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篇1
近期以来,郎咸平教授一直在指责中国的改革,说它已经演变成一场钱权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并警告中央政府应该立即停止正在把中国引入权贵资本主义深渊的企业产权改革.郎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央政府也从行动上上认可了这一点.郎咸平也必将因此而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之后,郎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前经济的问题关键出在中国缺乏"信托责任"上,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守信用,那么信用应该从哪里来呢?郎教授说是从严格纪律约束中来,而非从自由放任的市场中来.所以,他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强迫人们去建立"信托责任".
二、郎引发中国对改革的反思和混乱
郎咸平的呐喊,引发了中国自改革以来对改革的空前的大反思和大辩论.实务界和理论界正陷入这场辩论的混乱局面之中.在这场混乱中,旧有的以"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建议为支撑的改革秩序和格局被打碎,而新的理论和建议支撑格局尚未来得及建立."主流经济学家"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建议、甚至他们的“良心”正在遭受公众的普遍质疑和谴责，而面对这些质疑和谴责他们只能无奈无力地选择“集体沉默”。“非主流经济学家”却似乎在郎咸平的呐喊声中看到踏入“主流”的曙光，而开始在郎的背影下活跃起来，不遗余力地和大众一道展开对昔日主流的激烈批判。但，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的郎咸平，因为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却企图超然于大陆的这场“主流”和“非主流”的争论之上。他不屑于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同样不屑于大陆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三、中国面临大抉择
理论界的混乱必然地导致实务界的迷茫，中央政府的关于改革的下一步的决策显得举步维艰。是的，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个另人心惊胆战、如履薄冰的重大抉择关口。我们的高层决策者也正站在一个或者彪炳青史，或者遗臭万年的十字路口。此时的决策你们一定要慎而又慎，思而又思。因为此时的决策，不仅关乎你们个人的历史声誉，更关乎的是中国十几亿人的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福祉！
四、大陆经济学家的失败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得以扬名立万的工具是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而以往指导中国改革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便是新古典和新制度理论了。这些理论都是在一些基本假设以上而展开的。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忽略的是，这些基本假设的成立是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的背后还有假设。他们理解了西方经济理论，也理解了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但却没有理解这些假设的假设。譬如，经济人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最基础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的成立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也就是说是需要假设的。这个假设的假设就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而这一切中国都是没有的。这个假设的假设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伊始，这个假设的假设在历经文艺复兴和正在启蒙运动的英国已经基本具备了，所以，根本未能进入亚当斯密的研究视野，而是被他没有意识到地当成隐含假设了。即使，后来的科斯意识到”产权“的重要，但是，在这个假设的假设的掩盖之下，他的对产权的描述也只是产权所有含义的冰山之水面上的一角，主体却隐藏在这个假设的假设下面。所以，这导致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
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现在才被证明失败，那么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诉求于苏联和中国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借以凝聚政治实力的理论基础，这种局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更是一个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工具，而非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术理论。这也是郎咸平对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盛情并不理睬的根本原因。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就更不是经济学家了。
五、郎咸平的误诊
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目前被无情的事实证明都是失败的，都是不可以信赖的。那么，企图超越中国主流和非主流之上的郎咸平教授是否是否可以信赖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本文开头提及的郎教授为中国经济所开的药方。
准确地说，郎的建议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病因，一个是处方。郎对中国改革病因的诊断结果是中国缺乏“信托责任”。
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其中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特质”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非人格化的态度”，而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有助于塑造这种系统的理性，换句话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特质产生于宗教纪律。郎咸平似乎想站在韦伯的肩上，企图从精神特质的角度诊断中国的改革，所以他的判断是中国缺乏“信托责任”。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真的是象韦伯所说的起源于新教伦理的非人格化的系统理性吗？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容易，需要一本专著才行。但，本文尝试在这里简单地给一个回答。答案就是不是。韦伯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精神气质的演变上，却忽略了社会其他维度的重大变化。譬如，文艺复兴的努力摆脱宗教纪律约束的非人道生活，倡导过自然的人性的世俗生活。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在于打碎宗教纪律对个人自由生活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本人认为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就是《君主论》的发表。马基雅维里在这本书中间接但却明确地，向基督教道德宣战，尽管他的真正意图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君主专制，但一个客观的效果是破坏了基督教权威。文艺复兴后，尤其在经过启蒙运动，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从否定个人“私欲”的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念到承认个人“私欲”的现代社会观念。幸福就是个人“私欲”的满足，满足个人“私欲”的东西就是财富，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就是产权。所以，承认个人“私欲”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承认个人产权。西方社会也为个人产权的承认展开种种斗争甚至战争。在承认“私欲”和“产权”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渴望幸福的人们使用自己的产权在现有的社会知识和财富积累拼命地掘取财富了、赚钱了。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了解释这一过程，本人提出了“制度核理论”，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有逻辑支持的人类制度演进框架。所谓的制度核就是，支撑支持人类具体社会制度的深层道德价值观念。该理论认为，在人类制度的产生和演进历史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产生于西方的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成立这短时期，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制度核，是在意识到个人“私欲“的存在却又无力满足的的背景下产生的，为规避痛苦，第一个制度核否定了个人”私欲“进而否定了个人产权。在第一个制度的支撑下，演化出了种种的非人道的具体的社会制度。譬如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国的三纲五常。同样，人类也正是在基于第一个制度核的制度的约束下，缓慢地进行了社会知识和财富的积累。随着社会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满足在第一个制度核期就意识到的“私欲”，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于是开始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也就是说第二个制度核形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
也就是说宗教是属于第一个制度核范畴的东西，是否定个人“私欲”的，是否定“产权”的，那么源于宗教伦理的所谓的系统理性也是暗含这些道德价值观念的，是反“资本主义”的。退一万步讲，也只能说这些系统理性在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环境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仅仅是促进而已。人是需要这些理性的纪律约束的，因为这些纪律可以促进人们的良好合作，有助于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展开。但是，人们并不是机械地单纯地遵守这些纪律，人们只所以遵守这些理性的纪律约束，是因为这些约束可以帮助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产权”去获取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财富。并非这些理性的纪律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是“私欲”和“产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即使，以前没有理性的纪律，人们也会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产权，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创造出理性的纪律来。所以关键是承认人性的个人“私欲”和“产权”，而非莫须有的理性的纪律。
所以，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诊断是误诊。中国的确缺乏“信托责任”，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个人“私欲”和“产权”没有得到承认和保护。郎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一流的,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鳖足的.正是是他混乱的解决思路使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感到了可乘之机,早已被证明失败了说法和观点有活跃起来.作为正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他同样没有意识到那些主流西方经济理论假设的假设.
六、中国改革的正确轨道
中国缺乏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根源不是中国人天生的就不守信用，天生的就不遵守法律规则。而是在于中国的个人产权没有得到明确和保护。中国缺乏权力意识。真正的诚信和法律意识只能在充分的个人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所以以后的中央政府决策的应该是以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为基本原则。促进保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法律环境的形成。也就是说产权改革的方向不能变，要变的是产权的观念。所有的产权从本质上只是属于个人范畴的，不存在企业的、集体的、国家的产权。所谓的“企业的产权”“集体产权”“国家的产权”是衍生于个人产权的，要么是个人产权的集合，要么为保护个人产权。
经济问题篇2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5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
资料1：
资金成就三门特色
人们每当提起浙江三门，自然会想起三门海水养殖业“三门青蟹”。然而，托起“三门青蟹横行世界”的正是三门农村信用社。有了资金的扶持，才有了今天的特色三门。
三门海水养殖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初，由于缺经验、缺技术、缺资金，加之受自然风险、市场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养殖业”和“高风险”是同名词，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三门县农村信用社看到养殖业的潜在力量，认定海洋经济必将成为该县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期间三门农信社不断投入信贷资金扶持农民发展海水养殖业，使养殖户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亏损到盈利的全过程。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三门县信用社意识到一个相当大的农贷市场已经出现。因此，信用社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明确了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在农村，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实际的支农新举措。此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三门县信用社逐渐重视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使农业生产从每家每户单干形式的生产经营中，走上产供销一条龙、销售有保障的农业规模生产轨道。信用社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28家，占全县农业龙头企业的78%，贷款额达1160多万元。其中的涛头养殖公司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公司+农户”的养殖新模式，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涛头模式”。
资料2：
灵宝市的县域经济之路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疲软等因素的影响，灵宝的两大支柱产业黄金和果品受到严峻挑战，经济开始步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低谷。面对这一形势，灵宝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积极推进“五大特色经济发展”，在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大力发展特色工业。灵宝市始终坚持把工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以由依靠资源上项目向依靠科技办工业转变为方向，产业抓骨干，企业上规模，产品创名牌，努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骨干工业群体。积极做大做强黄金、铅业、铜业、镁业四大地下产业和果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林板纸一体化、草牧加工四大地上产业等工业产业，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灵宝是传统农业大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三农”，难点也是“三农”。近年来，灵宝市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发展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装备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特色城市。灵宝市利用被列为全省加快城镇化进程26个重点县（市）的有利机遇，综合运作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品牌形象等城市资源，加快老区建设和新区绿化亮化美化，城市经营水平整体档次和审美品位有了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中州名镇”和“中州新村”。
经济问题篇3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核心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经济问题篇4
关键词：陈云；经济；问题意识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3日
经济不发展，社会难进步，国家难自强。着眼当下，经济发展的快慢已成为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陈云也不例外，他在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地思考与探索，总结了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将总结的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实践，进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陈云的经济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始于发现问题，成于分析问题，止于解决问题。研究陈云的经济问题意识，对我国当下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陈云经济问题意识始于发现问题
要想坐拥智慧，就必须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勤于思考的头脑，敢于提问的胆识。功勋卓著的陈云具有极强的经济问题意识，那么陈云经济问题意识的起点是什么呢？即始于发现问题。他发现问题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经济疑虑。只有善于解疑发问，在人们思考的过程中才会有所顿悟，才能取得进步。陈云很重视立足于经济疑虑发问这一原则。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经济建设就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对此，有人认为，应该先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好后，再发展其他产业。也有的人看到，尽管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显著提高，认为应该首先搞好人民生活。为消解人们的经济疑虑，陈云提出：经济建设与生活的位置应该如何摆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陈云继续弘扬消解经济疑虑促进步的做事方法。当时，中央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虽使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导致地方经济的无序竞争。针对这一情形：有人认为，市场上无序竞争是放权让利政策的使然，因而坚决否定这一政策，并希望停止该政策的实施；也有人认为，不能片面分析问题，这种政策使得市场更加活跃，无序竞争只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弊病一定会消失的。在此种情势下，陈云必然会思考：“如何加强和完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的问题。这足以说明，陈云惯于立足于经济疑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第二，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毫无疑虑，陈云在发现问题时，必然会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双重压力，即在军事上，面临着日军封锁包围与的围剿，在经济上，政府各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财经政策，大量发行边币，商人盲目地恶性竞争，导致严重的贸易逆差。在此种情势下，根据地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物价飞涨，形成了恶性通胀。边区经济的严重局势早已被陈云注意到，提出：“怎样做好财经工作？”并强调：“如何在商贸活动中注意进出平衡而不致吃亏，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具有远见卓识的陈云就发现，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唯有进一步地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带动工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才能进一步地发展。那么，陈云必然会思考：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如何推进以工促农等系列问题。
第三，基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在解决经济问题时，立足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发问，这无疑是一种取得进步的可靠路径。在发现问题时，陈云也基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发问。毫无疑问，建国之初我国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认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问题，就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陈云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为大多数之民呢，还是为少数之民？”“如何让农民有饭吃呢？”等系列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更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意义非凡。早在建国开始，粮食问题就备受陈云的关注。在实施粮食收购供应计划这一问题上，他继续基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发问。他认为，粮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更关系到人民的经济利益。反复强调：“粮食定，则天下定；粮食紧，则市场紧”，并提出：“如何保障粮食稳定的问题”。
二、陈云经济问题意识成于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介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分析问题是问题意识的关键环节，可以说，能否采取最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透彻地分析问题。因此，陈云经济问题意识成败就在于分析问题。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分析法。分析问题时要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从多方面、多视角分析问题。陈云把综合分析视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永恒理念。对于如何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使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这一问题。陈云认为应该用综合分析法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吸收有利的东西发展自己，坚决抵制国外有害的东西腐蚀心灵，强化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在经济建设方面，陈运依旧坚持综合分析，曾反复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实现相互之间的综合平衡。为了统筹全局的综合平衡，他将贸易、金融、财政的相互配合与“有计划、按比例”结合起来，并借助市场手段、管制手段和计划手段等手段，促进经济在综合平稳中前进。
第二，动态分析法。陈云在遇到经济问题时，常常以时间为基点，研究不同时期的经济动态以及经济政策，并从中抽象出其变动规律，试图阐释变化趋势。这种方法换言之就是动态分析法。他曾明确指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50年代创造的经济理论和操作体系，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与变化，不再适合全部用来指导80年代的经济。并强调：对于既定方针政策，要用动态分析法，要经过对比，根据当下的形势，及时加以校正，使之适应经济规模与新实践发展的要求。因此，陈云在40年代，根据经济发展的F实需要，他设计了“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在50年代，经济发展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显露出了新的问题。对此，陈云根据经济形势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架构。而到了80年代初，他继续运用动态分析法来分析问题，根据新的形势，对前者进行了矫正和完善，提出“三个两种”+“四跨”模式。陈云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的动态分析法对我们日后分析问题大有裨益。
第三，定量分析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陈云，在分析问题时，也遵循着缜密的分析理路。他研究经济问题时，为保持分析的缜密性，常常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化的测定分析，依据数字反映的结果，以及自己的经验和经济规律，分析经济问题。陈云缜密的分析思维也离不开定量分析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促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何确定国民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问题必然会被陈云敏感的问题意识所捕捉。他通过长期对国民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发现1961年国营贸易比重为24%～25%，较上一年19%的比重有所增加，同时也依据国营贸易比重对市场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规律，得出国营贸易比重的年增速正处于合理区间内，并进一步地阐述国家经济建设要保持在合理的上升区间的重要性。在确定基本建设投资原则这一问题上，陈云继续沿用这一分析方法，进行了如下思考：他首先对前几年的投资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1953～1955年国家基础建设投资持续上升，依次为65亿元、75亿元和86亿元，但在1956年突然高达1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1956年大量建设项目设备的进口和安装使得国家财政负担集聚加重，造成了财政收支失衡。综上所述，为了保证分析的准确性，陈云在制定经济政策和解决经济问题时，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三、陈云经济问题意识止于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问题意识的终点，亦是陈云经济问题意识的终点。换言之，陈云的经济问题意识止于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的轨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时，需要立足实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并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无独有偶，陈云的经济问题意识也突显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解放战争时期，为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国民政府除了剥削人民外，还滥发纸币，致使物价暴涨。在抑制物价飞涨这一问题上，陈云明确指出：有人在解决问题时忽略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急于下决定。这种做法是极其片面的，必须改变。并强调：“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长期组织经济工作的实践中，越发重视调查研究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建国初期的种种经济问题，各级政府坚持要实事求是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陈云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的关键第一步，否则都是一句空话。”如上所述，陈云将注重调查研究的解题方法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这种解题思想值得我们去深究。
其二，强调突破创新。追求进步，勇于突破创新的人，必须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突破创新是陈云经济问题意识的一个显性特征。他指出：“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由此可知，陈云将突破创新解题方法的重要性上升到“前进动力”的高度。毋庸置疑，“三大改造”在当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三大改造”的过程中，“一刀切”、步子过急过大和盲目集中等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为解决这些问题，陈云强调突破创新，换言之，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从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看到了传统的斯大林经济模式c我国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提出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除此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引领下，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时，陈云同样强调突破创新。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今时未必适用。只有不断地探索，敢于突破创新，努力学习新东西，才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新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突破创新的经济问题意识时刻引导着陈云解决一个又一个经济问题，度过一个又一个经济难关。
其三，力求稳中求进。在陈云解决经济问题的思维逻辑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思想尤为显著。换言之，在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时，不能盲目求快，强调在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经济思想。陈云反复强调：“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不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采取后者。尤其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时，更须注意这点。”当然，陈云讲求的“稳稳当当”、“慢一点”并不是一味求慢，停滞不前，而是在稳妥的前提下取得进步。在处理粮食价格和市场物价这一问题上，陈云力求稳中求进的处事方略。他指出，唯有足够的粮食食品供应市场，粮食的价格才能稳定，进而才能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那么，如何提供足够粮食食品供应市场呢？为解决这一问题，陈云依然坚持稳中求进的解题方法，他强调：要保证足够的粮食食品供应市场，势必要想方设法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只有保证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稳定生产，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经济工作才能稳定下来，整个社会才能在稳妥中求发展，求进步。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为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陈云分析了现实贸易交往格局的复杂性，指出：要掌握影响物价、回笼边币的重要物资，才能进一步促进边币币值的稳定。可见，稳重求进的解题思路在陈云的经济问题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问题篇5
（一）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
近五、六年来，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信息系统经济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信息网络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二，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第三，从单一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研究扩展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的信息经济问题的研究。
二 信息经济学的内容
从信息经济学发展历史出发，结合全球信息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来确定信息经济学实践研究的具体内容，把它加以归纳和系统化，这比脱离历史与现实，从事“规范研究”，抽象地议论信息经济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更为科学和更贴近生活。当然，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史还会延续下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将随之扩展和细化。但迄今为止，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完全可由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来构筑（注：本文未涉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云，而且还由于现代科学发展已使学科的划分较难用特定的研究对象作标准，边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之兴起，导致不同学科同时研究相同的对象，只是所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而已。）
（一）信息的经济研究
1.信息的费用与效用问题
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一样，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过程。信息又与劳动产品或服务一样，可以作为产出，满足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需要。信息还可以成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作为商品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价值、成本、价格。但信息商品的供求有其固有的特点，供给不仅决定于生产，还与传播有关，需求在满足过程中会诱发新的需求。同时信息商品的成本往往不以该商品的使用程度为转移，而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有特殊的形成规律，它的高低不仅受成本的影响，而且还与信息商品的效用大小相关。总之，信息商品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性，是信息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问题
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被称为软资源，其作用在于改进管理和决策，使物质和能量之类的硬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只是信息本身的集合，后者还扩展到与信息相联系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科学的管理。在分配中，要做到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对象提供恰当的信息。在管理中，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节约与效率的关系，达到信息共享、支持决策的目的。
3.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问题
信息系统、信息网络都是信息资源的组织形式，其建设与运行需要昂贵的经费支持，同时却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所产生的间接效益往往远大于直接效益。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建立和完善效益尽可能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是必须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则。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用于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资金等投入日益增加，为使这种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亟需研究对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进行费用与效益分析的评价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从生产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能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从基本建设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产品。这就决定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远比一般的信息产品的费用效益分析复杂得多，且有质的差别。
经济问题篇6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著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3、中和观点，认为小农经济要改革但不能过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然而小农经济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小农经济意识和表现在我国十分突出，解决这一问题极为艰难。我们一方面要维持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急进，出现了“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
的计算不同，有人主张私有化，有的主张维持现状，形成了两种不同学术上的观点。
“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上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有学者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温铁军先生认为：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游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
“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就业问题”。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通过上边的分析可见，小农经济的地位或作用仍然没有定论。个人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小农能够存在，只能是经济活动主体诉求表达的结果，也需要适应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内容提供的条件和提出的需求。在社会经济环境有利时，其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表现出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环境不利时，其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影响。它能被经济主体选择并广泛存在，证明在长期的历史中是有一定功效的。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同上文中对小农经济定义的分析一样，它本身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能否适应具体的社会环境，更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参考文献：
仲亚东.小农经济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曹东勃.小农经济改造与中国农村改革.财经问题研究：2009(1)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8，(4)
经济问题篇7
分析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联系问题，并进一步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应对策略旨在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
广州；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
1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联系问题
首先，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在与其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竞争互补的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阻力仍然存在。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的行政壁垒对于珠江三角洲空间经济的联系和运行有着一定影响，从而导致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发展的渐近化和趋同化[1]。因此珠江三角洲应当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实现广州与珠江三角洲腹地区域之间的错位经济发展。其次，应当积极重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内部分异趋势。广州与佛山以及肇庆等城市之间的经济互补相对理想，但广州与深圳、东莞、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这不利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要想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应当制定合理的步骤和进程，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例如可以对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解，建立“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的经济圈，以此来带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后，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其与腹地区域之间的交通通达性还有待提升，例如广州与中山的相对距离要大于空间距离更加远的深圳。因此应当积极加强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网络建设，从而加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其他城市的联系。
2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珠江三角洲在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要想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二次发展，应当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采取有效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
2.1发展问题分析
2.1.1内部问题突出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定位重叠问题较为严重，这就导致了其内部重复建设较多、产业结构同构问题严重、经济合作深入不足等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城市彼此之间的整合不足，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中心地位虽然凸显，但广州也仅仅局限于点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拓展和辐射作用，从而限制了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延伸，降低了中心功能，城市认同感和凝聚力缩小。此外广州的经济贡献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区域中心城市来说，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2.1.2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传统的低水平、劳动密集型的外源型经济是当前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其虽在珠江三角洲第一轮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资源环境的约束力增大，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严重，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滞后于当今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环境和状态[2]。此外，珠江三角洲以“成本指向性”外资结构为主，其十分依赖于廉价的土地、环境成本以及劳动力，但经过多面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土地资源已经频临匮乏，区域建设用地十分紧张，同时其长期以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这就制约了当前区域内稳定、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制约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雾霾、酸雨等污染状况普遍，与自然的不和谐不利于珠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
2.1.3东岸与西岸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珠江口为分界，可以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分为东西两岸，东岸有广州、深圳、惠州、东莞四个城市，西岸有珠海、佛山、江门、肇庆以及中山等五个城市。就目前来看，东西两岸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西岸的竞争力要明显弱于东岸，从而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局面。但当前东岸城市的土地资源已经十分匮乏，传统的依靠土地和劳动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发展珠江三角洲西岸城市将成为珠江三角洲“二次创业”崭新阶段的重要趋势。
2.2应对策略探讨
2.2.1加强城市间的合作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强调现代城市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传统的“单打独斗”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应当加强珠江三角洲内部城市之间的互补、联系、合作、整合，杜绝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关系，通过板块式的经济形势将珠江三角洲做大、做强，实现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共赢和发展。具体来说，珠江三角洲内部应当积极打造“双核多心”的城镇中心体系，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珠江三角洲内部资源的整合。对于广州市来说，广州要定位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龙头城市、中心城市，不断加快自身的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强化自身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上的中心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将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珠江三角洲现代化中心都市。
2.2.2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珠江三角洲发展趋势，珠江三角洲区域应当以技术———产业创新为中心，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当坚持创新，坚持消化创新与集成创新齐头并进的方式，充分利用开放优势，吸引先进技术、消化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终实现技术出口，以此来培育本地企业成长，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3]。
2.2.3东西岸共同发展首先，要积极兴建运输网络，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强调西岸城市的重要地位；其次，政府要合理整合优化东西两岸的资源，提升西岸边资源集聚的能力；最后，以广东为首的东岸城市要积极加强与西岸城市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优势互补，以此来促进东西两岸的共发展。
3结语
本文简要分析了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中心地位，以及内部的经济联系问题，并针对广州市提出了具体建议。之后分析了珠江三角洲整体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和策略，旨在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协调、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雨欣.珠江三角洲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与思考[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
[2]李翠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8):66-70;139.
经济问题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经济建设中确立正确的发展观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过去我们谈论发展，总是和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物质资料的发展，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虽然也注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其地位远不如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来的重要。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物质文明呈现跳跃式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之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为人类敲起警钟：如此的发展，我们总有一天会毁灭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之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应该如何让我们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真正达到造福于人类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这里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过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一）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称其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奇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经济总值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些国家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最早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问题随之接踵而来。由于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严重问题。上个世纪，各个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大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是由于工业发展排放的废水、废气和有毒物质，不仅危害当时人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安全，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影响了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健康，并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这些重大污染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它告诫我们，在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进行建设及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否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各国纷纷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强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联系。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凝聚了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各国在环境保护的实践过程中纷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日本的树木银行，对毁坏的树木及时补救；法国出动气味警察，对市区中带有污染的气味进行监督；欧盟成员国谁污染谁付费；德国对饮料瓶征税等等。充分表现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虽然花大气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些得不偿失，但是经过努力，环境已经出现了改观。
（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重视环境而引发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暴雨、冰雹、高温、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甘肃直接经济损失近二十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期间，八百四十七点一五万人受灾。”“‘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8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11月29日，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全方位立体污染；12月27日，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全面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一）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4]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二）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
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第一，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考虑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环保技术和具有环保意识的人才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在已有的环境教育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计划，并已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全国示范工程。所谓“绿色大学”建设，就是围绕教育这一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核心内容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为本科生、研究生增设了一批有关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积极推动学生“绿色教育”课外实践。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一批符合清洁生产原理的新工艺、新技术。加快重大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建设规模化、集成化的科技环保企业和示范区。加强环境软科学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分阶段实施校园绿化工程，重视植物多样性，并逐步提高校园绿化覆盖率，使校园成为多种生物的保护地。与此同时，建设与清华历史、文化氛围及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园林景观。如：礼堂区、理学院区和北院区的环境美化等。采用无害化技术，对校园的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如建设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烟尘污染治理工程和校园生态环境监测网等。绿色大学，要求环保意识是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让这些未来的栋梁能够把环境保护意识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相继一些其他的大学也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口号。
除了对大学生之外，对社会形形的百姓也要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注重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从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出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教育之外，还要宣扬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例如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两千年前思想家所提出的，在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我们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丢掉我们传统的精神家园，而在极度追求物欲的世界观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第二，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三，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下转第27页）（上接第18页）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7月26日在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把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中组部也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把能耗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的22个指标之一。11月7日，国家发改委了由国务院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降低能耗指标的计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要比“十五”末期削减20%。今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让那些不重视污染防治工作，没有完成年度任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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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篇9
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进一步加快，网络经济以其跨时空的特点渗透到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并对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地区经济差距的缩短及就业结构的优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重视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提高认识，革新观念，转变方式，把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网络经济作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始终保持竞争力切入点。
二、网络经济概述
对于网络经济的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各自的认识和思考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很少有人对网络经济的内涵能够进行明确的阐述。在关于网络经济的定义及网络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研究问题上，学者们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导致所得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理解和定义，大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些关于网络经济的定义中的差别，有的是来自视角的不同，有的是来自表述的差异。基于不同学者对网络经济的定义，大致可以将对网络经济的理解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其一，以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络为基础载体。其二，信息网络作为一种工具作用于经济发展之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便捷的经营途径和最完全的商业信息，降低企业获得市场信息的成本。其三，网络信息不仅仅对微观经济发生作用，同时也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认为网络经济是it技术(包括与计算机及相关通讯行业的软硬件技术)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普遍适用，在经济发展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时效性更强的市场信息，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生活帮助，将人类的经济社会与人文社会通过互联网融合在一起，从而改变经济社会及人文社会的发展方式。这种在网络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形态，即为网络经济。与以往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有以下显著的特征：
1.直接性：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传统营销模式开始发生转变，网络实现了由生产终端到消费终端的直接连线，大幅度削减了传统营销模式中的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从而降低了商品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企业的经营效益。
2.快捷性：传统经济发展模型中，经济信息的传输需要通过实物载体来进行，而通过互联网为虚拟载体则大大缩减了经济信息的传输时间，增加了经济活动的快捷性。
3.渗透性：信息技术作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并且在网络信息技术的辅助下，产业间融合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
4.外部经济性：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信息资源以其更新快、传播快、可重复利用、可共享的优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他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持续性：信息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往往被一个所有者所掌握，它具有着资源的共享性，这一特点与实物显然不同，能有效地防止传统经济中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符合现阶段我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6.全球性：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计算机网络逐渐成为了一个覆盖全世界范围的虚拟世界，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使得世界经济与覆盖在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世界计算机网络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
三、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个体开始参与到网络经济大潮流之中。自从1994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到现在，据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的网站总数，已悄然攀升至323万个，相比较之下比2008年末增长了7.4%。另外，2011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规模持续扩张，到2011年5月份这个数目已经攀升至5.05亿，普及率达到37.7%，手机网民数量达3.4亿。诚然如是，网民规模迅速扩大之下却掩藏着另一个与其毫不对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网络环境要远远落后于互联网发达国家。这两个本应该和谐发展的要素出现了不和谐的问题，这就不断的在向我们昭示，要想推进我国网络信息的发展，就必须要做好互联网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工作。
从我国互联网环境的组成来看，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即出口带宽、网站、ip地址等资源环境，其二、即网民对于网络的选择心理及对待态度，这种态度和心理直接关乎到用户对于网络的信赖程度。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只有不足30%的网民信任网络世界，接受网络交易，而剩余的超过70%的网民则处于对于网络的摸索状态，接受网络但不接受网络交易，在网络注册时也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这种基于网民对于网络的不信任，严重的制约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发挥出来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故而，要想实现我国网络经济的全面腾飞，就必须不断的提高网络经济的可信度，提高网民对于网络经济的忠诚度。随着我国网民普及率及网络域名占比的逐年增加，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对各类网络应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经济占GDp的比重也逐渐增加，这一比重在2010第一季度达到了0.44%，同比2009年第一季度的0.31%，上升了0.13个百分点。尽管这一比例仍然很低，但从增长趋势来看，网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网络经济问题研究邱雪茹重庆市梁平县委党校摘要：本文首先从网络经济的定义及特征出发进行了探讨，然后，分析了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现状，并指出了我国网络经济存在的问题，最后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今后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会逐步显现，尤其是在国家政府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大环境下，网络经济与低碳经济的融合，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宠。我国互联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信息化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1.网络信息基础建设薄弱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起步较晚，尽管在近年来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由于研发力度的缺乏以及西方某些方面的技术封锁，目前我国网络建设的规模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远远不如。因此，要想促进我国的网络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不断完善网络基础建设，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金融电子化水平低，资金流通方式较落后数世纪的实物交易对我国人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非才兴起不足半个世纪的电子商务的影响可比，人们对电子商务一般持有的都是观望态度，缺少电子支付习惯，妨碍了网上交易的开展。因此，要想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必须不断的提高网络资金流通的可靠性，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网络经济的方便性、快捷性，进而让更多的消费人群选择电子支付，选择电子商务。
3.网络技术相对滞后，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中国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较为迅速，但在高端技术仍然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基础和支持，在技术标准和规则上全面受控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带来了严重的网络经济安全问题，如企业商业信息安全、企业资金安全、企业产品流通安全、企业客户信息等等。没有安全保证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无稽之谈。因此，要想推进我国的网络经济的发展，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是首要问题。
4.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近年来，由于网络管理法律法规的缺失，全网络安全立法和监督制度不完善，对网络犯罪的查处力度不够等原因，很多不良分子都将作案途径转移到了网络上来，这给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要想我国的网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不断的完善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将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剔除出去。
5.企业用网观念不强在网络经济模式下，网络所担当的就是虚拟世界中的市场角色，无论这个市场多么成熟，在没有企业进入之前，它就只可能处于冬眠状态。然而，我国许多企业对于刚刚兴起的网络经济都保持警惕，或不愿意投身于网络经济，或将网络经济仅仅当作一种新的营销手段，而不能将网络视为一个完整的市场，缺乏对于网络的信赖。诸多企业认为上网无利可图，或者本大利微，企业信赖问题就成为了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6.信用问题网络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信用问题也是阻碍网络经济的一大瓶颈。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络经济的信息虚假、信用欺诈、厂商和消费者的信誉是阻碍网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是造成网上购物、网上支付和网络配送受阻的重要原因。
四、促进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对策
虽然近年来我国网络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巨大，针对我国目前网络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1.发展思路和创新观念。网络经济的发展只着眼于国内发展产业的一般顺序，而要立足于全球竞争，就必须从政府、环境、体制、立法、等综合的角度出发，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切实抓紧和加快发展信息产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努力，实现网络经济的跨跃式发展。
2.立足国内，制定适宜网络经济发展的政策。由于世界各国存在着文化、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的差异，以及各国的网络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模仿其他国家以谋求网络经济的发展。必须针对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消费习惯和文化习惯，制定相应的网络经济政策，才能使网络经济在中国有独特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
3.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各国发展网络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网络经济的重要条件。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速宽带网，重点建设宽带接入网，努力提高网络覆盖面，提高网络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4.做好网络经济的发展规划和宏观指导。政府要通过统筹协调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如制定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及长远规划，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定与因特网及电子商务发展相关的法律，在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及网上交易的税收问题等方面应做出相应的规定。但同时也要注意政府对于网络经济的控制的度的问题，要紧抓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这一精髓，尽放权于企业。
5.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网络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树立全球化的观念，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整合我国的优势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市场的重新划分，建立国际竞争优势；同时也要放眼于国际，不断的加强国际网络信息交流，利用国际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来发展国内网络信息技术。
6.加强网络经济宣传和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发展网络经济的一大问题就在于专业人才的稀缺。因此，针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加大对于网络信息与市场经济混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着手培养一大批专业素质够硬、实践能力够强的网络经济型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革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提高网络信息技术人才的待遇，吸引人才回国。
经济问题篇10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着作看,都涉及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着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