很棘手的问题。2008年以前,企业处理此问题的主要依据来自由国务院1982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法律制度虽然为严肃企业劳动纪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在计划经济理念指导下设计出来的法律制度日益显露出来。
2008年1月15日,《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在施行近26个年头后，终于被废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情况下，国有制经济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是国有企业的显著特征。因此，国有企业也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准行政机关的性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不是平等主体的关系，而是不平等的行政隶属关系，因此国务院颁布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赋予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处分的特权。
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后企业内部处分的现状
废除职工奖惩条例，并非废除对职工的奖惩！如何结合《劳动合同法》，制订企业对员工的奖惩办法？随着《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人力资源实际工作中，违纪员工处理与怠工员工管理更是成为人力资源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适当的处理方式和技巧往往导致不良的后果，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后，企业已经不能再依据该行政法规对劳动者进行处分。此时员工的违纪惩戒问题成为了新的问题,各方对此多有争论。那么，企业如何对劳动者进行约束管理呢？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后整整4个年头，笔者通过走访、了解部分煤炭企业，当前企业内部处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一）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延续以前的管理惯例，继续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对劳动者进行处分。
（二）部分企业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依据依法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实行内部管理及处分。
（三）极少数企业认为《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后，企业就不能再对劳动者进行处分。
通过对以上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法治社会日益健全和劳动者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继续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对劳动者进行处分，无疑增加了潜在的劳资纠纷，给企业内部管理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风险；而极少数企业认为《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后，企业就不能再对劳动者进行处分，这样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只有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依据依法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实行内部管理及处分，才可以规范劳动者行为，维护企业利益。
二、建立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实行内部处分的法律依据。
（一）《劳动法》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三、四款也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第十九条也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通过以上法律依据可以看出，法律对待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原则有三：一是订立程序合法，二是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是已经向劳动者公示，只要符合这三项条件，企业的劳动规章制度就具有法律效力，企业与劳动者都应当严格遵守。所以，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后，企业仍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约束管理。但需要企业“依法制订”劳动规章制度，并在劳动规章制度中对有关处分的事项予以明确。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依法制订”，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规章制度的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和已经向劳动者公示，那么，企业再对员工进行处分就是违法和不当的。
三、如何建立具有合法法律效力的企业规章制度实行内部处分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后，用人单位应当如何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结合司法实践，应当做好如下四点：
（一）依法制订。企业的规章制度实际上就是用人单位内部的“法律”。如何使之做到不违法？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允许的不违法。二是在相关法规条款上虽没有具体明确，但与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相吻合或不相冲突的，也应是合法的。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时最好聘请相关专家或法律顾问把关，以免存在违法条款。
（二）处罚调整。对于职工触犯刑律的，宜直接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对于职工违反企业内部纪律或规章的，建议其处罚方式视情节轻重酌行：批评教育违纪违规情况记入其档案一定时期内不提升职务合同期满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对因其有意违纪违规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视情节轻重采取扣减一定时间内的绩效工资、减缓工资提升，直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方式。
（三）程序有效。制定和修改的奖罚办法或相关规章制度应按照合法、民主、公示三个步骤进行。合法，即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其中内容合法是指规定的内容需符合国家法规对工作时间、工资、劳动安全与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民主，即用人单位和工会双方共同提出方案，双方通过平等协商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使劳动者知悉内容。公示，即制定和修改的职工奖惩办法或相关规章制度必须告知每一个员工。
（四）标准严谨。奖惩的依据和奖惩的尺度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好能量化标准，尤其是处罚的部分。对于奖惩办法或相关管理制度中规定应处罚的违纪违规行为，如量罚时缺乏明确标准或难以准确把握的，应按制定和修改奖罚办法或相关规章制度的程序进行补充确定处罚方式或标准并及时公示。
作者简介：
张贵军（1978－），男，河南林州人，大学本科，经济师，河南煤化集团永煤公司鑫龙煤业大众煤矿企业管理部经理。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6
一、草拟惩罚制度
惩罚制度的拟定工作不是由学校领导和几位教师决定，而是由学生拟定，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每学年开学伊始，我校组织学生征集惩罚方案，为了让学生有章可循，给予以下提示，分一般违纪和重大违纪两个方面。
一般违纪包括：纪律方面：1.无故迟到、早退的。2.不遵守课堂常规，影响课堂纪律，故意扰乱课堂秩序、自习秩序，影响同学学习和老师上课，致使教师无法实施教学和辅导，影响极坏的。3.在教室、楼道追逐打闹，乱喊乱叫、大声喧哗的。
学业方面：1.上课不认真听课、不认真完成作业、长期不完成作业等学习任务的。2.考试作弊，经常抄袭他人作业。
行为习惯方面：1.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的；折损花木、践踏草坪、破坏绿化的。2.故意损坏公物的；在楼道、教室墙壁内外、黑板、课桌（椅）等公共财物上乱涂、乱画、乱刻的。3.逃避卫生扫除及劳动的。4.举止不文明、说脏话、起外号、起哄的。5.服装、发型不符合学校要求的。
重大违纪包括：1.一般违纪行为重犯三次以上的。2.不接受批评教育、顶撞教师的。3.无故旷课3节以上的（包括早晚自习、早操、集体活动）。4.在校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的。5.在校内抽烟、喝酒的；偷窃他人财物的。6.私自带手机、ipad、mp4等进校园的。7.携带管制刀具等凶器进校园的。8.不经学校批准，不请假外出，私自离校达半天以上的。9.住校生上学期间夜不归宿的。10.在校外与不良少年勾结，结伙滋事的。
把这些违纪现象印发给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拟定具体的惩罚方案，确定惩罚方案的原则是科学性和实用性。学生拟定完各种惩罚方案后，各班收集并上报到学校德育处，学校组织数位教师对学生拟定的惩罚方案进行集中讨论，最终确定来自学生的原汁原味的惩罚方案。如对于无故迟到、早退的学生，惩罚的措施是撰写500字左右的说明书，说明具体情况，进行自我解剖。对于上课不认真听课、不认真完成作业、长期不完成作业等学习任务的学生，对他们上课罚站，直到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为止。对于不接受批评教育、顶撞教师的学生，视情节严重情况，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进行劳动教育。对于在校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的学生，给予记大过处分，并把违纪情况记录在个人档案里。
二、征求家长意见
草拟的惩罚制度还要与家长见面，要聆听家长的意见。于是学校把拟定的各项惩罚制度打印出来，以“校讯通”和“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把草拟的惩罚制度通知家长，征求家长对惩罚制度的意见，如果家长完全同意惩罚制度的相关内容，需要在“致家长一封信”的回执表上填写“同意”，如果对某一条惩罚方案有意见或建议，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学校根据家长的反馈意见，再对惩罚制度完善或修改，最终形成较为科学的惩罚制度。
征求家长意见，实际上是让家长获得知情权，也是学校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现在的家长维权意识较强，学校是育人的地方，不是执法部门，要考虑执行惩罚制度时遇到的麻烦――家长来学校滋事，学校和教师伤不起。现在不用担心了，惩罚条例是学生拟定的，家长又了解具体内容并同意惩罚制度的方案。
三、践行惩罚制度
学校的惩罚制度一旦定稿，立刻印刷出来，分发给每个学生和每个家长，在学校的公示栏里也张贴一份，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学校的惩罚制度。
学生和家长拿到惩罚制度后学校开始实施。学生出现违纪现象时，要对号入座，给予相应的惩罚。如高一学生孙某在颁布惩罚制度后，又一次无故迟到，便让他写一份说明书。高二学生刘某发型不符合学校要求，也让他写一份说明书。高二学生刘某上课玩手机，属于重大违纪，给予警告处分，第二次又发现玩手机，给予记大过处分。高一学生张某与高三学生田某因买饭发生冲突，然后田某在宿舍找张某滋事打架，并用水果刀捅伤张某，性质恶劣，给予田某留校察看处分，张某记大过处分……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7
关键词：《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社会中处罚的产品琳琅满目，从社会道德舆论的谴责，到合同法中处罚性的违约金，到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再到刑法中的刑罚等。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罚，即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控制的表现形式。处罚意味了主体违反了某种受强制保护的规则后的社会代价，或者说是报应的成本。其实我们首先应当为惩罚正名。一般意义上的惩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条件性， 实施惩罚必须以处于某集团或团体组织中的成员行为违规并触特定主体的利益为前提，即以造成损失和违规为前提条件；（2）临时性，惩罚是临时剥夺当事人的某种权益，是一种手段，不以惩罚为目的；（3）报应性 ，违规者要为自身行为不当而造成的后果承担自己的不利益；（4）惩戒性 ，如果使用适当，惩罚可以使违规行为者得到遏止的暗示，也可使其他主体习得到间接经验，不敢犯类似的错误，具有警示的性质，即可以威慑未来事件潜在的危险；（5）相对性，惩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动态性。（6）惩罚的局限性。惩罚不是万能的，效能是有限的，本身处罚的负面效应。使用不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罚，旧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确立的是企业对职工的惩罚的概念范畴体系，有的叫纪律处分，有的叫行政处分，有的叫行政处罚，有的经济处罚，个人以为“企业对职工的惩罚”这是经济性概念和行政概念的混合，从法律角度应当叫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分。根据《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员工的处分包括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事实上行政处分与纪律处分的区别。纪律处分是指社会组织对违反组织章程、内部规章制度的内部成员给予的处分。二者的区别是：第一，实施的主体不同，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处分，纪律处分是社会组织实施的处分；第二，实施的对象不同，行政处分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纪律处分的对象是社会组织的成员；第三，依据不同，行政处分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纪律处分的依据是法律、法规以及组织章程、规章制度、决议等。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处分概念的混淆不清是我国目前企业对劳动者处罚混乱的典型症状。
一、解读《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事过境迁
（一）《奖惩条例》颁布之后的经济体制的变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使国富民强起来，制定了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一个花费资本巨大的一个产业。因此有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服务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城市中的国有性质的企业的一切资源配置全都成为政府行为，老动者进入单位的门，就是单位的人。劳动者的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甚至子女受教育的幼儿园、学校，单位都大包大揽了。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的话，用人单位从此成为每一个老动者的依附的命根子。因此《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正是在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出笼，在以固定工为主体的劳动用工条件下制定的，企业劳动者作为计划经济的要素，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由政府纳入了计划的编制。企业严格限制劳动者的流动，企业无权通过将不合格的劳动力资源剔除出企业，当然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也就没有必要剔除出去，也就谈不上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同样当时也没有劳动力市场。公有制的企业为了维持内部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正常运作，在企业实行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企业对内部的职工的惩处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几经曲折改革后形成了崭新的孕育着巨大风险和机遇的市场模式，新的多元化的利益元素开始在旧的劳动关系管理格局中激荡。
（二）《奖惩条例》颁布之后劳动力资源市场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谈不上劳动力市场的，中国这二十多年经历了劳动力市场的从无到有的重大变迁，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首先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原来只能在农村从事种粮食生产，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现在不必再局限于农业生产了，可以转移到乡镇企业，而且现在也可以转移到小城镇，中等城镇，甚至转移到京沪等这样的大城市了，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是对于城市职工来讲，那么过去是铁饭碗，没有竞争。有权在中学毕业以后或者大学毕业以后由国家包办工作，那么现在竞争激烈众所周知，这个竞争者首先是外来务工人口，也就是农村转移到城市来的劳动力。 再次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那么现在更多的劳动力被配置到非国有经济里面去。 第四，非正规就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这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下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首先要清除过去妨碍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障碍。
（三）《奖惩条例》颁布后劳动关系的属性的变迁
与计划经济时代比，劳动关系日趋明朗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主体关系不是清晰明确的。国家代表全社会利益，企业行政和职工都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身份，表现为利益一体型的劳动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劳动行政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表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直接构成并自行管理的系统，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和劳动力利益的差异型关系。同时，由于双方主体之间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日趋契约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节方式主要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来实现，且劳动关系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劳动关系的形成、劳动条件的确定以及劳动力价格水平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状况。因此包括《奖惩条例》在内国家或地方颁布的处罚规定以及许多企业内部制定的处罚规则明显有参照《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的痕迹。过去的劳动关系的行政属性是对公有制企业采取政企不分的劳动关系从的行政属性走向商业属性，开始具备一种社会契约化的体征。
（四）《奖惩条例》颁布后劳动关系的调整理念的变化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行政化管理和员工的国家干部的身份待遇，因此出台了这种类似于如今公务员处罚条例的规定。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也被定性为行政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由于劳动者先天和后天具有的弱势地位，导致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局部范围出现比较严重的劳资矛盾，为了调整这一日益敏感的且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国家介入来平衡这种容易失衡的劳资关系，劳动法也越来越被赋予社会法的色彩，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我国劳动关系的价值的调整由此可见经历了从公法调整再到私法调整再到社会法调整的过程，完成了从人身依附到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社会进步过程。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不能因为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法的公法成分非要参照行政管理模式。
二、质疑在企业管理领域的惩罚原理
计划经济时代特殊的劳动关系和管理模式的大前提以及如此背景下演绎出来的小前提，使处罚成为维持稳定呆板的劳动系统的最为有效得手段，来维持企业组织庞大的行动能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行使着半政府的职能。企业职工基本上是终身制以及接班制，即职工进入企业之后，大多数是有进无出。如果职工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和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行为，企业是不能辞退他们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借助处罚的手段进行劳动管理和企业管理。似乎罚款成为企业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
（一）消极影响的心理学分析 实证的行为心理学上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东西的价值估计，比得到相同价值时的估价高出两倍。而且，当所得比预期多时，人们会很高兴；而当失去的比预期多时，损失带来的心理痛楚胜过认为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占有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痛苦越大。加上数千年惩罚的报复性和习惯性，认为惩罚带来的违反规则的成本足以遏止人对规范的挑战心理。通过惩罚原理达到循规蹈矩的增强目的。将这种惩罚的原理利用得淋漓尽致，工具主义的管理理念的异化导致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就得罚，管理者们迷恋于万能主义的惩罚，但是现代的管理文明强调管理的人性化，注重人权惩罚面临着全面的社会文明的挑战，管理的工具主义威胁着人类本身的价值。从管理学的发展来看，倾向于采用经济惩罚手段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最早的管理思想中，管理者会假设员工都是懒惰的、不自觉的，所以要用监管的方式来管理员工，如果员工违反了管理者的规定，自然要对员工进行处罚；现在的管理思想中，管理者会把所有员工都假设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拥有创造力的人，因此管理倾向以结果为导向，即按照员工的绩效进行评估，确定员工的报酬，而经济惩罚已经在逐渐淡出，已经被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用，因为管理学理论正在朝着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行政化管理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职工更多的是使用行政手段，缺乏用法律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管理企业，更缺乏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管理效应。处罚作为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的。当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即使企业使用某些行政手段管理企业，也绝不是政府性的行政手段，而应该是企业性的管理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处罚并不是万能的。企业管理和劳动管理手段多种多样。罚款适用的情形不应当过于宽泛。职工违反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可以通过教育、纪律处分、劳动仲裁或法律诉讼等途径解决。还可以通过订立短期劳动合同，签订劳动试用期合同来解决。惩罚是一种负增强的行为矫正技术，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惩罚权，容易使下属迎合上司的喜好，对上级惟惟诺诺，不提出自己的思考。动辄处罚会对员工心理造成冲击，员工会觉得自己本来固定的收入被扣掉了一部分，从而产生怨气。惩罚带来的强烈的剥夺感和屈辱感，在可以闭合的劳动力系统中劳动者往往会在优选择的情况下离开原先的用人单位，没有选择余地的劳动者只能“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其工作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二）负面影响的成本管理学分析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残酷竞争，劳动力剩余问题严峻，用人单位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拼命地降低成本和追求利润是吾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因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这种供求关系，为了自身的利益压低劳动者的使用成本，甚至于不惜非法处罚劳动者，企业制定自己的家法，处罚依据本身不合法，处罚员工随意性大，不讲求合理性，倾向领导的情绪化，程序不合法问题非常严重，劳动者为了保住一份工作往往面对企业非法处罚无可奈何，这种企业内部的“家庭暴力”严重地侵害者劳动者的权益，企业的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惩罚容易激化劳资矛盾，近年来因为企业处罚员工导致的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攀升，使劳动者和管理层关系紧张，造成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严重的信任危机，使企业内部的沟通成为严重的问题。管理者运用权力的方式直接影响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场所的氛围，所以它对于管理者十分重要。利用各种“花样”来处分员工，在本质上是为了阻止员工继续犯错，改善其工作态度，这种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企业借助自己的优势，利用劳动者的弱势，企业任意挥动乘法这根大棒，动辄惩罚劳动者，如停职、降职、罚款、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强行调动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细节。实施惩戒性规范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并非轻而易举的达到目的的。事实上惩戒者要依赖被惩戒者的支持，并且事后在与他人讨论有关事件时，要得到舆论（第三者）的支持。虽然企业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同样受到目标行动者的行动的外部影响，但是这里的规范对于劳动者来说，始终是一种倾向分离性的规范（即用人单位作为目标行动者所占受益者的比例较小），而用人单位则接近于共同性规范（用人单位作为目标行动者占受益者比例很大）。这样使得劳动者倾向于抵制规范，即使用人单位所拥有的控制权（可以充分惩罚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惩罚所获得的利益却是有限的。因为这种惩罚往往得不到被惩罚者的支持，同时实施惩戒者事后也不能得到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可见惩罚是具有边际效应，越是苛刻的盛行的惩罚主义越是造成混乱和不效益。惩罚会带来的价值有些时候足以抵消惩罚的效应，过多的使用惩罚也是管理者的一种无能表现。我们无法想象劳动者兢兢业业地劳动只是在处罚大鞭的挥舞下成就的现代劳动关系的管理文明。
三、亟待解决的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存在的弊端
目前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的合宪性、合法性、人道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作为两个利益并不完全重叠甚至相对对立的利益范畴，实务中的不规范现象亟待解决，这是我国各种使用劳动力的经济实体所面临的共同 的人力资源的管理难题。
（一）处罚的范围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企业对员工实施罚款司空见惯。按照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的《企业职工奖励条例》的规定， 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有权对职工实施罚款。该条例第11条规定了范围。（1）其中“违反劳动纪律，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消极怠工，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或者工作任务的”。无法判断“经常”的标准，缺乏操作标准。（2）“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调动、指挥，或者无理取闹，聚众闹事，打架斗殴，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无法判断后半部分是否为发生影响秩序的结果作为认定的标准。（3）“玩忽职守，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或者违章指挥，造成事故，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的条款，无法判断是并列关系和承接关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范围也没有界定，属于政治性的概念。（4）“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产生废品，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经常”没有明确界定，未量化处理，缺乏可操作性。（6）“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中“投机倒把”的称法已经没有详细的依据了。（7）“滥用职权，违反政策法令，违反财经纪律，偷税漏税，截留上缴利润，滥发奖金，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损公肥私，使国家和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职工有上述行为，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只说明触犯刑律才由国家司法机关惩处，明显政企不分，代替行政权的痕迹浓重，且可能导致重复处罚。（8）“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这款兜底性的条款更是为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企业往往擅自扩大处罚范围。
（二）处罚的依据存在的问题 首先，《企业职工奖励条例》、《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全民所有制公司职工管理规定》、《关于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实施办法》以及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作为企业处罚劳动者的依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不适应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目前企业仍然拿着这些旧船票来处罚劳动者，弊端久亦。《奖惩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体职工。对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给予奖励或惩罚，其批准权限和审批程序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办理。”我国目前有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涉外经济（包括外商投资、中外合资及港、澳、台投资经济）等经济类型，除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的企业中，都存在对职工罚款的问题，而这些企业行使罚款权目前是无法可依的。甚至于也已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样。其次，司法解释认可了企业制定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我国现行有关立法看，对企业规章的内容合法性规范、规章的制定程序以及公示的方式等都没有具体规定或根本没有规定。法律的真空地带不仅导致劳动者自身维权的缺乏依据，也使劳动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在解决劳动关系的问题过程中没有具体依据。至于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处罚依据，个人认为不应合法，劳动合同的鉴证工作不是强制的，用人单位往往提供格式合同，劳动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倘若处罚条款加入合同中，增加了处罚侵权的概率。
（三）处罚合理性存在的问题 《奖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但是没有严格的实施界限，企业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有的企业只是选择性的将这些惩罚措施变通使用，甚至有的企业与行政处罚法中的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经济罚的处罚方式混同，这些模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部处分条例有着明显的行政痕迹，且各企业中普遍存在奖惩不对称的问题。企业中普遍存在以扣代缴的经济处罚的做法，《奖惩条例》第16条规定：“对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众多企业往往是采取超过月工资的20%，认为是“一般”，所以可以特殊。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以罚代赔现象。赔偿和罚款不同，罚款属于处分性质；赔偿是职工应负的一种经济责任。企业常常采用处罚代替赔偿。惩罚劳动者常常的体现个人意志，体现了上司的个人情绪性、随意性和偏激性的特点。由于我国私人资本的不断发展，许多私营企业如雨后的春笋一样遍地开花，私人资本的对利追求的极端性，导致私人企业老板不惜侵害员工的合法利益，甚至随着自己的情绪随意不人道地处罚员工，甚至于用私人暴力对劳动者进行侵害。私人老板会因为个人酗酒、家庭矛盾或者工作的不愉快宣泄在处罚劳动者的身上，国内已经有了并不少见的报道。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只有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实施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的机关，才能依法定程序和权限，对违法者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而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不是行政执法机关，无权对职工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
1.企业规定对员工罚款无依据可查
原《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了对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职工进行罚款的权利，但2008年1月15日出台的国务院令第516号文明确废止了改条例，并规定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代替。因此，《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被废止后，企业行使处罚权的依据不复存在，如果企业仍将罚款作为对员工的惩处办法，可能面临相关条款被认定无效，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或者额外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一系列风险。因此，无论是从管理的有效性、实用性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合法性来看，用人单位都应当摒弃“罚款”这类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而选用风险更小更利于促进用工和谐的管理模式。
2.对于涉及职工利益的内部规章制度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9
1.企业规定对员工罚款无依据可查
原《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了对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职工进行罚款的权利,但2008年1月15日出台的国务院令第516号文明确废止了改条例,并规定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代替。因此,《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被废止后,企业行使处罚权的依据不复存在,如果企业仍将罚款作为对员工的惩处办法,可能面临相关条款被认定无效,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或者额外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一系列风险。因此,无论是从管理的有效性、实用性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合法性来看,用人单位都应当摒弃“罚款”这类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而选用风险更小更利于促进用工和谐的管理模式。
2.对于涉及职工利益的内部规章制度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中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篇10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青少年，系指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在本省的一切国家机关、居民（村民）委员会、学校、家庭、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青少年的义务，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组织各部门做好青少年保护工作，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各级教育部门对青少年保护工作负有重要责任，应经常检查了解青少年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共青团、妇联、工会组织应参与青少年保护工作，有权为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鼓励集体、个人兴办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各项公益事业。
第七条 青少年的人身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履行抚养、教育、保护青少年子女或被监护青少年的义务，不得放任不管、虐待和遗弃。违者由所在单位或居民（村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学校不得让学生从事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勤工俭学劳动，教师不得体罚或侮辱学生。违者由学校或学校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任何人不得拐卖、拐骗青少年，不得指使、胁迫、诱骗青少年行乞或表演恐怖、危险节目。违者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条 青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移居或长期离家在外，不能履行监护责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村民）委员会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
第九条 青少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为适龄青少年入学创造条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接收主管部门规定范围内的适龄青少年入学；
（二）违反市、县人民政府规定对学生收取费用；
（三）无正当理由停止学生上学或开除学生；
（四）使用危险校舍进行教学；
（五）出租或挪用校舍、学生活动场地和其他设施，严重影响教学和其他正常活动。
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任人，由学校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或者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承担使适龄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规定年限教育的义务，不得让其中途退学或就业，违者按《广东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雇用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违者按《广东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16周岁以上青少年可依法就业，雇用者应遵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得让青少年从事有毒、有害、危险或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劳动。违者按国家劳动法规和《广东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部门和单位，应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文化艺术作品。
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公园、影剧院、体育场等公共场所，应向青少年提供专场或其他优惠服务。
上述部门、单位和任何人不得向青少年传播淫秽物品或利用淫秽物品引诱、教唆青少年违法犯罪，违者按《广东省查禁淫秽物品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营业性舞厅（歌舞厅）和其他不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不得向青少年开放。营业性桌球和电子游戏机，非节假日不得向青少年学生开放。违者由当地文化行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警告或责令停业整顿，可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禁止任何人有下列行为：
（一）引诱、教唆青少年进行、盗窃、抢劫、流氓、强奸等违法犯罪活动；
（二）勒索、诈骗、抢夺青少年财物；
（三）指使、教唆青少年参加违法犯罪团伙；
（四）胁迫、引诱女青少年卖淫；
（五）教唆青少年吸毒或向青少年提供毒品。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十六条 工读学校（班）结业、劳动教养期满、刑满释放的青少年，在升学、复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青少年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十七条 人民政府应设立特殊的教育学校（班）和康复治疗机构，解决残疾、弱智青少年的生活、学习、医疗、就业等困难。
无人抚养的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由父母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设立的福利机构负责收养和教育。
第十八条 青少年对于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通过学校、教师、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任何组织或公民，在青少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向主管部门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